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平:专访查建英:对我来说,现在的转折点很不幸
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03 日 由 lixindai

“六四之后,资本所鼓舞的力量撑开了一个新空间,专制体制对它运用自如。老大哥也在,美丽新世界也在,最糟的可能性结合在一起了。”

特约撰稿人 张洁平 发自北京 2018-08-16

夏日午后,日头照着长长的三条街巷,闷热之中,找不到一处可以躲避的空间。这是前去拜访查建英时,在她家楼下遇上的第一件尴尬事。没有杂货铺,没有小吃店,没有茶馆咖啡馆理发厅。在日坛公园,曾经北京城里最闲适的区域,街道上干干净净,一望无际。

一见面,抱怨立刻得到共鸣——“以前从来不是这样!就这半年,我从纽约回来,发现剪头发的、买东西、吃拉面和羊肉串的小店的都没了……全给‘拆墙打洞’了。”查建英声音不高,散散淡淡的样子,快人快语。

和海归人士聊中国变化,是和伦敦人聊天气一样的万用话题。但查建英说,这一次回来,感受真的不一样。不只中国不一样,美国也不一样了。世界似乎又到了一个“关键节点”。

出身官员与知识分子家庭,在北京长大的她,80年代初赴美留学,87年回国,原本满腹衷肠,要在文化复苏的祖国大干一场,没想到六四枪响,打碎希望,也从此打乱了人生。她回到美国,以与中共政权决裂的姿态加入美国国籍,也放下了刚刚崭露头角的母语小说创作,改用英文进行更职业化的非虚构采访、写作。但她放不下中国的朋友和故事,也舍不下她的老师夏志清批评的“China obsession”(中国情结),90年代之后,终究开始了候鸟一样,在纽约与北京之间穿梭的生活。

她的英文优美典雅,在纽约的朋友圈里如鱼得水;她的中文京味儿十足,善察言观色,混迹文人江湖。美国的朋友们并不认识那个回到家乡,在家中呼朋唤友、大酒大笑的北京丫头;中国的朋友们也想象不出那个在英文世界里严谨、优雅写作的Jianying。

她笑说自己“活在一种日常的、永久的人格分裂中”,不光是在中国和美国,还在虚构与非虚构间。小说属于中文,非虚构属于英文,历史的因缘际会,令她在两种语言、两种文体、两种文化之间切换。80年代她曾出版中文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父亲笑她,终有一日会再写一本《回中国来,回中国来》。如今六四也过去了快30年,她对自己说,是时候尝试写回小说——用回中文了。

然而时代又变了。全球化的盛景和一个对更普世中国的想象,似乎正在眼前渐渐落幕。中国距离西方想象的普世道路越来越远,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也逐渐修正对中国的认识,形成新的严肃共识和围堵。新的冲突正在酝酿,而正面碰撞的双方,就是她过去三十年来最爱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

“这么多年我走来走去,就是希望我最爱的两个国家,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聊天到最后,查建英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听起来很像是官方媒体语言,她微微自嘲一下,又说:“这是真的,我做所有事都希望这两个国家的人可以互相了解。所以对我来说,现在的转折点很不幸。”

以下是端传媒与查建英的访谈摘要:

谈人物采访

端传媒(下称“端”):以非虚构写作记录中国,你为什么专注写人?

査建英(下称“查”):我其实最早是发表中文小说的。我认为小说最主要的就是写人,所有其他事情都是通过你对人和人性的描述表现出来的。一直到六四后回美国,我才开始考虑:是不是应该用长久居住国的语言来写作?就是英文。那时候我又觉得它毕竟是我的第二语言——虽然我出去得比较早,很快就可以比较流利运用——但用它来写作、发表,六四以前我从来没想过。我觉得用英文写小说没把握,所以要试试非虚构。这样才转到非虚构。可是我是从写小说转过去,我天生可能就对人物和故事感兴趣,我觉得我也比较擅长,而非那种更社科的或者学术一点的非虚构。

《中国波普》是第一个集子,这算是一个case study(案例研究)的系列,自然一个case study里面就有一组人物、有一个故事。等到《弄潮儿》的时候,就更明确了,要用人物来写。中国这么大一个对象,框架太大了,宁可以小见大,而不要以大,最后什么都没见出来。但并不是说《弄潮儿》就可以概括中国,那就太自以为是了。那期间我也做了《八十年代访谈录》,那也是一个人物框架。

端:你被读者比较多知道的,是像《弄潮儿》或者《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样的人物访谈。你访谈的很多人跟你的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你的朋友、你的哥哥。从密切关系里的人物提炼出观察者的视角,需要克服很多东西吧?

査:写熟人既是自然的,也是一个锻炼的过程。小说的人物是从周围熟悉的人和事物中虚构、拼凑出来的,而用非虚构手法写熟悉的人的时候,需要另外一种专业的训练来拉开一定距离。比如《国家公敌》,我写我哥的这篇,第一稿就被我自己枪毙了,觉得太多感情色彩,不够客观,后来搁了好几年才重新再写。

端:你哥哥喜欢这篇文章吗?

査:我哥是出狱以后才看到的。期间我探监的时候,不可能跟他说我正在写你,问话我都很小心,因为都是录音,旁边有人。他没出狱的时候,已经有别人看了,是(中国)民主党北京分部主席(编注:徐文立)。徐先生看了以后特别不高兴。在我哥哥刚放出来那一天,他就从美国给我哥哥打长途,说你妹写了一篇很糟糕的文章,把我们全写歪了。我哥看我文章之前,已经先听了这个反应,我当然很担心了。那么长篇幅,而且不像一般的讴歌文字把主人公写得特别光辉高大。但我哥看完以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我提心吊胆地看,他说,首先他很感动,花了这么长时间写,显然是对哥哥很有感情,下了很多功夫。他说我觉得你写得非常准确,很真实。不过他也很不服气我说他可能不会改变了,没有学习能力了。这是他的反应。前两年我也跟我哥说了,我完全没估计到,他出狱这么多年的学习能力,比我当年估计的要高很多。后来这封信居然还被辗转传出去,作为他读我这个《国家公敌》之后的读后感,一直传到《纽约客》编辑手里。

端:你哥哥真好。很多时候,人有一个想象中的自己,若你以一个抽离的视角告诉他一个真实的自己,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

査:对,还不只是不能接受的问题。写人物时令被访者不高兴,这是我预估了的,不会像他预计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有个更深的问题是,因为我经常会对一个人做很多次采访,最后这个人会觉得,我跟你真有的谈呀,最后变成朋友了……

端:被访者失去了警惕?忘记了你在观察他……

査:没错,它变成了一个很危险的陷阱。美国有几个著名大记者也觉得有这种问题。因为你需要深入了解,会想办法让对方完全打开心扉,比较坦率地谈,而他默认相信你可以理解、不会滥用这种信任。可如果最后你写出的东西不符合他的预期,这个人可能会觉得你背叛了他。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一种处理就是不管他;另一种就是……因为你在谈话过程中获得了这个人的信任,你们的交流出现了介于公和私之间的灰色地带,某种意义上你要负责任,这时候就是可进可退了。我有过没退的,也有过好几次退的。

比如写王蒙,就是到最后没退。预先我就想到了王老师恐怕不会太高兴。以前写他的,或者全盘否定,或者一味吹捧。有些朋友读了《国家的仆人》之后跟我说,没有像你这么认真对待他的,你是把他当成一个历史人物来看的,这证明了它不是一个主观的(作品),但它呈现的“客观”,这种历史定位,如果不是他预期那样的话,他不就更生气更难受了。当然我预先有另一重考虑,会不会伤害了这个人的生活。他毕竟是个体制内政治性很强的人,做过部长的嘛。如果这个文章会使他受到官方的批判或整肃,那这又是一个道义上要考虑的问题了。我可不想因为发表一篇文章,把一个人的career(事业)或者生活毁了。但我当时的判断是不会的。

端:后来你和王蒙关系还好吗?

査:当然有一段时间蛮尴尬的,我们也从来不谈这事。但我非常感谢他没有反弹……我甚至觉得过了那段尴尬期以后,我们关系比以前更好了,更有一种基本的信任和尊重了。后来很多年我们经常在一起做“锵锵三人行”——不是我们要的,节目组老把我们安排在一起,你想要是没过这关的话,怎么可能呢?所以之后我反而对他更尊敬了,就觉得他真的是禁得住呀,有气度。

重回中文小说

端:你说过你是中国的变化的观察者,在你写《弄潮儿》之后,在互联网裹挟的大潮里又有新一波的弄潮儿出现,你还会继续观察和写这些新的变化吗?

査:其实后来我也写了一些新的人物,但写的时候感觉缺乏以前那种兴奋。不知道是因为找不到能激发出我内心深处真正热情的那种人物了,还是我对英文的非虚构这种文体其实缺少那种强烈而持久的passion(热情),总之这些草稿我一概都没有拿出来发表。我的访谈也渐渐感觉到包袱,对方对我有一种警觉或者期待,这种太当回事反而带来不放松。一旦你采访的人物产生“performance anxiety”(表演焦虑),这事就不好玩了。我现在反而是想尝试写回小说。

端:小说用中文还是英文写?

査:我现在想的是中文。我很怀念当年用母语写小说完全自由的那种感觉。

端:时隔快30年,你重新用中文做小说创作,会不会感觉不自由?

査:你的意思是什么意义上的不自由?

端:我这么问,背后的意思可能有点复杂。因为语言不是专属于你的,你熟悉的语言同时也是国家意志、政治权力熟悉的语言,两者很难分开。对我自己来说,常常会在使用中文写作时感受到官式语言渗入的压力,很难完全摆脱。你上一次用中文写小说,还是1989之前。89之后,你整个写作都转向英文,现在再用回中文,会感受到语言的不自由吗?

査: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很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有。对我来说,自由和不自由混在一起了。所谓的自由是说,我没有了非虚构的那种不自由,一切都得基于事实、调查,而且得是真名实姓,你还得有很多别的考虑。这是一种文体带来的不自由。我也没有了使用第二语言的不自由,我觉得写小说最好还是有一种对语言完全自由驾驭的感觉。

可是它的不自由,确实有你说的这个意义上的不自由。这个语言本身已经是49年以后的官话。有一种模式、语气、文风,是浸透在整个语言里的,不能完全摆脱掉的。我这几年断断续续,一会儿写非虚构,一会儿还是舍不得、不甘心,还想写中文小说。之所以老是写得不满意,我觉得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就是写出来总有那么一股味道让你觉得不舒服,但又不能完全解脱。这些年我只用中文写过谈话性很强的采访,比如《八十年代访谈录》,它是中文的,但它是一种谈话,所以还是不太一样。

端:恩,谈话体是从生活中来的,不需要那么多文化滋养去建构。

査:对,而小说建构时,多多少少会被所谓的语言背后的东西(影响),我们叫官话,有人是直接就叫毛文体,就是这种新华文体。我这次回国发现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这栋楼在老使馆区附近,原来都一直有CNN、凤凰中文和(凤凰)信息台,去年回来发现没了。这个没了也是大陆整体变化的一个小缩影。这个楼以前住了不少外国人,还有一些海归,原来的英文频道是和业主人群有关系的,是业主另外付费才能安装。结果近年,可能跟整个大环境有关系吧,这些外国人逐渐搬走了,房价涨了很多,住进来的都是些土豪。虽然这点钱肯定对新来的这些人不算什么,但是他们觉得不需要看,结果就集体投票把它给罢免了,然后就没了这些台。所以我这次回来,多少年来没看过这么多内地的电视,就央视(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新闻联播,看了两个星期以后,我觉得脑细胞在大量死亡萎缩。尤其修宪以来这两个月,正好我在北京住,就感觉像在看一个小文革。天天都是在表态,万众一心,众口一词,然后不断重复,都是背诵腔。完全官方的语言,那不是一般的毒素呀。

所以官话的这个问题,的确是回到母语写作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要是谈话,就比如像咱们这样谈话,还好。口语就自动有一种民间性。我们这个讨论,也解答了我的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想回到80年代写小说的那种状态?我想象的还是:噢,我还能回到我的母语里边写作。过了20多年,我有了一个更成熟的自我,当年文青那种ego(自我)应该都通过非虚构和英文写作训练解决了、超越了吧。实际上却很难回去。出来的都不是我要的东西。年纪、精力和才力不逮这些原因肯定有,但我觉得至少有一部分原因,跟你说的有关,肯定受制于这个语言。

端:对,语言背后的政治性不一定来自权力,还来自流行、来自媚俗。

査:没错。谈话之外,这么多年我并不是一直在跟着母语,我跳出去了,跳到另外一个语言去了。虽然在写中国,但是用一个陌生的语言,它这个载体就决定了很多表述,你的视角、你的距离、你的态度,都跟这个语言很有关系。同样的题材和对象,英文写出来完全是另一种笔调、另一种风格。所以我也不愿意自己再把文章翻译回母语,都是别人翻的。连我有时候都很同情我的译者,我觉得无论他怎么翻,翻过来以后感觉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虽然中文是我的母语,但是我也找不到完全对应的那种表达法。我现在重新再用这种官式的、流行的或者媚俗的中文来写小说,而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我了,这里边肯定有一个异化。这种异化引起的不适和距离,使我的表述和我自己心里要的东西总不能完全契合到一起。

端:那你现在重新看自己1987年写的中文小说,会是什么感觉?

査:前两年有个大学做一个新移民写作系列的访谈,问到了我当年的小说。那一次我回头看了一下,感觉那些小说既有青年时代那种新鲜活泼,也有很多文艺青年的卖弄小聪明,玩一下技巧,有些玩得还不错,有些玩的我现在觉得很embarrassing(难为情),可它就是那时候的我。现在再写小说,应该不会那样了。

端:但你会羡慕你当时使用中文没有包袱的那种自如吗?

查:我就是羡慕也不可能再找回来了。应该说有一种羡慕的,我们刚才谈的这些问号当时都不存在,就是很天然自动地在写作,没有另外一个参照系,也没有现在的这种角度:对语言本身问题的自省。文革结束以后,我们都对以前那个时代很愤恨。但实际上,我们就是它的产品,就是生在那么贫乏、没文化、没书读的一个粗鄙时代,我们就是它滋养出来的,它的后果至今仍在延续。所以真正的自省是很欠缺的,反省意识都是后来慢慢再生长出来的。

到美国去,回中国来

端:我很喜欢问创作者一个问题:你会有自己的母题吗?冥冥之中总是牵引着你的某一种主题、问题意识。

查:这还真要回到我当年写小说的时候。一直有人问我,在两个文化之间,你到底属于哪个文化,你的identity(身份认同)是什么?我很早就离开了中国,当时很浪漫、好冒险,同时也有一种很强的民族意识:虽然我会走得很远,但其实是为了去找点什么,然后回来,报效父老乡亲什么的……反正我从来没想到,我后来有点回不来了。虽然回不来了,可还是不断要回来。这个东西我至今没有超越,就是那种in-betweeness(在两者之间)。也许应当承认,这个生存状态虽然并非我的初衷,但一路走到今天它其实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自我选择,就是在个人自由,母语文化以及第二故乡之间始终保持某种张力。有时候自由和归属其实是矛盾的。这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比如《丛林下的冰河》最后点题的一句话就是,你找到的已经不是你要找的了。这其实是某一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你去找一些什么,你以为你能带回来,最后你发现找到的不是你要找的,然后你在这当中也已经迷失了,同时获得了一种新自由,可这自由又不是你当年要的。这些体验既是痛苦和孤独的,也可以是快乐和创造力的来源。

后来我转向非虚构以后写的,不是我个人的命运。可是一看《弄潮儿》里边,甚至China Pop里的一些人物,还是有这个关注点。我截取的一些人物里还是有这个主题:自由与归属。

端:你是刻意保持这种in-between的状态吗?

查:我觉得这是我的宿命吧。我并没有一本人生规划,按部就班,多少岁做出什么,我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最讨厌人家问,你有没有进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我没有预计到我后来要写英文,也没想着一定要在《纽约客》上发表文章,结果发表了,好,证明我可以做到,我很高兴,但这些,包括一直在中美之间来回走,都并非精心筹划,而是在这么走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在China Pop里面写过,我在美国呆久了就会开始怀念中国这边,可是回到这边呆久了又不行了,就想逃离,赶快拉开距离,要不然就感觉视力开始模糊,整个人开始不对劲,甚至开始跟身边的人发生一种激烈的、莫名奇妙的冲突。

有点像是见到一个老家人,初见特别亲切,特别放松,好像什么都可以聊;但走得太近,就开始纠结,发生情感冲突,吵架,说最狠的话,然后不能忍受、一走了之。再以后,你发现其实你最关心的还是她。这个关系很纠缠,也不可能有什么彻底的答案。

端:其实是爱恨交织。我想到了韩素音的小说《瑰宝》,她前言里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一生只有两个主题,离开中国、奔向中国,离开爱奔向爱。你刚才讲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浮现了这句话。

查:那看来这就是我这类人的宿命。我第一个小说集的名字叫《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我父亲当年说,这是你这个阶段的,将来你还会写一本书,叫《回中国来回中国来》。让他不幸说中。

我改了国籍,当年做这决定,是对这个国家失望乃至绝望,也意味着,我对中国官方价值观的根本性不认同。我认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它立国的那些价值观,自由、人权、法治、民主,写在入籍宣言上的那些东西。但是这种认同,不能完全解决另外一大团问题:感情归属、文化归属、文化传统和这边所有的朋友。我跟这些朋友的友谊和美国朋友的友谊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的一部分,不能割舍也没办法改变。

我当年在哥伦比亚念书的时候,我的东亚系导师是夏志清。他曾经说过中国文人这个问题,他叫作China obsession,就是说中国情结太大了,太关注中国,是一种局限,会影响超越中国的世界公民情怀。我觉得他说得很对。我也很意识到我的China obsession。可我觉得我是矛盾的。纽约很多流亡或者长期住在那儿的华人,活在中国人圈子里。我跟那样的China obsession又不一样,至少我已经用英文写作了很长时间了,也有很多美国朋友。每次回到纽约,我有回家的安心感。我很爱美国这个第二故乡。

但是,China obsession是我必须得承认的,很真实的我的一部分,而且好像我也克服不了。可是另一面,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也是我很认同的价值观,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美国朋友不知道我在中国的这一面生活,就像北京的老朋友完全不知道、也没法想象我在美国的英文环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在这个意义上,我长期生活在一种日常的人格分裂状态。

端:所以你小说的语言选择,简直是一个重大的身份问题呀,是不是?你接下来用什么表达自己,尤其是作为小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身份选择。

查:回头写小说这事也许就是一个妄想。六四以后,我转向英文写作,完全不是计划中的,是命运把我带回美国的。当时像是捱了当头一棒,就是:我原本已经回来了,写小说写得兴高采烈,每天都过得特充实,突然有一天坦克开出来了。

六四那天,我就在现场,就看着周围在死人,好多在一起办杂志、写小说的人后来被抓起来了,有一些人逃亡了,生活从此改变。当时意识到要在美国长住下去了:好吧,我只能试一试用英文写了,而且只能写这个我完全不懂的非虚构。当时存了个念想,早晚我会回到中文,回到小说。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承诺,其实没有任何责任要回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放在那了。前几年我明显意识到我要是再不回来,可能就不会回来了。

很多人不理解,不论是我的美国朋友还是中国朋友,都说,你的non-fiction(非虚构)写得挺顺的、挺好的,这时候这玩意儿正热着呢,现在谁看小说呀?是没人看小说,但我就是想要给自己还这个债,要试一下,到最后能不能写出来,我现在也不知道。

端:或许这种矛盾跟张力本身,会透过语言呈现出来,也会超越语言,不管是用英文还是中文。那个东西可能会是最有意思的部分。

查:希望是这样吧。80年代以来我最欣赏的中文小说家,比如阿城、王朔,这么多年,他们也没有再发表新的小说。也许他们也遇到了文体和创新的难题,我相信他们都对自己有一个很高的标准不想重复自己。这是很难的一件事。甚至有时我想:这是不是又是一种宿命?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么一个没文化、干枯的盐碱地上长出来的几颗绿豆芽,能写出来那么一点东西已经很不错了,老天爷很眷顾我们了。

那个时候教育是很残缺的、很差的,真的,你们现在都没法想象那时候有多封闭。纯粹是因为生命力。就在那种情况下,生命力小小地爆发了一下,写了一些东西出来。可是你还想超越这个?那可能就是痴心妄想了。你要自己想一想,要知道你自己有几斤重。跳到这儿已经不错,还想换一个姿势,正跳完了还想背跳,那就很荒诞了。也可能我就是在做这么一个荒诞的自我挑战。也许到死都找不着你要的那个东西了,但是说不定会到死都在找。

端:你觉得80年代对你未来的创作会有很深的影响吗?对你来说,它是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精神资源来源,虽然薄薄的。

查:我很承认,确实是没文化,确实是很封闭。但是它就是我们生命中绕不开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既是我的一个资源,又是一个束缚,或者是一个咒。刚想回去写小说的时候,80年代的很多东西在那萦绕着。可是问题是,我也变了,这个时代也变了,对吧?

反思六四

端:说说你经历的1989年吧,这一年,应该是你彻底进入「in-between」状态的开始。有数据说,六四时,你在《纽约时报》做记者?

查:我当时给《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打工呢,不是记者,他们正式的驻华记者叫做Nicholas Kristof,中文名字叫纪思道。我那时候在写小说,《丛林下的冰河》就是在那段时间写,还办一个杂志,叫《东方纪事》,朱伟主编的,我做编辑也写稿。那算一个同人刊物,一大堆人都扎在里面,黄子平、苏晓康。那时候我觉得缺钱花,感觉得挣点钱。有人介绍我去给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做一个assistant,主要是翻译、剪报、帮助记者联络采访,当时那个工资远远高于能在国内挣到的钱或稿费。我觉得挺好的,就去了。

很快就到了89年,胡耀邦去世了。那时我人生中发生很多事,和第一任丈夫离婚,要回美国办手续;我又找了一份新工作,是美国的贸易公司,他们要开发中国市场,到中国来挑人,送到纽约培训后派驻回中国。我一想挺好的,可以挣钱,又是派驻回来的,不用坐班,还可以写东西,所以我就接受了。也是同时,学生开始上街了,我已经找到了新工作,又想要自己参与游行,我就把纽约时报的工作给辞了。

六四时,我在大街上碰见Nicholas,他正在那采访。我见到的第一个死人是跟他在同一个现场。在建国门桥底下,有一个人被装甲车轧得脑浆出来了,躺在地上,一大群人围在旁边。我刚挤进去一看,一抬眼就看见Nick在对面。那时候我刚辞了职,可以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签那些请愿书,以一个没有单位的个人参与游行。

很巧的是,美国公司要求我去纽约培训的时间就是6月15日,机票是早就定好的,从南京飞纽约。六四开枪之后我还在现场。广场的一位深度参与者还交给我一包材料,托我带出去,就是开枪(的消息)和广场上的很多文件,包括学生组织的传单、宣言什么的。他们觉得要带出去给世界知道这件事。所以我就背着这么个背包,里面全塞满了文件,去机场。机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出租车,朋友给我找了一辆黑车,去机场一路都是警戒,机场一片混乱,跟战时差不多。当时就感觉,如果飞机被检查,飞不走的话,这就是我的罪证呀。但当时太混乱了,还没来得及一个一个名单查,我先飞到了南京。那时候信息不通,南京还没有反应过来,高自联还没有瘫痪,还在校园里广播呢,他们说北京来了个见证人。然后拉我和大家开了一个会,来了一堆人,苏童、叶兆言他们都在场,全来听我讲广场见闻,看到怎么杀人的。

端:那大概是什么时候了?

查:应该差不多是6月15号了。讲完了之后,我就上飞机了。还好,背包都没查,我就到了纽约,马上交给BBC了。这过程说起来都不可思议,各种巧合。我一年前就准备夏天回美国,可能过一个暑假再回来,买的都是round-trip的往返票。如果当时没走成,那可能完全会是另外一种命运。

端:你花了多久去消化八九这段经历?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消化?

查:至少有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我还没开始准备写China Pop的时候,都处于一种心理疗伤的过程。因为它从大到小,各个层面,对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说的小,是指我的个人生活、离婚、工作、写作,都变了。大的就不用说了,整个国家,80年代那种天真美好突然就结束了。所有人都没想到,太突然了,简直有一种非真实的感觉。一个和平年代长大的人,看见杀人就发生在身边。

那时候我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意识:这个中国已经不是我能够认同的那个中国了。它越过了一条道德的、文明的底线。你得画一个句号,再不要相信这个政权。所以加入美国国籍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却并没有太多的犹豫,那真是六四之后的决裂。那时候我也觉得,不得不跟这语言告别了。我再用中文写作,为了在中国发表而束缚我自己,我得写出多么虚伪的东西呵!在后来认识一些香港朋友之前,我都没考虑过还可以在香港发表。那时没有网络,大家都是隔绝的,好像只是一个大陆。既然不能在大陆发表,我也不想只给流亡的小圈子写稿,所以当时觉得必须得试一下,用英文写。一切都是走到那一步了,才开始想这种可能性。

端:89之后你第一个成系列的作品,就是后来出版的China Pop吧?现在回看,那些长篇报导好冷静啊,挺难想象在那么大的变故之下,仍然这么冷静。

查:其实回头看,那才是我第一本成熟的书。不是中文小说,而是China Pop.我也是第一次发现,这(才)是成熟的我,写小说的我是青年时代的,一夜之间经过一场血的洗礼,被命运开了个玩笑,从预定轨道上抛了出去,那你就只能面对它。

写China Pop时,我又回到中国采访。当时带了满满一箱子《渴望》的录像带回来美国。到芝加哥,李陀、甘阳、黄子平他们都在那儿,我给他们看,现在中国出了这种肥皂剧了。那时他们全都不以为然,嘲笑我:小查怎么搞这些东西,看这干什么,然后把《渴望》彻底批了一番,说它多么糟糕,又臭又长,哪能把这种垃圾当真呢。他们说你要写这个?就完全不理解。

80年代过来的人,特别看不上这些媚俗的东西。其实我就是本能,回去一看,觉得好奇,短短两三年,怎么出了这么一个东西。那期间,我也开始反省这种80年代式的精英思维——已经一棒子把你打地上了,你总得反省吧:为什么你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局面?还是那种知识分子文人似的,觉得「明天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还好」这么一种简单思维,认定「既然今天比昨天好,明天就会比今天更好」吧?结果在这个国家里,官方的举动你也没有预料到,大多数老百姓关心的事跟你也有很大距离,你上下脱节,这种思维方式和态度是不是有问题?从写China Pop到做《八十年代访谈录》,我一直在追问这个问题,对80年代的反思。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否认天真的热忱,我觉得那个是很珍贵的。

端:你觉得当年在美国的流亡知识分子,反思到位吗?

查:因人而异吧。从中国流亡出去的有两个比较大的群体,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在普林斯顿。我们当时在芝加哥。普林斯顿有刘宾雁、苏晓康等人。刘宾雁还到芝加哥来过,我们一起开会。我记得六四过了一年两年之后,有美国大媒体采访刘宾雁,问怎么看中国的前景,他都认为中国政府很快就会倒台,这么反动的一个政权肯定要垮台,人民会起来把它推翻。

我当时也有很多盲点,但已经开始意识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回到北京,看到《渴望》,看到好多人开始转型或者调整,社会又开始松动,出现了一些新的渠道。上面把一个渠道堵死,同时打开了另外一个渠道,让大家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挣钱、写肥皂剧这类事情上面去。这个社会有很多层面、阀门,政府的管制也有很多技巧。它比它的对手更精明,身段更灵活。所以我感觉,刘宾雁的那种判断还是基于一种道德义愤加上传统精英自我中心意识的投射,惯性地认为有一天我们将重返舞台,中国将改变,而我们将是改变的很重要一部分。那是一种缺乏自省的惯性思维,对社会的其他变化,比如对大众文化或者其他商业的东西,看不起、看不惯。那种态度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当然,过了这么多年,我又有了对那个时候反思的反思。现在看来,在检讨过去的精英思维,研究通俗文化以及它和社会转型的关系时,我对通俗文化中藴含的某些新的可能性,也投射了过多的希望:希望它成为一种新的生长空间,解构或改造旧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的内地流行文化大多是畸形的、犬儒的,另类的空间只能是少数,只能打打擦边球。

资本所鼓舞的力量,从当初一个小小的东西、撑开一个新空间开始,现在已经变成大主流了,但它却一点不强悍。专制体制对它掌控自如,它也低眉顺眼,有时甚至成了共谋。奥威尔和赫胥黎结为一体,老大哥和美丽新世界同在。最糟的可能性结合在一起了。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写 ChinaPop时缺乏的意识:对美丽新世界这一面没有足够警醒。

端:这可能也是过去十几年,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需要反思的地方。

查:对,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左对资本主义的抨击是有意义的。自由派的一个问题就是把西方的一切都美化了,就看资本主义最好的一面:市场经济带来的自由等等。新左是另外一种盲点。各有各的盲点,或者有意无意的一种回避。

端:问到反思是因为,到现在快三十年过去,89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仍有很多,可能是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当时的状况不得不开枪”,“一次开枪换三十年和平”。如果没有对这段历史有更深层的反思,和建基在反思之上的论述,可能很难完全依赖道德的方式,去说服年轻一代人,去对抗官方对历史的模糊与重构。

查:明白。但是我觉得这种论调已经延续很多年了,我写China Pop的时候已经听到。那个时候有人说:就像你爹打了你一巴掌,你醒过来了,他毕竟还是你爹,所以你也就知道要老老实实,慢慢来吧。

还有一些人认为,那些流亡者出去了也很腐败、也很分裂,都是一些烂人,他们上台更糟。这些论调至少有二十多年了。这是人的本能,justification(正当化)。当一件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就要把这个事情从最正面的角度说圆了。

我觉得这个民族有这种传统,一而再再而三有些很丑恶、很血腥的事情发生,他要为历史里面的懦弱凶残找到一种合理说法,使加害者和受害者都能活得下去。对着过去:当时我为什么没站出来?为什么那些年轻人死了我没死?他得有一个能说圆的说法。然后为什么我现在不敢揭这件事呢?因为揭了更糟。所以这其实是心理上懦弱者的自圆其说。施害者就更不用说了,他当然得说这么做是对的,他一贯是这么说的。共产党的历史里面充满了谎言和洗地,这在中国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我当然不能说只有中国,世界历史上的很多丑恶都被本民族长期掩盖刷白,一直到一天,或者是觉得自己强大到(一个程度),或者是觉得久远到一个程度可以禁得住(才公开真相)。问题是现在已经快三十年了,号称有四个自信,但就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加害者很不自信,对面的受害者,也很懦弱。

不用想的,开枪杀人是错的。又不是战争时代,一堆孩子在街上,你去杀人,这还用得着说吗?如果开了橡皮子弹去驱散,那可以说用这个换来二十年和平。真枪实弹把人打死了,说这是换二十年和平,纯粹王八蛋!所以说世界上有两个逻辑,有逻辑,还有中国的逻辑,真的可以用在这个时候。这就是中国的逻辑,完全是没有逻辑的逻辑。凶残和懦弱同时表现在这件事情上,但这就是现实。

端:也有一种丛林法则在里面,胜者为王的逻辑根深蒂固。

查: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反正胜利者一定是有理由的,没理由怎么能当皇帝呢?他就摆平了,前面就摆不平。现在年轻人说这话,几乎就和当年坊间流传的一样。当年坊间流传,邓小平在拍板决定要不要开枪时说了一句话,就是开枪换来二十年的稳定。果然换来了,不止二十年,马上就三十年了,不仅换来和平,还换来了年轻人的拥护和幸福。这可能都超出他的想象了。一方面就是胜者为王,要把它说圆了;另一方面确实也反映了,中国虽然有这么大的经济变化,但从文明价值的标准上看,还没进入文明社会。这么基本的人权意识——杀人是不对的,不能用杀人解决问题,不能用杀人来证明只有杀人才能换来现在的稳定。实在很遗憾,这么多年轻人生长在互联网的时代,有这么多信息可以供他们发展自己的独立思维。他们受的教育本可以超越那种很功利的想法。开枪换来什么呀,换来自由了吗?换来了买包的自由,换来可以随便染头发的自由,换来可以随便讲话的自由了吗?换来的“和平”就是我们现在可以买车、买房、可以旅游?换来了这些,可是都没换来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能力,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还很理直气壮。这是经济动物的一种思维方式。

我曾经在哥大的研讨会上说过,当自己国家的球队正在赢球,你很难为它喝倒彩。一个整体在高歌猛进的时候,胜利了,在进球了,怎么能喝倒彩呢?这是人类很正常的反应,很难去苛求。可是如果要用一个高一点的标准,尤其是对思考者们,读过书,上过学,本应超越这个本能的反应,应该能稍微拉开些距离,那么他们的态度就不应该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就属于没脑子。

端:你常年在中美两地跑,从你感受的变化看,你觉得中国会一直赢球吗?

查:我觉得微妙的是,现在可能又到了一个关键节点了。最近西方正在形成一个针对中国的普遍共识。他们原来抱着天真美好的愿望,觉得可以通过一起交往,让中国进入世界大家庭,随着中国越来越繁荣,越来越有自信,就会越来越认同这些(美国式的)价值。现在发现从上到下都没有。不仅没有,还颇有背道而驰的态势。

前些天,我还听到Penn State University的中国春节晚会上,一个学生用美国式说唱表演一个节目,到最后就说中国现在强大了,美国人现在得管我们叫爸爸。在场的大多是中国学生,可能有几个美国学生也没听懂。里面有懂中文的老师,早年留学,留在那当老师的,觉得这太不合适了,想私下告诉这学生。没想到这学生大骂,说他们这些人(老师)跪舔……当然后来影响太不好,中国学生会也发了声明,说那个人已经不是正式注册的学生了,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留学生。但当表述变得这么恶劣的时候,可能就造成一种双向的排斥和妖魔化,互相丑化。尤其随着美国本身也从媒体、政策开始变化,整天都在谈贸易战:中国人一直偷我们的东西,把我们的工作也抢走了,现在又在四处扩张等等。慢慢美国民间也会慢慢有一种反应。这就对抗上了,这是很悲剧的。

我那么早出去,一直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我跟朋友开玩笑说,这么多年走来走去,就是希望我最爱的两个国家,中美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这是真的,我做所有事都是希望这两个国家的人可以更加互相了解。比如用英文写中国,即使有批评,也是有很深的同理心,里面有很多可歌可泣、有趣可爱的人。用中文写,我对美国也会有种很亲切的态度,哪怕是批评。所以对我来说,现在的转折点很不幸。

来源:端传媒 Initium Media
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817-mainland-zhajianying/
陈浩武:关于知识分子



1. 这一百年间,谁最爱这个国家?谁最关心这个国家?谁最能替老百姓说话?谁比较最能不计自己一时的利害得失而为国家的命运着想?我想了想,还是知识分子。

2. 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宽容的主要标志。

3.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作家不是自由写作的群体,而是权力控制下的宣传力量。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对于新时代的政治要求,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们后来悲剧命运的开始。

4, 不信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基本特点。中国在五十年代顺利走上苏联道路,就是因为听不进知识分子的意见。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政府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一个政府犯错误是难免的,而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政府从来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圣人之举,这是很可怕的。

5,现代政治是不记仇的,尤其不记异己的仇。政治是有成败的,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败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坏人,政治的成败和人格的高下不是对等的关系。

6. 对工农群众的简单认同,是1949年以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基本逻辑,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工农比知识分子强,其实这是非常荒唐的。

7. 思想改造运动是四九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为随后到来的1952年的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基本结束,它带给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重的。

8. 从个人命运来说,黄万里的人生是个悲剧。因为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他一生最有价值的思考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不过对悲剧英雄来说,他们存在的意义是超越他们职业本身意义的,像吴祖光、马寅初和梁思成他们一样,他们的专业成就早晚会被超越,但他们的精神可以成为永恒的财富。 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史却很令人深思。北京市政建设中,历史证明梁思成是对的,但老北京还是消失了。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对的,但三门峡水库还是建起来了。马寅初提出要计划生育,但中国的人口还是激增了。

9. 中国历史的吊诡处在于:对者出局。这已成为基本的潜规则。因为专业声望的建立过程中国家有决定作用,所以黄万里不可能成为两院院士,不可能居于他所在专业领域的重要地位。作为一个水利科学家,黄万里专业声望的最后建立要依靠巨型水利工程的失败来证明,这是多么大的悲剧!但这样的悲剧在黄万里一生中,还上演了不止一次。

10. 一九四九年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改朝换代,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北大校长,而他的一个学术观点却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到了他这里已经奄奄一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绝响。

11. 叶企孙和饶毓泰是中国早期物理学发展中的两个奠基人。他们同是留美的博士,后来主要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多数物理学家均出自他们门下。1948年他们俩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组的院士,这是当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到了“文革”,饶毓泰自杀,叶企孙重病缠身,凄然离世。叶企孙由于卷入一桩重大冤案中,很长时间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叶企孙晚年十分凄惨。“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叶企孙、饶毓泰后来都获平反,但他们的死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强烈的,一个连物理学家都容不下的环境,到底在哪里发生了问题?

12. 李宗恩先生是一个科学家,一九四七年他出任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为这所一向由美国人主管的医学院的首任中国院长,他也是一九四八年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胡适和傅斯年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去台湾,很多人拒绝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李宗恩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奇怪的是年过花甲的老人竟被发配到了云南昆明,没过了几年,一九六二年就死在了那里。想想这些知识分子的遭遇,真让人有说不出的悲愤。像他们那样的人才,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积了多少年的精华才出现的,然而一个新时代就那样轻易把他们葬送了。

13, 胡先骕是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1949年以后,胡先骕没有走,而是留下来继续他的生物学研究,那年他五十五岁,还是一个科学家最好的年龄。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时,在自然科学家中,胡先骕是极少几个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就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独立的科学思想,在一个新时代里,他最终很难和他所处的时代达成平衡,他是中国生物学界少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但在一个一切以政治为首要标准的时代里,科学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骕就因为反对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而最终没有成为学部委员。胡先骕的落选,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胡先骕于1972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折磨,他由原来所住的一所约三百平米的住宅,被迫迁到了一所仅有十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的图书、资料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尽。一代科学宗师,就在这样的处境中离开了人世。

14. 董时进有一件让后人肃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书毛泽东,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利”。“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 “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

15. 张东荪曾做过私立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在专业领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人就更陌生了,但张在1949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新时代里,他已是被遗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许人也。张的被重新发现,首先是许多学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价值,还有就是他后半生的坎坷命运。1973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炎,已先后自杀。1949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在1949年就死了,那时他也不过63岁。

16. 1949年,顾颉刚57岁。他没有走,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作为学者,顾颉刚的学术道路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大,但顾颉刚本人是受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独行的原则。整个50年代,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17. 我常常想,沈从文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其实早已死去,不死的是他的小说。常风先生和我提到沈从文常是叹息,对于他不写小说,常先生口中总是一句话:太可惜,太可惜。现在想来,常先生的叹息声中,是对一个天才命运的无奈,更是对一个时代没有让一个天才作家继续写下去的感慨。

18.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他们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储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

19. 钱钟书对政治的看法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体现的,在他看来,政治那东西,一旦沾上,就没有一天安生。然而,尽管钱钟书这种对政治的态度,使他在1957年没有落入“右派”的行列中,但1966年的到来,也使这位从不问政治的纯粹学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种菜了。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泛尊敬,除了他在专业上的巨大成就外,钱钟书是一个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人格的力量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20. 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剧作家,曹禺在40岁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是1910年生,之后,他的创造性就没有能再发挥出来。就个性而言,曹禺是属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艺术家,可他40岁以后赶上了一个不容艺术家气质的环境。对于曹禺40岁以后的创作,他的朋友吴祖光有过尖锐的批评,意谓他是太听话了。而黄永玉的批评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以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晚辈剧作家沙叶新也曾直言批评过曹禺的没有主见。

21. 冯友兰一生可说的事非常多,他的经历在他那代知识分子中可以说是最丰富的。他一生的特点,有人评论说是太接近于权贵。成亦在此,败亦在此,他过于在意自己在一个时代里的地位,他有时候是不看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而硬要让自己处在中心,如果他能有自觉退于边缘的意识,他给人们的印象就不是现在这样。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冯友兰没有树立起自己的独立性,他一生多变,这个变可以理解为他不断追求新东西,但对任何成年人来说,多变一是出于自保,一是出于不甘退居边缘。
冯友兰对领袖的感情可以理解,但领袖对冯友兰其实并不是真心敬重,要是真心敬重,文革中冯友兰也就不会吃那么多苦了,旧时的领袖倒是真心敬重他,但他却不念旧好,单就个人之间的友情而言,冯友兰的那些作法也有点过头,甚至是自做多情了。

22. 冯友兰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季羡林挽冯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

23. 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言论应该是最具独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1957年,金岳霖平安无事,不知这是否和他与毛主席吃过4次饭有关,但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如他和林徽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虑的,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24. 50年代初,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从陈寅恪的语气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著。

25. 周一良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但后来周先生几乎没有能按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还算是灾难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们也就不能再苛求一个学者了。周先生在“文革”后期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3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写作组的顾问。

26.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经济的人来设计的,不仅最初具体掌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层官员如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人不了解现代经济,就是当时中共的经济学家如沈志远、许涤新、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的了解,也根本无法和那一批留学欧美的社会学家相比。

27. 王实味到了延安,但延安最终不要他了,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延安不需要这个,有一种思想就够了。不要个性,不要独立思考,只要服从即可。所以那些到了延安而还想用自己头脑思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都不适应了。王实味是最典型的,还有高长虹,还有萧军。他们都是些不受延安欢迎的人。

28. 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1949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这3个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3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陈垣从此转变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195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截然不同。 陈寅恪先生1949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

29. 在同时代的朋友中,费孝通是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作为一种象征,他能让今天年轻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坎坷人生。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强的自由民主观念。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1957年不仅埋葬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肉体,而且将崇高的信念也埋藏进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了。费孝通先生晚年已不愿多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者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这种信念的强烈。费孝通年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转折。在1949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是最后胜利的前兆”。在1957年,费孝通敢于写出像《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被称为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给人以不减当年勇的感觉,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1980年复出之后,虽然我们仍能在他那些远离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但我们却很难再读到他早年《观察》文章和《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令人振奋的论文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晚年费孝通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深的,从理论上讲,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费孝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亦或不幸。

30. 对延安知识分子,要稍加定义:主要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在此例。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年的左倾教授和左倾青年,在教授中以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乔木、于光远、胡绳为代表。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延安知识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能与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延安确有新文化,那么创造这些新文化并为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识分子,才可以视为是“延安知识分子”,有些没有到过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而像王实味、肖军、高长虹虽然到了延安,但最终无法和延安文化达成平衡,所以也不应当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 1949年以后,主要活跃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作家,而是从延安和更为广泛的解放区来的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由于这个时代对于过去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不放心,但一时又没有更多新的知识分子来满足时代的需要,所以五十年代初期,是一个什么都可以速成的时期,作家也不例外。

31. 中国文学五十年的道路,最大的破坏来自于对作家自由写作精神的压制和打击,这是一个坏时代,坏时代不说能说绝对产生不了好作品,比如前苏联就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还有东欧也出现过许多类似的作家,但在这五十年中,中国没有那样的作家。中国作家在自由写作精神的养成和自觉上,不如前苏联和东欧的作家,这不是作家的错,而是制度的错。就文学成就而言,在这五十年当中,人们没有什么特别留恋的文学作品,人们还是怀念过去,怀念三四十年代。“最是文人不自由”,这是陈寅恪一九三零年写的一句诗,用它概括这五十年来作家的处境,我以为是最恰当的。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进步不了,因为作家们在他们写作的时候,没有自由的心灵,不是他们不知道该写什么,而是他们太知道他们该写什么了。

32. 中国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权力中心以后,极少有人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他们基本上承担的是助纣为虐的工作,在具体执行中,宁左勿右是他们的工作特点。因为这种东西已成为一种文化,深刻地沉淀在从政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心中,所以他们处在权力中心的时候,都对别人的痛苦麻木不仁。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一旦被权力抛弃,面临的是比他们当年所面对的弱者更为悲惨的结局。中宣部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罗瑞卿、陆定一(特别是他妻子严慰冰的遭遇)、周扬、乔冠华、章汉夫、邵荃麟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延安文化里没有对政治斗争中弱者的同情,因而使所有参预斗争的人,没有最后的胜利者,因为他们的命运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原载:新浪博客
王玉江:什么是英文的字和词?
发表于 2018 年 08 月 23 日 由 舟巷

什么是英文的字和词?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定义什么是字,什么是词。

字,中文的字,是一个个方块形的符号。中文,例如我这篇文章,就是一个个字和标点符号组成。因此,字和标点符号是文章里的最小单位,也叫基本单位。那么,字的定义就是文章的基本单位。

什么是英文的基本单位?或者说,什么是英文的字?英文是由标点符号和word组成。也就是说,标点符号和word是英文的基本单位。因此,word就是英文的字。

word的正确翻译是字,过去也是这样翻译的。现在有人把word翻译为单词,问题是中文里没有单词,不懂英文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单词。更糟糕的是,有人把单词省略为词,很多人就把英文word当成了中文的词。

中文的词是合起来代表意思的几个字。最常见的词是两个字的词,其次是三个字的词;四个字的词,大多数是成语;五个字以上的词很少了。请注意:词是几个字,不是一个字。

中国语言学界有一个荒诞的概念:单字词。一个字就是一个字,绝不能叫做一个词。把一个字叫做一个词,是混淆概念,违反了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第一条,同一律。

英文也有自己的词phrase。合起来代表意思几个word就是phrase。phrase的正确翻译是词。由于很多人把英文的word翻译为单词,再误解为词,于是他们就把phrase翻译为词组,恶果就是中国的语言学教授再也分不清中文的词和词组。语言学是科学,可是中文的语言学,很多概念都是说不清楚的。

中国还有一些不懂英文的语言学教授,他们把英文字母当作中文的字。虽然他们知道中文的文章里只有汉字,没有笔画,但是由于他们不懂英文,他们不知道英文的文章里只有word,“没有”一个字母。因为他们不明白,英文里的字母必须以word的形式出现,即使是单个的字母,在英文的文章里也是word。例如I和a。

至今中国语言学界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word是中文的词。如果有,肯定是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

如果你想说,英文的apple,中文是苹果;apple是一个word,苹果是一个词;因此英文的一个word是中文的一个词。那么,我告诉你,这叫以偏概全。

我可以给你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英文last name,中文是一个字“姓”。你会不会因此说,英文的两个word是中文一个字。

最后总结一下,什么是英文的字和词?word是英文的字,phrase是英文的词。英文的字母letter相当于汉字的笔画。
如果连这些基本常识都搞不清楚,建议你不要说自己懂语言学,更不要说自己是语言学教授,免得丢人现眼。

参考:王玉江《字本位和词本位》hx.cnd.org/?p=149680
温元凯:美国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发表于 2018 年 08 月 21 日 由 thchen

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这是个中央领导人向我提出过的问题,但是我的回答还不够好,今天我可以回答的比较好。

美国的人口只占全世界5%,但是美国人消耗了全世界25%的资源;美国掌控了全世界60%的金融。还有一个数据,我相信大家从来不会在中国任何一张报纸领导人讲话书本文件上看到过,那是我计算出来的——我认为美国掌控了全世界70%的高端人才。当然我们这些人要把国家政府社会研究,美国怎么吸引全世界的人才,美国的大学机构研究机构怎么鼓励创新创业、白手起家、包容。

我有一个讲演非常受欢迎,讲了十年,叫诺贝尔奖是怎样炼成的。我收集了1901年到2017年全世界一共出了六百十八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总结了诺贝尔奖的五大规律。

第一个规律,美国德国英国三个国家占了全世界诺贝尔奖的90%以上,美国就占了二战以后全世界诺贝尔奖的70%以上。也就是说今天世界上得诺贝尔奖70%是在美国上班的,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只有一个,而且已经是一个84岁的老太太。中国今天不是很有钱吗?不是有的时候也挺骚包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在3万亿的外汇储备中间,拿出个300亿来请一百个诺贝尔奖得主到中国来工作,这件事情可行不可行?每个人三个亿,那些搞理论工作的也不要三个亿几千万就可以。来干什么?来当大学的校长。他们至少比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更有权威一点吧。来当研究所的所长,至少我们中国科学院近一百个研究所没有得诺贝尔奖当所长,来创办新的大学,新的研究所,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问题来了,他们如果到我们的大学当了校长,那我们的党委书记该怎么办?谁说了算呢?会不会就没有党的领导了?这就是对我们改革深化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规律,世界排名前20名的大学占世界诺贝尔奖的90%以上。第一名哈佛大学先后出了151个诺贝尔奖,第二名哥伦比亚大学先后出了101个诺贝尔奖。第三名英国古老的剑桥大学出了91个诺贝尔奖。第四名,芝加哥大学89个,第五名,麻省理工87个等等。那中国的大学在哪里?

第三个规律,这些大学有一些著名的实验室,现剑桥大学有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出了29个诺贝尔奖。我们华为算很牛了,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钱。任正非是非常重视研发人才的,但是这样的距离,恐怕还有遥远的路程要走。德国的古老格林科大学出了45个诺贝尔奖。丹麦算个小国吧,但是出了一个伟大的原子物理学家,带领的哥本哈根学派,出了12个诺贝尔奖。

第四个规律,诺贝尔奖30%是是师徒相传的,他有阶梯效应,他有传承,最长的传承五代人。我们国家建国以来的各项政治运动,反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把大学研究所搞了个天翻地覆,很多著名的教授甚至自杀身亡。我们还能有这样的五代传承吗?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进行更加深刻的反省。

第五个规律,犹太人占诺贝尔奖35%。有人统计了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一百项发明,从1900年到1928年中国一项也没有,大家想想1900年到28年我们中国在做什么?1928年到1957年出了一项,60年代前半部分好一点,出了三项,1963年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创造了世界首创的断手再植。1964年,农技校教师出身的袁隆平发现了杂交水稻。1965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发明人工合成胰岛素,开创了人工合成生命的进程。但是大家注意,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直爆发到现在,中国就再也没出过一项被称得上伟大发明的科学发现。

又有人统计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请注意,不是科学家,而是发明家。从公元前287年阿基米德开始算,2000多年中国居然只能排进去一个人,那就是一千多年前东汉的太监蔡伦发明的造纸。近500年,近200年,近100年,近70年,近40年,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排到这张表上去。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伟大的发明家谈什么创新?我们眼睛里看到的所有现代物质文明都是西方发现。所以说老实话,这几张表该不该贴到我们的科技部长的家门口?该不该贴到教育部部长的走廊里?贴到每一个大中小学的画廊里面?希望在什么地方?希望呢已经不是我们这代人了,希望只能在下一代。所以我们要推动教育创新,教育改革得真正的用意就在这里。

我们看看最新的世界最好的20名大学,美国占了16所,英国占了三所。那么中国的大学在哪里?最新的排行榜,清华大学排49名,北大排72名,浙大125名,上海交大137名,也就是说,我们的一流名校排不到全世界的前位。

我是个蛮喜欢看电影的人,我发现美国人拍了很多科幻片,而国内电视上最喜欢放的是帝王片,这就是中美文化的不同,美国人喜欢科幻创新,美国的科技大佬都是科幻迷,那中国人喜欢研究的就是权力斗争,怎么勾心斗角,怎么拉帮结派怎么整人,这就是我们值得应该反思的问题。
加成:清华老五届在微信群里聊些什么?
发表于 2018 年 08 月 18 日 由 舟巷

老五届是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至1970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约70万至80万。学者高放曾将老五届的人生历程概括为“五子”:文革前的“骄子”、文革中被当作“棍子”、毕业被发配后的“弃子”、改革开放后的“才子”、退休后的“赤子”。时至今日,老五届年届古稀,基本上都已退出工作岗位,并且正在陆续退出人生舞台。近日编者得到一份材料,记录了一批清华大学老五届在微信群里的留言共98则。笔者将其整理成7个方面,分别是“关于社会现状”、“关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关于台湾问题”、“关于教育医疗文艺”、“关于国际问题”、“关于历史与文革”以及“关于老五届自己”,以便让读者了解老五届在老骥伏枥之年的所思所想与忧国忧民之情。顺便提及,编者也是一名老五届,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

1.1 关于社会现状

*在现代中国,任何有组织的行为,都是非法的。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这是维稳的基础,不能突破。什么读书会,讲习所没有存在的理由。

*如果你有一个自信,请公布财产;如果你有两个自信,请与他人竞选;如果你有三个自信,请将军队还给国家。

*舆论一律不是好东西,无论是主流的舆论一律,还是非主流的舆论一律。

*人活在世上,要讲规矩。但首先是有权有枪的人要讲规矩,有权有枪的人不讲规矩,只让没权没枪的人讲规矩,这样的规矩,就是狱规。

*问题不是有没有工会,也不是工会能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而是工人自己能不能组织工会,而这在中国是违法犯罪行为。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的君臣,忧草民乎?

*古有忧君、忧国高官的天问。今有不配忧君(在党外)、不敢忧国(怕妄议)的小民,只忧咱们喝地沟油、吸阴霾的草民们,小声怯怯的“地问”一句,还后怕呢!

*积红旗下生长六十余年之经验,凡搞到民不聊生,民声鼎沸之时,政策就右转,困难时期之后如此,文化革命之后亦如此。但一旦形势好转,刚有国泰民安之像,政策就会左转,不搞到“国民经济临近崩溃边缘”就不转向。难道就没有摆脱这恶梦般循环的办法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客观规律,难道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也是一种规律?

*当今各派政治势力都在活动,呈多元化很正常,谈不上族群分裂!可以 “以史鉴今” 来看一看:

(1)当年毛高举马克思大旗,毛是真的崇拜马吗?非也!不过是找一理论,发动群众打江山而已!
(2)现乌有之乡头头们高举毛大旗,是真的崇拜毛吗?非也!不过是忽悠天下,借“为民请命”实现政治野心而已!
(3)同样的,一些“领袖”们高举民主的大旗,取得政权后也不一定搞民主社会!
(4)中国土豪的生活令人向往,成千上万的创业者忙于向土豪进军,马云的电商每天都在产生成百成千的土豪!榜样的力量势不可挡!谁还愿意关心政治!
(5)底层的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处境不好,应当是有锐气之人,但他们为了生存,被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管得服服帖帖,那有机会过问政治!
(6)唯有我们退休老者,虽是衣食无忧,却忧国忧民、努力寻找富民强国之策!虽然哪派政治势力量都不愿拉我们入伙,但纵论天下仍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中国是以官为本,他们有无限的自由(不受宪法的约束),而百姓都是屁民,看不到一个真实的世界(屏蔽网络),说话都要小心。这就是为什么要反对宪政,因为绝不能限制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核心利益:保江山。

*尽管在好的体制下仍有许多恶的人性,尽管在恶的体制下还有不少善的人性闪光,但我认为体制与人性间,体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全社会的道德溃败是由这个体制引起的。在这个体制下,要扭转道德的进一步下滑,要扭转官场的整体贪腐都是不可能的!

第一,体制当然是最主要的因素,像文革这样大规模的反人类运动,只可能发生在极权专制国家(领袖的权力不受约束),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大环境。第二,毛的个人色彩和个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的帝王思想和对乌托邦的向往决定了他一定会发动文革这样的运动。第三,就人性而言,要看为什么会如此。我觉得有历史的原因,更有常年的阶级斗争(各种运动)激发了人的仇恨,恶化了人性,打破了道德底线的因素。

*觉得胡锦涛学长其实不错。本人和夫人比较干净,没有什么不好传闻。在任期间,国家基本稳定,处理非典和汶川大地震等都不错。胡学长在任期间,正是国内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另外,裸退也意义重大。当然有许多问题,如贪腐严重,贫富差距拉大,没有抵制老人干政等。

*资本必须受到制约,否则以钱生钱会无限膨胀,以劳动挣钱永远挣扎在生存的边缘。这个道理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是社会常识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对此而制定的一整套节制资本的办法。邓大人只提先让少数人富起来,没有任何制约资本的措施,带动多数人富起来完全就是一句空话。

*资本在一个时期是有限的。一小部分权贵富了,是以毁坏资源和资本运行规律实现的,使篮子里的钱越来越少,这样下去,老百姓会一贫如洗。早在邓大人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前半个世纪,孙中山就详细解释了他的民生主义是怎样来制约资本,尤其是土地增值,绝不能落入资本运作之手,可惜在半个世纪后完全失控。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还在耳边回荡。但是那些中国人民的“孙子”以及“滴滴拉拉孙”是否热爱可就难说了。

*这些高干子女多数是夸夸其谈,浮而不实,所谓自命不凡不过是拼爹而已!参军当官、升级授衔、甚至当将军,也就是家务事,老太婆出面打个电话就办成了。

*强调人民的监督权力,首先就要查一下毛新宇凭什么本事晋升将军?毛新宇当将军本身就是干部制度的腐败!

*改革开放是经济也是政治!当年邓大人一道道改革开放政策下来,我等在大山沟里蜗居的清华文革生,齐声欢呼:“天亮了!解放了!”,扬眉吐气!这难道不是政治!经济与政治那里分得开!

*打老虎,疾风暴雨,全民拥护。但相应的法律改革却迟迟跟不上。阳光法案(官员私人财产公示)多年在人代会上,遭绝大多数代表反对。要长治久安,要反腐,要治标,更要治本。此事不像普世价值那样有争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施行。为什么中国迟迟不动呢?

*多信息比无信息好,当年相信“我们最幸福”,“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等待我们去解放”,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可笑可悲。活在多信息时代比无信息时代要累,必须要经常自己动脑子,不过至少减少了盲目的“自信”。

*没文化的专制比有文化的专制恐怖得多。凡说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人,往往比别人醉得更厉害。

*先帝爷留下的烂摊子,第二代治理者的办法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虽然去不了病根儿,但起码能减轻症状,让你自以为治好了。第三代是头疼医脸,脚疼也医脸,对他们来说,治不治好不要紧,面子最重要。这一代就邪乎了,头疼堵嘴,脚疼也堵嘴,只要不喊出来疼,就算没病。

1.2 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为了国家团结,你对在国界范围内同一国籍的老百姓好,大家自然就爱这个国家,有难就自然同当;你对本国百姓不好,鼓吹再多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也没用。君不见现在那些口号喊得最响的,往往是一些“外国人”的父母?而且还有越来越多之势?

*对于死不肯放弃独裁专制的当权派,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应对民主政改的呼声,得心应手;对于不希望中华整体强大的势力,挥舞民族主义大棒消灭仅有残存的那点真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游刃有余。两种对立势力都偏爱这两个主义。

*近年来国人不断表现出来的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不是也很相似吗?普通百姓的狂热往往是在牺牲自我。为国家为民族为共产主义或者为他的上帝。历史已反复证明,这种狂热终会酿成巨大的破坏:小则烧毁汽车商店,大则导致战争,造成生命财产无可挽回的损失,而损失的承担者正是百姓自己。而推出这类狂热的极权者自身是不会有什么损失的,这正是绝对权威/极权制度治下的特色。

*与此不同的是另一种自由民主的体系:那里的原则,一是人民的私有财产不可以被侵犯,二是人民的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可以被剥夺。每个人自觉地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且尊重他人同样的权益,这就是爱国,能使国家长治久安。一个国家的政府的职责就是保护人民的财产和自由。如果一个政府经常鼓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那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2.1 关于台湾问题

*主观上,台湾有腐败丧权的惨痛教训;客观上,有大陆虎视眈眈在侧。政府、官员必须兢兢业业,与今天的大陆情势不同。

*本人很愚钝,不明白在台湾,无论老蒋小蒋,为什么不利用绝对的权力和戒严,让自己的家族变成世界首富?作为 “大地主阶级” 的代表,为什么要在台湾搞土政?

*民主是需要不断成长和发展的,台湾的民主远远走在了大陆前面。台湾人民有更多的自由得到保障,不会因为“说错”一句话而进监狱。他们的社会保障也是平等的,不论你是平民还是官员,不会像大陆一样,把最好的资源留给权贵。国民党敢于把自己是否执政交予台湾民意决定,而不是靠枪杆子维持,就是进步。

*一个国家领导人,能有50%的选民支持你,当仁不让;超过60%,众望所归;超过70%,留名青史;超过80%,那是耶稣;超过90%,是独裁;近100%,那绝对是暴君。世界各国元首的得票率:第一名是朝鲜金正恩100%得票率,第二名其它国家得票率99.86%。恭喜 华人第一位投票产生的女性总统她就是蔡英文。

*对台动武可能性空前升高。一则是有把握,与江朱时期无实力唬人己非同日而语。二则是利用解放台湾而全面解决国内重重困难和危机的想法太诱人。

*两党制下选民换管家试试看是常态。屋内拆台的前盟友,对岸猪一样的队友。国民党的拥护者一下子全变成了民进党的粉丝,朱立伦不败才怪了!

*什么是合法?就是符合宪法。在中国大陆,宪法规定只有共产党组成政府才合法,任何经过选举组成的政府都是非法的。
*民选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才可能是民主的政府。在民主国家这很平常,下台了再准备上台,就要对人民承诺。

*一方面为国民党感到惋惜,一方面更为台湾的民主走向成熟感到高兴。台湾的政治已经走进良性循环,彻底摆脱了一党独裁的阴影,有了真正的人民作主的民主制度。中国大陆真是还差十万八千里呀!我们现在可能还是离金三儿更近一些吧。

*民众主要关心的是民生,关心民众生存状况境遇能否改善,这一点两岸民众是相通的。

*台湾民主二十年的启示:86 年容忍民进党组党,87 年开放党禁报禁,说明赵太爷能够立宪。政党轮替诉诸于全民投票,赢者不再通吃,败者不再为寇,数人头而不砍人头,说明中国人能够民主。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下台后都没有学孙中山、毛泽东,出卖灵魂换取魔鬼的支持,说明反对派能够忠诚。

*考虑国际问题,一定要脱离毛式意识形态。我愿意陆台统一,我希望背后有个强大的中国,但不希望台湾年轻的民主再次被农民革命所吞噬。毛推翻中华民国乃是历史的倒退。倘若毛死在雪山草地,中国早就民主了。也不会与普世价值格格不入。

*蒋虽然无能。但忠于总理遗志,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而努力,在抗日中也是爱国当先。蒋在时,各党还可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共产党拥兵才受到围剿。民主国家的政党也不许有独立的武装力量。

*蒋介石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然而竟成过眼云烟。哀哉!

*对政治人物的任何倒退,都要保持警惕和批评,防止其进一步滑坡。等到他真的有一天开明了,再赞扬也不迟。蒋经国经历的也是这个过程。

2.2关于教育医疗文艺

*教育问题的关键一是体制,二是社会风气。党的教育方针就是要培养一个心智残缺不全,不会独立思考,不能独立行走的人。只要不犯上,甘当顺民即可。社会风气则是唯利是图,没有道德底线。在这样一个大氛围下,教育也变成了生意,也无奈。

*明君壮志凌云,要办的大事太多。整军经武,远扬国威;慷慨援外,泽被四海;维稳及维持庞大官僚体制的开支,都是天文数字,民生自然只能放在后面。楼某拙妇,恭居部堂,难为无米之炊,方寸大乱。只知扬汤止沸,不知釜底抽薪,犯了众怒。可见所谓“上智” 也是靠不住的,往往要出纰漏。官僚集团的特殊医疗动不得,主意就只能打到老百姓头上。楼某如果狡猾一点,像水电费阶梯计价那样(毕竟有一定的合理性,老百姓还能接受),同时在自负比例上动点手脚,就不需要急吼吼明火执仗地强行摊派了。已经骑虎难下,再想把“下愚”当作“朝三暮四”的猴儿耍,这回恐怕不灵了。

*《老炮儿》是影视界犬儒们盛世欢乐颂歌大合唱的异声,是蛰伏在思想荒原贫瘠土层中的地下根茎爆出的新芽,它的社会生态描写有相当力度。开场的警察劣行揭示当下执法人员众多而公正却总不在场的世态。这是京场十三少们横行而小民无可奈何的内在因素。小飞家庭揭示仅几句话,南方某省头头,是正义无法到场的根源。十三少及崔叔,个个仪表堂堂,却白天绑票,打爆人头,捏死小鸟,几个细节把其冷酷凶残而又无法规劝点透,悲凉感贯穿始终。这是权贵资本主义下平民与权贵冲突后,倔强小民必遇的境况。片子的主体故事,有人用现实对照,想证实六哥的江湖早已不存在。他们似乎忘了前不久的李天一案发及每年数以千计的抗暴群体案件,下层民众认可的道理,往往是最接近自然法的生存之道。六哥说的那些京腔俚语,正是在法治不存权贵嚣张之时,草民得以生存延续的无文之规,比起狗屁般虚幻的主义,凝聚人心力量大得多,所以进入中产的洋火们纠结后还是认可,向邪恶出手。

*电影《老炮儿》引起热烈的讨论,这本身就说明了这部电影的复杂性,也证明了它的成功。电影的成功是要看它是否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刻画了一个生动人物。你看看好莱坞的好电影,写坏人的多了去了,电影谈不上什么”树碑立传”,”歌颂”和“宣扬”,这些都是老的过时的红色文化观点。《老炮儿》当然不能代表老北京的胡同文化,它只不过是生动刻画了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物,而且这个人并不是什么好人,可他也有人性中可贵可爱的一面。人就是这样复杂,善恶、好坏集于一体。一个电影只要好看,演员演的好就行了。不要总想着什么思想境界的扯淡玩意儿。

*就文风而言,《上海赋》似乎更像精心雕琢出来的工艺品,匠气太重。不像兰亭序气韵潇洒,滕王阁华彩天成,岳阳楼意境高远,而其文采均有磅礴之气,故能成为旷世名作。此赋经多番人工雕琢,花了几年功夫,想弄出个“精品” 来,底蕴修养不足,反而弄巧成拙。

*受《上海赋》启发,戏作《上海铭》:城非称大,有史即名。市非曰旺,有商则灵。斯是魔都,惟其特兴。快车入地深,高楼刺天青。谈笑有政要,往来皆达名。可以通四海,致五沙。无贸易之樊篱,无种族之逼凌。旧时大都会,今日国际城。世人云:何魔无有?

*谈不上新观念,只是新说法。100年前胡适先生提倡白话文,有几句玩笑话: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溺,今人称做尿;古人说自缢,今人叫上吊。

*连春晚都批评都不得,要封闭,要删帖。公民还想要官员财产公示,司法独立,估计看不到了。什么十八大核心价值,民主、自由、法制,都是忽悠天下说着玩的。

*春晚的官方评价、网民的吐槽、网警、网管对民众吐槽的处理方法,这一切使我们看到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当年《人民日报》亩产万斤、十万斤粮的荒诞报道重现,怕是为期不远!

2.3 关于国际问题

*中国在北朝鲜问题上缺乏正义感,是意识形态的驱使,同为共产孤儿,多少有同病相怜之感。朝鲜再流氓,中国也会视其为友。

*从历史上看,两个极权国家之间不可能有稳定的正常关系。如希特勒和斯大林治下的德苏,如当初的中苏都是例子。如今的朝鲜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建立正常关系,其近邻必定先受其害。

*邻居是个更富裕的更讲理的,当然是好事。中国视北朝鲜这样一个流氓为友,其实私下里像防贼一样天天防着它,不知道第二天它又会干什么。北朝鲜的崩溃只是迟早的事,中国不应帮助其苟延残喘,拖延时间。中国如果仍然按照冷战思维模式,不能清醒的认识到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姑息金三,就等同于玩火。

*金三胖和毛少将都是红三代,蠢劲确有一比。想当年秦二世就蠢得相信指鹿为马,现在到三世才蠢,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

*大清洗是集权体制的共同特点,从列宁开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对孟什维克、托派开始大清肃!斯大林更是登峰造极,看联共布党史就会看到,对一个又一个的反党集团是一次又一次的大清洗。不但杀大批高干,KGB已渗透到所有百姓身边,包括知识份子,如凡不同意米丘林学派的科学家全部整肃!中国和朝鲜都是苏共的小徒弟!

*斯大林的大清洗对象是以党内高干为主,方法是执行死刑和关集中营。数量可观,超过毛。

*美国又到大选年了,常有朋友问我支持哪个党。我答:支持两党制。成熟的民主国家基本是两大党制,右翼要求效率(饼做大),左翼要求公平(饼分匀)。在德日意、英法比,皆如此(台湾则是省籍分际)。右翼执政,经济发展、贫富拉开(战后多年的日本),民众不满,改投左翼。左翼上台,加税扶贫,经济放缓(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众再改投。一左一右、忽左忽右,及时微调,社会前进。克林顿八年、小布什八年,奥巴马“八年啦,别提他了”。今后?反正党也反了,政府也搞掉了,政权也颠覆了。天没塌、地没陷,百姓照常吃喝拉撒睡。

*中华脊梁的孩子也在温哥华定居,说明解放全人类还得靠他们把革命的火种输出到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带。一般老百姓有这雄心也没这豹胆,只能偷渡去完成国之大业。

*现在中国人看伊朗人对霍梅尼的狂热、朝鲜人对金氏的迷信,觉得不可理喻。回想当初,我们不也是这样吗?高压下谁敢独立思考?思想不自由,越左越极端,才能体现自己的革命性,才能接班。就如同当今圣战斗士自杀袭击,是为了上“天堂”,是为了一己私利而丧尽天良。

3.1 关于历史与文革

*文革不可能重演,历史上也没有完全一样的政治事件发生,文革开始就有相当人认为又是一次反右运动。历史事件可以改头换面,其宗旨大约不会变,那就是多数人受害,少数人下地狱,少数人登殿堂。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姓不要受忽悠,不要利益熏心,因为那不是百姓的游戏。许多学生领袖的下场值得我们深思,社会的进步不可能靠运动和暴力获得。

*对毛的评价,正式和公开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两种对立的评价早已心知肚明,不可能有统一的评价,在我们这一代,只是自己同意哪种评价而已!我们只有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不会看到绝大多数人都满意的评价和结论!

*四十年前,百万民众十里长街送别周总理。四个月后,百万民众更是涌向天安门广场,以不同方式缅怀总理,为邓小平鸣冤,抗议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四十年过去,风云变幻,四人帮早已垮台,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革的真相也已经大白于天下。

*人们痛恨文革,也痛恨文革的罪魁祸首以及对文革推波助澜的人。对曾经在文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周恩来的评价则产生了重大分歧:喜欢周恩来的认为周与林彪四人帮不同,林是坏人犯罪,而周是好人犯错,只是违心地干了一些坏事。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周是助纣为虐,同样犯下不可饶恕之过。如何评价周在文革以至之前的行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周在历史上曾被毛多次整肃,尤其是 56 年毛曾严厉地批周离右派只有五十米,逼周连续作检查,甚至提出辞职,毛方才罢休。从此周不敢再公开对抗毛。但从思想上周显然与毛不是一个体系,因此在文革中一方面周无条件地支持毛,另一方面,只要毛有所松动,周立即推行自己的一套。毛一方面离不开周,另一方面又不放心周,甚至在他临死之前还授意江青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进一步打击周。

*1927 年 7 月中共五大中央改组以后,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为中央常委。周很快成为实际的一把手,直到遵义会议。周是共产国际最早培养的领袖之一,中国现代史和周休戚相关,中国发生的一切,周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与毛是相生相克的关系,中共是毛、周二人合谋统江山,周在党内军内的势力足以同毛抗衡,毛、周二人谁也打不倒谁,又谁也离不开谁!周从不愿意当危险的二把手,毛仰仗周的实力也怕周的手段,所以也不让周当二把手。

*周是又聪明又有势力的臣,周不可能抗毛,毛也知道周打不倒。刘、林是毛的奴才,周是毛的伙伴。林死后,周实权到手,毛要公开打倒周,军队和老百姓都会造反!

*不是指望周反对毛搞文革,周不要说消极怠工,哪怕别那么积极,别那么创造性,文革都未见得搞得起来。

*如果周像彭、刘、邓一样,文革要不就不可能发生,要不就早就结束了。林彪也许早就把毛赶下台去了。没有周就没有毛的文革。不能准确评价毛就无法评价周。

*从某种意义说,周比毛更复杂,也更难评价。不论周表面上排在第几位,但只有他才唯一拥有与毛抗衡的资源。毛对此十分清楚,也始终忌惮。毛一向不喜欢周,却又离不开周,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周完全知道毛之所想,他的对策是一再放低身段,反复检讨表示臣服,却始终无法消除毛的疑虑。因此毛、周的关系就呈现为不正常、不和谐的君王和首辅大臣的关系。君不时敲打、臣再三表忠,但内心深处似乎并不完全认同。两人的命运就这样一直缠绕,直到生命的终点。

*毛和周都不是神;毛和周都是某种特殊的集权专制体制的产物;打天下的能力周远不如毛,治天下的能力周比毛强得多;周显露出的人性比毛多;周晚年力图‘保持晚节’,因此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奴性。周是既给毛抬轿子,又给毛擦屁股。为了毛的光辉形象,竭尽全力。

*文革期间,我曾是周的崇拜者,现在他在心中早已走下神坛。周恩来助纣为虐,不逊于林彪,甚至到了唾面自乾的地步。65 年清华同学到工人体育场听周的报告,大谈自己的封建家庭和思想政造。这一年他搞大歌舞《东方红》,颂圣达新高度。乔羽说大会堂排练,周每晚必到,大国总理别的不干也要玩这个!老蒯回忆周为整工作组材料找蒯谈了八个小时,自己做笔记。最后整刘的文件也是周签字了。

*有毛才有林,有林一类才有毛。他们本质上都是暴力革命的的产物,充满暴戾之气。林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等讲话让人不寒而栗。毛林之流的历史现象应当一去不复返了。

*七千人大会后,要不是林在军队大搞神化毛泽东,毛哪里能煽动起文化大革命!用最简明的语言讲清文革的本质: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失去部分权势,通过党内斗争手段难以挽回颓势,竟然想出煽动青年学生闹文化革命的恶招,不惜毁灭传统文化。老干部挺过第一轮运动冲击后怨气冲天,毛泽东索性一不作二不休,掀起造反派全国夺权风暴。不料军队支持反对派群众组织,残酷镇压造反派,好虎斗不过群狼,毛泽东屈从强大的军方势力,改弦更张,抛弃造反派,全国河山表面一片红。林彪成为文革前两回合的最大受益者,却好景不长。政治斗争重新回归高层内斗,林彪哪里是毛的对手,更何况有周恩来鼎力相助。林彪摔死,红色江山交与谁手?智者千虑终有一失。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造神运动上几乎人人有份。造神的事只有在无神论大环境下才有可能。

*在官方拒绝对文化大革命解密和进行反思的情况下,民间兴起亲历者探索文革真相以及良心拷问式的反思活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极具现实意义的,更是极重要的。对近年来出现不少亲历者的回忆资料以及官方资料的分析判断,是能够识别真假,并正确判断出文革大致脉络的,民间锲而不舍对官方的资料解密也是一种催促。回颐和探索文革真相决不是让人们再回到派性年代,在那个疯狂年代,几乎人人有过推波助澜,每个人挖掘自己人格缺憾,从自身反思,是提升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绕不过去的重要一课。

*我不赞成对文革中追随老 M 而犯罪犯错的芸芸众生,现在再来追责治罪,但我也不赞成因此就认为当时的荒唐的人和事都是对的,就要为尊者隐,甚至还要怀念和发扬。做了公众人物,尤其现在还不肯退出舞台的,受人议论是必然的。我们这些亲历者,有责任总结反思,让后来者了解历史真相及危险。

*文革远超过斯大林的大清洗,不仅限于党内干部,更是一次全民族的浩劫,是世界暴政史的顶峰。

*四人帮,合法干坏事;华叶汪,非法干好事!

*大型灾害救援的政治秀,让我想起 1961 年:一边是山西平陆的“为了 61 个阶级兄弟”,另一边是饿死几千万人!
*看看历史,教训不一定会被记取,责任不一定会被追究。为了不要一次又一次地用血肉交“学费”,在互联网上,使用知情权、监督权、建议权,是社会的一个大进步。

3.2 关于老五届自己

*我们已是七十靠上的人了,经历过多少运动,见过多少人和事?我们再看不出来,是不是有点太不配我们的人生了?
*我们也曾是毛的追随者,也喊过誓死保卫,也唱过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只是在信息发达的时代,接触了更多的史实,了解了更多的真相,经历了更多的磨难,才有了更深的思索,有了更大的责任!

*冷静地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来微信群?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聊天和讨论,得到思想的提高,眼界的拓展,情感的交流和精神的欢愉吧。整理保留这份记忆,对于已是古稀之年的我们,是一件超乎能力的事情。现在只能在保证身心健康条件下,看菜下饭,量力而行。

*回忆美好青春的每一片碎片,特别是对七十多岁的老翁们,不就是絮絮叨叨的絮语吗?难道还是改天换地,革命到底的豪言壮语?

*我们的微信不过是奔七老爷子、老奶奶聊天混日子的平台,别看争论得面红耳赤,不过是过过嘴瘾,不必认真,也没有必要整理留档。

*和而不同,思维碰撞,产生智慧火花,追求真善美。

*喝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价值投射超执着,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不但潜心坚持,还想同化他人。希望他人认同自己的思想,是归属感的需要,人的通性。但尊重他人的思想,是归属感更重要的来源,因为知道思想与一个人的生命路径息息相关,是他人的存在根基,所以,尊重他人是要有足够的内力的。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去歌颂,而是应该多批评,多看到不足,批评是为了进步。往近了看,应看到与台湾的差距和不足;往远了看,应看到与世界的差距和不足。

*我等 70 老者议政不过是过家家,混日子,那能干预得了朝政!身体自然最要紧!

*人到七十,放慢节奏,顺其自然,悠哉游哉,不赶,不争,不气。

*对于历史的回颐与认识,观点和依据往往不同,多些包容,倾昕别人的意见,不要内讧,吵得不可开交。一会儿又将相和,哥俩好了。“老小老小”,我们都年过古稀,像老小孩啦。

*史学是一门艰难的学问,有岐见,有争论是正常的。当然不能随声附和,更不必互相吹捧。尖锐对立也无妨,对事不对人就好。

*意见可以相左,但要有君子之风,和而不同。对事实,说观点,不对人,特别不能用污辱人格的词汇、语言。一旦失控,互相提醒,共同营造良好氛围。

*没有“独立之精袖、自由之思想”,何来大师?不得妄议,不敢责疑,何来创新?

*平民百姓能干的事,就是为一步步走向真正民主法制、繁荣富强国家做促进派而非促退派!何为促进,何为促退,是清楚的。如何促进,又是见仁见智了,七十老翁只能说说而已。

*我们这些老人应把身体摆在第一位。社会的进步岂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历史,站在更高的位置看最好。如果亲自下去淌这池浑水,已力不从心。民主 PK 专制不是中国唯一的难题。静下心来观看事情的发展也需要有定力。

*当茶馆里某种声音比较大的时候,更应倾昕、尊重比较小的、个别的声音。茶馆的共识不体现在观点一致上,而是在讨论的态度上:平和说理,兼容并包。

2016-10
被北大解聘的美国教授:中国危机四伏 对年轻人失望
文章来源: 美国之音 于 2018-08-16 16:59:01
鲍尔丁(资料照片)



与其被中国驱逐,还不如自己走路,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思量。

鲍尔丁是一名美国经济学者。2009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一纸聘书让他举家迁到深圳。

鲍尔丁研究国际贸易,想在海外生活一阵子。但他从没想过这辈子会来中国。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原计划在中国呆上两三年,没想到一晃就是九年。

鲍尔丁说,在中国从事学术工作的九年于他意义非凡,自己放佛置身一个经济、金融、商业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如此巨大,却又令人震惊地尚未被探索。

在中国期间,鲍尔丁在彭博社、《外交政策》等西方媒体上发表过大量有关中国经济政策的评论文章,也直言不讳地批评过中国的审查政策。

但是鲍尔丁始终觉得自己是只“菜鸟”。“中国专家”这种词和他扯不上关系,甚至每当有人在他听力所及范围内提到这个词时,他都会紧张地四下张望,寻找周围比他杰出的大人物。

鲍尔丁说,他的任何有关中国的所谓专家意见,大都来自于不断的失败。

去年11月, 北大汇丰商学院通知他,将不再和他续约。今年3月,院方说,希望在4月1日前断绝双方的所有关系。

商学院院长海闻对《华尔街日报》说,解聘鲍尔丁是在评估了他的教学、研究和其它职责后做出的“正常学术决定”。

但是鲍尔丁说,他知道自己被辞退背后那些不能说的原因。

“在共产党手下工作,你不会不知道其中的风险,”他在一篇博文中写道。

上个月,鲍尔丁举家离开中国,告别了这个生活、工作了九年,却依然让他时时感到陌生的国度。

日前, 鲍尔丁从加州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美国之音访问,回首在中国的教学经历,阐述了他对中国年轻一代和经济前景的个人看法。

VOA:最近,关注维权律师群体的清华大学新闻系德国留学生穆达伟(David Missal)被迫离开中国。人们通常认为,在中国学习、教授人文学科的外国人更容易惹上麻烦,您却说:“中国已经到了作为一名教授,即便只是讨论经济、商业和金融市场问题也觉得不安全的地步。”

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鲍尔丁:即便是经济和金融也越来越成为敏感和禁忌的话题。 教授、市场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合理的方式辩论经济政策的能力已经被缩减到近乎乌有。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被迫关闭。外国和中国教授惹上麻烦,导致从贬职到解雇等各种问题。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我的通讯手段一直受到监控。基于我看到的周围的困境,我觉得自己留在中国的风险在迅速增加。

VOA:

在中国执教的九年中,您有机会经历了政治高层的更迭,请从一位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外国人的角度,比较一下前习近平时代和当下的差异。

中国的学术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鲍尔丁:我在中国的九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变。在我刚开始教书时,学生们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很多人甚至在“六四”纪念日当天穿黑衫。到了后期,学生们不再提任何问题,课堂上设有学生督察员。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自己和其他教师以不同的方式被监控。

VOA:

您认为中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最根本的不同点是什么?

鲍尔丁:在优秀的美国大学,真正的学习从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开始。在中国,由于严苛的高考制度,大学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的机构。在中国的精英大学中,相比在课业上获得成功,学生们更在乎实习。中国大学生的创造性、独立性思维受到极度挤压,照本宣科和死记硬背成了常规。

VOA:有人说生长在防火长城内的中国年轻一代不关心自由民主、人权等议题。他们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并为国家而自豪。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年轻一代?您是否有信心他们能让中国变成更好的国家?

鲍尔丁:年轻一代在成长的过程中被告知:一切都会按照现在的方式永远增长下去。想在中国出人头地就要加入共产党,顺着他们的方式。他们不愿冒险支持自由民主和人权这类事情。他们的确为自己的国家而自豪,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有理由这么想。但同时,他们又为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而感到不安。 我对于他们能让中国变成更好的国家不抱太多信心,因为他们会重复他们的先辈对待人民和治理社会的模式。他们不会寻求改变这些。中国有很多的追随者,但没有领导者。

VOA: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您认为中国将走向何方?濒临崩溃?成为世界霸主?为什么?

我不认为中国的经济会崩溃,但我的确认为中国经济存在的张力和挑战远远超乎大多数人的意识。从债务到人口挑战,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比大多数人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
热贴:来美4年,我终于看到了美国的真正面目



  作者:林世钰,作者曾为北京资深媒体记者,2013年起旅居美国,为中国媒体撰写专栏,微观美国法律、教育、社会制度等。

  转眼到美国快四年了。

  犹记初到美国那天的情景。2013年5月10日下午3点左右,我和女儿从北京飞到了纽约肯尼迪机场。坐了13个小时的飞机,我感觉自己整个人像被抽去水分的蔬菜,被卷起来扔到了前途不明的大洋彼岸。8岁的女儿一路都在看书和看电视,下了飞机依然两眼炯炯。

  先生早早在机场等候我们。见了女儿,把她抱起转了几圈,然后递给她一个芭比娃娃。女儿把芭比娃娃紧紧搂在怀里,一脸惊喜。

  从纽约到新泽西的路上堵车严重,但让我惊奇的是,车辆都耐心地在自己的道上走着,几乎没有人并线,没有人鸣喇叭,更没有人走应急车道。

  礼让,有序,是美国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一路昏睡,到了新泽西已是下午五点多,暮色四合。想到北京已经在万里之外了,心里升起的,是去国万里的淡淡惆怅。

  第三天,女儿时差还没倒过来,我们就“狠心”把她送到了镇上的公立小学。

  那时的她,英语只会“banana” 、 “noodle” 、“How are you?”、 “Where are you from?”等简单的单词和对话,而且个子小小的,站在人高马大的洋孩子当中,显得那么单薄。

  看着她怯怯地跟在老师后面,然后消失在走廊的拐弯处,我的眼泪“唰”一下就涌出来了——美国,这个早晨,我把一个可爱纯良的中国孩子交到你手中了,你会给予她什么呢?

  来之前,我虽然也看了许多关于美国学校的资料,也给女儿买了一些美国学校的教科书,但总会担心现实与理想有差距。

  傍晚三点左右,我和先生去接孩子。站在学校楼前那棵榆树下,我们没有说话,但知道彼此的心都是忐忑的。大门打开了,孩子们鱼贯而出,女儿向我们奔跑过来。让我惊奇的是,她竟然笑容灿烂,脸蛋通红,似乎刚从海边捡贝壳归来。

  “学校怎么样?老师好吗?同学对你友善吗?”我们迫不及待地抛出一连串问题。

  女儿频频点头。“教室很像一个游乐园,挺好玩的。”

  “你听得懂老师在说什么吗?”

  “当然听不懂,老师叫班上一个中国女孩帮助我,她叫Sophia Lee。”

  就这样,不识几个英文单词的女儿,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地开始了她美国求学的日子。



  作者与女儿

  之前在北京时,看到国内公立学校的教育状况,以及周围虎妈虎爸的疯狂状态,我就有了将来送女儿出国留学、逃离国内教育体制的隐隐的想法,但我想着读完高中再出去,压根没想到这么早。

  2013年,先生被所在的公司派到美国分公司工作,为期7年左右。我一向觉得家庭团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几乎没有什么纠结,就辞了干了十多年的媒体工作,带着女儿远涉重洋。

  这是重生的开始,于女儿,于我,于我们一家,都是如此。身在异国他乡,别人习以为常的一切,我们却要点点滴滴从头学起,谈何容易!

  小学毕业,女儿获“杰出成就奖 ”

  女儿上的是二年级,每天要学的课程有:数学、历史(social study)、阅读、科学,还有体育、画画、音乐,每天都有家庭作业。

  第一天,我就被她的作业震住了。

  20个要书写的单词,我几乎有一半不认识。再者,单词要按ABC order写,可是什么是“ABC order”呢,我想了半天仍不确定,只好怯怯地向先生同事的夫人请教。

  她的儿子早女儿一年多过来上学。她告诉我,“ABC order”就是单词首个字母按照26个字母的顺序写。当时心里好沮丧,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搞不懂,以后怎么充当闺女的“拐杖”呢?

  接下来,女儿经常从学校带回学习资料和需要签字的东西。有时是一篇小短文,有时是一个活动通知。毕业十几年几乎没有碰过英语的我,只好硬着头皮捡起来。

  让我感兴趣的是她的阅读短文,涉及爱、勇敢、宽恕、善良、进取,总而言之,正能量满满。美国人对孩子品格塑造之重视,超乎我的想像。

  印象最深的是一篇题为《你是鹰,属于天空!》的短文:

  一只鹰不小心掉到了鸡窝,它一直觉得自己是只鹰,应该飞翔,于是天天在屋顶上练习飞翔。但周围的鸡老讥笑它:你只是一只鸡,死了这条心吧。

  练习飞翔很长时间后,终于有一天,主人带着它到了山上,说:你是鹰,属于天空,飞吧!于是,它展翅向太阳飞去。

  不要苟且,不要为自己设限,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即便在鸡窝里,也要相信自己可以飞翔。

  短短几页文字,让我这个刚从中国体制出来的大人看了热血沸腾,更何况孩子!每天沉浸在这样的文字中,孩子的心灵该得到多好的滋养啊。

  从女儿带回的活动通知中,我发现要求捐款的占了大多数。有时要求给儿童癌症中心捐款,有时要求给动物庇护中心捐款,钱数要求不多,一元两元的。捐钱不分多少,最重要的是从小培养爱心。女儿都早早地把钱准备好,然后才安心上床睡觉。

  后来我发现,美国非常重视培养孩子的公益意识,可以说是从娃娃抓起,然后贯穿整个人生。

  当年肯尼迪就说过,不要光想着国家为你做什么,应该想想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为别人服务,为社会服务,始终是美国衡量一个人是否是好公民的标准。

  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公益意识普遍很强,他们很愿意去做义工,帮助他人。比如我最近在镇上图书馆学英语,老师就是一个退休的美国老太太,64岁的她,每周抽出两天在图书馆义务教英语。她笑容迷人,妆容精致,看上去特别年轻。

  如果光拘泥于自己的生活,没有一颗服务他人的开阔的格局,怎能保持如此活力?



  作者女儿

  女儿从小就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在北京时,看到四川汶川地震死了好多人,把存钱罐里的硬币全部拿去捐款;一次在地铁口看到一个乞讨的小孩,乞求我把他领回家做哥哥;看到楼前台阶的石头摇动,要求我给物业公司打电话,让他们来修……

  当时我好担心,在一个崇尚权钱和机巧的社会,善良对个人来说简直意味着灾难。

  到了美国后,她的善良禀赋有了合适的土壤,于是就开枝散叶,亭亭如盖。

  她的笔盒里,总是备着好几只削好的铅笔,因为“班上很多同学忘带铅笔”;她参加学校卖巧克力的活动,本来已经完成任务了,但看到好友任务未竟,下了课就帮着她挨家挨户去推销巧克力;每次学校活动需要家长当义工,她就吩咐我一定要去……

  因为她的善良,班上同学都很喜欢她,每年的圣诞节,她都会收到一大堆卡片,有的写着: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

  每次开家长会,老师对她都赞不绝口,说她不但学习认真,而且品格很好,愿意帮助同学。

  三年级结束时,女儿因为“责任感强,公平,尊重和帮助他人”,被学校选上参加“Buckle filler picnic”,不但可以到户外野餐,还可以不做当天的家庭作业。全班22个孩子,被选上的只有5个。她非常开心,我也很高兴。在我看来,品格坚立才能走得更远。

  最让我高兴的是,女儿来美国后,笑容渐渐多了,性格也比以前开朗了。她敢在大众面前大声说话、扮鬼脸,性格中活泼泼的那一面被激发出来了。

  以前在国内时,她的班主任是个年轻姑娘,对孩子挺严厉的。虽然女儿很乖,但目睹她激烈批评其他同学后,心怀忧惧,经常以肚子疼为由,拒绝上学,一度让我头疼不已。

  到美国一年后,她终于告诉我实话:“那时我肚子疼是假的,因为我不想上学,老师太凶了!”

  她说有一次语文课上,她举手回答问题,结果答错了,被老师训了一顿,从此再也不敢举手了。

  第二年暑假回国,周围朋友惊诧于她的变化:她皮肤晒得黝黑发亮,上蹿下跳,大呼小叫,出各种主意,招呼朋友玩这玩那。朋友们感慨:晓晓变了好多!

  当然,她的英语也逐渐好起来了。半年后,她完全可以自己搞定家庭作业,我基本不用管。

  而且开始阅读大部头的英文书,一边读一边说:

  我以前怎么会喜欢看喜羊羊和马小跳呢,太幼稚了!英文书可比它们好看多了!

  我问她:好看在哪里?

  她说:想象力很丰富,而且教你如何尊重别人,如何帮助别人,如何变得勇敢。

  2016年夏天,11岁的女儿小学毕业了。在学校的毕业音乐会上,她一袭黑色长裙,优雅地吹着长笛,自信又美丽。间歇时,她还冲台下的我们扮鬼脸。

  让我惊喜的是,她还获得了由镇长亲自颁发的“杰出成就奖”,全班22个孩子仅有两名,她是其中之一。

  当校长念到她的名字时,她不紧不慢地走过去,脸上漾着淡淡的笑容。我在台下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眼眶热热的,这个来自于我、而迥异于我的女孩,三年过去了,她长大了很多,也自信了很多,越来越呈现出自己的特质:

  善良正义,做事有条不紊,坚持自我,宠辱不惊。在流逝的岁月中,我欣喜地看到她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上了六年级以后,她似乎一下子从一个喜欢玩布娃娃的小女孩变成了有思想的little lady。

  两天前,女儿所在的微信群里,有人号召大家别去看日本电影《贞子》,让它的票房为零,如果两周内超过两百万个群转发这个信息,日本人就是垃圾。

  女儿立即回复:

  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垃圾,况且他们拍电影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我只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不表示我不爱国。

  在中国反韩反日情绪无比强烈的今天,11岁的女儿,如此冷静,客观,开阔,不人云亦云,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使我颇感欣慰!

  她这一代人,未来面临的世界比我们曾经经历的复杂得多,很多问题无解,“答案在风中飘荡”,如果没有稳定的价值体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会像空虚的稗草一样,随风飘摇,毫无定见。

  我很高兴地看到,女儿远比我想像的成熟得多,理性得多。这三年多来,她的进步不只彰显在英文,而且在思维上。她开阔了许多,会跳出国家的、民族的局限,从人类最朴素最基本的情感出发,思考周遭发生的事情。

  这才是她来美国的最大收获。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时代的困难

  因为女儿在美国上学,经常有国内的朋友问我:你觉得美国好吗?说实话,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美国好不好?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自然,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美国。之前我对美国的了解仅停留在文学、艺术、器物的层面上,对美国的看法非常理想化,但凡与美国有关的,总觉得是美的。

  自己到了美国后,发现美国远比我想像的复杂得多。

  它有很吸引我的一面,比如公厕里永远都有卫生纸,地铁很多空位留给有需要的人,残疾人的车位设在最靠近入口的地方,大多数陌生人都很有善意……看到这些显而易见的“好”,会让乍从人与人互相倾轧的国度出来的人觉得,美国简直就是天堂。

  但是,待的时间长些,你就会发现它许多不易为人所见的不好。

  比如种族歧视。

  去年,纽约时报一名华裔编辑和朋友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聊天,挡了一个白人女人的道,她公然大声说:滚回中国去!

  该编辑在美国呆了很长时间,也拥有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尚有这样的待遇,何况普通华人?他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封信,引起华人社区的强烈共鸣。

  一个在美国待了十几年的朋友说:

  美国人看起来对人很文明,但文明中总有一种冰冷的东西,把你阻挡在外。那种东西就像空气一样,你看不到,但能感觉得到。

  美国黑人歌手在自己的歌中怂恿大家去抢劫华人,主流电视台主持人在唐人街采访一个不懂英文的中国老太太,极尽嘲弄……这些事情的发生不全是偶然的,背后是积蓄已久的对华人或明或暗的歧视。

  再比如枪击案。

  这几年,美国发生了许多校园枪击案。让我担心的不是枪击案本身,而是枪击案背后隐藏的社会分裂的问题。这种分裂在这次总统竞选中尤为明显。在希拉里和川普的背后,是裂痕很难弥合的两个阵营,他们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忽视甚至仇视彼此。

  精英阶层居庙堂之高,自我感觉十分良好,以为江山太平,社会永远在他们的掌控之中,结果半路杀出了一个言行癫狂的“政治素人”川普;底层民众对现实不满,渴望得到改变,而不按常理出牌的川普,似乎很合他们的胃口。于是,他们一路护送川普,直至其问鼎白宫。

  川普新政50多天以来,又是移民禁令,又是计划取消奥巴马的健保计划,恨不得把美国来个天翻地覆。

  拥趸者认为,川普是个雷厉风行的行动者,比那些夸夸其谈的政客强多了,他可以让美国更伟大。

  反对者认为,川普置美国传统的民主自由精神不顾,践踏宪法,恐将美国带入泥潭。

  我英语班的老师,一个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美国女人,她和我聊天时泪光闪闪:我怀念以前的美国,包容,自由,美国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一切都被改变了!

  可是,无论你是否喜欢川普,他似乎用商人的直觉和经验让美国至少获得眼前的利益。就在2月份,美国创造了23.5万个工作机会。如果把选总统当成投资的话,这样的回报率似乎很不错。

  虽然我个人并不喜欢他,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成功,证实了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

  川普时代的美国,移民政策收紧了。关于华人被遣返的消息满天飞,很多人忧心忡忡,睁眼等待楼上另一只靴子掉下来。

  我所在的一个华人微信群,已经归化为美国公民的华人拥护川普,认为他的政策令可以确保美国不会陷入欧洲那样的境地,而且可以为本国公民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持绿卡的的华人呢,则担忧川普哪天对华人下手,华人落到穆斯林的境地,所以有的考虑去考公民,有的继续观望,一旦川普出台对华人不利的政策,“道不行”,就持中国护照“乘桴浮于海”。

  将来美国走向何方,虽然身处其中,我亦无法预判。作为沧海一粟,怎能知道大海的流向?只能努力在横流的沧海中,抱紧自己那小小的理想和自由,这样,即便浪花把我拍在岸上,也可以在太阳下闪现微光。

  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热衷移民,或者把孩子送到海外留学。

  是的,我承认中国问题重重:雾霾肆虐,让人无法呼吸,“雷洋”死在“嫖娼”的路上,留守儿童被村里的老人性侵,点炒机被官员贪腐的钱烧坏…

  我是小镇姑娘,一步步走到北京,前后在中国的乡村和城市生活了40年,我深谙中国问题很多很多,多到让人一想起来就食无味,寝难安,多到让人无数次想抽身离去,再不回头。

  可是,你真的以为移民以后就到了天堂吗?非也!

  有人给你画过移民的“饼”,可是有吃过“饼”的人告诉你“饼”的真实滋味吗?

  2015年,因为很想知道“饼”的滋味,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采访了15位移民美国多年的华人。

  他们用亲身经历告诉我,美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它和你此时此刻生活的此地一样,光明与幽暗共生,玫瑰与枪炮并存。一样的人间烟火,一样的爱恨情仇,一样的悲欣交集。

  它不是央视新闻联播呈现的“水深火热”的地狱,也不是移民中介公司口中的“梦幻天堂”,只是一个烟熏火燎的平凡人间。

  生活其间的人和你一样,为一日三餐奔波,为一家老小操心,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享受着太阳底下自己的分。

  如果你以为移民后就一劳永逸,那么你错了!人这一生永远都是在遭遇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前行的,无论在自己的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们都会碰到问题,其不同仅仅在于,你对问题的忍受程度。

  如果你心仪一个国家的好,就要接受它的不好,静心定意,并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国家、甚至这个时代的困难。否则,你在哪里都是异乡人,即便在自己的祖国。

  于我而言,由于偶然的命运把我带到了美国,我亦只能随遇而安,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与生活。

  虽说女儿到美国后性格活泼了许多,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看着她与中文渐行渐远,我总有失落之感。只有她开始弹古筝、习书法时,我才觉得她与中国仍有连结,心里感觉好受多了。

  从今年开始,她迷上了中文歌,什么马天宇、薛之谦、郁可唯 ,从歌手演唱的歌曲到星座喜好,如数家珍。

  一天,她唱到一句“风轻扬,夏未央”时,突然扭头对我说:妈妈,我觉得这句好美啊!我心头一热:小样,你总算知道中文之美了!咱们大中华的宝贝,可多去了!

  
  
  作者女儿练习书法

  什么是祖国?那就是你哭闹半天嫌弃半天跺脚离开后,回眸一望,依然矗立在村口的那棵老槐树。它尽管被虫子吃了好多洞,被雷劈了好几个枝桠,但是,它用婆娑树叶为你遮过荫,用温柔的目光注视过你。

  不管你走得多远,它依然是你心中最深的牵挂。你出国了,说上了英文,喝上了洋酒,穿上了洋装,但口音无法改变,它显明了你的来处。祖国在你身上留下的印记,是永远也磨灭不了的。

  在这个弯曲悖逆、变化莫测的时代,我们能逃到哪里去?移民,留学,那也只是从一块土地换到另一块土地,根本无法解决人类生存的困境。你躲过了自然界的雾霾,可是也许会遇到人性的“雾霾”。

  如果你有能力和精力折腾,那就折腾吧,反正人活着就是正确或者不正确地折腾。如果你无力折腾,那就安在当下吧,尽一己之力,去影响你周遭的环境;发一点微光,去烛照你周围的黑暗。

  不要抱怨,不要空羡,海里的鱼哪里知道天空鸟儿的累?我的一个师兄,在美国待了十几年,他曾经慨叹:留在国内,是得到了大地失去了天空;出国,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

  大地和天空,哪个更重要,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我真的无法给你答案,因为我和你一样,也在命运的手掌中辗转反侧。

  今年,由于要写一本中国留学生访谈录,我采访了很多在美国留学的孩子。其中一个在纽约大学哲学系读书的男孩告诉我,他学成后要回去报效祖国。

  “中国问题确实很多,就像一个有很多毛病的手表,很多人扔了它,想换个新表。但我只想做一个修表匠,因为我相信只要大家都付出努力,表一定能修好!”

  我想,未来的世界更需要这样有国际视野、有万丈豪情的“修表匠”。我希望我的女儿,将来也能做这样的“修表匠”,回到中国,或者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去建造而不是拆毁,去弥合而不是分裂,去爱而不是去恨。
基督教与中国大学


2018-07-25 12:55:31

谢盛友

创业,阅读,思考,写作


基督教是信仰耶稣基督为神之圣子与救世主(弥赛亚)的一神教。发源于西亚的巴勒斯坦地区,以《圣经》为最高宗教经典,信徒称为基督徒,基督徒组成的团体则称为教会或基督教会。由于部分教义源流自犹太教,因而被认为是亚伯拉罕诸教之一,现今亦与伊斯兰教、佛教共同视为世界三大宗教。其分为天主教、正教会、新教等三大宗派,但因历史发展的缘故,汉语所称的“基督教”常专指新教,基督教整体则又另以“基督宗教”、“基督信仰”或“广义基督教”称之。

基督教的信仰核心认为三位一体的独一神(汉语亦译为上帝或天主)创造了世界,并按照神自己的形像造人,由人来管理世界,后来人犯罪堕落,带来了死亡;圣父派遣其子耶稣道成了肉身,在其在世33年的最后,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而后升天,赐下圣神与信徒同在;他的死付上了罪的赎价,使一切信他的人得到拯救,并在神内有永远的生命。

按照基督教在4世纪的历史纪载,第一个教会在耶稣升天与圣神降临(约公元30至33年)后由耶稣的宗徒建立,之后耶稣的宗徒及信徒们不断向外宣教,并快速在当时管辖巴勒斯坦的罗马帝国境内及周边地区传播;虽曾长期遭罗马帝国政府迫害,但约于公元325年由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合法化,狄奥多西大帝时更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至此成为西方世界的主要宗教。之后因罗马帝国分裂后西方世界东西部的差异化发展,导致11世纪发生东西教会大分裂,形成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公教会、以及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为首的正教会。16世纪时,西欧又爆发了反对教宗权威的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路德派)、约翰·喀尔文(喀尔文派)、乌里希·慈运理等神学家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安立甘派)先后脱离天主教而自立教会,日后出现了许多教义相近的教会,这些教会即为后世所统称的新教。

基督教虽起源于西亚,但在7世纪创立的伊斯兰教兴起后,今日在当地的信徒人口反而居于少数。由于基督教重视传教事业(又称为“大使命”),加上近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及文化上具有强势的影响力,使得基督教的传布范围遍及整个世界,基督教文化更成为世界许多文明的重要骨干。粗估统计全球超过30%的人口信仰基督教,是当今世界信仰人口最多的宗教,三大宗派中又以天主教的信徒占约半数最多;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则是美国及巴西,大约占人口的75%。

西方来的影响,是由天主教基督教教会开启的。

   鸦片战争前,基督教教会1818年于马六甲设立英华学院。1850年,天主教教会在上海建立徐汇公学。1877年,上海“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学校教科编纂委员会。1850年,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又成立了“中华教育会”,把办血方针集中到高等教育方面。1879年,圣约翰大学建于上海。接着东吴大学(1901年)、文华大学(即后来的华中大学,1903)、金陵女子大学(1915)、福建协和大学(1918年)、燕京大学(1920年)、山东教会大学(即后来的齐鲁大学,1924年)……等纷纷成立。

   以形态来分,有的是由个别教会直接办理,如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圣公会)、杭州之江大学(美国长老会)、上海沪江大学(美国浸信会)、苏州东吴大学(美国卫理会)、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美因美以美会)。有些是几个修会或联合教会组织所办,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福州协和大学、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另有些则由基督教人士创办,但并不直属某一教会,如广州岭南大学 。

   这些教会学校,正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典范。光绪末年废科举、办学堂,就是中国教育结构与体制向此类西式学校模仿转型的过程。
真实故事引灵感 常琳写小说“雪后多伦多”
送交者: 佚名 2005年05月27日18:05:19 于 [加国移民] 发送悄悄话

真实故事引灵感 常琳写小说“雪后多伦多”

「别了,温哥华」原作者常琳 用心演绎移民生活--真实故事引发灵感 写成热门电视连续剧。

当年因听朋友讲了一段五分钟的真实故事,促使她将这个故事写成小说,这便是当今在中国大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别了,温哥华”的最初版本。而作者常琳,也在这种把身边发生的移民、留学生活见诸于笔端的过程中,找到人生的乐趣。

据世界日报讯,常琳原来从事电脑方面的工作。1994 年,她参加多伦多“世界日报”举办的母视节征文比赛,以一篇题为“兵一样的母亲”的散文获得一等奖,成为她写作生涯的一个里程碑。虽然她当年在北京的时候,曾经发表过一些文章,1986 年来加拿大后也向北京的刊物投稿并且发表了散文,但 10 年前的那次获奖,毕竟是她的作品首次获得一种正式的褒奖,无疑唤起了她更大的写作热情。

大约五年前,常琳的朋友讲起生活中的一个真实故事,说的是一位大陆移民及其女朋友在加拿大千辛万苦创业,在事业终获成功之际,女朋友患了红斑狼疮。那位大陆移民于是结束全部的生意,陪女朋友回上海治病。常琳听后很感动,觉得这正是人世间最美的真情所在,于是她决定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分享。

当时常琳还在从事电脑工作,写作只能在业余进行。前前后后她用了将近一年的空余时间,将朋友只讲了五分钟的内容变成了 16 万字的长篇小说“雪后多伦多”。

后来小说由中国知名女作家毕淑敏写序,华侨出版社出版。同时,经过中国著名影星葛优热心帮忙,小说转到国内电视连绩剧导演赵宝刚之手。曾执导过相当受欢迎的“过把瘾”等电视连绩剧的赵宝刚非常喜欢这部小说,不久决定将之拍成电视剧,并改名为“别了,温哥华”。

电视剧的大部分场景均是在温哥华拍摄。这部由中国国内当红影视剧演员陈坤、李小冉人主演的电视剧在去年 11 月通过政府案查后的两天内,就被国内七成的电视台买下播映权。播出后,观众反映热烈。在今年八月更被大陆民众投票当选为“十佳电视剧作品”。

不过,这一切对常琳来说,并不是她写作的初衷。正如她常年参加“世界日报”的征文比赛,没想过得奖一样。常琳说,写作是自己的乐趣。

她在 1999 年底更辞了职,全心写作。常琳说,一方面非常感谢先生对她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移民、留学生活的内容太丰富,她必须拿出自己更多的精力通过作品将其表现出来。

常琳自己经历过中国当年的知青插队,后随先生来加拿大留学,她也亲历了留学生及移民的生活。她说,几乎每个移民、每位留学生的经历都可以写成精彩的故事。

在“别了,温哥华” 之后,她又写过两个短篇小说,并且与赵宝刚再度合作,正在创作一个电影剧本。另外,由她用中文写成的长篇小说“爷爷的小院”,由她的女儿翻成了英文,最近可望在北美出版。常琳这些年的作品中,人物均是加拿大的华人移民或者留学生。而那部正在创作修改中的电影剧本,故事背景就发生在多伦多。

海外从事中文写作,往往被人看作是“吃力不讨好”的活计。常琳说,确实如此。但是如今每天坚持八小时写作的她也说,“我太喜欢写作了,而目前的生活犹如梦想成真”。

(世界日报)
千字君:认识美国的四个维度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爱国主义或宗教,能够使全体公民持久地奔向同一目标。

——托克维尔

认识美国的四个维度
千字君 原创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签署现场

一提起美国,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它强大的国力。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只有3亿人口,但美国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以及政治影响力,都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

2017年美国的GDP总量约19.3万亿美元;全球市值最高的100家公司中,40多家来自美国,并且几乎都是私企;美国以300万的农业人口,生产了世界20%的粮食;自二战结束以来,历经数次经济危机之后,美元的地位仍然不可撼动。

截止2017年,美国人包揽了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全球公认最顶尖的100所大学,有一半以上是美国的;近一百年来,美国取得的技术专利总数约303万件,是第二名(日本)的三倍、第三名的(德国)的十倍;苹果的电子产品、马斯克的私人火箭、谷歌的人工智能……来自美国的新技术正深刻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挑战着人类想象力的极限。

美军有现役军人140万,却拥有12个航母战斗群,还有全世界最先进的飞机、潜艇、装甲部队。美国有7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向90多个国家提供军事援助。

? B-2隐形战略轰炸机,波音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研发,造价24亿美元,1997年服役

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曾左右着战争的走势;在冷战中,美国战胜了核武数量世界第一的苏联;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其效用将无法覆盖半个地球。美国被称为"世界警察",当今世界每一个国际冲突的爆发地,都有美国的影子……

然而,具备历史常识的人知道,美国在建国初期是极其弱小的:他们被英国烧过白宫,被欧洲人嘲笑为乡下佬,他们的船员曾被阿拉伯人掳作奴隶……

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个美国,几乎都是媒体、影视剧为我们塑造的美国。当我们以所谓的"繁荣"、"强大"去度量美国时,时常会忽略一个事实:强大只是一个结果、一个表象,如果刻意忽略美国的前世今生、美国人的生活状态,那无异于本末倒置。

当我们将视野放大到整个人类文明,还会看到,历史上有无数强大的国家,但无论是蒙元帝国还是古罗马帝国,国运都没能长久,很快就亡于外患或内乱。而美国在200年内成功崛起,不仅没有毁于内战,也没有毁于冷战。当今的美国,是全世界移民趋之若鹜的梦想之国。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和繁荣的国家,美国一直是当代很多思想家、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探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力量,让美国能够保持着长久的活力、自由和繁荣?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么?是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人口吗?

? 当悍马撞上美国校车:车里可能是未来的总统或盖茨,因此安全标准最为苛刻

▍奇迹生于地理和历史?

有人说,美国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它生于新大陆,没有专制历史,可以毫无负担地应用当时最先进的成果。比如,当时的欧洲已经发生了科学革命,美国可以应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再比如,当欧洲移民来到北美时,贵族和平民自然就变成了平等的个体,因此这里的平等精神比欧亚大陆践行得更为彻底。

也有人说,美国的地理环境非常优越,东西方都是大海,所以不会像欧洲国家那样,随时面临着强邻的威胁。例如,像沙皇、拿破仑那样的独裁者,即便想要侵略美国,也只能望洋兴叹。因此,"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美国得以安心发展,直到一飞冲天"。

这些理由看起来似乎都不无道理。然而,当我们将同样的理由套用到拉丁美洲时,却发现了悖论:拉美也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与北美差不多同时取得独立,地缘环境并不输于美国,自然资源甚至比北美更丰富。但是,那里却充斥着特权和腐败,至今仍深陷贫困、混乱的泥潭而无力自拔。

? 手捧《圣经》的哈佛牧师

看来,单单从"历史"、"地理"的维度,还不足以认识美国的本源。因此,更多人试图从"制度"的维度解释美国。

▍制度造就美国奇迹?

1776年是美国的奇迹之年,其政治奇迹和经济奇迹都发轫于这一年。1776年7月4日,华盛顿等人为了反抗"无代表的纳税",公然挑战强大的大英帝国,签署《独立宣言》,向世界宣告美国的成立。也正是在这一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使自由市场的理念传遍世界,催生了欧美国家持续数百年的繁荣。

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说:自由体制才是美国崛起的奇迹之源,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带来英美两国的黄金时代;而美国政府对民间的干预最少,因此它比英国更繁荣。

美国为什么能够比英国更自由?因为它的法治。

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完美践行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限政原则;马歇尔大法官的抗争,首次使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居于同等地位;至于制约国家权力的地方自治,甚至比美国的历史更加久远——各邦(state,常译为"州")在创立之初,就已经是民众合法持枪的独立国家了。

? 费城制宪会议:各邦代表激烈辩论

这些分权、法治措施,都致力于防范强大的政府。在这套体制之下,政府处于"法无许可皆不可"的地位,而民众则是"法无许可皆可"——美国法律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是其他任何国家(包括英国)无法比拟的。

▍自由源自何处?

在政治学史上有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人们把它称作"美国特殊论":所有转型国家,都曾想模仿美国的限政和法治,但迄今为止,五大洲没有一个国家成功。究竟是什么让美国如此与众不同?究竟是什么奠定了美国人的自由理念?

答案,或许就藏在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有一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繁荣、强大的国家,来自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充分发挥;以上活力的充分发挥,则来自法律对自由的庇护;法律对自由的庇护,又源于自由市场、有限政府等制度设计;而自由制度设计,又源于自由秩序的理念……

? 自由女神像左手:《独立宣言》的签署日期

我们不妨据此追本溯源:要想认识一株植物,如果只尝到它的果实,闻到它的花香,甚至看见它的叶子和茎,都是远远不够的,想要彻底地了解它,就必须刨开它深埋于地下的根(root)。那么,美国自由秩序的根(root)究竟是什么呢? 美国崛起的历程,能为我们每个人带来哪些珍贵的启示?

千字君以全部的信用诚挚推荐:经典中的经典,拉塞尔·柯尔克《美国秩序的根基》(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追溯自由理念的根,对美国本质最深刻的认知,解读美国自由繁荣的历史密码。先知书店全网抢先现货发售。

王建勋老师推荐本书:《美国秩序的根基》是一本保守主义经典,值得所有热爱自由(秩序下的自由)的朋友阅读和收藏。
冰玉观点,感谢美国,写美国独立日前
来源: ThisMyWords 于 2018-07-04 06:54:02



1776年7月4日,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美国独立宣言》庄严地宣告,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成立。



伟大的国家!

美丽的国家!

今天我要赞美你!

今天我要感谢你!



感谢美国!

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将行政、立法、司法三种不同的权力交由总统,国会,最高法院分别掌握,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以防权力过分膨胀,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感谢美国!

她就像一个灯塔,在黑暗中引领世界各国人民走向民主自由,摆脱砖志、贫穷、落后。

民主国家从1776年的一个,发展到1900年3个,再到1945年50个,直到2015年180个,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民主,越来越多的人民奔向自由!



感谢美国!

她让我们知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是她让我们懂得每个人生而平等,我们不是某个君主或者某一政党的臣民,我们不必忠孝或崇拜它们。

一个国家最高治理者的权力,是公民授予的,一旦它们试图把国家引向邪路或者倒退之路,公民有权利罢免它们,如果它们触犯法律,将被绳之于法。



感谢美国!

她让我们明白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是我们的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越来越成为文明社会的共识。

我们每个人都有充分表达自己的权利,我们可以大声地、自由地者批判政府或当政者个人,我们可以在报纸、电台,电视,或者自媒体上自由地表达我们的意愿和诉求,而不会“因言入罪”...

我们也不必小心翼翼地以借古喻今,春秋笔法,或白字、错字等隐晦手法来揭露不公和黑暗。

政府官员做错了事,公民可以大声责问,不惧怕被失踪、不惧怕被入狱、不惧怕被死亡!因为,每个公民身后有一个伟大的制度在保障他们的安全。





感谢美国!

她是和平和正义的使者!

她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法西斯的肆意扩张!

如果没有美国1941年到1945年的501亿美元的物资援助,如果没有美国416,800将士的生命付出,如果没有美国参与二次大战,世界历史将重新书写,人类还会在漫漫黑暗中摸索...



感谢美国!

感谢她在二战中对中国16.02亿美元的慷慨援助和将士生命的无私奉献。

1942年至1945年,美国开辟了从印度阿萨姆飞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到中国昆明的惊险驼峰运输线,前后有8万人次志愿飞行员参加飞行,运输战争物资65万吨,合计有500多架飞机坠毁,1579名飞行员葬身在驼峰航线上。

当中国处于危难之时,这个世界,除了美国,有哪个国家如此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和以大量的物资慷慨援助? 感恩!






感谢美国!

思想的自由带来科技的创新。

她发明了互联网、计算机、电话、电灯、电视、电影、飞机、发电机、洗衣机、空调、微波炉、收音机、信用卡、心脏起搏器、各种药物和疫苗、卫星、航天飞机、她第一次把人类送上太空…

她让全球人民日常生活受惠于她的伟大发明,她引领着全世界走向科技的一个又一个高峰,她让人类摆脱愚昧和无知...



感谢美国!

她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

从清洁工、收银员、工程师、教授、到总统,人人自信,人人自尊并尊重他人,任何人不会因为收入、地位、财富的差异而自卑或自傲,任何人不会对上级点头哈腰、一副奴才样子,任何人也不会对下级颐指气使、盛气凌人...



感谢美国!

她让我们懂得人生而平等。

每个孩子都有同等受教育的机会,弱势人群享有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老年人由政府供养...

幼有所育,贫有所依,难有所助,老有所养,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合理和人文关怀...





感谢美国!



星条旗将永远高高飘扬

在这自由的国家

勇士的国家



• 那你写一个感谢苏联好了,比如替中国人发展海参崴,1960年支持中国建设,现在卖给中国$145一桶的石油,太多了! -lookandthink- ♂ 给 lookandthink 发送悄悄话 lookandthink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5 reads) 07/04/2018 postreply 07:21:23

• 有本事您也写个感谢天朝,不要在美国独立日冒酸水,而且冒也没用! -rourou777- ♀ 给 rourou777 发送悄悄话 rourou777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 reads) 07/04/2018 postreply 07:48:13

• 最感谢美国的是,歪打正着,把太子给废了,彻底的把回头路给堵死了 -啃桩虫- ♂ 给 啃桩虫 发送悄悄话 啃桩虫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5 reads) 07/04/2018 postreply 07:18:49

• 赞一下,避免中国变成朝鲜。 -ThisMyWords- ♂ 给 ThisMyWords 发送悄悄话 ThisMyWords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 reads) 07/04/2018 postreply 07:21:35

• +1,否则现在的中国就是大号朝鲜 -vawong- ♂ 给 vawong 发送悄悄话 vawong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1 reads) 07/04/2018 postreply 07:23:47

• 可现在红太阳再升起,天朝出了个毛二世,唉! -rourou777- ♀ 给 rourou777 发送悄悄话 rourou777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0 reads) 07/04/2018 postreply 07:56:01

• 感谢美国,伟大自由美丽的国家!God Bless America! -大西北人- ♂ 给 大西北人 发送悄悄话 大西北人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5 reads) 07/04/2018 postreply 07:27:08

• 感恩美国,也以同样的感恩感谢那片遥远的故土和人民。 -墨游- ♂ 给 墨游 发送悄悄话 墨游 的博客首页 墨游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3 reads) 07/04/2018 postreply 08:21:56

• 两国合作共赢就好!平衡关系,长远发展! -lookandthink- ♂ 给 lookandthink 发送悄悄话 lookandthink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0 reads) 07/04/2018 postreply 09:12:54

• 感谢美国! -capitalist- ♂ 给 capitalist 发送悄悄话 capitalist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0 reads) 07/04/2018 postreply 10:11:11

• 赞美美国!赞美神人般的总统Trump! -spruce- ♂ 给 spruce 发送悄悄话 spruce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0 reads) 07/04/201
7/02/2018 15:52
孔乙己移民記(上)
2018-07-01 15:48:13

Waterinn

北大孔乙己移民日記

我是北大中文系的學生,名字姑且叫孔慶西,宿舍就在孔慶東的斜對門。我的在校期与丁石孫的校長任期差不多重合。在學咧形冶谎Y挾,參与過半夜三更隨學生隊伍騷擾丁校長宿舍的“游行”,以及次年導致胡耀邦下臺的天安門游行。但是八九年的時候我已畢業,正在江南某省下基層講師團鍛鍊,錯失“動亂”,躲過了柴大小姐的“陽帧薄P乙坎恍乙

那時的我們,迷信過劉曉波,方勵之等人的言論,現在回想反思,實在是“圖樣圖森破”。

講師團結束,回到被分配的單位,剛好碰上全國都在清算批判“六四”,我們這些畢業自北京院校的學生,雖然沒有直接參予,但仍然被列為懷疑与防範的對象。

我就業的是一家省級廣播電視新聞單位,但我的具體工作是在該單位的下屬工厰當工人,与現在的海外移民在洋人工厰裏當流水線工人沒什麼兩樣。

工厰工人的工作量是有定額的,但我這個工人不久就當出了“北大水平”。我找到了快速完成定額的辦法,將原來每個工人從頭到尾做的工作,分解成每個工人做一步驟,接力完成,實際上就是流水線。於是,原來每天8小時的工作量,我們每天1.5小時就完成了。工友們每天上1個半小時的班,卻拿著全薪,下班後還可兼第二份職業,當然高興,尊我為“師傅”。於是,我將農婦出身的母親“招”進工厰,“頂替”我的工作,我則每天“泡”在省立大學,省立師範大學各系,繼續選擇我感興趣的學科“旁听”。

當時,全國各單位都在全力以赴“講政治”,而不大講“市場”“效益”的,因此我這种今天看來匪夷所思的做法,基本沒人管,領導也不在意,因此我很是悠哉游哉“自由化”了一段時間。

我母親進了我的工厰,很快与工友們處成朋友,比我与他們的關系還親密。她下班後在農貿市場擺個菜攤,次日上班便把賣剩的蔬菜水果帶進工厰,分發給工友和正副厰長,因此大受歡迎,幾乎快成為他們的實際上的副厰長。

我所在單位臨近的省級大學和省級師範大學有不少北大校友,我在那學術的海洋如魚得水,經常与那裏的老師們呈口舌之利,就像當年庄子与惠子辯論一樣,自得其樂,由此也結識了不少其他非北大的學者,如當年曾任省立大學外語系主任的張和信教授,如今是省外事辦公室的主任。

我有一個北大女校友徐紅罡在省師大任講師,有一天去拜訪她,發現她正在背誦《牛津高級英漢雙解辭典》。我將辭典一翻,發現每一頁每一詞條下面都打上記號,寫滿批注,於是大受刺激,回家後將《康熙字典》從書篋中翻出,如法炮制,一頁一頁一條一絛一字一字地逐字研讀。不久之後,徐考上了海外的博士,出國了,而我研讀《康熙字典》卻不知將有何用。但已經開始,也停不下來,畢竟樂在其中。後來,寫出了一篇《康熙字典辨誤》的研究論文,發表在一份研究語言文字的學術期刊上,給母親賺了一套住房(那時房价比大哥大便宜很多),算是唯一的成就。

但我這种閑雲野鶴般的逍遙日子沒過多久,鄧小平便來了個南巡講話,各單位紛紛有了經濟創收的壓力,我們厰也把創收定額分配給每個工人,規定完不成任務者辭退。可惜我在北大四年,地方師大又混了若干年,天文地理,物理化學,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諸子百家,二十四史都知道一些,就是沒有學過如何創收,於是只好請辭。

我到大領導辦公室遞交《辭職申請》,當他正舉筆給我簽字時,我看見他辦公桌上擺了一篇簽了名即將付印的報刊大樣,大字標題赫然在目:《我省省長李嘉罩鞒秩》鲐澒ぷ鲿h》。他把簽完字的《辭職申請》遞還給我,讓我去人事處辦理。我多了一句嘴:“總編,你那稿子上‘扶貪’似乎是‘扶貧’之誤。”

他吃了一惊,看了一眼,隨即用筆將那“貪”字圈了出來,寫了個“貧”字在旁邊,馬上對我說:“你那《辭職書》讓我再看一眼。”我還沒遞過去,他一把搶過,塞入抽屜,馬上打了個電話:

“老胡(人事處長),你到我辦公室來一趟。”人事處長駕到,總編對他說:“這個人想辭職,你把他檔案調來我看一下。”

老胡走後,總編隨手抽出幾天前出版的報刊,找到一篇占整版的大文,說,你看看這篇,能不能看出些文字差錯。

我掃描了一遍,隨即用鉛筆圈出了七八處無關緊要的錯別字,如“贏弱”改為“羸弱”,“瑱緬公路”改為“滇緬公路”,“松贊干部”改為“松贊干布”,“宏揚”改為“弘揚”,“既往開來”改為“繼往開來”等,諸如此類。總編輯大人看了,也不多言,說,你回去待命吧,我們研究研究。

兩天後,當我正在師大与校友們談空說有,講經論道之際,我所在工厰的厰長破天荒打來一個傳呼(那時候只用得起傳呼機):你赶緊回來,人事處處長在厰裏等你。

我心裏一沉,心想玩了:我讓母親“頂替”我上班的事東窗事發,這回是新帳舊帳一起算;但又一想,他老婆也收受過我媽送的賣剩的蔬菜,不管怎麼說,好歹也是受賄,量不致為難我,況且,都要辭職的人了,怕個鳥!

我栈陶恐走進厰長辦公室,耷拉著頭不敢出聲。人事處胡處長卻和顏悅色說道:小孔呀,總編說你文字功底厚,人才難得,他辦公室正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才,你就別辭職了,去總編輯辦公室報導吧!說畢把那早已簽署的《調令》遞給我。

我沒想到竟然是“飛來之福”,於是接了《調令》,顧不上謝謝處長,飛也似奔入總編室。

總編輯一見我就道歉:“熱烈歡迎孔慶西同志。由於我們的官僚主義作風,讓你在工厰大才小用,受了委曲。我們現在向你道歉,希望我們齊心協力,為黨和人民貢獻才智。關於你母親的情況我也做了了解,她如果喜歡那份工作,可以繼續留用,我們另開一份薪水。反正也要招人。以後有機會給老人家安排份更輕松點的工作,畢竟年紀大了。你明天就正式來總編室上班,如何?”

自此之後,我成了本單位的“校書郎”,但凡單位重要的文件文稿,出版物,規章制度,正式發布之前,都讓我在文字上把關。

老子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塞翁得馬,安知非禍?這樣的“風光”日子過了兩年,江主席強調“政治家辦報”,“黨的媒體一定要掌握在忠侦恶R克思主義的人手中”,於是單位上來了一位軍轉干部,接管全面工作,而那位薛總編輯,被調到一個偏遠窮困連工資都有一月沒一月的縣作了縣委書記。

江總書記在大會上講“言简意核”,全國都跟著“言簡意核”,沒人敢說“言簡意賅”。前任提拔的人,暫不能接触機密文件,於是我又無所事事,閑雲野鶴,工作雖無安排,但工資照發-------感謝社會主義,感謝共產黨,不管怎麼說,這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之一:就算政治上被貶斥遭請算,好歹經濟待遇保留,不用到處找工作,所以生活無憂。

此時我的那些老校友們漸漸走上了事業的正軌,康庄的大道,變得忙碌起來,沒人有時間陪我清談了。我於是繼續背《康熙字典》,研究《說文解字》,考證《爾雅》《玉篇》,瀏覽《集韻》《廣韻》,並得出結論:

我的本家上大人孔乙己老先生弄錯了,“茴香豆”的“茴”字不僅四种寫法,而是十四种寫法,我自己又据倉頡造字法的原理,發明了十种寫法,共是二十四种寫法。我把此种觀點敷衍成一篇論文,在學術刊物上發表出來,轟動全省,於是得了一個“孔乙己”的綽號。

余暇,無所事事,則看電視打發時間。發現電視上播音員主持人演員念錯字音的情況更多,尤其是涉及歷史地名人名者,於是隨時記錄,日積月累,得數百例,綴成一篇,刊於《播音主持學》期刊上。今就十數年後仍然記得者舉錯如下:

冒頓單于,念modu墨毒,不念maodun茂盾;
匈奴王子金日磾,念midi密低,不念ridan日單;
西域國名龜茲,念qiuci秋詞,不念guizi歸子;
西域國名大月氏,念rouzhi肉支,不念yueshi悅是;
匈奴王后尊號閼氏,念yanzhi煙支,不念yushi於是……


這下在全省播音員主持人中炸了鍋,紛紛找上門來質疑,質問這些怪異讀音哪裏來?是否故作高深?

這些“知識”其實並不高難,初中歷史教科書的腳注裏就有,我於是找了幾套初中歷史課本,又把《辭海》般了出來,那些人才住了嘴。

但我後來又改變了看法,寫了一篇短文,說人類的語文本來就在不斷發展變化,《史記》的《滑稽列傳》古代讀guji古雞,現在都讀huaji華雞,所以為了漢語文的標準化和簡單化,應該消滅所有異讀字詞,允許讀如本字,另外所有形聲字應規定讀其半邊即為正確,如“独立自主”可以讀如“虫立自主”,“正确"也可讀如“正角”,“語言”干脆讀為“吾言”,“干脆”干脆就讀為“干危”,“干涉”可讀為“干步”,“孔融讓梨”可讀“孔融上梨”,“領導讲話”就讀為“領導井舌”,“党指揮槍”也可讀為“兄指揮倉”。

此篇謬論一出,那些播音主持又找來了,說我專門与他們擡扛子。雪上加霜的是,由於我的這篇謬論包含了那位軍轉領導經常讀錯的一個成語“鳴呼哀哉”,結果被穿上小鞋,像梁漱溟當年那樣,被閑養起來。

然而我這多認識了幾個狗腳跡便到處買弄的臭名卻也在越來越多的播音員主持人乃至相當一些明星演員及廣播影視編導隊伍中漸漸地昭著起來,他們但凡錄制好一個節目,往往私下裏邀我去觀摩,听听有沒有發錯音讀錯字的情況,然後發個千兒八百的“編輯費”。日積月累,這也是一筆大錢(与農民工人或者父親母親的收入相比),而我除了背字典,也沒別的花錢的愛好,既不喜購車拉風(當時的時尚是購車享受,沒人看得起房子),又不懂股票期貨證券黃金,於是又買了一個公寓(當時東南亞金融危機,省城裏好多幢新馬泰商人投資的爛尾樓,房价好便宜,一臺轎車的錢可買兩套房)。

這些播音員節目主持人中有一位好像是有些心計,見我只會買房,十分不齒,嘲笑我是農民思維,不知什麼才是有价值的投資。她作為搞節目的編導,經常要東奔西跑,赶時間赶場,車當然對她有用,而我成天坐而論道,撏章摘句,皓首窮經,確實無所用於汽車。

她問我這麼蠢笨的人當年怎麼考上的北大,而她那麼聰明,費盡洪荒之力,也只考了個杭州師專,成為馬雲(那時馬雲估計還在到處找工作,到處被拒絕)的校友。

我說我們農村學生除了課本,沒有別的課外讀物,唯一的精神生活就是把各科課本連同腳注都讀得滾瓜爛熟,倒背如流,最多就是再把當時人手一冊的《新華字典》逐條記誦,所以一不小心就成了文科“狀元”。填入學志願時也沒有人指導,對那些大學名和專業名也沒有任何概念,看見北京大學排在名單最前面,中國語言文學系又排在系科最前面,於是就填了最前面的大學和系科,於是 ,不經意一個錯誤就進了北大。

其實當年我和我父母都不願意我進北大,我們的目標是江西九江一家造船學校,雖然是中專,但學雜費全免,還有每月一小筆學生工資可領。對農村人來說,沒有比這更有吸引力的了。況且,那造船學校的招生人員做工作真敬業,都跑到鄉村找上門來了。

但我所在中學教過我的老師們和校長全體反對我讀船舶中專,我們家也沒辦法,只好送去北大。

我後來還真後悔進了北大而沒有去那中專。北大畢業,屁用沒有;要是當年進那中專,我自信一定能為祖國造他十艘八艘航空公艦,根本不用去買烏克蘭的母艦,受人鳥氣。

她自然是半信半疑,當然我的話也是半真半假。

記得當時流行一個段子,說人生三大不幸:一是炒股炒成股東,二是炒房炒成房東(房東被如此奚落,可見當時確實無人追捧房子),三是泡妞泡成老公。我一不炒股,二不炒房(買房的唯一原因是不知如何把那些錢花掉,只好買房),三也不泡妞。我最多也就是炒炒中國語言文字,沒承想這也能讓我在半明半白半真半假半遮半掩半推半就之間就成了人家的老公。

老公就老公罷!反正男大當婚女大必嫁這也可算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只是沒有青梅竹馬的卿卿我我,感天動地的轟轟烈烈,稍嫌隨波順流的平平淡淡而已。

而我母親更是高興得半夜笑醒,要我“抓住機會,不要放過她”,因為我的“北大”身份,當年她最憂心的事是怕我終身找不到老婆。

老婆後來告訴我:我之所以成為她的追獵目標,是因為她自己考不上北大,所以千方百計想找一個北大畢業的老公來欺負。為了這個“嫁北大”的目標,她在我父母身上沒少下功夫。每次見面,對我媽真的是出手闊綽。她說她那時節目經費充足,缺的不是錢,缺的是花錢的對象。不像移民後,變成了小器鬼。

她嫁人的這動機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猶如冰雪世界中的一星火碳,萬傾黃沙中的一株孤松,顯得与週遭的環境和時代的潮流冰碳不諧,水火不洽。要知道,自從畢業分配到移民前後的十數年間,“北大畢業”四個字,猶如封建時代說某女子出身八大胡同,抗日時代說某男子曾為漢奸,土改邉又姓f某人是地主,文革邉又姓f某人是“右派”,西方社會說某人是共產黨,基督教徒說某人是猶大一樣,是一個敏感而羞恥的標簽。用北大的畢業證書,很難找到工作,就像妓院的婊子很難嫁得老公一樣。我嘗試用我的北大真文憑投過很多用人單位,包括馬雲的阿裏爸爸,結果無一例外被拒絕。

不過老話說得好,雞有雞路,鴨有鴨路,世俗的這些成見是不能難住一個北大畢業生的。當我在原單位混得不如意之時,我也嘗試在社會上找工作。北大的文憑除了馬上引來觀注,引來圍觀,引來諷刺嘲弄之外,沒有任何幫助,所以不能用。公共廁所的外牆上,街邊的電線杆子上,不是密布著很多“辦證”的小廣告嗎?那上面什麼牛屄的大學文憑沒有?

但我不要名校,我要的是像馬雲羅玉鳳母校那類二三流的中專技校師院之類的文憑。幾千塊錢花出去之後,我有了滿滿一購物袋的各類文憑和那些學校的公章。我特地挑了一張“杭州師範學院”的假文憑,通過与馬雲校友的真文憑對比細驗覺得可以亂真之後,投向阿裏巴巴。

我之所以瞄準馬雲的公司,不是因為他的公司多牛屄,而是他到處演講,宣傳不聘用北大清華的學生。我就是想跟他搞個黑色幽默:他的校友我都能娶,他的公司我為啥不能進?

東方朔的《答客難》裏有句話叫“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為了實現李斯“宁為倉鼠不為廁鼠”的遠大理想,我仿造了一句話叫“成功則為馬雲,失敗則為牛二”,於是化名牛二,以馬雲假校友的身份,憑著那份電線杆上買來的假文憑,騙過了人力資源部,進入了他的阿裏爸爸。

馬雲已經基本不管具體業務,他的工作主要是滿世界發表演講,而我的工作主要就是根據他的意思為他起草和撰寫演講稿,再由他的外籍洋秘書譯為英文。這樣,盡管他到處宣稱他的公司不錄用北大清華的學生,卻渾然不知他的這些演講稿就出自潛藏在他公司的一個北大畢業生的手筆。

我承認我只是喝地溝油的命,然而卻忍不住常操中南海之心。在与外國人的“禮尚往來”及言辭交鋒當中,“民族大義”當前,尤其當話題涉及藏獨,臺獨,疆獨,太平天國,義和團等,我是百分百“愛國佟薄]有人主使,也沒人發“五毛”,一切皆是本能。馬雲的某些買辦言論及對外洋政客的阿諛獻媚,我是很不以為然。只是人在屋檐下,不能過分放肆而已。

不久之後,有人組織省直機關青年聯歡活動,邀請我參加,介紹之後,發現來者皆省安全廳的同齡青年,買單的也是他們,所談也主要是單位之間互相介紹男女朋友而已。我對他們的神秘工作頗感好奇,問了一個不知輕重的問題:“你們的工作,是不是有點像明朝的東厰呀?”一句話暴露了我的湵。易⒁獾搅怂麄兊膶擂巍5醽淼牟簧氽E象似乎預示,疑似有某种勢力在暗中監控和調查馬雲。

再後來,省委黨校為了完成經濟創收的指標,向省直各機關事業單位下派培訓任務,名義上是培訓青年干部,但目標卻是文件最後的那一萬多元培訓費。

彼時,各單位的培養對象,紅二代們正忙出國,官二代們正忙發財,當權者們又正忙爭權奪利,控制實缺,實在派不出人員。傳統上,被派到黨校學習,那是升官重用的前戲;然而不知何時,世道有所改變,關鍵部門關健崗位的實權人物被派往黨校學習,也有可能是調虎离山的“打虎拍蠅”的前奏。不管怎麼樣,那時我所在單位就是派不出人手,而直接交錢不派出學員黨校也不干。因為那時的省委黨校校長,是由省委書記兼任的,因此也沒有那家單位敢得罪。

就是在這种情況下,我這個閑雲野鶴般的閑人大仙被本單位從馬雲公司招了回來,發往黨校頂崗。

我當時在馬雲的公司舞文弄墨,撰稿綴文,成就感頗大呢,對這個安排有點惱怒,說:“中央黨校我倒是想去,至少可以探討濟世救民富國強兵復興中華實現世界大同的大道,省級黨校除了鸚鵡學舌學習貫徹中央之外,能學什麼?”

我在單位的狂傲不羈言辭放蕩是眾所週知的,所以也沒人在乎,沒人計較,沒人認真,大家都習慣視我為一個“笑話”,一個高學歷的“二百五”。換作正常人,如有這番言論,足以讓他吃不了兜著走。

我見到住省委黨校的“出差補貼”差不多可以彌補我的第二職業兼職“損夫”,也就不再拒絕,欣然打點行裝前往報到。

黨校課程,都是針對基層宣傳部門編輯記者的老生常談的黨八股,無非是“新聞媒體的性質是黨的喉舌”,要“堅持黨管媒體,黨集中統一領導一切”那一套。

我的學習是認真的。由於我有一大堆能幫我找工作的假文憑,所以也不在乎這張不能幫我找工作的真文憑,而且我知道以我爹是工人我媽是農民的階級背景,這黨校的文憑就是花了公家大錢(盡管沒花我的錢)的廢紙一張,沒什麼用,因此我的結業論文就無所顧忌地“我手寫我口”,胡言亂語起來。

我的第一篇論文題目是《論喉舌与頭腦及科學之關系》,針對黨校老師講“媒體是喉舌,必須听話,听招呼”,我反駁說,“一副沒有頭腦的喉舌,能發出有道理和邏輯的聲音嗎?因此喉舌必須听頭腦指揮”;針對省委領導在黨校講課所提的“我們要高舉馬列主義旗幟,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的口號,我異議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所以成為旗幟,是因為他們的主意思想和理論是科學的結晶,沒有科學,旗幟就會變成幌子,主義就會變成本本,理論就會變成教條,而毛澤東思想是反對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因此頭腦必須用科學來武裝。不然,“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就會導致“集中力量辦大蠢事”的後果,就像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那樣;針對當時鋪天蓋地的三個“始終代表,始終代表,始終代表”的宣傳,我澄清道:“這‘始終代表’的前面,不能省略表示祈使的‘要’或者‘必須’,否則,祈使句變成陳述句,真理就變成謬論了,与歷史事實不符”;針對高官們接二連三被“落馬”現象,我又寫了《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給權力套上揞^》,從領導干部的安全出法,主張權力分散。我的論据是:領導權力太大太集中,他自己或他的家人必然會成為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目標。要搞定一個人很容易,要搞定一群人就困難。如果集中在一人之手的一項權力,能分散到一群人手中,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就不容易得手,因此實行分權制,把權力套上揞^,有利於領導及其家人之安全。

論文上交後,黨校炸了鍋,因為我的文章引發爭論,有老師透露我可能拿不到畢業證書,不能畢業。我輕描談寫說了一句:這個畢業證書我本來就不是十分在乎,不發就不發。要是中央黨校的證書,我倒很可能在意。

於是,我就這樣赤裸裸回到單位,一紙文憑也沒拿到。但是兩個月後我又收到了單位機關黨委轉來的黨校文憑,据說那兩篇文章被送到北京禦覽,先是查了我沒什麼背景和來頭,然後中央某領導發話:“這文章說得也有些道理,人家又是黨內討論交流,並不違反政治規矩。黨內不同意見,可以保留,我們要允許人家講真話,而且要鼓勵黨內講真話。真話來了,又葉公好龍,這不好。如果都是千人一腔,萬人一調,我看反而危險。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我們要鼓勵黨內說真話。”

中央領導都不在乎我“大逆不道”的瘋言瘋語,於是沒人堅持再提要“處理”我的話。

次年,“科學發展觀”取代了“三個代表”作為黨的指導思想被提出來,是否与那篇《喉舌頭腦科學》的文章有關,我不知道。

隨後的幾個月,我被“提拔”為中層干部,評上了高級職稱,成了編輯部主任,承擔全省新聞記者證的審核發放工作,進入全省新聞系列專業技術職稱評審委員會並成為其成員之一,未幾又成為全省廣播電影電視節目播前審查委員會辦公室的副主任,變得忙碌起來。

但是我閑雲野鶴慣了,只願務虛,不喜務實,只願抽象地談論宇宙人生國家民族,對這种忙得腳不沾地分身乏術的具體事務提不起興趣。更要命的是,由於實權在握,地位拉開,過去一塊偷雞摸狗稱兄道弟的朋友也生分起來,見面必尊“孔主任”,而不是像以前那樣直呼“孔慶西”或“孔乙己”。很多過去對我耳提面命的老前輩,尤其是地州縣級宣傳部,報社,廣電局的局長副局長們,在地方上開路虎,住庄園,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此時也瞬間換了面孔。為了辦個記者證,為了評職稱,為了在省級報刊發文章,他們竟不遠數百公裏,開著幾百萬的豪車往我這個騎幾十元自行車的小主任家裏送幾百元的土特產品,這令我十分不安。


我很真盏貙λ麄冋f:“為大家辦事,是我的工作和職責,你們無須如此。而且合乎條件者,無禮也必須辦;不合條件者,送禮也辦不成,所以弄這些名堂是沒有用的。這麼些東西,我既沒地方堆,也沒地方用,請拿回去吧!”

我申明我的這些話絕不是打官腔,而是發自崭驗槲乙蚕氩怀龈酶姓f服力的推辭之詞了。

可是我越這麼說,人家就越不相信,東西就來得越多越昂貴,間或還夾塞千兒八百的現鈔。

我把這些現鈔一一作了登記,封入一個牛皮袋,瞅了個機會,懷著忐忑之心,去往樓上的紀檢辦公室。

那紀檢委主任也是位老前輩,一見我熱情地招呼我坐下:“小孔呀!我正要找你呢,正巧你自己送上門來了。我有件事想和你談談。”

我囁嚅道:“主任,你都知道了?”

紀檢主任回身關上辦公室門,說,“你最近工作出色,事業進步,大家都看得見,我怎麼能不知道嗎?今天跟你商量一件亦公亦私的事。”

我赶緊說,“請主任吩咐。”

主任試探性對我說:“我有一個侄女,就讀省立師範大學,今年畢業,也要找工作。她寫了篇新聞主持方面的論文,麻煩你給看一下,如果可用,幫她發表一下。她就指著這篇論文畢業就業了。”說畢推過來一個大信封,“這是她的論文稿件。”

我說了一聲“主任請放心,我一定照辦”,便拿起那個大信封,打開看一下論文,發現論文中夾著三百元人民幣。

我忙對紀檢主任說,“主任你這是何意?這是我的份內工作,再說這是什麼地方(我指了指紀檢辦公室的招牌)?我們怎麼能……?”

他壓住我:“幫個忙,幫個忙,要是不肯幫忙,我只能另想辦法了。唉!也沒別的辦法可想。希望借助你的高才,幫她個忙吧!”

我把那文章拿回來一看,雖無什麼新意,內容單薄,倒也文從字順,介於可用可不用之間。

(未完待續)



北大孔乙己移民記(二)


且說那幾天我本來就在購思一篇文章,框架已經搭好,只須組織素材,援筆成文了。我於是借著這女生的文章軀殼,塞入我自己的文思,拼湊了一篇還算過得去的論文,以這位我並沒有見過面的女生的名字發表。

想不到這篇文章被另一家刊物的主編看到了,他也正好對這個話題有所思考,正在於我心有慽慽焉,於是便把該文轉載了過去。不久之後,該文獲了個省級二等獎,以此之故,那女生畢業之後順利進入本單位,可巧的是,就分配在我的部門,作為我的部下,歸我直接領導,就等她來報到了。

不久我師大的同學就打來電話,恭賀我“喜得高徒”,並說自己就是該女生的班主任云云-----原來這世界真的小,看似毫不相干的人,轉來轉去卻是互有關系的。

我的班主任同學並且告訴我,該女生是她們師大的校花,追求者沒有一個連也有一個排,互相為之角斗,頭破血流者有之,讓我小心一點,勿卷入武斗云云。

不過他的一番話卻是起了反作用,本來對她無所謂的我,聞听他的“警告”之後卻不由得“盼望”她起來,覺得我這同學大概是沒有吃上這枚“酸葡萄”,故有此說。

就算為了能當她的領導,我也務必盡忠職守,保住這個“領導”頭銜,以便將來見面時能有點優勢。

然而,我這個“領導”卻越來越難當了。

就因為手上有一個刊物的發稿權,那些為發表文章送禮者,為評上職稱送禮者笑臉相迎,諛辭相奉,低頭不見擡頭見,千絲萬縷,盤根錯節,別看都是小鬼,全都後臺強大,背景深厚,來歷神奇,我一個生於農村,長於山寨,無根無基,如萍如蓬的鄉巴佬,鳳凰男,委實難以招架。

但這些還只是困擾而已,雖不清明自在,到底油腥點點,大富不能指望,小康綽綽有余,工資基本不用,糧油常有人送。令人深感恐懼的是,單位的真正統治者,十朝元老的會計常隔三差五拿些空白費用單,勞務費清單,編輯費清單,稿費清單等雜七雜八的現金領取單讓我簽名,但“金額”那一欄卻是永遠的空白,並輕描談寫說這是“大領導的意思”,因為“大領導也不能讓他的上級大領導們餐風飲露,也要對他們意思意思,但又不能讓他們去簽這個字,留這個名,上這個稅,所以大領導的上級大領導的這個費用,就只能由我們這些小領導導‘代領’了。”我再解釋得明白些,就是上級領導拿錢,中下級領導簽名,下級領導承擔“個人收入調節稅。”

就事論事而言,這是一個誰也不吃虧的買賣,可以美其名言“共贏”或者“多贏”。中下級領導們雖然簽了名,上了稅,但仍然會有比他們的付出更高的進帳。至於誰是最終吃虧的,你懂的。

我是簽還是不簽?不簽,小鞋有得穿,下個月別說獎金,干工資可能都會被七扣八扣,年底考評就會“不稱職”,三個“不稱職”下來,那就只有“辭退”一條末路;簽吧,每簽一次,那就為將來“被精神抑鬱”“被休假式治療”“被脫產上黨校學習”“被跳樓”而再上一層樓。

然而,已經無可挽回了。在半清半楚半糊半塗半推半就半拒半受間我已半明半白地簽下了十幾張這樣的單子。雖然每一張單子我都不知道簽了多少錢,但每一張單子簽過後,會計都會給我發放五百或者八百或者一千的“勞務費”-------其實就是個簽名費,事實上我也沒付出過什麼勞動。

這個錢,我實在不敢亂花,也不敢与我認為“合法”的錢混存。我單獨開了一個帳戶,化名“金阿堵”,把每一筆帶疑問的錢的時間地點人物及來由記載清楚,然後存入。

那女生來報到了,她確實是一位亭亭玉立,風姿綽約的美麗女孩:妖妖嬈嬈,纖纖裊裊;亦庄亦嫻,若揚若飛;皎潔若冰雪映睛空,清艷似梅花照秋水;輕若浮雲之蔽月,矯如流風之回雪;明眸一盼,光彩四射,羞如紅日昇朝霞,美目一顧,秋波萬道,怯如皓月沉寒江……

她的美麗逼得我擡不起頭,無法對視她的目光,更不好意思目睹她的芳容。

她芳名叫胡欣,自己取了個很有詩意的筆名,叫“湖心”,並在极富詩情畫意的湖心小島上著一套素雅裙裝,攝一肖像:人本甜美,配以仙境,端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般的雅麗清美。

這种美麗猶如可感而不可見的X光源,襲人肺腑,燭人心腸,使人自慚形穢,有如蛤蟆見了天鵝,惶恐而不自安,不知如何自處。

黨要求黨的領導干部要加強黨性,革除風花雪月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可是無論我如何努力使盡吃奶力氣,甚至用上了《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裏“云何降服其心”的功夫,這心還是如懷中的兔子,亂鑽亂撞,專与主人搗亂。於是只好坦白承認自己黨性不強,修養不夠,美人關過不了。

我竭盡全力以柳下惠為榜樣,以登徒子為警鐘,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美人伴於左而目不瞬。可是,“臣妾做不到阿”。

此後的幾個月實習期,我對她不理不睬,不聞不問,冷若冰霜,刻意保持距離,拒人於五米之外。但這种外表裝模作樣內心烈火噴油的心理煎熬,實在不好受。

第一次談工作,她是坦蕩無邪,天真爛漫,冰清玉潔,我卻精神緊張,小心翼翼,心懷鬼胎,七上八下。

錢鐘書《圍城》裏方鴻漸背著蘇文紈偷見唐曉芙,恐怕也沒有我當時那般狼狽。

交待完工作,她忽然若無其事來了一句:“你的神情氣質太像我大學老師中的某位帥哥了。”我聞言不假思索,也信口開河脫口而出:“你可誰也不像,是天地所生獨一無二的精品,古今所無,中外難有,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施朱太赤,敷則太白,恰到好處,正臻至美……只可惜我只能‘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唉!不說啦!’子曰:‘發乎情,人之本性也;止乎禮,黨之紀律也。’”

我本無傩模梢膊恢鋈粡哪难e涌來的倌懀谷灰还淖鳉庖话l而不可收將這些陳詞爛調一古腦兒全都傾倒而出……

我承認,我說這些話,並沒有要勾兌她的意思。只是与其隔著一層窗戶紙,半遮半掩,若明若暗,心中實在撓得荒;不如干脆把這層紙捅破了,彼此亮堂,互無疑猜,也好輕松上路,專心工作。否則,我真是沒有辦法繼續當她的領導。

但是我雖然言辭華麗,心中卻很怯懦,不知會引來何种反應,所以在說那番話時,並沒擡眼看她,而是像小學生被老師批評時通常把目光落在課本上那樣把我的目光落在辦公桌的字紙堆上。

不知過了多久,我終於擡眼掃視,發現辦公室已空無一人,她何時离開,我真的不知道。

我又呆坐了不知多久,不確定那番話到底將引來多大的疾風暴雨。

但不久之後,我在單位會計說一不二的威權之下所簽下的那些數額空白的現金單殷憂再次襲上了心頭:畢竟,桃色新聞頂多讓自己成為單位的笑柄,而“經濟問題”的累積卻可能讓自己“被休假”,“被抑鬱”,“被跳樓”……

男女關係的窗戶紙已捅破了,經濟問題的窗戶紙,干脆也把它捅破了吧。

我於是打開電腦,乘著飛揚的神思,涌動的靈感,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寫了封自首書,把我的處境和盤托出,然後附上那“金阿堵”帳戶上的明細表。

我想起有個在中紀委工作的校友叫李本晶。大學四年雖然同住一樓,但同系不同專業,我從未見過此公。就算可能在同一教室裏听過大課,但那幾百學生濟濟一堂的大課,也還是相當於沒有見過。不過李本晶的名字可是如雷貫耳,因為系刊校報文學社的各類印刷品上,經常見到他的名字和他的朦朧詩,散文詩。但他的作品卻沒有一篇是我能讀懂的,我唯一能讀懂的是他的名字,因此我除了知道他是名人名詩人外,一概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由於實在不了解這個人,所以我把自首書藏好,決定先私下咨詢一下紀檢處王主任,听听他的意見。
李时章:关于朝鲜问题(一)

发表于 2018 年 06 月 23 日 由 舟巷


毛泽东不仅给中国带来灾难,也给世界增添麻烦,这个麻烦就是朝鲜。我就讲讲这麻烦的来龙去脉。

1945年,朝鲜光复。随后,苏联支持的金日成和美国支持的李承晚按照东西德国的模式分别建立了南北朝鲜两个国家。

1949年10月1日,共党毛泽东在北京建国。美国人不想看到一个亲近苏联的中国,于是,命令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所有美国驻中国大使以及领事留在原地,而不是随国民政府撤往广州,以表达对共党政权的诚意。美国表示愿意提供援助,承诺帮助当时所谓的新中国建成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并且帮助共党政权完成国家的统一。但,美国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要看到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而不是个专制的政府。

当时,苏美两国的冷战已经开始,美国在亚洲非常需要一个亲美的中国。为了这个目的,美国可谓是竭尽全力,甚至是饥不择食。本来中国人民可能因此过上好日子,但是,毛泽东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让这一切成为泡影。美国人都被强制地赶出了中国。

本来,美国是想和毛泽东政权签订同盟条约的,但,由于毛泽东的战略智慧的愚蠢,使美国不得不和昔日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日本签订军事同盟条约,这也为中国的日后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以赶走美国人作为资本,一边倒地倒向曾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苏联,去舔斯大林的屁股。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请求苏联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用来攻打台湾。斯大林口头上同意了毛泽东的请求。不过,在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对毛泽东非常的冷淡,跟本就是瞧不起他,毛泽东是在亲人家的冷屁股。一些苏联的心理学家就利用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期间对毛泽东进行精神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非常自卑。这么一个自卑的人和一个强悍的北极熊对决,能占上风吗?

被冷淡了一个月,毛泽东感觉很没面子,想要佛袖而去。斯大林怕毛泽东又倒向美国一边,所以,才再次接见毛泽东,将军事援助的事情定下来。在和苏联签订军事援助和相关贷款协议后,毛泽东决定于1951年初开始攻打台湾。

1950年1月间,毛泽东还在莫斯科,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物悄悄来到莫斯科,这个人就是金日成。金日成此次来莫斯科是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签订军事援助协议后,应斯大林的秘密召见。毛泽东并不知道金日成当时也来到莫斯科。这段故事在中国出版的有声读物《朝鲜战争》中也有介绍。

斯大林召见金日成是为什么呢?接下来继续分解。

当年外蒙独立公投,蒋经国代表国民政府去监督公投,并见到斯大林。斯大林曾对蒋经国说:“你们这个民族,一旦走上正轨,将比世界上任何的民族都进步得快。”

斯大林不想看到一个统一和统一后飞快进步的中国,于是,就走出了金日成这个棋子,他要用这枚棋子将中国拖入战争。原先,斯大林是反对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的。但,现在,他同意了。于是,就秘密紧急召见金日成,面授金日成进行战争准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在行动之前,一定要去北京一趟。到北京,不是去告诉毛泽东战争计划,而是给毛泽东做思想工作,为日后毛泽东能出兵朝鲜打下根基。

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出现在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这段史实在中国拍的电视剧《东方》里也有交代。剧中的毛泽东在知道金日成来北京后说:“我去见见他,看看他都讲些什么? ”到底金日成来北京和毛泽东都讲了些什么,剧中没有任何交代。但是,在2011年我去韩国期间,我却得到了金日成和毛泽东此次谈话的内容主题。韩国方面讲,金日成告诉毛泽东,他们两个都有儿子,希望将来都把权利下传给各自的儿子,中朝两国可以在国家制度上彼此关照。说白了,就是要建立一个金家王朝和一个毛家王朝,就像中国战国时代的两个相互帮衬的诸侯国一样。金日成的这些说辞对于满脑子充满着做帝王的梦想,并始终将自己比作秦始皇的毛泽东是多么大的诱惑啊!于是,悲剧就由此开始了。这个悲剧不仅是毛泽东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悍然发动对大韩民国的侵略战争,打响了朝鲜战争的第一枪。接下来的战况对大韩民国极其不利。韩国总统李承晚向联合国求助,联合国通过决议,以美国为主力的联合国军出兵朝鲜。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并一路向北推进,扭转了战局,金日成节节败退,开始向北京求援。但是,几乎同时,美国也通过渠道向中共表达,美国只想解决朝鲜问题,并无意过鸭绿江。美国方面还强调,如果中共不出兵干预,美国将给予中共经济援助,以表诚意。这个重要的节点在电视剧《东方》里也有交代。读者如有机会去丹东,可以看到当年朝鲜战争期间被美军炸毁的鸭绿江大桥,大桥在朝鲜的那一半全部被炸毁,而在中国的那一半完好无损,这足以说明,美国无意犯你中国。什么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 那都是共党惯用的愚民的伎俩。

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包括林彪在内的中共绝大数人都不同意。林彪说 : ”如果中国遭到侵略,我将责无旁贷领兵出征 。“ 只有毛泽东力主出兵,他是为了实现他的毛家王朝的妄想。

最后,是彭德怀作为毛泽东的人带兵出征朝鲜,给了毛泽东的一个面子。毛泽东将其长子毛岸英交到彭德怀手上,随其一起去朝鲜。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的目的就是让毛岸英利用这个机会在部队里打下基础,为日后接班做准备。

中共军队入朝和美军交火。美军方面已经确认,在中共军队的司令部里有毛泽东的儿子。
美军专门设立一个情报组和由空军、陆军组成的行动队,专门去搜寻中共军队的司令部,这就叫做擒贼先擒王。

1950年11月25日,美军方面侦测到从朝鲜某地发出密集的电波。于是,就锁定该区域,并认定那里就是中共军队的司令部所在地,派去大批飞机前去轰炸,扔下数不清的汽油弹,可谓是不惜血本。毛岸英就在这次轰炸中,葬身火海,整个人都被烧焦了。后来,是凭着他手上戴的苏联产的手表方确定其遗体的身份。

那一天,彭德怀恰好不在司令部。有人会问,怎么这么巧,恰好彭德怀不在时,毛岸英被炸死了? 这不是巧合,而是必然的结果。

中共军队司令部里有规定,早上4点前必须吃完早饭,进入防空掩体里。但是,毛岸英一身太子的脾气,无法无天,根本不理会纪律,只有彭德怀能HOLD(管)住他。如果有彭德怀在,会有人监督毛岸英执行有关纪律,毛岸英也就会躲过此劫难。

那天,其他人都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睡足了懒觉,在彭德怀的办公室里,做起了蛋炒饭。袅袅炊烟扶摇直上,标立起司令部的精准位置,比今天的GPS定位还要精准。这时,大批美军飞机突然飞临上空,一颗燃烧弹正中彭德怀的办公室,毛泽东曾失而复得的儿子就这样随着蛋炒饭的炊烟和美军的燃烧弹升入重霄九,去品尝吴刚捧出的桂花酒。

接下来,就是五次战役和在三八线一带的拉锯战。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鉴定停战协议,朝鲜战争结束。

这场战争的结果只是将一切恢复到战前的状态。朝鲜方面可以说没吃亏,南北朝鲜的军事分界线仍停留在三八线上 ;美国方面可以说是保住了韩国的国土,这才叫“保家卫国”。而中共方面没有多得一寸土地和任何的利益。 原本为攻打台湾而从苏联贷来的军事装备全部用在了朝鲜战争。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搭上了自己儿子的一条命,24万中共军队官兵为了毛泽东阵亡在朝鲜。毛泽东是管了一个不该管的闲事,而且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亏吃大了。至始至终,毛泽东都作为一个棋子,扮演着一个倒霉蛋和小丑的角色,接受斯大林的摆布,如同木偶。将毛泽东这样的人视为伟人和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对中华民族智慧及尊严的侮辱。按毕福剑的话说:“那老逼养的,可把我们害苦了。 ”这是个发自于任何一个有尊严、有智慧的中华子孙的代表声音。毛泽东的名字将遗臭于中华的千秋万代。

朝鲜战争使中共和美国彻底交恶,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中共的经济封锁,给民生带来苦难,从此,中华民族走向水深火热。

朝鲜战争还使美国认知了台湾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1954年,美国和中华民国签订了美中军事安全同盟协议,美国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从此,中共再也没有了武装进攻台湾的基础和机会了。台湾海峡两岸分别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分裂的中国对包括当时的苏联在内的任何一个中国周边国家都是有利的,这个结果才是斯大林当初想要的最理想的结果,这才叫做高瞻远瞩。在军事战略运筹上,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只是个踩着牛屎的乡间民夫,没见过大世面,这就是斯大林鄙视毛泽东的原因。

在这场战争中,中共军队有大约2万1千人被俘。这些战俘中的70%最后都去了台湾。去台湾的这些战俘可以说是极其幸运的,他们虽然最后都没大富大贵,但是,都躲过了那哀鸿遍野的三年大饥荒和“文革”动乱。而那些回去的战俘,等待他们的是无休止的审查和批判,很多人因此在“文革”中永远地从人间消失。

位于加拿大渥太华的军事博物馆里,也有对朝鲜战争的介绍,那里陈列着一块中共军队阵地的模型。模型里的中共军队士兵形象各个衣衫褴褛,如同乞丐。这是对当时的历史真实的映照,因为那时候的共党后勤补给能力太落后了。

在战争中,美军珍视自己士兵的生命,采用的策略是:保护自己的有生力量,纵深诱敌,在敌手的力量衰减殆尽之时,集中兵力最大限度地杀伤敌军。这体现了《左传》中《曹刿论战》中的兵法之道:“一鼓作气,再而衰,再而竭。” 所以,当时美军采用逐步后撤的策略。白天,由坦克、装甲车和飞机组成的立体火力网对进攻的中共军队进行有效的杀伤,这是以守为攻、以逸待劳的打法;夜间,再全线后撤。待到中共军队的进攻进入强弩之末之际,再全线反攻予以屠杀。据参战的美国士兵讲,中共士兵在其后方的督战队逼迫下,不要命地往前冲,后面的士兵几乎是脚踏着前面士兵尸体铺成的路往前冲。前面本是一个深坑,需要用梯子才能翻过,但后来深坑被中共士兵的尸体填满,后面的士兵甚至是如履平地般地步过深坑,不再需要梯子。看到这一切,美国士兵的心软了,有的美国兵干脆扔掉枪支,合手为正在一片片倒下的中共士兵祈祷。

而在中共方面,特别是在第五次战役中, 此时的毛泽东命令彭德怀,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歼敌若干个师,那怕是付出七八万条性命,甚至是十万条性命。一个师通常是一万人,若干个师也就两三万人,为了消灭敌方两三万人,不惜赔上己方的三倍于敌方数量的士兵生命,大搞人海战术。毛泽东要用成千上万的生命来换取自己建立在自卑基础上的政治上的虚荣,将自己的“伟大”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

只有自卑的人才会去搞个人崇拜。自卑、愚蠢加虚荣就会催生出一件件皇帝的新衣。什么大炼钢铁、亩产过万斤,那都是毛泽东手下的太监为他专门定制的皇帝的新衣。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整个民族的大不幸!

朝鲜战争的结局就是现在的朝鲜政府发展核武和相关的运载火箭,已对周边国家构成严重威胁。受到威胁的不止是韩国,整个中共政权也在朝鲜核武的覆盖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当年,毛泽东能因为斯大林而介入朝鲜战争,那么,今天,中国政府也应该因为美国而去成功地解决朝鲜的核问题。如果中国能永久地解决朝鲜的核问题,美国对中国的信任将大大增加,两国关系可能会因此发展到“老九不能走”的地步。
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
(2018-06-22 16:11:35)

回国探亲,免不了聚会。先是同学朋友大聚会,后来就是玩得好的闺蜜小聚会。小聚免不了聊心事,互吐衷肠,然后发现,人到中年,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

闺蜜A,大美女一枚,结婚十年,两口子都是国字号公务员,金饭碗,是别人羡慕的对象。但她说已经好久没好好和老公交流了。老公刚被提拔,春分得意马蹄疾,还想往上窜一窜,几乎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加班是常态,她一个人管孩子操持家务。但却换来老公的不屑,认为她不思进取,没有结婚前聪颖漂亮了。还要,最大的矛盾就是关于儿子的教育。她认为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好好培养。但她老公觉得没必要拔苗助长浪费钱,孩子到一定年龄就会顿悟,然后发奋图强,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此他们吵过好多次,长期处于冷战中。

有一天,她终于下定决心,找了机会和老公平心静气的沟通。她给老公三个选择: 第一,如果想离婚,可以马上签字,两套房子平分,儿子归她;第二,如果不想离婚,那就好好过,好好交流,相互包容,相伴到老。毕竟儿子大了,会有自己的生活,留下来相依为命的还是他们两个;第三,如果怕离婚影响仕途或伤害儿子,现在不离也可以,忍几年等儿子读大学离开了再离。但她老公却选择沉默,不表态。然后生活继续,继续冷战着。

我听了后嘘唏不已。闺蜜完全把决定权交到老公手里,等着他判决,简直卑微到了尘埃里了。她说,她心里淤积了太多的负能量,需要一个输出口。她老公把负能量给她,她却不知道可以给谁。

闺蜜B,前几年离婚了,自己带着儿子生活,还好前夫有能力,每月按时付抚养费和房贷。儿子聪明好学,也很听话,她在一家小外企工作。看她的微信,闲暇时打打网球,烤烤蛋糕,和朋友聚会旅游,生活过得轻松惬意。谁知这次才知道,那家外企倒闭了,她失业了。女人这个年纪也不好找工作,何况还要照顾孩子,于是现在在买保险。保险也不好做,收入不稳定,她说,到今天没有被撤牌真是奇迹。

最让她糟心的是儿子。她儿子吃的不少但一直很瘦,年初一查是蛋白质过敏。有听说过花生过敏鸡蛋过敏,还是第一次听说蛋白质过敏。像肉鸡蛋牛奶等大多数含蛋白质食品都不能吃,吃了也不能吸收,白搭。儿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这么多食物都不能吸收,她一方面担心他营养不良,一方面又要挖空心思地给他找食物加强营养,还要操心客户,弄得她愁眉莫展。

闺蜜C,就是我上一篇 不嫁老外 提到的,海归离婚女。在那间私营学校干得不开心,特别是待遇太差,五险一金也是交的最低的,担心以后的养老,还有父母越来越老了,还要筹钱以备不时之需。想着这些她就很焦虑。她打算教完这学期就辞职,做微商卖酒,到时候让我帮忙多宣传宣传。但对于前景如何,她也没底,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见完这些闺蜜回来,我心情很沉重。现在流行一个词,人生赢家。但生活中哪有那么多人生赢家!普通人的生活哪有那么风光,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哪些所谓的人生赢家,别人看到的只是他们光鲜亮丽的一面,那一地鸡毛的一面怎么会让你看见呢?

去TM的人生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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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于飞遂歌 2018-06-24 11:25:27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闲闲客' 的评论 : 是呀,凡事量力而为,不用好高骛远,毕竟不是谁都能实现一亿的小目标的!
周末愉快!
闲闲客 2018-06-24 10:03:33 回复 悄悄话 这是真实的生活,如果把人生的目标订得容易达到一点,每天会不会多一点乐趣?
于飞遂歌 2018-06-23 20:58:52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洋洋日记' 的评论 : 女人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关系,确实是个大难题,一旦做不好就是的里外不是人。
谢谢洋洋的评论!写得很赞!有理有据地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人到中年,特别是中年女人,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
田野maomao 2018-06-23 20:15:57 回复 悄悄话 写的真好!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
洋洋日记 2018-06-23 20:01:04 回复 悄悄话 这就是生活吧。
现在国内有个词,叫不忘初心。实际上想想,就是不忘初心太难了。
比如,两个人商量好,男主外女主内,把这个小家建设好共同度过美好的人生,这是初心。
这时女的如果也想把和男人放到工作中的一样的时间放到外面去追求较好的事业,家因为没有人放更多时间在里面肯定就不那么舒适,就会被丈夫说不顾家,被周围人说是“女强人”,然后所有人都告诉你这样的女人是不被爱的,只有把家照顾好,小鸟依人让男人产生怜惜的女人,才能得到男人的爱。
但是,10几20年,女人遵守诺言,照顾家照顾男人,渐渐的原有的工作能力减弱了,年龄成了敌人,就业市场上成了绝对的劣势的时候,就又有人又来告诉你,“女人自身有问题:1。不知道人生是自己的,太依赖老公,感情上或经济上。2。过多花心思在家务小事上,在个人前途事业发展上却糊里糊涂。3。心理上不成熟,知识面窄,只知道8褂娱乐明星男女感情柴米油盐,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学人文等一概不知。”
已经没有人再去说初心是什么。
因为男人真正的初心仍然是喜欢女人的年轻貌美,因为这是动物的本能和本性,而现在的国内,说男人是动物已经不算是骂人了。
所以事实上,即使是弄得天文地理世界政治的女人的生活,亦未必不是一地鸡毛。
于飞遂歌 2018-06-23 18:32:38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wumiao' 的评论 : 哈哈!纯属发牢骚而已!不可否认,生活中确有强人,对人生掌控的很好。
谢谢评论!周末愉快!
于飞遂歌 2018-06-23 18:28:15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6thsense' 的评论 : 谢谢你的评论!想了很久该如何回复你。
首先,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的这些闺蜜出现这些问题,肯定有她们自身的原因,如你所说,不知不断提升自己,花太多的精力在家庭上,等等。但这是二十岁出头的我的想法。那时候的我坚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现在的我除了批评还会理解她们,毕竟世上就是有很多事是你倾尽全力却也无能为力的,比如生老病死。。。文中闺蜜B最多的烦恼是儿子病了,她不能左右儿子不病对吗?
然后,我用的是一地鸡毛,就是说比起生死,这些都轻如鸡毛,只是生命长河里某个时点的小挫折,我相信她们都会好好解决的。生而为人,谁能说自己的生活都是一帆风顺的呢?看你的评论,我相信你一定是个女强人。但我也相信,在你的生活中也有或这样或那样的烦恼和挫折,你也会有一筹莫展的时候,只是你足够强大,用比别人短的时间调整自己解决问题而已。
最后,我写这篇文章,不是想批评或者指责,只是单纯的写写中年女人的生活烦恼,发发牢骚而已。牢骚发完,该干嘛干嘛,生活还要继续。
6thsense 2018-06-23 12:55:35 回复 悄悄话 我闲得无事,喜欢研究人,尤其是女人。
我自己是女人,所以有机会跟很多女人交朋友,发现很多女人自身有问题:1。不知道人生是自己的,太依赖老公,感情上或经济上。2。过多花心思在家务小事上,在个人前途事业发展上却糊里糊涂。3。心理上不成熟,知识面窄,只知道8褂娱乐明星男女感情柴米油盐,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学人文等一概不知。
一个人能不能过好,是需要智慧眼光和努力的时间的,20岁30岁过得不好,可以原谅,因为需要时间去努力,如果40岁50岁还过不好,基本就是自己的问题。
wumiao 2018-06-23 09:04:47 回复 悄悄话 最后一句骂的好,和你同骂。什么TM的人生赢家,都滚的远远的,晒的多死的快,那些赢家不知脚下踩死多少无辜的人们。
于飞遂歌 2018-06-22 20:28:19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elmonte' 的评论 : 海外生活 全靠朋友!周末愉快!
于飞遂歌 2018-06-22 20:01:33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我爱DutchOven' 的评论 谢谢评论!夏至愉快!
我爱DutchOven 2018-06-22 19:48:25 回复 悄悄话 好
elmonte 2018-06-22 19:36:19 回复 悄悄话 好文章!我也有一群闺蜜,各自的生活也是五彩缤纷,鸡毛飞舞,乐在其中。
于飞遂歌 2018-06-22 18:21:32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注册很麻烦' 的评论 : 谢谢关注!夏至快乐!周末快乐!
注册很麻烦 2018-06-22 17:29:24 回复 悄悄话 好朋友才会这样交心,谢谢分享
训诗:监狱里的翻译精英,被遗忘了半个世纪
发表于 2018 年 06 月 18 日 由 siyu

但凡对1950-1960年代的外国学术、文学和政治类图书的翻译与出版情况有过关注的人,一定都会对“清河编译组”和“北京编译社”这两个机构多少有些印象。事实上,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两个机构当年翻译的不少译著一直都在重印,以前积压的旧稿也陆续有新刊;更不用说,其部分劫后余生的成员在新时期中国的翻译界、出版界、学术界、教育界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如今都已经故去,但是他们为新中国的翻译出版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不应该被遗忘。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此前国内一直缺乏关于“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社”的系统介绍和权威说明,甚至就连《中国翻译词典》这样的大型专业工具书都没有专门设词条。近些年来,得益于黄鸿森先生的努力,“北京编译社”的一些基本情况得以披露。然而,对于“清河翻译组”,至今未见任何总体性介绍。

笔者不揣浅陋,试图把目前关于“清河翻译组”的非常零散、模糊的回忆和记述做一些补缀和贯通,大致描绘出它的来龙去脉。文中揣测、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唯请当事人、知情者指正和补充,俾使半个世纪前的这一陈迹往事不致完全湮灭。

1翻译组的成立

所谓“清河翻译组”指的是1950-1960年代,北京市监狱(俗称北京市第一监狱、半步桥监狱,原址在北京市宣武区自新路21号,1993年9月拆迁)利用在押服刑的犯人以及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为相关机构(以出版社为主,也有其他企事业单位)提供外语翻译服务以及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翻译任务而设立的生产小组。

新中国对在押犯人实行思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改造方针,所有服刑人员在监狱中都需要进行强制性劳动。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北京市监狱使用“北京市清河联合工厂”的名称,旗下有袜厂、塑料厂、印刷厂、毛巾厂等,另有工程队、翻译组等生产单位。

北京市监狱系统的劳改、劳教单位多以“清河”“新都”“新生”命名,“清河”的名称沿袭自北京劳改农场的前身“清河训练大队”,寓意是“昭示他们通过清清的河水,洗涤前非,重新做人”。因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清河翻译组”的“清河”理解为北京市海淀区的清河镇(街道),也不能把它理解为隶属于北京市监狱系统的、新中国第一个劳改农场清河农场(俗称茶淀农场,北京市在天津宁河境内的一块“飞地”),虽然清河农场也曾存在过相关的业务。

“清河翻译组”是何人发起、何时启动、何时结束,其运作方式如何,以及曾经有哪些人士在其中服务过?

出版界老前辈陈锋、汪守本回忆说,1954年8月出版家郭敬调任时代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对时代出版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和清河劳改农场联系,利用在清河监狱中服刑的、精通外语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知识,为时代出版社翻译某些书籍或给某些稿件作初步加工。……这个建议得到了公安、司法部门的赞同与配合”。

这个说法从道理上是完全讲得通的,但我们检索发现,时代出版社译者署名为“清河”的译作从1954年6月开始即有出版,并且主要集中在1954、1955两年。“清河”译的出版物共计有80种左右,时代之外的大约8家出版社出版了30种左右,特别是中华书局、五十年代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53年就有“清河”署名的译著,都早于时代出版社。黄鸿森也推测说,“北京市监狱曾在1953年左右抽调通晓外语的犯人成立翻译组,称清河翻译组”。可见,狱中翻译组动议于郭敬一说不能成立,它的成立时间应早于1953年6月。

不过,说清河翻译组最初主要为时代出版社译书,因而与郭敬有很大关系,却是完全可能的。时代出版社在1953年移交中国政府,主要出版苏联作品。翻译组“最初只有俄文一个文种,后来增加了英、德、日、法等文种。最初只为时代出版社译书,……后来译书范围扩大了,为多家出版社译书,笔名甚多”。在数量上,署名“清河”的译著大多数由时代出版社出版;虽然最早署名“清河译”的著作由中华书局出版,但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使用狱中翻译组的做法由时代首倡,随后其他出版社介入,并且因为某种原因其他出版社的选题先于时代出版。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在1958年时代出版社改制合并入商务印书馆之后,翻译组的相关业务也转到了商务。

如果我们的推测大致不谬,那么,从1953年设立到1966年解散(这是它最有可能的解散时间),清河翻译组存续的时间超过了十年。

2翻译组的运作

关于清河翻译组的具体运作情况,我们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整理一下现有的回忆材料。

1951年初被判刑的朱良澐(1927-,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改革开放后任中学英语教师。本文提到相关人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获罪名或法院判决,绝大多数在改革开放后都得到了平反,判决被撤销,限于篇幅,不一一说明)回忆说,“女犯纺线织袜子,我有文化,被搁在清河印刷厂翻译组搞翻译。翻译组二十来个犯人,个个懂外语,有的还精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她提到的翻译组成员有沈立中、张文华等。朱服刑八年,1958年9月刑满释放。

按照黄鸿森(1921-,退休前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的回忆,他在1954年被判刑后,先是在北京监狱织布厂劳动改造,1955年初调入狱中翻译组,1959年9月获释。“狱中翻译组是调集一些通晓外语的犯人组成的。我进去时有十多人,我离开时约30人”。除了一位名叫方思让的“满腹经纶的狱友”之外,他没有提到翻译组的其他成员。

从时间上看,朱良澐和黄鸿森应该有交集,但他们的说法互有出入。由于我们完全不清楚他们服刑的具体情况(他们都关押在北京市监狱),所以也就无从确定,这些出入是因为个人记忆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所在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翻译组。笔者倾向于前者;不过,依据同时期出版的出自翻译组之手的译著的工作量来看,无论是二十多人,还是三十多人,规模似乎都小了点。可以作为佐证的是,1959年9月被关押进北京市监狱的鲍若望回忆说,那里有一个由140名专家组成的翻译大队,“翻译大队的定额是每人每天4000字。人们分组工作,一人翻译,一人校对。隔一天一换工作。他们是一个杰出的、多才多艺的集体。中译外、外译中都干”。

如果说鲍若望关于翻译组运作方式的描述只是传闻的话,那么1958年夏到1964年底服刑的何宗智(1925-,退休前任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副秘书长)的回忆则是其亲身经历了:“我记得当时的翻译组分工非常细致,包括各种语言。我因为当时的英语还好,就被分配到了英文组。其间我翻译了《西班牙共产党史》十余万字;此外还翻译了有关电器、机械、养蜂、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各种著作、论文大约二十余万字。除此以外,还有德文组、日文组、俄文组等七八个组,都是按照语言来分类。”

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信息,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之外,参加过清河翻译组的还有:燕庚奇(1900-?,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朱亚英(?-1982,德国高级警官学校毕业,曾任胡宗南部少将参谋)、徐璋本(1911-1988,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郑衡(1916-1989,民主党派人士)、董果良(1922-?,中国人民大学翻译)、罗自梅(1925-?,民盟中央机关人员)、陈焕章(1925-2012,天主教神父)、周光淦(1927-?,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人员)、江氏堂兄弟江泽垓(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和江泽墉(外文出版社编辑)、贺永增(1929-?,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奚瑞森(1929-,新华社翻译)、江枫(1929-,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徐式谷(1935-2017,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员)、陈奉孝(1936-,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董果良、奚瑞森、江枫、徐式谷后来都成为著名的翻译家,他们以及前文提到的黄鸿森在《中国翻译家辞典》和《中国翻译大词典》有专门的条目记载其履历和成就,但他们的履历都没有提及翻译组这一片段。

3与编译社的关系

事实上,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社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它们是无法切割的,但也不能混为一谈。

北京编译社成立于1956年7月,由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提议,经中共北京市委报请党中央批准;社长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李续纲兼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社长先后由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处级干部李蕴生、王建斌担任。编译社的主要任务是为出版社翻译正规出版物,以及为相关机构翻译文献资料,也为外单位借用临时担任口译工作。1958年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后,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翰伯兼任编译社总编辑,并由商务印书馆派出黄子祥担任编译社总编室主任管理业务。

由此可见,北京编译社实际上接受双重领导:业务上,由出版部门兼管;政治上和人事上,则由公安部门监管。一旦了解这一背景,便不难看出,北京编译社与清河翻译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一种拓展与延伸。它们在业务和人事上的联系也得到了关键性的揭示:“编译社成立,该组(清河翻译组)的翻译业务遂归编译社代管,由总编室陈崇来负责此项业务的联系。从1956年至1965年,清河翻译组翻译能手刑满释放后进入编译社工作的共有9人”。这9人中就包括黄鸿森、贺永增、徐式谷和江枫。

至此,二者的关系似乎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澄清;然而,编译社成立后,翻译组还继续存在,并且在业务上接受编译社的代管,特别是翻译组不便处理的一些事务还要以编译社的名义代理,所以,二者往往会被混为一谈。比如,资深出版家沈昌文在回忆1960年代初他在人民出版社(以副牌三联书店的名义)组译“灰皮书”时提到:“当年还有一个翻译机构,叫‘北京编译社’。这大概只是一个名义,实际上译者都是监狱里的犯人,因此我也从没见过。但见过译稿,大概译日文的最在行,因为那里有不少伪满时期的战犯。他们的译稿,都用笔名:何清新(何清,清河劳改农场的反称;‘新’指‘自新’)”

沈先生的这段话有三处错误:首先,虽然北京编译社与清河翻译组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人事上有少量交叉,业务上有密切合作,前者还代理后者的一些事务,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尤其不能说北京编译社“大概只是一个名义”,更不能说其译员都是“监狱里的犯人”;其次,北京编译社人员翻译的作品通常署机构名或者译者的本名,只有个别作品署过“贝金”的笔名,一般不使用化名,而“何清新”则是清河翻译组最有名的化名之一,但他又误以为“何清”是清河农场的反称——前面已经指出,清河翻译组设在北京市监狱,而非清河农场;再次,无论是清河翻译组,还是北京编译社,其人员构成远不限于伪满战犯和附日知识精英,其翻译也谈不上“译日文的最在行”,署名“何清新译”的著作甚至没有一本译自日文。类似的错误也见之于前述陈锋、汪守本的回忆文章,“这些犯人翻译的东西,在时代出版社时署名‘清河’,在商务印书馆时改组为‘北京编译社’”。

4翻译组的译品

从现有的回忆来看,清河翻译组以及北京编译社承接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大量翻译过来的文献资料——政治、军事和科技文献、设备说明书等实用技术资料——是不会公开出版的,而且肯定还有不少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并未出版的译著。因此,下面关于翻译组译品和署名的探求追索,仅限于公开出版的教育、科技、文学、学术和政治类图书。

1956年北京编译社成立后,与清河翻译组在业务上展开了密切的合作。根据黄鸿森的记述,我们可以确定它们至少在以下两种书的翻译中存在合作。第一种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该书的版权页称:“本版由北京编译社依据原译本改译,由编译局及其他有关单位校订。”此书“任务很急,我清楚地记得是连夜赶译的”,其时黄鸿森尚在狱中,所以他是作为翻译组成员参与翻译的;他推定,“北京编译社的翻译人员也参加了此书的改译工作,集体之作,故以‘北京编译社’署名”。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起码翻译组的董果良、编译社的傅中午也参与了此书的翻译。

另外一种是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三联书店,1959年开始出版)。全套《世界通史》的翻译和出版过程非常复杂,第一卷多人署名,北京编译社署在第三位;第二卷至第八卷北京编译社是唯一署名译者。但是,清河翻译组显然也参与了翻译工作。黄鸿森说,“笔者在狱中就参加了《世界通史》的翻译,译了第一卷的古埃及史,第二卷的古希腊史。我到北京编译社后就承担起《世界通史》第六卷、第八卷、第九卷的定稿任务”。检索相关信息可知,参与此书翻译的人员至少还有:罗自梅、傅中午、张曼真、林荫成、廖洪林。其中,罗自梅在履历中称自己在北京编译社做过翻译(但我们怀疑他是在狱中作为清河翻译组成员从事翻译工作),其他人都是编译社译员。

有迹象表明,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社还合作翻译了另外一本书,即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3卷,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1964年)。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参与此书翻译和校订的人至少有:董果良、罗自梅、陈焕章(以上为清河翻译组成员);陈少衡、丁钟华、黄邦杰、罗式刚(以上为北京编译社成员)等。

我们发现,北京编译社署名的译著总数在100种以上,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署名为“北京编译社译”的著作却尤其之少,只有十来种;在双方业务往来频繁的前提下,这就说明,除了少数集体署名外,许多编译社成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都署了本名或固定笔名。就在这十来种著作中,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74-1975年)、米涅的《法国革命史》(1977年)、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1982年)还是“文革”后期以及新时期从旧稿“水库”中打捞出来的。

《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在商务印书馆1963年编订的《十年规划》中注明“已约北京编译社译”,但直到新时期才由著名德语翻译家李逵六等人校订后出版。李先生在自传中说,“出版说明称这本书最初是由北京编译社翻译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编译社原来是一些在押的国民党的将军”,一个叫朱汉生的人告诉他,其父朱亚英“在狱中翻译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

《战争论》在1964-1965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局正式出版,署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但其出版“说明”指出,“在本书译校工作中,承中央宣传部、外交部、新华社和北京编译社等单位大力协助”;资深军事翻译家鲍世修在回顾此书的翻译过程时也指出,“这项工作首先得到北京编译社的支持”,此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由于朱亚英曾任胡宗南参谋,身份特殊,无论是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出版规划”、两家出版机构的“出版说明”,还是事后正式的回忆,都不便透露他是在狱中作业的,所以,就都用北京编译社这一公开机构来代指保密的清河翻译组。甚至还有一些后来出版时署名为“北京编译社译”的著作实际上也是由清河翻译组翻译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肯定不是孤例,但其具体情形如何已经杳然无从查证。北京编译社毕竟是正式在编的公办机构,其成员的署名权一般不会受到影响;相比之下,清河翻译组的成员,身在狱中,绝无可能署自己的本名或专有笔名。在编译社代管、代理翻译组的情况下,有些时候直接用“北京编译社”代署译者名,倒也顺理成章。

5翻译组的笔名

清河翻译组到底使用过哪些笔名呢?一开始当然是“清河”,但署名“清河”的译品仅限于1950年代,全部为苏联作品,大多数由时代出版社出版。这个化名后来被弃之不用,又变换出许多其他的笔名。

“‘何宁’也是清河翻译组的常用笔名”,这个署名最早出现在1955年:早期以时代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主,几乎都是苏联作品;1958年以后逐渐以商务印书馆为主,并以英语作品居多。署此名的译著包括:汉默顿《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自然科学部分》、《历史学部分》;参与此书翻译的人包括黄鸿森、罗自梅等);马尔萨斯《价值的尺度》(此书出现在了徐式谷的译著目录中,《英汉翻译与双语类辞书编纂论集》,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91页)等。

“何青”这个署名最早出现在1957年,署名作品中《笛福文选》《魏克拉马沁格短篇小说集》出现在徐式谷的译著目录中,并且《笛福文选》后来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再版时,译者署名改为徐式谷。黄鸿森提到,“我在狱中还参加翻译《简明经济学辞典》”,查此书也是译者署名“何青”。

“何清新”的署名从1958年开始出现,作品数量超过30种,仅次于“清河”;不少作品译自法文,有些品种后来收入“汉译名著”(包括葛德文《论财产》,梅叶《遗书》第2卷、《马布利选集》,署名皆未改动)。董果良在履历中提到“笔名何清新”,其中列举的译著(含合译)有此署名的有:摩莱里《自然法典》《马布利选集》《哲学史》第3卷,《巴黎公社会议记录》《圣西门选集》(两卷本旧版署名为“何清新”,扩充为三卷本后恢复了主要译者董果良的署名)。

“何新”的署名译著也不少,以商务印书馆出版居多。其中,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三种出现在徐式谷的译著目录中,并且洛克那本书在收入“汉译名著”时,译者署名改为徐式谷;培根《新大西岛》、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论文五篇》、哈林顿《大洋国》和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在重印或收入“汉译名著”时仍然署名“何新”。

能够从蛛丝马迹中猜测是清河翻译组化名的还有:“何清”“何倩”“何钦”“何易”“何慕李”“何璧人”“何新舜”“何式谷”“何瑞英”“何泽施”“何光来”“何光莱”“何瑞丰”(奚瑞森在其履历中称这是其笔名之一,《中国翻译词典》,第757页)等。万变不离其宗,译者都姓“何”。甚至可以说,在1950-196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中,几乎所有署名为何姓的译者中,大概只有何兆武(著名翻译家)、何渝生(该馆编辑)是本名了。

在林林总总的“何氏家族”之外,清河翻译组使用的另外一个化名也比较有名,那就是“秦水”(与“清水”音近,仍然离不开“河”)。署此名的译著大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张福生记述,他在一次聚会中向绿原(“胡风分子”,1962年从秦城监狱获释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代曾任副总编辑)求教“秦水的笔名是怎么回事,都是哪些人,他们是怎么翻译的”,在座的都明白,“我社有些译稿的译者署名秦水,实际是一些秦城监狱的服刑人员,当然是些懂外语的知识分子。绿原先生说他也不清楚,更没有看见有人在秦城监狱里搞翻译”。由这段记述可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们零星知道一点关于监狱翻译组的往事,但由于事涉机密,即便是绿原这样的老编辑也一无所知。张福生“循名责实”,以为“秦水”与秦城有关,其实不然,“秦水”“清河”都发源于北京市监狱;虽然秦城监狱一度也曾设有翻译组,但那已是绿原出狱之后的事情了。

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猜测,在“何氏家族”之外,还有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秦氏家族”也是清河翻译组的笔名,它们包括:“秦衡允”“秦士醒”“秦士勉”“秦果显”“秦光允”“秦文允”以及“秦柯”。另有“柯新”“柯青”(与“河清”形近)、“青珂”(与“清河”形近)想来也是其化名。

以上笔名是目前能够推断或猜想出来的,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清河翻译组使用过的化名肯定不止这些,只是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进一步追索下去了。

余绪

除了北京市监狱的“清河翻译组”之外,北京市其他的劳改、劳教机构也曾设立过翻译组。比如,北苑农场翻译组的存在因为著名作家梅娘(1920-2013)的一些回忆而得到确认;而留美归国科学家严忠铎(1915-1972)的经历表明,清河农场、团河农场也存在着一些特定的翻译活动,只是其详情不得而知。另外,在1950-1960年代,翻译组作为一种独特的劳动改造经验还在其他省市的监狱系统(笔者目前所知的有上海、天津和新疆)乃至秦城监狱推广。其中,秦城监狱翻译组由公安部在1963年初从全国各地监狱调集24人组成,“文革”期间中断,但其余绪“京安翻译公司”甚至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

来源:南方周末2018.4.25.
zt 上海住院记 6/17/2018 19:45
上海住院记
(2018-06-14 12:31:30)



首先声明,不是我住院,而是岳父大人,岳父母并不住在上海。太太家有三个孩子,我们在美国,妹妹在加拿大,弟弟就在上海,弟媳妇是医生。岳父母都是那种典型的中国父母亲,极不愿意麻烦子女,而且非常固执,哪里都不愿意去。

结果太太回家探亲,才知道父亲第二天要去医院做白内障手术,谁都不告诉。本来这个手术只是一个门诊手术,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他已经84,年纪一大情况就不同了,结果在他们住的一个三线城市把手术做坏了。要命的是那里的医生说还要观察几天,太太在国内是医生,觉得情况不对,决定马上去上海,本来他们不想麻烦,结果却是把事情弄得更麻烦。我自己本来在云南看哥哥姐姐,他们退休以后都搬到那里了,气候好,污染小,也只好赶回上海。

弟媳妇并不是眼科医生,上海第九医院是中国最好眼科之一,与她属于同一个系统(上海交大),找到熟人马上住院当然没有问题。我想说一说中美看病,医院之间的差别,当然,我在美国好多年了,对中国了解得有限,人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并不知道。



首先,中国人太多了,达到美国的标准根本做不到。我们是直接到的住院部,弟媳妇约的医生到的晚了,他一早要在分院动手术,交通又不好。结果正好是医生查房的时间,就把所有的人都赶到了走廊上,很少几把椅子,幸亏一个年轻人把椅子让给了岳父,不然就要和我们一样站着或者坐楼梯,我觉得他是不会屈尊坐楼梯的,那么,80好几的站一个多小时估计受不了。

有一个工伤病人在走廊的病床上,大概是里面没有位置,一个护士就在那里做一些应急处理,问了一些非常隐私的问题,那么多人都在那里,我真是非常不习惯而且反感,在美国呆了这些年,完全受不了中国的这些方面。

弟媳妇50左右,正是干事的年纪,医院的规定她一天门诊要看64个病人,你说一个病人能花多少时间?就这样还有很多人根本挂不到号。她说全中国的人都到上海来看病,其实有很多人是在当地可以解决的小问题。我笑着说,是啊,岳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她说:那倒也是,我现在真是想到小医院去做,只要有麻烦就上面的医院转,我们这种医院是没有地方转的。

我就和她开玩笑:你这是典型的得了好又卖乖。她有些苦笑,当然不错,就是太累了,加班加点是常态,像我这样的医生普遍健康都不好,高血压多得很,我现在是彻底不求上进了,受不了。现在我们这样的医院医生要往上走必须得要文章,和美国一样,我每天累得像死狗一样,什么东西都看不进去。

她告诉我,现在医院改变很大,医药彻底分家,于是内科快维持不下去了;医闹要基本没有了,警察来得快;在上海这种大医院明的送红包是不敢了的,但是,医生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都想为自己的病人争病床,弄得头破血流的,没有钱在后面,至于吗?

我还是和她开玩笑,你的价码是多少?她一脸正色,说:我从来不收,也不和别人争床位。我笑着说:你看你认真了吧,我又不是纪委的,我愿意你收,只有不出事就行。她说:我真的不收,不是太贵的东西是收过的,不信你问我丈夫,他总是说我们不在乎那一点钱,发不了财。

不过我基本相信,她是那种本本分分的老实人。然后我问,你和这个医生相当熟,你会不会送?她说:你不了解上海人最讲拎得清,亲兄弟还要明算账,现在大家是一事一清,我找你,应该怎么样就怎么办,将来你找我也是一样。我肯定是要送的,他收不收我不确定,如果不收,我还是要买东西送的,我可不想别人说我不懂事。

当然,最后怎么样我不知道,总问这些事情她不知道会怎么想。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太太说,上海的护士不如小城市的,弟媳妇说,上海的护士非常紧张,招不到人,医生想来的到是多得很。这我想大家都知道原因,护士一万多的工资,外地人怎么买房,离家那么远是为了什么,不如在小地方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岳父手术很顺利,出院的那一天,太太和弟弟去结账,这时不应该算作出院。护工就开始给病床消毒,我们还都在那里,唯一的一把椅子给岳父坐,这真是太不像话了。我们无所谓,那么大年纪的岳父,才动了手术,坐了两个小时,完全不应该这样。原因是同样的,护工工资更低,那就更不好找。所以说,上海的医生相当不错,非常职业化,对病人很客气,其它的人就难说了。

所谓的“低端人口”(我非常反感把人分为等级)是哪个社会都离不了的,不过护士在美国是不错的职业,待遇相当不错,这是中国那种离谱的房价的后果。

总旳说来,中国是一个权力的社会,如果你是实权官员或者他们的直系家属,什么好医院都有他们的特殊病房,什么都是一流的。有钱不一定行得通,弟媳妇正有一个病人是上市公司老总的妻子,钱是没有问题,但那种花钱的高档病房满了,也只有住一般的病房。像我们这样有熟人比一般人要强得多,岳父旁边病床是一个外地人,为病床在上海等了大约一个月。



经常在网上看到抱怨美国的医院不如中国的,我有些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就我们看病的经历来说,那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离我家不到两哩有一个美国排名前50医院,条件比中国好很多。干净整洁,人总是不多,我们看过两次急诊,人也不多,估计十分钟左右,要是救护车送来的病人,一分钟都不等,直接送到里面去了。一般情况下约医生也很容易,一个不行就换一个,医生多得很,从来没有像网上说的一个月都看不了病,那还得了。

太太住院我只陪了一夜,条件非常好,一个人一个病房,还有一个椅子可以拉开我睡觉。岳父是四个人的病房,还加了一张病床,加上病人家属一般都有十个人以上,相当拥挤。特别是病人住院前的各种检查,真是让人莫名其妙,那是病人却要一个个地方的跑,为什么不跟美国一样,一次做完(除了X光和CT),这难道很难吗?美国起码交费是用不着站两小时的,因为账单是寄到家里来的。

美国看病贵是世界闻名的,的确不便宜,随便弄一下就是上万。但是你只要有保险,自己付得有限,完全是可以承担,像我的保险,住院不管多少钱,自己最多是1800. 不久前太太骨折,花了一万多,自己付的不到500.

我有一个朋友,是他到美国做交换学者认识的,后来他做了技术官僚,还在WHO(世界卫生组织)任职了一段时间,是这方面的专家。按照他的观点,中国现在和美国可以说差别极大,美国大部分人都有保险,一般情况下,很多新药和新的处理方法只有证明有效,那些大的保险公司很快就会将其纳入保险范围,任何东西大量使用价格必然会下来;而中国只包括基本的一些东西,很多要自己交钱,中国没有力量和美国一样,太花钱了。

他说:你们人在美国有些身在福中不知福,世界上能和美国相比的国家不多,只有一些极为富裕的小国家,像日本,英德法我觉得总体都不如美国。在美国如果没有保险,或者是那种很罕见的病,保险公司不管,那就非常可怕了,看不起了。

我问什么时候中国能和美国一样?他说:如果和现在的美国相比,20年能赶上就不错了。问题是美国还在进步,美国在这方面太厉害了,绝对的统治地位。现在世界上大部分新药和新的处理方法都在美国弄出来的,就是在别的国家,也几乎都有美国的影子,美国的技术或者资金的参与。

现在一个新药从立项到上市往往要花十几年的时间,金钱要以十亿美元来计算的。美国有一套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成熟体制,风险资本极为活跃,一个新药往往有几家或者几十参与来分散风险,如果一个公司投资20个项目,只有一个成功,就有钱赚,二个成功,就发了。中国基本没有这种体制,只有国家投资,哪个官员会对一个要搞十几年的这种项目感兴趣,除非是大型工程或者军事项目。说出来不好意思,原来中国还搞过这种项目,比如像男性避孕药,现在可以说是没有。

我说:现在不是有一些新的抗癌药在中国弄出来了吗?他说:搞这一行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是一些海归买了一些已经在国外通过前期,甚至已经进入临床试验的项目,接下去做。这种做不下去的故事太多了,大部分这种项目都不成功。当然,他们不会要那种已经失败的东西。

比如说XXX,他本来就是那个抗癌药主要研制者之一,他认为那个东西很有前途,但是投资方出了矛盾,不愿意追加钱,项目只有停了。他于心不甘,到国内找到了支持。结果效果不错,于是现在他们要继续去美国做临床试验,到美国去上市。现在的药不到美国上市就像有一些妾身不明。现在这样做的海归不是一二个,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弯道超车。

我有些相信这种说法,大家信不信是自己的事。



我估计会有人说我在为美帝洗地,那么现在我就来批评。

美国的医疗系统有着极大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效率低下,在这一点上不如中国。美国现在医疗费用的上涨远远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这意味着目前这种状况不能持久。中国只要不出问题,医疗系统会慢慢变好,我觉得从总体上说也是这样;而美国恐怕只会变差,就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一年不如一年,保险越来越贵,自己付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远不是中国能够比的,应该做的更好。我觉得这个批评是非常严厉的。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似乎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政客们对这似乎不以为然,总统忙于中东,美国又不差石油,而是对看病怨声载道,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重要?医疗系统的改革又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国会的议程,恐怕得等到大家都受不了的时候。

我也不希望有人为川普洗地,你干不下来不能实现自己的承若是自己没有本事,有什么好扯七扯八的,你不是总是这样批评别人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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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92m 2018-06-16 02:52:11 回复 悄悄话 美国付不起医疗费破产的人往往是为破产而破产,只要花一千五律师费几十万的债务就一笔勾销了,不是很合算吗?
宅人 2018-06-15 20:05:57 回复 悄悄话 说美国人人都有医疗保险,那那么多因为付不起医疗费破产的人是怎么回事呢?
ccn 2018-06-15 12:43:52 回复 悄悄话 在中国做什么事情都要去找熟人,托关系,送礼请客,美其名曰‘人情社会’。其实是对规则法律的集体轻视,没必要地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

没办法,人治的太久,难改还不让改。
tomcat77 2018-06-15 04:26:51 回复 悄悄话 北美平民2015
你说话要负责任。我母亲前几年一次在海南旅游时突发脑溢血住院,我在国外,我家是东北的,我父亲从东北赶去,在那边半个熟人都没有。后来我母亲在那里手术,住院3个星期,恢复得非常好,现在几乎完全康复了。而且让我惊讶的是东北的医保在海南也可以用,我家自己只花了2K人民币!我母亲是普通中学教师,父亲是科研单位的工程师,都已经退休了。
半岛人 2018-06-14 22:33:59 回复 悄悄话 如果仅看设施和服务,美国医疗当然是世界第一。但是代价是国家濒临破产,个人破产。美国个人申请破产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医疗。

评价一个医疗体制的好坏不是只看设施的先进与否。加拿大的医院和美国相比就像Motel,而美国的医院就像五星级宾馆。但评价一国医疗体制要看国民整体健康水平,医保覆盖率,医疗负担的高低,婴儿死亡率,人均寿命等。而在这方面,加拿大就比美国好。

中国的医疗体制固然还有很多不足,但进步也是巨大的。整体医疗水平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而且在很多疾病的诊断方面,中国医生比美国医生更有经验。再说服务水平,就像吃西餐和吃中餐,西餐吃的是服务,中餐吃的是食物。就看你个人更看重哪个了。

个人的一点意见。

llarry 2018-06-14 22:23:08 回复 悄悄话 天朝把所有好的資源全部集中到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而佔人口大半的農民只能靠爛醫爛藥糊弄。博主要是去县大医院住院,感受一定不同。
养猪之专业户 2018-06-14 22:03:07 回复 悄悄话 中国医生经验很多
ZHUOYAO 2018-06-14 18:51:32 回复 悄悄话 美国医院人少服务好,但医疗保险太贵。上海的少儿医保一年才50美元,美国儿童的医保政府没补贴的,一个月五百多刀
ZHUOYAO 2018-06-14 18:49:23 回复 悄悄话 中国人多哪怕小病都爱去大医院,医院挂号费太低,普通门诊两个美元都不到
章水缘 2018-06-14 18:04:05 回复 悄悄话 我感到幸运,在加拿大人人有医保,医生护士都非常耐心,有时作MRI等要等很长时间,但是可以接受的。对我来说,最不能忍受的是求人,找“熟人”,送礼,拍马屁。谢天谢地,在加拿大没有这些逼得病人低三下四的事。
玉米地 2018-06-14 16:58:43 回复 悄悄话 中国只要医药收费达到美国的标准。GDP马上就超过美国了。
北美平民2015 2018-06-14 15:58:19 回复 悄悄话 好不好都是个人经验。

在中国只要你有熟人,那你在医院的日子就好受一点。
没有熟人的话,你就去受罪吧。

如果在中国医院里有熟人,那么你肯定觉得中国的医院好,
你想做什么检查都可以,想看什么专家都可以。
枫晴:被禁出版的《杨宪益传》
发表于 2018 年 06 月 14 日 由 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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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罗雪村绘)

这又是一本”不如烟”的传记。从杨老手里接过这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书是这么沉这么重的。

本文要写的并非杨老正式出版的二十多万字的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而是化名”雷音” 的作者在历时七年的资料收集采访后,”因种种原因无法公开出版”而”自费印刷少量以表达对杨老敬意”的《杨宪益传》。没有等到雷音说的”但愿此书有朝一日能公开面世”的那一天,大陆的地下渠道书商已经迫不及待地把书畅销开了。

哀莫大于心不死

提起”杨宪益”这个名字,人们多只会想到他是当代中国著名的翻译家、《红楼梦》的译者,而雷音在《杨宪益传》的第一段则呈现了杨老更应该为世人所知的一面:

“1989 年6月4日,驻北京的戒严部队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以后,外电广播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谈话录音:‘我谴责戒严部队屠杀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国人民是杀不绝也吓不倒的!他们可以将我也加在杀害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我们所有的人!他们不可能摧毁整个的国家!’……人们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 — 杨宪益。” (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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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

历尽沧桑仍然没有倒下的杨宪益通过BBC电台道出了他这几句掷地有声的抗议后,他的妻子却彻底地倒下了 – 六四后”整天担惊受怕度日如年”地担心着杨宪益安危的她在大病一场后失去了记忆,丧失读写能力,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直到离开人世(第395页)。这位妻子,并非软弱之辈,而是牛津大学首位取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毕业生、半个多世纪前不顾母亲极力反对与未婚夫杨宪益踏上了战火纷飞的中国土地、在”刨祖坟、查三代、断绝一切海外关系”的年代依然没有离开夫君的英国女子戴乃迭(原名Gladys Margaret Tayler, 戴乃迭是中文名字) 。这位与中国普通老百姓共同经历了抗战内战的艰难日子、饱受过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非我族类”的折磨、在”文革”被脱光衣服搜身然后被判单独囚禁四年之久、几十年来与杨宪益联手翻译了一千多万字作品而成为”译界泰斗”的坚强女子,到了1989年,似乎已经无法再一次承受作为妻子为丈夫的安危担忧的恐惧,连带着她作为母亲对因”文革”种种迫害而自杀身亡的爱子的无限的歉意,重重地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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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

《杨宪益传》的扉页有两张对比鲜明的照片:一张是戴乃迭和杨宪益牛津时代在英国湖区的合影,照片中的戴杨都穿着高领毛衣外披有着浓浓欧洲风格的长风衣,戴乃迭漂亮高挑气质高雅,这对热恋中的情侣含羞浅笑,我在隔了大半个世纪后依然可以感受照片里洋溢着的浪漫深情;另一张是戴杨两人在历尽磨难后的合影,两位老人白发苍苍,虽然面露笑容,看了还是让人心寒心酸,单单岁月,是不会留下如此痕迹的。这样强烈的对比,我在读老威的《底层访谈录》有过:《底层》里有一张胡风和夫人梅志在三十年代的照片,两人写在脸上的理想和希望深深打动了我;翻过书的另一页,是胡风梅志在六十年代的一张表情麻木的合照,要是有人想知道暴政如何把人世间、人性里面最美好的事物摧毁,看看这几张照片就明白了。

情深更莫醒

戴乃迭是杨宪益三十年代在牛津大学求学时认识的,介绍他们认识的梅勒(Bernard Mellor)是杨宪益的同班好友,当时梅勒正在热烈地追求着戴乃迭。杨宪益被有着一头美丽的金发和碧蓝的大眼睛、对中国特别感兴趣的戴乃迭吸引。戴乃迭出身于传教士家庭,父母为了传教年纪轻轻就到了中国。戴乃迭出生在北京,部分童年是在北大度过的,七岁才返回英国,北京是她遥远而美丽的梦。戴的父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中国一往情深,在燕京大学等学校教书十几年后,决定放弃大学教授职位与几个同道人去中国最落后的地方去帮助穷人,他的献身精神对戴乃迭影响很大。

戴乃迭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后来更加决定放弃原来的法国文学专业而选择了中国文学;而在爱情的决择上,戴乃迭决意跟从杨宪益一起回到当时国破家亡的中国。当时杨宪益已经决定毕业后放弃到哈佛大学上研究生的机会,回到中国内地去,”直到中国从她的侵略者手中获得自由的那一天”(第86 页)。梅勒因为失去戴乃迭伤心地哭过很多次,并与戴杨两位好朋友断了来往,在阔别四十年后才再度重逢。戴乃迭的母亲为了阻止她嫁给杨宪益到中国,曾经警告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你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第406页)。就连戴乃迭的父亲也劝告她:”先别忙结婚,在中国住上几年后,如果觉得受的了那个苦,再结婚。” 结果戴乃迭还是义无反顾地跟从杨宪益几经颠簸周折,回到了饱经炮火摧残的中国。杨宪益在自传中说:”我离开牛津没有任何的遗憾,因为有Gladys陪我一起回去。”(第88页)

他们哪里料到:戴乃迭母亲的预言,四十年后在他们深爱的那片土地上一一应验。戴乃迭母亲”文革”其间在英国去世时,戴乃迭正在受牢狱之苦,她母亲多方打听也不知道女儿死活,临终未能见上女儿最后一面。

醒莫更深情

戴乃迭用”一脚踏回到中世纪”来形容初到战乱中的内地的感受,连她结婚当天的头发也是杨宪益剪的。在接下来艰难的日子里,他们迎来了三个孩子的出生;杨宪益在四十年代被梁实秋邀请加入国立编译馆,用三年时间翻译了三十五卷《资治通鉴》;后来更成了没有共产党员身份的 “地下工作者”。在政权更替时,国立编译馆上级部门教育部长杭立武专门为杨宪益一家留了四个飞往台湾的位置,但杨宪益却又一次选择留下来。杨宪益没有料到:这一决定让他在后来的三十多年里,”没有完成一件他完全有能力做完的工作”(P129);而当时选择了离开的梁实秋,虽然在八年抗战中只翻译了一部莎士比亚戏剧,但后来在美国稳定的学术环境里完成了全部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

雷音特别引用李锐把当时由于政权更替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走”与”留”的抉择称为”新文化运动的生死劫”。”正如李锐所说:‘面对着城外隆隆的炮声,所有对于主义的探讨、设想,所有对于思想的追问、争论,所有写在纸上的判断、推理,全都变得无足轻重,全都简化成一个迫在眉睫的生死决战— 走,还是留下?’同是诞生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下的两种主义-中国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式的共产主义主义以及代表他们的两个政党及其知识分子分流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此浪迹天涯,致死也无法回到自己的父母之帮。而留在大陆的另一部分人则经历了脱胎换骨的生死磨难。”(第161页)。

很不幸,杨戴两人成了这个经历”生死磨难”的群体的一份子,他们对共和国的付出,杨宪益两次向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馆无偿捐献自己收藏的珍贵文物的无私,以及戴乃迭不惜变卖订婚戒指等全部首饰以助杨宪益购买飞机支持抗美援朝所表现的忠诚,也无法改变他们在”文革”被打成”特嫌”的命运,受了四年牢狱的无妄之灾;而与他们划清了界线的三个子女则被发配三地,过着身无分文受人歧视的生活;杨宪益的七十多岁的母亲被罚每天扫大街;他们最珍爱、期望最高、天资聪颖的的儿子杨桦,因为母亲的外国人身份被拒于外公曾经执教的北京大学门外,带着红卫兵抄了自己家的”大义灭亲”表现也没有换得信任,因为长着一副外国人面孔而受尽迫害;杨桦对爱情的态度与在读书无禁区的年代成长的杨宪益有着天渊之别,觉得择偶的首要标准是”政治条件”,,,,,,

戴乃迭是在出狱后,才明白什么叫”株连九族”。她到处打听三个子女的下落,她说要是在监狱里就知道家人的情况,恐怕早就撑不下去了。其实,戴乃迭被关押失踪后,英国学术界23 位著名汉学家曾经联名写信给周恩来,要求知道戴乃迭的情况,可惜,请愿信最终石沉大海。等戴乃迭出狱时,已经与母亲阴阳相隔。更为滑稽的是:被关了四年的杨宪益,在出狱时还要出四年的”伙食费”。杨戴两人出狱后,希望为孩子们弥补一切,但已经太晚了。先是杨宪益患上精神分裂症,两年后才痊愈;然后是杨桦有一天突然宣布自己不是中国人,不承认杨宪益是他的父亲,开始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后来因为周恩来的过问,杨桦获批准到英国去,临走前他把所有的书都烧了,只留下了团员证和毛泽东像;虽然离开了中国,但身在英国的杨桦一看到中国人就害怕发抖,最后这位年轻人选择了在圣诞期间点燃汽油自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杨桦死前把毛泽东像戳满了洞,他的墓碑上刻的是他的英国名字David Green。

书中提到杨桦宣布自己是英国人的举动的”灵感”来源于他的朋友卡玛,也就是后来拍六四纪录片”天安门”和文革记录片 “八九点中的太阳”的卡玛。杨桦的生命结束于”八九点中的太阳”,他就这么落下了,留下母亲戴乃迭独自去承受六四的最后一击。

至此,戴乃迭母亲当年的预言一一应验 – 她唯一的儿子自杀,大女儿伤心欲绝不愿意回到中国,他们的家庭四分五裂。历史跟杨宪益戴乃迭开了个大玩笑:杨宪益在三十年代选择离开牛津放弃哈佛,并且在四十年代选择留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男人在事业和信仰这两大重要问题上下的最大赌注;而当初戴乃迭不顾一切跟随杨宪益回到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女人在感情和婚姻这两大问题上作的最重要决定。然而,与杨宪益生死相随的戴乃迭却在文革因为被囚禁而被迫与杨宪益分离;他们的爱子因为戴乃迭的外族身份受到迫害而决意逃离中国,最后选择作为一个英国人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一直在伤害他们、背叛他们的不是当年杨宪益要赶走的”侵略者”,而是他们夫妇两人投入生命中的一切去信任、去支持的代表他们的理想的政权,和那些在权力背后的人。

传记里提到杨宪益生命里作的两个重要决定的原因都是因为他觉得如果不那样做就会觉得”羞愧”:一次是回国支持抗日;另一次是公开谴责”六四”屠杀。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而言,还有什么比从情深到梦醒更叫人痛苦的呢?

“青春作伴多成鬼 白首同归我负卿”

戴乃迭与杨宪益的人生经历,可以是一部很好的英雄爱情片的剧本,但没有人愿意这样的情节真实地发生在自己身上。戴乃迭几十年来竭尽全力去维护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但当她母亲离世时,她没有见到最后一面;当她的儿子孤苦无助地走向绝路时,她不在他的身边;坚强的她终于在杨宪益六四讲话的最后一击后倒下了,面对家散人亡的她不可以再失去杨宪益了。我想,那时候的戴乃迭是在爱与恐惧之间分裂着,正如杨宪益在良知与苦难中挣扎一样 — 杨宪益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为他信仰的理想和主义付出一切,而戴乃迭则选择为她深爱的男人付出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戴杨两人注定要成为那个打着”正义”旗号、漠视生命和人性的政权的牺牲品。在戴乃迭最后的日子里,杨宪益拒绝一切社交活动,寸步不离守护着她,并反复强调”我在牛津最值得说的是认识了戴乃迭- 我的爱人,” 希望可以挽回戴乃迭对生活的信心。他们当年热恋时一定也对未来有过憧憬,他们一定也为孩子们的第一声哭喊兴奋过,可惜,戴乃迭穷尽一生,还是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杨宪益一辈子光明磊落,却无法保护自己的爱人。戴乃迭离世后,杨宪益写下了”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汗隔双星”的诗句。

对于六四后失去记忆的戴乃迭来说,那是他们苦难的终结;而对于大批因为六四而改变生命轨迹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来讲,那只是苦难的开始。在那个把生命里最美好的事物例如爱情亲情友情与恐惧苦难联结起来的政权统治下,一代又一代的妻子们孩子们就注定了要跟随良心未泯的丈夫们父亲们付出着沉重的无辜的代价。不知杨桦是否会在天国苦苦追问:谁有资格用”正义”的名义,牺牲我们的幸福?

下载《杨宪益传》

谨以此文献给我在小金丝胡同里见到的那位值得尊敬的老人 — 杨宪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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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心声”征文比赛



“你作业做完了吗?”

“为什么又在玩游戏?”

“你的房间怎么总是一团糟?”



亲爱的父母们,您是不是像我一样,同孩子的交流只是停留在这些话的层面上?



三年前,我痛失十八岁青春年少的爱子。在极度痛苦之中我反思自己同孩子十八年来相处的日子,追悔自己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去同他建立更深的个人感情,去了解他内心深处的挣扎。



在北美的社会环境里,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只有孩子成长的前十八年。孩子进入大学之后,父母便“鞭长莫及”了。在这十八年里,您同孩子的情感关系深深地影响孩子将来的为人处事和对自己人生未来的远景。我收到过许多华人的孩子给我的电子邮件,讲叙他们同父母感情交流的缺乏,甚至有些孩子的人生目标就是不要成为像自己父母一样的人。这些故事让我心痛。



三年前我以孩子的名义成立了李佳信纪念基金,其使命之一就是要帮助弥合北美华人移民家庭中两代人之间存在的情感鸿沟。我们华人父母很注重孩子身体和技能上的培养,却常忽略了孩子在情感和情操上的需求和指导。孩子成功了,却不快乐,因为情感上的缺乏不是金钱和成功能弥补的。



今年三月份期间,李佳信纪念基金联合泛亚义务门诊,马里兰蒙郡华裔家长联合会,举办了“听我心声”有奖征文比赛,鼓励亚裔少年写出他们想要对父母说的心里话。我们收到三十多位年轻人的文章,许多文章让人为之动容。在颁奖仪式上,我们组织了获奖人的座谈会,讨论亚裔移民家庭存在的两代人之间交流的诸多问题,让许多父母收益匪浅。



经作者允许,我们将一些获奖文章翻译成中文,同大家分享,也希望听到大家的反馈。





我的抑郁症,我的爸爸妈妈

作者: Sandy



那是在2012年。我刚上高一。跟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我出去玩到深更半夜才回家。我做了一些冒失的事,根本没有考虑我那样做的后果。但是,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我那样做的原因是我自暴自弃了。我当时正在与抑郁症抗争。那时候对“抑郁” 这个词我还不太熟悉,仅限于从到处播放的“百忧解(Prozac)”药物广告上听到。我试图搞清楚为什么我起不来床,为什么没有食欲,为什么整天睡觉还是觉得疲倦不堪。 没在床上昏睡的时间, 我都花在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慢慢地我开始经常逃学,学习成绩严重下滑。 随着成绩下降,来自父母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他们在气头上说的那些话,在我的脑海里回响让我倍受煎熬。 我越发害怕让他们失望,因为失望之后他们会让我加倍觉得我自己太坏。我开始跟他们隐瞒我心底的秘密,并任性地尽量少跟他们交流。 我觉得自己特别差劲, 那种感觉无法描述。有时候我跟他们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不说一句话。我感到痛苦和麻木,气愤、伤感、绝望和孤独相互交织,每一种情绪都被扩大了。我记得我想不顾一切地停止这种折磨。 终于有一天晚上我感觉好像天要塌下来,我不堪重负。我爸妈出门参加聚会去了,我找到一些药,一口气全呑到肚里。我在卫生间的地上躺下来,心想我是否能知道什么时候是我最后一次呼吸。大概过了二十几分钟的样子,我爸妈回到家发现我趴在马桶上呕吐,吐出来药片。



尽管在精神上我已经放弃了,可是我的身体却在挣扎着想活命。刚开始他们并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最后我因为极度害怕我可能真的要死了,就告诉了他们。我感觉到我不想死,但是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我的爸妈气坏了。 我求他们送我去医院,他们不肯,而且觉得我那样做太丢人了。他们充满怀疑地问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们?”



接下来的七八个小时里,从晚上十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处于昏迷和呕吐之中。等到天亮他们看我并没有好转的迹象,不得不开车送我去看急诊。第二天我被留在医院,我不由自主地走进精神科。现在轮到我暴怒了。我不愿相信我的父母把他们自己的脸面和名声看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可是我刚刚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度过最漫长的八个小时,挣扎着从药物过量中恢复。之后的一周我住院接受治疗,其间要召开一次家庭会议。



因为我跟父母交谈太少, 造成了我跟他们之间的语言障碍,所以心理治疗师安排了一名电话翻译。我的第一语言是粤语,但我出生在美国,更多时候我讲英文。到了我不再每天跟父母交流时,我就不会讲粤语了。家庭会议进行得很折磨人。我父母那边很明显存在一些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我父母一向表现得很坚忍,他们从不示爱,不管是他们之间还是对我。他们搞不懂我怎么会抑郁。在他们眼里我有家有地方住,有吃有穿,他们觉得我不懂得感恩,那些生活条件不如我的人都没有感到抑郁。



按他们的逻辑,我没有理由消沉。心理治疗师提到我自残把手臂和手腕弄伤了,我爸爸的回答竟然是,“她不过是为了要引起关注。” 我记得离开会议室的时候我是多么沮丧和不安。在精神科遇到的所有人当中,我是少有的几个在治疗中没有得到父母支持的病人之一。



时间到了2015年, 我读高三了。我已经几乎完成了大家认为最难读的一年的学业。那一年对我来说确实艰难,但不是因为大学申请和标准化考试。我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在申请大学和计划高中毕业以后做什么这些事情上。我说服自己我不会毕业,因为我另有打算。



四月中旬我再次服药过量。这次我爸妈没有犹豫就送我去了医院。他们从最初的气愤变成了担心和惧怕。我服了大量的药,几乎对我的肝脏造成永久损害。医生强调说,是我父母的快速反应救了我,如果再晚几分钟我可能就没命了。我被转送到首都华盛顿的一家专门进行肝脏移植的医院,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周,然后奇迹般地,我的肝脏功能开始自主恢复了。爸妈每天都来探视我,在我疼痛到动都不敢动的时候他们会握住我的手。他们会抱着我,亲吻我,跟我说他们有多爱我。我看出他们的转变和惭愧。他们深感内疚,认识到以前给我施加了太大的压力,并一直贬低我。这些压力和打击成了家常便饭,终于让我对自己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在我不能实现这种期望的时候,我就怪到我自己头上。



他们意识到他们那种“强硬的爱”的方式深深伤害了我。我又在精神科待了一个星期。这次的家庭会议没有把我弄哭,也不是以我的拂袖而去告终。爸爸没有怪我说我那样做是为了引起关注,他把他的心思都放在了我和我的治疗上。



转眼又到了2018年。我停学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在Montgomery College上大学。我开始在我的社区倡导提高心理健康意识。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好转,其中最重要的转变就是我跟爸妈的关系。我的爸爸妈妈花了好几年时间才达到能理解的水平,可是他们从未放弃过。他们到处寻找为家有精神疾病孩子的父母建立的支持小组。他们看书,听访谈节目。他们与我的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医生共同努力。



从我第一次住院开始,我父母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几年以前,我想象不到我爸妈和我会这么亲近。他们跟我,两方面都做出巨大努力来消除分歧。耐心和交流弥合了我们之间的裂痕。我学会了接受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改变,特别是学会理解他们自身文化中被看成是禁忌的东西,那有多么难。



所以反过来,他们越来越接受我患有心理疾病这个事实,使我的康复过程更顺畅。尽管其中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我没有灰心。如果没经历过那些挑战,我的父母不会相信真的有心理疾病这一说。他们把他们所谓的骄傲放在一边,不再顾虑他们的亲友会怎么想。如果不明白怎么回事,他们会问,然后我们一起讨论。但最重要的是,每当我有话要说,他们都会认真地倾听我的心声。



作者:Sandy

翻译:太阳雨

本文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ChineseAmericans)
1949年后中国人迭遭不幸的根源是什么?
(2018-05-26 11:04:49)

我思故我在


看到时坛有人在分析“1949年后那么多人遭到不幸的本质是什么?”(注:此帖已由时事述评论坛移到了我的中国论坛),忍不住也想发发言。

为了把问题理得清楚些,我想先回顾一下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及致死人数:
一、土地改革,1947年~1952年,死亡人数超过80万;
二、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1953年,死亡约80万;
三、肃反(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年,约80万;
四、大跃进及三年大饥荒,1958年~1960年,饿死约3000万或更多;
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迫害至死200万或更多(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千万--叶剑英);
六、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1972年,超过10万人死亡;
七、严打(“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1983年~1987年,1996年~1997年,2001年~2002年,仅83严打就处死至少数万罪不至死的国民,真实屠杀数字有可能接近一百万人。
八、89,64,死亡人数不详。

(主要数据来源: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列表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请大家注意,上述所列只是部分政治运动,1949年后大陆人民的不幸和苦难经历不止这些。

人们常说,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比如,我们每年都要纪念南京大屠杀,因为我们不希望这种人间惨剧再次发生。然而,大家有想到过,在和平年代里,中国曾发生多起规模和悲惨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的大屠杀吗?并且这些大屠杀,不是外族人杀中国人,而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它们不需要被纪念吗?那些亡魂不需要被告慰吗?

为什么,大陆人民如此命途多舛?为什么中国人要遭遇这么多的人间悲剧?

我看到有人回答说,“《风筝》给我的启示是, 我们遭到不幸的缘由是政权更迭的必然”。

在内战中杀人如麻,为取胜大搞人海战术,视生命为蝼蚁如草芥,这里且不多说;但是,夺权成功后仍然杀红了眼收不住手,把人民当牲畜宰来宰去,这能算是一种情理之中的必然吗?说这种话的人到底是猪+脑壳,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恐怕代宋之元,灭明之清,在占领中国之后,对手无寸铁,未作反抗的百姓,也未曾残暴、邪恶若此吧?政权更迭就必须以大屠杀巩固政权?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刘邦建汉后可曾对三秦百姓大开杀戒,可曾让江东父老尸横遍野?民国成立后可曾致满蒙子弟血流飘杵?如果政权更迭必须对人民进行大屠杀,我们要新政权干什么?!共产党推翻国民政府,因为国民党腐败,搞一党专制,实行白色恐怖,然而,国民党的腐败、专制、恐怖能和共产党相比吗?国民党杀的人赶得上共产党的零头吗?

有些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为什么共产党长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什么共产党隔三差五地要发动运动?为什么共产党批斗、迫害、清洗的对象不仅限于被专政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成员,还包括众多的工农商学兵红五类革命群众,包括中共党内各级别成员?

我认为,如果一个政党以掠夺、奴役国民为生,如果一个政权剥夺国民权力自由,禁锢国民思想言论,把国民当奴才当鹰犬当工具对待,那么,这个政党、政权就是与国民为敌,与万民、亿民为敌的,这样的政党、政权必须反复清洗社会的良知基因,正义基因,反抗基因,智慧基因和理性基因,把它们从社会各成分,各群体中剔除,并用暴力,用杀戮,用血海使国民屈服、驯从,使国民接纳、认可它的统治。

1949年后中国人迭遭不幸不是偶然的,时至今日,大陆人民仍随时可能成为中共统治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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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四则旧舍 2018-05-26 16:03:11 回复 悄悄话 中国人的不幸,源于中国人的自身。或者说,中国人的不幸,源于中国人的人种。这人种经过几千年的进化,已经变成兔子。那么你就不要怨一些狼或者狐狸吃这些兔子。

加成兄,您老“期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我也有此希望。但是我不相信,在你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这一天。这是历史和进化决定的。没有几百年,太监文化、奴才民族屹立不起来。
四则旧舍 2018-05-26 15:53:07 回复 悄悄话 "1949年后中国人迭遭不幸不是偶然的"

此话我同意。但是把这些不幸归咎于中共,我不同意。

中国人种,经过几千年的进化,到达现阶段,已经是人类中的一个新的亚种:逆来顺受,奴性十足,讲话道貌岸然,做派却见利忘义。几千年的逆向淘汰,把中国人搞成现在这样,不是一朝一夕一党一派可以改变的。跪惯了的人,以为在国外撒撒娇就是站起来了。看看王毅那副德性。他倒是很能代表中国人。

此题无解。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中国人种逆向淘汰几千年,所以如此。鲁迅之怒,是因为鲁迅先生没有看透中国人种进化的本质。
Californian 2018-05-26 15:44:29 回复 悄悄话 虽然大陆硬实力这几年极速壮大,但现在大陆由其独特历史形成的扭曲的文明造成和世界其他国家文明接轨融合大有困难,这即反应在挣纷不断的国家外交和经济上,又反应在不断扩大的国人出国旅游中。相当部分国人还浑然不知,归其为反华势力的作用,对的都是自己,错的都是别人。

最近看到YouTube上的《中国游客七宗罪》-7 Reasons Why The Chinese Are Such Bad Tourists,非常震惊但感到陈述的是有根据的。建议大家看看大多是些话糙理不糙的评论。
加成 2018-05-26 14:39:25 回复 悄悄话 列宁先生早就解释过为什么革命胜利后还要大开杀戒的原因,其大意是:无产阶级越是接近最后的胜利,阶级敌人就越要疯狂地反抗。
用这来解释1949年后的历史,想明白了吗?
高伐林:功臣的命运
发表于 2018 年 05 月 19 日 由 辰思

中共为何能在抗战胜利、蒋介石声望臻于顶峰仅仅四年之后,就将国民政府及其军队逐出大陆、建立共和国政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现在大家公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蒋介石统治集团和控制地区的地下党,包括情报工作者,工作富有成效,若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看,说他们为夺取政权立下了丰功伟绩,并不为过。

这方面的例证数不胜数。但我想问的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立功——甚至是立了挽救革命的大功,夺权之后命运如何?

被论功行赏的自然也有,却相当少;而且,不难看出,这样的幸运者一定是在当局看来有继续利用的价值的。

比较多的前地下党员,是被安排在某个中级甚至基层岗位上度过余生(基本上都安排为副职或者冷衙门闲职),虽然郁郁不得志,但若只是在政治审查中有惊无险地过关,能寿终正寝,就谢天谢地了。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高华的父亲高启发就是这样的一位。他1946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党后,受党指示报考国民党军政部无线总台,被录取为联勤总台下属72分台的少尉报务员;这个分台奉调北平,党先要他随行,后要他返宁待命,他便辞了职,回到南京,遵循上级指令再应试进入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所属电信总台,当中尉侦收员。有一篇题为“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高华父亲”的文章写到他的贡献之一:高启发发现“我二、三野战军各纵队的所有军事电报,都一份不漏地被(该机构雇用的)德、日破译专家破译”,他闻讯大惊,立刻汇报,情报上达三野政治部主任舒同,不久,第二、三野战军的电台呼号、波长和收发方式就都变了。

中共建政后,高启发被任命为南京市军管会公安局电信科副科长、代科长。一天,公安局组织部门通知他去华东党校“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同时去学习的共10人,除他之外,有原地下党员、现为分局副局长一级干部8人,还有曾专接蒋介石、宋美龄专线的地下党员1人。到了党校才得知是接受审查。“审查结果:10人中有9人以‘历史复杂,面貌不清’被开除党籍”,随后被铐走投入监狱,只有高启发幸免,被分配到第八区政府工作,而当局也不解释为何对他降职使用。

上述案例中那9人,实际上就是这些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夺权之后遭遇的常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必然反覆受到审查,在政治绞肉机中备受煎熬——既然曾经潜伏在敌后甚至是在敌人军政和情报机关,不论从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来看,还是从其工作使命需要来说,必然认识大量敌方人士或者政治面目极其可疑的人士。在当年,这是他们得以顺利为党工作、获得情报的条件;而到中共掌权之后,这就成了他们说不清、道不明、甩不掉的梦魇,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交代与敌人的“真实关系”。而到了政治运动来临,尤其是像文革高潮,就是他们的大劫,其遭遇的坎坷、受到的折磨,一点不亚于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年月——比夺权前的生涯更糟的是,天大的委屈,苦水也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是“自己的党”“自己的人民”在审查考验自己!

就说那个国民党中将郭汝瑰吧,他现在的知名度已是相当高了,但是人们多只啧啧惊叹他在国民党军事机构中为中共建立的奇勋,我更叹惋这位大功臣的后半段人生:在中共治下的遭遇。

郭汝瑰于1946年6月出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10月,升任第五厅厅长;1947年3月,郭汝瑰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协同顾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作战;1948年7月,调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

三年中,他将国军的大量军事机密泄露给共产党,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最著名的一项功绩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战役中,郭将蒋中正决定的国军作战部署报告中共,为华东野战军以优势兵力包围并歼灭国军整编第74师作出了贡献。

郭汝瑰一直骗蒋说刘邓大军要向南跃进,成功误导让蒋中正做出错误决策。他还在国军内部制造混乱,动摇军心,1947年3月19日,400名国军退役将校因“整编”被迫“自谋生路”而发生的中山陵哭陵事件,就是他参与制定的整编方案一手造成的。

1948年10月,国军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作战方案由郭汝瑰所制定,此方案尚未下达到前线国军,就被郭报达给解放军的指挥部。郭汝瑰还影响蒋中正屡次变更作战方案,增加了国军在移动中被分割围歼的机会。

淮海战役后,奇葩的是,郭汝瑰继续得到层峰的信任:1949年夏天,郭汝瑰任国军第22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21军、第44军、第72军和3个独立师;负责保卫四川。1949年12月,郭汝瑰在宜宾率部投降,彻底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大计。

郭汝瑰虽为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但与蒋介石对他“用人不疑”正相对照的是,共产党对他却“疑人不用”。解放军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未授予其军衔,他为中共所做出的贡献被守口如瓶,连他恢复中共党籍的要求也被拒绝。

在中共执政之后的那段岁月,两岸对峙,一方要“解放台湾”,一方要“反攻大陆”,所以对郭汝瑰这样的安排,是不是就像电视连续剧《风筝》中郑耀先(柳云龙饰)的故事那样,有与国民党长期争斗的考虑,所以仍然要他隐蔽身份,继续潜伏?

总之,郭汝瑰从1951年起担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研究员。倒霉的是,1957年,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投降留用军官“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郭汝瑰则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组长;郭汝瑰随即被逮捕——这是意外?还是将计就计?还是什么人安排的“苦肉计”?尽管有人回忆了经过,但真相仍然扑朔迷离。后因董必武等人出面而被“平反”。郭汝瑰随后在“反右”中又被南京军事学院定为“右派”,但随即又被中央军委下令“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文革时他当然也在劫难逃遭到批斗……

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编制,63岁的郭汝瑰像一件“处理品”放到重庆定居。文革之后,郭汝瑰总算得到一些安慰性头衔,担任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还是全国政协好几届委员,1985年“享受副兵团级待遇”。1997年病逝重庆。

不知他在临终前回首前尘,内心深处,对这一生有什么样的感慨和反思?是忏悔,还是无悔?是惭愧,还是无愧?

中国大陆学者傅国涌有两篇文章,谈中央对敌后地下党人员的方针。这两篇文章我早就读过,他说的脉络相当清晰,不妨重新拿出来,附在下面,供大家参考。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制定这样的方针“卸磨杀驴”“兔死狗烹”,实在是见不得人,可以料想,在当时是严格保密,只有极少数高层官员知道、掌握并执行;在事后,也是多年守口如瓶。但是这种心态、这种方针、这种策略,我相信并不是个别人制定,更不会随风而逝,已经渗透到中共政治的血脉骨髓,根深蒂固,像传家宝一样,经过中共执政者一代又一代,也没有变、不会变,即便改变,也是“换汤不换药”,万变不离其宗。

傅国涌两篇短文披露了许多史实,很有启发性,但是有些看法我未必都同意。例如他说:

更可怕的是,网上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一生都在为实现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而不懈的努力,一生都在与封建官僚势力作着艰苦的斗争,他才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这些有着毛泽东情结的国人,并不是认同专制,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长期的愚民宣传深入人心。……

傅国涌开出的药方是:“寻找、揭示历史真相就有了特别的价值,只有真相的不断公开,才有可能让更多的国人走出迷雾。”

对此我表示怀疑:在海外的中国人,不是有条件不受阻碍地接受各种信息了吗?不是能够看到许多揭示中共及其领袖真相的资料了吗?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具有强烈的毛泽东情结。这是什么原因,恐怕还不能简单地用“信息不对称,长期的愚民宣传深入人心”来解释吧?

迄今为止,我看到很多人,包括西方学者和海外华人,仍然不了解中共的“内外有别”,将中共对外、对下的宣传、表态和信誓旦旦,误以为是其真实意图。昨天一位刚从国内返回的朋友来电话,谈到此行与中共一些智库人士交谈,有一句话给我震撼不小——有位正在军方研究机构任职、眼下相当走红的资深学者对他说:关于党史、军史,当局告诉你的,你一个字也别信!

关于这位军方学者及他的著作,我读的不少,有空当来介绍一二。但他说得这么坦率,让我吃惊。或许这句话带有情绪、未必准确吧,但是人们多了解一些像郭汝瑰、高启发等人的前车之鉴,对这个党、这个党的领导集团的逻辑,或许能摸准一二。

至于那些装睡的朋友,我就不指望能叫醒他们了。

附1: “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

傅国涌,博客

以前,我们都曾听说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和军队将领中就有按照这一方针长期埋伏的精干,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纷纷倒戈,显示出这一方针的威力。香港新近(傅国涌此文发表于2006年——老高注)出版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更爆出惊人史料,包括卫立煌、张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都是“红色代理人”。虽然,对于这几个人是否真的是卧底,现在还存有争议,不能定论。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党确实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埋得很深,从早期的钱壮飞到后来的郭汝瑰、刘斐等人,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如果单是从谋略上说,上述十六字方针真的是十分高明。

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位老先生写的文章《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我至今不知道这位老先生的名字,以下就称他为“作者”),很是吃惊,1949年5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战场的胜负决定的,潜伏在南京的地下党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征战。当大局已定,胜利已不可逆转时,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有过一个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但他没有见过这个文件。

1949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这十六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刚“解放”的城市)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昔年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象。这十六字方针,就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之一。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解放后”的十六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闻所未闻的这十六个字,他们心中自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黄昏苦苦追寻这个十六字方针的来源,力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寻找这十六字方针来源时,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他从“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中得知,大约二十几年前,当M的右派结论得到改正,从下放的云南偏远农村返回昆明后,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志,告诉了M这十六字方针,那人还亲口表示,自己曾亲眼看到过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记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线索嘎然中断,但他相信这个方针的文件一定存在,只是一般的党史档案室中不会有。

作者从另一位友人S那里又听说,复旦大学有一位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在安全部门工作时,曾被告知这十六字方针。他就此事和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交换过意见,李普先生说,从这16个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毛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发动的历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来看,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李普先生的分析后来得到了证实,答案终于找到了。作者从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研究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位原江苏省安全厅的负责人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确有这样一个文件。当时是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就是这十六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这个批示当时下发的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所以,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未听说过。有了这十六字方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资格女革命家,在和横渡长江的大军会师后,在新成立的以刘伯承、宋任穷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虽然还安排了一个组织部长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评,离开南京,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工作,这正是十六字方针中的“降级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她被划为“极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汉(时为浙江省长)双双坠网,成为著名的“沙陈”集团之首,是当年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陈修良对于这些强加在南京地下党头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级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而挨批。当时邓小平还在南京,在9月17日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公开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邓在报告中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军不服气的情绪。(这次整党实际上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所谓“反革命”,可是有100多个党员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邓报告中列举的“组织不纯”事例,经查证都不属实。此文后来也有没收入官方出版的《邓小平文选》。)

对于南京发生的情况,当时一定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这才有康生向毛请示对南京等地下党的处理方针,才有了毛大笔一挥的十六字批示,但这决不是毛个人一时心血来潮信笔写下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从邓小平的报告看,包括邓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当时完全认同这十六字方针,而且后来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

1945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还没有预见到四年后即可登上天安门城楼,但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就已明确地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锐先生当年就听到过这个传达。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572-579页收入了这一文件,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

可惜,罗隆基、章伯钧等倒向左翼的民主人士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在红色政权迎来的将是灭顶之灾,大网早已布下,与他们的联盟、合作只是暂时的,充其量是利用他们。现在,十六字方针的浮出水面,进一步告诉世人,不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资产阶级们,即便是那些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不顾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的自己人,在毛泽东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抛弃的棋子。现实是如此严酷,如此无情,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被猜疑、被戏弄甚至被虐杀的命运,“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难道“革命”仅仅是某个集团或个别人登基的台阶?难道权力的顶戴一定要用他人的热血涂红?

1949年以后,全国各大城市许许多多大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以他们血泪人生见证了这一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中的多数人几乎都未能逃脱“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运(只有个别幸运者例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但是他们满怀希望迎来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们单纯的热情和理想,他们被救世主和红色新朝弃如敝屣,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

附2: 寻找历史真相是一个过程

傅国涌,博客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发表之后,我陆续收到一些前辈和读者的反馈。我写那篇小文的起因是偶然看到一位没有署名的老先生写的《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打印稿。直到不久前,未曾谋面的杂文家黄一龙先生写了《对傅国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的“两点补证”》,我才从“补证”中得知,那位老先生名叫穆广仁,是新华社原副总编辑。我曾在《炎黄春秋》看到过穆广仁先生回忆“五二〇”运动的文章,他当年在中央大学求学,是上世纪40年代学生运动的骨干。他说,他们那一代投身共产党的怀抱完全奔着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去的,那个时候,他们心目中的共产党是与民主、自由这些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晚年,在饱经忧患沧桑之后,当他得知1949年有针对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他的震惊可想而知,所以,他要追根究底,找出这个方针的源头,揭开这个历史的秘密。真相是激动人心的,追寻真相的人,我引为同道,在这里,我要向穆广仁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我的文章提及1947年10月27日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亲笔修改的那个党内指示,在打倒蒋介石之后,即把打击目标转向“自由资产阶级”,我称之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当时我只是引用了一句原文。从黄一龙先生的“补正”知道,有一位老先生,1949年以后曾任四川宣传系统负责人的老地下党员,他把我的文章复印分送一些朋友,并在文末写下这样一段《转抄者后记》:

“‘铁证如山’之后的引文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6-1947)第16册572-579页,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引文太短,现补引几段,以便大家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些。

‘(一)刘航琛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指使下的蒋宋阴谋,党内部分同志认为可以利用此种计划促蒋下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二)……在阶级关系上,不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命定的保皇派,就是开明士绅、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乡村富农,也是君主立宪派,就是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妥协的。只有工人农民与广大小资产阶级,才是彻底的革命民主派。……其中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则是反对新民主革命,而以旧民主为号召的人们。另有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则有较左的立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在政治斗争上,我们必须区别今天与明天的打击方向,今天要孤立一切对美蒋尚有幻想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到明天就连反对杜鲁门之美、亲华莱士之美,反对蒋介石之国、亲李济深之国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也要将他们孤立起来。’

这份文件指明除工人、农民和广大小资产阶级外。其他一概打倒,只是分步进行而已。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而是贯穿于解放以后历次运动之中,解放初期的十六字方针正是由此而来。”

这位我还不知道姓名的老先生和穆广仁先生一样,他们年轻时都是理想主义者,到老还有直面历史的勇气,反省自己走过的道路,并没有陷入既得利益的狭隘泥潭,继续为这个民族的命运而忧虑。他们在生命暮年的这些思考,因此而带有一种悲壮感。看了黄一龙先生的“补证”,我十分感动,留言感谢他的“补正”,他马上回复说:你的文章没有错,只是“补证”,不是“补正”。我由此想到,在专制的绳索仍然捆缚着这个古老的民族,寻找历史真相谈何容易,没有许多人的参与,没有不同年龄的人们共同努力,这个寻找过程将会更加曲折、更加艰难。

早在1979年复出之初,李锐老先生就对毛泽东作出了八个字的评价:“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建设。不久前他为一本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千秋功罪毛泽东》写序,用的题目还是这八个字,他在序言中说,读了这本书的两章《共产主义天堂》,“就会理解‘罪恶滔天’所言非虚。”他还说,毛泽东的“盖世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许良英先生读了这篇序言,认为“罪恶滔天”说得太好了。随着真相的不断揭密,历史的帷幕一重重拉开,老实说,“功劳盖世”这四个字已越来越站不住脚,包括这个58年后仍冒着冷气的十六字方针的浮出,都是对毛氏功劳说的辛辣嘲讽。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评说的前提是真相,这需要我们不断地挖掘。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毛泽东的许多神秘面纱还没有揭开,许多揭示真相的书,包括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等,都是绝对的禁书,多数国人还没有机会方便地读到。主流意识形态仍把毛泽东奉为偶像,他的标准像还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尸身仍在水晶棺材里每天接受世人的朝圣,所有的纸币上都是他一个人的头像,原来不同币值的图案还多样一点,现在从一元、五元、十元的纸币到五十元、一百元的纸币,统统都变成了毛的头像。这个细节我一直没有留意,直到今年春天,我尊敬的翻译家、研究俄苏文学的学者蓝英年先生来杭州,聊天的时候,他偶然说起这事,还从口袋中掏出各种面值的人民币给我们看,果然如此,连一元纸币也不例外。我记得以前的人民币还有风景、工农兵等图案,有一个版本的百元纸币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四个人,曾几何时,悄悄地换成了毛一个人。这一切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毛泽东在中国大地上仍然阴魂不散,毛仍是主宰着中华民族的一个罪恶图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怀有毛泽东情结的国人还有不少,网上对毛罪恶的揭露,对毛历史的批判,常常会招来一些批评,诸如不够客观、公允、全面,没有把毛伟大、光荣、正确的一面考虑进去等。网上有人以毛泽东生活上的俭朴来为他辩护,列举他多次缝补过的衣物、鞋袜以及打上了补丁的毛巾,特别是那件缝了74个补丁、已看不见“本色”的睡衣,还有所谓“穿穿了20多年连鞋匠都不愿补的拖鞋”。而没有想到毛的补丁代价之高昂,有知情人说,一个补丁要补得好比买新的还贵,他之所以宁要“补丁”,要么是一种特殊癖好,要么是一种表演,演一出骗了当世骗后人的“俭朴戏”,来掩盖他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掩盖他骄奢淫逸、贪得无厌的真实私生活,掩盖他好大喜功、误尽苍生的种种大手笔。他在私生活上好色糜烂,早已被揭穿,李志绥那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墨迹斑斑,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人间色魔形象,牢牢地钉在历史的墙壁上。山河大地,风景美丽之处到处都曾是毛的行宫别墅,有些地方至今仍重门紧封闭,笼罩着几分神秘。

更可怕的是,网上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一生都在为实现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而不懈的努力,一生都在与封建官僚势力作着艰苦的斗争,他才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这些有着毛泽东情结的国人,并不是认同专制,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长期的愚民宣传深入人心,在信息完全开放,各种资料都可以公开之前,要他们转变看法,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也因为如此,寻找、揭示历史真相就有了特别的价值,只有真相的不断公开,才有可能让更多的国人走出迷雾。

(此文发表后,那位“不知姓名的老先生”辗转找到了我,他叫胡晓风,是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曾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又是一个“两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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