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8/27/2017 05:04
快速引用
【华夏文摘】张宽,周翘楚: 高考四十年回顾
发表于 2017 年 08 月 16 日 由 舟巷

记者:张老师您好!我是复旦大学2016级英文系的学生周翘楚,今天非常荣幸采访您,老师,跟您说一下我们这是学校纪念高考恢复40年的活动,学院里面要求我们录制一下我采访您的这个过程,因为我们是微信视频,您介不介意录下这个视频?想先跟您确认一下,您是我们复旦大学七七级的校友,是吗?

张宽:对,七七级外国语言文学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

记者:噢,那么在进入复旦之前,您身份是什么呢?就是您在进入复旦之前,您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张宽:我跟你讲我的故事吧,我是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下面一个叫马踏的小镇校园里的子弟,父母都是马踏中学的老师。可是在那个时候,上高中是不容易的,因为名额很少。我父亲在1949年以前替国民政府做过事,抗战期间当过一年县社会科长,在成都当小学校长暑期培训期间集体填表参加过国民党。那是一个高调讲政治的时代,历史上留下的这些“政治污点”,让他的子女上不了高中。我们快上完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父母就想法把我们兄弟姐妹送到外地去继续上学或者找机会参加工作。我很幸运被送到了山东省临沂市上了初中和高中,因为我有一个表叔,在临沂一中当英文老师,所以我在那儿跟他学了英文。1976年高中毕业时文革还没完全结束,又投亲靠友去了贵州省六盘水地区一个叫木岗煤矿的知青农场,想等待机会当个挖煤工人,即将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在知青农场干活,种花生、玉米。

记者:所以您当时是在知青农场获得高考恢复的这样一个消息,然后第一时间就去报名了是吗?

张宽:对,我在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我知道我一定能考上,因为别人不读书的那些年份,我把功夫用在英文学习上了。你猜猜我的第一份英文的教材是什么?那个时候学英语没有New Concept English,我表叔办公室有一套英国的《灵格风教材》,带唱片,我把它听熟背熟了,记得读过许国璋的大学英语、徐燕谋的大学英语,还熟读过一本文革后期工农兵大学生使用的专业英语教材,其中包括英文版的毛泽东的“老三篇”,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据说毛选英译小组有学者钱钟书先生。所以我英文有些基础,背景不错,又因为我父亲是高中语文老师,小时候我读过他案头上的中国文史书籍,所以我想这方面呢自己也蛮好,没有问题,所以相信自己一定能考上大学。

记者:对,那您当时在农场有没有经过一番准备,还是说直接就去参加了高考?

张宽:因为当时接到通知的时候是秋天,正好是秋收特别忙的时候,我找农场的领导请假给点时间复习,领导说知道你最有希望考上,但是如果我给你假期去准备的话,大家都要请假,那农场的粮食就收不起来,请你克服,以你自己现有的实力去迎考。我平时有爱看书的好习惯,接到高考通知之前都很努力,那时候没有手表。每天干完活以后农场同宿舍里人都在玩,有的打牌,有的谈女朋友,但我自己就在室友的哄闹声中关起蚊帐看书,听到第一声鸡叫,大概是三点过啊,就睡觉了。那么早上八点钟起来,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吧。自己青少年时期好学,只是一种求知欲,并没有想到要考大学。

记者:对,您一直十分刻苦,就是始终没有放弃学习这样一件事情。听您说您对英文本身也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所以说选择复旦大学这所学校,然后选择它的外文专业,是您本身在高考之前就有了一个决定吗?

张宽:先讲几个具体的故事吧!我当年填了三个志愿,复旦外文系,四川外国语学院和贵州师范学院英语系。父母反对,说报志愿太高,我家的政治背景不过硬,三个志愿应该倒过来。受不了姨妈在耳边整天的叨叨,我同意她去矿务局报名处替我改志愿。可是女人出门比较拖拉,她赶到高考办公室正好送档案的车开走了,上天保佑我的三个志愿顺序没有颠倒过来。当年文科类的考试科目有政治,数学,语文,历史,地理,英文。记得英文考试有一个附加题,阅读一篇短文后用英文写一段读后感,短文的题目是Foreign Language As An Instrument Of Class Struggle“外语是阶级斗争的一门工具”,听起来还是比较政治化的,说的是老年的马克思自己决心要学俄文,然后它用五个月就把俄文攻下来了。我很快答完必做题后开始做附加题,写的时候好几个考场上的监考官就过来看,来抄我的准考证号,他们在一边交头接耳,发现有考生考题答得这么快这么好,觉得这个考场上说不定要放一颗卫星了,这也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考完以后,过了不到一个月吧,某天早上和我们知青一起下地的途中,走到一半后面有人追上来说,省城招生办打电话到矿务处,请你马上赶过去面试。几个要好的男知青一起跟我回到宿舍,分别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拿出来把我打扮起来,让我穿上袜子,皮鞋,的确良衬衫,涤卡衣服,戴上围巾和帽子,我当时自己没有这些东西,然后坐慢车三个小时从黄桶车站赶到省城贵阳,直接去外语类招生老师下榻的旅馆。考试很简单,第一看你的形象不要太差,我当时在复旦外文系德语77级形象上算得上班上的“丑小鸭”,但是五官还算周正,所以第一关也就过了。第二,让你读一篇中文文章,然后再读一篇英文文章,之后他们再用中英文简单提了几个问题,跟个人有关的问题 (personal questions),我竟然还能够应对。大约40分钟口试结束以后,记得是复旦新闻系一位年长的老师单独跟我谈话,他说现在就应该给我录取通知书,因为我的第一志愿报了复旦,我的高考试卷和其他档案材料他都看过,刚才面试也不错,通过了,跟我握手祝贺我考上复旦。但是不巧管档案柜和录取通知钥匙的助手出门了,助手大概两个小时以内回来,把保险柜打开,他就可以取出一份复旦录取通知书,签字盖章后亲手交给我。我很激动,离开旅馆想找点东西填填肚子。刚刚出旅馆门转过一个街口,后面有人拍我的肩膀,回头看是一戴眼镜的老师模样的人,他说小张你注意到了吗?刚才我也坐在那六个人的考官位置上,没有问问题。我是北京大学的招生老师,你的材料我也都看过,我马上可以给你签发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也是外语系。我问你们招的是什么专业?他说是日文,那我就不愿意,我说是日文专业啊,让我想一想,和亲戚合计一下,等两个小时再决定,看回来是到你那儿还是到复旦老师那里去取通知书。后来我当然取了复旦的通知书。现在我碰到北大毕业的朋友,熟悉以后也会开玩笑,说你读的学校是我放弃了不去的。

记者:那老师刚才您在说的时候这个连接上稍微有一点问题。我刚才听到您说您的第一志愿是哪一所学校?

张宽: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复旦,北京大学想半路上把我挖过去,可是我不愿意,还是要坚持上复旦,我现在觉得我这个决定绝对是正确的。

记者:所以当时复旦的老师在您等待两个小时之后马上就把录取通知书给了您是吗?

张宽:对,两个小时以后我回去,他马上就把通知书签发给我了。

记者:那您是什么样的心情是一种心情?

张宽:很激动啊,那个时候我在贵州,拿到通知书是78年1月底,离2月份开学时间已经很短了,我都没有时间回四川老家,从贵州直接来上海了。拿到通知书后给父母发了个电报,三个字“宽去滬”,上海的简称“滬”字。城镇上的邮局接了这个电报,打传呼电话找到我父母,他说你们家有个电报请来镇上邮局取,父亲让他们读一下电报内容,他们居然不会发“滬”这个音,只读出“宽去X”。父母说哎哟不要是“宽去世”吧!赶快去镇上去取回电报,才知道我是被第一志愿,这个Dream School复旦大学录取。那个时候因为政治上的敏感性,我们比较小心低调,不想过于张扬,不愿意在家乡广而告之扩散新闻,偷着乐就行了。

记者:对,所以那您就后来就顺利地来到了复旦大学是吗?那您当时是第一次来到上海吗?第一次来到复旦,您当时对这个过程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心理上的一些心情啊之类的吗?

张宽:当时因为从内地省份贵州走出来,不像你们现在外地同学进校有时髦的行李箱。我背了个背篓,还有矿上木工房加班赶钉的一个小木箱就过来了,背背篓进复旦校园你可以想象吗?是呀背着背篓,我是坐火车,从贵阳到上海北站,有师兄师姐接站迎新,那个激动啊,从贵州的山里坐进复旦的文科楼,这样的学校,那个时候的Culture Shock,这个文化震动比后来我出国留学还要大。真的,你学外文有西方人在教,上海的生活从来都洋派,所以对西方文化了解得很多了,后来出国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有很大的Culture Shock,但进入复旦是感觉到了这个Culture Shock。

记者:所以您当时第一次来到复旦的时候是在文科楼是吗?(对对)我现在就在文科楼采访您,不过有可能并不是同一栋。那您当时对复旦校舍有什么印象?当时的复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像您提到的有老文科楼啊之类的,您宿舍在什么地方?然后上课一般在哪?然后生活都有些什么样的就是轨迹?

张宽:我们宿舍是在复旦老校园南京路旁边的七号男生楼。一个宿舍住七个学生。我妻子也是我们复旦的同班同学,几年前,我和妻子带着儿子一起到我住过的那个宿舍楼去,敲开宿舍门,看见一个小伙子酷暑中坐在里面读书。我对儿子说这就是25年前你老爸的模样。上课也是在校园里,从宿舍走到离登辉堂不远的老文科楼也就是十分钟吧,沿着南京路的林荫道走过去就可以上课了,十分钟。

记者:那老师您刚才提到复旦的这个南京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因为年代有一些了,我们也不太知道哪一条是南京路,您能具体说说吗?

张宽:南京路就是与邯郸路平行的林荫大道,老校园干道,两边种植了法国梧桐。对,就是现在面对光华楼的那条路,可能现在就叫光华路。

记者:那老师,您在复旦上课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室友同学或者是老师,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张宽:因为我在复旦一共是念了七年,我的本科和硕士都在这里念的。我们是小班,18位同学,有三位上海同学邀请我去家里做客,分别是班长王卫新,团支书吴建平和浦东的陈梅。我们德文系当时有一位教文学课的袁智英老师现在已经从同济大学退休了。本科教我们精读、泛读课的是钱晶老师、彭道升老师、蒋敏华老师、徐龙顺老师,他做过外文学院副院长,可能现在还在复旦。有几位现居德国,我们有一个复旦七七级德语班的微信群,把一些老师也加进去了,所以现在我们都有联系。这些老师给我们启蒙,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做学生的是很感激的,钱晶老师和袁志英老师都邀请我上家门拜访过,有一位口语老师我们叫她Frau Wang (汪太太),德裔犹太人,嫁给一位在奥地利留过学的上海医生,外籍教师有Uta,Wolfgang等。印象最深最亲近的应该是我做硕士生的导师董问樵老师,他已经去世了。我和我妻子卫文珂(那个时候还是同学)本科毕业后留在复旦念硕士研究生,每周一个下午去董老师家上课,上课之后导师会让我们留下,让师母做好晚饭请我们一起用餐,德文称呼导师是Doktor Vater, 就是这样一个关系,也是很贴切的称呼。那时的师生之间关系是很亲很近的,毕业时导师确认我和卫文珂有了婚姻之约后,送给我们一个红包贺礼,300人民币那时候是很大一笔钱,使我们非常感动。当然到了美国安顿下来后我们给董老师寄了情深意长的信,还夹带了一张美元支票。本科期间中文系和外语系有些课是一起上的,比如翁义卿,夏仲翼,袁晚禾老师的欧洲文学史课,后来我也去旁听中文系朱东润,王水照,哲学系严北冥老师的课程,中文系严修老师讲诗经的“采采芣苡”那篇时,带到课堂一株车前草给大家展示,我现在在房子后院专门种了车前草,在大学里用英文讲诗经时给学生看。复旦期间我兴趣广泛跨系听课可能是对我后来改行做比较文学有所帮助,我从复旦硕士毕业后到北京,社会科学院,进的不是外文所,而是中国文学研究所,就是这个转变。

记者:诶老师,请问您刚才说您到北京之后进了是什么地方的中国文学研究所?

张宽:我进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不是外国文学研究所。我硕士毕业的时候就被文学研究所招聘过去做比较文学了。还有当时啊,有一位英文专业的老师叫杨烈教授,他很喜欢我。他是系里老师中公认的才子,那年外文系研究生考试中国语言文学试卷是他出的,他看我考分特别高,就希望我能够跟着他去做莎士比亚研究,他就跟董老师商量,董老师说那不能因为中文考得好,你就要抢走。我们做一个妥协吧,我同意我的学生在学有余力情况下跟你学莎士比亚,所以英文专业莎士比亚的研究生课,我也在那边旁听。那一年复旦外文系招了十来个研究生,杨老师请外文系的研究生和七七级毕业新留校的老师每周六下午到他虹口公园附近的家中一起读书包饺子。我们成立了一个饺子诗社,“骄子诗社”的谐音,复旦学生是天下骄子嘛。现在这个诗社,大家还有微信群,一起写诗,交流信息。

记者:那时候复旦的这样一种校风学风,跟我们现在还是有些不同,更有一些亲近的意思。

张宽:对那个时候可能还是古风犹存吧。相对来说就是那些老师也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在做事儿,学生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老师们要照顾我们也能照顾得过来。我们那个时候硕士生跟老师的关系非常亲进。杨老师家我们每个周末都去,杨老师会邀请。

记者:那听起来这个饺子诗社真的是非常有趣,您不如再多跟我们说说有关这个的故事?就是你们包饺子然后写诗吗?还是怎么研究读诗还是什么?

张宽:先读书然后包饺子。复旦外语系的研究生和留校老师大家都会英文对吧?杨老师让我们诵读唐代的诗歌,然后对照英文的翻译。有时候老师写一首律诗,然后我们步他的原韵各人写一首律诗,他再给我们修改。我们当时写的这些诗,现在出了个诗集,我现在手上都有。主编是现在上海杉达学院日文系主任,村上春树专家施小炜。他当年是复旦外文系日语专业的,饺子诗社现任总会长。我挂美国分社社长的头衔。诗社每学期换题目,有一个学期读拉丁文,杨烈老师找到凯撒的《高卢战记—Bellum Gallium》原文,教我们一句一句读,给我们讲语法,名词主格,宾格,授格,夺格,呼格的形态变化,动词形容词的变化。在诗社受到这个训练,后来我到德国去学古希腊文就比较容易了,因为两者的语法比较接近。就是这样,学过拉丁文、写过诗,唐诗英译和英诗中译,早期诗社成员还跟杨老师一起写了一本《世界文学史话》,复旦大学出版社最近再版了。那时诗社的主要成员有施小炜,韦遨宇(法语),张国强,程介未,张宽,张东书,张玉芝,卫文珂,张翎等,晚一些的有高鸿,郑海瑶,张大晟,徐海静,郑竹筠,杨海虹等。现居伦敦的郑海瑶学妹在新民周刊有一个恺蒂专栏,2009年她在专栏里有一篇文章详细回忆了我们的饺子诗社活动。你知道柏拉图写了个 The Symposium(Συμπόσιον)朱光潜译成《会饮篇》,是说学人们要聚在一起吃喝,然后来谈学问,我们这个饺子社和西方的传统也可以连在一起的。

我以前在山东临沂上中学时,被发现有些体育天赋,参加过中学田径队和地区少年体校。复旦大学第一节体育课老师让我们在篮球场跑了一圈后就跟我说,你以前一定受过正规训练。我说对,她立即邀请我参加复旦校田径队。我说有什么好处吗,我学习工作很忙的。她就哄着我说,你知道吗?第一可以领套校服,穿上可神气了,第二你每参加一次训练就给你发一张猪肉大排的票,就是加一块肉,第三你的体育课可以免修。主要是为了第二份肉,就去训练,一个星期训练三次。我曾经是我们复旦,连续七年吧,就是从本科生到研究生,400公尺和400公尺跨栏第一名。有一年呢,上海高校运动会有一个4×400的接力赛,我们代表复旦破了校纪录,破的是1958年的纪录,还奖励了一件印有“复旦大学破纪录奖”的运动背心,我至今都不太敢相信能破大跃进时期的纪录,会不会是场上的顺风帮忙?这个纪录现在已经刷新了吧?田径队七七级短跑组十个人毕业,九个考上研究生,一个留校,教练逢人就讲参加体育运动队的好处,我也一直认为当业余运动员,热爱体育运动不会影响你的学习。我看到过Rhodes Scholarship申请要求,必须是英语国家品学皆优的学生,加上热爱户外活动。我做过复旦德语班体育委员,外文系学生会文体委员,首届复旦研究生院学生会体育部长,在复旦两次被评为校三好学生,一九七九年一次,研究生的时候一九八四年还有一次,因为我学习成绩排名靠前,又是学生干部,更重要的是体育运动能力无人能比。现在我美国的家里还有复旦大学校三好学生的奖状贴在墙上,为什么这么自恋搞笑呢?因为儿子在洛杉矶那边念书,得到一个类似的三好奖状拿回家,表扬他的Ability-Potential-Endeavor三好,我说我也有一个,于是就找出来贴在墙上,比儿子那张大些。(哈哈)因为我妻子当年也是复旦同学,本科研究生都是同学。我们都留下来做同一个导师的研究生。我就会给我妻子开玩笑,我说你看儿子有一个,我也有一个,你怎么没有啊?她说你知道吗,我当时是团支部的,你的三好学生是我提名的!(哈哈)我开玩笑说那时候你就知道这张奖状最后会挂你家里?我们本科时期还没有谈恋爱,只是互有好感。学校那时也不允许本科生谈恋爱,因为涉及到毕业分配的问题。如果不同省份来的学生谈了恋爱,学校把你们分配在一起会有困难,会给学生管理造成不方便。现在社会还是进步了,你们现在一定没有这个问题了。

记者:那老师,您不如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和您妻子之间的故事。因为您说你们是同班同学,然后你们一起投入了同一个研究生导师的门下?

张宽:那我就从研究生说起吧。德语七七级十八个本科生,就我和卫同学留下来做研究生。那一年复旦全校招了两百出头研究生,十分之一的女生,卫同学大约是颜值较高的一位,中文系的朋友还开玩笑说张某人“独占花魁”呢!我们是同一个导师,每周一起到导师家去上课,一起挤公共汽车。我们可以说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几位之一,彼此本来就有好感,关系也比较亲近,自然会进一步产生感情。研究生半年后我已经决定要追求这位女同学了。有一天董老师那边打电话来叫我周末过去一下。过去了才知道他们想把他们家的一个亲戚,也是学外语的,介绍给我。然后我就向师母坦白了我和卫同学已经私定终身,这对师母来说是比较难以接受的,因为导师和师母的出身非常的高,经济社会地位都很高,导师中学,大学,博士都是一九四九年前在德国念的。我在复旦读硕士时国内研究生也很少,就像现在所谓的“优质股”,他们就想帮助亲戚物色一个研究生。而我这个穷小子真可以说是“不识抬举”。师母生气了,从此以后不再给我们做晚饭,所以上完课以后,我们就从威海路坐公共汽车回学校,赶到学校晚饭开过了,只好在西藏路转公共汽车时吃一碗阳春面当晚餐。

记者:那可以看出您和您夫人感情也是非常的好,就是一路这么多年从同学开始一直到现在,让人羡慕。

张宽:嗯这就是在复旦,不仅学习上为今后的发展做好了准备,也收获了爱情,终成正果,是我们班硕果仅存的一对。而且和妻子一直过得不错,尽管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我们是阳春面吃出来的爱情,或者说我们是convenience marriage。

记者:然后您硕士毕业之后是来到了北京这个社科院的文学研究所工作是吗?请问您是被分配到那儿的吗?还是说是有一个找工作的过程?

张宽:是我自己的选择吧。因为那一级本科生就我和我妻子两位留下读了研究生,我愿意的话,复旦是准备把我留校的。因为本科生毕业时没有人留校,当时我说我妻子去哪儿呢?管人事分配的说,我们给想办法分到上海机械学院。我就不太愿意,我说要么两个都留下来。他们说两个很难,两个的话他们可以把我们送到外交部,说驻奥地利的大使需要两个秘书,你们可以去工作。我们犹豫了一下,那时候觉得对文学比较喜欢吧,我就直接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因为念研究生期间我在他们的杂志《文学评论》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和德国的文化关系的论文。所以他们对我有印象,我一提出他们很愿意要我。然后我说我妻子也想过来,所以她就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语部,我们俩在一个单位,是为了这个原因就到北京了。

记者:那您去北京之后的工作又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呢?你再给我们描述一下您的工作啊,然后包括您之后如何想到去美国?

张宽:我在北京其实做的时间不长,不到两年。我复旦毕业时到北京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就是国外汉学,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看西方人怎么研究中国,翻译了些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的外语能力有用了,我在复旦的本科和硕士期间英文免修,二外选了法文,所以英德法这三种文字都有阅读能力。我用一年多把能找到的欧洲汉学的材料梳理了一遍。第二年,“西方中国学研究室”改名为“文艺新学科研究室”,对西方的文艺理论新思潮,跨学科理论,或者比较文学理论作介绍研究。我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国留学的。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得到了德国瑙曼基金会(Begabte Beförderung)的资助,他们到中国来选拔人才,经过考试就去德国进修。从社会科学院做了还不到两年,就去了德国,先去了德国马堡大学,格林兄弟都是那个大学的学生,格林童话的背景就是它附近的村庄。我住在马堡大学宿舍里面的时候,下午发挥复旦田径队的特长,到森林里面去跑步。跑过一片就会看到这是小红帽 (Rotkäppchen)住的地方,那里是白雪公主(Schneewittchen)住的地方。在那儿停留了了一年,第二年转学到西柏林自由大学。为什么转学呢?因为我妻子也获得同一个基金会的资助,到了西柏林。那时候在西柏林又学习了半年。在德国这一年半我主要研究德国的诗歌和学习古希腊语,两年以后感觉到德国的比较文学的领域稍微因循守旧了一些,他们的学者还在做所谓“影响研究”,那时美国这方面已经领先了,做的是“平行研究”,甚至是“文化研究”。我们就决定,应该去美国念书。我在德国的时候就向美国的几个大学申请,得到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比较文学的博士项目的奖学金。那时人还特别的老实,觉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意我是到德国,没有同意我到美国啊,我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后又回到社科院文学所申请继续读博士学位,搞得领导挺为难的,说哎呀本来是送你出去进修,你现在又要读博士学位,还要转一个国家,但是你已经拿到博士项目录取通知和奖学金了,又那么老老实实的回来了,我们再卡着不让走觉得特别对不起你这个老实人。按照规定是不能让你走的,但是按照人情是可以让你走。他们犹豫了,最后说开个特例吧,同意我以自费公派的方式到美国去。先到了马塞诸塞州呆了一年,别人就告诉我说你这样的背景,你英德法都能阅读,德文英文都能写作,你在国内也有这么好的位置,也发表过一些论文,推荐信那么强:有一位是当时的外国文学研究会的会长,也是著名的诗人冯至先生,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还有就是我们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当时大名鼎鼎的刘再复先生给我写的推荐信。另一位当时名气不算大,但现在大有名气的德国学者顾彬 (Wolfgang Kubin)教授,他们三个给我写推荐信。复旦英文专业的汪跃进同学当时在哈佛进修,正在申请转成博士学位生,他告诉我说你这三封推荐信加上你自己的背景完全可以进一个美国最好的大学。我马上申请转学斯坦福,录取后那个暑假和我新婚妻子开着一辆10年旧的本田人货两用车 (Honda station wagon),没有空调,20天横穿美国开到了西海岸,沿途见到国家公园就拐下去住几天帐篷,这个时候我妻子也申请到了印第安纳大学的PhD program,所以她陪着我开到西海岸让我安顿下来,然后她再飞回印第安纳州去念书,所以年轻的时候要多去体验,德文Wanderungsjahre漫游时代就是这个意思,中文也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记者:那老师您后来与家人重游复旦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张宽:2007年的暑假,我和妻子带着儿子一起来重游过复旦。到了门口,跟门卫解释是老复旦,门卫很友好,就让我们进去了。我们就去我住过的宿舍,因为文珂本科时的宿舍九号楼已经拆了,就带着儿子去看他妈妈研究生时的宿舍,到我们以前的上课的教学楼。邯郸路校门对面原来是运动场,现在也开发了,光华楼也修起来了,变化很大很大。复旦是一个好地方,我们生活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就是在复旦。我儿子的小名都叫“旦旦”,纪念复旦嘛。

记者:谢谢张老师,然后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对我们青年学生有什么寄语吗?

张宽:我希望大家在复旦的这段时期,除了抓紧学习以外,还要享受大学生活、结交朋友,大家的视野可以开阔一点,像我当时中文系、哲学系、新闻系的课都有去听,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希望你们好好的享受这样的时光,能找到终生伴侣更好!

记者:好的,谢谢老师!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七六期(cm170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