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病毒性肺炎来谈谈冠状病毒感染
2020-01-16 19:21:32

风城黑鹰

善待自己的身体


武汉由海鲜市场爆发的病毒性肺炎,已被测序并认为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目前已知二人死亡,在日本,泰国均发现有感染的病人,并且是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最近均在武汉呆过,日本一例病人没有去过当地海鲜市场,但与肺炎患者有过接触,表明是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是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当然病毒人人传播并不吃惊,在美国医院探视,查房呼吸吸道感染及肺炎病人时都要求带上病房提供的一次性口罩以防止空气传播。

武汉这次新型的病毒肺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武汉也一夜之间因此成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也在密切地监视武汉出现的新型(新)冠状病毒引起肺炎。在中国已有40余例确诊,其中2人死亡的报道。许多国家与地区也会特别检查从武汉出发入关的旅客。

普及一下冠状病毒知识,有利于预防与阻止传播。

冠状病毒因在显微镜下表面像帽冠尖峰而名。其实冠状病毒是一大类病毒总称,有各种亚类。一些会致人患病,另一些会在动物之间传播,包括骆驼,猫和蝙蝠。很少情况下,一些动物冠状病毒会演化并感染人,然后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例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人冠状病毒实际上在世界各地很普遍存在。 目前己知有七种不同的冠状病毒可以感染人并致病。人冠状病毒通常在只会引起轻度至中度疾病。 然而已知两种新的人类冠状病毒,MERS-CoV和SARS-CoV则经常引起严重的疾病(也许应该包括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

人冠状病毒类型:

冠状病毒有四个主要的亚类,分别为α,β,γ和δ。

人冠状病毒最早于1960年代中期发现。 可以感染人的七种冠状病毒(属α,β)可分为普通的与其他的,它们是:



1)普通人类冠状病毒(通常感染人类冠状病毒)

229E(α冠状病毒)

NL63(α冠状病毒)

OC43(β冠状病毒)

HKU1(β冠状病毒)



2)其他人类冠状病毒(由动物病毒进化成人类冠状病毒)

MERS-CoV(引起中东呼吸综合症或MERS的β冠状病毒)

SARS-CoV(导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或SARS的β冠状病毒)

2019新型冠状病毒(去年底武汉的,2019-nCoV)



症状:



普通人类冠状病毒:



普通人类冠状病毒(229E,NL63,OC43和HKU1型)通常会引起轻度至中度的上呼吸道疾病,例如普通感冒。大多数人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都感染了这些病毒。这些疾病通常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症状可能包括



流鼻涕

头痛

咳嗽

咽喉痛

发热

全身感到不适

人冠状病毒有时会引起下呼吸道疾病,例如肺炎或支气管炎。这在心肺疾病患者,免疫系统较弱的患者,婴儿和老年人中更为常见。



其他人类冠状病毒:

已知另外两种人类冠状病毒,MERS-CoV和SARS-CoV经常引起严重的症状。

MERS症状通常包括发烧,咳嗽和呼吸急促,通常会发展为肺炎。每10例报告的MERS患者中约有3或4例死亡。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继续发生,主要发生在阿拉伯半岛。

SARS症状通常包括发烧,发冷和身体疼痛,通常会发展为肺炎。然而自2004年以来,再没有任何人报告SARS的人类病例。

新型冠状病毒(上述武汉的)



诊断:

由于没有针对冠状病毒感染的有效治疗方法,因此在怀疑患有社区获得性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中,建立诊断方法的作用有限。

相比之下,诊断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对于了解暴发流行病学和限制感染传播至关重要。

直到最近,还没有灵敏,快速的方法来检测所有已知的人类冠状病毒株。可用于检测鼻咽样品中冠状病毒的快速技术包括逆转录酶聚合酶链反应(RT-PCR)和免疫荧光抗原检测法。由于其可用于检测所有四种已知的人类冠状病毒株, 因此RT-PCR取代了其他诊断方法。

如果出现症状,应将最近的旅行或与动物接触的情况告知医生。据报道,大多数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来自阿拉伯半岛国家。因此,在尝试诊断MERS时,报告旅行历史或与骆驼或骆驼产品的接触非常重要。



传播途径:

人类冠状病毒最常见的感染是从人传播到其他人。

通过咳嗽和打喷嚏呼吸空气;

亲密接触,例如触摸或握手;

触摸带有病毒的物体或表面,在洗手之前先触摸嘴巴,鼻子或眼睛;

很少情况下冠状病毒可通过粪便传播。

在美国,人们通常在秋季和冬季感染普通的人类冠状病毒。 但是,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感染。 大多数人一生中都会感染一种或多种常见的人类冠状病毒。 幼儿最有可能被感染。



预防与治疗



如何保护自己?当前没有可用的疫苗来保护免受人类冠状病毒感染。以下方法可降低感染风险:

戴口罩

经常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钟

避免未洗手而触摸眼睛,鼻子或嘴巴

避免与生病的人密切接触



如何保护他人?如果有类似感冒的症状,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帮助保护他人:



生病时待在家里

避免与他人密切接触

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遮住口鼻,然后将纸巾丢进垃圾桶并洗手

清洁和消毒物体和表面



治疗

对于由人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没有特别的治疗方法。大多数患有普通人类冠状病毒的普通人都会自行康复。但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症状

服用止痛和降温的药物(警告:不要给孩子服用阿司匹林)

使用房间加湿器或洗热水澡以缓解喉咙痛和咳嗽

如果您病情较轻,应该多喝水,待在家里休息

如果症状严重,应该去看医生。



特殊动物演化的冠状病毒(SARS,MERS, 武汉)较凶险,在传播期间一定要看医生或住院隔离。



愿这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得到充分重视,早日得到完全控制。


wzuo 发表评论于 2020-01-17 11:52:20
谢谢科普!
幸福剧团 发表评论于 2020-01-17 11:24:33
同意24桥的点评。
谢谢分享科普文!
职场散记 发表评论于 2020-01-17 11:09:10
快过年了,希望那些病人早日康复
smeagolrocks 发表评论于 2020-01-17 06:38:08
还是不要吃野味了,上次的SARS就是果子狸传染过来的,家禽家畜都是通过人类几千年筛选培养的跟野生动物不一样。再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少杀生吧。
清漪园 发表评论于 2020-01-17 05:14:56
谢谢黑鹰科普!
邮政编码279 发表评论于 2020-01-17 01:25:07
发错地方了,抱歉,请删除。
邮政编码279 发表评论于 2020-01-17 01:23:44
唉,既谋财,又害命!真是博大精深!
24桥 发表评论于 2020-01-16 20:13:04
这就要靠病毒大发慈悲了,千万不要向致病力和传染性增强的方向变异。
唐小兵:异端张奚若
发表于 2020 年 01 月 07 日 由 wy

zhang

张奚若

在民国知识分子中间,张奚若绝对是一个不能绕开的人物。无论治学,或者论政,甚至后来的参政议政,他都是铮铮铁骨,正气凛然,可仅用传统的知识分子气节标准来描述他的性情远远不够,他除了敢于在公开言论中臧否人物、批评当局外,还有一般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不具有的“政治智慧”。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他可谓“学以致用”的典型,能够在乱世潜流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政治局势洞若观火,与各方政治势力“若即若离”,苦心劝告与大胆怒斥“冶于一炉”,曲径通幽与明修栈道“相辅相成”。其友朱自清曾在《论气节》一文中说知识分子的气节是“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张奚若的一生可说践履了这种气节观,而践履了这种“勇猛精进”的气节观却能“全身而退”并最终能“寿终正寝”,也可说是民国知识分子身世沉浮中的一个幸运的“异端”。

哲学家金岳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的“最老的朋友”:“张奚若这个人,王蒂澈(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早年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张同学的金岳霖的这番话可谓“知人之论”。张奚若是性情中人,遇不平事往往挺身而出,对于黑暗政治从不讳言,也不藏拙,从来都是“童言无忌口无遮拦”的,这种性格终其在民国和新中国两个不同的社会里都是“始终一贯”的,而他的“童言”并非“意气用事”的“书生意见”,而是充满了政治洞察力的“雅言”。

1946年1月13日下午一时半,张奚若应西南联合大学学生联合会学艺部宣传部之请,在联大新舍图书馆前大草坪上做露天公开演讲。据当时参与者的事后回忆,张在正式演讲前大声说道:“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张在演讲中痛斥国民党作为曾经的“革命党”的变质:“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这个集团现在为他自身的利益而存在,所谓‘为国为民’等好听的标语口号,不过说说而已,都是骗人的玩意儿,是保护色,障眼法。说是‘福国利民’,实际却是‘祸国殃民’。这样一个政治集团,虽然他们还常常说自己是革命的政党,事实上却早已成了革命的对象,要让大家来革他的命了。”在怒斥国民党的“疯子政治”的十一条罪状后,张奚若开出了两个政治处方:“我的办法虽然理想一点,不过完全是根据客观事实说的。我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理想的办法,可以笼统的说:彻底澄清政治上的恶劣空气,改变作风态度,纠正错误的方向,不能再向死路上跑去。怎样才能纠正过来?就只有彻底废止党治。……我也有一个较为现实的办法,容易做到一点。我的办法是:也要结束党治,结束训政,不过还可以让蒋介石先生留下去,不是我们要留他,是他自己不肯走。虽然可以让他留下去,却不能完全随他的意思去做……一定要把‘最高领袖’、‘元首’或‘主席’的地位摆到法律之下。这就是法治,要大家守法。在演讲结束的时候,张奚若自陈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曲:“我们爱国家爱真理的人,不愿作奴才的人,向来说话不知忌讳。反之,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圣贤所教诲我们的,国家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在重要关头,危急时候,要大胆说话。”从1937年7月9日起,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国事谈话会,清华大学浦薛凤、顾毓琇、陈岱孙、张奚若、陈之迈等先后到会,依传统标准,身为教授的张奚若也算享受过“国士”之礼遇了。可就在谈话后的1941年左右,张奚若却以一个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与蒋介石在现实中发生过冲突。有一次在例行的国民参政会上,张发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离开重庆会场回到昆明。下一次参政会再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函和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这与民国另一大知识分子傅斯年在国民党大会上痛骂宋子文的“壮举”可堪比美,宋子文尚仅仅是国民党大员,而张所当面顶撞的可是“元首”,可见其“名士”风采。

民国时期,很多自由知识分子也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可大都是“和风细雨”式的“进谏”,有国士之风,如胡适、蒋廷黻、翁文灏等之于蒋介石,而且民国时期敢于大胆批评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到了建国后经过屡次整风和改造,大都“噤若寒蝉三缄其口”。张奚若是一个“不识时务者”,他对当局暴风骤雨式的批评并没有因为他认可的共产党执政就“自动终止”。从这个角度来看,张确实是一个真性情的本色知识分子。1957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提高工作效能,改造官僚知识分子,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并号召全国人民揭发批评政府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张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一语道破“天机”:“解放之初,一些共产党员以为‘天下本是自家打下的’,‘老子是功臣’,对党外人士,觉得给一碗饭吃,给你官作,就不错了,你还怎么样?说的透彻一点,这只是为了团结,而不是你有什么本事,何况你也并不高明。于是,有事都是按照他的办法去作,不采纳别人意见,这就是当权了。至于对群众,有时候,也是人民群众长,人民群众短,但也不过是口头禅罢了。”同年5月,毛泽东询问张奚若对工作有何意见与建议,他将自己平时的观感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提了出来。当时的《光明日报》报道张奚若在大会上说:“某些人在工作中好大喜功,什么事都喜欢‘大’,一为形式要大,一为组织要大。其中,又以形式要大为最突出,最受人喜欢。因为,在他们看来,大的东西是近代工程。”虽然不像民国时期那样直呼其名地进行批评,注意了批评的策略和修辞(如用“某些人”等含混的指称)但言说的内容却仍旧是火药味十足的,彰显了张的一贯风格。作为一名有政治关切的知识分子,张奚若从不放弃言论表达的机会。

张奚若不仅在公共场合对于不满的政治状况时有痛下针砭之语,而且还主动参与一些杂志的工作来公开论政,对于办政论性刊物很有一套“主见”,不失为一个现代政治学者。1924年,张奚若的朋友胡适(张去国外留学前曾在上海从胡适学英文)曾有意请他回国担任《努力周报》的主编,他在致杨杏佛的信中谈到其设想:“我如任主撰,自应有主撰权。当权限须能实行我良心上所主张的政策,始敢接手。……我意拟将其改编如下:第一页专论重要政治或社会问题,名曰‘社论’。第二页摘述本周重要政闻,于每段之下加以评语,名曰‘政评”。第三页不谈政治,专评国内关于社会风俗习惯的新闻,事无巨细,凡能作攻击及改革社会恶习之资料者皆纳之,名曰‘社会问题’。”事实上,早在1919年,还在美国留学的张奚若就曾在给胡适的书信中表达了他对办言论性刊物的慎重(以及对其时国内言论刊物的焦虑):“《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今日同时收到,尚无暇细阅,略读数篇,觉其论调均差不多。读后感触是喜是悲,是赞成,是反对,亦颇难言。盖自国中顽固不进步的一方想起来便觉可喜,便觉应该赞成;然转念想到真正建设的手续上,又觉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这赞成、反对两个意思相消之后,究竟是赞成的意思多,还是反对的意思多,实在也很难说。”当时正是《新青年》等杂志如日中天一呼百应的时候,也是胡适等新文化干将引领时代潮流之时,在言者滔滔皆为赞美之词的时候,张奚若却能窥见这些杂志和文化运动的“软肋”和“流弊”,并且不怕得罪朋友,直言不讳地向胡适提出来,也可谓胡适的“畏友”之一了。1933年5月胡适与其朋友傅斯年、蒋廷黻等创办政论刊物《独立评论》,邀请时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的张奚若为其撰稿。张奚若回信说:“为《独立评论》作文,本属应尽义务,不过近年来政治问题日趋复杂,立言颇觉不易。同时个人勇气与日俱减,遇事先其难处,结果更难下笔。《独立》已出四期,弟尚无文送上,实属心有余而力不足,至希鉴谅是幸。”就是这个声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政治学教授从1935年开始为《独立评论》写了一系列政治观察性评论,尤为甚者,1936年11月,张奚若在《独立评论》发表的《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触怒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北平市长秦绍文等地方大员而导致杂志被政府查封停刊。胡适经与独立评论社员反复商议后于1937年3月7日写信给宋哲元:“归国后的第三天,在上海读报,始知《独立评论》第二二九期因为登载张奚若教授的一篇文字,开罪于先生,致有停刊的事。当时因身在南方,即发一电给秦绍文市长,声明《独立评论》的责任应由适担负。”即此可见,胡适也是一个敢担当的真君子,在关键时候愿为张奚若“卸责”。民国学人时因学术、政治观点“大动干戈”,朋友间也会在公开报刊上“唇枪舌剑”,却并不影响其间的交情。例如对于胡适主张中国文化“全盘西化”的观点,张奚若就并不赞同,并且在《国闻周报》发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批评了这种极端言论的“不妥当之处”。他对胡适认为民主政治是一种“幼稚园政治”的观点也曾经著文批评过。

身为知识阶级“局中人”,张奚若却有着非常冷静的头脑,保持着一份“旁观者”的“清醒”,换言之,他对知识分子阶层始终保持一种反思的理性态度。他在1927年曾经撰写了一篇题名为《中国今日之所谓智识阶级》的文章,认为“智识阶级的共同利益是增长智识,是发展理性,是提高思想,是传播美化。”根据这个标准,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阶级,他在文中质问道:“就令我们勉强承认我们有此诸界,他们的优秀分子配称具有理智者,更在那里?难道搭起一面‘实验主义’的招牌,到处晃来晃去,就能算是哲学家或哲学界的优秀分子?翻上几篇外国小说或做上几首白话诗就能算是文学或是文学界的理智分子?编卖《千字课》,瞎谈道尔顿,欢迎杜威,欢送孟禄,乱开大学,垂涎庚款,就能算是教育家或教育界的思想家?”不过,张奚若对“伪智识阶级”的批判并没有让他走上反智主义或民粹主义的道路,他认为不管哪朝哪代总是需要知识和文化的,针对当时社会风传的共产党主张“打倒智识阶级”的言论,张认为根本无此必要,也没有这个可能。他说:“讲到社会建设,惟一的大问题是智识问题,是脑筋问题。没有冷静缜密、深思远虑的脑筋,光靠沸腾腾的热心,不管你有怎样多,总是不大行的。因为如此,——因为大规模的社会建设所需理性、智识、才能之量之大,因为中国现在的智识阶级并没有牢不可破的阶级偏见,——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那个本甚可怜的智识阶级不必一定要打倒。”正因为他感叹中国的知识阶级根本还没有成熟,所以他作为清华大学教授会评议员坚决捍卫学术自由,这一点可从张申府的“抱怨”窥知一二:“1936年夏天,我又没有了职位,这次我是在清华教了五年书之后,被开除的,大学没有与我再续约,因为我在抗日救国活动中表现得太突出。政治系有两个教授张奚若和钱端升发起运动,反对我的续约。他们说我是搞政治的,不是搞哲学的。”同时代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发出“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的感叹,发出浩荡的“到群众中去”、“到民间去”的革命口号,迅速地与社会底层势力结合走上了反抗的道路。联想到建国后的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反智主义”,就不得不敬服张奚若的远见卓识。

民国时期标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学人为数众多,可能知行合一,在思想与实践中始终如一地贯彻“自由”原则的知识分子却寥若晨星,甚至某些自由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理由,都可以鼓吹新式独裁,如丁文江、蒋廷黻等。张奚若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论调的。他对自由精神的捍卫在《国民人格之培养》、《再论国民人格》中得到了集中的表达。自由首先是个人的自由,个人自由应该成为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底线,也就是说,不能因为“人民”、“国家”或“民族主义”等宏大叙述而任意地侵蚀个人的自由,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个体性人格的培养才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格,而中国的历史总在训练一帮“听话”的依附性的奴才。张奚若在《国民人格之培养》一文中倡扬这种思想的“灵魂”:“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的神髓,至少在它的故乡英国,全在承认政治上一切是非的最终判断者是个人而非国家或政府,全在承认个人有批评政府之权,说得更具体点,全在承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因为个人是最终的判断者,所以举世皆以为是而我尽可以为非,或者举世皆以为非而我尽可以为是;因有言论自由,所以我可将我所认为是的贡献于他人和国家之前,希望他人和国家能比较优劣而为妥善的采择。我所以服从国家的道理完全是因为在我的良心上它是对的,并不是因为它的命令强迫我服从;反之,若是在我的良心上它是错的,那我为尽我作人的责任只有批评或反对。国家并不是真理的垄断者。它所认为是的须与个人所为是的在个人的良心上作一理智的竞争。光凭威权的压制是不能折服人心的,是无理性可言的政治。”早年留学美国并专攻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张奚若自然在中西比较之下对于传统中国的弊病有“切肤之痛”,调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形成了一个等级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压迫性)的差序格局,这种格局强调宗族、血统与长幼,个人的价值只能放置在集体的架构里被衡量,最后培养出的只能是创造力缺乏的“老人社会”和“小老头社会”(指普遍性的少年老成)。张奚若在文章中痛心疾首地批判了这一传统现象:“中国数千年来的社会中是只有团体,没有个人的。一个人只是家族的一分子而不是一个个人,只是构成社会的一个无关重要的单位而不是一个有独立存在的个人。他的生命,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他的价值,都是拿团体做规矩做标准。离开团体,他就没有意义。离开团体,他就不存在。拿现代眼光看,这样一个人自然是一个不发展的人。不发展的人所造成的社会自然也是不发展的社会。”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才能明白为什么民国时期的张奚若一直能够做到“特立独行”,无论是在与朋友的交往中,还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里,他都是一个信奉个人价值的自由主义者。

但蹊跷也就在这里,一个“宁折不弯”的自由主义者却能够在民国与新中国的政治社会里侥幸“存活”下来,甚至像一个政坛上的“不倒翁”,仅仅用政治人物对其的容忍与雅量来解释似乎稍显牵强,张奚若并不算一个特别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政治影响力也非常有限,在民国时期也仅仅参加过国民参政会这样的“务虚会”而已,本色上还是一个书生论政的学者,因此也很难谈得上要特别保护他。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也一直试图解开这个“历史之谜”而不得:“张奚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昆明的自由主义人士中最坚定的笃信个人主义者,并且具有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气质。然而,真奇怪,尽管他曾充当(国民党)极权主义官僚,有一时期曾经主管高等教育,但却最有效率的保存下来,他偕同他的美貌的妻子来看我们,还带了一个随时准备替他量血压的护士(只要他能让她在场,他大概就一切正常)。我们很高兴再次重逢,但张奚若滔滔不绝的谈论却言之无物。对于他曾任(国民党)高级官员而能幸存至今的奥秘,我们未获任何线索。数月之后,他死于高血压病。”……

方人也许应该从张奚若的政治智慧高人一筹这个角度才可以为这个理论上存在的“困局”(现实政治生活中却并不存在!)提供“合理之逻辑”。从张奚若的文章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对民主、自由与平等等现代价值准则有着充分的认可,也在各种文章中为之“鼓与呼”,这种行为成就了张“四方形”的棱角分明的性格,他曾是英美自由主义的坚定追随者,他经常和他的学生说:“每个人都说胡适中了美国的毒,但我只比他差一点。”张曾告诉一位学生,如果一个人不能自由表达意见,那他最好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写;但另一方面,张奚若绝对不是一个仅仅只会隔靴搔痒谈谈政治的书呆子,他对社会时局有着准确的洞察和判断,他的民族主义热情经常压倒他的自由主义信念。他不像1920年代丁文江这些知识分子鼓吹“好人政府”,主张“少数人的责任”来领导政治,因此,他在时局的角力中巧妙地调整了自己的“立言方式”,顺应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时代大势,当然这种转换也许不能仅仅用“政治智慧”来解答,或许他也像中年以后的闻一多一样已经完成了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到“人民至上主义者”的“脱胎换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的孙敦恒先生就持这种观点:“其实张奚若也和闻一多一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思想和道德观念’,将‘人民’看作国家的‘真正主人翁,社会的主体’。”1948年春天,在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并且马上决出胜负的时候,张奚若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这样循循善诱地告诫学生:“中国今日是正在经过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时代,一切思想都要与此革命事实和精神相配合,配合得好,所有努力才能成功;配合得不好,或违反这个革命事实,任何努力都将变为蠢动,都将得到历史注定的失败。……你们思想的方向和技能的应用,都要朝着一个中心目标,那就是:人民的福利,而不是个人或阶级的利益。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才是前进,才是合理,才是道德的;不然,便是开倒车,反理智,罪恶的。……今日所有徘徊歧路的所谓‘智识分子’、‘自由主义者’、‘中间路线者’都是犯了不愿真正为人民福利而奋斗的错误!”这与写作《国民人格之培养》等文章的张奚若简直判若两人,自由的个人开始全面地让位于掌握了历史真理的“人民”和“领袖”,个人应该无条件地服从“革命事实”和“革命精神”,不能有质疑、彷徨和逃避,否则就是“罪恶”!更有意思的一个历史细节是: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张奚若与闻一多、吴晗、罗隆基等都积极参与了民主运动。范宁回忆说:有一次“闻先生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叫我送到北门书屋,请他们给张先生送一份《新华日报》”。张奚若阅读《新华日报》后,对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备加称赞,《新华日报》成了他最爱读的报纸。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他废寝忘食地阅读《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当他得知延安报纸在一篇社论中曾说“像张奚若这样的人,也站到人民一边来了”时,高兴地向家人说:“共产党也说我站在人民一边了!”(此处参考了孙敦恒:《张奚若先生生平事略》一文)

如何解释这一悖论式的历史现象?作为“思想异端”的张奚若为何向“人民”转向如此之快,以至不再提及“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除了政治智慧外,也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思想根源。张奚若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是法国思想家卢梭。金岳霖曾在回忆中说:“张奚若也是比较喜欢卢梭的,我有时还听见他朗诵卢梭书里头一句话:‘人生出来是自由的,但是无论在什么地区,他又是用铁链子锁起来了。”张奚若在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课堂上甚至公开宣扬卢梭是“革命教主”、“自由之神”。卢梭一向以标榜公意、人民意志而闻名于思想界,这种公意极易与“国家”、“革命精神”、“人民利益”相互置换。张奚若在其名著《社约论考》中指出:“卢梭社约之作用全在得人人同意,造一公意公我;公意公我成,而政治社会生。政治社会之为物,与人无异,以其为多数个人联合而成,故曰公人,卢梭曰:此公人昔称城市,今称共和或政治团体。当其静时,称之曰国家;动时,称之曰主权者。与其他同类团体对峙时,称之曰强权。与约之人,自其全体言之,谓之人民;自其个人参与主权言之,谓之市民;自其屈服于国家之法律言之,谓之国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或许从张奚若的思想根底可以管窥他中年以后的“思想转向”,早年的学识和耳濡目染为中年后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因此,从坚持个人主义的自由立场转向拥抱“人民”和“革命”的阶级立场就并非“历史的断裂”,而成了那个天地玄黄的大时代很多自由知识分子“顺理成章”的“嬗蜕”,所谓弃暗投明洗心革面是也。

【本文选自《十字街头的知识人》,唐小兵/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有删节。】

来源:在书一方
沒有必要預測,沒有必要焦慮,沒有必要緊張,更不可以放棄。大家好好休息。

然後,明天,不管發生什麼情況,哪怕是冰雹和雷雨,都要走出去,堅定而溫柔地,冷靜而毫不猶豫地,投下你手中神聖的一票。你的國家,你的社會,你的故鄉,你的未來,你的子女的幸福,就在你手中的那一張選票上。

全世界都在屏息等待明天的開票結果,我也是。
我們都在看華人世界這最後一塊自由的土地上,台灣人民要做出什麼樣的選擇。

是的,你的一票,將決定著這座美麗島的容顏。

明天,我們要讓全世界,看到台灣人的勇敢和堅定,
明天,我們要讓全世界,看到台灣雖小,仍能放射出巨大的光明。

這是我選前最後一篇選舉文了。
我要跟各位親愛的台灣朋友說:雖然遠隔萬里,我的心,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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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不凡的高晓松 没想到他背后的女人这么厉害(视频)


文章来源: 一条 于 2020-01-08 14:16:32 -

北京人张克群,除了“高晓松母亲”这个头衔,

还是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古建筑研究者,是建筑大家梁思成的弟子。



张克群在北海静心斋



张克群父亲张维(左三)与母亲陆士嘉(左一) 1956

张克群出身清华世家,

父亲张维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是深圳大学的创建者之一;

母亲陆士嘉是著名流体力学专家、教育家。

从小住在清华家属大院,梁思成就住在隔壁,她笑称自己是被梁思成“忽悠”去搞建筑的。



高晓松深受母亲张克群影响,

公开称赞母亲

“颇有民国大才女林徽因的风范”

“我多年卸不掉的偶像包袱,

主要来自看我爸我妈的照片。”

在网络广为流传的金句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就是出自张克群之口,

“我认为这句是高晓松的翻译,

我当初原话是‘你要是不好好读书,你就上前门卖大碗茶去。’”年近八旬的张克群幽默诙谐,嘴贫完全不输儿子,她教育孩子就两条:自尊心,求知欲,坦言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就三件事:写书,种地,唱歌。2019年,筹备10年的《北京古建筑物语》出版,上个月一条摄制组在北京见到了张克群,

听她聊了聊清华、家庭、教育......

自述 张克群 编辑 张锐嘉







张克群在采访结束后用手机记录下通惠河遗址

12月中旬,北京第二场大雪隔天,我们在南锣鼓巷的东不压桥胡同见到了77岁的张克群。采访场地刚好是通惠河的一处遗址,研究了半辈子古建筑的张克群立马提起了兴趣,零下十几度的天儿也要在外面走一走。

张克群常年定居美国,这次回国是专门为了新书的出版。退休之后,张克群就把生活重心放在了写书上,给父亲做纪念册、写古建筑书,两年时间出了三套10余本书,但对于回忆自己的一生,她却表示“我的一生有啥好写的。”



张克群母亲陆士嘉(左)与父亲张维(右)1937

张维,两院院士、力学专家,1957年任清华副校长陆士嘉,中国著名流体力学家、教育家



儿子高晓松时常毫不吝啬地赞美母亲,“颇有民国大才女林徽因之风(年轻时容貌也毫不逊色)。”“我多年卸不掉的偶像包袱,主要来自看我爸我妈的照片。看一眼能管仨月。”甚至将父母年轻时的合影换成了头像。

《北京古建筑物语》的序是高晓松对母亲的大方表白,序中写道“谢谢妈妈,在给了我生命,给了我生活的道路和理想后的很多年,又一次给了我做您儿子的幸福与骄傲。我爱你。”

去年11月,高晓松50岁生日当天发了一篇“人生的期中小结”,提到父母一家子作为知识分子对他的一生的影响“感恩给了我那个时代最好教育的一大家子。”



梁思成

张克群对古建筑的热爱深受建筑大师梁思成影响,还说当初大学选专业就是被梁思成“忽悠”的。

1959年暑假清华大学组织家属去北戴河海边避暑,正在海滩写生的张克群被梁思成看到,“画的不错嘛,想不想学建筑呀?”梁思成边比划边解释,意思是建筑比工程多艺术,比艺术多工程,学建筑的想法便在张克群心中生根发芽。



张克群走在胜因院前胜因院是清华大学教授住宅位于照澜院西南、新林院西北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邓以哲教授等都曾在这里居住

采访中,她回忆起儿时和梁伯伯住在清华大院的二十多年往事。

采访结束,张克群带我们去清华大学,走过童年生活的胜因院和联排别墅,是多位历史名人的旧居,也是儿子高晓松口中的布满阳光青葱味道的“清华老宅”。

以下为张克群的自述。





张克群接受一条采访

如果非要有一个title(头衔),那就用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吧。1961年我入学清华学习建筑,1980年代才考证,“国家注册建筑师”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职称。



《北京古建筑物语》系列三本书,讲的是北京不同风格的古建筑——北京古代皇家建筑、北京古代宗教建筑、北京古代外来建筑。

其实我对北京城不太了解,因为我从小住清华,属于大农村,四合院胡同这类古建筑我都没接触过,在写书之前都不知道有一个皇城,只知道有紫禁城,所以写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过程,包括我现在都快80岁了脑子还特灵光,都是近几年写书的功劳。

最开始写的是第二本《晨钟暮鼓》。90年代,当时中国开始申奥,北京城那么多教堂,天主教、基督教、和尚庙一应俱全,我就准备写本书介绍北京的宗教建筑。

书写完了,但申奥没成功。我就想干脆把别的类型的古建筑也介绍一遍吧,所以写了另两本。探访、写稿、画图总共花了11个月。





晨钟暮鼓——北京古代宗教建筑

我感兴趣的是宗教形式和建筑的关系。

比如天主教堂宣扬的是神秘感和仪式感,所以天主教堂都特别高耸,且室内没有任何吸声材料,窗帘等一律没有,为了增加混响时间,全都是反射的材料,比如砖头、玻璃。剧院的混响时间需要控制在0.3秒,但教堂要求越长越好,这样比如神父说“孩子们们们...”的时候就很有神秘感。

北京城里一共有四个教堂,分别是东堂(王府井堂)、西堂(西直门堂)、南堂(宣武门堂)、北堂(西什库堂),风格各异。

其实最早在1294年,就有来自罗马天主教的修士孟高维诺来中国游说,并建了一个小教堂。





东堂

东堂是罗马式混杂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始建于清朝,康熙初年由两名外国传教士,将原本的中式建筑改为西式风格。但康熙年间反天主教浪潮被毁了一次,1900年义和团运动又毁了一次,现在我们看到的东堂,都是1904年重修的,

东堂原本在一个很高的院墙里,我小时候踮脚也看不见里面。2002年王府井大街改造,才把院墙拆开了,现在它在王府井大街最繁华的地区,看起来有些突兀。



南堂

南堂由两部分组成,大门是中式的,而教堂的主体结构为砖结构的巴洛克风格,精美的雕砖随处可见,是18世纪后期欧洲流行的风格,后于1904年重修。

北堂由两名法国传教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哥特式建筑,在1900年义和团破坏后重修,又高了一层,哥特风格更加明显。共三层,由11座尖塔构成,门窗由汉白玉石雕刻而成,台基为传统的中式设计,环以汉白玉栏杆,使中国教民感到更亲切些。

最后西堂,也就是四大教堂中的小妹妹,1723年由意大利传教士修建完成,外貌有些俄罗斯风格,内景很是辉煌。



太庙

红墙黄瓦——北京古代皇家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看上去都差不多,但其实有很多细节上的门道。



独乐寺

比如从斗拱可以看出它大概的建造年代,斗拱越大越古老。位于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636年,它的斗拱能有半个柱子那么高,而且起结构作用,没有一颗钉子,只用木头相互交错连接固定,有很强的抗震效果。

而到清代的建筑,比如故宫的斗拱只有马蜂窝那么大了,只是起装饰作用而已。



人家去旅游都是看建筑,我就是看房顶。重要古代建筑物的屋脊上,有若干排列整齐的小动物,这叫做走兽。有些后期重建建筑的灰色走兽,都是闹着玩的,过去从来没有这种黑不溜秋的走兽,全都得是琉璃彩色的。

走兽的主要作用就是固定,以前建房都是用瓦和泥,为了把瓦固定,在瓦片烧制过程中就会留一个洞,走兽其实是起钉子帽的作用。





太和殿的10个走兽

走兽另一个功能是显示建筑的等级,等级越高,数量越多,且通常都是单数。太和殿是紫禁城内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走兽足足有10个。严格来讲其实也是9个,最后加了一个猴子,叫做“行什”,过去北京有句俗语“你长行什了啊”,意思就是“你长能耐了呗,猴子你都能上太和殿了”





八面来风——北京古代宗外来建筑

北京还有很多1900年以后外国人来盖的东西,比较典型的东交民巷、大理寺等几个法院,甭说远处,光是清华就有大量的外国设计师的作品。

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用来储藏南方运过来的米。1840年后,西方列强慢慢在京城建立使馆,并在义和团期间禁止中国人入内,一整条街就变成了西方人的地盘。外国人发音不准确,“江”就都变成“交”了,慢慢地变成了东交民巷。

最开始使馆用的是我们中国人的王府。第一个建立的使馆是英国使馆,后来觉得中国建筑用不习惯,开始盖自己的建筑,有教堂、银行、兵营等等。



美国人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1954)1913年开始在中国进行建筑设计作品包括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

现在东交民巷还保留着这些建筑,现在都成了旧址。比如著名建筑师墨菲1917年设计的花旗银行,现在变成了警察博物馆。

墨菲在北京的另一大成就,是清华的设计。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的前身为“清华学堂”,1908年作为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退款办学”的名义被建成。

美国人当时说我们中国人赔款赔多了,但还钱可不行,我们在你们那建一个学校吧,就成立了北京第一个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始称“游美学务部”。

一开始在东城的史家胡同,后来搬到荒芜已久的清华园,1911年4月26日,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这也是清华大学现在的校庆日(清华的传统是在每年的四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举行校庆)。





张克群在清华大学二校门

清华园原来有两道校门,第一道早已不再,第二道门位于南半部住宅区和北半部教学区之间,大家都叫它“二校门”,是当时很流行的洋式风格,由军机大臣叶赫那拉·那桐题词。不过据我了解,现在的题词也不是当年的真迹了。

清华学堂现在位于二校门的后面。二校门前面有一座桥,1948年12月13号,国民党派了一架飞机轰炸清华,当时我就在那桥洞地下,我爸还怕我们害怕用帘子挡着,“咣咣咣咣”就炸了,但是那个人一点清华的建筑都没炸着,整个就把炸弹扔到旁边荒野的地方了,就是现在的中关村。

那时候中关村不是现在的“关”,是当官的“官”,中官就是太监,然后炸出好多骨头来。我上小学的时候,天天在那骨头里扒拉,我就希望扒拉出一头骨吓唬人,结果找到的都是些胳膊腿什么的(笑)。



从清华二校门望进去

因为用的都是美国人的钱,所以清华的建筑风格均为洋式,清华的第二任校长周诒春上任不久,便请来了当时在中国足够出名的美国建筑师墨菲,来做清华的整体规划。就有了后期著名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院,体育馆。

坐东朝西的图书馆一期由墨菲设计完成,1939年清华校友杨廷宝完成接了一块“二期”,无缝衔接。后来又不够了,我当时的建筑老师关肇邺接建的是第三期(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几年前又接建了第四期。

我对清华学堂特别有感情,我大学时上美术课,坐在这里画它的木楼梯,还在东半部的图书馆借书。那些徜徉在发散着纸张香气的时光,令我最难忘。





张克群家庭合影 1956张克群(右一)与母亲陆士嘉(左一)父亲张维(左三)

延续近一个世纪的清华情缘

我爸爸妈妈1937年去德国留学,本想两三年就回来,结果二战了,没回成,就在德国生了我。等我四岁的时候,就想赶紧回国。

当时德国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一家有个自行车就很奢侈了,好在我爸在法国有个朋友,于是我们从德国到了法国,后来途径越南、香港、上海等地,一点点挪回了北京,哪能像现在飞机十几个钟头就飞回来了。

我爸刚回国在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教了一年书,后来到清华做教授。当时解放前有个规定:不能夫妻两个人都当教授。其实我妈当时学识比我爸强多了,两个人都是博士,最后我妈只好到一个实验室当实验员。



深圳大学开学典礼 1986张维(右)与教育家杜祖贻

1948年解放军进校后开了个会,宣布这个政策取消。我记得我妈当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泪奔了”。后来慢慢地,我爸当了副校长。

1983年开始组建深圳大学的时候,我爸人缘特好,有号召力,就被叫去当了深圳大学第一任校长,一呼百应招来一大堆教授。5年之后,年纪也大了,就回到清华继续做副校长。



梁思成的古建筑情怀

我之所以这么热爱古建筑,很大程度是受到梁思成先生的影响。

我上大学的时候,古建筑并不是专门的课题,也没什么教材。梁先生喜欢古建,那时候上课就一个幻灯片打在墙上,打上一个佛爷,他能趴在那个白墙上说“我多喜欢这些佛爷的胖脚丫啊!”梁先生对于古建筑,就跟对他情人似的那么喜欢。

小时候我家和梁先生都住在清华家属楼胜因院,他就住我家后边,我称呼他“梁伯伯”。

梁先生是个很幽默的小老头,还特别喜欢小孩儿。他们家最吸引人的是有一辆小汽车,黑色的dodge(道奇),我小时候就总想上去玩,梁伯伯一高兴就带我们在清华里兜一圈,多好玩。



“嘟嘟”

他下巴上有个挺大的痦子,我小时候就问他是干什么用的?他说“我要是想你了,我就按一下它,‘嘟嘟’两声,你就来啦。”那时候小,我真以为能出声,还爬了一个板凳去按了,结果一看并不是那里出的声,是嘴里发出的声音,逗得梁伯伯哈哈大笑。





清华大学胜因院

魂牵梦绕胜因院

为什么叫胜因院?因为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才盖的。

清华的几块家属楼最早的是照澜苑,然后是北苑,新林苑已经是1920年之后的事。当时盖大礼堂的砖,都是从美国运来的,运多了还有剩余,就盖了整个新林苑。新林苑也是清华教授住宅中设计最好、砖头最多的。后来教授越来越多,像我爸一样从国外回来的一大批教授没地方住,就暂时安顿在了新建好的胜因院。

现在做梦还会梦见童年发生的事情。



当时我们家旁边有条小路,小路旁边有块地,我在里面种西红柿、玉米,植物课留的授粉作业我都在这块地上实习。

旁边还有一排河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们管它叫“臭沟”,因为它没有名字,其实一点也不臭。这条河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源泉,冬天可以在上面滑冰,夏天在里面趟草,有一次我还把一个马蜂窝趟起来了,“嗡”地一下子蜇了我一脑袋包。

有一次刮大风把这边上的树都刮成45度了,可把我们高兴坏了,就爬那树,还用柳条编的大鸟巢,整天在上面过家家、吃槐树花,玩完就回家吃饭,然后再出来玩。不过这一片已经不是我小时候的样子了。





张克群在10公寓前家庭合影 1975

胜因院是一直伴随我长大的地方。后来我14岁我爸当了清华副校长,我们就搬到旁边的联排房子家属楼,从1957年一直住到2001年我爸去世。

我们家一进门是客厅,后面是我的房间,楼上那个小屋是我弟弟的,第3个窗子是厨房,厨房的上面是大卫生间,原来是木头大门,现在保留的大理石地板还是我当年铺的。我们家好多照片都是坐在门前的台子上照的。隔壁梁伯伯的黑色道奇车早就没了。





父亲张维在院中种下玉兰树以怀念妻子 1987

院子里是我妈去世的时候,我爸种下的玉兰树。第一年大概开了10朵花,第二年开了80多朵,第三年就数不清了。我爸问我,你怎么想办法把这花给数清楚?我说就数一朵,摘一朵,摘没了就数清楚了。



家庭教育法:从张克群到高晓松

我在清华上大学的时候(1961年入学)特别热闹,不好好念书,主要的活动在军乐队吹黑管,在运动队骑赛车,有时候还跟游泳队掺和掺和他们比赛,念书都是副业。

现在对大学印象最深的就是跑教室,因为清华大啊。当时只有北京的学生有自行车,外地的学生没有,所以每次我的自行车是跨着好几个书包,去教室给他们占地方。后来我一直做噩梦,梦见跑错教室了,你说多着急啊。

我爸从来不督促我的功课,爱学不学。

初中毕业之后我就开始爬树玩疯了,都没考上高中。我爸什么重话都没说,就说得休息一年。他心里肯定有遗憾,书香门第这大女儿还没考上高中,但他从没跟我说过。后来我很惭愧,觉得老爹也不说话心里肯定很失望,我就特别用功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101中学,当年在北京是很好的学校。自打我上了高中,每门课全部是满分5分。



我爸所管的事情,只是吃饭别把菜汤掉桌上、喝汤别嘶溜嘶溜地出声这种习惯的养成,其他从来不说,都是潜移默化地影响。

我爸妈在家里唯一做的事情就是读书,没人理我,我也只能看书。当时全家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晚上,可以听唱片,都是我爸妈从德国带回来的。

我小时候最受影响的三件事:一个是我爸妈都趴在桌上奋笔疾书,谁也不理我;一个是给我订了一本很好的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前)苏联杂志翻译过来的;还有给我买的一种玩具,相当于现在的乐高,由铁片组成的,上面有很多窟窿和螺丝母,所以到现在我都很喜欢摆弄工具,自己动手做事情。



高晓松与妹妹高晓江 来源:高晓松微博

我教育孩子就两条:自尊心,求知欲

只要有了这两条,他就自己念书去了。我儿子小时候回家跟我说,“老师总夸那女孩好,我非要念得比她好不可。”这样孩子自然而然跟别人“攀比”,不是攀比别的,是攀比学习,这叫自尊心。

求知欲怎么培养?就是孩子问什么问题你都得回答他。

我亲眼看见过一个失败案例,小孩问爸爸:为啥天上的星星不掉下来?他爸说“你问什么问,你到底要问什么?”这位父亲就亲手把孩子的求知欲大门关上了。如果你什么都回答,小孩就会觉得自己的问题得到了重视,就会经常想问题,问不到人的时候自然就去看书,这样孩子的求知欲就被培养得很好。



张克群在北海公园

我跟我的孩子一直是朋友的关系。

以前在后海,那时候刚有气垫,我们就在积水潭游泳,一起闹着玩。我把他们先摔下去,他们再把我摔下去,叮了咣铛地爬上岸以后,有人问我孩子:这是你们体育老师吗?孩子说,“那是我妈”。

我儿子小时候老实极了,一天到晚就在家里给他妹讲故事。我们家那时候12平米住四个人,特别挤,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小桌子。我回家一看他俩玩得可好了,用废电池搭两个球门,俩人在中间吹乒乓球呢。后来我养了一小兔,生了一窝小兔子,俩人在小兔子上挂各个国家的牌子,中国对美国队日本队什么的,让兔子赛跑。



高晓松(右一)与妹妹高晓江(左一)在清华家门前合影

来源:高晓松微博

我唯一教育他们的,就是让他们读古诗古词。

因为我小时候就这么被教育的。这对我后来的文笔、语言组织能力都发挥了很大用处。语文的文学修养要很长时间来培养,以前遛弯的时候就跟他们读诗背诗,过年吃饭的时候我写一些签儿,春花秋叶什么的,吃两口饭就抽一个签,在玩当中就学了。

小时候我们家也打我,因为我和我弟弟在颐和园游泳,晚上八九点钟还不回家。后来我当妈了才明白,那时候我妈估计急疯了,以为共俩孩子都淹死了呢。

现在我自己的女儿刚读完博士,儿子是公众人物,有人问过我是不是特别为儿子骄傲?我说没有。

他念不念书、唱不唱歌我无所谓,没有满意不满意这一说,各过各的,我就过我的日子。他们也有各自的家庭教育,我觉得我外孙女特别惨,但我也不干涉,不忍看我孙女被打屁股,我就出门了,一个人在墙跟儿哭一下鼻子,然后再回来。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三件事:写书,种地,唱歌。

唯一的想法就是。我跟我老公商量:如果你要是先死,我就回中国死去;我要是没办法在中国死,就一定要烧成骨灰带回中国,撒在我父母撒骨灰的地方。别的我都没多想,一点一点往前拱,比如再出本书,这下回美国的家又有事儿干了。不写书的时候,集集邮,是我一辈子的爱好。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么诗意的话,肯定是高晓松自己编的。我当时的原话是:“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就得去前门去卖大碗茶去。”



但是当然了,我也说过,人要站得高才能望得远。我给晓松和晓江讲过这个比喻:如果人躺在地上,你觉得连土疙瘩都是坎儿;如果你站起来,可能高楼是坎,高山依旧是坎儿,就觉得怎么我老也过去不呢?但当你站在月球上一看,这整个地球都是特别光溜了,哪里有坎儿是不是?

所以人要站得足够高,才能不把眼前的事情当事情。
老同学, 不愿露面联系的难言之隐
2019-12-30 06:45:15

Y自然流露Y

幽悠山水间

同学微信群时不时由于一个怀旧的话题,就会扯到了过往的青葱岁月....前几天高中同学聊起尚未入群沉于“海底”的几位同学,说到了他们上学时“风流倜傥,意气风发”, 不解何以多年来甘于销声匿迹,不抛头露面与同学们在一个平台上共述过去现在将来,而是留下一个长长的背影,让人疑惑...

高中毕业上大学至今风风雨雨,同学们经过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及在变革中的大浪掏沙,分出了不同的层次,成功者自是喜爱人前说事分享苦尽甘来的经历,有些同学不抛头露面远离曾熟知的人群,自有其背后的故事。

以中国文化去划分所谓的成功与失败,通常财富是一个指标,那些挣了钱的腰粗了,说话自是掷地有声,喜爱指指点点。听到不少朋友说起同学群或是同学聚会,常常这些成功人士左右场面,几次下来索然无味,原有的同学情谊荡然无存,再见再聊的心冷下来。同学间大规模集会越来越少,多数改为相知相熟同学间小群体的团聚。

当然对于成功人士,要给予他们努力的尊重,芸芸众生之普通人大可不必计较其不自觉流露出的“得意忘形”,不必“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时间长了,谁保不齐都会走背字-:)平凡平庸是大多数人的活法,其实他们是同学群潜水最深的“亲们”, 是他们常常坐小板凳看戏,撑着场子-:)

说到远离同学群的个别学友,不得不尊重他们的选择,有些高中毕业后与大伙各奔东西,以我们高中毕业班升大学比率之高的情景,他或她未考上大学选择了另一条人生路,自然不愿与众生为伍,说不到一起嘛。另有同学上了大学,在那一片新天地,迷失自己,行为极端,壮志未酬身先“死”,辍学离开了校门,他们自觉无颜面再与老同学们一起整天优雅地扯闲。最后是那些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一路不适,与机遇总是擦肩,感觉倒霉到喝凉水都塞牙的主,要钱没钱要官没官,与其入群给同学们添堵添负能量,还不如自行了断与同学们的联系。

大家同学一场,本应情感深深,结果彼此内心的被名利场划出三六九等,多年后的今天,一切的一切都成为过往,什么都无法改变,能做的是留住一份对彼此过往的存念。
Y自然流露Y 发表评论于 2019-12-31 13:17:25
回复 '小二哥李白' 的评论 : 呵呵,在理,有老中扎堆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小二哥李白 发表评论于 2019-12-31 13:10:44
攀比是人之常情,当然是自然流露。没有感情基础的关爱其实很虚伪。
Y自然流露Y 发表评论于 2019-12-31 11:49:24
回复 'Froginwell' 的评论 : 相见不如怀念,不见愈加挂牵 -:)
Froginwell 发表评论于 2019-12-31 11:36:54
见于不见都是正常,哪有那么多的难言之隐。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相见不如怀念。
Y自然流露Y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17:15:59
回复 '高枫大叶' 的评论 : 朋友说:有年回家乡与中学同学人聚会,起初大家挺新奇他这个海外回来的骄子。待省城管教育的局长同学一到场,大伙扔下他奔向领导,因为他们孩子在考高中,需要借力-:)
高枫大叶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14:42:52
很可惜有不少同学聚会已经变味了
Y自然流露Y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13:28:09
回复 'BananaeEggs' 的评论 : 两岸共同的文化背景 (书中自有黄金屋),同学群有一样的故事 -:)
BananaeEggs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13:00:13
台灣地小人多,「萬般皆下品,唯有讀者高」,孩子們從小就聯考競爭激烈。每逢放榜時,考生就被分成一,二,三流,考不上的,只有花父母錢進私立學校。現在,大家到了退休年齡,小學同學聚會上,很多的同學,居然競向大家炫耀成就,(言外之意,是自己當年雖然聯考失利,但自己仍然有很大的存在價值)。兒時聯考惡夢何時了?看來似乎是永久的傷疤。
Y自然流露Y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12:42:04
回复 '梅华书香' 的评论 : 短暂几年纯纯的同学情, 难维系与于走上社会后几十年的风雨兼程....-:)
梅华书香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11:53:12
长久了,便就倦了!!
Y自然流露Y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10:50:54
回复 'xiaomiao' 的评论 : 同学微信群是个松散的联系平台,多年过去,彼此境遇不同,不少人只是来挂个号报个到,最多过年过节转发个图标 -:)
xiaomiao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10:43:48
人家很可能不是“销声匿迹,不抛头露面”,人家只是不和你们联系了而已。有缘则聚,无缘则散。
Y自然流露Y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09:56:37
回复 'isuiyi' 的评论 : 您这是画龙点睛 -:)

现在同学有还在打拼, 有阳光退休,有钱多烧的.....凑在一起,聊着聊着就无聊了 -:)


isuiyi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09:48:40
再正常不过了,等到了60+ 估计才会真正抛开物质来回忆往事。
再说真正谈情谊的,不会等大聚会的。
发信人: YukongZhao (宇空), 信区: USANews
标 题: 赵宇空竞选国会议员对美国亚裔和华人的意义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Dec 26 13:36:08 2019, 美东)

我在近日接受大纽约生活网的采访,介绍我参选美国国会议员对亚裔和华人的意义。在
这里给大家分享:

记者:赵先生,您好!您于上个月毅然决定参选美国联邦国会议员,在此向您表示祝贺!
赵宇空先生:非常感谢!

记者:我们最近一直在关注您的竞选活动,很想了解一下您的竞选纲领是什么?
赵宇空先生:我的竞选纲领是重建美国梦。目前,很多政客无心于为选民服务,他们热
衷于两党斗争,他们不解决美国人民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他们常常把球踢到未来,
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例如大家熟知的非裔和西裔教育落后的问题。他们不解决其根源
,即贫困、犯罪率和吸毒率高,家庭破裂、教师工会等问题,而是在大中学校录取中搞
非法的种族平衡,把亚裔孩子当作替罪羊。还有,他们滥撒纳税人的钱,收买选票。激
进政客例如AOC,Bernie Sanders还试图在美国搞社会主义,限制美国人民的经济自由
。极左政客还滥搞政治正确,限制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在这种环境下,我决定竞选美
国联邦国会议员,维护美国的建国精神,并把明智的解决方案带到华盛顿,帮助美国民
众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

记者:我很赞赏您的竞选纲领是一个面向美国大众和您选区选民的纲领。 别人会问,
您在佛罗里达第七区竞选,对亚裔和华人有什么意义?
赵宇空先生:意义非常重大。在民主社会,每个族裔都需要在国会有自己的代表,这样
本族裔的合法权益才能获得保障。我的参选除了代表本选区选民的利益,还代表了成上
千万关爱家庭,重视教育的亚裔。目前美国国会虽然有了几位亚裔民主党议员,但他们
在亚裔教育维权、社区安全、低税收、小政府、反对毒品泛滥这些符合亚裔社区根本利
益的问题上无所作为。只有像我这样的持保守理念的共和党亚裔议员才能代表亚裔这些
核心利益。

记者:您的竞选纲领非常令人鼓舞。您一旦选上之后,会给美国的亚裔和华人具体在哪
些方面带来帮助?
赵宇空先生:我的竞选纲领包含了经济、移民、社区安全等九方面的众多领域。大多数
都符合亚裔和华人的利益。一旦当选,我会继续为亚裔孩子教育维权,维护择优录取的
原则,支持起诉哈佛大学。例如,前副总统白登最近就提出取消标准考试,我到了国会
就会坚决反对这种企图。还有我支持有利于美国和亚裔的合法技术移民。我也会提出明
智的降低犯罪率解决方案,改善社区的安全。亚裔和华人善于创业,我要保证他们能够
享受低税收,少有规章制度的限制。

记者:您刚刚讲了代表亚裔社区,为亚裔谋福利。那么对华人社区的意义如何呢?
赵宇空先生:对华人也很有意义。目前从中国大陆来的有几百万的移民了,可联邦议会
里还没有一个他们的代表,我们的利益经常受到侵犯,更谈不上被保护。最近对大陆移
民危害极大的参议院S386法案,在众议院是HR1044法案。由于没有我们的代表,虽然有
三个华人议员,他们却让HR1044在众议院顺利通过,所以才导致了今天我们奋力阻挡
S386法案的被动状况。

记者:您说的千真万确。如今索马里亚的移民在美国国会都有代表了,而我们大陆移民
却没有一个代表。是该推出我们的代表的时候了。我们非常感激您多年来为亚裔孩子教
育维权的奉献,并相信您一旦当选,会脚踏实地地为美国、亚裔和华人服务。S386就是
前车之鉴,我们华人社区必须亡羊补牢,把您这样的维权领袖选入美国国会。请问华人
社区具体如何能够帮助和支持您的竞选呢?
赵宇空先生:谢谢你们的支持!从我出来竞选之后,数百位素昧平生的华人朋友纷纷前
来支持我的竞选。有的慷慨捐款,有的报名当义工。募捐一个月,就收到了超过八万美
元的募捐。还有一大批朋友在社交媒体,传播信息等众多方面踊跃帮忙。这让我感受到
同胞的温暖和鼓励。我在此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竞选是一个艰辛和耗资巨大的工程,所以我希望华人和其他族裔的朋友在以下方面
继续提供支持:
第一是慷慨捐款。有美国公民和绿卡身份,年满18岁的朋友都可以慷慨捐款。
请点击这个链接或扫描以下二维码慷慨捐款,支持赵宇空竞选美国联邦国会议员: secure.winred.com/YukongZhao/donate
第二是竞选的直接支持。住在佛罗里达中部地区的朋友可以帮助我做义工,扫
街拜票。有从政或社交媒体经验的朋友可以在很多技术方面提供帮助。
总的来说,我是持保守理念来参加美国联邦国会议员的竞选,也是亚裔参政议政的一个
冲刺,是关系到华人和亚裔切身利益的一个奋争。我很诚挚地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华人朋
友加入我们的助选阵营,群策群力,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了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就
有希望成功地冲过终点,实现亚裔和华人政治权益的一个飞跃。谢谢大家的大力支持!

原文链接是:“赵宇空竞选对美国亚裔和华人的意义。”
我的竞选网站是:https://yukongzhaoforcongress.com/zh-w
李国庆离婚案后首度表态:以后再结婚要找傻白甜
文章来源: 中华网财经 于 2019-12-02 14:19:33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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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段时间,李国庆因为“出言不逊”多次登上热搜,他和俞渝两人打响“口水仗”,夫妻双方在朋友圈开撕,围观者众。经过几轮舆论发酵之后,李国庆和俞渝的离婚案于11月29日在北京开庭审理,李国庆提出的诉求是离婚并平分股权,俞渝并未出庭。

  在离婚案开庭后的第三天,李国庆来到上海出席凤凰网财经高峰论坛,首次面对媒体倾诉他的离婚感言和心路历程。这一次坐在他对面的,不是一般主持人,而是他的老朋友、凤凰网高级副总裁刘春。

  面对老朋友,李国庆敞开心扉,谈兴大发,一一回应了外界质疑。当婚姻宣告破裂,离婚大战闹得全人尽皆知,他是如何看待这一段曾经辉煌后来失败的婚姻?而资本、股权、股东又在背后扮演了哪些角色?面对离婚后的新生活,他现场公开了哪些择偶条件?

  01

  回应“摔杯”:我特意要求剪掉

  此前,李国庆在拍摄一档访谈节目时,突然发怒摔杯。很快“摔杯”视频广为传播,登上微博热搜,引发激烈讨论。

  李国庆:抱歉,摔杯子是失态。我特意要求节目组把它(摔杯子片段)剪掉,但是现在的互联网,剪掉以后很容易传播,变成花絮了。

  刘春:我跟您认识这么多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喝酒从来没看到你醉过。那天怎么就摔杯子呢?而且当着小姑娘(节目主持人)的面?当时是生什么气,表现的那么激动?

  李国庆:喜欢俞渝的可能认为,李国庆就是“暴力男”,把我骂一顿。喜欢我的(人)还有领导干部说,这个主持人太不专业了,问你“扎心不扎心”,不就是刺激你摔杯子吗?我说,这和人家没关系,纯粹是我那天激动了。那天我被问,“被赶出当当,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扎心?”

  刘春:我作为资深的电视人,我觉得你摔的特别好,摔得动作特别到位,表情特别生动,

  杯子的弧线特别圆满,女主持人的表情也非常生动。你俩非常默契。

  李国庆:我负责任的说,我一直没有看过摔杯子的视频。那不是我的平常状态,毕竟咱们也是北大毕业的,真的没有看过这个视频。摔完杯子,我说:“停吧,别录了。”当时聊得话题是知识付费,早晚读书,我说让我抽跟烟,(然后)连续抽了两根才平静下来。

  刘春:早晚读书,我们早晚会说。

  02

  回应“桃色绯闻”:喜欢按摩,极少去洗浴中心

  刘春:国庆我跟你们两口子都很熟,我最后一次见你们两口子是在(朋友)儿子的婚礼上,你们两特好,恨不得手拉手。俞渝说,我们两分手了,你给我介绍男朋友。你说:我们两分手了,你给我介绍女朋友。我感觉你们彼此包容,特别开放,是特别好的朋友和伴侣。怎么突然你们两个就撕成这样了,能否透露一下?

  李国庆:首先,事实是我7月份先通过媒体向俞渝发起的攻击,这是事实。7月份一个纸媒(报道)上了热搜,谈到了过程。9月份摔杯子(视频出现),但是我攻击她的全是工作,探讨当当管理的得失。

  刘春:我很早就知道你们两分手,插一句,网上不是说你已经22个月没有性生活了。

  李国庆:拉回来,分居一年半,我都说俞渝好,当当好。如果我一直隐忍,上哪找这么好的男人,这么好的爸爸,这么好的丈夫?她想争权管当当,那是14年下旬。她说了好多年,我就让了。然后到18年,又让我把新业务给交出来,我也交了。我还主动要求停发工资,不带司机,不带秘书,把办公室腾出来,哪里找这样的人?

  所以确实一直挺好的,但是7月份的导火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被朋友调解了。我说:俞渝,我出来(离开当当)一年半了,你也不融资。她老故意不融资,我推荐给她的投资人,她都不见。

  刘春:我插一句话,他们公司私有化之后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司之一。每年的纯利五六个亿。

  李国庆:而且一分钱负债都没有。就是7月份,我提出,我出来已经一年半了,能不能给我三千万分红,大家都分红?她说,不行,她跟小股东有矛盾,管理层小股东持股8%。我说,那你能不能以我在当当的股权质押,借我3000万。她说:不借。我说:朋友过去找我们借,我们都借。我总不能,用她和那些高管说的话,一直住在“狗窝”里吧。我要买套房子。

  刘春:不是江湖传说你住在洗浴中心里吗?

  李国庆:不是,第一个月我住在两个朋友家。第一周去了一个朋友家,但是我嫌那里饭太次,就走了,又去了另一个朋友家。我喜欢按摩,极少去洗浴中心。因为到那里你得脱光,人家都认识我,有和我打招呼,有找我签个字的,多别扭啊,所以很少去。就这三千万闹的,我就生气了。说好答应融资,让我优先套现,等了一年半,也没套现,买个房子也没有(钱),我创业总得投资吧。当然我们境外信托在香港,当当美国上市的时候,我们套现了大概三千多万美金。我们俩四六开,我六她四,这是事实。这也不是离家的时候分的,也是离家一年多才把这个信托拆开的。但是我就不想把美金调进来,也要很多程序。所以我提出当当账上分我三千万,她都不分。我忍无可忍,就舆论攻击她了。

  03

  回忆结婚:我去美国就要娶回“海归”

  刘春:你们俩怎么认识,怎么就一起创业一起结婚了?

  李国庆:我们俩的版本不一样,她说是我追的她,我记忆里是她追的我(笑)。当时的细节是,她跟几个人投资了一个杂志,这是95年的事。当时的负责人叫甄晃(音译),俞渝认识我的上司,(作者注:1993年,李国庆联合北京大学、社科院、农业部等单位创办了“北京科文经贸总公司”,任总经理、总裁)。那时候我的上司听说,如果要在国内投资传媒,就得投资李国庆。那时候我还没见过她,通过上司,(我)给她们做咨询,(研究)怎么保护她们投资人的合同,怎么保护版权,提了很好的提议。咱北京人做事是这样,不仅咨询还给买单。甄晃回去美国就说,人家李国庆下个月要来纽约,你们跟我请他吃个饭,俞渝出现了,在曼哈顿请我吃饭,我们三个就这么认识了。

  认识了之后,我那个公司一年就200万人民币的利润,她(俞渝)说我(的公司)值一百万美金。我说一百万人民币为什么要值八百万人民币呢?那时候我没有估值的概念,怎么像个骗子呢?她说估值就是这样。我就抱着这个问题请教她,在她家72街附近的咖啡馆,她给我讲了估值的理论和为什么要卖公司。

  如果卖(公司),我给你找,可以给更高的估值,可以乘30倍。我(当时)脑子都晕了,说:“错了,三百万美金,一百多万人民币的利润为什么值三百万美金?人家为什么付出一百万美金现金?

  她(俞渝)说我要让你成为百万富翁。她真这么跟我说的,这个交易还实现了。感觉她就是在华尔街做买卖,现在叫做投行业。我觉得这个人真有才干。

  当然,我去美国,不仅要见那投资人,就是要找到海归给娶回来,但是俞渝我是偶然遇到的。

  刘春:你和潘石屹很像,为什么想找一个海归的女性?

  李国庆:90年代初,有“出国热”。我没出国留学是一个遗憾。(我)都拿到哈佛大学的邀请函,都有奖学金。我为什么没出去呢?因为我是我们家最小,我爸生我时都四十七八。反正我就觉得“父母在,不远游”。我一毕业,他都退休了。我觉得我得多陪他几年,结果这一陪把我给坑了。我每周都请他吃个饭,每年都带他旅游几次。他活到了95岁,所以还出现了和保姆“互舔”的事件。

  刘春:好多人都在问我保姆的事,我都不知道是咋回事(笑)

  李国庆:第一,是不是保姆,我不知道。人家有个伴,相处五年,真情实感,我觉得挺高。我母亲去世前就担心我爸,就担心(她)如果死在他前面,(我爸)不会蒸馒头,北方男人什么菜都不会做,结果人家活得挺长。自己一个人在(独身)十几年以后发生感情瓜葛,就这么一个事。

  04

  闪婚背后的谜题:先结婚还是先合同?

  刘春:你是过来人,夫妻两个人创业十分成功,中间经历了私有话。你觉得夫妻创业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在座有的小伙子惦记着将来和未来媳妇一起创业。

  李国庆:分手见品质。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我们两怎么认识的?闪婚,认识三个月结婚了。

  95年,有人要买我们公司的股份,这个美国人当过美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相当于副部长,他也是富二代,千万富翁,来到北京买企业。俞渝参与了和他的交流,然后这个美国人

  为了显示他的实力,请我去他在墨西哥的别墅,坐他的私人飞机。我跟俞渝说,她说好。然后,我们到了加州,一起从圣地亚哥飞到墨西哥别墅,在别墅里又吃又玩就敲定生意,说没有问题,以前签的是MOU(备忘录),现在可以签正式合同了。

  结果有一天夜深人静的晚上,俞渝说:“后天咱们去纽约。”

  我说:那我国内还这么多事,我要回去,还有好多事。

  她说:咱们先待几天,先去市政厅把结婚登记给登记了。

  我说:啊?我还没有跟爸妈说结婚。

  她说:咱们这么大人,跟谁结婚,结不结婚,跟爸妈有什么关系。

  然后我们就去了市政厅,她一个朋友陪着我们去登记了,她都准备好了。她们信基督教还是天主教,还给我套上戒指,人家说了一段,我也没有听懂。人家又说了一段,把我两一搂,就让两个人接吻,就登记了。

  这一段故事,现在看来就很有意思了。人家跟我结婚前,从来都说卖给图书公司一百万美金是婚前财产,结果一开庭把这个也当婚内财产。我想到底结婚在先,还是合同在先,忘了,我记不住。

  刘春:你财产的事我越来越不关心了,这个结婚是很悲伤的故事。

  李国庆:不是,俞渝也很有魅力,她很吸引我。在大学时,很多人认为应该找小鸟依人。我说不是,要找独立女性,有一个高品质的婚姻,这个她都符合。

  05

  谈择偶标:下次结婚找傻白甜

  刘春:我插一个八卦的问题,俞渝最近跟我讲过三次她的择偶标准。跟你分手以后,(要找)个子比你高,长的比你帅,岁数比你年轻,比你对她好,同时比你更不惦记她的钱,五个标准。你对续弦的标准是什么?

  李国庆:这是财经论坛,好多在座的都是有思想、有头脑的女性,我可再也不想找商人了。哪怕是在企业工作的女性,我都不想找了。我得找个傻白甜,因为我自己就是傻白甜,不能第二次被伤害,因为我今后十年还能够折腾出一番事业,这是第一个标准。我想找在大学工作,搞研究的,是不是比较好。我必须要找知识女性,我跟你情况不一样。

  06

  谈夫妻创业:我一点也不怨恨俞渝

  刘春:咱们谈论严肃问题了,因为咱们是财经峰会。有点像EMBA的案例,国庆以自己亲身经历书写了人类财富史上的经典案例---夫妻共同创业,共同达到了财富的峰值,但是产生了冲突。这样的故事在政治史上经常出现,但在财富史上、尤其企业史上不是很多,我相信你在这一段时间有很多思考。你把你这一段时间的思考,包括夫妻潜力规则的分析这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给我们做企业的男性解解穴。

  李国庆:我觉得夫妻创业,要看几个东西。

  第一个要说清楚,合同安排,尤其牵扯到公司资产,包括个人财富,双方一定要有各自的律师。因为(我和俞渝)过去这20年都是共用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又都是俞渝在负责维护关系,人家跟律师关系也很近,有些东西提醒一下就好。俞渝让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80%情况下都没有给我合同文本。我觉得应该各有各的律师。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个,网上很多人说,没有俞渝也没有你的今天。其实我觉得,夫妻创业早期肯定是好事。俞渝给我的保护也非常多,所以我一点也不怨恨俞渝。蔚来汽车的李斌,他20年观点没变,因为他(和我们)都打过交道,说“当当离开俞渝比现在强十倍”。

  外界不是这样,刘强东他们老以为:“你有一个好老婆帮你融资”。不是,上市是俞渝挑杆,退市也是她。中间三次融资上市都是我来做的,具体合同条款是俞渝(签的)。早期俞渝起到了很好的保护,我们一致对外。我看到,网友给我发的微博私信说:“李国庆是一个没有心计的人。”如果当当没有俞渝,我可能也被其他投资人赶出来了。这就是命数。如果没有(俞渝)保护,我可能早被赶出公司两三次了,正是因为俞渝对我的保护,我才能在当当干了19年。早期是这样。

  但是后期,我们这个夫妻创业在对待投资人上,夫妻抱成一团。但在其他方便分歧非常大。因为她长期管招聘和财务,(我们对)招什么人,分歧非常大。虽然在公司大的业务方向俞渝跟我的分歧并不大,但是用人用错了,用不对人,你不给人利益,就做不成。所以把我卡住了。

  我觉得,很多夫妻经营的扩张期都遇到这个问题。凡是扩张成功的,都有一个人甘拜下风,从公司高管层退出了。凡是扩张失败的,没扩张成的,都是两人不甘上下。

  我们是现代治理机构,虽然是夫妻店,但是亲属就不再弄来了。(她)公然在总裁办、管理办也说,你们没有两个老板,各自管各自的。她管着财务和人事,怎么各管各的?这是对当当最大的抑制。

  刘春:我感觉你们俩太般配了。夫妻创业需要有一个人太强势,另一个人甘当绿叶,你们太匹配。

  李国庆:是的。

  07

  谈创业新模式:像当当?还是像得到?

  刘春:我还要把你的新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做的早晚读书,我也不知道做的啥,但我知道你肯定会成功。我特别想了解,这是一个啥玩意儿?跟当当一样?还是跟罗振宇的“得到”一样?是什么模式?

  李国庆:当当终究是一个零售平台,阿里也是,京东也是,零售卖书。当当解决了供给,解决了深度挖掘,但是用户有几个痛点没解决:不知道读什么书?没时间读书?读不懂怎么办?早晚读书就做上游了。

  我把一本书找来,找大咖给你讲45分钟。“精其选,解其言,明其意,辩其理”,后举一反三,说出这个书的局限性。45分钟给你精读,一年精度一百本书。一年还有五百本书,解其言,只用听15分钟,都是音频或者视频。解决了碎片化时间和听不懂的问题。就是这么一个事。

  08

  回应“同性绯闻”:我多金温暖,容易引起男人爱

  刘春:挺好的事。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八卦的问题。你是不是弯的?完全没想到。你今天跟大家说说,你是直的还是弯的?

  李国庆:这是什么财经论坛?我们吃过几次饭,我觉得你像弯的。

  刘春:我对你没兴趣。

  李国庆:因为我太直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严肃的说,无稽之谈。因为像我这种傻白甜,又有钱多金,还有事业,还这么温暖,别说女的,确实容易引起一些男的爱我,这也是事实。这样的人真是,确实同性也爱。

  刘春:羡慕你,你怎么抵抗住呢?

  李国庆:公关让我打悲情牌,结果我又洋洋自得。

  刘春:时间差不多了。我看好像有人想提问是吧。我们给下面一两个问题吧。我们两个太熟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09

  谈未来生活规划:一把年纪再来一下更痛

  当台下观众提问到未来生活规划时,李国庆谈了他对几种不同婚姻生活的看法。

  李国庆:现在我有点未雨绸缪,(会思考)一旦离婚以后怎么办?老叫外卖也不行。我现在会熬粥了,会炒四个菜,(虽然)每次都乱。

  我对下一步生活也有期待。我原来的老同事、老朋友,比我大一轮65岁一帮人劝我:

  你们两个不要离婚了,各过各的,各找各的,这是第一个(婚姻)形态。

  我这个人太容易被骗了,又被骗怎么办?有人跟我说不要结婚,你也不适合结婚。可是我还想要孩子,一个女人不结婚就给这个男人生孩子?我觉得特别没有责任感,孩子的名分是什么?我这么多年在公司业务上一让再让,一个是因为俞渝是我老婆,另一是因为我儿子。

  第二个方案就是不结婚,反正提前给(对方)安排好,无外乎就是(给她)钱。结婚就是签婚前协议,和不结婚有什么区别?(不结婚)那不行,警察敲门问,现在有没有非法同居,

  第三个方案是签婚前协议,(对方)给我签放弃财产声明。我提这样的要求,有没有这样的傻女人?我也一把年纪了,再来一下就更痛了。

  刘春:咱们两个人占的时间太多了,谢谢李国庆先生,他的分享不仅给我们带来快乐也给我们启迪,我相信他和俞渝的婚姻关系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同时相信他能找到很好的傻白甜。

  半个小时的对话,李国庆面对老朋友时,主动谈离婚、股权、绯闻、矛盾等一系列风口浪尖的议题。现场笑声掌声不断。正如刘春所言,李国庆俞渝夫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商学院案例:当夫妻矛盾遇上股权之争,该背水一战还是放手妥协?相信时间会做出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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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百合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6:17:59
真是个垃圾男人,自曝其丑。如果他能当众失控,在家里的嘴脸只会更差,我一点也不羡慕他那老婆,跟这种渣男生活二十年真不如做个穷人。
必须要有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6:03:45
这夫妻俩真是一对活宝,适合惦记的就是:钱。你们俩不要离婚,免得又祸害别人
爱是有缘版主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5:42:00
这个人说多错多,分分钟在给自己挖坑
eater111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5:37:46
这一对,从小的家教都够呛。不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家丑不可外扬?
总是我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5:36:00
真特么low。
玉面小飞龙_007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5:22:49
烂货, 恶心。
gamlastan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5:14:58
250
swmpsp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5:12:33
满嘴跑火车,
靠老婆发迹了,却始终是个农民
我胖我的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4:57:55
我没出国留学是一个遗憾。(我)都拿到哈佛大学的邀请函,都有奖学金。
========
讲真,做人真不能这样,顺嘴胡说,以为这儿没人知道哈佛是怎么回事?哈佛要给你奖学金,那就是录取信,绝不会是邀请函。要邀请你,就不会给什么奖学金。细节,细节,要让别人相信就请注意细节。还有,既然笃信父母在不远游,你为嘛去申请呢?

这个李国庆把自己当娱乐明星了。我看俞渝找他真是错了。什么人哪这是?
雪馨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4:53:37
李国庆当时需要创业发展,找了志同道合的有MBA学位和商业经历的名校海归愈渝帮助支持他。

创业成功以后,发现MBA妻子不唯他命是从, 此时就需要傻白甜女性来崇拜他,等着他施舍一些名牌包包首饰,然后对他感恩戴德,处处仰望, 那样李国庆才有雄性的自信,膨胀的自我和身体欲望会得到更多的满足, 带出去见一众酒肉朋友也更感觉良好。

创业成功的夫妻,就像辅佐开国的君臣,“飞鸟尽良弓藏, 兔死狗烹”的套路一脉相承, 范蠡和张良,都是聪明人,越早分离越好,可以同患难,不能共富贵,自古如此。

优秀的女性们,还是自己创业,为自己奋斗吧。男朋友可以找,也容易换,犯不上跟人结婚浪费宝贵时光。
鸿鹄、流沙河: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来, 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发表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 由 wy

门开了,八十岁的流沙河作了个绅士欠身的动作,眨眨眼睛,示意请进。印着暗色条纹的棉质衬衫,配齐整的西装短裤,老先生看上去精神、清爽、讲究。

流沙河很瘦,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风里”。他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语速平缓,语调抑扬,仿佛一个天生的说书人,煞是好听。

这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成都酷热。公寓里没有空调,一部小电扇从客厅一隅吃力地送着风。流沙河端坐在椅子上,衬衫纽扣全部系好,似乎对高温毫不觉察。说到激动处,他站起来,在客厅中来回地踱着步,开始背诵当年那些或叫他心醉,或叫他心碎的诗歌。

流沙河人生最剧烈的跌宕因诗而起。因为一组名为《草木篇》的小诗,流沙河成为全国最早的政治祭品,从此开始了22年的右派生涯。几个月后,反右正式开始。全国又有不可计数的人因为与《草木篇》莫须有的株连而被打为右派分子,相似的人生悲剧次第上演。

如今,即使在成都活跃的诗歌圈子里,年轻的诗人们对于流沙河的名字,也已然表现得陌生—起码,流露出了明显的隔膜。流沙河告诉记者,自1989年开始,他已有二十余年不曾写诗。

流沙河的80年人生中,真正写诗的时间其实相当短暂。“除却十几、二十岁出头时写的那些不成样子的诗,也就是1979年平反后,到1989年这十年间在写。”

1979年,流沙河作为最后一批摘帽子的右派,终获平反。重提诗笔,这一次,他勤恳、小心地写了十年。

1989年之后,流沙河决意封笔,不再写诗。他改作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

流沙河假设过,如果人生重来,他还会不会选择写诗—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四川大学农化系,“功课门门好,非常好,要是在农化系用功学出来,说不定就是又一个袁隆平喽!”他用一口成都话笑着调侃,语带骄傲。

又假如,当年在那趟倒霉的火车上,没有手痒写那组《草木篇》,流沙河仍然作为一个诗人的人生,会否因此不同?

但他的结论是,不会。

这个夏日,窗外是密密匝匝的梧桐,时时传来巨大的蝉鸣。而那些蝉鸣停顿的瞬间,一切显得尤为安静。在这间静得仿佛能听见杯中水声的客厅里,流沙河的讲述越来越缓慢,他的川音逐渐不复初时的抑扬,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平静。

流沙河:《草木篇》

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唐:白居易

白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它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理睬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1956年10月30日成都

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爱国,是这样教的,哪里能够硬塞

南都周刊:考川大的时候,你报了农化系。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志在从文?

流沙河:其实不是。我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尤其化学好,所以报了农化系。但其实心理上早已经偏向文科了。我是16岁的时候读了鲁迅、茅盾、巴金他们以及苏联小说的,非常着迷,尤其是鲁迅。然后就立下了写作的志向,写诗,写杂文,发表在成都的报纸上。

报农化系,怎么说呢,因为成绩好,我比人家提前半年念大学的。那是1949年初,整个气氛都告诉你快要解放了。我那时候是热血青年,更是盼望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农化系啊,这个川大,感觉都是临时的,是过渡时期的选择。当时我们想的是,等新政权一建立,赶紧去干想干的事情,去为它做贡献。川大我念了几个月就离校了,赶着去报社工作—我其实都不是个大学毕业生。

但是我们那个成都中学—当时叫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就是现在的成都二中,是非常好的,是当时的“四大名校”。高中之前我在金堂县,从县里考上来的。像我那样16岁发表诗文什么的啊,一点不稀奇。同学里头有才华的人很多,有人14岁就能写很好的诗。

南都周刊:人才辈出,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流沙河:自由,自由教育。当时的教育,和五十年代之后的教育,截然不同。

南都周刊:以当时的成都中学为例,具体来说它是怎么推行自由教育的?

流沙河:我记得校长有一年请叶青来学校讲话,叶青是谁呢,他是当时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结果我们学生一起抵制他,校长也无可奈何。老师更不管学生这些事。当时的老师,对于学生的什么操行等第啊,课堂纪律啊,一概不用操心。他只需要把书教好就是了。

那些老师啊,真好!非常有学问。上来没有多余的话,马上就开讲,语言准确,叙述清楚,相当吸引人,大家听得如饥似渴。那时候老师受学生的尊重程度,现在你们想也想不到。有一次我们班两个男生打架,校长和教务主任劝不开,只好叫来代数老师。那位代数老师是个老头子,气管炎厉害,穿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拿个教鞭就冲过来。结果两个男生一看到他就吓住了,动也不敢动了。你看看,校长、教务主任这些官员的威信,和老师不能比!现在还会是这样吗?

建国后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去教大学了。比如我的英文老师何文锟,以前给美国人做翻译,一口美语那叫好听,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讲小泉八云,教我们背爱伦坡和华兹华斯的诗。这些不是课外的内容,高中课本就是这样的,原汁原味,名家名作,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当时的语文和英语叫国文、英文,强调的不是语而是文吧。

流沙河:对的。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金堂县念的,当时初中课本里有白话文,我的老师说,不用它,我自己给你们讲。因为他觉得白话文不用教嘛,文言文才值得教。其实那个课本也是很好的,国民政府找了叶圣陶、顾颉刚这些大学者编的。那么我们的老师教我们什么呢?我们小学就学了《桃花源记》,当时我10岁多,就觉得,真美好啊,不用交税,没有战争,非常美好的一个社会。谁说小孩子不懂呢?最初的善、美的概念都是那个时候种下的。再比如我们念王维的边塞诗,那种雄浑壮美,就是最好的爱国教育嘛!爱国,是这样教的,哪里能够硬塞。

南都周刊:国文到了高中学什么?

流沙河:《庄子》、《孟子》、《荀子》,曾国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部要背诵。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一辈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

南都周刊:会形成什么样的人格?

流沙河: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真假、美丑、善恶,都有了文化上的取舍。这就是最成功的国文教育啊,真正塑造人的灵魂。不像现在,教你组词,教你找错别字,完全技术化,与古人脱节,与灵魂脱节,违反教育的艺术性,违反文化性,完全失败。

南都周刊:你16岁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当时怎么看待鲁迅和胡适?

流沙河:我那时候喜欢读鲁迅,不喜欢胡适。喜欢鲁迅愤怒激烈,不喜欢胡适婆婆妈妈。当时的高中生,大部分和我一样。

南都周刊:这个认识后来有过改变吗?

流沙河:改变了,彻底改变了。四十年代后期,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学生多次上街抗议国民政府。我后来想,如果鲁迅先生在,他会站在队伍后面说上“上去!”,而胡适会挡在队伍前面,说你们的要求啊,有合理性,但是大家要一步一步来,不是街上游行、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你们更要从自身做起。胡适会这样说的。但是年轻人,他肯定愿意听鲁迅让大家去战斗的话。

只有一个人成熟了,知道生活的艰难,知道变化的艰难,知道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珍贵和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他自己经历了那种可怕的疯狂—他才会懂得胡适说的话。鲁迅的方法,投合了人们心中暴戾愤怒的本能。而胡适开的药方,虽然一时也治不了中国的病,但从长远看来,一定需要他那一套,温和的、理性的、建立秩序的。

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来

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1951年,你父亲作为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基层干部被枪决,这件事有没有让你认识到这种斗争哲学的残酷性?

流沙河:(沉默)我父亲是旧政权的人。1949年前,他在金堂当一个小官—县兵役科科长,负责招兵的。虽然是个科级干部,但是没钱,我高中时还有过交不起学费最后要了我母亲戒指的事。那时候基层干部很穷的,不像现在,人人都想当公务员。

我1950年参加工作后就和我父亲划清“界限”了。我是真心信任党的,绝对不是来投机的。那时候我在《川西日报》下面的《川西农村报》做记者,做我喜欢的文字工作,非常非常卖力,我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正在改变中国。

我父亲1951年被枪决,和许多旧政权的人一样。当时我心里……肯定是刀剐的,但我还是说服自己,革命应该就是这样的吧,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

对这种斗争哲学产生怀疑是后来。1956年,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讲苏共怎么杀人,怎么搞大清洗,看得人毛骨悚然!我就觉得有问题了,而且一定是理论层面都出了问题了。这种斗争哲学,这种专政,是不是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恐怖?

而我自己呢,前一年,我也在整人,斗别人。

南都周刊:批斗谁?

流沙河:批胡风、俞平伯,1955年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批判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批得非常起劲。结果马上我自己就惹祸了。

南都周刊:当时《草木篇》被抓住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流沙河:这个诗其实根本不值得一提,作为诗,它是很差劲的。1956年夏天,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理论,我很受鼓舞,觉得创作的春天来了。在火车上就写了这组诗,大意就是说革命者在积极革命的同时,也要保留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1957年元旦《星星》创刊,是全国最早的官办诗刊,《草木篇》就发在了上头。结果1月份,川报就开始批了,说个人主义思想、在革命队伍里孤芳自赏这些,严重有问题。

当时反右还没开始,事情报上去,被毛泽东知道了。2月份他谈到《草木篇》,说有“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兄(弟)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泽东都知道了。

南都周刊:6月份反右运动开始,《草木篇》关联到的就不只是你一个人了。

流沙河:关联到很多人,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后来直到“文革”结束我到外省出差,都会有人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当年因为你那个《草木篇》,我坐了多少年的牢。

1957年3月份开始,突然不批了。我党说要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么整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鼓励大鸣大放。天天开会,人家不肯鸣放还开车拖人家来鸣放……这一拖,就拖出好多人为《草木篇》说话了。川大一个教授叫张默生,当过江青的老师,说诗无达诂嘛,诗有多种解释,从《诗经》就是如此,怎么能用反革命的帽子扣《草木篇》呢。慢慢地全国的意见都出来了,以前批我批得非常凶的《文汇报》上也有文章为《草木篇》说话。

这些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了。张默生,大右派,当时就是他们用车拖去发言的。我呢,专案组来查我,说我是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那些为《草木篇》讲过话的人,还有给我写过信表示同情的人,都是这三个集团里的,都要一网打尽。

南都周刊:当时觉得荒诞吗?

流沙河:觉得委屈,冤屈。后来有老同志跟我说,受委屈的你们不是第一批,当年在延安就有整风运动。我就安慰自己,人家受得,你怎么就受不得?心里相信会有洗刷清白的一天的。

但是“文革”开始就幻灭了。确切说是1965年,开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我当时看到,吓坏了,觉得完了完了。

南都周刊:这期间还写过诗吗?

流沙河:写过,很长的两首,一首《曹雪芹》,一首叫《秦祸》,就是秦始皇的祸,就是焚书,有500多行。都烧掉了。一句也记不得。

南都周刊:你自己烧掉的?

流沙河:还不是我。1957年到“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右派,但还在省文联上班—干体力活。后来“文革”开始,我被赶到金堂县,去锯木厂锯木头。这个诗一开始我还不想烧,就放到我当时太太的一个乡下亲戚家。藏在哪儿呢?我们做了个小板凳,就把诗稿夹在木板里。但很快“文革”开始抄家了,亲戚因为知道嘛,心里非常害怕,就烧掉了。

我很感激他。如果没烧掉我就活不下来了。我自己在金堂的家被抄了十二次,所幸没有任何文字。所幸啊,我得以苟且性命于乱世。

南都周刊:之后一直到1979年平反都没有再写诗?

流沙河:没有写。我在心里作了九首,但绝对不敢拿笔记下来,就在心里反复念反复念,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把念得滚瓜烂熟的九首记了下来。后来收在我80年代出的《流沙河诗选》里,叫《故园九咏》。

南都周刊:我记得其中一首叫《中秋》的,说你当时以锯木为生,“爱他铁齿有情,养我一家四口;恨他铁齿无情,啃我壮年时光”。

流沙河:是,啃我壮年时光。前两句你记得吗,“纸窗亮,负儿去工场”,当时我儿子六岁,我背他去,和我一起锯木头,小童工。我儿子一直对《草木篇》特别感兴趣,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毒草,让他爸爸成了这么一个大右派?结果一直到我平反了他才看到这首诗,他非常失望:居然是那么肤浅、幼稚的几句诗!

南都周刊:如果当时没写《草木篇》,你后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你想过吗?

流沙河:想过。如果没有写《草木篇》,我大概连命都保不住。如果1957年反右不把我揪出来,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你相信是这样?

流沙河:肯定是。因为在那个年纪,我写的东西作为文学创作,根本什么也算不上,我有自知之明。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好革命文学理论,弄得很透。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建立的那套文艺理论,它的体系是异常完整的,很能自圆其说,我对它深信不疑。批胡风,我用的也是这套东西。倒是对毛泽东工农兵文艺理论我还没那么深信。

所以我如果不第一批成为右派,一定是左派的一条棍子,要拿那个东西去打别人的。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左派打手太危险了,我弄不好很快就要把命丢了。因为左派一旦卷进去,有了利益冲突,今天我红起来,明天被踩下去,不用等到“文革”可能就被弄死了。如果能撑到“文革”,那更会非常愤怒,去造反,去火烧,去把曾经打压过自己的人再打下去……最后要不是被打死,要不就是被判刑。

还不如早早当个右派,做重体力劳动,苟活。只求把命保住。

南都周刊:有一些知识分子连保命的欲望都没有了,比如老舍和傅雷。

流沙河:他们那一代自杀的多,我们这一代自杀的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旧社会的传统文化,还要做gentleman,把尊严看得很重。而我们这一代呢,建国初期我们还年轻,都积极地参加批评自我批评,习惯了骂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来顺受,更容易苟活。

所以我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南都周刊:没有其他选择?

流沙河:绝无。

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八十年代一开始是非常有生机的

南都周刊:平反之后,你作为诗人和《星星》诗刊一起复出了,还担任过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流沙河:我没有去开会,他们选我的。我的性格经过反右、“文革”之后,是非常胆小怕事的,我当时考虑的是,要是运动再来,我要做好准备。他们选我当,我也没办法。挂了多年的名,就算我从来不去开会。

但我当时还是热情的。八十年代一开始是非常有生机的,尤其在文学、在诗歌这一块。

南都周刊:你编选的《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些台湾诗的?

流沙河:其实在我编《十二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过一套两本《台湾诗选》。但这个书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的选择标准还是政治挂帅,里头都是骂国民党的革命诗。我接触到台湾诗是通过我的朋友刘济昆,他是马来西亚华侨,“文革”时在内地也被关监狱,后来去了香港做编辑,帮我发表一些旧诗,骗一点稿费。后来他跟我说,你应该看看台湾人的诗,比大陆强多了。从此就开始源源不断给我寄,书啊,文摘啊,剪报。我和余光中最早的通信也是他帮我们转交的。

当时我在《星星》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我就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就正好凑成“十二家”。后来出了书,很轰动,台湾诗的艺术性、美感,在大陆读者当时看来是很震撼的。

南都周刊:我们后来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你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诗前头那句“台湾诗人Y先生说,在海外,夜里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四川乡下的那一只”。Y先生其实就是余光中。

流沙河:对对,我们都姓余嘛,很多人问余光中是不是你二表哥?(笑)。我们一直没有见面,见面已经是1996年了,但是通了很多信。那句话,是他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多美啊,拿出来就可以作一首诗了。

南都周刊: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你也成了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之一。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诗?

流沙河:名声一度很大,但我很清醒。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末你就不再写诗了。

流沙河:是。不能回避,也无法直面。我也不会写,不写了。包括诗歌的介绍啊、研究,我都不做了。我把我关于台湾诗的资料,有几百本书吧,都送给了一个叫杨然的青年作家,他很感兴趣,之前经常住在我们家抄这些资料。他把这堆东西拖走的时候,拖了整整一个三轮卡车。

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

通过读《庄子》,我让自己学会想得通一点

南都周刊:你也在那个时候再一次开始读《庄子》的。

流沙河:最早读是初中,当然那时候小孩子,怎么会懂。第二次读是1958年打成右派不久时。为什么读他呢?《庄子》这本书,是安慰一个失败者的。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我当了大右派,心态失衡,通过读《庄子》,我让自己学会想得通一点。

80年代末我身体极差,胃病,人非常瘦,内心也很痛苦。看到我的朋友都觉得我快要死掉了……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又一次开始看《庄子》,这一次是研究,比较它的不同版本。后来写了《庄子现代版》,我知道我这个人之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是留不下来的。通过《庄子》,也许若干年后某人写历史,写到一个注释,说这是引自流沙河《锯齿啮痕录》某一句,就可以了。

南都周刊:这两年你连续出了两本“说文解字”的书—《流沙河认字》和《文字侦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认字”的乐趣的?

流沙河:六十年代初,我当右派第四年。当时我人还在文联,干些体力活,还帮忙看一个旧书库。那个书库里都是些“四旧”,我一看,都是先秦典籍,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了。从那时起就天天研究,《说文解字》啦,甲骨文、金文以及各种古文字。我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偶然发现了某个字的真相—前人的几十种解释都搞错了、我觉得我才是弄对了的时候,就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我还戴着个右派的帽子。我记得有个好心的同志在1963年跟我说:流沙河,你还钻什么甲骨文,连汉字马上都要废除了,改用拼音!你还是个右派,不要花精力到这里面去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训诂的工作九十年代就开始做。前年开始写《流沙河认字》,从一二三讲起,我希望能讲得通俗易懂,结果书出来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实话,还是太深了,他们办公室里没有人看得懂!谢谢他的提醒。所以我在今年写《文字侦探》时更加注意深入浅出和趣味性,这次我选的词:男女、国家、人民……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词。取名《文字侦探》,因为我以前爱读侦探小说,二来我觉得认字的过程抽丝剥茧,像侦破一样,非常有趣,三当然也是骗大家来买书(笑)。

这次只讲100个字。90%前人已经解释好了,我只是从几十种解释中抽取我认为有道理的,梳理好,用今天的语言讲清楚。只有那百分之几,我认为前人解释错了,提出了我的解释,我觉得我是对的—这是个大海捞针的工作,这样的字很少,但我已经非常快活了。

南都周刊:比如说哪个字呢?

流沙河:比如说君臣的臣字吧。历来解释这是一个人弓着腰说话。但我在甲骨文里发现,这个字是一只眼睛,臣是什么,臣就是帮君王盯着、看着办的人呀。当然这是很简略的说法。

我觉得,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真正的爱国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这两本书香港已经出了,现在台湾也打算出繁体版。

南都周刊:当年介绍了那么多台湾诗,你去过台湾吗?

流沙河:八十年代辅仁大学曾经邀请我,当时我身体不好,没有去成。之后也一直没去成。但我很了解台湾。我没去过台北故宫,但是里面有什么藏品、有些藏品在哪里……我可能都很清楚。我没有什么遗憾了,不一定要去过那些地方,我在书桌前,拥有的也很多了。

你看我墙上挂的这幅字:知还。《归去来兮》里的,鸟倦飞而知还。人要知道自己的来路,知道自己的底线,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够了。你问我人生什么最重要?我说啊,快乐。生命是偶然。我的同辈人,很多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丢了。我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保住了,我比他们幸运,赚了后面这几十年。能读书,钻研,研究自己喜欢的学问,这些就是我的快乐。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1931年11月11日—2019年11月23日,生于四川成都金堂县(今青白江城厢镇)。幼习古文,后考入省立成都中学,转习新文学。1947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建国后,历任《川西农民报》编辑记者、四川文联创作员、《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因“草木篇”诗案被打成右派, 1979年平反。80年代写有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所编诗选《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轰动,成为将台湾诗介绍至大陆的第一人。近年陆续出版新作《流沙河认字》、《文字侦探》。】

来源:南都周刊(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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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幸亏年轻 11/27/2019 15:46
陈丹青:幸亏年轻
发表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 由 wy

——回想七十年代

一九七六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文革期间各省唯一的美术机构——借去画画,同行者另有南京艺术学院老师陈德曦和王孟奇。九月一日到拉萨,我们落宿幸福东路十二号二楼,短暂的高原适应后,天天散在街头画速写。

九月九日午后,我们正收拾画具,负责安排活动的“美影办”主任屠思华上楼进屋,并不看着我们,说:“这样子,下午不出去了。四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旋即离开。

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一九七六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感觉,那是怎样的一年。元月周恩来殁,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准确,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萨阳光猛烈,我记得屋里的静,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那一瞬间,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这样描写阿卡谛维奇偷情后被妻子发现的一瞬。不合时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里接到一封报丧的信,是父亲有位老同学干校猝死,我先拆看了,递给父亲时,也曾忽然发笑,其时十四岁——一九七六年我满二十三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九月九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虽则理由大异,但何其危险:笑是可怕的证据,门虽关着,三个彼此信赖的人,可是一笑之后怎样收场?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宜。

确凿的经验无法确凿描写,我确凿记得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恐惧。四点钟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乐、回放,那些年城乡遍布高音喇叭。几天后,拉萨广场庞大的葬礼,万人默哀,所有警报汽笛齐声鸣响。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国举丧,我伫立街头,从风中肃然辨听远近四外的机械哀鸣,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后,此刻我斗胆写出当年的真实,就是:我们等待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等很久了。

此后我不再目击千百人颠扑号叫的壮观。葬礼中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画成的大油画便是一组痛哭的脸。这万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忧患、大解脱,或者,仅只因为恐惧,因恐惧而趁势放声一哭。我确知人民哀伤,我同样确信,那时,许多人,包括中南海诸公,都在暗暗等待终结的一刻,只是没人知道此后中国将会上演什么剧情……当我混在挤挤挨挨的葬礼行列中用力低垂头颅,周围数百人的号哭一阵阵如爆炸般轰鸣,怎么办?那些年我为种种理由感伤泣涕,可现在只剩几个人便轮到我上前鞠躬,眼中还是没有泪,怎么办,我绝非无动于衷,但此刻必须痛哭!疯狂搜索悲酸的记忆,忽然想起“美影办”资料中一幅老照片,是当纳粹占领巴黎,有位街头观看的法国绅士被屈辱扭歪胖脸,老泪溢出……一阵眼热,下腭趁势抽搐,几秒钟后,我成功地哭起来。

演员。罗拔·狄·尼罗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剧的黑帮教父,他的手下潜入剧场悄声通知:警长已被击杀。正为咏叹调感动而泪流满面的狄。尼罗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时继续痛哭。我又曾读到于是之的自白,他说,每当在《茶馆》第三幕规定情境流下泪来,

他就心中默念:“没演砸、没演砸”。我岂是演员,大葬礼那天的急不择泪绝对不是表演、不是假装,当然,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泽东。

这篇文字被指定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实,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之后,在中国,“七十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的百般骚动不过是为八十年代开始了种种铺垫和预演。

******

人忆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实难。记忆是内心的“视像”,封存无为;回想,则近于“思考”,不安份,试图有为了;一旦转成文字,被人读,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爱读各种回忆文字,然而苛求。近年读过的最平实的回忆文字竟是上下卷《吴法宪回忆录》,一五一十,充满细节——那不是在回忆,而是如获罪的共产党人,“老实交代”——譬如他被逮捕的场景若不写出,谁能想像呢:先是他与黄、李、丘几位被带进人民大会堂,一排藤椅,每把藤椅后站一位“彪形大汉”,不久周恩来、叶剑英等老总鱼贯进入,宣布停止各人职务:“给你们每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反省。”此下吴法宪写道:

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啊,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这一幕哪像是现代政治?帮派才如此处理人事,地点在国家殿堂:“紧紧握手”!然后吴法宪开始了不断变更地点的漫长囚禁。

党政人物的回忆,千般机密,牵动亿万人,而亿万人浑然不知。一九七一林彪事败,我正从江西回沪,赖着,混着,忽一日,与数百名无业青年被居委会叫到静安区体育馆聆听传达。气氛先已蹊跷,文件又短,念完,静默良久,居委会头目带领鼓掌,全场这才渐次响起由疏而密的集体掌声。散场后我们路过街头某处宣传橱窗,群相围看一幅未及撤除的图片:那是江青上一年为林副主席拍摄的彩色照片,罕见地露出统帅的秃顶,逆光,神情专注,捧着毛选。

那年月没有任何电影海报或商业广告,所有公开的图片都是党政首脑。众人凑近细看,一声不响,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变,尤甚于几年后毛的死亡:毛总会死的,可谁曾想林彪谋乱,且是这种死法。后来内部传阅飞机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统帅被烧焦的头颅和肉体,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众记忆中的最后图像。

我是依赖“观看”的动物。倘若不给我“看见”,记忆失去依凭。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遗迹几乎消逝尽净,到处变样了。标志性宏大建筑如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都还在,“四五”、“六四”全在这里发生,但周围新楼阻断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观——“祖国大地”也被大肆猥亵、践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户的穷乡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钱,总不至拆毁吧。常听说老知青结队回到曾经流放的省区,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年的山径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脚、村口,这才可能给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那十年有限的电影、图画,无一给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实,直到九十年代初终于看了那部文革中被声讨的意大利纪录片《中国》(ChungKuo–Cina,1972)。导演,老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二○○四年被请到中国,重申自己当年的委屈。我也现在明白,为什么西方左翼尊敬欣赏红色中国,可是他们来过,走了,在中国的生存者,是我们——我盯着看,很久难以接受这就是记忆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对我说,承认吧,你就在这如蚁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处空旷贫瘠,城市,乡村,因为荒败,居然尚称洁净,简直优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镜头所及,村民争相走避,同时回看镜头。我找不到词语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国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习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视这幅员辽阔的前现代国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乡村小学生在操场上列成方阵玩跑步接力赛,大太阳照着,贫穷而顽强,如我落户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韧。

这一幕,确曾捕捉了整代人的无知与生命力。《中国》是我迄今所见唯一逼真纪录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国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观看的大量官方纪录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实:毛、林、周,江青,红卫兵,批斗会,誓师大会,还有庞大的党代会……影像比文字无情,无情才能真实:年代久远,这些电影不再能够行使党政宣传而俨然转成历史的证据,而时间改变同一影像,改变人。四十多年前瞧着天安门广场千万人仰望领袖,欢呼雀跃——一九六六年,中国的七十年代其实从那时开始——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以为理所当然。如今平静目睹这光天白日的疯狂,我们长大了。人需要年龄。现在我瞧着周恩来的脸,这才读出他的表情,明白他虽笑着,心中何其警策而焦虑。黎明曙色中,当身穿军装的毛泽东被团团簇拥走下金水桥,断然步入沸腾的广场人群,这一刻,镜头摇晃模糊,我也能读到这个曾叫做毛润之的人——仅仅作为一个人——正怀抱心中的决绝和庞大阴谋,决定挥霍亿万人性,闯开这历史的弥天大祸。

镜头没有偏见,但当年我们读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纪录片,那是七十年代绝无仅有目睹外国人的机会。各国首脑照例被周恩来陪伴着进入那间书房,毛摊在他的沙发上,困难地转侧脸面,收蓄口水。自幼及长,我们年年月月在所有图像中逾万次看这张脸,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级明星——很久以后,我们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张玉凤——但这类电影一律关闭领袖与宾客的对话,只有配音解说,还有音乐,与七十年代猛烈叫嚣的革命音乐不同,这种配乐亲和、优美,我喜欢听,至今没有文献告诉我音乐作者是谁。

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我总会闪过一念:他还要活多久?

进到那间书房的国家元首都死了:戴高乐、尼克松、铁托、金日成……布托死于绞刑,齐奥赛斯库被好几条枪扫射毙命,马柯斯暗杀政敌后,携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异邦。那年,八亿人民从电影屏幕目击毛在寓所的过道中与客人拍照时,捉起马柯斯夫人的手,俯嘴亲吻。夫人身边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装扮:蓄长发,穿着腰身紧窄领口夸张的白衬衫,虽然他是亚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记忆中与我同龄的外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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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留存着七十年代的中山装,因为件数少,终年穿着,洗到发白。如今男人们学会穿西装了,偶然看见零星来自乡镇的老人、穷汉、乞丐,一身中山装,辗转尘埃,甚至还戴着那时的干部帽,破旧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学听赵元任女儿说,海外华侨最是记得一九七二年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美国电视播出乔冠华率团走下飞机,一律黑色中山装:“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京城好几处豪华餐馆僱来导引宾客车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风中,倒是个个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那已成了仆役和下人的体面。

除非县干部,七十年代的乡民装束大致仍是民国款式的遗风:文革初大串联,上海街头走过成群的北方红卫兵,来自鲁、冀、晋、豫,黑粗布棉袄,圆口棉鞋;江南农夫则如鲁迅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中那样穿着传统短褂,农妇们一身青布衫裤,蓝围裙,入冬,个个裹着绣满彩花的头巾;赣南山民是如清末图画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宝领、盘扣、窄袖,只是溃烂污浊,不成形状——现在成衣批量倾销,电视中瞧见汶川震区乡下孩子的衣装,个个无异于城里人,而九十年代从江西乡下走出的女孩吕燕,早已被法国人捧为著名时装模特了。

那时的成衣业十分有限,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装经已流行“的确凉”,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与混纺织品,冬衣,则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绒衣出现高领——深秋风寒,在坡地或谷场,农家老少围拢来,显然从未见过细密编织的绒衣,他们轮番抚摸,喃喃地说:“多软,多暖和!这么好的东西!”山民们甚至连鞋袜也没有,为了御寒,不过是单衣外再穿一件同样破烂的单衣,拦腰捆着草绳,双手擎一枚小炉,炉中是温热的灰烬。我不记得哪位山民穿过中山装,也不记得在农家见过像样的棉被,多半絮花纍纍,经年的破烂,不辨颜色。

我所在宁都县是老红区,村中有老农见过项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围剿战事均在县内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猪,”老人们回忆:“大跃进,老树全砍了,现在连个獐子都找不见。”三十年代他们也这般赤贫么?很久后我才读到在苏维埃地区发生什么:数万人被认作“AB”团成员,在我落户的区域被砍杀,被活埋。一九三四年,成千上万赣南红区的壮丁跟随长征,一路死伤,活着走到延安的人有于都县农民黄永胜,还有兴国县人吴法宪。

贫贱、暴力,已成遗传:从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斗,游村,便是毒打。村长张万策那张脸,畜生般野蛮而温顺,对我说,文革时他被公社派来的土红卫兵吊在屋梁上彻夜痛打,不给吃饭,不给喝水。我们惊讶,贫农干部被吊打?张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随即解开腰上的布条,缠绕双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势,同时朗声暴笑。

歇晌了,也是万策老叔,重重叹一口气,绽开惨笑,狰狞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给地主做,三餐干饭,尽吃,现在谁都吃不饱啊!”他环顾村人,快乐地吼道: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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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赣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学会吃辣,剧烈的辣。农忙时节,田间的饭菜是每人带一小瓶炝熟的辣椒,拌着粗盐,连同密集的辣椒仔,狼吞虎咽。知青的农事多是失败的,直到我离开那里,仍然49只会栽种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会蔓延,饲料是我们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然后撒向菜园——不知是因为年轻还是饥饿,我们似乎每时每刻低头觅食,彷彿猪狗。赣南沙土适合种植山芋和花生,收获时,每个人掰断连根带泥的果实,大口啃着,生吃,满嘴辛涩的甘甜。邻家的猫被狗咬断一只耳朵,横在墙角,翌日死了。不记得谁剥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冲洗。溪流清澈湍急,一只剥了皮的猫,脑袋、爪子已被斩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兽尸出没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飞速奔临的草狗叼上溪岸,迟来的狗们,一拥而上。

仲夏抢收与冬末春节,一年两次,村民得以饱餐。呜呼!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还有,清晨宰杀的猪!那猪,没命嘶叫,我亲眼瞧着几条壮汉怎样拦截,怎样对准喉头一刀刺入、退出,鲜血如注。当全猪被滚水冲刷过,昂然倒挂,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温柔体贴,只轻轻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热烫的心、肝、腰、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堆坠落。当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屠夫于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边上。

后来读到文革初年广西大肆杀人的记载:河滩边,死者的心肝、眼珠、脑,也被这样一件件割取,给守候的村民夺了去,回家煮食,以为治病——绍兴城的人血馒头还算斯文的,此事怎样秉告鲁迅?而我在村中听说的往事,是当鲁迅在世的年代:临村有位壮汉的父亲,小地主,红军撤走,他成了寻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啧啧惊叹他的体魄与彪悍:怎样喝退左右,徒手杀猪,徒手杀人,那办法,是握紧仇家的双腿,高高拎起,使对方倒悬的脑袋对准山石,频频顿挫,连连撞击,直到死。

他的儿子三十多岁了,没人愿意嫁给他,因他的父亲是被枪毙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发呆,女人走过他便解开裤档,远远笑着,笑意粗野而妩媚,活像周润发。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记忆中,我看见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场排队行列,春节前夕,彻夜守候。天没亮,每个菜场布满黑压压骚动嘈杂的市民,曙色初露,人声鼎沸。排队!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终年记忆。春节前知青大抵回城,无业,无事,我在队伍中享受无比的温馨,傍晚菜市加班销售,拉出电线,点亮灯,尤其动人。我愿几小时排队,寻看路过的漂亮女孩,欣然绝望,默认自己是户口迁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到特许的食品票证,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鸡鸭、黄鱼、乌贼……开秤了,队伍纠结形同暴动:鸡鸭总有大小,每户一份,没选择,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声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骂,强者声色俱厉,失败者叫来是悠扬婉转,彷彿哭丧……花生、蜜饯、瓜子、黄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记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钱。自领到票证,家人无数次从抽屉深处取出,清点,商量,然后深藏,当轮到付钱的一刻,四分钱票据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暗中买卖。人民不远千里万里捎带腊肉、咸鱼、菜干、糖果,和各种土产,火车上,被绑缚的公鸡忽然在人堆里啼叫司晨……我转去江苏插队时,每次回沪背几十斤大米,因江苏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购粮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证已历二十年,亲友赠送粮油票,等于钞票——顺便一说,除了特权阶层,七十年代全中国没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异不是如今的贫富差别: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国资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阶级标签,家产资产一律被没收冻结了。

亿万农民无票无证,口粮仍被严格限定。虽然史书记载历朝历代的灾荒饥馑,口粮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记忆。我每月口粮二十九斤,当被省出版社借去画政治宣传画,必须暂借粮票,然后择时坐长途车一整天回县城,再翻山越岭走到本村,以稻谷秤满数月的口粮。粮库的大锁被啷当打开,我记得会计的手与秤陀怎样颤抖,记得村里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后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谷子流泄无声,没入公社粮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劳是一块钱,农民难见现钞,欢喜接过,浑身大汗陪我到粮管所转换粮票,清点后仔细端详,递给我。我给他叫一斤米饭、一盘猪血、一碗波菜猪肝汤——顷刻尽净。

一九七五年当我流窜到苏北二度插队,再次面对当地村官的无奈:他们在田里商量,争吵,拖延,用力吐唾,每个脚趾缝涌出江北松软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会计批发口粮。我又被领到粮库,出来时,村民老小站成一圈,瞧着这个据说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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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他们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偎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迄今,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

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踯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比,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杆,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裎膀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瀣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什么故事。记忆是该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我党恩赐的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历史在原来发生的地方消失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乱已告缓和,七十年代彷彿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剪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53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一九七一年林彪事变后的莫大事变,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鸡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今岁京城举办奥运会的全套把戏早在三十六年前精彩预演,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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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监管,如今的招数与七十年代相比,各有胜擅。父亲,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节不许出门,于是大年初一将自行车扛到楼上,拆一地,细细擦拭——五类分子总算废除了,现在被各地官员层层扣押者是前仆后继的上访人员,再就是管不胜管的盲流人口,数千万。前几年坐火车北上,尾端两节车厢挤挤挨挨坐满民工,据说没有暂住证,集体遣返,年纪最小的十三四岁,看守的武警也是农村孩子脸——九十年代上海黄蜀芹执导连续剧《孽债》,一开头便是横七竖八挤满乘客的昏暗车厢,几位被知青遗弃的小孩混票上车,北上寻亲,被查出,逮起来。镜头移出窗外,黑夜,车声隆隆,呼啸转弯:这一刻,我猛然撞见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现在车站送旅人,站台空寂。一九九二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寥寥,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启动的刹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8943.电影可能是火车生涯的最佳叙述,除了画面,车轮的密集音响才是记忆的神助: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六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七十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文革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除非政治或商业性质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国大地”往来南北的群体,是上千万知青:被赋予光荣的革命身份,却没有户口和单位的人。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什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刹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七十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车司机还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对象)。军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类被严格保密的移动群体:多年后,我从境外书刊获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数度出行:忽然起意备车,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车厢逐一招见当地省官——“你们要对我说实话”,这位伟大的谎言家威胁并恳求他的属下——这些属下有吉普专车,不过与今日玩高尔夫球的省官们的进口车,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周恩来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一九七六年自南京去拉萨,当天机场的全部业务,只有一班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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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贫荒、昏沉,七十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一九四九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

一九六九年,分送各省农村的大规模遣散,启动了,世称“干校”,名单中囊括当时全国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上山下乡号令经已发布一年,数百万老三届初高中生以半数比例发配边省,我所属六九届的遣送比例,则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定为百分之百。

一九七○年,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三月注销户口,四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

一九七一年,当毛主席将他的专列停靠南昌郊外约来省委书记进车厢秘谈时,我在当年他和红军盘据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九月,林彪事败。

一九七二年初,我从蚊帐收听到美国人来了,局势缓和,五月,由江青作主恢复歌舞表演和全国美展──同年,全国人民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出访北美四国的纪录片中,第一次看到西方的摩天大楼和二次现代化的种种景观。

一九七三年,各省出版业渐次恢复,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调绘制连环画,走出山沟,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两位才子:描绘《开国大典》的内控右派董希文;描绘土地改革,来自延安的革命画家王式廓,盛年夭折。

一九七四年我被告知仍须回乡务农,邓小平被安排去井岗山做革命“怀旧”之旅,意谓复职在即,年底,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斗胆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为观看全国美展。首都空旷宁静,古意苍苍,正是意大利人被允许入境拍摄《中国》期间。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施政展开,其中包括有限放宽并调整下放人员政策,我的私人变动是转赴江北落户,趋近上海,南京就在长江对岸。

一九七六年元月周恩来死,三月邓小平下台,四月,南京北京相继爆发庞大骚动——我目击金陵城数十万工人借周恩来之死游行抗议,一路花圈高及树顶,浩浩荡荡——入夏是唐山地震。九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开始的一幕。不久华国锋上台,十月,四人帮就捕。

一九七七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国恢复高考。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中央适时正名,历年积欠纍纍冤案的平凡昭雪,闪现希望:毛终于走了,为文革时期乃至上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数百万旧案的一举重议,在是年中央文件中显露契机。

一九七八年秋,北上就学。深秋,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一份民间政论,并呼吁邓小平复出。冬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宣布告别政治运动。年底,中美正式建交。不久邓小平访美纪录片公映,中国人看见了白宫与曼哈顿,并聆听由丹佛演唱的轻型摇滚乐乡村歌曲。

一九七九年春,中越开战,西单墙被封。文革末期临刑时被切断喉管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忽然成为是年被隆重宣扬的人物,中国美术馆为之举办专展,纪念活动随即被抑制,相关连环画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艺术团伙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这是一份被重复无数次的大事记,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无不仰赖国事的松紧与宽严,攸关亿万人的命运:命运就是公章——平反、出狱、回城、复职、退赔私产、准予高考、作品开禁……工人的奖金、农民的集市,终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琐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带辗转录制邓丽君的歌声……离散的人团圆了,到处是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刘少奇平反大会迟至一九八○年),控诉、涕泣、失态、过度惊喜、卑怯的感激——总之,一切的一切取决于公章和准许盖章的命令。农场朋友曾描述这等传奇:场部抽屉锁着公章,如玉壐,万难启用。一九七七年允许回城的国家指令下达了,为一拨拨申请人分别盖章,不胜烦,场部用一根长长的橡皮筋栓住图章,吊起来,大门洞开,四乡来人随时进入,一把扯下,自行盖章,盖妥了,命运的皮筋随即弹回原位。

自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九年期间,虽然各省旧案的审断仍将案犯执行枪决,其中许多怨鬼稍后便属革命英雄。然而那时国家陶醉其间的总情绪可以概括为获颁大赦令,而党的语言甚至将一九七六年喻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若非严厉的讽刺,显然这是全党共识:当年拯救人民的大救星必须陨灭、身死,这才换来二次大解放——“解放后”的成年人个个扬眉吐气,悲从中来。久违的文艺名流陆续出台,苍老、衰败,动辄哭笑,引吭高歌,近于疯癫——我们的好总理啊!你在哪里——扮演白毛女的老区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几度哽咽,收音机长时间录播她的泣不成声,还有超长的不断被自己打断的感言。

一九七八年,华尔兹舞曲带动第二次解放感带来的集体晕旋,在场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岁上下,我辈不会跳,对这一延安时期和建国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唯贴墙围观。第一学期的课外记忆是终日寻看内部上映的西方电影——凡事略微开禁,中国人的活力火速窜升:文革末期各省已闷着偷看若干“内部电影”——第一次目击全裸女子的彩色电影是墨西哥片,我的裤档登时鼓起;卓别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肠胃抽筋,我强忍绞痛,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

那年最庄严的单项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首播李德伦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虽然早就偷听古典音乐,但中国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错觉中似乎只为《沙家浜》伴奏——非常好听——此刻这些弓弦在中国奏响原本发自它的语言。不久,傅聪与小泽征尔被郑重请到,以亚洲脸作为视觉过渡,在七十年代初开国门面对西方时,可谓入情入理,我接连三场混在红塔礼堂聆听排练《第九交响乐》,当“四海之内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来,忽然我想起赣南的村民与荒山。

那时,贝多芬已逝世一百五十多年——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太多剧情,很久以后才知道,才了解:当我在山溪冲洗那只无头死猫,巴黎五月学潮、美国嘻皮士运动、胡士托露天摇滚乐大会、安迪。沃霍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事均在一九七○年前后发生,哥普拉的《现代启示录》、史高西斯的《的士司机》、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贝特鲁奇的《一九○○年》等经典电影均摄于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长串的名单,他们,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与知识和艺术的可怜纠缠,当我后来去到域外,总算明白自己几乎是野蛮人。因此一九七八年上学后的发现值得一说:原来京城文革期间竟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以及早就试图谋反或治国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关传说,最集中,最传奇,几乎获得唯一的叙述与被叙述者,是北京群体。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流传书单,江南闻所未闻:《麦田的守望者》、《二十二条军规》,还包括猫王与约翰。连侬的唱片……首都文艺高干子弟可能是这个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乱世聚散,他们是共和国第一拨青苗,也是头一代忤逆的人,他们和父辈一样,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份,诚哉居江湖之远而思庙堂之高,看来儒与我党的混合基因,不绝如缕——在几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忆中,他们研读内部刊行的西方政治、历史与经济译作,年纪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国务院的眼光思路,在边村油灯下摆弄未知的国家棋局了。

而当时代转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然而怀抱纯净的绝望,熄灭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穆旦写出七十年代无可替代的诗作,《冬》,翌年二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该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对坟墓”,还是“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我默念,不像读诗,而是面对死者的遗物:放回一九七六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极深处的真实,以性命承受这真实感,并非我辈,而是上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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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倘若我们当年不是十七八岁,而是身为父辈或祖父辈的老人,该怎样讲述七十年代?会不会愿意讲述?

在各种文革回忆文字中,我留心受难者的年龄和死去的年份。淹灭的平民算不清,没人说,广西河滩被分食的冤鬼,就有老人在——却说拿天下的一代,一九七○年前后,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相继恨恨而死,火葬时不具名姓,唯有编号。问题不在寿数,而是:有谁在七十年代进入晚年么?那是老来遭遇的大劫、地狱、没顶之灾,且无可逃遁。穆旦,还有不及活到一九七六年的顾准,当他们在七十年代写着诗与文,正是我们现在的年龄:现在,七十年代早已退远,我们苦尽甘来,但对于穆旦顾准,那十年是迎面而来的深渊:并非死亡,而是覆灭,“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

冯友兰、梁漱溟、胡风、周扬、沈从文、巴金……不少高寿的人物活下来,经落实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个院子或公寓深处,但看晚岁照片,给很深很深的绝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郁结为神色,显然难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恶与毁劫;他们过去各自守护的主义、志业,似乎无助于七十年代给予的大绝望。严厉整人从无笑脸的周扬,晚年词汇总算出现“人道”,这迟来的良知,等同空话,令我厌恶,其实和以上几位曾在他鄙视与掌控范围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坏:秦城监狱蹲了九年。

“这世界会好吗?”在生命终点,梁漱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

如今回来分羹的海龟人士有福了。悬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苏联回来报效祖国的前辈,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老舍、傅雷,即选择自我了断,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现在知道他们在外面黄油麪包吃过,回来是什么意思,什么感觉,他们真的爱国家。我辈的品学怎与前代比呢,他们中有人便这样收场了。

穆旦还参加过抗日远征军,并曾留学美国。

比穆旦辈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约四十多岁吧,60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严,得享晚年,但我记得一九六六年文革风动,父亲日常答非所问,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书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岁了,一事无成”说这话时,文革才刚开始——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无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侯一民先生,仪表非凡,学生时期即地下党员,文革初被侮辱痛殴时年仅三十多岁,几乎死,而父兄俱死。一九七八年初见我,他端详片刻,说:你们可没给耽误啊!

是的。一九七六年后的中年长辈与悲观和时间展开持续博弈,或委身才学之外的去处。但那种奋然豁达,在深处,仍出于七十年代无可挽回的失败感——上一册《八十年代》叫来我辈谈论,这本书的叙述者仍是我们,这是一种权利么?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说,本书不过滴水。然而寻求别种辈份的叙述,却也为难: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确,中南海几代主事者则大不情愿,他们苦心给政权换一副面孔,即巴望甩脱七十年代的阴霾——以七十年代揣想毛周一辈,那是无尽凄惨,临了个个不得欢颜:从南昌井岗山一路铁血,那是他们的最后岁月了,幸有邓小平收拾整合,遂有后来。他曾以七十高龄徒步登攀黄山,可是请邓公谈谈七十年代,怕也沉默吧。一九七三年我听南昌郊区来人说,亲见邓小平镇日在被迫蛰居的院子里负手踱步,团团转,小孩跨墙朝他扔石子,他只停下望望,不吱声,继续走。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眼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

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我们迄今尚未获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识,尤难找到准确的语言——西方反刍历史的思想工具,嫌太丰富:譬如汉娜。阿伦特剖析纳粹文化,头头是道,以赛亚。伯林痛陈民粹主义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广——他对阿伦特不以为然——在海德格尔、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那里,同一历史公案持续展开强劲的道德纬度,紧张而饱满?8943.然而西方的训诫总难契入我们的痛感,更与中国七十年代的灾相与祸源,大有所隔。我读《古拉格群岛》和奥斯维辛的故事,无话可说,然而劳改营和焚尸工程,毕竟呈现为一种人类罪恶的“行政架构”和“专业景观”,足使后人的指控有根有据,揭示历史脉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国人三十年来的浑浑噩噩若无其事,简直亿万活神仙。

而纳粹与前苏联的罪孽在西方无论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与锐变的大前提——旧时代的账目远未结清,簇新的时代改头换面,出发上路了:这伟大的民族真会“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寝陵停在首都心脏,供人瞻拜……中国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类似的历史修辞,他们没有。而中国修辞的古老历史,及这修辞所能涵括的道德与人文,自先秦到民国,经五四开裂,也还残破苟延至于五六十年代初,进入七十年代,行至终点,彻底溃灭。

此后,种种“底线”的大规模丧失过程,于焉开始,直到现在。现在,这民族的万般活力与事功,已令世界瞠目,这倒是幸赖七十年代的大教训与催逼,然而,图强求变的活力,和国家的元气,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这样地将七十年代匆匆表过,淹在书肆里,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岁月人事,如何打发?那都是历史的坏账滥账糊涂账,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后果的后果,我们活该世代幼稚——实在说,七十年代的人质无分年龄,那十年的癌细胞早经内化为众人的心理与生理结构,深藏而细腻,并抓住每一种理由,对内心说:忘却七十年代。

不是么?有关文革的讲述久已在芸芸多数那里,乖悖时宜,我听说近有高端学术论坛中的少壮豪杰,西装领带,当面申斥在场人士省思文革的发言。难怪,这类国家主义逻辑,早经根植于将历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

朝露,翠岭,鹧鸪声从深壑间歇传来,灯油尽了,熄灭前,火苗忽然那么一亮,轻轻炸响,还有,雨后暴涨的山溪——在私人记忆中,我从未停止怀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浊纷乱的描述,假如我有过铭心刻骨的优美体验,全在那十年。什么能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当我躺在板床上凝视法国巴比松派的风景画片,村口的大樟树亦如画中那样,亭亭如盖;油灯下读到《战争与和平》片段——罗斯托夫的弟弟与军中少年在雨夜摸索行走,彼此看不见,颤声叫道:你在哪里?——我游目出神,窗外也漆黑一片。而村头的溪,蜿蜒出山了,汇入两条宁都县境的清流,单是名字就多么好听:琴江与梅江,“秋来江水绿如兰”。

刻划承平岁月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说,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日后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赔得起,看得开。回顾七十年代的艰难是在个人遭遇和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悲剧,两相重叠,难分难解——这篇长稿的命题不是私人履历,而是“七十年代”。

截止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赣南或苏北兀自怀旧。好在是十六七岁上遭遇流放,不懂事,仅有命运的触觉。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这题目,是为我辈侥幸,也为那时代无数被吞没的人。

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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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2019 19:14
花園的地上有一顆雞蛋 09/02/2019

官方武力鎮壓的憂慮,在每個人的心頭。

一天一天逼近。

而民間,很多大陸人對抗議的香港怒目相視,同聲撻伐。

抗議者用暴力手段升高衝突可能是致命的策略錯誤,要付出沈重代價。

但是二零一九走向香港街頭的年輕人並不天真,他們知道自己面對的,是怎樣一堵銅牆鐵壁,而自己是一枚多麼細小的雞蛋。 這些二十歲的人知道,當清算的時刻到來,他的「身家性命」,可能全毀。

香港人到底要什麼呢?

在「五大訴求」的深處,其實是一個價值坐標:社會制度的公平、資源分配的正義、法治精神的貫徹、政府治理的透明、人民參政的充分。

沒有人民參政的充分,就不會有政府治理的透明;沒有政府治理的透明,就不會有資源分配的正義,就不會有法治精神的貫徹,就不會有社會制度的公平。

這樣的價值,難道不是北京人、上海人、廣州人、成都人、長沙人、昆明人、杭州人、西安人、瀋陽人,都想追求的嗎?

包含在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內的,不就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白紙黑字嗎?這樣的價值,難道大陸人民自己不要嗎?

對公平正義的渴望,對合理制度的追求,對人民參政的要求,是普遍性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上,卻只有香港人站了出來。

今天香港人扯破了喉嚨吶喊,很多人是抱著犧牲的決心在吶喊的。你可以說,他們在替那廣大的、無法出聲的人,吶喊出來。換一個角度看,大陸人完全可以對今天的香港人輕聲說一句:「謝謝你,請保重,願青山常在」......

如果大陸人民不去了解香港的篳路襤褸艱辛歷史,不去認識香港人本有的濃厚原鄉情義,不去認真思考一向以「和理非」聞名全球的香港人為什麼被逼向了街頭,不去真盏乩斫庀愀廴藢冬F代價值的堅持在乎,不去謙虛地反省自己為什麼不被熱愛不被擁抱,而硬要把香港人定為「港獨」,把香港的求學青年當作國家的敵人,把自己的同胞打成外國勢力的走狗,硬要把屬於中國最璀璨的一粒東方之珠踩碎踩爛,那恐怕是二十一世紀崛起的中國最不幸的粗暴和愚昧了。

這,哪裡是全世界對中國懷抱善良願望的人,願意見到的呢?

如果把香港當敵人對付,用武力處理,那恐怕不是香港背叛了他的「祖國」,而是他的「祖國」背叛了香港。

大國之為大國,絕對不在於導彈、金錢和權力,不在於一個黨的鐵腕統治,而在於大國人民胸懷之闊、眼光之遠、氣度之大、包容之廣。

花園的地上有一顆雞蛋。

我們是怎麼對待一顆雞蛋的呢?

我們彎下腰,輕輕拾起,捧在手心,萬萬不能摔破的。

1)「雞蛋」原文: www.facebook.com/1388668931448060/posts/2290430814605196?d=n&sfns=mo
2)「雞蛋」英文版: cn.nytimes.com/…/201911…/hong-kong-election-results/
3)選舉結果:https://udn.com/news/story/7331/4185848
4)區議會選舉:https://matters.news/…/%E8%B4%8F%E5%B0%B1%E6%98%AF%E8%B4%8F…

圖:龍應台2008
小主任F2随妻来美的辛酸路 (上)
2019-11-23 14:12:59

江汇河
记录生活点滴,抒写人间情缘


杨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从南开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天津市一政府部门工作,开始一杯清茶磨时光,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公务员生涯。几年下来,他中规中矩,该干舍干舍,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处得不错,轻轻松松地混上了一小主任的职务。这期间他还与同分在天津的河北女孩马水清共渡爱河,喜结良缘。工作顺心,老婆体贴,杨辉的曰子过得不错,不知不觉中居然有了跟他年纪并不相符的啤酒肚,身躯亦开始有些胖得走型。

偏偏老婆水清是一个爱折腾的的主,她不甘于一辈子在天津喝苦水,碌碌无为地过小市民的日子,开始了托福GRE的考试人生,无聊的工作给她添加了不少奋斗的动力,90年代初终于拿到了美国东部一所名校的全额奖学金,顺利地来美攻读化学工程的博士学位。半年之后她就把杨津通过F2鉴证办来,开始了在异国他乡女读男伴的奇异生活。

一开始水清想让杨津好好补习英语准备托福GRE,争取来年的申请奖学金读学位,形成当时男女都有奖,夫妻读博士的校园最佳组合。开始杨津不想让太太失望,逼自己努力复习英文,无耐将近六七年的公务员生涯已将他原有的那些学习劲头磨得一干二净,学英语记单词对于他是一个头,两个大,直呼受不了。水清虽然心里不高兴,但也知道不能将自己的男人逼得太急,为了不让丈夫窝在家里大沉闷,她还将省下来的奖学金买了一辆当时在学生中还算不错的马自达626,让丈夫先学开车,以便舒缓一下学习的苦涩滋味。

开车兜风是杨津喜欢的事儿,他很快就通过考试拿到驾照,经常自驾神游当地的山川水谷。学习学不进去,玩潇洒的他倒是特别在行,不多久他就迷上当时沒几个中国学生玩的垂钓,周末跟几个东北老乡相约远足钓鱼,平常无聊时自己也会开车去就近的小湖小河练习,有车就是方便,想去那儿就那儿。立在天清水蓝间,看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杨津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学习吧走一步算一步,毕竟有老婆的奖学金撑着呢,饿不死的。

别说,杨津玩钓鱼还真的玩出了门道了。不到一年,他几乎走遍了他所在州所有的钓鱼点,哪里鱼多好钓,哪里钓的鱼是好吃的品种,他都搞得门清。钓鱼的技术也是突飞猛进,经常看见他满载而归,周末钓鱼回来,还经常看见他和那几个东北老哥在留学生的简易住宅区煎鱼炸鱼煮鱼汤,搞得周围一大片都鱼香四溢,更能听见他们几个哥儿们夹杂着东北话及天津话特有韵味的吆喝叫嚷,高谈阔论,几乎成了当地的一景。

当然他们聚会也必然聊聊当地中国学生的小世界,酸酸那些只知道读书打工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好像只有他们才领略到人生真谛,享受在美丽坚的快意时光。也是人生苦短,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拿着奖学金,住着优待房,收入比国内高出近十倍,没啥好抱怨,趁着青春年少,何不潇洒走一回呢?

杨津觉得自己活出滋味来了,他老婆看他可是越来越不顺眼了。看不少同伴都夫妻同心,男女共进,自己却苦哈哈地一人单挑,不仅要读书做助理賺钱养家,还得不到杨津的半点好话。杨津的思维却是自己放弃国內安逸的工作和生活,来到这狗不拉屎的地方伴读,靠老婆吃饭,内心有说不出的憋居,还指望老婆的理解其做男人的苦衷,对自己的行为背书呢!

两人对方的的希望殷殷,而现实却是南猿北撤。于是家里泠战的火苗开始窜升,争吵的激烈度也开始惊动邻里。一对原来在天津卫里恩爱平静小夫妻在美国这寂静的校园中开始闹出不和谐的夜曲。俗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水清开始在心底渐渐地生出对杨津的反感,觉得自己怎么嫁了如此一个中看不中用的
窝囊废。

渐渐地水清开始在外人面前开始数落杨津了,同时还跟别人取经要采用何法才能让杨津改变现在只知钓鱼潇洒,全然不顾未来的颓废生活,咱中国同胞虽然自家也是一头乱麻,但一点也不仿碍他们对别人指点迷津,尤其是对水清这样的外表楚楚可怜的女博士呢。得不到老公安慰的水清或许在同别人聊自己的老公时得到些许慰籍,但杨津可对老婆将自家的禸部矛盾公之于天下而气得浑身都难受,怎么说你老公原来在国内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当初的小鸟依人,娴慧通达的可人样难道被这块的资本主义强风大浪洗滴的无影无踪了?

不管杨津如何不愿不意,胳膊扭不过太腿,毕竟自已已不是在国内时人羡人慕小有成就权利的政府官员,而是寄人篱下靠老婆养活的男培读。在水清的不断压下,他开始放弃了衷爱的钓鱼活动,开始到餐馆打工赚钱,准备存以后自费学过轻松的专业。水清虽然不是特别满意,但也认可,毕竟这比原来的无所事事只知道钓鱼逍遥好多了,要想杨津象自己一样靠托福GRE高分拿奖读博巳经不太现实,老公有几斤几两她心中还是有数的。

读书苦心,打工累身,而且杨津在餐馆开始打工时干的是最底层次的工种,洗碗扫清洁,基本上餐馆里脏活累活都有他的份,是个人都可以在他面前呼三唤四的。跟原来在国内的工作相比,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中,相差的岂止十万八千里。对着面前堆积如山似的洗不完的盘子碟子,看着洗琬池水中映出自己的惨样,他一个大男人有时也情不自禁眼睛犯酸,泪水夹杂着汗水在他那不大平整的脸颊寻找着去路,纳闷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要来这儿受洋罪,不禁茌心中对这可恶的美丽坚及自己那博士老婆来回骂了无数遍,一天不来回翻着花样骂几遍似乎难解他的心头之闷!

不过骂归骂,恨归恨,杨津也知道自己国禸是回不去了。那年头出国就是过河卒子,有去无回。空出的位置不会等你,如果一无所获悻悻而回等着你的必定是众多无情的冷眼和讥讽。有钱难买后悔药,何况自己别说没钱别的也一无所有,杨津知道自己此时唯有坚持,腰酸背痛劳累一曰,除了拿到80刀外,还能换得得回家啥也不想的倒头就睡,餐馆自己的吃喝解决了,也不用替水清做饭端茶了,心中无奈中不时也唤起一丝解脱的感觉。

人累心情坏,杨津对水清的感觉似乎也消失的无影无踪,水清基本上成为放在家里不用形式上的老婆,两人之间已难得再有原来的肌肤之亲,性触之爱,日日在实验室忙着自己博士实验的水清也乐得清闲,说实话她对杨津那洗澡都洗不掉的满身餐馆的特有风味有一点难忍,一想到让他在那洗碗水泡浸有点浮肿的手要来摸自己的细皮嫩肉更是难受,她也实在沒有心情再跟杨津再续原来就有些泛味的鱼水之欢了。

生活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原来两地分居大洋远隔时水清和杨津心心相印,距离只增加他们相互间的思念,那时的水清基本上每月都要给杨津写上两封信,有时还要在信中夹上自己的头发和体毛之类的以让杨津见物如人,化解相思...如今在一起了,由于双方的情境变化反而在其间增添了一扇无形的心墙,似乎有一种巨大无比的力量在驱驶他们背向而驰。人们都说相约恩深相聚难,可杨清之间给人的感觉怎么是恰得其反呢?
shaanxiwang 发表评论于 2019-11-23 22:56:55
期待下集的人生转机
清漪园 发表评论于 2019-11-23 18:01:05
这种现象挺普遍,几乎每个人都能认识一两个,妻子特别努力,丈夫读不进书,学不会英文。如果是近些年,杨津可以开一个专门的旅游公司,专带国内来的钓鱼玩。90年代初,国内还没有人出国游,对不读书的他来说还真够难的。

注册很麻烦 发表评论于 2019-11-23 17:49:18
很真实的留学生活
迴澜阁 发表评论于 2019-11-23 17:33:43
感同身受的文章,谢谢博主。
鼠疫惊传内蒙源地今夏已经鼠患成灾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11月20日 转载)
鼠疫惊传内蒙源地今夏已经鼠患成灾


图为鼠疫其中一种病毒显微镜下状态 网络照片

(法广RFI 小山)中国近日惊传鼠疫,据陆媒近透露,这波疫情起源地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小镇,早在夏季即鼠患成灾。当时,镇上人家的一块黏鼠板,每晚最多可以捕获8至9只小老鼠。中央社说,今年5月2日,中共苏尼特左旗委宣传部就曾表示,巴彦淖尔镇发生鼠害,但没有人把此事与鼠疫联结起来。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称,中国鼠疫发源地内蒙古小镇,夏季即已鼠患成灾。

该报道说,新发现鼠疫感染病例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已采取防控措施。包括进出镶黄旗的各种车辆驾驶及乘客,都须下车量测体温,并当场登记身分讯息及目的地。而前往疫情起源地的道路更全部封锁。

报道引述新京报消息,位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巴彦淖尔镇,是这波鼠疫的疫情起源地。镇上的一家小店舖里,原本一年都卖不到200个黏鼠板。但今年8到11月,却卖出了400多个,“今年老鼠格外多”成为全镇民众的共识。

该报道指出,今年5月2日,中共苏尼特左旗委宣传部曾表示,巴彦淖尔镇发生鼠害,但没有人把此事与鼠疫联结起来。直到11月12日北京市宣布收治2名内蒙古鼠疫病患,当地民众才知道自己的镇上成为疫情起源地,镇里的街上“一下子没了人”。

根据报道,从镇上前往郊外牧民区─鼠疫患者王思夫妇家路旁的沙地上,可见到大大小小的老鼠洞,最密集的地方几乎每隔一公尺就能看到一个新的老鼠洞。走在沙地上,更不时能看到野兔和老鼠在眼前跑着。

该报道直指,巴彦淖尔镇牧民们今年的共识是“老鼠多了,比牛羊还多”。至于镇上,民众早在夏天就发现,经常有老鼠跑进家里的院子,每天晚上,一块黏鼠板最多可以捕获8到9只小老鼠。 (博讯 boxun.com)
2022349
只喝苦咖啡 11/16/2019 18:48
只喝苦咖啡
2019-11-16 14:18:06

天凉好秋

留不住岁月,就记录下岁月里的日子
给自己,也给愿与我分享的人

最近突然找到自己这些年来喝完咖啡不舒服的罪魁祸首:不是里面的咖啡因,而是加的糖!

记得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国内的外企工作,当时还没有咖啡店,流行雀巢速溶咖啡和咖啡伴侣,装在瓶子里,按那时的工资标准,挺贵的,好象要100元一套。我们办公室几个平时和外籍人员一起工作的年轻人喜欢喝,把咖啡和咖啡伴侣搅拌在一起,用开水冲开,再加一勺白糖,冒着热气放在办公桌上,现在还能回忆起那种诱人的滑滑的甜甜的香香的味道。

外籍人员来了,也是喝这种咖啡。不同的是,公司会为他们免费提供。记得听到过不止一位老外的称赞,说好喝,好喝!不知是不是出于客套。

只有一次从芬兰来了一位工程师,五十岁的模样,典型的高高大大的北欧身材,喝咖啡不喜欢加糖和伴侣,只喝苦咖啡。他说有的国家咖啡是招待客人用的,而在他们那里喝咖啡就象是平日里喝水,没有客人的时候家家也都会喝。果不其然,一大瓶咖啡放在他办公室没几天就空了。记得我们的办公室主任还挺舍不得地嘟囔过这件事。

我当时对这位北欧大叔喝咖啡不加糖印象深刻,心想那么苦的咖啡怎么能受得了。

到了加拿大,咖啡成了最普通的日常饮料。Tim Hortons成了我每天工作和学习的忠实伴侣。

这里的学校不考虑午休,上学的时候中午没时间或舍不得花钱买饭,就会去Tim Hortons买杯咖啡填饱肚子。Double Double是加拿大流行的喝法:两份奶油,两份糖。热热地喝下去,真的能顶半天都不饿。

后来工作了,办公楼下面就有咖啡店,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到Tim Hortons买一杯咖啡端着上楼,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才心安理得地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

咖啡陪伴我熟悉了这个国家,熟悉了手头的工作,经历了一些事情,也认识了一些朋友。记得还曾经跟LG说,如果有一天由于某种原因又回国工作了,对这里最大的思念就是满大街飘着的咖啡的香气。

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不能喝咖啡了。尤其是下午的时候,喝了咖啡坐地铁会有恐惧的感觉,心怦怦跳,坐立不安,想从火车上立刻跳下去。可火车在黑暗的地下通道里行驶,不到站不会为我停下来;下班的车厢里永远都是人挤人,每个人或戴着耳机,或低头扫着手机,没有人会注意我的感受。越是这样,越是焦虑,想喊,想拉紧急呼叫。

后来读了一些文章,也咨询了医生,说咖啡因是会让肌体产生焦虑的感觉,尤其是下午空腹的时候喝。于是乎不得不和心爱的咖啡告别,换成绿茶。办公室后来的同事都以为我从来不喝咖啡。

绿茶细细地品,也有它独特的香气,可我还是更喜欢咖啡的味道。周末购物的时候路过咖啡店,LG进去买咖啡,我还是每每经不起诱惑,也会要一杯。每次喝完到了晚上都会不舒服,头疼,疲劳,甚至睡不着觉。LG说我纯粹是心理作用。我也试着不去往那里想,可每次身体难受的时候就会意识到:原来今天又喝了咖啡!

哎,看来和咖啡的缘分是到头了,虽然我还是经不起咖啡香气的诱惑。

儿子喜欢健身,喝咖啡从来都是只加牛奶,不放糖。有时候我们从外面回来,给他捎杯咖啡,如果忘了,放了糖,他坚决不会去碰。

我最近几年也越来越不喜欢吃太甜的东西。有时候很想喝咖啡,就也不加糖。喝过几次,发现身体没有以前的反应。于是时不时上班的时候会去买一杯,感觉还行。虽然还是很回忆加糖的味道,但还是坚定地不去加糖。

今天跟LG谈这件事,顺便从网上搜了一下,糖虽然不是引发焦虑的原因,但血糖的急剧变化会造成身体的不适,增强焦虑感。当然咖啡因更是列在榜首,只不过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对不同的食物成分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很高兴又能喝咖啡了,当然是每天一杯,不多喝。可惜的是只能喝苦咖啡了。慢慢地去从苦味中体会咖啡吧,就如同体味生活一样… …

关于糖和焦虑的文章很多。把这篇来自CalmClinic.com的文章贴在这里,跟有焦虑困扰的朋友分享:

Does Sugar Cause Anxiety?

Contrary to what you may have read online, sugar does not cause anxiety. Anxiety is a mental health issue, and it's very uncommon for a person's diet to "cause" anxiety. What sugar does do is create changes in your body that may make your anxiety symptoms worse, or cause feelings that trigger anxiety attacks.

Let’s explore the latter.

When you suffer from anxiety attacks, you tend to become hypersensitive to your body. You fear your anxiety attacks, and you notice every single time you feel tired, lightheaded, sick, etc. You notice each and every ache and pain, and you notice when you're not thinking clearly. Every time you notice any of these changes, your anxiety spikes as a result.

Sugar itself doesn't necessarily cause any of these sensations. But sugar does stimulate various sensations in your body. Glucose - and the insulin released to counter glucose - can cause fatigue, trouble thinking, blurry vision and general ill feelings. For those without anxiety, many of these symptoms go unnoticed. But for those with anxiety, each and every one makes you worry that a panic attack is coming, and that fear increases your likelihood of getting one. Furthermore, sugar consumption may leave you with a stomach ache, if you each too much of it. This experience of physical discomfort can also trigger or worsen your anxiety.

Symptoms of Sugar Rushes

Similarly, sugar rush and withdrawal do have a tendency to mimic some of the physical symptoms of anxiety, like shaking and nervousness. This is linked to the rush of energy that you get as the glucose is broken down in your bloodstream in order to release sharp spikes of energy. For most people, this only occurs after considerable sugar consumption, but depending on what you eat and how long you go before eating again, you may be at risk of over stimulating your body and worsening anxiety if you eat sugar.

These symptoms are not causing anxiety, but if you already have anxiety, the added shaking and tension may make your anxiety worse.

Research Into Sugar and Anxiety

Animal research seems to confirm these ideas. A study in 2008 found that rats that went on a sugar binge and then were deprived of food seemed to have a dopamine imbalance that lead to increased anxiety.

Another study published in 2009 found that long term sugar use seemed more likely to impair memory and reduce the ability to fight anxiety, although the mechanisms of how this happened are unclear. These studies suggest that sugar may affect your ability to cope with anxiety.

What to Do About Anxiety and Blood Sugar

The simple solution is to maintain a healthier diet. A healthier diet will be less prone to symptoms of sugar and insulin imbalances that often lead to panic and anxiety attacks. A healthier diet will also improve your body's ability to cope with stress, and potentially provide you with more energy that you can use to exercise or change your lifestyle in other ways.

What is a healthier diet?

It is a diet that is:

Free of processed foods (pastas, white bread, microwave meals).
High in vegetables and moderate quantities of fruit (which contain natural sugar).
Foods of different colors (carrots, blueberries, kale, strawberries).
Foods with little to no added sugar.
Meals that are high in protein, fiber, minerals like magnesium, and fatty acids.

Cutting down on refined sugars is important for overall health, and while it won'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your anxiety, minor changes can add up over time. The healthier your body feels, the more you’ll feel good on the whole, and the easier it will be for you to manage your anxiety.
川普总统的对与错 11/05/2019 19:25
川普总统的对与错
2019-11-04 19:53:44

红豆炒酸菜

川普总统任期过半,其间,全美国乃至全世界对我们川普总统形成了宣明对立的两派……川粉派和反川派,而且很少能够见到“中间派”……这在全民轰轰烈烈选总统的国家实属罕见!笔者就随笔聊一聊我们这位奇特的川普总统任职以来的对与错。

一. 川普总统做对了

1. 川普总统扛住了,至今没有大规模开战。

军火集团早已按耐不住,给川普总统的压力可谓是“压力山大”,无论是导演“叙利亚化武”,还是前段时间伊朗击落美国最先进的无人机引发的战争危机,川普总统都顶住了压力,直到现在为止,都坚决拒绝开战大打……这无疑是美利坚之大幸!仅凭这一点,川普总统就已经功德无量。想想看,如果川普总统顶不住压力,在叙利亚、伊朗全面开打,除了军火集团钵满盆满外,美国大兵要死多少?美国经济又要垮塌到什么程度?我们的生活又会受到多大伤害?……川普总统实实在在是伟大啊!

2. 川普总统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美国最基本、最底层的社会价值观……

大家可还记得三、四年前(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很多地方在圣诞节相互问候时,都不敢说一句: “Merry Christmas!”,与路人见面时只能说:“Happy holiday!”。见鬼,基督教立国的美国,大家都不敢说“圣诞快乐”,生怕得罪了那些“蒸煮”人士……这相当于什么?这就相当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人敢说马列主义一样……美国已经逐步失去了最基础、最底层的社会价值观……可悲啊!

川普总统上任后的这几年,把ESL看做是“垃圾”,虽然“白人至上”、“民粹主义”抬头,但走在路上总算可以轻松的说一句“Merry Christmas!”而不用担心对方起诉你“宗教歧视”!……川普总统治下的这几年,严重过度的新自由主义、新人权主义和美国国内的反基督教势力得到抑制,川普总统功不可没!前几年上厕所前是决定进男人间还是进女人间、你自己是男是女还是X?这些奥巴马时代轰轰烈烈的“重大问题”,在川普总统治下的几年间,总算逐步静下来了。............我自己也终于搞清楚我是男的还是女的了!哈哈!

美国是移民国家,文化、宗教的多样化应该保持,但对于基督教立国的美利坚,无疑要坚持要坚持核心的宗教文化和最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川普总统做对了。

二.川普总统的几点错误

1. 错误一是“建墙”

建墙本身无用。

一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二是不能大幅减少南方边界的边防警卫人员,还要长久承担这一“万里长城”的维修负担。

三是不能有效拉动美国经济……造墙的受益企业和受益区域非常狭小,如果把修墙所花费的巨款投入到美国各州,再加上各州的地方经费,集中改造全美国已经年久失修的道路桥梁,将会是全美国人民大面积的普片受益,美国的经济将会全面拉动,比简单的“减税”更有效、更长远。

四是造成华府和议会的严重分歧和对立,同时也造成川粉派和反川派的对立。


2. 与奥巴马过不去.......川普总统在.将奥巴马政绩归零的同时,国内外政策也都造成很大损失。过度退群也将对美国长远的国际地位和利益产生副作用。

奥巴马总统当年在白宫记者餐会上挖苦当时参会的川普同志,是奥巴马的错……挖苦过头了,确实伤害了川普同志的自尊心。但川普担任总统后也不应该逢奥必反,以国家利益为代价将奥巴马政绩彻底归零!……特别是强行退出奥巴马同志历尽艰辛才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也把川普总统自己也搞得骑虎难下、进退两难。

3. 用人失当,政策过度激进。

川普总统本人已经是“过度激进”的政治素人,他却任用了一批比他还偏激却又缺少长远战略智慧的偏执人士。过度激进的博尔顿最终让激进的川普总统都感到激进得无法忍受就是一例。

一个偏执激进的执政团队,制定和执行了短视和偏执激进的外交和经济、贸易政策,短期看似有效,却对美国的国际信誉和长远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和冲击。

4. 随性随意,盟友尽失。

川普总统的随性随意可谓是闻名天下,誉惯全球。连打电话请乌克兰总统帮忙干私活这样随意的事情也搞得出来,确实是随性随意过头了一点……最终引来了眼前的“弹劾风波”。

国内国际的事情是不能随意随性的,最近川普总统随意下令美军从叙利亚撤军,把库尔德盟友瞬间“出卖”,同时也把全世界的美国盟友们吓得脸色发青……谁还敢做美国的盟友!尽管川普总统随后也进行了一些弥补和“修正”,但国内国际的影响已经难以挽回。

当然,有人说川普总统是为普京和俄罗斯工作,这样的说法我并不完全赞同!的确 ,川普总统是给了普京很多巨大的战略利益,但我想这是川普总统的随意随性和他个人对普京的崇拜所致。因为无法看到普京总统是如何给我们川普总统下达指令的。


5. 美国优先和民粹主义引领过头。

美国优先和适当的民粹主义,在当前美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对提振美国人民的信心有一定的帮助,这也是川普总统竞选吃票的核心口号和价值观之一。

但川普总统总统把美国优先发挥过头了!不仅要与强势崛起的中国对抗,还要与欧盟、日、韩之类盟友对抗……为美国的眼前利益与全世界对抗,而又不能真正发现和解决美国自身的顽疾和结构性问题,把本末倒置了。当然,正如我在《 美国大选的中国人视角和美国人视角》一文中谈到的,川普总统总统缺少完整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体系,对待美国的顽疾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而且,美国优先引领下的民粹主义,看不清真实的中国和世界,而把美国引入错误认知的歧途……现在的美国越来越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

当然,有些“错”不是川普总统的错,而是全民轰轰烈烈选总统这种民主方式的错……逼着总统把选票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更不得不把眼前的短期利益置于长远战略利益之上……为了选票,不得不为之,不得不错之!但仅凭川普总统至今没有在中东发动全面战争,就已经最大程度上维护了美国的最大的长远利益,其他的“错”也都只能算是可以原谅的小错了!
mike33 发表评论于 2019-11-05 15:27:46
大号蚂蚁评价客观公正。
糊涂姐 发表评论于 2019-11-05 14:46:55
HCC 发表评论于 2019-11-05 08:32:37
>>>(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很多地方在圣诞节相互问候时,都不敢说一句: “Merry Christmas!

我在加州多少年,蓝州,从来没有的事,Merry Christmas大家照说,不知道被谁造谣说不让说。

请看以下:巴马他本人自己公开说了许多次的Merry Christmas: www.youtube.com/watch?v=6d7mTRaUmaE

说了这话而被告宗教歧视那完完全全是空穴来风。请板主不要被忽悠了。
大荣确 发表评论于 2019-11-05 14:16:41
所谓盟友尽失,实在是夸大和歪曲。美国与以色列、日本等中东、印太方向上的战略盟友的关系更加巩固。与白左西欧的关系有些紧张,根子是这些国家长期占美国便宜占惯了,承诺多年的加增军费到GDP的2%一直不兑现;但在川普治下,美国与东欧国家,例如与波兰的关系有很大进展。西欧本应主导对抗俄罗斯的责任,却长期把负担推给美国。现在川普不愿意当冤大头继续撒币了,白左国家当然骂声四起,但是没有卵用,是欧洲绝不敢失去美国这个盟友,而不是相反。西欧国家国防长期寄生在美国身上也就罢了,而且在市场上也不向美国对等开放,处处占美国便宜绝非言过其辞。川普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最大程度上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早就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至于退群,与上面的道理异曲同工。巴黎气候协议不但要在中美竞争中捆住美国发展经济的手脚,而且要美国拿钱资助中国等对手继续大规模排放来谋取竞争优势。伊核协议也一样,既给伊朗喘息之机,又拿钱资助毛拉们继续发展核武。还有很多群,根本没有核查与执行机制,其实都是大家伙凑一堆敲美国这个傻大个竹杠的产物。

川普在朝核、伊斯兰国、移民和贸易等方面也取得了美国以往几届政府没有或无法做到的外交成就。奥巴马对朝核一筹莫展,听之任之;对自己软弱无能带来的ISIS问题束手无策,使之愈演愈烈。

奥巴马执政八年,在其当选前曾达到14000点高位的道指缓慢上升到川普当选时的18000点;而川普当政不满三年,道指已经达到创纪录的27000多点,而且失业率降到五十年来最低水平。川普在经济上确实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经济是最最重要的,楼主为何没有把它归入川普做对的事情?

OntarioLake 发表评论于 2019-11-05 12:25:03
HCC 发表评论于 2019-11-05 08:32:37
>>>(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很多地方在圣诞节相互问候时,都不敢说一句: “Merry Christmas!

这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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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O8说不说的问题,前几年,整个大环境都很少说,圣诞节公司发的Email和同事朋友打招呼一律happy holiday,现在仍是。有时我想,这么怕说,干脆取消圣诞节得了。
HCC 发表评论于 2019-11-05 08:32:37
>>>(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很多地方在圣诞节相互问候时,都不敢说一句: “Merry Christmas!

这是错的。

请看以下:巴马他本人自己公开说了许多次的Merry Christmas: www.youtube.com/watch?v=6d7mTRaUmaE

说了这话而被告宗教歧视那完完全全是空穴来风。请板主不要被忽悠了。
小三儿她姐 发表评论于 2019-11-05 07:36:11
回复 '大号蚂蚁' 的评论 : +1
大号蚂蚁 发表评论于 2019-11-05 07:08:24
建墙一点也不错。就和上锁挡不住大盗贼但是大幅度减少小盗贼一样。而且旗帜鲜明地震慑了非法移民潮。美国优先一点也没过头,对铜墙铁壁的中国,自己不先保护自己就太宋襄公了。团队一点也不激进,否则早打起来了,在贸易战种也稳占上风。换人多恰恰是新风,不走建制派极左极右的老团队。盟友更没有散尽,而且更加坚强。和盟友之间的矛盾,比和民主党之间的矛盾都小得多。美国都没有分崩离析呢。这是民主国家的特质,有问题公开说。都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锤定音,就有盟友了?
童心未泯100 发表评论于 2019-11-05 01:52:36
不打仗,哪里还需要那么大的国防开支?这身赘肉自己看久了也会厌烦吧?
文取心 发表评论于 2019-11-04 21:26:30
问题是,民主党从川普当选第一天就闹事,不停不歇,无中生有,这种压力之下,是个人都会反弹的。
北极光之星 发表评论于 2019-11-04 20:47:31
评价客观公正。从政治素人到第一任总统,缺失较多也属正常,如果川普能连任,情况会比现在好得多。
11/03/2019 05:12
看到並未主張港獨的黃之鋒還是被說成是港獨而被剝奪選舉資格,再看到不少港人天真的地以為不要有邉拥念I袖就可以保護那些活動的組織者,我就只有苦笑。英國教育背景下長大的人,怎麼可能會了解中共的流氓程度呢?

以下轉自中國大陸微信,請大家醒醒吧:

「看網友評論:你們香港人顯然不了解中央政府對港獨的定義。

目前中央政府將只要不跪下做奴才的全都定義為港獨。

等你們全都跪下了,中央政府會將跪的姿勢不正確的定義為港獨。

等你們跪下的姿勢都符合要求了,中央政府會將跪著臉上沒有笑容的定義為港獨。

等你們跪著笑著對時候,中央政府會將心裡沒有全然服從的定義為港獨。

⋯⋯⋯

現在香港人明白什麼是港獨的定義了嗎?」

看,還是中國人了解中共吧!

其實,台獨也是一樣。只要你不同意共產黨的任何一條政策,哪怕是豬肉價格,你就是要分裂國家,你就是漢奸。沒見過流氓吧?看看共產黨就見過了。

台灣居然還有候選人主張跟流氓搞好關係,絕不能讓這樣的人和政黨得到選票。
【华夏文摘】骆远志:童年乐园(中文版)
发表于 2019 年 09 月 23 日 由 舟巷

我小的时候,具体讲应该是12岁之前,非常快乐。但是,我是在很久以后回头看时,才发现自己的童年很快乐,当时并不知道,因为没有对比。儿时的我也有偶尔的恐惧和伤心,但是事情过去了就马上忘了,继续开心,不会忧愁。自己没有忧愁,就不体会别人的忧愁。不知忧愁,也就不认识快乐,即使快乐就在身边、就在眼前。因为快乐太多、太容易,所以就不觉得它特别,把它视同空气,不会在意。

记得我经常一个人跑到荒野地里,倚在茂密的草丛上,盯着大树,一呆就是半天。阳光穿过云彩之间的缝隙照在大树上,树叶被照得明亮,变成半透明的浅绿。它们在微风中抖动,形态轻盈,经脉清晰可见。我静静地端详它们,就像观察一群刚遇见的陌生孩子。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慢慢地我就觉得认识它们了,自己也就有了玩伴。有时候我会专注长在同一条树枝上的几片叶子。它们彼此相邻并且相似,有相像的形状、颜色和脉络,都一样的轻柔,同在风中颤动,但是并不同调,或向左、或向右、或向上、或向下,节奏也不同。他们就像一个家庭里走出来的兄弟姐妹,都很安静,都很快乐,相像、又各有个性。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我与他们长时间相处,看他们玩耍,完全忘记了世上的其他事情,也完全忘记了时间。

在雨后、天色阴沉的时候,我喜欢跑出家门,在鲜有行人的小路上和路边寻找积满了雨的小水坑,因为在水面下藏着一个巨大的、颠倒的宇宙。它和真实的宇宙一样大,色彩稍微灰暗一点,但远让我更着迷。在那里,树木和建筑物都变成了黑白老照片里的样子,云朵拼凑成一个支离破碎的、极端深远的地板,天空则变成了无底的幽幽黑洞,而地面上大大小小的水洼都是这个隐蔽宇宙顶端的窗口。如果有谁胆敢从这些窗口向下凝视一会儿,他就肯定会“恐高症”上身。这种小“危险“让我更着迷,更要冒险去看。每次在凝视之前,我会先摆好防止跌倒的姿势,然后缓缓地把视线从脚下安全的地面移入幽邃的水里,再贪婪地直视下去,直到因高度感造成的恐怖突然袭来,我脊背发凉,不由自主地猛然从水边抽离。那时我觉得,水里的虚幻天地完全属于我一个人,因为其他人根本不在乎它,甚至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我喜欢所有的云彩。大朵的,覆盖半个天空;小的,就像飘在水里的棉花球。有明亮的白色、让人忧郁的灰色、像火在烧的红色、夕阳西下时的橙色、或阴沉的黑色。我喜欢云彩的各种样子和形态,无论在什么天气下。艳阳高照时我喜欢,灰暗抑郁、或暴风雨时,我也喜欢。那时我骑车上学,我会一路扬着头,看着天空中不断变化的云彩,想象着云彩上面的世界。有一段时间我崇拜骑马的英雄,天上的云朵就都变成了各位巨人英雄和他们巨大的坐骑。另一段时间,我幻想未来的充气飞艇能够摆脱自然条件的限制,让人们自由自在地穿梭于世界各地,于是所有的云彩就变成了大小不一、设计各异的新型飞艇。初中时的一个傍晚,整个天空都被云彩填满,所有的云彩都像在燃烧。一半是火红的,像刚从炼炉中取出的铁块;另一半是明亮的橙色,如同在火中烧得正旺的木头。我看着天空,内心被敬畏占据。不久,敬畏变成了恐惧。我跑到房间里,但是还禁不住透过窗户窥视天空,即使身体在不停地颤抖。

那就是我的童年乐园,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伊甸园。它存在于我的头脑里,远离真实的世界。除我之外没有人知道它,即使那些与我最亲近的人,比如我的父母、家人和好朋友。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谈起过这个乐园,并不是我要故意隐瞒,而是因为它对我太平常。我每天都与它在一起,把它看成理所当然。再说,在我身边的现实里、或者在我读过的书中,都没有人谈论这类事情。我原本就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的孩子,又没有恰当的词汇、场合、或动机与人谈及它。与这个乐园相比,学校或社会里的事情都显得无趣、或不那么有趣。我就没有什么心思关注它们,人就变得孤僻、害羞。我有自己的乐园,何必要与那些乏味和算计的人打交道?

上高中不久,我突然被踢出了自己的乐园。变化之剧烈与突然,类似于一个孩子被强盗从父母怀中掳走。只是我无法怪罪任何强盗,因为肇事者就是我自己。似乎在一夜之间,”现实世界”撞进了我的心里。我迷上了一个女孩,为她朝思暮想;我突然理解了牛顿定理背后的意义,仿佛看懂了物理世界;我读了罗斯福的传记,被他的经历感动,希望自己的人生也精彩。这几件事都发生在同一段短暂的时间里。我已经不记得它们的顺序,也不记得它们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它们让我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我有了一套人生目标,也就有了急迫感,于是我有了忧愁。漫无目的、又非常欢乐的童年就这样结束了。这些新东西占据了我的头脑,也就挤走了我的乐园。从此以后,我渴望自己变得更好,渴望了解事物背后的道理,渴望赢、成为第一名,也渴望一个美妙的女孩,我爱她、她爱我。在这个乏味的现实世界里,仿佛只有这些最美好的东西才让我向往,值得我离开自己的乐园。

在白天,我陷入不间断的思考,想着数学、物理、哲学、和自己未来的人生。夜晚,我本该睡觉,头脑却停不下来,就像一台失控的发动机,危险地过热,接近崩溃。我感到了问题,但是越试图停止思考、赶快入睡,就越睡不着。我的失眠逐渐变得严重,让我非常痛苦,又觉得无计可施、内心焦虑。因此我强烈地想念过去没有心事的日子,试图逃离这个真实世界、重回昔日的乐园。我对自己说 ,“我要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 我独自一人跑到野地里,我的眼睛紧盯着天上的云彩,我又在雨后来到水洼边,但我看到的只有大树、云彩和水坑,再也找不到乐园的入口。于是我有了一个强烈的感觉,我被绑架到了一个丑陋和充满敌意的地方,远离美好的故乡,并且没有回去的路。

从13岁到40多岁,我就一直滞留在这个现实世界里,为生存和成功而奋斗。在内心深处,我清楚地懂得,这个地方不是我的家,也从来没有真正欢迎过我。如果我需要、或想得到任何东西,都必须努力奋斗才有可能。那么多年里,我的脑海里一直珍藏着关于童年乐园的记忆,从未忘记。每当面对巨大的困难时,比如在考大学之前的那段压抑期,在六四运动后被重点审查时,研究生毕业后被迫离开上海、与心爱的人分离时,在中国和美国的学校里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以及生意面临逆境时,我都想起了儿时的天堂,然后对自己说,生活曾经如此美好,我已经如此幸运,相比之下,眼前的困难根本不算什么。即使在心境最黑暗时,这样的想法也能帮助我巩固决心,顶住内外压力,积极地应对局势。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有了家庭和孩子,有了自己的事业。我变得更适应这个现实世界了,虽然它对我本是“异乡”、暂居地。几十年过去了,童年乐园离我越来越遥远,在我的记忆里变得模糊、失去细节,从最初活灵活现的多维影像变成了呆板的图片、再变成粗略的素描,但我从未停止过渴望回归。令我惊讶的是,近几年里我有了更多接近大自然的机会,童年心态开始零星地闪回。这让我既欣喜又怀旧,就像迷路的流浪者,飘泊中意外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是我也发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很多。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我有了爱的人和事,早已不能割舍。这里是我的家,异乡已经变成了家乡。童年的乐园是我心中永远的仙境,但是我已经无法完全回归了。

几天前在家里,我思念起在远方上大学的孩子们,就联想到他们小时候无忧无虑的面容。同时透过窗户,我看着后院的大树。阳光下,风吹着树叶,叶子快速地颤动。突然间,关于童年乐园的记忆就像开了闸门的洪水,涌进我的头脑,与孩子们小时候的各种笑脸交织在一起。那个时候他们心思简单、快乐,笑声中荡漾着从心底来的开心。他们都不太会微笑,总是大笑。笑起来无拘无束,响亮得能吓到旁边的人。我就猜测,他们大概也有自己的童年乐园,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也许每个小孩都有一个秘密的乐园,但都没有机会告诉别人,就像我小时候那样。

后序

英文版《童年乐园(Childhood Paradise)》发出几天以来,多位朋友与我分享他们读后的共鸣,让我备受鼓舞。但是他们也谈到,阅读时需要经常查字典,费时费力。也有读者利用Google Translate把整篇文章翻译成中文,但是机器翻译总有很多词不达意。看到了读者们的需求,我就决定写这篇中文版,希望他们阅读更顺畅。

二零一九年九月中 于美国家中

作者投稿
王橙宇:集体遗忘文革,无疑是一种更深远的民族公耻
发表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 由 wy

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潘家园收藏品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老外”驻足。他们不像中国富豪那样对那里的古董感兴趣,而是盯上了堆在屋角那些值不了几个小钱的文革“垃圾”,从即将化为纸浆的各类印刷品,不管是手写、油印还是铅印,不管是文字、照片还是绘画,不管是传单、小报还是通告;到造反队队旗、臂标和帽徽,总之,只要是“文革”遗物,纸不分大小,品不分精糙,统统买下,一样也不放过。他们买的方式也很特别,这一袋多少钱,那一堆多少钱,从不分张,亦不论份儿。这情景很自然使人联想起解放前洋人买我国古籍的情景:用文明棍一量,这一摞多少钱,那一摞多少钱。

有一位美国人居然一下抛下5万美钞,将一女老板经营的满屋子“文革”遗物买断,装了十几大纸箱全部带走。当中国人暗地里嘲弄“老外”傻冒、神经,有钱没处花居然高价买垃圾时,国外的留学生带回消息:某国某地建立起中国“文革”博物馆,某国某地建立起中国“文革”史料研究中心。紧接着,国外关于中国“文革”史料的版本目录性工具书也陆续编出来了,某地区出版过多少种“文革”小报、创刊何时、终刊何时以及创办者为哪一造反组织,简直记录得细致入微……直到这时国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老外狂敛文革垃圾,为的是最大限度地占有第一手“文革”史料。他们是站在历史研究的高度,将这些“文革”遗物视作了当代文物。可国人还是想不通:文革距今还不到四十年,“文物”至少得成百上千年,那些乱七八糟的垃圾能称得上“文物”吗?花那么大的代价建立起“文革博物馆”有商业价值吗?当光顾“文革博物馆”的中国人向老外提出这一疑问时:老外的回答再次令他们震惊:他们不惜花费巨资创建“文革博物馆”不是为了商业利益;更不是为了张中国之丑;而是要给国人提供警示教材:文革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灾难,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灾难!所以文革的悲剧千万不能在其他国家再度重演。如果不让国人记住那些发生在异国不太久远的教训,他们国家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换一幅面孔重蹈文革的悲剧……有些历史悲剧是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否则后世的人民会再度重蹈那些悲剧! 遗忘历史大悲剧的民族永远也不能吸取教训获得新生!中国人对历史大悲剧太容易健忘了;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曾经发生的大悲剧重演一次。

两千二百年前的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断送了当时已知世界最强大的秦帝国;以后中华帝国每一个强盛的王朝也一样断送在农民起义手里;两千年后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则使清帝国走向不可挽回的衰落……1895年,面积只有中国三十分之一,人口只有中国十分之一,昔日连进贡都不够格的小日本在天朝大国的门口打败了它的老师。一支日军闯进了旅顺,杀害了这个城市所有的中国人,连老人、妇女、儿童也无一幸免(只留下三十六人掩埋尸体)。中国人没有从那次血腥的灾难中汲取教训,继续贪污受贿醉生梦死,不思振兴民族富强国家;结果四十二年后的1937年,日军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杀害了37万中国平民……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1931年冬天,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肃反,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展开为敌复仇式的自相残杀,包括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曾中生在内的绝大多数中高级干部全被指控为“改组派”,在受尽酷刑之后押往湖北红安七里坪黑洼和河南新县白雀园用石头砸死……前后共杀了五千余人,比红四方面军死于战场的总和还要多。当时红四方面军还不到三万人。被肃掉的“改组派”几乎没有人明白这三个字的确切意义,连共和国元帅徐向前的夫人程训宣也成了“改组派”死于酷刑;当时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总司令,正率部在前线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三十五年后的1966年,我们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下和鄂豫皖苏区同样的历史错误,并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元帅贺龙,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国防部长彭德怀……等共和国元勋全被迫害致死,跟在他们后面遇难的前后不下一千万人!文革和张国焘的肃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党政要人付出的代价最大;都动用了非人性的残酷刑罚;强加了莫须有的罪名。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的罪名是叛变通敌;其他红军干部则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罪名则是“叛徒、内奸、工贼”;其他老干则是“反革命”,“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今年离文革整整四十周年,四十年是中国近代犯同样历史错误的通常间隔时间,我们本应该引起高度的警觉。

可实际情况是:经历过文革的人绝大多数已经把文革忘记得差不多了;文革后出生的一代人则根本不了解文革;不少年轻人还误认为文革是反贪反腐的民主运动?今天我们虽然没有搞红卫兵大串连和砸烂文化遗产;但不少社会思维和社会现象都折射出文革的影子,还有不少希望改变现状的弱势群体在为文革招魂……当远离文革的西方文明国家因为害怕犯同样的错误纷纷开设文革纪念馆时,深受文革毒害的中国人却在加速度地忘记文革?

二、

文革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我们没有理由忘记这段历史! 首先我们列举几则文革档案:

文革中被迫害自杀的知名人士:

邓拓: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被诬为“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

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即自缢而死。

李平心:历史学家,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老舍: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著名文艺评论家。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言慧珠: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阎红彦: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历任四川省委书记兼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因对“中央文革”所作所为强烈不满,于1967年1月8日凌晨吞服安眠药自杀。

李立三: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曾领导过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五•卅运动。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短短两个月中遭受14次无情批斗殴打之后,决心一死了之,当晚服安眠药自杀。

陈琏: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历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

罗广斌: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杨朔:著名作家。历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1957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受尽人身折磨侮辱。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雷:著名翻译家,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著名作家。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在昆明跳莲花池自杀。

吴晗: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自杀身亡。顾而已: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闻捷:著名作家、诗人。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文革被迫害致死的各界知名人士:

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
国务院副总理陶铸(1969)
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大将(1969)
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1969)
海军参谋长张学思(1970)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1967)
作家田汉(1968)
作家赵树理(1970)
文学评论家邵荃麟(1971)
文学评论家侯金镜(1971)
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1974)
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1971)
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1969)
教育部部长何伟(1973)
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1972)
监察部部长钱瑛(1973)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1966)
音乐学家沈知白(1967)
古典文学专家李嘉言(1967)
文学评论家胡先(马肃)(1968)
文学评论家陶然(1966)
小说家孔厥(1966)
小说家陈翔鹤(1969)
戏剧评论家伊兵(1968)
小说家彭柏山(1968)
美学家吕荧(1969)
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范长江;
著名文学史家刘绶松等。

文革中坚守良知,不放弃思考的小人物下场:

张志新:出身于书香世家,辽宁省宣传部干事。1969年给敬爱的伟大领袖上书提意见,善意指出毛泽东自大跃进以来犯有左的错误,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关入监狱,在狱中受尽非人折磨且被多次轮奸。因拒不认罪被判死刑,于1975年4月4日执行。临行前为了防止她喊口号,几个冷血壮汉把她按倒在地,在颈部垫上一块砖头,在不打麻醉的情况下用普通刀子残暴地割断了她的喉管……

李九莲:江西赣州冶金机械厂学徒工,文革期间为赣州第三中学宣传股长,学生部长,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兵团负责人,参加了文革期间全国最早也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1969年2月给在部队服役的初恋男友写信,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提出质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我时常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她的男友立即将恋人的信交给所在部队政治部。李九莲于同年五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于1975年绝食73天,在被强制注射葡萄糖的情况下才免于一死。1976年12月文革结束后在狱中写成《我的政治态度》,被认定在服刑期间重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于1977年12月14日执行。临刑前为防范她在大众之前呼冤喊口号,竟灭绝人性地把她的下颚、舌头用一根尖锐的竹签穿成一体……

黎莲:和李九莲一样给在部队服役的男友写信质疑文革,被男友告发,被判死刑,1970年被枪决时年仅18岁。临刑前在囚车上被活体取肾,四个冷血的武警把她按在车壁上,衣服往上一撸,没使用任何麻醉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一条半尺长的裂口,一个血淋淋的肾从里面摘了下来,然后匆匆往里面塞上一团药绵,纱布,来不及缝合就押往刑场执行枪决。同时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位大官正在等待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被活体取肾的还有小学女教师钟海源,接受她肾的是南昌九十二野战医院的一位高干子弟,此人坚持要活体取下的肾,还说女肾比男肾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钟海源的尸体则被九十二野战医院拉去作了解剖标本。

三、

文革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前面的人已经作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和探讨,本文主旨主要针对文革的灭天理绝人伦和对民族精神的深远毒害。人类文明的进程表明:文明的目标固然重要,但为实现目标采用的手段也一样不能忽视,反文明的手段会使原本很高尚的目标远离文明的轨道。文革的初衷或许有其合理进步的一面,反官僚主义就是文革最光辉灿烂的内核;但因为手段的反文明和灭绝人性,那点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亮点也被无边的黑暗重重围裹。文革中我们人为把一个群体划分为阶级敌人,并不择手段地把他们打倒在地。我们自信是革命正义的势力,阶级敌人则是没落反动的势力。但我们对付阶级敌人的手段野蛮残忍,在打击阶级敌人的同时也使我们的灵魂不同程度地被毒化。当我们陶醉于自己的暴行时,我们的灵魂已倒退到动物的状态。

下面有必要回顾一下大兴县屠杀事件: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发生了集体屠杀“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惨剧;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五类分子”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大辛庄惨案是屠杀事件最血腥的一幕:1966年8月31日夜里,这个村一夜之间就杀了一百多人。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把一个稚嫩的生命活生生撕成两半……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就用铡刀铡了十六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屠杀的手段也倍极残酷:年纪大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青年“黑五类”则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革命队伍”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外,还要施加令人发指的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少年“黑五类”的下场更惨,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然后再折磨至死……“革命队伍”成了屠杀和迫害的机器,成了没有任何人性的冷血怪物。

如果革命的果实是革命者成了反文明反人性的野兽,这样的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就算那些“黑五类”真个是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也应该让他们体面地去死,不应该施以非人的刑罚,更不应该殊连到不知邪恶为何物的婴幼儿身上。更何况“黑五类”不是凶恶的敌人,他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只是一个受尽屈辱根本没有能力作恶的弱势群体。大兴县屠杀事件在文革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类似的惨剧。

“破四旧”时期,北京市的红卫兵在全城大肆抄家。所谓的“抄家”常常是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一件。而且“抄家”还伴随“打人”,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被红卫兵押着游街。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的一对“资本家”老夫妇被“红卫兵”打得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鲜血淋漓;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一个本来应该很温柔善良的少女残暴成上文中的那个模样,我们无法想象那个时代毁灭人性的力量是何等巨大!在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中,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地主婆”(孤身一人的寡妇)被一群红卫兵用开水从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烫熟了还不肯罢手,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爬满了蛆。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北京是中华民族的首都,是华夏文明的腹心地带,那里尚且发生如此野蛮疯狂的闹剧;我们无法想象那些远离文明的西南西北地区会发生怎样的血腥罪行。文革期间广西屠杀“黑五类”事件无论规模还是手段都远远超过北京,那些从河流上漂流下来的用铁丝连在一起的一家三代的尸体使大辛庄惨案看上去如同儿戏。

…… 一个充满荒唐的年代,一出群体走向疯狂的闹剧和悲剧!当我写下上面那些沉甸甸的文字时,我的心涨满了难以克制的愤恨、悲凉。所以愤恨,是因为凶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给全民族制造了难以抹去的耻辱;而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迄今仍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悲凉,是因为一大群无辜者的生命竟会这样轻易地被剥夺,谁能保证,下一个不会是自己?而且至今没有一个当年的凶手出来道歉或者忏悔;每个参与并制造文革悲剧的当事人都振振有词地声称自己是“受害者”。那些被众人记起并被指证的作恶多端的凶手也露出满脸委曲状,声称自己是秉承了上面的旨意,行凶作恶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不过是制度的牺牲品……

我想起了德国纳粹党的历史,他们的命运是我们民族最好的借鉴。希特勒帝国覆亡后,一大批纳粹骨干被送上绞刑架,饶幸漏网者则逃亡到世界各地隐姓埋名,但一直不能摆脱被追捕的噩梦,每年都有一批纳粹党徒被送上法庭。从那时到今天,整整六十年过去了,幸存下来的纳粹党徒都已成了垂暮老人,并且是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按理他们当年犯下的罪孽不用再追究了。但国际法庭并没有因此放弃对他们的追捕,他们对人类文明的犯罪必须被清算,无论他们逃到地球的哪一角,也无论他们年龄有多大,哪怕他们此后的行为善良公正,他们一样要为当年的罪孽付出代价!如果这些人不付出代价,就是对“恶”的开脱和奖励,作恶者就会滋生饶幸心理:既然作恶可以回避惩罚,可以用事后的善行来补偿,那么我先杀一个人或抢劫一笔钱财然后再去作好事不就可以将功补过吗?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人在作恶时的恐惧感就会大为减轻,原本不敢杀人抢劫的人就会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罪恶的概率就会直线上升。

如果纳粹党在中国,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可以逃避惩罚,因为作恶者可以把责任一古脑儿地推给希特勒身上,他们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就算犯了罪也是迫不得已。这样的逻辑貌似合理实则荒唐,心灵光明的人拥有在权钱诱惑和淫威面前坚守良知的能力,如果一眼就能看出是罪恶的命令仅仅因为来自可以决定你政治生命的上司,为了保住眼前的既得利益就去不折不扣地执行,你不是原凶也是帮凶,帮凶也一样要受到惩罚。如果下面有更多的人坚守良知,来自上面的罪恶也不会大范围长时间扩散;上司也不至于长期作恶而不自觉。中华文明自古就有“乱命不遵”的明训,当慈禧太后在癫狂状态下向世界各国宣战并命令各地督抚杀光境内所有的外国平民时,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拒不奉命,使“庚子之乱”没有扩展到黄河以南,既保住了慈禧太后不致毁灭,又让中国再次逃过了被瓜分的噩运。不能惩恶,谈不上社会的稳定;不会忏悔,就没有进步的可能。最使我困惑的是,我们的民族真的没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吗?那个时代的暴力不只停留在行动上,暴力的根须还伸进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毒化了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在相当长时间内难逃其负面影响。

我的启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天语文老师要我们用“心黑手辣”“造句”,还在黑板上写下了供我们模仿的“范句”:“我们对待阶级敌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要心黑手辣!”中小学时唱在最多的校园歌曲是《象雷锋那样》,歌词的末尾是“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首歌直到今天仍在部分中小学校园传唱。多么恐怖的异化教育!多么可悲的文化传承!

四、

文革的历史教训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人的尊严和价值受到空前践踏;
2 人性被极大扭曲,全民“集体精神自杀”;
3 全民失去思考能力,并集体走向疯狂;
4个人崇拜甚嚣尘上,领袖被异化成“万能的神”;
5打击报复泛滥成灾,每个人都被迫在攻击和防范的夹缝中紧张战栗;
6 极端思维主宰一切,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
7 人权被蹂躏,民主异化为暴民政治;
8残忍暴力决定一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就出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 …

“红卫兵”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两个口号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齿于人类的行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大多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已经被无端压迫多年的弱者。我们民族的精神,经文革的折腾由百孔千疮而萎缩而一派散乱,被倡导、推崇、鼓吹的道德,都是反对生命本能的;爱国主义一样也被异化与扭曲,并在政治与法律处于混乱的情况下,已不同于以往的,甚至要以破坏程度去衡量一个人的爱国程度。大规模的怀有不良心态的反进化,明显的流露着莫大的无知与愚昧,而人们却乐此不疲,其动力可能来自于人们极其不正常与深重的嫉妒心理,并指引他们红了眼的去迫害,唯有把精神上高于自己的那一群人打倒,剩下的所有人的思想地位才大致处于同一高度,如此才有“团结”可言。这便是被改造与扭曲过的“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一直对文革怀有“既已过去,与现在无关”的漠然感,其实文革并非必然的产物,它所内含的偶然性很可能再一次溜进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忘记历史的教训,文革思维就会悄悄植根于我们的意识深层,类似的悲剧会换一幅面孔再度在中华大地重演,于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重铸文革的悲剧。尽管那是一个成长中的民族永远也不能重演的悲剧!文革的毒汁在今天依旧在浸染着我们的意识,挤压着我们的精神。

近几年青少年暴力犯罪呈急遽上升之势,并且大多是群体暴力犯罪,犯罪主体大多是中学生,当年红卫兵的主体也是中学生。每逢看到一群中学生用残暴致极的手段殴打落到他们手里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猎物时,我的意识深层就折射出当年红卫兵在北京街头用皮带抽打地主老太婆的镜头,两者的手段之残忍是何其相似?如果这些青少年有朝一日执掌了侵害他人的权力;他们身上的虐待狂血质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大人物所利用,中华大地极有可能再来第二次文革。

今天的中华大地有太多的“形式主义”,它自始至终都在为激进、片面、扭曲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贡献力量,同时也制造了相当氛围的浮华气息,使各种可笑可悲的事件存在了发生的前提,尤其使人们焦忙于无任何现实意义的“形式”之中。形式主义和浮华气息是文革的主要精神特征,可以说今天的形式和浮华为文革的重来准备了肥沃的土壤。

今天的中国有太多心怀不满的群体,他们都在热切地渴望改变现状。当改变现状的理性途径被封杀后,他们的精神难以躲避的受着种种折磨,出现种种创伤,意识深层就会滋长出难以遏制的报复情绪,会呼唤暴力和动乱。如果外界的条件允许,长期被压抑的委曲和愤恨一旦找到了突破口,就会象野火一样滋长蔓延。野火造成的毁灭是没有选择性的,所有的青草都会在烈焰中丧生,就象文革在反官僚主义的同时也把社会精英扫荡净尽一样。

今天的中国面临民众集体信仰危机和品格崩溃。没有宗教信仰的群体容易滋生个人崇拜,信仰某位权高位重性格极端的大人物;品格崩溃就会不择手段。个人崇拜和不怿手段恰恰又是文革遗留下的两大祸根。当我们的民族在加速度地忘记文革,自信那样的荒唐丑剧绝不会在以后的历史中再现时,我们却在不知不觉中为文革的复辟准备了各方面的条件,缺少的只是一个可以作为崇拜偶像的“领袖”而已。当我们以如此不尊重,轻视,淡忘的态度对待文革时,也阻塞了我们从中本该进行的反思。

今天的种种社会现象表明我们并未把文革思维隔离在那个年代里,仍给予了它向当代过渡与发展的机会。那些希望民众忘记文革的人们也许是基于“掩饰错误”和“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但如果掩饰的代价是“重复文革的悲剧”就得不偿失了。自暴其丑确然让人难受,但总比再来一次文革走向毁灭结果要好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用忘记文革的方式来掩饰错误,等于是用自杀的手段来遮掩身上的伤疤!文革是民族公耻,集体遗忘文革,无疑是一种更深远的民族公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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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发明了计算机(中)
2019-10-23 10:33:09


波士顿的新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1937年在计算机的发展史上是个神奇的年份。

这一年,图灵(Alan Turing)在指导教授数学家纽曼(Max Newman)的启发下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提到了逻辑运算机(Logical Computing Machine),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图灵机”。

在1928年的时候,数学大拿希尔伯特(Hilbert)在一次年会上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在一个数学体系中,是否存在一套规则,可以判断任何一个命题的真伪;第二,这样的系统是否具有一致性,也就是一个命题不能一会儿被证明是真的,一会儿被证明是假的;第三,是否有一个机制来判断一个命题是否可以被验证。

三年之后,25岁的数学天才哥德尔(Kurt Gödel)对第一和第二个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哥德尔给出这样的一个例子,“这句话是无法被验证的。”(This statement is unprovable) 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我们就无法验证它的真假,这个是矛盾的,因为既然无法验证,我们怎么能说这是真的呢?但如果这句话是假的,那就是说这句话是可以被证实的(This statement is provable),结果变成 This statement is proved to be unprovable, 也是矛盾的。这和“我说的是假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问题的焦点就到了第三题,是否存在这样的机制可以决定一些命题可被验证,但另一些命题是无法验证的,如果有这样的机制,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出那些无法验证的命题(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This statement is unprovable 的例子),把它们排除之后,就可以找到满足希尔伯特第一第二问题的系统了。而图灵的论文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他设计了一台假想的逻辑运算机(Logical Computing Machine),有四部分组成:

1. 一个内存(Memory),这是一条无限长的纸带,上面有一个个的小方格,格子里是字符(最简单的就是 0/1),或者是空白;
2. 一个读写头,它停在小方格上,可以有三个动作:读取字符,改写字符,向左或向右移动一小格;
3. 一个状态寄存器(Register)
4. 一个控制程序(Table of Instructions),根据当前机器所处的状态以及当前读写头所指的格子上的符号来确定读写头下一步的动作,并改变状态寄存器的值,令机器进入一个新的状态。

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这不就是一台计算机的雏形吗?就是用这台逻辑运算机,图灵解开了希尔伯特的第三个问题。首先,图灵提出在逻辑运算机进行运算的过程中,机器最终会到达两种可能的状态:一个是计算完成,机器停止,这就是停机状态;另一个是无限循环,计算永远完成不了。然后图灵设计了一个巧妙的悖论:假设存在一个判断程序H,它可以判断某个程序P是否会到达停机状态:

如果P会停机, 那么 H(P)=Halt;

如果P不停机, 那么 H(P)=NOT Halt

我们再构建一个程序K,它会把判断程序H当作子程序(subroutine)来调用,然后根据H对K判定的结果,反其道而行:

如果H说我会停机,也就是 H(K)=Halt,那么我就无限循环 K will Not Halt;

如果H说我不停机,也就是 H(K)=NOT Halt,那么我就停机 K will Halt

这样矛盾就出来了,H判断K会停机,可是K因此决定无限循环,所以H判断错了;但如果H判断K会无限循环,K却会因此停机,这样我们就永远也无法通过H来判断K会不会停机,所以结论是:不存在一个可以判定停机问题的程序H。图灵就这样轻轻巧巧地就回答了希尔伯特的第三个问题:停机就代表一个命题是可证的,不能停机就是说那个命题无法验证,而判断程序H就是那个判断命题是否可证的机制,既然H不存在,那么也就不存在一个可以判定命题可证性的机制了。

图灵的论文也许对数学理论的建立有一些帮助,但他更大贡献却是那台假想的逻辑运算机,可以说现代计算机的所有基本要素都已经出现在这台机器里了。

写完论文,图灵的指导教授就把他推荐给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另一位数学大牛Alonzo Church。于是图灵远渡重洋,来到了普林斯顿,搬进了爱因斯坦,哥德尔等人所在的数学系大楼(那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正是图灵的新老板Alonzo Church,当看完图灵的论文,非常慷慨地把“逻辑运算机”改成了以作者本人命名的“图灵机”,从此“图灵机”扬名天下,而24岁的图灵也在计算机发展史上,打下了一个永恒的印记。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真正地把图灵机制造出来了。

还是在1937年,麻省理工的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写出了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硕士论文,被后世称之为“信息时代的大宪章”(the Magna Carta of the Information Age)。

那是37年的夏天,还在MIT读研究生的香农在贝尔实验室找到一个实习的机会,在那里他见识了电话交换系统,研究了各种电子开关和继电器的应用之后,香农脑中灵光一现,把电子开关和布尔代数开始联系起来。

如果“开”代表0,“关”代表1,那么两个开关串联,其实就是“与”(and)的运算,因为只有两个开关都合上,电路才会流通;而两个开关并联,就是一个“或”(or)的运算,因为只要有一个开关合上,电路就会接通。而这个正是电子计算机二进制运算的基石!有时想想真的是不公平,这些容易的发明发现都让前辈们用完了,留给我们的都是些难啃的骨头,什么攻克癌症啦,长生不老啦,人工智能啦,都不是一个夏天的实习可以搞定的。

37年的秋天,香农回到MIT,在指导教授布什(Vannevar Bush)的鼓励下,写下了那篇著名的硕士论文《A Symbolic Analysis of Relay and Switching Circuits》。

而就在同一年,贝尔实验室的George Stibitz在家中厨房的桌子上搭建了一个可以做二进制加法的电子线路,这个模型被Stibitz的妻子戏称为K-Model,因为是在Kitchen里搭出来的。贝尔实验室对Stibitz的K-Model大力支持,找了一个团队来和他一起搭建更复杂的模型,终于在1939年造出了复数计算器(The Complex Number Calculator),这台机器有超过400个电子开关,每个开关一秒中可以开关20次,这个和以前的机械计算器相比,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了。虽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电子计算机,因为复数计算器是无法编程的,但它至少给我们看到使用电子线路进行二进制运算是完全可行的。


★火眼金睛☆ 发表评论于 2019-10-24 00:00:31
照这个节奏,好像下篇写不完啊
chufang 发表评论于 2019-10-23 18:10:25
von Neumann的控制论也是个经典。
HBW 发表评论于 2019-10-23 17:44:05
"有时想想真的是不公平,这些容易的发明发现都让前辈们用完了,留给我们的都是些难啃的骨头..."

西方的很多数学、物理的理论发现过程都有这个特性。问题在于他们的思考方法和学术环境。可以酝酿出学术成果,以定理、文档的形式保存下来。后来者很容易的获得前人的知识,站在新的起点开始新一轮的思考。长年累月就慢慢建立起知识的大厦。灵光闪现前的知识积累及科学方法训练不是一天就促成的。
cys254 发表评论于 2019-10-23 17:42:43
还有一个von Neumann也很重要, almost all modern computers still follow Von Neumann architecture
老生常谈12 发表评论于 2019-10-23 17:14:47
谢谢新人科普。
民国君子 — 陈立夫


徐沛


在德国获得学位却回不了自己的故乡后,我开始研读中国史料。最大的感慨是以鲁迅为榜样的笔杆子的无耻。他们像鲁迅一样违背“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价值,颠倒黑白,欺世盗名。

1946年,推崇鲁迅的陈伯达(1904—1989)发表《中国四大家族》,对民国政要蒋中正、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家族竭尽诬蔑之能事,用恶毒的谎言为共产国际发射了一枚炸毁中华民国的重磅炮弹。

鉴于红色媒体总是把民族败类吹捧成君子,周恩来甚至被封为“民国君子”,我乐于向大家介绍被诬蔑的陈立夫。他不仅是正人君子,还像宋美龄一样长命百岁。

书生报国

陈立夫(1900 – 2001)的叔叔是辛亥群雄之一陈其美(1878 – 1916)。陈其美、黄郛与蒋中正是“桃园三结义”的民国版。他们都推崇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三民主义,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民主共和而出生入死。大哥陈其美被袁世凯视为眼中钉,在利诱不成后,将其暗杀。二哥黄郛(1880 – 1936 )反对联俄的策略,认为“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比,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日本这一条路”。可惜黄郛早逝,与他志同道合的妻子沈氏三姐妹中的大姐沈亦云在专著《亦云回忆》中展现了这位第一代民国君子的风范。蒋中正通过大哥陈其美结识孙中山后彼此赏识。孙中山去世后,蒋中正后来居上,成为革命领袖。


1925年,怀抱“科学救国”的陈立夫在美国留学时,眼见异邦的发展与建设,接受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革命理想,申请加入国民党。陈立夫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后返国,哥哥陈果夫(1892-1951)力主他听从蒋中正的召唤,去广州担任这位黄埔陆军官校校长的办公厅机要秘书,献身国民革命。陈立夫放弃自己当工程师的理想,从此像他哥哥一样忠心耿耿地辅佐他们心中的革命领袖蒋三叔。

1926年,陈立夫赴任后,发现蒋中正有时脾气很坏,特别是对军人。所以,他就对蒋中正说:“如果有人对我发脾气,我会立刻辞职。”蒋中正在其合作的25年里尊重他的人格,没有对他出言不逊。


陈立夫在其自传《成败之鉴》中表示,“假如我来写中国近代史,我一定要这样说:对于中国的统一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艰巨事项,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蒋先生个人的功劳”。这是那时中华志士的共同理想,也是他们效忠蒋中正的原因。


1992年,94岁的陈立夫在家接见首批大陆记者,表示他的人生观是以创造与服务为中心,并且引以为乐。有亲友求字,他也常题“创造与服务是人生两大乐事”。

所以,当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陈立夫甘当替罪羊,引咎辞职,去美国自谋生路,开办鸡场。1969年,他在拒绝了联合国代表等六个民国官位后,又听从蒋中正的召唤,回台湾做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副会长。从陈立夫一生的言行来看,他堪称中国文化的守护者,孔子的推崇者和实践者。他1939年就建议以孔子诞辰为全国教师节;1961年,他把以往士人所必读的四书系统整理出版,名之曰《四书道贯》;他还为后人把孔教总结为“公以显道,诚以律已,仁以待人,中以处事,行以成物”。


陈立夫长命百岁的养生秘诀,头一句是“养身在动,养心在静”,末八字为“知足常乐,无求常安”。陈立夫与哥哥就象陈其美与他俩的父亲一样和睦,陈氏家族在大中华民国位高权重,但陈氏兄弟秉承祖训:“寿本乎仁,乐生于智,勤能补拙,俭可养廉。”


弦歌不辍

陈氏家族与共产党的诬蔑恰恰相反,清廉得难以想像。陈立夫兄弟之所以遭共党大肆诽谤也恰恰因为他们是仁义之士,爱国爱民,是共党天敌。陈立夫对做官无兴趣,一直求去而不得,但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大业,他忍辱负重,先从军,后主持国民党党务,为了抵制苏俄渗透组建中统,促使一万五千多名误入共党的民国青年改过自新……可惜他的诸如提防共特冀朝鼎损害民国信誉等多项良策没有被采纳。蒋中正还把匪首邀请到重庆谈判。在毛泽东上门去拜访陈立夫时,他趁机向毛坦诚他的理念:三民主义集各种主义之所长,又合乎中国文化道统之精神,才能救中国;而马列主义来自侵略中国的苏俄,文化思想之侵略较之任何其他种侵略为最危险。简言之,他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而反共剿匪。那时陈立夫就在为实现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而殚精竭虑了。

在抗日的艰难时期(1938 – 1944),陈立夫在教育部部长任上,不仅发展国民教育,为国民尤其是穷困子弟提供就学机会,还聘请专家把中国人应知的中国历史纳入必修科,使中国的大学不沦为殖民者的附庸,在民国政府收回租界前先收回“文化租界”。那时的学者比如吴宓等被教育部聘请为教授。然而,中共夺取政权后,吴宓等专家学者都被迫接受外来马列邪说,后来还被剥夺教学资格;下一辈则要么像遇罗克一样因出身被剥夺接受教育的权利,要么像刘晓波一样通过高等教育被赤化。民国政府在战争年代还坚持办学,“弦歌不辍”;而马列红朝在和平年代居然“停课闹革命”,鼓动学生斗老师。

陈立夫因未能如愿当采矿工程师而抱憾终生。可是他虽没能发掘地下物质资源,却用采矿的精神和方法,既发掘了潜在的人力资源,又开采了中国的文化宝藏并被誉为中医的保护神。为了捍卫中医,他曾表示,“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

在100年的生涯中,陈立夫50岁前投身于国民革命,创建和捍卫中华民国,50岁后致力于复兴中华文化。1973年,为了抵挡中共统战的糖衣炮弹,陈立夫建议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号召向大陆作政治反攻。





夫妇和顺

陈立夫不仅忠孝两全,而且夫妇和顺,虽然他与妻子是包办婚姻。13岁时,家里就给他和同龄的孙禄卿(1900 – 1992)订了婚。 他大学毕业出国前夕才在亲友的陪同下与未婚妻正式见面。27岁时他们结婚,白头偕老。80岁时,夫妇在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书画展。90岁时,他表示, “我与内人结婚已63年,从未吵过架”。因为他遵从,“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夫妇和顺对下一代影响不小,所以,1994年出版的自传中他表示达成了祖父“五世其昌”的心愿。他90岁生日的全家福上,二老被25个子孙簇拥,可谓根深叶茂。

他的三子陈泽宠,继承父亲遗志,接手担任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董事长。2005年8月赴北京旅游,因感冒不适就医,被大陆庸医建议切除肝肿瘤,术后又被迫换肝,花费七十万元人民币后痛苦离世,享年六十四岁。但愿陈氏家族能从痛苦中明白中共极权专制的危害,不解体中共,中国不可能统一,也难以在大陆复兴中华文化。

徐XU 沛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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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徐沛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9年10月10日16:31
纪念赵紫阳百岁文 10/15/2019 10:26
赵家兄妹:祭先父赵紫阳百岁冥寿文

2019-10-13 23:15 明鏡網mingjingnews.com

再过几天,十月十七日,是我们的父亲赵紫阳百岁冥寿的日子。
这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百年;是中华民族在火与血中淬炼的百年;是交织着希望与绝望、激情与苦难的百年;是伏尸千万,血流成河的百年。
生长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是幸运还是不幸?

赵紫阳

先父出生于河南北部的农家。我们的曾祖父、祖父是乡绅;按后来的称呼叫地主。先父晚年说,就是农民。
中原地区殷实农民积累财富的手法不多,无非是勤俭、攒钱、买地。祖上也不例外,只是勤俭到极致而已。先父回忆儿时光景,印象最深的就是家中那两口大缸,用来腌渍家族常年食用的咸菜,用的是从盐碱地中淘洗出来的“小盐”;而“大盐”,即一般的食盐,是舍不得买的。

传统的中原农民,只要稍识文字,就有忠义报国的意识。这些现在已经淡薄了的古代精神,却是当时北方乡绅深入骨髓的观念。抗日救国,出钱、出力、出人,他们是不会犹豫的。
这家秉承传统的农户,重男轻女是当然的。先父年幼时,赵家是一个三代同堂,一起过日子的大家庭。曾祖父是当然的大当家。吃饭时,只有他的碗里有白面馍馍。他有时会拿起一个,对着长孙儿说:“赏你一个,拿去吧”。据我们的姑姑后来说,曾经还被允许过蘸着白糖吃呢!

他是长孙,又是独子。在姐姐羡慕又安份的侧目下,吃着姐姐可能从来都不知道滋味的食物。大家也许都会猜想:这男孩将来会是个自私、懦弱的人吧?但是,常识是会捉弄人的。先父后来居然成长为一位具有悲天悯人、天下关怀胸襟的人。
他看不得别人受苦,对剥削、压迫有着本能的仇视;他看不得不公不义,对苦难、人权有着天生的敏感。他在八十年代说过:“如果我们国家的人权不如人,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他有为别人着想的习惯,总是怕麻烦别人;他怕受到殷勤的侍候,会有如坐针毡的感觉。对奉承的人,哪怕是出于真心,他会神情尴尬;来探访的故旧如带着礼物,他会有受辱之感,却又不知如何拒绝而不知所措;在众人面前,说一些应景而无用的话,应该是高级干部的基本功,而他却觉得困难。

他爱动物,不论是自养还是野生的。他晚年时,家中院子里出现了一只黄鼠狼,因错吃毒鼠药踉跄着即将死去。看门的人捉住扔到了大门外。先父闻知,一反常态,大为生气,责令立即找回来。

他的秘书在回忆文章中说:对谄媚逢迎的人,他感到难受;对张显权势的行为,他感到厌恶。秘书感慨道:“高高在上、手握重权多年,权力怎么对他没有腐蚀呢?”
对于权力,先父与其他一些人有不同的理解,他曾说:“办不了事,权有何用?”他认为,天下是大家的,我们是为大家办事的。他一生临渊履冰,言行谨慎。但在泰山压顶时,却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欠老百姓太多,我们正在还债!”

还债的情结,先父萦怀多年。据我们所知,许多老前辈在文革结束后,都有这种浓重的内疚情结。他们觉得,对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欠得太多。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改革,为什么改革要从农村开始的原因吧?
那真是一段激动得令人心颤的岁月。全党同心同德、全国兴高采烈、官民朝野互动。大家都以为,国家必然会就这样走下去,走向世界先进民族的前列。

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度,因改革而取得了巨大成就,原因是什么?一直没有说清楚。民间学者克服着资料不全、当事人离世等困难,在孜孜探寻着。有一位具思想家特质的女学者,有感于这史诗般景象所蕴藏的深刻原因,思考着,希望用几句话概括这波澜壮阔的历史年华。她后来说,深邃浩瀚,难以做到。中国向何处去?应该走什么发展道路?国家似乎仍在徘徊。先父经过深思熟虑,认为: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民族继续前进的指导思想。这个路牌指引的,是一条能走得通的路。

我们的民族,百多年来似乎运气不佳,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作出正确选择的机率不高。现在,新一次历史的选择正在降临,幸运之神,会再次与我们擦肩而过吗?
江河流水,逝者如斯。在岁月的黄昏中,那昔日最后的余辉,即将消失于历史的桑榆之下。

中共在历史上的经历和起伏、经验和教训,为世界之仅有,即是包袱,也是财富。中共在文革、“批林批孔”、“批邓”这些浩刼中,无形中锤炼出了一大批“群众运动专家”。这些有着安抚群众、化解僵局经验的各级干部,练就了一身柔软的功夫;他们具有虚与委蛇、巧于柔化的独门绝技,是宝贵的财产。先父曾要求各级干部,“要具备在中小动乱中正常工作的能力”。今天回看,这些功夫,如能保留下来,对造就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社会,是何等的福份。戾气太重,终非社稷之福。
失去了以理服人的耐心,失去了妥协宽容的智慧,就会失去进步的能力。

八十年代初,河北省有位造反派头头,在面临清算的时候,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他没有说自己的事,却提出了解决河北存在问题的一些看法。先父看后,称赞道:“造反派中真是有能人啊。”是的,那些建国后培养的大学生,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当时如能及时地解脱他们,那怕是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将是多么可观的一笔人才财富?可惜一代豪杰,近于全毁。对此,有识之士,常常扼腕叹息。

多少举世无双的思想、多少兴灭继绝的学问,那些“为之百年犹不足,毁于一旦而有余”的瑰宝,因领导者的不了解、不认同、不喜欢而毁掉了,无复再生。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思想的退化、哲学的贫困;失去了龙腾虎跃的深刻探索,看不见微弱闪烁的智慧火花;既没有人道关怀的点滴温暖,也没有动人心弦的丝毫感动。这是百年未见的精神困局。
家父曾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一动手,打死了就没有了”。后来,真的动手了,真的打死了。人心收服的努力、道义资源的培育、百家争鸣的局面、政治改革的设计……,全都化为乌有,“落了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在中共年轻的时候,聚集了一大批民族的英华,他们理想崇高、坚强勇敢、不计得失。那真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让人说不清、道不白的是,在短得让人惊异的时间内,那些精神、那份传承,突然都无影无踪。几位风中之烛的老人,被称为“最后的良知”,徒劳地痛心疾首着,也相继寂灭了。
古人有言:“野无遗贤,乃盛世之气象”。而今,经过多年的优败劣胜的“逆向淘汰”后,有道是:刚正耿介者寥寥无几;寡廉鲜耻辈洋洋大观。
这些“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如此神速,如此彻底,亘古未闻。

曾经,家父在与我们闲话时说道:“胆小的人有原则”。此话颇费解,因为是悖论;胆小的人,怎么会有原则呢?后来我们明白,他说的胆小的人,是指不敢肆意而为的人。在众所皆知的那件事上,他是一个“胆小的人”,他选择了苦路,他惧怕那悠悠后世的骂名。 “心之所善,虽九死而未悔;违君之痛,长太息而掩涕。”呜呼!自古君臣相济多美谈,能有始终者,难矣哉!

先父的一生:学生时的热血、抗战时的艰难、建国时的欢欣、饥荒时的迷茫、文革时的绝望、天府大地重生的喜悦、改革开放的豪迈、八九的痛楚以及晚年的沉思,这一切,早已是过眼云烟,将慢慢地消逝在历史长河的淌流中。唯有他以最后的行为,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出的呼吁,仍在回响:我们希望改变中国,希望改变世界,为什么我们不能改变一下自己呢?

作者:赵家兄妹,《明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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