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3/05/2018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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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倾聃

读到陈小鲁生前常说“我就是潇洒一点”,细想一下,如果他说的是“我就是力求超脱”,可能更合度些。按说“潇洒”这样的词儿,和“质朴”(以及同类的“本色天然”和“性情中人”云云)一样,本来不宜用于评价和形容自己。笔者这个想法起于几十年前,当时动辄闻说“我们劳动人民”(或“无产阶级”或“贫下中农”等等)如何之具备“朴素感情”,读后听后感受不能明说,但心下越来越确定:像“质朴”这样的概念,一旦懂得,再用来要求自己就是一个低标准了。换言之,一个人,无论文化与否,一旦明了“质朴”所指为何,他或她就不可能再质朴了。旁观陈小鲁的人生阅历,窃以为他不会不懂得自己应当以诚实为言——用“诚实”作标准(谁都知道那很高)要求于自我,做到没做到让人家说,至少,为人的出发点无咎。

从来没见过陈小鲁,知道他全从听说,但不是文革中几乎流布全国的那些有鼻子有眼的传言。从当年北京八中的高中生口中,知道陈小鲁对风行一时的中学红卫兵在学校和社会上的很多行为(包括“西纠”和“联动”)都认为是胡闹,他不去沾边。后来就只知道他“失踪”了。直到文革后期及再以后,又陆续得知他的真正经历。

看来,文革以后,直到“六四”发生之前,他还是有志于用世的,也许并不追求闻达,但仍愿在政治改革中起积极的作用。对“六四”之变,他有不同意见,因此意欲有所不为,让自己的公开身份悄悄避离了官场。

但是,从商,在陈小鲁身份地位,却无法视为超脱(即他的“潇洒”和“自由”)。从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经江朱与胡温,直到现在,“红二代”和“官二代”中无论曾经是怎样的学业和工作背景,几乎人人都成了经济长才,争相出任这个那个公司的董事乃至“挂长”! 是为“改开”大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各种网文小编们乐用的这句滥俗完全适合描述这个现像)。陈小鲁未能免俗,虽然他可能曾经努力要做到不俗。首先,他是高层世家,加料“红二代”;其次,他曾供职于特权机关总参情报部(各国驻外使馆的武官处都是情报处,这在外交界是公开的秘密)。这两个背景使他在中国政治特权层浸淫很深,从商,绝不可能让他从这两个背景中洗脱,相反,只能加深疑云疑霾。

陈小鲁和“安邦”公司关系至深,这一点绝无可疑。他所坚持否认的,是他在“安邦”内部的位置,说白了,就是否认他是“安邦”的业主。其实,这后一点真相为何关系不大。而前一点给他带来的(一生中最后一次)纠缠和麻烦却正是值得关注的中国政治变动的风向标。

带着权势背景“下海”从商,此风起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这句名言听起来是半句话,即只提“先”怎样怎样,既不讲也不许问“然后”如何。得风气之先的“红二代”很自然地就把“先富起来”变成了公然的权钱结合。例如《财经》杂志2007年1月刊发的《谁的鲁能》一文披露,有名的某“红二代”的“二代”之发家有路,简单地说就是通过银行贷款,在某企业入股,其后在企业“转制”时以极不相称的低价买下巨量股份,股份(全部或部分)变现还清最初贷款自不成问题,一切洗白……其中哪一步都离不开以权势推进。再说“安邦”,国内人皆知它之所以令人瞩目,主要是其飞速“爆炸式”增长,正常经营不可能有那样的效绩,那只能是财富转移的结果。

不管怎么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改革的标语口号,也是“太子党”—“红二代”先前的共识。至于以后社会如何发展,制度如何改革,他们显然谈不上共识,而是人心隔肚皮,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盘算,外人只能猜想,无法准确判断。然而,使“先富”阶层利益固化的路线图到底未能再由各路“太子”相安无事地进行下去。据党媒传出的信息,那“一部分人”中的一部分富可敌国,足以动摇邦本,再不中断他们的发财过程,那就不是老百姓看着眼红,而是党和政府要眼红头炸了。到了这个坎上,莫说“安邦”,你就是给自己起名儿叫“安党”,中央核心也要下手制裁剥夺。

这一役发展到目前,可以看出其动静意义非轻。邓设计师含糊设计的大项——一国两制,政治改革(如不再一人终身领导,如党政分开等等)——都要撤火更张,现在连市场化和“让一部分先富”也要收缩回去,终于使多年来自诩潇洒的人也受不住了。

他不幸猝然离去,让家人和朋友震惊悲痛。接近他的人聆受过他的亲和与识见,肤知其经历的人感叹他际遇不凡,与他相距甚远的观察者如笔者也不免同情。他曾经表示过终生信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笔者愿相信这是他的初心。

比起个人能否超脱的问题,国家社会的前途安在更值得深思。胡耀邦对儿子说过“我们这个国家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赵紫阳曾表示担心“我们现在不培育反对党,一旦(社会)有事会很危险”。这些都是超越一党之私的当国知言。“红二代”整体而言志大才疏,见不及此,的无一个是男儿。所以还在为建立上下尊卑的等级社会忙得不可开交,“改革”云者,若有底牌和自信,于今可见的就是这么个古老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