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9/08/2018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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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07 日 由 舟巷

第一章 活成万语千言



我出生后九个月,我母亲就调动工作去了天津。据说天津的条件不好,工厂里没有托儿所,于是她把我留在北京的外婆家。我外婆出生于1920年,我母亲出生于1941年,我出生于1966年。当我开始与外婆一起生活的时候,外婆比我现在还年轻。但是不知为什么,从我有记忆以来,我眼里的外婆就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

这很可能是因为外婆有一双解放脚。“解放脚”是缠足半途而废的结果。女子缠足据说始于北宋,大兴於清代。五四以后,在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先进知识分子的不断呼吁之下,缠足的风气日渐式微,只是要想完全废除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外婆四岁的时候,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已经退位十二年了,但外婆的父母还是请了人给女儿缠足——这种事儿亲生父母一般下不去手,只能由专业人士来做 。缠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把除大脚趾外的四个脚趾都掰成骨折,以强力令脚掌内弯, 然后逐渐越缠越紧,直至脚掌停止生长。缠足一开始,我外婆就昼夜惨叫,害得父母心神不定,再加上新文化运动的春风的确已经吹到了乡下,于是,当外婆半夜偷偷把缠好的脚打开时,父母就假装没看见。就这样,外婆和许多生于1920年代的女性一样,有了一双“脚放脚”:比小脚大,比天足小。

到了六十年代,在北京城里,真正的小脚已经非常罕见了。“解放脚”就是我能见到的最接近于旧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当时学到的形容词都是一对对的:新社会对旧社会,天堂对地狱。我外婆的“解放脚”毫无疑问是落后的,压抑的,黑暗的,丑陋的,无知的,恐怖的和邪恶的。

然而,在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文明的,和谐的与正义的新社会,我外婆必须自己解决穿鞋的问题。“解放脚”女性面临一个终生问题:买不到合适的鞋。当年裹脚的时候脚弓毕竟骨折过,致使脚面呈拱型,以致鞋的形状很特殊。国家计委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对这部分特定群体的需求总是估计不足。 随着时间推移,“解放脚”女性越来越少,执行计划经济的中央政府便逐渐把这部分女性遗忘了。

从我有记忆起,外婆就一天到晚在做鞋。不光为自己,还为方圆几里地内的女朋友们。她做鞋总是在床上。我们家的床上总是摆着好几张袼褙。做袼褙就是把几层布用浆糊粘在一起。做一张鞋底需要三层袼褙,而这三层袼褙是用线联结起来的,这道工序叫做纳鞋底。三层袼褙很厚,普通的针根本穿不透。外婆先用锥子在鞋底上扎个眼,然后再穿针走线。我外婆做了一辈子鞋,但也会偶尔失误把手扎出血来,让我感觉鞋匠是一门危险的职业。

每当外婆向我抱怨自己的婚姻,她就特别容易遭遇工伤。我外公是个会计,工作单位是铁道部。铁道部大概有一万名会计,工作场景从位于北京的总部一直到最底层的工程队。我外公就在最底层工作,他上班的地点永远在蛮荒之地。等他们铺好了铁轨,那地方就开始通火车了。

每年,他会沿着最新修好的铁路,回到北京探亲两次。六十年代,小孩子都是整天在外面玩儿,只有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才回家。某天我回家吃饭,发现饭桌上多了个老头子,我就说:“外公好”,然后就拿起筷子吃饭;过了几天,吃饭时外公不见了,我就省略了问候,直奔主题。在我看来,一个家庭就是由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小女孩组成,这很正常。

我外婆显然觉得这不正常。外公刚走的那两天,往往是她频繁遭遇工伤的日子。她会忽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我跟你外公感情不好,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

“您说什么呢?外婆。”我漫不经心地问道,手上正在玩着刚从楼下花坛里捡来的一枚生锈的曲别针。

“唉,你什么都不懂。啊——”外婆大叫一声。

我一抬头,只见她眉头紧皱,右手攥着左手,鲜血从她的指缝间渗透出来。

随着我年龄渐长,我终于从外婆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了一个故事。

外婆1920年出生于河北安次县的一个小村庄,几岁的时候就由两家父母作主与我外公订了亲。十岁的时候,她的生母去世,父亲再娶。不久继母就生了男孩。继母不喜欢家里有人吃闲饭,于是我外婆从13岁就开始自谋生路。她做得一手好针线,可以帮大户人家的闺女做嫁妆。那时有个传统:女子的嫁妆必须自己亲手置备,被子啦,枕套啦,不仅要具备使用价值,还要在上面描龙绣凤,图样越繁琐说明新娘越聪明贤惠。不过很多有钱人家的女儿要么笨,要么另有志趣不爱女工。等到筹备婚礼的时候,她们就向我外婆下订单。

就这样,我外婆一直和继母相安无事,直到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华北。乡下兵荒马乱,日本人烧杀姦淫。继母指出:一个17岁的姑娘在乡村生活实在太危险,随时都有贬值的可能。外婆的父亲觉得有道理,遂打算赶紧把女儿嫁掉。

外婆的父亲派媒人去跟婆家商量。媒人回来说:“小伙子早就去了北京,正在铁路管理学校上学呢,怕是不能回来成亲。”去北京上学也不通知女方家庭,这是要拋弃糟糠之妻呀!外婆的父亲决定来个突然袭击。他雇了一辆马车,载上我外婆就去了北京,把她丢在未婚夫门前,然后自己就回家了。

还好,未婚夫认了这桩婚姻,只是婚后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好。他们在一起五年,生了两个女儿。在风华正茂还有无限上升可能的年纪,我外公主动要求前往最艰苦的工程队。

“这都是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外婆不无幽怨地说。

“上赶着送来”到底有多么可怕呢?从我记事儿起,这个问题就萦绕在我的心头。

1970年代初,马车还可以长驱直入到北京城的核心地带。我外婆家就在月坛南街与南礼士路的交叉路口上,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六层灰楼。底楼有一个副食店。闷热的夏夜里,我们开着窗户睡觉,深更半夜能听到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声音,踏跶踏跶踏跶……声音越来越近,车把式一声长长的“吁——”,马车便正正地停在我家窗下。接下来便是“噗”、“噗”、“噗”,车把式将瓜扔给店员;偶尔一声“啪”!那是瓜不慎被摔在了地上。我外婆总是一大早下楼去买半夜摔裂了的处理瓜。便宜得就像白捡。连切都不用,顺着裂缝用力一掰,瓜就分成了两半。我们俩一人一半,拿勺子挖着吃。我一边吃瓜一边进行着推理:上赶着送来的就容易被摔裂,摔裂了就得降价处理,所以上赶着送来的就等同于贱货。



1973年,我上了小学。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大约能认六百个左右的汉字,于是我就成了一家书店的常客。那家书店以每天两分钱的价格出租小说。我每天读一本,不管它有一百页还是两百页 ,因为我得省钱。书上经常出现我不认识的字,但并不影响我理解意思。外婆很节约,天黑之后不许我开灯。我每天放学回家就开始读书,随着天色渐暗,我会不知不觉地移到窗口。

在黑暗最终降临之前,我总能读完最后一页。

我放下书,从窗口向外望去。我能看到一座高耸的烟囪直插夜空。那是北京儿童医院的烟囪,为医院提供饮用水和消毒用的沸水。但你如果向我家附近的孩子们询问那座烟囪是做什么的,任何人都会压低声音告诉你:那是用来烧死孩子的。

童年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小孩子喜欢用鬼故事来填补精神空白,给寡淡无味的生活加点盐。自从我会读书以后,我就脱离了低级趣味,不再参与幼稚的窃窃私语,不再用高声尖叫吓唬自己和別人。普通的鬼故事不再能吸引我,除了那座烟囪。尽管我有超出同龄人的读写能力,我仍然相信那座烟囪与死孩子有关。我为它着迷,就好像它并不是一根直直的砖砌的笨重的空心长方体,而是一根柔软的手指,能戳进我的心脏,再把它勾出来。

每天,当我读完一本小说后,我就看着远处的烟囪。它整天往外吐烟,以至於我对不同形式的烟雾瞭如指掌,能分辨出它正在烧的是哪一种孩子。一切都有个性。烟雾如此,死孩子也如此。有时候,粗大的白色烟柱腾空而起,那一定是个大孩子,个头几乎赶得上一个矮小的成年人,他/她一定死于意外事故,所以他们要激烈地抗议不公正的命运。也有时候,烟囪中吐出的是细薄的白色轻烟,刚一出烟囪口就被风吹散了,令人毫无察觉地融入了深蓝色的夜空。那一定是个脆弱的宝宝,从出生起就罹患严重的疾病,此刻终于获得了解脱与安宁。

无论是好是坏,读书使我得以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另一个是文字描述的世界。我不知道我更喜欢哪一个,老实说我也不在乎。我并不想认真区分这两个世界。 生活在模糊的边界上其实也很方便。

大约在1976年,我读到一本小说《青春之歌》。小说的主人公林道静也是生于1920年代,也有个后妈,也受到包办婚姻的压力,但她进行了反抗,毅然走出了家庭的牢笼,在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同志情谊,甚至爱情,将自我的追求与波澜壮阔的时代融合到了一起。

我开始瞧不起外婆。下一次,当她再随口抱怨的时候,我就说:

“瞧瞧人家林道静,和您的出身差不多,怎么人家的生活就能够自己作主呢?”

我外婆说:“那是小说。”

我说:“那杨沫呢?”

“杨沫?她的生活应该和我差不多。我每天做饭,做衣服,她每天写作。有什么区別吗?”

我起初无法反驳她的观点。但是我想了一会儿,就知道她错在哪里了。没错,林道静的故事是杨沫编的。杨沫就是整天坐在自己的书桌旁笔耕,从外表上看就跟我外婆整天用剪刀和针劳作一样。但如果给我外婆足够的墨水和纸张,她是否可以生产出同样浪漫的小说呢?当然不能。关于她自己的生活,她只能说出一句话:“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所以,杨沫的生活与林道静的生活距离无限近,而与我外婆的生活距离无限远。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沫就等同于林道静。

从时候起,我就知道小说与自传密不可分。一方面,一切小说都是自传。就算那些事件不是作者亲历,只要他/她写下来,他/她就在心灵层面把那种生活过了一遍,从而使他/她与其他作者区別开来;另一方面,一切自传也都是小说。就算那些事件本身都是真实的,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只能来自於作者的建构和解读。所以,区分小说和自传其实没有意义。我更喜欢从英语借用一个词来定义这种讲述自己生活的努力:叙事(narrative)。每个人都有叙事的天分,我外婆也不例外。“被上赶着送来”是真的,夫妻关系不好也是真的,但“夫妻关系不好是因为被娘家上赶着送来”,那就是她自己的解读了。这就叫叙事。

我长大后成为一个以叙事为职业的人。我喜欢在读小说的时候揣测哪些细节来自於作者的亲身经历,哪些细节来自於道听涂说。我自以为在这方面具备火眼金睛,是最高水平的狗仔。我真心佩服那些能把亲身经历与道听涂说嫁接得天衣无缝的作者,因为这是文学才华的重要体现。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在世的时候,我一直想当面向他表达同情:我知道你深受便秘之苦,因为我至少在你的两个人物身上——一个虚构一个非虚构——看到了这一症状。



一晃,又十年过去了。1986年,我正在大学读书。某天下午,读了莫言的《红高梁》之后,我突然想起了我外婆。《红高梁》的主人公也是生于1920年代,也是被迫嫁给一个不爱的人。但她是如何反抗父权的呢? 不是跑到共产党那里去,而是去引诱抬花轿的男人。通过与一个偶遇的男人通奸,她成了自己身体的主人。这样的叙事对1980年代的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它与《青春之歌》所代表的革命叙事大相迳庭。由莫言的《红高梁》改编的电影《红高梁》於1988年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金熊奖,这也是中国文艺界一件里程牌似的事件。无数文艺青年忽然看到了一条打通中国经验与世界市场的道路。原来小说也能这样写,电影也能这样拍!

我家也有这样的故事啊!烽火硝烟,国仇家恨,乡村公路上的马车……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头一次进城,文化冲击……甭说了,您就擎好儿吧。

合上书,我像屁股上着了火一样跑出学校,在小南门对面坐上332,再在动物园倒15路,一溜小跑来到我外婆家,求她给我讲故事。

“你想听什么?”我外婆也兴奋得两眼放光。谁不喜欢有听众呢?

“就讲你父亲雇了一辆车,送你上北京……”

她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那有什么好讲的?要不是当年娘家上赶着把我送过来,我至於一辈子受这么多窝囊气吗?”说完,她还扬起下巴,朝旁边的屋子点了点。那时我外公已经退休回了北京,就住在隔壁那间屋子里。

我克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努力调动学过的采访技巧,从细节入手提问:“走了多久?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

“三天。”她毫不迟疑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然后,她想了几秒钟,用尽可能少的词汇回答了后面的两个问题:“糟透了,糟透了”。

“怎么个糟糕法?”我问。

“说这个干嘛?你不会感兴趣的。”

“我跟你打赌我感兴趣!”我像一个过度兴奋的孩子,把她吓了一跳。我后悔失态,於是换了柔和甜美的腔调,继续诱供:“谁赶车呀?我太外公亲自赶车?”

我外婆摇摇头:“不是,雇了个小伙计。”

听见没有?果然有个小伙计!我的眼睛都直了。“小伙计多大年纪?长的什么样子?怎么雇来的?以前你们认识吗?”我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她陷入沉思之中。我目不转睛盯着她,好像一眨眼就会打破我降给她的咒语。过了不知多久,她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 “他呀,特別能吃。”

小伙计的饭量让我外婆把话匣子稍稍打开了一条缝儿,但也只是多说了三、五句而已。很快,她就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元叙事”上去:当时兵荒马乱,路上怕土匪抢劫,值钱的东西一律不敢带,继母只给了一枚金戒指。他们带了一篮子馒头,以为够吃了,结果小伙计第一天就把一篮子馒头全吃了。第二天没有吃的,小伙计拒绝往前走。她只好把自己的金戒指卖了。就这样到了北京,除了身上穿的,连一根多余的线头都没有。这么身无分文地被娘家上赶着送了来,婆家人怎么能瞧得起?

我外婆坚持自己的叙事,拒绝被叙事。眼瞅着无法跟莫言比肩了,我有点儿气急败坏:“您说来说去,老是这一套。难道您嫁给我外公就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吗?”

她再次陷入沉思,随后抿嘴儿一笑,居然流露出了几分得意:“你別说,还真有。”

我的情绪再次高涨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我外婆的父亲有几亩地,还在1949年以前当过保长——中国乡村最低一级的官僚。1949年共产党中国成立之后,有四种人因为1949年之前做过的事情受到惩罚: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我外婆的父亲拥有过土地,至少是地主,很有可能还是反革命和坏分子。

目前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在1949年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在城市里,有工作的人由工作单位管理;没有工作的人由街道办事处管理。外婆是个家庭妇女,属街道办事处管辖。新中国成立后,街道办事处开始对辖区内的每个人进行排查: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什么人?你是不是反革命、坏分子?

我外婆对调查人员说:“我出生在河北省安次县的一个小村庄,我的父亲是地主,但我在十七岁那年就离开了反动的剥削家庭。我走的时候没有拿他的一粒米,就这样一无所有被丟到了婆家的门前。我成年后没有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

调查人员找到了我外婆出生的村庄。村里的邻居们都表示:“是有这么个女孩儿,她的后妈对她很刻薄,不肯给她办嫁妆。大概是在日本人占领那年把她打发走了。这倒是一个好借口。呵呵。嫁到了哪里?这我可不知道。”

我外婆于是就被划为了群众。不过这并非一锤定音的结论。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样的调查反覆进行了多次。每隔几年,中国就要搞一次新的政治运动。每一次政治运动过后,街道办事处都要换一批新的官员。每一批新的官员都要重新进行一次内查外调。

每一次,我外婆都用同一句话来对付:“我成年后没有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

这句话和“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只是强调了同一件事实的另一面。这桩不合意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我外婆。如果她十八岁以后还继续生活在父亲的屋檐下,那她肯定无法把自己摘得这么干净。

“就这么一句话,保了我三十年平安。”外婆得意地总结道。

听她这么说,我还真想起来一件事。我脑子里其实存储着一些碎片,场景啦,人物啦,对话啦,只是我一直缺乏把碎片串联起来的线索。1986年的那个傍晚,从窗户漫射进来的夕阳滋润了外婆脸上的每一道皱折。我脑子里的碎片突然自动排起了队。

那是1972年冬天,又有两个街道办事处的人来到我家。他们身上穿着千篇一律的制服,但长着两张陌生人的脸,显然是刚刚调到这里的。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外婆有些心神不定,紧张的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运动”。客人走后,她连午饭都没心张罗,坐在那里一味发呆。我饿极了,就从柜子里偷偷拿饼干吃。我外婆是个明察秋毫的人,平日里我只要朝柜子的方向挪动一厘米,她犀利的眼神就会箭一样地射过来。但那天,她完全把饼干置之度外了。

不知吃了多少块,外婆忽然喊我。我以为终于要挨打了,却原来她只是叫我出去发封信。我外婆文化不高,但也受过基本的教育,能进行简单的读写。我虽然还没上小学,但也无师自通地认识几个简单的字,比如这信封上的“天”字。我爸我妈住在天津,这封信八成是给我爸妈的。

我猜对了。过了两天,我父母就来了。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神情严肃地说悄悄话,外婆又把饼干置之度外了。我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留心观察着他们。我记得父亲一边解释一边写,足足写满了几大张信纸。天色将晚,父亲把笔收起来,插回到自己的上衣兜里。我赶紧抹抹嘴,再把身上的饼干渣子抖到地上。

父母走后,我外婆拿着父亲手写的几张纸想了许久,最终还是把它们撕碎了,扔到了废纸篓里。

第二天一早,外婆说要去街道办事处。她还告诉我11点就回来,这很不寻常,因为她从来没有教过我如何认钟表。我家有一个老式机械圆盘钟,每天需要上弦,夜深人静时能听到表针滴滴答答地走动。她走后,我就开始盯着那只钟看。圆周上没有数字,只有十二个刻度。我想起外婆经常说“几点几点”,最大的数字就是“十二”,我于是无师自通地明白了那些刻度代表什么。 我用手指头点着刻度,找到外婆应该回来的时间,然后我就盯着表盘,看秒针一圈一圈地转。原来这就叫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外婆果然在11点前回来了。她心头的阴云一扫而空,脸上一片雨过天晴。她迅速回归自我,重振家务。第一步是盘点:盐还剩多少,糖还剩多少,饼干还剩多少……我的报应终于来了。外婆拿起一只纳好的鞋底狠狠地抽打我的屁股,我大声呼救,同时心里盘算着最坏的可能。不管怎么说现在也是新社会了,莫非她还能给我裹小脚不成?我又哭又喊兼胡思乱想,直到外婆住了手,喘着气说:“起来,洗把脸,吃饭。”

这就是我记忆中1972年那次审查,那也是我记忆中的最后一次审查。我唯一不理解的细节就是外婆为什么要撕掉我父亲给她写的资料,于是正好趁这个机会核实:“您就说那么一句话就管用?我可记得1972年那次,我爸替您写的交代材料有这么厚一叠呢!”外婆轻蔑地摇摇头,撇撇嘴:“我说句实话,你別不爱听:你们这些大学生,有时候真没用。你爸写的那几张纸我后来都撕了,根本没往上交。啰哩啰嗦,毫无重点。谁有耐心仔细看?你別看我没受过教育,我就咬死了这一条:18岁以后没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这是事实,谁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我外婆是1997年去世的。她去世后,我有一次和父亲闲聊,提到了1972年的那次审查。我父亲得意地说:“那次如果不是我,她怎么可能通过审查?光凭她自己说‘没吃过父亲的一粒米’就能管用,她干嘛还要把我们找去?”

对呀。我想起了我帮外婆寄出的那封信。

完整的事实其实是这样的:这一轮的审查与尼克松访华有关。我外婆家在尼克松北京之行的可能路线上,于是这条路线上的居民都得重新进行政审。再加上不久之前林彪外逃导致了洗牌,外婆家所在的街道居委会又换了一岔领导。甄別到我外婆头上的时候,新一届领导忽然发现:我外婆声称自己出生的村庄,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外婆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陷入惊慌失措。自从1949年以来,她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困境:自己出生的村庄不见了。她向我父母求救。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我父亲略微思考了一下,便提出了一个假设:有可能由于行政区划调整,我外婆的出生地被划到了另外一个县。外婆把我父亲写的交代材料撕掉后,第二天就到街道办事处去,提醒他们在周围其它几个县里找一找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结果还真找到了。

至此,我对这桩公案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我父亲执笔写作的冗长交代尽管不如外婆的叙事简明有力,但他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是举足轻重的。我外婆不应该从自己的胜利故事中将女婿一笔勾销。



通过与父亲的谈话,我才得知那次审查与尼克松访华有关。于是,又一条支线被包含进了总叙事。对于尼克松访华前的种种准备,我有着清晰的记忆,只是一直没能和那次审查联系起来。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不过街道办事处把学龄前儿童也召集到一起培训,故而我也有份参与盛事。我们接受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外宾面前如何表现。我们要表现得热情有礼,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在内心深处我们要明白:站在我们对面的是美帝国主义者,也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要外热内冷,提高警惕,决不能将任何秘密泄露给他们。

我从小就是个话多问题多的人,听了一会儿街道办负责人的讲话,我开始有了疑问:“刘主任,您说要来访问的美国总统叫尼克松?为什么我记得他叫杜鲁门呢?我们跳橡皮筋的时候总是这样唱的:

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

专吃杜鲁门”

刘主任说:“杜鲁门是抗美援朝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是现在的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居然还几年一换,这倒是挺新鲜的。完全不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看来我得把美国总统的名字多背几遍。千万不要说错了。

我外婆楼下有个警察岗楼。下半截是水泥的,上半截是玻璃的。那个岗楼常年空置,我们经常围着岗楼捉迷藏。七十年代,北京街头已经有了红绿灯,但是机动车非常稀少。有时绿灯亮了很久,也不见一辆车过来。突然又切换成红灯,便给人一种无的放矢瞎忙活的感觉。尼克松即将访问的前几天,岗楼里突然进驻了一个警察。路口中央竖起了一个圆形的水泥墩子,那上面也站着一个警察。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儿,我们蜂拥到马路上去围观。那两个警察好像木头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都是一动不动,仿佛连眼睛都不眨。

正日子越来越近,空气中都能闻出紧张的味道。突然间,街道办事处换家换户传达最新指示:所有人都必须呆在家里,不得外出。

我顿时就有被人涮了一道的感觉。尼克松的名字我也记住了,内冷外热的微笑也练得差不多了,所有的问答题全都背得滚瓜烂熟,结果却不许我出头露面。一天夜里,我们又听到了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声音,踏跶踏跶踏跶……声音越来越近,车把式一声长长的“吁——”,马车正正地停在我家窗下。接下来便是“东”、“东”、“东”,似乎是车把式正在卸木头箱子。偶尔一声“啪”!不是瓷罐子还是玻璃瓶子摔碎了。我外婆轻轻翻了个身。我能想象她此时的内心。楼下副食店不知进了什么好东西,可是她不能下楼,不能去买便宜货。多么煎熬!

尼克松正式到访的当天,街道办工作人员大清早再次挨家通知:不仅不能外出,甚至不能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只要有人露头,狙击手可以随时射击,一枪毙命。我们全都吓坏了,唯唯诺诺地表示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我和我外婆各自占据房间里远离窗户的两个角落。外婆和以往一样从事制鞋业务,只是不再坐在床上,而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袼褙和工具都铺在地上。我无所事事,只能透过窗户望着北京冬天的天空。在这副苍白荒凉的画面上,偶尔一柱白烟升起,随后烟雾扩散,直至与天空融为一体。然后又是一柱新的白烟,周而复始。老式圆盘闹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日更亲切,更可靠。

外婆时不时看我一眼,她以为我是因为不能出去玩儿而不开心。“很快就结束了。”她安慰我。她的声音在我听来十分空洞。我不开心,不仅仅是因为不能出去玩儿,而是因为热情受到冷遇,努力遭到浪费。我想到那几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们说话出尔反尔,完全不值得尊重。我决心从此后再也不管他们叫“叔叔阿姨”,因为他们愚弄了我。

他们一直在愚弄我,不止在这一件事上。很多事情都不对头,很多说法都自相矛盾。如果美国人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我们还要用微笑来迎接他们,即使是经过精心排练的假笑?如果我们的生活快乐而富有,为什么我们还要把商店摆满商品,却又不允许任何人前去购买?现在想来,那一时刻就是我的天真开始丧失的起点。我头脑中非黑即白的概念被打破了。事情不再是清楚明白的一分为二:落后与进步,压迫与解放,黑暗与光明,丑恶与美丽。 有些事不太对,有些人在撒谎。

而我如何找出真相?如何去了解自己以外的世界?从北京儿童医院的烟囱中不断吐出变幻莫测的烟雾,将天空装点得千姿百态,成为我眼前唯一的风景。我紧盯着它,试图在心中将天空还原成灰秃秃的样子。

又过了很多年,在看一部纪录片的时候,我偶然发现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曾经参观过北京儿童医院。原来,1972年2月25日的下午,我的客人或者敌人,的确曾经离我只有数十米之遥。只是我对此完全无知无觉,因为我被囚禁在孤独的牢笼中。

我记得外婆时不时地看我一眼,用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安慰我:“人要懂得知足。我们能呆在自己家里,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您在说什么?外婆。“

“啊——”她大叫一声,右手攥住左手,鲜血从指缝间渗透出来。

我不敢再问。

时至今日,我总算明白了外婆的意思。因为我们通过了审查,得以留在自己家中。虽然不能上街,不能趴在窗户上往外看,不能下楼去买便宜货,但比起被赶到郊区去,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搬家可不是好玩儿的。多亏了外婆简明扼要的叙事,我们才避免了流离失所。外婆怎么能不为自己的叙事能力而自豪?



现在回想起来,外婆是我的第一个叙事教练,她让我懂得了叙事的精髓:将两件发生过的也许毫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赋予它们意义。这是她给我的正面的教诲。她同时也是我的反面教材,因为她对于自己一生的叙事只有两句话,这两句话其实还是同一个意思。我为她感到难过。这就是典型的空虚的一生。我发誓要过上比她更加丰满的生活,我发誓要活成万语千言。
发表于: 9/09/2018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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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双城记



我父亲于1941年出生在山东半岛南部海岸的一个小渔村里。那里自然条件恶劣,且战乱频仍。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每当发生饥荒或战争时,那里的人就会向北迁移,俗称“闯关东”。

我父亲九岁时,被我爷爷带着去了东北。据说当时闯关东有两条路:陆路和水路。坐渔船穿越黄海比走陆路要省力,但也有风险:如果风向不对,有可能被刮到韩国或日本。 闯关东之旅想必也充满了紧张刺激的情节。可惜,我父亲和我外婆一样惜话如金。偶尔提到自己的迁徙,也是从我完全意想不到的视角。他会感慨自己当年冒著生命危险离开的贫穷的渔村,如今变成了繁荣的海港。“谁能预见到这一点呢?”他会惋惜地说:“贫瘠的土壤突然值钱了,只因为韩国和日本需要我们的铁矿石,煤炭,水泥,镍,铝土矿……”

1959年,我父亲高中毕业。他不是顶尖的学生,但他想去北京上大学。通过一番研究,他发现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的录取标准比其他学校略低。这是因为北京钢铁学院的学制是五年,当年除了北钢之外,五年制的就只有清华了。一般人都不愿意在一个不太有名的大学里渡过五年青春。但我父亲只是想去北京,不在乎多学一年。我的祖父一直是个流动小贩,那时刚刚攒够钱盘下一家小商店。他向自己唯一的儿子保证:只要你肯学习,不管学多少年,我都会全力支持你。就这样,我父亲申请了北钢,并且被录取了。

我父亲认为:去北京上学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关键的两个决定之一。起初,他只是想去首都,因为那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等到“三年自然灾害”来临,他才意识到这个决定有可能救了他的命。从1961年到1963年,中国遭遇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因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据说达到3000万。饿死的人大部分都在农村。北京居民能够勉强吃饱,大学生食堂又比普通居民供应得更加充足。主食是能够管饱的,周末能多吃一个鸡蛋或者一份肉菜。

我父母都是北钢的学生,但直到1961年才确定恋爱关系。自从我爸成为我妈正式的男友,我妈就开始每周六晚上回家,把她的餐券留给我爸,以便他可以享用双份的鸡蛋或肉菜。如果依她的心愿,她愿意把周日的晚餐也让给心爱的人,但我外婆的耐心总是在周日午餐之后被磨蚀殆尽,开始朝我母亲唠叨:“我自从18岁以后就没有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

虽然我母亲对我父亲的爱经受了饥饿的考验,但在毕业之前,他们的关系遇到了更加严峻的挑战。我母亲很容易就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我父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理论上,他也可以申请北京的工作,但他既不是最优秀的学生,也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

又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我父亲申请了天津的一个职位。天津距离北京不远,也是直辖市,但它的吸引力就比北京低很多,因而竞争者寡。我父亲认为这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地方。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外地人不愿意来天津是有道理的。天津风气保守,且相当排外。我父亲一生事业毫无建树,既比不上留在北京的同学,也比不上回到原籍省份的同学,他自己的解释就是天津限制了他的发展。不过他并不后悔,他选择天津落脚是为了娶到我母亲。所以他的故事也可以说成是为了爱情而选择平庸的生活。

我父亲和我母亲一毕业就结了婚。两年后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从结婚一直到我九个月大,他们俩一直两地分居。1967年,我父亲终于说服我母亲放弃了北京的户口和工作。我外婆对此一直心怀不满。 “那个小白脸太精明了!”每次提到我父亲,她都要这样恨恨地说。

我父亲则说:选择天津是他一生中做出的第二个重要的决定。那时他才23岁,从此之后他就再没作出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

对于放弃北京户口,我母亲从未公开表示过后悔。2000年我女儿出生时,她去医院探望我。她抱着自己的外孙女,轻声地念叨著:“你这个小北京人儿,你这个小北京人儿。你多幸运啊,一生下来就是小北京人儿。”



我母亲只有56天的产假。第57天,她回到工厂上班,顺便把我送进了厂办日托中心。日托中心是用铸铁车间的厂房改建的,所以有着高高的天花板。我躺在窗户旁的一张婴儿床上,无形的风好像手臂一样,把窗帘掀起又放下。窗帘下面露出一个女人的半张脸。她的眼珠左右晃动,最终定格在我的身上。那个洞穴般的房间里睡着几十个孩子,不知为什么那女人偏偏对我感兴趣。我感到恐怖。我大声地哭。我一哭,那个女人就不见了。风也停了。窗帘安然落地。我的世界重新陷入寂静。直到今天,我都坚持认为以上情景来自于我自己的记忆,但我母亲则说这绝不可能。心理学实验证明:六个月大宝宝的记忆力只能持续24个小时,九个月大宝宝的记忆力只能持续三十天。

这个场景也可能来自阅读加想像。集体育儿在五六十年代非常流行。当时整个国家都处在理想化的高潮中,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到来,私有财产将被取消,儿童应该集中养育。出生于1957年的作家王朔曾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写过一个类似的细节。他整个童年都在寄宿学校度过,由保姆和老师共同抚养。但每年都会有那么一天,一个女人会突然冒出来,搂着他,要求他叫“妈妈”,并与他合影。他起初感到很尴尬,但看到每一个同学都会被一个类似的疯女人骚扰,心理也就平衡了。我很有可能是在读了这些小说之后,再加上一点想像,创造出了我自己的叙事。

当我母亲搬到天津时,她就把我留给了我外婆。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直到今天,我父母也没有正式给过我一个解释。只有一次,他们提起:我三岁那年,他们得到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入读天津市最好的幼儿园,于是把我接回了天津。但我对上幼儿园很不适应。几天之后,我宣布明天不去上学了。我父亲打了我一巴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因为我精力充沛不依不饶地哭了一夜。那时我们家住在一间不足15平米的公寓房里,我的哭声让整栋楼的人都心神不宁。天亮后,我父母筋疲力尽。我母亲带我去火车站,登上了第一班返回北京的火车。

他们想用这个故事证明:他们给过我机会,但是我自己放弃了;他们还想证明:我是一个固执的孩子,而他们对我十分纵容。但问题是我根本不记得这件事儿。不过,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普通的作家可以编造情节,只有杰出的作家才能编造细节。我父母所描述的细节是可信的,我不认为他们有凭空编造出这些细节的能力。



我在外婆家一直生活到12岁,但我从来都没有北京户口。按道理说,我是不能在北京上学的,但毛泽东时代有它自己的政治正确性,那就是“全国一盘棋”。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没有贵贱之分。我父亲特別擅长使用这个角度。他说服了我外婆家附近的一所小学的校长,于是我就以借读的身份注册入学了。如果换到现在,外地生借读至少得交几万块钱借读费。

197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背着小书包,快乐地走进月坛一小的大门。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我真切地感觉到我就是那幸运的三分之一。

两年后,学区对学校进行了调整。月坛一小的校舍改成了月坛中学。月坛一小的学生一分为二,分流的标准是月坛南街。住在月坛南街南侧的都去三里河三小,北侧的去月坛二小(改名为月坛小学)。我家就在月坛南街北边,与我隔街相望的对面公寓楼里的同学就去了与我不同的学校。在宣布决定的那天晚上,我突然感觉月坛南街就是台湾海峡。我幸运地留在了大陆,而我可怜的朋友不幸流落到台湾。

我一直生活在这种乐观情绪里,直到1978年。



1976年是中国剧烈动荡的一年。周恩来逝世、“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一个剧变接着一个剧变。尘埃落定之后,“毛泽东时代”就结束了。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就停止了正常的运作,一直到1977年才恢复高考。这一年,将近六千万年青人怀揣希望湧入了全国各地的考场。大约有4.8%被各级大学录取。

教育的话题席卷了各个阶层。如果你想进入一所优秀的大学,那么你需要进入一所顶尖的高中,而为了进入好高中,你需要先进入好小学。几乎一夜之间,月坛小学的老师们卷起袖子开始了行动。家庭作业多了起来,每周都会有测试。好学生被老师带着到处去参加数学竞赛。

这些老师们几乎都像我的父母一样,在文革前读完了大学,在文革中忍受着“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诅咒。突然间,他们再次成为受尊重的社会成员。我父母一直对邓小平心怀感激,因为是他在1977年宣布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随着中国人重新发现学习的热情,地区意识也开始冒头。1978年,北京重新调整了学区,将学校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学校,并且明确规定:非北京户籍不能考重点校,只能在非重点校借读。理由很简单:如果你不是北京的合法居民,北京市为什么要把宝贵的资源浪费在你身上?

1978年6月,我的老师在课堂上点了几位学生的名字,通知他们去参加重点中学入学考试。我通常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但不知为什么那个名单里没有我。几天后,我父亲突然来到我外婆家,宣布要带我回天津上学。我这才知道,原来班主任老师给我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没有资格在北京上重点中学。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借读,我只能去第一百一十一中学。它是西城区最差的学校之一。

我并不在乎去哪所中学,我只是无法接受回天津。我已经完全习惯于与外婆在一起的生活,无法想像世界上还有別的地方可以称为家。

在1978年之前,我一年只能见到我父母两次。夏天我会回天津过暑假,冬天他们会来北京过春节。每次,当我母亲刚刚见到我的时候,总是对我百般温柔,大概是为了弥补我不在她身边的愧疚。然而过了几天,就在我们即将分手的时候,她会突然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发不成比例的脾气,似乎她对我一直看不惯,前几天都在忍着,如今终于到了极限。好在每次到了她发脾气的阶段,我们短暂的相聚就已经接近尾声了。

一想到我将和他们日复一日生活在同一个屋簷下,我的泪水就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我从外婆家跑了出去,躲在公共卫生间里。我们这一层楼几十位女性共用这一个卫生间,高峰时段总要排队。能够独自一人在这里哭,这可真是难得的奢侈。我倾注了所有能量,嚎叫,大哭,几乎窒息。我决心坚守阵地。我父亲绝不敢硬闯女厕所把我拖走!

过了一会儿,我的哭声开始变弱,我的眼睛也流干了。我希望外婆来接我,给我一个台阶下,但她始终没有出现。舞台上只有我自己一个演员,我不知道这场戏该如何结束。我在洗手盆下看到一瓶洗涤剂——不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温和中性的家居洗涤剂,而是工厂用的强酸性清洁剂。我打开瓶盖,将刺激性液体倒入洗手盆里。一股酸雾升腾起来,呛得我涕泪横流。就在这一刻,一位邻居走了进来。作为一位拥有常识的女性,她立即捉住我的胳膊,把我扭送回外婆家,就像警察将嫌犯交给检察官一样:“这孩子在厕所里玩儿强酸,太危险了!”

我外婆什么都没说,只是递给我一个背包。当我在卫生间痛哭的时候,她已经给我打好了行李。我并没有什么私产,无非就是几件衣服。我父亲二话不说,当即拉着我前往火车站。

火车开动了,我的眼泪再次涌上来。我父亲冷冷地说:“你要面对现实。“

这是他的原话:“面对现实”。在此之前,我只在电影中听到过这种措辞,通常都是共产党讯问者向刚刚被捕的国民党特务说:“你已经被我们抓到了,面对现实吧。”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怎么可能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十二岁女孩说的话?

三十年后的2008年,我儿子在加拿大开始上幼儿园。对于一个从没离开过父母的孩子来说,第一次面对陌生的环境有些抗拒是完全正常的,而对我儿子来说,还要加上语言的困难——幼儿园老师只说英语。那时我正在《明报》温哥华分部工作。有一天,我接到了幼儿园老师的电话。“你的儿子不停地哭。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跟他的母亲讲话。”我听出老师很不耐烦。一般小孩哭上两个星期也就够了,但我儿子上幼儿园已经快一个月了。老师说完就把电话交给了我儿子,后者用嘶哑的声音发出了一串急促的音节。我完全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我心里很急,因为我是在办公室接的电话。我不想让同事知道我对一个三岁孩子一筹莫展。于是我脱口而出:“我会早点下班来接你,好吗?但你现在需要面对现实。”

掛上电话,一位来自香港的同事问我:“安纳,你的儿子多大了?他明白’面对现实’是什么意思吗?”

我很震惊。我简直不相信这是我刚才说过的话。我还记得当年我父亲对我这样说话时,我如何深受伤害。我不是发誓要比自己的父母做得更好吗?我阅读能找到的每一本育儿手册。我会蹲下来与孩子交谈,以避免身高的差异给他们造成压力。这都是我父母绝对不曾做到的。我敢打赌,如果我与儿子面对面交谈,我不会说那冷冰冰的四个字。但是电话让我失去了警惕,说漏了嘴。也许我并不比我父母好很多。也许我的心灵从来没有摆脱枷锁。

奇怪的是,我儿子听到“面对现实”,竟然真地就不再哭了。他肯定无法理解这四个字。但他大概可以感觉到:这不是为人父母应该说的话。说这句话的嘴唇,一定不是今天早上与他亲吻告別的嘴唇。这么奇怪的事情都能发生。最好还是先止住哭泣,也许还会有比上幼儿园更糟糕的事情。

和我父亲一样,我成功地疏远了我的儿子。



1978年5月,我回到天津。我父亲安排我到陈塘庄小学注册上学。老师们不太愿意接收我。中学入学考试即将来临,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可能会降低整个学校的平均分。我父亲恳求他们至少给我一个测试,他们同意了。一个老师带我去了一间空教室,递给我两张考卷。一张数学,一张语文。等我答完了,那位老师走进来,收了卷子,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我向窗外望去,注意到这所学校是一排排的灰色平房。眼前的木窗台开裂了。我坐的桌子和椅子也很丑。这所学校比我的月坛小学落后二十年。我的心开始下沉。乐观的泡沫开始破裂。“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我不再属于那幸运的三分之一?

我父亲站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穿着一件白得耀眼的衬衫,右胸前的衣兜上插着一只钢笔。这是那个年代工程师的标准打扮。我远远打量着他,心想:“这个家伙是谁呢?凭什么就把我拖到这里来?谁给他的权利?我怎么知道他是我真正的父亲?”

那位老师再次走进来,领我回到了大办公室。几位老师看我的眼光都与刚才不同了。一个老师问我:“你在北京算是好学生吗?”

“我中等吧……中等稍微偏上一些。”

另一位老师叹道:“看来我们和北京的差距不是一点点啊!”然后,大家都陷入深深的沉默。

事实上,我之所以这样回答只是出于谦逊。即使在北京,我在同龄人也能排到前10%。我没想到我的谦逊把这些好老师带入自我怀疑。就像我在生活中犯过的大多数错误一样,我以为自己的言行是出于善良,实际上却是出于无知。我无知,因为我在等式中永远只能看到自己。

回家的路上,我父亲拉着我的手。我偷眼看他,感觉他脸上正在发光。

这在我的生命中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重要性等于我外婆“被娘家上赶着送来”。 他们是不是我真正的父母已经不重要了。我发现了与他们和谐相处的窍门:只要我学习好,他们就能接受我。

我在陈塘庄小学只呆了一个月,但那短短的一个月里,我享受着明星级別的关注。不久就到了中学入学考试的时候。我取得了足够高的成绩,考上了河西区最好的中学:新华中学。然后,暑假就到了。



我坐在火车上,望着无尽的田野。我要回北京与我外婆一起过夏天。在北京与天津之间是广阔的华北平原。单从地形地貌以及农作物的品种,你看不出来天津在哪里结束,北京从哪里开始。除非你能看到铁路边写着“北京”两字的白色木牌,而这正是我一刻不敢眨眼的原因。

我第一次痛苦地认识到北京是多么地大。在此之前,我曾将北京等同于外婆所住的公寓楼,最多再加上月坛公园和月坛小学。现在,即使我看到了那块写着“北京”的白色木板,我还要再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外加十站地铁,然后再走上十五分钟,才是我外婆的家。

这是我第一次理解什么是空间,就像上一次,当外婆去街道办事处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什么是时间一样。焦虑和痛苦是认知的源泉,此事一再发生在我的身上,不知其它人是否也遵循这一规律。

外婆家里的一切都像我从未离开过一样。楼下的便利店、饭店和街上的书店都还是老样子。北京儿童医院的烟囪也还在昼夜不停地释放白烟。不一样的只有我。因为意识到自己没有北京户口,即使睡在外婆的家里,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

在我移民到加拿大后,我开始阅读加拿大的历史。1534年,法国探险家雅克·卡蒂埃抵达现在的魁北克。当他回到法国时,他绑架了两名年轻的印第安人。第二年,他的探险队回到了新大陆。当他们进入圣劳伦斯河河口时,他将这两个印第安男孩带到甲板上。木船板在脚下吱吱作响,狂风拍打着头顶上的旗帜。两个男孩子紧盯着岸边,突然,一名男孩大声喊道:“去加拿大的路!”卡蒂埃於是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这片土地被称为加拿大。”

历史学家指出:卡蒂埃的理解是错误的。印第安人的头脑中还没有建立起整片大陆的概念。加拿大只是“村庄”、“定居点”的意思,是男孩子所在部落安营扎寨的地方。

我当然同意历史学家的看法。不过,当这两个男孩被从“加拿大”带离时,“加拿大”对他们还意味着打猎后走上一小时便能返回的村庄。可等他们被迫来到大洋的另一边,然后再航行回来,“加拿大”在他们心中,就已经成为一片遥远的,和欧洲截然不同的,需要耐心与坚忍才能重返的大陆。此时此刻,这两个男孩对于空间的理解,想必已经与他们留在故乡的亲人截然不同了。
发表于: 9/22/2018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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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安纳: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8)
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22 日 由 舟巷

第八章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


出于恐惧,我一直没有向郭言提出那个致命的问题。但他在指出一个便衣之后邀请我到他家去,我的关注点一下子就变了。我痛恨这个国家的集权统治对个人生活无所不在的控制。人民没有自由,无论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还是过不道德生活的自由。五年了,生活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我仿佛又回到了1984年的三角地,正在阅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到南校门去!到郭言家去!

越过郭言的肩头,我看到他背后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胸中涌动着反叛的激情,我挽起他的胳膊,好像上战场一样,毅然决然地说:“走。”

我们开始往天安门广场外围走。八十年代末,中国人的居住空间都很狭窄,有些家庭甚至三代人住在一间臥室里。年轻人约会的最常见方式就是散步—又被戏称为“压马路”。四月中旬,冬去春来,广场上很多成对儿“压马路”的人,正在尽情地释放着被压抑了一个冬天的欲望。

一对对搂搂抱抱,卿卿我我的恋人从我身边走过。我不禁略带嫉妒地想:他们中间会不会有人是背着自己的配偶在这里发展婚外关系呢?我对郭言说:“从1到10,你随便挑一个数字”。他感到莫名其妙,犹豫着说:“5?” 我说:“好”。我在心里默数,等到第五对男女与我们擦肩而过时,我出其不意狠狠地瞪了那个男人一眼。对方被吓了一跳,脸上露出仿佛看到疯狗一样的厌烦表情。

我叹了口气,对郭言说:“我有个朋友,她可神奇了。随便一对恋人从她身边走过,她就能看出哪一对是正常的谈恋爱,哪一对是已婚的人在偷情”。

郭言笑着说:“这有什么?我也能。”

“你也这么厉害?”我非常惊讶:“为什么只有我不能?”

郭言眯起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仿佛受到了污辱:“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呗,有必要这么曲里拐弯吗?”

我张口结舌,无比尴尬。形势急转而下,那个如鲠在喉的问题,现在变得问也是愚蠢,不问也是愚蠢。但我还没有完全丧失常识。在郭言以守为攻,义正辞严的外表下,我看到了他的虚弱。问题其实非常简单:既然他知道我在想什么,如果他没结婚,他早就应该大大方方地告诉我了。

我的心在向下沉。我抬头望向远方,看不见的凉意在空气中无声地波动。

郭言的表情缓和了一些,他搂住我的肩膀,一字一顿地说:“我结婚了。一直没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失去你。我们俩已经分居了,很快就会离婚的。”

如释重负的眼泪涌上我的眼眶。我真希望这时李敏出现在我的对面,那样我就可以大声质问她:“他已经分居了,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我们在前门吃了晚饭,然后一起坐车去他家。郭言住在方庄。我从来没去过那一带,但我一点也没注意我们的乘车路线。我知道等到明天早晨我上班的时候,这会成为一个麻烦,但我毫不在意。我的注意力全在郭言身上。

我们到他家时,夜已经很深了。郭言住的是单位宿舍—在一套三居室公寓中拥有其中一间臥室的使用权。他打开公寓的单元门,我的眼前出现一个光秃秃的客厅,天花板上有一根电线,电线上吊着一个灯泡。这个客厅就是大家共享但无人照管的公共空间,和我外婆家的楼道一样。

从另外两间卧室的门缝下透露出灯光。我们蹑手蹑脚地溜进了郭言的卧室。卧室里的家具很普通,和我外婆家的差不多,都是强调使用功能,谈不上美学。不过,郭言出差很多,所以他收集了一些纪念品,这是我外婆家没有的。自从“被娘家上赶着送来”,我外婆一次也没出过北京。

我正在观赏郭言的纪念品,他忽然问我:“你要不要喝水?”

我说:“好。”

他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一杯热水回来,放在餐桌上。

我问:“你去哪儿烧水?”

他说:“厨房。”

我就想:他们也有个公共厨房。

我坐在餐桌旁喝水,他坐在餐桌对面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又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拿了一把刀。

我问:“你拿刀干什么?”

他用刀指着我:“把衣服脱了。”

我愣了:“你说什么?”

他说:“照我说的做。”

我很生气:“我不信你真敢杀了我。”

说完,我站起来就往外走。这个房间非常小,餐桌离门就两步。我几乎是原地不动一伸手就能把门拉开。他一见我真要走,赶紧把刀扔在桌子上,从后面一把抱住我。

我的后脖梗子上能感觉到他呼出的热气。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抱着我喃喃地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第二天早晨,阳光刚刚从窗帘后朦胧地射进来,我就从床上爬起来,穿好了衣服。郭言说:“你不是九点才上班吗?”我不敢直视他。我感觉我们就像两个合伙抢劫了银行的罪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从此再不见面。我拉开门,轻手轻脚地穿过客厅。我仿佛听到郭言在我背后说:“我给你打电话”,但我没有确认。

郭言的公寓是一梯两户结构。我刚关上身后的门,对面的门里就传来一声咳嗽。我拔腿就往下跑。下面一层,左右两个门内都有人穿着拖鞋“踢里踏拉”地走动;再跑下一层,左右两个门内传来锅碗碰撞的声音;再下一层,门内的母亲正在高声催促孩子穿鞋。我仿佛能看到母亲已经把手放在门把上了。我拼尽了全力向下跑,就像一条鱼死命地撞向鱼网。

冲出了小区,穿过了马路,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站上立着五、六个站牌。我研究了一会儿,发现有一趟25路可以到达永定门。根据我对北京的了解,只要到了永定门,我肯定能找到去前门的车。只要到了前门,我走着都能回到北京饭店。实际到了永定门后,我发现了更方便的106路。这趟车并不经过前门,而是经崇文门向北,直接把我带到了东单路口。

坐在106路上的时候,我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了一点。回想昨晚发生的事,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根据我阅读爱情小说的经验,男女关系发展到性行为,往往是因为男主对女主深深的欣赏与迷恋。可是郭言有欣赏与迷恋我吗?好像没有。

后来他又说了几次“对不起”。据他解释,他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破冰,所以才想出那么一个馊主意。当时我依偎在他的怀抱里,感觉他有些冒傻气,感觉他笨拙得滑稽。而现在,沐浴在残忍四月的晨光里,我的头脑清醒过来,于是我感觉到了缺失和遗憾。这能算是一段美好的关系吗?

我想摆脱不快乐的思绪,于是打开随身携带的walkman。那里面装的是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按下播放键。崔健苍凉粗犷的声音炸响在我的两耳之间。

由崔健我想到了胡耀邦。崔健在1986年以一首《一无所有》从地下状态一跃而为大众耳熟能详的歌手,此事绝对与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宽容有关。在1986年之前,摇滚音乐一直受到当局的压制,据说在申请演出许可证的时候,主管当局有规定:每场演出的摇滚歌手不能超过三个。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在美国,世界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作曲作词,邀请美国众多明星一起演唱了《We are the world》,在香港和台湾,由罗大佑主创,众多明星一起演唱了《明天会更好》。在各行各业都热衷於“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大跃进氛围下,当大陆作曲家郭峰提出:我们也应该举办一台向“国际和平年”致意的晚会时,文化部门立即给予了支持。

这台晚会几乎包括了当时最有才华的歌手—无论他们做的是何种类型的音乐。在此之前,崔健刚刚在一个音乐比赛上铩羽而归。《让世界充满爱》给了他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记得之华看了晚会的现场直播之后,第二天惊喜地告诉我:原来中国也有摇滚歌星,这个人叫崔健。他登上舞台的时候,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破衣服,两只裤脚一头高一头低,简直是太酷了!

也有一批老派人士不喜欢崔健。崔健翻唱的《南泥湾》就惹得一些老革命大发雷霆。《南泥湾》是一首革命歌曲,描述了红军在陕北垦荒的故事。在老革命们看来,这么一首经典革命歌曲,被崔健的摇滚版糟蹋了,这是不能接受的。崔健于1987年被北京歌舞团开除。这个时间点也与胡耀邦下台吻合。所以,崔健的起落绝对是与胡耀邦的起落有关。

崔健的专辑我听得滚瓜烂熟,再加上崔健并不是咬字很清楚的歌手,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我听崔健都是为了体会一种韵律和氛围,很少深究他唱的是什么。但在那个四月的清晨,在我逃离犯罪现场的路上,我突然听清了他的每一句歌词:

“脚下的地在走,

身边的水在流。”

“我不要离开,我不要存在,

我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他宣言式的歌词刺入我的情感迷雾,精心安排的繁复配器又让我躁动不安。我不要离开,我不要存在。我希望世界天翻地覆,一切从头开始。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



我神情恍惚地进了办公室,像梦游一样洗了茶杯。此时还不到八点。我刚把茶杯擦干,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也到了办公室。他们见了我,感到非常惊奇,村田先生还笑着赞赏说:“小王,这么早就来上班了!”只不过,他笑得有点心不在焉。他们刚一坐下,日本总公司的电话就打了进来。东京时间比北京时间早一个小时,平时东京总公司总要在东京时间早上十点才会给北京打电话。今天东京方面一上班就迫不及待地和北京联系。更奇怪的,是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居然预测到了这一点,今天提前一小时就来上班了。

电话大约持续了十分钟。村田先生基本上没怎么说话,只是时不时毕恭毕敬地说:“はいはい(是,是)。”放下电话,村田先生就和川岛小姐开始了讨论。他们语速很快,表情也很激动,我完全听不懂—我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日常对话。我把沏好的茶端给他们,他们连一声“谢谢”都没说,就好像我是隐身人。我退到角落里,坐在那台装有激光照排系统的电脑前。

我倒不介意被忽略,因为我心里有另外的纠结。曾经有一次,我连续两天穿同一套衣服上班,川岛小姐就对我说:“你不要连续两天穿同一套衣服上班,这样別人会认为你没有回家睡觉。”我这才知道原来日本文化里还有这种说法,赶紧谢谢她提醒我,此后便再也没有两天穿同一套衣服上班。昨天是星期天,不是工作日。川岛小姐并不知道我现在这身衣服是昨天穿过的,可这身衣服是休闲款,穿着休闲服来上班多少还是有些不妥。最好他们俩整天都不看我一眼,就当我是透明。

偏偏村田先生这时喊我的名字。我小心翼翼地转过身来,发现他和川岛小姐两人一起盯着我。我感到很不自在,手都不知道放在哪儿。

村田先生问:“小王,1976年的时候你在北京吧?你感觉现在的形势和1976年是不是很像?”

“我,我,”我结结巴巴地说:“1976年我还在上小学。一开始好多人都去广场,我还和我小姨一起去邻居家做了花圈。后来老师突然不许我们去广场了。我们做的花圈都没送出去。”

川岛小姐“咯咯”地笑起来。村田先生也笑了。他们俩人放过我,重新开始用日语争论。

我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支着耳朵努力听。这一次,我听出了更多的东西,因为川岛小姐的日语里夹杂着英语。原来,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日媒非常关注中国的政局变化,判断将有大事发生。而当时以美联社为主的西方新闻界,普遍认为胡耀邦是一个已经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他的逝世不会对中国政局造成多大影响。川岛小姐是年青一代,喜欢读英文报纸。当村田先生援引日媒的说法时,川岛小姐就援引英文媒体。这是他们俩的主要分歧点。

那么,这一切和佳能公司有什么关系呢?以下便是我的推理了:据我所知,佳能公司正准备在大连建一个组装工厂,作为全面进入中国的第一步。如果这个项目取得成功,未来佳能公司将会考虑把制造中心转移到中国大陆。可如果中国政局发生动荡,佳能公司就必须重新考虑投资的可行性,毕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后一届政府不承认前一届政府簽的合同,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于是,总公司一大早打来电话,询问北京事务所对形势的观察和判断。

我正想着,村田先生又喊我的名字。他想知道我今天上班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都看到了什么。偏偏我今天走了不同的路线,没有经过天安门广场。我支吾着说:“嗯,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有花圈,嗯,好像没有1976年多;嗯,广场上有很多人,嗯,也说不好他们是旅游者,还是来悼念胡耀邦的。”

我模棱两可的回答让他俩陷入沉思。村田先生皱着眉头,手托着下巴,好象牙痛病犯了;川岛小姐直勾勾地瞪着我,好像我的脸上写著答案。

我心里万分惭愧,真想化为无形,或者找个地缝钻进去。

村田先生又问:“小王啊,你中午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去广场上拍些照片呢?”

我仿佛得到了假释一样,立刻兴奋起来:“当然能啊!您让我用哪款相机?”

村田先生一挥手,慷慨地说:“你想用哪个就用哪个。”

我觊觎公司的相机已经很久了。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客户来访时演示各种机器的使用方法。我并不缺乏玩相机的机会。如果没有其它更重要的事情,我随时都可以从样品柜里取出相机,对照着说明书练习操作。不过我的相机里面没有胶卷,很多听起来很美好的功能从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比如佳能公司的拳头技术“自动对焦”,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用自动对焦技术拍出的照片,你怎么知道这个功能有多神奇?

我当即向川岛小姐申请了一笔经费,到王府井大街上的中国照相馆里买了五卷富士胶卷。当时北京最常见的胶卷有三个牌子,最贵的是柯达,其次是富士,最便宜的是国产品牌乐凯。国产商品最大的问题就是质量不稳定。乐凯表现好的时候与柯达富士不相上下,但如果出现问题,你就丟失了一闪即逝,永远无法复制的瞬间。我是把可靠性放在第一位的,绝对不会考虑乐凯。至于弃柯达而选富士,那是因为我已经对日本公司产生了一些亲近感。

中午吃饭时间到了,我从公司样品柜里拿出我最喜欢的EOS系列。要想拍出广场宏大的气势就得带上28mm的广角镜头,要想拍出青年学生的脸部特写,就得带个135mm的长焦镜头。我拿出了公司仅有的一个摄影包,把相机、镜头、胶卷都装进包里,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



越过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就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东北角。远远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望去,我的第一感觉是今天广场的学生确实比昨天多。不仅人数多, 而且显得更有组织。昨天似乎是三三两两的学生自发前来。今天来的学生都是成建制的,各个学校的方阵都打着本校的旗帜。有的旗下聚集着几十人,有的则有几百人。

人民英雄纪念牌仍然是活动的中心。这座天安门广场上最醒目的建筑分为三部分:基座、须弥座和碑身。游客顺着台阶登上基座,既可以凭栏远眺天安门广场,也可以绕着基座走一圈,欣赏须弥座上的14块浮雕。在1976年纪念周恩来的活动中,花圈堆满了基座,令人们行走困难,于是悼念者们就开始把花圈摆到了须弥座顶端。故而在判断运动的规模时,我脑海里一直有个标准:如果花圈摆上了须弥座,那么这事儿就算闹大了。

我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去,离纪念碑还有一百多米,我看到两个年青人爬上了须弥座,他们的同伴从下面将花圈递给他们。上面的学生没有任何保护,看起来很危险。不过他们都身手敏捷,轻而易举地就接住了同学们举上来的花圈,再将它们摆到须弥座上。长长的挽联垂了下来,遮住了浮雕。风吹过来,挽联随风轻轻飘荡。下面的人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这两个年青人刚下来,紧接着又有两个人爬了上去。

我选位置,选角度,换镜头,取景,调焦,按快门,忙得不亦乐乎。

旅游者的数量和昨天差不多,但他们对话里透露出的信息与昨天截然不同。昨天,大部分旅游者不知道学生们在做什么;今天,很多旅游者是专门到广场来观察形势的。在1980年代,信息的传播往往靠人员的流动。等这些旅游者回到自己的家乡,有关北京悼念活动的消息就会传播开来。

一阵响亮的哀乐传来。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发现在广场西侧正对着人民大会堂的地方有一面“北京大学”的旗帜,声音就是从那里传来的。我转身朝着北大的旗帜走去。旗帜下面似乎聚集了几十个学生,只是这群学生又被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不时礼貌地说:“请让一让。”人们回头看到我胸前的摄影包,以为我是专业记者,立刻友好地给我让出了一条通道。我像剥洋葱一样穿过一层一层围观的人群,一直走到纠察线前面。纠察线是由二十几个年轻小伙子组成的,他们手拉手形成一道防线。

一个纠察队员瞪着我,严肃地问:“哪个学校的?” “北大的。”我理直气壮地说。他又问:“哪个系的?” 我刚想说“中文系”,忽然意识到我已经不是中文系的学生了,我的人事关系是科技开发部。但科技开发部听起来太成年人,太不酷了,于是我欲言又止。他见我答不上来,就判断我不是北大的,不必再搭理我。

我想起了当年的北大保安:“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我还有北大工作证,以后我要随身带上。但工作证更清楚地说明我不是个学生。北大学生有先锋意识,也有一种使命感。他们负责振臂一挥,大众负责跟随。尽管我毕业还不到一年,但从定义上说,我恐怕已经沦为大众了。

我无奈地停留在圈外。就在我从外围向核心挺进的过程中,哀乐结束了,有人拿着扩音器带领大家唱《国际歌》。《国际歌》结束后,拿着扩音器的学生开始向大家介绍情况:

“同学们,就在十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意见。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介绍了全国的教育状况。教育经费短缺巳经成为教育发展的瓶颈。参加会议的胡耀邦从一开始就紧绷着脸,脸色就十分凝重,后来他的脸色越来越灰暗。会议开了约四十多分钟,他终于挺不住了。他站起来,想向主持会议的赵紫阳请假,刚说了声:“紫阳同志”,就失去意识,摔倒在地上。十分钟后,医护人员到达,对他进行了抢救。并把他转入北京医院住院观察。几天后,他终于还是去世了。同学们,胡耀邦是为中国教育的前途呕心沥血而死的!”

不管他讲的是否事实,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听到对胡耀邦去世前后的完整描述。这个学生很会叙事,他把胡耀邦与高等教育联系在了一起,为大学生的悼念和抗议赋予了正当性。

每个听众的脸上都露出凝重的表情。片刻的静默过后,这个学生指出:教育经费短缺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瓶颈。但是钱到哪里去了?他盯着大家,明亮的眼睛毫不躲闪地与听众进行着目光交流。等到听众的情绪酝酿得差不多了,他就开始带着大家喊口号:

“打倒官倒!”

“铲除腐败!”

“教育救国!”

“自由万岁!”

“民主万岁!”

“法制万岁!”

群众的热情被点燃,口号声震云霄。

喊完了口号,另一个同学走上前来,接过扩音器,开始带领大家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凭我的经验,这场悼念仪式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正在琢磨着下一站去哪里, 一群人忽然开始向纪念碑的方向跑去。奔跑的人仿佛是洪水,能将两岸的泥沙裹挟吞没。很多围观者都跟着跑起来。我也盲目地跟在大家后面跑。事实上我不跑也不行,如果不跑我很可能遭到踩踏。我看不清脚下,只能感觉到脚下发出“沙沙”的响声。地上全是纸,一会儿踩到一张传单,一会踩到一朵纸花。纠察圈子也被冲散了。《义勇军进行曲》唱得有头无尾。

我突然感觉肩膀上一轻。回头一看,一个男人抓住我的摄影包的肩带,正要把我的摄影包抢走。我下意识地一手按住包,一手去抓回带子。他也用力地拽那根带子,我们俩好像拔河一样。我大声喊:“抓小偷”,同时放弃了肩带,两只手臂一起紧紧地护住摄影包。我想:带子拽断不要紧,只要摄影包在我手里就行。我一喊,周围的人就放慢了脚步,开始左右张望。那个男人一松手,立刻消失到人群里不见了。

整个事件前后不过几秒钟。人们继续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方向跑,就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惊魂未定,赶紧离开了广场。



进北京饭店之前,我检查了一下相机,发现我已经拍了36张照片。135胶卷的标准张数是36张,但有时候能多挤出一张来。我到了11楼,正好看到小肖在值班,于是我说:“小肖,我给你拍张照片吧。”小肖说“好”,马上点起一棵烟,摆出一个很酷的姿势。我“咔嚓”按下了快门。快门响过之后,相机里就响起了自动倒卷的声音。我果然挤出了37张。

我把胶卷送到中国照相馆,选了一小时快速冲印。一小时后,我取回了洗好的照片,路过服务台的时候,就把小肖那张交给了他。他拿着照片,啧啧称赞:“佳能相机真不错。”然后又指着我手里的信封说:“你还照了些什么?都拿出来让我看看。”

我把信封递给他,然后一张一张地给他解释:“你看这张,我用了自动测光技术。这个人的脸本来是逆光的,但EOS的取景框中有一个小方框,把小方框对准这个人的脸,就能测出这张脸所需要的准确的曝光。”

“你看这张,我用了自动对焦。我把焦点对准花圈上的挽联,让挽联上的字显得相对清晰,而花圈相对模糊,这就能突出挽联上的字。”

小肖频频点头。我一边把照片装回信封,一边得意地说:“好了,该给村田先生交作业去了。”

小肖忽然露出担心的表情:“村田先生让你照的?”

“是啊,怎么了?”

“你可得小心点儿,別让安全部把你当成间谍抓起来。”

我说:“都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事情,又不是国家机密。”

“你太天真了,”小肖撇撇嘴,“什么是机密什么不是机密,可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我还是不服气:“广场上那么多人都在拍照,难道安全部会把照相的人都抓起来?”

小肖说:“自己留个纪念,那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把这些照片交给外国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说:“好吧,谢谢你,我小心点。”心里却十分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小心。

下午,村田先生接了好几个东京来的电话,每一个电话都很长。他低着头,弯着腰,姿态十分谦恭地聆听上司的训示。也许是北京办公室提供的资讯无法让总公司满意?我拍的那些照片看来没起到什么作用?看到村田先生低三下四的样子,我真替他难过。

下班的时候,心事重重的村田先生再一次嘱咐我:“小王啊,你下班的时候把相机带上,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再拍几张照片。”

当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又想起郭言来。我对昨天发生的事还在耿耿于怀,我觉得他根本不爱我。不过我告诉自己:就算他不爱我,我也可以利用他。我看过一些间谍小说,间谍们掩饰身份的常用手段就是假扮成一对恋人。如果我们俩一起去天安门,安全部的人就不会注意到我,因为我们看起来就是一对“压马路”的普通人。不管中午那个抢相机的人是安全部的人还是普通的抢劫犯,只要郭言在我身边,肯定会极大地减少我被抢的概率。

早上分手时,我似乎听到郭言说晚上给我打电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电话却一直没响。 当然,他是记者,报社可能派他去全北京的任何地方做采访。今天交通又不太好,也许他不能及时回到办公室。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如果只有我自己,我肯定再也不敢带EOS去广场了。我打开样品柜,选择了一款AF35M。 这款相机体积小巧,名为autoboy(自动男孩)。在中国市场上,它被叫做“傻瓜相机”。意思是说它的操作非常简单,即使一个傻瓜也能用这种相机拍出好照片来。

我把“自动男孩”握在手上,翻过来倒过去地看。正要离开办公室,我忽然发现电话机上标志着“留言”的小红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正在一亮一灭地眨眼。我赶紧拿起话筒,给留言中心打了查询电话,却被告知并没有留言。我放下听筒,小红灯灭了。这不是逗我玩儿吗?没有留言你瞎亮什么!



我回到外婆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推门一看,发现屋里一片漆黑。月光透过玻璃窗洒进屋里,我只能依稀看到外婆盘着腿坐在床上的剪影。

“您怎么连灯都不开?”我问,“非要这么省电吗?”说话间,我把屋里的灯打开了。这下我更吃惊了,我发现她戴着一副墨镜。

“您这是干什么呢?”我问,“您怎么在黑暗中戴着墨镜啊?”

她缓缓地把墨镜摘下来,露出两只又红又肿的眼睛。骤然暴露在灯光下的一对浮肿的眼皮剧烈地颤抖了两下。她赶紧又把墨镜戴回去了。

“您到底怎么了?”

“我以为你出事了。”她哽咽着说,“我哭了一夜。”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能出什么事儿啊?我,我这么大的人了,我能出什么事儿啊?”

“这么大的人怎么就不能出事?上个月,月坛公园就有一个女的被杀了。”她的眼泪从墨镜下流了出来,我赶紧找手绢:“別哭了,別哭了。是我错了,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以后我再有事儿,一定提前告诉您。”

她平静了一些,然后又问:“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

“我,跟朋友去天安门广场了。”

“你还真去天安门广场了?你外公说你可能去天安门广场了,我说你不会去那里。你觉得你可能是交了个男朋友。”

我心里飞速地权衡着到底哪个答案更好。如果是为了让她放心,那我应该说是去和男朋友约会了。但那样一来,她必定要追问男朋友是谁,做什么工作的,能不能带来给她看看。

我没有说话,就算是默认了天安门广场。她拉住我的手:“你可千万不能去闹事啊!跟政府作对不会有好结果的。再说,你现在也不是大学生了。大学生犯错误,政府总是能够原谅的。”自从我成年后,我对于和她的任何身体接触都感觉不自在。我下意识地把手抽了回来。但是我随即又感到后悔。如果是陆华,一直会乖乖把手留在那里让她握。

我再三向她保证:我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我不会参与任何抗议、游行。

她似乎相信了我,转而问:“你饿不饿?”我说我不饿。

我不饿,也不想刷牙洗脸。我打开我的折叠床,连衣服都没脱,就直接躺在床上。我关上了灯,外婆还盘腿坐在床上。我盯着她的背影看了一会儿,发现她不是静静地坐着,而是轻轻地有节奏地左右晃动。

往事浮上心头。我依稀记得:每当她遇到重大困境时—比如居委会重新开始新一轮对她的调查,她就会这样一夜一夜地坐着,左右摇摆,思前想后。但那已经是1976年以前的事情了。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用这样的姿势坐着。

有那么严重吗?我想。不就是一个晚上没回来睡觉吗?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睛,我眼前就出现外婆来回晃动的剪影,她仿佛盘着腿坐在惊涛骇浪之上。

看来我的谎言没有骗过她。去天安门其实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那只是一次性的。她知道我对政治并不狂热,最多就是去看看热闹,再说我也已经向她保证了我不会再去。她应该是猜到了这件事和男女有关。如果我有了男朋友,那我就会不断约会,然后结婚,从她家里搬走。这才是她担心的。

去年七月我搬到外婆家不久,就遇上了“价格闯关”。“价格闯关”是赵紫阳主导的一次取消价格双轨制的改革。1978年以后,政府想给计划经济打一剂强心针,于是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之后生产更多的产品,把多余的产品用“议价”出售,利润由企业自己决定如何分配。这导致了每种商品都有两种价格:国家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对于企业来说,按国家计划价格出售商品没有利润,于是企业尽量扩大自主权,企图将产品按市场价格出售。于是就造成了事实上的通货膨胀。

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一批被称为“官倒”的腐败分子。所谓“官倒”,就是以计划内价格买到国家控制的商品,然后再用高价在市场上卖出。1988年8月,国务院作出了“价格闯关”的决定,意在取消价格双轨制,让商品价格全部由市场来决定。8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宣布在未来五年内逐渐取消计划价格,直到全部商品以市场价格流通。通知一播出,8月19日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风潮。每个商店门外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些商店害怕遭到抢劫,只把门打开一道小缝,顾客把钱递进去,营业员把货递出来。在某些省份还发生了银行的挤兌风潮,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面临空前挑战。中央只得于8月30日发出紧急通知,宣布正式中止价格改革方案的执行。

在“价格闯关”的十天里,我外婆每天都忙于抢购。我一回到家,她就吩咐我去看看哪个店还开着门,不论卖什么都要买点回来,哪怕是卫生纸。我说我不去,上了一天班,晚上就想休息休息。外婆说:“休息?你枕着一百元睡觉,一起床就只值10元了。”她就给我讲她经历过的1948年金融大崩溃:买一斤玉米面要用100斤钞票;把钞票一张接一张地铺开达二里半,才能买一尺布。这就叫“钱毛了”。

我理解她的恐慌。她和我外公的唯一收入就是我外公的退休金,而自从外公1981年退休,这笔退休金连续八年维持在同一数字上,可物价却已经上涨了大约一半。但是我不同,我是现役劳动者。于是我说:“您放心吧,有我呢。物价上涨,我的工资也会上涨。或者更确切地说,物价上涨正是因为我的工资上涨。”

“那赶情好,”她说,“只是年轻人都靠不住。一旦你有了自己的家,你就光顾着你的小家,再也想不起我来。”

“我不会的。”

“说说而已,到时候你就变了。你妈妈怎么样?当年说得比你好听一百倍,说等她大学毕业就带我全国到处旅游。结果呢?她自己跟一个小白脸跑了。”

“不就跑到天津吗?天津又不远。”

“说是不远,一年才回来一趟。”

“放心吧,我连天津都不去。我爱北京天安门。”

“哎,那敢情好。只是我连自己的闺女都指不上,还能指得上外孙女吗?你姓的是你爸的姓,你算外姓旁人。”

“好啦好啦,不是您把我养大的吗?”

寂静的深夜里,去年的对话一遍遍在我的脑海里回放,扎心一样地疼。她担心我结婚另组家庭,而我的问题恰恰在于我爱上的是一个已婚男。生活,就是这么充满了讽刺。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和我外婆的力量对比中,她实际已经占了下风,成了一个弱势的人。假如我能意识到她比我更脆弱,我也许会表现得更加宽容和慷慨。至少我会再次甜言蜜语一番,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对我的关爱。 我会保证照顾她的晚年,无论我自己的生活如何改变。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郭言已经足够我头疼的了。我哪里还有精力再去猜测她的心思?外婆在我眼中仍然是那个威严的家长,能洞察并挫败我每一个偷吃饼干的企图。

第二天早晨,我睁眼一看,发现她依然戴着墨镜,盘腿坐在床上,轻轻地有节奏地左右晃动。她竟然一夜没睡?我立刻产生了莫名的反感。我认为她在用折磨自己来惩罚我。我只想尽快离开她的家,绝不给她机会再次摘下墨镜,在日光下重新向我展示她那又红又肿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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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9/26/2018 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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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安纳: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5)
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11 日 由 舟巷

第五章 外企又叫FESCO



北佳公司1988年从应届毕业生里聘用了包括我在内的30多个人。我们全都获得了北京户口,人事档案掛靠在北京大学。1988年7月3日,我上午从中文系领了毕业证书,上交了学生证;下午就到未名湖畔的红一楼办理了入职手续,领到了工作证。

早在1988年3月,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与日本佳能公司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北大方的核心竞争力是用计算机处理汉字信息的技术,佳能方的核心竞争力是光学仪器。两位家长打算利用双方优势生一个孩子,生产一种中文文字处理机(word processor for Chinese)。当时日本已经有了日文文字处理机(word processor for Japanese)。这种文字处理机的外形很像一台传统打字机,和阿加莎克里斯蒂使用的机械打字机(mechanical typewriter)没什么不同,但它有两点革命性的改进。第一,它可以用数字标记来排版(tag-based markup for document formatting);第二,它有存储功能,存储的介质是磁带。佳能公司认为:只要解决了汉字处理问题,它就可以按照这个模式大量制造中文文字处理机。

我被北大新技术聘用,原本也是要为中文文字处理机的开发作贡献的。但公司决定派我到日方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Canon Beijing Office)去担任联络员。就这样,我从位於北京西北的大学区,一脚踏入了位於北京市中心的滚滚红尘。

几何学里有一个定理:三点决定一个平面。如今的我在北京有了三个落脚点:我的人事档案在北京大学、我住在我外婆家、我的工作地点在北京饭店。这三个点扎扎实实地建立起了我与北京的关系。我感觉我算是个北京人了。



从我外婆家往南走一公里,就到了长安街,再沿长安街往东走七、八公里,就到了王府井。小学时代,每年过春节,我父母都会从天津来探望我外婆,顺便全家去逛一趟王府井。我母亲要到王府井大街上一个著名的理发馆剪头发,我父亲的牵掛则是一家著名的西餐厅。我们通常是一大早就到了王府井,我母亲直奔理发馆,我父亲带着我和我弟弟去餐厅门口排队、占座。餐厅上午11点开门,我们最晚10点必须到达。在寒风中排了一个小时队,餐厅开门了。人呼啦一下就湧了进去。我们挑了一张桌子坐下,点好菜,我父亲就开始焦虑地望着门口。不断有人过来问他:“您身边的这把空椅子,能不能给我呀?”我父亲说:“我们还有一个人呢,马上就来。”那个人就会很不高兴,离开的时候可能会假装不经意地踢一下椅子腿。我父亲显得很紧张。一方面,他担心椅子被別人强行拿走;另一方面,那么多人在等座,而我们却守着一把空椅子,显得道德上有所亏欠。直到我母亲焕然一新地走进餐厅,我父亲才露出放松的神情。总之,这样的美食之旅总让我感觉是一场战争。不过我也从未拒绝随同父母前往。虽然以往的经验总是一再重复,但万一这次会有新花样呢?

1973年春节,走到王府井大街与长安街的交叉口时,我们发现街边多出了一道围栏,围栏外站着很多人,把道路都堵塞了。我父母也停下来,伸著脖子往围栏里面看。我个子矮,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干着急。过了一会儿,我父母看够了,继续往前走。我问:“到底里面有什么?”我父亲说:“里面在盖楼。看地基的规模,应该是座很高的楼。”我不明白盖楼有什么可看的。现在想来,大概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北京已经有六、七年没有盖过很高的楼了。第二年春节再路过王府井南口的时候,一幢新楼就已经拔地而起了,那就是北京饭店东楼。这一次,围栏已经换成了铸铁的,沿着围栏种了一圈灌木。围栏外面还是围着很多人,几乎把道路都堵塞了。我问:“又在看什么?”我父亲说:“在看汽车。这里停着中国最好的汽车。”

从此后,在电影正片开始前的《新闻简报》里,我就经常能看到北京饭店的身影,因为北京饭店承担着接待外宾的任务。当然,元首级的外宾还是会住在钓鱼台,而钓鱼台是不对外营业的,无论多么有钱也住不进去。北京饭店是商业饭店里最尊贵的,是普通人的想像力能够到达的豪华场所。

我有个同学姓黄,他的姑姑住在美国。1950年代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父亲和姑姑便断了联系。1978年以后,中国在政治上开始解冻,民间的来往也日渐增多,於是黄同学的姑姑就回到北京探亲。黄同学的父亲领着他去探望姑姑,姑姑请他们在北京饭店吃饭,其中一盘菜里既有肉丝又有粉丝。黄同学特別喜欢吃肉,但他不好意思把筷子伸向肉,只好把筷子伸向了粉丝。他吃了一口粉丝,感觉平淡无奇,内心里对肉的渴望更加强烈。为了克制自己,他加快了筷子运动的颁率,把盘子里的粉丝风卷残云般消灭干净。姑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吃完,悻悻地说:“这孩子这么喜欢鱼翅啊?要不要再来一盘?”黄同学的父亲这才恍然大悟:那粉丝状的食物原来是鱼翅。他自己也有几十年没吃过了。

黄同学告诉我们:本来父亲想让姑姑收养他,把他带到美国上学,吃完这顿饭,父亲和姑姑道了再见,什么也没提,领着他灰溜溜地回家了。黄同学则后悔不已,早知如此,他就应该把盘子里的肉一扫而光。

当年,这则笑话的焦点是黄同学,是我们这一代人如何缺少见识。2010年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次开着车听广播,听到一场该不该禁止吃鱼翅的辩论。打进电话来参加讨论的基本都是华裔。年轻听众普遍支持禁吃鱼翅,因为采集鱼翅的手段十分残忍:渔民把鲨鱼捕捞上来,把鱼翅割掉,再把鲨鱼放回海里。没有了鱼翅的鲨鱼只能在海里慢慢死去。老一代则普遍反对禁吃鱼翅。他们的理由是吃鱼翅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在重大的场合,比如婚礼,才会吃鱼翅。有人甚至认为禁吃鱼翅是种族歧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尊重。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CBC(Canadian Born Chinese,加拿大出生的华裔)女孩子。她在电话中声泪俱下地请求她妈妈不要再吃鱼翅了。这时我想到了黄同学的姑姑,以往在想到这则笑话的时候,这位海归姑姑从来不是我的焦点。此刻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也许吃鱼翅是那位女士中国之行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因为只有在中国吃鱼翅,才会远离争论,避免被儿女瞧不起。可惜,她的乐趣被我无知无畏的同学毁掉了。



从1974年北京饭店建成,到1988年我开始在佳能公司工作,这中间我只进过一次北京饭店。1987年夏天,我準备考托福,需要用美元付报名费。我没有正规渠道换美元,於是就想找一个留学生帮忙。我曾经给一个叫麦克的留学生辅导过中文,每次两小时,每小时收费三块钱。麦克从北大毕业后,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工作,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了电话,叫我去北京饭店找他玩儿。到了想换美元的时候,我想起了麦克。於是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麦克说:“没问题,我的办公室在北京饭店XX楼XX号。你来吧。”某天下午,我坐332换15路再换1路前往北京饭店。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来到目的地,比我预想的要长得多。等我到了,麦克已经走了,但他在前台给我留了一个纸条,说过几天他会去北大,让我某天晚上六点在学五食堂门口等他。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向学五食堂走去,远远地就看见麦克身边围着好几个人。等我走近了,才发现麦克手里拿着几张纸条,一一递给围住他的人们。看见我,麦克也给了我一张。我接到手里一看,原来是银行本票(bank note)。台头是College Board,金额不多不少正好是考试费所需的数目。

原来银行本票就长这样。我本来想拿人民币跟麦克换美元,然后自己拿美元现金去中国银行换一张这样的票证,但麦克连这一步都已经替我省掉了。我赶紧掏出準备好的人民币,麦克却连连摆手说“不用了”。其它的人也都没有付钱。看来麦克就是打算替我们付考试费,就像慈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人分发圣诞大餐一样。他显得很自然很熟练,不像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也不知他替多少人付过考试费。我拿着那张票据在暮色中走回宿舍,心里五味翻腾。我一方面感谢他的慷慨,另一方面也有些难堪。我本来是诚心诚意要跟他换美元的,但他好像认定我是来找他要施舍的。

1988年8月,我领到了第一个月工资。我有钱了。我要为自己正名。有一天,我趁着去邮局发信的机会找到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我已经忘了麦克姓什么,也许我从来都不知道他的姓。前台接待员想了半天,终于想起确实有过一个叫麦克的在这里打过工,不过他早就回美国了。

我有些失望,遂问麦克有没有留下通讯地址,这样我可以寄一张银行本票给他。在外国资本家手下工作了一个月,我对这一类业务已经熟门熟路了。那位接待员见我很诚恳,就问:“他当年借给你多少钱?”我说:“29美元。”她耸耸肩膀,轻描淡写地说:“算了吧,还不到30美元,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很气愤。30美元相当於我一个星期工资的四分之一呢。我可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做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在北京饭店东楼11楼租了一间客房作办公室。1980年代末期,北京市非常缺乏专业的写字楼。大量外国公司只能租用涉外饭店的客房办公。北京饭店东楼大约有四分之一是这类长租客户,其余的房间仍然用于零售,这就使得北京饭店的每一层楼都保留着一个服务台,24小时有服务员值班。

我每天8:30到饭店,从服务台领了钥匙,打开房间,先把办公室里的家俱擦一遍,再把两位老板的茶杯洗好,沏好茶,放到他们的桌子上,这时差不多就9:00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几位服务员混熟了。有一位姓肖的服务员,比我大几岁,但是看上去年龄和我差不多。因为常年在饭店里工作,不见阳光,他的脸非常白。他总是给我小瓶装的洗发水,小巧玲珑的肥皂块,还有牙刷牙膏什么的。他说:“你的老板都已经付钱了。”这倒是真的。这些小东西应该是包含在房费里,但因为我们是办公室,从来都不需要更新。

肖经常问我:“你说我要不要换个工作?”

我说:“想换就换呗。”然后我就给他讲我是怎么从计算机系转到中文系的。

“你至少喜欢中文呀,”他说:“可是我什么都不喜欢。”

“那你怎么到北京饭店的呢?”

肖告诉我:他不喜欢读书,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饭店管理学校,毕业后就分到北京饭店当服务员了。一开始,他觉得这个工作比在工厂轻松,但是干了几年后,发现这个工作完全看不到前途。最糟心的是找不到女朋友。女孩子们都觉得这是个伺候人的工作,没出息。倒是有个香港女老板一直在追求他,说他长得像自己早逝的儿子。他伸出胳膊给我看女老板送他的高档手表,脸上一点也没有快乐的表情。

我觉得他的问题太复杂了。我开始躲着他,怕他再向我讨要建议。我那点智慧实在应付不了他的人生难题。

但我躲不开他,毕竟每天早晨我要去服务台拿钥匙。有一次,他问我:“你每天来这么早干嘛?擦家俱?那个工作本来就应该是由我们来做的,你老板交的房租里已经包含这项服务了。”我说:“怪不得我每天擦家俱的时候都觉得一点土也没有,一条白毛巾擦完了还是白的。这么说你已经擦过了?”他说:“你老板真无聊。”

听他这么一说,我对擦家俱就不再上心了。每天胡乱抹两下,也没人看出我没认真擦。

我有两位老板。一位是首席代表村田先生,另一位是副代表川岛小姐。村田先生1949年出生在中国,直到1978年才恢复日本国籍并回到日本上学。他虽然是纯正的日本血统,但日语是他的第二语言,这使得川岛小姐有点瞧不起他。村田先生不在的时候,川岛小姐就走到传真机旁边,拿起村田先生发往日本的传真底稿,再回到自己座位上一页一页地读,一边读一边笑,有时竟然笑得前仰后合。我心里好奇,但不敢问。有一天,她反过来问我:“你知道我笑什么吗?”

“不知道啊。”

“村田先生的日语像是六岁孩子写的。哈哈哈哈。”

川岛小姐比我大四岁,毕业於日本某女子大学中文系。她长得非常漂亮,说话嗲里嗲气,和电影里可爱的日本女子一模一样,只有跟她有了一定的接触之后,才能体会到她的刻薄。她让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可以用非常甜美的表情说出非常刻薄的话。就像这一句“村田先生的日语像是六岁孩子写的”,单从她的表情和语气来判断,你很可能觉得她是在说“村田先生好可爱啊!”

按日本公司的惯例,擦桌子、端茶倒水这样的工作应该由女性来做,但川岛小姐瞧不起村田先生,觉得他不是日本人,所以不情愿为他服务。可村田先生日语再怎么不纯正,也是个男的,并且是首席代表,自然不可能反过来给川岛小姐端茶倒水。我上班一个月左右,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定位:我是来解决茶水纠纷的。

至於桌子,本来是可擦可不擦的,但川岛小姐要我擦,一来可能是掩盖沏茶的重要性,二来可能不想让我太懒,总得给我找点事做。除了擦桌子、沏茶之外,我还负责接电话。从前,村田先生如果需要外出,川岛小姐就必须留在办公室里。自从我来了,再遇到拜访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这类的事情,他们俩就可以一起去了。这就是我这个“北佳公司联络员”的职责范围。



不管我的职责多么琐屑,我也算是在北京最豪华的饭店里有了一份工作。仅这一点,就足够我外婆向邻居夸耀的了。

我外婆家在一幢六层的筒子楼里。那幢楼原本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办公楼,后来改成了宿舍楼。整个楼呈L型。每层都由一个L型的走廊串起排列在两旁的几十个房间。每层楼有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和一个公用的盥洗室。公用盥洗室和男、女厕所分別位于楼梯的两侧。住在公用盥洗室附近的人家就可以把煤气灶、炊具等放在公共盥洗室里。每到做饭时间,那里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而住在厕所这一边的人家只能把煤气灶放在自家门口。从理论上说,每个家庭都有权利把自己的煤气灶放在公用盥洗室,但如果你家离得远,使用不方便,你也就只好算了。那时没有管道煤气,做饭用的是罐装煤气。一罐煤气加满气的时候重达50公斤,我外婆一般两个月用一罐煤气,每到需要换煤气的时候都必须请我姨夫帮忙。逢到这种时候,她就会感慨:“没有儿子,真是不行啊!”

住在厕所这一侧的人家通常会去男厕所洗菜、淘米。他们当然也可以去公共盥洗室,选择男厕所只是因为近。男厕所里面有一扇门,门里是坑位,门外有一个水龙头。水龙头下面有个池子。女人们拿着菜盆进了男厕所,如果从门下面的空隙看到里面有两只脚,就会用力咳嗽两声,门里的男人也用力咳嗽两声,表示知道了。尽管有如此完善的沟通机制,女人们进男厕所洗菜总还是显得鬼鬼祟祟。她们头也不敢抬,一通猛洗,然后迅速撤离。

我外婆家不仅住在厕所一侧,而且住在这一侧楼道的最顶端。我小时候对这些完全没有感觉,出入男厕所也不觉得脸红。可是现在我22岁了,北大中文系毕业,我再也无法容忍这种粗陋的生活。我拒绝用偷鸡摸狗的方式洗菜。我端着洗菜盆,走过L型楼道长长的竖直线,拐个弯,再走过长长的水平线,长途跋涉前往公共盥洗室。我要堂堂正正的生活。

这大概是我和外婆的第一个分歧。外婆认为她家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因为她拥有走廊尽头那堵墙的一半的使用权。我不辞辛苦地前往公共盥洗室,表明我不愿意将就,也不欣赏她家的地理位置。

不光洗菜,包括刷牙、洗脸在内的一切需要用水的事情,都要去男厕所。为什么不能去女厕所呢?女厕所的水池特別小,而且水池里总是放着拖把和瓶装的消毒液。当时我们的厕所是各家轮流打扫。把清洁工具存放在这里,意味着各家出面扫厕所的都是女性,而正是这些女性投了票,决定了这种分配空间的方式,这实在令我觉得匪夷所思 。

去公共盥洗室还存在照明的问题。我小的时候,楼道里总是很亮堂,因为家家都开着门,只在门框上掛一个半截的布帘子,既能遮挡行人的视线,又能让光线——白天的自然光、夜晚的灯光——洒进楼道里。这种遮挡是象征性的,谁家夫妻吵架,谁家父母打孩子,旁人都听得清清楚楚。10年后我再回到这里居住,第一个感觉就是楼道里特別黑暗,因为没有一家人开着门。整条楼道只有四个点能透进自然光——楼梯间、两个厕所外加一个公共盥洗室。这四个点的光线带不亮整条楼道。

怎么大家都关起门来过日子了呢?我记得从前只有李伯伯家是一天到晚关着门的。

我外婆的解释是:从前,大家的日子都差不多,你就是关着门,別人也知道你家的底细,所以还不如敞开着,这样还能通风透气。再说,有些人是故意的,为的是让邻居给他们作证。比如薛家有一个偏瘫的老头儿,照顾老人的是二儿子和二儿媳,他家每天都开着门,其实是儿子和儿媳要全楼的人给他们作证:他们没有虐待老人。那时候人们很在意社会舆论,如果被认为不孝,在工厂里评职称,涨工资,都有困难。

我想起来了,薛家就住在L型的拐点上。老人的床正冲着房门。每次见到有人从门前经过,老人的喉咙里都会发出“咕咕”的声音。我总是快速通过,避免和老头目光接触。

“后来呢?”我问。

“自从他们家把门关上,老头儿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

“你的意思是:他们虐待了老人?”

“这谁说得清?”

就算每家都把自己的门关上,楼道本身每隔几米也有一盏吸顶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灯全都不能用,有些没有灯泡,有些开关被人拆了。我又问外婆:“70年代楼道里的公共照明至少还有一半能用,怎么现在反倒一盏灯都没有了呢?”

“因为没人愿意交电费,所以就被人故意破坏了。”

原来,70年代全楼共用一只电表,每家按人头数平摊电费。进入80年代,各家的收入拉开了距离,有些人家有了电冰箱、电视机,有些人家除了电灯什么都没有,按人头数交电费就显得不够公平。有钱人家为免口舌之争就安装了自己的电表,但公共区域的照明仍然需要全楼人均摊,否则的话,这部分费用就落到最后几户没装私人电表的家庭身上。但到底分摊多少钱才合适呢?争议永无休止,全楼不得安宁。于是,所有的公共照明都被人为破坏了。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既然70年代是按人头数交电费,您当年为什么不让我晚上开灯看书呢?”

外婆说:“为了省灯泡。一个灯泡一毛五呢。”

我外婆家并没有除电灯以外的电器,但为了避免纠纷,也装了一块电表。电表装在楼道里,从电表上伸出一根包着黑色电工胶布的电线,通往门上的一盏灯。我如果要出门去洗菜,就打开这盏灯。这盏灯大约十五瓦,弱弱的灯光一直延伸到男厕所门口。如果我要去公共盥洗室,这盏灯就不够用了。



我们在北京饭店的办公室,则总是亮得让我痛心。日光如瀑布一般通过六扇巨大的玻璃窗倾泄至办公室。当自然光线不足时,酒店精心设计的照明方案就派上了用场。这套方案的秘诀就是采用大功率灯泡。时至今日,一想起奢侈,我就会想到明亮。肆意地,不计代价地用电,就是我心目中奢华生活的最重要的标志。

川岛小姐也总是那么光彩照人。她的工作著装无可挑剔,她的风格与办公室的环境十分协调。和她一比,我就显得星光暗淡了。我尽力在穿衣、化妆上模仿她,可是我发现很难做到。她住在外国人住的永安公寓里,每天早上在家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由小赵把她送到北京饭店。她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高跟鞋纤尘不染,脸上精致的妆容纹丝不乱。我每天早晨要坐19路或者15路到长安街,然后再换乘1路、4路或者10路到王府井。公共汽车很挤,烫得再平整的套裙也会被挤皱。下了车还要走一条过街隧道。那个隧道即使在白天也让我起鸡皮疙瘩,总是恨不得飞跑着经过,可是穿着高跟鞋就跑不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我可以穿着休閒服装和旅游鞋来上班,把职业套装和高跟鞋放在背包里,等到了办公室再换上。我觉得我真是天才。

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在北京饭店租了一间套房,这间套房的格局是客厅大,臥室小。村田先生就在客厅里摆上四张桌子,把客厅改成了办公室;再把客厅里的沙发搬到原来的臥室,把臥室里的床搬走,将臥室改成了会客区。

这间套房有两个卫生间,在办公区的卫生间比较小,只有马桶和洗手池;在会客区的比较大,除了马桶和洗手池外还有一只大浴缸。我每天带着全套衣服、化妆品来到公司,从服务台拿了钥匙,就躲在带浴缸的卫生间里进行大变活人。我希望等我完工的时候,我能将筒子楼留给我的反文明印记全部消除,变成一个现代化社会里的职业女性。

可是每次我换完衣服,在镜子里端详自己的时候,都会不可避免地看到身后的大浴缸。这算什么呢?这只大浴缸破坏了我的职业感和自豪感,总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不伦不类。我把目光收回,赶紧走出浴室。一出浴室,最先看到的是会客室地毯上的四个方形的深坑。臥室里的床早就被搬走了,可是床脚在地毯上留下的四个坑却无法消除。这实在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家俱在地毯上留下痕迹是很常见的,一般只要用蒸气洗一遍,痕迹就会消除,地毯就会恢复平整。为什么北京饭店的床脚会在地毯上留下抹不掉的痕迹呢?我只能猜测那张床很沉。我虽然没有见过那张床,但办公室里保留了北京饭店配置的柜子和沙发,而这些家俱都是由质量上好的硬木做成,漆著古色古香的醬红色,那张床极有可能也是同一材质。再有,那张床很可能自从1973年饭店建成就从没被挪动过,一直到1986年佳能北京办事处租下这间套房。不管什么原因,每当我意气风发地从卫生间出来,準备开始职业女性的一天时,一看到那四个深坑,我就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被打了大大的折扣。

村田先生曾经对我说:“我们的办公室设在这里是临时的。明年我们要搬到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去。”他还给我看过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的设计效果图,是一座全玻璃的高大建筑。“到那时,我们就会有真正的办公室。一切都会和东京一样。”

好吧,但愿如此。这间客房改成的办公室总给我一种不安定的感觉,仿佛它随时会向后转,再变身回客房。

每天早晨,我离开暗淡的公社风格的家,前往光明的资本主义的殿堂。下班时间到了,灰姑娘脱下舞裙和水晶鞋,却并不立刻回家。我喜欢在王府井大街上闲逛。王府井大街上有两个著名的百货公司,一个叫东安市场,另一个叫王府井百货大楼。除了这两个大百货公司之外,还有服装店、工艺品店、书店、餐厅,以及东单小吃一条街。

在王府井大街闲逛的时候,我并没有危机感。我不攒钱,当月的工资总能在月底之前花完。逛到累得不行了,我才会準备回家。我回家必须要到王府井南口坐车。每次走到王府井路口,我都会抬头望一眼北京饭店。北京饭店连外墙都有充足的照明,让人感觉整个建筑都在通体发光。

我学会了辨识我们的办公室,就在11层楼上,从右数第八个阳台。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现在回去,从服务台拿了钥匙,今晚就睡在沙发上,又会怎么样呢?”我被这个想法吓坏了,这意味着我们的办公室回归了它的原始功能。

我坚决地摇了摇头,坐上了汽车。



为了给我找事情做,川岛小姐向总公司订购了宣传画册和小礼品。第二个月,公司的司机小赵从海关取了几只大纸箱回来,川岛小姐把我叫到纸箱跟前。

我打开纸箱一看,哇,这么漂亮的画册!

我外婆住的那幢楼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印刷厂的宿舍。我们的绝大多数邻居都是印刷厂的工人。我小时候跟着大人们做过“折页子”的工作,挣点零花钱,所以我对纸张、印刷比较敏感。眼前的画册,绝对是我见过的最精致、最昂贵的印刷品。除了质量之外,设计也让我感到耳目一新。那些画册宣传的都是佳能公司的产品:复印机、打印机、照像机、医疗仪器等等。每个产品旁边都会有一个模特,比如一台复印机旁边一定会站着一个漂亮的女秘书,手里拿着一叠文件。她脸上洋溢着微笑,似乎拥有了佳能复印机,她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光辉。

我从纸箱里拿出一本画册,看了又看,舍不得放下。

川岛小姐说:“你有时间的时候,就把这些画册都寄出去。”

“寄给谁?”

“寄给谁都行。”

“什么叫寄给谁都行?”我蒙了。

川岛小姐解释说:“现在佳能公司没有权利在中国直接出售产品,我们北京办事处只能做些软性推广。只要这些画册到达中国消费者的手里就可以,无论什么人。”

“我外婆行吗?可是她一辈子也买不起佳能的产品。”

“你外婆家还有什么人?”

“我外公,他也一辈子买不起佳能的产品。”

“再想想,你家还有什么人?有些人就算现在买不起,将来也许就能买得起。眼光要放得远一点。”

我想啊想啊,还真想起来一个。最近两年,有一个远房表姐经常来我外婆家串门。这位表姐的爷爷就是我外婆的后妈生的儿子。外婆自从十七岁嫁到北京,就和父亲与继母一家基本断了联系,只在父亲去世的时候回过老家奔丧,那件事发生在我出生之前。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家的人还是想方设法找到了她。这位表姐和她的丈夫在老家开了一家生产画框的小工厂。他们经常来北京送货。表姐第一次来看我外婆,外婆对她很冷淡;第二次来,外婆的态度就缓和了一些;第三次来,外婆就留她吃了饭。我估计外婆上了年纪,对过去就不大计较了,再说,表姐每次来都给外婆带很多水果、点心。

我向外婆打听了表姐的地址,然后就给她寄了两本。表姐名字叫陆华。过了一段时间,陆华回信说:她非常喜欢那些画册,她从中学到了很多设计理念,比如说:对于白色的运用。从前她以为白色是最寡淡无味的颜色,看了佳能的宣传品才知道白色可以这么美。如果有新的品种,她希望我再寄给她一些。我当然有新品种。每隔两个星期就会从日本寄来一箱新的。

我把陆华的信拿给川岛小姐看,川岛小姐表扬了我。她说:“这就是在消费者心目中播撒下了种子。”

有了川岛小姐的肯定,我开始大量把画册寄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不过我多少还是有些愧疚,觉得自己是在腐败,在以权谋私。后来,我找到了一本电话号码簿。我从第一页开始,给列在电话簿上的国家机关、大专院校、企业和事业单位都寄了一份。

北京饭店分为东楼、中楼和西楼。三个楼只在一层是连通的。邮局营业厅设在中楼。每次我积攒了一批邮件,就会找来一辆平板车,把所有的邮件放到平板车上,再推着它进电梯,下到一层,穿过长长的走廊,一直走到中楼。我感觉自己非常职业,就像佳能画册上灿烂微笑的女秘书们一样。



在北京饭店内部,我有三个场所能接触到佳能公司以外的世界。第一个是服务台,我可以在午饭的时候去找服务员聊天:第二个是员工食堂。北京饭店的员工食堂只向饭店的雇员开放,不过如果和服务员混熟了,可以向他们借饭卡;第三个就是去邮局。我去寄宣传品的时候,经常能碰到尼康、索尼、富士等公司的员工。他们也和我一样,海量地往中国消费者手里邮寄宣传品。

通过这三个渠道,我了解到一个事实:虽然同在北京饭店为外国人打工,但有些人的工作是合法的,有些人是非法的。

在北京有一个国营企业,名叫“北京外国企业人力服务资源有限公司”(Beijing Foreign Enterprise Service Co., 简称FESCO)。在八十年代,外国企业不能直接在中国招聘,所有中国员工都必须通过“FESCO”聘用。外国公司付给FESCO一笔劳务费,FESCO再发给员工工资——大约是外国公司付给FESCO的十分之一。

对外国公司来说,通过FESCO来聘用员工有两个坏处:第一,提高了人力成本;第二,员工仿佛有两个老板。据一些无法证实的小道消息,有些FESCO员工实际上是情报人员,承担着监视外商的任务。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谣言,不过的确有个FESCO的朋友告诉我:她被要求在必要的时候查看老板的废纸篓,只是这个必要的时候从未到来。於是就有一些外国公司不通过FESCO,直接雇用中国员工。这当然是违法的,一旦被查出来,外国老板就会被罚款。不过,总有些人为了利益铤而走险。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谁是合法的,谁是非法的。后来跟服务员混熟了,听他们讲各个公司的八卦,渐渐地也就学会了分辨。原理其实很简单:在知名大企业工作的中国人通常都是合法的,只有不知名的小公司才会冒险去私聘。有些小公司只有一个外国老板外加一个中国女秘书,谁也说不清那是雇佣关系还是男女朋友关系。再有就是:FESCO员工的脸上都写着“骄傲”两字——我们是为国家挣外汇的。

服务员们想当然地以为我也是FESCO的,这是因为佳能公司是大公司。其实我们公司只有司机小赵是正宗的FESCO雇员。小赵的工作是为两位老板开车,如果老板们办事需要的时间不长,就会让他原地等待;如果是开会、吃饭,就会让他回办公室等。每次小赵载着老板们外出,我都暗自祈祷千万別让他回到办公室来。因为当公司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总要跟我聊天,我不知道如何拒绝。

小赵跟我聊天只有一个内容,就是他的身份多么多么地比我优越。

他喜欢把腿往巨大的办公桌上一放,然后就开始教育我:“你说你上个大学有什么用?你挣的钱还不如我女朋友多呢。我女朋友昨天送我一箱可乐。”他女朋友是个空姐,经常从飞机上往家拿东西。我觉得那叫盗窃,但小赵觉得那叫有路子。

“要不然,你也考FESCO吧!我听说现在还在招人。”他有时会同情地对我说。

我说:“我不考FESCO,我觉得北佳公司很好。我是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我有北大工作证。”

他对此嗤之以鼻:“北大工作证有个屁用?你的饭费补贴是人民币还是外汇券?”

我说:“人民币,怎么了?”

他得意地说:“你看,我的饭费补贴是外汇券,你亏大了。”

当时FESCO员工的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FESCO领到的工资,另一部分是外商直接发的饭费补贴。我的收入也是这种结构:一部分来自於北佳公司的工资(120元),另一部分来自於佳能北京代表处发给我的饭费补贴(200元)。我和小赵的饭费补贴在数目上是一样的,可是他领的是外汇券,我领的是人民币。

说到外汇券,这也是一件很有历史特色的事物。外汇券的全称为中国银行外汇兌换券,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中国银行发行的与人民币等值的人民币凭证。外国人拿外汇只能换到外汇券,这样就可以使人民币在名义上保持低汇率。然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总要到处乱摸。很快,人们发现用外汇券可以在涉外饭店里买到低价的商品,於是外汇券就有了高于票面价值的价格。在我记忆里,外汇券最值钱的时候,1元外汇券能换1.9元人民币。

在中国混久了,外国人也都知道外汇券更值钱。他们也会去黑市把外汇券换成人民币,然后用人民币到普通市场去购物。但他们花人民币也分场合。给FESCO员工发饭费补贴的时候,他们绝对不敢发人民币,因为FESCO员工可以告发他们。我是从合资公司派来的,合资公司是可以有人民币收入的,发给我人民币不算违法。

小赵对我洗脑成功,我终于觉得自己的确是比FESCO员工矮了一头。



过了三、四个月,我不是FESCO员工的事实,终于被服务员们了解到了。当时还是六天工作制,FESCO员工每星期六下午要回总公司去政治学习。有一个星期六,午饭时我坐在服务台正和肖聊天,楼道里出现了两个女孩——她们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两个女孩唉声叹气地走到电梯间,说政治学习是多么地无聊。正好电梯来了,她们就一边挥手跟肖说再见,一边进了电梯。

等到电梯门关上,肖忽然问我:“你怎么从来不去政治学习?”

我只好说:“我不是FESCO的。”肖很吃惊,我赶紧补充说:“不过我也不是私聘的,我是合资公司派来的。”

肖很纳闷,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我给他讲了来龙去脉,他作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我早就看出那个村田很精明不是省油的灯。我估计他从合资公司雇人省了很多钱。你估计他能省多少钱?”

我很没有好气地说:“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会计!”不过肖的话还是让我小小震憾了一下,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可能是被派来给北佳公司挣外汇的。什么学习日方先进的管理经验,见鬼去吧!

肖看我不开心,就劝我:“其实FESCO没有什么好羡慕的。你知道吗?他们的员工不能和外商谈恋爱。这是一条纪律,违反了纪律要受处罚的。”

我噗嗤一下乐出了声。虽然我并不稀罕和外商谈恋爱的自由,但这条规定还是让FESCO这家机构听起来荒唐可笑。

肖所言不虚。我后来才知道:FESCO的员工手册上明文写着:“不许和外商谈恋爱”。当然,这条纪律形同虚设,员工和外商之间的绯闻层出不穷。不过FESCO也有杀手锏,那就是等结婚时算总账。无疾而终的恋情FESCO管不了,可如果恋爱修成了正果,则员工必须去FESCO开介绍信领结婚证。到那时,FESCO就会要求员工作出深刻的检讨。必须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把自己形容成万劫不复的淫男贱女,否则別想拿到介绍信。

那时的人们也没有性骚扰的概念。有一个女孩被派到一个巴西公司当秘书。巴西老板热情奔放,经常对她说:“我长得难道不帅吗?你怎么还不跟我睡觉?”女秘书很害怕,就向FESCO要求调动到其它公司去。人事部官员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就因为你正派,国家才需要你坚守这个岗位。如果换了別人,可能早就被他腐蚀了。”

人事部本来应该保守秘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竟然成了街谈巷议。那个女秘书因此成为大家的笑柄。很多人找借口到她的公司去一探究竟,回来就汇报说:那个巴西老板真地很帅,那个女秘书其实很普通。真不明白他怎么就看上她了,而她竟然看不上他。

我有一次在电梯里碰见他们俩。那个巴西男个子高大,身姿挺拔,眉目分明,神情像一只昂首阔步的公鸡,见了每个女人都露出灿烂的微笑。那个秘书则身材娇小,像是没有发育完全的少女。她脸上抹著很厚的粉,上眼皮涂著颜色极暗的眼影。她也许是想让眼睛显得大一些,但我却觉得那眼影显得很沉重,给她脸上平添一种被生活打垮的表情。
发表于: 9/26/2018 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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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找啊找啊找朋友



有一天,在北京大学上研究生的之华忽发奇想,跑到王府井来玩儿。她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点了,我请她在我父亲最喜欢的那个餐厅吃了晚饭,然后我也忽发奇想:何不带她到我的办公室去?

我带她进了北京饭店,坐电梯上到11楼,到服务台领了钥匙,然后打开了办公室的门。我请她坐在会客厅的沙发上,给她沏了一杯日本茶,再打开电视。北京饭店的电视能收到外国电视台,我漫不经心地按着遥控器的按钮,电视里一会儿传出英语,一会儿传出日语,然后又是俄语、法语,以及我听不出来的其它语种。我暗暗地关注着她的表情,但她并没有流露出特別的兴趣。她从容地打量四周,眼睛里总是有一种批评和挑剔的味道。

她站起来,往办公室的方向走,走到办公室门前,转过身,问我:“能进去看看吗?”

我说:“能,请进!”

她推门进了办公室,我跟在她后面。不知为什么,我忽然心虚起来。我对这个办公室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从一个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办公室实在是不伦不类。四张办公桌是从王府井就近买的便宜货,材料为复合板,表面贴着一层仿木贴纸。四把办公椅却是北京饭店的原配,醬红色,高高的椅背,细细的罗圈腿,椅面上蒙着丝织锦缎。靠墙一溜矮柜也是北京饭店的原配,古典造型,上面本来应该摆首饰盒、梳妆镜,如今却摆上了复印机、传真机和打字机。

我对着她的后脑勺说:“我们这个办公地点是临时的,目前北京市没有专业的写字楼。再往东六公里,现在正在修一座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明年一修好,我们就搬进去。”

之华没有反应,只是默默地把办公室从左到右扫描了一遍。然后转身回到会客室,坐在沙发上。

“你喝点茶吧,”我把茶杯往她的方向推了推。

她低头拿起茶杯,却发现了地毯上的深坑。

我注意到了她的目光,於是赶紧问:“你要不要去卫生间?”

她起身去了卫生间。这时我忽然想到:不好,那个卫生间里有一个暧昧的大浴缸。

果然,她从卫生间出来,神情更加严肃了。“你在这里到底做什么?”

“秘书。”我说。

“秘书?”她的眉头皱起来,“你怎么会做秘书?你不是开发部的吗?”

“可是开发部还没有成立啊!北佳公司派我来学习日本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文化。”我辩解着。

我心里知道这不是事实。我学到了什么日本文化?村田先生的日语不够纯正,所以川岛小姐看不起他?川岛小姐日语再纯正,村田先生也不会给她沏茶,因为她是女的?这就是我学的日本文化?

当然,这些细节她并不知道,自然也无法反驳我。但我看得出来,她认为我在这里是浪费生命。我们分手前,她看了我头顶一眼,然后说:“你的头发太黄了,你不要没事儿老折腾你的头发。”

什么叫折腾我的头发?那是我故意做的,好吗?我找到了我母亲以前常去的理发店,就是大名鼎鼎的“美白理发店”。我一个月挣300多元,虽然比FESCO员工收入少,但比起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应该算是高薪了。我母亲一年才能去一次的美发厅,我一个月可以去两次。

我从之华的目光里看到了惋惜:那个喜欢畅谈理想和文学的人到哪里去了?在90年代初的叙事里,物质和精神是对立的。精神上的追求令人崇高,物质上的追求令人堕落。我相信之华看我的眼光里就包含了对堕落的质疑与痛心,只是碍于朋友的身份,她不好直说而已。

但这也让我思索:精神和物质真地是对立的吗?如果我现在在读研究生,住在北京大学的宿舍里,虽然也是公共卫生间、公共浴室,但毕竟是有所追求,我可以承认那种生活比在佳能公司工作更有精神价值。可我现在是住在外婆家里,你能说那个黑灯瞎火的筒子楼比北京饭店更崇高吗?当然不能,从哪个角度想都不能。我想了很久,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我认为在崇高与堕落之间,还应该有一个概念:善。物质上的精致,即使不能给人带来崇高的感觉,至少也能给人带来善的体验。

话又说回来,之华的惋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道理的。自从到佳能公司工作以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我已经完全被表面上的物质繁华迷惑了。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看书了。王府井大街上不只有百货公司,还有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我去书店买了一堆书,一下班就回家读书。我外婆家里有一张书桌,桌子上除了一盏灯之外空无一物。我就把我的书堆在那张桌子上。



我外婆有个特点:她从来都不直接表达她的观点,总是通过转述邻居的观点来间接表明自己的好恶。我住在她家里,每月给她50元。她起初不收,但是我说:“如果我住公司宿舍也要交这么多钱,还不如交给你呢。”於是她就收下了。然后她就开始向邻居炫耀:我外孙女每月交给我50块钱呢!邻居们自然要恭维她几句,她再把邻居们的恭维话转达给我:大家都夸她有福气。现在的人连自己儿女的福都享受不到,而她竟然能享受到外孙女对她的孝敬。

她很高兴看到我一下班就回家,但她的表达是这样的:“你準时回来了,这可真好,那些人就没有闲话可讲了。”

我不懂:“什么闲话?”

“说来话长着呢。话说当年你爸爸把你接回天津上中学,那帮人都感到幸灾乐祸呢。你一手养大的外孙女被人家亲生父母接走了,你白忙了一场。1984年你回北京上了大学,但也只是临时居留在北京而已,现在你毕业了,还在北京找到了工作。 让他们羡慕妒嫉恨去吧!”

我说:“嗯,对呀。那他们还有什么闲话?”

她说:“先吃饭吧。”然后她就端出给我留的饭菜。外婆和外公每天晚上五点準时吃晚饭,但我五点才下班,就是坐直升飞机也赶不上他们的晚饭时间。

我吃饭的时候,她坐在饭桌对面看着我,那么一种全神贯注,好像在欣赏自己的收藏品。我经常被她看得很不自在,就一边吃饭一边看书,假装忽视她。她欣赏着我,有时会突然冒出一句:“你可不能随便找个男朋友,你一定要找个配得上你的。这是你的最后一道槛,只要迈过这道槛,你的一生就圆满了,这楼上的人们就再也说不出什么闲话来了。”

我听了很不舒服:“您到底听到了什么闲话啊?”

她说:“我自然是听不到的,这种闲话谁会当着我的面说呢?但我拿后脚跟都想得出来。你如果天天回来很晚,闲话是一定会有的。外国人很乱,你可不能跟他们学。”

我有点生气:“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她赶紧“嘘”了一声,让我小点儿声儿,別让別人听见。

我觉得这太可笑了。外婆的小心谨慎我从小就很熟悉,但那是70年代,谁如果说句毛泽东的坏话都可能会遇到政治迫害。现在是80年代了,大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谁在意別人怎么想?

但外婆说:正因为各家现在的经济差距大了,所以人们心里都不平衡。对別人的所失兴灾乐祸,对別人的所得妒火中烧。你名校毕业,又在外企工作。好多人都嫉妒呢。

我给她解释外企的确切含义。通常人们所说的外企,準确地说是叫FESCO,我其实不是FESCO的人。

她听完脸都白了,赶紧又“嘘”了一声,然后走到门口,紧贴着房门,把耳朵贴在门上,谛听门外的动静。听了一会儿,她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还好,楼道里没人。

我说:家家户户都关着门,楼道黑漆漆的,怎么会有人?

她说:正是因为黑,所以如果有人走路,一定要开手电。她能听到十个门之外手电开关的声音。



我和之华越来越疏远,我认为这主要是境遇的不同造成的。所谓境遇,又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只能身临其境才能感悟到的东西。我无法描述我周围的物质世界的美妙。不错,它们只是商业产品,但它们设计得如此漂亮,制作得如此用心,让我一看到它们就被击中,被俘虏。当然,它们的美丽是转瞬即逝的,一旦被使用就会消失;假如不被使用,那么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周后,它们就会被新款式代替,於是就让我更加迫切地企图向之华传达它们那无法形容的昙花一现般的魅力。

有事儿没事儿,我就给之华写一封信,为的是让她看看佳能公司的信纸,为的是让她也体验被击中,被俘虏的感觉。佳能公司的信纸看上去非常厚重,一张纸就像是用一两棉花紧压而成。但当你把它拿在手上的时候,会意外发现它竟然像羽毛一样轻盈。更奇妙的是,信纸上还有水印,把纸举起来,迎着光看过去,能看出深深浅浅,设计精致的花纹。印信纸的技术赶得上印钞票了。我拿起一张纸,叹口气,我那笔烂字写在这么精美的信纸上,简直是暴殄天物!但我必须写点什么,否则之华就会看出来我是个烧包。

纸、笔,虽然都属于物质,但它们都是用来书写的,应该比起服装、洗发水之类,和精神更接近吧?

之华住在北大研究生楼里,整层楼只有一部电话。电话放在走廊里。如果电话铃响,谁碰巧在旁边谁就会接电话。每次我打通电话,说“我找403的之华”,接电话的人便会大喊一声:“之——华——”。声音必得如雷贯耳才能起到效果。而在我这一边,电话就在每人的桌上。电话铃一响,不论谁接,都会柔声细语不紧不慢地说:“你好,佳能公司。请问有什么需要帮您做的?”如果之华给我打电话,她就能体会到什么是文明。

可惜,她很少给我打电话。

只有一次例外。之华学的是比较文学。有一次,一位从美国来的社会学领域内的客座教授举办了一个讨论会,希望邀请到一些社会人士参加讨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白领阶层,教授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她希望听到一些与众不同的声音。之华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我在会上说了一大堆,自己感觉还挺健谈的。一个星期以后,我给她打电话,问她在干什么,她气急败坏地说:“在整理谈话记录!你的发言特別主观,特别零碎,没有一点理论框架,整理起来特別费劲。”我也很沮丧,就说:“你就直接忽略我的发言吧,就当我没去过吧。”

我无法鼓起勇气去询问:她希望我拥有的理论框架是什么?存在主义?东方主义?还是女性主义?这些我在大学都读过一点点,也许那时我们的水平还差不了太多。但现在她是研究生了,她有足够的时间去读这些“主义”。我显然已经落后,而且永远也不可能追上。

至于她指责我的发言主观化和碎片化,倒并非不实之辞。在这个崭新的物质世界里,我的精神忽进忽出,恍惚燥动。有时候我也和别人一样,热衷于谈论外汇券、饭费补贴、去香港出差、买周生生钻戒,但我的问题是不能坚持。在物质世界里稍微多浸泡了一会儿,我就会不耐烦,就会感觉不安全,就特别想浮上来透一口气,吸几口“主义”。



我的表姐陆华出生于1960年,二十二岁的时候嫁给了邻村的志赢。志赢不喜欢种地,於是就把自己承包的地又转包给另一个家庭——那个家庭有三个身强力壮的儿子,需要更多的土地令他们大展身手。1986年,路华和志赢开了一家制作画框的工厂。同一年,我从计算机系转到了中文系。那时我还不知道陆华的存在,我以为我能够转系是因为北京大学出了一个好校长丁石孙,还因为我个人作出了勇敢的选择。认识了陆华以后,我才意识到还有一个原因不能忽略:私有经济重新在中国出现。只有在私有经济制度下,人们才可能按照兴趣和能力进行分工。如果没有农村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社会思潮也不可能开始向自由化发展,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仍然还会是死水一潭。

路华和志赢的生意起步很快,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实现了赢利。到了第二年,订单开始增加,於是他们面临下一个难题:能不能雇佣工人进行生产?按照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如果他们雇佣工人,他们就成了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中国社会就倒退回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他们也就背叛了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创立者毛泽东。毛泽东虽然在1976年去世,但他的画像至今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盯着人们的一举一动呢。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创造了一句谚语:“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猫论”起到了暂时停止争论的作用。他将中国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简化为猫的颜色问题,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在当时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从而为日后的社会危机埋下了祸根。时至今日,中国宪法上仍然写着:“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而事实上中国的私有经济已经占到了国民经济的60%以上,难道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在从事着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违法经济活动?

不管怎样,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农村的经济活力开始向外释放,对城市形成了冲击。像路华和志赢这样的乡镇企业家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大量品质好价格低的产品涌进了城市,城市工厂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小姨所在的工厂每个星期至少停工两天。当然,工人到月底照样能领到工资。毕竟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嘛!但是工厂一停工,工人们的家庭收入就会多少受到影响。从前,我外婆这幢楼里的家庭妇女和小孩子们经常会做“折页子”的工作,就是把印刷好的全开纸(通常是781cm X 1086cm)折成书页的大小。折一张页子能挣到2分钱。现在,这种工作机会完全没有了。

在停工的日子里,工人们就会组织起来,留下几个人在车间值班,其余的人去工厂旁边的一个池塘里钓青蛙,回来后在厕所里把青蛙杀掉,剥去皮,装进塑料袋里,下班时带回家。我小姨夫是钓青蛙的高手,他钓的青蛙多得吃不完,经常托同事给我外婆送几只来。

在国营工厂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的情况下,受到最直接影响的是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现有的工人已经闲得无聊要去钓青蛙了,怎么还能再增加新的职位?从80年代初期开始,政府鼓励城市年轻人自主就业。北京市出现了几个大型的服装市场和小商品市场,每个市场里面都有几百甚至上千个小摊位,出售从香港进口(或者走私)来的衣服、化妆品、小百货等等。做生意的实际收入要远远高于在工厂做工,但除非不得已,一般人还是尽量避免走这条路。

我外婆家那幢楼里有十几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这些人里有三个考上了大学、中专和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国家分配了工作;有两个人喜欢艺术——一个跳舞,另一个画画。这两人一开始也还是走考大学的路,但是屡考不中,却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爱好,最终都成了当时并不多见的自由职业者。还有一个人因为打架被判了两年刑,刑满释放之后无处可去,只好去市场摆摊。其余的人都顶替自己父母进了工厂。所谓“顶替”,就是老工人们退休,让子女顶替自己在工厂的位置。从工厂的角度讲,这样能节省人工成本。六十岁左右的老工人工资基本上都会达到每月八十元,刚进厂的学徒工工资却只有三十元,反正工厂也没有活干,老工人的技术和经验也没有用武之地。既然早晚都是顶替,那么晚顶替不如早顶替,于是五十五岁的人也闹着要提前退休,然后是五十岁的,然后是四十九岁的。从49年到89年,中国人已经被折腾得身心疲惫。这个政府是如此地朝令夕改,翻云覆雨。今天答应的,明天就不算数了。趁着今天政策还允许顶替,赶紧把自己的孩子安置了吧。



李伯伯的女儿李敏就在这时进入工厂,成为一名印刷工。

李伯伯就住在我们楼层上。我们小的时候都很怕他。他睡觉的时候,如果我们吵闹,他就会很凶地训斥我们,可我们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敞着门的习惯,只有他的门是一天到晚关着的。关于他,我小时候了解的就这么多。最近一段时间,听我外婆八卦这层楼上的人,我逐渐拼凑出了他的故事。

李伯伯出生于1949年。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就去了台湾。按道理说,他的历史比我外婆还无懈可击,因为他从出生就没吃过父亲的一粒米。但我外婆的地主父亲就在河北农村,已经被打倒批臭,被剥夺了各种权利,是活着的死人;而一个远在台湾的父亲,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却是一个未知数。就这样,工作十分努力的李伯伯既入不了党,也升不了职。他长得文质彬彬,身材硕长,会跳舞,会吹口琴,在工厂的舞会上深受女性的喜欢。可喜欢归喜欢,没有一个城市女性愿意嫁给他,他最后在北京郊区四季青公社找了一个农村户口的妻子。

李伯伯和他的妻子——我们都叫她赵阿姨——平时两地分居。农忙季节的周末,李伯伯会到妻子家去,帮她干一些农活;农闲季节,赵阿姨则会到李伯伯家里来,帮他做一些家务。夫妻俩生了一女一儿,两个孩子都跟着赵阿姨生活,因为那时中国的户籍制度规定孩子的户籍随母亲。他们的女儿李敏比我小一岁,儿子比我小四岁。儿子从小就非常淘气,每次来父亲家里小住,总会在楼道里造成一些破坏,比如“醺蝴蝶”——就是把一根火柴粘上一块橡皮泥,把火柴点着了,连橡皮泥一起扔到人家的门上,或者楼道里的天花板上,火柴继续燃烧,在门上或者天花板上熏出一个类似蝴蝶的形状来。每次他搞破坏,就会有人来她家告状,然后赵阿姨就要把儿子打一顿。她在动手开打之前总要先把儿子骂一顿。她骂人的语言特別花梢,能够骂一个小时不重样。骂的过程中还会夹杂着叙事——有时会一直扯到当年她丈夫怎么把她骗到手,有时候会扯到去年冬天她丟了一颗大白菜。她永远会在结尾时充满愤怒地骂一句:“操你妈!”

“操你妈”大概是汉语骂人话里最登峰造极的污辱。如果是两个男人互相对骂,有可能会升级为血战,但是赵阿姨对着自己的儿子这样骂,效果就非常娱乐。每次她开始骂儿子,全楼的人都打开门,仿佛在欣赏脱口秀。有人经过他家去上厕所,有人下午三点就开始洗菜、做饭。人人表情严肃,实际上都支着耳朵,等待她起承转合,步步为营,将她的骂人秀推向“操你妈”的高潮。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管制,允许大陆籍老兵回家乡探亲,李伯伯也和父亲辗转取得了联系。此时的中国大陆,拥有台湾亲戚已不再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反而是一个优势。中国政府希望两岸人民加强交流,增进了解,最好能让台湾人民看看大陆的经济建设成就。工厂领导一改对李伯伯的冷漠态度,主动询问政府可以为他做些什么,李伯伯便提出把妻子、女儿和儿子的户口转成北京户口。这件事立即就办成了。赵阿姨带着两个孩子高高兴兴地搬了进来,成了吃商品粮的城市人。她经常拿着一张粮票问邻居:“你看我这个粮票,和你们北京人的是一样的吗?”邻居说:“你不已经是北京人了吗?怎么可能有不一样的粮票?”赵阿姨就假装不相信地说:“真的啊!你看我这脑子,怎么又忘了呢!”

她高兴了没有几天,就意识到自己比起邻居们来还是有一项不足:別人家夫妻双方都是工人,而他们家只有一个工人,李伯伯退休后只能有一个孩子顶替。赵阿姨就要求李伯伯向领导再次提出要求,李伯伯死活不去,於是两个人天天吵架。据说李伯伯骂赵阿姨是“老太婆”。赵阿姨被惹恼了,把房门打开,又开始了长达一个小时的骂人秀,高潮部分仍然是“操你妈”,只是这次面对的是丈夫而不是儿子,所以娱乐效果差了些。

其实李伯伯并不是嫌赵阿姨老,而是嫌她贪婪,因为他的原话是:“你就是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里的老太婆!”而这,是李敏告诉我的。

吵来吵去,最终李伯伯也没有向领导提出新的要求。当时李敏已经21岁了,没有工作不行,於是李伯伯退休,让李敏去顶替。儿子还只有17岁,还可以再上一年高中,还有考大学的希望。



工作了三个月之后,我的饭费补贴也变成了外汇券。没有人向我宣布什么,发到我手里的钱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我猜测过去的三个月只是我的试用期,从现在开始我就算佳能北京办事处的正式员工了。外汇券拿到手里,立刻成了烫手的山芋,我必须把它换成人民币才能实现它的价值。我知道有一个黑市存在,但它在哪里呢?

我试探性地问了问小赵。他说:“到秀水街就可以换。” 秀水街是当时北京几个著名的服装市场之一,因为离使馆区近,所以经常有外国人光顾。我曾经去过秀水街,那里既有从香港走私进来的名牌产品,也有中国南方省份生产的假名牌产品。要区分这两类产品,实在需要一些功夫,所以秀水街又被称为“骗子一条街”。我担心地问:“在秀水街会不会遇上骗子换给我假币呢?” 小赵斜着眼看我:“就你?还用骗?直接抢就行了。这叫‘切汇’。”

我知道小赵时时处处要表现他的优越我的无能,可是他的心理战还是起了作用。我不敢贸然前往秀水街。元旦前的一天,我下班回家后,发现陆华也在我外婆家。陆华的丈夫负责生产,她负责销售,所以她三天两头就要往北京跑。有时在北京的事情需要办好几天,她就住在我外婆家里。

陆华的产品进入了北京第一轻工业局的采购名单。她这次来北京,想拜访局里负责采购的处长。要过年了,她想去友谊商店给处长买个礼物。友谊商店是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商场,中国人也可以进去买东西,但必须付外汇券。吃饭的时候,陆华问我:“你有外汇券吗?我能跟你换点儿吗?”我问:“你打算出多少钱?现在的市场价格大概是1:1.8”。还没等陆华回答,我外婆就开始批评我:“你怎么能挣亲戚的钱呢?你应该1:1把外汇券换给她。”我说:“那我不就吃亏了吗?外汇券的实际价值要高于人民币啊!”我外婆说:“你并没有吃亏啊!你不是按1:1领到的外汇券吗?”我不知道如何反驳,於是就以沉默来抗议。陆华立刻替我解围说:“我需要的外汇券数量很大,她自己的饭费补贴是不够的,她肯定也得向別人买。”听了这话,我心里的疑问更大了:陆华怎么知道我的外汇券的来源是饭费补贴?

最近一段时间,我越来越感到我外婆喜欢陆华胜过喜欢我。陆华擅于跟我外婆聊天。外婆不论说什么,她都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外婆如果让我给她打一盆水,我要花五分钟,因为我要去公共盥洗室。换了陆华,她就会高高兴兴地去就近的男厕所,只花两分钟。我外婆的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小时候我们俩一起睡在那张双人床上。十年后再回到她家,我就不愿意再和外婆睡在一张床上了,于是就自己买了一张折叠床。如果陆华来我外婆家住,她就和外婆一起睡在那张床上。

难道她们俩人是当着我的面演这么一场戏,迫使我以1:1的价格把外汇券换给陆华?我不相信外婆会走得那么远,以至于要帮助陆华占我的便宜。

我心里烦躁,就说:“我出去散散步。”说完就穿上外衣,走出了我外婆家。外婆气势汹汹地朝着我的背影喊:“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不能挣陆华的钱!”我心里一惊,她从来没有用这么气急败坏的语气跟我说过话。这是怎么了?门关上了,楼道里一片黑暗。我像个瞎子一样,双手伸在前面,在楼道里摸索著向前走。忽然,背后的灯亮了。我回头一看,是陆华站在门口,打开了外婆家门前的灯。

“早点回来。”陆华温柔的声音回响在楼道里。

我在寒风中走了一阵,慢慢冷静下来。我估计外婆是当着陆华的面夸下了海口,说我外孙女是我从小养大的,我让她做什么她就会做什么。等到我不愿意做,外婆就觉得丟了面子,以至显得有点穷凶极恶。“这不意味着她更爱陆华,”我安慰自己,“这只意味着她更爱自己,而爱自己是没有错的。”我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何必斤斤计较呢?正像外婆说的,我就当这个月发给我的仍旧是人民币吧。我想通了,就回了外婆家。

第一个月领到的外汇券被换成了等值的人民币,对我的生活几乎没有影响。第二个月再领到外汇券,我才发现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甜蜜的烦恼。我那时根本不懂得存钱。刚刚开始工作就能挣到这么多钱,冲昏了我的头脑,让我完全想不到未来。大手大脚地生活了几个月,突然之间每月的三分之二收入变成了不能直接花的外汇券,我的可支配收入反而减少了。



李伯伯的女儿李敏有时候下班后会来找我玩儿。她一来,我就打开我的折叠床,我们俩坐在那张床上聊天,好像坐在一张沙发上似的。赵阿姨从小就让李敏学习做衣服。她认为农村姑娘如果有裁缝手艺,就能嫁个条件好一些的丈夫。李敏喜欢做衣服,而且有些天分。谁也没想到:她会在21岁的时候获得北京户口,进了工厂当工人。赵阿姨全身心地拥抱这个变化,在她看来,李敏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但李敏却并不喜欢当工人。她尤其讨厌油墨沾在皮肤上。印刷用的油墨很难洗掉,而且味道不好闻。她经常伸出纤细的手,指给我看手上那些反覆清洗仍然能依稀分辨出来的灰色墨迹:“真讨厌,”她嘟着嘴说,“这只手本来是应该拿绣花针的。”

李敏也很喜欢佳能公司的宣传册。有一次,她指着复印机旁站着的一个漂亮秘书说:“你穿这个裙子肯定好看,我给你做一条吧。”我同意了,然后我们俩就一起逛商场买布料。过了几天,她带着一条裙子来找我。我一穿上,她就大呼小叫地说:“太美了!太美了!”可惜我外婆家没有镜子,我看不到自己。我把裙子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背包里,第二天到办公室的卫生间里换上。站在卫生间的落地镜前,我自己也惊呆了。真是太漂亮了。连川岛小姐看到我的裙子都夸张地说:“卡哇伊,卡哇伊。”

李敏问我能不能借给她一百元块钱,她想多买些布料,做十几条裙子,然后拿去卖。我为难地说:“我没有人民币,我只有外汇券。”她说:“那你就借我一百外汇券吧,过一个月,我还给你一百八十元人民币。”我很惊讶:“真的?”她说:“真的!”

春节刚过,李敏就按照约定把一百八十元钱还给了我。我觉得她实在是太能干了。她告诉我:她把做好的裙子拿到了秀水街去卖。据她说:日本的样式适合亚洲白领女性,所以很受外企员工欢迎。我赶紧问她:“你要不要扩大再生产?你还需要钱吗?”她说:“需要。不过现在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要请你帮忙。我交了个男朋友,各方面都不错,只是有一个缺点:工作不好。其实在我看来根本没什么不好,只是我的父母肯定看不上他。”我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她说:“就在秀水街摆摊。”

我一下子就沉默了,因为我知道这件事非常棘手。赵阿姨非常在意李敏的工人身份。我要是站在李敏的一边,日后搞不好赵阿姨会堵在我外婆家门口,把我臭骂一顿。李敏看出了我的犹豫,就故意刺激我:“你看看,没想到你也是这么陈腐的思想,还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呢,还放弃计算机系转到中文系呢,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勇敢的不走寻常路的人呢。”

这段话戳中了我的痛点,因为我经常在李敏面前吹嘘自己是多么地反传统,多么地讨厌庸俗人生。看到我的表情有所松动,她就说:“其实,工作呀,户口呀,这些都是別人给你贴的标签,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标签是无法概括的。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亲眼看到这个人,作出自己的判断。”

这段话又击中了我,因为我一向自诩判断力强。我想当作家呀!文学即人学啊!于是我就答应她先认识一下她的男朋友,看看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过了两天,李敏通知我说:她男朋友要请我们俩吃饭。请我下星期一下班后直接到四川饭店。

四川饭店在北京非常有名,它在当时是北京唯一一家能做出正宗四川菜的饭店。四川饭店位于西单附近的绒线胡同。我小姨家就住在那条胡同里。我小时候经常从四川饭店门口经过,但一次都没进去过。那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有时候大门敞开着,我就会往里看一眼,但也只能看到前院里有几棵树,枝叶浓密。树后似乎还有另一进院子。

星期一下班后,我坐1路车到西单,然后沿西单南大街往南走。刚一拐进绒线胡同,就看见李敏站在那里等我。她高兴地挽起我的胳脯,领着我往胡同深处走。我们迈进两扇对开的红漆木门。进了院子,绕过那几棵我从小就看熟了的树,又迈进了另一个院子。这个院子的左、右两个房间都是灯火通明的,李敏领着我进了左边的房间。我向院子深处看去,发现前面还有一个门洞,通往另一个更深的院子,我估计那层院子里的房间是不对外服务的,只接待高级干部。

李敏把我领到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那张桌子旁坐着两个年轻男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李敏指着其中一个说:“这是我男朋友,叫许卫东。”然后又指着另一个说:“这是他弟弟,叫许卫国。”说完,她自己坐在了许卫东的旁边,我就只好坐在她和许卫国中间。

李敏坐下以后,又开始向他俩介绍我。她介绍我时用了许多夸张的词汇,让我感觉脸红,不过我没有细想她为什么这么说。

李敏介绍完比就问我:“你喜欢吃什么?”

我说:“什么都行,我对四川菜不熟。”

卫国问我:“那你对什么菜熟悉?”

我说:“我对日本菜还算知道一些。”

李敏白了我一眼,然后说:“既然你对四川菜不熟,那我就负责点菜了。”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今天我和卫东请客,我知道你没有人民币,只有外汇券。”

我不记得那顿饭吃了些什么,只记得卫东说话比较多。他说四川饭店是他最喜欢的餐厅,因为邓小平就是在这里发表了他著名的“猫论”。他还说:邓小平能提出猫论并不奇怪。四川是个粮食生产大省,如何储存粮食是每个农民都面临的问题。邓小平是四川人,肯定从小就对养猫捉鼠之类的问题颇有心得。

我频频点头,感觉卫东这个人说话有板有眼,确实比一般的小摊贩要有头脑。我对那些摊贩的印象都不是特別好。每次我刚拿起一件衣服,对方就会大惊小怪说:“你穿这个太好看了!”夸张得完全没有说服力。

我频频向李敏使眼色,表示我已经认可了卫东。大概我的表情做得太笨拙了,李敏在桌子底下使劲踩了一下我的脚。

卫国插话说:“四川有个名菜叫烧鹅掌,你们知道是怎么做的吗?”

大家都摇头。

卫国说:“在一个盆里铺上木炭,把木炭烧红了,把活鹅赶到盆里,鹅掌就会烫出燎泡,然后再把鹅杀掉,把鹅掌砍下去,加佐料烹调。这样做出的鹅掌特別入味。”

李敏咧着嘴,好像要哭出来似的:“这么做真的很有必要吗?”

卫国耸了耸肩:“哪天可以试一试。”

李敏说:“要试你们俩去,我们俩可不去。”我以为她的“你们俩”是指的那兄弟俩,但她说话时挽起了卫东的胳脯,好像把自己吊在了卫东的身上,同时她嘟着嘴指向我。

我这才如梦方醒。再回想起李敏介绍我时使用的那些让我脸红的词汇,我恍然大悟:她要撮合我和卫国。

吃完饭,卫东要开车送我和李敏回家。我只想尽快脱身,就对李敏说:“我坐小车会头昏,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回家吧。”李敏表示她要陪我一起坐公共汽车,于是卫东和卫国两兄弟就开着他们的夏利车走了。

我和李敏一起沿着西单大街向北走,路两旁的商店里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声。默默地走了一段,李敏实在忍不住了,就问我:“你对卫国印象怎么样?”

我气冲冲地反问:“你不是想要介绍我认识一下卫东吗?你不是想让我看看你的男朋友吗?”

她“咯咯”地笑了,然后又问:“你生气了?你不喜欢卫国?”

我喜欢不喜欢卫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发现李敏和陆华一样,都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而接近我。成年后认识的人,大多都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接近你是为了办事,他们并不在意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这时更感到在懵懂无知的少年时代建立起来的友谊是多么可贵。只有之华在意我是什么样的人,只有之华会为我的“堕落”感到痛心。可惜,正因为我不再是她印象中的那个人,她和我分道扬镳,再也走不到一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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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9/26/2018 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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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安纳: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7)
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17 日 由 舟巷

第七章 动乱时期的爱情



从北京饭店出发,沿王府井大街向北大约两公里,就到了首都剧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专属剧场。之华在上大学的时候曾去那里看过戏,据说是为了完成西方戏剧史课的作业。那时我还没有转到中文系,还轮不到我做中文系的作业。

自从我到北京饭店来上班,我就有了地利之便。1988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话剧《哗变》。剧本由英若诚翻译成中文。英还邀请了美国演员Charlton Heston来做中国版《哗变》的导演,这在当年算是文化界的一件盛事。10月份《哗变》上演后一票难求。而我中午散步时就可以去买票,晚上从容看戏,不用在售票处门前排队。

我一共看了七遍《哗变》,朱旭扮演的奎格船长深深地植入在我的脑海里,以至于多年后我在YouTube上看到1954亨福莱×鲍嘉的电影版奎格船长,竟觉得他演得不如朱旭带劲儿。鲍嘉版的奎格船长有点衰,而朱旭版的奎格船长,是一个神采奕奕精神健旺的偏执狂。

首都剧场建于1952年,那时中苏关系还在蜜月期。据说指导首都剧场设计、建造的苏联专家来自于土耳库斯坦,于是首都剧场就带上了中亚色彩。我每次去看戏,都喜欢提前半小时入场,不紧不慢地找到座位,坐下后有一搭无搭地翻看说明书。我通常买中等价位的座位,于是我就能时不时地看到一些城中名人走进剧院,坐到前排正中。当第二遍铃声响过,天花板上的巨型吊灯就开始渐渐变暗,左右两侧墙上的花朵型壁灯也渐渐暗淡下去。观众们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舞台上,而舞台此时还被厚厚的幕布遮挡着。我喜欢在这时看壁灯一点点地熄灭,直到壁灯中间花蕊似的灯丝完全暗淡下去。

首都剧场是一个与世俗生活相对照的魔幻存在。在这里,即使最普通的职员身上也透着戏剧性。我记得有一个中年男性售票员,相貌堂堂,一把好嗓音;还有一个中年女性检票员,身材纤细,眼睛炯炯有神,像个小精灵。他们的外型、表情和谈吐似乎都在提醒观众:你已经进入了一个戏剧的世界。



1988年底,一个寒冷的冬夜,我独自一人走进了温暖的首都剧场。剧场里的座位大约坐满了七成。我看第七排没人,于是就坐在了第七排正中。快开演的时候,有个人在离我三个座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他左右看了看,然后就坐到我身边来。他主动跟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我说我不是。他就说:“你是哪个报社的?我是《文化报》的郭言。”我说:“我不在报社工作。”

“那你在哪儿工作?”

“日本佳能公司。”我指指他手里的佳能相机。

他感到很吃惊:“你一个人来看话剧?”

我说:“是啊。”

“自己掏钱买的票?”

“对啊。”

他又问:“你知道今天演什么戏吗?”

我以为他不知道,于是就给他做了简单的介绍:“今天演的是《狗儿爷涅槃》,这出戏我已经看了四遍了。戏的作者叫刘绵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革前的毕业生。这出戏讲的是一个农民与土地爱恨纠缠的一生。 ”

“你一个外企白领,怎么会爱看这种农村戏?”郭言问。

我向他指出:你这个问题很幼稚。艺术的作用恰恰就是打破人与人之间,经验与经验之间的壁垒。我一个白领爱看这个农村戏,说明这个戏写得好。我还看了七遍《哗变》呢。按你的逻辑,一个人生活在中国,自然就无法理解发生在美国的故事。可是《哗变》上演的时候,售票处天天排队。

我还要长篇大论地展开,第二遍铃就响了起来。郭言想起我今天是第五遍看这出戏,于是小声问我:什么时候能拍出一张好的剧照?我很高兴他向我请教,于是表示要认真想想。在壁灯中间花蕊似的灯丝完全暗下去之前,我小声回答他:狗儿爷发疯之后,独自一人住在布满坟地的荒山坡上。在癫狂状态下,他看到了死去的老地主,于是发生了一场活人与鬼魂的对话。那个场景可以拍一张好照片。



我没有给郭言留下联系方式,因为我本来也没有私人联系方式。那是一个没有手机,没有呼机,也没有电子邮件的时代。不过这难不倒他,因为他是记者。他从电话簿上查到了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的电话。几天之后,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我接了起来:“你好,佳能公司,有什么可以帮您做的?”

郭言在电话那头儿哈哈大笑:“是我,郭言。你几点下班?我们一起吃饭,好吗?”

我们约在王府井一家餐厅见面。我比他先到,于是我就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拿出一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来看。过了一会儿,郭言到了,他问我看什么书,我就把书递给他。他说:“哦,我看过《百年孤独》,但是没看过这一本。这本怎么样?”我说:“特別好,比《百年孤独》还好。”

如果让我现在来评价,我当然还是觉得《百年孤独》更好,但是当年的我,总觉得《百年孤独》人人都知道,我必须得喜欢一般人不知道的。

郭言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也算是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但他毕业后就不再看书,因此对于最近几年出版的文学作品并不熟悉。他比之华更了解社会上正在发生什么。以对外企雇员的态度为例,他知道社会上有这么一个新兴的为外国企业工作的群体,他认为这是社会更加开放,更加进步的表现。不过,他对这个群体的理解非常表面化。他认为外企的女秘书们整天想的都是如何嫁给自己的老板。不过,他不像之华那样褒贬分明,嫌恶如仇,他认为女人就算想嫁给有钱人,那是很正常的,并非错误。他的很多观点我都不赞成,但他至少能认真倾听我的反驳,而不是像之华那样还没听完就怼回来。也许是因为我们还不熟悉,也许是因为他的职业习惯。

不知不觉就到了九点。我必须回家了。郭言陪着我沿王府井大街一直向南走到长安街上。晚上九点以后,公共汽车的频率要比白天低很多,我们等了很久还没见车来,于是就沿着长安街往西走。刚走过天安门城楼,我一回头,发现一辆10路就在我身后。我觉得不能错过这辆车,于是匆匆跟郭言道了再见,撒开腿向前跑。公共汽车超过我,我气喘吁吁地追上了它,在它关门的一剎那迈上了台阶。车启动了。我回头望去,只见郭言孤零零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下,看上去比刚才渺小了许多。广场上的灯光是一种黄澄澄的色彩,灯光下的一切都像是浸泡在一个温暖的梦境里。



只要郭言有演出票,他就会约我一起去看演出。他是文化记者,看演出是他的工作。据他说,认识我之前,他对演出都是能推就推;认识我之后,他经常跟別的记者抢票。我听了很高兴,这说明他喜欢和我在一起。

有天晚上,我们又去了首都剧场。幕间休息的时候,他带我来到大厅,在入口一侧找到一扇很不起眼的门。推开门,里面是一道楼梯。他走在前面,示意我跟上。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纤瘦的精灵一般的检票员也在看着我们。她显然知道我们要迈进一个禁区,但她并没有阻止。我跟在郭言后面爬上了窄窄的楼梯,到达了一个很小的房间。这个房间能俯瞰整个演出厅,有点像放电影时放映员所在的位置。面向演出厅的大玻璃窗是用单向玻璃做的。我们看得到外面,外面看不到我们。郭言告诉我:这就是导演观察演出效果的地方。他还说他跟今天这出戏的导演是好朋友,他不介意我们闯到他的工作间来玩儿。

我们在这个神秘的工作间里看了那出戏的后半场。这里的视觉和听觉效果都很棒,但我完全无法入戏。和一个男人离得这么近,这让我心神不宁。我仿佛能听到他的心跳。演出结束了,天花板上的吊灯慢慢苏醒过来。郭言在这时把我拉到他的身边,开始亲吻我。演员们回到舞台上,观众热烈鼓掌。那疾风暴雨般的掌声就像是为我们俩喝采。

从那间神秘小屋走出来,我们俩反而都沉默了。我们在冬日的街道上并排走着,就像谁也不认识谁一样。我多么希望他能像以往一样滔滔不绝,可他只是在我上车前说了一句简单的“再见”。我觉得很困惑,刚才还在不顾一切地亲吻,怎么忽然就变成了陌生人?回想当年在大学的时候,女生楼每晚11点关门。临近11点的时候,楼门前一对对的爱情鸟紧紧搂抱着,难舍难分,直到管宿舍的老太太出现,摇晃着手里的钥匙串,大声威胁着:“再不进来就把你们锁在外面,”那些情侣才不得不分开。

我觉得那么粘乎乎的才算爱情。我和郭言这样的,算什么呢?

我们仍然时不时见面,但我们从没有讨论过发生在首都剧场神秘小屋里的事情。我们也再没有过亲昵的动作。

当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给郭言打电话。他也没有私人电话,我只能给他的报社打。他是记者,不需要坐班。如果他不在,我就给他留言。他看到我的留言后就会给我打回来。他每次给我打电话,我都能接到,因为我朝九晚五必定在办公室坐着。这就在我心里造成了一种不平衡,似乎我在追求一个可望不可即的事物,而他却不需要追求,因为我总在这里等他。有时,我真想不接他的电话,让他也体会一下失望的滋味,但我却不能这样做。如果电话铃响超过三声我还没接,川岛小姐就会接,我不能让她接到我的私人电话,因为理论上私人电话是不应该打到公司来的。

我无法准确描述我对郭言的感情,於是我将我的困惑和痛苦称之为“爱”。我觉得我爱上了郭言。



冬去春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去二七剧场看戏。二七剧场离我外婆家很近。散场之后,我决定走路回家。从前,我们看演出多是在王府井一带,因为北京最好的剧场——首都剧院,北京音乐厅,中山公园音乐堂——都在那一带。每次看完演出,我们都会难舍难分,边走边聊,往往会一直走到西单,我才坐上公共汽车。这一次,我们刚走了没多久,就到了月坛公园。拐过月坛公园,再往南走500米,我外婆家就到了。我觉得不尽兴,于是我鼓起勇气抓住了郭言的手,拉着他进了月坛公园。我想展示给他看:我也有一个秘密据点。

我从小就在月坛公园里玩,对这里了如指掌。月坛公园建于1530年,是明清两代帝王在秋分日祭祠月亮神的地方。进了月坛公园北门,是一条笔直的大道,道两旁各有一座大殿,大殿周围有宽阔的草地,草地上有石子铺成的弯弯曲曲的人行道。顺着主路一直向南,就到达了月坛公园的核心建筑——祭台,也就是古代皇帝进行祭祠活动的地方。祭台是一个边长14米的正方形,高1.5米,四面都有台阶。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我们全楼的人都在月坛公园里搭帐篷露营。那年我十岁,和小伙伴们在祭台的台阶上跑上跑下,追跑打闹,还曾经摔破了膝盖。

我们一边走,我一边向郭言介绍,就像一个称职的导游。夜幕下的大殿黑黢黢的,仿佛隐藏着无数的秘密;平整的祭台反射着月光,倒像是襟怀坦荡,毫无保留。四下里静悄悄的,整个公园里似乎只有我们两个人。

走过祭台,就到了月坛公园的南园。南园原本是一个果园,并不属于月坛公园。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在这里学农。我们拔过草,摘过苹果。1983年,月坛公园扩建,把果园也收了进来。大部分果树都得以保存,空地上还挖了个池塘,建了几座亭子。这里人气最旺的是月下老人祠,祠堂前还有一个月下老人塑像。

月下老人是道教的神祇之一,为掌管男女婚姻之神。传说中,这位神祇有一本“鸳鸯谱”,记载着天下男男女女的婚配情况。只要这位老人认为“张三”应该嫁给“李四”,并且把这桩婚姻写在了“鸳鸯谱”上,那么张三未来就一定跑不了,左兜右转最后也得嫁给李四。这位神祇喜欢在月光下翻阅、整理“鸳鸯谱”,因而有“月下老人”之名。

自从月坛公园里建了月下老人祠,这里就成了青年男女最喜欢光顾的地方。热恋中的人都祈祷自己所爱的人正是月下老人写在“鸳鸯谱”上的那位。

不知不觉间,我们就走到了月下老人祠。这里是月坛公园的最南端。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我外婆家的那栋楼。我指着月下老人像,用开玩笑的口气让他猜:那座雕像是干什么呢?他把那座雕像打量了一下,从它的大理石脑袋一直看到它手里的大理石“鸳鸯谱”。四周寂静无声,仿佛连空气都变得凝重。 郭言笑着把我拉进他的怀里,再一次亲吻我。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看来他愿意让我俩的名字被月下老人写在一起。



第二天下班后,李敏来找我。自从那次在四川饭店吃饭,我就再也没和她来往过。当然,如果我们在楼道里碰见对方,还是会友好地打声招呼,只是那种姐妹般的亲密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她再也不会坐在我的折叠床上,和我一起讨论衣服的样式。她也不再找我借钱。

那天我俩回家的路上,她反覆向我表达她希望我和卫国交往。她认为我们四个人联合起来能做大事。我并不了解卫国,如果交往是为了进一步的了解,那倒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她的郑重其事反而把我吓退了。她给我一种感觉:这件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我们交往了两个月,我发现我和卫国不合适,我也不太可能轻易脱身。所以我最好还是不要跟那对双胞胎中的一位产生什么瓜葛。

李敏说有话要和我说,让我和她出去一趟。我们一起走出了楼道,下了楼梯,来到了大街上。

“什么事儿?”我问,“为什么不能在家说?”

“我怕你外婆听见,”她说,“我不想让她着急。”

“到底怎么了?”我感到莫名其妙。

她上下打量着我:“我昨天晚上看见你了。”

“在哪儿?”我紧张起来。

“月坛公园呗。”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怎么看见我的?你也在月坛公园?”我飞快地回忆,揣测她和卫东躲在哪个角落里。难道他俩也在祈祷月下老人的祝福?

“什么叫我也在月坛公园?”她义正辞严地说,“我跟卫东是正常交往,虽然是背着我父母,可我们都是未婚,我们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正当恋爱。”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你看不上卫国,我不怪你。人各有志,可是你为什么跟一个已婚男人交往?你这不是在毁你自己吗?”

“已婚男人?你认识郭言吗?你怎么知道他是已婚男人?”

“我根本不用认识他,我一看就知道。”

她能看清郭言吗?月坛公园那么黑,连我都看不清郭言的脸。李敏到底站在哪里?离我们有多远?看的是正面还是侧面?

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相信她的话。

我和郭言认识快三个月了。他身上有些东西很不对劲儿。他喜欢和我在一起,但他又缺乏单身男子应有的直率和激情。可是我也没有理由问他是否已婚。再说,我也不敢直面真相。我宁愿假设他是单身。

既然李敏提了出来,我就顺势答应她:一定要搞清郭言是否已婚。如果他已经结婚了,我就和他断绝往来。可到了第二天,我的勇气就消失了。我能做的只是不再主动给郭言打电话。奇怪的是,我不给他打电话,他也就不再给我打电话。于是我们的联系就中断了。这样一来,我更加看清了我们的关系的实质:我对他可有可无。

已经两个星期没接到郭言的电话了。上班的时候还好,毕竟有事做;下班以后的时间我感觉很难熬。首都剧场我也不敢去了,万一在那里碰上郭言怎么办?万一碰上他和別的女人一起怎么办?我一下班就回到外婆家。但是吃完饭,过不了十分钟,我又会坐立不安,再次出门。离外婆家四站地,在民族文化宫对面,有一家三味书屋。那是北京第一家民营书店,晚上营业到十点。郭言住在北京的东南,他是不可能出现在三味书屋的。

我站在三味书屋宽敞而宁静的店堂里。四周高高的书架,书架上满满的书,让我叹为观止,让我无法不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这种感觉倒是有助于我狂躁的心灵平静下来。



我连星期天都到办公室去。事实上,我最喜欢呆在办公室的日子就是星期天,因为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北佳公司送给佳能北京代表处一台激光照排系统——实际上就是一台电脑,里面装了一套激光照排软件。我按照说明书学会了简单的文字处理。我很快就发现了用电脑写作的优点:可以方便地删除和添加。

从前用笔写作,如果改动太多,就必须重新抄写一遍。用电脑写作就可以随意删除、增添,不需要再重新输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就已经非常习惯电脑写作了,以至于我已经无法一次性手写出一句完整的话了。

如果需要中文文件,村田先生通常让我先写一份草稿,他修改一遍,然后再让我打印出来。如今我已经完全放弃了手写,就只能交给他一份用电脑打印出来的草稿。他皱着眉头问:“我不是让你先写一份草稿吗?”我解释说:“这就是草稿啊!我现在都是直接用电脑写草稿。”任我怎么说,他也不能理解,他觉得我浪费了公司的资源。

他之所以不能理解,是因为在当年,日文文字的电脑化处理也还没有进入日常生活。八十年代后期,在如何实现中文数字化处理方面存在着两条道路:一条就是北佳公司准备走的路:借助日本已有的制造电子打字机的技术,将软件汉字化,从而造出中文文字处理机。另一条则是在个人电脑上安装办公软件。历史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但北佳公司却选择了前一条道路。

川岛小姐虽然比村田先生更年轻,更西化,但也认为中文文字处理机的道路是正确的。川岛小姐当时使一台日文文字处理机(word processor for Japanese)。这种文字处理机的外形很像一台传统打字机,和阿加莎克里斯蒂使用的机械打字机(mechanical typewriter)没什么不同,但它有两点革命性的改进。第一,它可以用数字标记来排版(tag-based markup for document formatting);第二,它有存储功能,存储的介质是磁带。虽然有这么两点革命性的改进,这种单一功能的文字处理机在数字时代的前景其实是十分有限的。

我看一眼川岛小姐的日文打字机,再看一眼我的个人电脑,我的直觉告诉我:与电脑强大的计算功能相比,单一功能的电子打字机注定被淘汰。不过,我没有向公司领导提建议,就算我提了也没人重视我的建议。我只是享受电脑写作的方便和快捷。我一天到晚坐在电脑前,显得像个重要人物。我的草稿全是用电脑打出来的。他们越是对我皱眉头,我越是暗自得意。

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到办公室来写作。1989年四月份,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四千字的长散文,描写了我暗恋的那位中学老师。那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我在报摊上一口气买了好几份报纸。大概过于激动了,报纸拿到手后我就把钱包留在了报摊。再回去找,谁都说没看见。



进入四月,我星期天再去办公室,除了写作之外,又多了一个愿望:期待接到郭言的电话。希望当然很渺茫,可如果我呆在外婆家里,则希望为0。

1989年4月16日,我照例来到办公室。下午三点,电话铃突然响了。我的心立刻狂跳起来。我拿起电话说:“喂”,电话那头有个人用英语说找某某某,一听就是饭店总机把电话接错了。我气哼哼地说:“打错了。”

刚放下电话,铃声再次响了起来。我以为又是那个打错了的客人,就没理。但是电话非常执著,响了一遍又一遍,我只好再次接了起来。没想到,竟然真是郭言。

“你怎么会在星期天打电话?”我惊喜万分。

“我一会儿要去天安门,”他说,“我就想试试运气,万一你在公司呢?”

“你去天安门干什么?”

“咦?你不知道天安门在发生什么?胡耀邦逝世了。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关心?亏你还是北大毕业生呢!”

我特別反感郭言用这种语气说话。每次他这么说,我都想把北大毕业证书找出来,在他脸前晃两下。不过,我昨天就知道了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却没有想到天安门广场,的确说明我头脑里的北大意识在降低。胡耀邦的逝世和北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大学生绝不会善罢甘休,如果我还在北大,我肯定要到广场上去。



说到胡耀邦,要从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然而,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因为那些问题都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遗产。比如农村的土地合作化是毛泽东提倡的,如果实行土地承包制就是背叛了毛泽东的遗愿。再比如1976年春天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的群众运动,毛泽东下结论说那是“反革命运动”,一些被判刑的人便得不到平反释放。很多人要求尽快纠正毛泽东犯下的错误,但毛泽东路线的继承者却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派认为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必须得到尽快解决,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甩开历史包袱,轻装前进。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主持了一场“什么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这次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形成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胡耀邦於1982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他的主持下,纠正了大量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他对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功不可没。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也受到了共产党内部保守派的反对。很多人认为改革过於激进,有可能会威胁到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胡耀邦与邓小平之间也逐渐出现了分歧。

1986年12月初,在安徽,有4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发起“要求进行民主选举”的游行。北大学生自然不甘落后,联合其它几个高校在元旦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打出了“不自由毋宁死”、“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等口号。这次学潮被当局镇压下来,事后,当局正式指责这一次学潮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

邓小平认为学生运动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在邓小平主持下,胡耀邦受到批评,最终被解除职务。

胡耀邦不是按照正常程序被罢免的,而是中共的老干部们觉得他不称职,私下商议了一下,就把他撤掉了。这种做法最起码是违背了“民主”对于程序正义的要求。胡耀邦的下台是学生游行的直接后果,因此学生们都对胡耀邦抱有同情。

然而,胡耀邦下台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并没有减速。北大新技术公司照样卖激光照排机,日本佳能公司照样在中国发宣传资料,北佳公司照样成立。我从北大毕业,成为一名白领。我的日子过得不错,于是我也就渐渐地把胡耀邦忘记了,直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传来。



下午四点,我和郭言在北京饭店南门外的人行道上见面。我们一起从王府井步行到天安门广场。我没有问他这些日子为什么没有给我打电话,也没有过多地表达见到他的惊喜。郭言是记者,他一定有内幕消息。他脸上的神情非常严肃,给我一种要出大事的预感。相比之下,男女之间的私情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郭言是不是已婚,就更加不重要了。时代即将掀起惊涛巨浪,为什么还要沉溺在个人的得失之中呢?

广场上倒并没有我想像得那么如火如荼。1976年悼念周恩来的时候,我并没有亲自来到广场,但我看过很多照片。印象中广场上人山人海,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摆满了花圈,花圈甚至遮挡住了须弥座上的浮雕。眼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只有两个花圈。相当一部分围观的人——主要是从外地来北京的旅游者——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摆放花圈的一个学生向围观的人群解释:“胡耀邦去世了。你知道胡耀邦吗?前中共中央总书记。”群众无动於衷,那个学生就伸出手,指了指花圈上的挽联。挽联上写著“胡耀邦千古”之类的话。有些围观的人点头,举起相机对着花圈。还有人看看花圈,看看学生,仍然是一脸茫然。

郭言捅了捅我,用尽量不易察觉的动作指向不远处的一个人,然后俯在我的耳边说:“看见那个人没有?是个便衣。”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看到一个个子不高,身材精壮,留着小平头的男子。对方很机敏,立刻就察觉了什么,朝着我俩冷冷地看了一眼,然后扭过头去。我哈哈大笑,笑得有点神经质,过了好几分钟才平静下来。郭言等我笑够了,就很自然地挽起我的胳膊,在我的耳边悄悄地说:“今晚到我家去,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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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9/26/2018 05:50
快速引用
【小说连载】安纳: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引子)
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06 日 由 舟巷

引子 一一 枫叶为谁红

2014年10月20日早九点,我开车经甘比桥越过了福溪。

我一直望文生义,以为福溪是一条小河。一直到前一天晚上,我在谷歌地图上规划路线时,才对这条狭长水域心生疑窦。果然,维基显示,福溪其实是海水倒灌形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咸水。

维基上还说,2010年曾经有一条灰鲸从太平洋误闯进福溪。这名不速之客左冲右突,兴风作浪,两岸观众欢声雷动。只有海洋生物学家知道它们在受罪。两天之后,他们终于说服温哥华警察局派出了一条船,又让海岸警卫队调集了一条充气艇外加几艘单人皮划艇。几方协同作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这条迷途灰鲸送回了自己的家园。

这条消息勾起了我的隐痛。那年我正生活在加拿大,在温哥华电影学院上学,每天都要开车经过福溪上的甘比桥。为什么我竟然没注意到两岸人头攒动的盛况呢?嗯,想起来了。作业太多时我会乘地铁上学,全程40分钟,能读30页剧本。加拿大线是从福溪下面穿过的。是的,一定是这样,那天我正坐在车厢里埋头读剧本,不可能知道有一条灰鲸正在我头上的盐水里嬉戏,或者挣扎。

最近几年,每当我重返一个久违的地方时,快乐与悲伤就会交叉袭来。快乐,是因为辨认出我曾经存在的痕迹;悲伤,是因为发现了当年被我错过的景象。因确认而带来的快乐总是转瞬即逝;在短暂快乐之间充当过渡的,永远是疑惑、追悔和悲伤——那些被我于无知无觉中遗漏掉的生命信息,永不再来。



我是一个作家,曾经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我先生老辛毕业于一所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曾在一所社区大学教书。1990年代,他辞去教职开了一家餐厅。没过多久他又开了第二家。2003年我们第一次申请加拿大移民的时候,他和他的生意伙伴们已经有了五十家餐厅。在我看来,他开餐厅是心血来潮,就像侦探小说家给自己笔下的罪犯设计了一个情节,因为情节太精彩,忍不住自己戴上头套去抢劫了一把。等抢劫成功,他就会坐回到书桌前,把小说写完。

我们的移民申请是在2006年被批准的。那一年的10月份,我们全家——我,老辛,六岁的女儿和一岁的儿子——飞往温哥华办理落地手续。在机场办完了登陆,在社安局申请了社会安全号码(SIN),我们一家就成了加拿大的永久居民。下一步,我们必须搬到这里正式居住。

剩下的几天时间用来游山玩水,重点放在餐饮上。我们去了几家正餐厅,比如斯蒂文森海鲜馆、The Keg牛排馆;也去了简餐厅,比如北美遍地开花的Denny’s、加拿大独有的White Spot;快餐也要尝试,尤其是北京没有的Tim Hortons。有一天,孩子们抗议了,因为讨厌在餐厅里正襟危坐,于是我们按照旅游手册的指引,来到了斯坦利公园。斯坦利公园的名字和福溪一样具有欺骗性。名为“公园”,但只有一小片人工游乐设施,余下的则是一千多英亩面朝大海的原始森林。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在浓荫蔽日的森林里走了很久也没有看到路标,天色越来越晚,四下里杳无人烟,远处隐隐传来惊涛拍岸的声音。接连几次盲转之后,忽然发现面前有一座小木屋,屋顶上闪着霓虹灯:“The Teahouse”。我赶紧翻旅游指南,发现这竟是一家有名的餐厅,而且出名的难订位。简直是天意啊!我对领位员说:“你看,我们是从中国来的旅游者。”——我在瞬间忘掉了我们已经是加拿大永久居民了。好心的领位员在角落里给我们加了一张桌子。

回中国的飞机上,老辛对我说:以他目前的管理水平,他在加拿大开餐厅无法生存。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释放出了巨大的经济活力,但管理水平始终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一个人只要稍微用一点心,只要比平均水平多付出一点点努力,就可以获得不成比例的成功。而在相对成熟的加拿大市场,要想从无到有地创办一个公司,实在是太难了。

我这时才意识到:他已经入戏太深,永远不会再回到书桌前写作了。我们家就这样成了太空人家庭。所谓“太空人”,指的是夫妻中的一方带着孩子在外国居住,另一方在中国和外国之间分配时间。据说,“太空人”最早是由台湾人发明的,用于描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移民。1997年以后,香港人也开始流行这个词。现在轮到大陆人了。

我在2007年带着孩子搬到了加拿大。老辛一年两次飞来温哥华,每次呆上一个月。很多当地人对此感到奇怪:你们中国人竟然能为了移民而忍受夫妻分居?其实,谁都不是傻子,只要我们肯这样做,一定是因为得大于失。只是,怎么衡量得失,每个人的算法不同。

在中国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家有多少钱,每次有大的支出,还得专门向老辛要。这倒并不是因为老辛不肯把钱给我,而是因为钱是他挣的,放在他手里就是顺其自然的。他太忙,连把钱转给我都顾不上。当然,他对我的能力也并不信任。他觉得我一个学文学的,钱一多,脑子必须乱。他这种担心其实也不无道理。

但是,移民到加拿大,他对我再不信任也只能放手。我们家的钱陆续转到加拿大来。起初,我有我的账户,他有他的账户。第一年,我给自己报税。他发现我居然会报税,第二年就让我连他的也一起报了,只要他签个字就行。我会做的事儿越来越多,包括买房子和卖房子。这些都是在中国我连想也不敢想的。我感觉好极了。虽然我们的生活是不完整的,但从生物化学的角度说,快乐就是分泌多巴胺。我的多巴胺一点也不比别人少。

太阳底下无新事。几年之后,有些“太空人”家庭就破裂了。即使没有破,裂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家当然也是各种裂,不过还没到破的程度。其实在我和孩子搬到加拿大后,老辛一直打算把公司卖掉,踏踏实实地住在加拿大。但公司有很多股东,大家意见不一致,导致公司一直卖不成。老辛也曾经想过要把分散的股份买回一部分,但是我又不同意动用已经转到加拿大的钱。这只灰鲸已经进了福溪,我怎么能再把它放回太平洋呢?

加拿大移民身份的证明文件叫枫叶卡,相当于美国的绿卡,有效期是五年。如果五年内能够在加拿大住满两年,期满后就可以换领新的枫叶卡。如果在四年内能住满三年,则期满后就可以申请成为公民。2011年9月30日,我和两个孩子一起,正式宣誓成为加拿大人。而在第一个枫叶卡的有效期内,老辛在加拿大只住了大约150天。

2011年底,成为加拿大人之后三个月,我又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中国。因为加拿大移民法还规定:如果枫叶卡持有者陪伴加拿大公民在海外生活,则枫叶卡持有者在海外居住的时间可以被算作住在加拿大本土的时间。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中国,我总是说:为了保住我先生的枫叶卡。


我跨过福溪的时候,心里又是欣慰又是伤感。最近几年我虽然住在北京,但每年暑假我都会带着孩子来温哥华。我说不清我更喜欢哪里:中国还是加拿大?刚回到北京的时候,孩子们很不适应。我则是一开始不适应,过了半年左右也就习惯了,仿佛我从未离开过一样,加拿大的生活反倒成了梦。只是,每年刚过春节,我就会迫不及待地购买暑假期间北京——温哥华的往返机票。慢慢地,孩子们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觉得一年在北京住九个月也是可以接受的,反正将来上大学肯定是要回北美。然而,当我越过甘比桥,当温哥华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向我扑面而来的时候,一个让我吃惊的念头忽然闪现出来:如果老辛今天领到了新的枫叶卡,我是不是可以带孩子们回加拿大了?

“你的目的地就在左侧。”GPS突然大声说。

洪比是一条单行街,当GPS宣布我已经到达的时候,我正好在该街最左边的一条车道上。我左手边是一幢摇摇欲塌的建筑,外墙很脏,有烟熏火燎的痕迹,很多窗户上都钉着木板。移民局怎么可能在这一带?但是既然GPS这样说,左前方又正好有一个停车场,我于是立刻左拐进了停车场。

停下车,我到路边的收费机去交费。这时我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幢建筑,门口的号牌上写着1148。透过茶色玻璃可以隐约看到一个大厅,墙上画着一个巨大的枫叶。没错,应该就是那里。时间还早得很,我松了一口气。想起网站上写着“请不要过早来到办公室……我们只有三位雇员”。老辛的通知上写的是10:25分,现在九点刚过。

10:18分,我们走进移民局。我拿着老辛的通知走向保安。柜台上已经放着几张通知,有白色的,有粉色的,也有红色的。老辛那张是红色的。红色的是“最后通牒”。如果再不来领枫叶卡,就等于自动放弃了。

保安打开背后的一扇门,领着我们三人穿过一条走廊,进入另一个大厅。

这个空间的中心是连成一排的三个小隔断,我们坐在正对着1号隔断的地方,一个女移民官喊出一个长长的名字,只见一个印度老奶奶坐在轮椅上,被一个大胡子印度老爷爷推着向这边走来。之所以这一行人动静大,是因为除了这位老爷爷外,还有四位亲友。

老爷爷将老奶奶从轮椅上架起,扶着她坐到移民官面前的指定座位上。这时移民官大声说:“你的身体真健康啊!你有什么秘诀吗?”

我被这句明显的调侃逗笑了,赶紧捅了老辛一下,把这句话翻译给他听。我说:这个移民官看来心情不错,但愿咱们能摊到她。

老奶奶和老爷爷都不懂英语,由四位亲友中的一位充当翻译。因为翻译背对着我,我听不到他说什么,只听到移民官问:“你有多少孙子孙女?” 老奶奶嘟嘟囔囔地回答了些什么。接下来,移民官再次恭维她:“你真幸运!”

老奶奶签了字,领了卡,再被老爷爷抬回到轮椅上。从头到尾,这个移民官没有问过一个和居住时间有关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移民局对一份申请完全没有疑问,枫叶卡就应该直接寄给申请人。大多数人的枫叶卡都是这样领到的,只有很少一部分申请者需要面试。老辛需要面试,是因为移民局需要检查我的护照,以证明我的确在中国,而老辛确实在陪伴我。至于这位老奶奶,大概是移民局需要证明她依然活着。

1号移民官又喊了一个名字,一位中年亚裔男士和一个年轻小伙子一同走了过去。中年男是申请人。移民官问小伙子是谁,小伙子回答了。移民官说:“听着。如果我问他问题,请你翻译给他,由他来回答,你不能替他回答。”这句话听起来并没有问题,但我完全不记得她对那位老奶奶的亲友提出过类似的警告。她的语气与表情也与刚才截然不同,似乎她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这位男士和这位青年要耍什么花招,她必须打起来十二分精神,随时准备戳穿他们。

几轮问答下来,我已经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这位中年男士来自中国大陆。他之所以可疑,是因为他每次回中国都要从美国出入境。他们开车经和平门海关到达西雅图,再飞回中国。因为开车经过和平门海关加拿大边境局没有记录。不过,这一招已经被加拿大移民局识破了,从两年前起,申请人必须提交护照每一页的复印件。这样可以通过护照上中国海关盖的出入境章,来推测出申请人居住在中国的时间。这位中年男士不会犯这么过时的错误吧?

果然,移民官把他护照的每一页都看了,没有发现错误。但她仿佛不甘心似的,又问了一遍:“你为什么每次都要经由西雅图回中国呢?”

青年人把移民官的话翻译给他父亲,他父亲说了什么,青年人又把他的回答翻译给了移民官,移民官眉毛一挑,仿佛终于抓住了他的短处,高声质问到:“回家?你认为中国是你的家?”

我也吓了一跳,赶紧捅了老辛一下:“一会儿回答问题时要注意,千万别说‘我家在中国’。”

我不得不承认,比起那个印度老奶奶来,眼前这个中国男子,还有我和老辛,都不是一心一意以加拿大为家的人。很多加拿大人反感中国新移民,而中国新移民往往又觉得憋屈。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投资,我们给加拿大的经济做了这么大贡献,为什么你们对我们总是一张臭脸,反倒对印度老奶奶这种只能消耗加拿大福利的人笑脸相迎?我只能说:这是价值观出现了分歧。像老奶奶那种坐在轮椅上的人,哪儿都去不了,只能以加拿大为家了。加拿大人就会觉得她是自己人,照顾她是应该的。我们这种新移民,五年里连730天都住不够,明显的是机会主义者。

老辛的申请应该是完全合法、毫无破绽的。他依据的是“在海外陪伴加拿大公民生活,视作在加拿大本土生活”这一条规定。老辛申请的核心证据,其实是我最近两年一直生活在中国的记录。想到这儿,我神经质地伸手到包里摸了一下护照。护照在。每一页都在。

就在这时,我听到3号移民官在喊老辛的名字。


3号隔断移民官是个亚洲面孔的男士。他指了指椅子,请老辛坐下,问我是谁,然后冷冷地说:“如果我问他问题,请你翻译给他,由他来回答,你不要替他回答。”和1号移民官的措辞一模一样,看来这是针对中国申请者的标准警告。

他转过身去,在电脑上敲了一阵,然后长时间地盯着电脑。老辛坐着,我站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心里有些发虚。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冷场了两三分钟,他突然转过身来,怒气冲冲地对老辛说:“你在利用我们的系统!”

我愣了,完全不知道此言何出,也忘了给老辛翻译。见老辛没有回答,他抬起头,对我重复了一遍刚才的指责:“你在利用我们的系统!”

英语里“你”和“你们”是同一个词。我觉得这句话是针对我说的,于是就直接反问:“为什么?”

他说:“我们制定‘在海外陪伴加拿大籍的伴侣生活,可以视为在加拿大本土生活’这条法律,考虑的是拥有加拿大籍的一方不得不在海外生活、工作。也就是说,在你们俩之间,应该是你在中国工作,他在家做饭、看孩子,这样才符合加拿大的法律。”

我一下子就蒙了:是这样的吗?除了老辛的工作之外,我还填写了人道理由——他母亲身体不好,经常住院。但按照眼前这位移民官的解读,即使援引人道理由,也应该是我的父母身体不好,我必须留在中国。

恐慌转瞬即逝,我迅速镇定下来。“你们在利用我们的系统”——这说明申请在法律上是成立的,只是有钻空子之嫌。

讲真,我完全没有“利用”的心态。我压根儿就没想过究竟应该谁陪伴谁。我倾向于把规则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读,这种习惯已经深入骨髓,出神入化了。也许这就是“利用”吧。

也许是移民官对一位女性慌乱并带有歉疚的表情感染了,他的目光稍微柔和了一些:“我知道你是加拿大公民,我没有质疑你。我质疑的是他。他有没有在加拿大居住的意愿?如果我今天把枫叶卡给了他,下一个五年他怎么办?他能住够730天吗?”

说得也有道理,我犹豫了。

也许,老辛的确应该放弃。但我转念一想,管它呢,到下一个五年,我们肯定能想出新的“利用”角度。

我对移民官说:“只要他领到枫叶卡,立刻就会回来居住。”

他不说话了,开始在电脑上打字。我听着劈哩啪啦的键盘声,心中焦虑万分。突然,他停止了打字,转过头来再一次郑重地说:“如果他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不能履行在加拿大的居住义务,我劝他现在正式声明放弃枫叶卡,省得他耽误自己的时间。”

我无法把自己对形势的判断转告老辛,只能把移民官的问题一字不差地复述给他。这位移民官长着一张亚洲面孔,说不定就是中国人,能听得懂中文。我紧张地盯着老辛,担心他不加思索地说放弃。

老辛居然说:“我当然要来加拿大居住!”

我麻利地把他的回答翻译给了移民官。

移民官板着脸问:“打算什么时候来?”

这次我大胆添了点儿作料:“你打算什么时候来?反正我和孩子元旦一过就回来。”

老辛沉吟了一下说:“元旦左右还是太冷。我要来只能五月份以后。” 他的目光和语调那么诚恳,连我都相信了他两秒钟。



我和老辛走出移民局。老辛手里拿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用我三年北京生活替他换来的枫叶卡。

移民官也太天真了。他竟然想让老辛自己主动放弃。虽然下一个枫叶卡怎么取得还是个未知数,但我们会想出办法的。我们就是这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的生物。

我到底喜欢中国还是加拿大呢?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一直认为我更喜欢加拿大,但是这次帮老辛申请枫叶卡,本来两年就能完成,我却在申请过程中丢三落四,以至于拖了三年,拖到老辛被发了红色的最后通牒。我是不是故意的呢?那条灰鲸只是迷了路而已,它知道自己属于哪里。我呢?我真正的家在哪儿呢?

让移民官反感的,正是我这种思路。为什么你们要脚踩两只船呢?

因为我是第一代移民呀!在成为加拿大人之前,我已经有过一段说谎与算计、瞻前顾后、内心撕裂的历史了。我无法立刻与那段历史切割。你们现在是简单、正直的加拿大人,是因为你们的祖辈曾经和我一样是机会主义者。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的孩子,如果在这里长大,他们也会成为这种价值观的维护者。

就在那一瞬间,我下定决心要让孩子们回到加拿大。

枫叶为谁红?

(原文发表于《财新周刊》2018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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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安纳: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8)
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22 日 由 舟巷

第八章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


出于恐惧,我一直没有向郭言提出那个致命的问题。但他在指出一个便衣之后邀请我到他家去,我的关注点一下子就变了。我痛恨这个国家的集权统治对个人生活无所不在的控制。人民没有自由,无论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还是过不道德生活的自由。五年了,生活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我仿佛又回到了1984年的三角地,正在阅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到南校门去!到郭言家去!

越过郭言的肩头,我看到他背后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胸中涌动着反叛的激情,我挽起他的胳膊,好像上战场一样,毅然决然地说:“走。”

我们开始往天安门广场外围走。八十年代末,中国人的居住空间都很狭窄,有些家庭甚至三代人住在一间臥室里。年轻人约会的最常见方式就是散步—又被戏称为“压马路”。四月中旬,冬去春来,广场上很多成对儿“压马路”的人,正在尽情地释放着被压抑了一个冬天的欲望。

一对对搂搂抱抱,卿卿我我的恋人从我身边走过。我不禁略带嫉妒地想:他们中间会不会有人是背着自己的配偶在这里发展婚外关系呢?我对郭言说:“从1到10,你随便挑一个数字”。他感到莫名其妙,犹豫着说:“5?” 我说:“好”。我在心里默数,等到第五对男女与我们擦肩而过时,我出其不意狠狠地瞪了那个男人一眼。对方被吓了一跳,脸上露出仿佛看到疯狗一样的厌烦表情。

我叹了口气,对郭言说:“我有个朋友,她可神奇了。随便一对恋人从她身边走过,她就能看出哪一对是正常的谈恋爱,哪一对是已婚的人在偷情”。

郭言笑着说:“这有什么?我也能。”

“你也这么厉害?”我非常惊讶:“为什么只有我不能?”

郭言眯起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仿佛受到了污辱:“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呗,有必要这么曲里拐弯吗?”

我张口结舌,无比尴尬。形势急转而下,那个如鲠在喉的问题,现在变得问也是愚蠢,不问也是愚蠢。但我还没有完全丧失常识。在郭言以守为攻,义正辞严的外表下,我看到了他的虚弱。问题其实非常简单:既然他知道我在想什么,如果他没结婚,他早就应该大大方方地告诉我了。

我的心在向下沉。我抬头望向远方,看不见的凉意在空气中无声地波动。

郭言的表情缓和了一些,他搂住我的肩膀,一字一顿地说:“我结婚了。一直没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失去你。我们俩已经分居了,很快就会离婚的。”

如释重负的眼泪涌上我的眼眶。我真希望这时李敏出现在我的对面,那样我就可以大声质问她:“他已经分居了,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我们在前门吃了晚饭,然后一起坐车去他家。郭言住在方庄。我从来没去过那一带,但我一点也没注意我们的乘车路线。我知道等到明天早晨我上班的时候,这会成为一个麻烦,但我毫不在意。我的注意力全在郭言身上。

我们到他家时,夜已经很深了。郭言住的是单位宿舍—在一套三居室公寓中拥有其中一间臥室的使用权。他打开公寓的单元门,我的眼前出现一个光秃秃的客厅,天花板上有一根电线,电线上吊着一个灯泡。这个客厅就是大家共享但无人照管的公共空间,和我外婆家的楼道一样。

从另外两间卧室的门缝下透露出灯光。我们蹑手蹑脚地溜进了郭言的卧室。卧室里的家具很普通,和我外婆家的差不多,都是强调使用功能,谈不上美学。不过,郭言出差很多,所以他收集了一些纪念品,这是我外婆家没有的。自从“被娘家上赶着送来”,我外婆一次也没出过北京。

我正在观赏郭言的纪念品,他忽然问我:“你要不要喝水?”

我说:“好。”

他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一杯热水回来,放在餐桌上。

我问:“你去哪儿烧水?”

他说:“厨房。”

我就想:他们也有个公共厨房。

我坐在餐桌旁喝水,他坐在餐桌对面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又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拿了一把刀。

我问:“你拿刀干什么?”

他用刀指着我:“把衣服脱了。”

我愣了:“你说什么?”

他说:“照我说的做。”

我很生气:“我不信你真敢杀了我。”

说完,我站起来就往外走。这个房间非常小,餐桌离门就两步。我几乎是原地不动一伸手就能把门拉开。他一见我真要走,赶紧把刀扔在桌子上,从后面一把抱住我。

我的后脖梗子上能感觉到他呼出的热气。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抱着我喃喃地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第二天早晨,阳光刚刚从窗帘后朦胧地射进来,我就从床上爬起来,穿好了衣服。郭言说:“你不是九点才上班吗?”我不敢直视他。我感觉我们就像两个合伙抢劫了银行的罪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从此再不见面。我拉开门,轻手轻脚地穿过客厅。我仿佛听到郭言在我背后说:“我给你打电话”,但我没有确认。

郭言的公寓是一梯两户结构。我刚关上身后的门,对面的门里就传来一声咳嗽。我拔腿就往下跑。下面一层,左右两个门内都有人穿着拖鞋“踢里踏拉”地走动;再跑下一层,左右两个门内传来锅碗碰撞的声音;再下一层,门内的母亲正在高声催促孩子穿鞋。我仿佛能看到母亲已经把手放在门把上了。我拼尽了全力向下跑,就像一条鱼死命地撞向鱼网。

冲出了小区,穿过了马路,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站上立着五、六个站牌。我研究了一会儿,发现有一趟25路可以到达永定门。根据我对北京的了解,只要到了永定门,我肯定能找到去前门的车。只要到了前门,我走着都能回到北京饭店。实际到了永定门后,我发现了更方便的106路。这趟车并不经过前门,而是经崇文门向北,直接把我带到了东单路口。

坐在106路上的时候,我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了一点。回想昨晚发生的事,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根据我阅读爱情小说的经验,男女关系发展到性行为,往往是因为男主对女主深深的欣赏与迷恋。可是郭言有欣赏与迷恋我吗?好像没有。

后来他又说了几次“对不起”。据他解释,他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破冰,所以才想出那么一个馊主意。当时我依偎在他的怀抱里,感觉他有些冒傻气,感觉他笨拙得滑稽。而现在,沐浴在残忍四月的晨光里,我的头脑清醒过来,于是我感觉到了缺失和遗憾。这能算是一段美好的关系吗?

我想摆脱不快乐的思绪,于是打开随身携带的walkman。那里面装的是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按下播放键。崔健苍凉粗犷的声音炸响在我的两耳之间。

由崔健我想到了胡耀邦。崔健在1986年以一首《一无所有》从地下状态一跃而为大众耳熟能详的歌手,此事绝对与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宽容有关。在1986年之前,摇滚音乐一直受到当局的压制,据说在申请演出许可证的时候,主管当局有规定:每场演出的摇滚歌手不能超过三个。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在美国,世界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作曲作词,邀请美国众多明星一起演唱了《We are the world》,在香港和台湾,由罗大佑主创,众多明星一起演唱了《明天会更好》。在各行各业都热衷於“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大跃进氛围下,当大陆作曲家郭峰提出:我们也应该举办一台向“国际和平年”致意的晚会时,文化部门立即给予了支持。

这台晚会几乎包括了当时最有才华的歌手—无论他们做的是何种类型的音乐。在此之前,崔健刚刚在一个音乐比赛上铩羽而归。《让世界充满爱》给了他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记得之华看了晚会的现场直播之后,第二天惊喜地告诉我:原来中国也有摇滚歌星,这个人叫崔健。他登上舞台的时候,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破衣服,两只裤脚一头高一头低,简直是太酷了!

也有一批老派人士不喜欢崔健。崔健翻唱的《南泥湾》就惹得一些老革命大发雷霆。《南泥湾》是一首革命歌曲,描述了红军在陕北垦荒的故事。在老革命们看来,这么一首经典革命歌曲,被崔健的摇滚版糟蹋了,这是不能接受的。崔健于1987年被北京歌舞团开除。这个时间点也与胡耀邦下台吻合。所以,崔健的起落绝对是与胡耀邦的起落有关。

崔健的专辑我听得滚瓜烂熟,再加上崔健并不是咬字很清楚的歌手,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我听崔健都是为了体会一种韵律和氛围,很少深究他唱的是什么。但在那个四月的清晨,在我逃离犯罪现场的路上,我突然听清了他的每一句歌词:

“脚下的地在走,

身边的水在流。”

“我不要离开,我不要存在,

我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他宣言式的歌词刺入我的情感迷雾,精心安排的繁复配器又让我躁动不安。我不要离开,我不要存在。我希望世界天翻地覆,一切从头开始。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



我神情恍惚地进了办公室,像梦游一样洗了茶杯。此时还不到八点。我刚把茶杯擦干,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也到了办公室。他们见了我,感到非常惊奇,村田先生还笑着赞赏说:“小王,这么早就来上班了!”只不过,他笑得有点心不在焉。他们刚一坐下,日本总公司的电话就打了进来。东京时间比北京时间早一个小时,平时东京总公司总要在东京时间早上十点才会给北京打电话。今天东京方面一上班就迫不及待地和北京联系。更奇怪的,是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居然预测到了这一点,今天提前一小时就来上班了。

电话大约持续了十分钟。村田先生基本上没怎么说话,只是时不时毕恭毕敬地说:“はいはい(是,是)。”放下电话,村田先生就和川岛小姐开始了讨论。他们语速很快,表情也很激动,我完全听不懂—我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日常对话。我把沏好的茶端给他们,他们连一声“谢谢”都没说,就好像我是隐身人。我退到角落里,坐在那台装有激光照排系统的电脑前。

我倒不介意被忽略,因为我心里有另外的纠结。曾经有一次,我连续两天穿同一套衣服上班,川岛小姐就对我说:“你不要连续两天穿同一套衣服上班,这样別人会认为你没有回家睡觉。”我这才知道原来日本文化里还有这种说法,赶紧谢谢她提醒我,此后便再也没有两天穿同一套衣服上班。昨天是星期天,不是工作日。川岛小姐并不知道我现在这身衣服是昨天穿过的,可这身衣服是休闲款,穿着休闲服来上班多少还是有些不妥。最好他们俩整天都不看我一眼,就当我是透明。

偏偏村田先生这时喊我的名字。我小心翼翼地转过身来,发现他和川岛小姐两人一起盯着我。我感到很不自在,手都不知道放在哪儿。

村田先生问:“小王,1976年的时候你在北京吧?你感觉现在的形势和1976年是不是很像?”

“我,我,”我结结巴巴地说:“1976年我还在上小学。一开始好多人都去广场,我还和我小姨一起去邻居家做了花圈。后来老师突然不许我们去广场了。我们做的花圈都没送出去。”

川岛小姐“咯咯”地笑起来。村田先生也笑了。他们俩人放过我,重新开始用日语争论。

我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支着耳朵努力听。这一次,我听出了更多的东西,因为川岛小姐的日语里夹杂着英语。原来,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日媒非常关注中国的政局变化,判断将有大事发生。而当时以美联社为主的西方新闻界,普遍认为胡耀邦是一个已经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他的逝世不会对中国政局造成多大影响。川岛小姐是年青一代,喜欢读英文报纸。当村田先生援引日媒的说法时,川岛小姐就援引英文媒体。这是他们俩的主要分歧点。

那么,这一切和佳能公司有什么关系呢?以下便是我的推理了:据我所知,佳能公司正准备在大连建一个组装工厂,作为全面进入中国的第一步。如果这个项目取得成功,未来佳能公司将会考虑把制造中心转移到中国大陆。可如果中国政局发生动荡,佳能公司就必须重新考虑投资的可行性,毕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后一届政府不承认前一届政府簽的合同,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于是,总公司一大早打来电话,询问北京事务所对形势的观察和判断。

我正想着,村田先生又喊我的名字。他想知道我今天上班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都看到了什么。偏偏我今天走了不同的路线,没有经过天安门广场。我支吾着说:“嗯,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有花圈,嗯,好像没有1976年多;嗯,广场上有很多人,嗯,也说不好他们是旅游者,还是来悼念胡耀邦的。”

我模棱两可的回答让他俩陷入沉思。村田先生皱着眉头,手托着下巴,好象牙痛病犯了;川岛小姐直勾勾地瞪着我,好像我的脸上写著答案。

我心里万分惭愧,真想化为无形,或者找个地缝钻进去。

村田先生又问:“小王啊,你中午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去广场上拍些照片呢?”

我仿佛得到了假释一样,立刻兴奋起来:“当然能啊!您让我用哪款相机?”

村田先生一挥手,慷慨地说:“你想用哪个就用哪个。”

我觊觎公司的相机已经很久了。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客户来访时演示各种机器的使用方法。我并不缺乏玩相机的机会。如果没有其它更重要的事情,我随时都可以从样品柜里取出相机,对照着说明书练习操作。不过我的相机里面没有胶卷,很多听起来很美好的功能从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比如佳能公司的拳头技术“自动对焦”,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用自动对焦技术拍出的照片,你怎么知道这个功能有多神奇?

我当即向川岛小姐申请了一笔经费,到王府井大街上的中国照相馆里买了五卷富士胶卷。当时北京最常见的胶卷有三个牌子,最贵的是柯达,其次是富士,最便宜的是国产品牌乐凯。国产商品最大的问题就是质量不稳定。乐凯表现好的时候与柯达富士不相上下,但如果出现问题,你就丟失了一闪即逝,永远无法复制的瞬间。我是把可靠性放在第一位的,绝对不会考虑乐凯。至于弃柯达而选富士,那是因为我已经对日本公司产生了一些亲近感。

中午吃饭时间到了,我从公司样品柜里拿出我最喜欢的EOS系列。要想拍出广场宏大的气势就得带上28mm的广角镜头,要想拍出青年学生的脸部特写,就得带个135mm的长焦镜头。我拿出了公司仅有的一个摄影包,把相机、镜头、胶卷都装进包里,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



越过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就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东北角。远远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望去,我的第一感觉是今天广场的学生确实比昨天多。不仅人数多, 而且显得更有组织。昨天似乎是三三两两的学生自发前来。今天来的学生都是成建制的,各个学校的方阵都打着本校的旗帜。有的旗下聚集着几十人,有的则有几百人。

人民英雄纪念牌仍然是活动的中心。这座天安门广场上最醒目的建筑分为三部分:基座、须弥座和碑身。游客顺着台阶登上基座,既可以凭栏远眺天安门广场,也可以绕着基座走一圈,欣赏须弥座上的14块浮雕。在1976年纪念周恩来的活动中,花圈堆满了基座,令人们行走困难,于是悼念者们就开始把花圈摆到了须弥座顶端。故而在判断运动的规模时,我脑海里一直有个标准:如果花圈摆上了须弥座,那么这事儿就算闹大了。

我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去,离纪念碑还有一百多米,我看到两个年青人爬上了须弥座,他们的同伴从下面将花圈递给他们。上面的学生没有任何保护,看起来很危险。不过他们都身手敏捷,轻而易举地就接住了同学们举上来的花圈,再将它们摆到须弥座上。长长的挽联垂了下来,遮住了浮雕。风吹过来,挽联随风轻轻飘荡。下面的人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这两个年青人刚下来,紧接着又有两个人爬了上去。

我选位置,选角度,换镜头,取景,调焦,按快门,忙得不亦乐乎。

旅游者的数量和昨天差不多,但他们对话里透露出的信息与昨天截然不同。昨天,大部分旅游者不知道学生们在做什么;今天,很多旅游者是专门到广场来观察形势的。在1980年代,信息的传播往往靠人员的流动。等这些旅游者回到自己的家乡,有关北京悼念活动的消息就会传播开来。

一阵响亮的哀乐传来。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发现在广场西侧正对着人民大会堂的地方有一面“北京大学”的旗帜,声音就是从那里传来的。我转身朝着北大的旗帜走去。旗帜下面似乎聚集了几十个学生,只是这群学生又被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不时礼貌地说:“请让一让。”人们回头看到我胸前的摄影包,以为我是专业记者,立刻友好地给我让出了一条通道。我像剥洋葱一样穿过一层一层围观的人群,一直走到纠察线前面。纠察线是由二十几个年轻小伙子组成的,他们手拉手形成一道防线。

一个纠察队员瞪着我,严肃地问:“哪个学校的?” “北大的。”我理直气壮地说。他又问:“哪个系的?” 我刚想说“中文系”,忽然意识到我已经不是中文系的学生了,我的人事关系是科技开发部。但科技开发部听起来太成年人,太不酷了,于是我欲言又止。他见我答不上来,就判断我不是北大的,不必再搭理我。

我想起了当年的北大保安:“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我还有北大工作证,以后我要随身带上。但工作证更清楚地说明我不是个学生。北大学生有先锋意识,也有一种使命感。他们负责振臂一挥,大众负责跟随。尽管我毕业还不到一年,但从定义上说,我恐怕已经沦为大众了。

我无奈地停留在圈外。就在我从外围向核心挺进的过程中,哀乐结束了,有人拿着扩音器带领大家唱《国际歌》。《国际歌》结束后,拿着扩音器的学生开始向大家介绍情况:

“同学们,就在十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意见。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介绍了全国的教育状况。教育经费短缺巳经成为教育发展的瓶颈。参加会议的胡耀邦从一开始就紧绷着脸,脸色就十分凝重,后来他的脸色越来越灰暗。会议开了约四十多分钟,他终于挺不住了。他站起来,想向主持会议的赵紫阳请假,刚说了声:“紫阳同志”,就失去意识,摔倒在地上。十分钟后,医护人员到达,对他进行了抢救。并把他转入北京医院住院观察。几天后,他终于还是去世了。同学们,胡耀邦是为中国教育的前途呕心沥血而死的!”

不管他讲的是否事实,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听到对胡耀邦去世前后的完整描述。这个学生很会叙事,他把胡耀邦与高等教育联系在了一起,为大学生的悼念和抗议赋予了正当性。

每个听众的脸上都露出凝重的表情。片刻的静默过后,这个学生指出:教育经费短缺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瓶颈。但是钱到哪里去了?他盯着大家,明亮的眼睛毫不躲闪地与听众进行着目光交流。等到听众的情绪酝酿得差不多了,他就开始带着大家喊口号:

“打倒官倒!”

“铲除腐败!”

“教育救国!”

“自由万岁!”

“民主万岁!”

“法制万岁!”

群众的热情被点燃,口号声震云霄。

喊完了口号,另一个同学走上前来,接过扩音器,开始带领大家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凭我的经验,这场悼念仪式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正在琢磨着下一站去哪里, 一群人忽然开始向纪念碑的方向跑去。奔跑的人仿佛是洪水,能将两岸的泥沙裹挟吞没。很多围观者都跟着跑起来。我也盲目地跟在大家后面跑。事实上我不跑也不行,如果不跑我很可能遭到踩踏。我看不清脚下,只能感觉到脚下发出“沙沙”的响声。地上全是纸,一会儿踩到一张传单,一会踩到一朵纸花。纠察圈子也被冲散了。《义勇军进行曲》唱得有头无尾。

我突然感觉肩膀上一轻。回头一看,一个男人抓住我的摄影包的肩带,正要把我的摄影包抢走。我下意识地一手按住包,一手去抓回带子。他也用力地拽那根带子,我们俩好像拔河一样。我大声喊:“抓小偷”,同时放弃了肩带,两只手臂一起紧紧地护住摄影包。我想:带子拽断不要紧,只要摄影包在我手里就行。我一喊,周围的人就放慢了脚步,开始左右张望。那个男人一松手,立刻消失到人群里不见了。

整个事件前后不过几秒钟。人们继续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方向跑,就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惊魂未定,赶紧离开了广场。



进北京饭店之前,我检查了一下相机,发现我已经拍了36张照片。135胶卷的标准张数是36张,但有时候能多挤出一张来。我到了11楼,正好看到小肖在值班,于是我说:“小肖,我给你拍张照片吧。”小肖说“好”,马上点起一棵烟,摆出一个很酷的姿势。我“咔嚓”按下了快门。快门响过之后,相机里就响起了自动倒卷的声音。我果然挤出了37张。

我把胶卷送到中国照相馆,选了一小时快速冲印。一小时后,我取回了洗好的照片,路过服务台的时候,就把小肖那张交给了他。他拿着照片,啧啧称赞:“佳能相机真不错。”然后又指着我手里的信封说:“你还照了些什么?都拿出来让我看看。”

我把信封递给他,然后一张一张地给他解释:“你看这张,我用了自动测光技术。这个人的脸本来是逆光的,但EOS的取景框中有一个小方框,把小方框对准这个人的脸,就能测出这张脸所需要的准确的曝光。”

“你看这张,我用了自动对焦。我把焦点对准花圈上的挽联,让挽联上的字显得相对清晰,而花圈相对模糊,这就能突出挽联上的字。”

小肖频频点头。我一边把照片装回信封,一边得意地说:“好了,该给村田先生交作业去了。”

小肖忽然露出担心的表情:“村田先生让你照的?”

“是啊,怎么了?”

“你可得小心点儿,別让安全部把你当成间谍抓起来。”

我说:“都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事情,又不是国家机密。”

“你太天真了,”小肖撇撇嘴,“什么是机密什么不是机密,可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我还是不服气:“广场上那么多人都在拍照,难道安全部会把照相的人都抓起来?”

小肖说:“自己留个纪念,那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把这些照片交给外国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说:“好吧,谢谢你,我小心点。”心里却十分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小心。

下午,村田先生接了好几个东京来的电话,每一个电话都很长。他低着头,弯着腰,姿态十分谦恭地聆听上司的训示。也许是北京办公室提供的资讯无法让总公司满意?我拍的那些照片看来没起到什么作用?看到村田先生低三下四的样子,我真替他难过。

下班的时候,心事重重的村田先生再一次嘱咐我:“小王啊,你下班的时候把相机带上,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再拍几张照片。”

当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又想起郭言来。我对昨天发生的事还在耿耿于怀,我觉得他根本不爱我。不过我告诉自己:就算他不爱我,我也可以利用他。我看过一些间谍小说,间谍们掩饰身份的常用手段就是假扮成一对恋人。如果我们俩一起去天安门,安全部的人就不会注意到我,因为我们看起来就是一对“压马路”的普通人。不管中午那个抢相机的人是安全部的人还是普通的抢劫犯,只要郭言在我身边,肯定会极大地减少我被抢的概率。

早上分手时,我似乎听到郭言说晚上给我打电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电话却一直没响。 当然,他是记者,报社可能派他去全北京的任何地方做采访。今天交通又不太好,也许他不能及时回到办公室。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如果只有我自己,我肯定再也不敢带EOS去广场了。我打开样品柜,选择了一款AF35M。 这款相机体积小巧,名为autoboy(自动男孩)。在中国市场上,它被叫做“傻瓜相机”。意思是说它的操作非常简单,即使一个傻瓜也能用这种相机拍出好照片来。

我把“自动男孩”握在手上,翻过来倒过去地看。正要离开办公室,我忽然发现电话机上标志着“留言”的小红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正在一亮一灭地眨眼。我赶紧拿起话筒,给留言中心打了查询电话,却被告知并没有留言。我放下听筒,小红灯灭了。这不是逗我玩儿吗?没有留言你瞎亮什么!



我回到外婆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推门一看,发现屋里一片漆黑。月光透过玻璃窗洒进屋里,我只能依稀看到外婆盘着腿坐在床上的剪影。

“您怎么连灯都不开?”我问,“非要这么省电吗?”说话间,我把屋里的灯打开了。这下我更吃惊了,我发现她戴着一副墨镜。

“您这是干什么呢?”我问,“您怎么在黑暗中戴着墨镜啊?”

她缓缓地把墨镜摘下来,露出两只又红又肿的眼睛。骤然暴露在灯光下的一对浮肿的眼皮剧烈地颤抖了两下。她赶紧又把墨镜戴回去了。

“您到底怎么了?”

“我以为你出事了。”她哽咽着说,“我哭了一夜。”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能出什么事儿啊?我,我这么大的人了,我能出什么事儿啊?”

“这么大的人怎么就不能出事?上个月,月坛公园就有一个女的被杀了。”她的眼泪从墨镜下流了出来,我赶紧找手绢:“別哭了,別哭了。是我错了,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以后我再有事儿,一定提前告诉您。”

她平静了一些,然后又问:“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

“我,跟朋友去天安门广场了。”

“你还真去天安门广场了?你外公说你可能去天安门广场了,我说你不会去那里。你觉得你可能是交了个男朋友。”

我心里飞速地权衡着到底哪个答案更好。如果是为了让她放心,那我应该说是去和男朋友约会了。但那样一来,她必定要追问男朋友是谁,做什么工作的,能不能带来给她看看。

我没有说话,就算是默认了天安门广场。她拉住我的手:“你可千万不能去闹事啊!跟政府作对不会有好结果的。再说,你现在也不是大学生了。大学生犯错误,政府总是能够原谅的。”自从我成年后,我对于和她的任何身体接触都感觉不自在。我下意识地把手抽了回来。但是我随即又感到后悔。如果是陆华,一直会乖乖把手留在那里让她握。

我再三向她保证:我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我不会参与任何抗议、游行。

她似乎相信了我,转而问:“你饿不饿?”我说我不饿。

我不饿,也不想刷牙洗脸。我打开我的折叠床,连衣服都没脱,就直接躺在床上。我关上了灯,外婆还盘腿坐在床上。我盯着她的背影看了一会儿,发现她不是静静地坐着,而是轻轻地有节奏地左右晃动。

往事浮上心头。我依稀记得:每当她遇到重大困境时—比如居委会重新开始新一轮对她的调查,她就会这样一夜一夜地坐着,左右摇摆,思前想后。但那已经是1976年以前的事情了。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用这样的姿势坐着。

有那么严重吗?我想。不就是一个晚上没回来睡觉吗?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睛,我眼前就出现外婆来回晃动的剪影,她仿佛盘着腿坐在惊涛骇浪之上。

看来我的谎言没有骗过她。去天安门其实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那只是一次性的。她知道我对政治并不狂热,最多就是去看看热闹,再说我也已经向她保证了我不会再去。她应该是猜到了这件事和男女有关。如果我有了男朋友,那我就会不断约会,然后结婚,从她家里搬走。这才是她担心的。

去年七月我搬到外婆家不久,就遇上了“价格闯关”。“价格闯关”是赵紫阳主导的一次取消价格双轨制的改革。1978年以后,政府想给计划经济打一剂强心针,于是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之后生产更多的产品,把多余的产品用“议价”出售,利润由企业自己决定如何分配。这导致了每种商品都有两种价格:国家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对于企业来说,按国家计划价格出售商品没有利润,于是企业尽量扩大自主权,企图将产品按市场价格出售。于是就造成了事实上的通货膨胀。

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一批被称为“官倒”的腐败分子。所谓“官倒”,就是以计划内价格买到国家控制的商品,然后再用高价在市场上卖出。1988年8月,国务院作出了“价格闯关”的决定,意在取消价格双轨制,让商品价格全部由市场来决定。8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宣布在未来五年内逐渐取消计划价格,直到全部商品以市场价格流通。通知一播出,8月19日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风潮。每个商店门外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些商店害怕遭到抢劫,只把门打开一道小缝,顾客把钱递进去,营业员把货递出来。在某些省份还发生了银行的挤兌风潮,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面临空前挑战。中央只得于8月30日发出紧急通知,宣布正式中止价格改革方案的执行。

在“价格闯关”的十天里,我外婆每天都忙于抢购。我一回到家,她就吩咐我去看看哪个店还开着门,不论卖什么都要买点回来,哪怕是卫生纸。我说我不去,上了一天班,晚上就想休息休息。外婆说:“休息?你枕着一百元睡觉,一起床就只值10元了。”她就给我讲她经历过的1948年金融大崩溃:买一斤玉米面要用100斤钞票;把钞票一张接一张地铺开达二里半,才能买一尺布。这就叫“钱毛了”。

我理解她的恐慌。她和我外公的唯一收入就是我外公的退休金,而自从外公1981年退休,这笔退休金连续八年维持在同一数字上,可物价却已经上涨了大约一半。但是我不同,我是现役劳动者。于是我说:“您放心吧,有我呢。物价上涨,我的工资也会上涨。或者更确切地说,物价上涨正是因为我的工资上涨。”

“那赶情好,”她说,“只是年轻人都靠不住。一旦你有了自己的家,你就光顾着你的小家,再也想不起我来。”

“我不会的。”

“说说而已,到时候你就变了。你妈妈怎么样?当年说得比你好听一百倍,说等她大学毕业就带我全国到处旅游。结果呢?她自己跟一个小白脸跑了。”

“不就跑到天津吗?天津又不远。”

“说是不远,一年才回来一趟。”

“放心吧,我连天津都不去。我爱北京天安门。”

“哎,那敢情好。只是我连自己的闺女都指不上,还能指得上外孙女吗?你姓的是你爸的姓,你算外姓旁人。”

“好啦好啦,不是您把我养大的吗?”

寂静的深夜里,去年的对话一遍遍在我的脑海里回放,扎心一样地疼。她担心我结婚另组家庭,而我的问题恰恰在于我爱上的是一个已婚男。生活,就是这么充满了讽刺。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和我外婆的力量对比中,她实际已经占了下风,成了一个弱势的人。假如我能意识到她比我更脆弱,我也许会表现得更加宽容和慷慨。至少我会再次甜言蜜语一番,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对我的关爱。 我会保证照顾她的晚年,无论我自己的生活如何改变。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郭言已经足够我头疼的了。我哪里还有精力再去猜测她的心思?外婆在我眼中仍然是那个威严的家长,能洞察并挫败我每一个偷吃饼干的企图。

第二天早晨,我睁眼一看,发现她依然戴着墨镜,盘腿坐在床上,轻轻地有节奏地左右晃动。她竟然一夜没睡?我立刻产生了莫名的反感。我认为她在用折磨自己来惩罚我。我只想尽快离开她的家,绝不给她机会再次摘下墨镜,在日光下重新向我展示她那又红又肿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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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0/03/2018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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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到上海去



4月25日下午,佳能公司总部一位姓二阶堂的高层给北京办事处打了个电话。二阶堂先生有个侄女,正在北京大学留学。二阶堂先生的哥哥听说北京大学已经开始罢课了,担心出现暴乱的局面,昨天晚上数次给北大留学生楼打电话,一直到今天下午还是没找到女儿。电话是川岛小姐接的,挂上电话后,她简要地向我复述了一下情况,然后指示我去北京大学“解救”二阶堂小姐。

我见过二阶堂小姐一次,她是和川岛小姐完全不同的类型。她留着男生似的短发,抽烟,举手投足都是一种懒洋洋的神情。她倒是非常好相处,也许因为她并不是我的老板。

上次她到我们办公室来,问我愿不愿意下班后带她去王府井玩儿,还让我带她去找北京最好吃的餐厅。我就把她带到了经营山东菜的翠华楼。当时北京最时髦的是广东菜。新兴的富裕阶层觉得山东菜过时而粗糙,这多半是因为山东菜的代表餐厅都是国营餐厅,而国营餐厅缺乏服务意识。我是半个山东人,知道去哪个餐厅点哪道菜才能去粗存精,最大地体现出山东菜的优势。翠华楼餐厅果然给二阶堂小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川岛小姐叮嘱我说:“一定要找到她本人,找不到就在宿舍楼前等。如果下午六点前能找到她,就把她带回北京饭店;六点以后,就把她送到我住的永安公寓。”川岛小姐还叫小赵送我去。从前,我外出办事都是自己叫出租车。如果小赵送我,那两位老板外出就只能打出租车了。这说明解救二阶堂小姐是今天的头等大事。



机动车进北大只能走西门。从西门进了北大,我意外发现北大非常平静。迎面是一片水塘,塘中飘浮着荷叶,光秃秃的茎伸出水面,好像旗杆在等待旗帜。小赵说:“这就是你们学校?一点不像大学,倒像个公园。”如果从西门进北大,这的确是北大给人的第一印象。我忽然有些伤感。因为我在北大上了四年学,却从未完整地领略过它的美。每年荷花一开,我们就放暑假了;等到再开学,荷花已经谢了。

留学生住在勺园,这是当时北大最漂亮的宿舍楼。小赵把车停在勺园前面,我一个人走了进去。一个中年妇女在传达室值班。中国人出入留学生楼首先要经过被访问者的许可,然后凭证件登记。我对值班员说:“我要找二阶堂小姐,”话还没说完,她就说:“我先给你问一下吧”,然后就拨通了二阶堂小姐房间的分机。她拿着话筒等了一会儿,不时瞄我一眼,最后放下话筒,说:“她不在。”

我说:“我知道她不在。是她的父亲急着找她,从昨天起就给她打电话,但是一直都打不通。有什么方法能联系到她吗?”

她问:“你和她父亲是什么关系?”

我说:“我是北佳公司的工作人员,北佳公司是一个中日合资公司。她父亲的弟弟是日方的老板。” 说完,我把工作证拿出来,递给了她。

她拿起我的工作证看了一会儿,说:“这上面写的是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

我又给她解释了一遍北大科技开发部与合资公司的关系。

她皱着眉头:“这么乱。”

我附和着她说:“可不是嘛。”

“她不在。”她又强调了一遍。

我说:“我的老板让我必须找到她,这是涉及到中日关系的大事。有什么办法能找到她呢?”

她说:“你可以呼她。她有呼机。”

这倒是一个有价值的信息,于是我问她:“你知道她的呼机号吗?”

她说:“我知道,但是我不能给你。”她瞥了我的工作证一眼说:“除非你有外交部的介绍信。”

看来我的级别不够。我回到车里,把情况跟小赵讲了。我提议我们去北大三角地附近的邮局,用那里的公用电话把新情况汇报给川岛小姐。小赵说:“告诉川岛小姐也没有用。她父亲都不知道她的呼机号,说明她不想让他们找到她。你还是得回去找那个值班员。如果他是男的,我就过去请他抽根烟,套套近乎。既然她是女的,那就只能你去对付了。你能不能送她点小礼物?”

我想到我带着相机包,里面还有一卷富士胶卷。

富士胶卷果然起了作用。值班员找出记录本,查到二阶堂小姐的呼机号,然后呼了她。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她对着话筒说:“这儿有你的朋友找你。”说完就把话筒递给了我。

我急忙接过话筒,热情洋溢地说:“是我呀,佳能北京办事处的小王。你还记得我吗?”

“嗯——,当然记得”,她的声音里透着无所谓。“什么事儿啊?”

“你父亲担心你的安全,让我把你接到川岛小姐的公寓去。”

“请你转告他们我很好,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也不会去天安门。”她满不在乎地说。我完全能想像出她的不耐烦。事实上,我也觉得她的父亲有些过虑了。北京大学并不像外人想像的如同一锅沸腾的水,站在锅边就有可能被烫着。至少在外国留学生所住的区域,生活和往日一样平静。

可是“解救”二阶堂小姐是老板交给我的任务。我个人的判断无足轻重。我可怜兮兮地说:“川岛小姐要我把你接回去。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会被开除的。”

电话那边沉默下来。我们俩至少还有翠华楼的交情,她不至于这么狠心吧?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跟我回去,至少给你父亲打个电话,跟他说明一下?”我也不想太为难她,于是让了一步。

“嗯——”她嘟囔着,十分不情愿:“好吧。我过两个小时回去。”

“你在哪里?我有车,我可以去接你。”

“不用,”她说:“我答应回去就一定会回去。”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满面春风地从勺园里走出来,向小赵比了一个V的手势。听说二阶堂小姐两个小时后才回来,小赵说:“那我去加点油。”我说:“好吧,两小时后见。”

我背着相机包,向之华住的43楼走去。

43楼是研究生楼。这里也是十分平静,一点也不像我想像中沸腾的北京大学。也许研究生不像本科生那样热衷于游行示威?离之华住的地方越近,我的脚步越慢。见了之华我们能聊什么呢?话题肯定离不开学生运动。可是我们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也许完全不同,也许会因为看法不同而伤害彼此的感情。

算了,还是不要去找她了。我想起上次我们见面话不投机的情景。我转过身,开始朝三角地的方向走去。



到了三角地,那个记忆中的北大便又回来了。三角地上的布告栏已经贴满了大字报,旁边的官方布告栏也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就直接贴在玻璃窗表面,完全覆盖了玻璃窗内的官方公告。连三角地旁边的树上也挂了很多标语。一根生了锈的铁棍上挂着一条床单,上面用大字写着:“不自由勿宁死。”

我不禁精神一振。看来运动远没有结束。我贪婪地阅读起来。对胡耀邦的悼念已经成了过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基本都是号召罢课、争取自由、揭露腐败。有一张大字报列出中央领导人子女在各个部门担任的领导职务,其中特别提到了康华公司。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于是把这张大字报拍了下来。

康华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是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文化大革命时,邓朴方正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读书,受到红卫兵的迫害成了残疾人。1984年,就在中国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那一年,邓朴方成立了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后来又在1987年成立了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邓朴方办康华公司的初衷,是为了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募集资金。但由于邓小平在中国所处的地位,康华公司要什么指标都能得到,于是就轻而易举地成了中国最大的官倒。

佳能相机在北京的维修业务,就是承包给了一家名字里有“康华”两字的公司。那其实是一家很普通的照相机商店,佳能之所以选中它,主要是因为它在东单,离北京饭店近,联络起来比较方便。那家店的经理姓孙,很瘦,但是脑袋很大,秃顶。每次他动手修相机之前,都要先戴上一副雪白的手套。村田先生对这点十分赞赏。这样一个勤奋、老实的手艺人,无论如何不是我想像中手眼通天颐指气使的“官倒”。当时有这样一种流行的作法:如果你能跟康华公司的管理层攀上关系,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企业挂靠在康华公司下面。公司名字里的“康华”两字就成了保护伞。估计这家照相机商店就是这样成为了康华大家族的一员。

我继续浏览。有一张大字报提出复课的三项条件;还有一张大字报宣称要办刊物,大字报下面放了一个捐款箱。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动向,于是又拍了几张照片。

学生们把布告栏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忽然,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说:“对不起,请让一下。”我回过一看,是个男生,手里举着一张凳子。他一直挤到布告栏前,把凳子放下,自己站到凳子上,大声宣布:“同学们,我听说政府官员已经去了清华,要和清华学生对话!”这句话像一颗深水炸弹,现场立刻沸腾了。北大的学生一直都认为自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怎么政府竟然跑去跟清华对话了?

我身后有人高喊:“立刻前往清华抗议!”

站在凳子上的学生挥动拳头:“走!去清华!”

清华的西门离北大的东门只有1.5公里,去清华是很容易的。在场的同学群情激奋,大有说走就走的架势。有些老师模样的人出来劝大家:“这是政府企图分裂、孤立学生的诡计。相信清华的学生们不会上当的。”也有一些人冷眼旁观,一看就是便衣。

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我从人群中奋力挤出来,朝勺园的方向走。图书馆西边有一条小路,路上几乎没有人。我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感觉身后有两个人跟着我。他们大声对话,似乎是故意要让我听到。

“你觉得她是日本人吗?”一个人问。

“不是,腿挺直的。”另一个声音回答。

“韩国人?”

“不像,脸没有那么大。”

我知道他们在试探我是不是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在王府井街头碰见过很多次。第一次听到有人对我评头品足,我狠狠地瞪了他们几眼,没想到惹得他们轰堂大笑,说:“我就知道她是个假洋鬼子。”后来再遇到这种事儿我就假装没听见。

这一次,我照旧假装没听见。但我却没能立刻摆脱他们。我走得有多快,他们就也走得有多快。我连跑带颠到了勺园。推门一看,值班室换了人。她比刚才那个人更冷漠。我跟她从头讲了一遍事情经过,说我已经跟二阶堂小姐约好,要在这里等她。她冷冷地说:“要等就在外面等。”

我也没有多余的胶卷了,于是只好走出来。那两个人站在勺园大门一侧的花坛边。见我被赶了出来,立刻幸灾乐祸地说:“果真是个假洋鬼子。”

我假装没听见,也不跟他们目光接触。他们朝我走过来。其中一个人说:“嗨,你的相机不错,拿来给我看看。”

又是相机惹的祸。我下意识地用双手护住相机包。但这好像愈发提醒了他们。两个人蜂拥而上,一个人掰开我的手,另一个人抓住相机包的带子,把它从我脖子上摘了下来。

正在这时,小赵赶到了。他打开车窗,探出头来,语气轻松地跟他们打招呼:“哥们儿,忙什么呢?”

“少管闲事儿!”一个人喝斥小赵。

“我们是同事。”小赵指着我说。

一个人松了手,另一个人默默地打开包,取出相机,退出里面的胶卷。他把胶卷装在自己的裤兜里,把相机包递还给我。

我接过相机,赶紧钻进小赵的车里,锁好车门。我的手腕还在隐隐作痛。

小赵撇着嘴说:“真没想到,北大学生素质真差。”

“他们不是北大学生。”我说。

“怎么可能不是北大学生?”小赵说,“你们门口的保安查得多严啊!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就是被他们问了个底儿掉。”

“算了吧,别装了,你也是国安的。”我说,“你就算不是国安的,也是外围的。”

“切!”小赵摇了摇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他们是国安的,只是他们假装流氓。如果不是小赵赶来,他们就会抢走我的相机。至于小赵是国安或者外围,则完全是我的猜测。小赵是退伍军人,嫌疑很大。

下午六点,我和小赵把二阶堂小姐安全带回了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川岛小姐一见到二阶堂小姐就激动地拥抱了她。两个人叽哩呱啦地说了好一阵日语,川岛小姐才想到我还在,于是转头对我说:“小王,今天多谢你了。你可以下班了。”

我说:“好,那我走了。再见。”

我刚走到门口,川岛小姐又说:“噢,对了,今天有一位姓郭的先生给你打电话。”

我的心几乎跳出了嗓子眼儿:“他说了什么?”

“他说明天再给你打。”



第二天,电话铃响了很多次,但没有一个是郭言的。我怒火万丈,觉得又被他涮了。

第三天上午,已经快到午饭时间了,电话铃响。我右手拿起话筒,用脑袋和肩膀夹住,双手继续打字。“你好,佳能公司。”我例行公事地说。

“是我。”郭言的声音。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我装作没听出来,双手继续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击,屏幕上出现一行乱码。

“我想请你吃午饭。”他说。

“午饭我已经有计划了,” 我冷冷地说,然后不由分说挂上了电话。放在电话我才意识到,应该继续作秀,问:“你是谁呀?”那样一定会气死他。

不过,我是真地有计划。这一点我没有撒谎。我要去天安门。我预感到今天会有大事发生。

前一天(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篇社论先是描述了学生如何“感情激动”,当局如何克制,然后话题一转,郑重其事地宣告:“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 文章指出:抗议者受到了反革命阴谋的利用,以追悼已故的领导人胡耀邦为借口,“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日报》最后表示:“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一读到这篇文章,我眼前就浮现出更汹湧的抗议浪潮,因为我知道这篇文章戳中了学生们的敏感点:学生们最恨別人说他们被人利用。想用这种方法给学生运动浇冰水,结果一定会变成火上浇油。它必将在学生中激发起空前的反弹,也会更坚定学生领袖们的对抗意识。

中国大陆以外的读者可能会不理解:一篇文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喉舌,它对学生运动的评价就代表着中共中央对学生运动的评价。这与新闻自由体制下的报纸有本质区別。比如New York Times,无论发行量多高,对社会的影响多大,它也只是一家媒体而已。它发表的文章仅代表报纸自己的观点,甚至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

在中国,要想了解并且理解中共中央的政策,必须学会读《人民日报》。登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代表着政府的态度,这种态度又与文章的体裁密切相关。“社论”最重要,它是对中央政策的最直接的表达和最权威的阐释。“评论”则要软性一些,往往预示着中央政策未来的方向,尽管政策还没有具体成形。“读者来信”的权威性最低,它有可能只是放出来测试风向的气球。

1979年,《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反映在四川、贵州、湖南、江苏等省,农民所办的企业存在巨大问题:在贵州,以采矿为主业的企业,因矿产品滞销而削减生产;在江办,以金属加工业为主的企业,苦於找不到足够的原材料;江苏地区到了夏天就成了火炉,非常需要凉椅凉床,但市场上却买不到;与此同时,湖南一些山区里竹子堆放得都快腐朽了。这篇文章不是社论,它只是新闻报道,罗列出了一些事实。一些人解读为:文章的主旨是说市场这只手不灵,中国应该退回到全面的计划经济时代;另一些人则猜测:也许中央要加快流通领域的改革,以实现全面的市场经济。如今回头去看,这篇文章的发表说明了在中共高层对于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存在着激动的争论。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是社论,这说明中央已经对学生运动达成了一致意见。

4月26日当天,天安门广场就出现传单,号召全市各高校的学生在4月27日举行大规模游行。这完全在我预料之中。可是学生以外的民众会如何反应呢?我却没有把握。一方面,参与悼念胡耀邦的人可能会感到被误解,被羞辱,也会像学生一样愤怒;另一方面,强硬的措辞也可能对市民产生阻赫作用。《人民日报》已经吹响了号角,接下来各个单位很可能会进行清算。有工作和家庭的人,不得不顾及自己的生活与前途。《人民日报》在结尾气势汹汹地号召:“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成年人都听得懂这咄咄逼人的语气。

我迫切地想知道学生游行会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会不会受到警察和军队的镇压。这是眼下这场戏剧最大的悬念。时针一指向12点,我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仿佛游行是一场音乐会,如果迟到了,只能在第一首曲子结束后才被允许进入。

正是午饭时间,电梯里人很多。两个金发碧眼的男子站在我前面,看样子是记者。一个人背着摄像机包,另一个拿着三角架。我像一个行家那样打量他们的器材,默默估算其价值。电梯到了一楼,门打开了。电梯里的人涌出来,像一把刀,将守候在电梯门外的人群劈成两半。突然,人群中冲出一个人来,一把拉住了我。正是郭言。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很吃惊。

“我在等你呀!”他的眼睛闪着光芒,“我想到你的办公室去找你,可是我又怕你刚巧坐別的电梯下来。”

他的手紧握着我的胳膊,我感觉到一股能量从他的掌心传向我的身体。我的态度软化了。我之所以拒绝他的午饭邀约,是因为我还在生他的气。他以为我是谁?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既然他肯花时间在这里等我,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天安门前是否有游行突然之间就并不重要了。

“你想去办公室找我?”我上下打量着他,“你是谁?”

“你不要这样,我有话要跟你说,”他的神情里带着乞求。“我们一起吃午饭吧。”

我说:“我真地有事,不能跟你一起吃午饭。”

“那就一起坐一下,喝一杯饮料,好吗?”

我无法拒绝,也并不想真地拒绝。既然他有话要说,那就听听吧。

北京饭店一层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将东楼、中楼与西楼连接在一起。在东楼与中楼之间的走廊上有一个咖啡厅,沿着面向长安街的落地窗摆了几张茶几,每张茶几配两个沙发。这里很少有客人,也许是因为处在交通要道上,无法给人提供一种闲适的感觉。我也觉得这个咖啡厅的选址有些莫名其妙,仿佛一个占山为王的强盗,凭空就把走廊占去了四分之一的宽度。但在北京饭店的几个咖啡厅里,这里是最便宜的。

柜台设在走廊另一侧,服务员必须穿过走廊才能提供服务。一个穿着中式上衣的漂亮女子正懒洋洋地坐在柜台后,看到我们俩在沙发上坐下,脸上浮起淡淡的厌弃的表情。这是国营餐厅服务员的典型表情。不管生意好坏,他们反正都有工资拿。

郭言扫了一下放在茶几上的酒水单。尽管这是北京饭店最便宜的咖啡厅,外面卖三块钱一罐的可口可乐,这里也要卖十块。

我说:“我只能待十分钟。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十分钟之内那个服务员不会过来的。” 说完,我故意把手臂放在茶几上,手表的盘面朝上。

郭言伸出手,盖住我手腕上的表:“你別这样,你这样让我真难过。”

“难过”是个有魔力的词。盘踞在我心中的本来是被拋弃的愤怒,但他一说“难过”,就仿佛我们之间存在着自身的力量无法克服的障碍,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他拿起茶几上的餐巾纸塞到我的手里,然后说了很长的一段话,大意是:就在我们分手的当天下午,他的妻子突然回家了。他完全没有料到,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的妻子要跟他和好,他虽然不想跟她和好,也不能断然把她赶出去,毕竟他们还没离婚。他们俩是大学同学,这种关系很难离婚,因为有太多共同的朋友夹在中间。现在天天有人来做说客,轮流劝他俩和好,他已经快被烦死了。

我越听越反感,觉得自己完全被他骗了。我判断根本没有什么分居、离婚。他请我到他家去,只是因为那天他妻子出差,碰巧不在家。为这么一个人流泪真是浪费。我拿起餐巾纸把眼泪擦干了,冷冷地说:“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又不能帮你离婚。”

他说:反正他不愿意再在家里住了。既然他妻子不肯走,他向报社申请了一次出差的机会,4月28日就走。

我说:“一路顺风。”

他盯着我的眼睛,热切地说:“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去。”

“我?”我很吃惊,“我怎么能去?我要上班啊!”话一出口,我立刻后悔了。为什么我没有坚决拒绝?为什么我没有冷冷地嘲笑他的异想天开?为什么听起来我很想去,唯一的障碍就是我有工作?

“你不是有黄金周假期吗?”他问。

我又吃了一惊。日本公司的黄金周假期是5月的第一个星期。今年的假期是5月1日至5日,加上黄金周之前的周末(29日和30日)以及之后的周末(6月与7日),一共能放9天假。村田先生和川岛先生早已经计划好了要回日本。我因为没有旅游的计划,所以就没把黄金周放在心上。对我来说,无非是多了一个星期写小说的时间而已。

看到我惊讶的表情,他既有点得意又有点讨好地说:“你瞧,你跟我说的话你自己都忘了,可是我全都记得。”

他的表情有些讨厌,但也有些可爱。毕竟他也想创造机会和我在一起。我感觉到了致命的诱惑,仿佛自己正站在悬崖边上,心里清楚此路不通,但还是身不由己地被地心引力拖下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我打算立刻站起来,果断与他告別。偏偏那个一直懒洋洋坐着的服务员在这时走了过来,嘴角带着嘲讽的微笑,好像看透了我的意图,挑衅似地问我要点什么。我只好迎接挑战,点了一杯橙汁。

过了十分钟,两杯橙汁端过来了;我一边喝着橙汁,一边漫不经心地透过落地窗看着长安街。人行道上十分平静,人们来去匆匆,各怀心事。

我要不要跟郭言一起出差呢?我从小到大,只在北京和天津之间频繁来往,另外再加上大学三年级时去过扬州实习。除此以外,我再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外出游玩对我是有吸引力的,再说,又是和郭言在一起。我也渴望拥有他,尽管我知道他是个骗子。他压根儿就没打算离婚。如果说我第一次受骗还是情有可原谅,那么一而再,再而三受骗就是不可以原谅的。我最恨被骗,因为被骗意味着智力上的局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特别能体会大学生们的心情,我也是最恨官方怀疑我被人利用。

喝完橙汁,我放下杯子,郑重其事地说:“我可以跟你去,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他紧张地望着我。

“你必须承认你向我撒了谎,你必须承认你并没有分居,而且你也不打算离婚。”

“这算什么?”他困惑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我可以跟你一起旅行,但是我讨厌被骗。”我又强调了一遍。“所以你必须把那些话说一遍。”

“好吧,”他吞吞吐吐地说了一遍,然后又说:“我是被你逼的,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为了和你在一起,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整个下午,我都魂不守舍。我眼前浮现出北京人艺剧场里温暖的灯光,我们在天安门前分手时那诡异的黄澄澄的灯光,以及郭言宿舍客厅里那只光秃秃的灯泡。我们的关系是从聊天开始的,如果只保持在聊天阶段该多好。有了性关系后,那种畅所欲言的气氛反而被毁掉了。性是自私的,是要求独占的。因为性,我失去了一个谈话的伙伴。我开始感到后悔。

下午三点左右,我正在发愣,川岛小姐忽然大声喊:“王さん,快来看,这么多学生在游行!” 我一抬头,发现川岛小姐不知什么时候打开了通往阳台的门。我如梦方醒一般跑上了阳台。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饭店看到游行。北京饭店在天安门广场的东边,以往每次学生游行都是以天安门广场为终点,然后原路返回学校。4月27日的游行是第一次绕城一周——学生们走到天安门后没有回头,而是继续向东,一直走到建国门立交桥才向北转。

长安街变成了长江。人群从无数的支流涌向长江,涛涛向前,无法阻挡。一面面旗帜在浪尖上舞动,口号声响彻云霄。上下左右很多阳台上都站满了人,各种肤色都有,阳台上的人们向街上的人群挥手、欢呼、致意。一幕宏大的戏剧,天地之间的所有人都成了演员,没有人置身事外。

川岛小姐也很激动。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如梦似幻的表情。

“太棒了!太棒了!”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明白她的意思。在她看来,学生游行是年青人揭竿而起,反抗老年人的统治。川岛小姐最恨亚洲文化中论资排辈的传统,所以她看到年青人展示力量也不由得激动起来。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4月28日下班后,我直接来到了北京火车站。这一次我汲取了教训,提前跟我外婆打了招呼,说我要跟同事一起去旅游,一共去九天,5月7日晚上回来。她脸色很不好看,但至少,她没有理由再用墨镜下哭肿的双眼来折磨我了吧?

郭言的目的地是上海。我们坐火车南下,路上在几个著名的旅游点各停留了一天:我们去了有“泉城”之称的济南,登了“五岳”之一的泰山,在曲阜参观了孔夫子的故居,还去了柳絮纷飞烟雨濛濛的扬州。

我们每到一地,都有郭言的朋友给我们安排住处。那个时代,一男一女如果想在饭店里住一个房间,必须出示结婚证。郭言的朋友们以单位的名义在饭店开了房间,然后让我们住进去。他们明知我不是他的妻子,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每晚上床前,我都要让他向我坦白一遍。我要他承认他过去欺骗了我,我要他承认我们之间没有未来。如果他不说,我就不跟他睡觉。他总是不情愿地嘀咕几声,直到有一天晚上,他拒绝背诵我的指定台词,于是我们就分开睡了。

第二天一早,我先起了床,然后我就下楼去吃早餐。吃早餐之前我到饭店前台拿了一份当天的报纸。这一路上我都是靠报纸来了解北京动态的。中国的报纸不会正面报导学生运动,但读者可以通过国家领导人的动态来推测学生运动的发展。4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与北京市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国家教委向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和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发出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学生收看4月29日袁木对话的录影;4月30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等人与北京市属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不论结果如何,起码对话是发生了。国家领导人能作出对话的姿态,这已经很难得了。看起来运动是在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不过报纸还透露:5月4日将举行亚洲银行年会开幕式,为确保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届时将对天安门地区实行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肯定是为了预防游行示威。从这一点来看,学生们可能还是没有消停。

我一边看报纸,一边不紧不慢地吃早餐。这天是5月3日,我们在扬州。饭店的自动餐厅有各种点心,我每样都吃了一点。不知不觉就到了9点,这时我突然想起:我们今天要坐9:30的火车。我赶紧回到房间,发现郭言已经收拾好,正准备出发呢。我很生气地问:“既然你已经起床了,为什么不下去吃早餐?”他冷冷地说:“你要打算跟我走,就赶紧收拾东西。我反正五分钟后出发。”

这是要抛弃我呀。我一下子老实了。好在我也没什么东西,五分钟足够了。我们打了辆出租去火车站,一路上谁也不理谁。火车开动后,我问他:如果我不是及时赶回来,他是不是准备自己一个人走?

“是的。”他说。

“这么说,你打算跟我分手?”我问。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犹豫了一下,说了这么一番话,大意是:他和我在一起感受不到快乐。他承认他以前撒过谎,但是即使谎言中也有一丝真实。他害怕离婚的麻烦,但他仍然幻想和我永远在一起。他承认自己既软弱又自私。但他仍然幻想出现奇迹,不经任何努力上天就赐予我们在一起的机会。

我明白了。我一再要求他坦白,就是毁灭了他的幻想。是我把这个关系玩儿坏了。

“好吧,”我说,“让我们试试做朋友吧。”

上海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我们打算在上海玩两天,5月6日坐火车直接回北京。这时我忽然想起他此行的名义是出差,可自从我们离开北京,我还没见他做过一点业务呢。我拿这个问题问他,他轻描淡写地说:“我的业务就是到上海,找新闻界的老同学吃一顿饭。”

我恍然大悟:“《世界经济导报》?”

他点点头:“你挺聪明。”

你瞧,作朋友就是好。一回到朋友关系,他立刻就懂得怎么欣赏我。

话说回来,知道《世界经济导报》也根本算不了什么。当时每一个关注时局的人,都知道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罚成了全国新闻界的风向标。

《世界经济导报》是中国新闻界八十年代改革的一份硕果。这份报纸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创办,所有权属于民间,不属于官方。尽管在中国所有的报纸都要接受中宣部的领导和审查,但《世界经济导报》至少在经营上做到了独立。由于经济上的独立,报社在人事招聘上就可以自己作主。

虽然报纸的名字有“经济”两字,但内容却并不限于经济。胡耀邦逝世第四天,《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事处与《新观察》杂志社在京联合主办了一个悼念胡耀邦座谈会,与会者包括戈扬、胡绩伟、严家其、潘维明、苏绍智、秦川、戴晴、张伟国等人。其中戴晴谈到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的历史和几位前任总书记的命运,她说党的总书记基本都没有好下场,因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叠”;严家其指出人民对胡耀邦的悼念蕴含着巨大的改革动力,告诫政府要珍视民众的爱国激情和改革热情,不要再次将人民的热情送入谷底。

会后,《世界经济导报》准备用数个版面刊发座谈会发言纪要。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以座谈会涉及内容“对当前局势不利”,“将加剧某些动乱因素”为由,查封已印好的 30多万份《导报》。然而被查封的那一期《导报》仍然有数十份从印刷厂流向了社会,流传出的《导报》被人大量复制,引起海内外强烈关注。

4 月26日,江泽民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干部参加的一个会议上宣布: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决定停止他的领导职务,并向该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整顿小组遭到了《导报》的投资方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抵制,后者在一封公开信中指出: “钦本立同志是受本学会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委托主持《导报》工作的,停止他的职务,应由本学会及上海社科院负责人协商决定。上海市委的上述决定违犯了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有关精神。不符合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

第二天,上海街头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公开打出“还我导报”、“恢复钦本立职务”和“新闻自由”的横幅。声援《世界经济导报》的游行约有八千余人参加,是到那时为止上海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

郭言来上海,肯定是受报社领导的委托,来探察上海新闻界的动向。



5月3日晚,郭言的同学们在上海一家很高档的餐厅招待我们。上海人在生活上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这体现在安排座位的方式上。如果在北京,吃饭的第一个程序就是互相谦让,大家争着坐不好的位置。但是在上海,这没什么可争的,主人按照英国方式分配好了座位——英式意味着我和郭言被隔开了。

郭言毕业的复旦大学,在上海的地位相当于北京的北京大学。他留在上海的同学大多都在新闻界供职,其中一位正好就在《世界经济导报》。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宝贵,于是支着耳朵听他们谈话,但我只能听懂很少一部分,因为他们讲上海话。如果他们说的是日语,可能我听懂的还要多些。

我们住的饭店仍然是郭言的同学替我们订的。他的同学给了郭言一把钥匙,又给了我另外一把。吃完饭,郭言和同学们回到他的房间继续喝酒。晚上快十一点,他给我的房间打电话,说自己临时改变了计划,打算明天去南通。郭言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市,他的父母现在还住在南通。刚才他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得知父亲身体不好,他想趁这个机会回家看一看父母。我略有些扫兴,但也无法反对他去看望自己的父母。我们本来计划在上海玩儿两天,看来只能我自己玩儿了。

他劝我和他一起回家,还说他的父母以及他的妹妹们,都是很好的人。

我只能苦笑。他不处在我的位置,当然想不到我的尴尬处境。在他的家人面前,我是谁?不错,我们已经恢复成了普通的朋友。可是我能演得像吗?如果演砸了,他的父母会对我有什么看法呢?

“可是我不在,你这两天怎么过呢?”他问。

我随口说:“我可以去逛商场。”

他仿佛如释重负:“那好吧,祝你开心。”

第二天早晨,我送郭言到了长途汽车站,找到了开往南通的长途汽车。郭言在车里坐好,然后隔着窗口对我说: “你随时都可以来南通找我。就从这里上车,每隔一个小时就有一班车。”

我说:“你也随时都可以回来找我,每隔一个小时就有一班车。”

他摇摇头,仿佛我很不讲理,他很无奈。

我又问:“那么我们5月6日晚七点上海火车站见了?”

他说:“对!”

长途车载着郭言远去。我那时还不知道,我下一次见到郭言,将会是一年以后。



和郭言分手后,我径直去了外滩。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事先我已经得知上海高校的学生将在今天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和北京大学生游行必去天安门一样,上海学生游行必去外滩。

我到外滩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了,这里已经聚集了几万人。外滩是一条细长的沿江马路,不像天安门广场,游行者可以在广场上举行集会、发表演说。在外滩游行只能不停地向前走。前后左右的人说着上海话,我又听不懂。我很快就失去了热情。恰在这时我发现了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豫园”。我正好饿了,于是就想去著名的南翔馒头店尝尝小笼包。

豫园离外滩只有一个街区,但这里的氛围和外滩截然不同。南翔馒头店里人头攒动,很多都是像我这样从外地慕名而来的。一剎那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去王府井吃西餐的场景:排队,交钱,拿票,取餐,然后就端着一盘包子找座位。我看到一张四人桌旁边只坐了三个人,还有一张凳子空着,上面搁着一只包。于是我走过去问:“我可以坐这里吗?”旁边的女子很不高兴地把包拿走。我坐了下来。那三个人的目光全都转向我,似乎在纳闷我为什么会如此无理,非要干扰他们的隐私。在他们鄙视的目光下,我飞快地把包子吃完了。

走出豫园,我就被人力车伕围住了。他们争着问我想去哪里。我想了想,实在也没別的地方好去,于是就说去上海市图书馆。大家都摇摇头,说太远了,要过到黄浦江的另一边,人力车不能去。我只好叫了一辆出租车。

上海图书馆所在的建筑是英租界时期的跑马俱乐部。这是一座4层高的楼。当年举行赛马的时候,底层是售票处和领奖处,二楼是会员俱乐部,三楼是会员包厢,四楼是职员宿舍。如今虽然改成了图书馆,但还是能从细节装饰中看出当年的富丽堂皇。

我其实也无心看书。我拿着一本书,坐在一张靠窗的椅子上,望着窗外曾经的跑马场浮想联翩。这倒是难得的一个没有任何压力的下午。因为没有电脑,所以也没法写作。一段被搁浅在上海的时光,我只好享受它。

5月5日晚上,我回到饭店,发现电话上标志着留言的小红灯正在闪烁。我打到留言中心,得知有一位郭先生给我留下一个号码,让我打回去。我拨通了那个号码,接电话的是郭言的妹妹。过了一会儿,郭言过来了。

我问:“你找我什么事儿?明天咱们不就见面了吗?”

郭言有些支支吾吾地说:他的父亲不让他回北京。

“哦?”我说,“你父亲身体不好?什么病?”

他犹豫了一下,说:父亲反对他回北京,因为他认为现在的形势还不够明朗,所以想让他在家避一避风头。上海市委坚持对《导报》的处理,没有一点让步的迹象;北京那边,赵紫阳昨天在会见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团时,对学生的游行表达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调子与《人民日报》的426社论完全不同。这说明高层的斗争十分激烈,谁胜谁负还很难说。新闻工作是高风险行业,如果现在回北京,免不了要站队。站错了就麻烦了。

我说:“我昨天去了外滩,看到了几万人的大游行。民心所向,我不相信共产党能有办法把民意完全压制下去。”

他说:“我父亲是一个退休的老报人,很有经验。”

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心想:他都已经29岁了,居然还听父亲的话。我真是瞎了眼,竟然跟这么一个人混在一起。



我一个人坐火车回了北京。我坐的是臥铺车。晚上七点从上海站出发,早上七点到北京。5月7日早晨五点,天刚濛濛亮,离北京站大约还有两个小时,列车员就开始在车里走来走去,打扫卫生,整理床铺。我极不情愿地坐了起来,感觉身上一阵阵地发冷。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茫然地望着窗外。突然,铁轨边的“天津”两个字映入我的眼帘。车已经到天津了。从天津到北京这段路的风景我再熟悉不过,因为我从12岁起,就一趟趟地坐着火车,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往返。

我想起了12岁那年,我独自一人第一次从天津坐火车前往北京的情景。我想起我外婆所住的那幢楼,如何在一个夏天之内变得陌生。

就在这时,我突然记起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竟然忘记了参加4月30日李敏的婚礼。
发表于: 10/03/2018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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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把洗出来的照片交给村田先生。他把它们摊开,摆了满满一桌子。他一张一张地拿起来细看,再把它们分成几摞放回桌子上。下班之前,他指着桌子对我说:“你不要收拾我的桌子”。他走到门口,似乎还不放心,又嘱咐我务必转告服务台:今天不要擦桌子。等他离开办公室,我就来到他的桌子旁边。我想搞清楚他是按照什么神秘的法则来分类照片的。我并不认为我拍的照片会涉及间谍活动。在我心目中,只有拍摄军用飞机场、火箭发射场等等才会构成间谍罪。不过小肖的话还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必须留个心眼儿,不能糊里糊涂地被日本人利用了。

我拿起第一摞照片,照片中出现的旗帜有北大的也有清华的,人物有男生也有女生,景別有远景也有中景,完全看不出共同之处。我再拿起第二摞照片,感觉和第一摞一样毫无头绪。一张照片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被放在第一摞,而不是第二摞呢?这对我来说是个谜。

第二天我又交给他三批照片。每次我把新的照片交给他,他就先浏览一遍,然后再给它们分类。

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心,就问:“您在做什么呢?”

他看了我一眼,思考了一下,然后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似地说:“我在分析学生们背后的力量。”

学生们背后的力量?他怎么和中国政府一样的口气?每一次学生游行,政府都认为背后有人煽动,发誓要抓出那只操纵学生的“黑手”。这在我看来完全是对学生的误解和侮辱。学生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难道不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我克制着自己的反感,尽量用中立的语调问:“那么您找到了吗?”

他摇摇头:“还没有。”

我心想:这就对了。哈哈哈。

他好像察觉到了我的想法,于是说:“你过来,我教你怎么看。”

我走到桌子另一侧,和他并排站在一起。他拿起一摞照片,把它们一张一张捻开,就像赌场里的发牌手一样。然后又拿起一摞,同样把它们捻开。

这下我终于看出了他的分类标准:他是把横幅上写的口号按照内容分成了几类。规模最宠大的一类都是与悼念胡耀邦有关的,然后依次是要求教育改革的,要求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等等。

他手里拿着一张照片,那上面的横幅写着“严罚官倒”。他指着这张照片问我:“这张应该放哪里?”

“放经济改革那一堆里。”我说。

“学生们痛恨通货膨胀,对吧?”他拿着照片,好像还在犹豫不决。

“当然!”我说,“我上大一的时候,一个肉菜五角钱;到我毕业的时候,一个肉菜八角钱。”

“通货膨胀、官倒、价格双轨制,这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阵痛。那么学生们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想要全面的市场经济?还是想回到计划经济中去?”他继续问道。

“当然是全面的市场经济!”我说。

“你当然是拥护市场经济,这一点我不怀疑。因为你已经置身于市场经济了嘛!但是这些学生们?我不是很吃得透他们的想法。如果国家不再统一分配工作,他们能接受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到了问题的关键。计划经济有一万条罪状,但却有一个优点:国家对大学生实行统一分配。这一点,曾经使得我父亲一举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中国人如此重视教育,其中便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从49年以来,在二元户籍制度下,一旦考上大学,学生的身份将得到根本的提升。不过,从去年开始就有传闻说:国家将从1989年开始不再统一给大学生分配工作。如果这条传闻变成了现实,那等于把学生们抛进了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里。他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会不会有党内的保守派在利用学生呢?”见我陷入沉思,村田先生又问。

“这绝不可能!”我断言否认。然后我抓起那一摞与政治改革有关的照片,把它们一一摊开,“你看!’民主万岁’、‘自由万岁’、‘争取新闻自由’。保守派怎么会要求这些?学生们也许不喜欢被直接抛进市场,但他们绝不会赞同倒退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下怎么能有民主和自由?”

“嗯,”他双臂抱在胸前,盯着那摞照片陷入了沉思。看来我的反驳是十分有力的。

正在这时,川岛小姐手里端着一杯茶款款走了过来。“村田先生总是低估年青人”,她说,“不只中国,整个亚洲社会都是一个等级社会。实在需要变革。”

剎那间,我觉得川岛小姐好可爱。我们到底是同一个年龄段的人!村田先生这一代人过于世故,完全不懂得什么是理想主义。

“川岛小姐,你的茶里要不要加糖?”我热情地问道。

她说:“不,谢谢。”

第二天,我还是未经她同意就在她的茶里多放了一块糖。我刚刚从一个凭票买糖的时代走出来,实在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拒绝别人给她加糖的好意。



不管我怎么解释,村田先生始终认为学生们对时局的愤怒里包含着对市场经济的恐惧。他甚至怀疑学生们受了党内保守派的利用。这让我十分生气。我一直都知道他是一个世故的人,但如此阴谋论即使对他这个世故之人也显得过分。道理很简单:如果保守派在党内取得了控制权,学生们能善罢干休吗?绝对不可能!他们肯定还会继续要民主,要自由。

遭到我的激烈反对后,村田先生也承认他只是纯猜测,毫无根据。他要我继续密切观察学生运动的发展。我说这没问题。

4月17日晚上,大约二百名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广场上坚守了一夜。在打发漫漫长夜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这场抗议应该有一份纲领性文件,集中表达学生们的诉求。他们委托王丹、郭海峰、李进进等学生代表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该请愿书可以被概括为“七条要求”:

1 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

2 彻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3 允许民间办报和言论自由;

4 公布领导人及其家属的收入及财产;

5 取消北京市政府制订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6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7 如实报导此次悼念活动。

4月18日一天,学生们的活动围绕着递交《七条要求》。早晨8点钟,人民大会堂一开门,王丹就走了进去,将请愿书交给了国务院办公厅。王丹出来后,向静坐的学生们出示了收据,随即离开了现场。

但是学生们并没有散去。王丹走后不久,有人又提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三月才召开一次,我们不能等那么久。为了让我们的要求得到及时的回覆,必须要由人大代表出来当面接受请愿书。李进进在这时站出来继续领导静坐示威。为了引起更多的关注,学生们把掛在纪念碑上的一幅长十米宽四米的“中国魂”挽联搬过来,铺在大会堂的台阶上。傍晚时分,三名人大代表刘延东、宋世雄和陶西平终于出面,在台阶上接受了李进进的请愿书。李进进随即宣布静坐示威的目的已经达到,要求大家立即散去。他自己也马上离开了。

可人群仍然没有散去。此时,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面对着一座空房子抗议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于是有人提议向新华门进发。新华门在天安门西边一公里左右,是中南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的正门。这个提议得到了响应,一群人便高举着“中国魂”的挽联向新华门的方向走去。

下午六点左右,我到了天安门广场,正巧遇到一批学生往新华门的方向走,于是我就跟在学生们的后面。新华门与我外婆家在同一个方向,我反正要回家,不如边走边看。

正是下班高峰时间,人行道上多了几百名学生就显得拥挤不堪。出了天安门广场不远,人群便自动分流:学生们在长安街北侧走,市民们就在长安街南侧走。离新华门还有几十米,学生们彻底站住,再也无法前行。我踮着脚伸着头往前看,也没看出个所以然。于是我横穿长安街,到了市民所在的南侧。此时我才看清拥堵的原因——大批学生正从西边赶来。

我也算参与过若干次学生运动,深知学生运动很容易虎头蛇尾,无疾而终。要想让学生保持持久的热情,必须不断制造矛盾,不断形成热点。再说,年轻人精力再充沛也得休息,而北京的主要大学都在海淀区,离天安门广场在十五公里至二十公里之间,所以要在北京市中心保持24小时连续不断的抗议并非易事。4月18日这一天的形势发展看起来是有相当成熟的组织、策划。学生们的要求一步步升级,各校的学生也得到了充分的动员。但仅凭这些,不能证明学生得到了成年人的帮助。这些组织策划也很有可能是学生们自己完成的。

一队武警组成了人墙,把新华门挡得严严实实。

学生们则把新华门前的人行道堵得水洩不通,高喊着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名字,叫他出来和学生对话。

“李鹏出来!”

“李鹏出来!”

学生们齐声喊道。

我旁边站着一个50多岁的男子,身上穿着一件雪白得晃眼的衬衣。他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评论: “不管怎么说,李鹏也是总理,管理着一个国家呢,总不能一帮毛孩子喊他出来对话,他就得出来对话吧?”

“嘘!”他妻子斥责他,“少管闲事!”

这对夫妻说话有南方口音。我无法判断他们是住在北京的南方人还是来北京旅游的南方人。

“这怎么是管闲事?”丈夫很不服气,“他们不是要民主吗?我也是人民的一员,为什么他们不能听听我的意见?”

“学生万岁!”一个30来岁工人模样的男子喊了一声,同时向天空挥起了拳头。马路对面的学生回应道:“人民万岁!”工人模样的男子转过身来,狠狠地瞪了那对有南方口音的夫妻一眼。丈夫还想说什么,妻子拉着他的胳脯,不由分说把他拽走了。

“学生万岁!”长安街南侧更多的观众加入了呼喊。

“李鹏出来!”学生们的喊声似乎能冲破武警组成的人墙。

我对学生们的要求也多少有点不以为然。民主制度应该有一套做事的程序,以保证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总不能你们什么时候想让李鹏出来,李鹏就得出来吧?就算李鹏立即出现在新华门,当场作出承诺:“好吧,你们的七条要求全都可以满足”。这难道就是民主吗?总得开人大会讨论一下吧。如果李鹏一个人一张嘴就能承诺一切,那不仍然是独裁?

我觉得兴味索然,于是离开了新华门。等我在西单坐上了15路车之后,我忽然想到:李鹏可是个保守派呀!看学生们今天不依不饶的劲儿,至少说明他们没有受到保守派的蛊惑,说明他们和保守派是势不两立的。这么一想,我的心情好了很多。明天我要将这一发现添油加醋地向村田先生汇报。



等我回到外婆家,吃完晚饭,我的好奇心又活跃起来。现在新华门情况怎么样了?我会不会错过激动人心的场面?刚才坐车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更多的学生从西边过来,朝市中心走去。想必今晚的天安门广场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我伏在窗口,俯看外面的街道,正巧一辆15路公共汽车从十字路口经过,向南驶去。我的心也跟着它开向了长安街。

我一回头,却发现了一幕让我哭笑不得的情景。刚才我换上家居服后,我外婆就把我换下来的衣服扔进了洗衣盆,盆里正好有半盆水。我一共只有两套外出穿的休闲服,另一套现在被她压在屁股底下。她有一套压衣服的绝活儿。她会把洗干净,晾得九成干的衣服捋平,折叠,然后盘腿坐在上面。用这种方法压几个小时,衣服就像用熨斗熨过一样平整。眼下,她坐在我的衣服上,手里做着针线活。她的眼睛还没有完全恢复,以至于她缝几针,就会用手揉一下眼睛。

我一下子冷静下来,意识到我在家里呆不住,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想与郭言不期而遇。我不知道他会出现在哪里,但他肯定不会出现在我外婆家。除了这间房子,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可能出现他的身影。

我无法鼓起勇气,向她讨要那套衣服。我觉得我自己实在是太贱了。

我打消了再次外出的念头。我依依不舍地将目光投向窗外,正好看到了从北京儿童医院的大烟囱里冒出的白烟。我感到难以置信:这么多年了,他们还在烧煤?



4月22日早晨,在我上班的路上,公共汽车经过天安门广场西站时没有停留。发现汽车甩站行驶,前、中、后三个门同时响起乘客愤怒地拍打车门的声音。售票员解释说:“临时接到通知,天安门广场必须甩站经过。”乘客问:“上车时怎么不说?”售票员辩解说:“刚才一直在喊‘天安门不停’,你没听见赖谁?”乘客转向车厢里拥挤的人群寻求支持:“你们谁听见了?谁听见了?”没有一个人说话。争吵声中,车进入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坐满了学生,几排穿着绿色军装的军人将学生与人民大会堂隔开。虽然因为距离远,看不清双方的表情,但这排兵布阵的态势,已经是冲突一触即发的感觉。吵闹的乘客顿时安静下来。

4月22日是个星期六。当时日本是五天工作制,而中国还是六天工作制。每个周六,我和小赵都会来上班,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则轮流来上班。4月22日应该轮到村田先生值班,但川岛小姐也来了。不过她穿得很休闲,不像是来工作,倒像是去友谊俱乐部打网球,顺便来办公室坐一下。

过了一会儿,小赵也来了,一进门就骂骂咧咧。原来天安门的交通管制一直向东延伸到王府井大街,小赵无法把车开到北京饭店正门,只好从胡同里绕过来,把汽车停在北京饭店后面的窄巷子里。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从后门进入北京饭店,穿过仓库、洗衣房、食堂,才得以进入大厅。小赵把车停到附近的协和医院,然后走回北京饭店。

见小赵进来了,川岛小姐就招呼我们说:“小王,小赵,过来一起看直播吧。”原来她到办公室来是要看胡耀邦追悼会的直播。其实她住的酒店里也有电视,我估计她是想和村田先生一起看,听他现场解说。

村田先生对于中国的政治形势的确是了如指掌。他首先给我们科普了一下今天要出场的人物。第一是胡耀邦,这是我们今天要悼念的。胡耀邦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一个激进改革派。胡两年前被革职后,接替他职务的是赵紫阳。赵紫阳是一个温和改革派,在担任总书记之前是中国政府的总理。 接替赵紫阳总理职务的是李鹏,他是一个保守派。

目前的党内斗争,很大可能是赵紫阳和李鹏之间的斗争。不过,无论是赵还是李,他们都不具备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因为他们必须听“八老”的意见。所谓“八老”,是毛泽东的同龄人,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他们或者已经退休,或者处于半退休状态。总之,他们在名义上都不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但他们是一个势力集团,拥有实际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不过,他们也分成两派:温和改革派和保守派。温和改革派的代表是邓小平。他曾经支持胡耀邦,但在1987年后把胡耀邦抛弃了。陈云是保守派。陈云有个著名的“鸟笼理论”:市场经济是只鸟,必须关在计划的笼子里。

说话之间,直播就开始了。村田先生停止了介绍,我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追悼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大厅正面悬挂着胡耀邦的巨幅彩色遗照。在中国官方丧礼上使用彩色照片这还是第一次。这张照片是胡耀邦发病前几天由记者杜修贤拍摄的。照片上的胡耀邦神态忧郁,左边的领角不经意地微微翘起。胡耀邦的遗体摆在照片下方,外罩透明水晶棺。他的遗容经过精心修饰,身上穿的衣服纹丝不乱,与遗照上那个不修边幅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也许这是一个隐喻:他终于可以安息了,不必再为诸事忧虑。不过,他的遗体上覆盖着中共党旗。镰刀和斧头。象征暴力的符号又给画面带来了不安的意味。

当天参加追悼会的据说有六千人。村田先生要我们仔细观察站在第一排的人物的表情。毫无疑问,站在第一排的都是中国政坛上叱吒风云的人物。不过我看了半天,完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表情。这些人在我看来身高都差不多——除了邓小平偏矮;脸型差不多——都有一副意志坚定的方下巴;服装差不多——都穿着深色中山装(军人穿着军装)。他们的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甚至可以说是神情麻木。但我知道他们肯定是些头脑敏捷内心敏锐的人,否则怎么能够从战争的血雨腥风,和政治斗争的翻云覆雨中幸存下来?我只能感叹:我这种动不动就喜怒形于色的人,绝不是这些老家伙的对手。

村田先生忽然说:“陈云没来。”

“这意味着什么?”我问。

他摇摇头:“这个,我也说不好。”

摄影机从前向后移动,出现在镜头中的人开始显得年轻,服装也开始多样化;摄影机越往后推,镜头中的人就越年轻,套装的款式就越花哨。有个中年女子穿着横条纹外套,非常显眼;有个小伙子比別人高出一头——很明显属于没有经过战争洗礼的一代人。在战场上,长得比別人高,被枪弹打中的概率就高,活着成为开国元老的机会就低。

摄影机回到最前排。镜头再次对准那几张波澜不惊,深不可测的面孔。我不禁暗想:难道我们的命运真要由这几位冷血动物决定吗?

赵紫阳开始读悼词。

村田先生叫我们留心一个词儿:“马克思主义者”。

共产党员相信人死之后要“去见马克思”。所以对共产党员来说,死后能否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奋斗了一辈子,却还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那又有何脸面去见马克思呢?胡耀邦去世当天中央电视台所发的讣告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一词的,这说明在4月15日,中央依然对胡耀邦两年前的错误耿耿于怀。中央对胡耀邦的低评价激怒了学生,这是最近几天抗议活动的最直接起因。《七条要求》中的第一条就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所以,胡耀邦能否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是检验学生运动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尺。

我们都屏心静气支着耳朵。果然,“马克思主义者”如期而至。

胡耀邦获得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这是一个正面的信号,说明中共中央对7天来大学生们的抗议作出了让步。不过我又想:学生们纪念胡耀邦,恰恰是因为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心慈手软,不太像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难道学生们真地希望用中共的语言来升级对胡耀邦的评价吗?

不管怎么说,从效果上看,反正学生们赢了一分。

我又把注意力转回到念悼词的赵紫阳身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赵紫阳读悼词的时候没有感情,语气也显得潦草,似乎是在敷衍了事,一心只想把这件事对付过去。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和胡耀邦不都属于改革派吗?也许胡的逝世以及它带来的风波干扰了改革的进程,他现在只想尽快让工作回到正轨?可他的改革方案又是什么呢?在“价格闯关”失败之后,他袖子里还有些什么大杀器呢?

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时,电台及电视台会在讣告之前和之后播放《哀乐》,追悼会上也会播放《哀乐》。一般来说,一个人生前的官职越高,死后播放哀乐的时间就越长。这是常识,我也知道。但村田先生的知识更加精确。他告诉我们:有史以来最短的哀乐是30秒, 最长的是毛泽东逝世时的3分35秒。于是当哀乐响起时,我们都低头看表。1分17秒,还不算太坏。在中央最高领导人里,这算是中等待遇吧?



中央电视台的直播把镜头聚焦在人民大会堂内部,没有报道广场上的动态。但我一直记得上班路上看到的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我知道学生们想亲自进入人民大会堂向胡耀邦致以最后的敬意。既然当局不允许,我很关心这件事会如何收场。

直播一结束,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就离开了办公室。我也赶紧背着相机包去了天安门广场,心想现在去也许还能抓到一些好镜头。我的包里有最新款EOS,还有长长短短数个镜头。距离上次被抢已经过去了五天,危险和恐惧已经在我的回忆中褪色。

我从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侧进入广场。学生们都背对着我,因为他们都面向人民大会堂。有些学生已经准备撤退了。他们已经在这里坚守了24小时,现在需要休息。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仍然不肯离去。悼念胡耀邦只是一个导火索,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与国家领导对话,谈论自己的治国方略。他们不甘心就这样两手空空地离开。还有一部分学生想在灵车经过的时候再看胡耀邦一眼。当得知灵车已经从秘密通道离开了人民大学堂,他们顿时被激怒了。

场面十分混乱。有一段时间,广场上的扩音器里换上了《希望的田野》。甜美的歌声把我带回到1984年国庆节。那一天,北大学生在白天的游行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条幅,在晚上举行的广场联欢晚会上,这首歌又是最受欢迎的广场舞歌曲之一。那时候大学生和国家的关系是多么好。政府宠着我们,我们也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可惜,这一切都成了过去式。改革激化了矛盾,黄金时代结束了。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晴朗的天空上布满了乌云,学生们纷纷向前跑起来,人潮人海踩踏着希望的田野。不知为什么,眼前的画面让我想起凡高《麦田里的乌鸦》。我仿佛看到天空上一群黑色的鸟正在凌乱地低飞。远处的人民大会堂也不再显得轮廊平正,而是像凡高笔下的地平线那样波动起伏。不安,激奋,紧张,不详。

学生们忽然停住脚步,不再往前走了。广场上的骚乱慢慢平静了下来。空气也仿佛凝固了,沉沉地朝大地压将下来。一种风暴眼内不祥的安静。我从恍惚中醒过神来,发现学生们都在朝人民大会堂的方向张望。我也踮起脚尖,望向人民大会堂东门。东门台阶上有三个人,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停留在那里。

他们在做什么?从远处看,他们好像是蹲在地上,如同百米运动员在准备起跑。难道他们要冲进人民大会堂?

“李鹏!出来!”我身边有几个学生大声喊道。

“李鹏!出来!”

“李鹏!出来!”

人群越来越愤怒,喊声越来越大。

我忽然想起自己带着相机,于是我打开相机包,取出EOS机身,装上18-250mm变焦镜头。我举起相机,对准前方,先将焦距调到250mm,再使用自动对焦,直到三个人的背影清晰地出现在取景框里。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正跪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上。中间一人高举着双手,手里捧着一件东西,好像是要把一件珍宝献给皇帝。

怎么会这样?他们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我感到深深的耻辱。40年前,就在这个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为什么40年后,这些共和国最受宠的孩子竟然会跪着乞求他们的家长赐予民主和自由?

我什么也没拍就收起了相机。 我不想记录这个事件,尤其不想让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看到。村田先生也许还好,我觉得他多少算是自己人。川岛小姐百分之百是个外国人。家丑不能外扬。

我甚至想把它从自己的记忆中彻底抹去。然而历史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三十年后,当我为写这本书而查找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在很多回忆文章里都提到这一“跪谏”事件。一个公认的观点是:“跪谏”事件将抗议的焦点从悼念胡耀邦转向了罢课和绝食。与我感觉羞耻不同,很多在场的大学生都被政府的傲慢和冷漠激怒了。三个年轻人跪在阳光暴晒的台阶上半个小时,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与他们对话!

那三个学生是有意要把这辆战车开上一条不归路吗?我也许永远也不会得知真相。



我疲惫地回到外婆家,仿佛打了一场败仗。刚把折叠床打开,就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然是李敏。一看到李敏,我就想起了郭言,不由自主地用身体堵着门。李敏笑眯眯地问:“你不请我进去聊会儿?”

我只好请她进来。

我们俩肩并肩地坐到我的折叠床上。她手上拿着两个冰淇淋,一个递给我,另一个递给我外婆。我外婆坐在大床上,屁股下压着我的衣服,正在织一顶帽子,见李敏递给她冰淇淋,赶紧摆手:“你吃吧,我吃不惯这个。”两个人推来让去,最后冰淇淋还是回到李敏的手里。

我知道外婆不会真地接受,但是李敏先递给她,就是一种尊重的表示,这会让她高兴。

我们撕开各自冰淇淋的包装。我一边吃一边问:“你最近忙什么?”

李敏满脸笑容地说:“在准备婚礼。我要结婚了!”

“真的?”我大吃一惊,“你父母同意了?”

“同意了。”她眼睛里流露着得意的光芒。

“你怎么说服他们的?”

“故事很曲折,改天咱俩好好聊聊,到时我全都告诉你。”她有条不紊地说,“今天先问你个事儿:下个星期日,4月30日,你有时间吗?”

“有啊,”我以为她想在4月30日跟我好好聊聊。

“我的婚礼订在4月30日,我想请你做伴娘。”

“这么快?”我有些吃惊,我总觉得筹备婚礼至少需要两个月吧。

“没办法,五月份和六月份的周末都订满了,只有4月30日能找到合适的餐厅。”

这倒也是实情。五、六月份是结婚的旺季,能办婚礼的饭店基本上半年前就订出去了。既然她好不容易征得了父母的同意,肯定想赶紧把婚结了,免得夜长梦多。

“恭喜你!”我真诚地说。

李敏拉着我的手:“那就一言为定了。”

“一言为定!”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心里却不免有些酸溜溜的。

等李敏走了,我外婆压低声音说:“她八成是怀孕了,所以急着结婚。”

我听了很不舒服,本能地替李敏辩护:“您怎么这样儿?人家买个冰淇淋还惦着送给您呢。”

外婆说:“她是个好孩子。不过呢,好孩子也会办错事儿。凡事要小心,別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原来包袱在这儿呢。



4月23日是星期日,我照常去北京饭店写小说。打开电脑,看到小说文档上次更新的时间是4月16日下午16点23分。七天过去了!郭言一直没有露面。无论什么理由,我都不能原谅他。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幸亏这七天里,外面的世界精采纷呈。否则的话,每一秒钟都会成为我的监狱。从这一秒过渡到下一秒,我都需要越狱般的勇气。好在外面的世界大开大合,时间能以更大的单位——“小时”、“天”——大踏步地前进。我于是也流波逐流,眨眼的工夫就被渡到了今天。

午饭的时候,我照常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花圈已经被清理得一干二净 。一个抗议的学生都没有。真地就这样结束了?我有点不甘心。我悻悻地返回王府井。走到十字路口,向右一拐就上了王府井大街。一阵熟悉的香味飘进我的鼻孔。那里有一家卖“台湾盐酥鸡”的店。从前我下班后经常买一份,边吃边逛街。自从抗议开始后,我一下了班就往天安门跑。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吃过他家的盐酥鸡了。

我停下来,买了一份。还是熟悉的味道,一点都没改变。我难过得想哭。

一切都没改变。生活仿佛毫无阻滞地就回到了正轨。有过几个打错的电话。每次电话铃一响,我都觉得自己肾上腺素水平瞬时升高。等到确认是打错了,我又陷入更深的沮丧。走廊里时有人来人往,多半都是旅游者。我听到他们用外语对话。我的办公室里只有我自己双手打字的声音。我只能不停地打,我无法忍受寂静。

下午五点钟,天色忽然暗了下来,又过了一会儿,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阳台上。我们办公室有面向长安街的阳台,因为北京风沙大,我们很少打开通往阳台的门。我走到门前,打开阳台门的保险插销。我拉了一下门,门好像锈住了。我抓住把手,猛地一用力。门开了,风夹着雨呼呼地刮进来,吹得办公桌上一片狼籍。

我站在阳台上,俯视长安街。街上行人来来往往,有人打着伞,有人穿着雨衣,一派和平宁静,和任何一个乍暖还寒的四月傍晚一样。长安街湿得像一条河,汽车经过时会溅起小小水花。天边乌云密布,从云层的缝隙间透过一缕缕桔黄色的夕阳。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的脑海里忽然回想起高尔基的《海燕》。

多年后,每当想到天安门事件的悲剧结局,我都会深感内疚,仿佛我本人就是那只幕后的黑手。其实我的肉体并没有做什么,只是我的心灵在朝着一个方向发力。一个小悲哀和小确幸的时代已经等在街道的拐角,而我并不想拥抱它们。我怀念八十年代的疾风暴雨,我知道这是八十年代最后一次狂野的机会。我希望学生们把事情闹得大一点,再大一点。让我再一次感受集体的力量,再一次愤怒着集体的愤怒,悲伤着集体的悲伤。
发表于: 10/12/2018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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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大戏开始了



北京的春天非常短暂,从冬天到夏天的过渡往往只需要一个星期。仅仅一个星期不见,外婆家楼前的行道树就显著地丰满起来。

我在一团漆黑的楼道里摸索着走到外婆的房门前,刚拿出钥匙,还没来得及开门,门就从里面打开了。一个年青女子站在门口。我定晴一看,原来是陆华。

“芫芫回来了!”陆华回头向屋里宣布。外婆坐在床上,戴着墨镜,正在轻轻地左右摇晃。

“您怎么了?”我赶紧走到她的床边。她木然地望着我,右手按在心脏的部位:“心慌得难受。”

陆华从桌上拿出诊断报告递给我。那上面写着:“病人自述头昏,心脏疼痛,呼吸不畅。检查结果:血压、心跳正常,肺部无杂音。建议病人安静地休息。”

我立刻明白了。我外出的这几天,外婆又开始了无端的紧张、焦虑。

我说:“那您就安静地休息吧。您想吃点什么?我去给您买。”

她摆了摆手:“不用。你忙你自己的事吧。有陆华照顾我就很好。”

陆华立刻说:“芫芫回来了,我得回自己家了。”说完就开始收拾东西。我的折叠床打开着,显然她是睡在我的床上。她不是喜欢和我外婆挤在一起睡吗?为什么要睡到我的床上?看来只要条件允许,人人都喜欢拥有自己的空间。她麻利地把自己的衣服装进包里,然后要把折叠床收起来。我拦住她说:“不用了,就留在那里吧。省得我一会儿再打开。”

一切收拾停当,陆华走到我外婆的床前,一条腿跪下,双手扶着床边,仰视着我外婆:“您看,芫芫回来了。我昨天就跟您说:她说今天回来,就一定会今天回来。”

外婆紧紧抓住陆华的手,仿佛一个被丟在幼儿园的孩子终于见到家长,生怕家长再次转身走掉。她这是在无声地谴责我,可我又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我事先已经通知她我要外出九天,而且我按时回来了。

我送陆华去车站。路上她对我解释说:五一过后她来北京办事,顺便来这里看看,不巧正赶上我外婆病了。外婆不肯放她走,她只好在这里住了几天。“老人家实在是太孤独了,”她说,“可是我家里还有生意,还有孩子。好在你回来了,我总算解脱了。”

“辛苦你了,”我说。

也许上帝一开始就安排错了。陆华应该做我外婆的亲外孙女。



整整一天,经过李伯伯门前,我总是放轻脚步,大气都不敢出。但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终于有一次,李伯伯的房门打开了,李伯伯本人笑眯眯地出现在门口。我只好说:“李伯伯,您好。”他说:“是你呀!好久不见了!”我问:“李敏在家吗?”他说:“李敏已经不住在这儿了,她结婚了。”我说:“恭喜恭喜!”他说:“你进来坐一会儿吧,我请你吃糖。”

我跟着李伯伯进了他的家。他指给我看摆在五斗橱上的李敏与丈夫的结婚照,还端出一大盘糖果。1989年的结婚照还比较简陋,但男生也穿深色礼服,女生也戴婚纱。李敏的皮肤光滑如丝,大眼睛十分明亮,整个人又端庄又美丽。看到她的幸福我心里隐隐作痛。我是弗洛依德的信徒。这件事用弗洛依德理论解释就非常简单:我自己的爱情没有出路,我又是个心胸狭窄的人,所以我想躲开李敏的婚礼,于是我就把她的婚礼忘掉了。

我从盘子里挑了两颗糖,假装不经意地问到了李敏的新住址。5月8日一上班,我就去邮局给她拍了一封贺喜电报,并且寄了66元钱。我没能参加她的婚礼,现在补一个红包,是我能做的最起码的事。



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荣光焕发地来到了办公室。看来休假真地很重要。只有休假才能使人重新焕发出工作的热情。他们两个都回了日本,用了一天时间到东京总部拜见了上司,然后各回各家。村田先生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住在大阪;川岛小姐的父母都住在东京近郊。村田先生提前回到中国,在上海逗留了两天;川岛小姐也提前离开了日本,到台湾玩儿了三天。这就是我听懂的全部。他们的谈话肯定还涉及到私生活的部分,只是我听不懂具体内容。我听得出川岛小姐在审问村田先生——大概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用升调来提出问题;村田先生回答问题时脸上带着害羞的表情。

川岛小姐是个藏不住心事的人。等村田先生不在眼前,她就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村田先生为什么要去上海吗?他去相亲了。”

我恍然大悟。村田先生已经40多岁了,但是一直没结婚。我猜这多半是因为他坎坷的境遇。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不太容易找到般配的中国女孩子。1978年他回到日本时已经30岁了,已经错过了结婚的黄金期。

“那个女孩子很漂亮很年轻,”川岛小姐继续说,“我鼓励他加油!”

过了两天,川岛小姐忽然问我:“中文的‘移情’是什么意思?”我被这个没头没脑的问题难住了,只好说:“我得通过上下文作出判断。”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扭扭捏捏地递给我一张纸。这是一封用繁体中文写的信,台头是“亲爱的川岛小姐”。我当即推断出:川岛小姐去台湾也是和恋爱有关。她似乎不想让我把这封信从头读到尾,只是指着“移情”两个字让我看。我把那两个字所在的段落读了一下,就明白了川岛小姐困惑的原因。我告诉她:“中文的‘移情’有两种意思,一种是‘移情別恋’,也就是他不爱你了,把对你的感情转到別人身上;另一种是‘移情作用’,他在身边的每一件事物上都看得到你的影子。‘感时花溅泪,恨別鸟惊心’,说的就是看到一朵花,就会想到‘你美得像花一样’,听到鸟叫也会想到‘你的声音是多么婉转动听’”。

实际上,对方的“移情”两字用得很生硬,不像是熟练掌握汉语的人。也许对方是在台湾留学的外国人。但不管怎么说,经过我一番牵强附会的美化,川岛小姐的脸上现出幸福的微笑。

唉,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容易幸福的人?



从5月8日到5月12日,零星的抗议活动也有,但总体上说,这些抗议都不再有席卷社会各阶层的气势。5 月9日,北京记者代表向全国记协递交了有上千名记者、编辑簽名的请愿书,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务,进行新闻改革。 这当然也是一件大事,但是影响局限在专业人士范围内;5月10日学生们搞了一个自行车游行。之前的游行都是走路,学生们很疲劳,于是组织者就建议换一个方式。骑自行车当然轻松很多,但游行是一种表演,观众们想看到表演者在台上卖力气。学生们成群结队风一般地飘过,叮叮当当的车铃声在风中回荡,女生们长发飘飘,显得十分浪漫惬意。市民们当然就无所谓。你们玩儿得开心就好。

5月9日,从日本总公司来了一位名叫井上的专务。井上先生40多岁,身材硕长,样子有些像日本歌星西城秀树,只是头发有些花白。川岛小姐很喜欢他。井上先生一说话,川岛小姐就发出银铃一样的笑声。井上先生的最终目的地是大连,他在我们办公室只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就和村田先生一起去了机场。我听说佳能公司要在大连建一个合资公司,生产用于复印机和打印机的墨盒。看来佳能公司已经下定决心要推进大连项目。

5月11日上午,村田先生和井上先生再次一起出现在办公室,外加一个姓陈的小姐。陈小姐是村田先生在大连雇的日语翻译。井上先生对她的工作特別满意,于是把她带回了北京,请她为自己做一天导游。井上先生要坐下午四点的飞机回东京,他想利用在北京的半天时间去看看长城。川岛小姐很不喜欢陈小姐,她吩咐小赵在一天结束之后直接把陈小姐送到机场,不必再让她回到北京办事处。

小赵带着井上先生和陈小姐刚走,川岛小姐就把愤怒发泄在我身上:“王さん,为什么你不好好学习日语?你到佳能公司已经快一年了,为什么还不能独当一面?为什么需要公司专门从大连请一个翻译到北京来?”

村田先生赶紧说:“请陈小姐来北京的费用是井上先生自己付的,不是公司付的。”

川岛小姐没有话说了,但还是一看见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川岛小姐的责问让我很郁闷。我承认我的日语进步不大。学语言最重要的是环境,我现在工作在一个日语环境里,可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加以利用,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基础训练不够,即使每天都在听日语,实际也听不懂多少。

时间过得太快了。如果不是川岛小姐提起,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来佳能公司已经快一年了。我忽然有了一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我要去报一个日语学习班,从基础学起。

我在《北京晚报》的分类广告上找日语学校,发现天安门西边的二十八中就有一个夜校。当天下班后我顺路去学校询问如何报名,得知日语课是三个月一期,下一期从六月一日开始。我当即交了费,领了教材。



5月13日是个星期六。这一天是川岛小姐值班,不过她午饭之后就去了国际俱乐部。送完川岛小姐,小赵直接去FESCO开会。办公室又成了我一个人的。我给自己沏了一杯茶,打开电脑开始写作。下午两点左右,忽然电话响了。是之华打来的。

“是你呀!”我又惊又喜。“你还记得我呀?”

她说上星期就给我打过,可是没人接。我说:是的,公司放假了。我去上海了。然后我问:“前一阵北大天天有人来天安门游行,你来过吗?”她说:“前一阵我身体不好,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感觉这个回答怪怪的,似乎是说给別人听的。

正想着,只听她说:“我有一个朋友,需要复印几份文件,一时找不到人帮忙。你能帮她复印吗?”

我说:“当然可以呀。只是她得到北京饭店来,是不是太远了?”

她说:“没事儿,她反正要去那边。”

然后她把话筒转给了她的朋友。对方自我介绍叫肖玲。我们简单聊了两句,我告诉了肖玲我的房间号。

放下电话,我把这件事又想了一遍:什么东西能让肖玲跑这么远到我这里来复印呢?显然不是答辩用的毕业论文,或者其它学术性的资料。一定是需要在天安门散发的传单。前几天我曾经听说过:学生们自己办了一份报纸。这份报纸被公安部宣布为非法出版物,任何营业性的复印店都不准为其提供印刷服务。肖玲来复印的大概就是这类东西。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兴奋,感觉自己终于能有机会为学生们做些什么了。

下午四点左右,我听到有人敲门。把门打开,只见一个瘦小精干的女生站在门前。她穿着牛仔裤,格子衬衫,背着双肩包。我请她进来,给她倒了一杯水,她接过杯子一下子就把水喝光了。我又给她倒了一杯,这次她不急着喝,而是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纸,直接了当地说:“能帮我复印一千份吗?”

“一千”这个数字让我有些吃惊,但更让我吃惊的还是文件的题目。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绝食宣言》。

“你们要绝食?”

“是的。”她冷静地点点头,也许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反应,所以见怪不怪:“我们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最终决定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同学们已经付出的努力不付诸东流。否则的话,以前一个月的抗争很快就会被人淡忘。”

“嗯,你说得对。”我点点头,想到自己上个星期居然去报名学日语了,分明是马上要回到平庸生活的节奏。

“一千份,可以吗?”她又问了一遍。

我觉得有点为难:“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复印纸。”

我站起身,走进办公室。她端着水,跟在我后面。我打开储物柜,看到里面只剩下五包复印纸了。每包纸五百张,印一千份就意味着复印纸会少掉两包。一下午就减少五分之二的库存,那还是比较容易被老板发现的。

她显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继续说:“学生们现在应该已经到广场了。每一个参加绝食的人都写了遗书。”是啊,有些人可能会献出自己的生命,我却在纠结复印纸的张数。大不了自己掏钱买两包补上呗。于是我说:“没问题。”

印到八百多份时,机器出了故障。故障号码显示是卡纸。卡纸是常见问题,我把那几个常见卡点都检查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我只好找出维修手册,查“高阶诊断”。但是肖玲已经等不及了,她说:“就这些就好。我先走了。”我给她找出两个有佳能标志的礼品袋,把复印好的文件分装在两个袋子里。她一手拎着一个离开了。

我把机器拆到业余维修人员所能拆到的最大程度,终于找到了卡纸点。那张纸已经被揉成了一团,一拉就碎,我花了很长时间用一把精密改锥从缝隙里一点一点剔出了碎纸。



星期一,村田先生黑着脸来上班了。他刚一坐下,我就把茶递给他,他看都不看一眼,直接就抓起了电话。电话接通了,他又以一连串的道歉开始了与日本总部的通话。我判断村田犯了错误。前几天风平浪静,村田先生一定判断这场风波已经过去了,于是井上专务才会来中国推动大连项目。总部想必对此十分恼火。我很替村田先生感到不平。绝食是个多么横空出世的主意,一般人谁能预测得到?村田先生预测不到不是他的错。再说,学生绝食为什么会影响大连的项目呢?

连川岛小姐都对我没好气,好像我有什么责任似的。川岛小姐那点小心思我也清楚 得很。她希望在大连设一个办事处,她去大连办事处当首席代表。村田先生则希望把北京办事处升格成北方办事处,自己兼顾北京和大连两个地方。前一阵,看起来是村田先生占了上风,所以川岛小姐才会对大连的陈小姐一百个嫌弃。因为如果事情按村田先生的计划走,陈小姐就是大连的二老板,跟川岛小姐平起平坐了。

所以,如果大连的项目不能顺利开展——虽然我并不相信这一点——那是村田先生受到了挫败。川岛小姐又会有什么损失呢?

也许,我低估了川岛小姐对公司的忠诚。日本员工对公司都是非常忠诚的,这是因为日本公司不会随便开除员工。一旦进了公司,在正常情况下,所有的员工都会一直干到退体。这种终身雇佣制把个人与公司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当经济危机到来时,美国公司会解雇员工,日本员工则会自愿减薪,和公司一起渡过难关。

不过,也正是终身雇佣制给公司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尤其是1970至1980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公司过分乐观,新增了很多雇员,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被迫升值,出口受到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公司急需新的利润增长点。在中国建立加工厂就是一个解决方案。中国劳工便宜,而且不需要终身雇佣。所以,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对佳能公司有利,也就是有利于川岛小姐的根本利益,她当然希望项目进展顺利。至于当不上大连的首席代表,相比之下就是小事一桩。

整个上午,从街上不时传来救护车的呼啸。已经是绝食的第三天了,不断有学生昏倒。尽管我们在11楼,救护车的笛声也能听得清清楚楚。我甚至能通过救护车的笛声来判断它前往哪个医院。北京医院还是协和医院?

11点左右,办公室忽然迎来了一段奇异的安静时光。窗外不再有救护车的笛声,也没有电话打进来,就像两次战役之间不详的寂静。就在这时,村田先生忽然问:“小王,你说学生们到底为什么要绝食?”

我说:“希望跟政府对话,希望政府撤回426社论,承认学生们是爱国行动。”我记得《绝食宣言》上有三条要求,不过我只记得这两条。

“你不觉得这很无聊吗?”

“为什么?”我真心不明白。

“是不是爱国行动,你们难道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为什么非要政府承认?”

“如果政府不承认的话,将来学生们回到学校去上课,很有可能遭到秋后算账。”我替学生辩解起来。

“所以就要占领广场?逼着政府承认自己爱国?简直是一群被宠坏了的孩子!”他越说越气,气得把手里的笔一扔。可怜的笔滚到桌子边上,无声地落到地毯上。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绝食有些不妥。确实有点像小孩子跟大人耍赖:你不承认你错了,我就不吃饭!你要是心疼我,你就答应我的要求;你要是不心疼,你就是没人性,不配做父母。

我不再说话。办公室墙上的挂钟一指向12点,我立刻站起来,走到了街上。刚一出北京饭店,我的心立刻就软了。在11层楼上虽然也能听到救护车的笛声,但声音不够尖锐凄厉。不管村田先生的分析多么有道理,一旦我置身于街头,一旦救护车的笛声像一把尖刀似的插到我的心脏里,我立刻就产生了一种身体反应,一种发自五脏六腑的无以名状的悲剧感。

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几乎没有一寸空地。外人根本无法靠近绝食学生所在的区域。绝食学生所在的区域被用绳子圈起来,绳子外面有至少两层纠察队。救护车停在纠察队外围。一旦有学生晕倒,纠察队会立刻手拉手清理出一条通道,将晕倒的学生抬上救护车,再让救护车迅速开出广场。

我在人群中左冲右突,试图接近绝食学生所在的区域。过了一会儿我就放弃了。一来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二来,为什么非要看绝食学生呢?他们又不是珍稀动物。如果抱着好奇心去看他们,那是对学生舍身取义的亵渎。我后来是从电视上才看到了学生早期绝食的画面。

走在回北京饭店的路上,我感觉路上行人的表情也有了变化。中国人素以表情麻木著称——究竟是我们缺乏丰富的情感,还是我们不愿意流露自己的情感,我到底也说不清楚。然而,在5月15日的中午,我强烈地感觉到每一个人的眼睛都在说话。有人愤怒,有人焦灼,有人无奈,但没有人无动于衷。

“学生们在绝食!”似乎每个人都在用眼神告诉另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不擅言辞,脸上缺少表情的中国人,但是在那天中午,我感觉我认识街上所有的人,可以和每一个人轻易地讲话,因为冰面已经被打破,第一个句子已经说出:“有人在绝食。”

我绕道王府井,买了两包复印纸。等我把这两包纸放回柜子里,我才发现我买的纸和公司使用的纸不是同一个品牌。如果老板们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的,但如果他们注意到了,我还真不好解释。

小赵去服务台抽烟,我追了出去。公司的办公用品一直都是由小赵购买,只有他知道在哪个商店能买到同样品牌的复印纸。

“你问这个干什么?”小赵反问。

“没事儿。”我说,“就是随便问问。”

小赵不买账:“没事儿你问这个干嘛?”

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不妥当。因为我们俩是有明确分工的,我最好还是把话说清,免得他误以为我要篡权。

我说:前天……北京大学的朋友……八百份《绝食宣言》。

“这么简单的事儿,你早说啊。”小赵释然了。

第二天,小赵把纸买了回来。我要付给他钱,他坚决不收。连小赵都开始同情学生了,我不得不承认绝食的凝聚力。



从5月15日到5月20日,办公室静得像坟墓一般。村田先生勉强维持着平静的面部表情,但我能读出他平静外表下的焦灼。川岛小姐竟然有一天没有化妆就来上班了。我惊讶地发现:她的脸上有许多浅坑。不化妆就来上班,川岛小姐一定是认为世界末日快到了,无所谓了。我告诉她今天上午有个外事活动,她如梦方醒,提着化妆包就进了卫生间。过了一会儿,她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可是已经晚了,那张有坑的脸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没有人管我,我被允许无限期地停留在广场。我把冲洗好的照片交给村田先生,由他来分类、挑选,每六张照片复印在一张A纸上,再用传真发给东京总部。起初发一张传真一分钟都不到,后来传真越来越慢,有时一张传真要发半个小时。其实,当时北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我拍的照片肯定没有专业记者拍得好,但这些照片却是我们办公室能做出的唯一的贡献。这表明我们没有自暴自弃,还在逆水行舟,正常运转。

我在广场上天天都会碰到熟人。自从学生开始绝食以来,北京几乎所有的单位都陆续来到广场表示声援。我的大学同学们一毕业就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我和很多人都不再有联系。如今我们竟在广场上团聚了。有一天,我遇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游行队伍。我有两个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了那里,一个去了外国文学研究所,另一个去了语言研究所。这两个同学有着相当大的性格反差。去了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那个戴着眼镜,整天看书,表情迷濛;去了语言研究所的那个,高挑漂亮,能说会道,周旋于男生之间,善于让男生们表情迷濛。如今这两个人挥舞着小旗子,肩并肩走在游行队伍里,一幅同志加战友的画面。

还有一天,我在广场上竟然看到了几拨中学生。其中一队打着“月坛中学”的旗子。我认出了住在我外婆家楼上的几个孩子。这简直太难以置信了。这不就是那些坐在楼门口吃工厂免费冰棍的小屁孩儿吗?居然也来参加游行了!而且还打扮得像模像样的,每人头上都缠着一条红布,上面用墨汁写着“民主斗士”。

5月18日,学生绝食请愿进入第6天。到这天为止,被送进医院治疗的绝食学生已达3504人次,有32人病情严重。各界人士忧心如焚,再次爆发逾百万人的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谴责当局的冷漠无情。许多民主党派、团体及知名人士纷纷致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或发出公开信和呼吁书,紧急呼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最高领导人迅速与学生进行坦诚的对话,尽速解决问题,挽救学生生命。

5月18日上午11时,李鹏等人终于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与绝食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这场对话我是当天晚上通过电视才看到的。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笑话:有人告诉外国记者:李鹏的智商低于100,这个人就被判了刑,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说实话,当中国领导人出现在媒体上时,他们永远是在念秘书写好的稿子,所以他们的智商对我来说都差不多,李鹏并不显得特别弱智。这下好了,对话是你来我往,事先准备得再充分,也需要临场发挥,于是李鹏的智商就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全国人民的眼前。晚饭后,我早早地打开了电视,等着看李鹏出洋相。

当李鹏和绝食同学见面时,他首先试图表现得像一个亲切的长辈:“我看到你们年龄都不大,我最小的孩子也比你们大。”这一招没有奏效。那些大学生们一点也不客气,语气强硬地向李鹏提出了两条要求,要求他现场作出答覆。

李鹏说:“刚才同学们提出了两个问题,我很理解同学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关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政府的总理,我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今天就是不讲!”我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几天来内心的阴霾一扫而空。李鹏的确智商堪忧呀。

接下来,李鹏说:“北京这几天已经基本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我希望同学们想一想,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王丹说:“如果造成动乱,这个责任应该由政府来负。”李鹏立刻接上话岔:“我们不可能对这种现象置之不理。”我心里一动,感觉李鹏的话里有不详的意味。

这时吾尔开希说:“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要说服我们这些人。如果有一个绝食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其他几千个绝食同学也不会离开。”

这句话再次让我陷入沉思。

自从学生运动升级为绝食,我们在讨论形势的时候经常会提到波兰的团结工会。团结工会有很强的治理能力。它有能力开始罢工,也有能力停止罢工,所以它才能作为工人的代表与政府谈判。但吾尔开希的话却表现出他不理解学生自治组织的意义和功能。如果广场上每个绝食学生都必须感到满意,如果学生领袖不能代表学生与政府达成协议,那么最后岂不是还要政府来收拾局面?

联想到李鹏刚才说的“我们不可能对这种现象置之不理。”我忽然意识到:也许李鹏的智商不像乍看起来那么低。
发表于: 10/15/2018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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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戒严



就在李鹏与学生代表对话的同时,崔健来到了广场。可惜我晚了一步,没有亲眼见到崔健。

“他唱了什么歌?”我问一个学生。

“都唱了。有名的那几首都唱了。”

“《从头再来》呢?”

他想了想,然后肯定地说:“唱了。”

崔健的歌曲里,我最喜欢《从头再来》,但是我觉得那首歌不适合眼下这个场合,原因就在于这几句歌词:

“我想要离开

我想要存在

我想要死去之后

从头再来。”

“真的?”我问,“你觉得这首歌合适吗?不觉得歌词太悲观了吗?”

“悲观?”他瞪着我,好像我是个外星人。“怎么会悲观?”

其实我也能想像得出那个场面。毕竟是摇滚乐啊!电吉它弹起来,鼓敲起来,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听清歌词。

“崔健可幽默了,”他作出弹吉它的手势,“他说:‘我的电吉它爱你们!我的电吉它支持你们!’”



自从学生开始绝食,我们办公室里的电视基本一天到晚都开着,只是平时放在静音上。5月19日上午,我忽然从电视上看到赵紫阳出现在广场,于是赶紧招呼大家。我们聚拢在电视旁,我把声音调大。

从电视画面上看,赵紫阳到广场的时候天还没亮。他做了大约7分钟的演说,主旨是劝学生停止绝食,因为“现在同学们的身体已经是非常虚弱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补偿的损害,对生命有危险”;至于学生们的诉求,赵紫阳表示:第一,“我们的对话渠道还是畅通的”;第二,“问题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最后,赵紫阳说:“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忧心如焚。北京的情况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

尽管赵紫阳是温和改革派,学生们对这番话的反响却并不比对李鹏讲话的反响更好。所有劝学生们保重身体的话都不起效果,因为学生们很清楚,要不是绝食,他们也不可能把中国最高领导人从高头大马上拉下来,屈尊与他们对话。

从这个意义上说,绝食是个天才的构想,因为它直指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一直回避一党制的合法性问题。为此,他们试图把自己描述成家长:每家都只能有一个家长,对不对?当共产党的领导人出现在电视上时,往往是在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之后。他们会亲切地问候在灾难中失去家园的人们:“你们能不能吃饱?有没有足够的帐篷?有没有干净的水喝?”那些一向默默无闻的群众,面对炮筒一样的摄像机,往往激动得手足无措,连声说:“谢谢书记(总理)的关心!” 大功率闪光灯下,他们眼中的热泪被忠实地记录在介质上。共产党的领袖通过表演“爱民如子”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我们这个家底子很薄,幅员辽阔,自然灾害频仍,有十亿人口要养活,家长简直是操碎了心。而学生们正是利用了这种逻辑来要求话语权:你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不吃饭。作为父母,你能眼瞅着我饿死吗?共产党的领袖于是就被架在了火上,他们既不能任由学生绝食,那将使他们扮演的父母身份破产;但也不能答应学生的要求,那将动摇一党专制的根基。

赵紫阳虽然是改革派,但也是共产党的一员,也处在这种逻辑之中,因此他的七分钟讲话既没有感召力,也没有实质内容。不过,它仍然释放出了一个信号——以他本人为首的改革派已经在党内斗争中失势,如果学生们不撤退,武力清场将不可避免。我不知道他的讲话在场的学生们是否听懂了。对于守在电视机前的我们来说,赵紫阳所传达的信息再明显不过了。

下班前,村田先生对我说:“如果明天戒严的话,你就不要来上班了。明天是星期六,本来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好吧”,我说,“如果星期一持续戒严呢?”

村田先生把脑袋往椅背上一靠,仰望着天花板,有气无力地说:“到时候再商量吧。”

我完全想像不出到时候怎么商量。离我外婆家最近的公用电话是在儿童医院。如果街上戒严了,我能穿过月坛南街和南礼士路,去打个电话吗?



人的内心与现实有一种奇妙的疏离感。只要不是刀架在自己脖子上,无论外界多么混乱,人都会觉得自己只是个旁观者。既然是旁观,那当然事情闹得越大越有得可看。第二天,我一睁开眼就拧开了收音机。收音机里果然播出了戒严令,通知北京市民戒严将从10点开始实施。我像打了一针兴奋剂一样,立刻穿衣起床,刷牙洗脸。

我外婆问:“能不能今天不去了?”

我说:“这可不行。10点才戒严呢,我得争取在戒严之前赶到公司。不然老板算我旷工。”

“下班时不就没车了吗?”她又问。

“所以今天下班会回来得晚一些,”我轻松地说,“您不要担心。”听起来,戒严倒成了我晚回家的借口。

路上一切如常,公共汽车还是很挤,似乎很多人都跟我一样,要在戒严令实施之前赶到目的地。车上人们议论纷纷,从西边来的乘客说:昨天晚上已经有满载士兵的军用卡车从石景山、丰台向北京城中心开进,只是很快就被当地居民堵截住了。现在西边和西南边几条进京主要道路都呈现堵塞状态。

这一天是村田先生值班。他是从东边的朝阳区过来的,一路上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进京的主路上人山人海,载着军人的大卡车如同陷进了沼泽里。北京的四面八方虽然已经被军队包围,但军队一时半会儿无法进入三环以内。

我们谁也无心工作,隔一会儿就到阳台上去看一眼。十点到了,四下里静悄悄的,没有听到一声枪响,也没有一个军人出现在长安街上。中午时分,几架直升机飞临广场上空,在广场上盘旋了几圈,示威人群齐声向直升机挑衅,叫骂,从北京饭店的阳台上都听得到人群中发出阵阵潮水般的喧哗。一直到下班时分,军队仍然无影无踪。公共交通已经中断,不过街上还有出租车。看起来,除了交通不便,城市生活的其它方面并未受到影响。村田先生于是决定在戒严期间,每天发给我20块钱交通补贴,以便我坐出租车上下班。

我开心地领了钱,但还是决定走路回家。一开始我只是想走到广场,经过广场时我又想:何不走到西单?等走到西单时,我已经走了一半,这时再坐出租车就亏了。当时出租车的起步价是10元。从北京饭店到我外婆家是10元,从西单到我外婆家也是10元。

路过广场的时候,我感觉广场上的情绪更高涨了。学生们发现戒严是一句空话,对政府的执行力愈发篾视。广场上的人群比以往还要密集,歌声比以往更加嘹亮。

我发现学生们非常喜欢唱《国际歌》。这并非今天的新生事物,但却是第一次引起我的重视。从1949年中国建立,一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国际歌》和《东方红》是中国的两大圣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晚间20点到20点30分有一个固定节目,叫做“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这个节目必定以《东方红》开始,以《国际歌》结束。我小时候贪玩,晚饭后常要到外面去,外婆规定我最晚八点半必须回家。于是,一听到从临街的窗口里传来《国际歌》的音乐,我就知道回家的时间到了。

1989年的我们,文化消费已经开始多元化。有人喜欢崔健的《一无所有》,有人喜欢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有人喜欢彭丽媛的《希望的田野》,要想找到一首大家能齐声合唱的歌并不容易。《国际歌》恰好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是伴随我们成长的歌曲,是所有人都能不加思索,张嘴就唱的一首歌。在广场上听到《国际歌》,本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今天听到《国际歌》,我却不可避免地感到心情沉重。道理很简单,这首歌产生于巴黎公社的巷战。当歌声响起的时候,我自然会想到:这场抗议如何收场?真要走到巷战那一步吗?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国际歌》原词一共六段,但是俄语翻译只选取了其中三段。中文的《国际歌》是瞿秋白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于是也就只有三段。歌词中“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这两句高度概括了眼下这场学生运动的诉求。歌词中谴责的“寄生虫”、“毒蛇猛兽”可以看作是学生们全力反对的“官倒”。至于“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竟让我第一次想到也许崔健的《一无所有》也受到《国际歌》的影响。

然而,它毕竟是一首共产主义的战歌。我越想越疑虑重重,尤其是结尾那句“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学生们的理想世界真地是一个无产者的社会吗?在他们对“官倒”的谴责中,是不是包含了对一切私有财产的谴责?我,作为一个在日资企业工作的人,作为一个在广义上从事对外贸易的人(我实际的工作内容只是给老板沏茶),作为一个希望在未来拥有自己的房子、汽车,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人,到底应该对学生运动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在我看来,目前我们所处的困境,正是改革走到半路,骑虎难下造成的。如果让我投票,我将赞成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实行全面的市场经济;当然我也赞成全面的政治改革,彻底废除一党制。学生们的诉求和我一样吗?我不知道,同时我为自己的疑虑而感到烦躁不安。我觉得我已经中了村田先生的毒。

“这不过是一首歌罢了,”我安慰自己。“他们唱这首歌,仅仅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这是唯一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他们唱歌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什么市场经济,什么私有财产。你想太多了。你不过是个端茶倒水的而已,干嘛要给自己穿上老板的鞋?”

然而,我的疑虑无法消除。1989年5月19日,为了省下10块钱,我一路从北京饭店走回外婆家。我在经过广场的时候,听到此伏彼起既悲哀又雄壮的《国际歌》,歌声让我内心矛盾,百感交集。



5月21日是个星期天,我外婆坚决不许我去公司。她列了一个单子,要我按照单子去采购。眼下的局势又让她想起1948年冬天北京被包围的情景。我虽然觉得她的担心没有必要,但也还是按照她的嘱咐做了。我一趟一趟地往商店跑,买了很多米、面、油、盐、糖,甚至醬豆腐。有这种想法的还真不是我外婆一个人。在每一个商店里我都能遇到熟人。买醬豆腐的时候我感觉一个人很眼熟。她手里提着一个大约4升的塑料桶。等她对售货员说出“打醬油”的时候,我想起她是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当年月坛二小解体时被分到三里河三小的。自从她“流落到台湾”,我们还一直没见过呢。一旦被熟人认出来,所有的人都显得不好意思。男的说:“是我老婆非让我来,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女的说:“我根本就不想买,是我丈夫非让我来的。”我的小学同学是她妈让她来的;我当然是“我外婆非让我来”的,而且我说的是真话。

好不容易把东西都买齐了,外婆又让我去打水。凡是家里能找到的塑料桶,铁桶,都要装满水。我拿着一只塑料桶来到水房。水房里已经开始排长队了。排在我前面的是个中学生,前几天我在广场见过他。那时他显得可神气呢,头上缠着写有“民主斗士”的红布条。如今他站在队伍里,一会儿把重心放到左腿,一会儿又放到右腿,从他的后脑勺上我都能读出不耐烦。不用问,“民主斗士”也斗不过父母。



终于到了星期一,我七点半就出发上班去了。一来走路本身就需要一个小时,二来有可能路上会遇到意外,我必须打出提前量。公共汽车已经停运,路上的机动车也很少,骑自行车的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路权。北京的道路一向是用栏杆来划分机动车道和自行车道。栏杆由钢管制成,每隔几米就有一个水泥墩子,将栏杆架起来,固定在地面上。在复兴门十字路口,我看到几十个人协同动作,将一段栏杆横过来,挡住了路口。那些水泥墩子看起来就像是用塑料做的,被人们毫不费力地挪来挪去。原有的秩序被打破,现实被重新安排。我心里既感叹又不安。

走到人民大会堂附近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高高瘦瘦的年青人跨坐在一辆摩托车上,正在东张西望。

这人看起来有点眼熟。正巧他也在这时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我们彼此都认出了对方。我正在迟疑,他先朝我打招呼:“嘿!你好!”

我朝他走过去,问:“你是卫东还是卫国?”

他哈哈大笑起来:“你说呢?”

我说:“是卫国的可能性大。卫东已经结婚了,有老婆管了。说不定李敏已经派他去商店抢东西了。”

他笑得更开心了:“你猜得真准。我叫卫东跟我参加飞虎队,他不肯。”

“你是飞虎队的?”我不由得露出了崇拜的神情。

“就算是吧,”他有些腼腆地说。

从上个星期开始,一些骑摩托的人在大街小巷穿梭。他们的主要功能是传递情报,比如告诉人们哪支军队正悄悄地从哪条路进入北京,需要更多的人前往堵截。他们自称 “飞虎队”。有的摩托车后座上坐一个人,由那个人举着“飞虎队”的旗子,也有的人在车把上绑一面一米多高的旗子,上书“飞虎队”黑色大字。

那个时代私人还很少拥有汽车。拥有摩托车的人就是城市里相对富裕的人群。这些人大多是个体户,摩托车既是他们的交通工具,也是他们的运输工具。在北京人的心目中,个体户的收入即使比工人高,社会地位还是低于工人。1989年的示威给了个体户们一个争取存在感的机会。他们骑着摩托车成群结队在街上呼啸而过,浩浩荡荡,威风凜凜,尤其是从立交桥往下的时候,仿佛一股滚烫的岩浆从火山口喷发出来,令人无法忽视其存在。

我说:“谢谢你支持学生。会不会耽误你的生意呢?”

他显得有些激动:“现在哪还顾得上生意啊?北京戒严了,你能相信吗?这是北京人的耻辱啊!从清末到北洋政府,北京戒过严吗?国民党在北京戒过严吗?连当年的日本鬼子,也不敢在咱北京戒严吧?”

我心里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解答了我最近两天的困惑。为什么“戒严令”一下,很多根本不关心政治的北京市民反而被动员起来了?答案就在卫国的自白里:因为“戒严令”伤害了北京人的自尊心。北京人从来都是骄傲的。北京是属于北京人的,怎么能容忍政府从河北省、山西省、河南省、山东省、辽宁省、江苏省、湖北省调军队来占领北京?

他越说越生气。几乎是眨眼之间,我们俩就被几十个人围了起来。这是当时很常见的情形:只要有人说话的声音稍微大一点,就会被认为是演讲,周围立刻就会围上一群对信息如饥似渴的听众。看到周围聚起的人,卫国的情绪高昂起来。他真地开始演讲了:“我们北京人就是不信邪!就是有一股豪气!谁敢戒严?赶他走!学生们要求跟政府对话,要求惩办官倒,这有什么错?用得着戒严吗?戒严?北京人不答应!有种的都站出来,保卫广场,保卫北京!”

周围的人开始鼓掌。正在这时,一辆公共汽车朝我们开来,车顶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着和卫国的口吻一模一样的动员令:“团结起来,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北京!”车走近了,从喇叭里传出更新奇的提法:“戒严是一场有预谋、有策划的反革命政变”。“政变”本来是政府对示威群众的指责,现在示威群众反客为主,认为戒严是政变。这个提法是到目前为止我听到的最大胆的宣传。我还在努力消化这一信息,一个学生将身体探到车窗外,开始撒传单。我们周围的人一哄而散,争相朝那辆公共汽车跑去。

转眼之间,又剩下我和卫国两人。卫国问:“你去哪儿?我送你。”

我指指北京饭店说:“我去上班,马上就到了。你不是飞虎队的吗?你们应该有统一行动。”

他解释说:其实“飞虎队”并非固定的组织,很多人互相之间都不认识。昨天分手的时候,他和两个人约好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南侧集合。这不,他已经来了,可是那两个人还没有踪影。“再说,骑摩托车很快的。”他自豪地说,“你体验一下。”

他一再坚持,我也不好意思推辞。我坐到了摩托车的后座上去。摩托车风驰电掣般从广场北侧掠过,我紧紧抓住车座,忐忑不安,惊恐万状。原来坐摩托车是这么可怕的感受。前几天,看到有些姑娘坐在摩托车后座上,举着“飞虎队”的大旗左右摇晃,我觉得她们好潇洒,好轻松。我自己一坐上来,却感觉随时都会被甩出去,摔得粉身碎骨。我吓得闭上了眼睛,直到卫国说:“到了。”

我睁眼一看,摩托车已经停在了北京饭店门口。这里永远站着两个身材高大的保安,主要职责是为轿车开门。坐摩托车来北京饭店的很少,也许迄今为止只有我一个。保安好奇地看着我,一动不动。我自己从摩托车上跳下来,又谢了卫国一遍,然后转身进了饭店。大堂里有几个留着平头眼神锐利的男子,一看就是便衣。其中一个人迅速走到门口,大概是要记下卫国的摩托车牌照号。我不动声色地进了电梯,按下了12层。这是我从侦探小说学来的迷惑敌人的技巧。我在12层走下电梯,然后又走防火梯回到11层。

当天下午我接到了李敏的电话。听到李敏的声音,我本来又惊又喜,没想到她冷冷地说:“我警告你:离卫国远点。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感觉受到了侮辱:“我没想接近他呀。今天早晨在广场上碰到了,就随便聊了几句。”

“在广场上碰到?怎么那么巧?”

“你这人太不讲理了!”我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说:“你寄给我的钱我收到了。谢谢你。我已经捐给学生了。”

“好吧。我也替学生谢谢你。”我咬牙切齿说。

放下电话,我知道我和李敏再也没有重归于好的可能了。是我有错在先,我不怪她。不过以这种方式失去她,我也并不觉得遗憾。她反正已经结婚了,即使我没有错,我们也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那些日子里,如果奥林匹克山上的诸神路过北京上空向下俯瞰,一定会慨叹这一人间奇迹。北京城宛如被投下一颗炸弹,炸弹落在天安门广场,强烈的冲击波以广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成万成千的人奔向四面八方,去设置路障,去堵军车,去劝阻军队不要进城,去工厂去机关动员各阶层人士反对在北京戒严。五月热浪之下,百万人头攒动,好像一朵朵勃然生长的鲜花,又像一束束灿然耀眼的火焰。人人都感觉大决战就在眼前,“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但如何去打赢这场战争?老百姓虽然被充分地动员了起来,却缺乏一个将军,一个领袖,一个堪与共产党的领袖们抗衡的反对党的首脑。于是,当诸神从天空向下俯瞰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群群的没头苍蝇,成千上万的蚂蚁,在消息的刺激或者谣言的鼓动下,凭着动物的本能,东奔西窜,误打误撞。

我每天走路上班,遇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会遇到好几拨募捐的学生。第一次遇到学生要捐款,我毫不犹豫地把身上带的现金全都捐了出去,但是刚走了十几步,迎面又碰到两个女学生捧着捐款箱,期待地望着我,我只好尴尬地摇摇头,臊眉耷眼地从她们身边走开。后来我就给自己订了个标准:每天20元,上班路上10元,下班路上10元。反正我的交通补贴是这个数字,我正好可以走路上班,把钱省下,捐给学生。募捐的学生通常分布在新华门至南池子大街南口一带,在这段约1.5公里的路上,我碰到每一拨募捐的学生都捐1元或2元,直到10元钱限额用光。

我不知道这些捐款究竟有没有被善加利用。小赵说:有些学生模样的人在友谊商店买进口香烟。但我不相信。我不愿意相信学生领袖中存在腐败现象,不过我亲眼看到了广场上的混乱。广场现在就像一个难民营,遍地都是垃圾,卫生每况愈下。晴天还好,如果下过一场雨,地上便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这种治理水平,如果出现帐目混乱的情况,应该是可以想象的。

从4月下旬,我每天路过广场的时候都会接到一些传单,传单的落款大概有几十种。我能清晰记得的有以下几个组织:“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自从胡耀邦去世后,几次重大的游行和抗议都是它组织的;“绝食指挥部”——在绝食开始后,广场上产生的直接协调绝食抗议的组织;“保卫广场总指挥部”——在戒严令发出后,学生停止了绝食,改为静坐,於是绝食指挥部解散,功能更改为协调指挥保卫广场的行动。“工人自治联合会”——北京市的一些工人成立的类似於工会的组织;“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由一些著名知识分子成立的,协调各个组织的组织。多年后,我读到了赵鼎新的《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这本书里有一章细致梳理了广场上各类组织的来龙去脉,以及相互之间的权力斗争。当年,仅凭我每天两次走过广场,完全不可能了解权力斗争的细节,但即使走马观花,我也能感受到广场上的深刻矛盾:一方面,组织机构林立;另一方面,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

交通基本瘫痪,市民们还正在千万百计地令其进一步瘫痪。然而,在戒严令颁布之后至六月三日的军事镇压之间,北京市虽然缺乏治理,但并没有出现大的混乱。街上几乎见不到警察,不过据说小偷们也决定罢工了。无论警察还是小偷,都在“北京人”的身份下形成了统一阵线,心中洋溢着崇高的幻觉。



被一直堵在郊外的戒严部队仍然没有急于突破的迹象。北京的市民开始习惯这样怪异的戒严状态。已经在北京外围大路上被学生和民众围困了好几天的戒严部队开始陆续后撤,进入郊区营地休整待命。首都城内一如既往,无政府状态与秩序井然并存。5月25日早晨,我在路过广场的时候收到一张传单,题目叫《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这篇由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起草的文章,号召各界人民抵制戒严,坚守广场,“中国的民主运动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如果人民胜利了,中国将开始走向民主化的健康发展道路,一切专制主义者,一切企图阻止历史进步的人就再也无力阻止人民的民主要求了。”

同一天上午,我接到了从北京饭店前台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位姓王的先生找我。我以为是佳能公司的某个客户,心里纳闷:这个时候还有来谈业务的?电话那端的人一张口,竟是一声带有天津口音的“姐!”原来是我弟弟。我们家只有我弟弟一个人是生于天津,长于天津。他小的时候我经常取笑他的天津口音,他就会一本正经地辩解说:我同学都认为我说的就是普(二声)通(四声)话捏。

我弟弟当时在位于秦皇岛的燕山大学上一年级。他告诉我:学校已经停课了,他跟着几十个同学一起来北京,打算去天安门广场参加示威。下了火车后,却又跟同学们走散了,一抬头发现前边就是北京饭店,想起我在这儿上班,于是就去问前台佳能公司在哪个房间。我赶紧告诉他千万不要动,我立刻下楼去找他。

我跟村田先生请了假,然后在大堂找到了我弟弟。我跟我弟弟并不亲密,平时来往也不多。我父母是比较重男轻女的,他们视我弟弟为掌上明珠,令我从小就非常不满;再加上我回到天津的时候已经十二岁,而在这之前他一直生活得像个独生子女,因此他对我的到来也颇有怨气,觉得我分走了父母的一部分关注——尽管我觉得那份关注远远不够。记得有一天,我在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看小说,我弟弟便向我父母告密。他以为父母一气之下会把我从家里开除,就像学校开除一个违反纪律的学生一样。

尽管我们一向都不亲密,但在那个示威的季节里突然见到他,我心里还是油然而生一种异样的亲切感。在戒严令之下,街上的陌生人都成了兄弟姐妹,更何况我们真的是亲姐弟。

我上一次见到他还是春节。几个月不见,他好像更高了,也更黑了。他旁边还跟着一个女孩儿,自我介绍说姓秦。我估计是他的女朋友,但我也没问。我问他们饿不饿,他们说饿死了,吃了早饭就上了火车,坐了差不多五个小时才到北京。我于是建议先去吃饭,然后再商量下一步。他们同意了。

我带他们到了东风市场旁边的和平西餐厅。坐下后,我问我弟弟:“你还记得这里吗?”他说想不起来了。我说:这就是小时候每年春节父母会带我们来的那家餐厅。他四下里看了半天,还是想不起来。也许那时候他确实是太小了。我们每年春节来这里吃饭的传统是在1978年中断的,那一年他7岁。至于为什么会从那一年中断,我却一直没有深想。有可能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天津没有好餐厅——那时全国物质匮乏,有一点好东西都要送到北京来;也有可能是因为1978年以前我在北京,到这里来吃饭只是为了就和我。

我们一边吃一边聊。我给他们描述了广场上混乱的现状。我弟弟虽然还没到过广场,但对于混乱也有感受。他说:火车刚一进北京火车站,站台上就有两个不同的组织在抢人,都声称自己领导着天安门广场上的抵抗运动,加入他们的组织就可以坐汽车去广场。我弟弟不想贸然加入任何一个组织,便故意落在后面,于是付出了迷路的代价。

我感觉我弟弟明白我在说什么,于是便一吐为快。这些天,我的确缺乏说话的对象和机会。我说:“广场上一片混乱,归根到底,还是中国人缺乏民主素质。我大学的时候听人家说:‘民主的基础是自治’。那时候我不懂,现在一对比波兰和中国,我立刻就明白了。你看人家波兰工人,团结工会是工人选举出来的,它代表工人的利益与政府谈判,它的谈判结果反过来对工人有约束力。现在广场上的学生领袖如果想撤退,立刻就被学生拋弃,要想继续当领袖,就必须表现得比所有人都激进。我听说广场上已经投票好几次了,每次都是坚守广场的人占上风。实际上,想撤退的人早就用脚投了票,目前广场上的大学生都是刚从外地来的,都还没有感到厌倦。过两天,他们烦了,够了,就回家了。但总会还有新人源源不断地来。这样下去怎么行?依我看,这一次还是撤退算了。学生们回到学校,从底层开始建设,锻炼自己的民主责质。”

我弟弟说:“你说的那些也是不可能的。学生会干部从来都是老师指定的,就算是选举,也是走走形式。没有老师同意,你连个小组长都当不上。像团结工会那样的组织,在中国刚一露头就会受到打击,绝对发展不起来。”

我承认我弟弟说得对。共产党的统治是铁板一块,绝不允许任何一棵异见的幼苗生长出来。在它的统治下,任何民间结社的企图都是与虎谋皮。在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里不可能慢慢成长出一个公民社会来。这次的示威已经走了这么远,倘若如此激烈的抗争都不能换来一个选举权,那么运动一旦结束,这点成果就像一场雨下到沙漠上,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我想起《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里有这样的话:“同胞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让一小撮坚持倒退,坚持反人民的人得逞,他们就会秋后算账,他们会从所谓清污、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直算到这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改革开放十年来的成果就会丧失殆尽。”尽管仍然使用了共产党宣传部的口吻,这份宣言确实概括出了眼下危在旦夕的形势:学生们和市民们的确是被逼到了光明与黑暗决战的最后一刻。

我不禁又想起了《国际歌》,这首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的歌曲,之所以会成为眼下示威群众的战歌,也许并不是因为“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而是因为它诞生于巴黎公社的血雨腥风?

难道这场示威最终还是要以暴力的形式一决胜负?

吃完饭,我们出了餐厅,沿王府井大街向南走。我弟弟一定要去广场上看一眼,不然他是不会甘心的。我嘱咐说:“你可以去广场看一看,但是不要在那里过夜。今晚一定要离开北京。如果军队动手,很可能选择在晚上。”

他说他不想回学校。宿舍都空了,也没有人一起踢球。

我说:“那就回家吧,反正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就到天津了。从北京去天津的车也很多,即使半夜也有过路车。”

他勉强答应了。

出了餐厅不远,街上有个四季香果品店。在冰箱还没有普及的日子里,夏天在四季香果品店门前吃西瓜是王府井大街的一景。这家店位于一个高台阶上,夹在碧春茶庄和王府井食品店之间。每年西瓜一上市,果品店就会摆出一个专门零售西瓜的柜台。西瓜有切成两半的,也有切成四份的,也有切成月牙形的。顾客买了西瓜可以带走,也可以当场吃。台阶下的便道上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大果皮箱, 当场吃的人就站在果皮箱旁边,一边吃一边往里吐籽。吃完西瓜再把瓜皮扔进去。

我从来没有站在路边吃过西瓜,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文明的生活习惯。但是那一天,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对于我从未经历过的生活的怀旧情绪。也许冥冥中我意识到:一种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一个时代即将结束,永不复返。

我问我弟弟:“你想吃西瓜吗?”他说不吃。

我又问小秦:“你想吃西瓜吗?”自始至终,小秦一直没怎么说话,但她是个乖巧的女孩子。既然我一再问,那就说明我自己想吃,虽然原因不明,她决定以行动支持我。“我想尝尝。”她说。

于是我买了两牙,我和小秦人手一牙,站在果皮箱旁“卡卡”啃了起来。我弟弟站在树荫下,无奈地看着我们俩,就像如今商场里百无聊赖等着妻子结束购物的丈夫一样。我心里暗笑:将来如果你们俩结了婚,等你们夫妻打架的时候,我一定支持你老婆。

随后,我感到一阵悲哀,一阵迷茫。不知我们还能否回到和平安定的生活之中,不知我弟弟是否能听我的话,在夜幕降临之前离开广场。
发表于: 10/16/2018 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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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05/2018 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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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北京深处的北京



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势力范围涵盖今日蒙古、中国、朝鲜以及周边地区,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统治中国的异族皇帝。早在1267年,忽必烈就来到了中都——被他的爷爷成吉思汗攻陷的金朝的首都。中都曾经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但此时只剩下夕阳残照,断墙残垣,好在金朝人在中都以东疏通的潞河依然水波荡漾,在中都以西修建的卢沟桥依然连接着永定河两岸。中都本来就拥有丰富的水系,金朝皇帝又在这里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并曾经创新性地运用水道来调运粮食。作为一个典型的喜欢“逐水而居”的蒙古人,忽必烈被这里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决定在中都的东北侧建设一个规模更宏大的新首都Khanbaliq,意思是 “可汗之城”。它就是今日北京的雏形。

Khanbaliq的建设始于1267年,完成于1276年。它的城墙北至今日的北三环,南至今日的长安街,东西至今日的二环路。传说中,Khanbaliq的设计遵循了孔子为周天子确立的形制,包括水平轴和竖直轴,于是北京城就成了一张四四方方的棋盘。也有人说,这是因为蒙古人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游牧,必须要靠日出日落来辩別方向,他们把强烈的方向感带进了自己建造的城市。无论哪种原因,北京城里反正留下了很多蒙古文化的痕迹,最明显的就是“胡同”这个词。语言学家公认:“胡同”的说法起于元代,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水井。

北京的胡同从诞生起,就打上了外来文化的烙印。但是经历了六百多年的发展,胡同文化变成了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往往是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老北京人。他们固守上一代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将其当作神一样的存在。汪曾祺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一个在清朝当过七品芝麻官的老北京人,他觉得哪儿也不如北京好。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別处好吃,因为掌管滋味的五味神在北京。

我小姨父就是住在胡同里的老北京人。他能说会道,叙述事物极其生动,但是人非常懒,下了班就往沙发上一坐,嗜烟酗酒。我外婆很不喜欢他,觉得他太没出息。当然,公正地说,我外婆也不喜欢我父亲。她觉得我父亲太自私,把她的女儿拐跑了。我小时候偶尔会去我小姨家,她家就住在绒线胡同,当年的三十一中对面。她家总是有一群人在打麻将,酒气熏天,烟雾缭绕。我小姨的两个孩子也都不喜欢学习,高中毕业就去西单摆摊了。我从外婆家搬出来后,跟小姨一家也就失去了联系。听说我小姨父很早就去世了,我小姨下了岗,似乎是过得不顺。不过,2004年左右,有一次我开车经过绒线胡同,发现那一带的平房都已经拆了,建起了一排排六层的安居房。我估计我小姨一家能分到一套安居房。西单一带寸土寸金,她再怎么不顺,房子也值几百万。这就是北京土著的优势。



大约从5月25日开始,我上班时尽量避开大街,改走胡同。走大街只有一条路线:先沿着南礼士路向南,到了长安街再向东。如果穿胡同的话,那就有太多的可能性了。比如我沿着东西向的松鹤胡同向东走,既可以向左拐进真武胡同,也可以继续向东直到枣林街,无论选择哪条路线,最终总是要右转到广宁伯街,穿过太平桥大街,进入辟才胡同,前面又是无数排列组合。这些胡同我都似曾相识,但又并非了如指掌。结果就是每天都有些小小的新发现,即使走进一条死胡同,也不会造成很大麻烦,无非多转两个弯,也就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只要坚持往东,总能走到西单。一旦到了西单,我就只能沿长安街向东了。这是因为从西单到王府井之间夹着一个中南海。

从南礼士路到西单之间的这一片胡同区,就是今天的金融街。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在这一片胡同区里行走。后来二环路修好了,我外婆家变成了二环外,这片胡同区则被围在二环内,虽然距离并没有改变,却使我在心理上产生了隔膜。我外婆家附近有两个电影院,一个是三里河工人俱乐部,一个是西养马营工人俱乐部。小学的时候,这两个俱乐部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1978年以后,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我回到了天津上学。暑假再来北京,我就感觉到了北京对我的排斥。和小伙伴们商量看电影,我总是提议三里河工人俱乐部,这是因为西养马营俱乐部就藏在这片胡同区里。既然北京都不要我,那么北京深处的北京肯定更排斥我。

相隔十年,我终于鼓起勇气,再次穿行在胡同里。我的第一感觉是胡同变窄了。这当然是错觉,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是我长高了。

从1978至1989,中国城市的外表在缓慢变化。大规模的建设还没有开始,变化主要体现在外装修上。小餐馆的外墙会重新粉刷,涂上亮丽的颜色;沿街办公楼的一层会出租给歌舞厅,顺着楼的立面竖起几层楼高的霓虹灯招牌。相比于1990年代才开始的大拆大建,外装修带来的变化都是渐进的,温和的。但即使这种表面上的变化似乎也没有渗透到胡同里。

十年过去了,胡同里不仅没有新装修的痕迹,反而显得更破败。很多四合院的围墙都已经残破不堪。有些墙上大片的涂料完全剥落,露出里面的青砖,砖与砖之间的粘合剂都被腐蚀掉了,看上去好像是一块砖直接摞在另一块砖上面,岌岌可危;有些墙作了草率的修补,胡乱涂上一层水泥,无论是材料还是颜色都与原本的墙体不符,就像墙面长了癣一样。无论我上班还是下班,石头棋盘旁边总有人在下棋。他们盯着棋盘,神情十分严肃,仿佛这局棋的胜负就是天下的头等大事。外面大街上发生着的动乱丝毫也不会打扰到胡同生活的平静。

在胡同里看到的天空总是长方形的,蓝天白云被框在四周的屋顶之内。经常有电线杆子伸进画面,偶尔也会有树。鸽子在房顶信步,时而冲上云宵,飞出画面之外,只留下富有禅意的鸽哨作为画外音。这种仿佛从洪荒时代就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具有强大的麻醉药般的感染力,能让我行走于其中的时候欣然忘记外面的路障、浓烟、颤抖的空气、烧焦的公共汽车,以及声嘶力竭的呐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动荡的时局内每天穿胡同而过,倒是一种清新和享受的体验。

有一天下班的时候,走在西养马营胡同里,我眼前的胡同忽然宽阔起来,空地上立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建筑,这就是我久违了的西养马营工人俱乐部。我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看电影,因为俱乐部属于工会,放电影带有福利性质,所以这里的电影票比较便宜。1989年的西养马营工人俱乐部已经不再放电影了,只是偶尔有机关单位开大会,借用一下电影厅。售票处旁边的玻璃橱窗里还贴着一些旧海报。我闲来无事,浏览了一下海报,竟发现了一些我以前从来都没听说过的电影:

《世界奇案的最后线索》:1942年,稀世珍宝“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神秘失踪,日本侵华部队、美国文化特务、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四股力量一起展开了夺宝行动。

《滴水观音》:1980年代,我国西南边陲的瑞丽河畔,一个代号“观音”的特务窃取了我军布防计划,準备偷越边境。国安人员立刻投入侦破工作将阴险狡猾的敌人抓获。

《夜半歌声》:1940年代,富商的女儿爱上了英俊的歌剧演员丹萍,富商唆使流氓用强酸毁掉了丹萍的面容,从此他头戴黑布罩,身披黑斗篷,成为剧院里的幽灵。

《爱滋病患者》:1980年代,国际卫生组织向中国南方某城市公安局发来警告,一个名叫托尼平克尔顿的爱滋病患者,临终前坦白了他在中国某大学任教期间曾与三个中国女孩子有过性关系。为了尽快查到这三个女孩子,公安人员开始与时间赛跑。

原来中国还有这样的电影?我感到十分惊讶。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样”的电影,我只知道它们打破了我一直以来对电影的印象。一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找到了可以描述它们的词汇,那就是“类型电影”。

在我的大学时代,中国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开始崛起。陈凯歌拍出了《黄土地》,张军钊拍出了《一个和八个》,张艺谋拍出了《红高梁》。这批艺术电影一上映,大学生们开始如饥似渴地钻研电影理论,“场面调度”、“意识流”、 “作者理论”……你要是不懂这些名词你就感觉自己不配看电影。直到1980年代结束,我都不记得我曾经为娱乐而看过电影。看电影似乎是为了满足学术要求,或者表达艺术态度。

其实,我在成长的过程中还是看过很多外国类型电影的。比如日本的《追捕》、墨西哥的《叶塞尼娅》,还有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改编的《太阳下的罪恶》、《东方快车谋杀案》。这都是标准的类型电影,但因为是外国的,故事背景中总有陌生的文化内容,以致于我看完电影总有受了教育的感觉。当年我们在北大上学时,一些学生社团通过特殊渠道弄到没有公映的外国电影,这些电影都没有配音,也没有字幕,需要请口译员现场翻译。有时翻译不够流畅,有时话筒会发出杂音干扰到电影音效,有时对话太密集,原声与翻译纠缠在一起。总之,不管多么娱乐的外国电影,只要加上同声传译,都会多少带上艺术电影特有的艰深晦涩。

一直到1989年,电影在我心中都是一种高眉艺术,我从来没有想过电影的功能可以是娱乐。然而,在北京全城陷入动乱的那几天里,在西养马营工人俱乐部废弃的橱窗前,我无意间发现: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电影,你明知道它是胡说八道,但你还是被它吸引。究竟谁拿到了头盖骨化石?代号“观音”的特务到底找到没有?跟风流教授睡过觉的女孩儿有没有染病?我发现我竟然很想知道这些故事的结局。我发现我竟然非常想走进电影院,用一场无脑电影来躲避那些看不懂的现世喧嚣。



戒严令下达整整一个星期了,广场仍然被学生们占领着,部队也没有强行进攻,广场上的气氛又松驰下来。5月27日,首都联席会议形成决议,建议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晚七点半,王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读了首都联席会议的《十点声明》。《声明》中的第八条建议学生们在五月三十日举行集会,将这次开始于四月十五日的活动推向高潮,集会结束后以游行的方式撤出广场,并保留在六月二十日人大会议召开时再次集会和游行的权利。然而王丹又强调:这只是建议而已,是否撤离广场要由留在广场上的同学们决定。该建议遭到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的反对,她认为这个建议是所谓精英知识分子的看法,不符合广场上学生的意愿。

记者招待会在记者们的困惑和矛盾的信息中结束。当《十点声明》被印刷出来并四处散发时,第八条已经回到了原来的语言:“如果人大常委会不在最近几天召开紧急会议,广场的抗议将至少持续到6月20日。”

谁能真正代表广场上学生们的意愿呢?台湾歌星侯德健建议搞一场一人一票的选举,但是没有人附和他的提议。

从5月27日到6月3日之间,我对时局的预测时刻处在摇摆之中。这一分钟,我认为学生们会取得胜利,中国马上就要向民主迈出一大步;下一分钟,我觉得军队立刻就会长驱直入,铁腕镇压。两种看法挂在天平的两端,势均力敌,难分胜负,稍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天平就会倾斜,但是转瞬之间,又会有新的砝码加在天平翘起来的一侧,形成新的平衡。

以5月27日为例。就在这一天,一直滞留上海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万里终于打破沉默发表了书面谈话,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重要决定”,并认为“国务院根据宪法第89条赋予的权力,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符合和维护宪法的”。而就在这同一天,众多演艺界明星在香港举办了一场“民主歌声献中华”的大型义演。香港演艺界的知名演员悉数到场,成龙、邓丽君、梅艷芳、侯德健、卢冠廷、罗文义演持续了12个小时,共筹得一千三百万港币。一边是万里,虽然只有一个人,但位高仅重,一言九鼎;另一边是热血沸腾的民众,虽然人微言轻,但数量以百万计。两边谁轻谁重呢?我内心的天平忽左忽右,飘摇不定。

5月29日下午,我接到了郭言的电话。

“我回北京了!”他兴奋地说,“我昨天回来的。”

“你爸让你回来了?”我问,“他不是要等到事件平息再让你回来吗?”

“不能什么都听他的,再不回来就太晚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解释说:民主的曙光就在眼前,新闻自由即将实现,如果再不回来,等到秩序完全恢复,报社就没他的位置了。

“原来你是个投机分子。”我不无刻薄地说。

他辩解说:报社主编一直对他非常好。现在报社已经没人干活儿了,处在半瘫痪状态,他怎么忍心让主编一个人孤军奋战?

我心想:主编派你去上海出差,你却躲到家里呆了二十多天,这怎么解释?不过,我更好奇的是他作出判断的理由。“为什么你判断学生会赢呢?”我问。

“这还用问为什么吗?已经非常明显了。民心根本不在共产党这边。”

“村田先生的判断正相反。”我说,“枪杆子在共产党手里,人们终究还是怕死的。”

“嘿,日本人懂什么?”他不屑地说。

我跟学生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可是总体上说,我喜欢他们仍然比喜欢共产党多一点。如今,胜利还遥遥无期呢,已经有投机分子前来攀附了,不禁让我对学生们的未来产生了忧虑。

他给我打电话是为了告诉我:中央美院的学生正在制作一尊民主女神雕像,他准备去报导,想约我一起去。我最反感他的这种态度,老觉得我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于是坚决拒绝了。他开始劝我,说各种好听的话。我没有当机立断把电话挂掉,而是任由甜言蜜语在我的耳边嗡嗡作响。听一个人说他如何想你,到底是一种享受,就算你知道那不是真的。不过,完全不是真的吗?据说谎话重复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有一瞬间,我的防御力降到了谷底,再降就要到海平面以下了。就在这时,电话中突然响起一个陌生女子的声音:“行了。她都已经说不去了,你还废什么话?”

话筒中传来“咔哒”一声,那是郭言把电话挂了。我下意识地把话筒从耳朵边拿到眼前,难以置信地盯着话筒看了几秒,然后才如梦方醒般把电话放回到底座上。

看来小肖是对的,我们的电话一直在被监听。只是这个监听员不太专业,一点也不像从事保密工作的人,倒像是胡同里常见的古道热肠,缺乏界限感的中年阿姨,看到两个孩子打架,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个子高的训斥一顿。 我应该恨她,因为她是专制制度里的一棵螺丝钉,可是我又恨不起来,因为这位big sister救了我。

虽然拒绝了郭言,但我仍然有好奇心,于是下班后我独自去了位于王府井大街校尉胡同5号的中央美院。胡同口挤满了人,离中央美院越近人越稠密。有人使劲按自行车上的铃。都是刚刚下班的胡同居民,一心想赶紧回家做饭,看热闹的人侵犯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天慢慢黑了下来。过了不知多久,忽然有人喊:“请让一下,请让一下”。人群自动分成两半,几辆平板三轮车依次从美院大院里骑了出来,每辆车上都有一堆东西,上面盖着布。有人突然伸出手,把布掀了起来,露出一段白色的雕塑。四下里亮起闪光灯,一闪又一闪,连绵不断,几乎成了白昼。听旁边的人讲:女神塑像高达10米,因为找不到那么长的车运输,只好将其切成了四段,分別放在四辆车上。说话间,一个纠察队员把布重新盖好,但很快又被人扯了下来。几番拉锯之后,塑像就变成了半遮半掩的状态。我前面的人群不断流动,我从缝隙中一会儿看到一条腿,一会儿看到一截身体,一会儿看到白色的飞扬的头发。

我在人群中随波逐流,一会儿踩了后边人的脚,一会儿又被前边的人踩了脚。 在持续不断恍如白昼的闪光灯护卫下,被切成四段的女神分躺在四辆三轮车上,缓缓地出了校尉胡同,沿着王府井大街继续向南。一上了王府井大街,路面就宽阔起来,但闻讯赶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三轮车行走的速度始终像蜗牛爬行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吉利的感觉。我从来都不迷信,但是此情此景,我分明觉得自己是跟着一支送葬的队伍在走。女神刚出生就死了,不仅被谋杀而且还被分尸。再没有比这个更不吉利的了。我偷眼看看前后左右,似乎没人和我有相同的感觉。每个人脸上都是狂热和赞叹。

晚11点左右,车队终于到达了天安门广场。这里已经用钢管和木板搭好了一个高大的架子。塑像的四个部分将借助架子的支撑一层层搭起来。架子周围已经聚集了好几万人,我无论如何也挤不到前排,于是我决定回家。因为制作雕像的材料有发泡塑料,纠察队员不断地用广播劝告现场观众不要抽烟,不要用闪光灯拍照。一直走出很远,我还能听到身后的广播。

我大步流星往家走,就像辛德瑞拉一样,一定要在午夜时分回家。到家时离午夜还差十分钟,按照我的定义,这不算夜不归宿,但只要我不回家我外婆就是睡不着。她靠墙坐着,一脸憔悴。

“你不能回来这么晚,我的心脏受不了了。”她呻吟着。

我说:“临时有点儿事儿,再说,还不到十二点呢。”

她脸上现出绝望的表情,然后,仿佛终于下了决心,严肃地对我说:“从现在起,每天晚上最晚七点到家。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搬走吧,再也不要住在我这里了。”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果断,自尊心让我脱口而出:“好。一言为定。”话一出口,我又后悔了。因为我忽然想到从6月1日起,我就要上夜校学日语了,每晚六点到八点,绝对不可能在七点前到家。今天已经是5月29日了,不,已经5月30日了。我怎么可能在一天之内找到房子搬出去?

天安门广场已经乱成了那个样子,那个夜校就在天安门广场旁边,还能正常上课吗?

明天打个电话问一下吧。我想,默默地关了灯。

黑暗中,我辗转反侧,心乱如麻。有一瞬间,我期待结局早点到来。这么长的拉锯,我也有点烦了。



民主女神的组装持续了一夜,又延续到第二天。5月30日中午,女神像组装完毕,举行了简短的揭幕仪式。人群中随机挑选的一男一女两位市民上来拉动揭幕的绳子。布片掉下来的一瞬间,女神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隔空对望。全场欢声雷动,“民主万岁!”等口号此起彼伏。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合唱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欢乐颂”,然后又唱了《国际歌》。

一夜之间,天安门广场旧貌换新颜。香港人用捐款购买了大量的野营帐篷,这些帐篷在29日运到了广场。学生们将帐篷按颜色分成阵列在广场上搭建起来。这些帐篷既遮阳又通风,内部空间宽大。前几天广场上还垃圾成山,污水成河,像难民营一样,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五颜六色的露营地。

30日晚上风雨大作,但民主女神像经受住了考验,分毫未伤。有了遮风挡雨的帐篷,学生们在广场上的生活也变得轻松起来。大家都说:就算这场雨下个十天半个月,他们也能坚持。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每年在这一天,官方都会组织各个学校的少先队来到广场举行宣誓仪式。今年官方组织已经瘫痪了,但仍然有很多孩子在大人陪同下来到广场观看民主女神雕像。



自从四月份胡耀邦逝世以来,形势的转折总是发生在周末。因此,在6月2日这个星期五,我们办公室里的四个人一致认为:暴力清场一定会发生在这个周末,因为我们谁也无法想像僵局还能再拖一周。不过,“暴力”仍然只是一个含义广泛的词汇,日本总公司要求我们给出精确的判断:中国军队到底会不会开枪?

当时流传着橡皮子弹的说法,于是我说:“我觉得有可能开枪,但是会用橡皮子弹。”

村田先生摇了摇头说:“不太可能。”

“为什么?”

“我不认为中国有橡皮子弹生产线。临时进口恐怕也来不及,再说,西方国家对中国本来就有武器禁运。”

“哦?生产橡皮子弹比生产真的子弹还复杂?”我感到难以置信。

村田先生解释说:橡皮子弹主要用于警告和驱赶。如果一个国家经常发生民众集会、抗议,和骚乱,那么这个国家就会生产橡皮子弹,以备不时之需。生产橡皮子弹倒未必需要很高级的技术。可是在1989年之前,中国并没有这样的需求。

“那怎么办?”我紧张起来,“难道要用真枪实弹?”

村田先生说:“我还是觉得中国政府不会开枪。最大的可能还是像当年处理‘四五运动’一样,用高压水枪加棍棒把学生们赶走。开枪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应该不会吧?怎么会呢?”

“不会就好。”我愿意相信他的判断。

下午,川岛小姐整理出好几箱文件,让我将其粉碎。我们办公室会定期粉碎文件,这本来很正常。但这天下午,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这是在为撤离做准备。最坏的情境会是什么呢?军队冲进北京饭店,要求所有外国公司离开中国?

好消息是:我要去学日语的那间设在二十八中的夜校已经无限期停课了。这使我避免了被我外婆立刻赶出家门。

粉碎机嗡嗡地单调地响着,把文件打成了篷松的纸面条。一个垃圾袋装满了,我就将它拎到走廊尽头的垃圾间里。楼道里异常安静,我能听到自己的脚步落到厚厚的地毯上发出的“扑”、“扑”的声音。很多公司从上个星期就已经没人上班了,尤其是那些只有一个老板一个秘书的小公司。如果哪个房间仍然人来人往,那里一定住的是外国记者。

最后一个纸箱子里装的都是我拍的照片。我有些不忍心将它们全部销毁,于是挑了几十张,趁川岛小姐不注意,偷偷放进我的背包里。

北京饭店每个楼层都有一个公共卫生间,卫生间里摆着一个体重计。扔完最后一袋垃圾,我到公共卫生间去称了一下,发现我的体重低于60公斤了。这是我自从身高定型以来的最低体重。看来每天步行二十公里对我还是很有好处的。为此我开心了一会儿。

村田先生在下班之前最后一刻,把自己对未来形势的判断用传真发给了日本总公司,就像在比赛开始前的最后一分钟投下赌注一样。传真发出去了,传真机发出一声长长的“嘀——”,仿佛为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

然后,村田先生对我说: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我很想问:下星期一呢?但我没问。我比任何一个时刻都更清醒地意识到:未来无法预测,即使松田先生也不能。我能做的只是等待,看事态如何发展。

我故作轻松地说:“好啊,明天在家睡个懒觉。”



6月2日我下班路过天安门时,发现人民英雄纪念碑又成了热点。一些人站在纪念碑的基座上——当时我并不知道那就是“四君子”,身后立着一幅巨大的标语“別无选择!”每当出现“別无选择”这个措辞时,总是有人要进行更激烈的行动。比绝食还激烈的是什么?学生中一直都有激进分子在倡议自焚,难道是现在?惊叹号很粗,很触目惊心,吸引我往纪念碑的方向走了过去。

自从激进的学生运动开始以来,一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一直希望指导学生运动,并充当学生和政府之间的谈判媒介,但野性十足的年青人拒绝接受任何指导,同时对知识分子的动机充满了怀疑。在这群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位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名叫刘晓波。胡耀邦逝世的时候,他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美国,刘晓波十分激动,立即回到了中国。进入5月下旬,学生与知识分子的分歧越来越大,很多知识分子心灰意冷,干脆退出了。刘晓波却认为:为了获取学生的信任,自己必须成为学生运动的一员,而不是做一个场外指导。于是,他发起了知识界名人在广场接力绝食活动,并且找到了三个人与他一起进行第一批绝食:周舵——四通集团公司管理人员;高新——北师大的前校报主编,以及来自台湾的歌星侯德健。

侯德健成名于七十年代台湾的大学校园。1978年,当美国放弃台湾改而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年轻的侯德健创作了歌曲《龙的传人》,其中有这样的歌词:“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表达了迷茫、痛苦、对中国的想像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对这首歌大力推广,但又要求侯德健对歌词进行修改,加入国民党宣传机构喜欢用的“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等词句,侯德健对此表示无法接受。1983年,为寻找音乐创作的自由,侯德健前往中国大陆。此时台湾尚处于戒严令管制之下,前往中国大陆被视为违法。有台湾的音乐同行认为侯德健前往大陆是因为反感台湾当时的审查制度,但侯德健本人从未确认这种说法。假如这种说法是真的,这倒能解释为什么他迅速在中国大陆与自己的工作单位发生了冲突,并且在1989年卷入学生运动。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艺术家桀骜不驯的个性使然。然而,艺术作品的命运往往又不是它的创作者能够支配的。侯德健的《龙的传人》在中国大陆也受到广泛欢迎——既受到官方的强力推广,也受到民众的热烈追捧。“龙的传人”进入日常语汇,代表中国民族的自我认同。

6月2日下午四点,这4位被称之为“四君子”的人一起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宣布戒严72小时(侯德健只能绝食48小时,因为他事先已经有一场音乐会的安排)。 “四君子”宣读了一份自己的宣言,这份宣言同时批评了政府和激进的学生,指责他们的非理性情绪已经将危机持续升级。它最后骄傲地宣布“我们没有敌人!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20年后,当刘晓波被以颠覆政权罪判刑的时候,他在法庭上发表了一篇陈述《我没有敌人》。回首往事,可以看出在1989年,“我没有敌人”的意念已经在刘晓波心中萌芽。可惜,在群情激奋的广场,没有人注意这份宣言的措辞。侯德健成了当然的明星,他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演唱《龙的传人》。当他停下来喘口气时,刘晓波试图演讲。但是他的演说对观众毫无吸引力,听众们响亮地齐声呼唤着,“侯德健!”“侯德健!”热情地要求他返场。

原来不是自焚,我放了心。很快,我的注意力被其它广播吸引了过去。当时在广场上有很多广播站,每个广播站有一定的传播范围。各个广播站的覆盖范围有所交叉。我所在的位置正好能听到两个不同学校自治会的广播,内容都是紧急呼吁:戒严部队开始大批进城,他们或用军车,或用其它车辆,或列队跑步,或着军装,或着便服,正在以多种方式从多条路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现在事态万分紧急,请同学们、老师们、广大市民们立即行动起来,到各主要交通路口设置路障,拦截军车。

我对于信息的模糊十分失望。什么叫做“或用军车,或用其它车辆,或列队跑步”?什么叫做“或着军装,或着便服”?什么叫做“以多种方式从多条路线”?我听出的只有疯狂和惊慌:“狼来了,这回狼真地来了!”相比之下,“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广播就显得更简单,更明确,更沉著:“请到工自联帐篷来领取武器。工自联指挥部正在发放菜刀、铁棍、铁链子、竹竿等自卫武器。”不过,如果我去领武器,他们会发给我吗?既然军人有可能穿着便装步行混进广场,他们如何决定发给谁不发给谁呢?

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向我袭来。没有什么比无法分辨每一个人的身份更让我恐惧。自从这次学生运动开始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走出天安门广场后,我看到长安街上横放着一辆公共汽车。车头朝南,车尾朝北,显然是被抗议群众收缴了来阻挡军车的。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人手里拿着一把刀,朝着汽车后轮的轮胎扎去,随后他绕过汽车尾部,到了汽车另一侧。汽车挡住了他的身影,我看不清他在做什么,只看到汽车的尾部慢慢地矮了下去,好像一匹疲惫的马蜷起了后腿,趴在了地上。

新华门前聚集着一些学生和市民。新华门大门紧闭,几百名解放军组成人墙。双方沉默地对峙。在六部口附近,我又看到一辆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中间。我下意思地观察了一下车轮。轮胎还是完好的。几名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站在车顶上,用扩音器呼吁市民们立即行动起来,到西郊去拦截军车。继续往西,又一辆公共汽车横在路上,这辆车的车胎也是好的,但是部分车窗四周有火烧过的痕迹。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被人推倒,一群人正在拾捡砖块,拆除钢筋,准备作为武器。

终于到了西单,我迅速钻进最近的一条胡同。胡同里的氛围比大街上轻松多了。正是晚饭时分,从斑驳的院墙里飘出各家各户饭菜的香味。北方人做菜喜欢先用油把葱、姜、蒜等炒出香味,然后再把原材料放进锅里翻炒,这样炒出来的菜即使只是白菜、豆腐也会在空气中散发出一种刺鼻的香辛味。也许这就是五味神存在的证明吧?街角的石头棋盘两旁照旧有人在下棋,很多人手里端着饭碗,边吃边为自己一方的选手助威。

再拐一个弯,就到西养马营了,这时我发现在一棵电线杆子旁边聚集着一群人。人们的脸上都带着既凝重又疑惑的神色,似乎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又无法得到解释的事情。

我站在人群外围,踮着脚伸着脑袋往前看。原来是有人在胡同里发现了一包压缩饼干。包装上没有品牌,于是大家推测这是部队发的。一群志愿者在饼干发现地点周围搜索,直到在这根电线杆子上发现了用粉笔画的一个三角。周围的居民都被叫来辨认这个三角。

“不是我画的,也不是我家孩子画的。”一个人喃喃地说。

“我家没有粉笔。”另一个人说。

“后面的人请到前面来,大家都认一认。”有人喊道。

“不用认了,肯定是部队侦察兵做的记号!”另一个人大声喊道。“大家都警惕点,注意胡同里的陌生人。”

我心里一惊,斜眼看看左右,还没有人注意到我。我悄悄地离开了人群。再拐一个弯,就进入了西养马营。一进入西养马营,我就飞跑起来。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前面就是二环路了,已经看得到行人过街指示灯了。一旦过了这条街,我就算逃出了这片北京深处的北京。
发表于: 11/05/2018 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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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遗忘,在一周之内



多年以后,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在六月四日早晨六时二十五分听到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时叫Radio Beijing)播音员向全世界宣布:北京发生了屠杀。Radio Beijing是短波广播,附近工厂的大马力电机、马路上的有轨电车、汽车发动机的火花、室内的电子日光灯、电视机、电话线等等,都会对信号产生干扰,损害广播音质。但在六月四日凌晨,北京被一片死亡的寂静笼罩。工厂的机器停止了转动;电车搁浅在终点站;我的朋友拉紧窗帘,连台灯都不敢打开,因为有谣言说:军人只要看到亮着灯的窗口就会扫射。天色渐渐亮了起来,以电为标志的现代文明却哑然失语。就在历史大踏步倒退的时候,我的朋友听到了此生听过的最清晰的短波广播:

This is Radio Beijing. Please remember June the third, 1989. The most tragic event happened in the Chinese capital, Beijing。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

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很遗憾,我错过了这条广播。在我外婆居住的南礼士路一带,一直到凌晨两点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这之后才是排山倒海般的寂静。在无边无际的静夜的包围中,我渐渐睡去,并且越睡越沉,直至沉入深不可测的梦乡。天亮了,清洁工该打扫街道了,卖早点的餐厅该卸下门板了,骑车上班的人该不耐烦地按响车铃了。在和平的日子里,早起的人们总会自豪地向世界宣告他们的勤奋,让我这种懒人感到羞愧,睡不安稳。但是当六月四日的天空渐渐变成白色,街头的沉寂却一如深夜,仿佛醒着的人都不愿意宣告自己仍然活着。出于羞愧,或者出于不知所措,他们将生命的迹象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于是我就一觉睡到了自然醒。

我睁眼一看,已经接近中午了。外婆正坐在床上绣花。

“你可睡得真香,还打呼噜呢。”外婆说。

“是吗?”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怎么觉得我根本没睡着呢?凈做恶梦,累死了。”

“做梦确实很累,”我外婆迎合着我,“今天可千万別出去了。”

“不会的,”我说。

说话间,我走到了窗前。对面的街心花园里已经出现了站岗的军人。昨天我看到的军人还穿着试图掩饰身分的白上衣绿裤子,今天则毫无顾忌地穿上了全套绿军服。他们戴着钢盔,端着步枪,两人一组,背对背站着,警惕地盯着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

那一切已经发生了?那一切已经结束了?难以置信。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拿着脸盆,去了公共厨房。我到的时候,几个主妇正在一边准备做午饭,一边谈论广场上到底死了多少人。见我端着脸盆,睡眼惺忪地进来,有人的嘴角牵动了一下,似乎是在心里不由自主地对我进行了一番褒贬。我是这个楼层里唯一上过大学的人,在这样的时刻,谁也无法忘却我曾经是个大学生。

我一边慢条斯理地洗脸刷牙,一边听他们的谈话。我听出人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说法: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学生们全被打死了,广场上血流成河。第二种说法: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外围,比如离我们这里不到三公里的木樨地,那里死的人最多。等军队推进到天安门,却基本没有开枪。学生们大部分都安全撤离了。

第二种说法让人感到难以置信。你想啊,军队一路上打死了那么多拦路的人,等到了目的地,却只是把学生们赶跑了。这怎么可能呢?冤有头债有主,难道不是学生们动员市民替他们拦阻军队,才在木樨地等地发生了血腥冲突吗?等军队到了眼前,学生们居然没有抵抗?

第二种说法尽管匪夷所思,却有证人证言。小秦说:今天早晨,她在三里河亲眼看到了上千学生,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垂头丧气往西边走去,就像刚是从地震灾区撤下来的难民。

“他们就这样撤了?真是太便宜他们了!”有人恨恨地说。

“说到底,普通老百姓就是不应该跟在大学生后头闹事儿。死了这么多市民,政府倒放过了学生!”第二个人说。

也有人说:“未必会放过他们,等着瞧吧,现在已经六月了,马上就毕业分配了。到时候全给他们发配到农村去,再来一回文化大革命,让他们上山下乡,吃点苦头。”

我没有想到仅仅一夜之间,人们的口气就有了这么大变化。昨天晚上不是还在喊“打倒法西斯”吗?我赶紧拧干毛巾,在脸上胡乱擦了一把,端着脸盆,撤退出来。不想竟然有人追了出来,轻轻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姓薛的女人。

“薛阿姨,什么事儿?”

“刚才你进来之前,我正在叮嘱大家不要开窗户。你大概没听到我的话吧?”

“没有,”我说,“为什么?”

她说:从昨晚开始,长安街沿街的高楼上不断有人往下扔砖头或者自制的土炸弹。军人们变得歇斯底里,只要看见开着的窗户就要射击。木樨地附近有一座“高级干部楼”,里面住的都是部长级的高官,有一位部长的女婿凌晨起来洗脸刷牙,刚一开灯,就被街上巡逻的狙击手开枪打死了。

我点点头,对她表示了感谢。

回到家,我把薛阿姨的话告诉了我外婆。外婆当即把窗户关上了。这可是六月,窗户一关,屋里顿时闷热起来。我只好打开门。男厕所的窗户朝向内院,从内院经男厕所刮进来的风,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丝挟带着臭味的清凉。

伴着厕所的味道,闲言碎语继续在楼道里流传。有人说:关上窗户也不一定能保证安全。狙击手总是有限的,要优先安排在长安街。在我们楼下站岗的那几位,看样子是新兵,打过的子弹大概还没有咱们老孙打得多呢。俗话说,“子弹是不长眼睛的”,说的就是这些新兵射击根本没准头。

我悄悄地拉开窗帘,远远地打量那两个军人。他们一动不动,左手握着枪身中部,右手放在枪托上,枪从他们的左肩僵硬地伸向腰部。听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应征入伍的,以前从没来过北京,也没见过魔鬼一样的高楼,所以他们才会神经兮兮,感觉高楼本身就是威胁。

夜晚降临,外婆转着圈把屋子看了一遍,认为全屋最危险的地点就是我那张折叠床。因为它正对着窗口。如果流弹飞进来,很容易打中我。她让我和她一起睡在大床上,而且把墙角的位置让给了我。我虽然觉得不必要,但还是非常感动。淡淡的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照进屋里,月亮的清辉覆盖了我的折叠床,外加大床靠窗的那一半。按照外婆的理论,凡是暴露在月光下的,必然也会暴露在枪林弹雨中,于是我说:“您往我这边挪一挪吧,离窗户远一点儿。”她听话地朝我这边挤过来。我们俩几乎贴在一起。我只能侧身躺着,这样才能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她伸出手,开始抚摸我的肩膀,然后顺着我的侧身曲线一路向下,摸到我的胳膊,我的腰。

我小的时候,她经常这样抚摸我,尤其是在我发烧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折磨病人的各种酷刑我外婆都十分熟练,比如刮痧,比如狠掐我的姆指和食指之间的一个穴位。每次她都把我折磨得像一只被屠宰的小猪一样吱哇乱叫。支撑着我忍受酷刑的,是对上一次痊愈的记忆。经验告诉我:这一套其实是有效果的,尤其是掐穴位,几乎是立竿见影。只要外婆觉得够了,手指一松,我的嗓子立刻就不痛了。接下来,我就会大汗淋漓,满眼热泪,心存怨恨地侧过身,背朝她躺着。这时她就会伸出手,先是抚摸我的头,然后是肩膀,然后顺着我的侧身曲线一路向下,直到我的胳膊,我的腰……我则一边抽泣一边昏沉沉地睡去。

记不得我们有多少年没有举行这一套仪式了。此刻,她的手在我身上游走,古怪的感觉令我汗毛倒竖。我无法回到曾经的无邪心态。我条件反射似地攥住她的手腕。她的手腕皮肤松驰,像一块用了很久的毛巾。我把她的手从我身上拉下来,固定在她的胸前。她闭上眼睛,竟然发出了一阵满足的呻吟。

她一定是太孤独了,我想。

谁又不是呢?



精神上的铁网是一步一步收紧的。

一切悲剧在刚刚发生过后,总有人心怀否认,总有人希望形势很快翻转。就算海洋一夜之间被陆地埋没,海水总不会消失,总要通过“海眼”喷发来显示存在。民意就是海洋,新闻媒体就是“海眼”。六月四日晚19点,我打开电视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出现在屏幕上的节目主持人杜宪和张宏民各自着一身黑衣,以示对死难者的哀悼。杜宪眼含热泪,以低沉的声音朗读下列文稿:

“戒严部队指挥部消息:从昨天开始,北京的事态急转直下,近一个多月来极少数人制造的动乱,已经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在首都工人和市民的配合下,以坚决的措施平息这场暴乱。今晨五时左右,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学生和他人同时撤走。”

杜宪刚读出标题,屏幕便切换为文字,两位身着黑衣的主持人从屏幕上消失了,只能听到杜宪无精打采的朗读。这是中国最重量级的官方媒体,显然两位主播的表现令导播始料不及。然而,这样的“海眼”很容易被压制。杜宪和张宏民很快就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消失了。

他俩的继任者是李瑞英和薛飞。薛飞再次公开表示了哀悼,于是薛飞又被撤换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张宏民不知何故恢复了原职,杜宪和薛飞则永远地离开了“新闻联播”的岗位。时间一久,人们的记忆开始模糊,认为杜宪和薛飞是6月4日晚上主持“新闻联播”的人,实际上薛飞是6月5日晚上的主持人。

一天之内,各级电视台的报导重点就转向对暴徒罪行的揭露:他们设置路障;围堵各路入城的戒严部队;用砖头、石块袭击武警战士、公安干警和维持秩序的群众;一名解放军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焚烧,还被挂在立交桥栏杆上;两名受伤的战士走出医院后被绑架,至今下落不明;一伙暴徒哄抢西单的商店,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打。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事实。市民与军队之间的敌对情绪开始软化。人们会想:也许那些被打死的平民并不是百分之百无辜?也许他们中有些极其个別的人,对于军人实施了不必要的暴力?当然,毕竟是军人使用暴力在先。但只要打起来,暴力使用得是否过份就很难说得清了。打架又不是武术表演,哪里能计算得那么精确?唉,子弹是不长眼睛的!电视台反覆播放崇文门立交桥上倒挂着的一具烧焦的尸体。解说员用愤慨的声音说:“看,一名解放军被暴徒活活烧死后,他们还嫌不够,还把他的尸体挂在立交桥上。”心软的人一看见这个镜头就赶紧扭过脸去。唉,那也是某人的儿子呀!他的父母该多么难过!这些暴徒也太狠了。正常人哪能下得去这样的手?他们是不是精神有毛病?想到精神病,人们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乔。三楼那个跳舞的小伙子,你觉得他干得出这种事吗?

乔的母亲在公共水房里大声澄清:“小乔什么都没做,他只是把一个受伤的人送到了儿童医院,仅此而已。”



6月7日晚十一点,我和外婆已经躺在床上了。街上忽然响起了一阵沉重而杂乱的脚步声,似乎有人从儿童医院朝我们这栋楼狂奔。有人大喊“站住!”但脚步声并没有停止。形势发展得非常快,几乎不到一分钟,沉重而急促的脚步声就已经到达我家的窗下。一声枪响。一具肉体扑通摔倒在地的声音。一个女人尖叫了一声。随后又是几声枪响。我记不清到底响了几下,似乎至少三下。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近的射击。原来枪声就和放鞭炮一样,只是要吵很多倍,以至于我感觉墙就像纸糊的,也许根本就没有墙,我、开枪人、被追赶的人都在同一个开阔的空地上。

我和外婆面对面躺着。我们既不敢说话,也不敢动。我抓着她的手,说不清是为了限制她的行动,还是为了自己获得安慰。更多的脚步声、吆喝声、训斥声,哭声,在楼下响成一团。又过了几分钟,这群人离开了。一切迅速恢复了安静。

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保持着僵硬的一动不动的姿势,就像刚刚还在躲避追逐的动物,现在虽然到了安全地带,却又无法确认是否已经彻底甩掉了捕猎者,只好继续装死。也许猎人依然在窥视着,我们必须泯灭一切生命的迹象。就在这时,我想起了郭言。他现在怎么样了?他那么兴致勃勃地回到北京,预测学生会取得胜利,担心再晚些就赶不上分享胜利果实。照此推算,六月三日他应该在广场。他还活着吗?虽然我已经不爱他了,但我仍然希望他活着,就像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活着一样,包括那个被烧得身体缩短了好几寸的解放军战士。谁都不应该遭遇如此残酷的命运。可如果郭言活着,他现在应该忙于报道解放军战士平息反革命叛乱的丰功伟绩。那又是何等屈辱的工作!不错,他是一个投机分子,但他还不算特別无耻。我了解他。他还是有一点良心和良知的。如果他活着,一定活得很憋屈。

我忽然很想联系郭言。我想知道他活着,而且活得受罪。

天亮了。大屠杀之后的第五次天亮。伴随着破晓,我家窗下开始发出轻微而杂乱的声音。起初好像一群蚊子在“嘤嘤”叫,后来变成一群苍蝇在“嗡嗡”叫,随后变成一群鸟儿在“叽叽喳喳”。我和外婆面面相觑,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我想去公共水房打探一下消息,刚一打开房门,就看到男厕所门口站着几个人,其中就有小秦。小秦一见我家的门开了,脸上立刻放出光来:“昨天晚上打死人了,你看到没有?”我说:“听到枪响,不知死了人没有。”她有些难以置信:“你没看?”我无言以对。小秦说:“来来来,咱们一起看看。”一边说一边朝我家走过来。我让开路。她走到我家门口,对我外婆说:“阿姨,您早晨好!您家这个位置多好啊!”外婆莫明其妙,嘴上应和着:“啊?是不错,不错。”小秦说:“阿姨,我在您这里看看外面,看一看就走。”外婆吓得脸都白了,急忙走到屋外,和我并肩站在走廊里。

小秦身后的几个人都跟了进来。他们对我外婆点头哈腰,十分客气。我外婆家的窗户是木头窗框,用插销固定。小秦伸手把插销提上去,把窗户往外一推。窗户推开的瞬间,我听到从楼下传来仿佛开水煮沸一般的声音。中国成语有“人声鼎沸”一说,看来所言不虚。

外婆脸色煞白,手捂着心口,几乎站立不稳。我赶紧把她扶进屋里,让她坐到床上。她手搭着床沿,勉强保持着坐的姿势。那几个人围在我家窗前,争论不休,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外婆的表情。

我听着鼎沸的人声,猜测着楼下到底聚集了多少人。那些人全不怕死吗?如果他们不怕,那小秦他们也可以到街上去看呀。

正想着,就听小秦说:“咱们下去看吧,这里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一片人头。”

另外几个人犹豫不决。

“那么多人都在下面,不会有事的。”小秦说。

“你也一起去吧。”她热情地招呼我。

“我外婆不舒服。”我解释到,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

他们终于注意到我外婆痛苦的表情,纷纷说:“对不起,打扰您了。”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去。

他们走时没有关窗户,我只好走到窗前。关窗的时候我顺便往下看了一眼。只见楼下一片海洋似的脑袋在涌动。有的留着平头,有的梳着辫子,当然也有秃头。脑袋们遮挡了我的视线,令我完全看不到受害者,只能推测受害者躺在正对着我家窗下的墙根儿上。

过了一会儿,第一批下楼的勇敢者终于回来了,向大家汇报说:被打死的是一个年轻工人,昨晚下夜班回家,撞上了巡逻的戒严部队,被误杀了。

这个无名年轻人的死竟然解放了我们这幢楼上的居民。一连四天没有人敢外出,现在,为了不错过正常情况下一辈子也看不到的场景,人们豁出去了,一个接一个勇敢地迈出了楼门,结果竟然一个接一个毫发无损地回来了。楼道里的气氛慢慢变得轻松,有人甚至说:其实军人很和气的,那个站岗的小伙子还冲我笑呢。

进一步的消息传来:那个小伙子已经结婚了,但是有一个婚外的女朋友,昨天是去儿童医院接下夜班的女朋友。突然碰上戒严部队,他以为是管风化的警察。在1980年代末,如果警察在深夜看到一男一女拉着手走路,就有可能要求他们出示结婚证。如果拿不出结婚証,就会被带到派出所,让家人或者单位的领导来领人。小伙子肯定是害怕奸情败露,才会心慌意乱,撒腿就跑,没想到招来了戒严部队的枪击。

大家都觉得这个解释比较合理。如果是正常下夜班的工人,他为什么要跑呢?再说,枪击后的确有女人的尖叫和哭声。

“真是太可惜了,他为什么要跑呢?难道到脸面比生命还重要吗?”

“这也很难说,也许他的老婆像母老虎一样。”

一直到中午,我家窗外才恢复平静,大约是尸体终于被运走了。



下午两点,趁外婆躺在床上午睡,我悄悄地走出了房间。我已经想好:如果她醒来看到我不在,我就说刚才去上厕所了。经过女厕所的时候我没有停留,而是一直向前,走向楼梯,走下楼梯,走进门厅,走出大门……

街上的人看起来都很正常,但又都显得不对劲儿。他们好像大梦一场,刚刚被从梦中唤醒;又像大病一场,现在还处于药物的影响之下。我在他们的眼中大概也是同样的表情。我放眼望去,感觉街上的一切都那么熟悉,但又那么陌生,似乎我的视觉神经在不断地向大脑传递似是而非的信号。

过了南礼士路有一条小巷,儿童医院的后门就藏在小巷深处。我的目的地是巷口的投币电话亭。电话亭的门很紧,我用力拉了好几下才拉开。钻进电话亭,我拿起话筒,往电话机里塞了几枚硬币,拨通了丽都饭店的电话。电话铃响了几声,一个接线员先后用英文和中文说:“你好,丽都饭店。”我说:“请接XX房间。”接线员问:“你找谁?你有什么事?”这种盘查以前没未有过。我说:“我找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村田先生,我是公司雇员,有工作要汇报。”她说:“你稍等。”话筒中响起一阵音乐。乐曲只有八个小节,播完又从头开始。不知循环到第几遍,村田先生拿起了话筒。音乐刚一中止,话筒中突然出现“嗡嗡嗡”的杂音,大概是监听设备启动了。

我试图盖过杂音,用力扯着嗓子喊:“我是小王!您还好吗?”

在杂音的干扰下,村田先生的声音就像秋天的蚊子一样有气无力:“我一切都好。谢谢你!”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星期一。”他说,但语调并不坚定。

“好,星期一!”我大声重复,生怕他改变主意。

他又补充了一句:“星期天再给我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好!”我说,然后挂上了电话。

村田先生还在北京,我还有办公室可去。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从电话亭里出来,我试图回手把玻璃门关好。那扇门歪歪斜斜地吊在门框上,怎么也关不严,仿佛这电话亭是一次性的,被我用了一次就作废了。正在这时,我看到小乔从马路对面过来。我们俩目光相遇。只一瞬间,我感觉出他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他眼中的疯癫不见了,那种似乎看着你又似乎看着远方的捉摸不定也不见了。当街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梦游一样时,他却恢复成了一个完全正常的人。

他甩一下头,把浏海甩到一侧,然后跟我打呼:“你去哪儿?”

我说:“我刚才去打了个电话。已经打完了。你呢?”

他说:“我去儿童医院。”

我想起他母亲说过他曾经把一个受伤的人送到儿童医院去,于是突如其来地问到:“那个人是你的朋友?”

“不是,”他显然知道我说的是谁,“我跟他根本不熟,那天晚上在木樨地认识的。他拿一个摄影机,很新款,我借过来玩儿了一会儿。刚还给他,他就被打中了。要是再晚几分钟,也许被打中的就是我。”

我心里一震。想起我的相机两次被抢。表面上看都是孤立的事件,说不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相机可以留下证据,是暴力的敌人,所以必须优先摧毁。

他问:“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

我们走进小巷,来到儿童医院后门。白天正常就诊的病人都使用位于南礼士路的正门。只有夜间急诊才使用后门。六月三日晚上的伤员就是通过这个后门送进来的,此后和那批伤员有关的一切人就都从后门出入。死者也经后门运出。

进了大门,迎面是一幢灰色的急诊楼。楼门右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纸,前面围着几个人。那就是死者名单。从六月四日早晨开始,失踪人士的家属开始在各大医院寻找亲人。医院会把有名有姓的死者列出名单,贴在墙上。如果在这个名单里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家属就可以前往太平间领取尸体,否则的话,就要前往下一个医院,继续寻找。

我想问小乔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但又不敢出声破坏肃穆的气氛。站在我们前面的那几个人眼睛盯在名单上,我从他们的后脑勺上都能读出揪心的痛苦。

小乔也紧张得屏息静气。他把名单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然后又从尾到头浏览了第二遍。最后拉了我一下,走开了。

走出大门,他问:“咱们坐一会儿?”

我说:“好。”

大门旁边有个小小的花坛,我们俩坐在花坛边上。他拿出一枝烟来,递给我。我本来不抽烟,但是也接了过来。

抽到一半,他问:“我想进去,到病房里找找。你想不想跟我去?”

我说:“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他说:“不知道,就知道他姓郭。刚才那个名单上没有姓郭的。”

我心里一阵揪心的痛,赶紧把烟在花坛的土里掐灭了,说:“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我回到电话亭,又往电话机里塞了几枚硬币,拨通了郭言的电话。郭言住的是单位宿舍,几幢大楼组成了一个大院,大院门口有个传达室,传达室里有一部公用电话。郭言给我电话号码时嘱咐我: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打这个电话。如果现在还不算万不得已,那什么时候才算呢?我必须知道他还活着。小乔的信息给了我借口。当然,我心里也明白:姓郭的太多了,哪有那么巧?

电话是一个老太太接的,我说了郭言的楼号和房间号,老太太就把电话放在桌上,取出一只扩音器,站在院子里喊道:“XX楼XX房间郭言,电话。”

随后就是一阵寂静,除了老太太翻动报纸的声音,以及她和路过的人闲聊。“你好,”“回来了?”“火车站情况怎么样?现在还有火车吗?”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一个女子的声音:“刘大妈,找我们家郭言的电话?”

“对。”

“郭言睡觉呢。”

“嗯,那你替他接吧。”

话筒被人拿了起来,一个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女子的声音:“喂,谁找郭言?”

我默默地把电话挂了。



生活以奇迹般的速度恢复。道路上燃烧的军车被拖走,杂乱无章的隔离墩恢复了原位,行人无所顾忌地走上街头,各大商场恢复了正常营业。

中国人有一种“成王败寇”的心理。只要你失败了,你就是被历史淘汰了,从前的勇敢如今也变成了鲁莽,从前的正义如今也变成了不合时宜。反过来说,只要你胜利了,你就是被历史选择的一方。六月三日晚上人们还在喊“打倒法西斯”,一个星期后就变成了“到底是共产党厉害啊!”

“哼,”有人从鼻孔里轻蔑地哼了一声,“想跟共产党斗,还嫩了点儿!”

星期天下午,我再次溜出去打电话。隔着一条马路看过去,电话亭的门已经不见了,我心里一阵不祥的感觉。等我拿起电话机,发现听筒里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要进楼门,正碰见李伯伯从里面出来。他一见我,脸上立刻绽放出礼貌的笑容:“哎哟喂,你这是从哪儿回来?”

我说:“我去打个电话。”

“你好像在家呆了一个星期没上班?你的老板还在中国吗?”他关切地问。

“应该还在吧,”我说,“但愿还在吧。”

“李敏特別羨慕你,总跟我说你是个有本事的人,能挣大钱的人。”他盯着我,眼睛里仍然带着笑意。

我却觉得这句话有点古怪,似乎后面藏这一个“但是”。“没有啊,”我说。“我就是一个秘书而已。”

“能给外国人当秘书很了不起,”他说。他抬起头,目光掠过我的头顶,仿佛是看向远方,看向未来,“只不过,外国人都是靠不住的。一旦中国出事儿,他们拔腿就跑了。这下你可怎么办呢?”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他也并不想知道我的答案。他只是想把这句话说出来。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



六月十二日,星期一,我虽然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但也决定去上班。街上的人绝大部分和我一样,期盼生活恢复秩序。只有极少数人,仍然在各大医院疯狂地寻找亲人。据说,有一个亲属直到一个月后才在某医院的自行车棚里找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只能通过衣服上的金属钮扣来确认死者的身份。

村田先生、川岛小姐、小赵、我,四个人又见面了。虽然我们只是工作关系,但是毕竟经历了一番劫后余生,再见之时我心中竟有隐隐的感动,仿佛彼此产生了一丝丝亲情。

对我来说,自从4月份学生抗议开始,有关天安门的一切就是我的全部。可是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众多事件中的一件,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一件。

自从进入1989年,日本人讨论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引入消费稅。消费税在日本已经讨论了十年,一直阻力很大。竹下登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与政治家、官僚阶层、企业、工会等各方达成共识,於1989年五月实行 3% 的消费稅。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报应就来了。六月三日,竹下登因人力资源公司利库路特的丑闻而被迫下野,宇野宗佑被推出收拾残局,出任日本第75任首相。

“日本在六月三日换了新首相?”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巧合。

“是的。”村田先生说。

宇野在六月三日早晨才进入首相办公室,晚上就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他明显对此准备不足。美国的布什总统在五日宣布了五项针对中国的制裁行动,宇野亦在同日对天安门广场的重大伤亡表示关切和忧虑。到了六日,在野党派社会民主党、廉洁执政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不满宇野的软弱,分別发表谴责中国政府的声明。宇野遂在七日再次发表声明,强调政府不能把枪口对准国民,并召见中国大使,转达日本政府的严厉谴责。

虽然日本政府谴责中国的口气不如美国强烈,但日本人却在大量撤离中国。六日,三和银行、日本生命保险、松下电器、西武百货公司、三越百货公司等驻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办事处人员共1163人回国。七日发生了中国戒严部队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的事件, 3名日本使馆人员住宅遭到枪击。同一天,又有1774名日本人离开中国。

出于安全考虑,佳能公司也希望北京办事处的人员回国,但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都认为自己是中国通,在中国能够绝对安全地生活。“不过,”川岛小姐补充了一句,“村田先生最喜欢的酒吧关门了。”说完,还向我和小赵眨眨眼。我们立刻想到酒吧的陪酒女,于是露出会心的微笑。其实我一点笑的心情都没有,只不过是表演了一下,希望川岛小姐感到她的笑话起了作用。

午饭时间到了,村田先生提议到楼下中餐厅吃饭,他请客。我们来到电梯间,一按按钮,电梯眨眼之间就来了。走进电梯,按下一层,电梯一口气把我们直接运到目的地。

中餐厅里空空荡荡,十几个穿着旗袍的服务员百无聊赖地站在门口。见我们进来,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十几个人一起弯下腰,齐刷刷向我们鞠躬致意。

我还是头一次感受到自己如此尊贵,如此受欢迎。

领位员领着我们往里走。这个能坐300人的宴会大厅此时只有一对顾客,坐在紧靠窗口的位置上。透过宽大明亮的窗户,可以看到行人廖廖的长安街,一队坦克正在从西往东巡逻。

领位员问我们要不要坐在窗口,平时那可是抢手的位置,来晚了就没有了。

村田先生看了一眼徐徐经过的坦克,说:“我们还是离窗口远一点吧。”

四个人就坐之后,村田先生拿起他面前的菜单,说:“小王,小赵,你们俩一人点一个你们最想吃的菜。”

他的话让我感觉悲哀,似乎他仍然有随时撤回东京的可能,这也许是我们的最后午餐。

我打开面前的菜单,一眼看到了鱼翅。我想起我的小学同学给我讲过的故事:改革开放之初,他的姑妈从美国来北京探亲,在北京饭店请他吃鱼翅,他却以为鱼翅是粉丝。

我说:“我点个鱼翅。”

小赵轻蔑地笑了一声。他总是要显得自己见多识广。“你一定没吃过鱼翅吧?”他说,“那玩艺儿其实没什么好吃的。”

我脸红了,争辩说:“就因为没吃过,所以才想试一试。你呢?你想吃什么?”

小赵点了一个清汤柴把鸭,然后对我说:“等会儿你尝尝我点的菜,那才是谭家菜的代表作。”

点好菜,服务员走了。我们开始喝茶,聊天。窗外又开来一队坦克,这次是从东往西,也不知是刚才那一队掉头回来了,还是另外一队。这一队坦克行驶在饭店这一侧的道路上,履带辗过时,瓷勺在瓷碗里轻轻颤抖,发出细碎的“卡灵卡灵”的声音。

坐在窗口的那一对西方人一直在观察着长安街上的动静。这时,身材瘦长的男人拿出了相机,对准了街上的坦克。他刚一举起相机,我就看出他不是记者。这些日子我在广场见到了太多的记者,职业记者绝对不会像他那样拿相机。他应该只是一个旅游者,阴差阳差赶上了天安门事件,別的旅游者都跑掉了,他和女伴却出于好奇留了下来。

第一辆坦克忽然停住了,后面的坦克亦纷纷停住。几辆坦克上的炮口齐刷刷地向右慢慢转过来,慢镜头一样转了90度,直到正对着餐厅的玻璃窗。

一个女服务员端着菜正在向那对西方人走去,突然发现坦克的炮口直指着她,吓得一声尖叫,手中的菜滑向地面。瓷器掉在地毯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女服务员的胸前溅满了菜汤。她张着双手,惊恐地左看右看,试图寻找一个避难的地点。此时她不幸已经成为整个大厅里最高的物体,因为那两个西方人,以及我们四个人,都已经出溜到各自的桌子底下了。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我们头上的瓷勺又在瓷碗里轻轻颤抖起来。伴随着细碎的“卡灵卡灵”的声音,坦克走远了。

一个经理模样的男子走到我们桌前,弯下腰,对我们和颜悅色地说:“没事儿了,没事儿了。”

我们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村田先生脸色有一点尴尬。作为办公室的最高领导,年龄最长的男性,竟然也在关键时刻像小姑娘一样往桌子底下钻,他肯定觉得丟了面子。餐厅经理继续点头哈腰地表示:“今天没有鱼翅,也没有清汤鸭子,这两个菜都是功夫菜,要提前两天准备。这几天餐厅里人少,店里只有一些大众菜,比如扬州炒饭。”

我说:“很好,这是个好兆头,我吃不到鱼翅,村田先生就不会离开中国。”

村田先生脸上露出了笑容。小赵冲我作了个鬼脸。

“你可真会拍马屁。”下午,趁村田先生不注意,小赵恶狠狠地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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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纳 2018-11-04 07:48:01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天涯无芳草' 的评论 : 不会,Youtube上有六四晚的镜头,可以查一下。
安纳 2018-11-04 07:47:20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toyota1' 的评论 : 谢谢!
toyota1 2018-11-04 07:41:38 回复 悄悄话 我看过薛飞打横幅“中央电视台支持学生”的游行镜头。大概和郭言一样当冲头了


toyota1 2018-11-04 07:36:06 回复 悄悄话 六月四日晚19点确实是杜宪和张宏民 www.youtube.com/watch?v=iVWMKVNj7tU&ab_channel=freemoren

后来张宏民检讨了, 杜宪和薛飞拒绝检讨
toyota1 2018-11-04 07:12:49 回复 悄悄话 好, 非常感谢
天涯无芳草 2018-11-04 05:05:36 回复 悄悄话 记错了吧,是薛飞。
安纳 2018-11-03 21:48:09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注册很麻烦' 的评论 : 我把这本书的文体定义为自传体小说。这种文体里我最喜爱的是《爱与黑暗的故事》。我是把它当作范本来写这本作品的,立志取法乎上,不知是否能得之中下。《爱与黑暗的故事》里面的大历史部分都是真实的,是经得起考证的,我也是这个原则。比如《爱与黑暗》里面写到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表决在巴勒斯坦托管地进行分治方案,作者所在的城市万人空巷涌上街道去庆祝,第二天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宣战。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这些是可以从其它书里得到印证的。我书里关于六四的部分,比如我外婆楼下打死的那个工人,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都是可以从其它来源得到交叉印证的。但《爱与黑暗》里的生活细节,那些我们无法从另外的书里来考证是否存在过的细节,就应该视为作者的创造。至于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编造,还是百分之一的编造,只有作者知道。比如书里写到作者的父亲自告奋勇去当民兵,人家问他参加过抵抗运动吗?他说参加过,发过传单。人家给他一支枪,他回家把子弹匣拆了就装不上了,再回去找人家请教,人家就把枪收回去了,发给他一支棍子。作者的父亲真的是这么书呆子吗?我们无法知道,也不必知道,我们只要知道作者是在塑造一个人物就好了。如果这个人物在书里的性格、行为是符合逻辑的,那么作者就算是成功了。他的任务不是要忠实地描写他的父亲。我这本书也是如此。这里面的“我”、“外婆”都是小说里的人物。这些人物有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来自于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生活,因为完全编造不存在的人物是很累的,所以就要向生活借鉴现成的。不过也有编造的成分,之所以编造是为了艺术的效果。如果简单地说,那就是:大历史部分百分之百经得起考证,个人生活部分一半是编造的。
安纳 2018-11-03 21:27:54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杨和柳' 的评论 : 知音。握手。:)
安纳 2018-11-03 21:27:30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curiousGeorge2' 的评论 : Thanks!
杨和柳 2018-11-03 17:25:39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注册很麻烦' 的评论 : 语言即存在,不能被语言描述的生活即为不存在。于是,我们为了存在而写作。我来替博主回答:)
注册很麻烦 2018-11-03 16:48:00 回复 悄悄话 可以告知你写的这些是真实的经历还是小说?
curiousGeorge2 2018-11-03 16:27:15 回复 悄悄话 your writing is really good
杨和柳 2018-11-03 15:15:55 回复 悄悄话 我看你这么细致的记述和描写,激动得发抖。就是特别感谢你,也感谢上苍让经历这一切的你成了作家。
发表于: 11/05/2018 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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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拉黑的经历
(2018-09-12 16:04:11) 下一个

我很晚才会用微信。装上微信之后用通讯录一搜索,发现我女儿也在,于是向她发出邀请。人家一回不理我,两回不理我,三回、四回……直到有次她需要一份资料,我表示只能用微信发,这才给自己争到名分。好友是加了,我却看不到她的朋友圈。请教达人,得知我被拉黑了。“怎么拉黑呢?”达人演示给我看:“先找到对方名字,在‘朋友圈权限’下选择‘不让他(她)看我的朋友圈’”。微信小白如梦方醒,当下便举一反三地把我爸拉黑了。

那一年我们作为加拿大人在中国生活。我们的签证只允许居留180天,于是圣诞节前后我带着女儿去台湾旅游。出境之后我只给自己的手机开通了数据漫游,这就使得她经常借我的手机登录自己的微信。12月31日晚上,在101大楼前看焰火表演的时候,我俩争相发朋友圈,手机频繁换手,于是就有一次她用过之后忘记了退出。当我拿着自己的手机,发现进入的是她的微信账户时,邪念顿时像烟花一样绚烂绽放。我不动声色地背过身去,颤抖着手指在通信录里找我的名字,情急之下我竟然一时想不起自己的微信名到底叫什么了。终于找到了,我手指轻轻一划,四两拨千斤,把自己从小黑屋中解放了出来。

仅仅过了几分钟,她就想出一个新主意:“你可以在你的手机上设一个热点,这样我就不需要借你的手机了。”我说:“我不会呀。”我是真不会。她二话不说,拿过我的手机自己动手。热点设好了,从此我们各玩各的,互不干扰。我暗自庆幸:这就叫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那次旅游的后半程,我感觉十分良好。每当她提起一个同学的名字,或者说起学校发生的一件事情,我眼前就能出现一张清晰的图画,再也没有那种雾里看花的感觉了。现在我不仅知道她愿意告诉我的部分,也知道她不愿意告诉我的部分。两部分一拼凑,一综合,一对比,再一分析……知己知彼的感觉真爽。

依稀记得川端康成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山这边的花儿一辈子想知道的就是山那边的花儿在想什么。川端先生把情报工作者的心理描写得多么准确啊!然而,知道得多了未必就是好事。回到北京,我女儿重新投入学校生活,我的无边烦恼便开始了。比如说,今天是期末考试,早上一起床,却看到她凌晨四点发的朋友圈,而且谈的根本不是学习。心里很生气,表面上还得不动声色地问:“你昨晚几点睡的?”“12点!”好啊,现在说瞎话都已经不眨眼了。

期末成绩单拿回家,有几项成绩不理想。我小心翼翼地批评几句,自己感觉话说得十分温和,一转身却发现人家在朋友圈上咆哮:“我妈要逼死我!”天哪,这要是在美国,这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话不就成了“呈堂证供”了吗?这孩子的妈妈该是何等恶魔才能让孩子口出此言呀!

最恐怖的一回是她在朋友圈上宣布她要离家出走,吓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好,隔一会儿就推门看看人到底走了没有。结果人家睡得好好的,第二天日上三竿还没有起床。午饭做好了,谁去叫姐姐起床吃饭呢?我们一致决定派弟弟去。弟弟装模作样地在姐姐门口站了片刻,然后就一个人回来了。我问:“你叫姐姐了吗?”弟弟答:“给她发了条微信”。

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有次我先生在我们家内部微信圈转了个智力测试,什么“九道全对就是天才”之类。我回复说:“咱家娃早就做过了,是天才没错”。发完我觉得不妥,立删。但还是被她看到了,于是在微信里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做过?”“我用的是虚拟语气,中文也有虚拟语气”,说瞎话不眨眼的功夫我也是有的。她当时可能正忙,没有追问,晚上回家便一脸诡异地要求看我的手机。我早有准备,事先已经在“朋友圈权限”里将设置改成“不看他(她)的朋友圈”了,侥幸过关。

她竟然没有怀疑问题出在她自己的设置里,我既庆幸又惭愧,更想在技术上有所提高,于是再次请教达人。达人指点说:有一项功能叫“撤回”。我这才明白“删除”只是针对自己的手机而已。

一片坏消息中,偶尔也有惊喜。比如我意外得知她在《家长同意书》上伪造了我的签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作家俱乐部”。其实这个活动我一直劝她参加,她一直表示拒绝。现在我终于明白人家并非不求上进,只是不喜欢她妈妈对她的写作指手划脚。没关系,你妈不介意。我靠着强大的意志力约束自己,才没有伸手点赞。

今年夏天,她的手机丢了。换了新手机之后,我的“地下工作”便告一段落。这次我没有再找机会解放自己。回顾这半年的偷看经历,我觉得其实还是不看更好。总体来说,孩子什么样,家长心里其实都有数。时时刻刻掌握其动态,无非是把一条直线放大了看,从而看出许多曲折,为自己增加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

当然,要达到这种认识层次,必须得经历一段偷看的峰回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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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纳 2018-09-14 08:21:06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Dalidali' 的评论 : 是真爱!感谢!:)
Dalidali 2018-09-14 04:01:52 回复 悄悄话 真实的生活经历,再加点幽默才气,写出来的故事魅力无穷!
我昨天看了一遍,今天又看了一遍。 点赞!
安纳 2018-09-13 12:47:13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尤其开心USA' 的评论 : 还是你懂我。:)
尤其开心USA 2018-09-13 11:36:32 回复 悄悄话 笑得我乐不可支,这分明是被文学耽搁了的幽默大师,哈哈!
安纳 2018-09-13 07:59:01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唐西' 的评论 : 过奖了。:)
安纳 2018-09-13 07:58:39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肥肥乖乖' 的评论 : 受教了。:)
安纳 2018-09-13 07:58:21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来也匆匆London' 的评论 : 嗯嗯嗯
来也匆匆London 2018-09-13 01:52:30 回复 悄悄话 微信上的东西都不信,日子就容易了:D
肥肥乖乖 2018-09-13 01:45:40 回复 悄悄话 防火防盗防老妈 :)
唐西 2018-09-12 21:44:13 回复 悄悄话 女版007。
安纳 2018-09-12 20:18:47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高斯曼' 的评论 : 被逼无奈成了间谍。
安纳 2018-09-12 20:18:16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桉桠' 的评论 : 谢谢!这都是过几年的事了。往事如烟,现在想起来我自己也觉得好笑。不过当年真是神经兮兮。:)
高斯曼 2018-09-12 19:19:47 回复 悄悄话 哈哈,整个一个间谍特务老妈呀!太逗了,笑S我啦!
桉桠 2018-09-12 18:43:06 回复 悄悄话 LOL 看得我笑哈哈。。。这斗智斗勇的妈妈太酷了。我要拜你为师!只是我家娃不用微信。。。

谢谢分享。非常有趣
发表于: 11/14/2018 05:01
快速引用
【小说连载】安纳: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16)
发表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 由 舟巷

第十六章 不可抗力



美国宣布对中国制裁。日本宣布对中国制裁。西方七国宣布对中国制裁。 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冻结了对中国的贷款。进出口贸易大幅下滑,旅游业一片萧条。

喧嚣的北京饭店安静下来。公司长包房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零星散客几乎为零。从前小肖每天早晨需要两个小时把客房打扫一遍,现在不到半个小时就干完了。每次我路过前台,那里乍看上去总是空无一人,其实小肖就坐在齐胸高的柜台后面,脚搭在桌面上,话筒夹在脑袋和肩膀之间,满脸暧昧的笑,时不时发出一声“嗯哼”。

我拿着邮票夹子进了电梯。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电梯门关上后,一个录音女声悠扬地响起:“going down”。down的尾音在电梯四壁内回响,拖得很长很长。出了电梯就是大堂。平时大堂里总是人来人往。目不斜视直奔电梯的,是来拜访客户的生意人;穿着旅游鞋,三三两两坐在沙发上等待的,是旅游团成员;背着旅行包,手里举着一份地图,拦住行李员比比划划的,是自助旅行者;抱着摄影器材站在自动门旁边,东张西望,频频看表,那是等包车司机的外国记者。现在这些人统统都不见了。沙发上坐着一个看报纸的平头男子,大堂深处两个男人的身影在晃动。他们肯定都是国安的人。

6月中旬,我需要去中国银行西交民巷分行办事,在北京饭店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一听我要去的地方就很不耐烦,因为路途太短。他已经在北京饭店门口排了一个小时,满心希望遇到一个去机场的客人。我安慰他说:“我还回来呢。我办事的时候,你就在银行等着我。”他这才停止了抱怨,因为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是要算钱的。

当时的中国,能办理外汇业务的只有中国银行一家。西交民巷分行因为地处北京市中心,所以营业大厅里一天到晚人满为患。我们沿着长安街往西,一路畅行无阻,在人民大会堂西路左拐,然后再左拐上西交民巷,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几乎可以说“一眨眼就到了”。

这是一座建于1920年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门前有六根浑圆的立柱,从外表看像是一座博物馆。我已经预感到银行里不会有很多客人,但大厅的清冷还是让我意外。营业大厅的天花板非常高,阳光从我背后的高窗照进来,将我孤独的身影投射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我前面一个排队的人都没有,我的影子笔直地延伸到营业窗口。

窗口后面坐着一个很面熟的营业员。她大约三十多岁,自来卷的头发总是修剪得十分俐落。平时我们见了面,在公务之前总要寒暄几句。“今天外面真热啊”。“明天就放假了”。有一次,我把支票递给她,她从钱箱里拿出一叠钞票,正要放到点钞机里,一个瘦高的外国男子走到我身边,用英语对我说:“你很漂亮。”我开心地用英文说:“谢谢。”那个营业员就用中文对我说:“这家伙已经呆在这里一天了,看见每个姑娘都说这句话。”我说:“谢谢。”然后我们俩会心一笑。

但今天她就跟不认识我一样。我猜是因为他们接到了警告,要和外国人保持距离。眼下这种形势,就算领导不警告,谁也不愿意无端给自己惹麻烦。祸从口出,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吧。我拿出一张支票,说:“取现金”。她接过支票,在电脑键盘上敲了几下,拿出一捆钞票,撕开绑在钞票上的小纸条,把钞票放在点钞机里数,再把小纸条重新拦腰捆上,懒洋洋地通过窗口推给我。

我走出银行,仿佛逃离了一个高大幽深的洞穴。司机连一根烟还没抽完呢。“这么快?”他很不开心地把烟掐了。

回去的时候经过长安街,在天安门东侧遇到一个红灯。我们是红灯前唯一的一辆车。对面的红灯前一辆车都没有。右手边是天安门广场与国家博物馆之前的马路,那条路上的绿灯亮着,但也是一辆车没有。一剎那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六十年代末,我坐在外婆家楼下的台阶上。街上一辆车没有,我好奇地看着路口上的交通灯一会儿变红了,一会儿变绿了,不知道它在做什么。

“他妈的,”司机骂了一句,“美国那个布什真是吃饱了撑的,纯粹帮倒忙。制裁,制裁!制裁个屁!制得了中国的独裁政府吗?反倒让老百姓过不好日子。”

我说:“恐怕也不能全怪制裁,现在这种形势,街上跑坦克,谁敢来中国啊?”

“那可不一定。说不定好多人都想来看看中国的坦克呢,”他说,“美国人民还是热爱中国的,都是他妈的总统没事儿找事儿偏要反华。”

红灯终于变成了绿灯。他踩了一脚油门,继续唉声叹气地说:“这都15日了,这个月的份子钱还没挣出六分之一呢。”

“下半月会好的。”我空洞地安慰他。



六月四日,当北京笼罩在血色恐怖之中时,在地球另一端的波兰,“团结工会”在议会两院的公开选举中大获全胜,反对力量终于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了民主转型。同样是六月四日,北京是鲜血、悲愤和泪水,波兰是鲜花,喜悅和泪水。

“天安门事件”会不会影响了波兰的选民?我不知道。据说,选举前的民意测验曾经显示波兰的共产党将会获胜。可是6月3日晚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数小时后波兰开始了投票,选举结果显示团结工会大获全胜。这真地仅仅是巧合吗?

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是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下的,那就是代表被压迫的人民反抗压迫人民的人,就像《国际歌》所表达的:“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的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当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开枪的时候,它就是背叛了共产党的纲领,因为它摇身一变成了“毒蛇猛兽”和“寄生虫”,它反过来要“吃尽我们的血肉”,它异化成了镇压“劳动者”的力量。当“六四”的枪声响起的时候,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许会以怀疑的眼光重新打量一下自己的执政党,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也许会因此而动摇,他们很可能会对自己说:要不,我们还是试一下民主吧?

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我怀着嫉妒阅读有关波兰的新闻。也许我们用鲜血浇灌出的花朵伸出了墙头,累累的果实落到了邻居家的院子里。我那时完全料想不到,更令我嫉妒的事情将在5个月后发生。柏林墙被推倒了。



学运领袖被通缉,通缉令在电视上滚动播放。被通缉的方励之和夫人李淑娴逃到了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所在的三里屯一带戒备森严,戒严部队虎视耽耽,一场新的外交冲突随时可能被引发。

小赵开车路过使馆区的时候,经常遇到警察和武警的随机拦截检查。有一天晚上,警察责令他把四个车门都打开,派警犬上去嗅来嗅去。每个人都有弱点,小赵那么一个相貌堂堂的六尺男儿,却特別怕狗,吓得全身筛糠一样。他把这笔帐全算在我身上了。第二天,他一脸鄙视地对我说:“你的老师人品太次了。让学生去送命,自己逃到美国大使馆。”李淑娴是北大物理系副教授,广义上可以算作我的老师。

李淑娴的丈夫方励之是天体物理学家,1984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他主张“大学独立于政府”,在科技大学倡导“科学 、民主、创造和独立的精神”。1986年底的学潮之所以发源于远在安徽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受到了方励之的鼓励。在1986年12月4日的学生集会上,方励之发表演讲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1987年春,在胡耀邦被撤职之后,方励之也被撤掉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的职务,调到北京天文台当研究员。

早在1989年2月,方励之就发表了《中国的失望和希望》,该文由Perry Link翻译为英文,在美国的《纽约书评》杂志发表,中文版则在香港发表,后来由北京大学学生王丹等人以大字报的形式在北京大学张贴,从而在大学生中得以流传。

《中国的失望和希望》直指中国的政治体制,将当前经济改革的混乱与政治体制的落后联系在了一起:

“首先,中国的专制政体,与其他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不同,它似乎很难完全接受自由经济体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专制政体,是与所谓公有制,即官有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正统意识形态,原则上不与自由经济所必需的产权私有制相容……

其次,中国的专制政体已经一再被证明是缺乏效能的。只要看一下共产党本身的腐败就够了。经过十年的整顿党风,其结果却是‘不正之风’年年高,原来还只是党员领导以‘不正’的手段多占住房,如今已是大规模的‘官倒’了。至少没有理由再令人相信,这样的专制政体会有能力治理它自身滋长的腐败。至少就这一点说,也需要更有效的舆论监督,更独立的司法系统,即需要更多的民主。”

六四运动几乎过去了三十年,重读方励之的文章,我认为它仍然在针砭时弊,依然振聋发聩,依然没有过时。

整个学生运动的进程中,我很少听到方励之的消息。突然听到方、李被通缉,我略感意外。不过仔细想想,89年初的这篇《中国的失望和希望》,的确有檄文的感觉。也许当局认为是这篇文章给学生运动定了调子。但更让我意外的还是方、李躲到美国大使馆这一行为。在我看来,仅仅是为了一篇文章,他们罪不至死,更何况学运领袖们还在逃亡,生死不明。

不管怎么说,我也不愿意听小赵批评“我的老师”,于是我尽可能为他们辩护: “学生和市民是被政府派出的军队杀的,又不是方励之杀的。现在悲剧已经发生了,他们也有权利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采取自己认为适当的措施。”

我从来不认为我有资格批评方、李的选择,我也怕死,我也留恋生命。然而,内心深处,我还是感觉自己被方、李背叛了。连我都有这种感觉,那些深度卷入抗议示威的学生们呢?他们会不会也觉得自己被背叛了?天安门事件之后,全国青年学生士气低落,我感觉和方、李逃入美国大使馆有很大关系。大家都有幻灭的感觉。

形势就是这么荒唐:我家里有一个暴虐的家长。我家右边的邻居为了主持正义,把我家的大门堵死了,希望暴虐的家长可以幡然悔悟,结果却导致我们全家一起挨饿。身强力壮的哥哥自己一个人冲出了包围圈,跑到邻居家避难去了。我家左边的邻居吸取了教训,暴虐的家长放下屠刀,一家人围坐下来重新商量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走在连接北京饭店东楼和中楼的走廊上,原本很宽敞的走廊现在显得更宽敞了。我经过我和郭言坐过的咖啡厅,透过宽大的玻璃窗,望向行人寥寥的长安街。靠窗的咖啡桌上摆著一只瓷瓶,里面的塑料花和上个月一样美丽、孤独。一辆坦克沿长安街驶过,塑料花瓣轻轻地,几乎令人无法察觉地颤抖了几下。

我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拋弃了。



1989年六月十一日,在地球的另一端,法国网球公开赛爆出大冷门,年仅17岁的华裔美国选手张德培夺得男子冠军。张德培在获奖感言中说:“愿上帝保佑每一个人,特別是中国人。”(God bless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especially China)。这句话,对于处在孤立中的中国人民仿佛从阴云密布的天空中投射下来的一束微光,让我感觉到我与世界依然存在联系。这是一种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人与人之间基于同情、正义和常识而产生的联系。 可惜,中国的新闻封锁得如同铁桶一般,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当时根本无从得知张德培的言论。

我们的办公室如同坟墓一般安静,以往还偶尔会有打错的电话,现在连打错的电话都没有。六月中旬的一天,电话铃响了,我接起来一听,居然是之华。

“你在哪儿?”我急切地问。

“我在天津家里。”

“哦,你什么时候回来?”

“9月份开学再回去,如果还能开学的话。”

“会开学的。”我说,“我如果回天津,就去看你。”

“好的。”

她掛断了电话。当时长途电话费很贵,我们没有说一句废话,时间正好控制在一分钟。她关心我,想知道我是否一切都好;她也知道我关心她,想让我知道她一切都好。一分钟,足够了。

红色恐怖还在继续。电视台还在滚动播出对学生领袖、工运领袖的通缉令。戒严部队还在街头站岗、巡逻。经济发展的节奏慢了下来,物价飞涨的势头减弱了。对于普通人过日子来说,这倒似乎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出口订单被大幅度削减,未来也许会引起失业,可那毕竟是更远一些的未来,眼下人们看到的是市场上出现了质量上好的黄花鱼,价格是以往的一半,那都是本来要出口到外国去的。外婆家的公共厨房里,每天都弥漫着炖鱼、烧虾的香味。在北京饭店纪念品商店里,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一套真丝绣花睡衣从三百多元降到了二百多,而且可以收人民币——从前是非外汇券不卖的。



自从四月份北京开始发生风波,村田先生对未来的预测基本不对。在每一个转折点上,实际发生的冲突总是比他预测的更激烈。最为严重的错误发生在6月2日,他押注压不会开枪。6月3日枪声一响,我就感觉村田先生的位置可能保不住了。但我的预测也错了。在这种非常时期,满大街都是端着枪的士兵,就算东京对村田先生很不满,也一时找不到愿意来中国替换他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村田先生的位置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稳固。

川岛小姐也留在了北京。据小赵说,当年川岛小姐就是因为在东京和別人处不好关系,才被发配到北京来的。从经济上说,她在北京工作很划算:有海外补贴,住、行都是公司付钱,甚至连去友谊俱乐部打网球都可以按交际费报销。最重要的,她在东京就是一个普通办公室女孩儿,跟我的地位差不多,可是在北京,她是二老板,时不时还可以嘲笑一下大老板。综合以上种种因素,她也不会因为街上跑坦克就回日本。

外国人从自己国家的电视上看到的中国是一片血与火的恐怖,但对于留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此时倒是最安全的时刻——除非你是个外国记者,非要打听到底死了多少人;除非你同情学生运动,非要帮助通缉犯出逃。对于那些继续与中国做生意的良民,此时的中国政府简直可以说是百般讨好。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领导不断打电话、派人来游说,希望佳能公司不要中断已经谈得差不多了的大连项目。佳能公司要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一个组装厂。这个工厂一旦启动,将给大连带来15亿日元外汇投资,直接创造五千个工作岗位,并且间接带动周边的服务、运输、进出口等各行各业。

中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它是在中国本土划出一块地方,对涉外企业实施各种优惠政策。经济开发区通常靠近海港,比如海南、深圳、大连。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1984年公布了稅收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稅减为百分之十五(中国企业是25%);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中外合资企业,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稅;经营期在十年以上,属于技术、知识密集型项目的,或投资额在五百万美元以上的,除享受上述规定待遇外,经批准可继续减免一至三年所得稅。此外还可以用极其优惠的价格使用土地,在进出口方面享有权利等等。

当初佳能打算在大连开办分公司,自然是看中了这些优惠条件。天安门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宣布了对中国的制裁,但那只是中止政府层面的经济交往,并不限制私人公司继续投资。天安门事件损害的是佳能公司的信心。未来中国将向何处去?东京总部需要观察,也需要来自中国高层的私人保证。这当然是有些讽刺,因为大连的官员一再向佳能公司强调:中国是一个“法治社会”。不过,东京方面却深知中国是个“人治社会”,找不到高层领导个人的背书,他们不敢轻易向前推进。

村田先生一直都跟中国的高级干部有来往。天安门事件之后,他更是天天在外面跑,今天拜访这个,明天给那个送礼。有一天,办公室进来一个中年男子。他个子不高,鼻梁高耸,乍一看有点像外国人。他似乎是不期而至,因为村田先生一看到他,立刻小跑着迎上去,连连说:“杨先生,你好!这可是意外的惊喜啊!”

杨先生坐在沙发上,村田先生拿出佳能公司的最新产品演示给他看。一般摄影爱好者看到佳能相机,尤其是市面上还没有出售的新款,没有不感兴趣的,但这个人表情很淡漠。他倒是听得很认真,时不时拿过来摆弄了几下,但你能感觉到他没有真正被打动,被取悅。他摆弄完,就把相机放在了桌上。

“我正在筹备一个摄影展,想请你们去看看。”他对村田先生说。

“好啊,好啊,”村田先生迫不及待地说,“什么时间?”

“现在行吗?”他问。

“随时可以出发。”

“那就走吧。”他站了起来。村田先生立刻吩咐小赵去开车。通常情况下,村田先生都会和小赵一起坐电梯到楼下,一起走到停车场。如果是和重要客人在一起,村田先生就会让小赵把车直接开到北京饭店正门。

“不用,坐我的车。”杨先生一脸淡漠地说。说完,他就走在了前面。村田先生立刻叫上川岛小姐,两人忙不迭地跟在后面。

不知为什么,他那种面无表情的样子,让我想起胡耀邦追悼会上出现过的几位大佬。等他们三人离开了,我问小赵:“那人是谁呀?这么大的派头?”

小赵说:“我只见过他一次,好像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领导。”

过了几天,村田先生给我一堆资料,让我写一份通稿。原来中国摄影家协会要举办一个摄影比赛,佳能公司成了冠名赞助商。

又过了几天,小赵神秘地告诉我:“你知道吗?那个摄影家协会的大鼻子,原来是杨尚昆的小儿子。”

杨尚昆是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中共的“八老”之一。他的弟弟杨白冰是中央军委秘书长,也是戒严部队军事行动的总指挥,再说得具体点,就是他指挥了6月3日至4日的军队进京清场行动。

原来佳能公司攀附上杨家了。这个弯拐得有点太突然,让我无法接受。不错,我从来没有参加抗议,我的立场始终摇摆不定,我对学生的主张抱有警惕,我对他们的作法怀有批评,可是我有基本的是非观。自从枪声响起,事情对我来说就变得简单了:暴力镇压是错误的。那些学生、市民无论有多少错,他们罪不至死。

我心怀抵触,村田先生明察秋毫。有一天,他心情好,就跟我聊天。他说:日本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日本。中国政府应该受到谴责,但是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不能断。中国的经济如果往后退,对谁都没好处。

我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他问: “小王啊,如果现在佳能公司撤出中国,你去哪里工作呢?”

我说:“我回北佳公司啊。”

他说:“北佳公司是北大和佳能的合资公司。如果佳能都不能在中国立足,北佳公司肯定要解散的。”

我说:“那我就回北佳公司的母公司北大新技术公司。”

他说:“北大新技术就不会倒闭吗?激光照排系统、电子打字机这些商品一直都是政府机关、学校、报社在购买。去年价格闯关失败之后,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措施限制集团购买。 我听说北大新技术今年的经营很困难呢。”

我说:“反正我是北大的教师,我还有北大的工作证呢。”

“是吗?”村田先生对我的谜之自信感到好笑:“据我所知,你那个北大教师的身份只是名义上的,是当时为了安排你们这批毕业生的一种权宜之计。如果北大新技术倒闭了,北大能给你安排什么工作?去食堂煮饭?”

我不服气:“反正北大得管我。难道北大还能把我的档案扔到大街上?”

他终于抓住了我的逻辑漏洞,得意洋洋地指出:“你这样说,表明你还是计划经济体系下的思维。”

一时间,我竟无言以对。我忽然看到了我的窘境:如果中国向后转,回到纯粹的计划经济,那么改革开放这十年来出现的,夹在两种体制之间的这一批人,很可能就成为了牺牲品。对我们来说,现在別无选择,只能继续往前走,推动中国转向彻底的市场经济,即使代价是维护专制政体。

但是,非得和杨家同流合污吗?我在感情上仍然不能接受。

可是我不接受又能怎么样?我只是个最低阶层的雇员而已。

我说服我自己:那位摄影家杨先生,他本人和暴力镇压没有关系。他只是碰巧拥有杨家的血统,并且碰巧喜欢摄影。他和我一样,他只是碰巧处于那个位置。他不曾把枪口对着目标,只是喜欢把镜头对着目标而已。想到这儿,我忽然发现了一个巧合,那就是:“射击”和“拍摄”这两种动作在英语是同一个词:shoot。我觉得这个巧合大有深意。

我努力说服自己: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如果我辞职不干,有大把的人抢着做这份工作。这份工作由谁来做都行,改变不了整体事件的格局和历史的走向。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不过是一粒渺小的灰尘。我对于悲剧没有责任,我目前做的事情也算不上是背叛。只是,越是努力说服自己微不足道,我心里就越是忿忿不平。从小我就很顽固,我的性格让我吃了不少亏。我一直觉得我生活在压力下。这种压力的目的就是磨灭我的棱角,抹杀我的个性,贬低我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的价值,把我塑造成一颗可以安装在独裁机器上的螺丝钉。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不服从的人,而现在,他们竟然成功压制了我。

不,我对我自己说。我要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能够负责的人。虽然我不知道我到底应该对什么负责。但我一定要把那件责任找出来。一定有一件事情,必须由我来做;一定有一份责任,非我不能承担;一定有一种改变,只有我才能实现。



村田先生说:“真相和正义总会到来。要相信时间。”

“与此同时,”他说:“现在是最好的和中国做生意的时机。这是因为中国急切地需要和西方世界恢复正常的关系,所以会给出最大限度的优惠。”

他还说:美国是在忍痛制裁中国。制裁并不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只是他们当惯了世界领袖,不得不表明一下态度而已。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很快就会解除。日本应该趁机走在美国的前面。

按照原定计划,我们将于1990年1月搬到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是北京市第一个大型办公中心,1985年破土动工,第一期写字楼预计1990年1月开业。计划中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包括5幢写字楼,一座酒店,两座公寓,一座购物中心,其中写字楼的总面积达到三百多万平方英呎。

我刚到佳能工作的时候,村田先生就向我许过愿:再过一年,我们就会搬到专业的写字楼去。客厅地毯上再没有红漆木床留下的四个深坑;卫生间里再没有浴缸;办公室的门是玻璃的;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Canon 标志;我们将有一个大办公室和一个会议室;会议室里会有电子白板和投影仪;所有的办公家俱都是从日本订做的。来来来,过来看看我订购的椅子。为什么我选这个形状的椅子?因为它虽然看着很漂亮,可是坐着并不舒服,否则的话,开会的人就要睡着了。哈哈哈。

我一心盼着搬到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去。到那时,我就能站在电子白板前,熟练地操纵着投影仪,给客人讲解佳能照相机的功能,就和佳能宣传品上的模特一样。

8月下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的销售代表来拜访村田先生。国贸是中外合资企业,外方是马来西亚的郭氏兄弟。销售部门的很多雇员都是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的华人。他们能说流利的中、英文,看上去和中国人一样,但是举止、语气又有细微的差別。

这位销售代表恭恭敬敬地向村田先生表示:由于不可抗力,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不能如期完成,入驻时间要往后推迟至少半年。

“哪一种不可抗力?”村田先生问。

“就是众所周知的不可抗力。”

村田先生要他说得再具体一点。

销售代表便一五一十从头讲起:大楼主体建筑在五月就已经完成,但是在六月四日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有几块玻璃被戒严部队打碎了。那种玻璃是从法国订购的,一块都没有富余。我们已经向法国追加了订单,偏偏又赶上西方七国对中国禁运。玻璃什么时候能运到还说不准。

等他走了,村田先生心情沉重地说:“下午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下午,小赵开车,我们四个人全体出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在北京饭店以东大约六公里,如今是北京繁华的CBD,有人将其比作纽约的曼哈顿,有人将其比作东京的银座,但是在1989年,那里是穷乡僻壤,一片废弃的工厂区旧址。

国贸的宣传资料我已经看了无数遍。我们即将入驻的写字楼是一座全玻璃幕墙的33层的建筑,建成后将是北京第二高的建筑。当时北京第一高的建筑是京广中心,但京广中心瘦瘦高高的,形状没有美感。我很喜欢国贸写字楼的设计。它的长宽比和谐、匀称,既稳定又威严。楼体的横截面近似长方形,有三个直角和一个圆弧角,看起来既简洁又优雅。

我们的车沿着长安街向东,在东三环立交桥处掉了个头,再沿长安街向西走了几十米,就停在了国贸写字楼脚下。我们下了车,仰着头,将这幢高楼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建筑主体已经完工了。宣传资料所给出的美好印象都得到了证实。它确实是高大、威严、简洁、优雅。深褐色的弧形玻璃幕墙看起来像是一幅画,反射着蓝天和白云。美中不足的是这幅画上有七、八个黑点,那就是被打碎的玻璃。

我感到纳闷。这座建筑的玻璃幕墙是全封闭的,根本没有可以打开的窗户。戒严部队为什么要朝着它开枪呢?再说,被打碎的玻璃中,最低的一块也在9楼。我完全想像不出军人当时受到了怎样的威胁。在我看来,他们开枪毫无理由,非常随意,就是出于一种破坏的快感。

村田先生关心的并不是戒严部队开枪的理由。他观察了一番进出工地的车辆,得出结论说:这几块被打碎的玻璃只是中国国贸中心的借口。

他是这样分析的:虽然写字楼主体建筑看起来完工了,但更耗时间的其实是内部装修和电气工程。中国的工程队不具备如此大规模施工的经验,肯定已经延误了工期,致使客户无法准时入住。国贸本来就面临违约赔偿。没想到赶上了天安门事件,给了他们一个“不可抗力”的完美借口。

他指着玻璃幕墙上的黑点说:你们看,这几块碎掉的玻璃必须重新订购,这应该是真的,因为外墙是弧形的,每一块玻璃的弧度都不一样。但这几块玻璃对整个大楼的功能和安全应该没有影响。受影响的只是那几家公司而已。有必要让全体客户都推迟入住吗?半年的租金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呢。

我说:“也许因为这几个洞,整个大楼的气压都受影响?”

村田先生说:“那样的话,现在就应该用临时材料遮挡一下。保留着这几个洞,只能是给客户看的。”

我说:“我们应该进去看看,他们是不是正在铺设各种线路?”

村田先生说:“进入工地要提出申请,我估计他们不会批准。”

果然,村田先生要求进入工地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

既然无法按时搬到国贸中心,村田先生就只能通知北京饭店延长租约,没想到北京饭店竟然趁火打劫,将租金提高了50%。明明那么多房间空着,根本谈不上供不应求,但他们认准了这是最后一次抢钱的机会,也认准了佳能公司不可能为了半年过渡再搬一次家。

村田先生很生气,但也毫无办法。

“不可抗力”,“众所周知”。你明知道他们说的都是假话,可你就是毫无办法。

这就是放弃寻找真相可能会引起的连锁反应。不管过了多少年,我始终也忘不了国贸写字楼那幅巨大的玻璃幕墙,以及墙上的几个黑洞。那不是一般的黑洞,而是“种子”黑洞。它能成长为怪兽一般的超级黑洞,能吞噬掉一切物体,一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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