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拂:政审你大爷 11/14/2018 05:04
红拂:政审你大爷
发表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 由 lixindai

重庆高考报名要政审的事儿火了,我一听,又乐了:有些东西又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国很多政策荒谬绝伦,但制定者为自己辩护起来总是振振有词,问题就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高考报名要政审?大学是你家开的吗?这国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公立的意思是花纳税人的钱在办教育。你们收税时从来不觉得我们道德品质恶劣,不要我们的肮脏钱,凭啥到了我们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就嫌弃我们的孩子道德品质恶劣,不让报名考大学了呢?

再说,这道德品质恶劣是怎么界定的?申请信息公开,要求知道有没有签过放弃唐努乌梁海领土的条约,算道德品质恶劣吗?道德品质恶劣与否,谁有资格来界定?制定这种规定的脑残,你自己的道德品质过关吗?这国有道德品质罪吗,有道德法庭吗?昭告天下要依法治国,私下里对纳税人的孩子进行道德审判,取消他们的高考报名资格,这事儿不荒谬吗?

说一千道一万,只要我们的孩子没犯罪,凭啥取消孩子的高考报名资格,剥夺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你们制定这种脑残规定的时候,查过宪法吗,问过纳税人答应不答应吗?你们的工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纳税人掏钱付你工资,是让你为人民服务来着,不是祸害人民来了。动不动就取消这个剥夺那个,这个收费那个涨价,不就是因为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吗?老以为老百姓的一切都是你们恩赐的,忘了你们的一切都是纳税人恩赐的。

连五代十国的后蜀皇帝孟昶都知道”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那意思是当官的吃的是老百姓的饭,要知道感恩,欺负老百姓狠了,是要遭天打雷劈的。在21世纪的今天,你们还不懂这道理,是脑残还是心坏呢?

重庆的教育官儿一看这事闹大了,出来否认说没政审这回事,”我们叫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现实表现的审核”。越抹越黑了思想政治的考核”?这是在治思想罪吗?如果思想有罪,那全国人都可以入罪,谁思想有问题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吗?

看过《肖申克的救赎》的瓜友可能都还记得,安迪辅导年轻犯人汤米考大学的事儿。犯人也可以考大学?没错,在美国,犯人也是可以接受教育的,部分表现好学业优秀的犯人甚至可以申请联联邦佩尔助学金接受大学教育。美国有专门的监狱教育,对犯人进行职业技能和基础文化教育等等。不仅美国,欧美国家都有类似的监狱教育系统。

有人可能会质疑说犯人凭什么接受教育,这不是在变相奖励犯罪吗?不是。欧美国家推行监狱教育,是因为犯罪率高的人群往往也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因此他们认为让犯人接受教育,刑满回到社会后,二次犯罪的概率会大幅降低。

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是成立的。英国司法部的统计显示,有了监狱教育后,二次犯罪率降低了一半以上,从而为司法系统节省了大量预防犯罪和起诉罪犯等等的开支,也就是说监狱教育替纳税人省了钱,也提高了纳税人的安全保障。

监狱教育,一方面拯救了犯人的后半生,一方面保护了纳税人的钱袋和安全。相信犯人也能通过教育洗心革面,是人道至上的文明理念,绞尽脑汁为纳税人减负对纳税人负责,是饮水思源的现代执政理念。说白了,人家的政府,知道自己是谁,知道是谁养活了谁,谁该为谁服务。

教育的目的本来就是育人,通过教育让孩子们成长为更好的自己,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为社会发展贡献一己之力,也活出幸福快乐的自己。连犯人接受教育后都能洗心革面,更何况还处于思想成长期的孩子?以思想政治审核的名义剥夺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岂不是背离了教育的初衷与目的?人家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信心教育好犯人,N个自信的你们倒没信心教育好孩子吗?

以思想政治审核的名义剥夺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说白了就是把公民该有的权利当做奖赏与筹码来控制孩子脑子里想什么。孩子连思想的自由都没了,还会有创造力吗?难怪泱泱大国十四亿人口却造不好一个小小的芯片,造不好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尖。也难怪国产骄傲华为手机竟然是日本人研发的。

有些东西,长点心吧,别老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把全国人的利益和权利踩在脚底,把干干万万人的命运当儿戏,当心”上天难欺”,装逼遭雷劈!政审,审你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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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远志:雪梅和我 一一 回忆我们的青春与爱情 (1)
发表于 2018 年 11 月 07 日 由 舟巷

一 引子

二〇一七年七月初,二十几位在北美的大学同学及家属相聚于洛基山下。我们在星空下、篝火旁,相互追问各自毕业后的经历和家庭情况。几十年不见,老同学们热情洋溢。他们追问我和雪梅相识、相爱的过程,以及过往的生活经历。我也被感染,那天晚上说了很多话。后来几天余兴未尽,又和多位同学谈到更多细节,以及对爱情、婚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尘封的往事重新涌上我的心头。其中很多事,几十年来都没有机会再想到过。从洛基山回家的一路上、和回到家以后,年轻时的画面还继续在我头脑里翻转,挥之不去。离那段历史越远,就越觉得记忆的宝贵。如果不趁早写下来,恐怕以后会遗忘。于是我就开始下笔写这篇文章,以纪念雪梅和我的青春与爱情。

二 美好的相识

一九九零年上海的春天,在我眼里显得特别美丽。六四事件对我的冲击,因为一个宽待在校学生的新政策,出人意料地开始减退。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国家和社会经历了惊涛骇浪。我的生活和思想也随着大环境而跌宕起伏,人迅速成长和成熟。我看人生和社会的视野变得开阔很多,自信心大涨,觉得经过了锻炼,无论未来如何变幻,我都能够应付。我也有了新的人生信念,看淡了事业成功、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等世俗目标。

六四后“抓大学生”,造成民怨暗积,国际观感恶劣,国际制裁加剧。当权者担心自己的生存,所以对待学生的手段只好软化一些。当时宽待学生,属内部政策,从来没有公布过。但朋友之间的小道消息既快又准,所以我们都知道。新政策出台前,警察经常把我关在小黑屋里,审讯我、并逼迫我写交代材料。我一直担心随时被投入监狱。小黑屋之外,我的学籍也成了问题。早在八八年末,交大就正式公布过,确认我在八九年秋季免试直读研究生。但1989-90学年过去了大半,学校却一直不允许我在研究生院注册。新政策出台后,我的境遇有了明显改善。警察不再找我麻烦了,交大也对我好些,让我变成了正式的研究生。我自觉很幸运。但是想到还有那么多没有学生身份的人身陷囹圄,我的好运让我有隐隐的负罪感。我前途茫茫。六四摧毁了原来的人生规划,但我并不觉得沮丧。相反,这场变故使我领悟到一些社会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外加不用坐牢了,所以我心情大好。

我又开始正常读书,锻炼身体,和同学朋友聚会了。失去过自由就知道,在这个国家里,自由原来如此脆弱。重获自由,才切身体会到,自由是多么的美好。一年多以来,我的神经高度紧张。现在突然放松,我如释重负,心情格外的舒畅,觉得山也俊、水也秀,连空气都是甜的!马路上的年轻姑娘在我眼里也显得特别有吸引力。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毫无羞耻感地注视着校园里的漂亮女孩们。而雪梅就是我眼里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一个。

我和雪梅的相遇,很大的成分是因为运气。相识之前,我们好几年同在交大的徐家汇校园。这个校园并不特别大,后来回想,觉得我们应该以前也见过面,但彼此都没有留给对方什么印象。那个春天,天公作美。不知什么原因,在短短几天内,我在校园里多次遇到她。所谓“遇到”,其实经常只是“远远看到”。当时的经验是,一个魅力出众的女孩,即使离我50或100米,即使只出现几秒钟,我也能注意到她、感受到她的吸引。这样几次“遇到” 雪梅后,我就开始心里向往她了。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也没有任何行动。

不久后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天气清爽宜人。我骑自行车路过校园中心的红太阳广场,远远就看到雪梅和一群女孩迎面走来。她比同行的那几位高一些,穿着丝质衬衣、长裙、高跟鞋,很宽的黑色皮带匝在纤细的腰间,裙摆和长发随着款款的步伐,在微风中轻轻飘动。她欢快地说笑着,姿态婀娜、容貌娇好,全身散发着逼人的青春气息。雪梅的这个形象,后来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我试验过很多次,如果让我只凭头脑里的印象为她画像,我总是画这个形象,因为它在我的记忆里一直鲜活、完整。多年以来,我会偶尔回想相识的情景、和当时雪梅的样子,曾经的怦然心动就会重新袭来,让我觉得青春不枉,觉得自己不配这样的美,是上天特别眷顾了我。

当时雪梅身边的女孩里,我认识一两位,所以需要在擦肩而过时和她们打招呼。但因为心里想着雪梅,我有些紧张窘迫,所以打招呼时显得害羞和不自然,惹来她们一群人哄堂大笑。她们笑我,我就更窘迫了。经过她们后,我开始责怪自己没有用。“不就是喜欢个女孩吗?何必藏着掖着,直接去约她出来!”于是我开始计划,骑车绕广场一圈,再次遇到她们,当面约雪梅,去晚上的校园舞会。两分钟后,我又出现在她们的视野里。可是当我看到她们脸上的惊讶,突然开始怀疑刚拟定的计划,觉得如果这样唐突地邀请不认识的雪梅、而不约认识的另外几位,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尴尬。万一造成不快的局面,本来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这时我的自行车已经到了她们的身边,在那么多眼睛的注视下,内心的犹豫再一次让我语塞,于是她们又一次大笑。我离去后,心里的决心更大,一定要约雪梅出来!当天下午,我找到了早晨并肩而行的女同学中的一位,也是我的好友,请她转告雪梅我的邀请。傍晚,好友传话回来,雪梅答应了。我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三 爱情的成长

雪梅和我的交往,从相识的那天起就非常顺利。最初的时候,她对我的态度是愉快、温和、但又谨慎的。她从不主动,但总是体面地欢迎我的各种邀约。我因此受到鼓舞,很快就每天都约她。我们玩遍了交大附近所有适合谈恋爱的场所。起初我怕冷场,说得多。而她比较小心,说得少。所以大多数时间我讲她听。记得一次我讲到没有话讲,就说,“我没有话说了”。她说,“你讲得挺好的,我喜欢听”。意外被她鼓励,我又开始讲了。初识的坚冰,就这样在一次次的交流中慢慢融化。我们都逐渐变得更自然和放松,交谈的内容也越来越深入。

相识后不久,一次我去她宿舍,正巧她不在,我就坐下来等。她的一位室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雪梅最近心情特别好,夜里经常在睡梦中笑出声来”。其他室友马上嬉笑附和,说大家都听到过。其中一位趁势揶揄,“她肯定在做梦,梦见了自己在约会!”于是,满室欢笑。“原来不是只有我一头热!”我心里为之一振,特别高兴。那时,我已经对雪梅情有独钟。但越是如此,就越惴惴不安,不确定她心里到底喜不喜欢和我在一起。而室友们的玩笑话,一下子抹掉了我隐藏已久的忐忑,让我的自信心大增。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和雪梅越来越熟悉,从完全陌生的两个人,变成了亲密的男女朋友。这让我喜出望外。当时交大男生严重过剩,女生严重稀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交大男生,在偌大的校园里挑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女孩,结果她不但没有拒绝我,还真和我郑重其事地谈恋爱。想想看,那对我是多大的快事啊!

最开始,我被雪梅的容貌吸引而追求她。但相识后,我很快就迷恋她的整个人。她诚实。生活中很多人为面子、或一时方便而撒小谎,但她完全没有这样的习惯。在这点上我们很投缘。她聪明。她爱笑、也爱哭。她温柔、细致,经常在点滴处为我着想,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温馨。有过一两次,我们在重要的事情上误解了对方,两个人都很心痛。但认真解释后,误会与隔阂也就烟消云散了。我们从不吵架,也没有一般恋人之间常见的小别扭。只要在一起,不管做什么事,我们都兴奋、开心。我们开心,就是因为在一起。差不多每一次约会,我们都流连忘返,直到深夜,才不得不准备说再见。然后我送她到她的宿舍楼下或家门外,看着她依依不舍地走进房间,我就立即开始盼望和计划下一次见面。

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我只知道自己喜欢雪梅,就不顾深浅地追求她。我爱她的人,却不了解她的生活。我那时有很多不现实的观念,也缺乏言谈和处事的圆通,不会从她的角度想问题。这一半是因为我没有经验,另一半是因为我故意躲避世故人情。比如在相识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她的基本境况都知之甚少。我内心不想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工作前途等,怕那些东西干扰我们的爱情。我的不谙世事,曾经有很多机会在两个人之间引起尴尬或不快,但她包容了我,并且做得含而不露,保护了我初识时的热忱,也使得我们的关系起步得平顺、愉快。如果她像我一样不成熟,我们不会相处得那么好。她很早就在心里接受了我,并且言行温柔、得当,鼓励着我在爱情之路上满怀激情地向前冲。

我们的恋爱,身边的老师、同学和朋友都知道。实际上,我们的故事在当时的学校里产生了小小的轰动效应,只是因为一位各方面条件都没有“缺陷”的上海女同学、和一位不太可能留在上海的外地男同学一本正经地谈恋爱。这个简单的故事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范围。他们不太相信我和雪梅的关系会长久。而我缺乏社会经验、盲目自信、外加对别人心态向来迟钝,所以对身边人的怀疑眼光毫不体会、也毫不在意。

恋爱中有很多趣事,比如我第一次知道雪梅父亲的身份,过程就很好笑。那时我们已经热恋几个月了,天天在一起。一个早晨雪梅找到我,说要改变当天的计划,因为她父亲来找她,要去与系办的老师谈她的毕业分配问题。我就说,“你去陪父亲吧,他来一次不容易,你多陪他在校园里看看。”雪梅说,“不用,他是交大老师,办公室就在校园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未来的岳父是交大教授。当时我还短暂地被惊吓,以为他是我们系的教授。而我认识我们系所有的教授,他们对我也很熟悉。我当时想,我不小心找到了哪一家的女儿呀?难道这几个月以来,她的父亲一直在暗中看着我!?后来雪梅解释,她父亲是其他系的,我才放了心。

那时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未来的丈母娘。一次去家里找雪梅,她家门紧锁。邻居说他们全家人在逛南京路。她家离南京路很近,步行只要几分钟。又是全家人在一起,所以不可能走得很远。于是我奔到南京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到他们。然后我和美丽时尚、花枝招展的雪梅手挽手走在前面,其他人走在后面。回到家后,雪梅妈让雪梅转告我,说要送我一条裤子,而且马上就要再出门去买。我问为什么?雪梅说,南京路上,他们全家走在我们后面,都看到我外裤的屁股上有一个很大的破洞。那个时候,我衣服和裤子上的洞,都是因为破损了才产生的、货真价实的破洞,而不是为了时尚而人为造出的洞。我就想,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美丽的女儿找了这样一个男朋友,心里可能很难高兴起来啊。

还有第一次去雪梅家吃饭。她家没有男孩,所以饭锅和饭碗都很小。我也不懂客气,不知观察身边的形势,很快吃完了第一碗,去盛第二碗,再盛第三碗…,也没有想想别人是否要添饭,就很快清空了饭锅。不巧的是,她父亲也要添饭,惊讶地发现锅已经空了,害得我马上解释,尴尬…。后来家里人还会当笑话提起这件事。雪梅妈妈总会强调,那个被我清空的饭锅有多么干净,害得雪梅爸爸以为自己找错了锅。她妹妹则会说,当时看到我吃饭的速度,惊得她不敢吃饭。

那个时代的社会很缺少简单浪漫的爱情。即使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在公共场所也很少能看到快乐轻松的情侣。所以一个突出的记忆就是,我们经常成为被围观、被瞩目的对象,无论是在校园里、马路上、还是公交车上。一个夏日的夜晚,我和雪梅从交大校门外的一间小店里出来。我跨上自行车,雪梅高高兴兴地跑上来,坐到车后座上,揽腰抱住我。按现在的标准,这只是一个很平常的情侣画面,可是当时旁边突然有人用普通话大喊一声,“潇洒!”我们吓了一跳,注目看,喊话的人竟然是个警察,而且离我们只有几米远!我们数目相对,又都迅速把目光移开。我和雪梅是怕他追上来罚款。当时警察经常躲在校门附近,抓大学生“自行车带人”,然后罚款。那个警察可能因为自己情不自禁地喊出心声、又被我们听见,所以感到不好意思。他也马上把脸转到别的方向,不再看我们。我带着雪梅快速蹬车离开,他也没有追我们。

雪梅毕业后在一个工程设计院工作。她的同事们不久都知道我的存在。有一段时间,他们单位在马尾港接了项目,雪梅担任工程监理,在那儿一呆就是几个月。那时马尾刚刚开发,还是个大工地,距离福州市区很远,周围十分荒凉。有一天,我实在想念她,就突然决定逃课,从上海坐十几个小时的海轮去马尾看她。当时没有手机,电话很不方便,而我又是临时决定,所以没有机会事先告诉她。到了马尾,靠四处打听,我找到她所在的工地。“雪梅的男朋友追到工地来了”一下子成了小新闻。她的上级和同事们都用一种有点惊讶、又有点赞赏的眼光看着我。后来几天在马尾港,我们所到之处,总能在周围人的眼里看到类似的目光。

回上海时,雪梅到马尾港码头送我。我们在老旧而空旷的码头前小广场上分别,心里不舍,就情不自禁地拥抱亲吻。其实很短暂和克制,但一抬头,发现方圆百米内,稀稀落落的人们都在默默地、直勾勾地看着我们。他们大多数人脸上僵住、没有什么表情。当时的场景突兀离奇,我又是一个容易害羞的人,所以一直记得。

在我即将硕士毕业、可能就要离开上海的那段时间里,关于雪梅是否应该甩了我,成了她的同事们聚餐和打麻将时的热门话题。几个年长的人认为我们肯定要分手,有时拿这个话题开玩笑。有一个年轻的女同事坚决为我说好话,帮雪梅反击。她说我当年千里迢迢到马尾港去看雪梅,证明我对雪梅真心好。我听说后,心里一直感激这个女同事。

遇到雪梅之前,我本是个不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但恋爱的时间久了,我发现自己在她眼里越来越重要。我成了她生活的中心。她在爱情中尽情地挥洒自我。她开始盼望结婚、并憧憬着我们未来的家庭生活。因为我,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在改变,而且她充满期盼地、主动迎接这些变化。她评价我,远好过我眼里的自己。我的很多缺点,在她看来都不是缺点,而成了我的与众不同。她接纳我,超过了我接纳自己。在朝夕相处中,我体会到她需要我、依恋我。这给我鼓舞,也让我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除了上面谈及的,我们还有很多有趣的恋爱故事。这里篇幅所限,不可能都写出来。对于雪梅和我,在每个这样的故事里,两个人内心的互动和交融,比引人入胜的情节更重要。有一件很小的往事,我却一直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的心理感触,就选它作为这节最后的故事。

毕业前的一个傍晚,我骑车载着雪梅,从徐家汇回到校园。落日的余晖洒在绿色的大草坪和砖红色的屋舍上,校园显得宽广静美。我心血来潮,对坐在身后的雪梅说,“我试试双手都不扶车把,可以吗?”她说,“好。”于是我展开双臂,两只手都悬在空中,让自行车靠惯性保持方向。之后我马上意识到,她侧身坐在车架上,视线被我挡住,如果不慎摔倒,很容易受伤。于是我提高了警觉,但表面上还若无其事,继续说笑,双手也继续留在空中。我们的自行车沿着大草坪、滑到体育馆,然后右转到校长办公厅,再左转到包兆龙图书馆。直到行人多起来,我才重新握住车把。这一路上,雪梅的手臂一直揽着我的腰、人贴着我的后背。我清晰地感觉到,她自始至终都很放松、没有丝毫的慌乱紧张。那时我领会到,她已经习惯了无保留地信任我。从来没有其他人这样信任过我,我决心不辜负她!

那是一个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年代,远不及现在开明和包容。还有很多人和规则,莫名其妙地、偏执地敌视男女之爱。扭曲的社会人心,造成对性的压抑与无知,所以极端和变态行为屡见不鲜,在公共场所也常发生,有些甚至涉嫌犯罪。但社会缺乏恰当的应对机制或氛围。出了事,人们或假装没看见、或经常处置失当。除了愉快有趣的故事,我们也遇见过一些负面的人和事,这里就不详述了。
阅读、写作文学作品的玄机和个人意志
2018-11-05 12:05:47

骰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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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闹腾!要么安静!!随心情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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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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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写作文学作品的玄机和个人意志

原创作者 骰子



我不会因为你喜欢我的文字就肆无忌惮。

我也不会因为你不喜欢我的文字而罢笔。

人情是写出来的,人性是悟出来的。

纵欲时,写短文,禁欲时,写长篇。

豪宅里写出来的不是情调,是情绪。

多数人不是因为聪明写作,而是因为写作变得聪明。

不要追求比别人写得更好,而是要写得不同于别人。

你可以写得不如别人,但你万不能写得像别人。

名著写得再好,与你无关,名著若有缺憾,你应该窃喜。

别把名言当春药,你的春药应该是别人的败笔。

百分之八十的名言,不过是名家之言而已。

多数名家不是比别人会写,而是比别人幸运。

写作是先倒垃圾,然后再变废为宝,问题是多数写手缺乏回收能力!

作家被尊崇是因为他们总是喋喋不休地替别人说三道四,替别人发泄,替别人指点江山,替别人装正经,而不是他们比别人更睿智、更讨人喜欢。

多数作家是剽客,不剽不立意,不剽不尽欢。只有少数作家是创客,不创不死心,不创不过瘾。

别把文学看得很伟大,它从来都是政治中的侍妾,生活中的丫环,情感中的备胎,伦理中的装饰。没有文学,人活得自然、正常;有了文学,人往往活的做作,变态。

请慎言鼓励别人写作,此人可能根本就不适合,甚至不应该进入这个行当。

要学好必须先变坏,要写好必须先懂坏。

写作必须放肆、但行文不可放纵。

写作没有完美,要么完成,要么完蛋。

文学首先是暴力,然后才是美丽。暴力是打破既有,美丽是创建未曾。

作品中的败笔不是你没写好,而是你根本就不该写。

写作中一定要先失去自我,然后再一点点找回来。

没有天赋的想象力,不过是昙花一现。

读者喜欢你,是因为你让他们瞬间着迷,而不是你多有魅力。

读者讨厌你,是因为你让他们看起来很蠢,而不是你做错什么。

别试图讨好读者,这样你会加速失去他们。

不要和同行讨论怎样写作,同行给出的,一般都是毒品,你愿意吸毒没关系,但你必须学会排毒。

同行夸你,基本上是浮夸。陌生人点赞,那是真赞。

庸才靠写作取悦自己,人才靠写作肯定自己,天才靠写作成就自己。

不能成就自己,就去肯定自己。

不能肯定自己,就去取悦自己。

无论如何,不能为了取悦别人,糟蹋自己,噁心读者。

等你有一天发现,你是因为自恋而误入作家行列时,你才会明白,你的愚蠢是文学繁荣的不二法则。



闻道

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决于被谁解读和吸纳,与他人无关。解读不够,会迷茫,过分解读,会扭曲。对作品的质疑或观念相左,有可能间接导致抵触作者。换一种情形,如果从未与本人直面,仅凭对作品的好感青睐作家未必靠谱。爱屋及乌似乎有道理,可房子造型别致,装潢美观,并不意味着那只乌也一定风味卓绝。我想不出因作品迷恋作者是何感受,果真如此,岂不成了睹物发情的花痴。对我来说,偏爱某位作家的理由一定与其人生经历及写作动机有关。我在意地是作者本人曾有过怎样的生存体验和思维定势,让其文字积淀出如此品相。喜爱演艺人员或运动明星,主要基于这类人的专业素养和公众形象。而关注作者的理由,要么源自作品的独特韵味,要么蕴含极强的心理依赖,这里面既有理念的相似与认同,也有情感代入产生的追随欲望,对前者的认可多倾向于精神层面,对后者的喜爱多偏重于生活层面。

本能

写作如同做爱,没有冲动,何来高潮。

运笔如同调情,没有目标,何来情致。

本能即使荒诞、本色即使偏颇,却是写作的原始要素。没有本能激发,何来写作欲望;没有本色奠基,何来个人特质。真正地原创,一定来自作者的本能;作品的特色,一定源于作者的本色。本能写作易于激发创意,本色写作易于构建特色。西语作家擅长始于本色,成于抽象。中文作家惯常始于推断,成于臆想。不把本能及本色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何以品文字之馨、致才情之远。如果骨子里没有,才情中不备,性情中欠缺,靠皮肉支撑怎么可能点染出好的卖相。

虚实

意实笔虚,是中文作家的遗传缺陷,这也许是历史和传统文化敲打的结果。写实,犹抱琵琶半遮面,岂敢掏心掏肺,所以,笔下虚实掩映、文中欲言又止。浏览古人的作品,亦猜、亦拆、亦摘;猜其隐喻、拆其多义、摘其要义;有些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国人即使写实,大都是搏情景、记流程、谈感受,不太可能描绘自身欲念的真实具象,因为担心如此这般会被对号入座。即使再三斟酌文字,在心灵体验和本能释放的推演中,还是会给人一吐难为快的感觉。一些挣扎、缠斗的心理、生理活动,尽量写的虚无缥缈。关键的地方,意欲点到为止,却点染地坑坑洼洼,别别扭扭,常常让读者觉得哪里不对劲,却又说不出为什么,这就很难让人在阅读中形成某种清晰、流畅的时空映像。好在国人解读本国作家的成品时,有足够的 ”悟性”,既可无端揣测,也可一厢情愿,总能自我成像。

动机

写作动机千奇百怪,写作体验也会百味杂陈。因人生百态触发的写作情怀最为常见,也最容易让作者处在自我陶醉的氛围中。低情商的真情流露,未必感人;故作深沉,最好掂量一下自己的斤两;若追逐华丽,掌控不当会失衡于句短字长之间。上述几种情形皆有可能让读者不适,甚至反感。释怀于悠然者,不难自成气象。煎熬于心机者,往往下笔犹虚。(譬如许多人有在特定时段渲染母爱的嗜好,但所挟词汇千篇一律,且有迫人追捧之嫌。可按生物学理论剖析,母爱的属性源自本能,和伟大,无私,忍辱负重扯不上什么干系。你妈对你好那是她的私德,你眼里的母亲了不起,但了解她公众形象的人未必认同。天下绝大多数女人都做了母亲,那些不怎么招人待见的女人难道都不是妈?)

属性

如果不是签约、专栏作家,写作的首要是满足个人情绪的全然释放,进而梳理、打磨文本。原创写作是个人意志大开大合的展现,根本无须考虑作品的特质及属性,待写作完成后,属性自会显现,是什么就是什么。至于读者的感受,更不是原创作者写作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为满足特定读者的需求写作,除了功利心作祟,我想不出更好的缘由。

元素

中国人写人性,往往写得不是人性,而是人情。我们可能会写人情、景致,但我们却不善领略人欲,把玩物欲。人性的核心元素是私欲,而不是所谓的良善、宽容、大度。私欲集中体现在情欲和物欲的个人占有,不洞穿私欲的来龙去脉,就无法萌生良善的种子。私欲的恶表现为利己、妒忌与排他。私欲转化为人性的柔软和关爱,需要人际关系的润滑及调节。人文关怀是人性的类聚效应,并不是个人本能的展现。人只有不断地被他人肯定和接纳,才有可能体现出人性向好的一面。很少有作家能真正为中国人的灵性和人欲把脉。挖掘人性是作家和评论家的老生常谈,懂人性者未必有人性,好讲人性者未必会写人性。能写人性者未必善用人性。人性不是你用笔杆可以随意挑逗出来的,而是要身体力行去参悟它的内在机制和外在形态。这种体验可以是个人经历,也可以是周遭人事的间接影响。当你的人生阅历足够通达谙练时,在加上个人的悟性和才情,才有可能写出对人性更全面的认知和更深刻的体验。

过程

写作实际上是一个从恶俗到优雅的蜕变,也是一个由纵情到深情的凝练。从漫无边际的思考,到具体明晰的点化;从放荡不羁的白描,到字斟句酌的雅绘;是一部作品必不可少的修炼。写作的天敌是太随意,写作的诟病是太在意。太随意,少了谋篇布局;太在意,多了瞻前顾后;这两种结局都无法给予读者真正有质感的阅读体验。写出真实感受不算什么,写得字正腔圆也没什么大不了,写出读者意欲探求的人性真相,生存价值,社会变革,才是写作的真正标的!

情控

有人曾问我,你什么都敢写吗?

当然,什么都敢写,但却不能什么都原汁原味端出!

冲动式写作是文本流畅的源头,被动式捉刀是作品严谨的保证。

写作如果仅为个人情绪的恣意妄为,那它的迷人之处和潜在风险一定会相伴而生。一吐为快当然好,但舌灿莲花的同时,也一定会有魔念不断浮出。写情色,把自己写成兽,写政治,写得有人要你的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写作时常常要不断刹车、转向,甚至原路折返。有人运笔时驰而有痕,但过于循规蹈矩。有人行书时奔而无序,也易显字轻词薄。所以,刹车、转向时做到不着痕迹,是写作功力的硬指标之一。

有激情者,未必有才情;有才情者,未必有心情;既有激情,又有才情者,未必有人情。实际上多数写作者囊中羞涩,如果你一没人情资源,二没才情天赋,甚至并不适合吃这碗杂食,何必强作欢颜!

收放

没有放纵的写作过程,就没有理想的合成效果。放纵,是写作能量的爆发;合成,是写作资源的集约。我们不需要节制写作,我们要做的是在写作过程中能不断地梳理文脉、俊朗文风、强健文体。

形态

排序式写作,准备充分,按部就班。

穿插式写作,排序依旧,不断增添新的章节。

交错式写作,打破序列,或删、或添,不断重新排列组合。

拼图式写作,把看似不相关的素材,巧妙结合,拼出理想的图像。

避免言之无物的严谨,华而不实的流畅,自以为是的论断,博而不精的卖弄。

少谈抽象哲理,少玩深沉。文学作品中,哲理应显于客观论述,而不是嵌入主观论断。

深刻应随表象自然浮现,而不是故意凸显他人的浅薄。

文风

诗、词、散文、小说等…

文风始于人格特质,成于语言资质。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无法形成独特的文风。人格特质决定语言特质,语言特质决定写作特质。

诗歌只有两个去处,1)文字垃圾场。2)语言金字塔。没有中间地带,如果硬要给出所谓的中间地带,那叫白话文冢。

近代格律诗词已经被玩残,黔驴技穷的“诗词精英”们居然玩出个【中华通韵】,对此,我没什么好说的,只有一声叹息!

散文写情,写人的心情,物的风情。小说写性,写人的秉性,人际关系的特性。

任何作品,如果写得不是真实地心境,而是试图通过玩弄文字吸引读者,你的作品堪忧!堪怜!一些专注写情感的作者,尤其是女作者,常在没有具体事例介入下,绞尽脑汁渲染一些空泛的人物、场景,尤其是情绪。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参照物,仅凭有限地个人体验和一点可怜地想象力,根本不可能浮绘出令人信服的画面,也就很难拨动读者的心弦。难以立信的小说章节,华而不实的散文素材,才疏学浅的诗歌意象,说明许多作者对意识波纹的梳理手法稚嫩、生硬。对情景构建、人性推演,缺乏文本解构再造的能力。再加上对情感释放尺度以及评鉴方面的担忧,使得作品难以流畅、自然、呼应一致。当今社会科技日新月异、物欲横流、节奏如梭。坐在钢筋水泥的书房里,怎么可能有古人那种源于自然时空的万千意象。人性中最细腻、最需要玩味的情丝意缕,已经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捕捉、体会。看到的,甚至具体能够体验的人欲、人情、人念,往往都是浅尝辄止、稍纵即逝。古人的作品和生活的关联度极高,想象空间硕广,自然环境优越,人文素养殷实,学人之间少人为干扰,多雅致交集。反观现代文人的作品,多为应景浪掷,凭空杜撰,绝少触景生情、意由心生。要么把本来就很乏味的现实生活写得太直白,要么把很可能从未发生的情感写的太虚渺。所以,有深度、有历练的读者,能够看出是真实的情感流淌,还是虚幻的想象洒落。因为真情流露,即使粗糙,总会有动人的斑痕,如同幼儿的纯真童言,也会让成人瞬间石化。

自恋

你不是生来会写,更不是天赋秉异,你不过是学了文科,或误打误撞入了此行。

你可能不知道因写作你变得有多么自恋,尤其是写诗的人。

写作可以不顾羞耻,但也要准备接受被别人毫无忌惮地羞辱。别指望行家和颜悦色评价你的平庸,那些夸你的同行,私底下恨不能你丑态百出。

自恋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自恋来自你的不自量力。

化自恋为自省,自省于外取长、内补短。客观地看待自恋,善用自恋,自恋或成为一种有效地内功,始于内、发于外。

关注

名著毫无疑问是所有写作者关注的焦点,但痴迷名著,也有可能毁了你的原创天赋。

我个人对传记比较感冒,尤其是自传。试想,揭示自己人性中最真实、最本色的经历,是多么残酷的挑战,需要多大的勇气!

自传无论是过于吹捧还是有意贬损,如果你有足够的智慧,可以从中辨析出人情与事物的本相。作者特别强调的,一定有虚妄的成分;作者轻描淡写的,很可能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隐情。经过对背景的分析和考证,一些相对真实的东西总会浮出水面。自传中给自己定位的难度极大,这既考验作者的笔锋,也检验作者的真诚。这个过程留下的种种迹象,正是读者玩味文学与人生关联的好时机。我们不仅仅想了解真相,我们更想知道真实的人性曾如何展现,而最大的收获也在于此。

预警

我比较不赞成的,是文学作品的所谓导读。(专业作品另当别论)

有些导读,实际上变成了导读者借机炫耀自我的平台,文意也趋向于导读者的个人意志和专断。导读实际上是低估了读者的鉴赏能力,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宣讲。这种形式很难引起争论和探讨,最多产生一些低级的回应和低效率的分享。如果一本书需要别人告诉你怎样阅读,我劝你最好放弃,这也许说明了你要么没有能力读它,要么不适合读它。真正有心的读者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剖析作品、鉴赏其成色。一般来说,导读不过是某人的读后感。

品相

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

形成共鸣或共识的一定是好作品,但未必是精品。精品的受众或许较少,但影响深远。好作品烁今,精品传世。如果作品引起强烈的争论,甚至造成旗鼓相当的对立解读,(一般不涉及政治和宗教)这种作品,一定值得一阅。因为这类作者,一定是用了心、费了神。即使这类作品有可能是刻意、甚至炒作,但至少揭示了问题,而且已经到了需要关注和讨论的程度。

真正地佳作,与年代无关,与种族无伤,与理念无争,惟有客观、合理的灵性启示和人性诠释。

择取

读什么样的书。

不需要解读的书,不必看。对你的观念和思想没有冲击的书,不必看。没有创意的书,不必看。不能让你产生联想并提出质疑的书,不必看。只给答案,不给剖析的书,不必看。

哗众的作品,多数和现实、现状有关,容易引发争论,但很少让人反思及精读。如同当下的影视作品,我记得你的脸、记得你的骚,记得你的愚蠢,记得你的刁,唯独不记得你传递了什么发人深省的信息。这类货色剧情要么太市井,要么太夸张。为了凸显矛盾和冲突,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商业化的文创,极少产生精品

思辨

哲学的思辨对写作和探讨的影响。

这个问题是我最戒慎恐惧的事情。所有文学作品的鉴赏和深究,一旦进入哲学的思辨,立刻产生出艺术欣赏和美学效应,进而有可能产生有关道德和伦理的评鉴。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对作品一般现实意义地描述与解读,徒然升高了作品解析的难度及深度。多数作者或不敢,或没有能力触碰文本的哲学意涵,因为这需要极高地语言功底和逻辑、形象思维的综合能力,也需要有极好地语境解析和语言辨析能力。譬如,丹纳《艺术哲学》中关于“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理论,使得后人对自己文学艺术作品的完美和精致,有了一种莫名的担忧。

层级

我个人把写作分成三个层次。

1)写现象。2)写本质。3)写灵魂。

大部分作者游走于1和2之间。这类作家,是按题材写作,可能有情绪波动,但少见触及灵魂。对心理活动的描述比较肤浅和世俗,对生理活动的介入,也不过是一种下意识流露。可能让读者觉得写得实在,有即时的喜怒哀乐和刺激体验,但过目即忘。第3种是最难的。因为前2种,是生活与情感的写照与体验。是欢乐和痛苦的交响乐。而第3种,是要用生命的代价来完成。如果你有极高的写作天赋,那你就去用生命和灵魂共舞。当心灵驱使你,去倾诉,去宣泄的时候,那是挡不住,躲不掉的。就如同我欣赏的一位美国电影演员。两次奥斯卡奖得主西恩潘(Sean Penn),一个被称作用生命去诠释角色的人。当一个作者,一个演员,用生命去诠释他的作品时,他是忘我的。他忘掉的是现实中的我,他代换地是他要诠释的角色灵魂。

如果上述1和2的描述将写作看成是一种平面的涂抹和规则的着色。那么,我个人倾向于把写作看作是立体的,动感的雕塑。你可以任意切换它的格局和状态,而规则的形成,不属于一般现象的罗列和堆积,而是由多层级、多相位的置换,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动人体态。这个过程也许一气呵成,瞬间完美。也许过程漫长,甚至错乱浑浊。但它一旦亮相,很可能艳惊八方。这就如同大自然有许多丑陋无比的胚胎,却孕育出美丽惊艳的生物形态,写作同样如此。

无论以哪一种方式写作,如果内容关乎人情、人性、人伦,这都是一种和灵魂的对话与较量。

灵魂

灵魂是什么呢?如果它可以解释或说明。

灵魂就是人性的昭然若揭,是人入世到出世的真实思维存在。

写作的人,只有唤醒灵魂,才能唱出最动人的歌。

阅读的人,只有让灵魂参与,才能体味人性的真谛和精髓。

写完了吗?我真的不知道,似乎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全,没有说透……
骰子的博客 发表评论于 2018-11-09 02:00:09
回复 '夕阳影里一归舟' 的评论 :
陌生人开篇必吐真言,咱是【有的放肆】,打假褒真!谢到访!
骰子的博客 发表评论于 2018-11-09 01:51:24
回复 '小山人' 的评论 :
有意愿垂阅这类文章的,是真正喜欢文字的人。谢到访!
骰子的博客 发表评论于 2018-11-09 01:48:27
回复 '东风再起' 的评论 :
看来您比较喜欢鸡汤类的文章,这篇文大概不合您的胃口,换盘菜吧!您不觉得有能耐操刀解剖的人少点了?强调 A 并不表示放弃 B !没觉得有什么小说深刻到让人值得倒背如流,有多少小说为了写出一句“名言”,却说了一堆废话!谢到访!
骰子的博客 发表评论于 2018-11-09 01:34:18
回复 '铃兰听风' 的评论 :
文章能对您有所助益,很欣慰,也祝您天天开心快乐!
骰子的博客 发表评论于 2018-11-09 01:28:53
回复 '北美先生' 的评论 :
放心垂阅,这个博不会关,谢到访!
寒一凡 发表评论于 2018-11-08 18:20:46
存起来,慢慢学习,谢谢了!
夕阳影里一归舟 发表评论于 2018-11-08 15:25:35
难得一见如此文章!你写得放肆,我看了痛快,浓浓的菜里挤出的汁。还有,我是陌生人:-)
小山人 发表评论于 2018-11-08 14:22:46
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我也是慢慢地才开始体验到其中的一些个味。
东风再起 发表评论于 2018-11-08 12:07:14
许多有意思的看法。也许不需要用略显偏激的手术刀的方式,把本来颜如玉的读书写作解剖成青蛙。另外,读自传固然重要,若是真要了解作者的心灵,思想,必是在其小说中。因为所有的人都只会在小说中才说出他心里最深处的东西。
铃兰听风 发表评论于 2018-11-08 08:35:03

没说完 ~ ~
我真的好开心今天一早看了这篇原创文章, 丰丰富富堪比我的营养早餐. Thank you !
铃兰听风 发表评论于 2018-11-08 08:31:13
浏览了一遍, 知道自己需要这种文章, 令我思考, 领悟, 认同, 愉悦.

我也 copy 一份, 慢慢品味, 留存.

谢谢这位大侠, 您好棒.
北美先生 发表评论于 2018-11-05 13:48:48
写的太好了,还没读完。COPY了一份存在电脑里,怕你会关博。想慢慢消化。谢谢分享。真的很好。
发信人: duduooo (不死之神), 信区: Immigration
标 题: 移民美国,到底为的是什么?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Nov 6 19:00:00 2018, 美东)

为了洁净的空气
来自北京的钟先生是2011年移民美国的,当时的他应该说事业是比较成功的,已经在北
京的二环内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是学位房,完全不用考虑孩子将来的读书问题。
当时的问题是,孩子才两岁,自从出生之后便一直咳嗽。别人家开窗是想要新鲜的空气
,他们家开窗是要命,因为孩子咳得更加厉害了。为此,他不惜重金每个房间都配了空
气净化器,客厅甚至买了两个,效果也不见得有多好。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带着孩子到美西旅游了一趟,从旧金山入境,到拉斯维加斯,再
到洛杉矶,一共15天的行程,令他惊讶的是,孩子在这15天的行程里,除了喝水呛到过
一次外,没有咳嗽过一声。一回到北京,又开始咳嗽了……
他终于找到了原因,当下开始办理投资移民手续,第二年拿到移民签证后,在洛杉矶买
房定居下来。他自己中美两地跑,孩子则在美国生活。如今,孩子已经9岁了,再也没
有因为咳嗽的问题烦恼过。

为了教育省钱
钟先生在北京有房有户口,不用考虑学校的问题,另一位金先生则是“北漂”的,他在
北京有房子,但是没户口,将来孩子要么去读高价的贵族学校,要么回东北老家去读书
。而且,金先生对于孩子教育的长期打算是:高中的时候就出国留学。
可是高中阶段就开始留学的话,对于家庭的开支无疑是巨大的,高中阶段每年学费+生
活费大约5万美元,大学和硕士阶段每年学费+生活费大约8万到10万美元。这样下来,
单单留学的学费就要七八十万美元。
他转念一想,趁现在手里还有点余钱,办个移民去国外读书,以后不用出留学生高昂的
学费,岂不是很省钱?
说干就干,花了50万美元办投资移民,一年后全家都拿到了临时绿卡,孩子也可以在美
国的公立学校读书,学费全免。

为了食品安全
当然,不是说为了食品安全而移民美国,而是说在美国生活,不用把精力放在去思考这
个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上。
不管你是住在租来的apartment里,还是住在百万美元的的豪宅里,你会发现两家人冰
箱里的食品基本是差不多的。
如果要买青菜或中国食品,你就是住千万豪宅也得去华人超市购买,完全不用担心买来
的食品是否某些化学物质超标,也不用担心食品是否安全。
最近有网友反映,美国的方便面没有中国的好吃,即使是中国(台湾)产的也一样,没
有中国卖的好吃。细查配方表才发现,原来在美国卖的方便面少了几个长串的化学名词
。为什么会这样?原来美国的食品安全规则不允许添加这些添加剂。

不用找关系、走后门
有网友说:。来了美国快十年了,找工作换工作、办绿卡、卖房子卖车、孩子上学等等
从没有托过人,一切按正常的程序走下来,没有人吃拿卡要,没有人故意刁难,没有人
拖拖拉拉。
有网友回忆自己移民美国去办社安卡的时候,排了2个小时的队,却发现没有带出生证
原件。正当以为自己白忙乎一个上午的时候,工作人员却暖心地说:我先帮你录入数据
,你回家把出生证原件拿过来,不用排队直接来找我,就可以完成最后一道程序了。
前不久,一名隐瞒赴美生子要被遣返的中国游客,突然起意要贿赂华裔海关官员,结果
被钓鱼执法,连同送钱过来的朋友一起被抓。美国没有“走后门”的土壤,“走后门”
的后果真的很严重。

遵守并享受规则带来的福利
比如退货制度,吃了两个发现有半盒不好的苹果、切开发现不熟的西瓜、买了一年存放
到过期的食品……都可以拿去退。
比如交通规则,规定红绿灯坏掉的时候,自动切换成STOP Sign的通行方式,所以即使
交通灯坏掉,你会发现路口通行依旧井然有序,不会一拥而上,造成交通堵塞。

鼓励自由思想
除了未成年色情外,美国几乎不会对传播设置任何阻碍。在美国你可以自由浏览任何方
面的知识,而且在学校,老师鼓励你从“奇葩”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所以在美国,你不会见到千篇一律的支持希拉里或者特朗普的观点,特朗普经济搞得再
好,也会有人抨击他以前私生活不检点。可是支持他的人会说,那是他当总统以前的事
,希拉里的老公在总统任上干这事,才是大逆不道呢!
在美国,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骂美国的不会被认为“美奸”、烧美国国旗的
也不会被判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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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考上名校的亚裔学霸们 后来都到哪里去了?(组图)




学业上优胜的亚洲学霸们,却在职场遭遇“竹制天花板”——顶着勤奋的刻板印象,被压制在美国同事之下,成为隐身人。

当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亚裔学生杰弗逊•毛说,他现在更清楚自己高一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了:“学习上只要有一半的努力就够了,但在其他方面要做得更成功。”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纽约杂志》的一篇文章,汇集了几个亚裔学霸故事,讲述他们在职场和美国社会中的不得志。

作者:Wesley Yang;本文出自《New York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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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隐形人

有时候,我会向自己在玻璃窗上的影子投去一瞥,然后惊讶于自己的所见。漆黑的头发,斜长的眼睛,像煎饼一样平坦、黄中带绿的皮肤,类似爬行动物的漠然表情。

我曾竭力让自己相信,这张面孔和其他任何面孔一样美丽。但这样想的时候我又觉得这张面孔很陌生。这是我的面孔,我没法否认这一点。

但这张脸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有时候,我怀疑我的这张脸在其他美国人眼里显示出的是:一个隐形人,很难在一堆和他相似的面孔中将他辨认出来;一个站在人群中颇为显眼但毫无个性的人;一个美国文化貌似非常推崇但实际上是在鄙视与剥削的偶像。

几个月前,我收到一封来自年轻人杰弗逊•毛的邮件。他先是进了史岱文森高中,最近则刚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现在他更清楚自己高一的时候要做些什么了:“学习上只要有一半的努力就够了,但在其他方面要做得更成功。”

史岱文森是美国竞争最激烈的公立高中之一,完全依据考试成绩招生。这就是结果:仅占纽约人口12.6%的亚裔在这所学校中占据的比例高达72%。

在史岱文森念到大概一半的时候,一种隐隐约约的不悦之感开始侵蚀毛的内心。他一贯都觉得自己是“一群没有名字、没有面孔的亚裔小孩”中的一员,这些小孩不起眼得“就像房间的装饰物的一部分”。

他一贯都满足于埋头苦学,朝着史岱文森学生们共同的目标而奋进:哈佛。

但是大约在他毕业班那年刚开始时,他开始怀疑这场通往学业成功的路是否是唯一的、最好的路。

他边吃米粉边解释:“你肯定会忍不住觉得,还有其他的道路,这就像是我们这群人被按着头和彼此较劲,而中西部的孩子却可以做着少得多的功课,还可以在车库玩玩乐队什么的——如果他们的智力还可以,在学校也还算努力的话……”



“自在于我,还有好几代远”

我们见面几周后,毛让我和他在史岱文森的密友丹尼尔•朱联系。朱去年从威廉姆斯学院毕业,他的诗歌还赢得了一个创意写作比赛的奖项。他从18000美元的奖金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到中国旅游,但现在他回到布鲁克林的唐人街和他父母住在一起。

朱记得他在威廉姆斯的第一学期时,他的大三学生辅导员时不时地会把他拉到一旁问:“觉得一切都好吗?有没有遇到什么烦心事?”

他回答:“我还在适应这个地方,我不是完全开心,但也不是完全沮丧。”

那时他新交的白人朋友时常会说:“朱,有时候很难看出你在想什么。”

虽然朱有着一张好看的面孔,但将他的行为定位为保守不算个错误。他声音轻柔,没什么音调起伏,面部表情也很少变化。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家庭气氛。

他说:“如果你在一个中国家庭长大,你不会怎么说话。你会闭嘴听你的父母叫你做什么。”

在史岱文森,他完全处于一个亚裔圈子,和谁交朋友是由你乘哪条地铁线来决定的。但当他到了威廉姆斯之后,朱慢慢地意识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在新英格兰走动的白人总是面带微笑。

他决心要开始多微笑,“这是我必须通过积极练习的一项技能,就像你在商业中进行一笔交易时,把钱交给对方———然后你微笑。”

另外,他的父亲,作为一位IT经理,“他是办公室里最优秀的程序员,但他的英语说得不太好,升职就永远没他的份儿。所以,我想成为在某方面特别擅长的人,那样我在社交方面的缺陷将不再重要。”朱这样告诉我。

朱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聪明、勤奋、文凭无可挑剔的年轻人。他对于凭借自身能力赢得世界尊重这一点充满信心,但他怀疑自己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在威廉姆斯的白人同学身上看到的自在,“那种自在,我觉得离我还有好几代远。”



职场天花板:亚裔=苦力?

上个世纪90年代,当詹姆斯•洪还是伯克利一名电子工程专业的学生时,他到IBM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面试。一位年长的亚裔研究员看了看洪的简历后,一言不发地站起来,走去关上办公室的门,他说:


“我们这一代用尽全力离开家国,来到这个国家读研究生,是因为我们想给你们这群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

事实却是,如果你得到了这份工作,你将会和我们这一辈遭遇同样的天花板。他们只当我是一个亚裔博士,永远不是做管理的料。

你将会得到一份工作,但是你不要接受它。你们这一代必须比我们走得更远,否则我们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这位研究员谈的正是所谓的“竹制天花板”,用于维系美国大公司金字塔状的种族结构。在其中,许多亚裔位于金字塔底层,少数位于中层,而几乎没有人位于高层,掌控领导权。

这是亚裔美国人生活中苦涩暗流的一部分,众多名牌大学的亚裔学生发现,他们所熟悉的精英即领导的制度在毕业后便陡然终结。

如果每个美国常春藤盟校毕业班学生中亚裔占15%至20%,如果常春藤盟校是美国社会领导人的孵化器,那么推论说亚裔将在公司领导层中占据相应的比例应该是站得住脚的。

然而,统计数据反映了完全不同的事实:亚裔在美国人口中占大约5%,但在企业管理层中仅占0.3%,在董事会中还占不到1%,在大学校长中占约2%。在财富500强企业中,仅有9名亚裔CEO。

在一些亚裔集聚的特殊产业,情况也大体相似。

硅谷中1/3的软件工程师为亚裔,然而在圣弗朗西斯科湾一带的25所最大型的公司中,仅有6%的董事会成员是亚裔,仅有10%的公司管理人员是亚裔。

根据2005年的一项调查: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终身聘用的科学家中有21.5%为亚裔,但实验室或分部主管中只有4.7%是亚裔。

在一个名叫Yellow world的网站的评论区中出现过这样一条简洁的感慨,概括了这个现象: “如果你是东亚裔,你需要上一所顶尖的大学来才能获得一份高薪工作。但即使你获得了一份高薪工作,那个全家都是普通州立大学毕业的白人可能不知不觉就爬到了你上面,仅仅因为他是白人。”

竹制天花板一部分阴暗叵测的本质在于它看起来并不是由公然的种族歧视引起的。这种数据上的不平衡更有可能是由无意识的偏见导致。比如,没有人会肯定地说个子高的男人天生就是更好的领导。

但是,这也许只能归咎于传统的亚裔成长环境。

如果断言任何亚裔都不擅长创造性思维或不愿承担风险,显然是种族主义的观点。但如果说一个在教育上向来注重死记硬背和填鸭式灌输的群体,在整体上不大可能造就很多倾向于挑战当权者、或打破传统行事方式的人,那么这只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观察。



Sach Takayasu


Sach Takayasu曾是IBM纽约市场营销部升迁最快的成员之一。但是大约7年前,她觉得自己的晋升慢了下来:“我超额完成任务,工作很长时间,但这样的努力就算再多也无助于我向上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她参加了由一个名叫“亚太裔领袖才能教育”的机构举办的研讨会。

Takayasu


Takayasu在2006年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课程培训。最初的练习中有一项是由小组教员请大家列表展示他们所认同的亚裔价值观。学生们的回应包括:光宗耀祖,孝敬父母,克己慎行。接着教员让同学们列出心目中的领袖要具备的品质,然后提示他们注意到:两个表格鲜有交集。

蒂姆•吴


蒂姆•吴,是法律教授,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其从小在加拿大长大,母亲是白人,父亲是台湾人,这使他在白人与亚裔如何看待彼此的问题上能够获得一个有趣的见解。

他说:“亚裔员工总是向那些最艰苦繁重的工作部分迁移。相比之下,我所遇到的白人律师总擅长把自己描绘成高人一等,超越苦力。白人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直觉——要给人一种他们只会去做真正重要的工作的印象。这种傲慢却是亚裔不曾被灌输的。

在搬到纽约后不久,有人告诉我,要成功,你必须了解什么样的规则是你要打破的。如果你打破了错误的规则,就完蛋了。因此,最简单的就是遵守所有的规则。但这样一来,你就把自己困在底层。真正的诀窍在于懂得哪些规则不是为你制定的。

这是一种由规则来管理的规则打破游戏——在规则手册并未提及,但是在内在的文化意识中代代相传——这也许是我听过的对于竹制天花板如何在现实中运作得最好解释。
(2018-10-29 09:18:09)
中国没理由和美国翻脸!(佚名)
中国依赖美国的根本不是什么经济,

而是发展的原创驱动力。

说具体点,就是开创全新科技、全新产业、开辟全新生存空间的能力。

美国能够享受高水准生活,靠的不是什么石油美元,也不是什么美军,而是美国源源不断的从无到有开创新世界的能力。这个新世界包括新的能源、新的材料、新的医学、新的农业、新的信息、新的发展空间。

美国从新世界不停的带来诱人的新产品,全世界都乐意高价购买美国人开发出来的新玩意儿,譬如飞机、交流电、留声机、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子计算机、空调、激光器、光纤、计算机操作软件、互联网、芯片、移动电话、特效药物、太阳能电池、机器人等等等等。所以美国人才能不停的获得投资、获得回报,再用回报去开发更多的新东西。

美国军队能够打赢战争,也不是依靠强壮的体魄、严明的军纪或者吃苦耐劳的精神,而是靠着不断涌现的颠覆性的军事技术,一次次让敌人的武器装备过时导致敌人面对美军时只能被动挨打而毫无还手之力,比如飞机、潜艇、雷达、气密增压式远程轰炸机、原子弹、喷气式发动机、雷达隐形技术、激光制导技术、巡航导弹技术等等等等。

是这个原创力支撑了美元、美债、美股和美军,而不是反过来。所以打击美军、美元、美债和美股的行为纯粹是本末倒置,不会有任何结果。

而在发展的原创驱动力上,中国根本无法与美国匹敌,这里面不仅仅是人才的问题,更是文化的问题、制度的问题。这才是根子上的问题。中国的文化制度问题不解决,靠一时欺骗西方世界偷学的那一招半式的科技,根本支撑不了多久。跟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隔绝以后,用不了20年,中国又会再次落后。

中国就如同一块在西方现代文明这个火炉旁边烤了17年的砖头,烤的滚烫以后就以为自己可以替代火炉了,可以象火炉那样持续的发光发热了。问题是,砖头连火炉为什么能够点燃、燃烧机理是什么都没搞明白,又何谈取代火炉呢?

有人说中国落后于美国是暂时的。我要强调,绝对不是落后,而是依赖,是那种对从0到1的能力的依赖。 就是说中国缺少完全依靠自己凭空想像、独立开发研制一个全世界本来不存在的科技并成功转化为一个新产业的能力。 几乎每一个20世纪的新产业,比如航空、洗衣机、空调、电子、半导体与芯片、激光、光纤、机器人、互联网、大众传媒、碳纤维、计算机软件、网络商务、网络娱乐、现代医药、快餐连锁等等等等,都是来自于美国的原创。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率先搞出来,中国自己根本就不会费事去创造的,会一直蒙昧下去。用了1000年的火药都没进步到TNT就是个明显的例子。烧了2000年的蜡烛都没进步到电灯是另一个例子。看了3000年的罗盘都没进步到GPS是第三个例子。三个发明分别对应的是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这背后不是技术的落后,而是思想的蒙昧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中国这种思想的蒙昧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一日不除,中国对美国的原创驱动力的依赖就会持续下去,而不会是暂时的。

所以说,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中国其实离不开美国的引导,更离不开跟美国的交流。如果中国跟西方世界隔绝开来,用不了20年,中国又会重新回到科技落后的状态。

有人说,美国的这些领先都是美元支撑的,一旦没有了美元这个支柱,美国的创新就会立刻停止。 美元的祖坟苏联早刨过了,最后把苏联自己累死了,也没瓦解美元体系。 为什么呢?前面说过了,美元是美国文化和制度的副产品。是美国的创新能力支撑着美元,而不是反过来。

美国总是可以通过创造新的科学技术,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可靠的质量替代现有的体系.这个"更"指的不是10%,20%的提高,而是一个数量级的提高。甚至凭空创造出本来不存在的新产业为自己输血。前者的例子就是隐形飞机对不隐形的飞机,后者的例子就是软件、移动通讯、互联网、网络商务、网络游戏产业。 你戒手机1星期,就明白人类生活已经完全离不开移动通讯了。 你戒软件1星期,就明白人类离开软件已经完全无法工作了。 你让周围的青年人戒王者荣耀1星期,就立刻会知道青年人离开了电子游戏已经没法活。因为须臾都离不开,所以整个人类才心甘情愿的为美国这些新玩意儿没完没了的掏腰包。一个帝国的崩溃是从货币的崩溃开始的,而该帝国货币的崩溃是从这个帝国资不抵债开始的。而有整个人类为美国的财政掏腰包,美国财政怎么会垮掉呢?美国财政不垮,美元又如何会垮掉呢?

中国什么时候原创过这样的科技,开创过这样的产业?没有,从来没有!现实情况是:手机支付抄的paypal、百度抄袭google、阿里抄袭亚马讯、腾讯抄袭脸书、华为抄袭思科和高通。这些事实都完美体现了中国对美国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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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chichimao 2018-10-30 12:18:01 回复 悄悄话 “中国人不可忘记 毛泽东的精神:独立自主! ” ?

哈哈 笑死了

從兩彈一星 到網路 航母 那一个是中国 “独立自主! ”研发出的?
美国这次会發起貿易战 一大原因就是中国一再偷竊 美国科技。千人計劃,多少共諜 是“独立自主”?

要真的 独立自主 共軍还在小米加步枪呢。能跟誰翻脸?(喔 忘了 ,步枪也不是独立自主 造出來的。該用長矛,大刀吧)

fonsony 2018-10-30 09:57:03 回复 悄悄话 加大爺,不是中國跟美國反臉,而,是美國要強姦中共,
snowman_sg 2018-10-30 09:22:17 回复 悄悄话 戏语已经在路上了
diaoerlang 2018-10-30 08:35:37 回复 悄悄话 也就半年时间,那时坛子里大咖写手在忙着盛世建言,劝进拥戴论证寄语,还有盛赞战狼厉害国的观后感,就差今上思想系列讲座了。
北佛风光 2018-10-30 08:10:04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HongHongYang' 的评论 : “这个北佛 也是五毛 我在多个文章看过他发的帖子”

哈哈, 为中国说句话就是五毛, 你的逻辑很奇葩。

你父母祖先不是中国人?
qiman 2018-10-30 06:51:31 回复 悄悄话 看着你们有点像萨达姆当政时的伊拉克反对党,你们指望美国能帮你们推翻萨达姆(此处为中共),并带来民主,结果如何呢?
TakeMyTime 2018-10-30 05:16:57 回复 悄悄话 Good point
ytwadk 2018-10-30 03:54:16 回复 悄悄话 应该说中共无实力和美国翻脸,无论从治国能力,科学技术,法制理念还有伦理道德水准甚至信仰,都差得很远,更别妄想领导世界了。看看中共的盟友,巴基斯坦,马拉西亚,委内瑞拉等等,这些国家的老百姓用选票在抛弃中共。
Wiserman 2018-10-29 23:58:27 回复 悄悄话 中国人不可忘记 毛泽东的精神:独立自主!
Wiserman 2018-10-29 21:28:36 回复 悄悄话 1. “。。。原创力支撑了美元、美债、美股和美军,而不是反过来。所以打击美军、美元、美债和美股的行为纯粹是本末倒置。。。”
=========
这句话大有问题;美国立国时恰置欧洲民权发展之时,占据了个两边有洋的好地方,得天独厚,慢慢地就发展出来了,起初它也偷用了很多欧洲的东西,从各地吸收人才,鼓励人民创作发明,在世界各地吸取资源。。。用美元、美军巩固他的地位。。。
2.而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导向是儒家德育培养,1840-1950年来内斗外侮连年不断,地小人多,物产普通,经过近70年的改革经验,是醒悟到了一些东西:法制的建立、制度的合理化、人民的自由程度、国防武力的重要性、爱国心的培养。。。提倡创新、独立自主精神。如今已初见成效,若能坚持贯彻,必有所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3.中国有绝对的理由与美国翻脸:美国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就是理由。
郁二光 2018-10-29 21:10:20 回复 悄悄话 中国给美国翻脸的理由太多了!
tellmey 2018-10-29 20:18:50 回复 悄悄话 你一边狂骂美国, 一边坑蒙骗偷, 人家一开始不翻脸,最后也会翻的
不太 2018-10-29 20:15:04 回复 悄悄话 上山學藝出師被師傅趕下山。
diaoerlang 2018-10-29 20:08:23 回复 悄悄话 当初一直是接受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教育,却死活要往人家的狼窝里钻,如今遇上川爷这样的糙人,倒变成天真烂漫的国际友人了。
鲁钝 2018-10-29 19:36:19 回复 悄悄话 Blue-Crab
好像不是中国想不想翻脸的问题。

+1
心戚然2 2018-10-29 17:28:05 回复 悄悄话 问题不是中国,是美国!美国要翻脸,中国怎么办?打左脸,给右脸?直到它满意为止?!
stapler123 2018-10-29 16:26:03 回复 悄悄话 如果中国的教育中也能出哈佛、耶鲁,未来别人抄袭中国是有可能的,如果没有,中国要取代美国,一点机会都没有。现在的问题是,现在后未来中国能出哈佛或耶鲁吗?

言由衷 2018-10-29 15:33:41 回复 悄悄话 美国作为强国也不过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此之前,按照楼主的逻辑,世界就应该没有科学技术进步了。殊不知,美国当初在科学技术,工业发展,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都是大量抄袭欧洲国家的科技。这也是欧洲国家至今不大喜欢美国的因素之一。美国不可能永远都是科技原发地,中国也不可能永远依靠美国的“引导”,未来,中国也会被抄袭,中国会成为科技进步的源发地之一。
diaoerlang 2018-10-29 13:39:53 回复 悄悄话 官家转軚,知日派上场,外籍粉红太祖粉看了一定五味杂陈。
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8-10/13371781.html
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8-10/13359790.html
HongHongYang 2018-10-29 13:06:28 回复 悄悄话 这个北佛 也是五毛 我在多个文章看过他发的帖子
linmiu 2018-10-29 13:05:50 回复 悄悄话 中国领导人的脑子似乎停留在其少年时期 他是个亲苏派和毛主义者 由于意识形态对美国有着本能的反感 不幸的是美国明白了 且开始了全面而有力的反击
chichimao 2018-10-29 12:39:01 回复 悄悄话 中国自豪的兩彈一星,是誰發明的?

連人才都是美国教育,訓練的。徒弟學会打師傅?算不算欺師滅祖?

說別人崇洋卑美的人,請想想 就你現在義正辞嚴的網絡, 是中国研发的嗎? 不崇洋 可以。厲害國的人 自己弄个名堂出來,滅洋踏美呀。一面偷別人科技 一面骂人崇洋。没洋人 中国还在老佛爺時代呢
洞庭人家 2018-10-29 11:52:29 回复 悄悄话 该抄袭的不抄袭。
巧克力2589 2018-10-29 11:37:34 回复 悄悄话 同意, 有道理, 需要继续韬光养晦, 夯实基础
少林商僧 2018-10-29 11:10:19 回复 悄悄话 没有样板就无法模仿。
Armweak 2018-10-29 11:04:03 回复 悄悄话 大号蚂蚁 发表评论于 2018-10-29 10:06:54
美国有理由和中国翻脸
=================
太有理由了。:-)
北佛风光 2018-10-29 11:01:24 回复 悄悄话 崇洋媚美, 自卑自贱。
nightrider 2018-10-29 11:00:13 回复 悄悄话 Exactly! This cannot be more obvious. The comments below are all correct. @playnice has it right, too. Much like individual human being, there are countries, Iran, North Korea, Venezuela alike, of evil intent. They sure are set against the US.
tellmey 2018-10-29 10:39:41 回复 悄悄话 相比依靠直觉和第六感的旧总统, Trump是识别谎言的高手, 不好骗了
Blue-Crab 2018-10-29 10:10:41 回复 悄悄话 好像不是中国想不想翻脸的问题。
playnice 2018-10-29 10:10:21 回复 悄悄话 The leaders have very good reasons to flip against the US. They felt threaten.
大号蚂蚁 2018-10-29 10:06:54 回复 悄悄话 美国有理由和中国翻脸
罗慰年: 没有上帝, 中国乱象之源
发表于 2018 年 10 月 28 日 由 舟巷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谈到资本主义形成时,认为需要有思想、宗教、法制与经济的互相衔接。用任何单一的线索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解释,都难免以偏概全。单有商人和商业资本,不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法律和信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可或缺;然而,一项法律要行得通,必须有思想信仰和社会力量在后面做根据。

晚清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有一个对话。伊藤博文说,周游海外期间,他学到了三条伟大的教训:第一条是,如果一个民族不力图改革其社会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就不能被看作是繁荣昌盛的;第二条是,没有一种伦理支柱,任何物质上的繁荣都不可能持久;第三条是,对于那些拥有伦理支柱的民族而言,背后拥有宗教支持的国家才是最强大的。(《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学者谢灵就这段话评论说,今天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认知水平,远远未能达到百年前伊藤博文的认知水平。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因为没有信仰,没有上帝,极易成为极权主义的同路人和吹鼓手。

宗教在美国政治中有着独特的功能。《独立宣言》中,至少有三处使用神学概念阐述建国者们的宗教信仰、权利基础、建国的理念和要建立的国家的性质。用“被造”(are created )界定何为人;用“造物主”(their Creator )界定在人类一切自由与权利的来源者和赐予者;用“神圣护理”(Divine Providence)宣示追求自由的努力必须依赖的保障和应许从何而来。说明美国政治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来自清教徒的改革宗神学传统。

为什么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政治经济中需要宗教的支撑?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说,对十字架的信仰中,有一种纯粹的超越性追求,对上帝的忏悔中,有一种绝对的忠诚。正是天堂使人类意识到了人世的庸俗、懦弱。对人自身的否定和批判,是基督教贡献给人类的最宝贵财富。……西方的近现代人所具有的职业精神、超越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都来自基督教神学。(《思想之谜与人类之梦》)宗教信仰引领人类精神,使得社会经济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黄仁宇以荷兰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为例,说明“并不是先有了一个宗教观念,才因之造成了资本主义体制。而是因为各种因素的汇集,使荷兰民国先已造成一个由资本家作领导的坯胎,定命论才因之被解释得强调人生富贵荣华由天赋,而一个信徒更要勤俭致富,才能证明他自己既虔诚,又有神佑。” (《放宽历史的视野》)黄仁宇认为,信仰不是资本主义的起源,而是富裕起来的资本家的一种心理证明。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归因于清教信仰,固然是过度夸大了宗教在资本主义起源个发展中的作用,然而,虔诚的宗教信仰,一直伴随资本主义顺利发展,让我们不能忽视宗教信仰在资本主义的功能。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国民需要有信仰?信仰有两个层面。信仰的第一个层面,是形而上的宗教层面。《上帝,国家,可乐》这本书揭示信仰在国家的重要作用。在美国这个富强的国家与企业的背后,还有上帝的影子。而上帝,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观与文化的象征。今天,美国的上帝,不是单一的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一个多元神。张千帆评论当下中国的信仰状态说,因为某些国民的宗教信仰和自己不一致就把他们打入“邪教”行列,剥夺他们的宗教活动自由,我们就在削弱这个国家,因为信仰是最重要的道德资源。 压制宗教活动自由不仅伤害了信教者的权利,而且也剥夺了不信者在自由传播过程中接受信仰的机会。(《宪政是强国之本》)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也说:“美国尽人皆知的优秀之处就在于,在这里人们可以有自由的选择信仰什么或者不信仰什么的权利。”“自由的选择信仰,是美国自由精神非常重要的基础之一。”

中国信仰的状况可以通过基督教在中国的境况体现出来。《纽约时报》报道:坐落距离海岸线约十五公里的一个山谷里的水头镇是一个小集镇,这里有墙上渗透着水迹的混凝土住宅区和杂乱的街道。大多数这里的传统宗教场所,包括佛教的、道教的,以及祭奠祖先的祠堂等,都是小型建筑,有的建在山边,一般都不显眼。但自廿世纪八〇年代起,水头镇上的十四所教堂的建设都得到了当地企业家的捐款,他们热衷于炫耀自己新获得的成功和来之不易的信仰。教堂有几层楼高的正厅,还有卅多米高的尖顶。直到前不久,大多数教堂的尖顶上都有鲜红色的十字架。但是水头镇上一半教堂的十字架已经被拆除,每个月都有命令下来,要求拆除更多的十字架。许多接受采访的礼拜者说,他们担心一个时代即将结束。(《浙江两年拆上千十字架 中国或进一步限制基督教》)

焦国标评论说,美国不怕中国崛起,怕中国崛起了犯浑。浙江大规模拆十字架,扒教堂,就是标准的犯浑,比阿富汗塔利班炸巴米扬大佛还要浑一百倍。中美贸易战的根源岂止是意识形态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中国去西方国家建孔子学院,在自己国家扒耶稣教堂,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这是智昏加犯浑。这是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挑衅,这是对西方文明的宣战。

信仰的第二个层面,是形而下的制度层面。民众的信仰,建立在对制度的信任的基础上;对制度的信任,建立在公平的法制和公平的理念与实践的前提下。德国学者法兰克· 舍伦(Frank Sieren)说,“我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发展了一种法制和公正理念,这一理念则建立在举证义务的基础上,并用来区分一时疏忽还是有意而为、个案还是连环作案、尤其旨在避免株连。即使我们有时感到愤怒,也应该遵守这一原则。其中不是要夸大或描清某个事件,而是强调公平对待每一个人,也包括那些曾有不公行为和如今仍在犯错的人。因为只有维持公正才能让自身的价值站住脚。” (《从天安门到莱比锡》)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失去对制度的信任,不再相信制度提供公正的保障,制度的危机就随之到来。

学者吴思说,现在政府不提供这东西,就有了黑市,有了一种与官方联手牟利型的黑手党,有了一套固定的规矩。一个潜规则通行的领域就这样出现了,一个事实上的职业和公司就这样出现了。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并且还将继续为公正付出极高的代价。公正稀缺的社会算个什么样的社会呢?那就是潜规则支配一切的社会,一个冠冕堂皇的宣言与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的社会。在两者的差距之间,对公正的追求逐渐积累,又被无情地压缩,积压出价值千万亿人民币的能量,一旦找到薄弱部位,这股能量就会造成火山爆发。(《出售公正的生意》)

不公正的社会必然唤起人的邪恶的本性,造成底层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人性溃烂。政治学者王军涛认为,强大而专横的权力是社会溃败的重要原因。由于缺少外部监督与制衡,行政官僚蔑视法律规章,施政措施缺少稳定性,其肆意行为更是削弱了司法权威。身处这种政府运作逻辑下的民众则以另外一种方式模仿、学习了政府的行为方式。民众发现法律没有权威,因而他们也不尊重、遵守法律,“每个恳请者要求人们照顾他而撇开现行法规。”在法律无用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服从不是出自个人理性与自由意志,而是政府强力塑造出的习惯。而政府强力一旦遭到动摇时,他们就会因缺少外在约束而变得任性、骄纵,以至于走向暴力。与政府蔑视法律和缺乏信用相呼应的是,民众不遵守规则和秩序,易于走向极端。托克维尔看到,在旧制度下,政府的武断和专横行为塑造出民众的恶劣品质。(《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

没有信仰和宗教信仰,是一条腿的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完成了西方世界用了2-3百年时间达到的工业化水平,但也同样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透支了千百年来的生态环境资源和扔掉了几千年沿袭的文化传统。大多数中国人虽然在物质上富裕了十倍、百倍,但精神上却依然赤贫,在这样一个知识更新和资讯免费化的互联网时代。这是对现代化的最大嘲讽。人们常常忘了,人活着的意义不只是追求物欲的满足,一个民族精神的堕落是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 (潘晴:《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后记》)中华民族正面临没有宗教信仰、缺少制度信任,没有公平公正的劫难。

由于没有信仰,失去对上帝的敬畏,眼睛中只有今生今世,为了获得物资财富,抛弃一切人的底线。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伴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破坏。学者苏晓康说,“中国今天的环境破坏,不知道比西方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破坏严重多少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掠夺性。这是第一个丧失。第二个丧失是中国人的心灵被掏空了。他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这就是说中国人的心灵家园也没有了。” (《中国比25年前更糟》)

改革开放造成的城市破坏、制度破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改革,制造整体性道德沦丧。社会和经济动乱,社会解体,通过没有上帝、没有信仰、没有敬畏的群体与政府的共同参与发生。这就是“火山现象”。社会动乱,要有相当数量的愤怒的暴民的积极参与。当愤怒的人的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动乱倚马可待。

摘自《半资本论》
标 题: 人生感悟,句句值千金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Oct 25 18:30:01 2018, 美东)

1.不要嫉妒别人得到的比你多,因为别人总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加倍努力。人生,必
须要有一开始的苦心经营,才会有最好的不期而遇。不要埋怨别人让你失望了。怪你自
己期望太多。给时间一点时间,让过去过去,让开始开始。

2.把努力当成你的一种习惯,而不是一时的热血,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
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为身边人的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来得
更有底气一些,这就是应该努力的原因。

3.当别人都否认你的时候,你要懂得去坚持你自己的选择。不要被别人左右,更不要随
便改变自己。要时刻记住:你再优秀,也总有人对你不屑一顾;当然,你再不好,也会
有人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4.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
卑的自己。我始终相信一句话:自己足够强大,才不会被别人践踏。

5.闭上眼睛,安静内心告诉自己。别人想什么,我们控制不了;别人做什么,我们也强
求不了。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原则,好
好生活。即使有人亏待了你,时间也不会亏待你,人生更加不会亏待你。

6.易怒的人都很敏感,敏感的人都很好强,好强的人都很固执,固执的人都很单纯,单
纯的人都很天真,天真的人都缺心眼。

7.时间,不一定能证明许多东西,但一定会看透许多东西。越来越觉得,照顾好自己,
不给别人添麻烦是成长重要的一步。

8.事出必有因,有因必有果。不要合理化自己的过错,将一切不顺己心、不如己意之事
怪罪于他人。凡事从自身找原因,是改变命运第一法。

9.生命里最好的一种状态,是该看书时看书,该玩时尽情玩,看见优秀的人欣赏,看到
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去活出自己。

10.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
快乐的空间,想太多敏感的人往往过得不快乐,因为太在乎。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
过不去的心情,心若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自己才是人生的作者,何必将剧本写得苦
不堪言。
--
耶鲁大学校长:画更大更多的圈
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12 日 由 辰思

(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在2018届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题为Drawing a Larger Circle的演讲。)

2018届的毕业生们,家长们和朋友们,很高兴与大家共同见证这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喜悦的一天,未来则充满希望。现在,我将履行耶鲁大学光荣的传统:

请在座的所有家长和朋友们起立,向我们2018届优秀的毕业生们致意;也请在座的2018届学子们起立,向所有成就你们达成今日里程碑的人们致敬。谢谢大家!

人们总是倾向于制定大量的计划。有些是实用性的计划,比如订航班,租房子,思考毕业后在哪里生活、工作或学习。还有一些是远大的抱负,展望未来的生活,以及未来几年筹划构筑的事业等。

我想分享的是Pauli Murray在1945年所写的关于她的志向。那时,她还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和民权活动家。

“我要通过积极和包容的方式打破隔离,”Murray写道。“当我的兄弟们试图画一个圈把我排除在外时,我会画一个更大的圈来包容他们。他们为小团体的特权发言,而我为全人类争取权利。”

所以今天我想问你们:你会画多大的圈呢?

你会画一个兼容并包、充满活力的圈?还是拉帮结派的团团伙伙?

要实现兼容并包很难,但未来的回报巨大。

当你们即将离开校园时,我建议你们可以仿照Pauli Murray以及其他许多耶鲁毕业生的例子。首先,要确保你画的圈足够大。

如今的世界,你可以在Twitter上拥有700位粉丝,也可以在Facebook上交1000位好友。看起来拥有一个很大的圈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如果你所谓的“朋友”都在分享相同的故事、类似的观点,那么你的世界可能很窄。然而,一场与现实生活中6个朋友的谈话可能会获得更加丰富的想法和观点。

我在耶鲁大学的这些年,我很荣幸能够认识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我也了解到最伟大的学者们所画出的那些很大的圈。他们博览群书,也对自己研究范围之外的想法颇感兴趣。

Robert Dahl是一位曾在耶鲁大学任教四十年之久的政治学教授。因其在民主和民主制度研究中的权威,Dahl教授可谓是同时代最受尊敬的政治学家之一,也是一位深受喜爱的导师。

2014年,98岁高龄的Dahl去世,他曾教过的学生纷纷表达对他的哀思。一位名为Jeffrey Isaac的学生回忆道,尽管他非常喜欢Dahl教授的课,但他强烈反对Dahl教授的一些论点。Isaac还发表论文驳斥Dahl的理论。然而令他惊讶的是,系里最支持他的老师竟然是Dahl教授本人!Dahl教授还同意担任他的论文导师。

Isaac写道:“Dahl教授花费了数不尽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里和我讨论论文主要论点,以及我要驳斥的人——他自己!我们客观地讨论‘Dahl’这个人和他论点的局限性,并猜测‘Dahl’会如何回应我的论点。”

Dahl教授欢迎他的批评者并且倾听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展开交流。这是一种开放且积极的研究精神和教学模式,是耶鲁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校园之外。气候变化、贫困、动荡和暴力是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这需要创新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然而,政治分化令这些问题比以往更加难处理。我们需要与不同政见者交谈,尽管我们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

我们或许可以效仿Dahl教授以及许多其他智慧、通达的思想者,画一个够大的圈,并不断填充人类的认知。

我的第二条建议是:尽你所能画更多的圈。

其中一个圈是你的工作。你不仅要确保你喜欢它,还要确保它不是你生活中仅有的圈。

我们知道,幸福的源泉之一是培养工作之外的激情和专业。与他人分享这种激情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喜悦,还能将我们与其他圈子的朋友和同事连接在一起,而这些人可能与我们平时遇到的人迥然不同。

许多人知道,我对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的音乐甚为喜爱。我对传统乡村音乐和蓝草音乐的热爱,能牵引我至弗吉尼亚西南部和肯塔基州东部等地,担任国际蓝草音乐博物馆的董事,并且能和蓝草音乐教授一起演奏贝斯达30年。

这让我在夏季蓝草音乐节期间能与陌生人尽情分享音乐和故事。最重要的是,对音乐的热爱让我建立超出我成长的故乡、学校和我所从事的心理学专业的友谊圈。

我为能够成为一名心理学家而自豪。我的学科也提供许多实证支撑我的个人经历发展。

Patricia Linville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她的研究集中在人们的自我认知,以及这些自我认知的影响。当完成她所称之为“自我复杂性”的研究期间,她曾是我在耶鲁的老师。目前,她任教于杜克大学。

根据Linville教授的说法,“自我复杂性”是一个更大的概念,指一个个人的多面性。换句话而言,这个个体画了很多圈。

比如,一个女人可以视自己为学生、马拉松选手、戏剧爱好者、纽约客杂志读者,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蓝草乐队中的贝斯手。她可能比那些只视自己为律师的人有更大的自我复杂性。

Linville教授在她的研究中发现,更大的自我复杂性可以作为消极经历的“缓冲器”。如果你全靠工作定义你自己,那么当你没得到升职时,或许会对你的自我价值认知造成深重的打击。Linville教授将其称为“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认知的篮子里”。

而像我刚才提到的跑马拉松的吉他手,在遇到挫折后可能恢复得更快。Linville教授甚至发现,自我复杂性更大的大学生患有抑郁等精神疾病的比例更低。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扩大圈子的重要途径——结识更多人并与之互动。

在这里我想提及的仍是Pauli Murray。

Murray上千封的信件折射出的是她丰富的生活。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学习期间,Pauli Murray收到了一份来自耶鲁1936届校友William S. Beinecke的信。现在这个名字或许听起来很熟悉。贝尼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就是以William的父亲和两个叔叔命名的,而耶鲁的许多项目也从这个家族的慈善事业中受益。

上个月,Bill Beinecke去世,享年104岁。1963年致信给Murray时,他是Sperry and Hutchison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一家由其祖父创立的美国企业,你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可能还记得S & H发行的绿色邮票。Beinecke曾是这家美国企业的领导者,也是一位富有且强大的人。

他在耶鲁的一次活动上遇到Pauli Murray。在那次会议后不久,他给她写了一封信,询问她关于他在《时代》杂志上刊登的关于美国种族关系文章的看法。

Pauli Murray回复了。几周后,他再次发给她了一篇学校融合的文章,并询问她的意见。她又给他回了信。这封四页纸、单行距的回信被Murray称为“不可估量的种族问题”。他们的通信持续了几个星期。双方观点都很有趣且坦率。

Beinecke和Murray,这两位耶鲁传统的典范,尽管在性别、家庭背景、种族、阶级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仍能保持对话。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同意彼此。但可以想见的是,他们从交流中获益良多。这完全是因为两个人决定超越他们日常的圈子。

Beinecke决定给Murray写信绝非一时头脑发热。上世纪50年代,Beinecke参加了耶鲁法学院一场有关美国种族关系的讨论。不久之后,他决定参与Sperry and Hutchinson的招聘。他了解到职业介绍所在向他们推荐人时完全剔除了非洲裔美国人。Beinecke决定终止这一做法。

Beinecke也支持为来自底层高中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并在耶鲁法学院为有色人种设立奖学金。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他遇到了Murray并开始了他们的通信,希望能够弥合两人的经历鸿沟。

Bill Beinecke的生活由许多不同的圈子组成。他领导改善纽约中央公园,支持环保事业,热衷高尔夫运动。他也是耶鲁及其学生兴趣的积极倡导者。

那么,在年轻的Pauli Murray承诺在她的生命中画一个更大的圈之后发生了什么?在她最后一次致信给Bill Beinecke的一个月后,她组织并参与了那场著名的华盛顿游行。当取得耶鲁法学博士学位后,她起草了一份有影响力的法律备忘录,帮助确保在1964年的《民权法案》中纳入基于性别的保护。

Murray的他生活圈还延展至诗歌和教学67岁时,她成为第一位被任命为圣公会牧师的非裔美国妇女,继续她的一生都在致力的和解与理解。

扩大我们的圈子并非易事。这当然需要勇气,也需要对生活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它拒绝恐惧和怀疑,要求我们互相倾听,量度人性的边界。

正是由于Pauli Murray和Bill Beinecke都画了很多很大的圈,才使他们的生活相交。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如此,尽可能画许多圈,并且让它们足够大。你会发现生活更加丰富、充实、有意义。你将为世界带来我们亟需的同情和理解。

2018届的毕业生们(请起立):

现在整个世界在你们面前,请你们携手慢移流浪的脚步,向世界带去你在耶鲁教育中获得的一切:虚心聆听,批判地参与,创造性地应对挑战和难关,在寻求幸福的同时接受你的责任,画一个更广阔的圈包容和理解这个世界。

我们很荣幸见证了这一刻,并为你们的成绩感到骄傲。请记得向所有成就你们走到今日的人表达谢意。请带着感恩的心从这里出发,依靠你们的思想、声音和双手改善你们新的社区和世界,这将是你们对母校最好的回赠。

2018届全体毕业生,祝贺你们!

演讲原文(英文)

Drawing a Larger Circle

Graduates of the Class of 2018,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It is a pleasure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a day filled with joy for the present and hope for the future.
There is a wonderful Yale tradition that I would like to honor right now:
May I ask all of the families and friends here today to rise and recognize the outstanding—and graduating—members of the Class of 2018?
And now, may I ask the Class of 2018 to consider all those who have supported yourarrival at this milestone, and to please rise and recognize them?
Thank you!
These are the months and years when people tend to make a lot of plans. Some are practical: you schedule flights and rent apartments and consider where you will live, work, or study after graduation. Others are more aspirational: you imagine your future life and what you wish to accomplish in the years ahead.
I want to begin by sharing a passage Pauli Murray wrote in 1945 about her aspirations. At the time, she was a young lawyer and civil rights activist.
“I intend to destroy segregation by positive and embracing methods,” Murray wrote. “When my brothers try to draw a circle to exclude me, I shall draw a larger circle to include them. Where they speak out for the privileges of a puny group, I shall shout for the rights of all mankind.”[1]
So today I ask you: How large will you draw your circle?
Will you draw a circle that is large, inclusive, and vibrant? Or will it be small, “puny,” and privileged?
The work of inclusion is difficult, but the rewards are great.
Let me suggest ways you might follow the example of Pauli Murray—and many other Yale graduates—when you leave this campus.
First, make sure your circles are truly large.
In today’s world, where you can have 700 followers on Twitter and a thousand friends on Facebook, it may seem easy to have a large circle. But if you’re bombarded with the same stories, memes, and opinions from all your so-called friends, then your world may in fact be quite narrow. A conversation with six friends in real life actually may lead to a greater variety of ideas and perspectives.
In my years at Yale, I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know some of the most brilliant minds in the world. I have learned that the greatest scholars draw large circles. They read widely and are interested in ideas well beyond the scope of their own research and beliefs.
Robert Dahl, who was a Sterling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taught at Yale for forty years.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political scientists of his generation, Professor Dahl was an authority o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e was a beloved teacher and mentor.
After his death in 2014 at the age of 98, tributes from his former students poured in. One of his graduate students, Jeffrey Isaac, recalled how he vehemently disagreed with some of Dahl’s arguments, even though he loved taking his classes. For his dissertation, Isaac proposed writing a critique of Dahl’s theories. Much to his surprise, the most enthusiastic and supportive faculty member in the department was Dahl himself! He agreed to supervise the dissertation.
Isaac wrote, “Bob Dahl spent countless hours in his office talking with me about my principal theoretical antagonist—him! We would discuss this guy ‘Dahl’ in the third person, considering the limits of his arguments, speculating about how he might respond to my arguments.”[2]
Professor Dahl embraced his critics, listened to them, and conversed with them, a model of open and engaged scholarship and teaching—the best we can aspire to at Yale.
The lesson extends beyond our campus. Our greatest challenges as a society—climate change, poverty, insecurity, and violence—demand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solutions. Yet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s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than ev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must be able to talk with our opponents even though we disagree with them.
We might start by emulating Professor Dahl—and so many other wise and generous thinkers who have drawn large circles and so added to the sum of human understanding.
My second piece of advice—and here I am taking some liberties with the metaphor—is to draw as many circles as you can.
One circle will be your work. Make sure you enjoy it, but make sure you have other circles as well.
We know one of the keys to happiness is developing a passion—even an expertise—outside of work. Sharing that passion with others gives us great joy, and it connects us to other circles of friends and associates who might b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nes we would meet otherwise.
As many of you are aware, I am quite passionate about music from the Appalachian Mountain region. My love of traditional country and bluegrass music has allowed me to visit places such as southwest Virginia and eastern Kentucky, to chair the board of the International Bluegrass Music Museum, and to play bass—for thirty years now—with the Professors of Bluegrass. It enables me to share stories and songs with perfect strangers at summertime bluegrass festivals. Most significantly, though, it has led to circles of friendship beyond the towns in which I grew up, beyond the universities I attended, and beyond my profession of psychology.
I am proud, of course, to be a psychologist, and my discipline does in fact provide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my personal experience.
Patricia Linville is a social psychologist who studies how people think of themselves and how these self-perceptions influence well-being. She is now at Duke, but she was my teacher here at Yale when she completed several studies of what she terms “self-complexity.”
Greater “self-complexity,” according to Linville, means a person has a variety of aspects to his or her self. In other words, he or she draws many circles. For example, a woman who thinks of herself as a student, a marathon runner, a theater-goer, a reader of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and—let’s say—a bass player in a bluegrass band would demonstrate greater self-complexity than someone who thinks of himself only as a lawyer.
Professor Linville, in her research, found that greater self-complexity acts as a “buffer” against negative experiences. For example, if you define yourself almost entirely in terms of your job, getting passed over for a promotion might be devastating for your sense of self-worth. Linville calls this “putting all your eggs in one cognitive basket.” People such as our marathon-running bass player, on the other hand, bounce back more quickly after a setback. Linville even found that college students with greater self-complexity were less likely to get sick or experience depression or stress.[3]
Third and finally, let me suggest one important way we can expand our circles—by reaching out and engaging with others.
Here I would like to turn again to Pauli Murray and one of her more surprising relationships.
Murray’s papers contain thousands of letters—a reflection of a full life, animated by many interests, commitments, and relationships. A life of many circles.
During her time at Yale Law School, Murray received a letter from William S. Beinecke, a member of the Yale College Class of 1936. Now the name will sound familiar to everyone here. The Beinecke Rare Book & Manu Library is named for William’s father and two uncles, and many other programs and places at Yale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family’s remarkable philanthropy.
Bill Beinecke passed away just last month; he was nearly 104 years old. In 1963 when he wrote Murray, he was chairman of the Sperry and Hutchison Company, a venerable American company founded by his grandfather. (You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probably remember S&H Green Stamps.) Beinecke was a leader in corporate America and a wealthy and powerful man.
He had met Murray at an event at Yale, and not long after that meeting, he wrote her a letter. He enclosed a clipping from Time magazine about rac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ked what she thought.
Murray responded. A few weeks later he sent her another article and asked her opinion again, this time about school integration. She wrote back. At one point, Murray wrote Beinecke a four-page, single-spaced, typed letter on what she called the “imponderables on the issue of race.” Their correspondence continued for several weeks, with interesting and frank letters on both sides.
Beinecke and Murray—both exemplars of the Yale tradition—were able to sustain a conversation despite differences in gender, family background, race, class, and more. We don’t know whether or not they entirely agreed with one another, but we can imagine they learned a lot from the exchange. All because two individuals decided to reach beyond their normal circles.[4]
Beinecke’s decision to write Murray did not take place in a vacuum. In the 1950s, he attended a discussion at Yale Law School on the topic of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Not long after, he decided to look into Sperry and Hutchinson’s hiring practices. He learned that the employment agency vetting applicants for his company was screening out African Americans, removing them from the pool before their applications ever reached Sperry & Hutchinson. Beinecke ended the practice.
He also supported scholarships for underprivileged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established a fellowship for students of color at Yale Law School. It was in the course of this work that he met Murray and initiated their correspondence, hoping to bridge the gulf that separated his experience from hers.[5]
Bill Beinecke’s life was made up of many different circles. He led efforts to improve New York’s Central Park, he supported environmental causes, he was dedicated to the game of golf, and he remained an ardent champion of Yale and its students, among other interests.
And what about Pauli Murray, who as a young person promised to “draw a larger circle” in her life? One month after writing her last letter to Bill Beinecke, she participated in the historic March on Washington, which she helped organize. While finishing her doctor of jurisprudence degree here at Yale, she drafted an influential legal memo, helping to ensure that “sex” was included in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Murray’s other circles included writing poetry and teaching. At the age of 67, she became the first African-American woman ordained as an Episcopal priest, continuing her lifelong commitment to reconciliation and understanding.
Enlarging our circles is far from easy. It requires courage, surely, but also imagination and curiosity about our fellow human beings. It rejects fear and suspicion. It demands that we listen to one another. It measures the limits of our humanity.
Both Pauli Murray and Bill Beinecke drew such large circles—and so many circles—that their lives intersected. I urge you to do the same. Draw many circles; make them large in all kinds of ways. You will find life richer, fuller, and more meaningful, and you will bring to the world the empathy and understanding we so desperately need.
Members of the Class of 2018 (please rise):
As you go out on to a “world [that is] all before [you] . . . hand in hand with wandering steps and slow,”[6] bring to that world all that your Yale education has given you: the ability to engage critically even while listening respectfully, to respond creatively to challenges and obstacles; to embrace your responsibilities while finding happiness, and to draw ever wider the circle of belong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is world.
We are delighted to salute your accomplishments, and we are proud of your achievements. Remember to give thanks for all that has brought you to this day. And go forth from this place with grateful hearts, paying back the gifts you have received here by using your minds, voices, and hands to strengthen your new communities and your world.
Congratulations, Class of 2018!
[1] Murray, P. (1945). An American Credo. Common Ground 5(2), 24.
[2] Isaac, J. (2014, February 11). Robert Dahl as mentor. Washington Post.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4/02/11/robert-dahl-as-mentor/?utm_term=.e19c870c221c
[3] Linville, P.W. (1985). Self-complexity and affective extremity: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cognitive basket. Social Cognition, 3, 94-120.
[4] Pauli Murray Papers, Schlesinger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5] Beinecke, W. S., & Kabaservice, G. M. (2000). Through Mem’ry’s Haze: A Personal Memoir. New York: Prospect Hill Press, 417-421.
[6] This quotation is from John Milton’s Paradise Lost, a favorite passage of mine to read on Commencement weekend at Yale: “Some natural tears they dropped, but wiped them soon; The world was all before them, where to choose Their place of rest, and Providence their guide; They, hand in hand, with wandering steps and slow, Through Eden took their solitar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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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品:10个令人拍案叫绝的中翻英,看完真是大写的服!
发表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 由 wy

翻译既简单,又很难。

这就好比吃饭,可以粗茶淡饭,也可以珍海味。那么,翻译中“山珍海味”的标准,在我看来就是:译文在“音、形、意”三个方面与原文无限接近。“音近”指发音接近,这个最难实现,“形近”指形式接近,尤指句式的相似度,“意近”指在意思的传递上尽量达到“无损”的状态。

当一个翻译的“音、形、意”达到高度统一时,就会产生一种令人“拍案叫绝”的效果。侃哥搜罗全网,找到了一些好东西,跟大家分享,共同体会语言之美。

1、忽悠

fool you

这个翻译太绝,做到了刚才我说的“音、形、意”三者的完美融合。首先发音上,大家读一下fool you,不就是“忽悠”的福建话版本吗?(福建话中h和f不分…福建同学感触会比较深吧)。

其次,形式一致,“忽悠”两个词,“fool you”也两个词;最后,意思十分接近:“忽悠”=“愚弄(你)”=“fool you”

2、单身狗

Damn Single

这个翻译也很绝,做到了“音、形、意”三点中的“音和意”两点。大家念一下Damn Single,是不是很像“单身狗”?

其次,在意义上,“single”这个单词大家都知道表示“单身”的意思,而“damn”在英文中是一个加强语气的词,通常用在发泄负面情绪的场合。用“damn”来诠释“单身狗”这种自嘲的语气,蛮准确的。

下次有人问你有对象了吗,你可以回答:“I am damn single!”

3、不折腾

No Z-turn

在国外的交通标识里,有一种叫“No U turn”,就是“不能U型转弯”(不能掉头)。这位译者创造性地把“U”变成了“Z”,“Z-turn”给人非常好的画面感(能把字幕Z用成“象形字”,不是一般的牛):一个人开车的时候,一会儿朝左开,一会儿朝右开,一会儿再朝左开,一会儿再朝右开…这干吗呢?不就是“折腾”嘛!

而且,最好玩的一点是,“Z-turn”的发音跟“折腾”真的真的很相似…有安徽的同学吗?家乡话来一个!是不是一模一样??

4、忙的一笔

as busy as bee

“一笔”是南京话(今天扯了好多中国的地区方言…),也是加强语气的一种说法。南京人说一个人好帅,都会说“帅的一笔”。但据说“一笔”是个脏话,不过貌似很接地气…

“忙的一笔”就是形容“很忙、很忙”的状态,辣么,翻译成“as busy as bee”最绝的地方在于,英文中有一个idiom(成语)形容非常忙碌,叫做“as busy as bee”–“忙得跟蜜蜂一样”,因为确实很忙,加上busy跟bee又押韵,所以这个叫法就传开了。

“一笔”跟“a bee”属于“音近”,而且它俩在意思上也无限接近,服了。

5、狗不理

Go Believe

来来来,这个翻译要请“天津”的同学出来考证一下了。“狗不理”大家都知道是“天津”的名小吃,这几年越来越国际化了,起了个英文名。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不错的,虽然在意思上跟“包子”没半毛钱关系,但是,发音上,真的太太太太接近了…让人不得不服。

b

Go believe–狗不理,让人看到这个英文名,就情不自禁地多读几遍…其实呢,在寓意上也挺好,“Go believe”–“去信吧”(暗含“你不会后悔”),但真的不后悔吗?只有吃过的人才知道…

6、闻着臭,吃着香

Smell smelly,
taste tasty

这回轮到大上海了。“闻着臭、吃着香”是一句中华名小吃“臭豆腐”的招牌式宣传口号,但据说在上海张江地铁站里一个臭豆腐摊,为了照顾到国际友人,打出了这句英文翻译“Smell smelly, taste tasty.”,我看后不禁惊呼:此乃神作也!

首先中文是个形式工整的对偶句,英文也做到了!而且语法极为严谨,感官动词“smell”表示“闻起来”,后接形容词“smelly”表示“臭的”;感官动词taste表示“尝起来”,后接形容词“tasty”表示“味道好的,香的”;读起来朗朗上口。妙哉。

7、吃一堑,长一智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

据说哲学大师金岳霖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时,遇到“吃一堑、长一智”,无从下手,便求助钱钟书。钱老当时机灵一抖,脱口而出“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 其中,“a fall into”对应“吃一…”;”a gain in”对应“长一…”;“pit”对应“堑”;“wit”对应“智”,此译文无论从形式上还是表意上都堪称完美,吓得金岳霖大呼:请收下我的膝盖~~

8、让我感谢你 赠我空欢喜

Thank you for…
well…nothing.

王菲的歌迷有木有?考考你们,不知道这这句歌词的fan不合格啊~“让我感谢你,赠我空欢喜。”

这句歌词出自王菲2003年专辑《将爱》中的《花事了》。偶尔在网上看到这句英文翻译“Thank you for…well…nothing”,我觉得非常妙:Thank you for…是一个句型,表示“因…而感谢你”,后面用一个“nothing”,这种强烈的对比和反差,触摸到了原句“赠我空欢喜”想要传递出来的那种失落感,一个“well”又淋漓精致地表达出了“无奈”的情绪。

可以说,意思的拿捏很准确,而且表达简洁,很好!

9、突然有了软肋,又突然有了铠甲

Like a dog, like a god.

“爱一个人到底什么感觉”,我想最好的答案就是“突然有了软肋,又突然有了铠甲”。这也是无数多愁善感的同学的QQ签名档,很多年没换了吧?

对于这句话,我看过很多人的翻译,要么意思没说到位,要么形式很啰嗦,直到我碰到这句话:“Like a dog, like a god.” 首先,形式工整,这一点跟中文一致。

除此之外,最妙的设计在于“dog”和“god”,“dog”的字母顺序反过来就是“god”,“狗”代表一种“哀怒”,而god则代表一种“喜乐”,“哀怒”和“喜乐”仅在一瞬间就能完成转化,这不就是“恋爱”中的状态么!!

10、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Fuck the world if you’re rich.
Otherwise, go fuck yourself.

说实话,看到这句英文翻译,我喷了。

话糙理不糙,而且特别接地气,感觉跟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某种精神追求上高度统一,只不过用词不是很文雅大家注意,fuck其实是一个特别意义特别复杂的词汇,有时候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不堪。“fuck the world”有点像“用你的意志去改变世界”的调侃式的说法,“go fuck yourself”则并不是字面那个含义(你懂的),而是你在改变不了世界的情况下,只能去改变自己了。

其实这句话特别像军营里老兵对新兵的“训诫”,措辞虽严厉了一些,但句句是为了你好。大家不觉得这句话很励志吗?反正我看完这句话,就屁颠屁颠继续奋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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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教牧师们在经历恐怖的世界大战后,于1945年10月向世人,更是向上帝悔改认罪,他们发表《斯图加特悔罪书》承认德国教会对希特勒带给人类的旷世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连带责任,这份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是信义宗牧师马丁·尼默勒,他有一首很著名的短诗流传于世: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默勒牧师
那些年,那些事儿,谁还记得?
2018-10-13 11:12:18

我是闲人


那些年,那些事儿,谁还记得?



大学时光之开场白(草稿)

1978--1982,这是我的大学时光。

那是一个思想活跃思想碰撞的年代。

我们虽是工科学生,但也关心着国家和身边发生的变化。

从1978年开始,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首先是右派摘帽,接着天安门事件被平反,彭德怀,刘少奇被平反,大批冤案被纠正,大批干部被解放,科技界文艺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重见天日,各类"牛鬼蛇神"再获重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

各种思想也冒了出来,我们曾跑到西单,目睹了1978、1979年间西单民主墙上的大字报,那里应该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源地。

我们曾在学校的阅报栏下,阅读思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场大讨论中的文章,见证了打破迷信,解放思想的全过程。

还记得当时政治课考试出了一道题《先生产后生活的做法对吗?试论述》,"先生产后生活 "是大庆精神之一,但这句话在当时已有争议。我觉得这道题出的非常棒,很活。这道题是50分的题 ,其结果是差不多一半同学不及格,后来校方对分数做了特殊处理。

我们亲身经历了1980年大学生竞选风潮,口口相传,听到许多北大等高校大学生竞选人民代表演讲概要,也听到刘源参加竞选的若干故事。这其中记忆最深的是在某高校的竞选大会上,一个学生说:"我是党员,我的父母,爷爷奶奶都是党员,我要为党的利益争当代表",另一个学生跳上台说:"我不是党员,我的父母,爷爷奶奶,祖宗八代都不是党员,我要为人民的利益争当代表"。

《中国青年》刊登的潘晓的一份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1979年1月1日,中国和美国建交。

1979年,打响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们班有个同学来自部队,他的战友上了前线,有人献出了生命。我的一个发小也上了战场,荣立三等功。

那是一个富有激情充满阳光的年代。

当时流行一个从清华喊起的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

后来,在一场国际比赛中,中国男排赢了,北大学子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最强音。

我们曾为中国男排的胜利而激动,烧报纸,烧扫帚,还有同学"劫持"一辆公交车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庆祝。 我们为中国女排第一次取得世界冠军而狂欢。 汪嘉伟,郎平,张蓉芳等成为我们心中的英雄。

那时,我们对中国男足也充满希望,男足在北京工体3:0战胜科威特,在马来西亚4:2反败为胜战胜沙特令人激动,场景多年不忘。

那是一个文艺开放文艺复苏的时代。

以复旦77级学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为代表的描写文革时期的文学作品,当时成为当时文学思潮的主流。

大学四年,我们看过美国电视剧《从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麦克·哈里斯、"头儿"、小鹿纯子家喻户晓。

看过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追捕》《望乡》。《Good morning, World 》、《杜丘之歌》《草帽歌》风靡校园,高仓健,真优美成了一代人心中的男神女神。

看过国产电影《小花》《庐山恋》《小街》,那时的明星是陈冲、刘晓庆、张瑜、郭凯敏。有一个电影叫《他是谁》,许亚军主演,演一个骗子。因为该片在太原晋祠拍摄,所以影响很深。多年荧屏不见许亚军,直至《人民的名义》,许亚军演祁同伟,都是坏人。



大学期间,台湾校园歌曲进入大陆,《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等得到学生们的喜爱。

邓丽君的歌曲悄然进入大陆,官方认定是靡靡之音,然而却在地下流行。

那时当红的歌星是李谷一,朱逢博,王洁实,谢莉斯等。轻声唱法出现,一首《乡恋》引发歌坛一场争论。这首歌不仅是唱法的改变,重要的是,她打破统一、僵化的模式,告别了千曲一调文艺时代。

我们在现场听过程琳的二胡独奏,苏小明的《军港之夜》。

交际舞开始恢复,在学校好像是地下的啊。记得我们班一帮男生把几个女生动员到情报所一间教室跳舞,结果几个女生躲在角落,没一个敢下场。

那是一个改革初启大潮涌动的时代。

经济改革初启,在安徽,四川等地农村出现"大包干","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

深圳特区成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的事件。我们毕业时,学校有几个同学分配到基建工程兵,开进深圳后,集体专业,成为第一代深圳人。

打开留学大门,我们班在大三大四时,各有一个同学出国留学,还有一些同学做着出国准备。毕业时,我们学校这届毕业生有几十个(五十个以上,基本集中在化工系,我们班只有一个指标)公派出国攻读博士,以至于化工系某些班分配时已经没几个人了。

......

那四年,事儿真多,目不暇接。

后记

本来计划写一个《大学时光》的系列习作,第一篇是《我们学校我们班》,刚下笔,脑子里就涌现出很多的事,都是大事,至少是我认为很重要,对我影响很大的事。每件事,都可以展开来写,都可以独立成为一篇文章。于是,我又萌发了另一个想法,写一个《1978--1982,那些年那些事儿》的系列。先把这些事记下来,算以后写《1978--1982,那些年的事儿》的一个提纲吧。

那四年,怎么发生了那么多事儿。

对我个人而言,那几年,眼界,修行,思想,境界都有明显提升,这和大环境的直接推动是分不开的。

那是一个变动的复苏的改革的令人目不暇接热血沸腾的时代。
dqdeer 发表评论于 2018-10-14 09:05:36
文革后 第一批大学生。
超然看众家 发表评论于 2018-10-14 08:21:02
还有美国的许多老电影,《冷酷的心》和《叶塞尼亚》、《玛利亚》三部墨西哥电影。还有一些解禁后的香港老电影。
黑贝王妃 发表评论于 2018-10-14 06:16:20
笔者记得真清楚,一说到想起很多。我是80级的,你说的都还记得一些。我那时最喜欢的男演员是周里京,男排的汪嘉伟,女排都喜欢。期待你下面的作品。
来也匆匆London 发表评论于 2018-10-14 00:17:36
你们那一代人的经历是最惊心动魄的。我的父母经常提起那段日子,从而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足。
方励之自传 (科大篇)(一)
发表于 2018 年 10 月 09 日 由 辰思

【中国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文集,编者的话:本文摘自《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松江路,2013年4月第一版),从该书第8章“8.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起,到第18章“18.持不同政见者”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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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 《方励之自传》封面,李淑娴教授提供

方励之先生“动笔”开始写自传的时间是1989年10月27日,那时他与夫人李淑娴老师正被“困”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里;地点是他们的临时住所,一排平房,窗子外挂厚窗帘,从内用木板钉死;撰文工具是一台四通公司产电脑。其实,早就有人建议方先生写自传,他总觉得没有必要,还不到自我总结生平的时候。若不是被困,若不是各方的强烈建议和催促如潮水般涌来,平时(包括担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时候和被撤职、开除党籍以后)总忙得不可开交的方先生真挤不出时间来写自传,即便如此,他在大使馆写的第一件发表作品是那年9月寄出的论文,《类星体固有速度的一个上限》。1990年6月25日,当艰难的外交谈判终于结束、方先生夫妇踏上通往异乡的旅途时,自传可谓已基本成形,约四分之三文字已定稿,其余四分之一则于当年秋天在英国剑桥完成。此后,自传的文稿一直伴随在方先生身边,但因为各种因素制约,多年来束之高阁,未能付梓。

2012年4月6日,那个意想不到、令人惋惜悲痛的日子,方励之先生在美国图桑市(Tucson)猝然撒手人寰。一年后,在方先生结交四分之一世纪的老朋友、“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主持下,以李淑娴老师为授权人和校订者,方先生的遗作《方励之自传》在宝岛台湾出版,成为方先生留在人间的声音。

有必要说明几点:文稿是用word写的,所用载体是曾经很流行而现在几乎绝迹的“软盘”(Floppy Disk)。出版之际,除了由简体横排改为繁体(台湾称正体)竖排,该书编辑部参考台湾的标准用字,对有些日常或习惯用语、译名、科学名词等作了修改(例如激光改称镭射);这一类修改,除了本书编辑摸索着做的工作,近日更由李淑娴老师依据方先生留下的打印稿逐字校对,基本上已完全“复原”。为此,本书编辑对李老师致以深深的敬意。另外,方先生文稿中数次提到1989年6月北京发生的事变,原出版者将方先生对它的称谓修改成多年后为国际新闻界普遍接受的“六四天安门事件”等叫法,我们对此未作变动。

方先生是一位学者,尽管遭遇的政治干预波诡云谲、蛮横无理,他一生以科学为立命之本,追求客观真理。自传由他亲手写成,记录了他真实的经历和真实的感受。方先生在科大度过了他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二十八年,那些年对他、对科大都有非凡的意义,本书编入附件的是他对那个年代的回顾。我们相信,只要是也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科大人,阅读方先生的自传,必定激起强烈的共鸣。只要读者与方先生有过接触,或对他的文风有所了解,读书时,必定对李淑娴老师的这段话(见《方励之自传》,“写在出版之前——尘封二十多年的遗稿”)深有同感:

“方励之以他一贯坦然、简洁、深入又诙谐的笔调,解剖自己所思、所想、所做,读来如同和他谈话,时而尖锐直逼主题,时而开怀大笑,似乎听得见他那特有的、极富感染力的朗朗笑声。”

李老师的另一段话(出处同上)描述了方先生对生活、对科大的情:

“他着迷于探索事物的本源,使他选定研究广袤的宇宙。他热爱生他、养他的苦难的故土,所以热衷于教育。他说过,‘办好教育就是为未来铺路。’在离国的二十年,励之除了正常教学、科研,还推动各种国际合作,尤其关心他的学生、他的科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STC)。他在科大副校长任上被‘开除’,不是他的错,更不是科大人的错,他魂牵梦萦的仍然是科大。当年,明知他办学的核心取向‘科学、民主、独立、创造’不为当局所喜,但不妨一试,他希望通过比较或可能为更多方面接受,也许能挤开一条缝,为这片土地留下希望的种子。‘被开除’,他毫不在乎‘官位’,而是割舍不下那个他曾付出全部青春热情的学校。”

方先生离世两周后,李老师到他在亚利桑那大学的办公室整理遗物。墙上有块黑板,就着黑板与来访的朋友或来问问题的学生边演算边讨论是方先生的习惯,黑板上还杂乱地写着许多公式,公式丛中,赫然写着一句英文谚语:

“But Fire burned beneath the Ashes”。

若直译,应译为“灰烬之下,火仍在燃烧”;若找最接近的中文成语,应是“薪尽火传”。

李老师不能确定,这句话是不是方先生写的。但至少,他把这句话留给了后人。

(执笔:刘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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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 方先生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办公室的那块黑板,方克提供

8.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科大)一共工作了二十八年零四个月,从1958年8月底到1987年1月中。进入科大和离开科大的时间虽然相隔近三十年,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点。进入科大时,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我离开科大时,再次被开除党籍。而且,两次开除党籍的方式也十分相似。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开除党员的正常手续是,先由该党员所在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进行讨论,该党员有权在会上申辩。充分讨论后,再付表决。若获通过,再呈报上级党委。批准后,才算生效。可见,开除党员一般是很麻烦的事。但是,党章上也规定,如遇紧急情况,上级党委可以直接决定开除一个党员,不需召开党支部会,也不给予被开除者申辩的机会,立即执行。

所谓“紧急情况”,一般指的是是战争、火灾、大地震等时间尺度很小的事件。在那种瞬息万变的场合,如果一个党员图谋不轨,容不得正常的开会手续。必须立即开除,才会动用这个特殊条款。我前后被开除党籍那两次,都不是在战场上,当时也没有地震,而是在大学上课。可是,两次都是按“紧急情况”办的,即立即予以开除,没有开会,也没有申辩的权利。

我之所以有幸连续两次获得这种待遇,并不是由于我的地位特殊(当然,也不是一点特殊都没有),主要原因是,按阶级斗争理论,大学本就是一个战场。毛泽东曾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指大学)统治”,“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实际上是国民党。”也就是说,大学就是一个国民党占领区。在大陆上消灭了国民党的军队后,大学就变成了消灭“国民党”的一个主要战场。就这样,我被“紧急”地消灭过两次。

这就是大学里的主旋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在1958年创办的。在我报到时,全校还只有一百多个筹辨人员,没有学生。办校的目的是,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力量培养科技人才。特别是培养研究和制造原子弹、导弹和卫星(简称“两弹一星”)的人才。当时中国发展“两弹一星”的计划,刚刚起步。

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完全仿效苏联科学院,研究人员不在大学任课,甚至很少带研究生。因此,创办一所大学由这些人任教,是个聪明的方案。科大最初的一批教授都来自科学院,不少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学者。所以,相对于中国徘徊不前的经济而言,这所大学的发展还算是快的。1980年开放后,去美国念物理学位的中国学生中,来自北大的最多,第二即科大,这是后话。我在科大,一开始是当一名物理助教。

科大创办的1958年,正在反右派运动之后,共产党鉴于大学的不佳表现,规定了更强硬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大校歌的主要几句是:“迎接这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又红又专,亦工亦农。”乍一听起来很像一首共产党党校的校歌。在1958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有位元帅来参加,明确地说,科大应仿照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军校——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办。科大的校园原来的确就是一所党校,即中共的国际党校,它的目的是培养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干部,它的学生主要是那些共产党还没有夺得政权的国家的共产党人。

科大第一任校长,由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虽然,早在一零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郭沫若就是出了名的诗人,但科大并未因他而产生诗气。事实上,此时郭沫若的诗也全是党“诗”了,我还记得一首:

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反正,一切向毛主席学,绝不会有错。比如,1961年有一次正式传达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指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考试时学生可以拿小抄。后来,在考场上,果然有学生根据这个指示,公开抄书,监考的教师只好佯装没有看见。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来到科大。第一,无论如何,我有机会再研究物理了;第二,我可以脱离核反应堆,而去研究自己更有兴趣的课题。短短的人生,最愉快的事之一,不过就是能研究一点自己有兴趣的问题。至于“亦工亦农”,我一点也不害怕,打井、捉猪我都会,还怕其他?1959年秋,科大物理教师被安排去“亦农”——到京郊的山上去种树。那个中午,我一顿饭吃了九个标准大小的馒头,成为全队之冠(也是我迄今最高的一顿进食记录)。可见我未忘农村,仍然是能吃也能劳动。

当然,这时的我,已经没有赞皇的赤膊与赤诚了(编者注:1957年12月,作为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一名在反右派运动中“有问题”的青年科技人员,方励之被“下放”到河北省赞皇县,他不畏艰苦,努力劳动,获得当地农民认同)。在农村那八个月里,我还是极相信,只要经过努力的劳动,自己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成为一个受信任的人。然而,党籍的开除表明,一切真心实意的努力都是徒劳。我明白了,企图给党中央写信一事(编者注:方励之的“问题”,是与北大老同学倪皖荪、李淑娴一起,在“鸣放”期间打算致信党中央,就团的工作提出建议。倪、李因此被北大定成右派分子),使我的等级发生了质的变化,被归入了另册(原出版者注:清代把户口册分为正册和另册。另册用来登记盗匪等坏人。后来用来比喻受到轻视和不公正待遇的人或事物)。就像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一个人的等级,一经确定,就极难改变一样,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一入另册(虽然它不公开写在身份证上),绝难有出头之日。任何努力,绝难得到承认。我不再幻想“经过改造”会再成为受到信任的人,事已不可逆转。青少年时代对共产党所抱有的天真和虔诚,就此消失殆尽。

“有如他以前由于宗教的长剑而理解了宗教一样,现在他又因政治的绞索而理解了政治。”这句斯宾诺沙在被逐出教门罪时所说的话,也是我被开除党籍时的感受。

但是,我仍抱有一个幻想,共产党也许会有农民那种是非标准,至少对于一个安分守己勤奋工作的人,是容纳的。所以,我一直想,只要谨守认真工作这一原则,或许还是有我的发展空间的。

于是,我很努力地教书。对教书,我确也有兴致。

在科大的第二年,1959年,我就开始上课。几乎物理系的所有课程,我都讲过。从一年级的普通物理,到高年级的近代物理,从基础实验物理,到各门理论物理,我都教过。1960年,一门量子力学课,原由近代物理所的一位教授主讲。课到一半,这位教授有事离去。后一半课,由我去接上。学生虽然知道我还只是一个助教,倒也没有因助教来接替教授上课而表示不满,我对讲课更有了信心。

同时,我也开始做研究,我选择了粒子物理。研究条件很差。当时只能看到苏联的期刊,欧美的出版物要时隔半年以上才看得到,更收不到任何预印本。周围同事中虽也有几个对粒子物理有兴趣,但也都是没有任何研究经验的年轻人,缺乏有效的讨论。孤立和闭塞是物理研究的大敌。困难虽多,但这终归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困难中也不乏乐趣。

1960年春,我开始投寄论文。初秋,我的一篇论文“用变形的传播函数计算核子的电核半径”被《物理学报》(Acta Physica Sinica)接受。当时《物理学报》的执行主编钱临照教授也在科大任课。一天下午,在一个没有人的楼梯口,他叫住我。他的面色喜忧各半。他先高兴地说,我的那篇论文即将付排发表。接着,又有难色地说:

“不过,不能用你的真名发表,你是不是改个名字?”

很显然,这不是他本人的意见,也不是《物理学报》编委的决定。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没有用笔名发表论文的传统。

我知道了,我的行为(发表论文)已经开始超越了对另册公民所规定的可活动范围,因而受到限制。不准用真名发表论文,就是清楚地警告我:注意你的身份!我没有对抗的余地,只有接受。我立即想到的笔名是“方之”。初中时,我和哥哥合作(以他为主)写的一篇文章在报上发表时,就署名为“方之”。但,钱临照先生不同意,因为这两个字还是太接近我的本名。钱先生是我极为尊重的一位长者,所以,我就放弃了给自己取名的权力,请他代为取名。他答应了。

1961年第一期《物理学报》,刊登了我的论文,作者是“王允然”。看到这个名字,我对钱先生更尊重了。他用这一名字暗暗地诏告世界,在中国发表物理论文,除了同行的审稿外,还必须有王(者)的允许(允然)才行!后来,这个“允然”果然被明文规定,凡投寄《物理学报》的论文,都要先由作者所在单位进行政治审查,无政治审查证明文件者,不予发表。我的第一篇论文,也即“王允然”那篇论文发表后,再投寄到《物理学报》的几篇论文,均被退回,皆因没有政治审查文件。不过,这些被退的论文并非无功,由它们作导因,钱临照先生与我渐渐建立了忘年交。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为无产阶级当局着想,也会觉得,物理学是一个十分讨厌的领域。第一,不能取缔物理学,因为它有用(一些有用的学科也被取消,如心理学),第二,无产阶级大师们又弄不清一些作者说的“电核半径”之类该属于什么阶级(不像心理学全属于资产阶级那么清楚简单)。如何在物理学领域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十分令他们为难,尽管如此,物理学也并没有侥幸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恢恢天网。

当时,不少《物理学报》上的论文“作者”的署名是401核物理研究组、918理论组、515宇宙线组等等。有的物理论文,整篇之中根本找不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不,有时能找到一个中国人的姓名,就是“毛泽东”。就如布洛辛采夫在40年代要请列宁来指导他的量子力学一样,60年代开始,中国物理学家必须请毛泽东来当自己论文的最高指导。60年代初,为了安抚被阶级斗争吓坏了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一位被认最开明的共产党领袖,陈毅,曾对他们说(大意),“你们不要怕,安心划船就是了,有共产党掌舵,大家放心”。后来,这句话被浓缩为“你划船,我掌舵”,到处传播,曾使不少知识分子感动得涕泪横流。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上权威,终于给知识分子安排了一席安全之地了。那就是,在伟大的共产主义航船上,我们应当是位于401号、918号或515号上的划船手,或驯服的划船工具。不是吗,从60年代初开始,《人民日报》上反复宣传,人人都要向雷锋学习,做共产党的一名驯服工具。

至于我,一名另册人,最多只能做一个连号码也没有的工具。

李淑娴的等级,则比我还要低,连王允然级也不到。她曾参与翻译苏联专家的着作,但出版时,根本没有她的姓名,也没有笔名,致谢中也没有提到。此人不存在了,进入了“不存在”等级。

我被开除出党后,我和李淑娴之间的“冷冻”状态结束,恢复了联系。她比我稍晚,于1958年,也被下放到农村,在北京远郊的门头沟。195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毛泽东颁布特赦令。李淑娴属特赦之列,右派帽子被正式地摘掉,并从农村回到北大。

为了对后世负责,这里似有必要补充几句。因为,再过几十年,我们的后代在看这一段回忆时,会以为李淑娴真曾有过一顶类似英女王的冕那样的帽子,可以戴上也可以摘掉。这是弄错了“摘掉右派帽子”的含义。社会主义中国的各类“帽子”,并无物质的对应物,而是人的等级分类。所谓戴“帽子”,意指该人属于“帽子”所标志的等类。“摘帽”是脱离该等类。一般说,各种帽子所表示的等类,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对象。当然,镇压的方式又是门类繁多,不容细述,我想,将来的学者在研究中国这一段历史时,一定会创建一门分支学科——帽子学。

李淑娴虽然摘了帽子,名义上的等类有所提高,但实质上并无大变,即仍是所谓“摘帽右派”(很抱歉,对于不熟悉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读者,对如此多的名词一定很感厌烦,但我不能不用)。她虽然在大学工作,但不准上课,更不准做研究,而被安排到学校内的工厂劳动。

从1959年到1961年,近两年里,李淑娴和我大体仍像反右派运动以前那样安排生活,只有星期六我才去北大,一起过一个周末。其他时间,她在北大,我在科大,各自奋斗。我们仍力图坚持先立业后成家的初衷。

到1961年夏,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决定结婚。那时,我还只发表了一篇王允然论文,而她更没有任何研究成果,距离我们当年想象的成家时应达到的立业水平,差太远了。我们失败了。

然而,我们不能不结婚,理由是,社会里已经不再有我们的奋斗空间,也许只有建立一个自己的家,才有一角属于自己的天地。

1961年以后,大学里的教学及研究气氛日趋淡薄。愈来愈政治化。极少学术研讨会,而政治学习每周至少一天。后来,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形势更趋紧张。大学里有很多告密者。一个偶然的机会,科大物理教师发现了一个告密者的记录,其中典型的一段是:

五个人在一间教师宿舍中闲谈(话题是报载的一个腐败案件)。

B:“皇帝眼皮底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A:“你(指B)是不是发烧了。”

F:“有没有阿司匹林(给B吃)。”

这时,D在暗笑。

当时的告密者还没有录音录像设备,但这一段记录之详细不亚于秘密录像。

这段告密记录的关键是,B用“皇帝”来称谓最高当局,而其他在场的人又用戏谑的方式响应B。这证明,所有在场者,对当局都是不忠的。其中,B现在浙江大学物理系,A在香港理工学院数学系,D在哈尔滨工业大学。F是我。其实,把最高当局称作“皇帝”,在当时已是闲谈时的通用语言,当局并未因此能惩戒我们。不过,连闲谈都被如此严密地监视,怎么可能安心地去做研究?

因此,我们决定结婚。至少,当局还没有财力足以在每一个家庭里都装上窃听器。所以,家,是一个安全岛。

另外,六十年代初,是一个人为的大饥荒年代。深翻之后的农村,是死神的世界。三年之中,全国有两千万人(另一说四千万人)死于饥馑。我很不愿意再回忆那个年代,特别不想再回忆那些由于饥饿而失去了人性尊严的人。一个濒临死亡的饿殍,往往仅仅为了一小口食物,就会失却一切道德、一切理智、一切规范,不再是人,而成了一头求生的动物。甚至还不如动物,因为动物还极少因饥饿而吃食自己的同类。是可悲?是可憎?是可卑?是可怜?都不是,这是社会主义在救中国啊!最惨的地方,全村统统饿死,不存在了。然而,村庄的墙壁上仍赫赫然地写着“共产主义是天堂,社会主义是桥梁”。就这样,幸福的社会主义公民,一下子就有几千万提前移民去了共产主义天堂!

大学里的一个流行的“研究”课题是,用同量的粮食,如何加以蒸煮才会使人吃下后感觉更饱。于是,有所谓双蒸法发明,即米饭要前后蒸煮两次变得极难吃再吃,因为难吃的东西会令人感到量多。有人提倡冷食,理由是冷物入胃时会明显感到食物的存在,就会产生较大的饱感。也有人反对,提倡热食,因为温度越高含有的卡路里越多。总之,饱感学研究,大行其道。我的视力,原来一直是1.5,就在那时迅速下降,变成了近视,开始戴眼镜,饥饿使眼前一切都变得昏暗和模糊。

我们想,结婚吧,那怕外面是一个末日将临的世界,自己的家,也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温馨。

我们于1961年10月6日结婚,婚礼在北大物理系的一个会议室举行。很简单。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另册公民,但还是来了很多朋友,也有我们的老师,世界上好人还是很多。一场婚礼,和谐而温暖。唯一不幸的是,那天大家吃的水果多是梨。在那饥荒年代,只有梨还买得到。按中国的习俗,婚礼上是禁吃梨的,因为,它预示着“离”。后来,果然应验了,从1969年到1987年,我们被迫一南一北两地分开生活了18年。

我们的家,一个11平方米的房间,就安在北大的16楼。命运似乎总是用循环重复来嘲弄人,16楼,就是1952年我们在北大念一年级时,李淑娴住过的楼。它也是一栋距离大饭厅和后来的三角地,即北大最敏感的政治地带,最近的楼,1957年的那首《是时候了》就贴在这个楼的东墙上。1961年的我们,已经不再是1957年,更不再是1952年了。命运的乖戾和沧桑竟至于此,绝没有想到,当年的我们如何竟成了现在的我们。50年代的烂漫幻想,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我们还不认为是输。我们还只有25岁!婚后,我们还是常常到这些学生食堂吃饭,像学生时代一样,吃过饭即开始念书。现在,我们不用去大图书馆一个楼上一个楼下地分开了。我们可以相邻地坐在一起,这是我们自己的家,虽然,每个人面前的书桌仍是那种学生用的小桌。

我和李淑娴(我们始终相互以全名相称,从相识,直到如今,故在此书中,亦始终用全称,无论婚前或婚后)合作的第一件事是翻译席夫(Leonard I. Schiff)的《量子力学》(Quantum Mechanics)。1962年,我在教量子力学。黄武汉教授转给我一份席夫一书的中文翻译。嘱我校阅,准备出版。由于原译稿质量不好,我决定重新翻译。按当时李淑娴的政治状况,不容她有发表译作的权利,但她仍参加了,因为这是我们共同喜欢的一本书。那时,她已怀孕,据说,规律的翻译工作,也会使胎儿受益。

等到我们的翻译完成后,阶级斗争的形势更严峻了。不仅李淑娴,连我也难于获得发表译文的许可。所以,席夫的《量子力学》的中文译本竟如禁书那样,不能出版。我们的诚实劳动,得不到承认。共产主义的价值观,绝不同于赞皇农民的价值观。

幸好,这个译稿没有被丢掉,辗转保存了下来。直到1980年,即开译此书之后的第18年,才得以出版。等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书出版时,那个在妊娠期中即得益于量子力学的胎儿,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已长大成人,进了北大技术物理系,恰好在学量子力学。而那位最早推荐我译此书的教授,则由于受不了政治迫害,已自杀多年了。

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即席夫《量子力学》的受益者,出生在1963年2月14日,情人节。这个好日子,给我们带来了一线转机。

经钱临照先生介绍和推荐,我认识了物理研究所的李荫远教授。李荫远教授当时是物理所固体物理理论研究室主任。他接受我参加他的研究组。这对我有极大的好处,一则研究条件比科大好得多,物理所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物理研究机构;再则,凡是我与物理所成员合作的文章,都可以通过物理所投寄,也就避免了政治审查,因为,不经科大投寄,科大不会审查。而物理所的政治部门又不会审查到我。我在政治上不属于物理所管理。就这样,利用政治与研究二者的交叉错位,我的一篇篇论文成了一条条漏网之鱼。为此,我一生都非常感谢这个“错位漏洞”的发现者和提供者,钱临照和李荫远两位先生〔不无巧合,钱先生的专长之一,即是固体中的位错(dislocation)〕。

在物理所,我的研究方向也改向固体物理。最初,我研究杂质在固体中的作用。那时,物理学已经知道,一块很理想的晶体,只要掺有极少量的杂质。其性质就会大变。可以说,整个晶体的性质是取决于那极少极少的杂质的。这不是新课题。做了一年,发表了两篇论文后,我又改向激光物理。

1961年,世界上有了第一支激光。1963年,中国有了第一支激光。后者就是在物理所制造的。激光物理是全新的物理领域,刚刚在开拓,所以,有极多的课题有待于研究。当时我选中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激光的相干性,研究激光发射的线宽;一是非线性光学效应,集中于双光子效应。除了在科大上课和政治学习外,我全力投入了研究。那是1957年以后,最成功的一年。1964年一年里,我一连完成6篇论文,其中4篇在当年的《物理学报》上就发表了。那一年,我是《物理学报》上发表论文最多的两个作者之一。钱临照先生看到我时,也每每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好像那也是他的成功。

不幸。我们又错了。

尽管,我们的每一丝成功感全然是来自物理学的,绝无一丝有损于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我的论文所讨论的全是激光的光辉,绝无一丝有碍于毛泽东思想的无上光辉,然而,1965年新年一过,我就再次被惩戒,要我再次去农村劳动。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位居第九的彭真,任北京市长。可能他也研究了“杂质问题”,他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水晶城,即全体居民中没有任何阶级敌人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城市。他们要把北京变成一个水晶城。于是,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即戴“帽子”的人一一被勒令迁出北京,我虽不是正式的专政对象,但也算一个“杂质”,故也成了被逐出北京的对象之一。

那一次,科大一共有一百多人被下放。大都是这类的杂质。开始我们都在北京西南的长阳农场劳动。劳动的内容与赞皇没有多少两样。不同的是,这时的农村早失去了大跃进之前的质朴和自然,下放人员也毫没有50年代的天真和激情了。除了劳动,每天都有政治学习,强迫每个人每天说谎、夸大、唯心的起誓、做作的忠诚,强颜的笑。人人都把内心深深地掩藏在一副猥琐的脸孔之下。人人都明白,无论你再多么勤奋,再多么虔诚,也不会洗去身上的“杂质”印记,就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一样。无论多么努力工作,也不能洗去那一块面包之罪,也不能免于终生被追捕的命运。下放长阳的人,也没有别的希望,只有等待着自己被逐出北京的命令。

1965年4月我接到了通知:调我去辽宁省营口的一个电子工厂。此一去,也就永远离开北京,也永远离开物理学了,同我一起在农场劳动的人,接到命令后,一个一个地离去了。我也准备走。在那个年代,绝少可能违抗这种调令,要知道,全国都是无产阶级的天下。

后来,我终于没有走,算是一个“奇迹”。

事情的变化源于严济慈先生。他当时是科大的副校长,又是中国物理界在世的最老的前辈。一天,严先生拿着我发表的论文找到科大党委书记刘达,表示不解,为什么要把正显露出研究才华的年轻人调走?就这样,刘达取消了成命。

的确是一个奇迹,因为,在那个年代,它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一,虽然严先生是副校长,但他对科大事务并无权力,因为他不是党员。大学一切事务均由共产党党委负责。一位非党副校长为一名物理助教的调动向党委进言,是极罕见的。因为,人事工作更是不容非党人士干预的禁区;二,一位党委书记竟接受了这个意见,把一个有案可查的“杂质”留在大学,这也极罕见的。后来。这位党委书记,刘达,倒也常来关心我,1987年,我第二次被开除党籍时,他早已退休,但还来关心我,说:

“共产党不喜欢你!”

我没有回应,停了几秒钟,他又似乎是自言自语:

“共产党也不喜欢我!”

这可能就是1965年他能接受严先生意见的原因。可见,那年我遇到的是一个二次方的罕见事件。

1965年秋天开学后,我从长阳农场回到科大,又重新上课。课目是量子电子学。我也从助教成为讲师。虽然有了转机,我还是心中有数,我是当局不喜欢的人。不喜欢,就不喜欢吧,人总不能为求别人的喜欢而生活。是个“杂质”就是个“杂质”吧,也不必去追求改变自己的本性。一个社会,也许就像一块固体一样,它的许多性质全然决定于这些极少极少的杂质。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杂质原子远比一个驯服的原子具有更大的力量。罗曼·罗兰说过:“在这前进的历史战车中,我们并非微不足道的小轮子。”

是的,那怕我们只是极少极少,我也并非只是一个不足道的小轮子。

只要自己把住自己的舵,我就是在参加当代的创世。
王超华:回应鲍彤“六四政变说”
发表于 2018 年 10 月 06 日 由 辰思

——“八九六四”三十周年阅读笔记之一

明年将是“八九六四”三十周年。有去中国访问的朋友,最近回来告知,南北走访,总有人或明或暗地预言,明年会有大事。说起来,明年不但是“八九六四”三十周年,也是“五四”一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而且还是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今年又恰逢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本有的一系列潜在危机,早就因增长减速而渐次浮现,如今更是处处掣肘。金融、房产、股市,“爆雷”和“割韭菜”的现实导致安全感严重缺失,恐慌悄然蔓延。对政治统治的态度,也出现从无感到困惑再到质疑的趋势。

这一切,都和1988年年底到1989年年初的社会气氛那么相似!

那时,经过1988年夏末通货膨胀导致的抢购恐慌,政府经济政策开始紧缩,可是社会商品化趋势并未稍懈,1989年上半年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还远远超出了上年夏天。人们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时时陷入由中央政府主导造成的强烈冲突的矛盾之中,而官方舆论控制却因为经济政策无法立即见效而更加收缩。社会困惑和恐慌,反映在那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姜昆相声的包袱,是天安门广场被开发成了一个露天大市场;反映在当时还不被正统文学界接纳的王朔作品,是夸张荒诞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里政治话语和商业投机的荒谬联姻。从年初开始,方励之给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出公开信,建议后者在改革开放十周年和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宣布大赦,释放十年前重判的政治犯魏京生。那之后,主持校园民主沙龙的北大历史系学生王丹就提出,1989年不但是五四七十周年和建国四十周年,而且还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北大校园一片怀疑人生的气氛,一方面“托派”(考托福)“麻派”(打麻将)“舞派”(开舞会)风行;另一方面,那年3月底,北大法律系毕业的诗人海子卧轨自杀,校园好友为他举办的朗诵纪念会,聚集起数千人,是1987年元旦游行以来最大的一次聚会(见张伯笠《逃离中国》)。学生在五四前后几乎必然会要有行动。胡耀邦四月十五日逝世,把这个机会提前了。

1、鲍彤“六四政变说”连接党内与学潮

“六四”二十九周年前夕,纽约时报中文版开始连载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女儿李南央对赵紫阳秘书鲍彤的访谈,开篇伊始,就提出“六四”实质上是一场政变。在鲍彤看来,胡耀邦逝世仅仅三四天,邓小平就开始了布局。为了保证自己享有“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不会被后继者如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身后遭到清算,邓小平公然违反党纪国法,针对赵紫阳发动了一场政变,最终引致“六四”屠杀。鲍彤说:“‘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他认为,“判断‘六四’的问题,关键是要明确一点:就是自始至终,主动的是邓小平一个人,其他别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动的。杨尚昆也是被动的,……北京市委是被动的,学生也是被动的。”他承认,“说这个话,学生会很伤心:邓小平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原来是把我们当成他的工具来搞赵紫阳的。”不过,他强调,“但是,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现实。”

鲍彤承认,他并不是第一个把“六四”镇压看作政变的人。不过,他的确是说得最为明确也最为肯定的一位。而且可以说,他是第一位把中共党内斗争(他认为只是邓小平的个人行为,没有使用“党内斗争”这种概念)和学生行动联系在一起谈论的人。以前,这两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交叉。一些人聚焦在当时中共内部的事态进展和力量消长,另外一些人则一门心思关注学生内部情况。九十年代,主要讨论者关切的都是后者;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诸如当事人回忆录等材料出现,前者已经显示出较前为重的份量。但将这两方面乃至更多方面综合起来考察的努力,目前还很少见。在这个意义上,鲍彤的说法有助于推动对“八九六四”更深入的研究。

具体来说,鲍彤的“政变说”指向几个重要的日期。第一,4月18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说“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引起邓小平警觉,并动手取消了这次会议上决定的若干举措。那之后赵和邓的几次见面谈话已经都不重要了,都是邓为了稳住赵,坚持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再处理的策略手段而已。第二,“4.26社论”的产生,包括从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后到社论出炉,这几天内李鹏和邓小平借着赵紫阳不在国内进行的种种激化矛盾的动作。第三,5月16日送走戈尔巴乔夫,5月17日召开常委会讨论戒严令,迫使赵紫阳辞职。

但是,鲍彤的陈述有很大问题。一是存在事实错误。例如,鲍彤重复赵紫阳《改革历程》书中的说法,认为胡耀邦追悼会后学潮趋于缓和,一部分学生已经主张复课,所以赵紫阳做了平息学潮的指示以后,就按照原定计划访问朝鲜去了。可事实恰恰相反,当时学潮毫无缓和迹象,反倒被追悼会时的经历(聚集广场悼念的十万学生不知道也没看到灵柩离去、学生代表下跪请愿、谣传李鹏出来接见却始终没出来,等等)激化了。北京全市规模的罢课,正是在追悼会结束后才开始的,此前只有零星院校进行过限时两天的罢课而已。另一个是逻辑含混。例如,一篇旨在通过描述抢救经过来澄清“耀邦是开会时被气死的”谣传的文章在4月18日深夜被撤稿(详见下文),鲍彤相信撤稿是因为邓小平有意激化矛盾,以便嫁祸赵紫阳。可是说到“4.26社论”激化矛盾时,他却无法回答:用社论激化矛盾的目的也是要嫁祸于人吗?赵紫阳当时不在国内,为什么邓小平仍然意图激化矛盾呢?再一个是存在重大疏漏,比如,戈尔巴乔夫抵京前两天,5月13日发起的绝食,将世界目光集中到天安门广场,并成功发动起北京全城和全国各地的民众抗议。这件事也是在邓小平的操作下发生的吗?鲍彤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要证明广大学生和民众仅仅是邓小平弄权阴谋的棋子,赵紫阳的陪绑,恐怕还需要更认真仔细的梳理和论证。

赵紫阳和鲍彤两人因为反对戒严令,反对动用武力镇压抗议示威的学生和民众,遭到长期政治迫害。鲍彤在六四之前的1989年5月28日即遭秘密绑架,并被长期监禁。赵紫阳遭剥夺政治权力和权利,被软禁家中十五年,但他直至逝世也没有改变自己反对镇压的立场。他们的道德勇气值得我们铭记。下面的讨论对他们一些说法、观点提出异议,对赵紫阳从政时某些作为有负面评判,都是出于探求历史的一份努力。具体观点并不影响我对他们两人失势后道德品格的敬仰,这是必须事先说明的。

2、悼胡及其政治意涵

对鲍彤“六四政变说”来讲,最重要的日期还是4月18日。因为据他说,这一天决定了邓小平的警觉和政变决心,证据就是在这同一天,邓小平推翻了赵紫阳主持做出的若干决定。总之,看上去就好像是赵紫阳在单枪匹马地为胡耀邦争取公道、恢复名誉,学生市民等等不过是当时的背景而已。果真如此吗?暂且不提赵紫阳1987年曾积极支持邓小平迫使胡耀邦辞职的往事,就说他4月18日提出的“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鲍彤视为关键,但其实这在当时的中共高官中,根本谈不上独特。毕竟,民众悼胡已经连续进行了三四天,并没有受到任何官方阻碍,反倒声势见长。

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当天开始,学生和市民就在校园张贴各种大小字报,并向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献呈花圈和挽联。到第三天,4月17日下午,政法大学500多人陪伴一辆三轮车步行四个小时,将悼胡期间首个直径两米的大型花圈送达广场。他们绕场游行一周后才将花圈放在纪念碑底座,随车播放的哀乐和《国际歌》、《国歌》吸引了上万人追随,十多名外国和港台记者采访,就连共青团中央正在召开的北京各高校团委书记会议得到消息后,也以现场观察的名义停会,让情绪兴奋的与会者前往广场。17日深夜,约6000北大学生走出校园,同样是步行四个小时,在4月18日凌晨4时到达广场。这是悼胡过程中第一次大规模游行(以上见吴仁华《六四事件全程实录》)。官方媒体虽然没有报道这些内容,但人民日报4月17日在头版刊发一张民众向纪念碑献上悼胡花圈的照片,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也引起李鹏对党媒导向的不满,见《李鹏六四日记》)。北大在胡耀邦逝世第二天,4月16日,已经通过官方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在校内设立灵堂,组织学生悼念,力图将学生反响局限在校内也局限在“悼念”这个单一内容上(据香港大公报4月17日报道)。这些都发生在4月18日上午的常委会之前。

其实,问题不在悼胡,而在悼胡引发的政治不满。胡耀邦的逝世提醒所有人,他两年多以前被迫辞职的直接原因,是1987年元旦前后,从合肥、上海等各地城市蔓延到北京的要求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学潮。当时宣布胡耀邦辞职和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之后,官方高调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党籍并将三人调离工作的决定,连续刊登在1987年1月份的人民日报上,继之以批判文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路(到3月份前后被赵紫阳有意搁置)。因此,稍有政治意识的人都会想到,悼胡将会带有强烈政治色彩。事实正是如此,4月15日当天各校园出现的大小字报已经充满政治内容。当天晚间在北大三角地贴出的诗文里,包括“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却死了”(资料显示,这句话出现在当天中新社转发冰心悼胡耀邦文章,冰心在文中解释“该死的”就是她自己),被香港等境外媒体广泛报道,也被新华社等机构记录。当时几乎所有看到的人都意会到,后半句是在指涉邓小平。各地悼胡张贴里,都有为胡耀邦鸣不平和对现实政治不满的言论。香港媒体从4月16日开始发布胡耀邦逝世消息,报道了校园反响和天安门的花圈。香港《快报》当日就使用了“‘天安门事件’会重演?”的通栏标题。英文《南华早报》那天也是以“学生在校内抗议”为主要内容报道胡的逝世。4月18日,大部分香港中英文报章都刊发了天安门背景前一个巨大花圈和拥挤人群的照片,同时报道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抗议。这些应该都会及时回馈到中共高官那里(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说邓每天早上必读15份报章,其中显然包括港媒)。到鲍彤所说的那次常委会之前,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是,前面提到的那6000北大学生在4月18日凌晨到广场后,提出了后来成为学运重要基础的请愿七条(据不同回忆,从路上到广场,参与议定的学生包括王丹、张伯笠、邵江、郭海峰、张智勇等人),并在早上8时左右向人民大会堂里全国人大信访官员递交了悼胡以来的第一份请愿书。这七条里的第一条就是重新评价胡耀邦,澄清他1987年辞职一事。至此,学生悼胡的政治内涵正式亮相,不再遮遮掩掩!

中共高层内部很多人都对悼胡引发的政治不满有所戒备。最早向赵紫阳汇报各地情况并提出要注意悼胡引起政治影响的,是胡启立和芮杏文,时间是在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当晚。这两位都被视为是支持赵紫阳、支持改革的重要人士。他们建议中央就此向全国发个通知,但赵紫阳认为没有必要(吴仁华《实录》)。李鹏4月16日晚访日归国,姚依林接机时谈论起来,也认为事态严重。李鹏后来还接触杨尚昆等其他人征询意见,表达担心,并在4月18日上午的常委会上正式向赵紫阳提出要有应对准备(李鹏《日记》)。北京市对事态也保持警惕,4月18日上午,向国务院签发了第一份关于学生动态的报告(吴仁华《实录》)。在高层领导人中,赵紫阳似乎是唯一的一位,拒绝谈论悼胡的政治意涵,每逢别人提起,他的回答都是说“不能不允许”,把面临的情况表述成一个“允许不允许”悼念的问题,只说学生和民众悼胡是出于“感情深厚”,极力回避胡耀邦生前处境不公和八六学潮(包括1987年元旦)这些政治上必然会出现的题中应有之义。他对自己在追悼会后的判断是这样解释的:“当时我觉得学生不管是什么动机,总而言之是借悼念胡耀邦这个题目。追悼会已经结束了,你们也参加了,就没有什么题目了,应当复课。”(赵紫阳《改革历程》)这听上去近乎天真幼稚,对追悼会期间广场上的学生反应毫无掌握。而且和他一贯务实的形象相反,这似乎也成了他概念先行地描述学生追悼会后趋向缓和的根据。鲍彤提出“六四政变说”时,仍然沿用了赵紫阳这个“允许不允许”悼胡的表述,他还进一步把这个表述强加给邓小平,逻辑上似乎是说,邓当时期待常委会做出不允许学生悼胡的决定。无论是从学生、民众、知识分子方面,还是从中央高层、北京市委方面来看,都未免和当时情况相差太远了。

3、关于“激化矛盾”的假设

鲍彤向李南央解释4月18日都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提到三项赵紫阳提出但被邓小平否决的举措,即:1、于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万人向胡耀邦遗体告别的仪式;2、在悼词中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3、针对胡耀邦是“开会时被气死”的谣传,组织写作发表一篇胡耀邦从发病到逝世一周时间里接受抢救和治疗的报道。其中前两项关系到胡耀邦治丧工作中的规格,第三项是试图直接影响新闻受众。我们先来看看这最后一项。

据张万舒记载(其他记载略有出入),这篇文章的起因,是新华社于4月16日注意到社会谣传和外媒猜疑,主动提出撰文以平息民情,得到分管宣传的中央常委胡启立和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同意,两天内完成,4月18日当晚已获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主要领导签发,并已列入向各分社发出的要闻目录,但深夜经温家宝传达而停发待命一个多小时,最终在午夜过后传来指示撤稿。从撰写目的来看,也许应该考察的是,这篇文章在预定的4月19日早上发出或不发出,对当时事态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撤稿会引起矛盾进一步激化吗?发稿会不会激起更多群众对悼胡的好奇和参与热情?我们必须回到现场细节,避免想当然地沿用两天前(16日)决定撰文时的环境条件。事实是,除了上文说到4月18日早上,学潮事态有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转向明确的政治要求以外,十几个小时之后的那天深夜,这个转折更加扩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据吴仁华《实录》和Eddie Cheng《天安门对峙》,4月18日早上8时王丹等三人把请愿书递交到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信访人员那里时,坐在下面等待的学生只剩下三百来人。但王丹他们离去后,这些学生并未全部离去。中午之后,大批学生和市民络绎不断地到广场,带来各种挽联花圈,还有不少人在自发演讲,群聚一度高达数万人。大会堂前静坐的学生也吸引了很多原本聚集在纪念碑那边的学生和围观群众。于是18日傍晚,又有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李进进站出来,代表学生再次向人民大会堂递交相同七条要求的请愿书。这一次,由于他的坚持,官方派出了刘延东等三名人大代表,于晚间8时左右走出大会堂,到门前台阶的中部平台上接受了请愿书。虽然李进进事先征求了学生同意,确认大家都同意说,在递交请愿书后大声宣布阶段目标已经达成,这天的请愿就到此结束并解散,但事后台阶下的学生并没有全部离开。很快,他们转移到纪念碑基座,在那里演讲介绍请愿七条和当天的请愿经过。人们开始争论为什么要向全国人大这个著名的橡皮图章请愿。人群中出现“向政府请愿”的声音,并由一直在场(而且早上和王丹一起充当过学生代表)的北大学生郭海峰带头,绕广场游行一周后来到长安街,向国务院所在地的中南海移动。这开启了连续两夜在中南海正门新华门前的请愿。人们很快就持续喊出“李鹏,出来!”的口号。

这一连串事件,都发生在张万舒记录的18日深夜最后撤稿之前,而且有公安部现场录像(赵紫阳在回忆中提到,他曾在事后调看录像)。邓小平是否一直在追踪这些发展变化,我们无法确认。不过,从全国人大一天内相隔12小时两次接受学生内容相同的请愿书一事来推测,从“单纯”悼胡向政治请愿转变这件事,应当在深夜撤稿之前已经为邓小平所知。按照鲍彤说法,邓决定撤稿是因为判断学生会坚持说胡耀邦是“开会时被气死的”,并因此会情绪更加激烈地为胡耀邦争取公道。按这个逻辑,邓想借此激化学生行动,以便让赵紫阳承担责任,然后就可以指责赵本人是“自由派”并实现将其撤职的政变目标。但从上述事实来看,在18日深夜的情势下,为胡耀邦“被气死”辟谣的重要性对于学生来说已经明显减弱。事实证明,撤稿这篇文章,对学潮发展基本没有发生什么作用,更谈不上“激化”。下一步的转折,即将因为4月20日凌晨所谓的“新华门惨案”(又称“4.20惨案”)和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时学生们感受到的轻蔑而激化。赵紫阳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动态。

4、为什么是“李鹏,出来!”

这里暂且偏离关于“六四政变说”的讨论,借此机会探讨一下这个近30年来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从各种收集出版的相关资料可以看出,胡耀邦逝世后最初几天,北京、上海、天津、西安等地大专院校出现的大小字报,不但有指责邓小平和李鹏的,也不乏指责赵紫阳和其他被看作“改革派”高官的。《陈一谘回忆录》里特别提到1989年时的国家体改委试点局局长周少华,父亲周荣鑫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教育部长,因受“四人帮”迫害死于1976年。她原本支持学生悼胡,但在4月18日看到中国人民大学贴出的一张“关系图”,“几乎把所有上层领导人都点了,骂了”,不禁非常生气,认为学生是在不负责任地胡闹。这类“关系图”当时非常流行,事后台湾出版的《天安门一九八九》还收录过一份。既然如此,为什么当学生从广场转移到新华门时,是李鹏而不是其他人成为请愿和抗议的靶子?最早为八九六四立传的陈小雅在1996年于台湾出版的《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中,引用她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京记者张伟国当晚在新华门前亲笔记录的现场实况之后分析说:

“为什么要李鹏出来呢?胡耀邦的评价问题是党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如果单为这一点,应该找赵紫阳,而不应该找李鹏。从个人来看,李鹏的工作能力的确有一个学习的问题,他还不是一个很坏的人。但是,在政府中,李鹏是‘老人政治’的傀儡和代表。而胡耀邦显然是为老人政治所牺牲的。点李鹏,就是指向他的后台,学生的这一行动看似不好理解,但却是绝不冤枉的。”

这是一种解释。当然李鹏本人绝对不会作如是想。他在18日到20日新华门冲突期间的日记里并没有提到自己被点名的事,只说学生点了领导人的名。但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后,“李鹏”再次成为焦点时,他终于按耐不住,提出了和陈小雅一样的问题,并暗示出阴谋论。需要注意的是,4月18日晚学生首次点名李鹏时,仍然没有任何组织名目。几位领头的学生,王丹是因为此前组织“民主沙龙”半年多而为人所知,李进进曾任北大研究生会会长,此外当天参与确定“七条”的张伯笠、郭海峰、张智勇,都是自己站出来,就自然成为了学生代表。当天中午,王丹和张伯笠已经回校;傍晚,李进进也已离开返校。阴谋论在这个事件中无法建立相关链条。对比各种记录,我以为目前对这一情节最有说服力的是 Eddie Cheng《天安门对峙》里的叙述,其中的转折点在于李进进递交请愿书后,仍未离去的学生在纪念碑那里引起更多讨论,终于将“请愿”和“政府”联系在一起。当时在现场起到一定作用的可能还有一幅十米长两米宽的白绸布挽幛。17日半夜北大学生在校园内躁动不安,提出游行时,毗邻三角地的28楼楼上垂下这条白练,上款处是“永远怀念耀邦同志”字样,中间竖书“中国魂”三个大字,下署“北京大学部分师生与校友”(据吴仁华《实录》这是由北大毕业的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刘苏里等人制作)。几千学生随着这幅挽幛走到天安门后,郭海峰和张智勇将其拉上纪念碑底座,从上面垂挂下来,很是壮观。Eddie Cheng《天安门对峙》称,18日中午请愿人数减少时,学生们把这幅挽幛移到了大会堂前,以壮声势,确实也吸引来更多参加请愿的人。晚间李进进离开后,据吴仁华《实录》,一直在场的郭海峰还带头拉起这条白练,带领一两千学生绕广场游行一周,之后才带着“中国魂”一起前往新华门。这似乎显示出,已进入“请愿”角色的那部分学生与这个条幅之间出现了某种暂时的身份关联,并且不愿立即放弃“请愿”使命。在新华门前,学生们还曾要求门内官员接收这个挽幛。在最后推挤和清场的混乱中,这副“中国魂”竟然不知去向了。

不过,转战新华门的关键,应该还是决定抛弃人大、改向“政府”请愿,从这里延伸,“总理”成为政府的当然代表。李鹏比较缺少社会尊重,容易成为靶子,应该是在这些前提下出现的。至于说为什么没有向党请愿,这个问题,本来也可以针对学生向全国人大请愿的情况提出,但是好像人们都没有这样想过问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以为,也许可以从学生们在学校环境里成长,接受“党”、“群”概念规训所形成的特定政治文化上看出端倪。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党领导一切,党决定一切。虽然党不会随时随地都在管你,但是在它想要管你的时候,你是无法不让它管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在个人生活范围里,这个党不仅以政权代表的方式出现,而且以组织的形式出现,其组织成员未必都是班级或单位或街道村镇的主管。中共建政几十年了,党组织活动仍然带有地下和秘密的色彩。以前,党员开会,非党员(尤其是年轻的非党非团人员)只能悻悻然走开。虽然很多年轻党员并不会刻意隐瞒,但假如你本人不是党员,你可能就需要猜测或者是到处八卦一下,才能确认周围哪些人是党员。八十年代这些风气有所松弛,但人们与“党”的关系仍然暧昧不明,远未达到普通社会成员都能理直气壮地向“党”直接提要求施加压力的程度。学潮初期聚集起来的同校学生,未必来自同班级、同系科,不存在党组织活动的基础,当时首先想到向全国人大请愿,已经是最为合乎情理也合乎规范的渠道了。实际上,这个解释也可以从官方态度得到佐证。例如,5月3日学生组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正式向当局递交请愿书时,学生代表先后前往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办公厅和永定门外的国务院信访局,再如,绝食开始后,最先被中共派来和学生交涉的,是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统战部是历史上与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或少数民族打交道的机构,作为学生,我们当时就觉得很有点怪怪的。其实,学运期间唯一一次高级官员和对华团的对话,也是在统战部举行的。这些应该同属一个逻辑。

5、聚焦丧礼规格和级别

回到鲍彤的“六四政变说”,从邓小平的角度去看,“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很可能更像是一个假问题。实际上,鲍彤在访谈中提到的另外两件事,也许更容易引起邓对赵紫阳的警觉。这就是“十万人遗体告别”和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治丧是仪式性活动,中共又是一个非常重视仪式的统治者。追悼会的规模和程序和悼词里出现的赞语称呼,都不能任意而为。这就好像帝制时期官员服丧的规定,或者王公大臣死后的谥号,因为涉及到级别和规格,有各种细微之处的讲究。“十万人遗体告别”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称号这两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延续的时段并不相同,稍有重合,但二者的轨迹却非常相似。两件事都没有出现在决定治丧规格的最初时刻;各自出现不久之后,分别遭遇显然的阻力;这时可以看到常委以外的某种公共舆论加持,然后有家属提出相关要求;最后或家属撤回,或遭到直接否决,无疾而终。下面我们先来做一点略嫌枯燥但并非穷尽所有资料的事实考证,然后再考虑这两件事与“六四政变说”的关系。

胡耀邦4月15日早上8时左右逝世,上午赵紫阳就主持常委会研究治丧事宜。虽然事属突然,开这个会基本上还是毛泽东谢世以来的一贯做法,即,及时确认死者级别和治丧规格,建立相关工作班子。这次会上确定由常委乔石和胡启立负责,设立了治丧委员会并任命了主要下属机构负责人。胡耀邦1987年1月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失去常委席位,保留了政治局委员。但是,中央经乔石提议决定,治丧将比照叶剑英的级别规格,不按胡去世时的实际职位办理。叶剑英曾任中共副主席,于1985年因病请辞之前任职全国人大委员长、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排名仅次于当时的第一把手胡耀邦。叶离职翌年病逝时为离休状态,但因属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领导人”,仍给予相当于最高规格的待遇。乔石建议的这个安排考虑到了胡耀邦曾担任党主席和总书记的过往。会议下午1时前后结束时,决定由温家宝负责起草讣告。列席会议的党媒负责人会后向下属传达了这些内容,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进入待命状态,待讣告送达即可播出。中共中央讣告和有关治丧安排的公告,一直到晚间新闻节目开始才有定稿。公告明确提到,“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并提到追悼会当天主要公共场所和国家机关将下半旗致哀。第二天有港媒报道,“据说”讣告曾四易其稿。(以上内容见吴仁华、张万舒、吴牟人等人著作,和香港编《八九中国民运报章头版专辑》)

可以看出,胡耀邦逝世当天,没有人对乔石的提议表达异议,相应地,对追悼会的基本安排也有共识,直接付诸文字公之于众。但是讣告文字却有一点问题。对照阅读可以发现,副题中加给胡耀邦的荣称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比叶剑英讣告的副题少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条。前面提到的两件事暂时都没有出现。不过,“十万人”是完全没有迹象,而“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略现端倪。下面对两条线索分别略做事实梳理。

a. “马克思主义者”称号

按中共套话格式要求,作为荣誉称号的“马克思主义者”前面必须加一个褒义定语。可以想象,是否称胡耀邦为“(坚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直接关系到是否承认他在1986-87年间犯了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并因此下台,关系到是否要挑战邓小平两年多以前的决定。邓小平对此的“警觉”,按理应该比他对“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的警觉要高的多。讣告定稿看来对此做了技术处理——既然会引起政治疑问,不如干脆删去。如果“四易其稿”是真,那有可能是在照抄叶剑英荣称时某些人发现了这个问题,甚至有可能相关人员在定稿前曾直接请示邓小平。但“四易其稿”的说法一旦传开,同样有可能引起圈外嗅觉敏感人士的好奇,他们就会注意到这个和叶剑英荣称的不同之处,意识到这是一个“节点”,有人还会试图加以利用。那么讣告之后,这个荣称是如何重新变成一个问题的呢?

鲍彤说,4月18日政治局常委讨论追悼会悼词时,赵紫阳提出要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第二天就被邓小平否决了。赵紫阳本人在《改革历程》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李鹏六四日记》在4月18日提到常委碰头研究学生上街和治丧事宜,没有提到讨论悼词;之后在4月20日和21日分别两次提到常委开会讨论悼词草稿,20日那次,赵紫阳和李鹏两人都试图从不同方面提高对胡耀邦的评价,但没有涉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提法;21日那次,说明文字(此书每天日记分为简要的黑体字部分和比较详细的说明两部分,说明部分应该是2004年前后为出版而整理时补写的)里提到,“根据小平同志意见,没有给予耀邦同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邓的意见,明显是针对悼词草稿中的已有文字,对照鲍彤说法,应该是此前根据赵紫阳意见写入。22日将举行追悼会,21日这次讨论,应该是最后确认定稿了。

在此期间,4月19日上午,北京《新观察》杂志社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在京共同召开有五十人参加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很多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出席,也有曾与胡耀邦共事的老干部。陈小雅《天安门之变》说,好几位有高干职位的发言人刻意使用了带有不同定语的“马克思主义者”称呼胡耀邦,这个称号俨然成为当时党内高层政治表态的一个标识。而比较年轻的与会者,却对此表现得没有多大兴趣,他们的发言都着重在其他问题上。一天之后,4月20日下午6时,因为每天接待数千吊唁者过于疲惫,胡耀邦家人关闭家中灵堂。应该是根据家人意见,吴仁华《实录》在这一条下说,此时丧事准备仍有未解决问题,其后列出的第一项即是能否在评价时加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条。这一项在4月15日、4月17日家人两次和赵紫阳谈话,以及4月18日李鹏前去吊唁时都没有出现在家属要求中。那几天的表述是,中央应该给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工作做一个正式结论。看来,这个称呼在20日晚间已经成为家属要求对胡耀邦工作做出结论的一个具体目标。

4月22日追悼会,赵紫阳宣读悼词,没有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一处使用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字样,令人好奇,这是不是没有经过邓小平同意,赵紫阳自己临时加进去的。追悼会之后,再次提到这个称呼问题是在4月25日(赵紫阳已于23日赴朝鲜访问)。张万舒记载说,这天上午杨尚昆和李鹏去见邓小平,下午由胡启立向官媒转述了邓小平对这两位说的话,其中关于称呼问题是这样说的:“胡耀邦的追悼会规格够高的了。人死了,评价可高一些。他是有错误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表现软弱退让……有人说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看不够格,我也不够格,我连《资本论》也没读完。我死了,也不要这样提。”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提及这个称号。当晚,电台广播了第二天将刊发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个“4.26社论”激起强烈反弹,形势急转直下,胡耀邦究竟是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后来的争端中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b、“十万人遗体告别”

“十万人遗体告别”提出的时间,鲍彤记错了,不是在4月18日的常委会上。据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和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此事发生在胡耀邦逝世第三天的4月17日下午5时半之前,是乔石主持治丧委员会开会决定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有负责人出席。张万舒记载传达内容时,明确说是“根据赵紫阳提议”,具体内容是:“(1)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0万人向耀邦遗体告别仪式;(2)22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4千人的追悼大会;……”(下略)但到晚上9时半左右就接到通知取消。吴牟人等编《八九中国民运纪实》在4月17日条目下(对照张和陆两人记载,事出17日下午,此条应属摘自“4月17日电”,实际刊发有可能是4月18日)列有文字:“此外,连日来,中顾委、中纪委、团中央等部门均强烈要求瞻仰胡耀邦遗容,中共中央已作出决定,胡耀邦追悼会后,将胡耀邦的治丧活动增加两天,让中央机关和部分民众瞻仰胡耀邦遗容。”这条消息,与张、陆两人提到的21日开放十万人瞻仰遗容、22日开追悼会,出现显著不同。首先,开放安排被表述为呼应中央机关和民众的“强烈要求”,而不是出于某一领导人;其次,开放瞻仰放在追悼会之后,时间改为两天;最后,开放以天数限定,没有提具体人数,整体上更具可行性和可控性。这应该是在4月17日晚9时半决定取消之前传出去的消息,或为治丧委员会傍晚前后继续开会研究的结果。

《李鹏六四日记》当天没有提及此事,但又在第二天4月18日的说明部分提到他晚间到胡耀邦家里自设小灵堂吊唁时,耀邦夫人李昭提出开放民众瞻仰遗体两天,不开追悼会。李鹏虽然同意向中央转达家属要求,但觉得这要求奇怪,遂对李昭解释说,中共中央公告(4月15日当晚广播,16日登报)已经宣布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追悼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现在取消追悼会恐怕不妥。4月19日,温家宝转告李鹏,李昭撤回开放民众向遗体告别的要求。李鹏不是治丧委员会成员,有可能确实对4月17日关于遗体告别的决定变化不知情,但也可能是在日记说明部分有意从侧面指涉。港媒当时报道李鹏前往胡耀邦家中吊唁时,没有提及这个内容,只说家属再次表示,耀邦生前最后希望是中央能对其工作作出结论。关于开放瞻仰遗体,李鹏日记提到的李昭说法是用“两天”的时间来限定,而不是“十万”的人数表述,和上引港媒报道一致,有可能是在头一天晚上取消决定后,主张者再次从家属方面努力,希望能够改变决定,这是与称胡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件事轨迹相似之处。

查赵紫阳《改革历程》一书,从未提及此事。4月16日香港文汇报报道提及,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向赵紫阳表示家人希望丧事从简,赵则回说一定要隆重,报道并说,胡德平代表家人要求对胡耀邦1987年辞职一事做澄清。这和李鹏两天后前往吊唁时的家属说法类似。如果开放公众瞻仰遗容(以及当天提出的其他若干决定),就会超出叶剑英丧事的规格。事实上,毛泽东死后开放公众瞻仰遗容(长达8天,每天超过10万人),是中共建国以来这样做的唯一一例。假如胡耀邦丧事包括这个内容,在级别规格上隐含的政治信息将是非常强烈的,邓小平对此不可能没有“警觉”,而且,他对此的警觉绝对会比“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要高的多。

6、邓小平针对谁发动“政变”

以上就鲍彤的“六四政变说”考察了四个线索,分别是“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撤稿辟谣胡耀邦病情抢救的文章,“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十万人遗体告别”。这四个线索虽然并不都是如鲍彤所说发生在4月18日,但确实都发生在胡耀邦追悼会之前。以上考察证明,前两个线索没有在现实中发生鲍彤所说的预期影响;后两个线索则有比鲍彤在访谈中表述的要重要得多的政治内涵。

鲍彤承认,称胡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赵紫阳提出的。据张万舒说,“十万人遗体告别”也出自赵紫阳提议。同时,这两个提议,都没有在胡耀邦逝世当天的常委会和决定讣告与治丧公告时提出,而是在第三天(“十万人”)或第四天(“马克思主义者”;按李鹏日记,甚至更晚)出现。事后十几年里,赵紫阳对这两个提议都是闭口不谈。再看鲍彤,他当时对这两个提议不应毫不知情,但二十九年后,他和李南央提及此事时,却没有说“十万人”是赵紫阳的提议。蹊跷的是,他反倒强调自己六四之前已经被抓,对很多事都不了解,只是近年来看到张万舒和陆超祺在香港出版的书,才相信是有证据了。可是鲍彤被抓发生在5月28日,比这两个提议出笼的时间,晚了一个多月。为什么不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全盘托出?不能排除,赵紫阳提出这两个提议,特别是“十万人”那个提议,直接受到学生悼胡事态发展的影响。不过,学生事态并不必然会让同情胡耀邦的高层领导提出变化跨度这么大且仅次于毛的治丧安排。赵紫阳这两个明显刺激邓小平的提议背后曾经有过什么具体考量,令人疑惑。

在讨论开始的时候,我说过暂且不提赵紫阳在1987年1月曾支持邓小平移除胡耀邦的决定。事实是,他不但支持了那个决定,还成为那个决定的直接受益者,接替了胡耀邦总书记的职位。他在《改革历程》里同情学生悼胡,但在讲到胡耀邦被迫辞职一事时,却忍不住强调邓小平从1985年开始就对胡耀邦不满,赵说自己还提醒过胡,但胡仍然自行其是。邓在1986年秋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后开始对其他老人明言自己的不满,给胡耀邦造成非常恶劣的日常工作环境,但赵表示,他看到胡仍然是面色如常,并没有表现出烦恼忧虑。1987年1月初在邓小平家里开那个决定接受胡耀邦辞职的会,是1989年学生悼胡抗议的重要目标,因为那代表着“老人政治”和“非程序化”的统治术,借用鲍彤的话,就是一次针对胡耀邦的“政变”。悼胡的人们希望通过民主化政治改革,改变这些不合理的事物。有些评论者认为,毛泽东死后,有四次权力易手,从“四人帮”、华国锋、胡耀邦,到赵紫阳,邓小平就是靠政变一路上来的。这种看法,至少可以显示出,赵紫阳被邓小平“政变”,并不能充分解释六四屠城的根本原因和性质。

为什么邓小平会动用数十万正规军,对和平抗议的民众大开杀戒?全面考察这个问题,超出本文范围,这里仅提出几点,提请读者注意。第一,观察者和学者一般都同意,宣布戒严令前后部署大批正规军,主要是威慑党内反对派。在这一点上,鲍彤的针对赵紫阳“政变”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第二,邓小平及其追随者在事件全程中,有过几次出乎他们意料的情况,包括胡耀邦追悼会前学生占领广场、“4.27”大游行、5.20全民堵军车等等,每次都出于学生和民众超乎寻常的热情和决心。第三,由于第二点,邓小平对于党内反对者和民众的联合格外忌惮,对于民众抵制清场的决心有一定预期,因而更强化了他最后动武的决心。也就是说,民众的抗争在邓小平造成六四屠城的决定中,同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四,赵紫阳于5月17日失势、戒严令于5月19日颁布,之后又过了两个星期之久,才发生6月3日夜到6月4日早上的清场。这两个星期里关系到最后清场的政治博弈(不是狭义的学生在广场上撤与不撤等等争议),同样需要重视。作者安魂曲(笔名)的文章《人大——邓小平心腹之患》(收入陈小雅主编《沉重的回首》一书)通过梳理“血腥镇压决策形成的脉络”,认为全国人大成为邓小平下令清场前必须面对的最后障碍,将问题指向六四冲突背后,涉及中共政治统治正当性的深层问题,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

鲍彤在访谈中提到,有一种看法说,邓小平六四的动机和目的是“保党”。这种“保党”说,完全不是一个可以通过考察史料来切磋讨论的问题,因为它避而不谈为了“保党”打击了谁,丢掉了谁,令屠杀没有了对象。为实现“保党”而犯下的罪恶决不能轻飘飘地用“杀二十万人”之类的说法含糊过去——千千万万被牺牲的人并不是冷冰冰的抽象数字,而是实在的生命,他们本应是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里具有平等公民身份的成员。如果说六四是一场政变的话,那么,邓小平在六四时为“保党”发动的屠杀,实质上是针对人民的政变。他用军火彻底堵塞了“人民”-“公民”(八九年有着大规模借助宪法的全国性抗议)自下而上赋予“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渠道,贻害至今。

——2018年8月17日 于美国洛杉矶

原發《明鏡月刊》第104期,2018年9月號
徐友渔:不能回避毛泽东的道德和法律责任
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30 日 由 thchen

mao

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是一场浩劫。文革中那么多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整死,那么多人受苦不过含冤自杀,那么多人被当成阶级敌人消灭;文革中冤狱遍地,冤假错案不计其数,正直、清白的人被当成是叛徒、特务,不小心打碎毛泽东石膏像或把印有毛画像的报纸垫坐,就是反革命;文革中武斗发展成毛泽东欢呼的“全面内战”,群众组织用正规军用武器开战,无辜的、无组织的群众被武装组织甚至军人开枪屠杀;文革中数千万青年人无学可上,被发配上山下乡吃苦,虚耗大好青春,耽误自己并殃及家人。

对于这一切,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有没有责任,有什么样的责任?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照这样的说法,对于文革这样的大灾难,毛的责任只是认识上的局限和偏差,是好心没有办成好事。

我认为,仅仅用认识上的偏差和错误不能解释毛泽东的罪过,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毛泽东做了那么多错事、坏事,有没有他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其中涉及到人命关天的部分,该不该受到法律的追究?

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正统的解释是,他对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估计过高,把刘少奇当成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就算我们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刘少奇搞了修正主义,而且也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应该打倒刘少奇,在这种假设下我们还是要问:毛泽东有没有权利把一个与自己一道革命、共同战斗几十年的同事整得那么惨?对于刘少奇在极痛苦、极悲惨的状况下死去,毛泽东有没有个人责任?

“打倒刘少奇”,这是一个政治概念,但这只意味着剥夺刘少奇的职位和权力,这完全没有准确地说明毛在文革中对刘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毛是“诬陷和整死刘少奇”,毛通过中央专案组诬陷刘是“叛徒、内奸、工贼”,专门挑选刘少奇70岁生日那天宣布把他永远开除出党,在精神上残忍地打击和折磨他,重病中的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上飞机押送到开封,最后惨死在那里。

有人会说,毛大概不知道刘临死时的惨境,这不可能。从邓小平女儿的书中可以看出,邓下台后的情况,包括生活上的小事,毛关注备致,了解得一清二楚;从陈伯达的回忆中可以知道,对于被关押的高级人员,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工作人员不敢不报到毛泽东那里。毛对刘的境况的关注,只会超过而不会小于对邓、陈的关注。对刘少奇生命处于绝境的情况不向上报告,下级执行人员中有谁敢负这样的责任?

其实,很多罪责是不能用“认识”轻易开脱掉的。错误认识和实际上发生惨剧,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其间有若干重要的环节,涉及法律、道德、常识、人性等等,在任一个环节坚持良知和常识,遵守法纪,都会阻断错误认识导致惨剧。如果仅仅是主张“毛泽东比马克思、列宁更伟大,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那么这种认识方面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如果把这个主张推演为“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从而要受到严厉惩罚,就像张志新、王申酉、史云峰因此被枪毙那样,就远远不是认识问题了。再打一个比喻,如果有人真正认为“犹太人是惟利是图的、低劣的民族”而只是停留在嘴上和纸上,那么这个完全错误和荒谬的主张可以说是个认识问题,但基于这个主张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和毒气室,还能说仅仅是认识错误吗,难道希特勒仅仅是犯了认识错误?

除了整死刘少奇,文革期间毛泽东可以在法律意义上定罪的另一明显事例是纵容、支持和推动武斗。毛对于武斗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枪下负有直接责任。

1967年夏季,毛泽东向军方发出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

1968年春季,毛公布了他的论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请注意,那个时候的国共关系与今天的国共关系迥然不同,那是“革命与反革命”、“你死我活”的关系,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

1975年,毛发布“重要指示”,其中说:“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很难设想,毛泽东作为被全体中国人无限热爱和拥戴的领袖,怎么可以把一部人中国人说成是共产党而把另一部分中国人视为与之不共戴天对立的国民党,怎么可以下令叫军队送枪给一派去消灭对立的一派。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有一个高尚的社会理想,要实现社会乌托邦,他的动机是好的。就算如此吧,问题在于毛泽东有没有资格、有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理想就把亿万人推到一场劫难中去?我们要问的是:哪怕你的理想是好的,你有没有权利拿人来搞共产主义实验?你是否可以搞政治清洗运动,甚至命令林彪“武装左派”,发枪给一派以镇压和屠杀另一派?你有没有权利把中国几千万青年学生推入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哪怕是要锻造一代新人,你有没有权利把一千多万中学生流放山乡,让他们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吃苦受罪?认识和理想是一回事,牺牲民众的利益、剥夺人的基本权利是另一回事。

其实,身受其骗和身受其害的人根本不认为毛泽东的问题只是认识问题,他们早就提出了毛泽东的个人道德和品质问题。以下仅举几个见诸于文字的例子。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中写到,毛泽东完全清楚罗瑞卿是无限忠于自己的,但“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要整罗瑞卿,毛泽东从来没有认为罗瑞卿有野心,是坏人。所以,除非是毛泽东品质有问题,否则他为什么会白白冤枉一个好人……”当然,这里没有明说但大家都知道的是,为了换取林彪的支持,毛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爱将罗瑞卿。

林彪身亡后,毛泽东陷入空前尴尬的境地,因为正是他本人,给了林彪“接班人”的崇高地位。但毛泽东居然毫无惭愧的表示,反而借他给江青的一封信证明他早就对林彪有认识,自己还是一贯正确。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记叙了毛在这封信上玩弄的手法:他让周恩来把这封信出示给林彪,并在林彪看后当面烧掉,但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却叫秘书抄了一份。徐景贤写下了当时人们普遍的疑虑:“毛主席既然对林彪‘早有察觉’,为什么仍旧坚持选拔林做接班人,而且把这一点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他还委婉地提示:“这封信从烧毁到公布的过程,也是耐人寻味的。至于写信人、送信人、读信人、烧信人、藏信人各自持什么心态,就只有留待读者和研究者自己去细心揣摩分析了。”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写到,1962年7月,刘和毛发生了一场争执,刘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却愤怒地反问刘:“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毛对千百万中国人的死活持何态度,由此可见。

其实,毛泽东的人品如何,作出结论并不困难。人们既可以从他的政治斗争手法中认清他——比如在“反右”斗争中搞“引蛇出洞”,也可以从与他最接近的人的评价中了解他——比如林彪下级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或毛的私人医生的回忆录。不敢正视毛泽东的道德品质问题,一定要把恶人说成是伟人,只能表明维护他的人自己的道德有问题。对毛泽东作出正确评价是中华民族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毛逝世已经30多年了,难道我们还只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阴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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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毛泽东选集》真相
发表于 2018 年 10 月 01 日 由 thchen

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该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它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

但是,四十四年后,经过中共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却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其它领导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

这是上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所披露的。

经审核、考证、查证,《毛泽东选集》中的若干著作,分别由以下人士起草: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刘少奇、艾思奇、陈伯达、康生、胡乔木、陆定一、杨献珍、邓力群等,以及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班子的成员。该报告披露的对《毛选》一至四卷中若干著作审核、考证结果如下: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此文为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部分,是周恩来起草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选》中说此文是毛泽东于1932年1月5日的一篇通信,实际是瞿秋白写的指示信件,由毛泽东,滕代远、周逸群在红军中宣讲的。

《反对本本主义》,此文为1930年5月,由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文件。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选》称本文为毛泽东于1936年2月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的,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张闻天和周恩来起草,由毛泽东出面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

《实践论》(1938年5月)、《矛盾论》(1937年8月),《毛选》说这两篇论文都是毛泽东写的,曾由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演,实际上是由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毛泽东只是作了修改,就成 了毛泽东写的了。

《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此文为毛泽东于1937年5月7日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但文稿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张闻天、周恩来作了修改。

《论持久战》(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前者为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由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参加了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论新阶段》,毛泽东于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本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的,后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新民主主义论》,此乃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文稿是由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起草,经中央集体讨论定稿的。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1941年3月18日)《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选》称这两篇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实际上是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的,董必武也参加了部分意见。

《改造我们的学习》,此文为毛泽东于1942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经王稼祥修改的。当时是以中共中央学习研究组的名义发表的。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前者为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后者为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都是由林枫起草的,陈云、李富春等人参加了修改。

《论联合政府》,此文为毛泽东于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文稿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任弼时、张闻天、刘少奇等作了修改。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此文为庆祝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的专论,文稿是由中共中央集体起草的,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

《毛选》著作权的争议从未中断,综观以上各篇文章,完成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不是毛泽东写的,最后都变成毛泽东写的了。就这一点来说,毛本人是知情的。因为最后成书时他本人是亲自审定过的。这就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当然,那个年代,无论是毛本人还是其他任何执笔者的头脑中,都没有「知识产权」意识。尽管如此,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文责自负,君子不夺他人之美,应该说对上述侵权行为还是有道德上的规范和约束的。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关于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在中共内部也是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的。早在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以下两点非常不合情理的决议︰

一、凡是有毛泽东同志演讲的、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审阅的文件,在编印时要用毛泽东同志名义;

二、凡是过去已由毛泽东同志名义发表的著作,一律不再更改或增加其他作者的名字。

195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康生曾提出《坚决捍卫毛主席著作光辉思想》的意见书,提出︰“党内有人企图否定毛主席的地位、否定毛主席思想是全党的指导理论”,为此于1956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做出决议︰

(一)、全党要维护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权威; (二)、毛泽东同志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表现,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1980年9月,习仲勋、谭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共中央提出,再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应当做出澄清︰哪些是其他人的著作,哪些是中共中央集体的著作,哪些是中央文件。

1985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十二名主任级教员及二十五名学员联署向中共中央、胡耀邦提出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若干著作是其他人的著作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也提出“是否在《毛泽东选集》再版或重新出版时,作出适当的更正、阐明”。对此,李先念、王震、宋任穷等人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股逆流”“党内一直有人要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出在领导层”,“党内右倾思潮发展到了危险的地步”。王震当时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在党校党委会上破口大骂︰“谁敢否定毛主席光辉的一生,谁敢反对毛主席著作,就撤他的职,开除他的党籍;谁敢当我面否定毛主席,我就用枪来回答。”(见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简报》)

1992年初,胡乔木在重病期间,曾对来探望的杨尚昆、乔石、温家宝提出︰关于毛泽东著作,党内一直有分歧,应当做出全面审核,哪些是毛泽东亲自著作的,哪些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哪些是中央其他同志著作的,哪些是在编辑过程中被牵强地肯定下来的。

胡乔木提出︰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称《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园春雪》,即那首“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

1993年6月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曾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过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毛泽东著作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另一份是《关于胡乔木和其他人士对毛泽东著作的意见的处理》。前者披露︰经过五年来的工作、访问、考查、翻阅、核实关于毛泽东生前四百七十多篇著作,包括讲话、报告、会议决议、论文、电报稿、社论、按语与批示等,一共有二百五十多篇不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作修改的。其中有一百六十多篇报告、讲话、电文、社论是由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中央秘书局(办)和中央工作人员起草完稿的。毛泽东仅仅对部分报告、讲话作过审阅或批上“同意”,“好”或签上“毛泽东”三字。 199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上述报告曾作过三点批示︰

一、中央一贯认为,《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的结晶,不是个人的。

二,审核、考证《毛泽东选集》原稿的作者、原稿部门、发稿时间与场合的工作是必要的。

三,一些情况以内部掌握为宜,以免引起混乱和争议。

而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于今年六月中旬又提出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又作了三点批示︰

一、维持原有的决定是正确的,一旦更改会有大的影响;

二、《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三、审核、考证结果资料存档留作参阅用。

《沁园春雪》的作者不是毛泽东

《沁园春雪》公诸于世的时间是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在中共办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根据《炎黄春秋》,《百年潮》的报道,这首词作是胡乔木原创于1942年。刘少奇为了包装毛泽东,就要求原先是自己秘书的胡乔木(后来,老毛看中了胡乔木的文才,就从刘少奇手中要过来,成为了毛的秘书),把胡乔木原创于1944年的《沁园春雪》,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改动了四个字“原弛腊象”,就成了毛泽东的诗作。 1945年9月,《新华日报》上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沁园春 雪》时,把时间“倒填年月”为1936年。

从毛泽东的诗题和诗词内容,可以看出一个事实,毛泽东的诗词多是后来补作的,十八首诗的许多首,属于“倒填年月”之类的东西,这即是说,井冈山游击战争前后的诗词是在进入北京以后写的。

《矛盾论》,《实践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等几乎所有毛的著名文章都是中共组织艾思奇,李达,陈伯达等30多人的写作班子集体编纂的,以老毛的名义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是北大教授所写以老毛的名义发表.所谓老毛的著作诗词讲话五分之四都是由中共组织秀才编纂的而以老毛的名义发表。

毛泽东的诗词在1949年发表的只有两首,其中《沁园春.雪》乃胡乔木1942年原创,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刘少奇为了包装,宣传毛泽东,让胡乔木把《沁园春雪》送给毛泽东修改“原弛蜡象”四个字,把创作日期倒添为1936年,1945年8月,在中共的重庆《新华日报》上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参见《炎黄春秋》,《百年潮》杂志,《胡乔木访谈录》)。

毛泽东的其它诗词都是1949年以后,由毛泽东组织郭沫若,柳亚子,董必武等专门为毛泽东填写,润色诗词,经过六,七年的编纂,润色准备,1956年以后,才以毛泽东的名义陆续发表的。

即使此词为胡乔木所作,现在看来其中的“帝王思想”也是颇具争议的。下阙中“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体现一种对皇位的羡慕之情,表达出千古以来无数农民领袖“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伟大梦想,是一种缺乏自由民主思想的自然感情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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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军到吴秀波,这年头我们还能相信谁?
2018-09-25 13:52:34


影视音画


一早起来,看到了我凤凰网吴秀波的出轨新闻;而昨晚临睡前,看到的是油管上关于“文章为新近怀孕的姚笛而落泪连声说对不起”新闻。唉,睡醒之间,充斥着男人的出轨故事。

男人为什么出轨?李敖大师曾直白地揭露了真相:17岁以上的女人都开始不好看了。所以,即使李敖娶了小他31岁的女人,也公然享受着17岁女生的崇拜和奉献。所以,比妻子小三岁的吴秀波甩了18岁就与他好上的25岁小女星,符合李大师的观点。

当然,有李敖这般魅力和吸引力的男人寥寥无几,所以,更多的男人只要找到有愿意与自己好的、比自己老婆年轻些的,就放开了,以证实自己的魅力。

所以,赵忠祥出轨于半老徐娘的保健医生(传说);王石出轨于十八线演员田朴珺(知乎上写)。

前一阵子,朱军出轨的新闻传得沸沸扬扬。我一点不惊讶。当朱军老婆谭梅对着鲁豫的镜头说“我只希望他不要当着我妈妈的面骂我”时,我就不看好朱军的婚姻了。谭梅在婚姻中的地位低到不如一个女佣啊 。朱军当年从陕西追谭梅追到北京的那份劲儿,早就在他的成名中消散了。虽然谭梅依然漂亮,但老公不以为然呀。生活在美丽外壳的婚姻里,朱军除了暴怒,也只能出轨了。

婚姻是一种表象,爱情是一种感受,有婚姻不一定有爱情。名人们,为了形象,维持婚姻的很多;有机会出轨的也很多。但对洁癖妻子抱怨多多的张学友忍住了,面对妻子越来像越大妈的刘德华忍住了。金星说得对:婚姻是有责任的,必须要有理智。

明星们,不管不顾出轨的,是幼稚(文章);不动声色出轨的,是本事(吴秀波);能搞定老婆,大胆出轨的,是霸气(冯小刚)。

冯小刚十多年前就在《锵锵三人行》中当着徐帆的面说:你是我的大菜。但当大菜没炖好之前,我饿了,就要先吃点方便面。于是,徐帆接受了吃了很多方便面的冯小刚。她是被彻底洗脑了,也不甘愿让阵吧。

在今天的社会,明星用下半身思考的结果,就是身败名裂。很多人似乎没有做好准备。

也许,当男人要出轨时,会这样想,人生仅此一次,何不及时享受呢?没有一个有机会出轨的男人会愿意天天面对着一张洗手做羹汤的看厌倦了老婆的脸。男人喜欢女人崇拜,伺候,玩情调。但那不是过日子。所以,这些只能从外面的女人身上得到。

距离产生美!有多少婚姻中的女人会崇拜自己的丈夫?妻子们看尽了丈夫身上的缺点弱点无知无能,甚至到了嫌弃和厌恶。看看蒋勤勤对陈建斌容忍和责怪到什么程度就知道了。那么,为什么不离婚?或许不想折腾而已,或许是为了一些被绑架的利益和子女。

如今,没有离婚和出轨的男星还有谁?刘欢算吗?当然不算。去听听卢璐对鲁豫怎么说的吗?“我希望他(刘欢)与我说说话,不要只顾着他的朋友。而我只有招待份儿。(大意)”多么低的爱情渴望,与谭梅差不多啊。

丈夫不愿理你,甚至辱骂你,你还能庆幸婚姻没有解除吗?这样的婚姻已经死了,存在的只是躯壳,出轨是早晚的。

现如今,我们爱情的童话世界里只剩下有婚姻有爱情的李健和马云了。

相比之下,我更相信有头脑的马云,他人生的主战场不在感情世界,对妻子充满了感激,也遇见不了太多的美女。而李健,有那么多女大学生要当他的小贝壳,而他也混迹于美女如云的演艺圈,摆脱难啊。当我看到李健老师很随意地拍拍好声音女歌手的肩膀时,我都会为小贝壳担心和嫉妒。别人都在拥抱呢,这就是演艺圈的缸。更令人担心的是他的丁克的选择。男人可以随时放弃丁克,而女人呢?哪一天,他改变念头了,怎么办?毕竟他选择大红大紫了,需要有人继承他的财富和荣誉吧。

谁不想离婚?0.01%的人吧。为什么离婚率只有50%?不敢不能不可以。

你看,刘强东涉性侵案了,高云翔涉性侵案了。-------

其实,要干大事情的人,就该学学普京,把该理清的关系理理清,才能大踏步往前走。

女人们,怎么保证自己找个不出轨的男人呢?你的美丽贤惠智慧都靠不住,靠的是造化和男人没有机会。若以为找个比自己低的窝囊的男人,就行了,那简直是梦想。

有人说,要做男人生命的最后一个女人,婚姻才牢固。但看看邓文迪、陈婷(张艺谋老婆),似乎证明不了什么。那么,男人几岁才会打住找下一个的欲望?哦,也许可以学学翁帆,如果愿意的话。

丈夫丈夫,难道本就意味着妻子只有一丈之内的权限?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丈夫们心里想着什么,就装着糊涂过日子吧。糊涂至死当/也幸福。

如果哪一天,女人们因为丈夫不出轨而生出“我的男人差到没人要”的想法,也是够作的。但,确实大有人在。
超然看众家 发表评论于 2018-09-25 17:48:44
“女人们,怎么保证自己找个不出轨的男人呢?你的美丽贤惠智慧都靠不住,靠的是造化和男人没有机会。若以为找个比自己低的窝囊的男人,就行了,那简直是梦想。”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大荣确 发表评论于 2018-09-25 16:58:07
相信自己就好了,何必非得找个别人来相信。
CastlePines 发表评论于 2018-09-25 16:16:38
美国很多普通人的品行都比中国这些高大上的男人强很多.
dancing_今宵 发表评论于 2018-09-25 16:01:39
在娱乐圈的戏子里找道德楷模?

这不是缘木求鱼么
  在对中国社会严重问题痛心疾首、口诛笔伐,进而许多人追根寻源、归咎于改革开放之际,我想应该重新来看看,1978年中共改弦更张,决定改革开放,是不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换句话说,看看文革之后为何中国会选择改革开放路线?


  老高按: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这是一个极好的反思40年来道路正误、成败、得失和优劣的契机。
  官方已经表示了要“隆重纪念”,可以预料习近平将率中央常委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也可以预料纪念的主调将是“缅怀”“继承”和为调整和转变路线而自我辩护,强调这一届领导人如何是最好的接班人和开创者;民间关于改革开放的评价则百家蜂起。过去官方一誓言“要深化改革”就让大家精神一振、情绪一热,那种情景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一来是“狼来了”喊了太多次而狼没有来,口号的边际效应已经降为零、甚至降为负数;二来真的“深化改革”了,还不知道改革举措是对谁有利,又会变形、扭曲到什么地步。
  鉴于触目可见的社会现实乱象,“改革开放”甚至在不少人心目中已经成为一个负面词汇。左右各派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评价说:“改革已死”;“改革蜕变”;“冒牌改革”;“以1989年划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真假改革”……
  记得我采访阮铭老人,他坚称,邓小平算不上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人们根本说不出他主导设计了什么项目?从设立特区到农村、城市的各种改革,首倡者和拍板者都不是他;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的作用也被手下的马仔吹捧拔高(阮铭本人就是被匆匆招去起草该讲话的撰稿者之一),会议真正的主持者华国锋则后来被妖魔化——虽然他确有错误,但他诚恳承认和反省了。阮铭认为,改革开放最初的领导者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等人提出的方针大计是正确的,而华、胡和赵紫阳这三任总书记先后被打下去之后,邓小平(还有陈云)主导的就徒有“改革”之名,完全变味、变质了。
  还记得我看过一个视频:有“国侃”“京城名嘴”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在一个讲座上提出问题:“我们今天讨论:改革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他自问自答:“当然是失败了!”听众包括看视频的我都不禁吃了一惊:中国的讲座上竟开放到这个程度了?!周教授接着说:“这不是我的论断,这是邓小平的论断——《邓小平文选》第多少卷多少页,邓小平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现在是不是‘两极分化’?没谁否认吧?那就是改革失败了!”周教授的话,不是原话,我是凭记忆写的。但邓小平的话是原话,我查过。周教授袭用文革中“语录仗”的打法,让人会心一笑。
  在对中国社会严重问题痛心疾首、口诛笔伐、进而许多人追根寻源、归咎于改革开放之际,我想我们应该重新来看一看,1978年中共改弦更张,决定改革开放,是不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换句话说,文革之后,为什么中国会选择改革开放路线?
  我想说,40年前,改革开放是全社会的迫切要求,是广大民众的惨痛呼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做出那样的决策,是被逼的: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路线已经穷途末路,中共高层的明智之士、良知犹存之士是感受到了民众的苦难和吁求,这个初衷我们绝不能忘记、绝不能忽略。不管改革开放后来如何被权贵集团偷天换日、将改革成果据为己有,都不能否认这一点:改革开放是毛泽东的倒行逆施逼出来的。
  我读到已故新华社老人杨克现20年前(1998年,那一年,是改革开放20周年)为一本书——《农村改革纪略》所写的序,他记录了这本书是如何写出来的,正好回答了、印证了上面我所说的话。
  杨克现,出生年月、籍贯都不详,网上查到关于他的零星资料,还是他女儿回忆他艰苦采访中苏混合登山队攀登慕士塔格峰的故事中所透露的一点点:他原本是西北大学文史系学生,1949年受革命热潮鼓舞报考了新华社新闻训练班,1950年5月训练班毕业后到新华社新疆分社工作,2016年3月去世。看来是一直在新华社系统工作到退休,八十年代初期担任新华总社国内部农村组副组长,后来升任过什么更高职务就不知道了。
  现在许多人在痛骂、鞭挞中国官方媒体和媒体人为虎作伥。确实,中国官方媒体中有许多灵魂被阉割的丑类,但是我们不能一棍子横扫一船人。其中有些人——有不少人——像杨克现,像他提到的四位记者,像他文中所说的“农民的痛苦更常常是农村记者的痛苦。最大的痛苦不是别的,是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批农村记者因为替农民讲了真话,无端受到批判斗争,甚至开除党籍、撤职”的这些人,顶着压力、冒着风险也要为民请命——尽管其中有些人声称这真正是“维护了党的利益和信誉”,但是我认为这无可深责,他们是真的这么想,还是一种生存的策略,也不必深究——毕竟他们处在严酷的政治时空之中,我们身在海外安全环境,对这些尽心尽力发掘真相的媒体人,更应该感谢: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有句名言:“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杨克现这位良心记者已经过世了,他提到的四位记者,当时最年轻的是33岁,现在也应该是古稀之龄了。这样的记者,是不是死一个少一个,越来越“凋零”了?下一步,我可能要再留意一下比较年轻的记者——我希望看到薪火相传。


  《1978,告别饥饿》(序)

  杨克现,民间历史,原载《农村改革纪略》

  读者翻开的这本书,是新华社四位记者根据自己1980年3月至9月的采访笔记整理而成的。其中大部分内容曾写成“内参报道”,供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那时候,我国农村正处于告别饥饿的历史关头,改革方兴,步履艰难,中央迫切需要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书稿于1980年完成,1998年面世,经历了整整十八个年头。撰写这部“内参报道”的四位记者是:胡国华、傅上伦、冯东书、戴国强。他们当时的年龄分别为三十三、三十七、四十六、四十八岁。

  这是一本什么书?
  作为曾经并肩战斗在一条战线,又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成书全过程的我,完全有理由说,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西北黄土高原农村社会全景式的历史。它如明镜一般,使人们对农村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乃至复杂的历史大背景一目了然。
  它告诉当今时代,也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中国人民曾经走过怎样曲折的艰难道路,曾经承受过多么巨大的民族磨难。
  由于照搬斯大林全盘集体化的模式,由于追求“一大二公”,急于改变生产关系以求推动社会前进的空想成分增加,由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屡纠屡犯,由于工业化进程中过大的工农业剪刀差难以得到纠正,由于政社不分高度集权制度不断强化,整个农村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无不把农民的手脚捆绑得死死的,使农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集体经济,完全处于屈从的地位。一个集体经济单位办糟了,农民没有退社的自由;某种责任制的创新显出了经济效益,集体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干部中独断专行、强迫命令、办事不公,甚至腐化堕落,农民没有监督的权利。经济上缺乏核算,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普遍化,这就使得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衰变成粗鲁的平均分配贫穷的社会主义。不仅如此,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继续突出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压力,以及不断强化的全面专政论,都以最革命的名义,把我国农村经济推向了灾难的境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开过了三年,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
  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1978年全国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人均也不过七十四元六角七分。在全国,人均分配超过三百元的“明星队”仅占千分之二左右,寥若晨星。这一比例,在北方,在四位记者调查过的西北黄土高原,更少。
  许多地方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扣除了口粮,竟没有任何现金可以分配。多少年来农民倒欠集体的钱,集体倒欠国家的钱,已成为恶性循环,如同走进又黑又长的隧道而苦无出路。
  本来,自留地、家庭副业,尚不失为集体经济的一项必要补充,农民从这里还可以寻找到购买油、盐、醋、火柴,以及孩子们上学的最简单的费用,不料却都被当做资本主义限制了,没收了。
  更有甚者,全国许多地方,农民们一家人连多养两只鸭、三只鸡,多栽几棵树的一丁点自主权,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叫他们到哪里去寻找生存的空间!?
  这便是三年困难时期举国饥荒,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于非命的主要教训;这便是十年“文革”我国农业濒临破产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一直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几年,农副产品依然短缺,城乡人民生活中,粮、棉、油、糖、肉、禽、蛋等农副产品都不得不凭票限量供应的艰难之所在。
  读罢本书,掩卷沉思,人们可以想想:如此窒息了经济活力,如此带来贫穷的公社制度,怎么能够引导广大农民走向梦幻的天堂!?在如此脆弱的农业基础上,人民共和国怎么能够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是农村改革的成功,挽救了我们的国家。
  仅仅因此,这部书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应该有它一席之地。

  1980年春夏,新华总社先后给了四位记者一个共同的任务:调查农村贫困饥饿的真相,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
  第一个出发的记者是冯东书,国内部领导已给了他指点。当戴国强、傅上伦、胡国华第二批记者出发前,总社领导穆青还特地把他们找去。穆青说,他看了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的《延安调查》“内参”,好长时间平静不下来,真没想到革命胜利几十年了,对中国革命曾经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延安人民至今还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希望他们以《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两部中外名著为榜样,能为这转变关头的历史留下些什么。他希望这次调查要拓宽视野,要深入下去,到村到户。他说:延安如此,整个陕北怎么样?你们应该实地去看一看。连中央拨给的扶贫款是怎样花的,群众是否得益,他都要求记者加以注意。
  领导的肺腑之言,化作这次调查的力量。他们四人,从春到夏,从夏到秋,马不停蹄地跨越晋北、陕北、宁夏的西海固、甘肃的平凉和定西等四省区的广袤土地。地域跨度之大,时间之久,考察问题之深,为过去少有。
  思想一旦冲破牢笼,禁区之门也就打开。

  内参接连发回北京,被送进中南海,中国最高决策层那里。一贫如洗的凄苦状况,反映出人们求生存的尖锐冲突。形势之严峻,不仅是报刊电台从未报道过,就是省以上党政领导也极难从下级的内部报告中了解到。毫不夸大地说,这些“内参报道”,对于改变中国农民的前途和命运,对于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不少“内参报道”,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中央领导都作了批示,成为制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据。
  几个月后,大家在兰州集合,我奉命前往,主持会议,交流情况,交换看法,整理思绪,回京后正式向穆青做系统的汇报。当汇报到那种令人忧虑心焦的贫穷与饥饿景况时,穆青几次拍案而起,无法遏制自己悲愤的感情。
  起草这部书稿并不困难,也不需要什么生花妙笔。书稿完成后,内部打印出有限的份数,除交中央有关部门外,四位记者和有关几位编辑各得一份。书稿中还有几个章节未打印,其中有写甘肃困难时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的《贫困的死亡线上》;有写基层干部群众心态的《挽救失去的忠诚》。单是题目,已足见其惊心动魄、催人深思的分量。
  开始,大家对书稿面世充满信心。但是,等到把如此尖锐而丰富的材料整理成书稿而拟议公开出版的时候,大家都犹豫了。原因是:若把目击的贫困真相全部泄露出去,会不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更何况,农民们要求松绑的呼声已经远远超越了政策界限,超越了干部能承受的程度。
  1997年初夏,我们夫妇在杭州见到了已担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的傅上伦。畅谈之中,不由得又谈起西北黄土高原的那次农村调查。傅上伦说,那是他记者生涯中直面现实生活,敢讲真话,敢讲真理,最难忘的一次采访。可惜他留存的那部书稿,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傅上伦寄希望于我。他说他记得清楚,我那时在总社担任国内部农村组副组长,有一份内参,是他打长途电话到总社,由我记录成文而送上去的。
  我立即回忆起那年八月初挥汗如雨的季节。傅上伦来电话说,他们三人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小麦正黄熟待割,不意却有一个公社农民集体罢工拒绝开镰收麦。农民说,今天哪怕干部请吃羊肉泡馍也不顶用,除非答应他们包产到户。
  此事公社报告县委,县委再向上报,地委和自治区党委都坚决不准,干部和农民间形成僵局。我立即感觉到此事的严重程度和超重的分量。因为我自己知道,包产到户,1978年安徽省小岗农民还只是瞒上不瞒下,集体发誓,秘密实行的。现在事隔一年,宁夏固原的农民竟采用罢工的形式公开“要挟”领导,可见地下的流火已上升到了地面,如火山爆发。可见包产到户,不管是动用行政权力还是政策说教,都已是万万地压不下去了。
  “内参”送到中南海,三天后胡耀邦便带了“内参”风尘仆仆亲临宁夏六盘山区核查。他要力排众议,解开这个死疙瘩。
  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的陈大斌也是这次调查的积极支持者和组织者之一。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稿子,都是经他审定、排印、装订成册的。
  农民的痛苦更常常是农村记者的痛苦。最大的痛苦不是别的,是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批农村记者因为替农民讲了真话,无端受到批判斗争,甚至开除党籍、撤职。
  杜导正一生多采访农民,自诩为农村记者。1958年他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首席记者时,头脑发热,曾跟随潮流写了一些浮夸的报道。一年后广东征不上粮食,大反农民瞒产私分的时候,而他却发现农村很多地方实际已在闹粮荒,浮肿和逃荒的事都发生了。
  实际使他头脑冷静下来,他秉笔直书人之未敢言的真话:广东发生了饥荒,向北京报警。不想,讲假话无人追究,讲了真话反而大祸临头。为此,他受到过七斗八斗的折磨,千夫所指,无地自容。最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出新华社,蒙冤达两年半之久。直到我们的民族从一场大饥饿的苦难中转过身来,才承认他讲的是有益于人民的真话,获得平反。
  “说真话真难还是应该说真话”,这不仅是杜导正一个人的经历,实际上也是农村记者经常遇到的艰难处境和严峻考验的写照,特别是我们国家农村政策一次次向“左”的错误滑坡,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乃至涉及国家安危的历史关头,大凡有良知的农村记者,谁能不经受这种审问自己灵魂的考验:是讲真话?还是讲假话?还是什么话也不敢讲?
  这也是我自己一生,特别是后半生力求做一个合格的农村记者所走过的极其艰难的心路历程。
  我自小生长在农村,对农民,对于农民的命运充满了同情,对国家的危难充满了忧伤。只因困难时期亲眼看见过成千上万的饥民潮水般涌向边疆逃生的场面,听到过饥荒夺去无数人生命的惨情,私下议论过“三面红旗”的是非,便被上纲上线,牵强附会地整理成骇人听闻的“反党叛国”疑案,背地立案审查。
  我参加过长安农村“四清”运动,只因不忍看到对农村干部残酷斗争的过“左”政策造成了五百多名干部自杀的冤案,遂鼓起勇气,向上面写了“内参”反映,也被抓住不放,当做关键时期反党的铁证。还因为我听到过农民因人民公社的失误对毛泽东的怨言,更是罪上加罪,罪大恶极。总之,“文革”前,“文革”中,我经受过的一切批判、斗争、凌辱、抄家,无一不是与我从事的农村报道和讲真话有关。
  孤立地看,这部书稿虽然是四位记者对十八年前中国农村的真实记录,但它却代表了那个时期的广大有良知的记者的高尚品格。因为,历史看得清楚,中国记者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辜负时代的期望。
  今天,打开这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重温当年农村贫穷饥饿的情景,目睹坚冰打破后每天发生在身边的此起彼伏的改革大潮,人们已不再是对过去的悲叹,而是涌动起思想更加解放的激流,朝着新世纪的阳光大道迅跑。历史是公正的裁判。过去,现在,直到未来,任何时候,只有那些忠实于事实、敢讲真话、追求真理的记者,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记者。
  1998年5月于黄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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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07 日 由 舟巷

第一章 活成万语千言



我出生后九个月,我母亲就调动工作去了天津。据说天津的条件不好,工厂里没有托儿所,于是她把我留在北京的外婆家。我外婆出生于1920年,我母亲出生于1941年,我出生于1966年。当我开始与外婆一起生活的时候,外婆比我现在还年轻。但是不知为什么,从我有记忆以来,我眼里的外婆就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

这很可能是因为外婆有一双解放脚。“解放脚”是缠足半途而废的结果。女子缠足据说始于北宋,大兴於清代。五四以后,在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先进知识分子的不断呼吁之下,缠足的风气日渐式微,只是要想完全废除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外婆四岁的时候,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已经退位十二年了,但外婆的父母还是请了人给女儿缠足——这种事儿亲生父母一般下不去手,只能由专业人士来做 。缠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把除大脚趾外的四个脚趾都掰成骨折,以强力令脚掌内弯, 然后逐渐越缠越紧,直至脚掌停止生长。缠足一开始,我外婆就昼夜惨叫,害得父母心神不定,再加上新文化运动的春风的确已经吹到了乡下,于是,当外婆半夜偷偷把缠好的脚打开时,父母就假装没看见。就这样,外婆和许多生于1920年代的女性一样,有了一双“脚放脚”:比小脚大,比天足小。

到了六十年代,在北京城里,真正的小脚已经非常罕见了。“解放脚”就是我能见到的最接近于旧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当时学到的形容词都是一对对的:新社会对旧社会,天堂对地狱。我外婆的“解放脚”毫无疑问是落后的,压抑的,黑暗的,丑陋的,无知的,恐怖的和邪恶的。

然而,在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文明的,和谐的与正义的新社会,我外婆必须自己解决穿鞋的问题。“解放脚”女性面临一个终生问题:买不到合适的鞋。当年裹脚的时候脚弓毕竟骨折过,致使脚面呈拱型,以致鞋的形状很特殊。国家计委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对这部分特定群体的需求总是估计不足。 随着时间推移,“解放脚”女性越来越少,执行计划经济的中央政府便逐渐把这部分女性遗忘了。

从我有记忆起,外婆就一天到晚在做鞋。不光为自己,还为方圆几里地内的女朋友们。她做鞋总是在床上。我们家的床上总是摆着好几张袼褙。做袼褙就是把几层布用浆糊粘在一起。做一张鞋底需要三层袼褙,而这三层袼褙是用线联结起来的,这道工序叫做纳鞋底。三层袼褙很厚,普通的针根本穿不透。外婆先用锥子在鞋底上扎个眼,然后再穿针走线。我外婆做了一辈子鞋,但也会偶尔失误把手扎出血来,让我感觉鞋匠是一门危险的职业。

每当外婆向我抱怨自己的婚姻,她就特别容易遭遇工伤。我外公是个会计,工作单位是铁道部。铁道部大概有一万名会计,工作场景从位于北京的总部一直到最底层的工程队。我外公就在最底层工作,他上班的地点永远在蛮荒之地。等他们铺好了铁轨,那地方就开始通火车了。

每年,他会沿着最新修好的铁路,回到北京探亲两次。六十年代,小孩子都是整天在外面玩儿,只有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才回家。某天我回家吃饭,发现饭桌上多了个老头子,我就说:“外公好”,然后就拿起筷子吃饭;过了几天,吃饭时外公不见了,我就省略了问候,直奔主题。在我看来,一个家庭就是由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小女孩组成,这很正常。

我外婆显然觉得这不正常。外公刚走的那两天,往往是她频繁遭遇工伤的日子。她会忽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我跟你外公感情不好,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

“您说什么呢?外婆。”我漫不经心地问道,手上正在玩着刚从楼下花坛里捡来的一枚生锈的曲别针。

“唉,你什么都不懂。啊——”外婆大叫一声。

我一抬头,只见她眉头紧皱,右手攥着左手,鲜血从她的指缝间渗透出来。

随着我年龄渐长,我终于从外婆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了一个故事。

外婆1920年出生于河北安次县的一个小村庄,几岁的时候就由两家父母作主与我外公订了亲。十岁的时候,她的生母去世,父亲再娶。不久继母就生了男孩。继母不喜欢家里有人吃闲饭,于是我外婆从13岁就开始自谋生路。她做得一手好针线,可以帮大户人家的闺女做嫁妆。那时有个传统:女子的嫁妆必须自己亲手置备,被子啦,枕套啦,不仅要具备使用价值,还要在上面描龙绣凤,图样越繁琐说明新娘越聪明贤惠。不过很多有钱人家的女儿要么笨,要么另有志趣不爱女工。等到筹备婚礼的时候,她们就向我外婆下订单。

就这样,我外婆一直和继母相安无事,直到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华北。乡下兵荒马乱,日本人烧杀姦淫。继母指出:一个17岁的姑娘在乡村生活实在太危险,随时都有贬值的可能。外婆的父亲觉得有道理,遂打算赶紧把女儿嫁掉。

外婆的父亲派媒人去跟婆家商量。媒人回来说:“小伙子早就去了北京,正在铁路管理学校上学呢,怕是不能回来成亲。”去北京上学也不通知女方家庭,这是要拋弃糟糠之妻呀!外婆的父亲决定来个突然袭击。他雇了一辆马车,载上我外婆就去了北京,把她丢在未婚夫门前,然后自己就回家了。

还好,未婚夫认了这桩婚姻,只是婚后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好。他们在一起五年,生了两个女儿。在风华正茂还有无限上升可能的年纪,我外公主动要求前往最艰苦的工程队。

“这都是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外婆不无幽怨地说。

“上赶着送来”到底有多么可怕呢?从我记事儿起,这个问题就萦绕在我的心头。

1970年代初,马车还可以长驱直入到北京城的核心地带。我外婆家就在月坛南街与南礼士路的交叉路口上,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六层灰楼。底楼有一个副食店。闷热的夏夜里,我们开着窗户睡觉,深更半夜能听到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声音,踏跶踏跶踏跶……声音越来越近,车把式一声长长的“吁——”,马车便正正地停在我家窗下。接下来便是“噗”、“噗”、“噗”,车把式将瓜扔给店员;偶尔一声“啪”!那是瓜不慎被摔在了地上。我外婆总是一大早下楼去买半夜摔裂了的处理瓜。便宜得就像白捡。连切都不用,顺着裂缝用力一掰,瓜就分成了两半。我们俩一人一半,拿勺子挖着吃。我一边吃瓜一边进行着推理:上赶着送来的就容易被摔裂,摔裂了就得降价处理,所以上赶着送来的就等同于贱货。



1973年,我上了小学。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大约能认六百个左右的汉字,于是我就成了一家书店的常客。那家书店以每天两分钱的价格出租小说。我每天读一本,不管它有一百页还是两百页 ,因为我得省钱。书上经常出现我不认识的字,但并不影响我理解意思。外婆很节约,天黑之后不许我开灯。我每天放学回家就开始读书,随着天色渐暗,我会不知不觉地移到窗口。

在黑暗最终降临之前,我总能读完最后一页。

我放下书,从窗口向外望去。我能看到一座高耸的烟囪直插夜空。那是北京儿童医院的烟囪,为医院提供饮用水和消毒用的沸水。但你如果向我家附近的孩子们询问那座烟囪是做什么的,任何人都会压低声音告诉你:那是用来烧死孩子的。

童年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小孩子喜欢用鬼故事来填补精神空白,给寡淡无味的生活加点盐。自从我会读书以后,我就脱离了低级趣味,不再参与幼稚的窃窃私语,不再用高声尖叫吓唬自己和別人。普通的鬼故事不再能吸引我,除了那座烟囪。尽管我有超出同龄人的读写能力,我仍然相信那座烟囪与死孩子有关。我为它着迷,就好像它并不是一根直直的砖砌的笨重的空心长方体,而是一根柔软的手指,能戳进我的心脏,再把它勾出来。

每天,当我读完一本小说后,我就看着远处的烟囪。它整天往外吐烟,以至於我对不同形式的烟雾瞭如指掌,能分辨出它正在烧的是哪一种孩子。一切都有个性。烟雾如此,死孩子也如此。有时候,粗大的白色烟柱腾空而起,那一定是个大孩子,个头几乎赶得上一个矮小的成年人,他/她一定死于意外事故,所以他们要激烈地抗议不公正的命运。也有时候,烟囪中吐出的是细薄的白色轻烟,刚一出烟囪口就被风吹散了,令人毫无察觉地融入了深蓝色的夜空。那一定是个脆弱的宝宝,从出生起就罹患严重的疾病,此刻终于获得了解脱与安宁。

无论是好是坏,读书使我得以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另一个是文字描述的世界。我不知道我更喜欢哪一个,老实说我也不在乎。我并不想认真区分这两个世界。 生活在模糊的边界上其实也很方便。

大约在1976年,我读到一本小说《青春之歌》。小说的主人公林道静也是生于1920年代,也有个后妈,也受到包办婚姻的压力,但她进行了反抗,毅然走出了家庭的牢笼,在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同志情谊,甚至爱情,将自我的追求与波澜壮阔的时代融合到了一起。

我开始瞧不起外婆。下一次,当她再随口抱怨的时候,我就说:

“瞧瞧人家林道静,和您的出身差不多,怎么人家的生活就能够自己作主呢?”

我外婆说:“那是小说。”

我说:“那杨沫呢?”

“杨沫?她的生活应该和我差不多。我每天做饭,做衣服,她每天写作。有什么区別吗?”

我起初无法反驳她的观点。但是我想了一会儿,就知道她错在哪里了。没错,林道静的故事是杨沫编的。杨沫就是整天坐在自己的书桌旁笔耕,从外表上看就跟我外婆整天用剪刀和针劳作一样。但如果给我外婆足够的墨水和纸张,她是否可以生产出同样浪漫的小说呢?当然不能。关于她自己的生活,她只能说出一句话:“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所以,杨沫的生活与林道静的生活距离无限近,而与我外婆的生活距离无限远。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沫就等同于林道静。

从时候起,我就知道小说与自传密不可分。一方面,一切小说都是自传。就算那些事件不是作者亲历,只要他/她写下来,他/她就在心灵层面把那种生活过了一遍,从而使他/她与其他作者区別开来;另一方面,一切自传也都是小说。就算那些事件本身都是真实的,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只能来自於作者的建构和解读。所以,区分小说和自传其实没有意义。我更喜欢从英语借用一个词来定义这种讲述自己生活的努力:叙事(narrative)。每个人都有叙事的天分,我外婆也不例外。“被上赶着送来”是真的,夫妻关系不好也是真的,但“夫妻关系不好是因为被娘家上赶着送来”,那就是她自己的解读了。这就叫叙事。

我长大后成为一个以叙事为职业的人。我喜欢在读小说的时候揣测哪些细节来自於作者的亲身经历,哪些细节来自於道听涂说。我自以为在这方面具备火眼金睛,是最高水平的狗仔。我真心佩服那些能把亲身经历与道听涂说嫁接得天衣无缝的作者,因为这是文学才华的重要体现。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在世的时候,我一直想当面向他表达同情:我知道你深受便秘之苦,因为我至少在你的两个人物身上——一个虚构一个非虚构——看到了这一症状。



一晃,又十年过去了。1986年,我正在大学读书。某天下午,读了莫言的《红高梁》之后,我突然想起了我外婆。《红高梁》的主人公也是生于1920年代,也是被迫嫁给一个不爱的人。但她是如何反抗父权的呢? 不是跑到共产党那里去,而是去引诱抬花轿的男人。通过与一个偶遇的男人通奸,她成了自己身体的主人。这样的叙事对1980年代的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它与《青春之歌》所代表的革命叙事大相迳庭。由莫言的《红高梁》改编的电影《红高梁》於1988年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金熊奖,这也是中国文艺界一件里程牌似的事件。无数文艺青年忽然看到了一条打通中国经验与世界市场的道路。原来小说也能这样写,电影也能这样拍!

我家也有这样的故事啊!烽火硝烟,国仇家恨,乡村公路上的马车……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头一次进城,文化冲击……甭说了,您就擎好儿吧。

合上书,我像屁股上着了火一样跑出学校,在小南门对面坐上332,再在动物园倒15路,一溜小跑来到我外婆家,求她给我讲故事。

“你想听什么?”我外婆也兴奋得两眼放光。谁不喜欢有听众呢?

“就讲你父亲雇了一辆车,送你上北京……”

她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那有什么好讲的?要不是当年娘家上赶着把我送过来,我至於一辈子受这么多窝囊气吗?”说完,她还扬起下巴,朝旁边的屋子点了点。那时我外公已经退休回了北京,就住在隔壁那间屋子里。

我克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努力调动学过的采访技巧,从细节入手提问:“走了多久?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

“三天。”她毫不迟疑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然后,她想了几秒钟,用尽可能少的词汇回答了后面的两个问题:“糟透了,糟透了”。

“怎么个糟糕法?”我问。

“说这个干嘛?你不会感兴趣的。”

“我跟你打赌我感兴趣!”我像一个过度兴奋的孩子,把她吓了一跳。我后悔失态,於是换了柔和甜美的腔调,继续诱供:“谁赶车呀?我太外公亲自赶车?”

我外婆摇摇头:“不是,雇了个小伙计。”

听见没有?果然有个小伙计!我的眼睛都直了。“小伙计多大年纪?长的什么样子?怎么雇来的?以前你们认识吗?”我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她陷入沉思之中。我目不转睛盯着她,好像一眨眼就会打破我降给她的咒语。过了不知多久,她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 “他呀,特別能吃。”

小伙计的饭量让我外婆把话匣子稍稍打开了一条缝儿,但也只是多说了三、五句而已。很快,她就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元叙事”上去:当时兵荒马乱,路上怕土匪抢劫,值钱的东西一律不敢带,继母只给了一枚金戒指。他们带了一篮子馒头,以为够吃了,结果小伙计第一天就把一篮子馒头全吃了。第二天没有吃的,小伙计拒绝往前走。她只好把自己的金戒指卖了。就这样到了北京,除了身上穿的,连一根多余的线头都没有。这么身无分文地被娘家上赶着送了来,婆家人怎么能瞧得起?

我外婆坚持自己的叙事,拒绝被叙事。眼瞅着无法跟莫言比肩了,我有点儿气急败坏:“您说来说去,老是这一套。难道您嫁给我外公就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吗?”

她再次陷入沉思,随后抿嘴儿一笑,居然流露出了几分得意:“你別说,还真有。”

我的情绪再次高涨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我外婆的父亲有几亩地,还在1949年以前当过保长——中国乡村最低一级的官僚。1949年共产党中国成立之后,有四种人因为1949年之前做过的事情受到惩罚: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我外婆的父亲拥有过土地,至少是地主,很有可能还是反革命和坏分子。

目前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在1949年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在城市里,有工作的人由工作单位管理;没有工作的人由街道办事处管理。外婆是个家庭妇女,属街道办事处管辖。新中国成立后,街道办事处开始对辖区内的每个人进行排查: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什么人?你是不是反革命、坏分子?

我外婆对调查人员说:“我出生在河北省安次县的一个小村庄,我的父亲是地主,但我在十七岁那年就离开了反动的剥削家庭。我走的时候没有拿他的一粒米,就这样一无所有被丟到了婆家的门前。我成年后没有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

调查人员找到了我外婆出生的村庄。村里的邻居们都表示:“是有这么个女孩儿,她的后妈对她很刻薄,不肯给她办嫁妆。大概是在日本人占领那年把她打发走了。这倒是一个好借口。呵呵。嫁到了哪里?这我可不知道。”

我外婆于是就被划为了群众。不过这并非一锤定音的结论。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样的调查反覆进行了多次。每隔几年,中国就要搞一次新的政治运动。每一次政治运动过后,街道办事处都要换一批新的官员。每一批新的官员都要重新进行一次内查外调。

每一次,我外婆都用同一句话来对付:“我成年后没有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

这句话和“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只是强调了同一件事实的另一面。这桩不合意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我外婆。如果她十八岁以后还继续生活在父亲的屋檐下,那她肯定无法把自己摘得这么干净。

“就这么一句话,保了我三十年平安。”外婆得意地总结道。

听她这么说,我还真想起来一件事。我脑子里其实存储着一些碎片,场景啦,人物啦,对话啦,只是我一直缺乏把碎片串联起来的线索。1986年的那个傍晚,从窗户漫射进来的夕阳滋润了外婆脸上的每一道皱折。我脑子里的碎片突然自动排起了队。

那是1972年冬天,又有两个街道办事处的人来到我家。他们身上穿着千篇一律的制服,但长着两张陌生人的脸,显然是刚刚调到这里的。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外婆有些心神不定,紧张的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运动”。客人走后,她连午饭都没心张罗,坐在那里一味发呆。我饿极了,就从柜子里偷偷拿饼干吃。我外婆是个明察秋毫的人,平日里我只要朝柜子的方向挪动一厘米,她犀利的眼神就会箭一样地射过来。但那天,她完全把饼干置之度外了。

不知吃了多少块,外婆忽然喊我。我以为终于要挨打了,却原来她只是叫我出去发封信。我外婆文化不高,但也受过基本的教育,能进行简单的读写。我虽然还没上小学,但也无师自通地认识几个简单的字,比如这信封上的“天”字。我爸我妈住在天津,这封信八成是给我爸妈的。

我猜对了。过了两天,我父母就来了。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神情严肃地说悄悄话,外婆又把饼干置之度外了。我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留心观察着他们。我记得父亲一边解释一边写,足足写满了几大张信纸。天色将晚,父亲把笔收起来,插回到自己的上衣兜里。我赶紧抹抹嘴,再把身上的饼干渣子抖到地上。

父母走后,我外婆拿着父亲手写的几张纸想了许久,最终还是把它们撕碎了,扔到了废纸篓里。

第二天一早,外婆说要去街道办事处。她还告诉我11点就回来,这很不寻常,因为她从来没有教过我如何认钟表。我家有一个老式机械圆盘钟,每天需要上弦,夜深人静时能听到表针滴滴答答地走动。她走后,我就开始盯着那只钟看。圆周上没有数字,只有十二个刻度。我想起外婆经常说“几点几点”,最大的数字就是“十二”,我于是无师自通地明白了那些刻度代表什么。 我用手指头点着刻度,找到外婆应该回来的时间,然后我就盯着表盘,看秒针一圈一圈地转。原来这就叫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外婆果然在11点前回来了。她心头的阴云一扫而空,脸上一片雨过天晴。她迅速回归自我,重振家务。第一步是盘点:盐还剩多少,糖还剩多少,饼干还剩多少……我的报应终于来了。外婆拿起一只纳好的鞋底狠狠地抽打我的屁股,我大声呼救,同时心里盘算着最坏的可能。不管怎么说现在也是新社会了,莫非她还能给我裹小脚不成?我又哭又喊兼胡思乱想,直到外婆住了手,喘着气说:“起来,洗把脸,吃饭。”

这就是我记忆中1972年那次审查,那也是我记忆中的最后一次审查。我唯一不理解的细节就是外婆为什么要撕掉我父亲给她写的资料,于是正好趁这个机会核实:“您就说那么一句话就管用?我可记得1972年那次,我爸替您写的交代材料有这么厚一叠呢!”外婆轻蔑地摇摇头,撇撇嘴:“我说句实话,你別不爱听:你们这些大学生,有时候真没用。你爸写的那几张纸我后来都撕了,根本没往上交。啰哩啰嗦,毫无重点。谁有耐心仔细看?你別看我没受过教育,我就咬死了这一条:18岁以后没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这是事实,谁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我外婆是1997年去世的。她去世后,我有一次和父亲闲聊,提到了1972年的那次审查。我父亲得意地说:“那次如果不是我,她怎么可能通过审查?光凭她自己说‘没吃过父亲的一粒米’就能管用,她干嘛还要把我们找去?”

对呀。我想起了我帮外婆寄出的那封信。

完整的事实其实是这样的:这一轮的审查与尼克松访华有关。我外婆家在尼克松北京之行的可能路线上,于是这条路线上的居民都得重新进行政审。再加上不久之前林彪外逃导致了洗牌,外婆家所在的街道居委会又换了一岔领导。甄別到我外婆头上的时候,新一届领导忽然发现:我外婆声称自己出生的村庄,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外婆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陷入惊慌失措。自从1949年以来,她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困境:自己出生的村庄不见了。她向我父母求救。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我父亲略微思考了一下,便提出了一个假设:有可能由于行政区划调整,我外婆的出生地被划到了另外一个县。外婆把我父亲写的交代材料撕掉后,第二天就到街道办事处去,提醒他们在周围其它几个县里找一找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结果还真找到了。

至此,我对这桩公案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我父亲执笔写作的冗长交代尽管不如外婆的叙事简明有力,但他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是举足轻重的。我外婆不应该从自己的胜利故事中将女婿一笔勾销。



通过与父亲的谈话,我才得知那次审查与尼克松访华有关。于是,又一条支线被包含进了总叙事。对于尼克松访华前的种种准备,我有着清晰的记忆,只是一直没能和那次审查联系起来。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不过街道办事处把学龄前儿童也召集到一起培训,故而我也有份参与盛事。我们接受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外宾面前如何表现。我们要表现得热情有礼,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在内心深处我们要明白:站在我们对面的是美帝国主义者,也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要外热内冷,提高警惕,决不能将任何秘密泄露给他们。

我从小就是个话多问题多的人,听了一会儿街道办负责人的讲话,我开始有了疑问:“刘主任,您说要来访问的美国总统叫尼克松?为什么我记得他叫杜鲁门呢?我们跳橡皮筋的时候总是这样唱的:

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

专吃杜鲁门”

刘主任说:“杜鲁门是抗美援朝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是现在的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居然还几年一换,这倒是挺新鲜的。完全不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看来我得把美国总统的名字多背几遍。千万不要说错了。

我外婆楼下有个警察岗楼。下半截是水泥的,上半截是玻璃的。那个岗楼常年空置,我们经常围着岗楼捉迷藏。七十年代,北京街头已经有了红绿灯,但是机动车非常稀少。有时绿灯亮了很久,也不见一辆车过来。突然又切换成红灯,便给人一种无的放矢瞎忙活的感觉。尼克松即将访问的前几天,岗楼里突然进驻了一个警察。路口中央竖起了一个圆形的水泥墩子,那上面也站着一个警察。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儿,我们蜂拥到马路上去围观。那两个警察好像木头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都是一动不动,仿佛连眼睛都不眨。

正日子越来越近,空气中都能闻出紧张的味道。突然间,街道办事处换家换户传达最新指示:所有人都必须呆在家里,不得外出。

我顿时就有被人涮了一道的感觉。尼克松的名字我也记住了,内冷外热的微笑也练得差不多了,所有的问答题全都背得滚瓜烂熟,结果却不许我出头露面。一天夜里,我们又听到了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声音,踏跶踏跶踏跶……声音越来越近,车把式一声长长的“吁——”,马车正正地停在我家窗下。接下来便是“东”、“东”、“东”,似乎是车把式正在卸木头箱子。偶尔一声“啪”!不是瓷罐子还是玻璃瓶子摔碎了。我外婆轻轻翻了个身。我能想象她此时的内心。楼下副食店不知进了什么好东西,可是她不能下楼,不能去买便宜货。多么煎熬!

尼克松正式到访的当天,街道办工作人员大清早再次挨家通知:不仅不能外出,甚至不能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只要有人露头,狙击手可以随时射击,一枪毙命。我们全都吓坏了,唯唯诺诺地表示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我和我外婆各自占据房间里远离窗户的两个角落。外婆和以往一样从事制鞋业务,只是不再坐在床上,而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袼褙和工具都铺在地上。我无所事事,只能透过窗户望着北京冬天的天空。在这副苍白荒凉的画面上,偶尔一柱白烟升起,随后烟雾扩散,直至与天空融为一体。然后又是一柱新的白烟,周而复始。老式圆盘闹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日更亲切,更可靠。

外婆时不时看我一眼,她以为我是因为不能出去玩儿而不开心。“很快就结束了。”她安慰我。她的声音在我听来十分空洞。我不开心,不仅仅是因为不能出去玩儿,而是因为热情受到冷遇,努力遭到浪费。我想到那几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们说话出尔反尔,完全不值得尊重。我决心从此后再也不管他们叫“叔叔阿姨”,因为他们愚弄了我。

他们一直在愚弄我,不止在这一件事上。很多事情都不对头,很多说法都自相矛盾。如果美国人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我们还要用微笑来迎接他们,即使是经过精心排练的假笑?如果我们的生活快乐而富有,为什么我们还要把商店摆满商品,却又不允许任何人前去购买?现在想来,那一时刻就是我的天真开始丧失的起点。我头脑中非黑即白的概念被打破了。事情不再是清楚明白的一分为二:落后与进步,压迫与解放,黑暗与光明,丑恶与美丽。 有些事不太对,有些人在撒谎。

而我如何找出真相?如何去了解自己以外的世界?从北京儿童医院的烟囱中不断吐出变幻莫测的烟雾,将天空装点得千姿百态,成为我眼前唯一的风景。我紧盯着它,试图在心中将天空还原成灰秃秃的样子。

又过了很多年,在看一部纪录片的时候,我偶然发现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曾经参观过北京儿童医院。原来,1972年2月25日的下午,我的客人或者敌人,的确曾经离我只有数十米之遥。只是我对此完全无知无觉,因为我被囚禁在孤独的牢笼中。

我记得外婆时不时地看我一眼,用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安慰我:“人要懂得知足。我们能呆在自己家里,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您在说什么?外婆。“

“啊——”她大叫一声,右手攥住左手,鲜血从指缝间渗透出来。

我不敢再问。

时至今日,我总算明白了外婆的意思。因为我们通过了审查,得以留在自己家中。虽然不能上街,不能趴在窗户上往外看,不能下楼去买便宜货,但比起被赶到郊区去,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搬家可不是好玩儿的。多亏了外婆简明扼要的叙事,我们才避免了流离失所。外婆怎么能不为自己的叙事能力而自豪?



现在回想起来,外婆是我的第一个叙事教练,她让我懂得了叙事的精髓:将两件发生过的也许毫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赋予它们意义。这是她给我的正面的教诲。她同时也是我的反面教材,因为她对于自己一生的叙事只有两句话,这两句话其实还是同一个意思。我为她感到难过。这就是典型的空虚的一生。我发誓要过上比她更加丰满的生活,我发誓要活成万语千言。
zt失业百日感怀 9/07/2018 04:42
失业百日感怀
2018-09-06 13:05:29

sheenwei

我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华冠,在我父神的手中必作为冕旒


序曲

从5月11日到7月9日,我没有精力整理自己的情绪,因为婆婆在家里。我的重心放在如何掩盖这件丑事,不让任何人知道这方面。白天躲在图书馆里,盼望婆婆赶紧回国,让我能放松自己,好好发泄一下痛苦失落的情绪。

悲歌

7月9日送走婆婆,我有点忐忑,该是向先生坦白的时候啦,他会加倍地抱怨我吗?我决定如果他发现了,我就承认,如果没有发现,我就赶紧找个工作,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7月10日,先生下班回家,饭菜都做好了。他犹犹豫豫地问我:“你的工资怎么都没有打到我们共同的账号上,我想把房贷还清,你能转点钱过来吗?” 我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他叹了口气说:“还挺能装的,没事,我养你啊!”那天我们认真地聊了一会,双方都认为我不工作也是可以的,至少可以给自己放个长假,好好想想,好好歇歇。

此后的40天我开始了认真地思考我是谁,到底想要什么,今后如何避免被炒鱿鱼的羞耻。我从图书馆弄来很多的书,开始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成功神学各个领域探索成功和幸福的途径和密码。很多书都是虎头蛇尾,开始读的时候,觉得只要读完它,马上就能变身白富美,真正读完之后又觉得一点用也没有。

我发现很多书里都提到要制定目标,大胆尝试,在错误和失败中反思,不断地变通策略,最终收获成功和幸福。我觉得很有道理。问题是我没有目标。这让我很诧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心里已经是空空荡荡的,没有理想国,也没有海市蜃楼,只有纳粹分子那般狂热地想要改变自己的愿望和决心。但改成什么样子,我又完全没有榜样和模板。

我的内心是自卑的,不需要任何人的教育,我都知道自己必须改变,否则就只有这种没完没了的失败、痛苦、孤独、失落。我是一个很容易被情绪控制的人,一旦另外一个人让我感觉不好,我就没有办法和那人好好相处。而几乎没有人让我感觉好,包括我自己,我的爱子和爱人。我常常和先生调侃:“爱情像个闹钟,一按就停。”先生总是说:“你太自私,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多为别人想想你就会开心很多。”他的话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如果我真的很自私,很爱自己,我不可能到今天完全成为一个空壳,我根本听不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感觉到痛苦,却不知道伤口在哪里。我觉得爱自己和以自己为中心是成功和幸福的必要条件。只是充分条件是什么,我找不出来。我想只有上帝知道,但他不打算告诉我们。很可能就是只有上帝自己才真正幸福和成功因为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

我的内心又是极其骄傲的,没有人是我的偶像,我唯一崇拜的就是全能的神,更可怕的是我所爱的神其实也是我创造出来-他必须全知、全能、全善并且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全心全意地爱我,处处为我着想。如果他很有本事但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要爱这样的神呢?荣格说的好:“you can love God but you must fear God"

我每看完一本书就喜欢搜索作者的生平,看看他们到底幸福不幸福,成功不成功。其实能够名垂青史的人只有0.0001%,能够活明白的不到1%,让别人羡慕的不到3%,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有他没他世界都一样的97%。有工作还是没工作真的一点都不重要。妇女出来工作也不过是近百年的事,到今天已经提高到“不工作就等于经济不独立,经济不独立就等于人格不独立”的高度。据考西方哲学家靠自己工作养活自己并能进行哲学思考的康德是第一个呢。看来18世纪之前的哲学家都是啃老族、官二代和富二代呀。顺便说一句,这些哲学家大都是全才,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的。现在连大学里的学生都非得要社会实践、做实习生,似乎不工作断乎不成才。这世界变化快啊!

我的婆婆是穷人家的孩子,当年考入西安铁道大学,结果中途国家决定把她那个专业关闭掉,本科改成专科,她也就一辈子只有大专学历,在宝鸡铁路中学教了30年的数学,55岁退休。 退休前专心教中学数学,退休后就是专心养老保健,如今78岁身体硬朗,看上去只有60几岁。她从来都不自卑,在我面前也充满了优越感。我也很尊重她。但对于人生的思考,她几乎没有。她的价值取向完全等同于社会的价值取向。她的人生就像一杯装在水晶杯里的白开水,体面但乏味,我不想要那样的人生。

钱钟书和杨绛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大概算得上学富五车又都很长寿也有德行,但他们的日子我半点也不羡慕,也没有敬仰之心,我甚至觉得如果我出生在杨绛的家庭,我的学术成就不会在她之下。不仅是我,50%的人都不会。

爱因斯坦、爱迪生、荣格、尼采、康德、贝多芬、歌德、莎士比亚等都是天才让我羡慕,但却无法模仿,似乎任何人如果有他们那样的智商,在这个世界上想不弄出点什么都很难。

我常常为像俞敏洪、马云这样的人喝彩,因为他们本来很平凡,但因为思考并勇敢并且能找到一撮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成功了,他们的成功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积极的改变,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也让很多人梦想成真。但他们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因为幸运和时机与他们的努力同样重要。

我从来不敢瞧不起别人,包括酒鬼、流浪汉、吸毒的、杀人犯、自杀的和妓女。我觉得如果把正常的人放到他们的处境之中,97%的人会做和他们一样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相似的地方远远大过不同的地分。

我也不喜欢别人瞧不起我,所以我坚决瞧不起那些瞧不起我的人,不管他是谁。我也没有想要证明自己,咸鱼翻身让人瞧得起的欲望。但却有和一切瞧不起我的人绝交的斗志。

杨绛在她的书中质疑万里长城算是秦始皇的功绩还是罪过,修长城的人大都是被逼的,长城是他们的汗水、鲜血和尸体堆起来的。我觉得万里长城还是值得的,那些尸体终究是尸体,不让他们修长城让他们在家种田,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到了还是死,不如留下点世界奇观。

我认真得出结论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世界有我没我都一样的人。自从知道这个真相之后,我就失去了奋斗的激情。我变得非常直接了当,任性妄为。反正都这样了,还装什么呢?谁不让我开心,我就不让他开心。但眼不见也就心不烦了。

前2天原来的一个同事打电话来对我表示关心,我听了5分钟没怎么说话,她还在那没完没了地同情我,各种高姿态地引导我,推荐我读圣经,参加小组学习等等。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你觉得自己比我强吗?你凭什么给我建议呢?你是真关心我还是来确认一下我确实已经失业了而且一直都没找到工作?我没有工作是因为我没有找工作,我没有找工作是因为工作的时候很不开心,我不开心是因为单位像你这样装模作样自以为是的人太多了。”之后先生批评了我,我也觉得自己没有修养,但并不后悔这么做了,也许只有这样,电话那端的人才能开始思考。

我特别同情范冰冰这样莫名其妙地被祖国、媒体、影迷同时恶搞的人,她到底有什么错呢?体制的问题为什么要让她来认罪呢?如果4天给你6000万又不交税,你会不接受吗?如果每个演员都签阴阳合同,你能不签吗?你敢不签吗?天天看微信朋友圈里,有人讴歌崔永元,痛骂范冰冰,真是没话说。人生如戏,谁不是戏子?装什么呢?没有头脑的人啊!

迷茫

儿子回来度假,先生再三叮嘱我,一定要表现出积极乐观、不断进取的姿态,不能让儿子感受到我是一个行尸走肉。言传身教的道理我还是懂的。于是3个星期之内,我坚决不睡懒觉,不看连续剧,不吃垃圾食品,不说泄气的话。我把荣格的书都借回来,一本一本地啃。我告诉儿子:“妈妈打算去读分析心理学,将来做个心理辅导员。”儿子说:“自己的问题都得自己解决,你为了把自己分析清楚而读心理学也是值得的。”

9月2日儿子走了,他高高兴兴地睡了3周懒觉、打了3周游戏、在电脑和手机中得到极大的满足。他偶尔批评批评我做的饭菜,或好奇地看看我练瑜伽。或调侃我手里的大部头,但我的行为对他似乎一点影响也没有。我真心羡慕他年轻。要是我能和他换换,我肯定会幸福和成功的。我才不像他那样浪费时间。但也许我和他一样只是享受青春。

先生又开始关心我是否调整好了,准备工作。我觉得压力好大。我根本不需要调整,如果有人让我去上班,我现在就起身去了。问题是我不愿意面试。问的都是可笑的问题,答案谁都知道,但我现在不喜欢撒谎,说谎让我觉得忧郁和崩溃。

我里面的2个小人经常打架,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告诉我:“现实一点,你咬牙忍耐一下,找到工作,步入正轨,家人放心,自己也有面子。”另一个却说:“不解决根本问题,你工作之后还是不开心,还是会被开除。你已经老了,再不努力找到问题的症结,你就没救了。”我觉得潜意识里很多东西都在和我自主意识对抗,我却毫无能力统一他们。比如我完全同意书上说的:“make yourself visible, easy, useful and prepared" "be dependable" "know your boss and adapt to his/her style" "build professional network and personal brand" 但怎么做到这些,书上说的却完全不切实际,至少我一条也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最主要的因为我不想。为什么不想?因为我没有那些习惯和信仰来支撑我去做那么多我不喜欢的事情。为什么不养成新的习惯和接受新的信仰?因为我懒。为什么懒?因为不值得那么折腾,反正我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年薪10万和家庭妇女似乎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没有自由。都是虚空的虚空,捕风的捕风。

也许这就是人生。智慧的光茫什么时候才能照亮我呢?失业100天了,天上快点掉下个工作给我吧,我是一颗红心,二手准备,把为人民服务进行到底。










ellen123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2:53:43
说实话我被您的文章吓了一跳!我是不是太没心没肺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您太看重工作了。老公的工资可以养家了呀!趁此机会,娱乐放松,多好!
ellen123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2:44:53
楼主您为何觉得失业很丢人,不愿意告诉加入呢?我觉得不能理解。虽然失业不是好事,但也不见得是我们的过错。
工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难过三天,之后高兴着呢!
ellen123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2:41:00
我最近也失业在家。一边找工作,做家务,一边帮助老公装修房子,觉得非常喜欢。觉得非常愉快,不需要看老板脸色的日子是多么幸福!
不过还是得找工作,就好好享受这个长假吧?
楼主你和我一样,为什么你想这么多?
robato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2:38:18
"先生又开始关心我是否调整好了,准备工作....."

我服了这位先生了.
ellen123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2:37:27
我最近也失业在家。一边找工作,做家务,一边帮助老公装修房子,觉得非常喜欢。觉得非常愉快,不需要看老板脸色的日子是多么幸福!
不过还是得找工作,就好好享受这个长假吧?
楼主你和我一样,为什么你想这么多?
xuemei-ky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2:13:40
失业是人生的一个历练。注意运动,锻炼身体,避免增加体重。
大灰狼太太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1:34:41
如果不是揭不开锅了,就不要做自己很不喜欢的工作,实在是折磨人
petlove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1:33:50
Sorry. 怎么发了这么多。
petlove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1:31:48
你确定自己没有抑郁症吗?
petlove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1:30:56
你确定自己没有抑郁症吗?
petlove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1:30:34
你确定自己没有抑郁症吗?
petlove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1:28:17
你确定自己没有忧郁症吗?
petlove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1:27:33
你确定自己没有忧郁症吗?
or123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0:42:33
天上掉不下馅饼。真心想回到职场,就要打起精神,改变心里的不喜欢,好好找工作。
MoatCity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20:30:34
难办!如果家里人和单位的人都让你看不顺眼,那可能就是你本身的问题了。那咋办呀?总不能上山当和尚(尼姑)吧?有能力自己创业吧,干点自己喜欢,又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是一种少冲突的选择。里外看什么都不顺眼--这种性格还挺常见的,已遗传有关,不是幸福的天性:残!
qq669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19:14:22
找工作就是去拿小时换固定收入,活了半辈子了,该为自己活了,不然人生就在给人打工中浪费掉了。家里如果经济没有压力,就找点儿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吧
离离源上草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19:09:04
文章写得非常好,于我心有戚戚焉~~
justforfun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18:51:54
失业是家常便饭,本人被下岗2次半。第一次打击是比较大,但挺过来就好了,并且从此认识到,职场不过是混饭吃的地方,解放自己的真正出路在于自己。放在我身上,就是借钱投资买房。我在温哥华,所以后面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
cxyz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18:51:24
我觉得把幸福和成功当作生活目的人是很难幸福的 :)
茅山道士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18:42:34
人活着不是为了他人工作的,你自由了,庆祝一下吧。
我爱栀子花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17:50:12
如果你不工作,生存有问题吗?为什么不放过自己?
田野maomao 发表评论于 2018-09-06 17:39:41
楼主好纠结啊!没工作就没呗,正好在家做家务,多好!干嘛非要上班呢?老公不是说了你可以不用上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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