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走近顾准 5/22/2019 18:08
易中天:走近顾准
发表于 2019 年 05 月 21 日 由 siyu

guzhun

顾准(1915—1974),上海人,字哲云,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

一、奇才与厄运

写完李泽厚,再来谈顾准,感慨良多!

如果说李泽厚还只是“想当”思想家,那么,顾准则无可置疑的“就是”思想家。有人说顾准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还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请参看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些说法或许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早在1974年便已“盖棺”的顾准,都将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论定。

不过,我想谈的却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这个人。我从来就认为,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更有意思或意义。思想总是有限的,再说我们也并不一定都打算当思想家或别的什么家,但我们却无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顾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旷世奇才。早在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十九岁时,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以后又多次与会计学泰斗潘序伦合作出书甚至捉刀代笔,成为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岁时,他一面担任高级职员,一面从事地下活动,同时还在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兼任教职,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学生深为折服。中年从行政领导部门转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更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精通数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哲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围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译著、论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果他像陈寅恪、钱钟书那样,有着家学渊源、留洋经历倒也罢了,然而他却出身不过学徒,学历不过初中,少年为生计困扰,青年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症折磨。如此艰难困苦,却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以至于被认为“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叹服。

顾准又是一个老革命家。早在三十年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并于1935年人党,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据地,在“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1949年,三十四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显赫的副市长候选人。这时的顾准,真可谓意气风发,光彩夺目,前程似锦。上海多少领一点世面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无论按照旧社会的眼光,还是新中国的标准,年轻的顾准都是男性羡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仪的“白马王子”,光是求爱的情书就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说真有了什么“天赋”和“运气”的话,那么,命运对顾准似乎不薄。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顾准呢?十五岁当校长,二十岁当局长,岂非“天资聪颖”又“少年得志”?

然而顾准成名早,倒霉也早。1952年2月29日,事前毫无思想准备的顾准,在“三反”运动中被当做“思想老虎”(而且是“大老虎”)揪了出来,撤职反省,成为建国后第一次政治运动的祭品。灾难一旦开了头,就停不住脚。此后,顾准就一再受到打击和迫害。1957年和1965年,顾准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被秘密逮捕,送去劳改,成为我国唯一一个两次戴帽的“双料右派”。在接踵而来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尽磨难和摧残:挨不完的批斗和毒打,写不完的交代和检查,干不完的脏活和累活,受不尽的歧视和侮辱,妻子离婚自杀,子女断绝关系,老母亲睽违十载而不能相见,最后是身患绝症而不得医治,真所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顾准所受之苦难,可以说是到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极致。

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一方面,他是老革命、中共高干、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知识渊博的学者、哈耶克式的思想家、才学超群铁骨铮铮的非凡男子(直到“文革”后期仍有知识女性愿意嫁给他);另一方面,他又是思想恶劣的“阶级异己分子”、不可救药的“双料右派”、死不改悔的“反革命”、麻风病人一样的“不可接触者”、鳏老病穷的“丧家犬”、牵连家人的“白虎精”。两两相比,反差实在太大。于是我们就想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才气与傲气

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历史方面的“客观”原因或者说“大气候”就不去说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就连章乃器这样的共产党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连彭德怀这样的元帅元勋都要被置于死地,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都保护不了自己,遑论其他?问题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么厉害,更并非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挨整。不整别人偏偏整你,就必定还有个人方面的原因。

建国初期即在政治运动中翻船倒台的中共高干,无非两种人。一种是确有罪行、错误和问题的,如刘青山、张子善,如高岗、饶漱石;另一种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被拉出来凑数的了。当时毛泽东亲自督战,上令“限期展开斗争”,并具体下达“打老虎”的指标:各大军区、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几百只,而上海的指标则是“上千只”。天晓得这些数字是怎么估算出来的!但没依据归没依据,该完成还得完成。因为你如果完不成这个数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没法了,为完不成指标而苦恼狼狈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崭新概念。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开展了。因为定“思想罪”是不要证据的。所以,尽管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尽管顾准既未贪污(相反还很廉洁),又没浪费(相反还很节约),更没有官僚主义(相反还十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仍然被当做“大老虎”打翻在地,因为可以很便当地说他思想上贪污、思想上浪费、思想上官僚主义么!

这就是“草菅人命”了。事实上,没那么多“老虎”,又要完成指标,不草菅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即便凑数,也多少要有点“谱”。比如黎玉,是著名的“老运动员”,把他揪出来,无非是把“死老虎当活老虎打”。那时的当务之急是“抓大老虎”。黎玉官居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可以算是“大”;“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可以算是“虎”。把他揪出来,上上下下包括他自己也都无话可说,倒霉的黎玉也只好自认倒霉。又比如《解放日报》社长恽逸群,“将报社资金借给他人办企业”,算是有“贪污”嫌疑;市府副秘书长曹漫之,“用美国汽油清洗家中的油漆墙壁”,算是有“浪费”嫌疑;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程公琪,“一贯家长式作风,影响干部团结”,算是“官僚主义严重”,马马虎虎好歹还算交代得过去(其实这几位都是深受党内外尊敬的优秀干部,且均已平反)。顾准有什么呢?既无“前科”,又无“现行”,既无“罪言”,又无“劣迹”,为什么要拉他出来凑数?更滑稽的是,顾准所受的处分,在市委的档案里,无案可查,无迹可寻,没有半张书面正式文件,当然也就没有半点“正当理由”了。草菅人命一至于此,也实在太离谱了点。

事出有因。一种猜测是:某些方面对顾准很有意见,早就想干掉他,这一回不过有了机会而已(《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即持这种观点)。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这“某些方面”都是些什么人,为了什么来头这么大,又这么强硬,连陈毅也不得不勉强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要说顾准早就被人盯住,必欲去之而后快,则完全可能。

顾准实在太“扎眼”。

顾准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显然的。少年得志,此其一;树大招风,此其二;才气逼人,此其三。顾准实在太聪明了。当会计,他能一边双手“打飞归”(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一边和人闲聊天;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亲眼目睹的干部都惊呼“顾局长大约有三个大脑”!唯其思路敏捷聪颖,才能在建国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数职,也才能在无论是当学徒、当教员、当领导、当学者时,都先人一步高人一筹。

有才气的人多半都有傲气,而顾准的“不服管”在上海、华东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挂了号的。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他不敢顶撞的人。他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资产重估,上级部门严厉申斥,被他顶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逊,语带讥讽;他参加中苏联合考察,苏联专家蛮横霸道,也被他顶了回去,而且语气强硬,毫不恭顺。他甚至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斗争”讽刺挖苦,颇有微词,当着许多人的面说了什么“现在老和尚要认一下错,也不可能了”。这就不但是“反党”(顶撞上级部门)、“反苏”(顶撞苏联专家),而且是“反毛”了。因为1957年5月初,毛泽东在动员“大鸣大放”时曾幽默地说过:现在大家对小和尚意见多,也可以对大和尚提意见么!如此“三反”(反党、反苏、反毛),难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顾准的这些言行,原本出于公心和良知,也是维护党的威望和领导,但在他人看来,即便不是“反党”,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无领导”。顾准的“狂妄”同样也是出了名挂了号的。早在三十年代,胡乔木便对三联书店创始人之一、上海救国会副总干事徐雪寒说:“你同顾准说话时要当心!这个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会掂量你的斤两。如果你没有水平,他会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说:“我不把自己当做党的领导,只做一个党的联络员,总行了吧?”结果,徐雪寒和顾准谈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

1995年春召开的“顾准八十诞辰纪念会”,就是徐雪寒和顾准的另一位老友骆耕漠联合倡议的。

徐雪寒没有被顾准“看不起”,不等于别的干部没在他那里吃过瘪挨过训碰过钉子。许多熟悉顾准的老干部都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才子型知识分子干部,城府不深,自尊心极强,有时与人说话,显得得理不让人,又耿又倔,争辩时甚至言语尖刻,容易伤人。”这大约是确实的。因此,当有人举报顾准扬言“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时,就连陈毅也信以为真。顾准本人是一再否认的,而且多次辩诬。以顾准之真诚耿直,如果当真说过,不会不承认。但尽管是谣言,却谁听了都觉得“像”:第一,顾准确有这个能力,至少当市长没有问题。第二,顾准确实敢于任事,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看着不对劲或者有了想法,也敢于插嘴插手,很像“有野心”的样子。更重要的是,口气像。怎么个“像”呢?还不是向来口气就大,而且一贯口没遮拦,心里怎么想嘴巴就怎么说!

三、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现在想来,少年得志的顾准,确实是天真了点。他只知道天亮了,解放了,革命成功了,人民胜利了,却不知道夺取全国政权,这才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后面的路还长得很、尤其是改造国民性,建设新文化,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那可真是任重而道远。事实上,正是顾准所受的这些无妄之灾,促使他认真思考”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后该怎么办),但这是后话。

1957年以前的顾准,却是书生气十足。照他看,参加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争取民主自由。现在革命胜利了,还不能随便说话吗?他哪里知道,他的那些仗义执言甚至半开玩笑的话,后来统统成了罪状。比如,刚到中科院时,顾准曾说过:我当官当不好,来庙里当个坐得住的和尚总行吧?这是玩笑话,至多也就是发牢骚,却被认为是反党。因为这话明摆着就是对1952年的处分不满,而这个处分是组织上给的。因此,对处分不满,就是对组织不满,也就是反党。看来,依照这些批判者的逻辑,一个人无论受了什么处分,也无论这处分是否正确,都应该跪下来,感恩戴德地”谢主隆恩“才是。

顾准的另一条罪状,则是在黑龙江坝的选址问题上和苏联专家意见相左。顾准坚持自己的意见,原本不过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但在批判者看来,反对苏联专家就是“反苏”,而“反苏”就是“反社会主义”。既“反党”,又“反社会主义”,不是“右派分子”又是什么?

不必一一列举了。逻辑变成了这个样子,还有什么真理可言道理可讲?而当权力者存心要置某人于死地,并诉诸“群众运动”时,你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可能是自投罗网。面对接二连三的批判,顾准所能做的,也就是在紧抿的唇边带着几分嘲讽之意,睿智的眼睛里流露出睥睨的目光。

这就进一步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怒。

的确,顾准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整治、批判和迫害,还不在或不完全在于他的口出狂言或信口开河,更在于他的“得理不让人”。他这个人,平时就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得了理,那还了得?自然是死都不让。他顶撞上级部门,顶撞苏联专家,就因为他有理么!甚至在沦为阶下囚、俎上肉时,只要他认为真理在自己一边,也“不向恶魔让寸分”。这就坏事了。在顾准自己,是”坚持真理“,在别人看来,则是”顽固对抗“。好嘛,那就先杀杀你的威风,扫打你的气焰。这正是顾准在”同类人“或”同案犯“中挨整特别厉害、挨打次数特别多的原因之一。顾准总是书生气十足地要和那些整人的人讲道理。他哪里知道,整人可并不一定要有理。整人本身就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要什么理?自然是”整你没商量“。甚至,当整人被视为”革命行动“时,这个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事就变成了最有道理的事情。因为”革命“是最大的道理,也是最高的权威。”革命“这个大道理,自然可以管你顾准的那些小道理。你有理,他还有理呢!你不让人,莫非那些手中有棍子可以打,脚下有皮鞋可以踢,嘴巴上有”道理“可以喊叫的人会让?你和他们讲道理,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在这样的情况下,保全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赶紧”转变态度“,”低头认罪“,至少也做”低头认罪“状。再起码,沉默,不吭气,什么也不说,哪怕少说两句,总可以吧?然而顾准不。只要有机会,他就说,而且还要大声说,当众说。1964年11月,顾准刚刚摘掉”右派“帽子,便面对欢迎他的家人大声说道:“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1964年,在批判所谓”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会上,当别人都一边倒地慷慨陈辞,或划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时,顾准却站起身来,以略带嘲讽的目光,睥睨着大批判队伍,铿锵有力地宣布:“我自己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等着挨整!”结果怎么样呢?“右派帽子”又一次戴到了他的头上。而且,因为他”态度恶劣“,这回定的是”极右“。

是顾准不识好歹不知厉害吗?否。如果说”少年得志“时的顾准,确实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那么,在吃尽了苦头并被整得死去活来以后,他对自己言行的严重后果应该有着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在他看来,真理和人格比肉体更重要。因此他决不肯轻易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不就是孤立吗?那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不就是毒打吗?那好,于脆把脸送过去,让你打个够,反正打死也不就范。不就是低头弯腰“坐飞机”吗?哼!“你别看我前面的头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实,后面的尾巴快翘到天上去啦!”在“文革”那个斯文扫地的年代,不少”牛鬼蛇神“、”反动权威“都紧紧夹着”尾巴“。不少人逢人就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起码,也要穿得”朴素“点,”普通“一点,甚至衣衫褴缕,以示接受改造,洗心革面。然而,在明港”五七干校“,”罪行“最重的顾准,不但从不讨好任何人,还公然在大家都破衣烂衫时,身着西方绅士的背带裤,配西装背心,戴玳瑁眼镜,在众目睽睽之中昂首阔步,一脸对人爱理不理的神态。顾准的傲气、傲骨,并不因多次的批斗和毒打而有所收敛。

顾准”出格“的事情还很多。”文革“初期,当其他”牛鬼蛇神“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大字报时,顾准却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而且,还要亲手贴到布告牌上,贴上后还不走,还要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人。如此公然对抗运动,公然向”革命左派“叫板,没有一身正气一身傲骨一身虎胆,岂是做得出来的?

当然,为了”活下去,并思考“,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里,顾准也曾违心地写过”认罪交代“,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是可以任意欺侮凌辱的。比方说,他可以承认自己是”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却断然不肯承认自己在劳动时”偷奸耍滑“。其实”偷奸耍滑“云云,原不过是”革命左派“为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胡乱找的借口;而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则是为了表示自己”阶级牛争观念强“,时时都在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这类批判会,是最没有道理可讲的。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以谁为靶子,用什么做借口,都往往随心所欲,心血来潮,无非显示”革命左派“有权任意处置”牛鬼蛇神“而已。而且,在”革命左派“看来,”牛鬼蛇神“都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的人。说你”偷奸耍滑“,那还是轻的。然而顾准却认为这是对自已人格的极大侮辱,因为他一生做事认真,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偷奸“什么叫”耍滑“,凭于什么要认账?不认账,那就打。打也不认,那就再打。如是者二,一直打得顾准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但是,面对法西斯淫威,顾准却死活不认这个鸟罪。当”革命左派“揪住他,恶狠狠地问”你到底服不服罪“时,顾准高高地昂起头来,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态度大声喊道:“我就是不服!”在场的劳改队员和干校人员,无不为之深深震撼。这就不是傲气,而是骨气了。正是这铮铮铁骨凛凛正气,使我们一想到顾准这两个字,就肃然起敬,心潮难平。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顾准一身都是才华,而且都长在外面;一身都是骨头,而且也都长在外面。在中国,一个人只要有了其中一条,便几乎注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顾准却兼而有之。那么,他不受磨难谁受磨难,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四、也有幸免于难的

其实,也并非所有像顾准这样既有才气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都会落到他那种下场。

比如钱钟书。

钱钟书也是极有才气的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八个字,用在钱钟书身上,那可真是当之无愧,一点含糊都没有。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就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但如果硬要做比较,无妨说论”学“,钱钟书或略逊于陈寅恪;论”才“,则钱钟书,略高于陈寅恪。比方说,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来写情诗,把那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道貌岸然的教条变成爱情宣言。如此化腐朽为神奇,连钱钟书自己都忍不住要自负地说”自来无第二人“。实际上,当今之世,能在治学与创作之间左顾右盼、游刃有余,而且,两方面都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约也就是钱钟书了。这就非有过人的才气而不能为。你看他的《围城》,”写得何等机智睿哲!那里面的警句妙语,多到“美不胜收”或者“拥挤不堪”的程度,以至于有“卖弄才情”的批评。卖弄不卖弄且不去管他,有才情却总归是事实。这样的书,陈寅恪就写不出。当然,他也不会去写。钱钟书也是有骨气的。他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市侩、风派、软骨头。据说,他曾“情绪激动”地大骂冯友兰“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节操”;对郭沫若和章士钊迎合“上意”撰写《李白与杜甫》、《柳文指要》两书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会趋炎附势、献媚邀宠。甚至,他还会“不识抬举”。“四人帮”横行时,上面曾通知他去参加国宴。这在一般人看来,即便不是大大的面子,至少也是“赏脸”,应该“受宠若惊”的。钱钟书却说:“我不去,哈!我很忙,哈!”来人连忙声明:“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却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来人觉得无法交代,便问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身体不好,起不来,钱钟书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反倒郑重声明:“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江青也拿他没办法。其实,这在钱钟书,又算什么!当年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时,别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却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从贡院前街走回下面胡同宿舍,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却毫不畏缩惶惊,高视阔步如故。这种风骨气度,与顾准何异?

钱钟书也有傲气。他的“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顾准相比,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敛手称扬”。本科毕业后,学校想让他留下来读研究院,他却口出狂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顾准就说不出。尽管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已不再“少年气盛”,晚年更是变得恬淡平和,但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会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说,大年初二权威人士来拜年,他居然只开一条门缝,把人家挡在门外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这事顾准也做不出。

钱钟书当然还有书生气。1982年夏天,胡乔木写了几首诗,请钱钟书帮他看看、改改,说是自己“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这在胡乔木,无非表示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要动一两个字,再打个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面子了。谁知道通晓世故洞察人情的钱先生,居然“书生气又发作了”,把胡乔木的诗改得一塌糊涂,涂改、批注甚多,弄得胡乔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来打圆场。事后,钱钟书去信向胡乔木“致歉”,道是“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适”云云。话说得很客气,但那“味儿”谁都听得出来。

这也不奇怪,钱钟书“毕竟是书生,即便再”深自谦抑“,那一份”书生意气“其实是清除不尽的。他和顾准一样,常常有”忍不住“的时候。实在耐不住,就会骂人。于是,钱钟书平日闯下的祸,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桩桩爆发,累坏夫人杨绛。先是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是否说过”吴宓太笨“,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吴亦是钱钟书敬爱的老师,她还特地让人写下书面证词,好像要提供庭审似的;后是钱钟书在美国有没有骂过冯友兰,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冯友兰是钱钟书的’五大恩师‘之一。但她的辩白相信的人实在不多。”(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为什么信得人不多呢?就因为那些话那些事,都带有钱钟书的风格,就像“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很像顾准的脾气一样。的确,无论禀赋、性格、才华、人品,顾准和钱钟书都不乏相同之处。因此,他们都是“文革”后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科学学部最受中青年学者崇敬的人。那时蜇居在八号楼、还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大问题的顾准,身边聚拢了一批中青年“顾迷”;而正在六号楼撰写《管锥编》的钱钟书,身边也聚集着一批中青年“钱迷”。这不但说明,杜绝思想交流,阻碍知识传播,让天下灭绝人性,“只不过是专制主义者一手遮天的病态妄想而已”(高建国《顾准全传》),同时也说明,顾准和钱钟书两人,有着怎样的个人魅力。

然而两人的境遇,却也有天壤之别。

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大体上风平浪静,少有磨难。非但如此,他还颇受“恩宠”。他是《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一说顾问)和《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人,据他自己说,还因此而为“吃一堑,长一智”发明了一句押韵的英文成语。他也可以公然“谢绝”江青的“盛情邀请”,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这种“福份”,顾准连想都不要想。钱钟书即便在“文革”中受冲击,其“最高纪录”也不过挨了一耳光,比起顾准差点被活活打死,岂可同日而语?

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两人身份不同。顾准是党员,钱钟书在党外;顾准是领导干部,钱钟书是专家学者;顾准虽然有名,但那是“官声”,比起钱钟书的“文名”来,就差得远了。总之,顾准很容易被看做“党内异己分子”,钱钟书则多半被尊为“党外社会贤达”。这样两种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子,处分也是不同的。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党内的处分总是比党外的重,这也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吧!何况钱钟书又没有犯过案。

这就有意思了。以钱钟书的个性,其实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早就发现他这儿子有一种惹事生非的禀性,便特地给他起了个“默存”的字,语出汉代扬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少惹些口舌之灾。现在我们知道,钱钟书并不能完全管住自己,却也不是完全管不住。1992年,有两个年轻人(董磊和孙小玲)受托去钱家取校样,钱先生居然对这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提出如下忠告:“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接着钱先生讲了为什么要谨慎从事的道理:如果对方是小人,可能会把你卖了;如果对方是软蛋,可能会去做伪证;如果对方诚实,可能会傻乎乎地招供了你;如果对方可靠,则可能会为了保护你而牺牲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这话说得实在是够世故的。但如果当真世故,又不会说出来。可见钱钟书还是憋不住。憋不住,便只好对两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说。因为倘若惹出事来,还可以赖账。又可见,钱钟书还是有点小世故。

说来也是有趣。顾准是搞政治的人,却书生气十足!钱钟书呢,原本是书生,却比顾准更懂政治。1957年“大鸣大放”的陷阱,钱钟书就没有掉进去。是年春天,钱氏即有诗曰云:“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这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风不定”而“雨将来”,那就还是闭上嘴巴,不要“鸣”吧!那天意难测的遥空,已然隐隐地碾着雷霆呢!

然而顾准却听不到雷声。其时他正在中苏联合考察的旅途中,不知北京已是风声鹤唳,专政机器正张开巨网,专等“毒蛇”出洞,“游鱼”上钩,更不知道他的“反党言论”和“政治问题”在北京已被揭发。心直口快的顾准,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天天发表“右派言论”,弄得自己头上和维吾尔姑娘一样,辫子一大把。这就和钱钟书相差太远。1957年春,钱钟书也在去湖北省亲的旅途中,且反右斗争尚未开始,不少人鸣得正热闹,钱钟书却听得见“隐隐遥空碾薄雷”,知道“啼鸠忽噤雨将来”。他的一生平安,难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五、顾准不是钱钟书

最主要的是,顾准不是钱钟书。钱钟书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不等于就不问政治,却可以不介入政治,从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钱钟书还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冯友兰)那样,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自己应该而且能够“为帝者师”“为王者师”;更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顾准)那样,认为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铁的,可以担尽天下的忧乐,挽狂澜于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过一介书生,能做的只有学问。而且,把学问做好也不容易。能让学术薪尽火传,就对得起每天吃的那份粮食了。因此他能超脱。

顾准却不能超脱。因为他既是读书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对于他来说,革命比读书做学问重要多了。如果说,陈寅恪是以学术为生命并拼死力争,那么,顾准则是以革命为生命并拼死力争的。他不能够把自己从这个青年时代就为之献身的事业中分离出来。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开除党籍,他也要大声宣布:“我是共产党员!”

因此,“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问题,别人可以不思考,作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顾准却不能不思考;别人想清楚以后可以不说出来,顾准却不能不说出来。这就是顾准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于上述问题具有不可回避的现实性和操作性,就注定了顾准必然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哪怕这个所谓“现实问题”只不过是房子怎么盖,饭怎么吃,怎样既应付上级又不让农民吃亏太多等等。

顾准和钱钟书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对人的看法不一样。钱钟书“真的知道人-一’两足无毛动物‘一一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所以钱钟书并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别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够活得干净、明快、轻松、潇洒,在明智清醒的同时保待一份幽默感,还能偶尔任性一下。顾准却相反。在他看来,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这种状况都是不对头的,而且是有办法的。因为不对头,所以他要革命;因为有办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阅读、翻译、思考、写作,就是想找出一个使人类避免苦难、得到幸福的办法来,并把这办法告知世人。可见,顾准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主张“经验主义”;钱钟书则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尽管他生活在超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而且活得快乐。实际上,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是不会快乐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快乐。所谓“乐观主义”,实际上是相信世界总会变好,他总有一个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实上又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们痛苦。悲观主义呢,没有那个理想模式,也不认为世界当真就会多么好,现在这样就不错了结果他们快乐。

钱钟书确实是活得比较轻松潇洒的。就连做学问,也看不出有丝毫吃力的地方。骆玉明教授说陈寅恪的学问总是用力很重甚至是固执的,钱钟书的学问则显得“通脱而活泼”。但要想学问做得“通脱活泼”,首先得为人“通脱活泼”才行。钱钟书就是这样的人。从季康夫人杨绛的文章中我们得知,钱钟书是既聪明绝世又痴顽透顶的。比方说,他会在大热天里,用毛笔墨汁在熟睡的女儿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那时女儿还是一个小娃娃)。或者把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埋在女儿被子里,听她惊叫然后大笑。总之,钱钟书对待人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甚至对待学问,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而顾准和陈寅恪是少有这种游戏态度的。他们也开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谈笑风生,却不会游戏人生。只有生性顽皮而又看穿一切,远政治而又多谈文艺的钱钟书,才能以游戏的态度艺术的态度看待生活,活得富于情趣和情感。

问题在于钱先生不但活得不沉重,也不肮脏。顾准曾不止一次不无沉重地说:“我的手上没有血。”钱钟书的手上又何尝有血?但顾准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价,钱钟书却似乎没有付出过。这固然有客观上的原因(钱钟书没有顾准那么多说不清的关系要交代),却也与钱钟书的处世哲学不无关系。钱钟书基本上是坚守“默默者存”的诫言,闭门不问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责钱先生,认为像钱先生这样面对暴政保持缄默,至少在顾准的光照下应感到“无地自容”。依我看这是苛求了。而且,这种苛求并不好。顾准当然是勇敢的、坚毅的、让人敬仰的,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顾准。成不了且不说,当真都成了,没准也可怕。要求所有人都成为英雄,其结果很可能是造就一大批暴徒;而承认大家都很平凡普通,其实成不了英雄反倒天下太平,都能过安生日子。用顾准的话说,就是与其号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利(《顾准日记》)。世界毕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人只要有一条底线就可以了。比方说,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说,不能做亏心事。只要能守住这条底线,保全自己也就无可厚非。在这方面,并不普通的钱钟书倒是为众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识分子其实有很多类型。有顾准那样的,也有钱钟书、陈寅恪这样的。陈寅恪也没有像顾准那样去拿鸡蛋碰石头,明知不可而为之。但陈寅恪同样坚守着他的底线,那就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就是饭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学问也可以不做,而气节不能亏。所以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和读《顾准全传》一样,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是啊,陈寅恪的底线如此之多,还要公开亮出来,他活得怎能不沉重!顾准则不但活得沉重,而且艰难。在那个拒不承认“家雀”生存权利的年代里,公然宣称大多数人不过是“家雀”,是会被群起而攻之的。他不但会被讥为“蓬间雀”,还会被视为“过街鼠”。因为那时“家雀”们都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家雀”,都以为自己是“鲲鹏”。你把“鲲鹏”说成是“家雀”,不是自找麻烦吗?于是,原本也可以做做“家雀”的顾准,便不得不去做“海燕”,并为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六、绝望之望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实际上已无法医治。这时的顾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顾准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来受尽苦难受尽折磨,死亡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比生来得沉重。然而顾准却死不瞑目。

因为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字女没有一个来看他。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断绝关系,大约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子也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中,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人过着形影相吊生活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还天真地幻想着今后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寻,一次次的联络,一次次的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上。现在,他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啊!

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的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他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时,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上了这个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沉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例;与“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和他们断绝关系。刘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钟书的没有,我认识的一些人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说: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是他们当真来不得吗?也不是。军宣队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也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还能有什么问题?再说顾准的告别仪式,长女顾淑林和长子顾逸东也去了么!难道活人见不得,死人就见得?到医院去护理病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参加告别仪式就是“阶级立场坚定”?讲不通嘛!那么,是他们和父亲没感情吗?更不是。顾准是不怎么管家顾家。早期工作忙,没时间;后来当右派,没资格。何况被隔离审查和送去劳改又有好几次。但不等于子女们就从未得到过父爱,更不等于对他们父亲的死活就无动于衷;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东特意提前一个半小时赶到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两人抱头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我这个做兄长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无义之人,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说,顾准也是他们的爹呀!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又“黑”又“脏”,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朋友骆耕漠、弟子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顾准病危时他们都在床前陪伴),就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顾准的子女拒绝来医院看望护理他时,远在兰州的咪咪却给她敬爱的顾伯伯写信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两两对比,难道不发人深思吗?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先生看他们的眼光,会“像刀子一般”。

我们不想责备谁,我们也没有资格责备谁。我们自己在那个荒唐年月里干的荒唐事还少吗?有什么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但事情却必须搞清楚。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并引以为训。

那就恕我不恭了。

七、两难选择

依我的猜测,子女们不愿见顾准,倒未必是自私(怕受牵连和影响),多半也是心里有一份怨恨(这点想必他们现在不愿意说出来)。所谓“怨恨”,也未必是因为顾准“害”了他们,而多半是因为顾准“害死了”他们的妈妈。顾准的妻子汪璧是在1968年4月8日服毒自杀的。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她1964年在家中帮顾准销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一事被揭发,因此遗书上有“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的字样。其实,早在1967年她与顾准离婚之前,就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文革”刚爆发,她就受到顾准的诛连而被批斗,既是“走资派”,又是“狗右派的臭婆娘”。后来又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而这一切又都无不与顾准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汪璧就是顾准“害”死的。汪璧被逼死后,几个顿失庇护的孩子哭得昏天黑地,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只好姐弟几个相互帮衬搀扶着,料理了母亲的后事。这个时候,那个“害死”妈妈的顾准在哪里呢?可曾来看过亡妻一眼?可曾来为丧事出过一把力?可曾来安慰下痛失慈母的儿女们?没有。

这当然不能怪顾准。当时,他也在千方百计打听家人的情况,甚至在为家人攒钱攒粮票。但他被牢牢地管制住了,一点消息也得不到。他同样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可惜这些情况子女们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末必能抹去心头的阴影,至少是,一边是很少回家,却不断给家里惹麻烦添乱子带来灾难的父亲,一边是受尽惊吓、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做子女的站在谁一边,将心比心,还不难理解吗?子女们毫不犹豫也别无选择地站在了汪璧一边。

汪璧的立场,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汪璧也是个老党员,早在三十年代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六十年代她帮顾准“销毁罪证”时手法熟练动作敏捷,就因为她当年用这办法对付过特务。对于这样一个老党员来说,党的立场就是她的立场,党的思想就是她的思想,党要她奔向何方她就奔向何方。因此,当一个足以逼死人的两难问题摆在她面前时,她的内心世界就分裂了。这个问题就是:要革命还是要顾准,跟党走还是跟顾准走,相信毛主席还是相信顾准?她当然是要革命的,顾准也要革命。这本来不成问题,他们是“革命夫妻”么。问题是,一个人是不是革命,并不由他自己说了算。顾准说自己是革命者,别人却说他是“反革命”,而这些“别人”又据说代表党。这一下,汪璧就像哈姆雷特一样,不知道该生还是该死。甚至就像祥林嫂一样,连“死路一条”都没有(请参看本书《忏悔与做人》)。诚如顾准次子顾南九(高粱)事后回忆所说:“她实在是没有一条好路可以走啊!”

汪璧一开始也想两全,但即使她愿意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治前途,子女呢?难道让他们也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黑牢?倒是做父亲的顾准想得“周到”。1966年,当他看到孩子的思想与自己尖锐对立时,为了保护子女的前途,爽性与汪璧议定,今后就让子女把他作为“反党右派”来看待,让子女和主流文化融为一体,他甚至很少回家或不回家,以确保子女和自己划清界线。由于同样的原因,汪璧也痛苦不堪地同意了丈夫的决定。她只是衷心祈望:“顾准能逐步向组织靠拢,而组织上则逐步谅解顾准,于是,一切又恢复常态。”

然而她盼来的却是失望。顾准并没有“逐步向组织靠拢”,反而越走越远;组织上也没有“逐步谅解顾准”,反倒越整越凶,最后,连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样党的最高层领导都被打倒,她一个“右派老婆”、“反革命家属”,又能有什么指望?

汪璧自杀了。留下的是无法弥合的裂痕。

从六十年初便已和顾准“划清界线”的子女们,此刻已再也无法理解他们的父亲,站在他们的父亲一边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算下来他们已冷冻了十四年,已是“积重难返”。看来,顾准当年的决定实在是错了。本来,顾准是可以争取自己的子女的。至少长女顾淑林,“一向与父亲平等地讨论问题”,而且“善于思考,爱钻研”,怎么就不能好好谈谈?张纯音也坦诚地对顾准说:“孩子们今天对你的态度,你自己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你以前只对他们说社会上那些’正面‘的话,而我对孩子说真话。我告诉孩子,右派分子其实是受委屈的好人,还带她去见了几个右派。”结果,张纯音养育了咪咪这样的好女儿。这个好女儿不但没有和张纯音“划清界线”,还成了顾准的“女儿”。

然而转念一想,恐怕还是不行。就算顾准和子女们说真话吧,他们能理解吗?就连汪璧,其实也理解不了嘛!她自杀前对顾准好,一是夫妻情分,二是凭直觉相信顾准不是“坏人”,再就是还有改变情况的一线希望。至于顾准的思想,她未必理解赞同。但顾准是思想家。没有顾准的思想,就没有什么顾准。不理解顾准的思想,也不会认为他是“好人”。再说,如果子女们理解并赞同顾准的思想,又该怎么说话,怎么做人呢?照顾准的思想去说去做,要挨整;不照顾准的思想去说去做,不愿意。莫非在外面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回家和顾准说“黑话”不成?那岂不变成两面派了?以顾准之正派耿直,又岂能把子女培养成两面派?

顾准同样两难。

这样一想,问题就不在顾准、汪璧和他们的子女,而在于为什么一个社会只准有种声音?为什么一个人“一旦因为说出了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王元化《<顾准全传)序》)?高建国说:“倘若要问当年殴打顾准的青年,为什么如此残忍?他们必定会说,顾准是头上戴着几顶帽子的坏人。可是,帽子底下是什么事实?他们却从来没有看见。”又说,许多人只知道要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至于这人是探索者、思想家,还是‘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的反革命,无需弄清也不许弄清”。我要问的是:难道帽子下的事实证明他是坏人,就可以毒打?难道当真是“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的反革命,就该断绝父子关系?我的回答是“否”!就算顾准是那样的“犯罪分子”,也不必断绝关系,因为这违背了天理人伦;也不能任意毒打,因为这侵犯了基本人权。不能因为现在证明顾准当年的思想是正确的,就来翻这个案!这仍然是以思想言论定罪,而思想言论是不能作为定罪依据的。如果因为顾准思想正确,就说当年不该打他,子女不该和他断绝关系,那么,如果明天又发现顾准思想是错误的,是不是又可以再给他戴一次帽子,把他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三百,然后让他的子女们再登报声明断绝关系?不能吧?时至今日,我们实在不能再那样看问题了!为了确保顾准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大声地说:思想言论的自由,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得剥夺,也不能因为他的思想言论而给他定罪,哪怕他的思想言论是错误的!

错误的思想言论当然要批判,但只能是对等地讨论。而且必须保证对方的答辩权;也不能因此就把他关起来,更不能动用私刑。把粮食烧了牛弄死了,当然要处以刑律,但不必把他打入“另册”,让所有的人都和他划清界线。这些最起码的法律常识和人权常识,难道还要一讲再讲吗?

八、无情未必真豪杰

文章写到这里,不禁感慨系之。做人,实在是很难、很难的呀!在顾准,是家国难以兼顾;在他的子女,则是忠孝不能两全。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通融的办法,一条让大家都能过得去的道路?

过去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总是很轻松或故作轻松地说,如果熊掌与鱼不可得兼,那就舍鱼而取熊掌,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其实,事情哪有那么简单。有时,芝麻的意义也不一定就亚于西瓜,再说我们也不一定弄得清哪是熊掌哪是鱼。

就说“情”,―—亲情、友情、爱情,难道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是可以轻易舍弃的“鱼”和“芝麻”吗?

一开始,顾准的子女们大约就是这样认为的。那时他们还年轻,既不太知道自己的斤两,也不太知道“断绝关系”四个字的份量,何况革命热情又很高涨,外面的形势也是如火如荼。但要说他们事后心里当真很轻松,我也不信。血缘亲情又不是一根纸绳,哪能说断就断?想必也是牙关咬了又咬,心肠硬了又硬,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因此,当他们终于醒悟,终于发现自己背弃的是人间最好的父亲,追随的是祸国殃民的奸贼,割舍亲情其实是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也就是说,舍弃的其实是“熊掌”,追求的其实是“鱼”,而已是“臭鱼烂虾”时,你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更何况,他们还要为自己的上当受骗而悔恨终身。

因此我以为,今后还是少说些什么“舍鱼而取熊掌”之类的蛋话!生命的价值,情感的价值,是不可以被看得一钱不值、轻如鸿毛的。一个不知道爱惜自己生命的人,也不会爱惜别人的生命;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情感的人,也不会懂得尊重他人的情感;而一个既不爱惜生命,又不尊重情感的社会,决不是健康和美好的社会,只会是病态和黑暗的社会。因此我怀疑,那些鼓吹任意牺牲自己生命和情感的说教是不是居心叵测。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尚有迫不得已,那么,在和平年代至少是无此必要。因为这只会害人。既害了个别的人(比如顾准一家),也害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

顾准当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顾准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从自已的苦难中引发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思想者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人生体验,思想者的思想不可能与自己的经历毫无关系。过去我们总是说“不要纠缠个人恩怨”,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一个人对自己遭受的迫害和不公可以麻木不仁。一个对自己都麻木不仁的人也不可能对他人寄予同情,而没有同情心,就不会有对社会和人生的终极关怀。

问题在于超越。

顾准超越了自己的苦难。他没有纠缠于自己为什么会从革命者变成“革命”对象,为什么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具体原由。在他看来,这一切无非是因为没有很好地解决“娜拉走后怎样”这个课题。这个课题是伟大的鲁迅提出来的。在当时的进步青年都为娜拉的出走而一片欢呼时,先生面对一群热情而幼稚的新潮女生,却不无忧虑地问道:“走了以后怎样?”先生说:“伊孛生(即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学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这实在是冷静而深刻啊,可惜真正听懂了听明白了听进去了的人微乎其微。结果,直到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设计新中国的建设蓝图之前,我们还一直在做诗:“数字指标升火箭,一天等于二十年”;“水稻产量何惊人,已闻亩产几万斤”;“钢铁产量见风长,速度令人难设想。”总之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要什么就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芙蓉国里尽朝晖”,“六亿神州尽舜尧”。事实呢?事实是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相当于一个加拿大。顾准自己在商城县,就不断看见死人。诗意终止的地方,就是理性分析和冷静思考启动的地方;而苦难和灾难对于思想者来说,则是思想飞跃的突破日。顾准反复思考:为什么乌托邦越是美丽,一落实到现实中就越是残忍?他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既然我们承认,我们的双脚只能牢牢地站立在大地上,站立在人间,就得承认所有普通人的权利,承认每个人的“人之常情”是天然合理不可扼杀的东西。人间毕竟不是长着翅膀的天使们飞来飞去的地方。我们需要同心协力建设家园,也需要相亲相爱共享天伦。甚至可以说,爱的权利,体验、表现、交流、传达情感的权利,也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它甚至还是人之为人的表征。因此,即便英雄人物,也并非无情无义、铁石心肠。“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试看与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菸莵。”就连老虎,也有舐犊之情呢,况乎我等“家雀”?

更何况,革命的目的,社会主义的目的,难道不原本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吗?人类的幸福中,难道不包括获得爱情和享受亲情吗?不能把个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幸福对立起来。人类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个人组成的,没有每个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全人类的自由;没有每个个人的幸福,也不会有全人类的幸福。因此,从这个终极的意义上讲,情感就不是“鱼”不是“芝麻”,它也是“熊掌”、也是“西瓜”呢!一个人如果自愿放弃和割舍亲情,那是他自己的事。但如果有人对你说,放弃和割舍你的个人情感这点子“绿豆芝麻”,就能抱个大金娃娃,或者就能进人“人间天堂”,那你可就得小心了!他即便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家,至少也是一个没有头脑的糊涂虫,要不然就是被某种狂热的“信仰”冲昏了头脑的人,就像那些X教的“教主”和“信徒”们一样。

好在人是聪明的。犯过一回错误,该不会再犯第二回。何况明白人也越来越多。顾准的家庭悲剧,大约可望不再重演。

现在让我们回到顾准。

九、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我曾经一遍遍问自己,有些话,有些事,顾准能不能不说、不做?结论是不能。1962年秋,顾准曾在苏州和张秀彬、徐文娟夫妇彻夜长谈。在说到历次运动和极左路线造成的种种灾难,说到“大跃进”和“共产风”时,顾准悲从中来,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表妹徐文娟闻言大惊失色,这不是“犯忌”吗?顾准当然也知道这话有“违碍之处”,但他不能不说。因为他在商城县之所见,不是什么“形势大好”,而是哀鸿遍野,人争相食。他亲眼看见老百姓一个个被活活饿死,生计无着,求告无门。如果他不说出来,天良何在?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这种痛苦于知识分子为尤甚。因为知识分子非他,乃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如果知识分子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对社会的错误和不公,知识分子又是最无能为力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一无权,二无势,三无财,四无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说出来吧?叫他不说,哪里做得到?

因此,该说还得说。而且,还得说真话,不说假话。这里说的“真”,不是真诚,而是真实。“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诚”地说假话啊!以至于事后一想起来就羞愧难言,一一不仅为“假话”,更为“真诚”(请参看本书《忏悔与做人》)。显然,真实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必须真实,这也是一条底线。

至于顾准,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说的全部真实,而且还要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难。因为即便只是不说谎,有时也是要受罪的。“文革”中,顾准因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内容或思路交代问题、出具证明,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顾准看来,无论出卖灵魂,还是出卖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耻行为。而实事求是和决不为虎作伥,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为此,他甚至不愿意对与他有隙、曾经整过他的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说把患难与共的同志和朋友出卖给恶魔了。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对威胁利诱,顾准不惜以绝食相抗争,打死不开口,使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李云等人和各个时期的熟人无一受到政治牵连,自己却因“态度特别恶劣”而罪加一等,成为“极右派”。

顾准为捍卫人格尊严和保护他人吃了不少苦头,却也赢得了相当多的尊敬和他共过事尤其是共过患难的人,都公认他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宁折不弯的硬骨头,也是可以以生死相托的正派人。因为顾准对朋友不但忠诚信任,而民体贴入微。老战友陈易因为议论毛Z东和#J#青而被打成“反G命”,顾准不顾自己身处逆境,常常去看望他,却不让他来看自己。顾准对他说,我是死老虎,名分已定,你还没有结案,别让他们找到岔子,陈易说话嗓门大,顾准怕他祸从口出,陪他散步时总是挑僻静处走。1974年12月2日23时,顾准的生命已细若游丝,却惦记着守护在旁的弟子吴敬琏,要他“打开行军床休息”。谁都没有想到,顾准拼死挣扎讲出的这句话,竟是他的“最后遗言”。

人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顾准的侠义赢得了敬重,顾准的真心换来了友情。顾准临终前,守护在他身边的,正是这些以心换心的朋友。双目几近失明的学部委员(即院士)骆耕漠,拄着拐杖,顶着寒风,四处奔走央告,八方辗转求人,终于让顾准住进医院,获得名医(其间亦多亏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杨纯和铁道兵某兵团政委张崇文的侠肝义胆)。年过六旬的林里夫,不顾自己头上有帽子,身上有重病,坚持每天由他为主护理顾准,做饭、喂药、倒便,一手包下。林里夫和陈易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喊到医院来帮忙。挚友张纯音,弟子吴敬琏,更是一有时间就守在床前。在最后的岁月里,有如此之多的友情,顾准真是“痛并快乐着”。

的确,顾准是不幸的。直到含冤去世,都没能见上子女一面,也没能见到睽违十载的老母亲。那时,他的慈母就住在公安部大院,和顾准的住处只有一街之隔,却彼此望穿双眼不能一见。在那个不见天日的年月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顾准,只能孤身一人在无边的黑暗中蜷缩着身体舔食自己的鲜血、泪水和耻辱。顾准又是幸运的,他有那么多关心他爱护他的好人。在他两次落难之后,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两次收留了他。这实在是顾准不幸中之万幸。经济所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还有年轻的张纯音、吴敬琏,皆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正直正派重感情的人。这就造成了一个奇迹:当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比狼与狼的关系还不如时(狼不吃同类),顾准的周围却散发着人间的温暖。没有这温暖,顾准活不下来,也不可能留下那么丰富的思想遗产。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人活着不仅需要使自己温饱,还需要精神养分,而友情就是其中的一种。”也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顾准能获得如此之多的友情,“证明中国有些人纵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旧良心未泯,他们心中那朵正义的火焰始终在燃烧”(《<顾准全传)序》)。是啊,没有良知、良心、正义感,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友情,更不会有知识者和思想者的友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固然重要,人品就更重要。顾准的幸运,就在于他遇到的人,不但学问好,而且人品好。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顾准危难之时伸出的援手,不过是一个正派人该做的事,是应当应分的。正如事隔多年以后骆耕漠接受采访时淡淡地说的:“做人嘛,应该这样。”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啊!

这里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张纯音和林里夫。林里夫是顾准的老朋友,落难则比顾准还早。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他被康生诬为“内奸”,打得植物神经紊乱。从上海奔赴延安的顾准却不避嫌疑,常常请他喝酒。喝酒时,顾准开玩笑说,林里夫是个受惠必报的人;林里夫则激动地说,顾准是个值得一辈子深交的朋友。事实证明他们都没有看错人。更为难得的是,林里夫和顾准并非观点相同之人。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很大分歧。而且,林里夫因为受旧疾植物神经紊乱的影响,“文革”中在顾准那里作客时不免出言不逊,甚至情绪偏激地叱责顾准,顾准对他却仁义如初,而林里夫也在顾准病重时证明了自己的正直、友爱和敦厚,证明了他也是值得深交一辈子的朋友。

这就是“道不同而相知相契”了。这是极为难得的友谊。中国人的交友之道,要么是不问是非只问亲疏,要么是死守门户党同伐异,学术的论争弄不好就变成人身攻击,学派之间壁垒森严,不是互相攻击,就是老死不相往来,观点相左而高谊如故的极少。然而,心灵的契合其实比观点的相同更难得,人品的同气相求也比思想的同声相应更重要。因为我们可以不思考,也可以不做事,但我们却必须做人。

当然,如果心灵和思想都相契合,气质和品位都相一致,那就更难得了。顾准和张纯音就是这样的朋友。张纯音是个心地善良又侠肝义胆的知识女性。她的父亲是早期享受“庚款”资助留学美国的学人,母亲是胡适和李大钊的亲炙弟子,外祖父则是和钱穆齐名的国学大师。有着非凡家教的张纯音,从青年时代起就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不同凡响的独到见解,从不苟同俗见,随波逐流。唯其如此,她才能在顾准被泼满污水的身上,发现闪光的东西,甚至一见如故。顾准逝世后,张纯音深情地缅怀说:“我还记得,在经济所第一次见到顾准,他便笑着说:你就是张纯音吧?他的灵魂是睿智的!”张纯音和顾准,几乎天然地有着心灵的默契。

于是,张纯音便成了顾准晚年的唯一位异性知己;因为是知己,因此能理解顾准的思想,并支持和帮助他把这些思想整理出来,这是汪璧做不到的。因为是女性,因此能给予顾准体贴人微的关心和爱护,给予顾准不是亲情却胜似亲情的友爱,这又是骆耕漠、林里夫、陈易、吴敬琏他们做不到的。受难的顾准能有张纯音,是最值得欣慰的事。从1971年到1974年,和顾准长谈千余小时,帮他梳理思想、权衡轻重、分析问题并提出建议的,是张纯音;在干校让女儿给被监管的顾准悄悄送钱送奶粉送东西,陪顾准散步谈心解闷的,是张纯音;顾准病重时,一直守在床前亲侍汤药的,是张纯音;顾准去世后悲痛得大病一场以致于几乎不能行走的,也是张纯音。鲁迅先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顾准有张纯音这样的知己,实在是不枉此生了。何况他还有那么多的知心明友,还有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能够理解他的后辈学人和读者,那么,顾准还会死不瞑目吗?

不,他的灵魂可以安息了。

(本文所引之史料,均见于高建国《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来源:《易中天文集 第十六卷·书生傻气 公民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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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社么要仇美
2019-05-20 12:33:20

大号蚂蚁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为社么很有一些中国人总是惦记着怎么和美国对着干呢?

美国人既没有侵略过中国,反而帮助中国取得了胜利还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美国也没有占去中国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反而帮助中国避免了战斗民族的核打击。美国更没有要中国人民饿死也不能要饭,反而是某些人要中国人民饿死也不能吃美国的救济粮。美国更没有要中国人民996,反而是美国逼迫中国某些人让中国人民可以一周休息两天。美国更没有卖中国毒疫苗毒奶粉,反而是中国某些人不让美国药品粮食进入中国市场。美国也没有让中国人民必须去日本洗肺,必须千方百计低躲避毒土,毒水,毒汽车,毒跑道,毒食堂,反而美国要求中国必须加强环保劳保的法律以及执行。美国也没有到中国股市割韭菜,也没有用网路融资然后跑路,反而美国希望能够在竞争中提供中国人民更好的服务。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实在看不出来,什么可以导致中国仇美?反而看上去,中国人民应该联合美国仇视某些中国人才对。

就拿所谓的贸易战来说。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公平贸易的要求,抛开各种具体的好处先不说。单单看贸易本身,一千亿对五千亿,这怎么可能无限持续呢?贸易就是有来有往,基本平衡才行。钱不过是流动的媒介,犹如水的总量是一定的,无非是蒸发,风云,降雨,河流归大海的平衡循环。只蒸发不降水,大海也有干涸的一天。贸易,只有流动起来才是财富,否则无非是闲的没事刨坑玩,没有任何价值。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就不自觉地遵守呢?为什么为要等到火山爆发,洪水决堤才认头呢?

贸易平衡是必须的必然的,无可阻挡的。无非是自然平衡,还是暴力平衡。自然平衡就是不要再人为地设置贸易障碍,大家都开放市场,五千亿对五千亿甚至更多,贸易总额超万亿,大家都能从流水中分一杯羹,水涨船高。否则就只好是被动平衡,一千亿对一千亿,零对零。总额是零,谁也没得赚。美国损失一千,中国损失五千,牵扯数万。何苦来哉,敬酒不吃吃罚酒。

难道就为了中国某些人对美国的刻骨仇恨?把自己子女都送到美国,却又要如此对抗美国的刻骨仇恨?却还要让中国人民陪葬的刻骨仇恨?实在是令人费解。琢磨来琢磨去,不觉得这些中国人是对美国有刻骨仇恨,倒觉得这些人对中国人民有着刻骨的仇恨。难道是大元和大清的后人们?
大号蚂蚁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22:13:06
回复 '华社' 的评论 : 连蒙带唬的也赢了美国几十年了吧?就不许美国自卫反击一下,正当防卫一下,赢一下?
满池娇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21:46:10
升米恩, 斗米仇

因为嫉妒,因为自卑

美国人太蠢了,,相信了汉人。
其实汉人的老祖先早就说了: 汉人是畏威而不怀德
满池娇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21:43:14
升米恩, 斗米仇
secuncle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21:05:34
纠正:感到疑惑
secuncle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21:04:55
同样一直感到遗憾为什么中国人就这么恨美国?不过赵家人是很诚实的,子孙后代很多都早早地到了美国。主要是拥有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宣传机器吧,什么时候想给13亿人打鸡血立马就能打上,现在抵制美帝国主义如火如荼呢。前面抵制日本,韩国,意大利啥的好像也没过去几天
华社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20:57:20
明月前身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18:18:23
明明是美国挑起的战争,口号是不能win-win,只能美国赢。还宣称,we Lie, we cheat, we steal, and we are proud of it. 如果任何交易,只能美国赢,那还谈什么? 真有人如此天真,还是故意装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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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思芦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20:37:14
49年以后,反美宣传就没断过,大声和小声的区别。
bbbbtttt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19:07:38
好文!
亘古未见的笔名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19:03:19
恨江湖老大的人肯定很多,绝对不仅是中国人,贸易战仅仅是经济战吗?傻子也不会如此认为,老大要击垮老二而已,老习这次绝对不傻,反正不会如美国的意,不如放手一搏,“坐而等死不若起而承之!”
朱头山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18:45:35
说得好!
穿高跟鞋的猫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18:35:46
好文!
SwissArmy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18:32:20
49年以后,统治者的道德底线连大元和大清都不如。
行道堂主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18:30:18
被赵家人洗脑了呗
明月前身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18:18:23
明明是美国挑起的战争,口号是不能win-win,只能美国赢。还宣称,we Lie, we cheat, we steal, and we are proud of it. 如果任何交易,只能美国赢,那还谈什么? 真有人如此天真,还是故意装看不见?
toyota1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18:18:18
美国一直仇中。 支持台湾西藏新疆活动, 支持赵智囊搞政治。。。

那些64大多也流亡美国。

就是到处插手
MoatCity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16:16:35
在世界到处狂轰乱炸,发起战争的不是中共,而是美国!
mike33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15:56:57
因为习近平不忘初心, 要得到全世界
two2J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15:53:31
几千年的文明大国啊!仇恨、争斗成了历史主线,想想都悲哀… 谢谢楼主好文!
MoatCity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15:30:09
美国有什么理由仇中?中国这许多年从上到下都亲美?
labo88 发表评论于 2019-05-20 15:24:10
Exactly!
纪念六四】骆远志:六四30周年的回忆与思考(上)
发表于 2019 年 05 月 19 日 由 舟巷

(CND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征文启事)

一 惊悚之夜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交大徐汇校区一号宿舍楼的顶层,“学自联”办公室灯火通明。房间里凌乱不堪,破旧的办公桌椅横七竖八,地上散落着各种报纸、传单、标语等。办公室里肃杀冷清,整个校园里都没有几个人。《美国之音》和其他国际通讯社都已经报道,野战部队强行开进了北京市区,在多个地点向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屠杀已经开始了!听到消息后,交大同学迅速形成游行队伍,奔赴人民广场等市中心地区,与其他高校的学生和上海市民汇合。学自联的绝大部分同学也都同去了。我被大家指派留在办公室里,目的是与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的学自联保持联系,然后把最新的消息传递给游行示威的同学。

前半夜,局势瞬息万变,来自北京的电话和传真较多。屠杀开始后,电话和传真机反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当时就猜想,北京的大搜捕开始了,北京的学自联组织,当时叫“北高联”,大概已经被冲散,很难继续运作了。过了个把小时,突然电话响起。我拿起听筒。对方情绪悲愤,自报是北京学自联。他刚刚得到各医院收治的伤亡学生和市民的信息,要通报给我。然后,他念我记,写下了一串医院名字和伤亡人数。我再问他,有没有伤亡者的个人信息。他说有一部分,我说我要。于是他逐一念给我死亡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学校或单位、枪伤位置,等等。我记录时,觉得那些死去的人就在我眼前,他们的伤口正在流血。我因此血脉偾张,心情激动,所以记忆深刻。

记录完毕后,我对他说,如果有新的资料就务请再联系我。他说好。我问他的名字,他说为了安全,就不说名字了。我当然也理解。挂断电话后,我把这些资料用电话转告给在市区的同学。感觉经过了一段很漫长的等待,北京人又来电话,提供了更多的伤亡信息。我再汇总,再传给示威游行的同学。以后直到天蒙蒙亮,再没有北京来的电话了。我打电话过去,也无人接听。那时从短波收音机里得知,军队对天安门广场的清理已经完成。我猜想北京学自联已经被捣毁,人员已经四散,不会再有电话了。于是我起身去上海市中心。

在人民广场附近的一条小马路上,我正好听到大学生的宣传车用扩音器念着北京伤亡者的名单。一群市民和学生矗立在周围,静默地听着。扩音器里传出的一个个名字,正是我晚上记录下来的。声音在回荡,自带着悲凉和庄严。听众里有个别同学愤怒地喊了几声口号,但大部分围观的人都沉默。我身处他们中间,感受到他们的感情和心理。记得其中有几个中年人,表情里没有特别的惊讶,仿佛对局势似曾相识。但他们有种深深的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情绪。简单交谈几句后,身旁人就对我说,“到了开枪这步,老百姓又能怎样?”,“中国还是老样子,最后就靠开枪解决问题。谁有枪谁赢”。

之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在广场和学校之间过着昏天黑地的生活。日夜连续地参加游行示威,实在疲惫得顶不住了,我就倒头大睡一场,醒来时都不知道是哪一天,爬起来再去游行。北京屠杀的消息刚传来时,上海学生的情绪冲到最高点。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学生的激愤消退迅速。上海市面上,政府组织的反示威、反游行的力量逐渐加强,比如各单位派人在马路上清除学生设置的路障。示威的学生体验到现实的力量对比,恐惧的心理蔓延。学自联里的同学们预测自己会被抓捕,有的计划逃亡。一般同学普遍害怕被政府记入“黑名单”,私下里谈论自己的人事档案里可能被写入不利的内容,影响以后的毕业分配和职业发展。我觉得自己无处可逃。上海比我家乡还宽松些。我也不想连累父母亲人。至于黑名单,我肯定在里面了,也就不在乎了。于是,坚持示威的学生人数大幅减少,态度也软化了。学生们最初的口号是“打倒法西斯”、“严惩凶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等,后来变成 了要求政府“不可以秋后算账”等。组织者们传递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要求示威口号和文宣里“绝对不许反党”、学生撤离时要 “冷静、有秩序”等。

北京开枪以后,全国各级政府一改几个月以来的观望和颓势,变得成竹在胸,胜券在握。上海市政府也不例外。他们态度冷静,计算精准,在媒体上怀柔,在行动中采用霹雳手段。上海市长在电视上强调“上海不能乱”,但话里有话、绵里藏针地说,“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言外之意就是,“我们随时有能力像北京那样用武装力量解决你们,但是我们比你们强大太多了,所以根本不需要”。与此同时,上海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大规模地搜捕示威游行中的积极分子,尤其是搜捕国际媒体相对不重视的,非学生学者的运动积极分子。

从1978年到1989年的大约十年间,中国政治的大方向是,绝对权威的政府开始慢慢地放低姿态,学习听取社会民意了。但是“六四”的枪声发出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政府依然是绝对主宰,老百姓还是被暴力征服的臣民。各级政府、政府各个部门迅速心领神会,马上反转回他们熟悉和留恋的、凌驾于民意之上的运作方式。比如宣传部门开始铺天盖地地在媒体上构筑在另一个时空里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在那个平行宇宙中,游行的学生和市民们是暴徒,杀人放火。解放军是受害者,被杀、被烧、被抢。北京的老百姓都欢迎解放军进城,反对示威游行。再比如,全国各单位,尤其是各大学,开始强力清理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把他们送交公安部门,并且大搞“人人过关”,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自我检查,向组织汇报自己在运动期间的想法和行为。

北京屠杀之后大约十天,上海的游行示威彻底结束。我拖着极端疲惫、困乏的身体回到校园。记得路过大礼堂,就是现在的文治堂,看到很多人簇拥在马路对过的读报栏前。一位同学为了大家的方便,正在大声朗读报纸上的重要社论。内容大意是,国际媒体说中国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其实都是谎言,原因是他们仇恨社会主义中国;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支持中央动用解放军平叛的决定,等等。那段时间里,全国所有的报纸,虽然名字、出版地、排版格式不同,但重要内容经常完全一样,都是采用中央通稿。我听到那个同学的读报声,突然意识到谎言就这样完全淹没了真实,而老百姓不管怎样抗争都无能为力。我就感到剧烈的心痛,痛得我分不出是我胸口物理性的疼痛、还是我的心情极端愤懑。也许古人也有过与我类似的感受,所以把“心情极端愤懑”叫做“心痛”。

二 彻悟与信仰

痛彻心扉,让我思维敏捷。政府动用正规军,残暴地杀害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然后不容分辩地说,那些民众是暴徒,屠杀从未发生。政府完全背叛了真实与正义的原则。我本来认同的政府、与我心目中崇高的真实与正义,针锋相对,势不两立。我不可能再同时忠诚于它们两个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同时忠诚于它们两个了。我觉得自己需要做出人生大抉择。现实中,正在进行的政治清算,也要求“人人过关”,就是每个人都要公开站队。

1. 真实与正义被践踏

我们这代人成长于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目睹国家从文革末期的积贫积弱开始蒸蒸日上,我有与时代相呼应的民族自豪感,视振兴中华为己任。从中学开始,我就明确地认定,要爱国、爱人民,也要爱真理和正义。我那时把国家、民族和政府视为一体,觉得政府就是民族的代表。进入大学后,我们经历了1986年和1989年两次学生民主运动。之间的几年,整个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广泛深入地探讨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讨论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审视中华文化。我也一直跟随社会大潮流,努力学习和思考,理解了政府需要人民的监督与制衡。被有效监督与制衡的政府,可以成为全民族忠实的公仆和代表。反之,政府就可能成为欺压和奴役人民的恶魔。

“六四”让我看到了政治背后更深层的东西。当年的学生有几个关键述求,第一就是要言论自由。我看到了言论自由缺失,真实就在社会舆论中泯灭了。无辜被杀的人,转眼之间就被说成是暴徒;杀人者反而被包装成受害者。第二是民主选举。没有选举,老百姓就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力,结果就是,谁有军队、谁敢于对老百姓开枪,谁就掌握权力。公理与正义被践踏至此!六四的失败让我看清了事件的本质。这是一场战斗,表面上是幼稚软弱的学生失败了,实际是真实与正义失败了。学生也不总是真实与正义的,但至少在大方向上站在真实与正义的一边。学生失败了以后,真实与正义就被踩在脚下。

六四之争,结果没有悬念。政府一方大胜,真实与正义惨败。原因很简单,政府有军队,有组织系统,有宣传系统,有教育系统,等等。而真实与正义一方只有一些幼稚的学生学者、和并不坚定的民心。年轻时的我曾经天真地以为,谁站在真实与正义一边,谁就一定会胜利;反之,谁站在虚假和邪恶一边,就一定会失败。我那时以为,真实与正义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战无不胜。“六四”让我看懂,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神秘的力量。在两股势力的对抗中,谁的现实力量更强大,谁就胜利。反之就是失败。真理和正义也不例外。我还是坚信真理和正义最终能够战胜虚假和邪恶,不是因为看不见的神秘力量,而是因为真理与正义有自在的感召力,最终能够感召足够多的人为之战斗。如果我们希望真理和正义早日胜利,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和尽量多的人坚定地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为之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2. 遇到神

六四运动前后,局势变化快,关系到大是大非,我全身心地参与和投入,时刻心存敬畏。我全神贯注地观察和思考,头脑里好像上演着一部宏大、多维的电影。其中有民族的命运与前途,有正义与邪恶的缠斗,有北京街头的军车和那些死难的人,有父母、朋友、熟悉的老师和同学,有自己的过往经历,也有我未来人生的多种可能性,等等。 逐渐地,一个念头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清晰,“我要站在真理与正义一边”。这个念头有它自在的权威,不容心中的小我辩驳。它如同一道命令,让我只能对它低头、跟从它。虽然我清晰地知道,听从它将摧毁我原来的人生计划,对我的现实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助。

我本来的职业规划是走“技术干部”的道路,就是年轻时靠技术和业务能力立身,然后逐步晋升,走上管理岗位。六四之前,我已按这个计划努力多年。我在高中时开始认真读书,之后考上交大。在大学里我继续努力,在学业上成为“优异生”,在校园工作中成为系学生会主席、系团委副书记等。我已经在这条人生计划上投入很多,进行得也很顺利。假如我与政府作对,我将前功尽弃。

还有出国问题。我在本科期间,在交大校园里和在整个上海,大学生留学已经形成热潮。很多学业条件与我类似的同学都在努力谋求留学,我也很希望出国留学。六四期间,我身边那些想出国的同学,几乎无一例外,都主动远离学生运动,就是害怕惹上政治麻烦,以后拿不到护照。另一方面,曾经在1986年学潮里表现积极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当时还在学校里。他们被政府打入黑名单,一直拿不到护照。所以我当时很清楚,如果我跟随心中的那个念头,我将自毁出国的可能。

按照弗洛伊德学派的思想,人的每项行为的隐蔽目的,都是为了增加自己在潜在配偶眼中的吸引力。我当时也懂,如果我进入“六四”黑名单,大部分女生不但会觉得我没有了前途,甚至还会怕被我牵连,对我产生恐惧感。在上海的女生如此,在我东北家乡的女生更是如此。不但女生们会害怕与我沾边,她们的父母更怕。

我就要屈服于自己心中的一个念头了,而不是服从一个人或组织。而且我知道这个决定将对我不利,并永久地改变我的人生。我惴惴不安,感到无助,因为从来没有在生活中,或在书里,听说或读到别人的类似经历。我甚至找不到现成的语言描述它。当时为了解释给身边的好朋友,我能拼凑起来的最传神的语言就是,我在心中听到了一个声音。它不属于我,因为它完全否定了我的个人利益。但它让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有根深蒂固的真实与正义,并且真实与正义正在受到猛烈的攻击与迫害。它命令我站在真实与正义一边。我虽然心存恐惧,完全不知道听从它以后,我的生活将会如何,但我还是不得不听从它。

后来,我在《圣经》中读到摩西和保罗等人遇到神的过程,就觉得找到了知音。摩西带领犹太人在沙漠中流浪几十年,内外交困,随时面临灭族的危险。他夜以继日地焦虑,探求族人的未来。在西奈山上,他思考时听到神的声音。神给他指路,他选择听从,虽然不知道神将引他到何方。保罗本是罗马帝国的官员,专门负责追捕和迫害基督徒,因此了解基督教思想。在大马士革城外,他听到神的声音,就敬畏地匍匐在地。神叫他进城,他就进城,虽然不知道进城之后会发生什么。大约3500年前的摩西和大约2000年前的保罗遇到神的过程,与我的经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在几千年前的犹太人与现代的中国人之间,文化背景和语言表达方式有了比较大的不同而已。今天的我们更习惯说“彻悟”、“念头”等,而不经常说“听到神的声音”或“被神召唤”。我们更习惯说“追求真理和正义,把它们贯彻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中”,而不习惯说“跟随神”。其实《圣经》上说,神就是真理、正义。称真理与正义为“神”,代表基督徒信仰真理与正义。信基督教,就是选择站在真理与正义一边。
六四30周年的回忆与思考
来源: 骆驼123456 于 2019-05-12 19:55:15




一 惊悚之夜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交大徐汇校区一号宿舍楼的顶层,“学自联”办公室灯火通明。房间里凌乱不堪,破旧的办公桌椅横七竖八,地上散落着各种报纸、传单、标语等。办公室里肃杀冷清,整个校园里都没有几个人。《美国之音》和其他国际通讯社都已经报道,野战部队强行开进了北京市区,在多个地点向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屠杀已经开始了!听到消息后,交大同学迅速形成游行队伍,奔赴人民广场等市中心地区,与其他高校的学生和上海市民汇合。学自联的绝大部分同学也都同去了。我被大家指派留在办公室里,目的是与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的学自联保持联系,然后把最新的消息传递给游行示威的同学。

前半夜,局势瞬息万变,来自北京的电话和传真较多。屠杀开始后,电话和传真机反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当时就猜想,北京的大搜捕开始了,北京的学自联组织,当时叫“北高联”,大概已经被冲散,很难继续运作了。过了个把小时,突然电话响起。我拿起听筒。对方情绪悲愤,自报是北京学自联。他刚刚得到各医院收治的伤亡学生和市民的信息,要通报给我。然后,他念我记,写下了一串医院名字和伤亡人数。我再问他,有没有伤亡者的个人信息。他说有一部分,我说我要。于是他逐一念给我死亡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学校或单位、枪伤位置,等等。我记录时,觉得那些死去的人就在我眼前,他们的伤口正在流血。我因此血脉偾张,心情激动,所以记忆深刻。

记录完毕后,我对他说,如果有新的资料就务请再联系我。他说好。我问他的名字,他说为了安全,就不说名字了。我当然也理解。挂断电话后,我把这些资料用电话转告给在市区的同学。感觉经过了一段很漫长的等待,北京人又来电话,提供了更多的伤亡信息。我再汇总,再传给示威游行的同学。以后直到天蒙蒙亮,再没有北京来的电话了。我打电话过去,也无人接听。那时从短波收音机里得知,军队对天安门广场的清理已经完成。我猜想北京学自联已经被捣毁,人员已经四散,不会再有电话了。于是我起身去上海市中心。

在人民广场附近的一条小马路上,我正好听到大学生的宣传车用扩音器念着北京伤亡者的名单。一群市民和学生矗立在周围,静默地听着。扩音器里传出的一个个名字,正是我晚上记录下来的。声音在回荡,自带着悲凉和庄严。听众里有个别同学愤怒地喊了几声口号,但大部分围观的人都沉默。我身处他们中间,感受到他们的感情和心理。记得其中有几个中年人,表情里没有特别的惊讶,仿佛对局势似曾相识。但他们有种深深的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情绪。简单交谈几句后,身旁人就对我说,“到了开枪这步,老百姓又能怎样?”,“中国还是老样子,最后就靠开枪解决问题。谁有枪谁赢”。

之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在广场和学校之间过着昏天黑地的生活。日夜连续地参加游行示威,实在疲惫得顶不住了,我就倒头大睡一场,醒来时都不知道是哪一天,爬起来再去游行。北京屠杀的消息刚传来时,上海学生的情绪冲到最高点。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学生的激愤消退迅速。上海市面上,政府组织的反示威、反游行的力量逐渐加强,比如各单位派人在马路上清除学生设置的路障。示威的学生体验到现实的力量对比,恐惧的心理蔓延。学自联里的同学们预测自己会被抓捕,有的计划逃亡。一般同学普遍害怕被政府记入“黑名单”,私下里谈论自己的人事档案里可能被写入不利的内容,影响以后的毕业分配和职业发展。我觉得自己无处可逃。上海比我家乡还宽松些。我也不想连累父母亲人。至于黑名单,我肯定在里面了,也就不在乎了。于是,坚持示威的学生人数大幅减少,态度也软化了。学生们最初的口号是“打倒法西斯”、“严惩凶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等,后来变成 了要求政府“不可以秋后算账”等。组织者们传递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要求示威口号和文宣里“绝对不许反党”、学生撤离时要 “冷静、有秩序”等。

北京开枪以后,全国各级政府一改几个月以来的观望和颓势,变得成竹在胸,胜券在握。上海市政府也不例外。他们态度冷静,计算精准,在媒体上怀柔,在行动中采用霹雳手段。上海市长在电视上强调“上海不能乱”,但话里有话、绵里藏针地说,“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言外之意就是,“我们随时有能力像北京那样用武装力量解决你们,但是我们比你们强大太多了,所以根本不需要”。与此同时,上海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大规模地搜捕示威游行中的积极分子,尤其是搜捕国际媒体相对不重视的,非学生学者的运动积极分子。

从1978年到1989年的大约十年间,中国政治的大方向是,绝对权威的政府开始慢慢地放低姿态,学习听取社会民意了。但是“六四”的枪声发出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政府依然是绝对主宰,老百姓还是被暴力征服的臣民。各级政府、政府各个部门迅速心领神会,马上反转回他们熟悉和留恋的、凌驾于民意之上的运作方式。比如宣传部门开始铺天盖地地在媒体上构筑在另一个时空里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在那个平行宇宙中,游行的学生和市民们是暴徒,杀人放火。解放军是受害者,被杀、被烧、被抢。北京的老百姓都欢迎解放军进城,反对示威游行。再比如,全国各单位,尤其是各大学,开始强力清理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把他们送交公安部门,并且大搞“人人过关”,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自我检查,向组织汇报自己在运动期间的想法和行为。

北京屠杀之后大约十天,上海的游行示威彻底结束。我拖着极端疲惫、困乏的身体回到校园。记得路过大礼堂,就是现在的文治堂,看到很多人簇拥在马路对过的读报栏前。一位同学为了大家的方便,正在大声朗读报纸上的重要社论。内容大意是,国际媒体说中国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其实都是谎言,原因是他们仇恨社会主义中国;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支持中央动用解放军平叛的决定,等等。那段时间里,全国所有的报纸,虽然名字、出版地、排版格式不同,但重要内容经常完全一样,都是采用中央通稿。我听到那个同学的读报声,突然意识到谎言就这样完全淹没了真实,而老百姓不管怎样抗争都无能为力。我就感到剧烈的心痛,痛得我分不出是我胸口物理性的疼痛、还是我的心情极端愤懑。也许古人也有过与我类似的感受,所以把“心情极端愤懑”叫做“心痛”。
二 彻悟与信仰

痛彻心扉,让我思维敏捷。政府动用正规军,残暴地杀害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然后不容分辩地说,那些民众是暴徒,屠杀从未发生。政府完全背叛了真实与正义的原则。我本来认同的政府、与我心目中崇高的真实与正义,针锋相对,势不两立。我不可能再同时忠诚于它们两个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同时忠诚于它们两个了。我觉得自己需要做出人生大抉择。现实中,正在进行的政治清算,也要求“人人过关”,就是每个人都要公开站队。
1.真实与正义被践踏

我们这代人成长于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目睹国家从文革末期的积贫积弱开始蒸蒸日上,我有与时代相呼应的民族自豪感,视振兴中华为己任。从中学开始,我就明确地认定,要爱国、爱人民,也要爱真理和正义。我那时把国家、民族和政府视为一体,觉得政府就是民族的代表。进入大学后,我们经历了1986年和1989年两次学生民主运动。之间的几年,整个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广泛深入地探讨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讨论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审视中华文化。我也一直跟随社会大潮流,努力学习和思考,理解了政府需要人民的监督与制衡。被有效监督与制衡的政府,可以成为全民族忠实的公仆和代表。反之,政府就可能成为欺压和奴役人民的恶魔。

“六四”让我看到了政治背后更深层的东西。当年的学生有几个关键述求,第一就是要言论自由。我看到了言论自由缺失,真实就在社会舆论中泯灭了。无辜被杀的人,转眼之间就被说成是暴徒;杀人者反而被包装成受害者。第二是民主选举。没有选举,老百姓就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力,结果就是,谁有军队、谁敢于对老百姓开枪,谁就掌握权力。公理与正义被践踏至此!六四的失败让我看清了事件的本质。这是一场战斗,表面上是幼稚软弱的学生失败了,实际是真实与正义失败了。学生也不总是真实与正义的,但至少在大方向上站在真实与正义的一边。学生失败了以后,真实与正义就被踩在脚下。

六四之争,结果没有悬念。政府一方大胜,真实与正义惨败。原因很简单,政府有军队,有组织系统,有宣传系统,有教育系统,等等。而真实与正义一方只有一些幼稚的学生学者、和并不坚定的民心。年轻时的我曾经天真地以为,谁站在真实与正义一边,谁就一定会胜利;反之,谁站在虚假和邪恶一边,就一定会失败。我那时以为,真实与正义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战无不胜。“六四”让我看懂,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神秘的力量。在两股势力的对抗中,谁的现实力量更强大,谁就胜利。反之就是失败。真理和正义也不例外。我还是坚信真理和正义最终能够战胜虚假和邪恶,不是因为看不见的神秘力量,而是因为真理与正义有自在的感召力,最终能够感召足够多的人为之战斗。如果我们希望真理和正义早日胜利,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和尽量多的人坚定地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为之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2.遇到神

六四运动前后,局势变化快,关系到大是大非,我全身心地参与和投入,时刻心存敬畏。我全神贯注地观察和思考,头脑里好像上演着一部宏大、多维的电影。其中有民族的命运与前途,有正义与邪恶的缠斗,有北京街头的军车和那些死难的人,有父母、朋友、熟悉的老师和同学,有自己的过往经历,也有我未来人生的多种可能性,等等。 逐渐地,一个念头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清晰,“我要站在真理与正义一边”。这个念头有它自在的权威,不容心中的小我辩驳。它如同一道命令,让我只能对它低头、跟从它。虽然我清晰地知道,听从它将摧毁我原来的人生计划,对我的现实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助。

我本来的职业规划是走“技术干部”的道路,就是年轻时靠技术和业务能力立身,然后逐步晋升,走上管理岗位。六四之前,我已按这个计划努力多年。我在高中时开始认真读书,之后考上交大。在大学里我继续努力,在学业上成为“优异生”,在校园工作中成为系学生会主席、系团委副书记等。我已经在这条人生计划上投入很多,进行得也很顺利。假如我与政府作对,我将前功尽弃。

还有出国问题。我在本科期间,在交大校园里和在整个上海,大学生留学已经形成热潮。很多学业条件与我类似的同学都在努力谋求留学,我也很希望出国留学。六四期间,我身边那些想出国的同学,几乎无一例外,都主动远离学生运动,就是害怕惹上政治麻烦,以后拿不到护照。另一方面,曾经在1986年学潮里表现积极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当时还在学校里。他们被政府打入黑名单,一直拿不到护照。所以我当时很清楚,如果我跟随心中的那个念头,我将自毁出国的可能。

按照弗洛伊德学派的思想,人的每项行为的隐蔽目的,都是为了增加自己在潜在配偶眼中的吸引力。我当时也懂,如果我进入“六四”黑名单,大部分女生不但会觉得我没有了前途,甚至还会怕被我牵连,对我产生恐惧感。在上海的女生如此,在我东北家乡的女生更是如此。不但女生们会害怕与我沾边,她们的父母更怕。

我就要屈服于自己心中的一个念头了,而不是服从一个人或组织。而且我知道这个决定将对我不利,并永久地改变我的人生。我惴惴不安,感到无助,因为从来没有在生活中,或在书里,听说或读到别人的类似经历。我甚至找不到现成的语言描述它。当时为了解释给身边的好朋友,我能拼凑起来的最传神的语言就是,我在心中听到了一个声音。它不属于我,因为它完全否定了我的个人利益。但它让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有根深蒂固的真实与正义,并且真实与正义正在受到猛烈的攻击与迫害。它命令我站在真实与正义一边。我虽然心存恐惧,完全不知道听从它以后,我的生活将会如何,但我还是不得不听从它。

后来,我在《圣经》中读到摩西和保罗等人遇到神的过程,就觉得找到了知音。摩西带领犹太人在沙漠中流浪几十年,内外交困,随时面临灭族的危险。他夜以继日地焦虑,探求族人的未来。在西奈山上,他思考时听到神的声音。神给他指路,他选择听从,虽然不知道神将引他到何方。保罗本是罗马帝国的官员,专门负责追捕和迫害基督徒,因此了解基督教思想。在大马士革城外,他听到神的声音,就敬畏地匍匐在地。神叫他进城,他就进城,虽然不知道进城之后会发生什么。大约3500年前的摩西和大约2000年前的保罗遇到神的过程,与我的经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在几千年前的犹太人与现代的中国人之间,文化背景和语言表达方式有了比较大的不同而已。今天的我们更习惯说“彻悟”、“念头”等,而不经常说“听到神的声音”或“被神召唤”。我们更习惯说“追求真理和正义,把它们贯彻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中”,而不习惯说“跟随神”。其实《圣经》上说,神就是真理、正义。称真理与正义为“神”,代表基督徒信仰真理与正义。信基督教,就是选择站在真理与正义一边。
三 政治清算

上海的游行示威消退后,学生重归校园。随即,政治风向急转直下。政府对民主运动活跃分子的抓捕和整肃迅速展开,风声鹤唳。在六四运动后期逃往外地的学自联里的同学,包括交大的和上海其他高校的,不久后都被抓了回来。我们被移交给公安部门,接受调查。同时,学校及社会上的各个单位都开始组织全员政治学习。在交大,首先是教职工和学生里的党员,然后是普通教职工和学生,每个人都必须汇报自己在六四期间的经历和思想,检讨自己和身边人,表态反对“叛乱”、支持政府,否则不能过关。那时,公安允许我住在宿舍里,但不允许我离校。记得姐姐正好在那段时间里结婚,我申请回家参加婚礼,就没有被批准。公安随时传呼我。他们不找我时,我还需要参加学校里的政治学习。

我们刚刚从夜以继日的大示威、大游行中回来,头脑里还满是北京大屠杀血淋淋的电视图像,人民广场上旌旗招展、数十万人的集会画面,以及在上海的各个角落,社会各阶层、各个年龄的人们对屠杀的愤恨,和他们用各种方式支持学生的场景。所以我最开始对学校里“人人表态”的文革式政治操作不肖一顾,觉得交大师生熟知国际新闻,又刚刚亲历运动,怎么可能屈服于这样粗劣荒谬的整人手法。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了。

那时的“人人过关”,从一开始就推进得非常顺利,可以说毫无阻力。我身边的老师和同学的态度和应对方式,有些微小但关键的区别。有一些人,大多数是党员干部,坚称自己没有参加过示威游行,虽然熟悉的人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这些人最有远见。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在体制内发展,受六四事件的影响最小,甚至得益。而大部分人承认自己参加过,但谎称自己“幼稚”、“被误导”,说后来听到官方媒体对“六四”的定性后,就发现民主派“居心叵测”、“里通外国”,于是自己反悔,转变成支持政府。他们再接着赞扬政府武力平叛“必要”、“应该”,等等。可以说,绝大部分人的思想汇报非常相似。

私下里,朋友们在聚会时发泄着内心的郁闷。有人喝得酩酊大醉,有人破口大骂,有人打架滋事,但这些私下的不满,其实都无济于事,不影响他们在政治学习中的自我检讨和反悔,更不影响当时的政治局面。后来的发展证明,当时的郁闷和不满,也不影响他们毕业后进入体制内,通过一辈子的工作,对维护体制做出贡献。说到底,在独裁制度里,老百姓就是牛马。拉车的牛马,有的可能高兴,有的不高兴。但只要它们都能正常拉车,主人就无需在乎牛马们的情绪。处于这种地位的老百姓,他们的愤怒都是“匹夫之怒”,只是“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并不影响社会,也不影响他们个人作为独裁制度“螺丝钉”的功能。
我的软弱

在“人人过关”期间,我被身边人的急速转变震惊了,不理解,不敢相信,也接受不了。六四死难者们的尸骨未寒,大搜捕正在进行,活着的人好像都忘了,或假装忘了。面对那些为他们的民主权力而死的人、为他们的美好未来而站出来冒风险的人,他们情何以堪?

我当时在接受公安的审问,对学校里的政治学习心不在焉,但坚持不写检讨。我把希望寄托在我非常熟悉和尊重的学校领导和老师身上,觉得我懂得他们,他们不会轻易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或者他们至少理解我为什么不写检讨,不会压迫我屈服。事实证明,我又错了。我最尊重的老师和领导,在正式对组织交心时,与别人一样,也是反悔,谴责民主派,支持政府。其中担任管理职务的人,还认真地主持这种政治学习,强制别人交待、反悔。

记得一次教师们私下疯传,一位教授在政治学习中谈感想,说了一句,“以前我不觉得《河殇》那么好,现在我也不觉得《河殇》那么坏”。《河殇》被认为是赵紫阳派系的思想代表作,“以前”指赵当权时,“现在”指赵倒台后。大家都觉得这位老师很勇敢,说得也很聪明,既表达了不服气,又让人抓不到把柄。我也很尊重他,但同时觉得,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在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做的最值得称道的事,也不过如此,本质上只是稍微宣泄一下不满,对大局毫无影响。这件事正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无足轻重,以及这个制度的霸道和压抑。

在六四后不久的某个节日里,报纸上刊登了一篇邓小平面向全国的贺词。一位老师私下抱怨说,邓的贺词感谢了工人、农民、解放军,但没有提到知识分子。我觉得,北京才大开杀戒,知识分子们还这么在乎屠杀主导人是否问候了自己。这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被压迫自己的人豢养的尴尬地位,以及他们因此怀有的依赖心理。压迫他们的人也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也早已习惯并认同了这种局面。结果就是,最应该具有独立人格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老百姓一样,也都是奴才。即使被压迫者枪杀,他们心里还是渴望被压迫者认可。可怜可悲。

时间滑过,我看到的越多,对周围人的信任就越动摇。觉得为这样的人们牺牲和冒险,有什么用?真的值得吗?后来领导找到我,说我是唯一坚持不反悔的人。如果这样下去,学校将不会发给我本科毕业文凭,当然也不会允许我继续读书。我那时正在对付公安,心里盘算着如果要坐三、五年牢,我以后怎么办,对学校里的事不太重视。现在学校突然说可能不给我本科文凭,我措手不及,一时想不出如果没有大学文凭,我未来将如何生存。当时我害怕拿不到本科文凭,程度超过害怕坐牢。最后,对周围人的信心动摇、觉得自己的坚持对大局无用、外加对生存的疑虑,使得我放弃坚持。我抄写了一份反悔书,交了上去。感谢领导让我过关,没有继续刁难我。但这件事一直让我自责,觉得是自己的污点。

后来在《圣经》中读到“圣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的故事,我就联想到这段经历。彼得是耶稣最早的门徒,是基督教会的创立者。他对耶稣忠心耿耿,发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抛弃耶稣。但耶稣被捕时,彼得躲在围观的人群中不敢出声。后来有人认出彼得,大声叫喊说他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矢口否认。也许彼得有正当的算计。如果他当时站出来,就可能与耶稣一起赴死,他就不可能日后传播耶稣的思想,更不可能建立教会了。但无论原因是什么,他多次不认耶稣,还是软弱。
四 反思六四:国人的功利

“六四”是中国人内心永远的伤痕。反思“六四”的文章不计其数,角度和观点也各有不同。三十年来,我也不断思考。篇幅所限,在这里我就分享最近与朋友交流时的一点感想。
1.独裁者视人民为奴才

事件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有个关于细节的疑问。在六四后全国声势浩大的政治学习、人人检讨中,我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撒谎,口是心非地否定自己在学潮中的言行,攻击和谴责民主派,表示对政府的忠心和对镇压的认可。政府里的工作人员也都如此。这么广泛而明显的言不由衷,政府不可能不懂。既然知道老百姓都在对自己说假话,政府为什么还花这么大的力气,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人人过关”呢?

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后,对比新我与旧我、基督精神与中国人普遍的功利主义心态,我才逐渐懂得政府的“聪明”之处。老百姓撒谎,本质上讲,就是老百姓为了迎合政府的意志,让自己的言行违逆自己的内心。最近流行的清宫戏里有句相关的台词,老太监教导小太监说,“奴才没有喜怒哀乐”,意思就是奴才的行为和言语,要体现主人的意志,和奴才自己的心情与想法无关。当年的政府就是要验证一下,六四后从示威游行中归来的全国几千万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还会不会和原来一样,撇开自己的思想意志,压制自己在屠杀后爆发的情感,在言论和行动上曲意迎合政府。结果大家都知道,“人人过关”进行得非常顺利。于是政府就放心了,认定自己对老百姓的绝对权威没有丧失。既然全国的老百姓都迅速回归到奴才的言行模式,统治者的目的就达到了,又何必在意老百姓心里怎么想?奴才的想法从来不重要,连奴才自己都不看重,主人就更不需要理睬了。

建政七十年以来,六四是中国人民自主意识最强、反抗精神最高涨的时期。即便如此,政府还是迅速恢复权威,成功地在全国老百姓身上重新贯彻自己的意志。而老百姓还是乖乖地藏起自己的想法,按政府的要求言行。在平时,中国人就更服服帖帖了,被要求说什么就说什么,被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不敢疑问,不敢挑战,甚至不敢思考,而是主动地把自己的心灵冷藏起来,撇在一边。中国人的这种自己的言行与自己的心灵相分离的现象,随处可见,经常让我触目惊心。我曾遇到过残酷迫害法轮功信徒的官员。见面之前,我本以为他会对法轮功问题有很多见解,即使是仇恨或偏见。见面后我才发现,他其实对法轮功知之甚少,本质上就是“上面让我这么干,我就这么干”。对自己的工作,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是否伤天害理,而只关心自己从副处级升到了处级,房子从自住一套变成了好几套,孩子可以去美国留学了,等等。一位朋友曾经在高校团委工作。他对我讲到自己的上级,一个党委书记,负责管理官方网络评论员队伍。这些人假冒各种身份的网友,到世界各地的中文网站上监视、攻击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或花钱撤回对政府不利的消息,再散布对政府有利的假消息。这个党委书记明确要求下属不要给他看具体的工作内容,因为看多了自己良心受不了。良心作怪,就会影响自己的工作。所以为了顺利工作,他回避自己的良心。还有朋友专职做党务工作,但听到其他人谈论政治,他就回避。我问他,“你做这样的工作,怎么不关心重要的政治问题?”他回答说,“我的原则就是听组织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讨论政治问题,自己的想法就会多起来,容易犯错误”。

上述这些人的工作都关系到社会正义,但他们都不思考自己工作的社会后果,而只关注工作带来的个人利益和好处。按造这些人自己的说法,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小事”,不关心社会里的“大事”。他们的灵魂闭上了眼睛,不去分辨正义与邪恶。严格地讲,他们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因为在重大问题上,他们的灵魂主动缺席,如同不存在。独裁者喜欢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工具、体制的零件。在古代,他们被叫做“奴才”。现在“奴才”这个词包含贬义,所以人们就用“工具”、“螺丝钉”、或“党叫干啥就干啥”等新说法来替代,但本质还是一样。
2.功利主义是奴才的信仰

古往今来,亿万中国老百姓连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主宰,就是事实上的奴才。他们怎样自处呢?怎样做到不觉痛苦,不觉耻辱,泰然接受自己的卑微地位呢?我发现绝大多数人依靠“功利主义”信仰实现心理上的自洽,就是他们只关注自己的言行给自己带来的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忽略自己的心灵召唤或人格尊严,也忽略自己的言行给社会和他人带来的终极伤害。人们有时也用其他名词来描述这样的人生观,比如唯物主义、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追求功名利禄、追求事业、想发财,等等。清末著名太监小德张,年少时极端贫困,但梦想荣华富贵。别人告诉他,入宫当太监可以发达,于是他就自宫当太监,然后依靠专营和勤快而成为慈禧倚重的奴才,飞黄腾达。鼎盛时,他“贵敌王侯,富比天子”,还娶了几房姨太太。小德张就是中国功利主义者的典范。他的最高志向就是利益与享受,并通过一生努力达到了原定目的,于是他就心满意足了。虽然身为不能自主的奴才,又做了很多祸国殃民的事,但他都不在乎,没有痛苦或自责。

不是只有太监才是奴才。在几千年以来的中国社会里,除了皇帝或最高领导人,其他人本质上都是奴才,即使身居高位。清朝的江南大才子纪晓岚,才华横溢,文采超群,在乾隆帝身旁辅佐,官位显赫。但是传统的制度有其内在要求,君臣之间必须是绝对的主仆关系。聪明绝顶的纪晓岚,最怕皇帝看到自己的才能而怀疑自己恃才傲物、忘了奴才的身份。为了打消皇帝可能的疑心,纪晓岚就选择每日沉溺于酒肉女色,尽量少过问国家大事,希望皇帝看到自己真诚的奴才本心。纪晓岚的努力没有白费。乾隆评价他,“纪昀本系无用腐儒”,“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乾隆没有了对纪晓岚的疑心。于是,纪晓岚一辈子官运亨通,意满志得。
3.功利主义者充斥中国

中国社会早已形成共识,功利主义是奴才的信仰。一方面,奴才把物质利益和感官享乐作为最高追求,如小德张;另一方面,把物质利益和感官享乐作为最高追求的人,本质上就是奴才,如纪晓岚。不但古代如此,现在也一样,比如大家熟知的金庸。他的父亲在1950年被共产党政府枪杀,并不是因为犯罪,只是因为他家里有土地。政府要得到那些土地,就杀了他。当时金庸在香港《大公报》社工作,就是为共产党的宣传服务。当他得知父亲无辜被杀,私下哭泣。但他竟然选择在之后多年里继续为《大公报》工作,理由只是这里的待遇和职业机会最好。他那时还只有二十几岁,完全可以在自由的香港另找工作。金庸把职业前途和待遇看得高过亲生父亲的冤死,功利到如此!几年后,他看到了创业机会,离开《大公报》系统,创建《明报》。那时反共有助于报社生意,他就开始反共,反共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大陆改革开放后,他预感到商机,就找机会与邓小平交好,再投共。六四后,他在香港电视上声泪俱下,控诉中共的残忍,说以后断绝与中共交往。但几年后大陆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向他伸出橄榄枝,他立刻领会到其中潜在的利益,就抛开曾经的信誓旦旦,又投共。金庸这样聪明博学的人,内心却如此浅薄、功利。他身处在自由的香港,人格上却还是中国传统里的奴才。他就是缺乏高尚信仰的中国精英的典型写照。

在中国的成功人士里,像金庸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他们能力强,智商高,什么都懂,但甘愿做权力的奴才,内心信奉功利主义,没有更高尚的信仰或情操。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他们什么坏事都敢做,什么假话都可以说,甚至泯灭亲情。出名的如周恩来。甘愿为毛泽东做奴才,人前和蔼可亲,背地里整人绝不手软。为了迎合毛的太太江青,他不惜亲笔批准逮捕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直接造成后者被含冤虐杀。还有郭沫若,才高八斗,却毫无廉耻。江青得势时,他大肆恭维。江青落难,他踩上一脚。文革造成他两个亲生儿子惨死。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他还继续为文革唱赞歌。

中国人的奴性传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功利主义奴才人格,并不局限在精英里,在社会各阶层里都普遍存在,大家身边可能都有。单是关于泯灭亲情,我就遇到过很多人,爷爷被杀、外公被饿死、外婆死在政府造成的人为灾难中、父母、配偶被迫害,但他们心安理得地为害死至亲的权力服务。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职业前途和名利,忽视自己的亲人遭受的不公命运,不去探究造成亲人厄运的根源,也不试图改变不公不义的社会。独裁制度在中国几千年长盛不衰,就是因为这样的人。他们中有些人还恬不知耻地说,他们这样做是“向前看,不纠缠过去”。其实他们至亲被害的原因还在,未来还会残害更多的人。而因为只关注自己狭隘的功利,他们甚至都没有兴趣关心至亲的厄运。其中还有些人还声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或爱国主义者。其实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根基,就是一个人在乎与自己同血缘、同文化的其他族人的福祉,把发生在同族人身上的不公看成是对自己的不公。这些人连自己的至亲受难都不在乎,怎么可能在乎其他民族同胞的福祉?他们声称爱国,只是因为这样说会为他们带来好处而已。
4.功利主义的特点

古往今来,这么多中国人信奉功利主义,因为它确实有一些吸引力。首先,功利主义者可以做到思想自洽。通俗地讲,他们按功利主义哲学生活,事后再按功利主义的标准评价自己,就会觉得投入与所得相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这套思想没有欺骗自己,自己也就满足了。比如小德张临死时可能觉得,“我当初自宫当太监,受了那么多苦和累,就是为了荣华富贵。现在好吃的都吃过,想玩的地方都玩过,想要的女人都得到了。我这辈子足够了”。

第二,功利主义者在有吃有喝时,人比较轻松,“心不累”。一个自主独立、有信仰的人,灵魂警醒,需要不断探求真理、正义、和爱的启示,还要观察世界,决策自己相应的言行,之后再审评自我,自责改善。他的灵魂忙碌,并要承受压力和挫折。而信奉功利主义的奴才,把人生中的大事都托付给了主人,自己只关注利益与享受。他的灵魂处在游离和休眠状态,当然就相对轻松。

功利主义者们常说,“在中国,只要自己没有遇到倒霉事,小日子可以过得很好”。他们也知道,中国每天都发生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公不义,他们视而不见,而只求坏事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在他们眼中,那些关心社会、嫉恶如仇的人,把别人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是自找苦吃。不但如此,有些功利主义者很极端,仇恨有正义感的人,说他们揭露社会里的邪恶就是“不爱国”。归根到底,有正义感的人的存在,衬托出他们的丑陋,所以他们怀恨在心。这种人忘了,有一天自己也可能倒霉。社会上功利主义者越多,主持正义的人就越势单力薄,邪恶就越猖獗,更多的中国人就会倒霉,功利主义者自己倒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到那时,很可能没有人为他们伸张正义。总之,功利主义让人觉得舒服、自洽,实际却使人堕落、让社会沉沦,其作用如同毒品。
5.功利主义适应独裁体制,不适合民主制度

功利主义者是独裁统治者眼里最好的臣民。独裁者垄断社会资源,可以用功名利禄做诱饵,控制功利主义者,把他们变成奴才。追求利益与享乐,本是人之常情,并没有错。功利主义者错在让自己的灵魂休眠,对正与邪的矛盾闭上眼睛,所以把利益与享乐当作最高目标,高过了真理与正义。几千年来,皇权文化奖励奴才、严厉惩罚有独立思想的人,造成功利主义在中国盛行。中国最聪明的人,经常不是把聪明才智用于追求真实与正义,而是用于谄媚求荣,如纪晓岚、金庸之流。更广大的普通中国人,在生活中被功利主义者包围,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见到有人严肃地探究真理与正义,而只看到人人都在追求利益和享乐。所以他们以为,人就应该是功利的,就应该依附于权力。于是,中国的老百姓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自己的奴才地位,成为独裁统治者的工具。功利主义在全民族中流行,使得皇帝或独裁者可以长久地压迫和奴役整个民族。

六四运动追求自由与民主。通俗地讲,自由就是按自己的想法生活;民主就是公民们平等协商,共同决定公共事务。这么多中国人习惯于做统治者的工具和奴才,心甘情愿地让权力主宰自己的言行,主动把自己的灵魂冷藏起来。这样的人民怎么会追求自由?怎么可能自主决定公共事务?民众广泛地信奉功利主义,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根本障碍,也是“六四”失败的深层原因。
五 唤醒国人
1.基督教重视灵魂

基督教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神重视每个人的灵魂,无论贫富贵贱。耶稣经常与社会最下层的人交流,比如麻风病人、寡妇、妓女、残疾人等,并赞扬他们的美德。基督教的神爱人,用爱挽救和感化人的灵魂。很多中国人不理解这个简单思想的深义。按今天中国人熟悉的语言,基督教维护每个人的自主性。即使作为世界主宰的神,也是靠爱来感化人的灵魂,才能影响人的言行,而不是强迫人的灵魂、或越过人的灵魂直接操纵人的言行。基督教不但允许、而且要求,每个人的灵魂驾驭和审视自己的言行。在基督教里,神承认和保护人的灵魂的存在和自主,并要求每个人灵魂警醒。

只有人的自主性被承认了,才有可能讨论人的自由。否则,自由没有了主体,也就没有意义了。只有“灵魂平等”的观念被广泛接受,才可能有一人一票的民主。如果人们认为灵魂有高低贵贱之分,自然就会推论灵魂低贱的人应该服从灵魂高贵的人。归根到底,现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基督教精神之上的。

作为对比,中国传统文化以忠、孝、悌为本,现代中国以忠于党和领袖为最高原则,都是要人绝对服从权威。在中国政治中,每个人都要绝对服从皇帝或最高统治者,把自己当成权力的附庸。如果古人说自己的心独立于皇帝,或在文革时有人说自己不忠于毛主席,都会引来杀身之祸。清朝的官服是马蹄袖,其含义就是,臣就是君的犬马,在皇帝面前根本不算人。现在则宣扬“螺丝钉精神”,就是每个老百姓都只是一个螺丝钉,不要有自己的思想,做什么、说什么,都要听从领袖或组织。古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实质都是权威直接控制人的言行,人自己的灵魂靠边站,人因此失去独立判断的权力。这样的社会,人民没有个人的自主性,当然就不会有自由与民主。

中国的统治者自然希望老百姓永远是自己的犬马或“螺丝钉”,但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在最近一百多年里传入中国,让统治者们感到了巨大威胁。于是为了维护权力,他们奋力反击,双管齐下。第一是不让老百姓信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世界上的几大主要宗教,或多或少都比中国文化更强调个人的心灵。如果中国老百姓信奉这些宗教,他们的自主意识就会抬头,不利于继续做奴才。第二是鼓励功利主义,让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锁住老百姓的思想。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天真地用自己的历史经历推测中国。在西方历史里,平民利用商业活动积累财富,实现经济独立,摆脱了传统贵族的控制,促进了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所以很多西方政客们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人们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财富,就能体验到生活中的多种选择,也就会开始理解个人自由和基本人权,进而就会理解和追求自由与民主。西方人低估了中国统治者们的聪明与毒辣。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发明了“利出一孔”的计谋,就是皇帝或政府集中掌控天下财权。这样一来,老百姓即使追求财富,也逃不出统治者的手心。这就像农夫在毛驴前面挂一个胡萝卜,毛驴就会心甘情愿地努力向前跑。毛驴以为自己在追求胡萝卜,实质上是被农夫利用。政府主导经济的情况下,独裁者就像农夫,老百姓就像毛驴,财富就像那个胡萝卜。看今天的中国,在几千个大小城镇的每一间高级饭馆里,每一天都上演着类似的戏码。就是商人花大价钱宴请官员,官员们白吃白拿还对商人颐指气使。商人花钱设宴,送礼给官员,还要陪着笑脸,生怕官员不高兴。有时政策变得严格一点,官员们不来赴宴了,商人们反而着急,觉得丧失了挣钱的机会。这就是“天下利出一孔”的直接后果,中国商人必须依靠与权力的关系才可能发财。他们即使挣了钱,也还是统治者的奴才,体会不到自由,也不会发展出独立人格。中国的有钱人对权力奴颜媚骨,很难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成为自由民主事业的推动者。
2.人民需要觉醒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先驱们、以及今天的民主派,都痛苦地发现,要唤醒国人有多么困难。谭嗣同为变法赴死,却得不到中国大众的理解。教育家马相伯百岁时感慨,“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叫醒中国人” 。鲁迅、柏杨、刘晓波等,都严厉鞭挞中国人的奴性,但又都觉得无力改变。中华民族的未来需要有自由和民主,也就需要人民有崇高的信仰,崇尚真理、正义和爱等。但是现在的中国人普遍信奉功利,总是执念于“信仰对我有什么用?”、“真理、正义对我有什么好处?”。确实,真理、正义、爱、信仰等,这些现在社会需要的公民思想,经常要求人为社会和他人的公义与利益付出,而自己得不到直接的好处。比如那些六四屠杀之后冲到人民广场抗议的上海学生,明显冒着巨大风险,却不可能有个人收益。他们为的是民族的长远发展,也为死难的北京学生和市民伸冤。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像那些学生,不愿意为真理与正义牺牲自己的利益。

但是,人民的觉醒是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必经之路,所以不管多么困难我们也必须为之努力。唤醒国人,就是要唤醒国人沉睡的灵魂,让他们的灵魂睁开眼睛,发现和体会真理、正义和爱的伟大,主动站在真理、正义与爱的一边。只有足够多的国人觉醒了,真理与正义才可能有力量战胜残暴的独裁者,自由和民主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我的体会是,清谈和逻辑经常不能打动功利主义者,因为他们的每一片思想都是基于“我有什么好处”。他们的逻辑和清谈,只是在功利主义框架内部打转。功利主义者要突破自己原有的思想框架,只能依靠内心被真理、正义和爱感动。我就是这样认识神,抛弃功利主义的。我写出自己的心路历程,就是希望能与读者产生共鸣,帮助他们回想或重新认识自己生活中功利之外的真善美,从而被震撼和感动,然后突破功利主义的桎梏,早日认识到代表真理、正义和爱的神。
3. 六四后我的个人困局

六四事件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的事业前途一片迷茫。那时在我的心目中,未来就像一个黑洞,什么都看不清,所有方面都飘忽不定,

我在交大学习了六年半的专业,其对口的行业都是国营,体制比较封闭,并且受到国家严格控制。所以我那时就清晰地懂得,我花费人生中最宝贵的青年期学来的专业知识,离开学校后就没有用了。我这辈子不太可能做本专业工作了。即使撞上大运,找到了这个行业里的入门职位,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发展机会,因为政府不会给六四分子这样的机会。研究生阶段,我的导师对我很好,我也非常尊重他。为了回报师恩,我才花精力做研究。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钻研的动力。

远在东北的父亲有时鼓励我出国,但他不太了解我的具体情况。我当时哪有可能申请到护照?我在学习上松懈,父亲就会为我着急,批评我。有时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例子来激励我,让我在看似无望时保持努力,因为机会可能在想不到的时间、以想不到的方式出现。被他推动,我多次下决心学英文,但总是努力了几天以后就放弃了,因为实在看不到出国的可能。没有希望时,不能假装有希望。骗自己说机会可能突然出现,短期内还有一点鼓动效果,但不能长久。
4.我的见证:信仰为我打开视野

我在六四期间的选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思想,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在此之前我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虽然在夜深人静、反思自己时,我也曾对功利的人生感到“没意思”,但那时我看不懂自己为什么不满足、应该怎样改变。在六四之前,我的重要人生选择,比如勤奋读书考大学、选专业、大学里再继续用功、参加社团工作等,都是基于功利的人生规划。六四期间,我选择站在自己认定的正义与真理一边,开始信神,也就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并因此失去了很多现实利益。但是后来我逐渐发现,信仰使我获得很多始料未及的、非功利的好处。现在回头看,我得到的远远超过我失去的。

有了信仰以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笃定。我的思想开始有了坚实的根基,就好像原来漂浮在水里的船,现在突然有了锚。我更加自信,看问题也更加通透。虽然我本来最看重的职业计划被摧毁,但我当时并不觉得悲哀,反而觉得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我的未来人生回归成了一张白纸,我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重新设计它。我意识到,职业确实很重要,但人生中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健康,友谊等。我开始重视锻炼身体,也有意识地与朋友聚会、交流。那时构筑的友谊,很多保持了几十年,直到现在。当然我还在信仰上继续探索,开始读《圣经》、去教堂,也关注过其他宗教。不久以后,我又遇到了爱情。

《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觉得自己从根本上改变了,成了一个新人。回想以前,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未来职业,其他事情都为它让路。信神后,职业排在信仰、爱情、友谊、健康等之后。从那以后,我选择和计划有关职业的各项问题,比如工作地点、专业、单位、晋升目标等,都自然地为信仰、家庭等因素让路。信仰让我理顺了人生中的轻重缓急。

我想对我的朋友们说,功利主义可能让你舒服,让你的思想自洽,但它限制了你的精神发展。你的灵魂本具有慧眼,可以发现和感知真理、正义和爱。但是功利主义鼓励你的灵魂睡眠,让它游离于你的言行之外,让你不是真正的你。基督教信仰不能保证你的事业发达或世俗成功,甚至经常损害你的物质利益,让你放弃感官享乐的机会,因为它总是鼓动你为他人和社会的公义牺牲自己。但基督教信仰可以让你体验到希望和美好,让你的内心得到非物质的满足感。
六 总结:六四贵在精神

“六四”是一座丰碑,是70年以来大陆人民追求自由与民主的至高点,永远值得我们纪念。但它也是失败的,因为它的政治目的都没有实现。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不但离自由民主更远,就连当年的“反腐败”述求也完全没有实现。六四的失败不是偶然的,反应了运动的组织者和广大中国民众深层次的缺欠。我接触的学生领袖们,一般都比较热衷政治,在群体里特别活跃,有勇气在面对危险时挺身而出。但是对自由与民主,他们的理解很浅薄,并没有什么清晰的见解,也谈不上坚信。全国性的学生领袖也类似。他们的不寻常之处是个人野心和活动力,而不是对自由民主的理解或热爱。他们在全国大学生中脱颖而出,经常不是因为他们在学生中有什么特别的号召力,而是依靠与高层政治派系的秘密联系。他们替派系影响学生运动,派系输送给他们政治资源。六四运动轰轰烈烈,主要因为学生和民众自发的热诚,而不是任何人的领导。学生领袖中的一些人,私欲严重,禁不住利益诱惑,运动失败后就彻底转向,成为反民主的鹰犬,比如孔庆东之流。

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托于某些领袖个人、或小范围的团体组织,我从来不敢苟同。比如当年的那些学生领袖们,其实都是一般的年轻人,脾气、秉性和能力各有千秋,但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不但学生领袖如此,事实证明,那些高层人物,比如赵紫阳、万里、方励之、刘晓波、严家其等,其实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民主,就是老百姓自己做主,不再仰仗、或寄希望于任何强人或超人。那种希望强人带领我们实现民主的想法,本质上还是“中国人渴望皇帝”的一种表现,本身就是不符合民主原则的。中国的民主化,最终还得靠中国老百姓自己。只有中国广大的普通人有了独立的人格,思想觉醒,对自由与民主有了切身理解,中国才会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

所以多年以来,我反思六四,总是更关注这场运动所体现的精神闪光点,以及运动对未来的启示,而不看重其中的名人或具体的事。我甚至不愿意回想具体的人和事。六四体现的伟大精神,是千百万普通参与者表现出的群体面貌。比如北京屠杀后,选择走上街头的几十万上海学生和市民。他们展现出来的勇敢、以及对正义被践踏的愤怒,体现了中国人民精神里的高贵一面,可以作为未来中国民主事业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和借鉴,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意义。我们反思六四,交流心得,就是要发现这类精神,探究它们的本质与根源,为了以后发扬光大。而运动中的那些具体操作,比如政府在不同时间对运动的不同定性、学生的反应等,当时显得重要,在六四失败后就对大局没有了影响,重要性快速减退。六四中的那些名人们,大部分已经作鸟兽状散去,没有纪念的必要了。

六四运动中最重要的述求包括言论出版自由和民主选举。表面上,对立的双方在争论宪法条文和政府组织模式,但更深层的冲突发生在思想层次。独裁统治者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人民的一切,每个老百姓都是自己的工具或奴才。民主派认为,公民有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力,包括自由思想的权力和参与政治的权力。独裁者压制这些公民权力,而我们就必须捍卫它们,于是信仰的问题就不可回避。很多人看不清信仰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必要。简单地讲,民主与独裁的对立,不是小孩过家家,是针锋相对的斗争。几千年来,独裁制度在中国有很多忠诚的追随者。古代有商鞅这样的大思想家,有荆轲以死报主,有诸葛亮鞠躬尽粹。近现代有方志敏、雷锋、邱少云、胡锡进、周小平,等等。有这么多人坚定地维护独裁,独裁制度才在中国长久存在。民主要战胜独裁,也必须有一大批坚信民主制度的人。而现代民主制度的信仰基础就是基督教。

主流中国人信奉功利主义,把个人的私利和享乐看得高过真理与正义,也高过自己的人格自主与尊严。即使在六四运动中的民主派一边,精英团体和学生积极分子中就包括了金庸、范曾、孔庆东等毫无独立人格的人。六四运动失败的深层原因就是,虽然当时支持民主的人数不少,但民主派内心软弱。真到与独裁势力对抗时,带头人不够坚定,其中很多人为私利向权力卑躬屈膝。群众的思想更混乱和矛盾,有北京屠杀后的勇敢,但也有事后的软弱。比如在“人人过关”中,大学生们更担心自己以后在体制内的发展等,于是迅速服软,违心反悔。中国人早已习惯了信奉功利主义和做权力的奴才,而且经常不自知,觉得崇尚功利是理所当然。如果国人的主流继续信奉功利主义,就可能不会有下一次民主运动了。即使有,结果也会和六四类似,迅速以失败告终。中国人信仰的重建,是中国民主化的基础,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六四运动之后的三十年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继续憧憬、向往中国的民主化。他们思考、讨论,并以各种方式为这个目标而努力。我支持和敬佩他们,但是觉得目前绝大多数民主派人士,思想局限于政治问题,比如热衷于国内政治内幕,讨论哪些实权人物是改革派,哪些是保守派,寄希望于保守派让位,改革派强人上台,修改宪法,开放党禁、报禁,开始一人一票民主选举,获得西方民主国家的帮助,等等。关于更深层、更重要的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他们几乎不思考,甚至禁止其他人讨论。民主派排斥、敌视基督教,是自伤其根,是非常无知和短视的行为。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局,就是保守派愿意让权,改革派政治强人上台的情况。当时的社会上层都支持民主化,宪法里有了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开放了党禁与报禁,西方国家也大都支持新诞生的北洋政府。今天的民主人士梦想的各种政治和法律条件,当时都有了。但是北洋政府建立后,政不通、人不和。因为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还是抱有根深蒂固的臣民思想,不理解公民权利与义务。虽然国家没有皇帝了,他们内心还是渴求皇帝。这样的老百姓实践民主制度,民主当然就脆弱。各种野心家、阴谋家恣意横行,而很少有人坚定、强硬地捍卫民主共和制度。于是,新生的北洋民主共和体制就不断被蚕食,最后瓦解。

一百多年前,民主共和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但不久后就失败了。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习惯了做臣民,习惯了皇帝做最重要的决定,而自己袖手旁观。但是民主制度要求公民自己做最重要的决定,也就要求公民自己探究世上最重要的道理,找到自己做决定的最高原则。这样的道理和原则就是与民主匹配的信仰。北洋时期的中国老百姓没有那样的信仰,而今天的中国人可能比那时的人更功利,更具奴才心理,更没有那样的信仰。人民没有高尚信仰,是中国民主化道路上的根本障碍。如果中国人继续信奉功利思想,单单靠政治手段,那么无论谁上台,哪一派得势,宪法怎么修改等,民主制度都很难在中国建立起来。即使建立了,也会像北洋政府那样不能长久。

二零一九年五月 于美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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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疗
2019-05-05 19:10:59

steveshaw63


美国的医疗系统与中国的医疗系统有很大的不同,其不同主要体现在医生与医院的关系上、病人就诊途经与住院病人出院后的随诊、以及医疗费用的支付上等等。

我在美国的一个市立医院做的实习及住院医生培训的,其间曾在陆军总院(Walter-Reed)转神经内科、在海军总院(Naval Hospital)转内分泌科、在洛杉矶的退伍军人医院(VAMC,West Los Angeles) 转心内科。毕业后先去UCSF-Fresno心内科教了一年学, 再去Bakersfield 做了四年心内科专科门诊,最后到洛杉矶作住院部医生(hospitalist)。美国医疗的各种不同系统除了Kaiser几乎都做遍了。谈谈想法,希望能帮助国内同行了解一下美国的医疗系统。

我在美国没上过医学院,我就直接从医学院毕业后的医生资格考试开始。所有医学院的毕业生,无论是美国医学院的毕业生还是美国之外的医学院的毕业生都要先通过医生资格考试之后才有资格去实习。考试的名称是美国医学执照考试(USMLE),USMLE考试分三大部份。第一部份是基础医学理论,科目包括生理、生化、解剖、微生物、药理及行为医学;第二部份是考试临床知识,包括内、外、妇、儿、预防医学及精神病学,主要倾向于理论;第三部份也是临床考试,但倾向于技能考试,也就是医学理论在临床上的应用。国内医学院本科毕业生基本上都有资格参加这个考试。考过了USMLE第一部份及第二部份后就可以实习与做住院医生了。现在在实习前又增加了口语考试,我那时还没要求口试。实习完一年才有资格考第三部份,通过了第三部份考试才能申请行医执照行医。

要找实习单位要先加入全国统一的matching program,在全美国有培训实习医生资格的教学医院去申请实习机会。当年我刚来美国无知,很信任的一个朋友我说我分数高、资历好不需要加入matching program,不参加matching program找单位也不会有问题的。我信了,因为这样可以省下五百美金的报名费。后来发现上当了,不参加match人家第一轮录取根本不考虑你,只有少数医院会給prematch,也就是在医院上报名额时少报一个名额留给你,我那年就是prematch 进去的,但进不了自己想去的医院。好的医院不给prematch。教训是不能道听途说,要自已做好功课,特别是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

实习与做住院医的年限对面不同专业的要求也不一样。内科是实习一年、住院医生培训两年,如果要做专科再增加相应的年限,如非介入心内科再加三年,电生理要加四年,介入心内科在非介入的三年上再加一到两年(不同医院要求不同)等等。

实习与做住院医时工作量是很大,工资又低。九四年实习医生工资也就三万,经常是连续工作三十六小时。在培训期间在治疗病人上主治医生有绝对的权威。我原来很不理解主治医跟我说如果他错了也要照他的医嘱办,后来我自己当主治医的带学生才了解到其中的原因:实习医生与住院医生没有执照的,用的是主治医生的执照,法律上主治医生要负全责。万一那个实习医生或住院医生自以为是而且出了问题,这个主治医生的执照就可能出问题或被拉入医疗官司之中。医生执照在美国是一个医生的生命,执照没有了工作就沒了,工作没有了有可能家庭就破裂了。实习期的关键是挺过去,咬着牙、流着泪地挺。

做完住院医之后考board,考BOARD对行医不是必须的,但好多机构特别是教学单位要求board,考过board容易找到工作、也更容易得到病人的信任。每十年需要再考一次以得到board的认可。

完成了上述的考试与培训之后才成为一位真正的医生,有资格行医了。行医之前要申请你工作所在州的行医执照。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医学委员会发放在本州的行医的执照并监督在本州行医的医生。本州执照只能在本州行医,但你可以申请多个州的执照,没有限制。申请执照不需考试,执照有效期为两年,延执照要求两年内你有超过五十小时业务学习或培训证明,如开学术会等。每个医院每周都有两到三次学术讲座,每次算一个小时,多是在中午吃饭的时间,边吃饭边听讲座。医院的饭对医生是免费的。

做完住院医生你就是成人了,与国内有上级医生不一样,主治医生是独立的,所有主治医生都是平级的,没有什么主任医师或教授医师,业务上你只对你自己(执照)及你的病人负责。



美国的医疗体系在不断地变化着,变的原因是花费太高,变化的趋势是医生的利益不断地被挤压。本来医生给病人看病,病人自己钱包里出钱或保险公司出钱。医生的名望使得那时医生要多少他们就付多少,那真是医生的天堂,每天看几个病人就够了。到了六十年代肯尼迪搞了个MediCare计划, 就是联邦政府为六十五岁以上老年人付大部分医疗费用的医疗福利。医生们看出了它对医生利益的危害,一开始医生都抵制它、不愿看mediCare的病人。问题是有些贪利的医生为了可以看更多的病人就加入了这个计划,再后来不加入就不能生存了,因六十五岁以上的人都是mediCare。MediCare的关键是医疗服务的定价权被政府掌控了,通过MediCare计划政府可以规定每个医疗项目的价格,而且这个价格是在每年都向下调整的。有了MediCare的定价,其它私人保险公司都按MediCare的定价来定价,医生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MediCare计划的钱是由每个有一定收入的人以MediCare形式交的税,我们的工资单上有这么一项,会自动从工资里扣除,由联邦政府收受与管理。对收入低到某个程度的人,州政府还有一个叫MediCaid计划,对交不起医疗费用的穷人州政府帮助去交。

MediCare之后出了个HMO, HMO公司就是介于保险公司及政府MediCare/MediCaid与医生及医疗单位之间的中间商。中间商是要赚钱的,那来的钱?当然是克扣医生与医疗机构的钱啦!大家开始也是抵制,但结果跟mediCare一样,你不收HMO病人你就没法生存了。美国是商业国家,钱是老大。医疗系统的钱主要是被保险公司、药品公司及医疗设备公司瓜分了。医生是弱势群体,而且美国法律规定医生不能有工会、不能罢工,也就是说医生是一个失声的群体。

HMO公司是套在医疗服务行业头上的另一个枷锁:他们通过追求效率、减少昂贵检查与治疗、减少对医生与医疗服务业的费用支付等来谋利。HMO公司与医生及医院签合同,如给某个医生500个HMO公司从私人保险公司、MediCare或MediCaid争取来的人群,HMO公司会每个月每个人给这位医生30元,这位医生至少每三个月要看他们一次,若有急需需要看某个病人N多次也不额外加钱。这五百个病人就包给这位医生了,他的病人病重需要住院治疗的费用不包括在内。另外,HMO公司还会与外科医生及医院谈判定价所有手术的价格,这个价格一定会低于保险公司与MediCare/MediCaid本来直接付给医生或医院的钱,否则HMO公司就赚不到钱了。

HMO还会要求医生在给病人做一些检查或治疗之前先向它申请,它有权否定医生的申请,如核磁共振或安装心内除颤器等。这样,医生就丧失了对病人治疗的部分自主权,病人也不能想做什么检查就做什么检查或想做什么治疗就做什么治疗。

HMO的利润空间不大,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HMO公司过几年就破产了。HMO从保险公司及政府每个病人或成员(member)每个月拿400到八百左右,年轻的被称为commercial,每个人每月四、五百,老年人被称为senior每个月每个成员八百或更多。对老年人有个根据病史的打分系统,如肾衰2.5,心衰2,等等,有的病人有多种疾病叠加起来分数就高,政府与保险公司每月给HMO的钱就相应地增加。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老年人患的病都是长长的一大串,用很多的药,如几乎每个老年人都有舒張性心力衰竭。舒張性心力衰竭的定义早就该改了,但医学界没这个动力:收缩性与舒張性心衰的打分是一样的,而超过90%的超声诊断的舒張性心功能不全是无症状的,也不需要治疗。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医疗上化费最大的是住院治疗。一般医院普通床位费就是三至五千,监护室八千至一万,象UCLA这样的教学医院收费会加倍。HMO通过限制病人只能去与它有很好合同的医院或雇佣自己的医生来治疗他们公司的病人来降低费用。我现在就是一个HMO公司雇佣的hospitalist。现在美国病人平均住院6.5天左右,我的病人平均住院2.3天,算一下,每个病人节省约两万,五百个病人就是一千万。

住院分为住院观察与住院两种,住院少于48小时的基本上都能定义为住院观察,住院观察是按小时收费的,约六十元一小时,便宜很多。我的病人70%住院少于两天。这是HMO公司克扣医院费用的方法。

HMO拿得这点钱要付职工工资与福利丶医生诊治费用、医院住院费、家庭护理费、有些器械费、有些药物费等等,确实是满紧巴的,要精打细算才能生存。

那为什么保险公司与政府会热衷于HMO呢?因为脏活重活都是HMO公司来做,挨骂的也是由HMO来承受。保险公司拿了一半的钱,任何与医疗有关的事都不用做,而且还掌控着绝对的定价权。

分析美国医疗系统的时候要抓住一条主线:就是钱的来笼去脉。钱是被保险公司及政府(Medicare,mediCaid, 等等)控制着,将少部分钱分给HMO公司或直接给医生、医院、药店或及其它医疗服务单位如家庭护理、hospice等等。

病人可选择入或不入HMO。入的好处是药物不用付钱(非HMO有些药物要付部分), 门诊与住院也不用付费,也就是一句话:省钱。不利的是不能想看那位医生就去看那位,不能想做什么检查就做什么检查,住院也只能住HMO公司指定的医院。我发现现在HMO选定的医生都是最好的医生,因为这样才能做到早诊断丶早治疗、少复发,这样HMO公司才能省钱。我建议我的朋友选HMO, 因外面的医生可能会在诊费的驱使下进行一些不必要的检查与治疗,时间安排上也没有紧迫感。

美国的医疗系统基本上可分为四类:一类是从保险公司与政府到HMO公司再到医生、医院及其它医疗服务机构;另一类是保险公司与政府直接到医生、医院及其它医疗服务机构;第三类是以Kaiser为代表的集保险医疗为一体的机构;最后一类是政府医院或一些大学的教学医院,其与国内系统很相似,是封闭式的。kaiser是集保险公司、医院、药房、医生及诊所为一体的机构,政府的部队医院是国家拨款、集所有医疗各个环节为一体的。

美国医疗费用高昂,但钱主要进了药物公司及保险公司的而不是到了一线服务人员与机构的口袋。药物公司可以随意定价一个药品的价格,保险公司可以随意增加保险费。他们还可以影响国家立法,如许多预防免疫注射是无效的或不需要的,但你不打就不能上学或不能上岗,不买保险会被罚款。一线领域也有改善的余地,如住院病人没必要每天化验,大部份核磁共振检查是没有必要的等等。

现在再谈谈美国医生与医院的关系。在美国,医药是分家的,医生与医院也是分家的,这样会避免经济利益驱使的一些浪费。法律规定医院不能雇佣医生,也就是说医院不能直接付钱给一线治疗的医生,但做行政管理是可以的。如一个阑尾炎病人进了医院,急诊室大夫先看病人,然后内科大夫或hospitalist将病人收入院,通知外科大夫看病人及联系手术室手术,然后手术室安排值班麻醉医师看病人,然后手术,再回病房由内科与外科大夫每天查房直至出院。经济上,急诊室大夫、内科大夫丶外科医生及麻醉科医生都分别将自已的帳单送到保险公司或HMO或mediCare去收取他们各自的费用,医院要单独将医院的帐单送去保险公司收费。医院希望到他们医院的医生越多越好,这样有诊所的医生可以将他自己的病人带到医院来。一个大夫想去某家医院看病人只要申请就可以了,医院会审查你的医生资格及有效执照,你有医生资格又有有效的本州行医执照就可以了。一般医生会有附近几家医院的医生资格(privillege)。

kaiser的医生与医院属于kaiser总公司属下的两个不同分公司,虽然医生与医院同属于Kaiser大公司但分属两个不同的分公司,名义上医生与医院是两个不同的公司。这样不过是为逃避法律的一种掩耳盗铃的手段而已。

美国医院向保险公司或HMO的收费标准有两种形式:DRG与per diem。

DRG就是打包收费:意思是病人住院就包给医院了,住三天是给这么多钱,住十天也是这么多銭。住的时间短医院就赚了,住的时间長医院就赔了。DRG促使医院会将医院的住院病人包给一个hospitalist公司,这样医院就可以要求这个公司根据医院的经济利益来调整病人住院的天数。医院不能雇佣医生,这是为什么医院外包给独立的雇佣医生的公司。这个公司除了向保险公司收费外,医院也会给些补贴。hospitalist现在在美国是一个需求量很大而且增長很快的专业。

Per dim 比较简单,住一天就按标准收一天的钱。

医院会跟不同的保险公司去定合同,与不同公司的合同及收费标准都是不同的,对同一家保险公司不同医院的合同及收费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美国病人怎么看病呢?我这儿说一下典型的情况,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如此这般。

1. 查体、慢性病复查、打预防针、非急症情况下是预约自己的家庭医生去医生诊所;

2. 一些简单的急性病等不及预约家庭医生的如感冒、尿路感染、小外伤需伤口处理等可去24小时营业的急症门诊(urgent care)。急症门诊与医院急诊室相比有等候时间短、没有copay等方便之处,有时病人的家庭医生休假或联系不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而你又急需看医生如药吃光了等情况也可以去急症门诊;

3. 医院急诊室



那么病人怎么去医院急诊室呢?

1. 如果你叫了救护车,去那家医院就不是你的选择了,救护车会拉你到附近的医院;

2. 自己或亲朋好友送你去急诊室:如果你的保险公司有规定只能去某些特定医院的话,你最好就去那几家医院,否则你的保险公司会将你从目前的医院转到合同医院,这样就会延误检查与治疗。如果你的保险可以去任何一家医院,我建议常见病去附近的社区医院,复杂的、特殊的情况如胰腺癌手术、器官移植等去大的教学医院。小病常见病去大的教学医院基本上是住院医生给你看,还不如去社区医院。美国的社区医院设备很齐全、技术也很全面。



美国住院病人的处理流程:

住院的目的是明确诊断、稳定病情及制定治疗计划,完成这三大目的病人就可以出院了。出院的病人可以去:

1. Skilled nursing facility包括subacute facility: 病情刚稳定怕反复的、需要每日复健的、复杂伤口需要伤口护理的等等。为了省钱,有人说医院诊断、SNF治疗的。SNF是私营的,便宜,每天床位费仅400左右,约为医院费的十分之一,需求量很大而且需求还在增加;

2. 回家但提供家庭医疗护理(Home health )。家庭医疗护理基本都是护士建立的公司。他们提供家庭复健(最多每周四次)、伤口护理、静脉注射药物(多是抗菌素)等等。这个生意曾经是很好的,但因门槛低、竞争强、保险公司付的费用又很低,目前是很难做的了。

3. 出院回家治疗并随诊自己的家庭医生及相关的专科医生


笑薇. 发表评论于 2019-05-05 21:40:34
Kaiser 的运营方式很有conflict of interest in之嫌。保险又是治疗机构,就可以最低的治疗节省保险pay的费用。无法保障病人的利益。
thequeens 发表评论于 2019-05-05 21:16:26
谢谢分享。
anna8899 发表评论于 2019-05-05 21:14:35
谢谢分享! 来美国这么多年,第一次这么完整地了解了美国的医生医院的运行
白丫:有关大麻、大麻素和大麻制品在加拿大的合法化
发表于 2019 年 04 月 30 日 由 舟巷

六个月前,2018.10.17, 大麻在加拿大全面合法化了。加拿大是一个只有三千多万人口的小国,让世人了解最多的,除了冰球,冰酒和枫叶糖浆,就是大麻合法化了。我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觉得应该记下点儿什么,于是就写了这个随笔。

大麻是桑科 (Cannabaceae) 大麻属植物 (学名:Cannabis sativa L.),一年生草本,雌雄异株。 大麻原产亚洲,现在世界各国均有野生或栽培。 人类利用大麻已经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 – 大麻的茎皮纤维可以用来纺线,织布,制绳索,编渔网和造纸,种子可以用来榨油,油渣作饲料。大麻在医药上已经应用了数千年,果实,花和树脂都有药用价值。用来生产纤维和食品的大麻称为工业大麻 (Hemp)。 加拿大2018.10.17 开放的是 “成年人娱乐用大麻”,不牵涉工业大麻,而药用大麻早在 2001 年在加拿大就已经被开禁。

药用大麻

大麻的主要药用成分是大麻素 (Cannabinoids, 也称大麻酚) 以及其类似成分,在未受精的雌花中含量最高。目前已经鉴定的大麻素就有上百种,其中以△9-四氢大麻酚 (△9-tetrahydrocannabinol,以下简称THC) 为主。THC 会令人产生欣快感 (euphoria, 俗称 “high”),被认为是一种成瘾药。二十世纪初美国和加拿大开始禁止鸦片类毒品。大麻是一种具有成瘾性的物质,三十年代中期也被正式列为 “被控制物质” (Narcotic 或 Controlled Substances)。在这以前,一些大药厂或它们的前身,例如Lilly, BMS, Pfizer 等等,都有生产和销售大麻提取物 (Cannabis Tinctures),美国药典 1854 年就把大麻列入药品。 大麻制品被禁后,不少医生联名写了抗议书,但是多年以来政治势力一直占着上风。美国不仅本国禁用大麻,还给世界其他国家和联合国施加压力,把大麻和大麻素列为禁物。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酒精饮料也是禁品,1933年才解禁。

1964年,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Hebrew University) 的Raphael Mechoulam首次人工合成了THC。这位杰出的以色列学者的故事,2015年被拍成了一个纪录片 (附件 1)。六十年代以后,Mechoulam与同行和合作者不断深入研究,陆续得到了更多更广泛的有关大麻素以及药效的实验结果。这个一小时长的纪录片是大麻和大麻素研究领域的历史记录,也很有趣,值得一看。

药用大麻 2001年开始在加拿大合法。为了帮助医生了解大麻和大麻素的特征和用法,加拿大健康部编辑了一份给医药专业人士参考用的 “大麻和大麻酚信息” (Information for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 Cannabis and the Cannabinoids,附件2)。这是按照美国药监局 “药品处方信息” 的格式和要求整理出来的一份相当完整的综述性文件,2018 年的版本有266 页,包括化学结构,作用机理,毒理,药代动力学,临床试验结果等等,引用了1,661篇参考文献,被专业人士称为 “大麻和大麻素的圣经”。

简单总结一下:THC 和人体的大麻素受体结合, 能引起一连串的生理反应 —— 欣快感觉,止痛作用,增强食欲,等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人们发现了 “内源性的大麻素类系统” (Endocannabinoid System, ECS)。 也就是说,人体是会自己产生 “内源大麻素”的,例如 Anandamide,它们的功能机理也是通过与大麻素受体结合。内源大麻素,大麻素受体,以及参与它们的合成与降解的酶, 构成人体内的 ECS,这个系统的平衡影响着人的生理和健康状况。缺乏大麻素,受体过剩,人们会感到抑郁,焦虑甚至偏头痛。补充了大麻素,症状会得到缓解。 其实,美国 FDA 早在 1985 年就批准了成分是THC 的处方药 Marinol,适应症是艾滋病和癌症病人中的厌食症和消瘦,“附件 3” 是 Marinol的药品处方信息。除了和大麻素受体结合,人们对再深一步的 THC作用机理还不完全了解 —— 是因为欣快感而不那么厌食,对疼痛没那么在意了,还是牵涉到其他的机理? 有趣的是,Marinol的处方信息中,把欣快感列为主要副作用之一。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体育锻炼和社会活动能够增加人体的内源大麻素,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 跑步后带来的欣快感觉 (“Runner’s High”), 和使用 THC 或抽大麻的效果类似。

药用大麻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大麻素是大麻二酚 “Cannabidiol”,简称CBD。CBD和 THC 结构非常相似,但是不会像 THC 那样引起欣快感或成瘾,没有“精神活性”。GW Pharmaceuticals 开发的大麻二酚,”Epidiolex”, 2018 年已经取得 FDA 的批文,用于抗癫痫。 CBD 的临床经验不如 THC那么多那么久远,作用机制还不明了 – 它并不与任何已知的大麻素受体结合。CBD的给药量也大,每人每天需要几百毫克甚至一克以上,更接近保健品的用药量。

非药用大麻 —— 使用大麻以及和法化的利弊

其实,药用和非药用是一个相当人为的分类,也没有明显的分界线。 抗癫痫是明显的药用,但是,使用酒精或大麻来改善心情,减轻痛苦感觉和提高生活质量,是药用还是娱乐呢? 大麻合法后, 加拿大把大麻的使用分成两类,一类是药用,需要医生批文。 第二类是非药用,也称为娱乐 (Recreational) 或成年人用 (Adult use) 大麻,和酒精饮料一样,成年人出示证件就能买。成年人的标准各个省不同,18 – 21 岁不等。 附件 4-5, 是加拿大有关大麻的法规。

加拿大并不是大麻全面合法的唯一国家。 荷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大麻就 “不非法” (Decriminalized),乌拉圭于2017年成为 世界上第一个大麻全面合法的国家。美国的大麻法规各个州不同, 加州在 1996 年成为第一个药用大麻合法的州,以后很多州步其后尘,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的几个州还在禁止药用大麻。 2012年科罗拉多州首先全面开禁大麻,现在美国已经有十几个州大麻全面合法。在欧洲澳洲,药用大麻在快速地解禁,有些国家,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对非药用大麻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使用大麻有利有弊,就像大多数的药品有副作用一样。大麻,准确地说是 THC, 最大的风险就是是对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再一个是成瘾性,而未成年的大脑对大麻更加敏感,也更容易成瘾。 一般来说,人到中年 40岁以后开始用大麻,基本不会成瘾。 是否成瘾也和人种和基因有一定相关。 如下图所示,用大麻的人群中,有9% 会成瘾,和咖啡因相近,比酒精成瘾度低。 下面的右图来自于英国医科杂志《柳叶刀》(Lancet),显示各种成瘾物质的成瘾度和有害程度。 相对来说, 大麻是比较安全的,至今还没有过量致死的例子。

使用大麻的最大好处是欣快感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机体和心理状况的改善,包括疼痛,睡眠,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等。 有些长期大量用大麻的瘾君子还坚信,大麻提高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客观的证明。药用大麻的大量研究结果,建立了大麻素缺陷和多种亚健康甚至病症的关系,但是,在健康人群中,用体育锻炼和社会活动去改善 ECS 的平衡,也许比使用大麻更有益?

有一点可以肯定,长期多代使用大麻素对人体人脑的影响,还有待更多的研究。 过去的近百年,由于大麻是禁品,它的理论和临床研究都很受限制。 随着大麻的开放,大数据和实验数据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有关信息。

关于合法化, 人们在药用大麻方面是很有共识的。北美和欧洲的民众中,绝大多数人都支持不同程度的药用大麻合法化。 非药用的大麻,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也有半数以上的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合法化。 道理也明显:加拿大在大麻合法以前就有百分之十几的人使用大麻 – 禁令无效,而且产品安全和质量没有标准。合法以后,政府加强管制和教育,希望能更好地限制青少年用大麻。 而大麻合法这件事本身,也许反而会使青少年觉得大麻没那么酷了,自然减少吸引力。

总的来说,大麻合法六个月以来,虽然成了媒体报道的热点,民众生活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同。温哥华的 “4.20”,即每年四月二十日以大麻为主题的聚会,过去的理由是抗议大麻的非法化。 今年的 4.20没有抗议的目标了,近十万人还是去了落日海滩扎堆儿,唱歌跳舞抽大麻,下午四点二十分大家同声欢呼。 合法化以前,生产和销售大麻制品需要得到健康部的许可。合法化以后也是如此,只是增加了个人种自用大麻的自由,每个人限种四棵。加拿大健康部在密切监视并且公布药用和非药用大麻生产商每个月的生产、销售和库存数据 (附件 6),迄今还没有出现不良意外。估计合法的大麻制品在加拿大已经占有30%的市场,也就是说黑市还在提供70%的产品。随着合法工业的成熟,合法的大麻制品占市场的比例应该会不断提高。

附件
1. Documentary: The Scientistwww.youtube.com/watch?v=csbJnBKqwIw
2. Information for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 Cannabis and the Cannabinoidswww.canada.ca/content/dam/hc-sc/documents/services/drugs-medication/cannabis/information-medical-practitioners/information-health-care-professionals-cannabis-cannabinoids-eng.pdf
3. THC (Marinol) 药品处方信息https://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label/2017/018651s029lbl.pdf
4. Cannabis Actlaws-lois.justice.gc.ca/PDF/C-24.5.pdf
5. Cannabis Regulationslaws-lois.justice.gc.ca/PDF/SOR-2018-144.pdf
6. 大麻制品供求数据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drugs-medication/cannabis/licensed-producers/market-data/supply-demand.html

2019.4.24
一九八九——我的父亲母亲



张健



六四英烈,饮弹高歌,求仁得仁行不行。

自由中国,生死与共,一生爱你够不够。



六四二十七周年,又到了。当年十八岁的我过几年就要人到半百。前几天无意中联系上盘古乐队的小段,六四二十周时候,他们盘古乐队流亡瑞典,我作词他们作曲制作了天安门兄弟这首歌曲。他说后来经常往返泰国和台湾,自己的父母都八十多了,漂泊的生涯实在难受,所以他就决定试试在泰国签证。他有瑞典国籍护照,泰国旅行社很快就搞到中国大使馆的签证。于是小段买张机票就回中国。下飞机就被一群国安候着,关了九天。小段倒也痛快。问什么招了什么,反正做的事情都在网络上。当然也把我召了。据他说,我党认为他比我反动。小段对他们说反正搞音乐的,没有什么政治头脑。你们要是抓他坐牢,他就有名气,反动到底。如果要是放了他,他拿着瑞典的国籍也不会再给党国添乱。于是九天之后就放了,现在娶了老婆玩着音乐在中国比较艰难奋斗,但是凑活活着。

流亡者莫大的痛苦就是有国无回,有家难归。柴玲说过她过去的岁月失去两个最心爱的人,其中一个就是自己的母亲。她在流亡,无法看见母亲最后一面。熊焱也是,流亡成美国随军牧师,自己的母亲重病在床,眼睁睁的看着离世,无法守一个儿子应该尽孝的床前济。所谓孝道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明济暗济床前济都难以做到。如同苏晓康先生推着他瘫痪的妻子过着流亡的生活,对我说求仁得仁。

六四被残酷血腥的镇压之后,虽然少有直接抓捕家属,但是每一个遇难者家属,流亡者的家属,残疾者的家属,做监者的家属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煎熬。

六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开始并不知道我参加了这场运动。我的爷爷是前门茶叶店掌柜的,我的妈妈家是通州千亩地金大地主。经历无数运动之后,我母亲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家还有人会卷进政治运动。

记得那是在天安门纠察队指挥部,一个同学告诉我说。你家亲戚来找我。我向前一看,是我父亲。他什么也没有说,放下了一个大食品袋。说这是我们花市二条韩师傅送给我的包子和牛肉。当然,这点东西很快就被纠察队员们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囫囵吞了。再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同仁医院。我家旁边。父亲看了看我伤情,告诉我骨牵引长活动这条腿,不然会肌肉萎缩,就走了。

父亲最初当兵在北京军区,之后调到成都军区。小的时候,他经常给我讲很多对印反击战的英雄故事,什么肠子打出来还战斗,男子汉站着要像一根柱子,躺着像一根梁。我就是站着进了天安门广场,躺着出来的。也许他没有什么说的。我和父亲有很多接近的性格。父亲在罗瑞卿大比武的时候,在军事专业是成都军区第一名。但是后来政治挂帅,学毛选,就不够积极。毛选背的快,之后就去骑兵营练马。

母亲后来告诉我,六四凌晨,父亲冒着枪林弹雨找我回家。一路上摸爬闪躲,接近天安门的时候,已经戒严了。戒严部队已经合围了天安门广场,父亲看见里面火光冲天,蹲在树下哭了。他以为我已经死了。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中枪,被抢下来,在同仁医院急救大厅里面。许多北京市民父亲找儿子,儿子回来,父亲被打死了。

母亲在医院照顾我几天,但是同仁医院不要陪护。同仁医院骨科的医生和护士保护和掩护了很久,在接近二十天的时候,我被举报。公安在戒严部队的指挥下,卸下我的骨牵引,揣着活动车审问我、最后还是把我留在了同仁医院治疗继续治疗。

在同仁医院九十天。我的右腿肌肉萎缩脱皮,最后比胳膊还细。母亲雇了一辆车,在同仁医院住院处结账。好像是上万元人民币。在1989年这是天文数字。1989年受伤的学生,都是各个学校出钱缴纳医疗费。前提是误伤。不是误伤的就要交出检查认错书。有的误伤的学生也要写认错书。我们家里没有那么多钱,我的外婆家把卖猪的钱都凑上了五千人民币。我母亲把钱交给住院处,说,我们目前只有这些,今后的我们慢慢还。同仁医院住院处的医生说,我们打折够了。我们不收这钱,就要被说成支持暴乱。还劝慰我妈妈,五千块钱买了一个大儿子。

我右大腿三分之一处中了一枪,打碎了肱骨干、我的左右小腿和膝盖,有跳弹的皮外伤。共产党的戒严部队拿枪打了我,我这个从燃烧装甲车里面救出小兵的六四学生,我们花钱付人民子弟兵子弹的费用。林昭一颗子弹几块钱。我这颗子弹比林昭的贵。而且折磨我十九年,2008年11月22日我在法国巴黎取出了子弹。我们家里不欠共产党一分钱。现在我和母亲家人都是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都快乐的生活。我们没有任何的仇恨。也没有什么敌人。甚至学会向我们开枪的人祷告。也可以超越自身的境遇看待中国的未来。

但是我知道有那么一股力量总是冒天下之大不违,与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真理良知,甚至与神为敌。

我在巴黎一口气流亡了十六年,就是去年的时候才和我的母亲见面。之前准备工作浪费很多周折,准备很多文件,去政府约会,国内的兄弟还要帮着开很多证明,最主要证明就是我的母亲是我的母亲。还有中智签证那些中国人,处处刁难。一个邀请信法文,还要中文。还要邮寄反复。

为什么我和母亲迟到那么多年见面,一个是我的外婆想念我一直瘫痪,是我母亲伺候她,一直到前年回天家。

我约好了朋友开车去机场接母亲。可是堵车加算错时间,我们去迟到了。在戴高乐机场出口,等了许多中国乘客过去,也没有看见母亲。周围是人头攒动,这下我可抓瞎了。这时候,我突然听见张--健--张--健喊我声音,尽管很微弱。但是我太熟悉这声音了。从小喊我回家吃饭就是这声音。我一下就看见母亲。在一个乘客帮助下站在咨询台。

可是我突然发现妈妈的一条腿拖着走。我问为什么。母亲说,三年前就被栓住了。但是感谢主,经过祷告和中医针灸,奇迹恢复。可以慢慢走。七十多的母亲这是自己第一次做飞机,自己一个人,本来大弟弟跟着来,可是大弟弟媳妇要生孩子。其他兄弟姊妹都抽不出时间。妈妈祷告之后,说,主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走。就飞来了。

我打开重重的皮箱,竟然是四大条邻家黑蛋做的香河豆腐丝,还有几瓶北京二窝头。母亲拖着这样的有病的身体,为我拉着如此重的食物。我只有眼泪。

回到家里,我跪在母亲面前。说妈妈。对不起。我实在是不孝。母亲说不要哭。这都是主的安排。不经历这些的风雨,我们怎么认识主耶稣呢。基督徒,地上不见天上见、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我请了假,租了一个轮椅,每天推着母亲,走遍巴黎所有的景点和大街小巷。我感受孝道是推着轮椅推出来的。母亲说,你十五年都没有尽孝,那就推一个月吧。因为我推着我的母亲。几乎所有的巴黎景点都对我母亲免费的。到处都是伸出的手帮助上下地铁。母亲说这个国家人们素质多高啊。多么尊重老人。我没有为法国做任何贡献。他们也给我免费。还开特别通道。就是我因着推着母亲,也免了门票。

一个月的时间眨眼就要过去。我家一个房间窗子可以看见远处的机场。我睡在妈妈的身边,妈妈最后那几天每天都数着遥远天空,戴高乐机场起落飞机。她知道要走了,不放心我一个人。

母亲临走的时候,他把我的衣服全部叠整齐。我送她到机场。这次我专门安排了机场的残疾人接送服务。当机场工作人员,推着母亲进入闸门。那个入口,我是不可以在进去,我看着远处母亲在抹着眼泪。闸口的工作人员安慰她。

无论我在柬埔寨,在台湾,在越南,在巴黎,在德国,我们看见许多飞机飞往中国,但是没有一个座位我们流亡者可以坐下的。

母亲这次是飞到香港,从香港再回到北京。这是法航的飞机。上飞机前,我给母亲写了一个法语的便条。我不吃法国的面包,牛肉和酸奶。我需要两个毛毯等等。母亲后来告诉我,一上飞机,一个穿着西服中国小伙子就一直在飞机上帮忙,给我母亲拿这个要那个。母亲以为他是法航的空少。后来离开香港时候,做南航的飞机在舱门口,我母亲一眼就看出了他。一个穿着一身警察服装的警察。他对母亲点点头。母亲说,原来是特务啊。我对母亲说,那也感谢习主席党和人民政府。帮助我照顾你旅程。

在香港是港之联接待母亲。港支联的冯大姐专门照顾她。母亲见到了占中三子的朱耀明牧师,他也是我要回家的负责人。还有香港电视台铿锵集的那些导演和摄影师。六四二十周年春节他们去我家采访,冒充是我的好朋友来玩,我母亲不知道他们记者,每天好吃好喝。住在家里,最后他们拍摄了六四二十周铿锵集的一部分。母亲高兴见到和朱牧师夫妇,一起为香港,为中国祷告。冯大姐推着母亲去六四博物馆参观。港支联的主席和工作人员在那里。还有我苹果日报的朋友们。母亲不愿意接受采访。她认真的看那些图片。冯大姐告诉我,母亲从头看到尾,从头哭到尾。之后就一口饭也不吃了。母亲说没有想到。学生们,北京老百姓,支持六四的国家领导,最后死的,伤的,关的,是如此的惨烈.

母亲和香港的支联会的朋友洒泪而别,她说,你看看我们家里和这些香港人,非亲非故。六四也是中国北京大陆的事情,她们怎么对我们我们那么好。非亲非故。那么关心。这些人都是多好的人啊。好人支持都是好事。

现在母亲似乎乐观很多,她说比起那些1989死难的同胞,我们幸运的多。人生如果再有一次选择。我保证不做这些事情。我之所以坚持,就是我知道那么多的六四的兄弟姊妹,他们天人永诀。知道现在没有一个还给他们真相。所以我要为六四做这个见证。

这一次找到了当年我在北京同仁医院的出院证明,入院证明和诊断证明、我的子弹捐献给香港六四博物馆的时候,港支联专门写信给同仁医院,询问我的伤情当然他们没有给任何的回答。现在找到这些,放在这里。捐献给港支联。就是要说,面对历史我们诚实无悔。

我一般不愿意把家人和朋友放到这里,六四还有很多我不在这里说。我公布这些,是因为他们已经退休,已经很老了,有的医生和朋友已经故去。一个人的德行和品行不会是一天就高尚或者低贱。水是有原的,树是由根的,一切都有原因的。

母亲说现在的北京生活很好了,特别是北京通州,习近平亲自命令北京市政府搬到那里,在我老家旁边,我们家的那些房子值钱了。老百姓医疗等等,退休金都提高了。可是在巴黎陪我买一次药物。母亲说,这一分钱不花啊,就显示一下福利卡。这真是社会主义国家。

许多朋友请母亲吃饭。一次这里的牛鬼蛇神聚齐。盛排宴宴,我母亲观察一下,你们左后都整的一堆光棍啊。那天一堆民运人士都是老的少的都是单身汉。

我带母亲去了好几个教会聚会,做见证,学生们和教会弟兄姊妹很喜欢她见证。母亲说的很朴实。比如中国人向前没有路,向后没有路,最后没有办法,就一拍大腿,说老天爷怎么办啊。那老天爷过去我们搞错了,不是玉皇大帝。而是耶和华上帝,他的儿子就是耶稣。

有人问共产党员可不可以信耶稣,我母亲说信耶稣的共产党员是最好的共产党员。

母亲最常说的信耶稣要真信。真是信仰者一生追求的目标。

这就是我的一九八九,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

我在巴黎写了一个横幅,上面有我写的一排字,大家共勉。

六四英烈,饮弹高歌,求仁得仁行不行。

自由中国,生死与共,一生爱你够不够。

2016年05月31日
李英之:我在八九年(上)
作者: 李英之


作者按语
本文是我1998年前所写,大概写于97、98年间,其中所援引的日记等材料,是89年当时所写的。本文记录了我在“8964”的主要经历,所见所思。
89年时,我是在读的北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可算是最为积极参与“8964”的学生之一。本文中记述了我观察到的1989年4月初的北大校园动态以及之后我的主要经历,包括:多次游行的参加、学生绝食的激起和全程参与、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及其附近亲历“六四”事件,等等。我也是6月4日凌晨从被军队包围的纪念碑上最后撤下来的那批学生中的一个。文中还援引了我当时的许多日记和思考笔记。
本文自写就一直没有能发表,至今已20年了,迟迟未能发表一方面因为在国内本就不便。而今发表时,其本身已算是“历史文献”(历史资料)了,不能再做任何改动了。今年正值“8964”三十周年之际发表,恰是一个适时的纪念。而事发三十年后才得以发表这样的经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历史何以如此?!
而“8964”至今未能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被平反过来,这真是哀哉大悲之事!(当然在无数民众的心中早有了公正的评价)。但一方面又可以理解其艰难:因为现实的中国政治需要翻转,“8964”用血与火的代价证明了它需要翻转!
(李华民是李英之的本名,李英之这个笔名和网名是从1998年底才开始使用的,而特别是用于民权事业的。)。
李英之,2019年3月9—15日、4月12、15日
在中国历史上,一九八九年将作为重要的年头被载入史册。
这一年春夏之交,在北京、上海等中国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市民游行、示威,持续近两个月, 在北京等城市还出现了数千学生的绝食活动,长达六、七天。最终政府出动军队,以枪炮和装甲坦克车把学生和市民赶出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血腥地镇压了这场爱国的人民民主运动。
八九年往往成了这一中国事件的另一称谓。
其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身历了那场运动。下面就是我对那场运动的回忆,包括当时的日记。
“四月十五日
今天,胡耀邦死了。
下午从图书馆南天井走出来过三角地,那里已贴了许多挽联之类:‘耀邦千古……,耀邦去矣悲’。
我觉得没有什么:死则死矣,许多人都是一种从众心理。夜晚八时,再次从那里走过,人越来越多了,有外国记者拍照,有学生拿着录音机边跑边读,象柴庆丰事件时一样的举动,有的标语还讲‘耀邦死矣,我辈何为云云’,都是一种鼓动心理。六时出去,独自上自习,并不感到孤独。但听到有人放哀乐,楼下有几个人在鼓噪,是真悲哀吗?悲哀用另一种情绪表达了出来,它不再是哭,而是笑”
“四月十八日
  夜11时半独自出门往第一教学楼101室,近12时半归,走到近大讲堂处隐约听到许多人(成百上千)吵闹,一起呐喊的声音。我有点不相信:莫非又要冲出校门往天安门游行?听到有人喊:‘运动啦!’我再听,相信是真的。后面有两个人跑起来,我也就跑起来,心中暗想:当初听人说这回北大人非闹事不可,看来当真。快近三角地的时候,并无多少人,再往南走,人已很多, 一伙伙的,在通往餐厅的路上,站满了人,男女老少。大多数人是站着未动,有一队向南走动着,我也随人流向前走,在35楼停了下来,那儿聚了许多人,35楼楼门间有几个暗影在走动。停滞在这里的人在高喊:下来,别睡了!他们是叫女同学下来,一起游行,再往前走,往南,再往西,人流滚滚而动。我以为他们是要向西南小门冲出去上街游行,但人群的前头已转向,要穿过38和39 楼之间的通道。东南门前仅有几个人影在晃动,我在楼梯间站了一会,想着:去也不去?我见有人与我一样地站着,心中也定与我有同感。我出了楼道,见人流已从东向西来,与出楼道的人流汇合在一起,自西再向北走,在那个拐角的地方,我犹豫了一下,明天还有事:论文、英语。于是回去睡了,人们浩浩荡荡地向北进了,我进了宿舍,有鼾声在动,全都睡了,我脱衣上床,很清醒,但想睡去,于是着了。
  第二天早七点多醒来,装了书,背了书包就沿着昨天游行的路线走向三角地,学校里显得比平日里少些人。昨天晚上大概有三、四千人出来在校园里游行,终于没有出去,但几时散尽了呢? 许多人睡晚了,或许八、九点也不会起,逃课并不算什么。那人流中87级、88级居多,86很少,85也许全无。
早上在三角地走过看那些小字报,才明白为何日前中、晚上人那样多,除了毛笔写的大幅对联外,还有许多钢笔写的诗歌。这几日在这里走动的人,有许多是在抄录,这些文字都是好的, 见着北大人的才华。常听人说道:‘北大有的是人才呀!’,是没有赞叹口气的赞叹声,这样的时代人们已经不会真(或许是做作),在假中流出的才是真感情;这也算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或称为学潮文学,这次就叫作耀邦事件文抄,还有上次柴庆丰事件文抄……
  那先前的日子又在眼前了,转眼见庆丰离去已有半年多了,当再想起的时候,或许又一年过去了,日子无声地流走,感慨它是那么匆忙地遁逃了,上次我是局内人,而这次我是局外人,真是已有自顾不暇的感觉,忙论文忙英语,的确没有时间了,自校园三角地有对联贴出时,我只是在中午或晚上跑步时走过。人有许多, 都稍稍留步,那很好的文字,并不能使我站定,人群中许多人是闲着,所以有时旁观,许多人是在抄录,清华、人大的也来了不少,想必不过是来欣赏文字……。耀邦之死与我们87级关系当少, 我们入校时,他似乎已下去了,给北大人带来了多少好处?似乎不多,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在许多同学的目光中耀邦是因了直言、民主而被搞下去的,这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打击,真情也许真是如此的,所以有着夜半的滚滚人流,虽然其中有许多人是从众心理,但的确是对管理对时间安排不满;但此次不如上次有所谓行动纲领之类了,终于也都是乌合之众,真没有人要带头向前一冲,所以东南门处是那么冷清,北大人的热情已去了许多,但还没有死尽。我一直主张闹一闹的,学潮并不意味着要革命,革命不会是近几十年中国的主流,时代的潮流是经济,或许有军事政变,全国动荡会少有的,“文革”相去不远,中国多数人是不愿闹的,所以少数有野心的人不能得逞。中国还会回到解放前的革命时代吗?不会的。 革命在人们心目中已经久远。陌生的时候,它或许会兴起的。我曾拟写过《社会改造方略》,是因为那几日晚上激进的否定共产党的辩论,但只是拟一个题目,终于没有写下去。现实太急迫了,世界上的路便是中国未来的路!不会再革命,在激进的社会思潮与小小的振动中,中国走向民主,走向科学,相伴的是中国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严重。经济的改革能否实现呢?民主政治的道路呢? 现在是听权威的,而不是直入民主!在时代的洪流中,我这一生的中国主潮中,也许终当如五四傅斯年、罗家伦等走学术之路?也许生在五四年月,我会走向革命,但今天的时代,应当付诸于学术,中国更需要这些,能把握时代的潮流吗?最终是不走行政之路了,让学者来批判,今天的路确与五四时代有许多异处,我也正如许德衍那样处在选择的年龄里,何其相似的年代!今后不会再象五四那样孕育革命家,这个时代需要政治家,但不是革命家,也要学问家!我的路或许就是进行学术批判;而不是当政治家,今天已没有这个能力了!但要关心政治,总有一天要研习政治学之类。脑袋套在过去上,受了李泽厚的影响太多,我的路也将与他不同,今日的学术条件都将比他那时好!只要努力在学术上搞点东西出来,将自己的名字写在历史的长河里,对于物质利益, 我一向看得很轻,这也许是我今日应选择的路。要用些日子去钻研政治学、国政等,想想未来中国的路,政治始终是要去关心的,这或许与李泽厚当年不同,文、史、哲都要搞,如何摆脱传统、老套子呢?我总是活在旧时代里。李泽厚当年的时代环境太封闭,个人是无力突破,到了晚年,他才有可能,但毕竟老了。所以他说:他那么羡慕年轻,这是他的第一心情,人老了往往如此。
  关于胡耀邦逝世事件,再补一点想法:应当闹一闹,多少有利于学术的进步!明天、今天怎样?今晚还会有滚滚人流在校园里徒步游行吗?一定不会的,人心死矣,且耀邦与我等关系不大!三角地的标语之类已被撕去了许多,从几层撕去的标语之中已见出广告之类了。广告又要复活了!北大人的抉择!也将不会有如潮水的人流在三角地往还?不会再有许多人写, 贴上自己精彩的文字!中国的精彩文字?
  再录一联:
  三十年、四十年河东河西忍忍忍七十年、八十年何日尽头罢罢罢!横批:走矣。还有一首诗,88级学生写的,大意是:黄昏近了……又是没有色彩的日子……黄昏已将尽,黎明还会远吗?
  应当闹一闹。但我不主张出格,出去游行是不应当的,那不可能也不必要:只证明北大人犹未死!
  在这样的早上评论时局,没想到我未来的道路,不禁想起几日前的事迹,不妨补录:
  星期日,与王军等几个朋友在34楼小聚,个人谈自己的打算,稍稍评论时局。高鹏道:讨论未来十年中国的道路问题。之后又出去,在湖边谈学习与人生,再往后是捉鳖:未名湖里竟还有甲鱼!然后是就心理系八七级一女生戏称高鹏为乡巴佬而展开讨论。他们这样的议论、戏乐也许终将我融进去了,我是否有那样的选择呢?我的娱乐竟那么不入时, 还是五十年代的清纯,人总要合时吧?现在青年的生活方式就好吗?我应当膈膜,还是进入呢?当狂饮、高歌猛进、疯狂地舞蹈?我的许多朋友们都没有进入那样的状态,放得开的疯狂!也许也不必正襟危坐。对于现实,我还是局外人,我的心理意识、行为方式都那么不入时的。应当多参加集体活动,班内太有限了,而更多地是外面的(在学海社读书,那是第一次耳目一新的感觉),社会活动塑造新的心理,在那样的场合下怎能不饮不抽呢?要会一些,并不过份。
  这样的学术交流应多多参预,而且还有行为、心理意识的改变也当有的,总要先在社会上立、行走,我的思路(学术、人生、社会)都太封闭,二者兼得可矣,何必一心死入学呢? (要说出来,不仅想)我们班也太封闭了,当滚滚人流在楼下走动时,竟酣然入梦,这样的氛围里,将使每个人过多地陷入自我,而对世事无所关心。”
“四月十九日
昨晚骑车去了新华门,和88级两个同学,一起加入了在新华门前静坐的同学,清晨归来。6时宿舍伏案写了一张小字报(去年五四校庆时写了一条横幅:北大的圣洁、自由万岁……,但晚上贴出,早上就被撕去,而今我的小字报,看的人还不少,是记实的、快讯,最新消息。)中午又补了一张,并被人围观。一夜未睡,极困,下午回去睡,被吵醒,预习,上午的英语课精力很不好,何老师的课没上,写了个条子(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老师看了,不知会怎么说。
  今晚,不去了,还会有三、四千人在广场或新华门斗吗?如果过了三、四日,写完稿子,我将会全心投入,修好车子,每日去广场看情况,写报导…
  刚才,听人说:‘今晚天安门广场上黑压压的一片,越往中间,越难进入。’
  我今天还能想起那次冲击新华门的场景:有一大片学生静坐在新华门前,时间已是凌晨1点多了,同学们的情绪仍很激昂,我也站起来鼓动着喊口号,有不少同学跟着我呐喊,激动着要往里冲,后来人群被警察赶着散去,但总有人落在后面,与警察僵持。走走停停,警察停,我们也停下来,在深夜的西长安街上。
“四月二十日
 晨,往三角地,我的那两份小字报是19日凌晨6时贴上的,到现在已经一天一夜了还在三角地,许多原来的诗歌、对联之类都被撕去了。
  今早上贴出的多是关于昨晚三角地集会以及图书馆东广场集会的情况,已产生出筹委会,终于成立了领导的组织,他们坚决反对学生会的无力!夜2点以后,清华和北大的学生往天安门静坐,也许以后的路子就在于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天安门斗争下去!向胜利进军!”
  那时候大多数学生还没有胆量抛头露面,因为还是孩子,我还记得在28楼下那么多人听学生自己的广播报导学运的情况,也常有学生上楼去在广播上讲自己的意见, 但有这样胆量的学生都不多的。夜色里,楼下挤满了人。那时大部分学生都是书呆子,参加的社会活动少!班里的活动参加都少,更不用说系际之间的,其实就是需要胆子大一些,社会活动的经验太少了, 我真不知道“筹委会”的委员们成立之前是怎么相互认识的。我们这些来自中小城市、农村的学生,社会活动能力要小许多,而另一些大城市的学生,他们一进校,就跨系广交朋友,善于结交,久而久之圈子就大了,彼此之间信息传播得快,一定是这样的圈子筹组的“筹委会”。重要的是要有活动能力,越早越好。但也许早知世故,就易失去最重要的东西──为公众谋划的那一颗真诚之心,而成为投机分子,为个人名利。
  “四月二十日晚
   晚上6点到学校来,还兴奋着。回来时,高唱着《国际歌》,高呼一女生(她就是后来出名的柴玲)编的口号,北大人的声音异常响亮整齐,因为回到了家──北大。二千勇士还干得不错!
 昨天晚上,八点时,终耐不住滚滚洪流的强大吸引力,独自一人,加入了清华的队伍,走在最前列(从北大到广场时1点了),我总是极积的,但轮到我个人的事,如唱歌领口号之类的,我有些胆怯,屡屡不成。(游行时,边走边唱歌,并没有人专门准备,都是某个学生即兴挑头的。)从21日晚8时至22日下午6时,未及喝一口水,冰棍之类也几乎只拿了一次, (那时没有矿泉水,可乐之类。游行时,夹路总有许多市民围观着,喝彩。后来几次大游行时,路旁站满了市民,二、三十里的街道都是如此,卖冰棍的,就主动给学生吃,不要钱。今天,他们都到哪里去了?)粮食只吃了极少的。(晚上到了广场上,人有许多许多,纪念碑上周围满是人,学生还组织了纠察队。)夜里不敢躺在草坪上睡,凉,怕冻着,(许多人彻夜未眠)身体消耗很大。
  我从清华的队伍回到北大的队伍,一夜寥落,第二天,当开追悼会的代表已来到时,各校人极力鼓噪(后来有几个学生代表上去了递交请愿书,据说他们下跪了),当要人们出大会堂下台阶时,下面的学生一次次涌起,要冲上去。但被分列数层于会堂台阶的士兵挡回去。(赵紫阳致悼词,声音悲怆,风起时更感萧瑟,学生铺垫的报纸飞扬,天安门广场狼藉了。)后来北大学生与士兵发生了冲突,据说打伤三人。筹委会怕伤了同学主张撤退,为保存实力。
  至今,我都不知道此举是否明智?
  将来我们的斗争将如何继续呢?请问。(我们应当走到什么目标?应当怎样做?我们只是一味地游行,充满热情;其次,太少理智与策略。)
  再次,我们需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思想是什么,以便获取支持,这样,我们才可能胜利。其实我们能否胜利呢?
  (今天,我还记得我们返回北大,过西三环时,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行进,呼喊着口号……)不象那个夜晚,在纪念碑周围,人流涌动,有许多许多学生……。
  许多参加者都缺乏冷静思考。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手段等等是否应当如此?我们过多的是盲目,极力为之,而最终结果是徒劳,此即我们许多次学生运动的结果!人生做事, 许多次的错误选择导致徒劳,使精力枉费!
  关于学潮我忽然想到的:
  1、只有大多数人坚定,我们的事业才能坚不可摧,直至胜利,因而每一个人都应当冷静地思考,唯有这样才能坚持。我至今还很盲目,我想许多人都是如此。我们的领袖“筹委会”委员们是否深思我们的运动当如何坚持下去呢?
  2、关于罢课:许多人赞成罢课是缺乏思考的,本来就厌学(这与教师不佳教育体制落后有很大关系),故不学之。但我认为:中国需要民主,一样需要知识;中国落伍根本在于知识的落伍,我们也许可以罢课,但绝不能自我放弃,放弃对知识的寻求。
  四月二十四日
  从昨天中午起,三角地人群久久不散。中午中科院的陈明远来作了一个演讲,愤辞中夹杂着幽然,极为精彩,博得阵阵掌声。我是在下晚八点时听到的,几乎听了两遍。人群在28 楼前涌跃欢呼,争抢传单。晚饭后,到三角地,听听看看到了8点半,之后去了图书馆,之后去了通宵教室,又到了宿舍,写作几乎到了3点。今晨8点起床,人群在三角地不散,也许在积蓄力量,等待着再次冲向天安门的时刻的到来。”
  到了4月26日,《人民日报》刊出社论,将这些日子以来的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报纸一上市,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群情激愤,也许就在4月27日出了学潮以来第一次全市规模的学生游行,许多学校都同时在这一天有学生上街游行,事态进一步扩大了,更引起全国瞩目,这一次游行我似乎没有参加,同学们回来一说规模很大,我才知道。
  年轻人充满热情,也易为热情所左右,而不是理智(目标)支配着热情,有时候是为了发泄压抑的热情。所以说,政府与学生,甚至整个民族都缺乏理性与冷静, 终至徒然伤耗民族的热情与能量。
  “从星期一就开始总罢课了,今天的课间偶尔听说潘老师的课只有3个人去上,进波经院的同学说他们班只有一个女生去上课,还是被哄去的。”
  四月三十日
  晨7时半,偷懒至八点半起,梦也没了,也能睡着。因为学潮,生物钟被打乱,再也没有头痛的事了。(由于每学期都是长时间的紧张学习,我得了神经衰弱:失眠,多梦、耳鸣、脱发……,我倍受折磨,死读书是害人的,我们怎样才能健康地成长呢?)再往三角地听报告而归,会餐,买回四瓶啤酒,与左、王、吕饮。吕敬我一杯,我往敬225、226各一杯。 往女生处,有高、范、袁、车、边五人,饮罢聊学潮,吕有见识、辩才,我不及也,归,沉沉睡去,4时醒,一片茫然,往图书馆,我在楼前沉思,得诗一首,又感到绝望与孤独,无所寄托(失恋、失落、理想的遥远、性格的孤僻等等所致),绕湖一周沉思,但心境渐去了,学潮之后先前的孤寂又一次萌动,但此时已全去了,不再心苦。夜观录相,沉入其中,也不便说孤寂了。 出听三角地的报告,归写诗于日记中。
  五月二日
  下午去看大字报近两小时。晚10时在三角地,28楼前听广播演讲毕(都不太有聊),作了即兴不到一分钟的演讲(心急有事,故不能发挥展开),还是缺乏锻炼,应当多多锻炼。
  运动将什么时候结束呢?希望能对此思考,民主化进程是个漫长的过程,欲速不达,如果目标太不切实,将无益于运动。我们的学运有两个意义:1.影响政府,承认我们参预的权利(民主)2.我们的要求被达到,应当不要求太高,在可能达到的范围内。”
  五月四日
  今天参加了五•四游行。回来的结果除了浑身酸痛之外,便是用了3元钱买了煎饼。此次游行意义不容抹杀。早上8点出发,1点左右抵广场,发布五•四宣言之后,晚10点抵校, 听了两个重要演讲和西安一个88级小姑娘的演讲(没有什么思想,但语言不错)。”
  这时候,北京已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学生在闹学潮,人民一致指责政府的腐败(那时才稍稍开始,而现在已是腐败不堪了!)。学生每次上街游行,市民就沿街站立,表示支持、理解、同情, 那时仿佛人人都成了熟人,而不是陌生人,更不会冷漠。人们之间是亲切的真诚的。(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冻结了)。学校三角地一天到晚看大字报的人往来不断,有外校的师生,也有市民。
  “五月七日
  今晨8点起,睁眼即起。好好地去用功外语了。午饭后,去三角地看大字报,有一些想法。后看了当日北大三角地所有的大字报,拟写一文指出学运方向。
  晚在雨中听了浙江师专沈泽文(1957年北大学运领导人之一)谈那次学运与对目前学运的思考。
  学运的方向如何?
  “五月九日
  昨日情况:
  昨晚10点─1点参加游行,约两千北大学生绕燕国往郎润园、燕东园、中观园游行。9点─10点听27岁诗人的演讲,指出学运的方向等,语颇流利酣畅,口才好。7点半─9点在504/3 参加《新闻导报》的会议,我入了群众组,还申请加入记者组,这是第一份中国民办报纸,努力锻炼业务交际能力和新闻写作水平,力求不误功课。会议记录如下:
  第一步要求新闻自由。第一张学生报纸。一生的意义。记者编辑素质。《新闻导报》的合法地位很难取得,与筹委会的关系是独立的,坚持办下去。求新闻自由的目的。不反党, 对时误的批评。分记者部、编辑部、群众工作组(装订与发行)。
  方才看到的几处消息:
  ①今天北大有人往记者协会声援,记协要求:a、袁木所谓的现在的新闻制度不符实际;b、学运中失实报道,纠正……。新闻界不死,与我们联合有利于学运。
  ②民选投票表决时90%以上的同学同意退出中华学联、北京学联。
  ③学生代表对话团的工作。
  “五月十一日
  昨天,为声援记者给记协上请愿书,市高联组织了飞行集会,学生全都骑自行车。经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均在三地喊口号,鼓动市民,颇受欢迎。但组织得不好, 各校各自为政,高联领导不强。
  绝食终于到来:
  我不知道绝食在此之前是否早有人预谋、酝酿,但我记得那个火热的夜晚:
  1989年5月12日晚上,天已黑了,北大28楼东北侧那一面墙处,挤满了人,不断地有人上去拿话筒讲话,群情激烈。人越来越多。我和几个同学也来了,我的心情越来越激动,心跳加快,终于我挤进人群,要求发言。人很多,十分拥挤,真是水泄不通。当我面对着上千人开始讲话时,我激动极了,也有些语无伦次,但陷入了狂热,我所讲的是:我虽然是文科生, 但自入北大以来象理科生一样用功,立志象马克思和爱因斯坦一样。但是国家成了这个样子,我们怎么还能安心读书?我赞成绝食,不达目的,决不进食。我是那样激动,以至我每讲一句两句时,下面的人就响起激烈的长时间的掌声,那场面太热烈,以至人们的心都要跳出了胸腔。掌声虽称不上象暴风雨,却真是风雨一样,且这风雨并不小。那种场面令我十分难忘,以至于今天。91 年毕业时我请一位面熟的法律系同学写留言,他这样写道:我至今难忘5月12日那个火热的夜晚。他比我更记得那个晚上。学生们陷入沸腾。正如今天的人们陷入冰冷,都要冻结了。人陷入狂热时,是多么可怕!我挤出人群时,不少人和我握手,后来有人找到我的宿舍。我在讲话时大概留下了地址。跟着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上去讲,他反对绝食,即遭到起哄,竟被剥夺了发言权。我想我的讲话也把那个晚上的集会掀到了高潮。第二天早上,有几个朋友还向我祝贺,称赞那个讲话。后来在去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游行队伍中,又有人认出我就是那个讲话人,要给我拍照。
  绝食就这样要发动起来了!
  “五月十三日凌晨六点半
  北大有许多志士,已下了必死的决心。当我们将生命置之度外的时候,才是我们最勇敢的时候。我已抱定最后牺牲的决心,我给自已的遗言是:没有对话,我绝不进食。 我个人的生命实在微不足道,我实在感到祖国的生命与命运是多么大了,我已开始真正地将自已的生命与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了,一切都不再顾惜。将生命置之度外,为祖国牺牲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为了祖国,为了民主与自由在中国推进,我愿献出我年轻而微不足道的生命。我不必将它象别人那样视得多么宝贵,我已真正感动于北大志士们的形象。我已无多语!为了祖国,当要我去死的时候,我决不回头,决不犹豫。也许我应当为育我生命的爱我的父母留下一些话:
  我去了,我是为祖国而去的,我绝没有徘徊,您们应当为您们的儿子感到自豪,不必顾惜他的生命,虽然那生命不是仅仅属于他的,是属于你们的。他用了这不完全属于自已的生命去死,希望您们能原谅他,因为这是为了祖国,您们应当为有他而骄傲!
  他将倒下去,决不回头。
  愿爱我的朋友,同学,师友能够理解我,我有许多话要说,但我终于不能说,时间也不允许我说,我只能以感激您们助我于人生之旅的最深沉的爱奉献给你们!献给我远在天涯的亲人们!
动起来了。中国这头睡狮惊醒了。1989年5月13日晨,声援的人有老教授,有机关工作人员,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广场上也开始显得混乱,肮脏。又不断有各个城市学生前来北京声授。有一个晚上,十几个知名学者来到了广场,对学生发表讲话,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大该是有人反对绝食,有人支持的。两三天之后,就开始出现学生病倒的情况, 国政系一个同学和我们一起绝食,一天中午,他和我说着话,谈笑间,忽然就在我面前晕倒过去。我们至多喝了些饮料,包括牛奶,绝没有吃食品,我也相信更多学生都是如此。
  再后来就是更多的医生、护士、救护车来到广场上救护学生。广场上随处可见那白色的衣衫在晃动。后来学生们被转到几十辆大轿车上,其时中国领导人赵紫阳、李鹏来广场上看望学生,也还到了医院。
  那一切宏大场面非我之能力所能记述。我只写写我的所见所闻。

  我记得有一个社科院的研究生,他坐着,写了一个绝食纸牌放在脚前,上面还有一些标语,他表情很冷漠,他一直那样坐着,有很长时间。他现在在哪儿呢?
  在晚上我们睡在帐蓬里,大多数是露天而眠,我有时候忙着分发衣被。后来我自己的衣被就丢在广场上,再也没有拿回去,再也不见了。我还记得我们队里的一些人, 有些人后来还联系,有些就失散了,也许再也见不到了,直至我们都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其实至今我都想念着他(她)们,希望有一天能在大地上的某个角落不期而遇见他们。
记得有一首诗,名曰《五月的广场》,我印象很深,内容约略是:“今夜广场上扎白带的女孩,/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她们今夜受到寒冷,/是为了中国以后再不受到寒冷。”
  那时候的人们都闪耀着美好的人性光辉,因而是美好可爱的。

  与此同时,选出的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里与政府对话,据说当时的王丹、吾尔开希等对李鹏总理出言不逊。当然李鹏作为总理是不够格的,但王丹等的所为也不尽为是。 政府一直在广播要求学生撤出广场,5月19日晚,李鹏讲话就在广场上广播了,戒严令下来了。军队向城内开进,却被市民劝说、围堵,而迟迟进不来。当然最终酿成惨剧,这就是后来的“六•四”事件。
  
事情能不能有另一种结果?或者政府采取另一种措施?待群众热情过去,以和缓手段平息?或接受相当之条件?或者学生及其领导们有进而知退?总之,有没有一种非暴力的和平解决方式,而双方各有所得,这里面有深深的经验教训。这一方面因为有学生及其领导的不成熟之处,也因为有政府的不策略之处,无能之处。
  应当以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为至上。
  什么时候我们民族内部能少一些纷争,少一些自伤,更多一些团结呢?否则伤害的是我们整个民族。历史上是有一些例子的。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与明朝政府相斗、自伤, 而终至满清铁骑突入中原大地,将起义军、明政府各个击破,使汉族沦于满族统治二百六十七年。另,本世纪初,日本入侵,国共两党合作,放弃内争,共驱外敌,终使中国免于亡国。
  历史教训可鉴于未来。

关键字: 李英之 八九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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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三进山城都是为力挺当届重庆市委书记
文章来源: RFA 于 2019-04-17


“在世界上率先授予习主席名誉博士学位”的南非约堡大学并没有达到让习近平到场接受该校校长颁发学位证书的目的,习近平只是委派了“享受正司级待遇”的驻南大使代穿了一会儿博士袍。从时间上推算,这位中共驻南大使在代习近平接过他的第一份名誉博士学位证书时,习近平正在北京中南海会见到访的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接下来的一场公开活动就是到重庆为现任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站台。

习近平进入中南海之后前后去过三次重庆,每次前往的直接目的,都是为在位市委书记站台捧场,撑腰打气。

本专栏上个星期播出和刊发的《薄煕来缘何阴魂不散?》一文刚刚介绍过, 2010年年中习近平在薄煕来和王立军的陪同下到重庆参观打黑展,一起唱红歌……。在重庆市干部大会上习近平竭力夸赞说:2009年以来,重庆市开展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涉及广、影响大、效果好、得人心。唱红歌,唱出了光荣历史,唱出了浩然正气,唱出了团结和谐;读经典,读出了人类文明,读出了民族智慧,读出了理想信念;讲故事,讲出了感人事迹,讲出了光辉业绩,讲出了英雄楷模;传箴言,传出了时代真理,传出了创新格言,传出了人生警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有效载体。…… 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打掉了一批黑恶势力团伙,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这些成绩是……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一班人,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结果。“

按照薄熙来当时公开讲话中的说法,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兼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做过9次批示,“要求对重庆的一些作法认真总结和推广”!

关注中共政坛的人士大概还会记得起来,习近平2016年以总书记之尊再次造访重庆的直接效果就是令当时的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无不认为习近平已经给他亲自任命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政绩打了满分。当时的外界媒体纷纷以《薄案后习近平首访重庆 孙政才下届入常有望》,《习近平视察重庆肯定孙政才》等为题强烈看好孙政才。而习近平在考察过程中说过的一句“这里大有希望”被中共官方媒体特别强调之后,外界媒体大都认为习近平如此称赞是对主政重庆已有三年的孙政才完全“去薄化”的肯定。多家外界媒体当时都引用了北京政治评论员章立凡的话:“习近平视察重庆表明了对重庆经济发展计划的支持,也提升了经过政治丑闻后重庆的地位。这其中包含了几层含义,习近平的视察可以被解读为肯定了现任重庆领导人孙政才的工作,孙政才将是中共十九大规划上的重要一人。”

与此同时,中共自己的媒体们也号准了习总书记的脉搏,把习近平的“这里大有希望“完全理解为”(孙政才)这个人大有希望”。2016年1月6日,新华社刊发了习近平赴重庆调研的详细报导,《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同一天也发表解局性文章,称习近平新年首次调研释放重大信号,即新的“指挥棒”已经确定。

当时一篇被《新京报》创作出来的《孙政才治渝这三年》被中国大陆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对孙政才的吹捧令人不能不联想起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对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入常的那次宣传造势。

该文一开头就引导读者相信习近平当时的重庆之行就是为孙政才而去。文中说:2016年新年伊始,总书记习近平来到重庆考察。“政事儿”注意到,值此之际,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主政重庆已满三年。身为“60后”副国级官员,孙政才一直备受关注,不过,不论是年仅43岁就步入正部级序列担任农业部部长,还是46岁开始主政地方担任吉林省委书记,仕途的每一个阶段,孙政才都比较低调,很少接受媒体专访。

以“政事儿”自诩的《新京报》政治记者在文章中说:主政重庆以来,“反腐”一直是孙政才的高频词,屡次强调“反腐倡廉要从主要领导干部抓起”,“不断以反腐倡廉新成效取信于民”。“政事儿”初步统计,十八大以来,重庆被查的厅级官员19人,在四个直辖市中排名第二,排在第一的天津为21人。一贯低调的孙政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在《求是》、《人民日报》发表了多篇署名文章。而且,重庆日报头版开设的“渝政笔谈”专栏,其中部分文章的作者也是孙政才。“渝政笔谈”开设于2013年9月12日,迄今已发表了112篇文章。每篇文章的篇幅都很短,只有几百字,没有署名。重庆相关人士对“政事儿”说,其中部分未署名文章为孙政才亲笔撰写。据“政事儿”了解,孙政才亲笔撰写的专栏文章中,包括5篇教育干部如何为官的系列文章:《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人能交往,什么人不能交往》、《什么地方能去、什么地方不能去》、《什么饭能吃,什么饭不能吃》……

日后,薄煕来的倒台是在习近平亲自到访重庆公开为他撑腰打气并当众许诺要把重庆的唱红打黑经验向全国推广的一年两个月之后,而孙政才垮台的时间是在习近平在重庆对他说了“这里大有希望“的一年半之后 。

本月初《替煕来“二哥”复仇杨帆叫板习近平?》在夜话中南海栏目刊登后,有热心读者推荐了一篇网文《中共首领需木讷,薄煕来亏在太精明》。该文章的主旨是“在中国的官场,你必需拿着捏着,不能才华横溢。因为能力太强,就可能翘尾巴,甚至盛气凌人,功高就要震主。”

该文章说:近来一篇走红网络的文章:“替煕来“二哥”复仇 杨帆提公开博士论文叫板习近平”,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党中央的领导可能论文造假。假如真的如此,我想如果习知道自己能够当上党主席,肯定不想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搞一个假文凭。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可是现在后悔也无用了。但是中共的官员提拔有许多偶然因素,至少习当年的理想是做一个福建、浙江的巡抚就心满意足了,不过一个小官人理想。而薄熙来同志一直在追求更高,飞得更高。没想到马前失蹄,最后功亏一篑。而习是随遇而安,可就是笨人有福。由于阴差阳错,把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主席位子轻而易举的搞到手了。

但是我们听听薄的录像讲话就可以判断,他实在是一个出口成章,侃侃而谈的才子,非等闲之辈。世界上本来就是这样,真正口若悬河的人不能成为大总管,但可以做鞍前马下的主要臣子。因此,也就是我早就看出了两人的命运之区别的原因……。

这篇文章分析说:是的,薄熙来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很少的‘个性官员’之一。中国‘个性官’”寥寥无几,寥若晨星?为什么薄这么厉害,反而升官无望?第一,中国社会历史上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据说孔子就是这个思想的代表人物。儒家要求所有的人都要遵礼教、守礼制,何况官员。第二,共产党员讲究组织性、纪律性,这是共性。是中共统治得特色,不仅奴役人民,还要奴役官员。薄熙来,则是把和共产党人的共性和杰出人物的个性结合起来的人才。但是他鹤立鸡群,个性突出,就必然成为出头鸟,必然要遭到打击。为什么,因为大家水平一般,唯独你出类拔萃,咱们活不活?第三,薄的野心、霸道。他的毒辣也不是一般的水平,在中共内部没有人喜欢,有些自己野心勃勃的人还对他恨之入骨。天怒人怨,他琅珰入狱也是咎由自取。第四,共产党从来不需要真正的人才,关键是政治手腕必需得有。共产党选人实际上也难,哪里顾得上那么多,政权稳定是第一位的。习的最大特色是木讷,表面上看反应比较迟钝,但是乌龟有肉在肚子里头。他属于有耐心的那种人,卧薪尝胆,掩藏自己的野心。一旦上台比谁都来得狠毒,而且官瘾大得惊人,好像不想让位,要搞终身制了。但是上台之前他少言寡语,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依笔者之见,因为志同道合才亲自前往山城为薄煕的唱红打黑张目的习近平一年多后就变脸,不但没有在薄煕来危难之时挺身相助,反而还落井下石,在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中共党政军大权之后亲自下令给薄煕来判了无期徒刑,其内在原因,除了前文所分析的薄煕来的“功高震主”,就是习近平本人的“武大郞开店”了。但日后为什么又把自己钦定为重庆新任市委书记,并也亲临当地为他站台孙政才也卷进秦城,日后也让他和薄煕来一样获刑“无期”?显然不能再用“功高震主”解释。外界所传闻的为自己的政治马仔陈敏尔腾位置的说法即使成立,应该也不是首要原因。笔者曾经听到过关于孙政才是温家宝退休后的台前代理人的说法,从这个角度分析,笔者更倾向于相信习近平搞垮孙政才的主要目的是阻吓温家宝,令他不敢象当年高调谴责薄煕来意图复辟文革一样质疑习近平如今事实上奉行的没有薄煕来的薄煕来路线。

至于把孙政才送进秦城之后的重庆市经济发展在陈敏尔的领导下居然尤如王小儿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无论陈敏尔本人有无责任,及责任或轻或重,应该都不会影响到习近平对他陈敏尔政治上的高度信任。

日前,中国大陆数家媒体都转载了《重庆经济突然断崖式下滑,全国人民都在问“原因何在”?》一文,文章的小标题之一是“贵州增速领跑,重庆放缓4个百分点”。谁都知道陈敏尔是从贵州省委书记位置上高就重庆市委书记的。他离开了贵州,贵州的经济发展就“增速领跑”,他掌管了重庆,重庆的经济就“断崖式下滑”,这不就是“全国人民都在问”的原因所在吗?所以,眼见最近“重庆经济断崖式下滑”成为中国内地网络上的“高频词”,看在习近平眼里,急在陈敏尔心里,他习近平此时不在重庆公开露面更待何时?更多的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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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19-04-17 15:13:31
立竿见影-1 发表评论于 2019-04-17 14:25:14
第一次去了之后,打倒了薄熙来;
第二次去了之后,抓了孙政才
这第三次之后,大家都知道该谁倒霉了,
--------------
伟光正领导人有个规律,捧就是杀!

毛泽东,先捧刘,刘被杀。后捧林,林被杀。
邓小平,先捧胡,胡被贬。后捧江,江险被贬。
习近平,又来了。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19-04-17 15:08:50
貧窮的地方什麽時候不能去,重要一定要先去災區,你不去災區幹什麽去了,説得過去嗎;二胖不要不如三胖哦。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19-04-17 15:05:33
哈哈,楼下正解
立竿见影-1 发表评论于 2019-04-17 14:25:14
第一次去了之后,打倒了薄熙来;
第二次去了之后,抓了孙政才
这第三次之后,大家都知道该谁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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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毛泽东稿费的真实情况
发表于 2019 年 04 月 13 日 由 舟巷

在一波波高潮迭起的“文革”中,毛泽东还有剩余精力去从事一种另类活动:他在保密情况下以特权敛聚天文数字的个人“稿费”。在中国,根据“毛泽东思想”,一切形式的个人财富都是“革命”的对立物,必须统统消灭。因此从1965年,稿酬便做为“资本主义腐蚀”的实例被取缔,“文革”时期更被批判为“罪恶”,凡领过稿费的作家都被批斗,死亡甚多。在中国7亿人之中,任何人都没有财富拥有权利,毛泽东是唯一例外,而且其“稿酬”翻倍于以前的统一标准。

事实上,“毛泽东选集”总有160余篇文章,其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13篇,其余诸篇都是由其他人或毛的政治秘书们起草和撰写的。即便那些文章就算是毛的亲自写作,那也属于公共领域的政治公文,并不存在版权,更不能作为个人稿件来获得稿酬。因此,毛泽东攫取稿费并不合法。据中共官方“新华社”报道:仅从“文革”开始的1966年7月至1968年11月的两年时间里,中国动用极为宝贵的外汇,进口高级纸张,出版发行了包括各种文版的毛泽东各种“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总计12亿册/套以上。如此巨量的发行是中共以行政手段让国家出资印行,再令各级政权作为政治课本发给人民去“学毛著”,私人购者为零。一个回忆者说,当时他个人有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6套、《毛主席语录》5本、《毛主席诗词》4本、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合编本)3套、《最新指示》2本,这些都是单位“革委会”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而免费发给的。

据官方统计,中国为“毛泽东著作”的发行亏损百亿元(人民币,下同),而毛泽东从中索取“稿费”7,461万多元,是截至1965年他积累“稿费”的62倍,另据“新华社”报道,“文革一年多,中国出版了25种外文的毛主席著作460多万册,发行全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外文版“毛著作”都是赠送品,但国家仍付给毛以巨额“稿费”。显然,毛氏“稿费”的基本属性,是使用不属自己所有的公文稿本和特权手段、非法占有的国库钱财。独裁者斯大林、希特勒、金日成、铁托也都曾在他们的统治国里强迫发行自己的“著作”,也大搞个人迷信,但他们都没有做过攫取“稿费”之事,他们不接受这样的自污。而在中国关于毛泽东个人的宣传,另耗国家数百亿元,毛泽东不曾支付过任何广告费用。
韩国瑜美国哈佛大学--演讲全文
来源: JustAsked 于 2019-04-12 05:00:57



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当地时间4月11日下午于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以“The Power of Down to Earth:They Talk the Talk,I Walk the Walk(务实的力量:他们只会说,我认真做)”为题发表英语演说。演说中他公开对蔡政府提出呼吁,如果其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就应该拿出一套新的主张和具体作为,以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安全,确保台湾的经济发展,能够让台湾人民继续生活在自由民主之中。韩国瑜强调,到目前为止,他们什么也没有提出来。 韩国于4月11日在哈佛大学举行闭门会谈(图源:中央社)

韩国瑜的演说是以英文发表,根据高雄市政府提供的中文版演讲稿全文如下:

宋怡明主任、戈迪温教授、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这个世界上最受尊崇的中国研究机构之一,在诸位杰出学者和研究者的面前,分享我的一些经历,谈一谈作为高雄市长,我的想法和我想做的事情。

在台湾,有很多人称我为“卖菜郎”。主要是因为我在参加市长选举之前曾在台北市的农产运销公司工作。媒体也经常用“接地气”这个词来形容我,更有些人因为我卑微的出身和我直接了当又不加修饰的说话方式而讲我是一个“土包子”。 然而今天,这个台湾的光头土包子居然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哈佛大学的讲台上、站在你们面前。这是几个月前,许多人作梦都想不到的!

今天我来到哈佛主要是因为在去年11月,我赢了一场选举,没有人认为我在台湾南部有任何可能获胜的机会。也有人说我单枪匹马地改变了台湾的政治景象、带起了一种政治风潮,他们称其为“韩流”。 但是,我不认为有“韩流”,因为我非常清楚我选上市长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我个人,而是民心。台湾人民,特别是高雄的人民,已经受够了无能的政府,意识形态的操纵,受够这些政客光说不练、只会空口说白话。

我们成功胜选的背后原因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而是因为台湾现任执政党实在做得不好。政府让人民失望,所以人民想要不一样的选择。事实上,台湾人民受够的不仅是执政党,而是厌倦了所有传统的政治人物。特别是那些只会提出花哨口号和空洞承诺的政治人物。他们不知道,他们也不关心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们只说不做,但我,我付诸行动。

我用行动走向各行各业的人们,特别是社会较弱势的族群。我坚持每个月选择在一个不同的基层地点过夜,以便近距离了解这些民众的生活情况。我已经夜宿过孤儿院、渔会、出租车运将的家,未来也将在更多其他的基层地方过夜。 我也实际走向世界,去了中国大陆、去了东南亚、现在还来到美国,未来希望走向世界其他地方。 这不是因为我想变成在81天内环游世界的Mr. Fogg,而是因为高雄应该获得更多的知名度和机会。高雄已被隔离且封闭太久。长期下来造成经济衰退、人口减少。

我们需要走向世界,推广我们的城市和产品,吸引更多的人来高雄,并且落实我所希望的“货出得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 你们也许会疑惑为什么我说话做是如此接地气又不像典型的政治人物。事实上,我也曾经是民众看不顺眼的那种政治人物。我担任议员和“立委”超过10年。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做好一个政治人物的事实,所以我就决定不选了。然后,我从人人称羡的民意代表变回一个基层民众。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基层、接地气,现在即使是市长,也是如此。我知道人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 因为我曾经也是其中之一,对政府怀抱希望,期许掌权者可以为我们人民谋福祉。我深知人民的需求是简单而且卑微的。人民希望享受和平与安全; 希望有一个能做实事的政府; 民众想赚到钱; 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想拥有美好的生活。 当我一开始落脚高雄的时候,我出任国民党高雄市党部的主委。我们没有资金,加上民进党已经统治高雄20多年,所以没有人认为我会有任何机会胜选,因此非常难筹措竞选资金。因此,当我宣布竞选市长选举时,我的口号是“一瓶矿泉水和一碗卤肉饭”。这是我在造势会和集会上所能向支持者提供的 — 大多数时候,连卤肉饭也没有,只有一瓶矿泉水!

然而,这样做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钱,也是因为我认为台湾选举的方式应该要有所改变。我不要再成为人民不喜欢的那种政治人物。“一瓶矿泉水”完全违背了传统的竞选方式。有一句老话:“只要你有钱,你就不需要知道怎么选举。”所以当时很多人警告我,要胜选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我两手空空,但也这样让我成为一个非典型的国民党候选人,我跟民众站在一起、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需要。

来到我的聚会或造势会的人不是为了免费礼物或餐点,他们就是单纯的来支持! 而我如何响应他们的支持呢?我针对他们的担忧和焦虑做出了响应,一个直言不讳的回应、一个只有土包子才会对着大家大声喊出来:我们要赚大钱! 你们可能听过我的竞选口号,“货出得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和“经济100分、政治0分”。现在,台湾就是充斥着政治计算,特别是在两岸政策方面的问题上,也因此台湾经济空间受到压缩,难以成长。

我知道民众的想法,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人民真正想要的是有更好的收入、优渥的生活、与中国大陆和平共处、并且双方相互尊重。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经济要100分,而政治必须是0分。 同时,作为一个以贸易为主要导向的地区,我们最糟糕的噩梦就是被边缘化。当世界各国积极推动自由贸易,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和参与区域经济体时,台湾都被排除在外,这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来说是不行的。实现区域经济体的复杂性和困难是和两岸关系的状况息息相关的。

对台湾的任何政治领导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确保台湾不被排除在重要的国际活动之外。 没有人希望生活在不稳定和混乱之中。我们都非常清楚台湾唯一的军事威胁来自北京。就像我一再说过,我们不用怀疑台湾人民追求民主的决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用怀疑北京追求统一的决心。虽然加强我们的防御能力很重要,但我们不能对北京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我们要做的是努力与中国大陆和平共处,用智慧避免潜在的冲突。这是台湾人民所需要的。我们需要面对中国大陆崛起的事实,并且避免不必要的对抗。

然而,在民进党执政的这短短三年里,国际社会开始再次担心台湾海峡可能会爆发冲突。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再度提到武统,我们的蔡英文谈的是台湾在国际援助到来前可以撑几天,而我们的“行政院”院长更说要战到街头、山区,要民众拿出扫帚出来和敌军打架,但是,这些暴力和流血场面绝不是台湾人民所希望的!

我认为“货出得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才是高雄人民所希望的,而作为高雄市长,我想把高雄带到世界,我认为九二共识是切实可行的。我对九二共识的看法当然是根据“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基础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虽然有人说北京并不承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但我想指出,在国民党执政的8年里,对于国民党的九二共识立场,北京没有拒绝和我们互动交流。事实上,在这8年中,我们签署了不少协议,参加了许多国际活动,而且更多的国家给予我们免签的待遇。

在我作为高雄市长的竞选过程中,我强调经济为主,但是在两岸关系的基础上,我主张就是九二共识,而人民并没有排斥这样的主张。我也公开对蔡英文和她的政府提出呼吁,如果他们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就应该拿出一套新的主张和具体作为,以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安全,确保台湾的经济发展,能够让台湾人民继续生活在自由民主之中。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什么也没有提出来。

毫无疑问地,美国是“中华民国”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在经济、安全、军事和政治各方面都一直是我们的盟友。我们之前有《共同防御条约》,之后也有《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防卫的力量。不只如此,美国也是我们重要的贸易伙伴,多年来我们共同合作为台湾提供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使我们的经济和民主政治得以发展实现。

然而,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拖累我们的美国盟友,不能因为我们无法妥善处理两岸关系问题,而把我们的美国朋友拖下水。与我们的美国盟友友好亲善是一回事,将美国友谊视为理所当然却是另一回事。我们必须承担台湾在国际情势和两岸关系中应尽的责任,让台湾人民能够持续生活在民主和繁荣之中。

总之,这次的胜选主要是因为高雄人民同意我振兴经济、追求安定的接地气呼吁。事实上,若用我接地气的说法来讲,大多数台湾人民所想要的,就是“台湾安全、人民有钱”。因为是在哈佛,今天这里肯定有不少基督徒朋友们,我想从圣经中摘读一节经文作为今天的结语:“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 我会一直脚踏实地,这就是所谓的接地气。只有脚踏实地,我们才能持续前进。 再次感谢您们的邀请,非常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

韓國瑜演講英文版全文 The Power of Down to Earth —They Talk the Talk, I Walk the Walk Good afternoon, Director Szonyi, Director Goldstei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my greatest honor and pleasure to be here today and to begin with,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for the long term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 O. C., and for the support from the US government and its people, so we can engage and cooperate closely.

I am more than honored to have this amazing opportunity standing at this podium, in front of the distinguished scholars at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most esteemed institution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world, to share my story and to talk about what I think and what I want to do as Mayor of Kaohsiung. In Taiwan,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calling me a “produce vendor.” Mainly because I worked in a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ing company before I ran in the Mayor election.

The media often describes me with the term “down to earth,” and few individuals even name me “country bumpkin” for my humble origins, and my rather direct and unrefined language. Well today, this bald country bumpkin from Taiwan is standing before you, on the campus of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Harvard!

A few months ago, many could not have imagined this, even in their wildest dreams! What brings me to Harvard today, is the fact that last November, I won an election in Southern Taiwan that nobody thought I could possibly win. Besides, people are saying that I single-handedly reshaped the politics of Taiwan. They are calling this wide-spread political current the “hanliu” or “Han wave.” However, I don’t believe in “hanliu” or “Han Wave” because I know very well that what brings me to the Mayor position and to speak to you today, is not me as an individual, but is the will of the people. People in Taiwan, especially in Kaohsiung, have had enough of the unproductive government, enough of all the nonsense of 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and enough of pathetic politicians who only talk without making worthy actions.

The reason behind our success, is not because I am at any rate a great person. It is because Taiwan's current ruling party is not doing a good job. They have disappointed the people, so the people want something different. In fact, the people of Taiwan dislike not just the DPP, but they are tired of all of traditional politicians. Especially those politicians who come up with fancy slogans and empty promises. They don't know, and they don't care what the people really need. They only talk the talk, but me, I walk the walk. I walk to the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ith an emphasis on socially vulnerable groups.

I insist to stay overnight in different folks’ places once a month, to get close to their real life. I have stayed in an orphanage, a fisherman’s association, a taxi driver’s home and will stay in many others’ places as well. I also walk to the world, to Mainland China, to Southeast Asia, to America and hopefully to more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This is not because I like to be Mr. Fogg who travelled around the world in 81 days, but because Kaohsiung deserves more visibility and opportunities. Kaohsiung has been isolated and closed off for too long.

As a result, the economy and population are sadly declining. We need to walk out to the world to promote our produce and products, to attract more visitors, and to carry out what I advocate loudly for, “Export Goods Out, Welcome People In, Let Kaohsiung Prosper!” 貨出得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 You might be curious how come I am so down to earth and not a stereotypical politician. Actually, once, I was one of the politicians people look down on. I had been councilor and congressman for over 10 years.

And one day, I came to face the truth that I didn’t do a good job as a politician, so I just decided not to run for the next round of elections. Therefore, I fell out of the upper down to the earth. I have been down to earth ever since and stayed on it as a Mayor now. I know what the people really want – I was one of them, I had hope for the government, that the people in power can do good things for us. I know deep down people's needs are simple and humble. People want to enjoy peace and security; want a government that can get things done; want to make money; and most importantly, want to have good life. When I first settled in Kaohsiung, I worked as Director of KMT's Kaohsiung Chapter and we had no funding at all. The DPP had ruled Kaohsiung for more than 20 years, so no one thought I was even close to winning.

I had a very hard time raising campaign funds. So when I announced to run for the Mayor election, I went with the slogan “one bottle of water and one bowl of pork rice.” That was all I could provide to the supporters at rallies and gatherings – and most of the time, no pork rice, only a bottle of water! Yet, the reason I did that was not only because we were short of money, but also because I would like to do things differently. I will not be the politician that people dislike anymore. “One bottle of water” is totally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way of campaigning.

There's an old saying that “you don't need to learn how to win an election as long as you have money.” Back then a lot of people in Kaohsiung warned me tha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win the election. I had nothing and my hands were empty, so that made me a non-stereotypical candidate. I was down to earth, down with the crowd and got closer to them. The people who came to my rallies and gatherings were not there for give-away gifts or buffets, they came to support!

What did I give them in return for their support? A response, a response to their worries and anxiety, a response so outspoken that only a country bumpkin would say it out loud to the people: we want to make big money! You are probably familiar with my campaign slogan, “Export Goods Out, Welcome People In, Let Kaohsiung Prosper.” And “100% for better economy and 0 % for political calculations.” Right now, Taiwan is full of political calculations especially in the Cross Straits policies. As a sad result, Taiwan's economy has been totally compressed with no room to grow.

I have listened to the people, and that is not what they want! What people really want are better incomes, good livings, peace with Mainland China, and mutual respect. That is why I am doing 100% for a better economy and 0% for political calculations. In the meantime, as a region that is heavily trade oriented, our worst nightmare is to be marginalized.

Whe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actively promoting free trade, sign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engaging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s, Taiwan is excluded, and that is not okay for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mplications and difficulties of achiev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To any political leader of Taiwan, the biggest challenge is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nd to ensure Taiwan is not excluded from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No one wishes to live in instability and chaos. We are all very clear that the only military threat to Taiwan comes from Beijing. Like I've said time and again, we have no doubt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are determined to strive for democracy. Yet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not doubt the Beijing’s determination for unification.

While it is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our defense capabilities, we must not blind ourselves to the fact that Beijing has immense military powers. What we must to do is to strive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with Mainland China, and to use wisdom to avoid potential conflicts. This is w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need. We need to face the fact that Mainland China has risen, and to avoid unnecessary confrontations. After all, “War has no winners and peace, no losers.” Yet in these 3 short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once again worried that conflict may erupt in the Taiwan Straits. Beijing is once again threatening unification by military force.

President Tsai is talking about how many days Taiwan can hold out until international aid arrives. The Premier of our Executive Yuan is talking about taking the battles into the streets and fighting with fists and broomsticks. These scenarios of violence and bloodshed are not w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are wishing for! I believe “Export Goods Out, Welcome People In, Let Kaohsiung Prosper,” is what Kaohsiung people wishing for, and in this sense I see the '92 Consensus is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My view on the '92 Consensus is naturally “One China, Respective Interpretations” based on Constitution and The Act, certainly not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like Macau or Hong Kong. Some people say that the Beijing does not recognize “One China, Respective Interpretations.” 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in the 8 years under KMT’s rule, Beijing certainly did not refuse to interact with us because of KMT’s stance on '92 Consensus. In fact, during those 8 years, we signed many agreements, participated in many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and more countries had granted us visa-waiver status.

In the course of my campaign as Mayor of Kaohsiung, I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y. My basis for Cross Straits Relations is the ‘92 Consensus. My winning the election showed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did not reject my stance on this matter. I openly shout out to President Tsai and her administration. If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recognize the ‘92 Consensus, then they must conceive some new ideals and concrete measures so that they can sustain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Taiwan Straits and ensure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y must somehow enable the people of Taiwan to continuously live in freedom and democracy. So far, they have come up empty.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out a doubt a very important friend to Taiwan ROC. The US has been our ally in terms of economics, security, military, and politics.

We had 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 and afterwards we hav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hich provides Taiwan with military defense capabilities. The US is also our important trade partner, and our mutual collaborations over the years have given Taiwan a secure and peaceful environment that allowed for our grea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We cannot, and should not, drag our American friends down because we are not able to handle the Cross Straits relations effectively. It is one thing to befriend our American allies but it's something else to take the American friendship for granted.

We must assume our share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secure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s so that our people can live in democracy and prosperity. To conclude, the reason I won the election is because the Kaohsiung people agree with my down to earth call for revitalizing the economy and upholding the stability.

Actually most of the people in Taiwan all want, in my down to earth expression, “Taiwan is safe, and people are rich.” Since this is Harvard and there must be a lot of Christian friends here today, I would like to take a verse from the Bible's Book of Philippians as my closing remark. “Forgetting what is behind and straining toward what is ahead, I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 I pressed on walking the walk and that is the power of being down to earth. Without feet on the ground, we cannot walk. Thanks again for inviting me and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hank you!


• 面面俱到,也有真情实感,不错。韩如果出选台湾领导人,非常不智。现状不可维持,而台湾仍在幻想。此时出击,不过是炮灰而已。 -文田- ♂ 给 文田 发送悄悄话 文田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29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07:03:19

• 他有些身不由己。估计刚参先高雄市长时也没有想到会有现在的拱韩。 -约翰捞面- ♂ 给 约翰捞面 发送悄悄话 约翰捞面 的博客首页 约翰捞面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5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07:34:42

• 政治人物要有自己的定力,没有定力就谈不上智慧 -ccll123- ♀ 给 ccll123 发送悄悄话 ccll123 的个人群组 (275 bytes) (124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07:40:58

• 韩国瑜其实也是个骗子 -Fuxin01- ♂ 给 Fuxin01 发送悄悄话 Fuxin01 的个人群组 (686 bytes) (516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07:48:04

• +1 -老工人讲一讲- ♂ 给 老工人讲一讲 发送悄悄话 老工人讲一讲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4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08:31:34

• 自以为是? -yijibang- ♂ 给 yijibang 发送悄悄话 yijibang 的博客首页 yijibang 的个人群组 (719 bytes) (206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08:33:24

• 这么多人去过大陆住在大陆,各种信息都能看到,说还不了解是哄国台办傻子呢 -老工人讲一讲- ♂ 给 老工人讲一讲 发送悄悄话 老工人讲一讲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9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08:38:42

• 随时代演进,台湾反共恐共的思潮会逐渐消退? 辣到了吧你。 -Fuxin01- ♂ 给 Fuxin01 发送悄悄话 Fuxin01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7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09:02:49

• 抱美日大腿,当外族看门狗,遏制中国崛起叫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 -Ospff- ♂ 给 Ospff 发送悄悄话 Ospff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6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09:11:55

• 那你要怎么样?把台湾给共党蹂躏? -ahhhh- ♂ 给 ahhhh 发送悄悄话 ahhhh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17:58:30

• 国防靠美国,科技靠日本,市场靠大陆,诈骗岛上的人,均是这德行。 -夏雪16- ♂ 给 夏雪16 发送悄悄话 夏雪16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8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08:34:03

• 完全正确,对台湾人好话可以讲,好事不能做。 -ShiHu- ♂ 给 ShiHu 发送悄悄话 ShiHu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6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13:56:53

• 韩是一个高级骗子而已 -polarzone- ♂ 给 polarzone 发送悄悄话 polarzone 的博客首页 polarzone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4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08:51:00

• 也不能全说他是骗子, 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制度紧箍下 -勿来三- ♂ 给 勿来三 发送悄悄话 勿来三 的博客首页 勿来三 的个人群组 (208 bytes) (121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09:38:14

• 说韩国瑜也是骗子的基本上和那些对台湾要土地不要人的极端是一个路子的 -金色的雨- ♂ 给 金色的雨 发送悄悄话 金色的雨 的个人群组 (719 bytes) (108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10:12:26

• 既如此,更喜欢小英继续执政,反正她也不会实质独立。这样,大陆这些懦夫则不会跪 舔台湾继续给它输血,穷上10年,代价最小。 -夏雪16- ♂ 给 夏雪16 发送悄悄话 夏雪16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1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10:27:51

• 赞一下,不过不是完全同意。 -古安- ♀ 给 古安 发送悄悄话 古安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6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11:53:24

• 象你这么说,共产党当年真不应该打过长江,在江北呆着就好了。 -ShiHu- ♂ 给 ShiHu 发送悄悄话 ShiHu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3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14:00:20

• dimg -vitaminas- ♂ 给 vitaminas 发送悄悄话 vitaminas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2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16:27:02

• 看到台湾的新闻就烦。 有点像看到老婆与别人生的儿子一样的感觉。 -北美平民2015- ♂ 给 北美平民2015 发送悄悄话 北美平民2015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4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13:51:21

• 面面俱到,也有真情实感,不错。 -CTPCW- ♂ 给 CTPCW 发送悄悄话 CTPCW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15:45:21

• 废话少说,等土共第6艘航母下水,就会收网了,北平方案,收复台湾,把美帝势力赶出第二岛链。 -路边的蒲公英- ♂ 给 路边的蒲公英 发送悄悄话 路边的蒲公英 的博客首页 路边的蒲公英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3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17:50:50

• 清楚明白坚定非常不错 -沙海驼铃- ♂ 给 沙海驼铃 发送悄悄话 沙海驼铃 的博客首页 沙海驼铃 的个人群组 (110 bytes) (6 reads) 04/12/2019 postreply 23:36:12

• 国民党祸国秧民。从老蒋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有大视野,洞察力的领导人。都是些是精于小算计,善长内斗的无能之辈。 -衡山老道- ♂ 给 衡山老道 发送悄悄话 衡山老道 的博客首页 衡山老道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2 reads) 04/13/2019 postreply 03:24:24

• 大陆就是被国民党这帮骗子所惑。只有让民进党执政,打压台湾经济,让这帮台独孙子喝西北风,才是正道。 -衡山老道- ♂ 给 衡山老道 发送悄悄话 衡山老道 的博客首页 衡山老道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 reads) 04/13/2019 postreply 03:29:36
我是怎样阻挡孔子学院进校的


石楼


我在美国的一个州立大学任教。五年前,听说中国的一所大学正在和我校讨论建立孔子学院的意向,起初我并没有太认真,以为是谣传。直到得知那个大学的一个代表团来我校访问,才引起警觉:“它真的要来了!” 在中国长大的我对于共产党的恶劣和讨厌有着深刻的体会。我现在到了美国,好不容易躲开它了。嘿,它又追来了。“得做点儿什么保护我自己的工作环境”,我对自己说。

我上网找了两篇比较客观的报道孔子学院的文章,印了出来。这两篇文章讲到孔子学院的由来和发展,讲到孔子学院的禁止的话题、对员工的控制、以及所在美国大学常常为了不得罪孔子学院而自律、自设言论和活动禁区,以及为什么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要求关闭孔子学院。

我把那两篇文章递给了学校教授会(Faculty Senate)的主席和副主席。他们对孔子学院所知不多。我请他们阅读这两篇文章和网上的更多的有关孔子学院的文章。我对他们说,教授会现在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是一旦有准确消息,学校在考虑孔子学院进入我们学校,教授会一定要坚持参与决策,不能让校长一个人说了算。因为它关系到“学术自由”的问题,而“学术自由”是教授会关心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教授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欣然答应我的要求。

然后,我去校长办公室约见校长,约见目的是“谈孔子学院”。我只是约见了校长一个人。到了谈话那一天,发现校长把教务长和我所在分院的院长都找了去。我猜想那是由于学校正在积极考虑孔子学院在我校建校的问题,校长知道我来自中国,以为我是去帮助推进这件事。

谈话开始,校长谈到他前几个月去中国的访问。我把我印出来的两篇文章给他,问他是不是知道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他说知道,是“汉办”。我说“汉办”的后面是中国政府的教育部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校长说他知晓中国的大学和政府的关系。我对他们说:“宣传部是干什么的?- 看看在哪些国家有宣传部就够了:纳粹德国、前苏联、现北朝鲜、和中国。”

我列举了孔子学院的一些禁区:人权、民主、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六四问题、西藏问题、朝鲜战争、批评中共等。共产党在国内禁止的话题都是在美国的孔子学院的禁忌。我提醒他们说,我听说哲学系正在邀请达赖喇嘛的助手来校做讲座;这是孔子学院不能容忍的,校方恐怕得考虑“自律”切割这个项目了。

我说如果美国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要在我们学校设立一个独立于我们学校的什么“政府学院”,我们一定不会答应,以示我们的大学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原则,即使我们是州立大学。事实上哪个美国的大学也不会答应。但是为数不少的美国大学现在却允许一个外国的政府在自己的学校开办“孔子学院”,而那个政府还是一个专制政府!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吗?

校长在听,没有提出异议。

最后我提出要求:“如果考虑在我校建立孔子学院,一定要有校教授会的批准。因为这关系到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问题。我已经和教授会的主席和副主席谈过,他们赞同我的要求。”校长表示,他会认真考虑。

对校长来说,我对于孔子学院怎么看,只是一个教授的看法,不大会对他是否引进孔子学院起多大作用。但是当我告诉他教授会已经知道并且要求进入决策过程,这就给校长设置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障碍。

引进孔子学院的决策过程在美国高校是一个灰色地带,可以由校长和校董事会拍板,而不必须通过教授会。我所知道的几个引进孔子学院的例子中,都是学校最高管理层决定,没有通过教授会。但是当“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被明确提出来,它就成了校长和教授会都必须认真面对的不能绕开的问题,教授会的批准就必须进入决策过程。我想我们的校长多半会知难而退。即使他把这个问题交给教授会讨论,我会在辩论中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许自己的国家的民选政府在我校建立学院,却允许一个专制的外国政府在我校建立学院”的问题, 恐怕没有哪个拥护派能够给出圆满的回答。

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听到孔子学院要来我校的进一步消息,直到现在。

这一两年孔子学院已经不具有当年的攻城掠地的汹汹气势。但是中共宣传部不会善罢甘休,它会利用美国高校缺钱和校长们的“政绩”心理,组织下一波攻势。我写这篇小文,意在和美国高校中热爱自由而不喜欢中共的教授们分享我的经验:
(1)不引狼入室。尽量将孔子学院这类东西挡在门外,一旦进来了再赶出去就难了。
(2)为了达到将孔子学院这类东西挡在门外的目的,不需要“发动群众”、征集签名、示威游行等活动,只需自己一个人即可。
(3)以“学术自由”提起教授会的注意,使教授会承诺参与引进孔子学院的决策过程。然后知会学校最高层管理:引进孔子学院必须得到教授会的批准。使最高层管理知难而退。万一它不退,在教授会的辩论中拥护派也很难在道理上占得上风。

保护自己的工作环境的自由和清新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从我做起,而且它不难办到。


2019年4月7日
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1)



王譽虎



1我的身世

北京,一九八八年九月的一天,晴空萬里,微風和煦。六四巨變的前夜。

我懷著一顆虔敬的心,跨進頤和園智慧海大殿。殿內陰涼幽暗,與外面形成強烈反差,心中頓生幾分肅穆神秘。我偕同妻女,依次敬拜了殿側的韋馱、普賢菩薩,然後緩緩來到正殿觀世音菩薩面前。

盤腿坐在蓮花寶座、左手托缽的鎏金觀世音,連同基座高約六米。她居高臨下,面容莊嚴,慈祥地俯視著芸芸眾生。觀世音托缽的手臂和蓮花寶座上散落有點點硬幣。這一天不是節假日,殿內遊人寥寥。我行完跪拜禮,雙手合十,靜思祈叮会崮贸鍪孪阮A備好的幾十枚一角的硬幣。

近幾年,我幾乎每年要到頤和園的制高點智慧海大殿朝拜。每次朝拜都向缽內投上一把硬幣,投中率約二三十分之一。此次我似乎比以往更加專注,更加虔眨由裢淖笫中纳夏笃鹨幻队矌牛螂x地面近四米高的缽內投去。“哐啷”一聲,投中了。我眼眶一熱,又忘情地連投兩枚。沒想到這兩枚硬幣竟像奔向磁鐵一樣,不可思議地雙雙落入茶杯大小的缽體裡。

“中了,都中了!神了,真神了!”七歲的女兒欣欣情不自禁地歡叫著。

“小點聲!”妻子小李輕聲喝止著女兒,然後異常虔盏卦谛厍皠澚藘蓚十字。小李隨母親信仰天主教。

刹那間,我熱淚盈眶,腦中一片空白,靈魂似乎與浩瀚的宇宙融為一體,有生以來第一次體驗到什麼叫真正的虔铡]等女兒察覺,我便轉身直奔門外東側的石丘後面,任憑淚水橫流……

“爸爸,爸爸,您怎麼了?”女兒關切地輕搖著我的肩頭。

“沒事,沒什麼,沙子迷眼睛了!”我捂著雙眼,撒個小謊敷衍女兒。

“欣欣,上一邊玩去,讓爸爸自已呆一會兒!”

妻子打發走女兒,拿出一塊手絹,塞到我的手裡。我的失態,妻子感同身受,挽著我的手臂,就近坐在一條石凳上,默默伴著我。

出身一門三右派的家庭,一度淪為階下囚的我,如今已躋身于百萬富翁之列。真是物換星移,乾坤倒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對佛學虔蘸V信的我,感念著上蒼的護佑。

當時感受著上天眷顧而欣喜不已的我,沒想到即將面臨人生第二次命叩拇竽孓D,將再次淪為階下之囚。



六十年代初,我曾連續兩年參加高考。我對兩次高考答卷的感覺堪稱良好,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平時比我學習差的同學個個登上了高等學府的殿堂,我卻兩次都名落孫山。這個令我琢磨不透的人生謎團,事隔二十年之後才解開。原來那時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參加高考,中共政府只給百分之五的錄取率。我家一門三右派,我的學習成績又不在出類拔萃之列,兩次落選就是必然的了。

我父親王藥雨之為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著名中醫,是小兒金丹片、牛黃解毒片、銀翹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氣水等著名家庭常備中成藥的研製發明人。1954年進入北京中醫研究院從事中西醫結合和中藥西制方面的研究。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號召大鳴大放給共產黨提意見。在單位舉辦的動員會上,父親一言不發,一字未寫。拖到最後,黨委書記找父親談話。父親擔心落下抵制邉拥淖锩f般無奈之下,寫了一篇自覺萬無一失的大字報,內容大體是先歌頌黨的中西醫結合政策,然後建議應選拔多少懂些醫學或學歷較高的人來擔當主管業務的領導。

自認為謹言慎行的父親,做夢也想不到禍從天降。大字報內容被指攻擊共產黨外行領導內行,被打成中國衛生部大右派,連降3級,發配青海省人民醫院當醫生。禍不單行,父親所屬的農工民主黨此時也落井下石,開除了他的黨籍。

我的三哥王唯,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學生,解放前夕隨部隊“起義”,加入解放軍進軍西藏。因為有文化,幾年後被提升為連級幹部,在日喀則擔任班禪活佛的聯絡秘書——實際上是西南公安部門安插在班禪身邊的眼線,負責監控任務。後來由於右傾,被調到西南一級機關幹部學校(重慶北碚)進修。一九五七年整風時,三哥懷著赤罩模o高層首長周興提意見,批評他重用曾是三青團骨幹的侄子。對高層首長的意見不是輕易可提的。上司勸他認錯罷手,他拒絕接受,堅持已見,最後被打成“極右”,發配農場改造。一九五九年,因私下說毛澤東先後有過四個老婆,江青不是毛的元配夫人,與毛是先孕後婚,被揭發檢舉,定性為現行反革命,判刑九年。後經申訴,最高人民法院改判為四年。刑滿後留場勞動,實為“二勞改”,人身自由仍受限制。文化大革命期間,三哥又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判刑七年!一九七九年徹底平反,恢復二十級幹部待遇,時年已四十八歲。因當時北碚軍校編制已撤銷,遂被就地安置工作。讓人欲哭無淚的是,文革七年冤獄的《判決書》,竟然是勞改農場偽造的,根本沒有檔案存底。因是之故,政法部門不予受理賠償。

四哥王古白,一九四九年初中畢業即參加解放軍公安部隊,任連級文化教員,復員後在北京一中心小學任體育教師。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四哥因揭露耳聞目睹的肅反擴大化和刑訊逼供草菅人命的事實,給共產黨的勞改政策提意見,被打成“右派”,下放農場勞動,而後又在學校燒鍋爐。這樣,我一家就有了三個右派分子。一九七九年四哥“改正”復職,也未獲分文賠償!

我的母親白氏,出身晚清名門貴族。因是八姨太所生,地位卑微。辛亥革命後,家道中落,淪為貧民。母親為人通情達理,耿直自守,深明大義。我自幼便接受母親傳統文化思想教育。

六哥王六橋,一九五七年秋季考入北大地球物理系。因涉世不深,反右又接近尾聲,因而未遭厄撸桨捕蛇^六年大學生涯,是王家最幸叩囊晃弧

出身在這樣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家庭,受當時共產黨洗腦教育,認為應該與這樣的家庭劃清界限,1963年讀大學無望後,我偷走戶口本,瞞著母親,報名去北大荒農場屯墾戍邊。原意是接受黨的號召,投身一個崇高的革命事業,沒想到現實卻非常殘酷。我在天寒地凍的中國最北邊的荒原度過了13年的漫長歲月,其間承受過許多艱辛和苦難,受到過殘酷的政治迫害,曾被投入監獄,初戀的愛人在高壓下被迫離我而去,後來的妻子也被迫與我離婚,兒子送於他人撫養,落到妻離子散。我在北大荒的悲慘命擢q如史達林時代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服苦役的蘇聯勞改犯一樣。直到暴君毛澤東死掉,文革結束,劫後餘生的我才回到北京,與飽經苦難的父母和家人團圓,開始新的人生。而我個人的思想觀念也發生很大轉變。

1984年我脫離體制,下海經商,經歷了不少波折,到六四前夕,已成為一位成功的商人。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我見證了六四前夕圍繞中國經濟改革何去何從而展開的激烈鬥爭。因為支持中共黨內堅持經濟改革的胡耀邦、趙紫陽,我不由自主被這場鬥爭刮起的滔天巨浪捲了進去。




作者介紹

王譽虎,中國民營企業家

1944年生於陪都重慶。父親王藥雨為中醫名醫,1957年被打成右派,兩個哥哥也被劃為右派分子。因一家三右派,中學畢業後兩次高考都被大學拒絕。1963年自願報名到北大荒852農場務農。文革期間受到政治迫害,被囚禁4年,被迫與前妻離婚。1979年獲釋後返回北京,曾任建築工人。

1984年下海經商,後致富,在北京和廈門擁有4家公司,僱有員工100人。因中國八九十年代,中國不容許僱傭員工八人以上的私營企業存在,其北京公司掛靠於四通公司(四通也是民營企業,但掛靠在國家機構中國科學院)。

因支持89學生民主邉樱驅W生提供金錢、汽車和手機等物資於1989年6月26日被捕,1990年1月出獄,共監禁7個多月。其名下公司因此損失慘重而先後結業或被勒令結業。

90年代先後在美屬塞班島和俄羅斯經商,並在北京開辦皮革製品公司,產品銷往俄羅斯;因“黑色星期五”盧布暴跌加之在莫斯科倉儲被盜,導致企業破產。
1998年,開始在北京做珠寶生意。現已退休。
凭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就要一夫一妻制呀?
2019-03-21 06:34:52

mychina
mychina
唉,吹嘘自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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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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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此文不是学术研究也不是学术论文就是天气热了脑子一激灵天灵盖一发凉就想到了这个话题没有想改变宪法没有想改变法律也没用想推翻政府更没有想勾引别人老婆谁要是跟我急谁要是砸我我就真的去了! 有啥说啥吗我这个人就是实在。

自然界生存的法则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我们人类也和其他物种一样在这种自然法则里生存。(别和我说什么文明、进化、公平等不谢特的话,如果都那么高尚为什么不把你局长的位置让给处长,把你贤惠的老婆让给残疾人把你的高薪让给我?)人类进化了几十万年了,一夫一妻制也不过就是近来这几十年来定下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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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种族繁衍,最强壮的雄狮周围都有几只母狮子(我们权且称她们为雄狮的配偶),最威猛的黑猩猩也有N个母黑猩猩作为他的配偶,那狼呀,豹子呀,大象呀以及其他的动物就不用一一介绍了。每一个雄性动物的周围都有N个配偶。就连漂亮的公鸡周围都有几十只母鸡相伴。那个蜂皇,竟然有上百万个蜜蜂为她服务。自然界里,一夫一妻的动物好像几乎没有。

人类从古至今也一直没有一夫一妻制的习惯。古罗马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玛雅文化、中华文明的历史上都没有的一夫一妻的法律。(如果有人和我较劲,那就先去学习一下历史)我们熟悉的古人哪一个都有三妻四妾:刘玄德、唐伯虎、曹孟德、孙仲谋哪怕就是黄世仁刘文彩都是几房姨太太。(姨太太如果不好听,那就叫做配偶)到了我们这一代,突然变成一夫一妻制了。(如果你还记得上一辈子的事情,你还真的不太习惯这辈子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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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为什么从我们这几代改变了过去几千年的习俗和传统变成了一夫一妻制,但是,就学习西方的哲学、宗教抑或共产主义一夫一妻制也是一个偏颇。共产主义理想中基本的一条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一夫一妻制就人为地现定了各取所需的这一共产主义理念。一夫一妻制的理论基础和社会沿袭都是对人性、文明、自然发展规律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挑战和背叛。

婚姻,是限制人类文明发展的桎梏,而一夫一妻制使得人类的发展进化速度减慢了70%。

想来想去,没有想明白一夫一妻制有什么好处。如果让民众来VOTE的话,VOTE 一夫一妻制的人一定不超过三成。

凭什么呀?要不,朕再去想想。。。。。。

《版权人类自由所有,翻印一夫一妻不究》

烙铁重发,咸得物料加牛郎彩金!
JIUJIUSG 发表评论于 2019-03-22 01:47:30
主要是现在女性可以自立了,很多女性甚至比男性还强,妻都不愿做了,谁还愿意去做小。

想到哪说到哪 发表评论于 2019-03-22 01:46:09
老牛是不是姜郎才尽了,拿十年前写的东西再加两张图片来忽悠热爱您的吃瓜群众?还有那篇中国刀的文章,也是如出一辙炮制出来的。
罚写一百篇有新内容的东西出来,以解吃瓜群众之渴!哈哈!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21:11:22
回复 '俺是农民' 的评论 : 应该是这样。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21:11:08
回复 'stay@homemom' 的评论 : 不懂历史的人根本不知道,哈哈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21:10:19
回复 '雨女' 的评论 : 还有女皇呢?忘了?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21:10:02
回复 'jennifer1963' 的评论 : 这种人,不需要费口舌呀。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21:09:33
回复 'Fisherman8' 的评论 : 夫妻的关系,不仅仅是上床,还有责任。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21:08:59
回复 'biglow' 的评论 : 你怎么也这么糊涂呀? 我只是说这么一个题目,你联系的太多了,哈哈,我还说有人死了呢,那不意味着我就要去杀人。

小同志,要OPEN MINDED.
maple2017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20:00:21
因为这世界上有一半男人,一半女人。
俺是农民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9:41:55
哈哈,社会越发展,将来就会越来越是开放式婚姻了,一夫一妻,多夫多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加上夫夫妻妻都会存在的,我们正好赶在一夫一妻比较正常的社会里,但是个人认为,很可能一妻多夫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和那个控制人口爆炸哈~~:)
stay@homemom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7:42:08
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制度性的一夫多妻。历史上一妻多夫没有形成制度,偶有个案,好像当时的社会也相当宽容。

一夫一妻制是早期中共对民众进行清教徒式洗脑的产物。但是,早期的中共高层没有几个人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大部分甚至没有做到糟糠之妻不下堂。延安上层的男女关系挺乱的。革命导师们也是一样。以前的中学课本上好像有马克思和燕妮的伟大爱情故事,可惜忘了提到马克思和燕妮的陪嫁女仆有一个私生子。恩格斯本人有长期女友,但是两人都反对婚姻制度,所以一直没结婚。列宁是否死于梅毒尚无定论。

天主教徒和基督徒有宗教信仰的支持,实行一夫一妻尚且困难重重。(亨利八世砍了几任王后的脑袋,罗马教廷和基督教会丑闻不断。)更何况既无历史传统,又无宗教支持的中国人。

不过文化和道德都是代际更新。生在红旗下的几代人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一夫一妻为常态,就很难接受其他的观点。其实大部分灵长类动物都不是一夫一妻的。
雨女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7:25:46
皇上一夫多妻。我看他那个职业挺累的。
jennifer1963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6:42:08
回复 'CastlePines' 的评论 :
我可没有阻拦你说话。我也是讲自己的观点,建议。谢谢。
jennifer1963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6:39:00
回复 'CastlePines' 的评论 :
典型“杠精”言论。
网友娱乐在先,也许代表自己的想法,也许是胡说八道,随便说说,你绝对没有必要上纲上线,扯上老婆女儿。
就算你不同意这些言论, 有人说你老婆,女儿也许喜欢“一妻多夫”呢!那你什么想法?
你一定很生气。因为这是吵架。无限引申。

除非是圣人,男人偶尔都有低下的情操。
只是一个有操守的男人,永远不会被低下的情操所打倒。
心里想,天天想要,但是永远不会去做。

jennifer1963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6:14:33
回复 'CastlePines' 的评论 :
这是网友们的娱乐。
没有高级,低级,庸俗,低俗之分。
想看高大上的阳春白雪,你可能走错了地方。
以后花钱买门票,听交响乐,看芭蕾舞,看纽约时装秀。
Fisherman8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6:04:49
我说的做小是女人相对于男人来说, 一夫多妻就是做小了。比如有一个男人八个老婆,雨露均沾, 八天一次和一天一次, 女人不是亏了吗?
dqdeer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5:55:01
自古以来 一直都是一夫一妻的

其他的都不可以叫 妻。
biglow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5:48:48
你还想咋的?一妻多夫?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5:48:19
回复 'Fisherman8' 的评论 : 你的想法不对,根本不是做小!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5:47:12
回复 '大酱风度' 的评论 : 是的是的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5:42:12
回复 '大酱风度' 的评论 : 人类从猿进化成人,就是一夫多妻了,哈哈
大酱风度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5:39:50
问题提得好!一夫多妻是近万年的事,应该复原。

一夫一妻是老毛时代还是蒋介石时代搞的, 你没说,历史观不强,另外,第一张照片出处也没表明,也是失礼。
Fisherman8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5:32:01
因为女性牛了啊。动动指头就能开枪把男人干掉, 挣钱也不含糊, 怎会屈居做小?男人必须山盟海誓, 心里不这么想,嘴上也得这么说。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5:30:34
回复 '爱吃白菜' 的评论 : 完全对!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5:30:02
回复 '农村干部' 的评论 : 哈哈哈,真操心呀……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5:25:01
回复 'ahct' 的评论 : 期待改变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5:24:18
回复 'mikecwu' 的评论 : 我小的时候学的是直立行走和对指运动。
石油附中啊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4:49:16
老牛哈哈今天这是在帮哪个小兄弟争取福利呢?
jennifer1963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4:37:14
回复 'Fanreninus' 的评论 :
本人声明:
自己对一夫一妻,一夫多妻, 一妻多夫, 没有立场。
关于这方面的言论,都是发转网友言论, 立场。
当然,如同所以女人, 当然希望找个对自己好的男人。
Fanreninus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4:04:35
回复 'mychina' 的评论 :

建议参加民主党初选,政刚是美国“男人一夫多妻,女人一妻多夫”, 找Jennifer为VP搭档!
农村干部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3:33:05
哈哈,没那么容易,到时候妻妾中再有几个才女,那就不是体力问题了,还得有智力能力精力及其它力。MBA是必需的^_^。
dancing_今宵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3:18:47
作为一夫一妻制的受害者,俺对不起那些年错过的美人,更对不起自己!哈哈哈哈
爱吃白菜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3:13:00
现在很多人以为自己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小康。真的吗? 非也!
看看小康的标准:
1. 吃饭 一荤一素,
2. 穿衣 一稠一布,
3. 娶妻 一正一副。
前两条容易达到, 第三条太难了!只有国内有权或很有钱的才可以实现。所以,美国的同袍们很难达到小康了!可以奔小康!毕竟大家心中都有个梦想!

mikecwu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3:11:43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的大脑发达,因此人类婴儿出生时候大脑非常不成熟,否则生不出来,所以人类需要很多年来发育大脑,也就是为什么人类童年很长。人的聪明才智不仅是天生的,也需要后天的培养,而父母同时培养子女,才能给孩子们最好的后天发育。

一夫多妻的结果是,孩子无法得到足够的父爱。在一夫多妻的情况下,很多男性无法成为父亲,他们的父爱白白浪费了。幸运的能够做父亲的,因为妻子孩子太多而无法面面顾及。

动物界主要是靠体力生存,智力无所谓,所以动物界可以实行一夫多妻,生下来的小动物靠体力和本能生存。

人类社会也有类似的情况,有的人不结婚,男人到处播种,不参与孩子的抚养。而我们都知道,在缺乏父亲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们,问题都会比较多一点,缀学,犯罪率都比较高。(个别例外不算)

因此,一夫一妻是最科学的,对人类最有益的生活方式。
ahct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3:07:25
你质疑得都对
该改变的终归会 改变回来
jennifer1963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2:57:44
回复 'westshore' 的评论 :
True!
女人在生孩子期间是无法为家庭提供经济资源的,男人如果不负责任,则这个过程就无法延续.
人类是唯一把性活动作为享乐的动物.

现在应该实践“一夫一妻,多情人,多红颜知己。”
这才是可行方案啊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2:56:01
回复 'westshore' 的评论 : 老马当然想了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2:55:15
回复 '华府采菊人' 的评论 : 说的特别对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2:54:45
回复 'jennifer1963' 的评论 : 好的,我想想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2:54:12
回复 'jennifer1963' 的评论 : 这个弯拐的好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2:53:34
回复 'Blue-Crab' 的评论 : 还是民众投票的好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2:53:05
回复 'xiaoxitian' 的评论 : 哈哈哈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2:52:42
回复 'Fanreninus' 的评论 : 哈哈哈,看看你,嫉妒了吧?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2:52:07
回复 '蓝天白云915LQB' 的评论 : 对!
westshore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2:47:14
一夫一妻是保证继承权不产生因为血缘角度的纠纷。
婚姻的本质是经济合同,养育家庭尤其是孩子的经济合同,否则人类无法物种有效延续。当然也是体现男女经济权利平等,因为在这个保证物种延续的过程中男女的角色是不同的,女人在生孩子期间是无法为家庭提供经济资源的,男人如果不负责任,则这个过程就无法延续。
所以马克思说婚姻是私有制的产物,如果真是共产主义了,人人都可以从社会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不依赖其他具体个人,婚姻也就是没有存在意义的。
但性生活是永远会存在的,因为人类是唯一把性活动作为享乐的动物。
结果共产党就被扣上共产共妻的帽子。
却不懂那种时候是没有妻子这个概念存在的。
华府采菊人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2:37:49
有本事能找“多少”找多少, 没本事能找多“少”找多“少”。
关键是“本事”:潘邓驴小闲, 至少占60%吧。
jennifer1963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2:35:49
Hi,阿牛哥,一夫多妻,是老古董了,无法实现的。
与时俱进,现在应该实践“一夫一妻,多情人,多红颜知己。”
这才是可行方案啊。
强烈建议写下一篇,妻子,情人,红颜知己。
一定火爆。
jennifer1963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2:28:43
回复 'xiaoxitian' 的评论 :
阿牛哥的重点不是一夫一妻。
他的隐身含义是,自己是一夫一妻的受害者,都委屈了几十年了,今天登高一呼,解心中之恨。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心有余而力不足。
要是一夫多妻,那得有多少钱,多少时间,多少资源去对付一个黄脸婆,几个狐狸精啊。
Blue-Crab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2:26:16
综合大家的意见,明年大选会有 California Proposition 111: marriage 只能有一个,opposite-sax or same-sax civil union 想要几个就几个。反正加州也不是美国!
xiaoxitian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2:05:56
回复‘Jennifer1963'
你的功课比我做的好,快去转告阿牛:)。
Fanreninus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2:04:47
回复 'mychina' 的评论 : 你好像是在大叫此地无银三百两,此牛只有一个妻!
蓝天白云915LQB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2:01:32
这事,因人而异,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1:57:17
回复 'solo1' 的评论 : 他的观点好!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1:56:49
回复 'jianchi9090' 的评论 : 能要几个就要几个!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1:56:14
回复 '方家胡同' 的评论 : 哈哈哈,这是人口学家的事情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1:55:28
回复 '紫萸香慢' 的评论 : 这个明天讨论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1:54:58
回复 'Fanreninus' 的评论 : 你总是喜欢扒开看本质,看个表面就算了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1:54:09
回复 '农村干部' 的评论 : 这个我可没说,哈哈哈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1:53:27
回复 '股聋' 的评论 : 在我家我做主,在你家你做主!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1:52:49
回复 '清漪园' 的评论 : 哈哈哈,你把这个给庸俗化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夫一妻制也都是种猪种马的,也累!
jianchi9090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1:35:32
回复 '紫萸香慢' 的评论 : 就是就是一夫一妻太反人性了。 支持你一妻多夫。三个哪够。 一个赚钱一个干家务一个管教育孩子加孩子车夫,最后一个谈情说爱。 起码4个夫才对得起老婆。 牛哥你说对吗?
清漪园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1:28:29
做种猪种牛种马是很累的活儿。
方家胡同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1:22:43
男女比例基本保持着近似一比一,有能耐的多妻,就有人没妻。你愿意多妻呢还是没妻?
女士们愿意吗?
solo1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1:01:35
这个问题朱雨心有所探讨。他的观点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小老婆利国利民。
紫萸香慢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0:27:46
说得好,凭什么一夫一妻吗?楼下的都只看到这命题的一面,一妻多夫是这命题的另一面。一个女人至少需要三个丈夫的,一个帮挣钱,一个在家里修修补补看孩子做家务,还有一个陪着谈情说爱提升趣味。形象上则需要儒雅学者型,粗狂肌肉型,花花公子型,等等。哎呀,这好事快实现吧。:)
Fanreninus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0:13:04
看问题要看本质,别老只看表面现象!
农村干部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10:03:33
判断是不是男人的唯一标准是一夫多妻^_^
股聋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9:59:00
大伙儿还是要弦外听音呀!

“我牛家我作主” - 牛哥这是解释牛规牛矩么?
夏圓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9:26:45
回复 'Blue-Crab' 的评论 :
牛皮厚,不怕砸!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9:26:08
回复 'jennifer1963' 的评论 : 哈哈哈哈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9:22:20
回复 '碧螺春珍珠奶茶' 的评论 : 你的脑子真的很好(shi), 我这个只是一个命题。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9:21:05
回复 '多伦多橄榄树' 的评论 : 我这是一个假设
jennifer1963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9:08:04
回复 'mychina' 的评论 :
美国保护女人。没有错啊。
女人坏,也就是欺负爱死她的几个男人。
男人坏,惊天动地,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坏事都是男人们干的。
jennifer1963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9:07:27
回复 'mychina' 的评论 :
杠精来了,快去找中国刀!
碧螺春珍珠奶茶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9:01:22
老婆同意的话 你搞多妻也可以 没人管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8:56:29
回复 '梅华书香' 的评论 : 马克思很伟大呀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8:55:58
回复 'xiaoxitian' 的评论 : 鸳鸯是意淫,哈哈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8:55:20
回复 'jennifer1963' 的评论 : 现在的女人比男人厉害!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8:54:44
回复 'verruekt' 的评论 : 你这属于抬杠,进入了杠精行列,你想拦也得拦得住呀。

不知道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文不对题。
verruekt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8:35:05
没人拦着你呀?你可多来几妻!养谁不是养啊!哈哈哈!
梅华书香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8:18:19
都是共产主义惹得呗,哈哈。
jennifer1963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8:04:03
回复 'xiaoxitian' 的评论 :
Swan, Crane.
xiaoxitian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8:03:32
“自然界里,一夫一妻的动物好像几乎没有。”也有相爱一生一世的动物,是鸳鸯。
多伦多橄榄树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7:49:50
你理想中的是几夫几妻嘛,他(她)之间可否走动走动呢smile
jennifer1963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7:17:39
回复 'mychina' 的
就是有钱,有闲心也无法搞定今天的女人。
为什么?
旧社会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束缚女人们。
今天,女人们张开嘴就是平等,自由,民主。。。。。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7:10:28
回复 '山中百合' 的评论 : 哈哈哈哈,抓狂了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7:10:10
回复 'jennifer1963' 的评论 : 没有!
山中百合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7:02:54
总有刁民想害朕,朕不动声色威严端坐,只见他从左到右,扫了一眼众爱,说了一句……
jennifer1963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7:01:42
非常好的话题。
男人都想娶几个老婆。年龄都是间隔10岁以上的.
女人都想做唯一的老婆,垄断全部资源。
问题是,今天的男人有钱,有闲心,有勇有谋搞得定一个以上老婆吗?
mychina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6:47:50
回复 'Blue-Crab' 的评论 : 哈哈哈,那是别人的二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产物呀,看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早点过来,别等我受了重伤再来。
Blue-Crab 发表评论于 2019-03-21 06:45:39
阿牛啊,南加的二奶村离你也不远。我下午再过来瞧瞧你被砖砸伤没有,哈哈哈。
润涛阎:(38) 丽丽东北寻旧情
2019-03-03 07:43:10

政治面目:瓜子脸。要招人恨,恨得咬牙切齿;要惹人爱,爱得死去活来;要让人服,服得五体投地。

(38) 丽丽东北寻旧情

“润涛,你给个建议吧!听完了我跟刘越的往事,你说我该不该回国看看他?我是说哪怕就聊一会儿天,就把他放下了。否则我总觉得有点儿心事没完成似的。”



“我给你讲一段我的一位老美同事的故事吧。她当年在哈佛当助理教授时被她的学生爱得死去活来,可她此时有了男朋友,也在哈佛当教授,准备结婚了才遇到这么个不靠谱的年轻人。这学生比她小八岁,当时选她的课时他念大四。她就告诉她学生说:‘你这么莽撞不好,你的心我领了,但你可知道我已经要结婚了。倒不是说我对年龄看得重,可总归你这属于一时的冲动。等你成熟后你就知道我今天拒绝你是对你好,哪怕我现在没男友我也应该这么做。大学教授跟学生谈恋爱,那是要失去工作的。’这学生后来在美国南方的大学里也当了教授。光阴似箭,一转眼三十二年过去了。在一个学术年会上,本来不属于一个专业的二人都参加了这个细胞学大杂烩年会。二人在大楼门口外休息晒太阳时四目相对,仔细端详了对方后几乎同时认出了对方而大喊了对方的名字。在拥抱过后,她看着依然有三十二年前英俊模样的他说:‘没想到你还认出了我。你不觉得我变化太大了?你是怎么认出来的?很惊奇!’他说:‘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没离开哈佛,我当然经常查看你系里的网页。所以,在我眼里你没有什么变化,至少是从有了网页后你就没变过。’”



电邮写到这里,我就发过去了,我在做饭呢,准备回头接着写。



“老阎啊,我就想知道结局!”丽丽着急了。



“结局是这样的:当他知道三十二年前他爱得死去活来的这女老师已经离婚了,就当即告诉她:‘我回去后就离婚。这样,我们就真的可以结婚了!’女老师摇头说:‘我都六十岁了,你跟比你小的妻子离婚跟我这老太婆结婚,你净说些不靠谱的话。三十二年性格不改。我无法知道你是否在跟我开玩笑。’他一听就急了,说‘咱们走!到我旅馆,我给你写下保证书。’当然,我估计二人那晚上就住在一起了。后来嘛,那就是女教授辞去了哈佛教授的职位,来到了南方。二人结婚后一起找到系主任,说不要系里出一分钱,她刚拿到五年科研经费。如果五年后拿不到经费了,也不花系里的钱,而是退休。系主任高兴啊,准备装修大楼里的两层招一批新教授,招这位带经费来的教授太划算了。就这样,他们这师生恋三十多年后结成正果。五年后她没拿到经费,就退休了当家庭主妇,他还在上班。这就是结局。对你来说算是正能量吧?”



丽丽哈哈一笑,说我在编故事。事实上我说的的确是事实,而且是百分之百。我讲给丽丽这老美师生恋的事儿是否影响到了她,我没打听。我知道的是:丽丽既没答应李娟的邀请去跟佟云再次合作也没答应程墨的安排去程墨的公司打发时光,而是决定回哈尔滨看看铁哥们刘越,顺便去当年在北大荒的知青点走一趟。



当丽丽把我讲给她的美国师生恋结成正果的故事转给程墨后,程墨吃惊地张着嘴很久闭不上。后来程墨跟我联系想知道我说的故事是否当真,是不是在忽悠丽丽。我回答了程墨所有的疑问后,并答应她可以来我家,这事当真到何种程度?这对师生恋夫妻竟然是我不远的邻居!在门口路边走路锻炼身体,时不时就可以看到他们。程墨不得不信了,便认可丽丽回国去看看刘越。是程墨把丽丽送去机场的,在去机场的路上告诉她:“丽丽姐,当你见到一个秃顶、满脸皱纹、肥胖柔和的老爷爷,哪怕他现在是单身,你能忍住内心的厌恶而伸出你那纤纤玉手喊他大哥吗?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否则到时候想演戏给个笑脸都难,你高高在上的形象令人家比当年缺乏自信还缺乏自信,更别说来美国跟你一起过日子了。”



丽丽听后一笑,说:“程墨啊,我想象出来的他比你形容的还糟糕,不过,他善良的内心和宽容的个性才是我仰慕他的地方。佟云潇洒,金波帅气,那又怎样?”程墨点头认同。



丽丽先回到上海去见父母。看到八十岁已过的父母身体如此硬朗令丽丽开心,她说比上次回来时还年轻了呢。父母问丽丽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公司赚钱不少了,该放松就放松。丽丽点头认同,但她不想让父母知道她的婚事,害怕给父母增加心理负担,就说这次跟以前一样也是出公差,只是这次去哈尔滨。一共两周时间,就在上海跟父母待上一周。丽丽的父母知道他们的公司在南方,没听说在哈尔滨也有业务。不过公司的事多得很,上家下家都得打交道。仔细端详了女儿一番,老妈让丽丽睡觉休息,就跟老头讲:“丽丽这次回来老了很多,她去东北会不会去找她那个铁哥们?”老头对她脑子里充满了阴谋论特别反感,就说:“丽丽跟佟云那么好,她这年龄了怎么会去找年轻时候的铁哥们?你就是天天瞎琢磨,胡思乱想。你跟我随便胡说没关系,可你别在丽丽那里神经兮兮的。很不容易这次她在家待一周,你就好好给她做好吃的就行了。”



丽丽倒时差,晚上还是睡不着,倒时差的痛苦老妈最清楚,半夜里起来就跟丽丽聊天去了。外孙在读博士,丽丽身体很好,这些都让老妈高兴。丽丽演戏的水平一流,自然不会让老妈看出破绽。然而,老妈可不是吃闲饭的,第二天就跟老头讲:“丽丽是闲不住的人,突然间要在家待上一周,你不觉得反常?她事业心总是那么强,咱们俩的身体好好的,会不会她有什么事?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明天带她去医院做体检,这样我就放心了。”老头说应该的,一会儿我们跟她说。



丽丽一听父母对她的身体不放心,就告诉他们自己每年都体检,有医疗保险,美国的医疗条件还是不错的。没事去医院,弄不好得个传染病呢。丽丽说这次是公司的事,不忙,就回家跟父母多住几天,别疑神疑鬼的。



老头听后认同。只是老妈不认可,就跟丽丽说:“你爸天天去跟人下棋、打太极拳,我天天去看广场舞,我们都忙着呢。你呀,就忙活你自己的事去。去哈尔滨把事办好,然后如果有时间没地方去,你再回来,这样才是你过去的做法。”丽丽点头说那也好,在家住几天就走,先去办事。



丽丽在家住了四天就上路去哈尔滨了。丽丽一走,老妈就跟老头哭起来了,边哭边说:“你就是脑子笨!丽丽肯定离婚了,她这次来根本就没提佟云不说,她去哈尔滨干嘛呢?就是去看那个当年的对象去了。可人家怎么会等着她?这下麻烦了,她老了该退休了,可没有伴儿在家,一个人怎么过?美国又没有广场舞,邻居之间还不来往。”其实这些丽丽的老爹也清楚得很,他知道佟云那样的有钱人是怎样的,“男人有钱就变坏”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们的婚姻能维持到退休,早就超出了预料。他便说:“我看她回上海跟我们一起过挺不错的,你们俩就去跳广场舞。你那广场舞根本就是滥竽充数,她要是回来去跳广场舞,那一定令领队高兴。领队什么事都不通知你,因为人家不想带你玩。要是丽丽拉你去,那就不同了。我看这事行。跟她说说。找什么当年的铁哥们啊?东北人,能忽悠,不靠谱。”老太太赶紧纠正他:“什么东北人?那人我记得,是北京人。去东北当知青就是东北人了?那丽丽不也是去过北大荒?你什么记性!肯定是老年痴呆还不承认。”



话说丽丽到了哈尔滨,先在市里找到高级旅馆住下来。休息好了,再去打听刘越的下落。她屈指一数,三十八年了。当年在北大荒知青点,离哈尔滨不到一百华里,曾经四个人来过哈尔滨,那是高考录取通知下来后考上大学的四个人,其中就有刘越呢。虽然刘越被哈军工录取,那也是他第一次到哈尔滨。想到一辈子不会再有机会来这里了,四人就决定离开东北前去哈尔滨看看。



到了哈尔滨,丽丽不由自主地哼起了“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丽丽以为找到刘越很容易,因为她知道刘越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单位,那是一个大的国企,她当然忘不了。可在预定好的宾馆里入住手续办完后一打听,人家跟她说:“这都是老黄历了,那厂子早就分拆了,都是哪年的事了?估计你想找那时候的工人,就跟海底捞针差不多了。很多这里的职工当年都南下了。”这一番话给丽丽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旅馆安排好了,她就到外面走走,欣赏崭新的哈尔滨城市,-见不到刘越也没关系,看看哈尔滨就去当年的知青点,看看三十八年了还能否找回当年的感觉。



丽丽在附近的一家餐厅享受了一番后便用手机搜索哈尔滨市民政局所在地,她猜测那里能查到刘越的信息。到了民政局说明来意,公务员对她仔细端详了一番,感觉到这气质高雅言语不卑不亢眼睛里带有期待的女性也就是五十岁的年龄,可她竟然是老知青,这与她的美国护照上的年龄倒是相符,便决定帮她的忙。一边在电脑数据库里查找,一边用眼睛不停地望一下寻思这位不远万里从美国跑到这里寻找当年一位男知青的下落目的为何。真的像她自己说的只是想见见旧友铁哥们?感谢信息时代,民政局公务员很快就查出来了刘越的资料,出生年龄以前的工作单位都相符,考虑到这位女士非凡的气质,便问及她在美国干什么工作。丽丽笑了,她清楚对方可能对她有点不放心,便说:“我现在退休了,是个闲人,才有闲工夫走访三十八年前的老知青叙叙旧。”公务员点头笑着跟她说:“那您退休前是不是大学教授?我猜得对吧?”丽丽笑着说:“差不多。在大学读到博士学位,不过倒是没当教授就到公司里混日子了。谢谢你的热情帮忙!”说完,丽丽就转身离去了。



丽丽叫了出租直奔刘越的公司飞驰而去。显然刘越还没退休,丽丽清楚刘越今年六十岁已满,如果按规定他说不定已经是高级工程师了,退休年龄就未必是六十岁了。这些她也没打听过,只是从父母那里得知男六十女五十五就可以退休了。高级知识分子的退休年龄就晚一些。她对刘越升为高级工程师是认可的。刘越做事一丝不苟,待人宽宏大量,应该是受领导和群众喜欢的人才。令丽丽有点吃惊的是:当她到了公司门口,一辆警车也随后到了。丽丽猜测是民政局那位公务员担心自己疏忽而犯错误便跟警察局电话聊了一位美国来的女士找刘越,警察局就派一位警察去看看。当刘越被喊出来见到丽丽时,对眼前的一景惊呆在那里。出租车走了,年轻高大的警察旁边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士,警察带她来这里找自己干嘛?这都什么事儿?当丽丽面对刘越时把眼睛睁圆,刘越一下子就认出了丽丽。



这是当年刘越多次要求丽丽的动作:丽丽平时是迷人的杏仁眼,可她一旦把眼睛睁到最大,便是浑圆浑圆的发亮的晶球。“丽丽!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刘越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声。当刘越看着警察的时候,丽丽转身跟警察说:“你是民政局那位小伙电话告诉你来跟踪我的吧?我找的人就是他,找到了。”警察点头。然后上车离去了。



刘越跟丽丽握手时感觉到丽丽的双手用力更大,暗暗自语:“如果时光倒流,说不定我就求她留下来而不去美国的话说出来,当年就是说不出口。”这是刘越多年来都后悔的一件事。说出来就算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了,效果有没有,那是另一回事。此时,刘越和丽丽的脑海里都是往事,过了有十秒钟,双方才把大脑拉回到眼前的情景。“丽丽,我告诉他们一声,马上就回家。我给你做当年你喜欢吃的疙瘩汤!”丽丽说:“别,我想看看你的公司。可以吗?”刘越有点为难的表情。丽丽当即说:“那好,我不进去了。在这等你,然后我们一起去你家。”



刘越这才松开手,直奔院里跑去。很快他就回来了,开车拉着丽丽就回家了。他没回自己的家,而是回了他女儿的家。刘越有三套房--一套是自己的,一套是女儿女婿的,一套是空着的,是买了将来给外孙的。刘越在车里介绍自己的三十八年往事,刚介绍一部分,车子就到女儿的家门口了。上楼后,刘越用钥匙开门声惊动了在门口的外孙,外孙就喜欢干这事:外公一拧钥匙,他就在里边反着用力,然后笑个不停。“别闹!有客人。”刘越隔着门给小家伙下命令。刘越的女儿听到说有客人,有点纳闷:每次爸爸回家带他的铁哥们或下属来家都是提前电话告诉她的,她可以准备喝酒的菜。今天是怎么了?显然是外边来的客人,可那也应该提前手机告知一下啊。她好奇地从沙发站起去门口看看到底是什么客人。



刘越打开门,用手示意丽丽进去。当丽丽往屋内看时,与对面不远处的三十刚出头的美女四目相对。丽丽当然知道她是刘越的女儿,因为她的眼睛有刘越的基因表达。然而,对方看着没见过、爸爸也不打招呼就带入家中的风韵犹存的气质女人是该称呼阿姨还是大姐而不敢开口,等着后面的爸爸介绍呢。“小怡,这是你丽丽阿姨。丽丽,这是我女儿。”丽丽以为是“小姨”呢。在上海,小姨是妈妈的妹妹,可她的年龄显然不可能是刘越的小姨,那就是“小姨子”的意思了。可她的眼睛多少有点像刘越,其它的面部都不像刘越。难道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其实小怡是她爸妈喊她的乳名,她的真实名字叫刘怡。刘怡比丽丽还纳闷:这阿姨是干嘛的?应该不是工作关系,否则没必要带到家中,还连个招呼都不打。那就是有意思了!刘怡仔细端详着这丽丽阿姨。



丽丽呢?两眼立刻朝下面,盯住刘越是否要换拖鞋。刘越突然间停住了,说:“不用换拖鞋,我知道美国人是不换拖鞋的。我们就按照美国人的习惯,也来个洋为中用。”丽丽哈哈笑了。刘怡不理解这事为何会引丽丽发笑,只是刘越心里明白。



刘怡跟刘越说:“我去买菜买肉,你告诉我,阿姨喜欢吃什么,给我列个需要买的单子。还是我们一起去餐厅?”刘越问丽丽:“我想给你做当年我们吃过的知青饭,是北大荒的绝门功夫。你做主,是不是去外面找个好餐厅?”丽丽说:“当然是在家里吃了。但有个要求,简单就好。我们俩一起做。我做饭也有长进啊。一人做一两个菜就好。”刘越跟女儿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你在家陪阿姨说话,我去买,很快就回来。”刘怡很不情愿,毕竟跟这阿姨不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要是不小心把好事搞砸了就追悔莫及。刘越说完就跟丽丽说:“你们俩聊着,我去去就回。”说完就出门了。外孙不干,要跟姥爷一起去,刘怡说可不行,耽误姥爷的时间。刘越说没事,说完就带着外孙走了。



丽丽抬头望向墙上的一个大相框,便跟刘怡一笑,意思是想看看照片。刘怡也跟着丽丽走过去。映在眼前的是相框里的一张大的结婚照,虽然没有婚纱,可一看就知道那是那个年代的结婚照。里边的刘越比平时看上去帅气多了,因为灯光的原因,一白遮九丑。刘越的皮肤比较黑。然而,最令丽丽吃惊的是这新娘太漂亮了,越看越像李彤。“不可能是李彤的妹妹吧?可李彤的确有个妹妹,丽丽可没见过。世界虽然小,可也不会小到这等地步。”丽丽暗忖着。她朝旁边的刘怡看去,刘怡也知道丽丽在看父母的结婚照。“我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刘怡有点纳闷,刚才不是爸爸告诉了丽丽吗?难道她得了老年痴呆症不成?刘怡眨了眨眼,便回答说:“刘怡。刘越的刘,怡情的怡。就是竖心台。”丽丽听后笑了起来。说:“这刘越真逗!他介绍说你是小怡,我就以为是......哎!什么语言都有这麻烦啊。原来你是刘越的女儿。看眼睛我就看出来了,可他说是小姨,我。哎!”刘怡一听也哈哈笑了起来,说:“父母在家就喊我小怡,我习惯了,从没往那边想过。除了父母外,还没人喊我小姨,因为我没有姐姐啊。独生子女就这不好,没亲戚了。”



俩人笑着目光又回到了相框里那结婚照上。“你妈真的是漂亮到没有谁的地步了啊。太美了!她快下班了吧?那不对,她应该退休了吧?”刘怡听到这里感到突然,她以为这阿姨是有人给爸爸介绍的女友,她竟然不知道妈妈不在世了。那她到底来家干什么呢?好像刚才爸爸说做她喜欢吃的知青饭。她这年龄怎么可能也当过知青?满头雾水的她看着丽丽只皱眉头不说话,丽丽看着她的表情也明白显然这刘怡对自己到底是谁在纳闷中,便开口自我介绍了起来:“刘怡,我当年跟你爸在北大荒知青点是铁哥们。我后来去了美国,这是从美国回来想去当年的知青点看看,想到你爸就在哈尔滨,也就想看看他。”



刘怡这才明白过来,点头表示明白了。然后她就该回答丽丽的问话了,就说:“我妈在三年前因癌症去世了。她当年跟我爸结婚时是护校刚毕业,后来一直在医院里工作,是护士长。”丽丽听得认真,铁哥们的爱妻去世了,深感意外。她看着照片里的美女是那样的幸福年轻,便说:“老天爷真该死!怎么忍心让这么年轻这么漂亮看上去这么善良的救死扶伤的护士长走了?太不公平了!”



刘怡就劝丽丽说:“阿姨,你过来我们喝点茶?”说完就去准备热茶去了。丽丽跟着刘怡,闲聊了起来:“你爸也是有福气之人,我一会儿会问他是怎么把你妈那么漂亮的美女骗到手的!你爸是我当年的铁哥们,无话不谈。我得问他这事。”刘怡笑了,说:“说起来还真是!我爸有美女命呢。当时他哈军工毕业的,给他介绍的是一位据说罕见级别的美女。可他觉得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自己没那能力,就愣是给推掉了。那美女死活就看上了他。后来呢,好久没人敢给我爸介绍对象,他的工厂里漂亮的都是初中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或专科的,他也看不上。后来,就有人给他介绍了我妈。他也是说这不可能,太漂亮了,他配不上。我妈一听就火了,直接找他,吼了他一顿,他嘿嘿一笑就认命了。”刘怡说得特逼真,就跟她亲眼见到的一样。丽丽听着觉得刘越从未跟家人谈起过自己,至少刘怡的妈妈都不知道他还有在北大荒遇到过另一美女呢。想到这里,丽丽又起身去看结婚照。想像当年差点自己就是照片里的新娘,便比较自己当年的结婚照与照片里的新娘,然后在心里嘀咕这癞蛤蟆咋就有吃天鹅肉的命呢?一会儿刘越回来后得再仔仔细细查看一下他的五官是怎么长得,生辰八字嘛这个自己是外行。



其实在刘越拉着丽丽回家的路上,虽然路途很短,刘越还是想知道丽丽这次找他的真实用意。只是不好意思直接问,毕竟丽丽牢牢控制着话语权。丽丽想知道刘越的情况,就只能从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话题开始。刘越去买东西,是找时间想想丽丽突然间到哈尔滨的事。刘越买完了东西就回去了,进屋看到丽丽和女儿从照片那里往门口走,也就清楚丽丽想知道他妻子的事。当刘越进门习惯性地换拖鞋那一刻,丽丽就跑过去看,眼睛盯着刘越的脚。刘越看到后当即就把脚重新穿回他的耐克鞋,他不让丽丽看到他的大拇脚指头,令丽丽很失望。刘越让丽丽跟女儿在客厅聊天,他自己亲手给丽丽做“忆苦思甜饭”,丽丽坚持跟他一起做。刘怡说她照看孩子去。这样就把空间留给了二人。



刘越让丽丽去看电视,他自己动手就足够了,饭一会儿就做好。刘越在厨房忙活着,丽丽就站在厨房门口跟他聊天。刘越介绍女儿在教育局工作,非常轻松,女婿是当年一起创业的铁哥们的儿子,还是在俩孩子童年时父母就定了娃娃亲。虽然那时是开玩笑,哪里想到,这俩孩子青梅竹马,大学期间就谈起了恋爱,后来就真的结婚了。这女婿刚接替了他父亲的班,父亲身体不好就退休了。儿子虽然也是学的工科,可并不在他们的公司,是他父亲退休后他加入的。这两天他去深圳联系一个新的项目。刘怡今天没去上班,早上去办理孩子入学的事,刚好就赶上丽丽来了。



丽丽清楚下一句就该轮到问及丽丽丈夫的话题了,便立刻出口:“刘越,你不让我搀和做饭,那我就去跟小怡聊天去逗孩子玩。”说完扭头就到刘怡的房间去了。待刘越把饭准备好,一个小时过去了,丽丽跟刘怡聊天聊得很开心。刘怡特别想听的就是当年北大荒的故事,凡是有关她爸的往事她听得就格外兴奋。刘越在当年有很多故事呢。刘怡最想知道的就是她爸的脚大拇指是怎么残废的,丽丽因而清楚刘越把这件事保密了下来,也就打岔把话题引到别的地方去了。



待刘越喊她们去吃饭,饭做好了,此时还不到中午12点。丽丽一看,最开心的是一个大盆,里边是猪肉、豆角、土豆炖在一起的“乱炖”,这是当年在北大荒时东北当地老厨师给他们做的“改善伙食”拿手菜。虽然那时肉少,可土豆和豆角都有了肉味,就感觉特别香。刘越问丽丽:“这饭你在美国做过吗?”丽丽想了想,说:“刚结婚时做过一两次,那位不喜欢吃,就再也没做过。当然,我做的肯定没这么好吃也是原因吧。”刘越当即抓到了话头, 便追问:“佟云没跟你一起过来看看哈尔滨?他在北京他父母那里?”



丽丽摇头。突然间丽丽把眼睛睁圆,问刘越:“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电脑搜出来的?我可听说谷歌在国内是被禁的啊。”刘越说:“吃完饭我告诉你。”刘怡一听就知道她应该回避一下,不上桌吃饭的儿子还在玩汽车呢,她就站起把一桌子的菜挑一点放入小碗里说得去喂那不喜欢吃饭的小祖宗,就离去了。她走了,丽丽就说:“咱们先吃饭,有的是时间聊天。”刘越把红酒给丽丽续上,自己把白酒又倒满一杯,说:“为我们当年铁哥们都考上了大学而干杯!”丽丽笑着迎合着。



刘越这么多年里练的能喝很多,可他有个毛病,一喝酒脸上就出汗。丽丽等着听故事,就看着他。刘越就娓娓道来:“丽丽,在你出国走的那几天我去找你了,其实我这么多年一直自责我当时没去见你并把你拉下不出国。我仔细打听了你的情况,你已经领了结婚证,马上就要走了,可我知道了你嫁给的那佟云可是被公安局抓捕过的玩弄女性的流氓。这种病是改不了的。我能看出来一提到他的话题,你就挡住,显然你跟他早就离婚了。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你怎么受得了这种人当丈夫?我了解你。在你上飞机那天,我回的哈尔滨,我坐火车到家,你也到美国了--我猜的。我在火车上不吃不喝,痛苦不堪,就因为自责,我没保护好你。我有罪!我那时就不明白你那么精明的女神级的人,怎么会被一个流氓成性的人给骗了?你到底是不是原来那个令人顶礼膜拜的聪明丽丽啊?!”



丽丽放下筷子,泪水慢慢地流淌下来,反问刘越:“你难道没听说过女人在恋爱期间智商为零吗?”刘越把头往下一低,看着丽丽,回复道:“可你是丽丽啊,脑子反应那是跟闪电一样快的啊,我就不信你看不透佟云这类骗子?我一辈子都理解不了这事!我当初是没自信,也的确是担心一个癞蛤蟆耽误了天鹅的命运,可我要是知道这天鹅被一个道貌岸然的流氓给玷污了给骗了,我死不瞑目的!你在我眼里一直是艺术品一样的存在,反应那么快的大脑,宽宏大量的气质,迷人的美貌,我怎么能容忍这样的神级女孩,我当年的铁哥们,被一个流氓骗子给忽悠了呢?!”



丽丽眼里只有泪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往事如烟就好了,可说往事如烟的人都不曾经历过刺痛心扉的往事。“来,丽丽!我们吃饭。过去的就是过去了。我们说点高兴的话题。你有孩子,对吧?美国没计划生育,你应该有两个孩子吧?”丽丽摇头,说:“孩子就一个,是儿子,现在在读博士呢。他还没结婚,看你都当上外公了。不过,现在想起来的确很后悔,当初没多生两个孩子。如果时光能倒流,肯定生四个孩子。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有四个孩子的妈妈是最了不起的。可现在说这个都没用了。”



刘越劝丽丽拿起筷子继续吃饭。丽丽点头,说:“没想到铁哥们你做饭手艺还真的有两下子,这可没想到。”刘越开始问及丽丽在美国事业上的经历,丽丽就做了简单介绍开公司的事。她发现刘越对丽丽未来打算的话题只字不提,比如是否会回国养老、是否还考虑结婚,而是跟她谈论当年那些知青的近况,丽丽大都记不得这些人名了,也没心思打听具体的人和事。可刘越就是介绍个没完没了,他想让丽丽知道那些人这些年的经历。那些人名刘越提起,丽丽也能想起来当年的模样,可也很模糊,不免有的张冠李戴。倒是两个人,她追问了起来,一个是她当年的室友,女孩,也是上海知青;一个就是那个追她追到令丽丽痛苦不堪地步的小队长。可刘越偏偏对这俩人的情况一无所知,毕竟他们都是上海人,回到上海后就泥牛入海无消息。这令丽丽多少有点遗憾,就这俩人在她心目中多少还有印象,其他人如果不是刘越提起,一个人名她都说不上来了。



丽丽从刘越的言谈举止中得知他不会追求自己了,那也许是因为妻子去世三年多了,现在已经有对象了,也许不想再结婚了。倒是刘越对丽丽的了解更清楚,知道如果自己主动提出来还真的有戏,就看她在自己眼前流泪,就清楚了。



吃饱了,二人放下筷子,丽丽走过去喊:“刘怡,过来继续吃吧,竟顾了跟你爸聊天了,聊得菜都凉了。”刘怡过来,说她吃饱了。然后,三人一起收拾桌子。丽丽建议大家一起出去看看哈尔滨最值得看的地方,一个下午能看多少就看多少,多走几个地方。刘怡担心孩子耽误大家的时间,就建议她在家看孩子,二人去逛逛哈尔滨。丽丽强烈建议一起去,四个人一辆车刚好。跟孩子一起浏览,多么开心啊。这样,他们四人逛起了哈尔滨城。在逛街时,刘怡提出到刘越自己的那套房子看看,丽丽说好我们去看看你爸是不是跟当年在北大荒当光棍时一样,东西随便放。刘越听后哈哈大笑,说丽丽竟然还记得这么清楚呢。那可是在高考那阵子,俩人一起复习来着。到了刘越自己的家,那是别墅区单独的房子,就是离上班地点太远,他很少在这里住,主要原因是外孙不让他离开父母的房子。这外孙每天必须见妈妈也必须见姥爷。这豪宅虽然无法跟丽丽在美国的豪宅相提并论,可远远超过丽丽的猜测。里边家具整洁,就连刘越的大床上的被子都干净整洁到令丽丽刮目相看。丽丽说这一定是刘怡整理的。说完哈哈大笑。刘越不服气地说:“人都是变化的。那个年代知青点太寒酸了,条件太差了,也没心情整理。”



晚饭,丽丽提出她请客,去她住的豪华旅店的餐厅。刘越答应了,就像在北大荒知青点,他什么事都听丽丽的。好像他缺乏主心骨一样。而事实上,刘越是有点固执己见的人,在公司里他一旦拍板,就得他说了算。当然,他也敢作敢当,错了,从不推诿给下属,就自己做检讨。在铁哥们面前,他从来就是条汉子形象。只有在丽丽面前,他总是缺乏自信,感觉自己比不上人家那思考飞快的大脑,就甘拜下风。这性格今天又回来了。刘怡感觉到老爸在丽丽阿姨面前挺乖的,这俩人的事说不定能成。丽丽给刘怡的印象好极了,她希望这阿姨能成为她以后的家庭成员,一个聊得来的人。



吃完饭,刘怡说还是回到她家,让孩子去睡觉,三人一起继续聊天。刘越看着丽丽,他听丽丽的。丽丽就说:“这已经很麻烦了,这次回来太突然,都没打招呼,不知道影响了多少刘越的工作安排。自己本来就不应该这么做的,就是因为在网上没查到刘越,不是没查到刘越你的名字,而是太多了,就慌慌张张地跑过来了。所以,这就够麻烦了。明天你们该上班上班,我明天有安排。我也有其它的事才跑过来的。孩子困了,你们现在就回去。我下次肯定还来哈尔滨,下次有了手机号,提前联系好,想待几天就待几天。这事我说了算,好吧?刘越,铁哥们?”刘越点头说好,就听丽丽的,这是刘越第一定律。丽丽听后当即问刘越第二定律是什么,她很想知道。刘越哈哈大笑,说第二定律还在酝酿之中,诞生之日一定手机报告给丽丽神人。



到了家,刘怡把孩子安顿好睡觉了,她就去找爸爸聊天。刘越知道她肯定会过来打听丽丽的事,也就坐在客厅沙发上等着女儿。刘怡开门见山问丽丽现在是否单身,刘越点头。刘怡就说:“这丽丽阿姨不错,跟我特能聊到一起。她告诉我说她出生在上海,我感觉社会上显然对上海人有误解,当然我也没接触过上海人。可这丽丽阿姨说话得体,没一点架子,我跟她在一起聊天,就跟她是哈尔滨人一样。”刘越说:“很晚了,没事睡觉去,明天都得上班呢。我今天的事现在打电话联系都怕打扰人家,明天一早就去上班。你呢,也别太过分,让同事说闲话。办公室没事干也得在那待着。”说完,起身睡觉去了。



丽丽通过对刘越的察言观色,明白了刘越不想跟自己再续前缘。那就这样吧,这哥们这辈子算是很成功,公司产品换了无数次,刘越还到过纽约呢。就因为当初他的公司业务没了,要关闭了,刘越不服输,就让大家都去全国大城市活动,看看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结果呢,找到了做水暖气片的活,竟然是出口美国纽约市,那里还有旧房屋需要更换水暖气片。那阵子产值高到过亿。丽丽听着觉得好玩。可后来纽约市不要水暖气片了,他们就跑到深圳,找到了出口电器的活,刘越有一个条件:必须提供工具,只要有工具,造什么产品都可以学。他的公司招的人大多是中专毕业的,必须是心灵手巧的他才雇用,专业技能都学得很快,所以,只要有活能揽到,就接。刘越是不缺钱的,虽然算不上富豪。



只要铁哥们活得很好,就为他高兴。丽丽想着来时的计划,一定去看看当年的知青点,就是趁着身体好,就多走走。所以,在跟刘越一家道别前,她说:“你们明天都去上班,我有其它事去干,明晚肯定有宴会,后天就回上海了。”实际上她不得不这么说,因为她了解铁哥们特别好面子,如果她说去知青点,刘越百分之百会陪她去。这对刘越是额外的麻烦。



第二天刘怡吃完早饭去上班,按照惯例,刘越把孩子顺路送到幼儿园,然后就开车去上班。刘怡突然想这里离丽丽的旅店很近,她说她今天有事,估计是客气,她极大可能还在旅馆里,等明天的飞机回上海。想到这里,她就给办公室打了电话,说爸爸的同学从美国回来了,是不是应该陪陪人家。主任说那当然,办公室不忙,你就在家招待客人好了。当她到旅馆门口,刚好丽丽从里边出来,她叫的出租车到了。在丽丽走到出租车跟前时,刘怡也到了,她立刻对盯着出租车的丽丽喊:“丽丽阿姨!等等!”丽丽扭头一看:“小怡,你怎么过来了?”刘怡问阿姨去哪里,怎么会是出租车。丽丽就只好把实情告诉她了:“我今天去知青点,可你爸太忙,我不好意思打搅他太多。今晚回来,我又怕太晚,就没办法了。我是不得不说了谎,实在抱歉!不过,我是这么安排的,我到了知青点后一定跟你们联系,把照片发给你们。所以,这也不算是说谎吧?小怡?”



“阿姨,我们俩一起去。我跟主任打了电话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爸爸的老同学谈论当年当知青的事,就非常好奇。我这辈子都没到过农村呢。真的想看看当年爸爸所在的地方是怎样的。刚好有这机会,咱俩一起去。”



出租车开到长途汽车站,丽丽早已在旅馆前台打听好了一切需要知道的消息,手机上有地图,查到了当年的知青点。这样,二人三个多小时就顺利到达了县城。从县城坐出租半个小时就到了目的地。跟出租车司机说好了,两个小时后再来把她俩送回到县城。



她们俩就有了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可以在田野里挥霍了。刘怡太高兴了。这土了吧唧的地方竟然令她心旷神怡。知青点的变化还是很大的,原来村里的土路都变成了通汽车的宽阔公路。只是黑土地还是那个黑土地,原来种土豆的还是种土豆,而且比原来的还多。原来有不少大豆种植区,现在也变成了种土豆。原因丽丽不清楚。她仔细闻着田野的味道,那是黑土地特有的气息,这是她第一次找到了回国的感觉,以前到了上海,童年的印象一点儿都找不到了。唯独这里还保存着当年知青时的原汁原味,她说不清楚这是黑土地还是土豆叶子的味道。丽丽带着刘怡寻找当年她平整过的地方,并指指点点,只是当年她和刘越等知青们住过的知青点房子早已被拆除,连点痕迹都找不到了。村里的农民都是新房了,只有那村名没改。一个水渠还在,她和刘越曾经在那水渠旁的树下遮阴聊天。当然还有其他几人一起。当丽丽把这些照片用手机发给刘越,刘越懵了!便问是谁给她照的像。根据丽丽的要求,要到了知青点才让刘越知道她们俩一起来的。丽丽让刘越猜,刘越突然间想起来了,是小怡跟丽丽商量好了,怕耽误刘越上班。刘越就让她们多照点照片发给他。



(39)丽丽“搬起石头砸别人的脚”

丽丽让刘怡给她拍照时,自己就把右脚的鞋脱掉,然后捡起一坷垃便往空中抛,试图砸在自己的脚上,可是总是不成功。



刘怡猜测到这是当年丽丽干这事故意砸刘越,才把刘越的右脚大拇指给废了的。可她不明白,这黑土地里只有土坷垃,没有石头砖头,土坷垃不可能废掉大拇指啊。二人走路、玩耍,折腾累了就停下来坐在渠旁上休息。刘怡从小就纳闷爸爸的右脚大拇指严重变形,问他怎么回事,他就是不说。看来是当年被丽丽的土坷垃给砸碎了,没长好。可土坷垃怎么可能啊?她便说她爸的右脚大拇指是变形的,很难看,不过走路看不出来。丽丽当即问:“你妈知道原因吗?”刘怡摇头说:“妈妈问过爸爸,他说可能小时候被铁榔头砸伤的,他不记得了。”说完就看着丽丽。丽丽一笑,就没下文了。



二人玩得很尽兴,回去的路上都在车里睡着了。刘越跟女儿通话问她晚饭到哪里吃。刘怡在谈话时丽丽也就醒了,刘怡跟丽丽商量晚饭的事,丽丽说在外面吃,别让刘越做饭了,随便找一家饭馆就好。刘越就找好了餐馆,这样,三人又坐下来一起吃晚饭了。在车上丽丽跟刘怡说好了晚饭时不提过去的伤心事,脚趾头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刘怡点头认可了,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想到好奇心有时惹祸,她也只能以后再追问爸爸了。反正这事她迟早会搞明白。



饭桌上刘怡问及丽丽会不会将来回国内养老,丽丽说她肯定会有几年时间在上海,现在父母八十出头了,虽然身体很好,可毕竟年龄大了,回来照顾他们几年是肯定需要的。丽丽讲她在上海也投资了一套房,一直闲置着,跟父母的房子很近。接着就是刘怡要听丽丽讲美国的趣闻。丽丽就讲起了她在公司里发生的那些有趣的新鲜事。吃完晚饭天已不早了,丽丽就建议回去睡觉,因为孩子眼睛都睁不开了。刘越建议明早他去送丽丽到机场,丽丽说不需要,出租车就在旅馆门口上车,就到太平国际机场了。刘越历来在丽丽面前都是听话的乖乖蛋,什么都是丽丽说了算,只有点头的份。刘怡对爸爸不坚持送阿姨觉得有点不够热情,就说:“丽丽阿姨,就让我爸开车送你吧,回来一趟可不容易,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机会送当年的铁哥们去机场呢。”丽丽说以后还会来哈尔滨的,下次说不定把当年的老知青们叫上几个到知青点聚会野餐一次呢。刘越说:“那真的是好主意,离开后我都没回去过呢。”



刘怡到了家,把熟睡在车里的孩子抱进屋,让他睡好了,自己就跑到客厅找刘越询问脚趾头的故事。刘越坐在吃饭桌上仔仔细细翻看手机照片呢。刘怡就站在他身旁也看着。当看到丽丽往天上抛土坷垃时,刘越的眼睛立刻湿润了。刘怡趁机把老爸拉到沙发上,便问及这里边的内情。



刘越说:“好吧,我就跟你竹筒倒豆子,来个实话实说。你也帮我思考思考这里边的猫腻。”刘怡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听了起来。



“背景从简。本来我在知青点就是不起眼不显山露水才不出众貌不吸引人的一干活的,那不是分上海帮北京帮吗?可上海帮最后一年来了个下凡的七仙女,......”刘怡立刻打断了他的话:“丽丽阿姨从天而降!”



“你别插话,听我说。这丽丽一到,上海帮那边的男知青们就个个都热血沸腾起来了。我们知青生产小队的小队长是上海帮的,这人诡计多端,特别能巴结领导,对下面的群众又能打一派拉一派。就这么说吧,用现在的语言就是情商高。他对大美人丽丽的攻势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可这大美人偏偏对他敬而远之。非但如此,她还靠拢我们这边。我不是喜欢开玩笑吗?加上我就是跟大美人开玩笑别人也不会怀疑我别有用心啊,毕竟我家庭是工人没后台,本人不说长得丑陋最多算貌相平平吧,癞蛤蟆怎么可能真的想吃天鹅肉?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谁想到这大美人也这么想,跟我聊天一点也不犯怵。结果呢?这小队长就受不了了。”



“爸,背景太多了。直接谈脚趾头。我也是那个年龄过来的,男男女女谈恋爱的事都省略。”



“好。那我就从脚丫子说起。说脚丫子就必须先谈鞋。我当年在北大荒就两双鞋,除了冬天外,那双胶鞋,我们那时候管它叫球鞋,顾名思义就是打球的人穿的胶底鞋,鞋面是帆布的,很结实。可我不小心用右脚踢到了铁锹锋利的地方,大拇指那里就有了个口子,当时大拇指就疼得要死,指甲盖很快就变黑了。鞋上的那个口子是胶和帆布交接处,我用针线缝上了,可不管事,那个地方很快大拇指就露出来了。我舍不得扔掉这双鞋,干农活脚需要用力的,久而久之,大拇指就天天在外面了。反正那时候我也不在乎形象,除非我有机会返城,在女知青眼里,我就是平平淡淡毫无出头露面机会的庸人一个。找对象?稍微漂亮一点的轮不到我,太丑的,我也不甘心。所以,我这大拇指暴露在外面的形象时间长了大家也就看惯了。可大美人来到后,尤其是跟我们北京帮的铁哥们打成一片后,就看不惯我这不把破鞋扔掉的行为了,可她毕竟管不着,干活休息的时候,她就用土坷垃假装往空中抛,就是想砸到我的大拇指上。别小看土坷垃,抛得足够高,掉下来砸到大拇指,那指甲盖就会变成黑色的,我就不得不买新鞋了。可她不论怎么试,从来都没砸中一次,我根本就没躲过。”



“我明白了,难怪你看到她在那里抛土坷垃的照片时还泪眼汪汪的呢。显然你对她还有感情。你不承认也得承认。”



“哪里的事!你听我说。我们知青点也养过猪,猪圈就在我们宿舍后边两百米左右的地方。我们以为我们养的猪将来杀了给我们知青改善伙食呢!结果呢?到县城跟交公粮一样交公了,说法也跟“交公粮”一样叫“交猪”,就是把养大的猪交公。剩下一头不怎么长肉的,最后以有病为由让知青点的食堂大师傅给宰了,据说就是这大师傅做主这么干的。这大师傅是当地村里的农民,胆子很大,出身好,他哥哥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要不这等美差也轮不到他。他给我们做了猪肉炖粉条、猪肉炖土豆,改善了伙食。这大师傅很快就当兵去了,从此,我们大家都坚决拒绝养猪了,那些猪圈就废了。有一个猪圈的门是用一个磨盘挡着的。这里原来有两间简易房,是当年地主磨面的石磨和石碾子所在地。有了电动机磨,这里盖知青点房子就把石磨石碾子的房子给拆了。磨盘当上猪圈门后,猪从里边可以拱开,就必须用一根木桩挡住磨盘。木桩跟磨盘之间的大孔隙,就用一块石头别住。说起这块石头还有插曲:男知青们闲着时在没有任何娱乐的年代,荷尔蒙又那么高,北方人喜欢摔跤,上海人就知道掰手腕啊什么的,那个石碾子盘就成了大家出怨气的出气筒了。两个人就能用力立起来,然后用脚踹倒。那个石头圆盘不太厚,但直径很大。也不知道是哪位怨气太大了无处释放,就把立起来的圆盘后面放上砖头,然后跑起来踹,石碾子圆盘就断了。这下不要紧,他们就可以用石头砸石头了。就有了我刚才说的别在猪圈门石磨后面的那块石头。”



“爸,我猜出来了,这石头跟你脚趾头有关。”



“那天吃完早饭去上工,大家都走了,我是最后一个。为什么呢?那是春天到了,鸟语花香,我走出院门就感觉我应该换鞋了,可以穿我那双球鞋了,把这在当地买的冬靴换下来。我得省着这冬靴。这是我爸妈给我的钱买的。我回来换鞋,就,哎!就出事了。我刚穿上露着大拇指的球鞋,脚面有点冷的感觉,在犹豫是否还得换回去时,丽丽用手举着那块石头到了眼前。显然她是去后面猪圈那里散心,把石头拿回来了。明摆着她可能要在她屋里砖墙上钉钉子挂什么东西用,她就用这大石头当榔头。我们知青点的两排房子是左右的,中间是过道到后院去的。她的房间在左边挨着过道,我的房间在右边也挨着过道,等于我跟她算是隔着过道的邻居。她看到我还没走,本来她是往她那方向转弯了,我一喊“要我帮忙吗?”因为我知道大家都上工了,没人了,我可以偷偷帮她干体力活。她需要两只手才能拿起石头当榔头,我一只手就可以了。她听我喊话很吃惊,她以为大家都上工去了。她没答复我,而是转身走过来。当她走到我跟前时,我还仔细看那石头呢,可她抬头往上看,我也就跟着往天上看。说时迟那时快,她用力把石头朝我的大拇指砸去。我瞬间就觉得我会被活活疼死,哎呦一声就立刻躺下,一边用手脱掉鞋攥住脚止血,一边打滚哭。太疼太疼了!”



“你说的是丽丽阿姨?”

“是的。”

“她是故意的?”

“当然!而且是用力往下砸的!”

“那然后呢?”

“她捡起石头,就往后院去了。扔掉了石头,她快步跑出院子去上工了。我豆大的汗珠从额头往下滴,由于脚趾头的皮肤给砸烂了,鲜血流个不停,我只好自救了。院子里没人啊。我用一只脚蹦跶进屋,找不到止血的纱布啊,没有。就只好用鞋带捆大拇指,可大拇指是从根部就被砸烂的,一动就扎心地疼。疼痛归疼痛,头脑还是清醒的,就当即决定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那人对我们知青很好,不想上工了,找他给开个病假条,他都会点头答应。我拐拉拐拉地走到了他那里,还好,他准备骑自行车去县城趸药,刚要走,就看到远处的我,便知道是知青受了伤。他骑车过来迎接我。我说我命大,要是晚一分钟就死定了。他一听立刻问发生了什么。我突然间就想到这可不能把实话说出来的!不仅丽丽要受到审查,故意伤人罪,那可是刑事罪。而且,我自己前途也完了:流言蜚语立刻就出来了,作为男知青,跟美女勾勾搭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动手动脚,被美女给收拾了。活该!我就跟赤脚医生说:‘我那把铁锤在门后占地方,我想把他挂在墙上,结果掉了下来刚好砸中大拇指,大拇指骨头给杂碎了。’他帮我消毒,然后缠上纱布,怎么处理的,我都不知道了,扎心的疼是一方面,大脑里无法认可我心中的女神级别的聪明透顶的稳重理性的女生竟然如此野蛮残忍狠毒,我想不开啊。这到底是为了啥?大脑迷迷糊糊中,就在他的自行车后面坐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县医院。然后就是急诊然后就是骨科大夫的手术。到底他们干了什么,我也不知道,麻醉了,那里不疼了,就是心里边疼痛难忍。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和想象,理解不了。”



“你后来就没机会单独问问她这是为何?”


“我当然想找机会啊。你听我说。这个骨科老医生可是善良之人。他悄悄在给我办理以因公受伤残疾人的名义回城的手续。那时刚好一个叫李庆霖的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介绍了知青的苦难,毛泽东回信还给他寄去了三百元。中央文件下来后,知青的待遇尤其是政治待遇改善很多,因工伤残疾的就可回城。本来我这大拇指被打上石膏后我就可以回去治疗,可他坚持让我在医院里养伤,吃病号饭。我在医院待了三十五天呢!医院做不了主,只能把情况往严重上讲,就是骨头碎了,用专业知识令管知青的领导同情而放手,让我回城。管知青的知青办需要调查两项内容,一个是这算不算工伤,一个是就算是工伤,严重程度是否够得上残疾标准。这就通知了知青点,小队长当即就来医院看我了。是他告诉我医院的骨科医生在帮我办理因工伤残疾而回城的事。小队长跟我说他可以说这事发生在去农田的半路上,他是见证人,所以,算工伤。不是发生在我的宿舍。我对他为了得到丽丽可以让我去天堂也不嫉妒下地狱也认可而感到意外。回城,要比谈恋爱不知道高级多少倍啊,可他认为只要我离开知青点,他就有机会得到丽丽。我回北京他不嫉妒,还可以帮我说谎。我对他感激不尽,眼泪都出来了。他知道了我的眼泪是真诚的。但这事没办成,因为大拇指骨头碎了,能养好不说,就是没了大拇指,也不够知青以残疾名义回城的标准。这是骨科医生告诉我的,他已经尽力了。



(40)解开谜团

刘越继续介绍:“这件事令我对丽丽为何那么狠心砸我有了正面看法:她是想让我牺牲掉一个大拇指换取回城的机会。她判断即使大拇指给砸掉了,既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还能回京。可她太愚蠢了!她得先打听一下即使大拇指没了,够不够知青以残疾名义回城的标准啊,否则不就等于让我白受罪吗?当然,我从心里也就原谅了她的狠。然而,在我心中她再也不是高智商的聪明人了。是她的美貌令我高看了她的智慧。从此以后,她也没脸跟我谈话了,也就总是躲着我。直到毛主席逝世,严格地说是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就恢复到从前跟我开玩笑地步了,又是铁哥们了。我们俩都想到有可能恢复高考,就一起复习,她都不怕别人看到我俩在一起。因为那时候全国都在抓跟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知青点就有人要揭发小队长是极左、是四人帮的爪牙。我和丽丽忙于复习,没参与。小队长此时害怕得很,也就不敢追丽丽了。”



“爸,你打死我我都不相信丽丽会为你回城而砸你的脚。肯定不是这原因。是不是她误会了你?或者有人在她那里诬告你,比如说你背地里羞辱丽丽了?女人才不会为他人干这等事呢!除非对她有好处,比如你回城她也可以跟你回城。”



“她不可能跟我回北京,哪怕我成功回城。再说了,哪怕她跟我结婚,都不可能把她的户口调入北京。因为在那个时候,两地分居多着去了。我家在北京没人脉,这她清楚。所以,你说得对,我也一直搞不清楚真正的原因。”



“爸,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这些?我得去旅馆,见见丽丽阿姨,把这事搞清楚。”

“现在?现在都12点多了!她明天还得早起去机场呢。这又不是什么有用的事,都几十年前的事了。跟你我都没关系了。”



“那你后来跟她一起的时候,你为何就不问问清楚呢?”

“因为那个叫什么来着,对了,小孙,现在我们叫他老孙,你记得他吧?”

“老孙?不知道。”

“就去年来找我的,我带他去到外面喝酒了,就那秃顶大富豪,北京来的。”

“你带来的铁哥们我数的清吗?别管他是谁了,就说他怎么了。”

“挖跟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那阵子他向我打听我知道不知道我的脚砸碎了骨头救了我的命之事。我听后满头雾水,这还救了我的命?我就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这事我最好别打听,越是不知道对我越好。我跟他是铁哥们,就听了他的话。去年见面,他问及丽丽的事,我说没联系。他说那就好。令我总觉得丽丽干那事背后的事不小,问她可能会揭开她的伤疤。你看这次她来,总想看看我的大拇指是怎样的,我就不让她看。过去的,就过去吧。那个荒唐的年代人命如草芥,何况一个大拇指!”



刘越一气把话说完,刘怡转身去给丽丽打电话。



丽丽太累了,刚入睡就被手机叫起。她不能关手机睡觉,因为知道她手机号的人就那么几位。她担心儿子给她打电话,或父母找她。使劲睁开眼一看是刘怡打给她的,想到刘怡这女孩非常善良、热情、有教养,便无法不接。刚刚入睡,再难受也得坐起来问刘怡还有什么事。刘怡直接告诉丽丽:“阿姨,我马上到旅馆,就几分钟的事。”等于强行去追问丽丽。丽丽说好吧,我马上换上衣服到楼下保安那里等你。



丽丽换上衣服跟保安说:“老同学的女儿要来送行,明天早上我就走了。马上就到。”前台知道她是美国护照,半夜还有人来,就用另类眼光看着她。她就跟前台和旁边的保安说:“我当年是这里的上海知青,回来看看三十八年前的知青点,故地重游。当年的知青铁哥们有在哈尔滨的,他女儿要过来。”二人一听就放心了。保安说:“哇!这真的是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啊。”说话间刘怡到了。丽丽问保安这房子是否隔音,担心二人聊天影响隔壁睡觉。俩人可以在门口外边聊天。保安说只要不大声喧哗,就没问题。二人上楼,把门关好,刘怡就开门见山问:“丽丽阿姨,当年你用石头砸我爸脚趾头的背后原因是不是事关人命大事?”

这下子可把丽丽给打懵了。稍微思索了几秒,丽丽把刘怡拉到床边,二人坐在地上,后背靠着床。这样,可以悄悄地地聊天,隔壁听不到。



“小怡啊,这事虽然三十八年过去了,可从未在我头脑里忘却。可要真的搞明白,恐怕你我都没能力办到。”

“有这么复杂?你是说当事人有的不在世了,我们无法搞清楚了?”

“那倒未必。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剩下的,我也无能为力了。”

“好的。我相信我能搞明白,只要当事人都还在世。”

“你爸爸知道的,我就不讲了。有一天,小队长在吃早饭时跟我说:‘等会大家都去上工了,你留下来我有事跟你讲。’我一听头就大了,当即告诉他:‘就现在讲吧,如果怕别人听到,我们到后院去。’他没理我。我也不敢上工啊,他到时候把气出在刘越头上,那我不就是给刘越惹麻烦吗?大家都上工了,我也就在最后一个跟着。他呢?在门口站着不动。我就停下来了,待大家都出了院子,他跟我说:‘丽丽你听好,我是代表党组织跟你谈话。’他拿组织压人,在那年代特别有效。然而这也是双刃剑:他既然拿组织说话,那他就不能跟我谈情说爱,这就令我放心了。我就等着他开口。可他说:‘咱们到屋里说话。’说完他就走进去了,把门开着。我走到他宿舍门口,不敢进去,因为这里没人,到时候他给我来个霸王硬上弓,就是他死刑,关我何事?我这辈子就完了,那我不干。我就站在门口,他在里边鼓捣他的电炉子。那年头用简易的电炉子可以给自己做挂面汤改善一下生活。我看他还算是个有志向的人,也就缩手缩脚走了进去。他说:‘你紧张什么?这是对我的不信任。我是代表组织跟你谈话的,你得相信组织。’”



“宿舍就一间房,两张床,中间是一个俩人共用的办公桌。他的电炉子在地上,旁边有一个箱子,箱子上有挂面,旁边有醋瓶子等。他似乎并没看我,就说:‘我出去到小卖部买点东西,很快就回来。你也借机会休息一下,这阵子都累坏了。’说完,未等我回复,他就出门了。门半开着。我就站在门口看他走去,他没回头。他出院了,我反而把门关上了,留一个小缝。回过头来,我就开始纳闷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当然我能猜到他去小卖部买鸡蛋去了,回来给我下挂面,来个鸡蛋面。在那个年代就是听起来令人流口水哈喇子的美味了。可这对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我在屋里搜索着,由于追我的男知青太多,我为了避嫌,还没到过男生宿舍。桌子上有一笔记本是合着的,旁边是写好还没发出的信,平平的,没有折叠的印记。私人信是绝对不能偷看的。可我在上初中时我舅舅就说我太天真太纯洁,就让我读他送给我的《三国演义》。一开始我有一搭无一搭地读着,可读着读着就上瘾了,因为里边的故事跟现实离得太远了,难道社会真的如此复杂?我读完了一遍就跟舅舅说刘备啊孙权啊曹操之类的人物是虚构的。舅舅笑着说现实比那里的故事丝毫不差呢。我一听就把书拿回来了,因为我并没精读,我需要精读,从中了解社会了解人性。我到了北大荒,常常把小队长啊刘越啊等人到《三国演义》里找。虽然找不到他们的镜像人物,可眼前看到这写了不止一页的私人信件竟然放在桌子上,这令我当即想起了‘蒋干盗书’。这明摆着就是让我看的。”



“我猜那信是告黑状的,对吧?被告的人就是我爸。”刘怡插话道。

“你猜对了!三页的长信就是揭发你爸的。可你能猜出状告你爸什么吗?”

“那还不是政治方面的吗?文革时期栽赃陷害基本上都与政治有关,比如思想落后,对党领导发过牢骚。给戴个反党分子的帽子,就够受的了。”

“你猜错了。里边丝毫没提他思想方面的事。当我看到开头就是刘越的名字,我跟你一样猜测到给他栽赃陷害无外乎思想不先进,发过牢骚就成了反党言论或对社会不满。然而,我错了。我看得心脏都砰砰砰地跳到外面去了,赶紧用右手拽住上衣,怕心脏跑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与政治无关,那就是他偷过生产队的什么东西比如蔬菜水果?”

“那我就不会被吓到那样啊。里边竟然,哎!你是他女儿,这话我说不出口。”

“阿姨,我都是有儿子的妈妈了,有什么不可说的?难道是我爸耍流氓了?”

“里边没说流氓二字,可呼之欲出啊!”

“阿姨,你就告诉我原话是怎么说的,大不了就是生殖器呗!我都是老妈子了,还在乎谈那玩意儿?就把原话告诉我,我不会在意的啊!”

“我当时觉得里边说的绝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对刘越来说那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事。在那个年代跟现在可不是一回事,那个年代说黄色笑话就有流氓罪的嫌疑,何况刘越对小队长的人品了如指掌尤其是小队长想找他的茬都找不到呢,他会在小队长面前冒傻气?”

“哎呀,快!阿姨,快把原话说给我听听啊。”

“好。说你爸当着小队长和另外三个男知青(上面都有名字,而且都是真的)的面,露出下体,吹牛说他那XX比他们的都大。这不是胡扯吗?”

“让我想想。我认为这小队长不敢平白无故造谣,因为这如果不是大事,他没必要让你一个姑娘看。如果重要到流氓罪程度,那他不敢造谣,毕竟有另外三人在场呢。所以,这事可能是我爸喝酒喝醉了干出来的傻事。”

“喝酒?那年头我们知青哪有钱买酒喝?我从未见过谁喝过酒。我想过这些的,都被我逐一排除了可能性。”

“那你说这事是造谣?”

“我不敢这样下结论。如果造谣被揭穿,那小队长就惨了。他不是那么傻的人。所以,我不认为是造谣。这就是我多年来都没解开的谜团。因为我不能跟刘越谈他的事,一提他的脚趾头,他就当即拒绝谈论这话题,必须谈别的。从这方面讲,他不是无辜的。可我就不理解在那个年代,他怎么会在小队长这人面前干这事,那年头流氓罪十年徒刑是铁定的,基本上没商量的余地。问题是假设他只是口头上这么说说,那也无所谓。可信中讲的是他裸露着下体说出来的。可他没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啊?天天干活干得好好的。”

“你还记得另外三个人的名字吗?”

“五个人,三个上海的,两个北京的。上海的,包括小队长;北京的,包括你爸。那两个上海的,我记得他们的名字。北京那个,印象中是很蔫的那位小孙,他也算是你爸的铁哥们。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那小孙不可能出卖铁哥们跟小队长他们合伙造谣。”

“阿姨,你等着。我马上回家跟我爸仔仔细细研究一下这信息。我爸绝对不是那种流氓更不是精神病患者,他没这毛病。这肯定有很大的猫腻在里边。”

“小怡,我是从美国回来的。这三更半夜你到这里找我,说不定保安那里就起疑心呢。我们俩一起走到门口,在楼下就悄悄地谈明天我必须走。然后,你就打电话给我,就别再跑来了,弄不好明天我都走不了了,你和你爸要是有麻烦就更不值得了。”

“好好好!就这样。我都没想这方面的事。那我真不该来了。”

“没事的。我们走吧。”



刘怡到家后,刘越在沙发上等她,已经在梦中了。刘怡进来后还是惊醒了他,便问:“有收获吗?”

“有,而且非常大!”

“来,你坐下慢慢讲给我听。”

“爸,丽丽阿姨当初救了你的命!”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有什么有关命的大事?我还是个人物了?碰上过人命关天的大事了?就那知青点?”

“爸,你别不信。等我介绍完后你再反驳不迟。”

“好,你说。我招谁惹谁了。”

“先说蒋干盗书。这事新鲜不?可它是真的。那书里介绍的就是你曾经在另外四人面前露着下体吹牛说你的比他们的都大!有这事不?”

“你在说什么啊?这是丽丽告诉你的?”

“那四人有小队长和另外两位上海的,一位是北京的。”

“北京的?谁?“

“蔫的,你的铁哥们,小孙。”

“这不又说到老孙了吗?当年我们都喊他小孙。他在场?我怎么就不记得呢?你说说,你爸是那种流氓吗?还在小队长面前?这不是胡扯吗?这是丽丽编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爸,这不可能是丽丽编的,这是她用石头砸你脚趾头的原因!”

“这么说当时丽丽也信了这故意毁我的谣言了?砸我出气?”

“哎呀呀,不是出气!这不明摆着?她砸碎了你的右脚大拇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给你挣了个同情牌啊。打同情牌,小队长不告你了,你不就不用被拉到各个知青点接受批斗了,为了稳定知青的情绪杀一儆百以流氓罪判你十年,你出狱后毫无疑问就会杀掉小队长复仇,然后呢要么你自杀要么被枪毙,你说丽丽阿姨那搬起石头砸了别人的脚是不是救了两条人命?”

“这事当真?我越听越糊涂。我怎么可能犯如此不可思议的错?我要是干过那事,我能不记得?小队长能放过我?”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人,是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何况你只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



刘怡拿过爸爸的手机就查找老孙的电话,然后一按键就给远在北京的老孙打起了电话。老孙在梦中呢,老孙的老婆以为是自己的手机,一看是老孙的,她就悄悄地下床把老孙的手机拿到客厅悄悄地按下了接收键,对方一看通了,当即就说:“我是刘怡,您是孙叔叔吧?”老孙的老婆一听美妙绝伦的年轻女人的声音就学着男人的腔调悄悄地说:“你在哪里?”刘怡感觉是打错了,对方显然是老太婆充当老爷们的声音,便当即猜到对方也可能是老孙的老婆,便说:“阿姨,我是刘越的女儿,孙叔叔是我爸在北大荒时的知青铁哥们,我现在是从哈尔滨打来的,有急事找孙叔叔。”老孙的老婆一听明白了,知道哈尔滨有老孙的铁哥们叫刘越的,去年他还去过呢。就说:“你等等!”她大声一说,老孙就醒了,听说等等,显然是自己的电话。当即坐起来了问是怎么回事。她把手机递给老孙,老孙一听说是刘怡,便担心她爹出了啥事。刘怡说:“老爹身体好好的,他就在我身边,你跟他说话,他有事找你。”



刘越就问他知道不知道当年那个王八蛋小队长给他造谣信都写好了,说他是跟四人耍流氓来着,其中就有你小孙。老孙一听就当即问:“是不是丽丽回国跟你谈了?否则你无法知道告状信的事。”刘越一听觉得这老孙也知道有告状信的事,便纳闷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孙就问刘越:“老兄,你还记得当时我们去河里游泳的事吗?”刘越想了想,说:“想起来了,我们的确在河里,那不算河吧?是渠沟子,在里边游泳过,我记得这事。”

“那你还记得我们四人裸泳,就你一人不肯。因为没有泳衣,就是平时穿的内裤三角裤衩,棉花的。上来后很长时间干不了,湿湿的粘在肉上特别不舒服,第二天大家就都裸泳。唯独你一人不肯裸泳。我还劝你,这地方没人来,一个女人都不会有,即使有人来了,那我们在水里她也看不到是裸泳。可你就是不肯脱光就下水了。记得这事不?”

“不记得了,就记得有游泳这茬。详情不记得了。怎么了?你接着说。”

“我们四人上岸前,我恨你跟我们不一样,非要穿着裤衩下水。你那裤衩是靠一圈儿圆的松紧带拉着,很松,在你游泳时裤衩差不多快退下来了,我就在你旁边悄悄地把你的裤衩给拉下来了。你浑然不知,继续自由泳。我把你的裤衩拧成一团,放在我背后的手上,当你出来时才发现我们五人都是裸体的。你就跑回去找裤衩,那哪里找得到?回来丧气的表情,一言不发。我们五人站在河边晒太阳,等把身上的水晒干再穿衣服。此时,小队长面对着你,他说:“人不高,XX不小!”也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大家也没说什么,你就来了一句:‘反正比你的大!’想起来了吗?”

“有这事?我不记得。你说有就有吧。我承认就是了。然后呢?”

“然后,就是小队长对你的话恨之入骨。没想到他在这方面也自卑了,不如你了,他就妒火中烧,开始准备告你耍流氓。他跟那俩上海的很容易说通,到我这儿就遇到了麻烦。他写好的信念给我听时,我反对。我说:‘这句话我听的不是这样的。’小队长的脸立刻就拉下来了,说:‘当时在场的我们三人听到的刘越就是这样说的。’”

“不同在哪里?“

“他的告状信意思是你耍流氓,说你的原话是‘我的XX比你们的都大!’,而我坚持我听到的是:‘反正比你的大!’主要分歧在‘你’和‘你们’上。他故意加上了个‘们’字。性质就不一样了。“

“这就耍流氓了?不过,我得承认‘你’和‘你们’差异的确是有。”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不说谎,比较蔫。我坚持说真话,小队长就不敢真的把那封信交上去。如果你当时说的是‘你们’,就等于他站在组织的立场为党工作,为维护组织而抓流氓;如果你说的是他一个人,那上级看到信后就会自然想到是不是俩人在争一个女知青?那性质就变成了他利用党的权力为自己服务,是把党玩弄于股掌之上。党就不能容忍,因为他并没什么大后台给他撑腰。说起来他这也不算是造谣,这毕竟是事实。组织上要是调查他说的是否当真,给咱们五人来个体检,脱光了一看便知小队长所言非虚。这是他胆敢把你的话篡改的原因。所以,哥们我当时只能帮你两步。一步是:坚持你当时说的是‘比你的大’而不是‘比你们的都大!’;另一步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尽量跟你保密,不让你知道这事,否则你火气一上来,就报复他把他给杀了,你的命也就没了。我不心疼他的命,可我心疼哥们的命。我想,丽丽也不会告诉你。我那时候猜到是丽丽用铁锤砸的你的脚。她是用同情牌帮你。我猜测小队长把那信让丽丽看过了,就是让她了解刘越就一流氓。他就可以得到丽丽大美人了。这都是我的猜测,没证据。当时我猜测,即使丽丽不砸你的脚,那王八蛋小队长也不敢真的把那告状信上交,因为我这关他内心里是过不去的,他害怕自己挖坑把自己给埋了。我要是能预测到丽丽会砸你的脚,我就会跟丽丽谈这事,告诉她没事的。这不能怪丽丽,她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因为告状信把详情细节都省略了,外人看到的就是你显摆耍流氓。这在现在啥都算不上,可在那个年代,绝对的超级流氓。信里大篇幅介绍那俩上海人多么可靠,都是交了入党申请书的,让组织信任他们的说法。”

“那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丽丽看到信后不跟我谈谈是怎么回事?“

“因为丽丽太了解你的性格了,你可以为哥们两肋插刀,平时也宽厚待人,但绝不吃被如此陷害的眼前亏。后果是什么,她预测的准确得很。”

“如果环境被逼无奈,她可以是武则天。”

“可你要知道,武则天也是有情有义的女杰。当年她下令不许杀生因为她信了佛。可手下一位老来得子就买了羊杀了羊请客。客人里就有一人吃了羊肉喝了酒后写信捅到武则天那里。按律当斩的罪,可武则天看到信后告诉杀羊的人:‘这是举报你的信。你以后交朋友要小心点,别把好吃的去喂吃完后反咬你的狗!’”

“少说别的。你敢百分之百肯定如果你或者丽丽当时告诉我,我不会忍下来?”

“我至今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没人能忍下来这口气,因为里边有故意篡改了地方。本来是他先说你而你只是强调了他的说法。这种亏谁也不可能吃的。关键是你赢不了小队长。组织信他的,不信你的。到时候那两个上海人作证,你没照片没录音。文革的冤假错案有多少?你冤枉不冤枉一点都不重要,只要上面想找这样的典型镇压你以阻挡知青们内心怒火的发泄,让你受点冤枉太值了。没人同情你,谁让你显摆来着。你一旦被打成流氓犯,没人敢给你作证。我本人也只是在吓唬住小队长时能信心满满,就是在第一时间吓住他。一旦上级逮捕镇压你,小队长早就供出了你的同伙,我跑都难跑掉,别提为你说情了,连张嘴都没机会。那年头可没律师一说,审案子都是不许家人旁听的。组织一定要查出来是谁给你通风报信的,不论是我还是丽丽,都一样因包庇坏人而被批斗。”

“那你后来告诉我肯定没事了啊。难道你就让我一辈子埋在鼓里不成?”

“去年我找你,跟你谈,从丽丽的话题开始。结果,我一谈丽丽,你就不让我说了,就一句‘不知情’堵死了我的话题,然后就谈论别的。在这以前,我也不敢告诉你,怕你报复小队长。出了事,我就对不起大嫂了。如果你知道了丽丽砸你脚趾头的原委,说不定当初你就跟丽丽成了。我不知道你心中是否一辈子装着丽丽,如果是,什么时候你都可能去报复小队长。用你的命换他的命,我不能答应,因为大嫂是无辜的。明白不?怎么,你突然半夜里问起这事,是不是丽丽回来了?”

“很多人讲你一个当年的老蔫,回不了城的没大后台平民,成了现在的亿万富豪,一定是走了狗屎运。我对此从不认可。其实当年丽丽也提到过你,她说别看你不说话,听了她讲话后第一个点头的总是你,她说说不定你是个隐藏的人才。”

“你没回答我到底丽丽是不是回来了?否则你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事来的?”

“丽丽回来了,在哈尔滨待了一天半,明早就回上海了。”

“你等等。她现在在你那?”

“不,她住旅馆。”

“你家有三套房,两套闲着,你让当年的铁哥们住旅馆?”

“我劝了没用,她安排的,我只能听她的。反正她也不缺钱。”

“这不关钱的事,这是友情。她要是回来找你,那最大可能她现在是单身。在那个年代,她跟你开玩笑,而对我们这号的都没拿正眼瞅过。就凭这点,你都应该热情招待她。”

“你又不是不知道,什么事都是只有我听她的没有她听我的份儿。”

“这样好不好,明天让丽丽改成飞到北京,我去机场接她,然后在北京的当年的铁哥们们聚会,我张罗这事。你的任务就一个:劝她别飞上海,飞北京。怎么样?”

“那你给她打电话更合适,要不你试试看?”

“行!我跟她比不上你们熟络,人家回国跟你联系还跑到哈尔滨,也不跟我这在北京的联系。我就上赶着求她吧,谁让她是当年咱们的女神呢!把她的信息发给我。我试试看,可能人家不会记得我是谁了呢!”

“老孙,你搞错了。她没跟我联系过,她这次是到知青点追忆当年的那种情怀吧?到了哈尔滨才想起找我。”

“别解释了,越抹越黑,懂吗?”



丽丽没入睡,她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无法摆脱出来。手机又想了,一听说是当年的小孙,便开口就来了句“口音没变啊!还是有磁性的韵味呢!”



二人在电话里回忆了刘越当年的整个事件过程,小孙的猜测也对也不对。对的是刘越的脚的确是丽丽故意砸的;不对的是,她是用石头而非大铁锤。说起那个大铁锤,二人都记得,当年在北大荒,冬天和早春,只要没多少雪,知青就开始“战天斗地”平整土地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用大铁锤砸钢钎,几下子就把冻层打开。轮大铁锤的就是刘越,这活必须做到“稳、准、狠”,要是砸偏了,砸到扶钢钎的那人的手臂,那就残废了。所以,不是没人敢抢刘越的大铁锤,而是如果不是刘越抡大铁锤的话,没人敢扶钢钎。



看完丽丽发给我的电邮,我有两个疑问没搞清楚,便问她。



她说:“老阎你眼里不揉沙子,我告诉你刘怡不关心的你要问的当时惊心动魄的两个细节。当时在我看完了三页告状信后,内心害怕极了。是自己,对!就是自己不知不觉就成了祸水的红颜,给铁哥们带来的麻烦大了。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告诉刘越,他无法忍住的后果是明摆着的。我当时的判断是:他显摆他那个东东的事肯定有,只是信把前边发生了什么给省略了。不论前边发生了什么,人家就是引诱你说出这流氓话的,话一旦说出来就得负责后果,可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想收回来?没门!我知道此时先得让小队长知道我并不是盗书的蒋干,我不能成为被他利用的棋子,不能任他摆布。下一步怎么走以后再说。想到此,我就镇静了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会让小队长感觉到我在思考跟他谈恋爱。论智商,他肯定在刘越之下,人品就更别提了。他就是会玩弄人的心理那套小把戏,会巴结领导我可以原谅,但不择手段整人我无法容忍。我骨子里瞧不起这种人。我知道如果我暗示可以接受他,那他就会放过刘越。可这戏我不能演,他为了得到我竟然给竞争对手下黑手表明这人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我把信放回原处,看上去没动过。然后把一本小说拿起来读,书名《烈火金刚》,我就站在门口,看上去是借用门外的光。一直等到小队长回来,我眼睛在看书,脑子里在想拯救刘越的办法。小队长两手空空,可上衣口袋里鼓鼓的,显然是鸡蛋。他越走近我,我越假装聚精会神地读书。他悄悄走进我看我是否能发觉。在他到了我眼前的时候,我假装打个激灵,然后就把门彻底打开,他可以进来了。‘你在读哪本书这么认真?’我把书合上,把书面朝向他。‘哦,《烈火金刚》,是小程的。我也读过。你喜欢这类书?’我点头,刚看到了一段就是史更新跟鬼子拼命,有这一句话就够了,便不慌不忙地跟他说:‘史更新太厉害了!英雄就是英雄。我得跟小程借这本书看,一口气把它读完才过瘾。’然后我就把书放回到门口右边墙上的木板上,是个临时书架也是放羽毛球拍子等杂物的平台。他在用电炉烧水,显然是给我做挂面巴结我。可我绝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我不能在北大荒给知青们留下多年后还在叽叽喳喳的闲话话题。便立刻问他:‘组织找我不可能是看干部做饭吧?’他说:‘丽丽,你着什么急?休息一下是应该的。’我斩钉截铁:‘组织要是没啥事,那我上工去了。’他不得不从地上站起,在我身边跟我一本正经地说:‘我们这个知青点还有几人没交入党申请书,你是其中之一。我认为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你应该靠近组织。’我点头认可:‘我以为我跟大家比干活都比不上,离入党的标准差太远。你说得对,组织接受不接受是组织的事,自己争取不争取是态度问题。我今晚写,明天就交给你。没别的事我上工去了。我们刚吃过早饭,你真的别麻烦了。趁着水还没开,你就别下面条了。再说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大家都上工了,咱俩在家里开小灶。反正我就是个群众,而你又是党员又是干部,我如果耽误了你的前程,我会痛苦一辈子。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他无言以对,然后目光朝向桌子上。我看着他,他盯着我,我要让他感觉到我没恐惧没慌张,他就相信我没看过那信。‘丽丽,你既然答应写入党申请书,表明你希望靠近组织。那你得有行动。心里怎么想的,要向组织汇报。你说说刘越这人是怎样的人?你对他的了解比较多。’我将计就计,跟他表明立场:‘刘越是什么人与我无关。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我只要有机会一定回上海。我说的是组织给我机会的话。我不可能去北京。我猜测你也一样。我家教比较严,什么都听父母的。如果我们只能在这里扎根一辈子,即使如此,我也会把我的对象带回上海,由父母做主。我父母看不上不出色的男人,不论是人品还是能力还是别的。’说完,他看着我一言不发。我扭头就走了,一边走一边劝他:‘队长,你也上工去吧!’这是第一件事的详情。”



“丽丽的表演能力是天生的!”我赞叹道。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凭刘越的宽宏大量,他当时不接话茬不就没事了吗?”

“丽丽,你不能这么说。谁都不是圣人。再说了,那个年代当权的想找别人的茬总能找到的。狼要吃羊能找不到理由?你说什么都可以给你曲解,即使什么都不说也难跑掉。我爸贫农成份,在文革开始时也遭受过一次批判,就因为工作队队长发现他没发言。第二天开大会就让他站在前边做检讨。“小组讨论时人人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你为何没发言?这就是态度问题,就是消极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消极对抗就等于反对,而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我爸还是一言不发,不做检讨。就被关入我们小学教室一夜,锁上门,说是反省,没让回家吃晚饭。第二天他做了检讨说了一句话:“自己需要改造思想”,才让他回家吃饭的。秦始皇剥夺了人们说话的权力,可文革剥夺了人们不说话的权力。有权的想整你,你只要一开口,除非你说的话是重复党的原话,否则就可以给你说出的话来个鸡蛋里挑骨头,那年头叫‘上纲上线’。”



“嗯。有道理。第二个细节是我吃不准我的话是否会打消小队长状告刘越的念头。我是让他清楚,我不会跟刘越谈恋爱。可他会信吗?我对小队长的态度不冷不热,就是同志关系,或者说是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私人关系上我是拒绝的,虽然他自己会认可他达到了我告诉他的我父母对我找对象的要求。他会把我的意思理解成是他需要时间,好事多磨,着急吃不了热豆腐。他如果上套了,刘越就不需要面对灾难了。从长远看,这对他俩都是好事。可当晚吃晚饭的时候,小队长用极其冷漠的眼光看着我。他从我的理性分析中得出我跟他“没化学”的事实,他也发现此时我智商依然极高,就更别说零了。等于我没进入跟他谈恋爱的角色。我的表演没起作用,那我就得再找机会搭救刘越了。第二天早上我去后院散步,准备到赤脚医生那里开个病假条,在家仔细琢磨怎么救刘越。我以为大家都上工走了,就把那块石头拿回去,把掉下来的那个晾衣绳钉子钉入墙里。那是砖墙,里边用白石灰刷了一层。用这个大石头就可把钉子钉入砖缝。就在我转弯的时刻,竟然碰上了刘越。看他又穿上了那露着大拇指的球鞋,我突然间想到用这个石头砸下去,他肯定需要到医院治疗,而且他不敢说是被我砸的,那他就有了同情牌可打。我就争取到了时间,有时间,我就能找到机会让小队长放弃毁掉刘越。男人之间争女人的战争太残酷,将军一怒为红颜果然当真。救刘越这事不容易办成,可越是困难,越是锻炼自己才能的机会。要不,舅舅让我读《三国演义》的一番苦心就白费了。这就是第二件事发生的细节。属于天赐良机的急中生智还是瞬间错判形势而一着不慎满盘皆输,那时候不敢确定,有赌博的成分在里边。”



“说起谈恋爱时男人的智商,我根据“古代男人是靠打猎生存下来的,越是看到眼前有猎物时,男人的头脑越是清醒”的事实,推理出:在谈恋爱时男人的智商最高,因为男人把女人看成是猎物。这可以算做润涛阎第三十一定律呢!“

“哇!怎么有那么多定律?我都没听说过。”

“同理,虽然人人都知道‘女人在谈恋爱时智商为零’,可没人说出原因。根据润涛阎‘男人在谈恋爱时智商最高’的定律,便可揭开女人谈恋爱时智商最低的理论依据:女人从不打猎,在谈恋爱时眼前的男人不是她的猎物而是她未来的依靠。有了依靠,她就不需要思考为未来的经济生活而奋斗了,智商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因为智商是动物用来提高生存技能的,女人在谈恋爱前就了解并判断出对方能给自己尤其是未来的孩子提供生活保障了。另外,最愚蠢的人被定性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反过来‘搬起石头砸别人的脚’的人就是最智慧的人。所以,丽丽就是极少数智者之一。”



“老阎你真逗!‘搬起石头砸别人的脚’那可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点,因为不知道到底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无法证明,因为人不能穿越回去。即使能回去,环境也不是那个环境了,重复还是毫无意义。”



根据丽丽的介绍,她乘早上9点多的飞机飞回了上海,因为到了机场得知没可能改成飞往北京的航班,去机场送行的刘越刘怡也感叹这里没高铁通北京,就只能坐飞机。事实上,丽丽的脑子里还不能移到其它事上,即使有高铁,她也未必真的去北京。不过,丽丽答应下次回来直接飞到北京,跟北大荒知青点铁哥们、当年的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都聚一聚。



丽丽走了,刘怡开始琢磨起爸爸的婚事来了。这事一提,刘越就反对此话题:“人家当儿女的都害怕有后爹后妈,可你呢?总给我张罗这事。你如果不喜欢我跟你们一起住,我回我那里就是了。”刘怡一听没生气反而笑了起来。“你笑什么笑?”刘怡就心平气和地跟他讲:“我是因为怕有了个不着调的后妈,才给你张罗这事。我给你介绍的老赵,她是我多年的同事,我了解她,我们俩特合得来。这位丽丽阿姨,不论修养还是性格,都令我尊敬。我跟她在一起,关系一定是非常融洽的。孩子马上就上学了,现在学生的压力很大,都在比着谁考第一。你们住哪里有什么关系?有的是房子,不住在一起也挺好,周末聚会。这不是挺好的吗?我看上的这俩,都是打灯笼都难找到的。老赵比你小十三岁,你一直没告诉我人家哪里不好。丽丽阿姨虽然年龄比她大超过十岁吧,可她看上去也就五十岁。这俩哪个都行。我知道很多人给你介绍广场舞大妈,可你我不了解她们。我看上的这俩哪个都合适,你还看不上。你挑什么挑?”



“你看到的都是表面。我了解这俩人比你深刻多了,都是狠角色!”

“你说什么?老赵性格柔和,肯定有人跟你造她的谣了,否则你就见她一次怎么就知道她是狠角色来的?”

“谁说的我只见过她一次?我跟她在电影院约会谈过八次了。我就是没告诉你。”

“那你怎么看出来她是狠角色的?”

“是她亲自告诉我的。她上中学时她妈买了一只老母鸡,那时候肉票有限,想改善生活,就让她爸杀了炖老母鸡肉吃。结果他不干,没杀过生,下不了手。怎么办?最后竟然是她抓住老母鸡的脖子用刀把脑袋给割下来了。这是她亲自讲给我的。我当即就决定跟她拜拜了。”

“爸,你什么肉都吃。那都是屠户杀的,总得有人杀,对不?”

“屠夫都是男的。男人生下来就是要打天下的。女人不能跟男人一样残忍。”

“那丽丽阿姨呢?她怎么就是狠角色了?”

“要不是她搬起石头砸别人的脚,我还真的对女人是不是狠角色不在乎呢!”

“那她是为了救你啊!今天你还没认识到这一点?”

“她当时应该跟我了解情况,我那时候记得详情。”

“那时候她已经被小队长的人监视住了。她要是跟你偷偷接触,当即被抓,说你们在搞流氓。因为他们已经有写好了的告状信了,都有日期在上面了,你的流氓罪已经板上钉钉了,再抓到你俩偷偷在一起,那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再说了,丽丽阿姨当时是黄花姑娘,怎么可能问你这事?在旅馆里她跟我说,当她看到你显摆吹牛的原话时,她脸都烧得通红。别说见过哪怕是图解,她也没想过成年男人的器官是什么样子的,那个年代连生理卫生课本都没男女裸体知识介绍了。她看到信的内容后都感觉天要塌下来了,太流氓了,简直不杀了你不足以平民愤级别的。她怎么可能去问你这事?再说了,小队长是用什么妙计引导你说出那话的,在青春期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们眼里根本就不重要。不论是什么套路,只要你说出了后面的话,在那年轻人纯洁到处于禁欲主义边缘的年代,女孩子们就会集体上告要对你来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请求。上级就会满足女知青们的要求逮捕你判你十年徒刑。事关你是坐牢还是只残废一个脚趾头就能躲过去,丽丽阿姨当机立断,是女中豪杰。到你这里反而成了狠角色了。爸,你想想,丽丽阿姨多么冤枉啊!而且她都不知道这辈子是否有机会能跟你讲清楚,这才是真的铁哥们才干得出来的!”



“小怡啊,你们想象得有点过了,没那么严重。老孙也承认当时害怕的不仅仅是他和丽丽,小队长和他那俩狗腿子也一定提心吊胆。在那个年代,从上面的刘少奇邓小平甚至周恩来林彪直至底层十几岁的知青,可以说人人自危,不论是挨整的还是整人的。我估计,一开始小队长把信写好后跟那俩上海狗腿子谈了。俩人想入党,巴结他,当然点头答应了他。可后来他俩会偷偷商量,越想越害怕,便找小队长谈这样做的风险。毕竟欺骗党不是小事,挖坑埋人把自己给埋了就惨了,这事需要谨慎而行。这是为何小队长把信让丽丽看的原因,此时他已决定不上告了,只是让丽丽知道我刘越就是一流氓。小队长不是为了毁我而告我,那只是手段,他的目的就一条:得到丽丽。为了得到丽丽,他可以帮我回北京,当然也可以让我去坐牢。我上天堂、下地狱都可以,只要他能得到丽丽,他不在乎一切。只要丽丽从此不再跟我开玩笑,不再设法跟我们北京帮铁哥们一起干活,他就会放过我。丽丽打悲情牌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问题出在了小孙无法跟丽丽谈这事。那个年代,知青们都住在一个院里,平均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都特别敏感。哪两个人眉来眼去了,就会被他人盯上,小孙没机会跟丽丽偷偷出去谈话。写信更不可能。在那个年代,他要是胆敢写信给女生提到“裸泳”二字,更别提性器官了,女生看到后受不了就会上报,那他的“流氓”身份就坐实了。他现在说什么都无所谓,随便吹牛,可在那个年代他绝对不敢跟丽丽当面谈性器官话题。”



“如果你现在的判断是错的呢?小队长真的把信交给了上级,你不就惨了?”

“惨了怎么了?丽丽还有小孙当时低估了我的定力。就算我以流氓罪坐牢十年,我出狱后是否报复小队长,那还得看出狱时的情况。你知道第一批万元户里比例最高的是哪个群体吗?你想象不到,那时候你还没你呢。我告诉你,有道德有本事的人,坐监狱也是锻炼机会。是的,我可能就没机会上大学了,可没考上大学的小孙现在不也是亿万富豪?当然,我知道了当年的详情后更感激丽丽和小孙对我的恩情是另外一回事。”

丽丽回到美国后给刘怡发了封短信感谢一家人的盛情款待,尤其是陪她去了当年的知青点。刘怡收到后当即回复,并告诉阿姨她跟她爸一直在考虑二人再续前缘的事。丽丽告诉刘怡:别费那劲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了。刘怡说她不甘心。丽丽说:“现在是阿姨求你把这事放下。”

“难道阿姨是曾经沧海难为水?”

“双方都有难处。你爸的心的确够宽的,有一尺宽,跟长度一样。”

“有点夸张吧?大家都那么表扬他,可我觉得他不比我强呢!”

“你知道我搬起石头砸了他的脚给他心中留下的阴影面积有多大吗?两平方尺。”



刘怡还是不想放弃,跟她爸继续谈论这话题。刘越告诉她:“在丽丽眼里,当年我追她远比不上小队长,没做到‘将军一怒为红颜’、‘要美人不要江山’、‘爱她哪怕上刀山下火海’的男子汉应做到的程度,以为我怕死怕毁了我的前途。而事实上,我在她面前缺乏自信,觉得我没资格占有她,我不能那么自私,我的确配不上她。跟她结婚?我有罪恶感。直到我得知她嫁给了一个有才无德的流氓,我才追悔莫及。反过来在我眼里,她嫁给佟云那一刻,她在我心中的神圣光环荡然无存。不论是因为她为了出国,还是被佟云的帅气才气给冲昏了头脑,她都不再是我心中最理性的神级的那个丽丽了。其实她搬起石头砸我的脚倒真的不是根本原因,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百分之百确定是那个王八蛋背后捣鬼的结果,她肯定是在救我。当然,她也太狠了点,不能说这不是负面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爸,我清楚了。根子是那个年代造成的。要是从个性方面找原因,也是有的。那就是你们俩都太理性了。都缺乏感性,距离反而更远了。就跟两个机器人在一起,干活效率肯定很高,可生活的乐趣就没了。”



“小怡,丽丽可不是缺乏感性的女人。而且她对我的性格非常赞赏,学我大气、宽容,并把这作为她的行为准则。这是我们上了大学后她告诉我的。然而,客观上讲,我不是她最理想的对象。她多少还有点虚荣心,把我带到她父母那里,客观上讲没法让她父母满意。当年她一直在此事上挣扎,我不能为难她。她把大帅哥高智商的大才子佟云带回家让她父母看了满意、高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我跟你妈更合适。是的,在对待丽丽这方面,我的确太理性了点。”



“爸,你说得对。然而,我是这样判断的:女人,哪怕是高智商的女人,在个人经济上还需要找到依靠的前提下,被智商情商更高的男人骗的时候,心里舒服着呢!可当女人不需要在经济上找依靠时,她就能准确判断出谁是骗子谁是真诚的待她。而丽丽阿姨现在是后一种情况了。她现在不再能欣赏佟云那样的人了,反而会返璞归真。作为旁观者,我比你们俩更清楚。”

(版权所有,剽窃必究)
昔我往矣今我来思 发表评论于 2019-03-03 15:31:46
谢谢老阎,长一点没关系。文章跨度很大,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时不时来看看 发表评论于 2019-03-03 13:30:44
刘越不应该放弃: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即使丽丽一开始就嫁他,也会有女神变女人的那个时候。他们倆对彼此的了解信任已经是一对很好的伴侣能达到的境界,再加入1%的宽容完美地度过晚年没任何问题。老天让他们到了这个时候还单着就是有成全之意。博主当做回红娘,轻轻推一把。
localappleseed 发表评论于 2019-03-03 13:12:48
润涛阎 , 您的故事直击人性深处,能写出这样的故事与您的经历和您对人的灵魂的洞悉分不开,这个故事让我久久想起我人生中所遇到的“小队长”和”丽丽“。从这个意义,您的故事是唯一的。谢谢!
歪伯 发表评论于 2019-03-03 12:30:07
老阎你要是用文言文来写,那20万肯定够了。谈恋爱就得理性感性交替的来。老伴老伴老来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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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百年风雨天地人 一一 送别李锐先生
发表于 2019 年 02 月 21 日 由 si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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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左二)与何清涟(左三) (图片提供: 何清涟)

中共党内老人李锐先生辞世,人来于大地,归于大地,高寿101岁,也算喜丧。但李老辞世之时,正逢墙内专制强化,向极权回归,政治反对者对中共政权的怨恨极为强烈,一场丧仪如何举办成了政治站队:国内宣布由中组部在八宝山主持丧仪,以部级待遇祭奠;而李锐女公子李南央接连发表声明,为保持父亲的人格尊严,拒不参加中组部安排的李锐追悼仪式,并向世人宣示父亲的真实意愿:“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文推特一些极端“革命者”对这位备受尊敬、享有清誉的老人施以各种恶评。这位三次呼吁中共实行宪政的“两头真”老人,身后遭遇如此际遇,也算独一无二。

中国近百年历史棋枰翻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个政治人物的身后评价,基本系于他所服务的政权的命运。但是,我更清楚一点:当人们与政权兴衰的利益淡化之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有一个更永恒的尺度,那就是良知与人性。

投奔延安,是不是李锐那代中国青年人的错?

李锐先生的同时代人,只要有点家国情怀,大都左倾进步。20世纪30年代,左倾在全世界蔚为风潮,不要说民智未开的东方专制国家,就连美国人,也被埃德加·斯诺那部《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深深迷住,对僻处中国西北角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无穷向往,挥洒了大把同情。

李锐出生于1917年,其父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还在少年时期,李锐就痛恨他所认为的国民党专制,后受左翼书刊影响,逐渐向共产党靠近。进入武汉大学后,频繁参加并组织学生运动,并在1937年正式入党,1939年与革命资历比他老的范元甄结婚,之后两人一起前往延安。中共1942年2月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大批党内人士被整肃,李锐也未能幸免。

李老年青时的“革命道路”,几乎是当时中国世家、士绅子弟们的典型道路。这话,我曾经问过一些“两头真”的党内人士,例如李普先生,他们都很真诚地回答:当时的情势,几乎所有青年都认为国民党腐败、堕落,只有中共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对中共的本质,是后来才逐渐认识到的。

20世纪初从欧洲发散至世界再以苏联为“社会主义堡垒”的时代潮流,就是1910-1930几代中国青年遭逢的“天时”,西方青年更左更“进步”,我们现在常讲的那句名言就来自西方:如果一个人30岁之前不是左派,是没有良心;如果30岁之后还是左派,那就是没有头脑。

1949年之后,谁能脱离中共生存于中国?

对李老的苛评有两类:一是李锐为什么不退党?二是李锐出于贪恋党内的医保待遇。这两点都是要求别人拔着自己的头发升天。

1998年-2001年这段时期,李老每来深圳、广东,必相约见面,因此那段时期与李老至少有过五、六次长谈。据他本人亲口说,对中共的怀疑与认识,其实始于延安时期。在那种政治暗黑时期,这种不能说出口的怀疑,就只能表现为对常识的坚持。我认为这是李老终生坚守良知与人性的根抵。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所谓前三十年,中国政治运动不断: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是各种运动中规模最大者,中国人无不历其劫。在李老八十高寿时,他的老友、乡贤朱正先生赠他一副对联:庐山雾瘴巫山雨,吏部文章水部诗,观者无不称绝,十四个字写了他一生三件大事:

“水部诗”之谓,指李锐在水利部反对建三峡工程及其终生对此的坚持。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李锐与三峡赞成派水利学者林一山在毛泽东面前进行了一场“御前辩论”,陈述三峡工程利弊,还各写了一篇文章呈交。出于李锐意料之外的是,毛泽东不但采纳了他的意见搁置了三峡工程,还让他获得了毛的赏识和重用。散会之前,毛对李锐说:“你文章写得好,你当我的秘书。”这就是李锐担任毛泽东兼职工业秘书的由来。其时,毛正主张大修水利,大跃进(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李锐在此时上书陈说三峡工程之害,是需要冒政治风险的。论及此事时,李老认为毛当时还能听进一点不同意见。1980年代之后,李老一直力反修建三峡工程,这就是“巫山雨”三字所指。

“庐山雾瘴”,是指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及李锐此后的遭遇。会议召开之时,毛发动的“大跃进”陷入失败,全国各地发生饥荒,饿死了不少人。毛召开此会,李锐以毛秘书身份随行,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会议上一手遮天、翻云覆雨,将对大跃进持批评意见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这一过程。会议期间,田家英、李锐、周小舟这三位毛的秘书在某天傍晚散步时,对毛颇有微词,结果被检举揭发,李锐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一切职务,1960年3月被开除党籍,5月和右派份子们一道下放北大荒劳动。1967年11月11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75年5月30日释放。

这段经历成就了李老的两本书:一本是《庐山会议纪实》。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将与会者的言行如实记录。这本笔记本当然会成为抄没之物,文革后李老千方百计找回,他根据此笔记本,再加上与会众人的回忆,写成《庐山会议纪实》一书,中共中央政要的嘴脸都跃然纸上,此书成为研究中共庐山会议的经典。另一本则是《龙胆紫集》。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没有纸笔,李锐只好用棉签蘸着龙胆紫药水,把他数年来的“铁窗诗作”,写在两本《马列选集》的空白处。1975年5月李锐出狱时,狱中诗词积有四、五百首,这本用紫药水和木棉签作“奇毫怪墨”写成的诗词集,就名之为《龙胆紫集》。

与所有中国人一样,李锐当时没有办法改变或者离开这块土地,晚年的他当然也没有办法与体制告别。原因何在?198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亲耳听过中共党内历史学家李新一番痛彻心肺的说话:“都说中国知识分子没有骨气,这没有骨气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就算在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你对当局不满,可以回家种田养活自己。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一个人的生存都得依靠这个党,工作得靠党安排,房子得靠党分配,从孩子进幼儿园、上小学中学,哪个环节离开党都不行。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敢批评党,就断了生路。这种情况下哪有什么脊梁可言?”

就算经过改革40年,在政府部门工作,仍然是中国人的首选,因为只有公务员群体才有稳定的收入与福利。

1978年直至逝世:进有所为,退有所守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中共自救下产生的一次意在摆脱危机的改革。由于毛的路线被否定,李锐才算有了一次短暂的机会施展其才,1980年代复出后曾经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兼任青年干部局局长,在这段时间内,李锐的用人思想,比较完整地体现他的《起用新一代》这本文集中。当时中国还是老人政治,李锐已经清醒意识到中共干部必须大换血,起用新人。他对经历过文革十年、上山下乡或者在工厂基层打熬过又在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深造的这代人深抱期望,认为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苦难经历,使这代人既了解底层的苦难,又有变革之志,必将成为中国改革的栋梁之材。因此,他在中组部青干局局长位置上,坚持“任人唯贤”,曾经破格提拔了不少人才,包括平民子弟,也得罪过“太子党”。中共选拔年青干部的“第三梯队”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不少人例如陈楚三在《一封信和“两头真”——紀念李銳老》、阎淮在《进出中组部》都记述过这段往事。看似简单的“吏部文章”四字,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里包含老大一篇文章,这就是李老的“进有所为”。

李老退休之后,已无在朝身份,仍然坚持批评时政,讲真话,从批评党大于法,呼唤实行宪政,再到批评当朝领导人小学文化水平治国,网上均可查到。他与几位党内老人一道,为《炎黄春秋》背书,直至当朝对他们的身份再也不买帐关掉这家杂志为止——这叫“退有所守”。关于李老及相同状态的“两头真”老人,在1990至2010年代为何还有点说话机会,与他们接触甚多的吴思写过一篇《李锐先生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了其中原因。

随着当局对言论管制的加剧,这批“两头真”老人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说明李老当时的真实处境与为人。2000年时,我在国内处境已经非常艰困,李老从别处知道情况后,曾来电询问情况,听后非常气愤地说:“奈不何我们这些老的,就欺负你们这些小的”,建议我去找曾见过几面的任仲夷先生(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请他过问此事。我对他说,任老退休多年,恐怕管不了这事。李老坚持让我去,说“这是他所在的地方,至少应该让他知道这事”。几天之后,我接到广东省政协主席(或副主席,记不大清了)林先生的电话,告诉我,受李老托付,他去打听了一下情况,整我不是广东省的意思,是上面的指令,就算去找任书记,也没有用——其实,李锐这些党内老人,自身也受到国安(当时还没国保)的“关照”。但他们总还是尽量想利用自己那点党内资格,做点事情,希望帮助受政治迫害的后辈学人减轻点压力。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不久后就收到李老寄来的《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我将其略作编辑,送给《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发表在当年的第四期。那时我已知道,李锐与李慎之两位先生在国内已无发表文章的空间。其后,收入这篇谈话的《李锐近作》只能由香港出版了。2013年10月,李南央从美国回中国探亲,她帮助其父出版的《李锐口述往事》更被海关当作禁书扣押了。

在李老生前身后,确实有人认为他们对党的批评来来去去就是那几招,如党大于法、实行人治、空喊宪政。我觉得这事情要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人都有局限,尤其是时代局限,知识局限。二是这些老人面临严苛的政治限制,不可能将自己所思所想全部公开说出来。在此只谈一件事情:2000年他在广州时约我见面,那次还有王若水先生在场。李老那次特别谈到中国政治有可能会有左的回潮。当时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正被大肆宣传,我问他:“有什么动向让您作如此之想?”他告诉我,他不是根据动向,而是根据中共政治的特点,人亡政息,胡锦涛是他当年在青干局考察提拔的干部,思维模式都是党培养教育的,不比江还受过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这个党啊,我从不担心它会向右,因为根子左,意识形态的根基没动,要它向右很难,但要向左,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后来从胡锦涛时代再到习近平时代的急剧向左,我每每想起李老这番说话,不得不佩服他对中共政治的深切了解及这方面的预见性。

正气长存天地间

李老去世后的这几天,对他的评价五彩纷呈,其中有个定位是准确的:没能与中共彻底决裂的中共党内批评者。李南央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中共组织部将宣称李老是马克思主义者。

李老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我从来没将他与这个名号联系起来。在与李老的数次长谈之中,没觉得他喜好马克思主义。前辈学人中,精研马克思主义的苏绍智、于光远等先生,与他们谈话,总会不自觉地将马克思的理论愿景与现实相比较,但李老不会,他批评中共与毛泽东,多使用暴君、暴政、秦始皇这类词汇。从李老著作的行文风格与其思想底蕴,我觉得他更有传统士大夫之风,无论在朝还是退休在野,一生秉持良知与人性。宋朝文天祥的《正气歌》开首句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其中列举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这种正气之人,中国从古到今一直都存在,只是越到晚近,越成为“珍稀物种”。这样正气之人,生前际遇与体现人间正气的方式可能不同,但身后都会被国人追忆。因此,我认为,不管李老的追悼会由谁开,他是否被授予“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在天地翻覆之后,历史记住他,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类名号与是否葬于八宝山之类,而是会将他与胡耀邦、赵紫阳、李慎之、朱厚泽、杜润生等走在前面的人当作中共党内有良知、有人性之人,因为在中共的暗黑统治中,他们都曾用自己的人格,给社会带来一缕阳光。

来源: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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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的一生是一个奇迹



胡平



李锐仙逝。深切悼念。

平:李锐的一生是一个奇迹

李锐这一生多灾多难。59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配北大荒,时值大饥荒,险些饿死。文革中更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八年之久,还是单身监禁。一个人的身心遭受如此严重的摧残,还能活下来就很不容易了,还能像一般人正常工作就很不容易了,李锐不但活下来了,而且越活越健康;李锐不但能正常工作,而且成就非凡,越做越辉煌。李锐的一生,越到晚年越精彩。李锐竟然活过百岁,而且不像其他百岁老人那样悄无声息地走向死亡,在临近人生终点之时,仍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看李锐今年4月13日在北京医院病榻庆祝101岁生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视频,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那敏锐的思维、犀利的见解与清晰的表达,真令人叹为观止。人活到这份上,那便是臻于至境了。这样的一生就是一个奇迹。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锐讲到:“中国这个国家,本来,五四已经解决了缺乏什么(的问题),就是人权,同科学。五四运动已经解决了,结果又来了一个马克思。马克思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短短一句话,表明李锐已经告别马克思,回归人权与科学。对于一个有81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自我超越。

李锐还对记者说:“有一次大概是习上台不久,我与一位老朋友的女儿在一起闲聊,她讲了一句什么话呢?她说,现在网上就有这样的话——毛病不改,积恶成习。(这样的话)传到美国去了,美国把它公开了。搞得我很麻烦(笑)。知道吗?”记者问:“你对他(习近平)有没有什么忠告?”李锐沉默片刻然后说:“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嘞······ 这个人他现在能接受。(摇头)不可能,不可能。”此前一个月,习近平修宪取消任期限制,李锐当时就直指“习近平要搞终身制”;“现在哪一个省的干部不拥护习近平?报纸上天天吹捧,我看都不看”。寥寥数语,掷地有声。

李锐晚年力主民主宪政,“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李锐说“对得起党”、“为党好”,那绝不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而是希望中共顺应历史潮流,接受普世价值。和我辈体制外人士不一样,李锐仍是体制内立场,然而他这种体制内立场却是指向从根本上改革体制的。我们之间的差异不重要,我们之间的一致才重要。

* * * * * *

5月21日,我打开电脑,看到李锐之女李南央发出的一封短信“约字”。信上说:

一般的习惯做法是等某人走了以后,由亲友们为逝者出本‘纪念文集’,以表怀念和追思。

刚刚过去的四月,我在北京医院陪伴父亲的日子里,痛切地体会到,他对所在的党将他这个有着八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划入‘另类’,将他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苦口婆心地对接党班的后来人说的那些泣血之言看作‘不稳定因素’,是梗在心头的。因此我想以违反传统的方式,現在就开始向你們約字,在征集到十几万字时立即成书,让父亲在世时能够看到人心的公道。我觉得这会比他走了以后再做这件事有意义得多。讓父親在世時能夠看到人心的公道。我覺得這會比他走了以後再做這件事有意義得多。

所约之字形式不拘:一个字、几个字、一行话、几行话,一副挽联、一首诗词或是一篇文章都行。

······

李南央又说:5月19日杜导正老和王彦君去医院看了我爸,他们感觉不太好。我爸的主管医生每周五告知我一次我爸病况,我的感觉还能维持一阵,但是头脑还能有多长时间清醒则很难说了。盼能早点得到您们的”赠字”。

我立即给李南央回信:遵嘱。尽快。

记得14年前,杨小凯病故,我代表《北京之春》给小凯的妻子吴小娟发去一封慰问信,其中表达了我们的后悔,后悔没有在小凯活着的时候,让他知道我们对他是何等的敬重,何等的钦佩。4年前,我们在纽约举行陈子明追思会。会上我总在想,如果子明能听到朋友们的这些话,那该多好;如果我们能在子明生前就对他讲出这些话,那该多好。这也难怪,小凯和子明都走得太早了,我在和他们最后一次通话时心里总还想“这不是最后一次”。再有一种纠结,明知对方时日不多,有些话再不说出来,以后就没机会了;可现在就说出来吧,那好比对一个活人念讣告,合适吗?

台湾一位女作家曹又方身患绝症,一天,她给朋友们送上一封请柬,题目是“曹又方快乐生前告别式”。曹又方说:

“人一死,大家去致辞,
都会说很多好话,
这个人突然伟大了很多倍,
这些好话我想活着听到。”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干嘛不呢?

李南央提出的违反传统的方式,对李锐尤其合适。且不说李锐的达观,就凭他连101岁的生日都过了,生命早已严重超标,想必早就把生死之事看透了,想必会对亲友们表达最后的敬意笑而纳之,不会见怪的。

我写下这篇短文,希望李锐能看到,能听到。

2018年5月23日于美国纽约
香港首富李嘉诚:21年屹立不倒 背后秘密首次公开(图)
文章来源: 维度观察 于 2019-02-15 19:12:01 -

李嘉诚(资料图)

《福布斯》最新公布了2019年香港50大富豪榜,长和系大股东李嘉诚的身价比去年虽然缩水近12%,减少43亿美元,但仍旧以317亿美元的财富,连续21年蝉联香港首富。

提起李嘉诚的大名,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从寄人篱下,到跑街串巷;从推销员到“塑胶花大王”,直到今天,亲手打下这片无人匹敌的财富江山,他的传奇故事被人津津乐道。

据传,在李嘉诚办公室悬挂的唯一一幅书法,是清代儒将左宗棠题于江苏无锡梅园的诗句:“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这副对联是什么意思呢?

上联讲的是为人:要有远大抱负,高尚情操;多结善缘,把握发展机会;严格要求,过普通人的生活。

下联说的是做事:要高瞻远瞩,不拘泥于眼前;稳重低调,临危不惧;把握正确方向,注意留有余地。

整联不仅浓缩了古代圣贤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哲学,还暗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可以说是李嘉诚一生的真实写照。

纵观上、中、下,横览高、平、宽,居上时想到下,立高时寻找宽。也就是说,无论在多么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都能够处变而不惊,遇险而不乱,既能创造一番事业,又能守住一番事业。

实际上,不止是李嘉诚,纵观古今中外,每一个能够名垂青史的成功人士,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拥有着类似德行。

坚持不懈 处变而不惊

熟悉李嘉诚发家史的都知道,起初他是为了摆脱寄人篱下的难堪,才去了一家五金厂应聘推销员。但干一行爱一行,要干就干到最好,年轻的李嘉诚并不仅仅将此看作谋生的行当,别人做8小时,他干16个小时,最后因为活干得漂亮,升任为塑料花厂的总经理,由此踏出了创业的第一步。李嘉诚曾说:我一生最好的经商锻炼是做推销员,这是我用10亿元也买不来的。

后来,从“塑胶花大王”到“地产大亨”,历经时代变迁,李嘉诚没有被改革的潮水击退,凭借的也是坚持不懈的精神:我深信世界上的2/8定律,为什么世界上80%是穷人,20%是富人?因为20%的人做了别人看不懂的事,坚持了80%的人不会坚持的正确选择。

无独有偶,1999年初,35岁的马云经历第三次创业失败,他仍旧没有放弃。当年的大年初五,马云连同其他17人,即后来被称为阿里十八罗汉,一起召开了阿里巴巴史上著名的动员大会。后来,阿里的发展并不顺利,马云找了37次风投,被拒37次,眼看就要夭折……但马云还是坚持下来了,如果没有当年的坚持不懈,自然也不会有今天这个戏说“悔创阿里”的马云。

此外,之所以能够做出正确选择,与一个人是否拥有深谋远虑的眼光也分不开。李嘉诚曾说:任何一项业务,当它走过自己的成熟阶段之后,必将走向衰落,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自我调整,还抱着不放,必将随着该项业务的衰落而走向失败。

着眼大局 有舍才有得

李嘉诚曾在公开演讲中说,做生意的诀窍就是两个字——舍得,只有做到了第一个字,才能赚到大钱。“所有的利润,我们李家少拿一点。”具体来说,如果双方都拿50%的利润,这个活动可以很快的进行下去,如果愿意把利润的60%让给对方呢?做任何生意,都要时刻考虑合作伙伴的利益。只有成为可持续生存的利益共同体才是长远合作的根本。

不计较眼前利益得失,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这也是大局观的表现。股神巴菲特大家都知道吧,自2000年起,可以用拍卖的方式,换取与他共进一顿午餐的机会。2018年,这个价格拍出330多万美元。或许,在寻常人看来,花这么多钱只为坐在一起吃顿饭,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你知道么,中国首位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人,现在身家已有千亿,他就是段永平,步步高、OPPO、VIVO等品牌公司的幕后老板。当年,段永平花了480多万人民币获得了巴菲特的指点,这份舍得之心,在其成功之路上,必不可少。

商场如战场,古语有云,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不计一朝一夕之荣辱。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打江山时也说过: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暂时放弃延安,我们将得到整个天下。果然,三年之后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解放了全中国大陆。

学无止境 永远在路上

为什么有的人宁愿吃生活的苦,也不愿吃学习的苦?

李嘉诚即便早就坐稳了香港首富的位子,但他自学徒时代就养成的学习习惯,一刻也没有松懈过,有两个习惯坚持至今:

一是睡觉之前,一定要看书,非专业书籍,他会抓重点看,如果跟公司的专业有关,就算再难看,也要把它看完。

二是晚饭之后,一定要看十几二十分钟的英文电视,不仅要看,还要跟着大声说,因为“怕落伍”。

李嘉诚还给自己制定了阅读纪律:

第一,不看对发展事业无用的书,即使内容再有趣味性。

第二,有用的书,即使没有趣味,也要看,而且要看出趣味和学问来。

这种勤奋和自律,非一般人能比。

再度说回股神巴菲特,其合伙人查理・芒格被称人作“一本长了两条腿的书”,巴菲特自己也不在其下,据说,巴菲特每天的大多数时光,都是独自一人在书房或者办公室度过的。他每天按时起床,花大量的时间阅读各种新闻、财报和书籍。他的办公室没有电脑,没有智能手机,只有书架上的书籍,和一桌子摊开的报纸。而他每天就坐在那里阅读和学习,六十年如一日。

最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人生最坏的结局是有钱没命花

李嘉诚90岁,巴菲特88岁,李兆基90岁……排在2018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榜前十位的,平均年龄将近70岁。成年累月积攒的能量,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努力赚钱的同时,千万不要用牺牲健康的代价,省得钱赚到了,人没了。

拥有以上秘籍,即便不能登上福布斯富豪榜,有生之年实现财富自由,还是十分有望的!


马云好好学学
醉在四方 发表评论于 2019-02-16 00:56:36
李嘉诚是土包子善于投机倒把、官商勾结,给国内的富豪起一个很坏的头。还好中国有华为、阿里、腾讯等高科技公司。
lynx525 发表评论于 2019-02-15 23:26:35
清代儒将左宗棠题于江苏无锡梅园的诗句:“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duty 发表评论于 2019-02-15 22:05:00
李嘉诚的成功是建立在数百万港人付出的昂贵房价之上的。
dreamstory 发表评论于 2019-02-15 22:00:13
这篇文章是中国式思维,过多着重富裕是自己的聪明造成的。
如果没有尊重知识产权的价值观的社会法律,比尔,盖茨就不可能是首富,多半是个穷大学教授。
Goldwang 发表评论于 2019-02-15 21:19:15
玩房地产
swmpsp 发表评论于 2019-02-15 21:00:01
李嘉诚不是只会楼下说的一招,那只能算是旁门左道,不能持久。李嘉诚投资的眼光非常独到,经常早别人几年,甚至十几年就开始布局了,而在大家都疯抢的时候卖出。看他投资中国房地产就很清楚了。我记得他是在2017年卖出的,而那时别人谁能预料到现在的光景了?
不飞 发表评论于 2019-02-15 19:52:00
全世界都知道的秘密:官商勾结!
lulu071058 发表评论于 2019-02-15 19:45:09
李超人没什么绝招就是官商勾结 他跟江泽民的关系人人都知道 当初进入中国的时候靠的是这个 逃离中国的时候也是先得到内幕消息 有什么稀奇,关键是看你能不能跟共产党大老搭上关系?
ak3 发表评论于 2019-02-15 19:41:03
秘密就四个字:勾结权贵
中式英语爱好者
(2019-02-03 20:49:41) 下一个

作者Oliver跟我在新加坡有过一面之缘。他中文好得不像话,但说多了还是有些怪口音和怪词汇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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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www.dw.com/en/german-language-lover-on-quest-to-save-chinglish/a-4232830

奥利弗·瑞克(Oliver Radtke)回忆说,他2000年在上海坐出租车时看见了车里一条有趣的提示语:“别忘了带上你的家伙(Don't forget to carry your thing)。”从此,一个奇异而又精彩的中式英语世界向他敞开了大门。

9年过去了,这位德国多媒体制作人已经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式英语的畅销书,同时,他对不断推陈出新的中国式英语的保存工作也从未松懈。

32岁的瑞克经常留意街上的公告牌、菜单和商店招牌上的英文翻译,他说:“中式英语绝不仅仅是英文能力不足或用语不正确造成的,很多标语的翻译实际都带有某些中文的概念。这些概念丰富了英语,给英语带来了一些中国的风味甚至是中国的思维方式。”

很多人,包括中国政府,都认为中式英语是件很丢人的事情,必须不遗余力地消灭干净。但是瑞克不这么看,他觉得中式英语应该被保存下来。

“这是我的最爱之一”,目前住在北京的瑞克指着他书中的一个公厕指示牌的照片对我说,牌子上写着:“文明地小便后你才能享受清新的空气(You can enjoy the fresh air after finishing a civilised urinating)”。

“在西方,你永远不会把“小便”这个词写在公厕上,但中国人没这个文化习俗,他们做事很直接”,他说,“这会促使我们反思,为什么我们西方人总是要小心翼翼地避讳很多词语,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所谓文化习俗,为什么有些词在公共场合使用就近乎侮辱?


瑞克两本书中的很多英文标识明显是"政治不正确"--“瘸子专道(Cripple's lane)”而不是“轮椅专道(Wheelchair path)”, “畸形男马桶(Deformed man toilet)”而不是“残障人士卫生间(Handicapped restroom)”。

书中的有些翻译还带着诗意的色彩,给草地和火焰等无生命物体赋予了人类的情感:“我们的生命将终止于您用力的踩踏(Our life will be ceased if you step hard)"——这是昆明一块绿地上的公告牌。“不要忘记大火是没心没肺的(Do not forget the fire is heartless)”——游客们在长城的一角看到了这句标语。

有些翻译则是口气超大,“1996年以来最好的爱情(Best love since 1996)”——海南一家小影楼的广告牌。

出于对中式英语的喜爱,瑞克自2005年起开始撰写一个专门收集中式英语的博客,两年后又出了一本书《中式英语:意犹未尽》。这本书目前已经卖了5万多本,最近还刚刚出版了续集。

“对于我正在做的事情,很多中国人最初是相当反对的。他们认为我在取笑他们。”瑞克说。“一个在中国生活的老外该如何书写他观察到的某些可能令中国人感到不快的社会现象呢?这一直是个有趣的话题。”

但是,瑞克也说,随着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中式英语实际上丰富了英语语言,支持他工作的人已经越来越多。目前全球范围内约有十亿英语的日常使用者,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数也在迅速增长,瑞克说,英文应该单一而标准的观念早已经过时了。“不管那些母语是英文的人喜欢还是讨厌,世界各地的人们对英语的大量使用必然会对这种语言产生影响。”

最近几年,中国发动了一场要彻底根除正式场合中英文语法和词汇错误的运动。这场运动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北京奥运前夕,当时,政府正式将东大肛门医院(Dongda Anus Hospital)的名字改为东大肛肠医院(Dongda Proctology Hospital)。

瑞克表示,这场运动永远不会真正成功,中式英语绝不会就此销声匿迹。他对中式英语的未来很乐观。

“我只对那些大城市中的官方指示牌不太乐观,但饭店、公司、私营机构和很多小商铺肯定会继续制造大量的中式英语”,他说。
川普要在中小学校推行圣经教育 被批违背政教分离原则


【文/观察者网 李天宇】

1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表了一条推文,称赞美国部分州试图将“圣经读写课”引入公共教育的举动“棒极了”。



该推文指的是近一年来,包括佛罗里达、印第安纳、密苏里、北达科他、弗吉尼亚和西弗吉尼亚等六个州陆续将“圣经读写”引入公立学校课程中的举措。

据《今日美国》1月23日报道,除上述各州外,肯塔基和田纳西州也已经通过了类似的议案。

由于历史背景的原因,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信仰在美国社会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殖民地时期,从英国来到北美的清教徒们就引用圣经,将新英格兰地区比喻为“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而这一比喻也在之后被引申到整个美国。而写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后来成为美国国歌的《星条旗》的歌词第二段中多次歌颂“上帝的力量”,由这段歌词引申出的“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更成为美国的国家格言。在美国有一个简称“WASP”(盎格鲁萨克逊裔白人新教徒)便是指这些最早来到北美的英国殖民者及其后裔。



福音派媒体《基督教邮报》作者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支持这些议案的文章中提到,从1690年新英格兰地区出版了第一本使用圣经内容来教授幼儿启蒙知识的教材起,与圣经有关的内容在此后的二百年间对美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19世纪后期才随着美国社会的日趋多元化而逐渐消退。

196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阿宾顿诉申普案”中裁定宾夕法尼亚州“要求该州所有公立学校每天上课前必须由老师带领学生朗诵十行圣经”的政策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自此之后,圣经在美国公共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走向终结。



此案之前,课前祈祷的儿童们

迈克尔·布朗将这一判决称为“反映了那个时代特色的激进判决”。而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况来看,像他一样怀念美国“基督教传统”的人并不在少数。

根据《大西洋》杂志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做的一个分析,作为美国新教一个重要保守派别,有五分之四的美国白人福音派基督徒把票投给了特朗普,这对后者后来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不可谓帮助不大。



据皮尤研究中心统计,有81%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把票投给了特朗普

在特朗普胜选之后,一个由数个基督教保守团体创立的名为“闪电计划”(Projecrt Blitz),旨在““保护宗教自由和美国的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倡议出现了。而他们实现自己“倡议”的手段之一,就是推动美国各州的立法机构通过各种将基督教价值观强加于美国社会的法案。

根据英国《卫报》2018年6月的一篇文章,仅在2017至2018年间,美国的20多个州就出现了75项针对“宗教与国家分离”原则的法案。

批评人士称,“闪电计划”正在试图用把基督教内容塞进公共教育的方式来“重塑”美国。



阿宾顿诉申普案后,讽刺抗议者的漫画

美国浸信会自由联合委员会的一名官员阿曼达·泰勒(Amanda Tyler)向《今日美国》透露,“闪电计划”所要保护的“传统价值观”除了在公共教育中引入圣经以外,还包括“领养只能由已婚的异性夫妇进行”等。

她对媒体说:“任何向孩子们传达‘你必须首先是个基督徒,然后才能成为完整的美国人’信息的举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

此外,批评人士更指出类似的议案已经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国会不得制定与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有关的法律”的内容。



反对者称,真正应该建的墙应该在教堂和国会之间

在2018年,“闪电计划”推动美国十二个州通过法案,要求公立学校在校园内张贴“我们信仰上帝”的格言,并在世界宗教课程中加入圣经学习内容。

支持这类法案的印第安纳州参议员丹尼斯·克鲁兹(Dennis Kruse)表示,自己不知道什么“闪电计划”,但认为“提醒人们我们的国家格言以及‘上帝是唯一值得的信仰’是好的,而这也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此外,共和党近年来一直在以“上帝”之名吹捧特朗普,就在1月31日,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还对媒体作出“特朗普当总统是上帝的意愿”的惊人表态。



网友讽刺共和党对特朗普的吹捧的表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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