德国新教牧师们在经历恐怖的世界大战后,于1945年10月向世人,更是向上帝悔改认罪,他们发表《斯图加特悔罪书》承认德国教会对希特勒带给人类的旷世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连带责任,这份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是信义宗牧师马丁·尼默勒,他有一首很著名的短诗流传于世: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默勒牧师
那些年,那些事儿,谁还记得?
2018-10-13 11:12:18

我是闲人


那些年,那些事儿,谁还记得?



大学时光之开场白(草稿)

1978--1982,这是我的大学时光。

那是一个思想活跃思想碰撞的年代。

我们虽是工科学生,但也关心着国家和身边发生的变化。

从1978年开始,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首先是右派摘帽,接着天安门事件被平反,彭德怀,刘少奇被平反,大批冤案被纠正,大批干部被解放,科技界文艺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重见天日,各类"牛鬼蛇神"再获重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

各种思想也冒了出来,我们曾跑到西单,目睹了1978、1979年间西单民主墙上的大字报,那里应该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源地。

我们曾在学校的阅报栏下,阅读思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场大讨论中的文章,见证了打破迷信,解放思想的全过程。

还记得当时政治课考试出了一道题《先生产后生活的做法对吗?试论述》,"先生产后生活 "是大庆精神之一,但这句话在当时已有争议。我觉得这道题出的非常棒,很活。这道题是50分的题 ,其结果是差不多一半同学不及格,后来校方对分数做了特殊处理。

我们亲身经历了1980年大学生竞选风潮,口口相传,听到许多北大等高校大学生竞选人民代表演讲概要,也听到刘源参加竞选的若干故事。这其中记忆最深的是在某高校的竞选大会上,一个学生说:"我是党员,我的父母,爷爷奶奶都是党员,我要为党的利益争当代表",另一个学生跳上台说:"我不是党员,我的父母,爷爷奶奶,祖宗八代都不是党员,我要为人民的利益争当代表"。

《中国青年》刊登的潘晓的一份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1979年1月1日,中国和美国建交。

1979年,打响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们班有个同学来自部队,他的战友上了前线,有人献出了生命。我的一个发小也上了战场,荣立三等功。

那是一个富有激情充满阳光的年代。

当时流行一个从清华喊起的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

后来,在一场国际比赛中,中国男排赢了,北大学子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最强音。

我们曾为中国男排的胜利而激动,烧报纸,烧扫帚,还有同学"劫持"一辆公交车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庆祝。 我们为中国女排第一次取得世界冠军而狂欢。 汪嘉伟,郎平,张蓉芳等成为我们心中的英雄。

那时,我们对中国男足也充满希望,男足在北京工体3:0战胜科威特,在马来西亚4:2反败为胜战胜沙特令人激动,场景多年不忘。

那是一个文艺开放文艺复苏的时代。

以复旦77级学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为代表的描写文革时期的文学作品,当时成为当时文学思潮的主流。

大学四年,我们看过美国电视剧《从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麦克·哈里斯、"头儿"、小鹿纯子家喻户晓。

看过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追捕》《望乡》。《Good morning, World 》、《杜丘之歌》《草帽歌》风靡校园,高仓健,真优美成了一代人心中的男神女神。

看过国产电影《小花》《庐山恋》《小街》,那时的明星是陈冲、刘晓庆、张瑜、郭凯敏。有一个电影叫《他是谁》,许亚军主演,演一个骗子。因为该片在太原晋祠拍摄,所以影响很深。多年荧屏不见许亚军,直至《人民的名义》,许亚军演祁同伟,都是坏人。



大学期间,台湾校园歌曲进入大陆,《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等得到学生们的喜爱。

邓丽君的歌曲悄然进入大陆,官方认定是靡靡之音,然而却在地下流行。

那时当红的歌星是李谷一,朱逢博,王洁实,谢莉斯等。轻声唱法出现,一首《乡恋》引发歌坛一场争论。这首歌不仅是唱法的改变,重要的是,她打破统一、僵化的模式,告别了千曲一调文艺时代。

我们在现场听过程琳的二胡独奏,苏小明的《军港之夜》。

交际舞开始恢复,在学校好像是地下的啊。记得我们班一帮男生把几个女生动员到情报所一间教室跳舞,结果几个女生躲在角落,没一个敢下场。

那是一个改革初启大潮涌动的时代。

经济改革初启,在安徽,四川等地农村出现"大包干","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

深圳特区成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的事件。我们毕业时,学校有几个同学分配到基建工程兵,开进深圳后,集体专业,成为第一代深圳人。

打开留学大门,我们班在大三大四时,各有一个同学出国留学,还有一些同学做着出国准备。毕业时,我们学校这届毕业生有几十个(五十个以上,基本集中在化工系,我们班只有一个指标)公派出国攻读博士,以至于化工系某些班分配时已经没几个人了。

......

那四年,事儿真多,目不暇接。

后记

本来计划写一个《大学时光》的系列习作,第一篇是《我们学校我们班》,刚下笔,脑子里就涌现出很多的事,都是大事,至少是我认为很重要,对我影响很大的事。每件事,都可以展开来写,都可以独立成为一篇文章。于是,我又萌发了另一个想法,写一个《1978--1982,那些年那些事儿》的系列。先把这些事记下来,算以后写《1978--1982,那些年的事儿》的一个提纲吧。

那四年,怎么发生了那么多事儿。

对我个人而言,那几年,眼界,修行,思想,境界都有明显提升,这和大环境的直接推动是分不开的。

那是一个变动的复苏的改革的令人目不暇接热血沸腾的时代。
dqdeer 发表评论于 2018-10-14 09:05:36
文革后 第一批大学生。
超然看众家 发表评论于 2018-10-14 08:21:02
还有美国的许多老电影,《冷酷的心》和《叶塞尼亚》、《玛利亚》三部墨西哥电影。还有一些解禁后的香港老电影。
黑贝王妃 发表评论于 2018-10-14 06:16:20
笔者记得真清楚,一说到想起很多。我是80级的,你说的都还记得一些。我那时最喜欢的男演员是周里京,男排的汪嘉伟,女排都喜欢。期待你下面的作品。
来也匆匆London 发表评论于 2018-10-14 00:17:36
你们那一代人的经历是最惊心动魄的。我的父母经常提起那段日子,从而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足。
方励之自传 (科大篇)(一)
发表于 2018 年 10 月 09 日 由 辰思

【中国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文集,编者的话:本文摘自《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松江路,2013年4月第一版),从该书第8章“8.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起,到第18章“18.持不同政见者”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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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 《方励之自传》封面,李淑娴教授提供

方励之先生“动笔”开始写自传的时间是1989年10月27日,那时他与夫人李淑娴老师正被“困”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里;地点是他们的临时住所,一排平房,窗子外挂厚窗帘,从内用木板钉死;撰文工具是一台四通公司产电脑。其实,早就有人建议方先生写自传,他总觉得没有必要,还不到自我总结生平的时候。若不是被困,若不是各方的强烈建议和催促如潮水般涌来,平时(包括担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时候和被撤职、开除党籍以后)总忙得不可开交的方先生真挤不出时间来写自传,即便如此,他在大使馆写的第一件发表作品是那年9月寄出的论文,《类星体固有速度的一个上限》。1990年6月25日,当艰难的外交谈判终于结束、方先生夫妇踏上通往异乡的旅途时,自传可谓已基本成形,约四分之三文字已定稿,其余四分之一则于当年秋天在英国剑桥完成。此后,自传的文稿一直伴随在方先生身边,但因为各种因素制约,多年来束之高阁,未能付梓。

2012年4月6日,那个意想不到、令人惋惜悲痛的日子,方励之先生在美国图桑市(Tucson)猝然撒手人寰。一年后,在方先生结交四分之一世纪的老朋友、“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主持下,以李淑娴老师为授权人和校订者,方先生的遗作《方励之自传》在宝岛台湾出版,成为方先生留在人间的声音。

有必要说明几点:文稿是用word写的,所用载体是曾经很流行而现在几乎绝迹的“软盘”(Floppy Disk)。出版之际,除了由简体横排改为繁体(台湾称正体)竖排,该书编辑部参考台湾的标准用字,对有些日常或习惯用语、译名、科学名词等作了修改(例如激光改称镭射);这一类修改,除了本书编辑摸索着做的工作,近日更由李淑娴老师依据方先生留下的打印稿逐字校对,基本上已完全“复原”。为此,本书编辑对李老师致以深深的敬意。另外,方先生文稿中数次提到1989年6月北京发生的事变,原出版者将方先生对它的称谓修改成多年后为国际新闻界普遍接受的“六四天安门事件”等叫法,我们对此未作变动。

方先生是一位学者,尽管遭遇的政治干预波诡云谲、蛮横无理,他一生以科学为立命之本,追求客观真理。自传由他亲手写成,记录了他真实的经历和真实的感受。方先生在科大度过了他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二十八年,那些年对他、对科大都有非凡的意义,本书编入附件的是他对那个年代的回顾。我们相信,只要是也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科大人,阅读方先生的自传,必定激起强烈的共鸣。只要读者与方先生有过接触,或对他的文风有所了解,读书时,必定对李淑娴老师的这段话(见《方励之自传》,“写在出版之前——尘封二十多年的遗稿”)深有同感:

“方励之以他一贯坦然、简洁、深入又诙谐的笔调,解剖自己所思、所想、所做,读来如同和他谈话,时而尖锐直逼主题,时而开怀大笑,似乎听得见他那特有的、极富感染力的朗朗笑声。”

李老师的另一段话(出处同上)描述了方先生对生活、对科大的情:

“他着迷于探索事物的本源,使他选定研究广袤的宇宙。他热爱生他、养他的苦难的故土,所以热衷于教育。他说过,‘办好教育就是为未来铺路。’在离国的二十年,励之除了正常教学、科研,还推动各种国际合作,尤其关心他的学生、他的科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STC)。他在科大副校长任上被‘开除’,不是他的错,更不是科大人的错,他魂牵梦萦的仍然是科大。当年,明知他办学的核心取向‘科学、民主、独立、创造’不为当局所喜,但不妨一试,他希望通过比较或可能为更多方面接受,也许能挤开一条缝,为这片土地留下希望的种子。‘被开除’,他毫不在乎‘官位’,而是割舍不下那个他曾付出全部青春热情的学校。”

方先生离世两周后,李老师到他在亚利桑那大学的办公室整理遗物。墙上有块黑板,就着黑板与来访的朋友或来问问题的学生边演算边讨论是方先生的习惯,黑板上还杂乱地写着许多公式,公式丛中,赫然写着一句英文谚语:

“But Fire burned beneath the Ashes”。

若直译,应译为“灰烬之下,火仍在燃烧”;若找最接近的中文成语,应是“薪尽火传”。

李老师不能确定,这句话是不是方先生写的。但至少,他把这句话留给了后人。

(执笔:刘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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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 方先生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办公室的那块黑板,方克提供

8.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科大)一共工作了二十八年零四个月,从1958年8月底到1987年1月中。进入科大和离开科大的时间虽然相隔近三十年,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点。进入科大时,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我离开科大时,再次被开除党籍。而且,两次开除党籍的方式也十分相似。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开除党员的正常手续是,先由该党员所在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进行讨论,该党员有权在会上申辩。充分讨论后,再付表决。若获通过,再呈报上级党委。批准后,才算生效。可见,开除党员一般是很麻烦的事。但是,党章上也规定,如遇紧急情况,上级党委可以直接决定开除一个党员,不需召开党支部会,也不给予被开除者申辩的机会,立即执行。

所谓“紧急情况”,一般指的是是战争、火灾、大地震等时间尺度很小的事件。在那种瞬息万变的场合,如果一个党员图谋不轨,容不得正常的开会手续。必须立即开除,才会动用这个特殊条款。我前后被开除党籍那两次,都不是在战场上,当时也没有地震,而是在大学上课。可是,两次都是按“紧急情况”办的,即立即予以开除,没有开会,也没有申辩的权利。

我之所以有幸连续两次获得这种待遇,并不是由于我的地位特殊(当然,也不是一点特殊都没有),主要原因是,按阶级斗争理论,大学本就是一个战场。毛泽东曾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指大学)统治”,“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实际上是国民党。”也就是说,大学就是一个国民党占领区。在大陆上消灭了国民党的军队后,大学就变成了消灭“国民党”的一个主要战场。就这样,我被“紧急”地消灭过两次。

这就是大学里的主旋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在1958年创办的。在我报到时,全校还只有一百多个筹辨人员,没有学生。办校的目的是,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力量培养科技人才。特别是培养研究和制造原子弹、导弹和卫星(简称“两弹一星”)的人才。当时中国发展“两弹一星”的计划,刚刚起步。

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完全仿效苏联科学院,研究人员不在大学任课,甚至很少带研究生。因此,创办一所大学由这些人任教,是个聪明的方案。科大最初的一批教授都来自科学院,不少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学者。所以,相对于中国徘徊不前的经济而言,这所大学的发展还算是快的。1980年开放后,去美国念物理学位的中国学生中,来自北大的最多,第二即科大,这是后话。我在科大,一开始是当一名物理助教。

科大创办的1958年,正在反右派运动之后,共产党鉴于大学的不佳表现,规定了更强硬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大校歌的主要几句是:“迎接这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又红又专,亦工亦农。”乍一听起来很像一首共产党党校的校歌。在1958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有位元帅来参加,明确地说,科大应仿照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军校——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办。科大的校园原来的确就是一所党校,即中共的国际党校,它的目的是培养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干部,它的学生主要是那些共产党还没有夺得政权的国家的共产党人。

科大第一任校长,由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虽然,早在一零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郭沫若就是出了名的诗人,但科大并未因他而产生诗气。事实上,此时郭沫若的诗也全是党“诗”了,我还记得一首:

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反正,一切向毛主席学,绝不会有错。比如,1961年有一次正式传达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指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考试时学生可以拿小抄。后来,在考场上,果然有学生根据这个指示,公开抄书,监考的教师只好佯装没有看见。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来到科大。第一,无论如何,我有机会再研究物理了;第二,我可以脱离核反应堆,而去研究自己更有兴趣的课题。短短的人生,最愉快的事之一,不过就是能研究一点自己有兴趣的问题。至于“亦工亦农”,我一点也不害怕,打井、捉猪我都会,还怕其他?1959年秋,科大物理教师被安排去“亦农”——到京郊的山上去种树。那个中午,我一顿饭吃了九个标准大小的馒头,成为全队之冠(也是我迄今最高的一顿进食记录)。可见我未忘农村,仍然是能吃也能劳动。

当然,这时的我,已经没有赞皇的赤膊与赤诚了(编者注:1957年12月,作为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一名在反右派运动中“有问题”的青年科技人员,方励之被“下放”到河北省赞皇县,他不畏艰苦,努力劳动,获得当地农民认同)。在农村那八个月里,我还是极相信,只要经过努力的劳动,自己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成为一个受信任的人。然而,党籍的开除表明,一切真心实意的努力都是徒劳。我明白了,企图给党中央写信一事(编者注:方励之的“问题”,是与北大老同学倪皖荪、李淑娴一起,在“鸣放”期间打算致信党中央,就团的工作提出建议。倪、李因此被北大定成右派分子),使我的等级发生了质的变化,被归入了另册(原出版者注:清代把户口册分为正册和另册。另册用来登记盗匪等坏人。后来用来比喻受到轻视和不公正待遇的人或事物)。就像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一个人的等级,一经确定,就极难改变一样,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一入另册(虽然它不公开写在身份证上),绝难有出头之日。任何努力,绝难得到承认。我不再幻想“经过改造”会再成为受到信任的人,事已不可逆转。青少年时代对共产党所抱有的天真和虔诚,就此消失殆尽。

“有如他以前由于宗教的长剑而理解了宗教一样,现在他又因政治的绞索而理解了政治。”这句斯宾诺沙在被逐出教门罪时所说的话,也是我被开除党籍时的感受。

但是,我仍抱有一个幻想,共产党也许会有农民那种是非标准,至少对于一个安分守己勤奋工作的人,是容纳的。所以,我一直想,只要谨守认真工作这一原则,或许还是有我的发展空间的。

于是,我很努力地教书。对教书,我确也有兴致。

在科大的第二年,1959年,我就开始上课。几乎物理系的所有课程,我都讲过。从一年级的普通物理,到高年级的近代物理,从基础实验物理,到各门理论物理,我都教过。1960年,一门量子力学课,原由近代物理所的一位教授主讲。课到一半,这位教授有事离去。后一半课,由我去接上。学生虽然知道我还只是一个助教,倒也没有因助教来接替教授上课而表示不满,我对讲课更有了信心。

同时,我也开始做研究,我选择了粒子物理。研究条件很差。当时只能看到苏联的期刊,欧美的出版物要时隔半年以上才看得到,更收不到任何预印本。周围同事中虽也有几个对粒子物理有兴趣,但也都是没有任何研究经验的年轻人,缺乏有效的讨论。孤立和闭塞是物理研究的大敌。困难虽多,但这终归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困难中也不乏乐趣。

1960年春,我开始投寄论文。初秋,我的一篇论文“用变形的传播函数计算核子的电核半径”被《物理学报》(Acta Physica Sinica)接受。当时《物理学报》的执行主编钱临照教授也在科大任课。一天下午,在一个没有人的楼梯口,他叫住我。他的面色喜忧各半。他先高兴地说,我的那篇论文即将付排发表。接着,又有难色地说:

“不过,不能用你的真名发表,你是不是改个名字?”

很显然,这不是他本人的意见,也不是《物理学报》编委的决定。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没有用笔名发表论文的传统。

我知道了,我的行为(发表论文)已经开始超越了对另册公民所规定的可活动范围,因而受到限制。不准用真名发表论文,就是清楚地警告我:注意你的身份!我没有对抗的余地,只有接受。我立即想到的笔名是“方之”。初中时,我和哥哥合作(以他为主)写的一篇文章在报上发表时,就署名为“方之”。但,钱临照先生不同意,因为这两个字还是太接近我的本名。钱先生是我极为尊重的一位长者,所以,我就放弃了给自己取名的权力,请他代为取名。他答应了。

1961年第一期《物理学报》,刊登了我的论文,作者是“王允然”。看到这个名字,我对钱先生更尊重了。他用这一名字暗暗地诏告世界,在中国发表物理论文,除了同行的审稿外,还必须有王(者)的允许(允然)才行!后来,这个“允然”果然被明文规定,凡投寄《物理学报》的论文,都要先由作者所在单位进行政治审查,无政治审查证明文件者,不予发表。我的第一篇论文,也即“王允然”那篇论文发表后,再投寄到《物理学报》的几篇论文,均被退回,皆因没有政治审查文件。不过,这些被退的论文并非无功,由它们作导因,钱临照先生与我渐渐建立了忘年交。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为无产阶级当局着想,也会觉得,物理学是一个十分讨厌的领域。第一,不能取缔物理学,因为它有用(一些有用的学科也被取消,如心理学),第二,无产阶级大师们又弄不清一些作者说的“电核半径”之类该属于什么阶级(不像心理学全属于资产阶级那么清楚简单)。如何在物理学领域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十分令他们为难,尽管如此,物理学也并没有侥幸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恢恢天网。

当时,不少《物理学报》上的论文“作者”的署名是401核物理研究组、918理论组、515宇宙线组等等。有的物理论文,整篇之中根本找不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不,有时能找到一个中国人的姓名,就是“毛泽东”。就如布洛辛采夫在40年代要请列宁来指导他的量子力学一样,60年代开始,中国物理学家必须请毛泽东来当自己论文的最高指导。60年代初,为了安抚被阶级斗争吓坏了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一位被认最开明的共产党领袖,陈毅,曾对他们说(大意),“你们不要怕,安心划船就是了,有共产党掌舵,大家放心”。后来,这句话被浓缩为“你划船,我掌舵”,到处传播,曾使不少知识分子感动得涕泪横流。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上权威,终于给知识分子安排了一席安全之地了。那就是,在伟大的共产主义航船上,我们应当是位于401号、918号或515号上的划船手,或驯服的划船工具。不是吗,从60年代初开始,《人民日报》上反复宣传,人人都要向雷锋学习,做共产党的一名驯服工具。

至于我,一名另册人,最多只能做一个连号码也没有的工具。

李淑娴的等级,则比我还要低,连王允然级也不到。她曾参与翻译苏联专家的着作,但出版时,根本没有她的姓名,也没有笔名,致谢中也没有提到。此人不存在了,进入了“不存在”等级。

我被开除出党后,我和李淑娴之间的“冷冻”状态结束,恢复了联系。她比我稍晚,于1958年,也被下放到农村,在北京远郊的门头沟。195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毛泽东颁布特赦令。李淑娴属特赦之列,右派帽子被正式地摘掉,并从农村回到北大。

为了对后世负责,这里似有必要补充几句。因为,再过几十年,我们的后代在看这一段回忆时,会以为李淑娴真曾有过一顶类似英女王的冕那样的帽子,可以戴上也可以摘掉。这是弄错了“摘掉右派帽子”的含义。社会主义中国的各类“帽子”,并无物质的对应物,而是人的等级分类。所谓戴“帽子”,意指该人属于“帽子”所标志的等类。“摘帽”是脱离该等类。一般说,各种帽子所表示的等类,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对象。当然,镇压的方式又是门类繁多,不容细述,我想,将来的学者在研究中国这一段历史时,一定会创建一门分支学科——帽子学。

李淑娴虽然摘了帽子,名义上的等类有所提高,但实质上并无大变,即仍是所谓“摘帽右派”(很抱歉,对于不熟悉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读者,对如此多的名词一定很感厌烦,但我不能不用)。她虽然在大学工作,但不准上课,更不准做研究,而被安排到学校内的工厂劳动。

从1959年到1961年,近两年里,李淑娴和我大体仍像反右派运动以前那样安排生活,只有星期六我才去北大,一起过一个周末。其他时间,她在北大,我在科大,各自奋斗。我们仍力图坚持先立业后成家的初衷。

到1961年夏,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决定结婚。那时,我还只发表了一篇王允然论文,而她更没有任何研究成果,距离我们当年想象的成家时应达到的立业水平,差太远了。我们失败了。

然而,我们不能不结婚,理由是,社会里已经不再有我们的奋斗空间,也许只有建立一个自己的家,才有一角属于自己的天地。

1961年以后,大学里的教学及研究气氛日趋淡薄。愈来愈政治化。极少学术研讨会,而政治学习每周至少一天。后来,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形势更趋紧张。大学里有很多告密者。一个偶然的机会,科大物理教师发现了一个告密者的记录,其中典型的一段是:

五个人在一间教师宿舍中闲谈(话题是报载的一个腐败案件)。

B:“皇帝眼皮底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A:“你(指B)是不是发烧了。”

F:“有没有阿司匹林(给B吃)。”

这时,D在暗笑。

当时的告密者还没有录音录像设备,但这一段记录之详细不亚于秘密录像。

这段告密记录的关键是,B用“皇帝”来称谓最高当局,而其他在场的人又用戏谑的方式响应B。这证明,所有在场者,对当局都是不忠的。其中,B现在浙江大学物理系,A在香港理工学院数学系,D在哈尔滨工业大学。F是我。其实,把最高当局称作“皇帝”,在当时已是闲谈时的通用语言,当局并未因此能惩戒我们。不过,连闲谈都被如此严密地监视,怎么可能安心地去做研究?

因此,我们决定结婚。至少,当局还没有财力足以在每一个家庭里都装上窃听器。所以,家,是一个安全岛。

另外,六十年代初,是一个人为的大饥荒年代。深翻之后的农村,是死神的世界。三年之中,全国有两千万人(另一说四千万人)死于饥馑。我很不愿意再回忆那个年代,特别不想再回忆那些由于饥饿而失去了人性尊严的人。一个濒临死亡的饿殍,往往仅仅为了一小口食物,就会失却一切道德、一切理智、一切规范,不再是人,而成了一头求生的动物。甚至还不如动物,因为动物还极少因饥饿而吃食自己的同类。是可悲?是可憎?是可卑?是可怜?都不是,这是社会主义在救中国啊!最惨的地方,全村统统饿死,不存在了。然而,村庄的墙壁上仍赫赫然地写着“共产主义是天堂,社会主义是桥梁”。就这样,幸福的社会主义公民,一下子就有几千万提前移民去了共产主义天堂!

大学里的一个流行的“研究”课题是,用同量的粮食,如何加以蒸煮才会使人吃下后感觉更饱。于是,有所谓双蒸法发明,即米饭要前后蒸煮两次变得极难吃再吃,因为难吃的东西会令人感到量多。有人提倡冷食,理由是冷物入胃时会明显感到食物的存在,就会产生较大的饱感。也有人反对,提倡热食,因为温度越高含有的卡路里越多。总之,饱感学研究,大行其道。我的视力,原来一直是1.5,就在那时迅速下降,变成了近视,开始戴眼镜,饥饿使眼前一切都变得昏暗和模糊。

我们想,结婚吧,那怕外面是一个末日将临的世界,自己的家,也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温馨。

我们于1961年10月6日结婚,婚礼在北大物理系的一个会议室举行。很简单。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另册公民,但还是来了很多朋友,也有我们的老师,世界上好人还是很多。一场婚礼,和谐而温暖。唯一不幸的是,那天大家吃的水果多是梨。在那饥荒年代,只有梨还买得到。按中国的习俗,婚礼上是禁吃梨的,因为,它预示着“离”。后来,果然应验了,从1969年到1987年,我们被迫一南一北两地分开生活了18年。

我们的家,一个11平方米的房间,就安在北大的16楼。命运似乎总是用循环重复来嘲弄人,16楼,就是1952年我们在北大念一年级时,李淑娴住过的楼。它也是一栋距离大饭厅和后来的三角地,即北大最敏感的政治地带,最近的楼,1957年的那首《是时候了》就贴在这个楼的东墙上。1961年的我们,已经不再是1957年,更不再是1952年了。命运的乖戾和沧桑竟至于此,绝没有想到,当年的我们如何竟成了现在的我们。50年代的烂漫幻想,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我们还不认为是输。我们还只有25岁!婚后,我们还是常常到这些学生食堂吃饭,像学生时代一样,吃过饭即开始念书。现在,我们不用去大图书馆一个楼上一个楼下地分开了。我们可以相邻地坐在一起,这是我们自己的家,虽然,每个人面前的书桌仍是那种学生用的小桌。

我和李淑娴(我们始终相互以全名相称,从相识,直到如今,故在此书中,亦始终用全称,无论婚前或婚后)合作的第一件事是翻译席夫(Leonard I. Schiff)的《量子力学》(Quantum Mechanics)。1962年,我在教量子力学。黄武汉教授转给我一份席夫一书的中文翻译。嘱我校阅,准备出版。由于原译稿质量不好,我决定重新翻译。按当时李淑娴的政治状况,不容她有发表译作的权利,但她仍参加了,因为这是我们共同喜欢的一本书。那时,她已怀孕,据说,规律的翻译工作,也会使胎儿受益。

等到我们的翻译完成后,阶级斗争的形势更严峻了。不仅李淑娴,连我也难于获得发表译文的许可。所以,席夫的《量子力学》的中文译本竟如禁书那样,不能出版。我们的诚实劳动,得不到承认。共产主义的价值观,绝不同于赞皇农民的价值观。

幸好,这个译稿没有被丢掉,辗转保存了下来。直到1980年,即开译此书之后的第18年,才得以出版。等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书出版时,那个在妊娠期中即得益于量子力学的胎儿,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已长大成人,进了北大技术物理系,恰好在学量子力学。而那位最早推荐我译此书的教授,则由于受不了政治迫害,已自杀多年了。

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即席夫《量子力学》的受益者,出生在1963年2月14日,情人节。这个好日子,给我们带来了一线转机。

经钱临照先生介绍和推荐,我认识了物理研究所的李荫远教授。李荫远教授当时是物理所固体物理理论研究室主任。他接受我参加他的研究组。这对我有极大的好处,一则研究条件比科大好得多,物理所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物理研究机构;再则,凡是我与物理所成员合作的文章,都可以通过物理所投寄,也就避免了政治审查,因为,不经科大投寄,科大不会审查。而物理所的政治部门又不会审查到我。我在政治上不属于物理所管理。就这样,利用政治与研究二者的交叉错位,我的一篇篇论文成了一条条漏网之鱼。为此,我一生都非常感谢这个“错位漏洞”的发现者和提供者,钱临照和李荫远两位先生〔不无巧合,钱先生的专长之一,即是固体中的位错(dislocation)〕。

在物理所,我的研究方向也改向固体物理。最初,我研究杂质在固体中的作用。那时,物理学已经知道,一块很理想的晶体,只要掺有极少量的杂质。其性质就会大变。可以说,整个晶体的性质是取决于那极少极少的杂质的。这不是新课题。做了一年,发表了两篇论文后,我又改向激光物理。

1961年,世界上有了第一支激光。1963年,中国有了第一支激光。后者就是在物理所制造的。激光物理是全新的物理领域,刚刚在开拓,所以,有极多的课题有待于研究。当时我选中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激光的相干性,研究激光发射的线宽;一是非线性光学效应,集中于双光子效应。除了在科大上课和政治学习外,我全力投入了研究。那是1957年以后,最成功的一年。1964年一年里,我一连完成6篇论文,其中4篇在当年的《物理学报》上就发表了。那一年,我是《物理学报》上发表论文最多的两个作者之一。钱临照先生看到我时,也每每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好像那也是他的成功。

不幸。我们又错了。

尽管,我们的每一丝成功感全然是来自物理学的,绝无一丝有损于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我的论文所讨论的全是激光的光辉,绝无一丝有碍于毛泽东思想的无上光辉,然而,1965年新年一过,我就再次被惩戒,要我再次去农村劳动。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位居第九的彭真,任北京市长。可能他也研究了“杂质问题”,他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水晶城,即全体居民中没有任何阶级敌人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城市。他们要把北京变成一个水晶城。于是,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即戴“帽子”的人一一被勒令迁出北京,我虽不是正式的专政对象,但也算一个“杂质”,故也成了被逐出北京的对象之一。

那一次,科大一共有一百多人被下放。大都是这类的杂质。开始我们都在北京西南的长阳农场劳动。劳动的内容与赞皇没有多少两样。不同的是,这时的农村早失去了大跃进之前的质朴和自然,下放人员也毫没有50年代的天真和激情了。除了劳动,每天都有政治学习,强迫每个人每天说谎、夸大、唯心的起誓、做作的忠诚,强颜的笑。人人都把内心深深地掩藏在一副猥琐的脸孔之下。人人都明白,无论你再多么勤奋,再多么虔诚,也不会洗去身上的“杂质”印记,就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一样。无论多么努力工作,也不能洗去那一块面包之罪,也不能免于终生被追捕的命运。下放长阳的人,也没有别的希望,只有等待着自己被逐出北京的命令。

1965年4月我接到了通知:调我去辽宁省营口的一个电子工厂。此一去,也就永远离开北京,也永远离开物理学了,同我一起在农场劳动的人,接到命令后,一个一个地离去了。我也准备走。在那个年代,绝少可能违抗这种调令,要知道,全国都是无产阶级的天下。

后来,我终于没有走,算是一个“奇迹”。

事情的变化源于严济慈先生。他当时是科大的副校长,又是中国物理界在世的最老的前辈。一天,严先生拿着我发表的论文找到科大党委书记刘达,表示不解,为什么要把正显露出研究才华的年轻人调走?就这样,刘达取消了成命。

的确是一个奇迹,因为,在那个年代,它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一,虽然严先生是副校长,但他对科大事务并无权力,因为他不是党员。大学一切事务均由共产党党委负责。一位非党副校长为一名物理助教的调动向党委进言,是极罕见的。因为,人事工作更是不容非党人士干预的禁区;二,一位党委书记竟接受了这个意见,把一个有案可查的“杂质”留在大学,这也极罕见的。后来。这位党委书记,刘达,倒也常来关心我,1987年,我第二次被开除党籍时,他早已退休,但还来关心我,说:

“共产党不喜欢你!”

我没有回应,停了几秒钟,他又似乎是自言自语:

“共产党也不喜欢我!”

这可能就是1965年他能接受严先生意见的原因。可见,那年我遇到的是一个二次方的罕见事件。

1965年秋天开学后,我从长阳农场回到科大,又重新上课。课目是量子电子学。我也从助教成为讲师。虽然有了转机,我还是心中有数,我是当局不喜欢的人。不喜欢,就不喜欢吧,人总不能为求别人的喜欢而生活。是个“杂质”就是个“杂质”吧,也不必去追求改变自己的本性。一个社会,也许就像一块固体一样,它的许多性质全然决定于这些极少极少的杂质。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杂质原子远比一个驯服的原子具有更大的力量。罗曼·罗兰说过:“在这前进的历史战车中,我们并非微不足道的小轮子。”

是的,那怕我们只是极少极少,我也并非只是一个不足道的小轮子。

只要自己把住自己的舵,我就是在参加当代的创世。
王超华:回应鲍彤“六四政变说”
发表于 2018 年 10 月 06 日 由 辰思

——“八九六四”三十周年阅读笔记之一

明年将是“八九六四”三十周年。有去中国访问的朋友,最近回来告知,南北走访,总有人或明或暗地预言,明年会有大事。说起来,明年不但是“八九六四”三十周年,也是“五四”一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而且还是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今年又恰逢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本有的一系列潜在危机,早就因增长减速而渐次浮现,如今更是处处掣肘。金融、房产、股市,“爆雷”和“割韭菜”的现实导致安全感严重缺失,恐慌悄然蔓延。对政治统治的态度,也出现从无感到困惑再到质疑的趋势。

这一切,都和1988年年底到1989年年初的社会气氛那么相似!

那时,经过1988年夏末通货膨胀导致的抢购恐慌,政府经济政策开始紧缩,可是社会商品化趋势并未稍懈,1989年上半年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还远远超出了上年夏天。人们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时时陷入由中央政府主导造成的强烈冲突的矛盾之中,而官方舆论控制却因为经济政策无法立即见效而更加收缩。社会困惑和恐慌,反映在那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姜昆相声的包袱,是天安门广场被开发成了一个露天大市场;反映在当时还不被正统文学界接纳的王朔作品,是夸张荒诞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里政治话语和商业投机的荒谬联姻。从年初开始,方励之给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出公开信,建议后者在改革开放十周年和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宣布大赦,释放十年前重判的政治犯魏京生。那之后,主持校园民主沙龙的北大历史系学生王丹就提出,1989年不但是五四七十周年和建国四十周年,而且还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北大校园一片怀疑人生的气氛,一方面“托派”(考托福)“麻派”(打麻将)“舞派”(开舞会)风行;另一方面,那年3月底,北大法律系毕业的诗人海子卧轨自杀,校园好友为他举办的朗诵纪念会,聚集起数千人,是1987年元旦游行以来最大的一次聚会(见张伯笠《逃离中国》)。学生在五四前后几乎必然会要有行动。胡耀邦四月十五日逝世,把这个机会提前了。

1、鲍彤“六四政变说”连接党内与学潮

“六四”二十九周年前夕,纽约时报中文版开始连载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女儿李南央对赵紫阳秘书鲍彤的访谈,开篇伊始,就提出“六四”实质上是一场政变。在鲍彤看来,胡耀邦逝世仅仅三四天,邓小平就开始了布局。为了保证自己享有“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不会被后继者如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身后遭到清算,邓小平公然违反党纪国法,针对赵紫阳发动了一场政变,最终引致“六四”屠杀。鲍彤说:“‘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他认为,“判断‘六四’的问题,关键是要明确一点:就是自始至终,主动的是邓小平一个人,其他别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动的。杨尚昆也是被动的,……北京市委是被动的,学生也是被动的。”他承认,“说这个话,学生会很伤心:邓小平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原来是把我们当成他的工具来搞赵紫阳的。”不过,他强调,“但是,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现实。”

鲍彤承认,他并不是第一个把“六四”镇压看作政变的人。不过,他的确是说得最为明确也最为肯定的一位。而且可以说,他是第一位把中共党内斗争(他认为只是邓小平的个人行为,没有使用“党内斗争”这种概念)和学生行动联系在一起谈论的人。以前,这两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交叉。一些人聚焦在当时中共内部的事态进展和力量消长,另外一些人则一门心思关注学生内部情况。九十年代,主要讨论者关切的都是后者;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诸如当事人回忆录等材料出现,前者已经显示出较前为重的份量。但将这两方面乃至更多方面综合起来考察的努力,目前还很少见。在这个意义上,鲍彤的说法有助于推动对“八九六四”更深入的研究。

具体来说,鲍彤的“政变说”指向几个重要的日期。第一,4月18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说“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引起邓小平警觉,并动手取消了这次会议上决定的若干举措。那之后赵和邓的几次见面谈话已经都不重要了,都是邓为了稳住赵,坚持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再处理的策略手段而已。第二,“4.26社论”的产生,包括从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后到社论出炉,这几天内李鹏和邓小平借着赵紫阳不在国内进行的种种激化矛盾的动作。第三,5月16日送走戈尔巴乔夫,5月17日召开常委会讨论戒严令,迫使赵紫阳辞职。

但是,鲍彤的陈述有很大问题。一是存在事实错误。例如,鲍彤重复赵紫阳《改革历程》书中的说法,认为胡耀邦追悼会后学潮趋于缓和,一部分学生已经主张复课,所以赵紫阳做了平息学潮的指示以后,就按照原定计划访问朝鲜去了。可事实恰恰相反,当时学潮毫无缓和迹象,反倒被追悼会时的经历(聚集广场悼念的十万学生不知道也没看到灵柩离去、学生代表下跪请愿、谣传李鹏出来接见却始终没出来,等等)激化了。北京全市规模的罢课,正是在追悼会结束后才开始的,此前只有零星院校进行过限时两天的罢课而已。另一个是逻辑含混。例如,一篇旨在通过描述抢救经过来澄清“耀邦是开会时被气死的”谣传的文章在4月18日深夜被撤稿(详见下文),鲍彤相信撤稿是因为邓小平有意激化矛盾,以便嫁祸赵紫阳。可是说到“4.26社论”激化矛盾时,他却无法回答:用社论激化矛盾的目的也是要嫁祸于人吗?赵紫阳当时不在国内,为什么邓小平仍然意图激化矛盾呢?再一个是存在重大疏漏,比如,戈尔巴乔夫抵京前两天,5月13日发起的绝食,将世界目光集中到天安门广场,并成功发动起北京全城和全国各地的民众抗议。这件事也是在邓小平的操作下发生的吗?鲍彤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要证明广大学生和民众仅仅是邓小平弄权阴谋的棋子,赵紫阳的陪绑,恐怕还需要更认真仔细的梳理和论证。

赵紫阳和鲍彤两人因为反对戒严令,反对动用武力镇压抗议示威的学生和民众,遭到长期政治迫害。鲍彤在六四之前的1989年5月28日即遭秘密绑架,并被长期监禁。赵紫阳遭剥夺政治权力和权利,被软禁家中十五年,但他直至逝世也没有改变自己反对镇压的立场。他们的道德勇气值得我们铭记。下面的讨论对他们一些说法、观点提出异议,对赵紫阳从政时某些作为有负面评判,都是出于探求历史的一份努力。具体观点并不影响我对他们两人失势后道德品格的敬仰,这是必须事先说明的。

2、悼胡及其政治意涵

对鲍彤“六四政变说”来讲,最重要的日期还是4月18日。因为据他说,这一天决定了邓小平的警觉和政变决心,证据就是在这同一天,邓小平推翻了赵紫阳主持做出的若干决定。总之,看上去就好像是赵紫阳在单枪匹马地为胡耀邦争取公道、恢复名誉,学生市民等等不过是当时的背景而已。果真如此吗?暂且不提赵紫阳1987年曾积极支持邓小平迫使胡耀邦辞职的往事,就说他4月18日提出的“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鲍彤视为关键,但其实这在当时的中共高官中,根本谈不上独特。毕竟,民众悼胡已经连续进行了三四天,并没有受到任何官方阻碍,反倒声势见长。

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当天开始,学生和市民就在校园张贴各种大小字报,并向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献呈花圈和挽联。到第三天,4月17日下午,政法大学500多人陪伴一辆三轮车步行四个小时,将悼胡期间首个直径两米的大型花圈送达广场。他们绕场游行一周后才将花圈放在纪念碑底座,随车播放的哀乐和《国际歌》、《国歌》吸引了上万人追随,十多名外国和港台记者采访,就连共青团中央正在召开的北京各高校团委书记会议得到消息后,也以现场观察的名义停会,让情绪兴奋的与会者前往广场。17日深夜,约6000北大学生走出校园,同样是步行四个小时,在4月18日凌晨4时到达广场。这是悼胡过程中第一次大规模游行(以上见吴仁华《六四事件全程实录》)。官方媒体虽然没有报道这些内容,但人民日报4月17日在头版刊发一张民众向纪念碑献上悼胡花圈的照片,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也引起李鹏对党媒导向的不满,见《李鹏六四日记》)。北大在胡耀邦逝世第二天,4月16日,已经通过官方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在校内设立灵堂,组织学生悼念,力图将学生反响局限在校内也局限在“悼念”这个单一内容上(据香港大公报4月17日报道)。这些都发生在4月18日上午的常委会之前。

其实,问题不在悼胡,而在悼胡引发的政治不满。胡耀邦的逝世提醒所有人,他两年多以前被迫辞职的直接原因,是1987年元旦前后,从合肥、上海等各地城市蔓延到北京的要求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学潮。当时宣布胡耀邦辞职和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之后,官方高调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党籍并将三人调离工作的决定,连续刊登在1987年1月份的人民日报上,继之以批判文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路(到3月份前后被赵紫阳有意搁置)。因此,稍有政治意识的人都会想到,悼胡将会带有强烈政治色彩。事实正是如此,4月15日当天各校园出现的大小字报已经充满政治内容。当天晚间在北大三角地贴出的诗文里,包括“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却死了”(资料显示,这句话出现在当天中新社转发冰心悼胡耀邦文章,冰心在文中解释“该死的”就是她自己),被香港等境外媒体广泛报道,也被新华社等机构记录。当时几乎所有看到的人都意会到,后半句是在指涉邓小平。各地悼胡张贴里,都有为胡耀邦鸣不平和对现实政治不满的言论。香港媒体从4月16日开始发布胡耀邦逝世消息,报道了校园反响和天安门的花圈。香港《快报》当日就使用了“‘天安门事件’会重演?”的通栏标题。英文《南华早报》那天也是以“学生在校内抗议”为主要内容报道胡的逝世。4月18日,大部分香港中英文报章都刊发了天安门背景前一个巨大花圈和拥挤人群的照片,同时报道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抗议。这些应该都会及时回馈到中共高官那里(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说邓每天早上必读15份报章,其中显然包括港媒)。到鲍彤所说的那次常委会之前,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是,前面提到的那6000北大学生在4月18日凌晨到广场后,提出了后来成为学运重要基础的请愿七条(据不同回忆,从路上到广场,参与议定的学生包括王丹、张伯笠、邵江、郭海峰、张智勇等人),并在早上8时左右向人民大会堂里全国人大信访官员递交了悼胡以来的第一份请愿书。这七条里的第一条就是重新评价胡耀邦,澄清他1987年辞职一事。至此,学生悼胡的政治内涵正式亮相,不再遮遮掩掩!

中共高层内部很多人都对悼胡引发的政治不满有所戒备。最早向赵紫阳汇报各地情况并提出要注意悼胡引起政治影响的,是胡启立和芮杏文,时间是在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当晚。这两位都被视为是支持赵紫阳、支持改革的重要人士。他们建议中央就此向全国发个通知,但赵紫阳认为没有必要(吴仁华《实录》)。李鹏4月16日晚访日归国,姚依林接机时谈论起来,也认为事态严重。李鹏后来还接触杨尚昆等其他人征询意见,表达担心,并在4月18日上午的常委会上正式向赵紫阳提出要有应对准备(李鹏《日记》)。北京市对事态也保持警惕,4月18日上午,向国务院签发了第一份关于学生动态的报告(吴仁华《实录》)。在高层领导人中,赵紫阳似乎是唯一的一位,拒绝谈论悼胡的政治意涵,每逢别人提起,他的回答都是说“不能不允许”,把面临的情况表述成一个“允许不允许”悼念的问题,只说学生和民众悼胡是出于“感情深厚”,极力回避胡耀邦生前处境不公和八六学潮(包括1987年元旦)这些政治上必然会出现的题中应有之义。他对自己在追悼会后的判断是这样解释的:“当时我觉得学生不管是什么动机,总而言之是借悼念胡耀邦这个题目。追悼会已经结束了,你们也参加了,就没有什么题目了,应当复课。”(赵紫阳《改革历程》)这听上去近乎天真幼稚,对追悼会期间广场上的学生反应毫无掌握。而且和他一贯务实的形象相反,这似乎也成了他概念先行地描述学生追悼会后趋向缓和的根据。鲍彤提出“六四政变说”时,仍然沿用了赵紫阳这个“允许不允许”悼胡的表述,他还进一步把这个表述强加给邓小平,逻辑上似乎是说,邓当时期待常委会做出不允许学生悼胡的决定。无论是从学生、民众、知识分子方面,还是从中央高层、北京市委方面来看,都未免和当时情况相差太远了。

3、关于“激化矛盾”的假设

鲍彤向李南央解释4月18日都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提到三项赵紫阳提出但被邓小平否决的举措,即:1、于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万人向胡耀邦遗体告别的仪式;2、在悼词中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3、针对胡耀邦是“开会时被气死”的谣传,组织写作发表一篇胡耀邦从发病到逝世一周时间里接受抢救和治疗的报道。其中前两项关系到胡耀邦治丧工作中的规格,第三项是试图直接影响新闻受众。我们先来看看这最后一项。

据张万舒记载(其他记载略有出入),这篇文章的起因,是新华社于4月16日注意到社会谣传和外媒猜疑,主动提出撰文以平息民情,得到分管宣传的中央常委胡启立和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同意,两天内完成,4月18日当晚已获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主要领导签发,并已列入向各分社发出的要闻目录,但深夜经温家宝传达而停发待命一个多小时,最终在午夜过后传来指示撤稿。从撰写目的来看,也许应该考察的是,这篇文章在预定的4月19日早上发出或不发出,对当时事态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撤稿会引起矛盾进一步激化吗?发稿会不会激起更多群众对悼胡的好奇和参与热情?我们必须回到现场细节,避免想当然地沿用两天前(16日)决定撰文时的环境条件。事实是,除了上文说到4月18日早上,学潮事态有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转向明确的政治要求以外,十几个小时之后的那天深夜,这个转折更加扩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据吴仁华《实录》和Eddie Cheng《天安门对峙》,4月18日早上8时王丹等三人把请愿书递交到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信访人员那里时,坐在下面等待的学生只剩下三百来人。但王丹他们离去后,这些学生并未全部离去。中午之后,大批学生和市民络绎不断地到广场,带来各种挽联花圈,还有不少人在自发演讲,群聚一度高达数万人。大会堂前静坐的学生也吸引了很多原本聚集在纪念碑那边的学生和围观群众。于是18日傍晚,又有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李进进站出来,代表学生再次向人民大会堂递交相同七条要求的请愿书。这一次,由于他的坚持,官方派出了刘延东等三名人大代表,于晚间8时左右走出大会堂,到门前台阶的中部平台上接受了请愿书。虽然李进进事先征求了学生同意,确认大家都同意说,在递交请愿书后大声宣布阶段目标已经达成,这天的请愿就到此结束并解散,但事后台阶下的学生并没有全部离开。很快,他们转移到纪念碑基座,在那里演讲介绍请愿七条和当天的请愿经过。人们开始争论为什么要向全国人大这个著名的橡皮图章请愿。人群中出现“向政府请愿”的声音,并由一直在场(而且早上和王丹一起充当过学生代表)的北大学生郭海峰带头,绕广场游行一周后来到长安街,向国务院所在地的中南海移动。这开启了连续两夜在中南海正门新华门前的请愿。人们很快就持续喊出“李鹏,出来!”的口号。

这一连串事件,都发生在张万舒记录的18日深夜最后撤稿之前,而且有公安部现场录像(赵紫阳在回忆中提到,他曾在事后调看录像)。邓小平是否一直在追踪这些发展变化,我们无法确认。不过,从全国人大一天内相隔12小时两次接受学生内容相同的请愿书一事来推测,从“单纯”悼胡向政治请愿转变这件事,应当在深夜撤稿之前已经为邓小平所知。按照鲍彤说法,邓决定撤稿是因为判断学生会坚持说胡耀邦是“开会时被气死的”,并因此会情绪更加激烈地为胡耀邦争取公道。按这个逻辑,邓想借此激化学生行动,以便让赵紫阳承担责任,然后就可以指责赵本人是“自由派”并实现将其撤职的政变目标。但从上述事实来看,在18日深夜的情势下,为胡耀邦“被气死”辟谣的重要性对于学生来说已经明显减弱。事实证明,撤稿这篇文章,对学潮发展基本没有发生什么作用,更谈不上“激化”。下一步的转折,即将因为4月20日凌晨所谓的“新华门惨案”(又称“4.20惨案”)和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时学生们感受到的轻蔑而激化。赵紫阳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动态。

4、为什么是“李鹏,出来!”

这里暂且偏离关于“六四政变说”的讨论,借此机会探讨一下这个近30年来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从各种收集出版的相关资料可以看出,胡耀邦逝世后最初几天,北京、上海、天津、西安等地大专院校出现的大小字报,不但有指责邓小平和李鹏的,也不乏指责赵紫阳和其他被看作“改革派”高官的。《陈一谘回忆录》里特别提到1989年时的国家体改委试点局局长周少华,父亲周荣鑫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教育部长,因受“四人帮”迫害死于1976年。她原本支持学生悼胡,但在4月18日看到中国人民大学贴出的一张“关系图”,“几乎把所有上层领导人都点了,骂了”,不禁非常生气,认为学生是在不负责任地胡闹。这类“关系图”当时非常流行,事后台湾出版的《天安门一九八九》还收录过一份。既然如此,为什么当学生从广场转移到新华门时,是李鹏而不是其他人成为请愿和抗议的靶子?最早为八九六四立传的陈小雅在1996年于台湾出版的《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中,引用她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京记者张伟国当晚在新华门前亲笔记录的现场实况之后分析说:

“为什么要李鹏出来呢?胡耀邦的评价问题是党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如果单为这一点,应该找赵紫阳,而不应该找李鹏。从个人来看,李鹏的工作能力的确有一个学习的问题,他还不是一个很坏的人。但是,在政府中,李鹏是‘老人政治’的傀儡和代表。而胡耀邦显然是为老人政治所牺牲的。点李鹏,就是指向他的后台,学生的这一行动看似不好理解,但却是绝不冤枉的。”

这是一种解释。当然李鹏本人绝对不会作如是想。他在18日到20日新华门冲突期间的日记里并没有提到自己被点名的事,只说学生点了领导人的名。但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后,“李鹏”再次成为焦点时,他终于按耐不住,提出了和陈小雅一样的问题,并暗示出阴谋论。需要注意的是,4月18日晚学生首次点名李鹏时,仍然没有任何组织名目。几位领头的学生,王丹是因为此前组织“民主沙龙”半年多而为人所知,李进进曾任北大研究生会会长,此外当天参与确定“七条”的张伯笠、郭海峰、张智勇,都是自己站出来,就自然成为了学生代表。当天中午,王丹和张伯笠已经回校;傍晚,李进进也已离开返校。阴谋论在这个事件中无法建立相关链条。对比各种记录,我以为目前对这一情节最有说服力的是 Eddie Cheng《天安门对峙》里的叙述,其中的转折点在于李进进递交请愿书后,仍未离去的学生在纪念碑那里引起更多讨论,终于将“请愿”和“政府”联系在一起。当时在现场起到一定作用的可能还有一幅十米长两米宽的白绸布挽幛。17日半夜北大学生在校园内躁动不安,提出游行时,毗邻三角地的28楼楼上垂下这条白练,上款处是“永远怀念耀邦同志”字样,中间竖书“中国魂”三个大字,下署“北京大学部分师生与校友”(据吴仁华《实录》这是由北大毕业的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刘苏里等人制作)。几千学生随着这幅挽幛走到天安门后,郭海峰和张智勇将其拉上纪念碑底座,从上面垂挂下来,很是壮观。Eddie Cheng《天安门对峙》称,18日中午请愿人数减少时,学生们把这幅挽幛移到了大会堂前,以壮声势,确实也吸引来更多参加请愿的人。晚间李进进离开后,据吴仁华《实录》,一直在场的郭海峰还带头拉起这条白练,带领一两千学生绕广场游行一周,之后才带着“中国魂”一起前往新华门。这似乎显示出,已进入“请愿”角色的那部分学生与这个条幅之间出现了某种暂时的身份关联,并且不愿立即放弃“请愿”使命。在新华门前,学生们还曾要求门内官员接收这个挽幛。在最后推挤和清场的混乱中,这副“中国魂”竟然不知去向了。

不过,转战新华门的关键,应该还是决定抛弃人大、改向“政府”请愿,从这里延伸,“总理”成为政府的当然代表。李鹏比较缺少社会尊重,容易成为靶子,应该是在这些前提下出现的。至于说为什么没有向党请愿,这个问题,本来也可以针对学生向全国人大请愿的情况提出,但是好像人们都没有这样想过问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以为,也许可以从学生们在学校环境里成长,接受“党”、“群”概念规训所形成的特定政治文化上看出端倪。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党领导一切,党决定一切。虽然党不会随时随地都在管你,但是在它想要管你的时候,你是无法不让它管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在个人生活范围里,这个党不仅以政权代表的方式出现,而且以组织的形式出现,其组织成员未必都是班级或单位或街道村镇的主管。中共建政几十年了,党组织活动仍然带有地下和秘密的色彩。以前,党员开会,非党员(尤其是年轻的非党非团人员)只能悻悻然走开。虽然很多年轻党员并不会刻意隐瞒,但假如你本人不是党员,你可能就需要猜测或者是到处八卦一下,才能确认周围哪些人是党员。八十年代这些风气有所松弛,但人们与“党”的关系仍然暧昧不明,远未达到普通社会成员都能理直气壮地向“党”直接提要求施加压力的程度。学潮初期聚集起来的同校学生,未必来自同班级、同系科,不存在党组织活动的基础,当时首先想到向全国人大请愿,已经是最为合乎情理也合乎规范的渠道了。实际上,这个解释也可以从官方态度得到佐证。例如,5月3日学生组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正式向当局递交请愿书时,学生代表先后前往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办公厅和永定门外的国务院信访局,再如,绝食开始后,最先被中共派来和学生交涉的,是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统战部是历史上与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或少数民族打交道的机构,作为学生,我们当时就觉得很有点怪怪的。其实,学运期间唯一一次高级官员和对华团的对话,也是在统战部举行的。这些应该同属一个逻辑。

5、聚焦丧礼规格和级别

回到鲍彤的“六四政变说”,从邓小平的角度去看,“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很可能更像是一个假问题。实际上,鲍彤在访谈中提到的另外两件事,也许更容易引起邓对赵紫阳的警觉。这就是“十万人遗体告别”和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治丧是仪式性活动,中共又是一个非常重视仪式的统治者。追悼会的规模和程序和悼词里出现的赞语称呼,都不能任意而为。这就好像帝制时期官员服丧的规定,或者王公大臣死后的谥号,因为涉及到级别和规格,有各种细微之处的讲究。“十万人遗体告别”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称号这两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延续的时段并不相同,稍有重合,但二者的轨迹却非常相似。两件事都没有出现在决定治丧规格的最初时刻;各自出现不久之后,分别遭遇显然的阻力;这时可以看到常委以外的某种公共舆论加持,然后有家属提出相关要求;最后或家属撤回,或遭到直接否决,无疾而终。下面我们先来做一点略嫌枯燥但并非穷尽所有资料的事实考证,然后再考虑这两件事与“六四政变说”的关系。

胡耀邦4月15日早上8时左右逝世,上午赵紫阳就主持常委会研究治丧事宜。虽然事属突然,开这个会基本上还是毛泽东谢世以来的一贯做法,即,及时确认死者级别和治丧规格,建立相关工作班子。这次会上确定由常委乔石和胡启立负责,设立了治丧委员会并任命了主要下属机构负责人。胡耀邦1987年1月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失去常委席位,保留了政治局委员。但是,中央经乔石提议决定,治丧将比照叶剑英的级别规格,不按胡去世时的实际职位办理。叶剑英曾任中共副主席,于1985年因病请辞之前任职全国人大委员长、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排名仅次于当时的第一把手胡耀邦。叶离职翌年病逝时为离休状态,但因属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领导人”,仍给予相当于最高规格的待遇。乔石建议的这个安排考虑到了胡耀邦曾担任党主席和总书记的过往。会议下午1时前后结束时,决定由温家宝负责起草讣告。列席会议的党媒负责人会后向下属传达了这些内容,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进入待命状态,待讣告送达即可播出。中共中央讣告和有关治丧安排的公告,一直到晚间新闻节目开始才有定稿。公告明确提到,“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并提到追悼会当天主要公共场所和国家机关将下半旗致哀。第二天有港媒报道,“据说”讣告曾四易其稿。(以上内容见吴仁华、张万舒、吴牟人等人著作,和香港编《八九中国民运报章头版专辑》)

可以看出,胡耀邦逝世当天,没有人对乔石的提议表达异议,相应地,对追悼会的基本安排也有共识,直接付诸文字公之于众。但是讣告文字却有一点问题。对照阅读可以发现,副题中加给胡耀邦的荣称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比叶剑英讣告的副题少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条。前面提到的两件事暂时都没有出现。不过,“十万人”是完全没有迹象,而“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略现端倪。下面对两条线索分别略做事实梳理。

a. “马克思主义者”称号

按中共套话格式要求,作为荣誉称号的“马克思主义者”前面必须加一个褒义定语。可以想象,是否称胡耀邦为“(坚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直接关系到是否承认他在1986-87年间犯了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并因此下台,关系到是否要挑战邓小平两年多以前的决定。邓小平对此的“警觉”,按理应该比他对“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的警觉要高的多。讣告定稿看来对此做了技术处理——既然会引起政治疑问,不如干脆删去。如果“四易其稿”是真,那有可能是在照抄叶剑英荣称时某些人发现了这个问题,甚至有可能相关人员在定稿前曾直接请示邓小平。但“四易其稿”的说法一旦传开,同样有可能引起圈外嗅觉敏感人士的好奇,他们就会注意到这个和叶剑英荣称的不同之处,意识到这是一个“节点”,有人还会试图加以利用。那么讣告之后,这个荣称是如何重新变成一个问题的呢?

鲍彤说,4月18日政治局常委讨论追悼会悼词时,赵紫阳提出要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第二天就被邓小平否决了。赵紫阳本人在《改革历程》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李鹏六四日记》在4月18日提到常委碰头研究学生上街和治丧事宜,没有提到讨论悼词;之后在4月20日和21日分别两次提到常委开会讨论悼词草稿,20日那次,赵紫阳和李鹏两人都试图从不同方面提高对胡耀邦的评价,但没有涉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提法;21日那次,说明文字(此书每天日记分为简要的黑体字部分和比较详细的说明两部分,说明部分应该是2004年前后为出版而整理时补写的)里提到,“根据小平同志意见,没有给予耀邦同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邓的意见,明显是针对悼词草稿中的已有文字,对照鲍彤说法,应该是此前根据赵紫阳意见写入。22日将举行追悼会,21日这次讨论,应该是最后确认定稿了。

在此期间,4月19日上午,北京《新观察》杂志社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在京共同召开有五十人参加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很多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出席,也有曾与胡耀邦共事的老干部。陈小雅《天安门之变》说,好几位有高干职位的发言人刻意使用了带有不同定语的“马克思主义者”称呼胡耀邦,这个称号俨然成为当时党内高层政治表态的一个标识。而比较年轻的与会者,却对此表现得没有多大兴趣,他们的发言都着重在其他问题上。一天之后,4月20日下午6时,因为每天接待数千吊唁者过于疲惫,胡耀邦家人关闭家中灵堂。应该是根据家人意见,吴仁华《实录》在这一条下说,此时丧事准备仍有未解决问题,其后列出的第一项即是能否在评价时加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条。这一项在4月15日、4月17日家人两次和赵紫阳谈话,以及4月18日李鹏前去吊唁时都没有出现在家属要求中。那几天的表述是,中央应该给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工作做一个正式结论。看来,这个称呼在20日晚间已经成为家属要求对胡耀邦工作做出结论的一个具体目标。

4月22日追悼会,赵紫阳宣读悼词,没有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一处使用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字样,令人好奇,这是不是没有经过邓小平同意,赵紫阳自己临时加进去的。追悼会之后,再次提到这个称呼问题是在4月25日(赵紫阳已于23日赴朝鲜访问)。张万舒记载说,这天上午杨尚昆和李鹏去见邓小平,下午由胡启立向官媒转述了邓小平对这两位说的话,其中关于称呼问题是这样说的:“胡耀邦的追悼会规格够高的了。人死了,评价可高一些。他是有错误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表现软弱退让……有人说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看不够格,我也不够格,我连《资本论》也没读完。我死了,也不要这样提。”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提及这个称号。当晚,电台广播了第二天将刊发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个“4.26社论”激起强烈反弹,形势急转直下,胡耀邦究竟是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后来的争端中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b、“十万人遗体告别”

“十万人遗体告别”提出的时间,鲍彤记错了,不是在4月18日的常委会上。据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和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此事发生在胡耀邦逝世第三天的4月17日下午5时半之前,是乔石主持治丧委员会开会决定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有负责人出席。张万舒记载传达内容时,明确说是“根据赵紫阳提议”,具体内容是:“(1)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0万人向耀邦遗体告别仪式;(2)22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4千人的追悼大会;……”(下略)但到晚上9时半左右就接到通知取消。吴牟人等编《八九中国民运纪实》在4月17日条目下(对照张和陆两人记载,事出17日下午,此条应属摘自“4月17日电”,实际刊发有可能是4月18日)列有文字:“此外,连日来,中顾委、中纪委、团中央等部门均强烈要求瞻仰胡耀邦遗容,中共中央已作出决定,胡耀邦追悼会后,将胡耀邦的治丧活动增加两天,让中央机关和部分民众瞻仰胡耀邦遗容。”这条消息,与张、陆两人提到的21日开放十万人瞻仰遗容、22日开追悼会,出现显著不同。首先,开放安排被表述为呼应中央机关和民众的“强烈要求”,而不是出于某一领导人;其次,开放瞻仰放在追悼会之后,时间改为两天;最后,开放以天数限定,没有提具体人数,整体上更具可行性和可控性。这应该是在4月17日晚9时半决定取消之前传出去的消息,或为治丧委员会傍晚前后继续开会研究的结果。

《李鹏六四日记》当天没有提及此事,但又在第二天4月18日的说明部分提到他晚间到胡耀邦家里自设小灵堂吊唁时,耀邦夫人李昭提出开放民众瞻仰遗体两天,不开追悼会。李鹏虽然同意向中央转达家属要求,但觉得这要求奇怪,遂对李昭解释说,中共中央公告(4月15日当晚广播,16日登报)已经宣布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追悼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现在取消追悼会恐怕不妥。4月19日,温家宝转告李鹏,李昭撤回开放民众向遗体告别的要求。李鹏不是治丧委员会成员,有可能确实对4月17日关于遗体告别的决定变化不知情,但也可能是在日记说明部分有意从侧面指涉。港媒当时报道李鹏前往胡耀邦家中吊唁时,没有提及这个内容,只说家属再次表示,耀邦生前最后希望是中央能对其工作作出结论。关于开放瞻仰遗体,李鹏日记提到的李昭说法是用“两天”的时间来限定,而不是“十万”的人数表述,和上引港媒报道一致,有可能是在头一天晚上取消决定后,主张者再次从家属方面努力,希望能够改变决定,这是与称胡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件事轨迹相似之处。

查赵紫阳《改革历程》一书,从未提及此事。4月16日香港文汇报报道提及,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向赵紫阳表示家人希望丧事从简,赵则回说一定要隆重,报道并说,胡德平代表家人要求对胡耀邦1987年辞职一事做澄清。这和李鹏两天后前往吊唁时的家属说法类似。如果开放公众瞻仰遗容(以及当天提出的其他若干决定),就会超出叶剑英丧事的规格。事实上,毛泽东死后开放公众瞻仰遗容(长达8天,每天超过10万人),是中共建国以来这样做的唯一一例。假如胡耀邦丧事包括这个内容,在级别规格上隐含的政治信息将是非常强烈的,邓小平对此不可能没有“警觉”,而且,他对此的警觉绝对会比“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要高的多。

6、邓小平针对谁发动“政变”

以上就鲍彤的“六四政变说”考察了四个线索,分别是“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撤稿辟谣胡耀邦病情抢救的文章,“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十万人遗体告别”。这四个线索虽然并不都是如鲍彤所说发生在4月18日,但确实都发生在胡耀邦追悼会之前。以上考察证明,前两个线索没有在现实中发生鲍彤所说的预期影响;后两个线索则有比鲍彤在访谈中表述的要重要得多的政治内涵。

鲍彤承认,称胡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赵紫阳提出的。据张万舒说,“十万人遗体告别”也出自赵紫阳提议。同时,这两个提议,都没有在胡耀邦逝世当天的常委会和决定讣告与治丧公告时提出,而是在第三天(“十万人”)或第四天(“马克思主义者”;按李鹏日记,甚至更晚)出现。事后十几年里,赵紫阳对这两个提议都是闭口不谈。再看鲍彤,他当时对这两个提议不应毫不知情,但二十九年后,他和李南央提及此事时,却没有说“十万人”是赵紫阳的提议。蹊跷的是,他反倒强调自己六四之前已经被抓,对很多事都不了解,只是近年来看到张万舒和陆超祺在香港出版的书,才相信是有证据了。可是鲍彤被抓发生在5月28日,比这两个提议出笼的时间,晚了一个多月。为什么不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全盘托出?不能排除,赵紫阳提出这两个提议,特别是“十万人”那个提议,直接受到学生悼胡事态发展的影响。不过,学生事态并不必然会让同情胡耀邦的高层领导提出变化跨度这么大且仅次于毛的治丧安排。赵紫阳这两个明显刺激邓小平的提议背后曾经有过什么具体考量,令人疑惑。

在讨论开始的时候,我说过暂且不提赵紫阳在1987年1月曾支持邓小平移除胡耀邦的决定。事实是,他不但支持了那个决定,还成为那个决定的直接受益者,接替了胡耀邦总书记的职位。他在《改革历程》里同情学生悼胡,但在讲到胡耀邦被迫辞职一事时,却忍不住强调邓小平从1985年开始就对胡耀邦不满,赵说自己还提醒过胡,但胡仍然自行其是。邓在1986年秋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后开始对其他老人明言自己的不满,给胡耀邦造成非常恶劣的日常工作环境,但赵表示,他看到胡仍然是面色如常,并没有表现出烦恼忧虑。1987年1月初在邓小平家里开那个决定接受胡耀邦辞职的会,是1989年学生悼胡抗议的重要目标,因为那代表着“老人政治”和“非程序化”的统治术,借用鲍彤的话,就是一次针对胡耀邦的“政变”。悼胡的人们希望通过民主化政治改革,改变这些不合理的事物。有些评论者认为,毛泽东死后,有四次权力易手,从“四人帮”、华国锋、胡耀邦,到赵紫阳,邓小平就是靠政变一路上来的。这种看法,至少可以显示出,赵紫阳被邓小平“政变”,并不能充分解释六四屠城的根本原因和性质。

为什么邓小平会动用数十万正规军,对和平抗议的民众大开杀戒?全面考察这个问题,超出本文范围,这里仅提出几点,提请读者注意。第一,观察者和学者一般都同意,宣布戒严令前后部署大批正规军,主要是威慑党内反对派。在这一点上,鲍彤的针对赵紫阳“政变”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第二,邓小平及其追随者在事件全程中,有过几次出乎他们意料的情况,包括胡耀邦追悼会前学生占领广场、“4.27”大游行、5.20全民堵军车等等,每次都出于学生和民众超乎寻常的热情和决心。第三,由于第二点,邓小平对于党内反对者和民众的联合格外忌惮,对于民众抵制清场的决心有一定预期,因而更强化了他最后动武的决心。也就是说,民众的抗争在邓小平造成六四屠城的决定中,同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四,赵紫阳于5月17日失势、戒严令于5月19日颁布,之后又过了两个星期之久,才发生6月3日夜到6月4日早上的清场。这两个星期里关系到最后清场的政治博弈(不是狭义的学生在广场上撤与不撤等等争议),同样需要重视。作者安魂曲(笔名)的文章《人大——邓小平心腹之患》(收入陈小雅主编《沉重的回首》一书)通过梳理“血腥镇压决策形成的脉络”,认为全国人大成为邓小平下令清场前必须面对的最后障碍,将问题指向六四冲突背后,涉及中共政治统治正当性的深层问题,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

鲍彤在访谈中提到,有一种看法说,邓小平六四的动机和目的是“保党”。这种“保党”说,完全不是一个可以通过考察史料来切磋讨论的问题,因为它避而不谈为了“保党”打击了谁,丢掉了谁,令屠杀没有了对象。为实现“保党”而犯下的罪恶决不能轻飘飘地用“杀二十万人”之类的说法含糊过去——千千万万被牺牲的人并不是冷冰冰的抽象数字,而是实在的生命,他们本应是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里具有平等公民身份的成员。如果说六四是一场政变的话,那么,邓小平在六四时为“保党”发动的屠杀,实质上是针对人民的政变。他用军火彻底堵塞了“人民”-“公民”(八九年有着大规模借助宪法的全国性抗议)自下而上赋予“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渠道,贻害至今。

——2018年8月17日 于美国洛杉矶

原發《明鏡月刊》第104期,2018年9月號
徐友渔:不能回避毛泽东的道德和法律责任
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30 日 由 thchen

mao

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是一场浩劫。文革中那么多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整死,那么多人受苦不过含冤自杀,那么多人被当成阶级敌人消灭;文革中冤狱遍地,冤假错案不计其数,正直、清白的人被当成是叛徒、特务,不小心打碎毛泽东石膏像或把印有毛画像的报纸垫坐,就是反革命;文革中武斗发展成毛泽东欢呼的“全面内战”,群众组织用正规军用武器开战,无辜的、无组织的群众被武装组织甚至军人开枪屠杀;文革中数千万青年人无学可上,被发配上山下乡吃苦,虚耗大好青春,耽误自己并殃及家人。

对于这一切,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有没有责任,有什么样的责任?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照这样的说法,对于文革这样的大灾难,毛的责任只是认识上的局限和偏差,是好心没有办成好事。

我认为,仅仅用认识上的偏差和错误不能解释毛泽东的罪过,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毛泽东做了那么多错事、坏事,有没有他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其中涉及到人命关天的部分,该不该受到法律的追究?

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正统的解释是,他对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估计过高,把刘少奇当成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就算我们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刘少奇搞了修正主义,而且也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应该打倒刘少奇,在这种假设下我们还是要问:毛泽东有没有权利把一个与自己一道革命、共同战斗几十年的同事整得那么惨?对于刘少奇在极痛苦、极悲惨的状况下死去,毛泽东有没有个人责任?

“打倒刘少奇”,这是一个政治概念,但这只意味着剥夺刘少奇的职位和权力,这完全没有准确地说明毛在文革中对刘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毛是“诬陷和整死刘少奇”,毛通过中央专案组诬陷刘是“叛徒、内奸、工贼”,专门挑选刘少奇70岁生日那天宣布把他永远开除出党,在精神上残忍地打击和折磨他,重病中的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上飞机押送到开封,最后惨死在那里。

有人会说,毛大概不知道刘临死时的惨境,这不可能。从邓小平女儿的书中可以看出,邓下台后的情况,包括生活上的小事,毛关注备致,了解得一清二楚;从陈伯达的回忆中可以知道,对于被关押的高级人员,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工作人员不敢不报到毛泽东那里。毛对刘的境况的关注,只会超过而不会小于对邓、陈的关注。对刘少奇生命处于绝境的情况不向上报告,下级执行人员中有谁敢负这样的责任?

其实,很多罪责是不能用“认识”轻易开脱掉的。错误认识和实际上发生惨剧,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其间有若干重要的环节,涉及法律、道德、常识、人性等等,在任一个环节坚持良知和常识,遵守法纪,都会阻断错误认识导致惨剧。如果仅仅是主张“毛泽东比马克思、列宁更伟大,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那么这种认识方面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如果把这个主张推演为“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从而要受到严厉惩罚,就像张志新、王申酉、史云峰因此被枪毙那样,就远远不是认识问题了。再打一个比喻,如果有人真正认为“犹太人是惟利是图的、低劣的民族”而只是停留在嘴上和纸上,那么这个完全错误和荒谬的主张可以说是个认识问题,但基于这个主张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和毒气室,还能说仅仅是认识错误吗,难道希特勒仅仅是犯了认识错误?

除了整死刘少奇,文革期间毛泽东可以在法律意义上定罪的另一明显事例是纵容、支持和推动武斗。毛对于武斗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枪下负有直接责任。

1967年夏季,毛泽东向军方发出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

1968年春季,毛公布了他的论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请注意,那个时候的国共关系与今天的国共关系迥然不同,那是“革命与反革命”、“你死我活”的关系,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

1975年,毛发布“重要指示”,其中说:“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很难设想,毛泽东作为被全体中国人无限热爱和拥戴的领袖,怎么可以把一部人中国人说成是共产党而把另一部分中国人视为与之不共戴天对立的国民党,怎么可以下令叫军队送枪给一派去消灭对立的一派。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有一个高尚的社会理想,要实现社会乌托邦,他的动机是好的。就算如此吧,问题在于毛泽东有没有资格、有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理想就把亿万人推到一场劫难中去?我们要问的是:哪怕你的理想是好的,你有没有权利拿人来搞共产主义实验?你是否可以搞政治清洗运动,甚至命令林彪“武装左派”,发枪给一派以镇压和屠杀另一派?你有没有权利把中国几千万青年学生推入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哪怕是要锻造一代新人,你有没有权利把一千多万中学生流放山乡,让他们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吃苦受罪?认识和理想是一回事,牺牲民众的利益、剥夺人的基本权利是另一回事。

其实,身受其骗和身受其害的人根本不认为毛泽东的问题只是认识问题,他们早就提出了毛泽东的个人道德和品质问题。以下仅举几个见诸于文字的例子。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中写到,毛泽东完全清楚罗瑞卿是无限忠于自己的,但“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要整罗瑞卿,毛泽东从来没有认为罗瑞卿有野心,是坏人。所以,除非是毛泽东品质有问题,否则他为什么会白白冤枉一个好人……”当然,这里没有明说但大家都知道的是,为了换取林彪的支持,毛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爱将罗瑞卿。

林彪身亡后,毛泽东陷入空前尴尬的境地,因为正是他本人,给了林彪“接班人”的崇高地位。但毛泽东居然毫无惭愧的表示,反而借他给江青的一封信证明他早就对林彪有认识,自己还是一贯正确。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记叙了毛在这封信上玩弄的手法:他让周恩来把这封信出示给林彪,并在林彪看后当面烧掉,但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却叫秘书抄了一份。徐景贤写下了当时人们普遍的疑虑:“毛主席既然对林彪‘早有察觉’,为什么仍旧坚持选拔林做接班人,而且把这一点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他还委婉地提示:“这封信从烧毁到公布的过程,也是耐人寻味的。至于写信人、送信人、读信人、烧信人、藏信人各自持什么心态,就只有留待读者和研究者自己去细心揣摩分析了。”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写到,1962年7月,刘和毛发生了一场争执,刘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却愤怒地反问刘:“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毛对千百万中国人的死活持何态度,由此可见。

其实,毛泽东的人品如何,作出结论并不困难。人们既可以从他的政治斗争手法中认清他——比如在“反右”斗争中搞“引蛇出洞”,也可以从与他最接近的人的评价中了解他——比如林彪下级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或毛的私人医生的回忆录。不敢正视毛泽东的道德品质问题,一定要把恶人说成是伟人,只能表明维护他的人自己的道德有问题。对毛泽东作出正确评价是中华民族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毛逝世已经30多年了,难道我们还只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阴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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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毛泽东选集》真相
发表于 2018 年 10 月 01 日 由 thchen

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该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它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

但是,四十四年后,经过中共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却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其它领导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

这是上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所披露的。

经审核、考证、查证,《毛泽东选集》中的若干著作,分别由以下人士起草: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刘少奇、艾思奇、陈伯达、康生、胡乔木、陆定一、杨献珍、邓力群等,以及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班子的成员。该报告披露的对《毛选》一至四卷中若干著作审核、考证结果如下: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此文为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部分,是周恩来起草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选》中说此文是毛泽东于1932年1月5日的一篇通信,实际是瞿秋白写的指示信件,由毛泽东,滕代远、周逸群在红军中宣讲的。

《反对本本主义》,此文为1930年5月,由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文件。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选》称本文为毛泽东于1936年2月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的,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张闻天和周恩来起草,由毛泽东出面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

《实践论》(1938年5月)、《矛盾论》(1937年8月),《毛选》说这两篇论文都是毛泽东写的,曾由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演,实际上是由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毛泽东只是作了修改,就成 了毛泽东写的了。

《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此文为毛泽东于1937年5月7日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但文稿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张闻天、周恩来作了修改。

《论持久战》(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前者为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由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参加了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论新阶段》,毛泽东于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本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的,后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新民主主义论》,此乃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文稿是由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起草,经中央集体讨论定稿的。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1941年3月18日)《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选》称这两篇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实际上是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的,董必武也参加了部分意见。

《改造我们的学习》,此文为毛泽东于1942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经王稼祥修改的。当时是以中共中央学习研究组的名义发表的。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前者为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后者为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都是由林枫起草的,陈云、李富春等人参加了修改。

《论联合政府》,此文为毛泽东于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文稿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任弼时、张闻天、刘少奇等作了修改。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此文为庆祝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的专论,文稿是由中共中央集体起草的,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

《毛选》著作权的争议从未中断,综观以上各篇文章,完成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不是毛泽东写的,最后都变成毛泽东写的了。就这一点来说,毛本人是知情的。因为最后成书时他本人是亲自审定过的。这就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当然,那个年代,无论是毛本人还是其他任何执笔者的头脑中,都没有「知识产权」意识。尽管如此,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文责自负,君子不夺他人之美,应该说对上述侵权行为还是有道德上的规范和约束的。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关于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在中共内部也是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的。早在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以下两点非常不合情理的决议︰

一、凡是有毛泽东同志演讲的、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审阅的文件,在编印时要用毛泽东同志名义;

二、凡是过去已由毛泽东同志名义发表的著作,一律不再更改或增加其他作者的名字。

195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康生曾提出《坚决捍卫毛主席著作光辉思想》的意见书,提出︰“党内有人企图否定毛主席的地位、否定毛主席思想是全党的指导理论”,为此于1956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做出决议︰

(一)、全党要维护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权威; (二)、毛泽东同志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表现,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1980年9月,习仲勋、谭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共中央提出,再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应当做出澄清︰哪些是其他人的著作,哪些是中共中央集体的著作,哪些是中央文件。

1985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十二名主任级教员及二十五名学员联署向中共中央、胡耀邦提出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若干著作是其他人的著作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也提出“是否在《毛泽东选集》再版或重新出版时,作出适当的更正、阐明”。对此,李先念、王震、宋任穷等人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股逆流”“党内一直有人要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出在领导层”,“党内右倾思潮发展到了危险的地步”。王震当时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在党校党委会上破口大骂︰“谁敢否定毛主席光辉的一生,谁敢反对毛主席著作,就撤他的职,开除他的党籍;谁敢当我面否定毛主席,我就用枪来回答。”(见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简报》)

1992年初,胡乔木在重病期间,曾对来探望的杨尚昆、乔石、温家宝提出︰关于毛泽东著作,党内一直有分歧,应当做出全面审核,哪些是毛泽东亲自著作的,哪些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哪些是中央其他同志著作的,哪些是在编辑过程中被牵强地肯定下来的。

胡乔木提出︰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称《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园春雪》,即那首“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

1993年6月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曾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过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毛泽东著作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另一份是《关于胡乔木和其他人士对毛泽东著作的意见的处理》。前者披露︰经过五年来的工作、访问、考查、翻阅、核实关于毛泽东生前四百七十多篇著作,包括讲话、报告、会议决议、论文、电报稿、社论、按语与批示等,一共有二百五十多篇不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作修改的。其中有一百六十多篇报告、讲话、电文、社论是由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中央秘书局(办)和中央工作人员起草完稿的。毛泽东仅仅对部分报告、讲话作过审阅或批上“同意”,“好”或签上“毛泽东”三字。 199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上述报告曾作过三点批示︰

一、中央一贯认为,《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的结晶,不是个人的。

二,审核、考证《毛泽东选集》原稿的作者、原稿部门、发稿时间与场合的工作是必要的。

三,一些情况以内部掌握为宜,以免引起混乱和争议。

而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于今年六月中旬又提出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又作了三点批示︰

一、维持原有的决定是正确的,一旦更改会有大的影响;

二、《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三、审核、考证结果资料存档留作参阅用。

《沁园春雪》的作者不是毛泽东

《沁园春雪》公诸于世的时间是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在中共办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根据《炎黄春秋》,《百年潮》的报道,这首词作是胡乔木原创于1942年。刘少奇为了包装毛泽东,就要求原先是自己秘书的胡乔木(后来,老毛看中了胡乔木的文才,就从刘少奇手中要过来,成为了毛的秘书),把胡乔木原创于1944年的《沁园春雪》,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改动了四个字“原弛腊象”,就成了毛泽东的诗作。 1945年9月,《新华日报》上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沁园春 雪》时,把时间“倒填年月”为1936年。

从毛泽东的诗题和诗词内容,可以看出一个事实,毛泽东的诗词多是后来补作的,十八首诗的许多首,属于“倒填年月”之类的东西,这即是说,井冈山游击战争前后的诗词是在进入北京以后写的。

《矛盾论》,《实践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等几乎所有毛的著名文章都是中共组织艾思奇,李达,陈伯达等30多人的写作班子集体编纂的,以老毛的名义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是北大教授所写以老毛的名义发表.所谓老毛的著作诗词讲话五分之四都是由中共组织秀才编纂的而以老毛的名义发表。

毛泽东的诗词在1949年发表的只有两首,其中《沁园春.雪》乃胡乔木1942年原创,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刘少奇为了包装,宣传毛泽东,让胡乔木把《沁园春雪》送给毛泽东修改“原弛蜡象”四个字,把创作日期倒添为1936年,1945年8月,在中共的重庆《新华日报》上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参见《炎黄春秋》,《百年潮》杂志,《胡乔木访谈录》)。

毛泽东的其它诗词都是1949年以后,由毛泽东组织郭沫若,柳亚子,董必武等专门为毛泽东填写,润色诗词,经过六,七年的编纂,润色准备,1956年以后,才以毛泽东的名义陆续发表的。

即使此词为胡乔木所作,现在看来其中的“帝王思想”也是颇具争议的。下阙中“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体现一种对皇位的羡慕之情,表达出千古以来无数农民领袖“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伟大梦想,是一种缺乏自由民主思想的自然感情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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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军到吴秀波,这年头我们还能相信谁?
2018-09-25 13:52:34


影视音画


一早起来,看到了我凤凰网吴秀波的出轨新闻;而昨晚临睡前,看到的是油管上关于“文章为新近怀孕的姚笛而落泪连声说对不起”新闻。唉,睡醒之间,充斥着男人的出轨故事。

男人为什么出轨?李敖大师曾直白地揭露了真相:17岁以上的女人都开始不好看了。所以,即使李敖娶了小他31岁的女人,也公然享受着17岁女生的崇拜和奉献。所以,比妻子小三岁的吴秀波甩了18岁就与他好上的25岁小女星,符合李大师的观点。

当然,有李敖这般魅力和吸引力的男人寥寥无几,所以,更多的男人只要找到有愿意与自己好的、比自己老婆年轻些的,就放开了,以证实自己的魅力。

所以,赵忠祥出轨于半老徐娘的保健医生(传说);王石出轨于十八线演员田朴珺(知乎上写)。

前一阵子,朱军出轨的新闻传得沸沸扬扬。我一点不惊讶。当朱军老婆谭梅对着鲁豫的镜头说“我只希望他不要当着我妈妈的面骂我”时,我就不看好朱军的婚姻了。谭梅在婚姻中的地位低到不如一个女佣啊 。朱军当年从陕西追谭梅追到北京的那份劲儿,早就在他的成名中消散了。虽然谭梅依然漂亮,但老公不以为然呀。生活在美丽外壳的婚姻里,朱军除了暴怒,也只能出轨了。

婚姻是一种表象,爱情是一种感受,有婚姻不一定有爱情。名人们,为了形象,维持婚姻的很多;有机会出轨的也很多。但对洁癖妻子抱怨多多的张学友忍住了,面对妻子越来像越大妈的刘德华忍住了。金星说得对:婚姻是有责任的,必须要有理智。

明星们,不管不顾出轨的,是幼稚(文章);不动声色出轨的,是本事(吴秀波);能搞定老婆,大胆出轨的,是霸气(冯小刚)。

冯小刚十多年前就在《锵锵三人行》中当着徐帆的面说:你是我的大菜。但当大菜没炖好之前,我饿了,就要先吃点方便面。于是,徐帆接受了吃了很多方便面的冯小刚。她是被彻底洗脑了,也不甘愿让阵吧。

在今天的社会,明星用下半身思考的结果,就是身败名裂。很多人似乎没有做好准备。

也许,当男人要出轨时,会这样想,人生仅此一次,何不及时享受呢?没有一个有机会出轨的男人会愿意天天面对着一张洗手做羹汤的看厌倦了老婆的脸。男人喜欢女人崇拜,伺候,玩情调。但那不是过日子。所以,这些只能从外面的女人身上得到。

距离产生美!有多少婚姻中的女人会崇拜自己的丈夫?妻子们看尽了丈夫身上的缺点弱点无知无能,甚至到了嫌弃和厌恶。看看蒋勤勤对陈建斌容忍和责怪到什么程度就知道了。那么,为什么不离婚?或许不想折腾而已,或许是为了一些被绑架的利益和子女。

如今,没有离婚和出轨的男星还有谁?刘欢算吗?当然不算。去听听卢璐对鲁豫怎么说的吗?“我希望他(刘欢)与我说说话,不要只顾着他的朋友。而我只有招待份儿。(大意)”多么低的爱情渴望,与谭梅差不多啊。

丈夫不愿理你,甚至辱骂你,你还能庆幸婚姻没有解除吗?这样的婚姻已经死了,存在的只是躯壳,出轨是早晚的。

现如今,我们爱情的童话世界里只剩下有婚姻有爱情的李健和马云了。

相比之下,我更相信有头脑的马云,他人生的主战场不在感情世界,对妻子充满了感激,也遇见不了太多的美女。而李健,有那么多女大学生要当他的小贝壳,而他也混迹于美女如云的演艺圈,摆脱难啊。当我看到李健老师很随意地拍拍好声音女歌手的肩膀时,我都会为小贝壳担心和嫉妒。别人都在拥抱呢,这就是演艺圈的缸。更令人担心的是他的丁克的选择。男人可以随时放弃丁克,而女人呢?哪一天,他改变念头了,怎么办?毕竟他选择大红大紫了,需要有人继承他的财富和荣誉吧。

谁不想离婚?0.01%的人吧。为什么离婚率只有50%?不敢不能不可以。

你看,刘强东涉性侵案了,高云翔涉性侵案了。-------

其实,要干大事情的人,就该学学普京,把该理清的关系理理清,才能大踏步往前走。

女人们,怎么保证自己找个不出轨的男人呢?你的美丽贤惠智慧都靠不住,靠的是造化和男人没有机会。若以为找个比自己低的窝囊的男人,就行了,那简直是梦想。

有人说,要做男人生命的最后一个女人,婚姻才牢固。但看看邓文迪、陈婷(张艺谋老婆),似乎证明不了什么。那么,男人几岁才会打住找下一个的欲望?哦,也许可以学学翁帆,如果愿意的话。

丈夫丈夫,难道本就意味着妻子只有一丈之内的权限?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丈夫们心里想着什么,就装着糊涂过日子吧。糊涂至死当/也幸福。

如果哪一天,女人们因为丈夫不出轨而生出“我的男人差到没人要”的想法,也是够作的。但,确实大有人在。
超然看众家 发表评论于 2018-09-25 17:48:44
“女人们,怎么保证自己找个不出轨的男人呢?你的美丽贤惠智慧都靠不住,靠的是造化和男人没有机会。若以为找个比自己低的窝囊的男人,就行了,那简直是梦想。”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大荣确 发表评论于 2018-09-25 16:58:07
相信自己就好了,何必非得找个别人来相信。
CastlePines 发表评论于 2018-09-25 16:16:38
美国很多普通人的品行都比中国这些高大上的男人强很多.
dancing_今宵 发表评论于 2018-09-25 16:01:39
在娱乐圈的戏子里找道德楷模?

这不是缘木求鱼么
  在对中国社会严重问题痛心疾首、口诛笔伐,进而许多人追根寻源、归咎于改革开放之际,我想应该重新来看看,1978年中共改弦更张,决定改革开放,是不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换句话说,看看文革之后为何中国会选择改革开放路线?


  老高按: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这是一个极好的反思40年来道路正误、成败、得失和优劣的契机。
  官方已经表示了要“隆重纪念”,可以预料习近平将率中央常委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也可以预料纪念的主调将是“缅怀”“继承”和为调整和转变路线而自我辩护,强调这一届领导人如何是最好的接班人和开创者;民间关于改革开放的评价则百家蜂起。过去官方一誓言“要深化改革”就让大家精神一振、情绪一热,那种情景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一来是“狼来了”喊了太多次而狼没有来,口号的边际效应已经降为零、甚至降为负数;二来真的“深化改革”了,还不知道改革举措是对谁有利,又会变形、扭曲到什么地步。
  鉴于触目可见的社会现实乱象,“改革开放”甚至在不少人心目中已经成为一个负面词汇。左右各派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评价说:“改革已死”;“改革蜕变”;“冒牌改革”;“以1989年划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真假改革”……
  记得我采访阮铭老人,他坚称,邓小平算不上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人们根本说不出他主导设计了什么项目?从设立特区到农村、城市的各种改革,首倡者和拍板者都不是他;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的作用也被手下的马仔吹捧拔高(阮铭本人就是被匆匆招去起草该讲话的撰稿者之一),会议真正的主持者华国锋则后来被妖魔化——虽然他确有错误,但他诚恳承认和反省了。阮铭认为,改革开放最初的领导者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等人提出的方针大计是正确的,而华、胡和赵紫阳这三任总书记先后被打下去之后,邓小平(还有陈云)主导的就徒有“改革”之名,完全变味、变质了。
  还记得我看过一个视频:有“国侃”“京城名嘴”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在一个讲座上提出问题:“我们今天讨论:改革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他自问自答:“当然是失败了!”听众包括看视频的我都不禁吃了一惊:中国的讲座上竟开放到这个程度了?!周教授接着说:“这不是我的论断,这是邓小平的论断——《邓小平文选》第多少卷多少页,邓小平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现在是不是‘两极分化’?没谁否认吧?那就是改革失败了!”周教授的话,不是原话,我是凭记忆写的。但邓小平的话是原话,我查过。周教授袭用文革中“语录仗”的打法,让人会心一笑。
  在对中国社会严重问题痛心疾首、口诛笔伐、进而许多人追根寻源、归咎于改革开放之际,我想我们应该重新来看一看,1978年中共改弦更张,决定改革开放,是不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换句话说,文革之后,为什么中国会选择改革开放路线?
  我想说,40年前,改革开放是全社会的迫切要求,是广大民众的惨痛呼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做出那样的决策,是被逼的: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路线已经穷途末路,中共高层的明智之士、良知犹存之士是感受到了民众的苦难和吁求,这个初衷我们绝不能忘记、绝不能忽略。不管改革开放后来如何被权贵集团偷天换日、将改革成果据为己有,都不能否认这一点:改革开放是毛泽东的倒行逆施逼出来的。
  我读到已故新华社老人杨克现20年前(1998年,那一年,是改革开放20周年)为一本书——《农村改革纪略》所写的序,他记录了这本书是如何写出来的,正好回答了、印证了上面我所说的话。
  杨克现,出生年月、籍贯都不详,网上查到关于他的零星资料,还是他女儿回忆他艰苦采访中苏混合登山队攀登慕士塔格峰的故事中所透露的一点点:他原本是西北大学文史系学生,1949年受革命热潮鼓舞报考了新华社新闻训练班,1950年5月训练班毕业后到新华社新疆分社工作,2016年3月去世。看来是一直在新华社系统工作到退休,八十年代初期担任新华总社国内部农村组副组长,后来升任过什么更高职务就不知道了。
  现在许多人在痛骂、鞭挞中国官方媒体和媒体人为虎作伥。确实,中国官方媒体中有许多灵魂被阉割的丑类,但是我们不能一棍子横扫一船人。其中有些人——有不少人——像杨克现,像他提到的四位记者,像他文中所说的“农民的痛苦更常常是农村记者的痛苦。最大的痛苦不是别的,是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批农村记者因为替农民讲了真话,无端受到批判斗争,甚至开除党籍、撤职”的这些人,顶着压力、冒着风险也要为民请命——尽管其中有些人声称这真正是“维护了党的利益和信誉”,但是我认为这无可深责,他们是真的这么想,还是一种生存的策略,也不必深究——毕竟他们处在严酷的政治时空之中,我们身在海外安全环境,对这些尽心尽力发掘真相的媒体人,更应该感谢: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有句名言:“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杨克现这位良心记者已经过世了,他提到的四位记者,当时最年轻的是33岁,现在也应该是古稀之龄了。这样的记者,是不是死一个少一个,越来越“凋零”了?下一步,我可能要再留意一下比较年轻的记者——我希望看到薪火相传。


  《1978,告别饥饿》(序)

  杨克现,民间历史,原载《农村改革纪略》

  读者翻开的这本书,是新华社四位记者根据自己1980年3月至9月的采访笔记整理而成的。其中大部分内容曾写成“内参报道”,供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那时候,我国农村正处于告别饥饿的历史关头,改革方兴,步履艰难,中央迫切需要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书稿于1980年完成,1998年面世,经历了整整十八个年头。撰写这部“内参报道”的四位记者是:胡国华、傅上伦、冯东书、戴国强。他们当时的年龄分别为三十三、三十七、四十六、四十八岁。

  这是一本什么书?
  作为曾经并肩战斗在一条战线,又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成书全过程的我,完全有理由说,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西北黄土高原农村社会全景式的历史。它如明镜一般,使人们对农村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乃至复杂的历史大背景一目了然。
  它告诉当今时代,也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中国人民曾经走过怎样曲折的艰难道路,曾经承受过多么巨大的民族磨难。
  由于照搬斯大林全盘集体化的模式,由于追求“一大二公”,急于改变生产关系以求推动社会前进的空想成分增加,由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屡纠屡犯,由于工业化进程中过大的工农业剪刀差难以得到纠正,由于政社不分高度集权制度不断强化,整个农村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无不把农民的手脚捆绑得死死的,使农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集体经济,完全处于屈从的地位。一个集体经济单位办糟了,农民没有退社的自由;某种责任制的创新显出了经济效益,集体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干部中独断专行、强迫命令、办事不公,甚至腐化堕落,农民没有监督的权利。经济上缺乏核算,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普遍化,这就使得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衰变成粗鲁的平均分配贫穷的社会主义。不仅如此,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继续突出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压力,以及不断强化的全面专政论,都以最革命的名义,把我国农村经济推向了灾难的境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开过了三年,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
  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1978年全国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人均也不过七十四元六角七分。在全国,人均分配超过三百元的“明星队”仅占千分之二左右,寥若晨星。这一比例,在北方,在四位记者调查过的西北黄土高原,更少。
  许多地方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扣除了口粮,竟没有任何现金可以分配。多少年来农民倒欠集体的钱,集体倒欠国家的钱,已成为恶性循环,如同走进又黑又长的隧道而苦无出路。
  本来,自留地、家庭副业,尚不失为集体经济的一项必要补充,农民从这里还可以寻找到购买油、盐、醋、火柴,以及孩子们上学的最简单的费用,不料却都被当做资本主义限制了,没收了。
  更有甚者,全国许多地方,农民们一家人连多养两只鸭、三只鸡,多栽几棵树的一丁点自主权,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叫他们到哪里去寻找生存的空间!?
  这便是三年困难时期举国饥荒,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于非命的主要教训;这便是十年“文革”我国农业濒临破产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一直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几年,农副产品依然短缺,城乡人民生活中,粮、棉、油、糖、肉、禽、蛋等农副产品都不得不凭票限量供应的艰难之所在。
  读罢本书,掩卷沉思,人们可以想想:如此窒息了经济活力,如此带来贫穷的公社制度,怎么能够引导广大农民走向梦幻的天堂!?在如此脆弱的农业基础上,人民共和国怎么能够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是农村改革的成功,挽救了我们的国家。
  仅仅因此,这部书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应该有它一席之地。

  1980年春夏,新华总社先后给了四位记者一个共同的任务:调查农村贫困饥饿的真相,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
  第一个出发的记者是冯东书,国内部领导已给了他指点。当戴国强、傅上伦、胡国华第二批记者出发前,总社领导穆青还特地把他们找去。穆青说,他看了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的《延安调查》“内参”,好长时间平静不下来,真没想到革命胜利几十年了,对中国革命曾经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延安人民至今还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希望他们以《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两部中外名著为榜样,能为这转变关头的历史留下些什么。他希望这次调查要拓宽视野,要深入下去,到村到户。他说:延安如此,整个陕北怎么样?你们应该实地去看一看。连中央拨给的扶贫款是怎样花的,群众是否得益,他都要求记者加以注意。
  领导的肺腑之言,化作这次调查的力量。他们四人,从春到夏,从夏到秋,马不停蹄地跨越晋北、陕北、宁夏的西海固、甘肃的平凉和定西等四省区的广袤土地。地域跨度之大,时间之久,考察问题之深,为过去少有。
  思想一旦冲破牢笼,禁区之门也就打开。

  内参接连发回北京,被送进中南海,中国最高决策层那里。一贫如洗的凄苦状况,反映出人们求生存的尖锐冲突。形势之严峻,不仅是报刊电台从未报道过,就是省以上党政领导也极难从下级的内部报告中了解到。毫不夸大地说,这些“内参报道”,对于改变中国农民的前途和命运,对于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不少“内参报道”,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中央领导都作了批示,成为制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据。
  几个月后,大家在兰州集合,我奉命前往,主持会议,交流情况,交换看法,整理思绪,回京后正式向穆青做系统的汇报。当汇报到那种令人忧虑心焦的贫穷与饥饿景况时,穆青几次拍案而起,无法遏制自己悲愤的感情。
  起草这部书稿并不困难,也不需要什么生花妙笔。书稿完成后,内部打印出有限的份数,除交中央有关部门外,四位记者和有关几位编辑各得一份。书稿中还有几个章节未打印,其中有写甘肃困难时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的《贫困的死亡线上》;有写基层干部群众心态的《挽救失去的忠诚》。单是题目,已足见其惊心动魄、催人深思的分量。
  开始,大家对书稿面世充满信心。但是,等到把如此尖锐而丰富的材料整理成书稿而拟议公开出版的时候,大家都犹豫了。原因是:若把目击的贫困真相全部泄露出去,会不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更何况,农民们要求松绑的呼声已经远远超越了政策界限,超越了干部能承受的程度。
  1997年初夏,我们夫妇在杭州见到了已担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的傅上伦。畅谈之中,不由得又谈起西北黄土高原的那次农村调查。傅上伦说,那是他记者生涯中直面现实生活,敢讲真话,敢讲真理,最难忘的一次采访。可惜他留存的那部书稿,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傅上伦寄希望于我。他说他记得清楚,我那时在总社担任国内部农村组副组长,有一份内参,是他打长途电话到总社,由我记录成文而送上去的。
  我立即回忆起那年八月初挥汗如雨的季节。傅上伦来电话说,他们三人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小麦正黄熟待割,不意却有一个公社农民集体罢工拒绝开镰收麦。农民说,今天哪怕干部请吃羊肉泡馍也不顶用,除非答应他们包产到户。
  此事公社报告县委,县委再向上报,地委和自治区党委都坚决不准,干部和农民间形成僵局。我立即感觉到此事的严重程度和超重的分量。因为我自己知道,包产到户,1978年安徽省小岗农民还只是瞒上不瞒下,集体发誓,秘密实行的。现在事隔一年,宁夏固原的农民竟采用罢工的形式公开“要挟”领导,可见地下的流火已上升到了地面,如火山爆发。可见包产到户,不管是动用行政权力还是政策说教,都已是万万地压不下去了。
  “内参”送到中南海,三天后胡耀邦便带了“内参”风尘仆仆亲临宁夏六盘山区核查。他要力排众议,解开这个死疙瘩。
  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的陈大斌也是这次调查的积极支持者和组织者之一。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稿子,都是经他审定、排印、装订成册的。
  农民的痛苦更常常是农村记者的痛苦。最大的痛苦不是别的,是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批农村记者因为替农民讲了真话,无端受到批判斗争,甚至开除党籍、撤职。
  杜导正一生多采访农民,自诩为农村记者。1958年他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首席记者时,头脑发热,曾跟随潮流写了一些浮夸的报道。一年后广东征不上粮食,大反农民瞒产私分的时候,而他却发现农村很多地方实际已在闹粮荒,浮肿和逃荒的事都发生了。
  实际使他头脑冷静下来,他秉笔直书人之未敢言的真话:广东发生了饥荒,向北京报警。不想,讲假话无人追究,讲了真话反而大祸临头。为此,他受到过七斗八斗的折磨,千夫所指,无地自容。最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出新华社,蒙冤达两年半之久。直到我们的民族从一场大饥饿的苦难中转过身来,才承认他讲的是有益于人民的真话,获得平反。
  “说真话真难还是应该说真话”,这不仅是杜导正一个人的经历,实际上也是农村记者经常遇到的艰难处境和严峻考验的写照,特别是我们国家农村政策一次次向“左”的错误滑坡,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乃至涉及国家安危的历史关头,大凡有良知的农村记者,谁能不经受这种审问自己灵魂的考验:是讲真话?还是讲假话?还是什么话也不敢讲?
  这也是我自己一生,特别是后半生力求做一个合格的农村记者所走过的极其艰难的心路历程。
  我自小生长在农村,对农民,对于农民的命运充满了同情,对国家的危难充满了忧伤。只因困难时期亲眼看见过成千上万的饥民潮水般涌向边疆逃生的场面,听到过饥荒夺去无数人生命的惨情,私下议论过“三面红旗”的是非,便被上纲上线,牵强附会地整理成骇人听闻的“反党叛国”疑案,背地立案审查。
  我参加过长安农村“四清”运动,只因不忍看到对农村干部残酷斗争的过“左”政策造成了五百多名干部自杀的冤案,遂鼓起勇气,向上面写了“内参”反映,也被抓住不放,当做关键时期反党的铁证。还因为我听到过农民因人民公社的失误对毛泽东的怨言,更是罪上加罪,罪大恶极。总之,“文革”前,“文革”中,我经受过的一切批判、斗争、凌辱、抄家,无一不是与我从事的农村报道和讲真话有关。
  孤立地看,这部书稿虽然是四位记者对十八年前中国农村的真实记录,但它却代表了那个时期的广大有良知的记者的高尚品格。因为,历史看得清楚,中国记者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辜负时代的期望。
  今天,打开这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重温当年农村贫穷饥饿的情景,目睹坚冰打破后每天发生在身边的此起彼伏的改革大潮,人们已不再是对过去的悲叹,而是涌动起思想更加解放的激流,朝着新世纪的阳光大道迅跑。历史是公正的裁判。过去,现在,直到未来,任何时候,只有那些忠实于事实、敢讲真话、追求真理的记者,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记者。
  1998年5月于黄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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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07 日 由 舟巷

第一章 活成万语千言



我出生后九个月,我母亲就调动工作去了天津。据说天津的条件不好,工厂里没有托儿所,于是她把我留在北京的外婆家。我外婆出生于1920年,我母亲出生于1941年,我出生于1966年。当我开始与外婆一起生活的时候,外婆比我现在还年轻。但是不知为什么,从我有记忆以来,我眼里的外婆就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

这很可能是因为外婆有一双解放脚。“解放脚”是缠足半途而废的结果。女子缠足据说始于北宋,大兴於清代。五四以后,在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先进知识分子的不断呼吁之下,缠足的风气日渐式微,只是要想完全废除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外婆四岁的时候,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已经退位十二年了,但外婆的父母还是请了人给女儿缠足——这种事儿亲生父母一般下不去手,只能由专业人士来做 。缠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把除大脚趾外的四个脚趾都掰成骨折,以强力令脚掌内弯, 然后逐渐越缠越紧,直至脚掌停止生长。缠足一开始,我外婆就昼夜惨叫,害得父母心神不定,再加上新文化运动的春风的确已经吹到了乡下,于是,当外婆半夜偷偷把缠好的脚打开时,父母就假装没看见。就这样,外婆和许多生于1920年代的女性一样,有了一双“脚放脚”:比小脚大,比天足小。

到了六十年代,在北京城里,真正的小脚已经非常罕见了。“解放脚”就是我能见到的最接近于旧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当时学到的形容词都是一对对的:新社会对旧社会,天堂对地狱。我外婆的“解放脚”毫无疑问是落后的,压抑的,黑暗的,丑陋的,无知的,恐怖的和邪恶的。

然而,在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文明的,和谐的与正义的新社会,我外婆必须自己解决穿鞋的问题。“解放脚”女性面临一个终生问题:买不到合适的鞋。当年裹脚的时候脚弓毕竟骨折过,致使脚面呈拱型,以致鞋的形状很特殊。国家计委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对这部分特定群体的需求总是估计不足。 随着时间推移,“解放脚”女性越来越少,执行计划经济的中央政府便逐渐把这部分女性遗忘了。

从我有记忆起,外婆就一天到晚在做鞋。不光为自己,还为方圆几里地内的女朋友们。她做鞋总是在床上。我们家的床上总是摆着好几张袼褙。做袼褙就是把几层布用浆糊粘在一起。做一张鞋底需要三层袼褙,而这三层袼褙是用线联结起来的,这道工序叫做纳鞋底。三层袼褙很厚,普通的针根本穿不透。外婆先用锥子在鞋底上扎个眼,然后再穿针走线。我外婆做了一辈子鞋,但也会偶尔失误把手扎出血来,让我感觉鞋匠是一门危险的职业。

每当外婆向我抱怨自己的婚姻,她就特别容易遭遇工伤。我外公是个会计,工作单位是铁道部。铁道部大概有一万名会计,工作场景从位于北京的总部一直到最底层的工程队。我外公就在最底层工作,他上班的地点永远在蛮荒之地。等他们铺好了铁轨,那地方就开始通火车了。

每年,他会沿着最新修好的铁路,回到北京探亲两次。六十年代,小孩子都是整天在外面玩儿,只有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才回家。某天我回家吃饭,发现饭桌上多了个老头子,我就说:“外公好”,然后就拿起筷子吃饭;过了几天,吃饭时外公不见了,我就省略了问候,直奔主题。在我看来,一个家庭就是由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小女孩组成,这很正常。

我外婆显然觉得这不正常。外公刚走的那两天,往往是她频繁遭遇工伤的日子。她会忽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我跟你外公感情不好,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

“您说什么呢?外婆。”我漫不经心地问道,手上正在玩着刚从楼下花坛里捡来的一枚生锈的曲别针。

“唉,你什么都不懂。啊——”外婆大叫一声。

我一抬头,只见她眉头紧皱,右手攥着左手,鲜血从她的指缝间渗透出来。

随着我年龄渐长,我终于从外婆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了一个故事。

外婆1920年出生于河北安次县的一个小村庄,几岁的时候就由两家父母作主与我外公订了亲。十岁的时候,她的生母去世,父亲再娶。不久继母就生了男孩。继母不喜欢家里有人吃闲饭,于是我外婆从13岁就开始自谋生路。她做得一手好针线,可以帮大户人家的闺女做嫁妆。那时有个传统:女子的嫁妆必须自己亲手置备,被子啦,枕套啦,不仅要具备使用价值,还要在上面描龙绣凤,图样越繁琐说明新娘越聪明贤惠。不过很多有钱人家的女儿要么笨,要么另有志趣不爱女工。等到筹备婚礼的时候,她们就向我外婆下订单。

就这样,我外婆一直和继母相安无事,直到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华北。乡下兵荒马乱,日本人烧杀姦淫。继母指出:一个17岁的姑娘在乡村生活实在太危险,随时都有贬值的可能。外婆的父亲觉得有道理,遂打算赶紧把女儿嫁掉。

外婆的父亲派媒人去跟婆家商量。媒人回来说:“小伙子早就去了北京,正在铁路管理学校上学呢,怕是不能回来成亲。”去北京上学也不通知女方家庭,这是要拋弃糟糠之妻呀!外婆的父亲决定来个突然袭击。他雇了一辆马车,载上我外婆就去了北京,把她丢在未婚夫门前,然后自己就回家了。

还好,未婚夫认了这桩婚姻,只是婚后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好。他们在一起五年,生了两个女儿。在风华正茂还有无限上升可能的年纪,我外公主动要求前往最艰苦的工程队。

“这都是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外婆不无幽怨地说。

“上赶着送来”到底有多么可怕呢?从我记事儿起,这个问题就萦绕在我的心头。

1970年代初,马车还可以长驱直入到北京城的核心地带。我外婆家就在月坛南街与南礼士路的交叉路口上,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六层灰楼。底楼有一个副食店。闷热的夏夜里,我们开着窗户睡觉,深更半夜能听到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声音,踏跶踏跶踏跶……声音越来越近,车把式一声长长的“吁——”,马车便正正地停在我家窗下。接下来便是“噗”、“噗”、“噗”,车把式将瓜扔给店员;偶尔一声“啪”!那是瓜不慎被摔在了地上。我外婆总是一大早下楼去买半夜摔裂了的处理瓜。便宜得就像白捡。连切都不用,顺着裂缝用力一掰,瓜就分成了两半。我们俩一人一半,拿勺子挖着吃。我一边吃瓜一边进行着推理:上赶着送来的就容易被摔裂,摔裂了就得降价处理,所以上赶着送来的就等同于贱货。



1973年,我上了小学。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大约能认六百个左右的汉字,于是我就成了一家书店的常客。那家书店以每天两分钱的价格出租小说。我每天读一本,不管它有一百页还是两百页 ,因为我得省钱。书上经常出现我不认识的字,但并不影响我理解意思。外婆很节约,天黑之后不许我开灯。我每天放学回家就开始读书,随着天色渐暗,我会不知不觉地移到窗口。

在黑暗最终降临之前,我总能读完最后一页。

我放下书,从窗口向外望去。我能看到一座高耸的烟囪直插夜空。那是北京儿童医院的烟囪,为医院提供饮用水和消毒用的沸水。但你如果向我家附近的孩子们询问那座烟囪是做什么的,任何人都会压低声音告诉你:那是用来烧死孩子的。

童年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小孩子喜欢用鬼故事来填补精神空白,给寡淡无味的生活加点盐。自从我会读书以后,我就脱离了低级趣味,不再参与幼稚的窃窃私语,不再用高声尖叫吓唬自己和別人。普通的鬼故事不再能吸引我,除了那座烟囪。尽管我有超出同龄人的读写能力,我仍然相信那座烟囪与死孩子有关。我为它着迷,就好像它并不是一根直直的砖砌的笨重的空心长方体,而是一根柔软的手指,能戳进我的心脏,再把它勾出来。

每天,当我读完一本小说后,我就看着远处的烟囪。它整天往外吐烟,以至於我对不同形式的烟雾瞭如指掌,能分辨出它正在烧的是哪一种孩子。一切都有个性。烟雾如此,死孩子也如此。有时候,粗大的白色烟柱腾空而起,那一定是个大孩子,个头几乎赶得上一个矮小的成年人,他/她一定死于意外事故,所以他们要激烈地抗议不公正的命运。也有时候,烟囪中吐出的是细薄的白色轻烟,刚一出烟囪口就被风吹散了,令人毫无察觉地融入了深蓝色的夜空。那一定是个脆弱的宝宝,从出生起就罹患严重的疾病,此刻终于获得了解脱与安宁。

无论是好是坏,读书使我得以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另一个是文字描述的世界。我不知道我更喜欢哪一个,老实说我也不在乎。我并不想认真区分这两个世界。 生活在模糊的边界上其实也很方便。

大约在1976年,我读到一本小说《青春之歌》。小说的主人公林道静也是生于1920年代,也有个后妈,也受到包办婚姻的压力,但她进行了反抗,毅然走出了家庭的牢笼,在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同志情谊,甚至爱情,将自我的追求与波澜壮阔的时代融合到了一起。

我开始瞧不起外婆。下一次,当她再随口抱怨的时候,我就说:

“瞧瞧人家林道静,和您的出身差不多,怎么人家的生活就能够自己作主呢?”

我外婆说:“那是小说。”

我说:“那杨沫呢?”

“杨沫?她的生活应该和我差不多。我每天做饭,做衣服,她每天写作。有什么区別吗?”

我起初无法反驳她的观点。但是我想了一会儿,就知道她错在哪里了。没错,林道静的故事是杨沫编的。杨沫就是整天坐在自己的书桌旁笔耕,从外表上看就跟我外婆整天用剪刀和针劳作一样。但如果给我外婆足够的墨水和纸张,她是否可以生产出同样浪漫的小说呢?当然不能。关于她自己的生活,她只能说出一句话:“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所以,杨沫的生活与林道静的生活距离无限近,而与我外婆的生活距离无限远。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沫就等同于林道静。

从时候起,我就知道小说与自传密不可分。一方面,一切小说都是自传。就算那些事件不是作者亲历,只要他/她写下来,他/她就在心灵层面把那种生活过了一遍,从而使他/她与其他作者区別开来;另一方面,一切自传也都是小说。就算那些事件本身都是真实的,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只能来自於作者的建构和解读。所以,区分小说和自传其实没有意义。我更喜欢从英语借用一个词来定义这种讲述自己生活的努力:叙事(narrative)。每个人都有叙事的天分,我外婆也不例外。“被上赶着送来”是真的,夫妻关系不好也是真的,但“夫妻关系不好是因为被娘家上赶着送来”,那就是她自己的解读了。这就叫叙事。

我长大后成为一个以叙事为职业的人。我喜欢在读小说的时候揣测哪些细节来自於作者的亲身经历,哪些细节来自於道听涂说。我自以为在这方面具备火眼金睛,是最高水平的狗仔。我真心佩服那些能把亲身经历与道听涂说嫁接得天衣无缝的作者,因为这是文学才华的重要体现。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在世的时候,我一直想当面向他表达同情:我知道你深受便秘之苦,因为我至少在你的两个人物身上——一个虚构一个非虚构——看到了这一症状。



一晃,又十年过去了。1986年,我正在大学读书。某天下午,读了莫言的《红高梁》之后,我突然想起了我外婆。《红高梁》的主人公也是生于1920年代,也是被迫嫁给一个不爱的人。但她是如何反抗父权的呢? 不是跑到共产党那里去,而是去引诱抬花轿的男人。通过与一个偶遇的男人通奸,她成了自己身体的主人。这样的叙事对1980年代的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它与《青春之歌》所代表的革命叙事大相迳庭。由莫言的《红高梁》改编的电影《红高梁》於1988年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金熊奖,这也是中国文艺界一件里程牌似的事件。无数文艺青年忽然看到了一条打通中国经验与世界市场的道路。原来小说也能这样写,电影也能这样拍!

我家也有这样的故事啊!烽火硝烟,国仇家恨,乡村公路上的马车……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头一次进城,文化冲击……甭说了,您就擎好儿吧。

合上书,我像屁股上着了火一样跑出学校,在小南门对面坐上332,再在动物园倒15路,一溜小跑来到我外婆家,求她给我讲故事。

“你想听什么?”我外婆也兴奋得两眼放光。谁不喜欢有听众呢?

“就讲你父亲雇了一辆车,送你上北京……”

她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那有什么好讲的?要不是当年娘家上赶着把我送过来,我至於一辈子受这么多窝囊气吗?”说完,她还扬起下巴,朝旁边的屋子点了点。那时我外公已经退休回了北京,就住在隔壁那间屋子里。

我克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努力调动学过的采访技巧,从细节入手提问:“走了多久?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

“三天。”她毫不迟疑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然后,她想了几秒钟,用尽可能少的词汇回答了后面的两个问题:“糟透了,糟透了”。

“怎么个糟糕法?”我问。

“说这个干嘛?你不会感兴趣的。”

“我跟你打赌我感兴趣!”我像一个过度兴奋的孩子,把她吓了一跳。我后悔失态,於是换了柔和甜美的腔调,继续诱供:“谁赶车呀?我太外公亲自赶车?”

我外婆摇摇头:“不是,雇了个小伙计。”

听见没有?果然有个小伙计!我的眼睛都直了。“小伙计多大年纪?长的什么样子?怎么雇来的?以前你们认识吗?”我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她陷入沉思之中。我目不转睛盯着她,好像一眨眼就会打破我降给她的咒语。过了不知多久,她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 “他呀,特別能吃。”

小伙计的饭量让我外婆把话匣子稍稍打开了一条缝儿,但也只是多说了三、五句而已。很快,她就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元叙事”上去:当时兵荒马乱,路上怕土匪抢劫,值钱的东西一律不敢带,继母只给了一枚金戒指。他们带了一篮子馒头,以为够吃了,结果小伙计第一天就把一篮子馒头全吃了。第二天没有吃的,小伙计拒绝往前走。她只好把自己的金戒指卖了。就这样到了北京,除了身上穿的,连一根多余的线头都没有。这么身无分文地被娘家上赶着送了来,婆家人怎么能瞧得起?

我外婆坚持自己的叙事,拒绝被叙事。眼瞅着无法跟莫言比肩了,我有点儿气急败坏:“您说来说去,老是这一套。难道您嫁给我外公就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吗?”

她再次陷入沉思,随后抿嘴儿一笑,居然流露出了几分得意:“你別说,还真有。”

我的情绪再次高涨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我外婆的父亲有几亩地,还在1949年以前当过保长——中国乡村最低一级的官僚。1949年共产党中国成立之后,有四种人因为1949年之前做过的事情受到惩罚: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我外婆的父亲拥有过土地,至少是地主,很有可能还是反革命和坏分子。

目前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在1949年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在城市里,有工作的人由工作单位管理;没有工作的人由街道办事处管理。外婆是个家庭妇女,属街道办事处管辖。新中国成立后,街道办事处开始对辖区内的每个人进行排查: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什么人?你是不是反革命、坏分子?

我外婆对调查人员说:“我出生在河北省安次县的一个小村庄,我的父亲是地主,但我在十七岁那年就离开了反动的剥削家庭。我走的时候没有拿他的一粒米,就这样一无所有被丟到了婆家的门前。我成年后没有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

调查人员找到了我外婆出生的村庄。村里的邻居们都表示:“是有这么个女孩儿,她的后妈对她很刻薄,不肯给她办嫁妆。大概是在日本人占领那年把她打发走了。这倒是一个好借口。呵呵。嫁到了哪里?这我可不知道。”

我外婆于是就被划为了群众。不过这并非一锤定音的结论。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样的调查反覆进行了多次。每隔几年,中国就要搞一次新的政治运动。每一次政治运动过后,街道办事处都要换一批新的官员。每一批新的官员都要重新进行一次内查外调。

每一次,我外婆都用同一句话来对付:“我成年后没有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

这句话和“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只是强调了同一件事实的另一面。这桩不合意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我外婆。如果她十八岁以后还继续生活在父亲的屋檐下,那她肯定无法把自己摘得这么干净。

“就这么一句话,保了我三十年平安。”外婆得意地总结道。

听她这么说,我还真想起来一件事。我脑子里其实存储着一些碎片,场景啦,人物啦,对话啦,只是我一直缺乏把碎片串联起来的线索。1986年的那个傍晚,从窗户漫射进来的夕阳滋润了外婆脸上的每一道皱折。我脑子里的碎片突然自动排起了队。

那是1972年冬天,又有两个街道办事处的人来到我家。他们身上穿着千篇一律的制服,但长着两张陌生人的脸,显然是刚刚调到这里的。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外婆有些心神不定,紧张的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运动”。客人走后,她连午饭都没心张罗,坐在那里一味发呆。我饿极了,就从柜子里偷偷拿饼干吃。我外婆是个明察秋毫的人,平日里我只要朝柜子的方向挪动一厘米,她犀利的眼神就会箭一样地射过来。但那天,她完全把饼干置之度外了。

不知吃了多少块,外婆忽然喊我。我以为终于要挨打了,却原来她只是叫我出去发封信。我外婆文化不高,但也受过基本的教育,能进行简单的读写。我虽然还没上小学,但也无师自通地认识几个简单的字,比如这信封上的“天”字。我爸我妈住在天津,这封信八成是给我爸妈的。

我猜对了。过了两天,我父母就来了。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神情严肃地说悄悄话,外婆又把饼干置之度外了。我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留心观察着他们。我记得父亲一边解释一边写,足足写满了几大张信纸。天色将晚,父亲把笔收起来,插回到自己的上衣兜里。我赶紧抹抹嘴,再把身上的饼干渣子抖到地上。

父母走后,我外婆拿着父亲手写的几张纸想了许久,最终还是把它们撕碎了,扔到了废纸篓里。

第二天一早,外婆说要去街道办事处。她还告诉我11点就回来,这很不寻常,因为她从来没有教过我如何认钟表。我家有一个老式机械圆盘钟,每天需要上弦,夜深人静时能听到表针滴滴答答地走动。她走后,我就开始盯着那只钟看。圆周上没有数字,只有十二个刻度。我想起外婆经常说“几点几点”,最大的数字就是“十二”,我于是无师自通地明白了那些刻度代表什么。 我用手指头点着刻度,找到外婆应该回来的时间,然后我就盯着表盘,看秒针一圈一圈地转。原来这就叫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外婆果然在11点前回来了。她心头的阴云一扫而空,脸上一片雨过天晴。她迅速回归自我,重振家务。第一步是盘点:盐还剩多少,糖还剩多少,饼干还剩多少……我的报应终于来了。外婆拿起一只纳好的鞋底狠狠地抽打我的屁股,我大声呼救,同时心里盘算着最坏的可能。不管怎么说现在也是新社会了,莫非她还能给我裹小脚不成?我又哭又喊兼胡思乱想,直到外婆住了手,喘着气说:“起来,洗把脸,吃饭。”

这就是我记忆中1972年那次审查,那也是我记忆中的最后一次审查。我唯一不理解的细节就是外婆为什么要撕掉我父亲给她写的资料,于是正好趁这个机会核实:“您就说那么一句话就管用?我可记得1972年那次,我爸替您写的交代材料有这么厚一叠呢!”外婆轻蔑地摇摇头,撇撇嘴:“我说句实话,你別不爱听:你们这些大学生,有时候真没用。你爸写的那几张纸我后来都撕了,根本没往上交。啰哩啰嗦,毫无重点。谁有耐心仔细看?你別看我没受过教育,我就咬死了这一条:18岁以后没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这是事实,谁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我外婆是1997年去世的。她去世后,我有一次和父亲闲聊,提到了1972年的那次审查。我父亲得意地说:“那次如果不是我,她怎么可能通过审查?光凭她自己说‘没吃过父亲的一粒米’就能管用,她干嘛还要把我们找去?”

对呀。我想起了我帮外婆寄出的那封信。

完整的事实其实是这样的:这一轮的审查与尼克松访华有关。我外婆家在尼克松北京之行的可能路线上,于是这条路线上的居民都得重新进行政审。再加上不久之前林彪外逃导致了洗牌,外婆家所在的街道居委会又换了一岔领导。甄別到我外婆头上的时候,新一届领导忽然发现:我外婆声称自己出生的村庄,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外婆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陷入惊慌失措。自从1949年以来,她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困境:自己出生的村庄不见了。她向我父母求救。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我父亲略微思考了一下,便提出了一个假设:有可能由于行政区划调整,我外婆的出生地被划到了另外一个县。外婆把我父亲写的交代材料撕掉后,第二天就到街道办事处去,提醒他们在周围其它几个县里找一找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结果还真找到了。

至此,我对这桩公案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我父亲执笔写作的冗长交代尽管不如外婆的叙事简明有力,但他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是举足轻重的。我外婆不应该从自己的胜利故事中将女婿一笔勾销。



通过与父亲的谈话,我才得知那次审查与尼克松访华有关。于是,又一条支线被包含进了总叙事。对于尼克松访华前的种种准备,我有着清晰的记忆,只是一直没能和那次审查联系起来。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不过街道办事处把学龄前儿童也召集到一起培训,故而我也有份参与盛事。我们接受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外宾面前如何表现。我们要表现得热情有礼,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在内心深处我们要明白:站在我们对面的是美帝国主义者,也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要外热内冷,提高警惕,决不能将任何秘密泄露给他们。

我从小就是个话多问题多的人,听了一会儿街道办负责人的讲话,我开始有了疑问:“刘主任,您说要来访问的美国总统叫尼克松?为什么我记得他叫杜鲁门呢?我们跳橡皮筋的时候总是这样唱的:

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

专吃杜鲁门”

刘主任说:“杜鲁门是抗美援朝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是现在的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居然还几年一换,这倒是挺新鲜的。完全不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看来我得把美国总统的名字多背几遍。千万不要说错了。

我外婆楼下有个警察岗楼。下半截是水泥的,上半截是玻璃的。那个岗楼常年空置,我们经常围着岗楼捉迷藏。七十年代,北京街头已经有了红绿灯,但是机动车非常稀少。有时绿灯亮了很久,也不见一辆车过来。突然又切换成红灯,便给人一种无的放矢瞎忙活的感觉。尼克松即将访问的前几天,岗楼里突然进驻了一个警察。路口中央竖起了一个圆形的水泥墩子,那上面也站着一个警察。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儿,我们蜂拥到马路上去围观。那两个警察好像木头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都是一动不动,仿佛连眼睛都不眨。

正日子越来越近,空气中都能闻出紧张的味道。突然间,街道办事处换家换户传达最新指示:所有人都必须呆在家里,不得外出。

我顿时就有被人涮了一道的感觉。尼克松的名字我也记住了,内冷外热的微笑也练得差不多了,所有的问答题全都背得滚瓜烂熟,结果却不许我出头露面。一天夜里,我们又听到了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声音,踏跶踏跶踏跶……声音越来越近,车把式一声长长的“吁——”,马车正正地停在我家窗下。接下来便是“东”、“东”、“东”,似乎是车把式正在卸木头箱子。偶尔一声“啪”!不是瓷罐子还是玻璃瓶子摔碎了。我外婆轻轻翻了个身。我能想象她此时的内心。楼下副食店不知进了什么好东西,可是她不能下楼,不能去买便宜货。多么煎熬!

尼克松正式到访的当天,街道办工作人员大清早再次挨家通知:不仅不能外出,甚至不能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只要有人露头,狙击手可以随时射击,一枪毙命。我们全都吓坏了,唯唯诺诺地表示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我和我外婆各自占据房间里远离窗户的两个角落。外婆和以往一样从事制鞋业务,只是不再坐在床上,而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袼褙和工具都铺在地上。我无所事事,只能透过窗户望着北京冬天的天空。在这副苍白荒凉的画面上,偶尔一柱白烟升起,随后烟雾扩散,直至与天空融为一体。然后又是一柱新的白烟,周而复始。老式圆盘闹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日更亲切,更可靠。

外婆时不时看我一眼,她以为我是因为不能出去玩儿而不开心。“很快就结束了。”她安慰我。她的声音在我听来十分空洞。我不开心,不仅仅是因为不能出去玩儿,而是因为热情受到冷遇,努力遭到浪费。我想到那几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们说话出尔反尔,完全不值得尊重。我决心从此后再也不管他们叫“叔叔阿姨”,因为他们愚弄了我。

他们一直在愚弄我,不止在这一件事上。很多事情都不对头,很多说法都自相矛盾。如果美国人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我们还要用微笑来迎接他们,即使是经过精心排练的假笑?如果我们的生活快乐而富有,为什么我们还要把商店摆满商品,却又不允许任何人前去购买?现在想来,那一时刻就是我的天真开始丧失的起点。我头脑中非黑即白的概念被打破了。事情不再是清楚明白的一分为二:落后与进步,压迫与解放,黑暗与光明,丑恶与美丽。 有些事不太对,有些人在撒谎。

而我如何找出真相?如何去了解自己以外的世界?从北京儿童医院的烟囱中不断吐出变幻莫测的烟雾,将天空装点得千姿百态,成为我眼前唯一的风景。我紧盯着它,试图在心中将天空还原成灰秃秃的样子。

又过了很多年,在看一部纪录片的时候,我偶然发现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曾经参观过北京儿童医院。原来,1972年2月25日的下午,我的客人或者敌人,的确曾经离我只有数十米之遥。只是我对此完全无知无觉,因为我被囚禁在孤独的牢笼中。

我记得外婆时不时地看我一眼,用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安慰我:“人要懂得知足。我们能呆在自己家里,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您在说什么?外婆。“

“啊——”她大叫一声,右手攥住左手,鲜血从指缝间渗透出来。

我不敢再问。

时至今日,我总算明白了外婆的意思。因为我们通过了审查,得以留在自己家中。虽然不能上街,不能趴在窗户上往外看,不能下楼去买便宜货,但比起被赶到郊区去,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搬家可不是好玩儿的。多亏了外婆简明扼要的叙事,我们才避免了流离失所。外婆怎么能不为自己的叙事能力而自豪?



现在回想起来,外婆是我的第一个叙事教练,她让我懂得了叙事的精髓:将两件发生过的也许毫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赋予它们意义。这是她给我的正面的教诲。她同时也是我的反面教材,因为她对于自己一生的叙事只有两句话,这两句话其实还是同一个意思。我为她感到难过。这就是典型的空虚的一生。我发誓要过上比她更加丰满的生活,我发誓要活成万语千言。
zt失业百日感怀 9/07/2018 04:42
失业百日感怀
2018-09-06 13:05:29

sheenwei

我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华冠,在我父神的手中必作为冕旒


序曲

从5月11日到7月9日,我没有精力整理自己的情绪,因为婆婆在家里。我的重心放在如何掩盖这件丑事,不让任何人知道这方面。白天躲在图书馆里,盼望婆婆赶紧回国,让我能放松自己,好好发泄一下痛苦失落的情绪。

悲歌

7月9日送走婆婆,我有点忐忑,该是向先生坦白的时候啦,他会加倍地抱怨我吗?我决定如果他发现了,我就承认,如果没有发现,我就赶紧找个工作,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7月10日,先生下班回家,饭菜都做好了。他犹犹豫豫地问我:“你的工资怎么都没有打到我们共同的账号上,我想把房贷还清,你能转点钱过来吗?” 我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他叹了口气说:“还挺能装的,没事,我养你啊!”那天我们认真地聊了一会,双方都认为我不工作也是可以的,至少可以给自己放个长假,好好想想,好好歇歇。

此后的40天我开始了认真地思考我是谁,到底想要什么,今后如何避免被炒鱿鱼的羞耻。我从图书馆弄来很多的书,开始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成功神学各个领域探索成功和幸福的途径和密码。很多书都是虎头蛇尾,开始读的时候,觉得只要读完它,马上就能变身白富美,真正读完之后又觉得一点用也没有。

我发现很多书里都提到要制定目标,大胆尝试,在错误和失败中反思,不断地变通策略,最终收获成功和幸福。我觉得很有道理。问题是我没有目标。这让我很诧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心里已经是空空荡荡的,没有理想国,也没有海市蜃楼,只有纳粹分子那般狂热地想要改变自己的愿望和决心。但改成什么样子,我又完全没有榜样和模板。

我的内心是自卑的,不需要任何人的教育,我都知道自己必须改变,否则就只有这种没完没了的失败、痛苦、孤独、失落。我是一个很容易被情绪控制的人,一旦另外一个人让我感觉不好,我就没有办法和那人好好相处。而几乎没有人让我感觉好,包括我自己,我的爱子和爱人。我常常和先生调侃:“爱情像个闹钟,一按就停。”先生总是说:“你太自私,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多为别人想想你就会开心很多。”他的话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如果我真的很自私,很爱自己,我不可能到今天完全成为一个空壳,我根本听不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感觉到痛苦,却不知道伤口在哪里。我觉得爱自己和以自己为中心是成功和幸福的必要条件。只是充分条件是什么,我找不出来。我想只有上帝知道,但他不打算告诉我们。很可能就是只有上帝自己才真正幸福和成功因为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

我的内心又是极其骄傲的,没有人是我的偶像,我唯一崇拜的就是全能的神,更可怕的是我所爱的神其实也是我创造出来-他必须全知、全能、全善并且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全心全意地爱我,处处为我着想。如果他很有本事但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要爱这样的神呢?荣格说的好:“you can love God but you must fear God"

我每看完一本书就喜欢搜索作者的生平,看看他们到底幸福不幸福,成功不成功。其实能够名垂青史的人只有0.0001%,能够活明白的不到1%,让别人羡慕的不到3%,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有他没他世界都一样的97%。有工作还是没工作真的一点都不重要。妇女出来工作也不过是近百年的事,到今天已经提高到“不工作就等于经济不独立,经济不独立就等于人格不独立”的高度。据考西方哲学家靠自己工作养活自己并能进行哲学思考的康德是第一个呢。看来18世纪之前的哲学家都是啃老族、官二代和富二代呀。顺便说一句,这些哲学家大都是全才,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的。现在连大学里的学生都非得要社会实践、做实习生,似乎不工作断乎不成才。这世界变化快啊!

我的婆婆是穷人家的孩子,当年考入西安铁道大学,结果中途国家决定把她那个专业关闭掉,本科改成专科,她也就一辈子只有大专学历,在宝鸡铁路中学教了30年的数学,55岁退休。 退休前专心教中学数学,退休后就是专心养老保健,如今78岁身体硬朗,看上去只有60几岁。她从来都不自卑,在我面前也充满了优越感。我也很尊重她。但对于人生的思考,她几乎没有。她的价值取向完全等同于社会的价值取向。她的人生就像一杯装在水晶杯里的白开水,体面但乏味,我不想要那样的人生。

钱钟书和杨绛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大概算得上学富五车又都很长寿也有德行,但他们的日子我半点也不羡慕,也没有敬仰之心,我甚至觉得如果我出生在杨绛的家庭,我的学术成就不会在她之下。不仅是我,50%的人都不会。

爱因斯坦、爱迪生、荣格、尼采、康德、贝多芬、歌德、莎士比亚等都是天才让我羡慕,但却无法模仿,似乎任何人如果有他们那样的智商,在这个世界上想不弄出点什么都很难。

我常常为像俞敏洪、马云这样的人喝彩,因为他们本来很平凡,但因为思考并勇敢并且能找到一撮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成功了,他们的成功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积极的改变,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也让很多人梦想成真。但他们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因为幸运和时机与他们的努力同样重要。

我从来不敢瞧不起别人,包括酒鬼、流浪汉、吸毒的、杀人犯、自杀的和妓女。我觉得如果把正常的人放到他们的处境之中,97%的人会做和他们一样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相似的地方远远大过不同的地分。

我也不喜欢别人瞧不起我,所以我坚决瞧不起那些瞧不起我的人,不管他是谁。我也没有想要证明自己,咸鱼翻身让人瞧得起的欲望。但却有和一切瞧不起我的人绝交的斗志。

杨绛在她的书中质疑万里长城算是秦始皇的功绩还是罪过,修长城的人大都是被逼的,长城是他们的汗水、鲜血和尸体堆起来的。我觉得万里长城还是值得的,那些尸体终究是尸体,不让他们修长城让他们在家种田,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到了还是死,不如留下点世界奇观。

我认真得出结论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世界有我没我都一样的人。自从知道这个真相之后,我就失去了奋斗的激情。我变得非常直接了当,任性妄为。反正都这样了,还装什么呢?谁不让我开心,我就不让他开心。但眼不见也就心不烦了。

前2天原来的一个同事打电话来对我表示关心,我听了5分钟没怎么说话,她还在那没完没了地同情我,各种高姿态地引导我,推荐我读圣经,参加小组学习等等。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你觉得自己比我强吗?你凭什么给我建议呢?你是真关心我还是来确认一下我确实已经失业了而且一直都没找到工作?我没有工作是因为我没有找工作,我没有找工作是因为工作的时候很不开心,我不开心是因为单位像你这样装模作样自以为是的人太多了。”之后先生批评了我,我也觉得自己没有修养,但并不后悔这么做了,也许只有这样,电话那端的人才能开始思考。

我特别同情范冰冰这样莫名其妙地被祖国、媒体、影迷同时恶搞的人,她到底有什么错呢?体制的问题为什么要让她来认罪呢?如果4天给你6000万又不交税,你会不接受吗?如果每个演员都签阴阳合同,你能不签吗?你敢不签吗?天天看微信朋友圈里,有人讴歌崔永元,痛骂范冰冰,真是没话说。人生如戏,谁不是戏子?装什么呢?没有头脑的人啊!

迷茫

儿子回来度假,先生再三叮嘱我,一定要表现出积极乐观、不断进取的姿态,不能让儿子感受到我是一个行尸走肉。言传身教的道理我还是懂的。于是3个星期之内,我坚决不睡懒觉,不看连续剧,不吃垃圾食品,不说泄气的话。我把荣格的书都借回来,一本一本地啃。我告诉儿子:“妈妈打算去读分析心理学,将来做个心理辅导员。”儿子说:“自己的问题都得自己解决,你为了把自己分析清楚而读心理学也是值得的。”

9月2日儿子走了,他高高兴兴地睡了3周懒觉、打了3周游戏、在电脑和手机中得到极大的满足。他偶尔批评批评我做的饭菜,或好奇地看看我练瑜伽。或调侃我手里的大部头,但我的行为对他似乎一点影响也没有。我真心羡慕他年轻。要是我能和他换换,我肯定会幸福和成功的。我才不像他那样浪费时间。但也许我和他一样只是享受青春。

先生又开始关心我是否调整好了,准备工作。我觉得压力好大。我根本不需要调整,如果有人让我去上班,我现在就起身去了。问题是我不愿意面试。问的都是可笑的问题,答案谁都知道,但我现在不喜欢撒谎,说谎让我觉得忧郁和崩溃。

我里面的2个小人经常打架,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告诉我:“现实一点,你咬牙忍耐一下,找到工作,步入正轨,家人放心,自己也有面子。”另一个却说:“不解决根本问题,你工作之后还是不开心,还是会被开除。你已经老了,再不努力找到问题的症结,你就没救了。”我觉得潜意识里很多东西都在和我自主意识对抗,我却毫无能力统一他们。比如我完全同意书上说的:“make yourself visible, easy, useful and prepared" "be dependable" "know your boss and adapt to his/her style" "build professional network and personal brand" 但怎么做到这些,书上说的却完全不切实际,至少我一条也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最主要的因为我不想。为什么不想?因为我没有那些习惯和信仰来支撑我去做那么多我不喜欢的事情。为什么不养成新的习惯和接受新的信仰?因为我懒。为什么懒?因为不值得那么折腾,反正我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年薪10万和家庭妇女似乎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没有自由。都是虚空的虚空,捕风的捕风。

也许这就是人生。智慧的光茫什么时候才能照亮我呢?失业100天了,天上快点掉下个工作给我吧,我是一颗红心,二手准备,把为人民服务进行到底。










ellen123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2:53:43
说实话我被您的文章吓了一跳!我是不是太没心没肺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您太看重工作了。老公的工资可以养家了呀!趁此机会,娱乐放松,多好!
ellen123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2:44:53
楼主您为何觉得失业很丢人,不愿意告诉加入呢?我觉得不能理解。虽然失业不是好事,但也不见得是我们的过错。
工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难过三天,之后高兴着呢!
ellen123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2:41:00
我最近也失业在家。一边找工作,做家务,一边帮助老公装修房子,觉得非常喜欢。觉得非常愉快,不需要看老板脸色的日子是多么幸福!
不过还是得找工作,就好好享受这个长假吧?
楼主你和我一样,为什么你想这么多?
robato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2:38:18
"先生又开始关心我是否调整好了,准备工作....."

我服了这位先生了.
ellen123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2:37:27
我最近也失业在家。一边找工作,做家务,一边帮助老公装修房子,觉得非常喜欢。觉得非常愉快,不需要看老板脸色的日子是多么幸福!
不过还是得找工作,就好好享受这个长假吧?
楼主你和我一样,为什么你想这么多?
xuemei-ky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2:13:40
失业是人生的一个历练。注意运动,锻炼身体,避免增加体重。
大灰狼太太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1:34:41
如果不是揭不开锅了,就不要做自己很不喜欢的工作,实在是折磨人
petlove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1:33:50
Sorry. 怎么发了这么多。
petlove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1:31:48
你确定自己没有抑郁症吗?
petlove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1:30:56
你确定自己没有抑郁症吗?
petlove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1:30:34
你确定自己没有抑郁症吗?
petlove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1:28:17
你确定自己没有忧郁症吗?
petlove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1:27:33
你确定自己没有忧郁症吗?
or123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0:42:33
天上掉不下馅饼。真心想回到职场,就要打起精神,改变心里的不喜欢,好好找工作。
MoatCity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0:30:34
难办!如果家里人和单位的人都让你看不顺眼,那可能就是你本身的问题了。那咋办呀?总不能上山当和尚(尼姑)吧?有能力自己创业吧,干点自己喜欢,又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是一种少冲突的选择。里外看什么都不顺眼--这种性格还挺常见的,已遗传有关,不是幸福的天性:残!
qq669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19:14:22
找工作就是去拿小时换固定收入,活了半辈子了,该为自己活了,不然人生就在给人打工中浪费掉了。家里如果经济没有压力,就找点儿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吧
离离源上草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19:09:04
文章写得非常好,于我心有戚戚焉~~
justforfun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18:51:54
失业是家常便饭,本人被下岗2次半。第一次打击是比较大,但挺过来就好了,并且从此认识到,职场不过是混饭吃的地方,解放自己的真正出路在于自己。放在我身上,就是借钱投资买房。我在温哥华,所以后面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
cxyz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18:51:24
我觉得把幸福和成功当作生活目的人是很难幸福的 :)
茅山道士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18:42:34
人活着不是为了他人工作的,你自由了,庆祝一下吧。
我爱栀子花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17:50:12
如果你不工作,生存有问题吗?为什么不放过自己?
田野maomao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17:39:41
楼主好纠结啊!没工作就没呗,正好在家做家务,多好!干嘛非要上班呢?老公不是说了你可以不用上班吗。
张洁平:专访查建英:对我来说,现在的转折点很不幸
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03 日 由 lixindai

“六四之后,资本所鼓舞的力量撑开了一个新空间,专制体制对它运用自如。老大哥也在,美丽新世界也在,最糟的可能性结合在一起了。”

特约撰稿人 张洁平 发自北京 2018-08-16

夏日午后,日头照着长长的三条街巷,闷热之中,找不到一处可以躲避的空间。这是前去拜访查建英时,在她家楼下遇上的第一件尴尬事。没有杂货铺,没有小吃店,没有茶馆咖啡馆理发厅。在日坛公园,曾经北京城里最闲适的区域,街道上干干净净,一望无际。

一见面,抱怨立刻得到共鸣——“以前从来不是这样!就这半年,我从纽约回来,发现剪头发的、买东西、吃拉面和羊肉串的小店的都没了……全给‘拆墙打洞’了。”查建英声音不高,散散淡淡的样子,快人快语。

和海归人士聊中国变化,是和伦敦人聊天气一样的万用话题。但查建英说,这一次回来,感受真的不一样。不只中国不一样,美国也不一样了。世界似乎又到了一个“关键节点”。

出身官员与知识分子家庭,在北京长大的她,80年代初赴美留学,87年回国,原本满腹衷肠,要在文化复苏的祖国大干一场,没想到六四枪响,打碎希望,也从此打乱了人生。她回到美国,以与中共政权决裂的姿态加入美国国籍,也放下了刚刚崭露头角的母语小说创作,改用英文进行更职业化的非虚构采访、写作。但她放不下中国的朋友和故事,也舍不下她的老师夏志清批评的“China obsession”(中国情结),90年代之后,终究开始了候鸟一样,在纽约与北京之间穿梭的生活。

她的英文优美典雅,在纽约的朋友圈里如鱼得水;她的中文京味儿十足,善察言观色,混迹文人江湖。美国的朋友们并不认识那个回到家乡,在家中呼朋唤友、大酒大笑的北京丫头;中国的朋友们也想象不出那个在英文世界里严谨、优雅写作的Jianying。

她笑说自己“活在一种日常的、永久的人格分裂中”,不光是在中国和美国,还在虚构与非虚构间。小说属于中文,非虚构属于英文,历史的因缘际会,令她在两种语言、两种文体、两种文化之间切换。80年代她曾出版中文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父亲笑她,终有一日会再写一本《回中国来,回中国来》。如今六四也过去了快30年,她对自己说,是时候尝试写回小说——用回中文了。

然而时代又变了。全球化的盛景和一个对更普世中国的想象,似乎正在眼前渐渐落幕。中国距离西方想象的普世道路越来越远,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也逐渐修正对中国的认识,形成新的严肃共识和围堵。新的冲突正在酝酿,而正面碰撞的双方,就是她过去三十年来最爱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

“这么多年我走来走去,就是希望我最爱的两个国家,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聊天到最后,查建英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听起来很像是官方媒体语言,她微微自嘲一下,又说:“这是真的,我做所有事都希望这两个国家的人可以互相了解。所以对我来说,现在的转折点很不幸。”

以下是端传媒与查建英的访谈摘要:

谈人物采访

端传媒(下称“端”):以非虚构写作记录中国,你为什么专注写人?

査建英(下称“查”):我其实最早是发表中文小说的。我认为小说最主要的就是写人,所有其他事情都是通过你对人和人性的描述表现出来的。一直到六四后回美国,我才开始考虑:是不是应该用长久居住国的语言来写作?就是英文。那时候我又觉得它毕竟是我的第二语言——虽然我出去得比较早,很快就可以比较流利运用——但用它来写作、发表,六四以前我从来没想过。我觉得用英文写小说没把握,所以要试试非虚构。这样才转到非虚构。可是我是从写小说转过去,我天生可能就对人物和故事感兴趣,我觉得我也比较擅长,而非那种更社科的或者学术一点的非虚构。

《中国波普》是第一个集子,这算是一个case study(案例研究)的系列,自然一个case study里面就有一组人物、有一个故事。等到《弄潮儿》的时候,就更明确了,要用人物来写。中国这么大一个对象,框架太大了,宁可以小见大,而不要以大,最后什么都没见出来。但并不是说《弄潮儿》就可以概括中国,那就太自以为是了。那期间我也做了《八十年代访谈录》,那也是一个人物框架。

端:你被读者比较多知道的,是像《弄潮儿》或者《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样的人物访谈。你访谈的很多人跟你的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你的朋友、你的哥哥。从密切关系里的人物提炼出观察者的视角,需要克服很多东西吧?

査:写熟人既是自然的,也是一个锻炼的过程。小说的人物是从周围熟悉的人和事物中虚构、拼凑出来的,而用非虚构手法写熟悉的人的时候,需要另外一种专业的训练来拉开一定距离。比如《国家公敌》,我写我哥的这篇,第一稿就被我自己枪毙了,觉得太多感情色彩,不够客观,后来搁了好几年才重新再写。

端:你哥哥喜欢这篇文章吗?

査:我哥是出狱以后才看到的。期间我探监的时候,不可能跟他说我正在写你,问话我都很小心,因为都是录音,旁边有人。他没出狱的时候,已经有别人看了,是(中国)民主党北京分部主席(编注:徐文立)。徐先生看了以后特别不高兴。在我哥哥刚放出来那一天,他就从美国给我哥哥打长途,说你妹写了一篇很糟糕的文章,把我们全写歪了。我哥看我文章之前,已经先听了这个反应,我当然很担心了。那么长篇幅,而且不像一般的讴歌文字把主人公写得特别光辉高大。但我哥看完以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我提心吊胆地看,他说,首先他很感动,花了这么长时间写,显然是对哥哥很有感情,下了很多功夫。他说我觉得你写得非常准确,很真实。不过他也很不服气我说他可能不会改变了,没有学习能力了。这是他的反应。前两年我也跟我哥说了,我完全没估计到,他出狱这么多年的学习能力,比我当年估计的要高很多。后来这封信居然还被辗转传出去,作为他读我这个《国家公敌》之后的读后感,一直传到《纽约客》编辑手里。

端:你哥哥真好。很多时候,人有一个想象中的自己,若你以一个抽离的视角告诉他一个真实的自己,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

査:对,还不只是不能接受的问题。写人物时令被访者不高兴,这是我预估了的,不会像他预计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有个更深的问题是,因为我经常会对一个人做很多次采访,最后这个人会觉得,我跟你真有的谈呀,最后变成朋友了……

端:被访者失去了警惕?忘记了你在观察他……

査:没错,它变成了一个很危险的陷阱。美国有几个著名大记者也觉得有这种问题。因为你需要深入了解,会想办法让对方完全打开心扉,比较坦率地谈,而他默认相信你可以理解、不会滥用这种信任。可如果最后你写出的东西不符合他的预期,这个人可能会觉得你背叛了他。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一种处理就是不管他;另一种就是……因为你在谈话过程中获得了这个人的信任,你们的交流出现了介于公和私之间的灰色地带,某种意义上你要负责任,这时候就是可进可退了。我有过没退的,也有过好几次退的。

比如写王蒙,就是到最后没退。预先我就想到了王老师恐怕不会太高兴。以前写他的,或者全盘否定,或者一味吹捧。有些朋友读了《国家的仆人》之后跟我说,没有像你这么认真对待他的,你是把他当成一个历史人物来看的,这证明了它不是一个主观的(作品),但它呈现的“客观”,这种历史定位,如果不是他预期那样的话,他不就更生气更难受了。当然我预先有另一重考虑,会不会伤害了这个人的生活。他毕竟是个体制内政治性很强的人,做过部长的嘛。如果这个文章会使他受到官方的批判或整肃,那这又是一个道义上要考虑的问题了。我可不想因为发表一篇文章,把一个人的career(事业)或者生活毁了。但我当时的判断是不会的。

端:后来你和王蒙关系还好吗?

査:当然有一段时间蛮尴尬的,我们也从来不谈这事。但我非常感谢他没有反弹……我甚至觉得过了那段尴尬期以后,我们关系比以前更好了,更有一种基本的信任和尊重了。后来很多年我们经常在一起做“锵锵三人行”——不是我们要的,节目组老把我们安排在一起,你想要是没过这关的话,怎么可能呢?所以之后我反而对他更尊敬了,就觉得他真的是禁得住呀,有气度。

重回中文小说

端:你说过你是中国的变化的观察者,在你写《弄潮儿》之后,在互联网裹挟的大潮里又有新一波的弄潮儿出现,你还会继续观察和写这些新的变化吗?

査:其实后来我也写了一些新的人物,但写的时候感觉缺乏以前那种兴奋。不知道是因为找不到能激发出我内心深处真正热情的那种人物了,还是我对英文的非虚构这种文体其实缺少那种强烈而持久的passion(热情),总之这些草稿我一概都没有拿出来发表。我的访谈也渐渐感觉到包袱,对方对我有一种警觉或者期待,这种太当回事反而带来不放松。一旦你采访的人物产生“performance anxiety”(表演焦虑),这事就不好玩了。我现在反而是想尝试写回小说。

端:小说用中文还是英文写?

査:我现在想的是中文。我很怀念当年用母语写小说完全自由的那种感觉。

端:时隔快30年,你重新用中文做小说创作,会不会感觉不自由?

査:你的意思是什么意义上的不自由?

端:我这么问,背后的意思可能有点复杂。因为语言不是专属于你的,你熟悉的语言同时也是国家意志、政治权力熟悉的语言,两者很难分开。对我自己来说,常常会在使用中文写作时感受到官式语言渗入的压力,很难完全摆脱。你上一次用中文写小说,还是1989之前。89之后,你整个写作都转向英文,现在再用回中文,会感受到语言的不自由吗?

査: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很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有。对我来说,自由和不自由混在一起了。所谓的自由是说,我没有了非虚构的那种不自由,一切都得基于事实、调查,而且得是真名实姓,你还得有很多别的考虑。这是一种文体带来的不自由。我也没有了使用第二语言的不自由,我觉得写小说最好还是有一种对语言完全自由驾驭的感觉。

可是它的不自由,确实有你说的这个意义上的不自由。这个语言本身已经是49年以后的官话。有一种模式、语气、文风,是浸透在整个语言里的,不能完全摆脱掉的。我这几年断断续续,一会儿写非虚构,一会儿还是舍不得、不甘心,还想写中文小说。之所以老是写得不满意,我觉得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就是写出来总有那么一股味道让你觉得不舒服,但又不能完全解脱。这些年我只用中文写过谈话性很强的采访,比如《八十年代访谈录》,它是中文的,但它是一种谈话,所以还是不太一样。

端:恩,谈话体是从生活中来的,不需要那么多文化滋养去建构。

査:对,而小说建构时,多多少少会被所谓的语言背后的东西(影响),我们叫官话,有人是直接就叫毛文体,就是这种新华文体。我这次回国发现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这栋楼在老使馆区附近,原来都一直有CNN、凤凰中文和(凤凰)信息台,去年回来发现没了。这个没了也是大陆整体变化的一个小缩影。这个楼以前住了不少外国人,还有一些海归,原来的英文频道是和业主人群有关系的,是业主另外付费才能安装。结果近年,可能跟整个大环境有关系吧,这些外国人逐渐搬走了,房价涨了很多,住进来的都是些土豪。虽然这点钱肯定对新来的这些人不算什么,但是他们觉得不需要看,结果就集体投票把它给罢免了,然后就没了这些台。所以我这次回来,多少年来没看过这么多内地的电视,就央视(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新闻联播,看了两个星期以后,我觉得脑细胞在大量死亡萎缩。尤其修宪以来这两个月,正好我在北京住,就感觉像在看一个小文革。天天都是在表态,万众一心,众口一词,然后不断重复,都是背诵腔。完全官方的语言,那不是一般的毒素呀。

所以官话的这个问题,的确是回到母语写作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要是谈话,就比如像咱们这样谈话,还好。口语就自动有一种民间性。我们这个讨论,也解答了我的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想回到80年代写小说的那种状态?我想象的还是:噢,我还能回到我的母语里边写作。过了20多年,我有了一个更成熟的自我,当年文青那种ego(自我)应该都通过非虚构和英文写作训练解决了、超越了吧。实际上却很难回去。出来的都不是我要的东西。年纪、精力和才力不逮这些原因肯定有,但我觉得至少有一部分原因,跟你说的有关,肯定受制于这个语言。

端:对,语言背后的政治性不一定来自权力,还来自流行、来自媚俗。

査:没错。谈话之外,这么多年我并不是一直在跟着母语,我跳出去了,跳到另外一个语言去了。虽然在写中国,但是用一个陌生的语言,它这个载体就决定了很多表述,你的视角、你的距离、你的态度,都跟这个语言很有关系。同样的题材和对象,英文写出来完全是另一种笔调、另一种风格。所以我也不愿意自己再把文章翻译回母语,都是别人翻的。连我有时候都很同情我的译者,我觉得无论他怎么翻,翻过来以后感觉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虽然中文是我的母语,但是我也找不到完全对应的那种表达法。我现在重新再用这种官式的、流行的或者媚俗的中文来写小说,而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我了,这里边肯定有一个异化。这种异化引起的不适和距离,使我的表述和我自己心里要的东西总不能完全契合到一起。

端:那你现在重新看自己1987年写的中文小说,会是什么感觉?

査:前两年有个大学做一个新移民写作系列的访谈,问到了我当年的小说。那一次我回头看了一下,感觉那些小说既有青年时代那种新鲜活泼,也有很多文艺青年的卖弄小聪明,玩一下技巧,有些玩得还不错,有些玩的我现在觉得很embarrassing(难为情),可它就是那时候的我。现在再写小说,应该不会那样了。

端:但你会羡慕你当时使用中文没有包袱的那种自如吗?

查:我就是羡慕也不可能再找回来了。应该说有一种羡慕的,我们刚才谈的这些问号当时都不存在,就是很天然自动地在写作,没有另外一个参照系,也没有现在的这种角度:对语言本身问题的自省。文革结束以后,我们都对以前那个时代很愤恨。但实际上,我们就是它的产品,就是生在那么贫乏、没文化、没书读的一个粗鄙时代,我们就是它滋养出来的,它的后果至今仍在延续。所以真正的自省是很欠缺的,反省意识都是后来慢慢再生长出来的。

到美国去,回中国来

端:我很喜欢问创作者一个问题:你会有自己的母题吗?冥冥之中总是牵引着你的某一种主题、问题意识。

查:这还真要回到我当年写小说的时候。一直有人问我,在两个文化之间,你到底属于哪个文化,你的identity(身份认同)是什么?我很早就离开了中国,当时很浪漫、好冒险,同时也有一种很强的民族意识:虽然我会走得很远,但其实是为了去找点什么,然后回来,报效父老乡亲什么的……反正我从来没想到,我后来有点回不来了。虽然回不来了,可还是不断要回来。这个东西我至今没有超越,就是那种in-betweeness(在两者之间)。也许应当承认,这个生存状态虽然并非我的初衷,但一路走到今天它其实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自我选择,就是在个人自由,母语文化以及第二故乡之间始终保持某种张力。有时候自由和归属其实是矛盾的。这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比如《丛林下的冰河》最后点题的一句话就是,你找到的已经不是你要找的了。这其实是某一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你去找一些什么,你以为你能带回来,最后你发现找到的不是你要找的,然后你在这当中也已经迷失了,同时获得了一种新自由,可这自由又不是你当年要的。这些体验既是痛苦和孤独的,也可以是快乐和创造力的来源。

后来我转向非虚构以后写的,不是我个人的命运。可是一看《弄潮儿》里边,甚至China Pop里的一些人物,还是有这个关注点。我截取的一些人物里还是有这个主题:自由与归属。

端:你是刻意保持这种in-between的状态吗?

查:我觉得这是我的宿命吧。我并没有一本人生规划,按部就班,多少岁做出什么,我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最讨厌人家问,你有没有进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我没有预计到我后来要写英文,也没想着一定要在《纽约客》上发表文章,结果发表了,好,证明我可以做到,我很高兴,但这些,包括一直在中美之间来回走,都并非精心筹划,而是在这么走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在China Pop里面写过,我在美国呆久了就会开始怀念中国这边,可是回到这边呆久了又不行了,就想逃离,赶快拉开距离,要不然就感觉视力开始模糊,整个人开始不对劲,甚至开始跟身边的人发生一种激烈的、莫名奇妙的冲突。

有点像是见到一个老家人,初见特别亲切,特别放松,好像什么都可以聊;但走得太近,就开始纠结,发生情感冲突,吵架,说最狠的话,然后不能忍受、一走了之。再以后,你发现其实你最关心的还是她。这个关系很纠缠,也不可能有什么彻底的答案。

端:其实是爱恨交织。我想到了韩素音的小说《瑰宝》,她前言里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一生只有两个主题,离开中国、奔向中国,离开爱奔向爱。你刚才讲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浮现了这句话。

查:那看来这就是我这类人的宿命。我第一个小说集的名字叫《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我父亲当年说,这是你这个阶段的,将来你还会写一本书,叫《回中国来回中国来》。让他不幸说中。

我改了国籍,当年做这决定,是对这个国家失望乃至绝望,也意味着,我对中国官方价值观的根本性不认同。我认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它立国的那些价值观,自由、人权、法治、民主,写在入籍宣言上的那些东西。但是这种认同,不能完全解决另外一大团问题:感情归属、文化归属、文化传统和这边所有的朋友。我跟这些朋友的友谊和美国朋友的友谊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的一部分,不能割舍也没办法改变。

我当年在哥伦比亚念书的时候,我的东亚系导师是夏志清。他曾经说过中国文人这个问题,他叫作China obsession,就是说中国情结太大了,太关注中国,是一种局限,会影响超越中国的世界公民情怀。我觉得他说得很对。我也很意识到我的China obsession。可我觉得我是矛盾的。纽约很多流亡或者长期住在那儿的华人,活在中国人圈子里。我跟那样的China obsession又不一样,至少我已经用英文写作了很长时间了,也有很多美国朋友。每次回到纽约,我有回家的安心感。我很爱美国这个第二故乡。

但是,China obsession是我必须得承认的,很真实的我的一部分,而且好像我也克服不了。可是另一面,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也是我很认同的价值观,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美国朋友不知道我在中国的这一面生活,就像北京的老朋友完全不知道、也没法想象我在美国的英文环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在这个意义上,我长期生活在一种日常的人格分裂状态。

端:所以你小说的语言选择,简直是一个重大的身份问题呀,是不是?你接下来用什么表达自己,尤其是作为小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身份选择。

查:回头写小说这事也许就是一个妄想。六四以后,我转向英文写作,完全不是计划中的,是命运把我带回美国的。当时像是捱了当头一棒,就是:我原本已经回来了,写小说写得兴高采烈,每天都过得特充实,突然有一天坦克开出来了。

六四那天,我就在现场,就看着周围在死人,好多在一起办杂志、写小说的人后来被抓起来了,有一些人逃亡了,生活从此改变。当时意识到要在美国长住下去了:好吧,我只能试一试用英文写了,而且只能写这个我完全不懂的非虚构。当时存了个念想,早晚我会回到中文,回到小说。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承诺,其实没有任何责任要回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放在那了。前几年我明显意识到我要是再不回来,可能就不会回来了。

很多人不理解,不论是我的美国朋友还是中国朋友,都说,你的non-fiction(非虚构)写得挺顺的、挺好的,这时候这玩意儿正热着呢,现在谁看小说呀?是没人看小说,但我就是想要给自己还这个债,要试一下,到最后能不能写出来,我现在也不知道。

端:或许这种矛盾跟张力本身,会透过语言呈现出来,也会超越语言,不管是用英文还是中文。那个东西可能会是最有意思的部分。

查:希望是这样吧。80年代以来我最欣赏的中文小说家,比如阿城、王朔,这么多年,他们也没有再发表新的小说。也许他们也遇到了文体和创新的难题,我相信他们都对自己有一个很高的标准不想重复自己。这是很难的一件事。甚至有时我想:这是不是又是一种宿命?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么一个没文化、干枯的盐碱地上长出来的几颗绿豆芽,能写出来那么一点东西已经很不错了,老天爷很眷顾我们了。

那个时候教育是很残缺的、很差的,真的,你们现在都没法想象那时候有多封闭。纯粹是因为生命力。就在那种情况下,生命力小小地爆发了一下,写了一些东西出来。可是你还想超越这个?那可能就是痴心妄想了。你要自己想一想,要知道你自己有几斤重。跳到这儿已经不错,还想换一个姿势,正跳完了还想背跳,那就很荒诞了。也可能我就是在做这么一个荒诞的自我挑战。也许到死都找不着你要的那个东西了,但是说不定会到死都在找。

端:你觉得80年代对你未来的创作会有很深的影响吗?对你来说,它是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精神资源来源,虽然薄薄的。

查:我很承认,确实是没文化,确实是很封闭。但是它就是我们生命中绕不开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既是我的一个资源,又是一个束缚,或者是一个咒。刚想回去写小说的时候,80年代的很多东西在那萦绕着。可是问题是,我也变了,这个时代也变了,对吧?

反思六四

端:说说你经历的1989年吧,这一年,应该是你彻底进入「in-between」状态的开始。有数据说,六四时,你在《纽约时报》做记者?

查:我当时给《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打工呢,不是记者,他们正式的驻华记者叫做Nicholas Kristof,中文名字叫纪思道。我那时候在写小说,《丛林下的冰河》就是在那段时间写,还办一个杂志,叫《东方纪事》,朱伟主编的,我做编辑也写稿。那算一个同人刊物,一大堆人都扎在里面,黄子平、苏晓康。那时候我觉得缺钱花,感觉得挣点钱。有人介绍我去给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做一个assistant,主要是翻译、剪报、帮助记者联络采访,当时那个工资远远高于能在国内挣到的钱或稿费。我觉得挺好的,就去了。

很快就到了89年,胡耀邦去世了。那时我人生中发生很多事,和第一任丈夫离婚,要回美国办手续;我又找了一份新工作,是美国的贸易公司,他们要开发中国市场,到中国来挑人,送到纽约培训后派驻回中国。我一想挺好的,可以挣钱,又是派驻回来的,不用坐班,还可以写东西,所以我就接受了。也是同时,学生开始上街了,我已经找到了新工作,又想要自己参与游行,我就把纽约时报的工作给辞了。

六四时,我在大街上碰见Nicholas,他正在那采访。我见到的第一个死人是跟他在同一个现场。在建国门桥底下,有一个人被装甲车轧得脑浆出来了,躺在地上,一大群人围在旁边。我刚挤进去一看,一抬眼就看见Nick在对面。那时候我刚辞了职,可以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签那些请愿书,以一个没有单位的个人参与游行。

很巧的是,美国公司要求我去纽约培训的时间就是6月15日,机票是早就定好的,从南京飞纽约。六四开枪之后我还在现场。广场的一位深度参与者还交给我一包材料,托我带出去,就是开枪(的消息)和广场上的很多文件,包括学生组织的传单、宣言什么的。他们觉得要带出去给世界知道这件事。所以我就背着这么个背包,里面全塞满了文件,去机场。机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出租车,朋友给我找了一辆黑车,去机场一路都是警戒,机场一片混乱,跟战时差不多。当时就感觉,如果飞机被检查,飞不走的话,这就是我的罪证呀。但当时太混乱了,还没来得及一个一个名单查,我先飞到了南京。那时候信息不通,南京还没有反应过来,高自联还没有瘫痪,还在校园里广播呢,他们说北京来了个见证人。然后拉我和大家开了一个会,来了一堆人,苏童、叶兆言他们都在场,全来听我讲广场见闻,看到怎么杀人的。

端:那大概是什么时候了?

查:应该差不多是6月15号了。讲完了之后,我就上飞机了。还好,背包都没查,我就到了纽约,马上交给BBC了。这过程说起来都不可思议,各种巧合。我一年前就准备夏天回美国,可能过一个暑假再回来,买的都是round-trip的往返票。如果当时没走成,那可能完全会是另外一种命运。

端:你花了多久去消化八九这段经历?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消化?

查:至少有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我还没开始准备写China Pop的时候,都处于一种心理疗伤的过程。因为它从大到小,各个层面,对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说的小,是指我的个人生活、离婚、工作、写作,都变了。大的就不用说了,整个国家,80年代那种天真美好突然就结束了。所有人都没想到,太突然了,简直有一种非真实的感觉。一个和平年代长大的人,看见杀人就发生在身边。

那时候我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意识:这个中国已经不是我能够认同的那个中国了。它越过了一条道德的、文明的底线。你得画一个句号,再不要相信这个政权。所以加入美国国籍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却并没有太多的犹豫,那真是六四之后的决裂。那时候我也觉得,不得不跟这语言告别了。我再用中文写作,为了在中国发表而束缚我自己,我得写出多么虚伪的东西呵!在后来认识一些香港朋友之前,我都没考虑过还可以在香港发表。那时没有网络,大家都是隔绝的,好像只是一个大陆。既然不能在大陆发表,我也不想只给流亡的小圈子写稿,所以当时觉得必须得试一下,用英文写。一切都是走到那一步了,才开始想这种可能性。

端:89之后你第一个成系列的作品,就是后来出版的China Pop吧?现在回看,那些长篇报导好冷静啊,挺难想象在那么大的变故之下,仍然这么冷静。

查:其实回头看,那才是我第一本成熟的书。不是中文小说,而是China Pop.我也是第一次发现,这(才)是成熟的我,写小说的我是青年时代的,一夜之间经过一场血的洗礼,被命运开了个玩笑,从预定轨道上抛了出去,那你就只能面对它。

写China Pop时,我又回到中国采访。当时带了满满一箱子《渴望》的录像带回来美国。到芝加哥,李陀、甘阳、黄子平他们都在那儿,我给他们看,现在中国出了这种肥皂剧了。那时他们全都不以为然,嘲笑我:小查怎么搞这些东西,看这干什么,然后把《渴望》彻底批了一番,说它多么糟糕,又臭又长,哪能把这种垃圾当真呢。他们说你要写这个?就完全不理解。

80年代过来的人,特别看不上这些媚俗的东西。其实我就是本能,回去一看,觉得好奇,短短两三年,怎么出了这么一个东西。那期间,我也开始反省这种80年代式的精英思维——已经一棒子把你打地上了,你总得反省吧:为什么你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局面?还是那种知识分子文人似的,觉得「明天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还好」这么一种简单思维,认定「既然今天比昨天好,明天就会比今天更好」吧?结果在这个国家里,官方的举动你也没有预料到,大多数老百姓关心的事跟你也有很大距离,你上下脱节,这种思维方式和态度是不是有问题?从写China Pop到做《八十年代访谈录》,我一直在追问这个问题,对80年代的反思。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否认天真的热忱,我觉得那个是很珍贵的。

端:你觉得当年在美国的流亡知识分子,反思到位吗?

查:因人而异吧。从中国流亡出去的有两个比较大的群体,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在普林斯顿。我们当时在芝加哥。普林斯顿有刘宾雁、苏晓康等人。刘宾雁还到芝加哥来过,我们一起开会。我记得六四过了一年两年之后,有美国大媒体采访刘宾雁,问怎么看中国的前景,他都认为中国政府很快就会倒台,这么反动的一个政权肯定要垮台,人民会起来把它推翻。

我当时也有很多盲点,但已经开始意识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回到北京,看到《渴望》,看到好多人开始转型或者调整,社会又开始松动,出现了一些新的渠道。上面把一个渠道堵死,同时打开了另外一个渠道,让大家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挣钱、写肥皂剧这类事情上面去。这个社会有很多层面、阀门,政府的管制也有很多技巧。它比它的对手更精明,身段更灵活。所以我感觉,刘宾雁的那种判断还是基于一种道德义愤加上传统精英自我中心意识的投射,惯性地认为有一天我们将重返舞台,中国将改变,而我们将是改变的很重要一部分。那是一种缺乏自省的惯性思维,对社会的其他变化,比如对大众文化或者其他商业的东西,看不起、看不惯。那种态度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当然,过了这么多年,我又有了对那个时候反思的反思。现在看来,在检讨过去的精英思维,研究通俗文化以及它和社会转型的关系时,我对通俗文化中藴含的某些新的可能性,也投射了过多的希望:希望它成为一种新的生长空间,解构或改造旧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的内地流行文化大多是畸形的、犬儒的,另类的空间只能是少数,只能打打擦边球。

资本所鼓舞的力量,从当初一个小小的东西、撑开一个新空间开始,现在已经变成大主流了,但它却一点不强悍。专制体制对它掌控自如,它也低眉顺眼,有时甚至成了共谋。奥威尔和赫胥黎结为一体,老大哥和美丽新世界同在。最糟的可能性结合在一起了。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写 ChinaPop时缺乏的意识:对美丽新世界这一面没有足够警醒。

端:这可能也是过去十几年,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需要反思的地方。

查:对,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左对资本主义的抨击是有意义的。自由派的一个问题就是把西方的一切都美化了,就看资本主义最好的一面:市场经济带来的自由等等。新左是另外一种盲点。各有各的盲点,或者有意无意的一种回避。

端:问到反思是因为,到现在快三十年过去,89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仍有很多,可能是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当时的状况不得不开枪”,“一次开枪换三十年和平”。如果没有对这段历史有更深层的反思,和建基在反思之上的论述,可能很难完全依赖道德的方式,去说服年轻一代人,去对抗官方对历史的模糊与重构。

查:明白。但是我觉得这种论调已经延续很多年了,我写China Pop的时候已经听到。那个时候有人说:就像你爹打了你一巴掌,你醒过来了,他毕竟还是你爹,所以你也就知道要老老实实,慢慢来吧。

还有一些人认为,那些流亡者出去了也很腐败、也很分裂,都是一些烂人,他们上台更糟。这些论调至少有二十多年了。这是人的本能,justification(正当化)。当一件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就要把这个事情从最正面的角度说圆了。

我觉得这个民族有这种传统,一而再再而三有些很丑恶、很血腥的事情发生,他要为历史里面的懦弱凶残找到一种合理说法,使加害者和受害者都能活得下去。对着过去:当时我为什么没站出来?为什么那些年轻人死了我没死?他得有一个能说圆的说法。然后为什么我现在不敢揭这件事呢?因为揭了更糟。所以这其实是心理上懦弱者的自圆其说。施害者就更不用说了,他当然得说这么做是对的,他一贯是这么说的。共产党的历史里面充满了谎言和洗地,这在中国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我当然不能说只有中国,世界历史上的很多丑恶都被本民族长期掩盖刷白,一直到一天,或者是觉得自己强大到(一个程度),或者是觉得久远到一个程度可以禁得住(才公开真相)。问题是现在已经快三十年了,号称有四个自信,但就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加害者很不自信,对面的受害者,也很懦弱。

不用想的,开枪杀人是错的。又不是战争时代,一堆孩子在街上,你去杀人,这还用得着说吗?如果开了橡皮子弹去驱散,那可以说用这个换来二十年和平。真枪实弹把人打死了,说这是换二十年和平,纯粹王八蛋!所以说世界上有两个逻辑,有逻辑,还有中国的逻辑,真的可以用在这个时候。这就是中国的逻辑,完全是没有逻辑的逻辑。凶残和懦弱同时表现在这件事情上,但这就是现实。

端:也有一种丛林法则在里面,胜者为王的逻辑根深蒂固。

查: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反正胜利者一定是有理由的,没理由怎么能当皇帝呢?他就摆平了,前面就摆不平。现在年轻人说这话,几乎就和当年坊间流传的一样。当年坊间流传,邓小平在拍板决定要不要开枪时说了一句话,就是开枪换来二十年的稳定。果然换来了,不止二十年,马上就三十年了,不仅换来和平,还换来了年轻人的拥护和幸福。这可能都超出他的想象了。一方面就是胜者为王,要把它说圆了;另一方面确实也反映了,中国虽然有这么大的经济变化,但从文明价值的标准上看,还没进入文明社会。这么基本的人权意识——杀人是不对的,不能用杀人解决问题,不能用杀人来证明只有杀人才能换来现在的稳定。实在很遗憾,这么多年轻人生长在互联网的时代,有这么多信息可以供他们发展自己的独立思维。他们受的教育本可以超越那种很功利的想法。开枪换来什么呀,换来自由了吗?换来了买包的自由,换来可以随便染头发的自由,换来可以随便讲话的自由了吗?换来的“和平”就是我们现在可以买车、买房、可以旅游?换来了这些,可是都没换来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能力,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还很理直气壮。这是经济动物的一种思维方式。

我曾经在哥大的研讨会上说过,当自己国家的球队正在赢球,你很难为它喝倒彩。一个整体在高歌猛进的时候,胜利了,在进球了,怎么能喝倒彩呢?这是人类很正常的反应,很难去苛求。可是如果要用一个高一点的标准,尤其是对思考者们,读过书,上过学,本应超越这个本能的反应,应该能稍微拉开些距离,那么他们的态度就不应该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就属于没脑子。

端:你常年在中美两地跑,从你感受的变化看,你觉得中国会一直赢球吗?

查:我觉得微妙的是,现在可能又到了一个关键节点了。最近西方正在形成一个针对中国的普遍共识。他们原来抱着天真美好的愿望,觉得可以通过一起交往,让中国进入世界大家庭,随着中国越来越繁荣,越来越有自信,就会越来越认同这些(美国式的)价值。现在发现从上到下都没有。不仅没有,还颇有背道而驰的态势。

前些天,我还听到Penn State University的中国春节晚会上,一个学生用美国式说唱表演一个节目,到最后就说中国现在强大了,美国人现在得管我们叫爸爸。在场的大多是中国学生,可能有几个美国学生也没听懂。里面有懂中文的老师,早年留学,留在那当老师的,觉得这太不合适了,想私下告诉这学生。没想到这学生大骂,说他们这些人(老师)跪舔……当然后来影响太不好,中国学生会也发了声明,说那个人已经不是正式注册的学生了,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留学生。但当表述变得这么恶劣的时候,可能就造成一种双向的排斥和妖魔化,互相丑化。尤其随着美国本身也从媒体、政策开始变化,整天都在谈贸易战:中国人一直偷我们的东西,把我们的工作也抢走了,现在又在四处扩张等等。慢慢美国民间也会慢慢有一种反应。这就对抗上了,这是很悲剧的。

我那么早出去,一直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我跟朋友开玩笑说,这么多年走来走去,就是希望我最爱的两个国家,中美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这是真的,我做所有事都是希望这两个国家的人可以更加互相了解。比如用英文写中国,即使有批评,也是有很深的同理心,里面有很多可歌可泣、有趣可爱的人。用中文写,我对美国也会有种很亲切的态度,哪怕是批评。所以对我来说,现在的转折点很不幸。

来源:端传媒 Initium Media
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817-mainland-zhajianying/
陈浩武:关于知识分子



1. 这一百年间,谁最爱这个国家?谁最关心这个国家?谁最能替老百姓说话?谁比较最能不计自己一时的利害得失而为国家的命运着想?我想了想,还是知识分子。

2. 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宽容的主要标志。

3.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作家不是自由写作的群体,而是权力控制下的宣传力量。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对于新时代的政治要求,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们后来悲剧命运的开始。

4, 不信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基本特点。中国在五十年代顺利走上苏联道路,就是因为听不进知识分子的意见。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政府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一个政府犯错误是难免的,而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政府从来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圣人之举,这是很可怕的。

5,现代政治是不记仇的,尤其不记异己的仇。政治是有成败的,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败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坏人,政治的成败和人格的高下不是对等的关系。

6. 对工农群众的简单认同,是1949年以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基本逻辑,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工农比知识分子强,其实这是非常荒唐的。

7. 思想改造运动是四九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为随后到来的1952年的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基本结束,它带给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重的。

8. 从个人命运来说,黄万里的人生是个悲剧。因为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他一生最有价值的思考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不过对悲剧英雄来说,他们存在的意义是超越他们职业本身意义的,像吴祖光、马寅初和梁思成他们一样,他们的专业成就早晚会被超越,但他们的精神可以成为永恒的财富。 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史却很令人深思。北京市政建设中,历史证明梁思成是对的,但老北京还是消失了。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对的,但三门峡水库还是建起来了。马寅初提出要计划生育,但中国的人口还是激增了。

9. 中国历史的吊诡处在于:对者出局。这已成为基本的潜规则。因为专业声望的建立过程中国家有决定作用,所以黄万里不可能成为两院院士,不可能居于他所在专业领域的重要地位。作为一个水利科学家,黄万里专业声望的最后建立要依靠巨型水利工程的失败来证明,这是多么大的悲剧!但这样的悲剧在黄万里一生中,还上演了不止一次。

10. 一九四九年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改朝换代,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北大校长,而他的一个学术观点却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到了他这里已经奄奄一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绝响。

11. 叶企孙和饶毓泰是中国早期物理学发展中的两个奠基人。他们同是留美的博士,后来主要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多数物理学家均出自他们门下。1948年他们俩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组的院士,这是当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到了“文革”,饶毓泰自杀,叶企孙重病缠身,凄然离世。叶企孙由于卷入一桩重大冤案中,很长时间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叶企孙晚年十分凄惨。“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叶企孙、饶毓泰后来都获平反,但他们的死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强烈的,一个连物理学家都容不下的环境,到底在哪里发生了问题?

12. 李宗恩先生是一个科学家,一九四七年他出任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为这所一向由美国人主管的医学院的首任中国院长,他也是一九四八年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胡适和傅斯年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去台湾,很多人拒绝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李宗恩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奇怪的是年过花甲的老人竟被发配到了云南昆明,没过了几年,一九六二年就死在了那里。想想这些知识分子的遭遇,真让人有说不出的悲愤。像他们那样的人才,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积了多少年的精华才出现的,然而一个新时代就那样轻易把他们葬送了。

13, 胡先骕是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1949年以后,胡先骕没有走,而是留下来继续他的生物学研究,那年他五十五岁,还是一个科学家最好的年龄。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时,在自然科学家中,胡先骕是极少几个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就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独立的科学思想,在一个新时代里,他最终很难和他所处的时代达成平衡,他是中国生物学界少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但在一个一切以政治为首要标准的时代里,科学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骕就因为反对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而最终没有成为学部委员。胡先骕的落选,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胡先骕于1972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折磨,他由原来所住的一所约三百平米的住宅,被迫迁到了一所仅有十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的图书、资料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尽。一代科学宗师,就在这样的处境中离开了人世。

14. 董时进有一件让后人肃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书毛泽东,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利”。“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 “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

15. 张东荪曾做过私立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在专业领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人就更陌生了,但张在1949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新时代里,他已是被遗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许人也。张的被重新发现,首先是许多学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价值,还有就是他后半生的坎坷命运。1973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炎,已先后自杀。1949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在1949年就死了,那时他也不过63岁。

16. 1949年,顾颉刚57岁。他没有走,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作为学者,顾颉刚的学术道路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大,但顾颉刚本人是受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独行的原则。整个50年代,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17. 我常常想,沈从文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其实早已死去,不死的是他的小说。常风先生和我提到沈从文常是叹息,对于他不写小说,常先生口中总是一句话:太可惜,太可惜。现在想来,常先生的叹息声中,是对一个天才命运的无奈,更是对一个时代没有让一个天才作家继续写下去的感慨。

18.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他们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储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

19. 钱钟书对政治的看法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体现的,在他看来,政治那东西,一旦沾上,就没有一天安生。然而,尽管钱钟书这种对政治的态度,使他在1957年没有落入“右派”的行列中,但1966年的到来,也使这位从不问政治的纯粹学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种菜了。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泛尊敬,除了他在专业上的巨大成就外,钱钟书是一个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人格的力量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20. 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剧作家,曹禺在40岁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是1910年生,之后,他的创造性就没有能再发挥出来。就个性而言,曹禺是属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艺术家,可他40岁以后赶上了一个不容艺术家气质的环境。对于曹禺40岁以后的创作,他的朋友吴祖光有过尖锐的批评,意谓他是太听话了。而黄永玉的批评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以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晚辈剧作家沙叶新也曾直言批评过曹禺的没有主见。

21. 冯友兰一生可说的事非常多,他的经历在他那代知识分子中可以说是最丰富的。他一生的特点,有人评论说是太接近于权贵。成亦在此,败亦在此,他过于在意自己在一个时代里的地位,他有时候是不看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而硬要让自己处在中心,如果他能有自觉退于边缘的意识,他给人们的印象就不是现在这样。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冯友兰没有树立起自己的独立性,他一生多变,这个变可以理解为他不断追求新东西,但对任何成年人来说,多变一是出于自保,一是出于不甘退居边缘。
冯友兰对领袖的感情可以理解,但领袖对冯友兰其实并不是真心敬重,要是真心敬重,文革中冯友兰也就不会吃那么多苦了,旧时的领袖倒是真心敬重他,但他却不念旧好,单就个人之间的友情而言,冯友兰的那些作法也有点过头,甚至是自做多情了。

22. 冯友兰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季羡林挽冯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

23. 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言论应该是最具独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1957年,金岳霖平安无事,不知这是否和他与毛主席吃过4次饭有关,但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如他和林徽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虑的,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24. 50年代初,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从陈寅恪的语气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著。

25. 周一良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但后来周先生几乎没有能按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还算是灾难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们也就不能再苛求一个学者了。周先生在“文革”后期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3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写作组的顾问。

26.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经济的人来设计的,不仅最初具体掌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层官员如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人不了解现代经济,就是当时中共的经济学家如沈志远、许涤新、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的了解,也根本无法和那一批留学欧美的社会学家相比。

27. 王实味到了延安,但延安最终不要他了,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延安不需要这个,有一种思想就够了。不要个性,不要独立思考,只要服从即可。所以那些到了延安而还想用自己头脑思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都不适应了。王实味是最典型的,还有高长虹,还有萧军。他们都是些不受延安欢迎的人。

28. 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1949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这3个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3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陈垣从此转变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195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截然不同。 陈寅恪先生1949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

29. 在同时代的朋友中,费孝通是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作为一种象征,他能让今天年轻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坎坷人生。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强的自由民主观念。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1957年不仅埋葬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肉体,而且将崇高的信念也埋藏进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了。费孝通先生晚年已不愿多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者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这种信念的强烈。费孝通年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转折。在1949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是最后胜利的前兆”。在1957年,费孝通敢于写出像《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被称为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给人以不减当年勇的感觉,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1980年复出之后,虽然我们仍能在他那些远离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但我们却很难再读到他早年《观察》文章和《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令人振奋的论文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晚年费孝通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深的,从理论上讲,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费孝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亦或不幸。

30. 对延安知识分子,要稍加定义:主要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在此例。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年的左倾教授和左倾青年,在教授中以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乔木、于光远、胡绳为代表。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延安知识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能与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延安确有新文化,那么创造这些新文化并为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识分子,才可以视为是“延安知识分子”,有些没有到过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而像王实味、肖军、高长虹虽然到了延安,但最终无法和延安文化达成平衡,所以也不应当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 1949年以后,主要活跃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作家,而是从延安和更为广泛的解放区来的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由于这个时代对于过去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不放心,但一时又没有更多新的知识分子来满足时代的需要,所以五十年代初期,是一个什么都可以速成的时期,作家也不例外。

31. 中国文学五十年的道路,最大的破坏来自于对作家自由写作精神的压制和打击,这是一个坏时代,坏时代不说能说绝对产生不了好作品,比如前苏联就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还有东欧也出现过许多类似的作家,但在这五十年中,中国没有那样的作家。中国作家在自由写作精神的养成和自觉上,不如前苏联和东欧的作家,这不是作家的错,而是制度的错。就文学成就而言,在这五十年当中,人们没有什么特别留恋的文学作品,人们还是怀念过去,怀念三四十年代。“最是文人不自由”,这是陈寅恪一九三零年写的一句诗,用它概括这五十年来作家的处境,我以为是最恰当的。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进步不了,因为作家们在他们写作的时候,没有自由的心灵,不是他们不知道该写什么,而是他们太知道他们该写什么了。

32. 中国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权力中心以后,极少有人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他们基本上承担的是助纣为虐的工作,在具体执行中,宁左勿右是他们的工作特点。因为这种东西已成为一种文化,深刻地沉淀在从政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心中,所以他们处在权力中心的时候,都对别人的痛苦麻木不仁。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一旦被权力抛弃,面临的是比他们当年所面对的弱者更为悲惨的结局。中宣部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罗瑞卿、陆定一(特别是他妻子严慰冰的遭遇)、周扬、乔冠华、章汉夫、邵荃麟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延安文化里没有对政治斗争中弱者的同情,因而使所有参预斗争的人,没有最后的胜利者,因为他们的命运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原载:新浪博客
王玉江:什么是英文的字和词?
发表于 2018 年 08 月 23 日 由 舟巷

什么是英文的字和词?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定义什么是字,什么是词。

字,中文的字,是一个个方块形的符号。中文,例如我这篇文章,就是一个个字和标点符号组成。因此,字和标点符号是文章里的最小单位,也叫基本单位。那么,字的定义就是文章的基本单位。

什么是英文的基本单位?或者说,什么是英文的字?英文是由标点符号和word组成。也就是说,标点符号和word是英文的基本单位。因此,word就是英文的字。

word的正确翻译是字,过去也是这样翻译的。现在有人把word翻译为单词,问题是中文里没有单词,不懂英文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单词。更糟糕的是,有人把单词省略为词,很多人就把英文word当成了中文的词。

中文的词是合起来代表意思的几个字。最常见的词是两个字的词,其次是三个字的词;四个字的词,大多数是成语;五个字以上的词很少了。请注意:词是几个字,不是一个字。

中国语言学界有一个荒诞的概念:单字词。一个字就是一个字,绝不能叫做一个词。把一个字叫做一个词,是混淆概念,违反了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第一条,同一律。

英文也有自己的词phrase。合起来代表意思几个word就是phrase。phrase的正确翻译是词。由于很多人把英文的word翻译为单词,再误解为词,于是他们就把phrase翻译为词组,恶果就是中国的语言学教授再也分不清中文的词和词组。语言学是科学,可是中文的语言学,很多概念都是说不清楚的。

中国还有一些不懂英文的语言学教授,他们把英文字母当作中文的字。虽然他们知道中文的文章里只有汉字,没有笔画,但是由于他们不懂英文,他们不知道英文的文章里只有word,“没有”一个字母。因为他们不明白,英文里的字母必须以word的形式出现,即使是单个的字母,在英文的文章里也是word。例如I和a。

至今中国语言学界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word是中文的词。如果有,肯定是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

如果你想说,英文的apple,中文是苹果;apple是一个word,苹果是一个词;因此英文的一个word是中文的一个词。那么,我告诉你,这叫以偏概全。

我可以给你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英文last name,中文是一个字“姓”。你会不会因此说,英文的两个word是中文一个字。

最后总结一下,什么是英文的字和词?word是英文的字,phrase是英文的词。英文的字母letter相当于汉字的笔画。
如果连这些基本常识都搞不清楚,建议你不要说自己懂语言学,更不要说自己是语言学教授,免得丢人现眼。

参考:王玉江《字本位和词本位》hx.cnd.org/?p=149680
温元凯:美国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发表于 2018 年 08 月 21 日 由 thchen

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这是个中央领导人向我提出过的问题,但是我的回答还不够好,今天我可以回答的比较好。

美国的人口只占全世界5%,但是美国人消耗了全世界25%的资源;美国掌控了全世界60%的金融。还有一个数据,我相信大家从来不会在中国任何一张报纸领导人讲话书本文件上看到过,那是我计算出来的——我认为美国掌控了全世界70%的高端人才。当然我们这些人要把国家政府社会研究,美国怎么吸引全世界的人才,美国的大学机构研究机构怎么鼓励创新创业、白手起家、包容。

我有一个讲演非常受欢迎,讲了十年,叫诺贝尔奖是怎样炼成的。我收集了1901年到2017年全世界一共出了六百十八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总结了诺贝尔奖的五大规律。

第一个规律,美国德国英国三个国家占了全世界诺贝尔奖的90%以上,美国就占了二战以后全世界诺贝尔奖的70%以上。也就是说今天世界上得诺贝尔奖70%是在美国上班的,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只有一个,而且已经是一个84岁的老太太。中国今天不是很有钱吗?不是有的时候也挺骚包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在3万亿的外汇储备中间,拿出个300亿来请一百个诺贝尔奖得主到中国来工作,这件事情可行不可行?每个人三个亿,那些搞理论工作的也不要三个亿几千万就可以。来干什么?来当大学的校长。他们至少比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更有权威一点吧。来当研究所的所长,至少我们中国科学院近一百个研究所没有得诺贝尔奖当所长,来创办新的大学,新的研究所,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问题来了,他们如果到我们的大学当了校长,那我们的党委书记该怎么办?谁说了算呢?会不会就没有党的领导了?这就是对我们改革深化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规律,世界排名前20名的大学占世界诺贝尔奖的90%以上。第一名哈佛大学先后出了151个诺贝尔奖,第二名哥伦比亚大学先后出了101个诺贝尔奖。第三名英国古老的剑桥大学出了91个诺贝尔奖。第四名,芝加哥大学89个,第五名,麻省理工87个等等。那中国的大学在哪里?

第三个规律,这些大学有一些著名的实验室,现剑桥大学有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出了29个诺贝尔奖。我们华为算很牛了,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钱。任正非是非常重视研发人才的,但是这样的距离,恐怕还有遥远的路程要走。德国的古老格林科大学出了45个诺贝尔奖。丹麦算个小国吧,但是出了一个伟大的原子物理学家,带领的哥本哈根学派,出了12个诺贝尔奖。

第四个规律,诺贝尔奖30%是是师徒相传的,他有阶梯效应,他有传承,最长的传承五代人。我们国家建国以来的各项政治运动,反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把大学研究所搞了个天翻地覆,很多著名的教授甚至自杀身亡。我们还能有这样的五代传承吗?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进行更加深刻的反省。

第五个规律,犹太人占诺贝尔奖35%。有人统计了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一百项发明,从1900年到1928年中国一项也没有,大家想想1900年到28年我们中国在做什么?1928年到1957年出了一项,60年代前半部分好一点,出了三项,1963年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创造了世界首创的断手再植。1964年,农技校教师出身的袁隆平发现了杂交水稻。1965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发明人工合成胰岛素,开创了人工合成生命的进程。但是大家注意,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直爆发到现在,中国就再也没出过一项被称得上伟大发明的科学发现。

又有人统计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请注意,不是科学家,而是发明家。从公元前287年阿基米德开始算,2000多年中国居然只能排进去一个人,那就是一千多年前东汉的太监蔡伦发明的造纸。近500年,近200年,近100年,近70年,近40年,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排到这张表上去。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伟大的发明家谈什么创新?我们眼睛里看到的所有现代物质文明都是西方发现。所以说老实话,这几张表该不该贴到我们的科技部长的家门口?该不该贴到教育部部长的走廊里?贴到每一个大中小学的画廊里面?希望在什么地方?希望呢已经不是我们这代人了,希望只能在下一代。所以我们要推动教育创新,教育改革得真正的用意就在这里。

我们看看最新的世界最好的20名大学,美国占了16所,英国占了三所。那么中国的大学在哪里?最新的排行榜,清华大学排49名,北大排72名,浙大125名,上海交大137名,也就是说,我们的一流名校排不到全世界的前位。

我是个蛮喜欢看电影的人,我发现美国人拍了很多科幻片,而国内电视上最喜欢放的是帝王片,这就是中美文化的不同,美国人喜欢科幻创新,美国的科技大佬都是科幻迷,那中国人喜欢研究的就是权力斗争,怎么勾心斗角,怎么拉帮结派怎么整人,这就是我们值得应该反思的问题。
加成:清华老五届在微信群里聊些什么?
发表于 2018 年 08 月 18 日 由 舟巷

老五届是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至1970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约70万至80万。学者高放曾将老五届的人生历程概括为“五子”:文革前的“骄子”、文革中被当作“棍子”、毕业被发配后的“弃子”、改革开放后的“才子”、退休后的“赤子”。时至今日,老五届年届古稀,基本上都已退出工作岗位,并且正在陆续退出人生舞台。近日编者得到一份材料,记录了一批清华大学老五届在微信群里的留言共98则。笔者将其整理成7个方面,分别是“关于社会现状”、“关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关于台湾问题”、“关于教育医疗文艺”、“关于国际问题”、“关于历史与文革”以及“关于老五届自己”,以便让读者了解老五届在老骥伏枥之年的所思所想与忧国忧民之情。顺便提及,编者也是一名老五届,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

1.1 关于社会现状

*在现代中国,任何有组织的行为,都是非法的。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这是维稳的基础,不能突破。什么读书会,讲习所没有存在的理由。

*如果你有一个自信,请公布财产;如果你有两个自信,请与他人竞选;如果你有三个自信,请将军队还给国家。

*舆论一律不是好东西,无论是主流的舆论一律,还是非主流的舆论一律。

*人活在世上,要讲规矩。但首先是有权有枪的人要讲规矩,有权有枪的人不讲规矩,只让没权没枪的人讲规矩,这样的规矩,就是狱规。

*问题不是有没有工会,也不是工会能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而是工人自己能不能组织工会,而这在中国是违法犯罪行为。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的君臣,忧草民乎?

*古有忧君、忧国高官的天问。今有不配忧君(在党外)、不敢忧国(怕妄议)的小民,只忧咱们喝地沟油、吸阴霾的草民们,小声怯怯的“地问”一句,还后怕呢!

*积红旗下生长六十余年之经验,凡搞到民不聊生,民声鼎沸之时,政策就右转,困难时期之后如此,文化革命之后亦如此。但一旦形势好转,刚有国泰民安之像,政策就会左转,不搞到“国民经济临近崩溃边缘”就不转向。难道就没有摆脱这恶梦般循环的办法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客观规律,难道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也是一种规律?

*当今各派政治势力都在活动,呈多元化很正常,谈不上族群分裂!可以 “以史鉴今” 来看一看:

(1)当年毛高举马克思大旗,毛是真的崇拜马吗?非也!不过是找一理论,发动群众打江山而已!
(2)现乌有之乡头头们高举毛大旗,是真的崇拜毛吗?非也!不过是忽悠天下,借“为民请命”实现政治野心而已!
(3)同样的,一些“领袖”们高举民主的大旗,取得政权后也不一定搞民主社会!
(4)中国土豪的生活令人向往,成千上万的创业者忙于向土豪进军,马云的电商每天都在产生成百成千的土豪!榜样的力量势不可挡!谁还愿意关心政治!
(5)底层的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处境不好,应当是有锐气之人,但他们为了生存,被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管得服服帖帖,那有机会过问政治!
(6)唯有我们退休老者,虽是衣食无忧,却忧国忧民、努力寻找富民强国之策!虽然哪派政治势力量都不愿拉我们入伙,但纵论天下仍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中国是以官为本,他们有无限的自由(不受宪法的约束),而百姓都是屁民,看不到一个真实的世界(屏蔽网络),说话都要小心。这就是为什么要反对宪政,因为绝不能限制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核心利益:保江山。

*尽管在好的体制下仍有许多恶的人性,尽管在恶的体制下还有不少善的人性闪光,但我认为体制与人性间,体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全社会的道德溃败是由这个体制引起的。在这个体制下,要扭转道德的进一步下滑,要扭转官场的整体贪腐都是不可能的!

第一,体制当然是最主要的因素,像文革这样大规模的反人类运动,只可能发生在极权专制国家(领袖的权力不受约束),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大环境。第二,毛的个人色彩和个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的帝王思想和对乌托邦的向往决定了他一定会发动文革这样的运动。第三,就人性而言,要看为什么会如此。我觉得有历史的原因,更有常年的阶级斗争(各种运动)激发了人的仇恨,恶化了人性,打破了道德底线的因素。

*觉得胡锦涛学长其实不错。本人和夫人比较干净,没有什么不好传闻。在任期间,国家基本稳定,处理非典和汶川大地震等都不错。胡学长在任期间,正是国内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另外,裸退也意义重大。当然有许多问题,如贪腐严重,贫富差距拉大,没有抵制老人干政等。

*资本必须受到制约,否则以钱生钱会无限膨胀,以劳动挣钱永远挣扎在生存的边缘。这个道理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是社会常识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对此而制定的一整套节制资本的办法。邓大人只提先让少数人富起来,没有任何制约资本的措施,带动多数人富起来完全就是一句空话。

*资本在一个时期是有限的。一小部分权贵富了,是以毁坏资源和资本运行规律实现的,使篮子里的钱越来越少,这样下去,老百姓会一贫如洗。早在邓大人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前半个世纪,孙中山就详细解释了他的民生主义是怎样来制约资本,尤其是土地增值,绝不能落入资本运作之手,可惜在半个世纪后完全失控。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还在耳边回荡。但是那些中国人民的“孙子”以及“滴滴拉拉孙”是否热爱可就难说了。

*这些高干子女多数是夸夸其谈,浮而不实,所谓自命不凡不过是拼爹而已!参军当官、升级授衔、甚至当将军,也就是家务事,老太婆出面打个电话就办成了。

*强调人民的监督权力,首先就要查一下毛新宇凭什么本事晋升将军?毛新宇当将军本身就是干部制度的腐败!

*改革开放是经济也是政治!当年邓大人一道道改革开放政策下来,我等在大山沟里蜗居的清华文革生,齐声欢呼:“天亮了!解放了!”,扬眉吐气!这难道不是政治!经济与政治那里分得开!

*打老虎,疾风暴雨,全民拥护。但相应的法律改革却迟迟跟不上。阳光法案(官员私人财产公示)多年在人代会上,遭绝大多数代表反对。要长治久安,要反腐,要治标,更要治本。此事不像普世价值那样有争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施行。为什么中国迟迟不动呢?

*多信息比无信息好,当年相信“我们最幸福”,“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等待我们去解放”,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可笑可悲。活在多信息时代比无信息时代要累,必须要经常自己动脑子,不过至少减少了盲目的“自信”。

*没文化的专制比有文化的专制恐怖得多。凡说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人,往往比别人醉得更厉害。

*先帝爷留下的烂摊子,第二代治理者的办法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虽然去不了病根儿,但起码能减轻症状,让你自以为治好了。第三代是头疼医脸,脚疼也医脸,对他们来说,治不治好不要紧,面子最重要。这一代就邪乎了,头疼堵嘴,脚疼也堵嘴,只要不喊出来疼,就算没病。

1.2 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为了国家团结,你对在国界范围内同一国籍的老百姓好,大家自然就爱这个国家,有难就自然同当;你对本国百姓不好,鼓吹再多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也没用。君不见现在那些口号喊得最响的,往往是一些“外国人”的父母?而且还有越来越多之势?

*对于死不肯放弃独裁专制的当权派,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应对民主政改的呼声,得心应手;对于不希望中华整体强大的势力,挥舞民族主义大棒消灭仅有残存的那点真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游刃有余。两种对立势力都偏爱这两个主义。

*近年来国人不断表现出来的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不是也很相似吗?普通百姓的狂热往往是在牺牲自我。为国家为民族为共产主义或者为他的上帝。历史已反复证明,这种狂热终会酿成巨大的破坏:小则烧毁汽车商店,大则导致战争,造成生命财产无可挽回的损失,而损失的承担者正是百姓自己。而推出这类狂热的极权者自身是不会有什么损失的,这正是绝对权威/极权制度治下的特色。

*与此不同的是另一种自由民主的体系:那里的原则,一是人民的私有财产不可以被侵犯,二是人民的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可以被剥夺。每个人自觉地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且尊重他人同样的权益,这就是爱国,能使国家长治久安。一个国家的政府的职责就是保护人民的财产和自由。如果一个政府经常鼓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那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2.1 关于台湾问题

*主观上,台湾有腐败丧权的惨痛教训;客观上,有大陆虎视眈眈在侧。政府、官员必须兢兢业业,与今天的大陆情势不同。

*本人很愚钝,不明白在台湾,无论老蒋小蒋,为什么不利用绝对的权力和戒严,让自己的家族变成世界首富?作为 “大地主阶级” 的代表,为什么要在台湾搞土政?

*民主是需要不断成长和发展的,台湾的民主远远走在了大陆前面。台湾人民有更多的自由得到保障,不会因为“说错”一句话而进监狱。他们的社会保障也是平等的,不论你是平民还是官员,不会像大陆一样,把最好的资源留给权贵。国民党敢于把自己是否执政交予台湾民意决定,而不是靠枪杆子维持,就是进步。

*一个国家领导人,能有50%的选民支持你,当仁不让;超过60%,众望所归;超过70%,留名青史;超过80%,那是耶稣;超过90%,是独裁;近100%,那绝对是暴君。世界各国元首的得票率:第一名是朝鲜金正恩100%得票率,第二名其它国家得票率99.86%。恭喜 华人第一位投票产生的女性总统她就是蔡英文。

*对台动武可能性空前升高。一则是有把握,与江朱时期无实力唬人己非同日而语。二则是利用解放台湾而全面解决国内重重困难和危机的想法太诱人。

*两党制下选民换管家试试看是常态。屋内拆台的前盟友,对岸猪一样的队友。国民党的拥护者一下子全变成了民进党的粉丝,朱立伦不败才怪了!

*什么是合法?就是符合宪法。在中国大陆,宪法规定只有共产党组成政府才合法,任何经过选举组成的政府都是非法的。
*民选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才可能是民主的政府。在民主国家这很平常,下台了再准备上台,就要对人民承诺。

*一方面为国民党感到惋惜,一方面更为台湾的民主走向成熟感到高兴。台湾的政治已经走进良性循环,彻底摆脱了一党独裁的阴影,有了真正的人民作主的民主制度。中国大陆真是还差十万八千里呀!我们现在可能还是离金三儿更近一些吧。

*民众主要关心的是民生,关心民众生存状况境遇能否改善,这一点两岸民众是相通的。

*台湾民主二十年的启示:86 年容忍民进党组党,87 年开放党禁报禁,说明赵太爷能够立宪。政党轮替诉诸于全民投票,赢者不再通吃,败者不再为寇,数人头而不砍人头,说明中国人能够民主。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下台后都没有学孙中山、毛泽东,出卖灵魂换取魔鬼的支持,说明反对派能够忠诚。

*考虑国际问题,一定要脱离毛式意识形态。我愿意陆台统一,我希望背后有个强大的中国,但不希望台湾年轻的民主再次被农民革命所吞噬。毛推翻中华民国乃是历史的倒退。倘若毛死在雪山草地,中国早就民主了。也不会与普世价值格格不入。

*蒋虽然无能。但忠于总理遗志,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而努力,在抗日中也是爱国当先。蒋在时,各党还可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共产党拥兵才受到围剿。民主国家的政党也不许有独立的武装力量。

*蒋介石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然而竟成过眼云烟。哀哉!

*对政治人物的任何倒退,都要保持警惕和批评,防止其进一步滑坡。等到他真的有一天开明了,再赞扬也不迟。蒋经国经历的也是这个过程。

2.2关于教育医疗文艺

*教育问题的关键一是体制,二是社会风气。党的教育方针就是要培养一个心智残缺不全,不会独立思考,不能独立行走的人。只要不犯上,甘当顺民即可。社会风气则是唯利是图,没有道德底线。在这样一个大氛围下,教育也变成了生意,也无奈。

*明君壮志凌云,要办的大事太多。整军经武,远扬国威;慷慨援外,泽被四海;维稳及维持庞大官僚体制的开支,都是天文数字,民生自然只能放在后面。楼某拙妇,恭居部堂,难为无米之炊,方寸大乱。只知扬汤止沸,不知釜底抽薪,犯了众怒。可见所谓“上智” 也是靠不住的,往往要出纰漏。官僚集团的特殊医疗动不得,主意就只能打到老百姓头上。楼某如果狡猾一点,像水电费阶梯计价那样(毕竟有一定的合理性,老百姓还能接受),同时在自负比例上动点手脚,就不需要急吼吼明火执仗地强行摊派了。已经骑虎难下,再想把“下愚”当作“朝三暮四”的猴儿耍,这回恐怕不灵了。

*《老炮儿》是影视界犬儒们盛世欢乐颂歌大合唱的异声,是蛰伏在思想荒原贫瘠土层中的地下根茎爆出的新芽,它的社会生态描写有相当力度。开场的警察劣行揭示当下执法人员众多而公正却总不在场的世态。这是京场十三少们横行而小民无可奈何的内在因素。小飞家庭揭示仅几句话,南方某省头头,是正义无法到场的根源。十三少及崔叔,个个仪表堂堂,却白天绑票,打爆人头,捏死小鸟,几个细节把其冷酷凶残而又无法规劝点透,悲凉感贯穿始终。这是权贵资本主义下平民与权贵冲突后,倔强小民必遇的境况。片子的主体故事,有人用现实对照,想证实六哥的江湖早已不存在。他们似乎忘了前不久的李天一案发及每年数以千计的抗暴群体案件,下层民众认可的道理,往往是最接近自然法的生存之道。六哥说的那些京腔俚语,正是在法治不存权贵嚣张之时,草民得以生存延续的无文之规,比起狗屁般虚幻的主义,凝聚人心力量大得多,所以进入中产的洋火们纠结后还是认可,向邪恶出手。

*电影《老炮儿》引起热烈的讨论,这本身就说明了这部电影的复杂性,也证明了它的成功。电影的成功是要看它是否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刻画了一个生动人物。你看看好莱坞的好电影,写坏人的多了去了,电影谈不上什么”树碑立传”,”歌颂”和“宣扬”,这些都是老的过时的红色文化观点。《老炮儿》当然不能代表老北京的胡同文化,它只不过是生动刻画了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物,而且这个人并不是什么好人,可他也有人性中可贵可爱的一面。人就是这样复杂,善恶、好坏集于一体。一个电影只要好看,演员演的好就行了。不要总想着什么思想境界的扯淡玩意儿。

*就文风而言,《上海赋》似乎更像精心雕琢出来的工艺品,匠气太重。不像兰亭序气韵潇洒,滕王阁华彩天成,岳阳楼意境高远,而其文采均有磅礴之气,故能成为旷世名作。此赋经多番人工雕琢,花了几年功夫,想弄出个“精品” 来,底蕴修养不足,反而弄巧成拙。

*受《上海赋》启发,戏作《上海铭》:城非称大,有史即名。市非曰旺,有商则灵。斯是魔都,惟其特兴。快车入地深,高楼刺天青。谈笑有政要,往来皆达名。可以通四海,致五沙。无贸易之樊篱,无种族之逼凌。旧时大都会,今日国际城。世人云:何魔无有?

*谈不上新观念,只是新说法。100年前胡适先生提倡白话文,有几句玩笑话: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溺,今人称做尿;古人说自缢,今人叫上吊。

*连春晚都批评都不得,要封闭,要删帖。公民还想要官员财产公示,司法独立,估计看不到了。什么十八大核心价值,民主、自由、法制,都是忽悠天下说着玩的。

*春晚的官方评价、网民的吐槽、网警、网管对民众吐槽的处理方法,这一切使我们看到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当年《人民日报》亩产万斤、十万斤粮的荒诞报道重现,怕是为期不远!

2.3 关于国际问题

*中国在北朝鲜问题上缺乏正义感,是意识形态的驱使,同为共产孤儿,多少有同病相怜之感。朝鲜再流氓,中国也会视其为友。

*从历史上看,两个极权国家之间不可能有稳定的正常关系。如希特勒和斯大林治下的德苏,如当初的中苏都是例子。如今的朝鲜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建立正常关系,其近邻必定先受其害。

*邻居是个更富裕的更讲理的,当然是好事。中国视北朝鲜这样一个流氓为友,其实私下里像防贼一样天天防着它,不知道第二天它又会干什么。北朝鲜的崩溃只是迟早的事,中国不应帮助其苟延残喘,拖延时间。中国如果仍然按照冷战思维模式,不能清醒的认识到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姑息金三,就等同于玩火。

*金三胖和毛少将都是红三代,蠢劲确有一比。想当年秦二世就蠢得相信指鹿为马,现在到三世才蠢,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

*大清洗是集权体制的共同特点,从列宁开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对孟什维克、托派开始大清肃!斯大林更是登峰造极,看联共布党史就会看到,对一个又一个的反党集团是一次又一次的大清洗。不但杀大批高干,KGB已渗透到所有百姓身边,包括知识份子,如凡不同意米丘林学派的科学家全部整肃!中国和朝鲜都是苏共的小徒弟!

*斯大林的大清洗对象是以党内高干为主,方法是执行死刑和关集中营。数量可观,超过毛。

*美国又到大选年了,常有朋友问我支持哪个党。我答:支持两党制。成熟的民主国家基本是两大党制,右翼要求效率(饼做大),左翼要求公平(饼分匀)。在德日意、英法比,皆如此(台湾则是省籍分际)。右翼执政,经济发展、贫富拉开(战后多年的日本),民众不满,改投左翼。左翼上台,加税扶贫,经济放缓(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众再改投。一左一右、忽左忽右,及时微调,社会前进。克林顿八年、小布什八年,奥巴马“八年啦,别提他了”。今后?反正党也反了,政府也搞掉了,政权也颠覆了。天没塌、地没陷,百姓照常吃喝拉撒睡。

*中华脊梁的孩子也在温哥华定居,说明解放全人类还得靠他们把革命的火种输出到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带。一般老百姓有这雄心也没这豹胆,只能偷渡去完成国之大业。

*现在中国人看伊朗人对霍梅尼的狂热、朝鲜人对金氏的迷信,觉得不可理喻。回想当初,我们不也是这样吗?高压下谁敢独立思考?思想不自由,越左越极端,才能体现自己的革命性,才能接班。就如同当今圣战斗士自杀袭击,是为了上“天堂”,是为了一己私利而丧尽天良。

3.1 关于历史与文革

*文革不可能重演,历史上也没有完全一样的政治事件发生,文革开始就有相当人认为又是一次反右运动。历史事件可以改头换面,其宗旨大约不会变,那就是多数人受害,少数人下地狱,少数人登殿堂。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姓不要受忽悠,不要利益熏心,因为那不是百姓的游戏。许多学生领袖的下场值得我们深思,社会的进步不可能靠运动和暴力获得。

*对毛的评价,正式和公开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两种对立的评价早已心知肚明,不可能有统一的评价,在我们这一代,只是自己同意哪种评价而已!我们只有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不会看到绝大多数人都满意的评价和结论!

*四十年前,百万民众十里长街送别周总理。四个月后,百万民众更是涌向天安门广场,以不同方式缅怀总理,为邓小平鸣冤,抗议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四十年过去,风云变幻,四人帮早已垮台,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革的真相也已经大白于天下。

*人们痛恨文革,也痛恨文革的罪魁祸首以及对文革推波助澜的人。对曾经在文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周恩来的评价则产生了重大分歧:喜欢周恩来的认为周与林彪四人帮不同,林是坏人犯罪,而周是好人犯错,只是违心地干了一些坏事。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周是助纣为虐,同样犯下不可饶恕之过。如何评价周在文革以至之前的行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周在历史上曾被毛多次整肃,尤其是 56 年毛曾严厉地批周离右派只有五十米,逼周连续作检查,甚至提出辞职,毛方才罢休。从此周不敢再公开对抗毛。但从思想上周显然与毛不是一个体系,因此在文革中一方面周无条件地支持毛,另一方面,只要毛有所松动,周立即推行自己的一套。毛一方面离不开周,另一方面又不放心周,甚至在他临死之前还授意江青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进一步打击周。

*1927 年 7 月中共五大中央改组以后,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为中央常委。周很快成为实际的一把手,直到遵义会议。周是共产国际最早培养的领袖之一,中国现代史和周休戚相关,中国发生的一切,周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与毛是相生相克的关系,中共是毛、周二人合谋统江山,周在党内军内的势力足以同毛抗衡,毛、周二人谁也打不倒谁,又谁也离不开谁!周从不愿意当危险的二把手,毛仰仗周的实力也怕周的手段,所以也不让周当二把手。

*周是又聪明又有势力的臣,周不可能抗毛,毛也知道周打不倒。刘、林是毛的奴才,周是毛的伙伴。林死后,周实权到手,毛要公开打倒周,军队和老百姓都会造反!

*不是指望周反对毛搞文革,周不要说消极怠工,哪怕别那么积极,别那么创造性,文革都未见得搞得起来。

*如果周像彭、刘、邓一样,文革要不就不可能发生,要不就早就结束了。林彪也许早就把毛赶下台去了。没有周就没有毛的文革。不能准确评价毛就无法评价周。

*从某种意义说,周比毛更复杂,也更难评价。不论周表面上排在第几位,但只有他才唯一拥有与毛抗衡的资源。毛对此十分清楚,也始终忌惮。毛一向不喜欢周,却又离不开周,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周完全知道毛之所想,他的对策是一再放低身段,反复检讨表示臣服,却始终无法消除毛的疑虑。因此毛、周的关系就呈现为不正常、不和谐的君王和首辅大臣的关系。君不时敲打、臣再三表忠,但内心深处似乎并不完全认同。两人的命运就这样一直缠绕,直到生命的终点。

*毛和周都不是神;毛和周都是某种特殊的集权专制体制的产物;打天下的能力周远不如毛,治天下的能力周比毛强得多;周显露出的人性比毛多;周晚年力图‘保持晚节’,因此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奴性。周是既给毛抬轿子,又给毛擦屁股。为了毛的光辉形象,竭尽全力。

*文革期间,我曾是周的崇拜者,现在他在心中早已走下神坛。周恩来助纣为虐,不逊于林彪,甚至到了唾面自乾的地步。65 年清华同学到工人体育场听周的报告,大谈自己的封建家庭和思想政造。这一年他搞大歌舞《东方红》,颂圣达新高度。乔羽说大会堂排练,周每晚必到,大国总理别的不干也要玩这个!老蒯回忆周为整工作组材料找蒯谈了八个小时,自己做笔记。最后整刘的文件也是周签字了。

*有毛才有林,有林一类才有毛。他们本质上都是暴力革命的的产物,充满暴戾之气。林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等讲话让人不寒而栗。毛林之流的历史现象应当一去不复返了。

*七千人大会后,要不是林在军队大搞神化毛泽东,毛哪里能煽动起文化大革命!用最简明的语言讲清文革的本质: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失去部分权势,通过党内斗争手段难以挽回颓势,竟然想出煽动青年学生闹文化革命的恶招,不惜毁灭传统文化。老干部挺过第一轮运动冲击后怨气冲天,毛泽东索性一不作二不休,掀起造反派全国夺权风暴。不料军队支持反对派群众组织,残酷镇压造反派,好虎斗不过群狼,毛泽东屈从强大的军方势力,改弦更张,抛弃造反派,全国河山表面一片红。林彪成为文革前两回合的最大受益者,却好景不长。政治斗争重新回归高层内斗,林彪哪里是毛的对手,更何况有周恩来鼎力相助。林彪摔死,红色江山交与谁手?智者千虑终有一失。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造神运动上几乎人人有份。造神的事只有在无神论大环境下才有可能。

*在官方拒绝对文化大革命解密和进行反思的情况下,民间兴起亲历者探索文革真相以及良心拷问式的反思活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极具现实意义的,更是极重要的。对近年来出现不少亲历者的回忆资料以及官方资料的分析判断,是能够识别真假,并正确判断出文革大致脉络的,民间锲而不舍对官方的资料解密也是一种催促。回颐和探索文革真相决不是让人们再回到派性年代,在那个疯狂年代,几乎人人有过推波助澜,每个人挖掘自己人格缺憾,从自身反思,是提升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绕不过去的重要一课。

*我不赞成对文革中追随老 M 而犯罪犯错的芸芸众生,现在再来追责治罪,但我也不赞成因此就认为当时的荒唐的人和事都是对的,就要为尊者隐,甚至还要怀念和发扬。做了公众人物,尤其现在还不肯退出舞台的,受人议论是必然的。我们这些亲历者,有责任总结反思,让后来者了解历史真相及危险。

*文革远超过斯大林的大清洗,不仅限于党内干部,更是一次全民族的浩劫,是世界暴政史的顶峰。

*四人帮,合法干坏事;华叶汪,非法干好事!

*大型灾害救援的政治秀,让我想起 1961 年:一边是山西平陆的“为了 61 个阶级兄弟”,另一边是饿死几千万人!
*看看历史,教训不一定会被记取,责任不一定会被追究。为了不要一次又一次地用血肉交“学费”,在互联网上,使用知情权、监督权、建议权,是社会的一个大进步。

3.2 关于老五届自己

*我们已是七十靠上的人了,经历过多少运动,见过多少人和事?我们再看不出来,是不是有点太不配我们的人生了?
*我们也曾是毛的追随者,也喊过誓死保卫,也唱过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只是在信息发达的时代,接触了更多的史实,了解了更多的真相,经历了更多的磨难,才有了更深的思索,有了更大的责任!

*冷静地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来微信群?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聊天和讨论,得到思想的提高,眼界的拓展,情感的交流和精神的欢愉吧。整理保留这份记忆,对于已是古稀之年的我们,是一件超乎能力的事情。现在只能在保证身心健康条件下,看菜下饭,量力而行。

*回忆美好青春的每一片碎片,特别是对七十多岁的老翁们,不就是絮絮叨叨的絮语吗?难道还是改天换地,革命到底的豪言壮语?

*我们的微信不过是奔七老爷子、老奶奶聊天混日子的平台,别看争论得面红耳赤,不过是过过嘴瘾,不必认真,也没有必要整理留档。

*和而不同,思维碰撞,产生智慧火花,追求真善美。

*喝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价值投射超执着,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不但潜心坚持,还想同化他人。希望他人认同自己的思想,是归属感的需要,人的通性。但尊重他人的思想,是归属感更重要的来源,因为知道思想与一个人的生命路径息息相关,是他人的存在根基,所以,尊重他人是要有足够的内力的。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去歌颂,而是应该多批评,多看到不足,批评是为了进步。往近了看,应看到与台湾的差距和不足;往远了看,应看到与世界的差距和不足。

*我等 70 老者议政不过是过家家,混日子,那能干预得了朝政!身体自然最要紧!

*人到七十,放慢节奏,顺其自然,悠哉游哉,不赶,不争,不气。

*对于历史的回颐与认识,观点和依据往往不同,多些包容,倾昕别人的意见,不要内讧,吵得不可开交。一会儿又将相和,哥俩好了。“老小老小”,我们都年过古稀,像老小孩啦。

*史学是一门艰难的学问,有岐见,有争论是正常的。当然不能随声附和,更不必互相吹捧。尖锐对立也无妨,对事不对人就好。

*意见可以相左,但要有君子之风,和而不同。对事实,说观点,不对人,特别不能用污辱人格的词汇、语言。一旦失控,互相提醒,共同营造良好氛围。

*没有“独立之精袖、自由之思想”,何来大师?不得妄议,不敢责疑,何来创新?

*平民百姓能干的事,就是为一步步走向真正民主法制、繁荣富强国家做促进派而非促退派!何为促进,何为促退,是清楚的。如何促进,又是见仁见智了,七十老翁只能说说而已。

*我们这些老人应把身体摆在第一位。社会的进步岂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历史,站在更高的位置看最好。如果亲自下去淌这池浑水,已力不从心。民主 PK 专制不是中国唯一的难题。静下心来观看事情的发展也需要有定力。

*当茶馆里某种声音比较大的时候,更应倾昕、尊重比较小的、个别的声音。茶馆的共识不体现在观点一致上,而是在讨论的态度上:平和说理,兼容并包。

2016-10
被北大解聘的美国教授:中国危机四伏 对年轻人失望
文章来源: 美国之音 于 2018-08-16 16:59:01
鲍尔丁(资料照片)



与其被中国驱逐,还不如自己走路,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思量。

鲍尔丁是一名美国经济学者。2009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一纸聘书让他举家迁到深圳。

鲍尔丁研究国际贸易,想在海外生活一阵子。但他从没想过这辈子会来中国。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原计划在中国呆上两三年,没想到一晃就是九年。

鲍尔丁说,在中国从事学术工作的九年于他意义非凡,自己放佛置身一个经济、金融、商业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如此巨大,却又令人震惊地尚未被探索。

在中国期间,鲍尔丁在彭博社、《外交政策》等西方媒体上发表过大量有关中国经济政策的评论文章,也直言不讳地批评过中国的审查政策。

但是鲍尔丁始终觉得自己是只“菜鸟”。“中国专家”这种词和他扯不上关系,甚至每当有人在他听力所及范围内提到这个词时,他都会紧张地四下张望,寻找周围比他杰出的大人物。

鲍尔丁说,他的任何有关中国的所谓专家意见,大都来自于不断的失败。

去年11月, 北大汇丰商学院通知他,将不再和他续约。今年3月,院方说,希望在4月1日前断绝双方的所有关系。

商学院院长海闻对《华尔街日报》说,解聘鲍尔丁是在评估了他的教学、研究和其它职责后做出的“正常学术决定”。

但是鲍尔丁说,他知道自己被辞退背后那些不能说的原因。

“在共产党手下工作,你不会不知道其中的风险,”他在一篇博文中写道。

上个月,鲍尔丁举家离开中国,告别了这个生活、工作了九年,却依然让他时时感到陌生的国度。

日前, 鲍尔丁从加州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美国之音访问,回首在中国的教学经历,阐述了他对中国年轻一代和经济前景的个人看法。

VOA:最近,关注维权律师群体的清华大学新闻系德国留学生穆达伟(David Missal)被迫离开中国。人们通常认为,在中国学习、教授人文学科的外国人更容易惹上麻烦,您却说:“中国已经到了作为一名教授,即便只是讨论经济、商业和金融市场问题也觉得不安全的地步。”

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鲍尔丁:即便是经济和金融也越来越成为敏感和禁忌的话题。 教授、市场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合理的方式辩论经济政策的能力已经被缩减到近乎乌有。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被迫关闭。外国和中国教授惹上麻烦,导致从贬职到解雇等各种问题。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我的通讯手段一直受到监控。基于我看到的周围的困境,我觉得自己留在中国的风险在迅速增加。

VOA:

在中国执教的九年中,您有机会经历了政治高层的更迭,请从一位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外国人的角度,比较一下前习近平时代和当下的差异。

中国的学术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鲍尔丁:我在中国的九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变。在我刚开始教书时,学生们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很多人甚至在“六四”纪念日当天穿黑衫。到了后期,学生们不再提任何问题,课堂上设有学生督察员。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自己和其他教师以不同的方式被监控。

VOA:

您认为中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最根本的不同点是什么?

鲍尔丁:在优秀的美国大学,真正的学习从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开始。在中国,由于严苛的高考制度,大学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的机构。在中国的精英大学中,相比在课业上获得成功,学生们更在乎实习。中国大学生的创造性、独立性思维受到极度挤压,照本宣科和死记硬背成了常规。

VOA:有人说生长在防火长城内的中国年轻一代不关心自由民主、人权等议题。他们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并为国家而自豪。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年轻一代?您是否有信心他们能让中国变成更好的国家?

鲍尔丁:年轻一代在成长的过程中被告知:一切都会按照现在的方式永远增长下去。想在中国出人头地就要加入共产党,顺着他们的方式。他们不愿冒险支持自由民主和人权这类事情。他们的确为自己的国家而自豪,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有理由这么想。但同时,他们又为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而感到不安。 我对于他们能让中国变成更好的国家不抱太多信心,因为他们会重复他们的先辈对待人民和治理社会的模式。他们不会寻求改变这些。中国有很多的追随者,但没有领导者。

VOA: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您认为中国将走向何方?濒临崩溃?成为世界霸主?为什么?

我不认为中国的经济会崩溃,但我的确认为中国经济存在的张力和挑战远远超乎大多数人的意识。从债务到人口挑战,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比大多数人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
热贴:来美4年,我终于看到了美国的真正面目



  作者:林世钰,作者曾为北京资深媒体记者,2013年起旅居美国,为中国媒体撰写专栏,微观美国法律、教育、社会制度等。

  转眼到美国快四年了。

  犹记初到美国那天的情景。2013年5月10日下午3点左右,我和女儿从北京飞到了纽约肯尼迪机场。坐了13个小时的飞机,我感觉自己整个人像被抽去水分的蔬菜,被卷起来扔到了前途不明的大洋彼岸。8岁的女儿一路都在看书和看电视,下了飞机依然两眼炯炯。

  先生早早在机场等候我们。见了女儿,把她抱起转了几圈,然后递给她一个芭比娃娃。女儿把芭比娃娃紧紧搂在怀里,一脸惊喜。

  从纽约到新泽西的路上堵车严重,但让我惊奇的是,车辆都耐心地在自己的道上走着,几乎没有人并线,没有人鸣喇叭,更没有人走应急车道。

  礼让,有序,是美国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一路昏睡,到了新泽西已是下午五点多,暮色四合。想到北京已经在万里之外了,心里升起的,是去国万里的淡淡惆怅。

  第三天,女儿时差还没倒过来,我们就“狠心”把她送到了镇上的公立小学。

  那时的她,英语只会“banana” 、 “noodle” 、“How are you?”、 “Where are you from?”等简单的单词和对话,而且个子小小的,站在人高马大的洋孩子当中,显得那么单薄。

  看着她怯怯地跟在老师后面,然后消失在走廊的拐弯处,我的眼泪“唰”一下就涌出来了——美国,这个早晨,我把一个可爱纯良的中国孩子交到你手中了,你会给予她什么呢?

  来之前,我虽然也看了许多关于美国学校的资料,也给女儿买了一些美国学校的教科书,但总会担心现实与理想有差距。

  傍晚三点左右,我和先生去接孩子。站在学校楼前那棵榆树下,我们没有说话,但知道彼此的心都是忐忑的。大门打开了,孩子们鱼贯而出,女儿向我们奔跑过来。让我惊奇的是,她竟然笑容灿烂,脸蛋通红,似乎刚从海边捡贝壳归来。

  “学校怎么样?老师好吗?同学对你友善吗?”我们迫不及待地抛出一连串问题。

  女儿频频点头。“教室很像一个游乐园,挺好玩的。”

  “你听得懂老师在说什么吗?”

  “当然听不懂,老师叫班上一个中国女孩帮助我,她叫Sophia Lee。”

  就这样,不识几个英文单词的女儿,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地开始了她美国求学的日子。



  作者与女儿

  之前在北京时,看到国内公立学校的教育状况,以及周围虎妈虎爸的疯狂状态,我就有了将来送女儿出国留学、逃离国内教育体制的隐隐的想法,但我想着读完高中再出去,压根没想到这么早。

  2013年,先生被所在的公司派到美国分公司工作,为期7年左右。我一向觉得家庭团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几乎没有什么纠结,就辞了干了十多年的媒体工作,带着女儿远涉重洋。

  这是重生的开始,于女儿,于我,于我们一家,都是如此。身在异国他乡,别人习以为常的一切,我们却要点点滴滴从头学起,谈何容易!

  小学毕业,女儿获“杰出成就奖 ”

  女儿上的是二年级,每天要学的课程有:数学、历史(social study)、阅读、科学,还有体育、画画、音乐,每天都有家庭作业。

  第一天,我就被她的作业震住了。

  20个要书写的单词,我几乎有一半不认识。再者,单词要按ABC order写,可是什么是“ABC order”呢,我想了半天仍不确定,只好怯怯地向先生同事的夫人请教。

  她的儿子早女儿一年多过来上学。她告诉我,“ABC order”就是单词首个字母按照26个字母的顺序写。当时心里好沮丧,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搞不懂,以后怎么充当闺女的“拐杖”呢?

  接下来,女儿经常从学校带回学习资料和需要签字的东西。有时是一篇小短文,有时是一个活动通知。毕业十几年几乎没有碰过英语的我,只好硬着头皮捡起来。

  让我感兴趣的是她的阅读短文,涉及爱、勇敢、宽恕、善良、进取,总而言之,正能量满满。美国人对孩子品格塑造之重视,超乎我的想像。

  印象最深的是一篇题为《你是鹰,属于天空!》的短文:

  一只鹰不小心掉到了鸡窝,它一直觉得自己是只鹰,应该飞翔,于是天天在屋顶上练习飞翔。但周围的鸡老讥笑它:你只是一只鸡,死了这条心吧。

  练习飞翔很长时间后,终于有一天,主人带着它到了山上,说:你是鹰,属于天空,飞吧!于是,它展翅向太阳飞去。

  不要苟且,不要为自己设限,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即便在鸡窝里,也要相信自己可以飞翔。

  短短几页文字,让我这个刚从中国体制出来的大人看了热血沸腾,更何况孩子!每天沉浸在这样的文字中,孩子的心灵该得到多好的滋养啊。

  从女儿带回的活动通知中,我发现要求捐款的占了大多数。有时要求给儿童癌症中心捐款,有时要求给动物庇护中心捐款,钱数要求不多,一元两元的。捐钱不分多少,最重要的是从小培养爱心。女儿都早早地把钱准备好,然后才安心上床睡觉。

  后来我发现,美国非常重视培养孩子的公益意识,可以说是从娃娃抓起,然后贯穿整个人生。

  当年肯尼迪就说过,不要光想着国家为你做什么,应该想想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为别人服务,为社会服务,始终是美国衡量一个人是否是好公民的标准。

  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公益意识普遍很强,他们很愿意去做义工,帮助他人。比如我最近在镇上图书馆学英语,老师就是一个退休的美国老太太,64岁的她,每周抽出两天在图书馆义务教英语。她笑容迷人,妆容精致,看上去特别年轻。

  如果光拘泥于自己的生活,没有一颗服务他人的开阔的格局,怎能保持如此活力?



  作者女儿

  女儿从小就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在北京时,看到四川汶川地震死了好多人,把存钱罐里的硬币全部拿去捐款;一次在地铁口看到一个乞讨的小孩,乞求我把他领回家做哥哥;看到楼前台阶的石头摇动,要求我给物业公司打电话,让他们来修……

  当时我好担心,在一个崇尚权钱和机巧的社会,善良对个人来说简直意味着灾难。

  到了美国后,她的善良禀赋有了合适的土壤,于是就开枝散叶,亭亭如盖。

  她的笔盒里,总是备着好几只削好的铅笔,因为“班上很多同学忘带铅笔”;她参加学校卖巧克力的活动,本来已经完成任务了,但看到好友任务未竟,下了课就帮着她挨家挨户去推销巧克力;每次学校活动需要家长当义工,她就吩咐我一定要去……

  因为她的善良,班上同学都很喜欢她,每年的圣诞节,她都会收到一大堆卡片,有的写着: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

  每次开家长会,老师对她都赞不绝口,说她不但学习认真,而且品格很好,愿意帮助同学。

  三年级结束时,女儿因为“责任感强,公平,尊重和帮助他人”,被学校选上参加“Buckle filler picnic”,不但可以到户外野餐,还可以不做当天的家庭作业。全班22个孩子,被选上的只有5个。她非常开心,我也很高兴。在我看来,品格坚立才能走得更远。

  最让我高兴的是,女儿来美国后,笑容渐渐多了,性格也比以前开朗了。她敢在大众面前大声说话、扮鬼脸,性格中活泼泼的那一面被激发出来了。

  以前在国内时,她的班主任是个年轻姑娘,对孩子挺严厉的。虽然女儿很乖,但目睹她激烈批评其他同学后,心怀忧惧,经常以肚子疼为由,拒绝上学,一度让我头疼不已。

  到美国一年后,她终于告诉我实话:“那时我肚子疼是假的,因为我不想上学,老师太凶了!”

  她说有一次语文课上,她举手回答问题,结果答错了,被老师训了一顿,从此再也不敢举手了。

  第二年暑假回国,周围朋友惊诧于她的变化:她皮肤晒得黝黑发亮,上蹿下跳,大呼小叫,出各种主意,招呼朋友玩这玩那。朋友们感慨:晓晓变了好多!

  当然,她的英语也逐渐好起来了。半年后,她完全可以自己搞定家庭作业,我基本不用管。

  而且开始阅读大部头的英文书,一边读一边说:

  我以前怎么会喜欢看喜羊羊和马小跳呢,太幼稚了!英文书可比它们好看多了!

  我问她:好看在哪里?

  她说:想象力很丰富,而且教你如何尊重别人,如何帮助别人,如何变得勇敢。

  2016年夏天,11岁的女儿小学毕业了。在学校的毕业音乐会上,她一袭黑色长裙,优雅地吹着长笛,自信又美丽。间歇时,她还冲台下的我们扮鬼脸。

  让我惊喜的是,她还获得了由镇长亲自颁发的“杰出成就奖”,全班22个孩子仅有两名,她是其中之一。

  当校长念到她的名字时,她不紧不慢地走过去,脸上漾着淡淡的笑容。我在台下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眼眶热热的,这个来自于我、而迥异于我的女孩,三年过去了,她长大了很多,也自信了很多,越来越呈现出自己的特质:

  善良正义,做事有条不紊,坚持自我,宠辱不惊。在流逝的岁月中,我欣喜地看到她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上了六年级以后,她似乎一下子从一个喜欢玩布娃娃的小女孩变成了有思想的little lady。

  两天前,女儿所在的微信群里,有人号召大家别去看日本电影《贞子》,让它的票房为零,如果两周内超过两百万个群转发这个信息,日本人就是垃圾。

  女儿立即回复:

  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垃圾,况且他们拍电影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我只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不表示我不爱国。

  在中国反韩反日情绪无比强烈的今天,11岁的女儿,如此冷静,客观,开阔,不人云亦云,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使我颇感欣慰!

  她这一代人,未来面临的世界比我们曾经经历的复杂得多,很多问题无解,“答案在风中飘荡”,如果没有稳定的价值体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会像空虚的稗草一样,随风飘摇,毫无定见。

  我很高兴地看到,女儿远比我想像的成熟得多,理性得多。这三年多来,她的进步不只彰显在英文,而且在思维上。她开阔了许多,会跳出国家的、民族的局限,从人类最朴素最基本的情感出发,思考周遭发生的事情。

  这才是她来美国的最大收获。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时代的困难

  因为女儿在美国上学,经常有国内的朋友问我:你觉得美国好吗?说实话,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美国好不好?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自然,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美国。之前我对美国的了解仅停留在文学、艺术、器物的层面上,对美国的看法非常理想化,但凡与美国有关的,总觉得是美的。

  自己到了美国后,发现美国远比我想像的复杂得多。

  它有很吸引我的一面,比如公厕里永远都有卫生纸,地铁很多空位留给有需要的人,残疾人的车位设在最靠近入口的地方,大多数陌生人都很有善意……看到这些显而易见的“好”,会让乍从人与人互相倾轧的国度出来的人觉得,美国简直就是天堂。

  但是,待的时间长些,你就会发现它许多不易为人所见的不好。

  比如种族歧视。

  去年,纽约时报一名华裔编辑和朋友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聊天,挡了一个白人女人的道,她公然大声说:滚回中国去!

  该编辑在美国呆了很长时间,也拥有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尚有这样的待遇,何况普通华人?他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封信,引起华人社区的强烈共鸣。

  一个在美国待了十几年的朋友说:

  美国人看起来对人很文明,但文明中总有一种冰冷的东西,把你阻挡在外。那种东西就像空气一样,你看不到,但能感觉得到。

  美国黑人歌手在自己的歌中怂恿大家去抢劫华人,主流电视台主持人在唐人街采访一个不懂英文的中国老太太,极尽嘲弄……这些事情的发生不全是偶然的,背后是积蓄已久的对华人或明或暗的歧视。

  再比如枪击案。

  这几年,美国发生了许多校园枪击案。让我担心的不是枪击案本身,而是枪击案背后隐藏的社会分裂的问题。这种分裂在这次总统竞选中尤为明显。在希拉里和川普的背后,是裂痕很难弥合的两个阵营,他们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忽视甚至仇视彼此。

  精英阶层居庙堂之高,自我感觉十分良好,以为江山太平,社会永远在他们的掌控之中,结果半路杀出了一个言行癫狂的“政治素人”川普;底层民众对现实不满,渴望得到改变,而不按常理出牌的川普,似乎很合他们的胃口。于是,他们一路护送川普,直至其问鼎白宫。

  川普新政50多天以来,又是移民禁令,又是计划取消奥巴马的健保计划,恨不得把美国来个天翻地覆。

  拥趸者认为,川普是个雷厉风行的行动者,比那些夸夸其谈的政客强多了,他可以让美国更伟大。

  反对者认为,川普置美国传统的民主自由精神不顾,践踏宪法,恐将美国带入泥潭。

  我英语班的老师,一个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美国女人,她和我聊天时泪光闪闪:我怀念以前的美国,包容,自由,美国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一切都被改变了!

  可是,无论你是否喜欢川普,他似乎用商人的直觉和经验让美国至少获得眼前的利益。就在2月份,美国创造了23.5万个工作机会。如果把选总统当成投资的话,这样的回报率似乎很不错。

  虽然我个人并不喜欢他,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成功,证实了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

  川普时代的美国,移民政策收紧了。关于华人被遣返的消息满天飞,很多人忧心忡忡,睁眼等待楼上另一只靴子掉下来。

  我所在的一个华人微信群,已经归化为美国公民的华人拥护川普,认为他的政策令可以确保美国不会陷入欧洲那样的境地,而且可以为本国公民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持绿卡的的华人呢,则担忧川普哪天对华人下手,华人落到穆斯林的境地,所以有的考虑去考公民,有的继续观望,一旦川普出台对华人不利的政策,“道不行”,就持中国护照“乘桴浮于海”。

  将来美国走向何方,虽然身处其中,我亦无法预判。作为沧海一粟,怎能知道大海的流向?只能努力在横流的沧海中,抱紧自己那小小的理想和自由,这样,即便浪花把我拍在岸上,也可以在太阳下闪现微光。

  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热衷移民,或者把孩子送到海外留学。

  是的,我承认中国问题重重:雾霾肆虐,让人无法呼吸,“雷洋”死在“嫖娼”的路上,留守儿童被村里的老人性侵,点炒机被官员贪腐的钱烧坏…

  我是小镇姑娘,一步步走到北京,前后在中国的乡村和城市生活了40年,我深谙中国问题很多很多,多到让人一想起来就食无味,寝难安,多到让人无数次想抽身离去,再不回头。

  可是,你真的以为移民以后就到了天堂吗?非也!

  有人给你画过移民的“饼”,可是有吃过“饼”的人告诉你“饼”的真实滋味吗?

  2015年,因为很想知道“饼”的滋味,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采访了15位移民美国多年的华人。

  他们用亲身经历告诉我,美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它和你此时此刻生活的此地一样,光明与幽暗共生,玫瑰与枪炮并存。一样的人间烟火,一样的爱恨情仇,一样的悲欣交集。

  它不是央视新闻联播呈现的“水深火热”的地狱,也不是移民中介公司口中的“梦幻天堂”,只是一个烟熏火燎的平凡人间。

  生活其间的人和你一样,为一日三餐奔波,为一家老小操心,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享受着太阳底下自己的分。

  如果你以为移民后就一劳永逸,那么你错了!人这一生永远都是在遭遇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前行的,无论在自己的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们都会碰到问题,其不同仅仅在于,你对问题的忍受程度。

  如果你心仪一个国家的好,就要接受它的不好,静心定意,并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国家、甚至这个时代的困难。否则,你在哪里都是异乡人,即便在自己的祖国。

  于我而言,由于偶然的命运把我带到了美国,我亦只能随遇而安,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与生活。

  虽说女儿到美国后性格活泼了许多,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看着她与中文渐行渐远,我总有失落之感。只有她开始弹古筝、习书法时,我才觉得她与中国仍有连结,心里感觉好受多了。

  从今年开始,她迷上了中文歌,什么马天宇、薛之谦、郁可唯 ,从歌手演唱的歌曲到星座喜好,如数家珍。

  一天,她唱到一句“风轻扬,夏未央”时,突然扭头对我说:妈妈,我觉得这句好美啊!我心头一热:小样,你总算知道中文之美了!咱们大中华的宝贝,可多去了!

  
  
  作者女儿练习书法

  什么是祖国?那就是你哭闹半天嫌弃半天跺脚离开后,回眸一望,依然矗立在村口的那棵老槐树。它尽管被虫子吃了好多洞,被雷劈了好几个枝桠,但是,它用婆娑树叶为你遮过荫,用温柔的目光注视过你。

  不管你走得多远,它依然是你心中最深的牵挂。你出国了,说上了英文,喝上了洋酒,穿上了洋装,但口音无法改变,它显明了你的来处。祖国在你身上留下的印记,是永远也磨灭不了的。

  在这个弯曲悖逆、变化莫测的时代,我们能逃到哪里去?移民,留学,那也只是从一块土地换到另一块土地,根本无法解决人类生存的困境。你躲过了自然界的雾霾,可是也许会遇到人性的“雾霾”。

  如果你有能力和精力折腾,那就折腾吧,反正人活着就是正确或者不正确地折腾。如果你无力折腾,那就安在当下吧,尽一己之力,去影响你周遭的环境;发一点微光,去烛照你周围的黑暗。

  不要抱怨,不要空羡,海里的鱼哪里知道天空鸟儿的累?我的一个师兄,在美国待了十几年,他曾经慨叹:留在国内,是得到了大地失去了天空;出国,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

  大地和天空,哪个更重要,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我真的无法给你答案,因为我和你一样,也在命运的手掌中辗转反侧。

  今年,由于要写一本中国留学生访谈录,我采访了很多在美国留学的孩子。其中一个在纽约大学哲学系读书的男孩告诉我,他学成后要回去报效祖国。

  “中国问题确实很多,就像一个有很多毛病的手表,很多人扔了它,想换个新表。但我只想做一个修表匠,因为我相信只要大家都付出努力,表一定能修好!”

  我想,未来的世界更需要这样有国际视野、有万丈豪情的“修表匠”。我希望我的女儿,将来也能做这样的“修表匠”,回到中国,或者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去建造而不是拆毁,去弥合而不是分裂,去爱而不是去恨。
基督教与中国大学


2018-07-25 12:55:31

谢盛友

创业,阅读,思考,写作


基督教是信仰耶稣基督为神之圣子与救世主(弥赛亚)的一神教。发源于西亚的巴勒斯坦地区,以《圣经》为最高宗教经典,信徒称为基督徒,基督徒组成的团体则称为教会或基督教会。由于部分教义源流自犹太教,因而被认为是亚伯拉罕诸教之一,现今亦与伊斯兰教、佛教共同视为世界三大宗教。其分为天主教、正教会、新教等三大宗派,但因历史发展的缘故,汉语所称的“基督教”常专指新教,基督教整体则又另以“基督宗教”、“基督信仰”或“广义基督教”称之。

基督教的信仰核心认为三位一体的独一神(汉语亦译为上帝或天主)创造了世界,并按照神自己的形像造人,由人来管理世界,后来人犯罪堕落,带来了死亡;圣父派遣其子耶稣道成了肉身,在其在世33年的最后,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而后升天,赐下圣神与信徒同在;他的死付上了罪的赎价,使一切信他的人得到拯救,并在神内有永远的生命。

按照基督教在4世纪的历史纪载,第一个教会在耶稣升天与圣神降临(约公元30至33年)后由耶稣的宗徒建立,之后耶稣的宗徒及信徒们不断向外宣教,并快速在当时管辖巴勒斯坦的罗马帝国境内及周边地区传播;虽曾长期遭罗马帝国政府迫害,但约于公元325年由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合法化,狄奥多西大帝时更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至此成为西方世界的主要宗教。之后因罗马帝国分裂后西方世界东西部的差异化发展,导致11世纪发生东西教会大分裂,形成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公教会、以及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为首的正教会。16世纪时,西欧又爆发了反对教宗权威的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路德派)、约翰·喀尔文(喀尔文派)、乌里希·慈运理等神学家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安立甘派)先后脱离天主教而自立教会,日后出现了许多教义相近的教会,这些教会即为后世所统称的新教。

基督教虽起源于西亚,但在7世纪创立的伊斯兰教兴起后,今日在当地的信徒人口反而居于少数。由于基督教重视传教事业(又称为“大使命”),加上近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及文化上具有强势的影响力,使得基督教的传布范围遍及整个世界,基督教文化更成为世界许多文明的重要骨干。粗估统计全球超过30%的人口信仰基督教,是当今世界信仰人口最多的宗教,三大宗派中又以天主教的信徒占约半数最多;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则是美国及巴西,大约占人口的75%。

西方来的影响,是由天主教基督教教会开启的。

   鸦片战争前,基督教教会1818年于马六甲设立英华学院。1850年,天主教教会在上海建立徐汇公学。1877年,上海“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学校教科编纂委员会。1850年,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又成立了“中华教育会”,把办血方针集中到高等教育方面。1879年,圣约翰大学建于上海。接着东吴大学(1901年)、文华大学(即后来的华中大学,1903)、金陵女子大学(1915)、福建协和大学(1918年)、燕京大学(1920年)、山东教会大学(即后来的齐鲁大学,1924年)……等纷纷成立。

   以形态来分,有的是由个别教会直接办理,如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圣公会)、杭州之江大学(美国长老会)、上海沪江大学(美国浸信会)、苏州东吴大学(美国卫理会)、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美因美以美会)。有些是几个修会或联合教会组织所办,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福州协和大学、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另有些则由基督教人士创办,但并不直属某一教会,如广州岭南大学 。

   这些教会学校,正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典范。光绪末年废科举、办学堂,就是中国教育结构与体制向此类西式学校模仿转型的过程。
真实故事引灵感 常琳写小说“雪后多伦多”
送交者: 佚名 2005年05月27日18:05:19 于 [加国移民] 发送悄悄话

真实故事引灵感 常琳写小说“雪后多伦多”

「别了,温哥华」原作者常琳 用心演绎移民生活--真实故事引发灵感 写成热门电视连续剧。

当年因听朋友讲了一段五分钟的真实故事,促使她将这个故事写成小说,这便是当今在中国大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别了,温哥华”的最初版本。而作者常琳,也在这种把身边发生的移民、留学生活见诸于笔端的过程中,找到人生的乐趣。

据世界日报讯,常琳原来从事电脑方面的工作。1994 年,她参加多伦多“世界日报”举办的母视节征文比赛,以一篇题为“兵一样的母亲”的散文获得一等奖,成为她写作生涯的一个里程碑。虽然她当年在北京的时候,曾经发表过一些文章,1986 年来加拿大后也向北京的刊物投稿并且发表了散文,但 10 年前的那次获奖,毕竟是她的作品首次获得一种正式的褒奖,无疑唤起了她更大的写作热情。

大约五年前,常琳的朋友讲起生活中的一个真实故事,说的是一位大陆移民及其女朋友在加拿大千辛万苦创业,在事业终获成功之际,女朋友患了红斑狼疮。那位大陆移民于是结束全部的生意,陪女朋友回上海治病。常琳听后很感动,觉得这正是人世间最美的真情所在,于是她决定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分享。

当时常琳还在从事电脑工作,写作只能在业余进行。前前后后她用了将近一年的空余时间,将朋友只讲了五分钟的内容变成了 16 万字的长篇小说“雪后多伦多”。

后来小说由中国知名女作家毕淑敏写序,华侨出版社出版。同时,经过中国著名影星葛优热心帮忙,小说转到国内电视连绩剧导演赵宝刚之手。曾执导过相当受欢迎的“过把瘾”等电视连绩剧的赵宝刚非常喜欢这部小说,不久决定将之拍成电视剧,并改名为“别了,温哥华”。

电视剧的大部分场景均是在温哥华拍摄。这部由中国国内当红影视剧演员陈坤、李小冉人主演的电视剧在去年 11 月通过政府案查后的两天内,就被国内七成的电视台买下播映权。播出后,观众反映热烈。在今年八月更被大陆民众投票当选为“十佳电视剧作品”。

不过,这一切对常琳来说,并不是她写作的初衷。正如她常年参加“世界日报”的征文比赛,没想过得奖一样。常琳说,写作是自己的乐趣。

她在 1999 年底更辞了职,全心写作。常琳说,一方面非常感谢先生对她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移民、留学生活的内容太丰富,她必须拿出自己更多的精力通过作品将其表现出来。

常琳自己经历过中国当年的知青插队,后随先生来加拿大留学,她也亲历了留学生及移民的生活。她说,几乎每个移民、每位留学生的经历都可以写成精彩的故事。

在“别了,温哥华” 之后,她又写过两个短篇小说,并且与赵宝刚再度合作,正在创作一个电影剧本。另外,由她用中文写成的长篇小说“爷爷的小院”,由她的女儿翻成了英文,最近可望在北美出版。常琳这些年的作品中,人物均是加拿大的华人移民或者留学生。而那部正在创作修改中的电影剧本,故事背景就发生在多伦多。

海外从事中文写作,往往被人看作是“吃力不讨好”的活计。常琳说,确实如此。但是如今每天坚持八小时写作的她也说,“我太喜欢写作了,而目前的生活犹如梦想成真”。

(世界日报)
千字君:认识美国的四个维度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爱国主义或宗教,能够使全体公民持久地奔向同一目标。

——托克维尔

认识美国的四个维度
千字君 原创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签署现场

一提起美国,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它强大的国力。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只有3亿人口,但美国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以及政治影响力,都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

2017年美国的GDP总量约19.3万亿美元;全球市值最高的100家公司中,40多家来自美国,并且几乎都是私企;美国以300万的农业人口,生产了世界20%的粮食;自二战结束以来,历经数次经济危机之后,美元的地位仍然不可撼动。

截止2017年,美国人包揽了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全球公认最顶尖的100所大学,有一半以上是美国的;近一百年来,美国取得的技术专利总数约303万件,是第二名(日本)的三倍、第三名的(德国)的十倍;苹果的电子产品、马斯克的私人火箭、谷歌的人工智能……来自美国的新技术正深刻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挑战着人类想象力的极限。

美军有现役军人140万,却拥有12个航母战斗群,还有全世界最先进的飞机、潜艇、装甲部队。美国有7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向90多个国家提供军事援助。

? B-2隐形战略轰炸机,波音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研发,造价24亿美元,1997年服役

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曾左右着战争的走势;在冷战中,美国战胜了核武数量世界第一的苏联;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其效用将无法覆盖半个地球。美国被称为"世界警察",当今世界每一个国际冲突的爆发地,都有美国的影子……

然而,具备历史常识的人知道,美国在建国初期是极其弱小的:他们被英国烧过白宫,被欧洲人嘲笑为乡下佬,他们的船员曾被阿拉伯人掳作奴隶……

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个美国,几乎都是媒体、影视剧为我们塑造的美国。当我们以所谓的"繁荣"、"强大"去度量美国时,时常会忽略一个事实:强大只是一个结果、一个表象,如果刻意忽略美国的前世今生、美国人的生活状态,那无异于本末倒置。

当我们将视野放大到整个人类文明,还会看到,历史上有无数强大的国家,但无论是蒙元帝国还是古罗马帝国,国运都没能长久,很快就亡于外患或内乱。而美国在200年内成功崛起,不仅没有毁于内战,也没有毁于冷战。当今的美国,是全世界移民趋之若鹜的梦想之国。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和繁荣的国家,美国一直是当代很多思想家、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探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力量,让美国能够保持着长久的活力、自由和繁荣?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么?是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人口吗?

? 当悍马撞上美国校车:车里可能是未来的总统或盖茨,因此安全标准最为苛刻

▍奇迹生于地理和历史?

有人说,美国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它生于新大陆,没有专制历史,可以毫无负担地应用当时最先进的成果。比如,当时的欧洲已经发生了科学革命,美国可以应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再比如,当欧洲移民来到北美时,贵族和平民自然就变成了平等的个体,因此这里的平等精神比欧亚大陆践行得更为彻底。

也有人说,美国的地理环境非常优越,东西方都是大海,所以不会像欧洲国家那样,随时面临着强邻的威胁。例如,像沙皇、拿破仑那样的独裁者,即便想要侵略美国,也只能望洋兴叹。因此,"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美国得以安心发展,直到一飞冲天"。

这些理由看起来似乎都不无道理。然而,当我们将同样的理由套用到拉丁美洲时,却发现了悖论:拉美也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与北美差不多同时取得独立,地缘环境并不输于美国,自然资源甚至比北美更丰富。但是,那里却充斥着特权和腐败,至今仍深陷贫困、混乱的泥潭而无力自拔。

? 手捧《圣经》的哈佛牧师

看来,单单从"历史"、"地理"的维度,还不足以认识美国的本源。因此,更多人试图从"制度"的维度解释美国。

▍制度造就美国奇迹?

1776年是美国的奇迹之年,其政治奇迹和经济奇迹都发轫于这一年。1776年7月4日,华盛顿等人为了反抗"无代表的纳税",公然挑战强大的大英帝国,签署《独立宣言》,向世界宣告美国的成立。也正是在这一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使自由市场的理念传遍世界,催生了欧美国家持续数百年的繁荣。

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说:自由体制才是美国崛起的奇迹之源,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带来英美两国的黄金时代;而美国政府对民间的干预最少,因此它比英国更繁荣。

美国为什么能够比英国更自由?因为它的法治。

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完美践行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限政原则;马歇尔大法官的抗争,首次使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居于同等地位;至于制约国家权力的地方自治,甚至比美国的历史更加久远——各邦(state,常译为"州")在创立之初,就已经是民众合法持枪的独立国家了。

? 费城制宪会议:各邦代表激烈辩论

这些分权、法治措施,都致力于防范强大的政府。在这套体制之下,政府处于"法无许可皆不可"的地位,而民众则是"法无许可皆可"——美国法律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是其他任何国家(包括英国)无法比拟的。

▍自由源自何处?

在政治学史上有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人们把它称作"美国特殊论":所有转型国家,都曾想模仿美国的限政和法治,但迄今为止,五大洲没有一个国家成功。究竟是什么让美国如此与众不同?究竟是什么奠定了美国人的自由理念?

答案,或许就藏在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有一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繁荣、强大的国家,来自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充分发挥;以上活力的充分发挥,则来自法律对自由的庇护;法律对自由的庇护,又源于自由市场、有限政府等制度设计;而自由制度设计,又源于自由秩序的理念……

? 自由女神像左手:《独立宣言》的签署日期

我们不妨据此追本溯源:要想认识一株植物,如果只尝到它的果实,闻到它的花香,甚至看见它的叶子和茎,都是远远不够的,想要彻底地了解它,就必须刨开它深埋于地下的根(root)。那么,美国自由秩序的根(root)究竟是什么呢? 美国崛起的历程,能为我们每个人带来哪些珍贵的启示?

千字君以全部的信用诚挚推荐:经典中的经典,拉塞尔·柯尔克《美国秩序的根基》(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追溯自由理念的根,对美国本质最深刻的认知,解读美国自由繁荣的历史密码。先知书店全网抢先现货发售。

王建勋老师推荐本书:《美国秩序的根基》是一本保守主义经典,值得所有热爱自由(秩序下的自由)的朋友阅读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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