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9/08/2018 22:44
快速引用
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07 日 由 舟巷

第一章 活成万语千言



我出生后九个月,我母亲就调动工作去了天津。据说天津的条件不好,工厂里没有托儿所,于是她把我留在北京的外婆家。我外婆出生于1920年,我母亲出生于1941年,我出生于1966年。当我开始与外婆一起生活的时候,外婆比我现在还年轻。但是不知为什么,从我有记忆以来,我眼里的外婆就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

这很可能是因为外婆有一双解放脚。“解放脚”是缠足半途而废的结果。女子缠足据说始于北宋,大兴於清代。五四以后,在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先进知识分子的不断呼吁之下,缠足的风气日渐式微,只是要想完全废除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外婆四岁的时候,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已经退位十二年了,但外婆的父母还是请了人给女儿缠足——这种事儿亲生父母一般下不去手,只能由专业人士来做 。缠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把除大脚趾外的四个脚趾都掰成骨折,以强力令脚掌内弯, 然后逐渐越缠越紧,直至脚掌停止生长。缠足一开始,我外婆就昼夜惨叫,害得父母心神不定,再加上新文化运动的春风的确已经吹到了乡下,于是,当外婆半夜偷偷把缠好的脚打开时,父母就假装没看见。就这样,外婆和许多生于1920年代的女性一样,有了一双“脚放脚”:比小脚大,比天足小。

到了六十年代,在北京城里,真正的小脚已经非常罕见了。“解放脚”就是我能见到的最接近于旧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当时学到的形容词都是一对对的:新社会对旧社会,天堂对地狱。我外婆的“解放脚”毫无疑问是落后的,压抑的,黑暗的,丑陋的,无知的,恐怖的和邪恶的。

然而,在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文明的,和谐的与正义的新社会,我外婆必须自己解决穿鞋的问题。“解放脚”女性面临一个终生问题:买不到合适的鞋。当年裹脚的时候脚弓毕竟骨折过,致使脚面呈拱型,以致鞋的形状很特殊。国家计委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对这部分特定群体的需求总是估计不足。 随着时间推移,“解放脚”女性越来越少,执行计划经济的中央政府便逐渐把这部分女性遗忘了。

从我有记忆起,外婆就一天到晚在做鞋。不光为自己,还为方圆几里地内的女朋友们。她做鞋总是在床上。我们家的床上总是摆着好几张袼褙。做袼褙就是把几层布用浆糊粘在一起。做一张鞋底需要三层袼褙,而这三层袼褙是用线联结起来的,这道工序叫做纳鞋底。三层袼褙很厚,普通的针根本穿不透。外婆先用锥子在鞋底上扎个眼,然后再穿针走线。我外婆做了一辈子鞋,但也会偶尔失误把手扎出血来,让我感觉鞋匠是一门危险的职业。

每当外婆向我抱怨自己的婚姻,她就特别容易遭遇工伤。我外公是个会计,工作单位是铁道部。铁道部大概有一万名会计,工作场景从位于北京的总部一直到最底层的工程队。我外公就在最底层工作,他上班的地点永远在蛮荒之地。等他们铺好了铁轨,那地方就开始通火车了。

每年,他会沿着最新修好的铁路,回到北京探亲两次。六十年代,小孩子都是整天在外面玩儿,只有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才回家。某天我回家吃饭,发现饭桌上多了个老头子,我就说:“外公好”,然后就拿起筷子吃饭;过了几天,吃饭时外公不见了,我就省略了问候,直奔主题。在我看来,一个家庭就是由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小女孩组成,这很正常。

我外婆显然觉得这不正常。外公刚走的那两天,往往是她频繁遭遇工伤的日子。她会忽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我跟你外公感情不好,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

“您说什么呢?外婆。”我漫不经心地问道,手上正在玩着刚从楼下花坛里捡来的一枚生锈的曲别针。

“唉,你什么都不懂。啊——”外婆大叫一声。

我一抬头,只见她眉头紧皱,右手攥着左手,鲜血从她的指缝间渗透出来。

随着我年龄渐长,我终于从外婆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了一个故事。

外婆1920年出生于河北安次县的一个小村庄,几岁的时候就由两家父母作主与我外公订了亲。十岁的时候,她的生母去世,父亲再娶。不久继母就生了男孩。继母不喜欢家里有人吃闲饭,于是我外婆从13岁就开始自谋生路。她做得一手好针线,可以帮大户人家的闺女做嫁妆。那时有个传统:女子的嫁妆必须自己亲手置备,被子啦,枕套啦,不仅要具备使用价值,还要在上面描龙绣凤,图样越繁琐说明新娘越聪明贤惠。不过很多有钱人家的女儿要么笨,要么另有志趣不爱女工。等到筹备婚礼的时候,她们就向我外婆下订单。

就这样,我外婆一直和继母相安无事,直到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华北。乡下兵荒马乱,日本人烧杀姦淫。继母指出:一个17岁的姑娘在乡村生活实在太危险,随时都有贬值的可能。外婆的父亲觉得有道理,遂打算赶紧把女儿嫁掉。

外婆的父亲派媒人去跟婆家商量。媒人回来说:“小伙子早就去了北京,正在铁路管理学校上学呢,怕是不能回来成亲。”去北京上学也不通知女方家庭,这是要拋弃糟糠之妻呀!外婆的父亲决定来个突然袭击。他雇了一辆马车,载上我外婆就去了北京,把她丢在未婚夫门前,然后自己就回家了。

还好,未婚夫认了这桩婚姻,只是婚后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好。他们在一起五年,生了两个女儿。在风华正茂还有无限上升可能的年纪,我外公主动要求前往最艰苦的工程队。

“这都是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外婆不无幽怨地说。

“上赶着送来”到底有多么可怕呢?从我记事儿起,这个问题就萦绕在我的心头。

1970年代初,马车还可以长驱直入到北京城的核心地带。我外婆家就在月坛南街与南礼士路的交叉路口上,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六层灰楼。底楼有一个副食店。闷热的夏夜里,我们开着窗户睡觉,深更半夜能听到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声音,踏跶踏跶踏跶……声音越来越近,车把式一声长长的“吁——”,马车便正正地停在我家窗下。接下来便是“噗”、“噗”、“噗”,车把式将瓜扔给店员;偶尔一声“啪”!那是瓜不慎被摔在了地上。我外婆总是一大早下楼去买半夜摔裂了的处理瓜。便宜得就像白捡。连切都不用,顺着裂缝用力一掰,瓜就分成了两半。我们俩一人一半,拿勺子挖着吃。我一边吃瓜一边进行着推理:上赶着送来的就容易被摔裂,摔裂了就得降价处理,所以上赶着送来的就等同于贱货。



1973年,我上了小学。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大约能认六百个左右的汉字,于是我就成了一家书店的常客。那家书店以每天两分钱的价格出租小说。我每天读一本,不管它有一百页还是两百页 ,因为我得省钱。书上经常出现我不认识的字,但并不影响我理解意思。外婆很节约,天黑之后不许我开灯。我每天放学回家就开始读书,随着天色渐暗,我会不知不觉地移到窗口。

在黑暗最终降临之前,我总能读完最后一页。

我放下书,从窗口向外望去。我能看到一座高耸的烟囪直插夜空。那是北京儿童医院的烟囪,为医院提供饮用水和消毒用的沸水。但你如果向我家附近的孩子们询问那座烟囪是做什么的,任何人都会压低声音告诉你:那是用来烧死孩子的。

童年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小孩子喜欢用鬼故事来填补精神空白,给寡淡无味的生活加点盐。自从我会读书以后,我就脱离了低级趣味,不再参与幼稚的窃窃私语,不再用高声尖叫吓唬自己和別人。普通的鬼故事不再能吸引我,除了那座烟囪。尽管我有超出同龄人的读写能力,我仍然相信那座烟囪与死孩子有关。我为它着迷,就好像它并不是一根直直的砖砌的笨重的空心长方体,而是一根柔软的手指,能戳进我的心脏,再把它勾出来。

每天,当我读完一本小说后,我就看着远处的烟囪。它整天往外吐烟,以至於我对不同形式的烟雾瞭如指掌,能分辨出它正在烧的是哪一种孩子。一切都有个性。烟雾如此,死孩子也如此。有时候,粗大的白色烟柱腾空而起,那一定是个大孩子,个头几乎赶得上一个矮小的成年人,他/她一定死于意外事故,所以他们要激烈地抗议不公正的命运。也有时候,烟囪中吐出的是细薄的白色轻烟,刚一出烟囪口就被风吹散了,令人毫无察觉地融入了深蓝色的夜空。那一定是个脆弱的宝宝,从出生起就罹患严重的疾病,此刻终于获得了解脱与安宁。

无论是好是坏,读书使我得以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另一个是文字描述的世界。我不知道我更喜欢哪一个,老实说我也不在乎。我并不想认真区分这两个世界。 生活在模糊的边界上其实也很方便。

大约在1976年,我读到一本小说《青春之歌》。小说的主人公林道静也是生于1920年代,也有个后妈,也受到包办婚姻的压力,但她进行了反抗,毅然走出了家庭的牢笼,在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同志情谊,甚至爱情,将自我的追求与波澜壮阔的时代融合到了一起。

我开始瞧不起外婆。下一次,当她再随口抱怨的时候,我就说:

“瞧瞧人家林道静,和您的出身差不多,怎么人家的生活就能够自己作主呢?”

我外婆说:“那是小说。”

我说:“那杨沫呢?”

“杨沫?她的生活应该和我差不多。我每天做饭,做衣服,她每天写作。有什么区別吗?”

我起初无法反驳她的观点。但是我想了一会儿,就知道她错在哪里了。没错,林道静的故事是杨沫编的。杨沫就是整天坐在自己的书桌旁笔耕,从外表上看就跟我外婆整天用剪刀和针劳作一样。但如果给我外婆足够的墨水和纸张,她是否可以生产出同样浪漫的小说呢?当然不能。关于她自己的生活,她只能说出一句话:“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所以,杨沫的生活与林道静的生活距离无限近,而与我外婆的生活距离无限远。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沫就等同于林道静。

从时候起,我就知道小说与自传密不可分。一方面,一切小说都是自传。就算那些事件不是作者亲历,只要他/她写下来,他/她就在心灵层面把那种生活过了一遍,从而使他/她与其他作者区別开来;另一方面,一切自传也都是小说。就算那些事件本身都是真实的,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只能来自於作者的建构和解读。所以,区分小说和自传其实没有意义。我更喜欢从英语借用一个词来定义这种讲述自己生活的努力:叙事(narrative)。每个人都有叙事的天分,我外婆也不例外。“被上赶着送来”是真的,夫妻关系不好也是真的,但“夫妻关系不好是因为被娘家上赶着送来”,那就是她自己的解读了。这就叫叙事。

我长大后成为一个以叙事为职业的人。我喜欢在读小说的时候揣测哪些细节来自於作者的亲身经历,哪些细节来自於道听涂说。我自以为在这方面具备火眼金睛,是最高水平的狗仔。我真心佩服那些能把亲身经历与道听涂说嫁接得天衣无缝的作者,因为这是文学才华的重要体现。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在世的时候,我一直想当面向他表达同情:我知道你深受便秘之苦,因为我至少在你的两个人物身上——一个虚构一个非虚构——看到了这一症状。



一晃,又十年过去了。1986年,我正在大学读书。某天下午,读了莫言的《红高梁》之后,我突然想起了我外婆。《红高梁》的主人公也是生于1920年代,也是被迫嫁给一个不爱的人。但她是如何反抗父权的呢? 不是跑到共产党那里去,而是去引诱抬花轿的男人。通过与一个偶遇的男人通奸,她成了自己身体的主人。这样的叙事对1980年代的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它与《青春之歌》所代表的革命叙事大相迳庭。由莫言的《红高梁》改编的电影《红高梁》於1988年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金熊奖,这也是中国文艺界一件里程牌似的事件。无数文艺青年忽然看到了一条打通中国经验与世界市场的道路。原来小说也能这样写,电影也能这样拍!

我家也有这样的故事啊!烽火硝烟,国仇家恨,乡村公路上的马车……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头一次进城,文化冲击……甭说了,您就擎好儿吧。

合上书,我像屁股上着了火一样跑出学校,在小南门对面坐上332,再在动物园倒15路,一溜小跑来到我外婆家,求她给我讲故事。

“你想听什么?”我外婆也兴奋得两眼放光。谁不喜欢有听众呢?

“就讲你父亲雇了一辆车,送你上北京……”

她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那有什么好讲的?要不是当年娘家上赶着把我送过来,我至於一辈子受这么多窝囊气吗?”说完,她还扬起下巴,朝旁边的屋子点了点。那时我外公已经退休回了北京,就住在隔壁那间屋子里。

我克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努力调动学过的采访技巧,从细节入手提问:“走了多久?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

“三天。”她毫不迟疑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然后,她想了几秒钟,用尽可能少的词汇回答了后面的两个问题:“糟透了,糟透了”。

“怎么个糟糕法?”我问。

“说这个干嘛?你不会感兴趣的。”

“我跟你打赌我感兴趣!”我像一个过度兴奋的孩子,把她吓了一跳。我后悔失态,於是换了柔和甜美的腔调,继续诱供:“谁赶车呀?我太外公亲自赶车?”

我外婆摇摇头:“不是,雇了个小伙计。”

听见没有?果然有个小伙计!我的眼睛都直了。“小伙计多大年纪?长的什么样子?怎么雇来的?以前你们认识吗?”我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她陷入沉思之中。我目不转睛盯着她,好像一眨眼就会打破我降给她的咒语。过了不知多久,她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 “他呀,特別能吃。”

小伙计的饭量让我外婆把话匣子稍稍打开了一条缝儿,但也只是多说了三、五句而已。很快,她就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元叙事”上去:当时兵荒马乱,路上怕土匪抢劫,值钱的东西一律不敢带,继母只给了一枚金戒指。他们带了一篮子馒头,以为够吃了,结果小伙计第一天就把一篮子馒头全吃了。第二天没有吃的,小伙计拒绝往前走。她只好把自己的金戒指卖了。就这样到了北京,除了身上穿的,连一根多余的线头都没有。这么身无分文地被娘家上赶着送了来,婆家人怎么能瞧得起?

我外婆坚持自己的叙事,拒绝被叙事。眼瞅着无法跟莫言比肩了,我有点儿气急败坏:“您说来说去,老是这一套。难道您嫁给我外公就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吗?”

她再次陷入沉思,随后抿嘴儿一笑,居然流露出了几分得意:“你別说,还真有。”

我的情绪再次高涨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我外婆的父亲有几亩地,还在1949年以前当过保长——中国乡村最低一级的官僚。1949年共产党中国成立之后,有四种人因为1949年之前做过的事情受到惩罚: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我外婆的父亲拥有过土地,至少是地主,很有可能还是反革命和坏分子。

目前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在1949年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在城市里,有工作的人由工作单位管理;没有工作的人由街道办事处管理。外婆是个家庭妇女,属街道办事处管辖。新中国成立后,街道办事处开始对辖区内的每个人进行排查: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什么人?你是不是反革命、坏分子?

我外婆对调查人员说:“我出生在河北省安次县的一个小村庄,我的父亲是地主,但我在十七岁那年就离开了反动的剥削家庭。我走的时候没有拿他的一粒米,就这样一无所有被丟到了婆家的门前。我成年后没有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

调查人员找到了我外婆出生的村庄。村里的邻居们都表示:“是有这么个女孩儿,她的后妈对她很刻薄,不肯给她办嫁妆。大概是在日本人占领那年把她打发走了。这倒是一个好借口。呵呵。嫁到了哪里?这我可不知道。”

我外婆于是就被划为了群众。不过这并非一锤定音的结论。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样的调查反覆进行了多次。每隔几年,中国就要搞一次新的政治运动。每一次政治运动过后,街道办事处都要换一批新的官员。每一批新的官员都要重新进行一次内查外调。

每一次,我外婆都用同一句话来对付:“我成年后没有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

这句话和“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只是强调了同一件事实的另一面。这桩不合意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我外婆。如果她十八岁以后还继续生活在父亲的屋檐下,那她肯定无法把自己摘得这么干净。

“就这么一句话,保了我三十年平安。”外婆得意地总结道。

听她这么说,我还真想起来一件事。我脑子里其实存储着一些碎片,场景啦,人物啦,对话啦,只是我一直缺乏把碎片串联起来的线索。1986年的那个傍晚,从窗户漫射进来的夕阳滋润了外婆脸上的每一道皱折。我脑子里的碎片突然自动排起了队。

那是1972年冬天,又有两个街道办事处的人来到我家。他们身上穿着千篇一律的制服,但长着两张陌生人的脸,显然是刚刚调到这里的。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外婆有些心神不定,紧张的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运动”。客人走后,她连午饭都没心张罗,坐在那里一味发呆。我饿极了,就从柜子里偷偷拿饼干吃。我外婆是个明察秋毫的人,平日里我只要朝柜子的方向挪动一厘米,她犀利的眼神就会箭一样地射过来。但那天,她完全把饼干置之度外了。

不知吃了多少块,外婆忽然喊我。我以为终于要挨打了,却原来她只是叫我出去发封信。我外婆文化不高,但也受过基本的教育,能进行简单的读写。我虽然还没上小学,但也无师自通地认识几个简单的字,比如这信封上的“天”字。我爸我妈住在天津,这封信八成是给我爸妈的。

我猜对了。过了两天,我父母就来了。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神情严肃地说悄悄话,外婆又把饼干置之度外了。我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留心观察着他们。我记得父亲一边解释一边写,足足写满了几大张信纸。天色将晚,父亲把笔收起来,插回到自己的上衣兜里。我赶紧抹抹嘴,再把身上的饼干渣子抖到地上。

父母走后,我外婆拿着父亲手写的几张纸想了许久,最终还是把它们撕碎了,扔到了废纸篓里。

第二天一早,外婆说要去街道办事处。她还告诉我11点就回来,这很不寻常,因为她从来没有教过我如何认钟表。我家有一个老式机械圆盘钟,每天需要上弦,夜深人静时能听到表针滴滴答答地走动。她走后,我就开始盯着那只钟看。圆周上没有数字,只有十二个刻度。我想起外婆经常说“几点几点”,最大的数字就是“十二”,我于是无师自通地明白了那些刻度代表什么。 我用手指头点着刻度,找到外婆应该回来的时间,然后我就盯着表盘,看秒针一圈一圈地转。原来这就叫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外婆果然在11点前回来了。她心头的阴云一扫而空,脸上一片雨过天晴。她迅速回归自我,重振家务。第一步是盘点:盐还剩多少,糖还剩多少,饼干还剩多少……我的报应终于来了。外婆拿起一只纳好的鞋底狠狠地抽打我的屁股,我大声呼救,同时心里盘算着最坏的可能。不管怎么说现在也是新社会了,莫非她还能给我裹小脚不成?我又哭又喊兼胡思乱想,直到外婆住了手,喘着气说:“起来,洗把脸,吃饭。”

这就是我记忆中1972年那次审查,那也是我记忆中的最后一次审查。我唯一不理解的细节就是外婆为什么要撕掉我父亲给她写的资料,于是正好趁这个机会核实:“您就说那么一句话就管用?我可记得1972年那次,我爸替您写的交代材料有这么厚一叠呢!”外婆轻蔑地摇摇头,撇撇嘴:“我说句实话,你別不爱听:你们这些大学生,有时候真没用。你爸写的那几张纸我后来都撕了,根本没往上交。啰哩啰嗦,毫无重点。谁有耐心仔细看?你別看我没受过教育,我就咬死了这一条:18岁以后没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这是事实,谁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我外婆是1997年去世的。她去世后,我有一次和父亲闲聊,提到了1972年的那次审查。我父亲得意地说:“那次如果不是我,她怎么可能通过审查?光凭她自己说‘没吃过父亲的一粒米’就能管用,她干嘛还要把我们找去?”

对呀。我想起了我帮外婆寄出的那封信。

完整的事实其实是这样的:这一轮的审查与尼克松访华有关。我外婆家在尼克松北京之行的可能路线上,于是这条路线上的居民都得重新进行政审。再加上不久之前林彪外逃导致了洗牌,外婆家所在的街道居委会又换了一岔领导。甄別到我外婆头上的时候,新一届领导忽然发现:我外婆声称自己出生的村庄,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外婆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陷入惊慌失措。自从1949年以来,她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困境:自己出生的村庄不见了。她向我父母求救。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我父亲略微思考了一下,便提出了一个假设:有可能由于行政区划调整,我外婆的出生地被划到了另外一个县。外婆把我父亲写的交代材料撕掉后,第二天就到街道办事处去,提醒他们在周围其它几个县里找一找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结果还真找到了。

至此,我对这桩公案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我父亲执笔写作的冗长交代尽管不如外婆的叙事简明有力,但他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是举足轻重的。我外婆不应该从自己的胜利故事中将女婿一笔勾销。



通过与父亲的谈话,我才得知那次审查与尼克松访华有关。于是,又一条支线被包含进了总叙事。对于尼克松访华前的种种准备,我有着清晰的记忆,只是一直没能和那次审查联系起来。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不过街道办事处把学龄前儿童也召集到一起培训,故而我也有份参与盛事。我们接受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外宾面前如何表现。我们要表现得热情有礼,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在内心深处我们要明白:站在我们对面的是美帝国主义者,也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要外热内冷,提高警惕,决不能将任何秘密泄露给他们。

我从小就是个话多问题多的人,听了一会儿街道办负责人的讲话,我开始有了疑问:“刘主任,您说要来访问的美国总统叫尼克松?为什么我记得他叫杜鲁门呢?我们跳橡皮筋的时候总是这样唱的:

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

专吃杜鲁门”

刘主任说:“杜鲁门是抗美援朝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是现在的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居然还几年一换,这倒是挺新鲜的。完全不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看来我得把美国总统的名字多背几遍。千万不要说错了。

我外婆楼下有个警察岗楼。下半截是水泥的,上半截是玻璃的。那个岗楼常年空置,我们经常围着岗楼捉迷藏。七十年代,北京街头已经有了红绿灯,但是机动车非常稀少。有时绿灯亮了很久,也不见一辆车过来。突然又切换成红灯,便给人一种无的放矢瞎忙活的感觉。尼克松即将访问的前几天,岗楼里突然进驻了一个警察。路口中央竖起了一个圆形的水泥墩子,那上面也站着一个警察。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儿,我们蜂拥到马路上去围观。那两个警察好像木头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都是一动不动,仿佛连眼睛都不眨。

正日子越来越近,空气中都能闻出紧张的味道。突然间,街道办事处换家换户传达最新指示:所有人都必须呆在家里,不得外出。

我顿时就有被人涮了一道的感觉。尼克松的名字我也记住了,内冷外热的微笑也练得差不多了,所有的问答题全都背得滚瓜烂熟,结果却不许我出头露面。一天夜里,我们又听到了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声音,踏跶踏跶踏跶……声音越来越近,车把式一声长长的“吁——”,马车正正地停在我家窗下。接下来便是“东”、“东”、“东”,似乎是车把式正在卸木头箱子。偶尔一声“啪”!不是瓷罐子还是玻璃瓶子摔碎了。我外婆轻轻翻了个身。我能想象她此时的内心。楼下副食店不知进了什么好东西,可是她不能下楼,不能去买便宜货。多么煎熬!

尼克松正式到访的当天,街道办工作人员大清早再次挨家通知:不仅不能外出,甚至不能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只要有人露头,狙击手可以随时射击,一枪毙命。我们全都吓坏了,唯唯诺诺地表示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我和我外婆各自占据房间里远离窗户的两个角落。外婆和以往一样从事制鞋业务,只是不再坐在床上,而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袼褙和工具都铺在地上。我无所事事,只能透过窗户望着北京冬天的天空。在这副苍白荒凉的画面上,偶尔一柱白烟升起,随后烟雾扩散,直至与天空融为一体。然后又是一柱新的白烟,周而复始。老式圆盘闹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日更亲切,更可靠。

外婆时不时看我一眼,她以为我是因为不能出去玩儿而不开心。“很快就结束了。”她安慰我。她的声音在我听来十分空洞。我不开心,不仅仅是因为不能出去玩儿,而是因为热情受到冷遇,努力遭到浪费。我想到那几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们说话出尔反尔,完全不值得尊重。我决心从此后再也不管他们叫“叔叔阿姨”,因为他们愚弄了我。

他们一直在愚弄我,不止在这一件事上。很多事情都不对头,很多说法都自相矛盾。如果美国人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我们还要用微笑来迎接他们,即使是经过精心排练的假笑?如果我们的生活快乐而富有,为什么我们还要把商店摆满商品,却又不允许任何人前去购买?现在想来,那一时刻就是我的天真开始丧失的起点。我头脑中非黑即白的概念被打破了。事情不再是清楚明白的一分为二:落后与进步,压迫与解放,黑暗与光明,丑恶与美丽。 有些事不太对,有些人在撒谎。

而我如何找出真相?如何去了解自己以外的世界?从北京儿童医院的烟囱中不断吐出变幻莫测的烟雾,将天空装点得千姿百态,成为我眼前唯一的风景。我紧盯着它,试图在心中将天空还原成灰秃秃的样子。

又过了很多年,在看一部纪录片的时候,我偶然发现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曾经参观过北京儿童医院。原来,1972年2月25日的下午,我的客人或者敌人,的确曾经离我只有数十米之遥。只是我对此完全无知无觉,因为我被囚禁在孤独的牢笼中。

我记得外婆时不时地看我一眼,用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安慰我:“人要懂得知足。我们能呆在自己家里,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您在说什么?外婆。“

“啊——”她大叫一声,右手攥住左手,鲜血从指缝间渗透出来。

我不敢再问。

时至今日,我总算明白了外婆的意思。因为我们通过了审查,得以留在自己家中。虽然不能上街,不能趴在窗户上往外看,不能下楼去买便宜货,但比起被赶到郊区去,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搬家可不是好玩儿的。多亏了外婆简明扼要的叙事,我们才避免了流离失所。外婆怎么能不为自己的叙事能力而自豪?



现在回想起来,外婆是我的第一个叙事教练,她让我懂得了叙事的精髓:将两件发生过的也许毫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赋予它们意义。这是她给我的正面的教诲。她同时也是我的反面教材,因为她对于自己一生的叙事只有两句话,这两句话其实还是同一个意思。我为她感到难过。这就是典型的空虚的一生。我发誓要过上比她更加丰满的生活,我发誓要活成万语千言。
发表于: 9/09/2018 21:58
快速引用
第二章 双城记



我父亲于1941年出生在山东半岛南部海岸的一个小渔村里。那里自然条件恶劣,且战乱频仍。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每当发生饥荒或战争时,那里的人就会向北迁移,俗称“闯关东”。

我父亲九岁时,被我爷爷带着去了东北。据说当时闯关东有两条路:陆路和水路。坐渔船穿越黄海比走陆路要省力,但也有风险:如果风向不对,有可能被刮到韩国或日本。 闯关东之旅想必也充满了紧张刺激的情节。可惜,我父亲和我外婆一样惜话如金。偶尔提到自己的迁徙,也是从我完全意想不到的视角。他会感慨自己当年冒著生命危险离开的贫穷的渔村,如今变成了繁荣的海港。“谁能预见到这一点呢?”他会惋惜地说:“贫瘠的土壤突然值钱了,只因为韩国和日本需要我们的铁矿石,煤炭,水泥,镍,铝土矿……”

1959年,我父亲高中毕业。他不是顶尖的学生,但他想去北京上大学。通过一番研究,他发现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的录取标准比其他学校略低。这是因为北京钢铁学院的学制是五年,当年除了北钢之外,五年制的就只有清华了。一般人都不愿意在一个不太有名的大学里渡过五年青春。但我父亲只是想去北京,不在乎多学一年。我的祖父一直是个流动小贩,那时刚刚攒够钱盘下一家小商店。他向自己唯一的儿子保证:只要你肯学习,不管学多少年,我都会全力支持你。就这样,我父亲申请了北钢,并且被录取了。

我父亲认为:去北京上学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关键的两个决定之一。起初,他只是想去首都,因为那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等到“三年自然灾害”来临,他才意识到这个决定有可能救了他的命。从1961年到1963年,中国遭遇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因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据说达到3000万。饿死的人大部分都在农村。北京居民能够勉强吃饱,大学生食堂又比普通居民供应得更加充足。主食是能够管饱的,周末能多吃一个鸡蛋或者一份肉菜。

我父母都是北钢的学生,但直到1961年才确定恋爱关系。自从我爸成为我妈正式的男友,我妈就开始每周六晚上回家,把她的餐券留给我爸,以便他可以享用双份的鸡蛋或肉菜。如果依她的心愿,她愿意把周日的晚餐也让给心爱的人,但我外婆的耐心总是在周日午餐之后被磨蚀殆尽,开始朝我母亲唠叨:“我自从18岁以后就没有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

虽然我母亲对我父亲的爱经受了饥饿的考验,但在毕业之前,他们的关系遇到了更加严峻的挑战。我母亲很容易就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我父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理论上,他也可以申请北京的工作,但他既不是最优秀的学生,也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

又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我父亲申请了天津的一个职位。天津距离北京不远,也是直辖市,但它的吸引力就比北京低很多,因而竞争者寡。我父亲认为这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地方。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外地人不愿意来天津是有道理的。天津风气保守,且相当排外。我父亲一生事业毫无建树,既比不上留在北京的同学,也比不上回到原籍省份的同学,他自己的解释就是天津限制了他的发展。不过他并不后悔,他选择天津落脚是为了娶到我母亲。所以他的故事也可以说成是为了爱情而选择平庸的生活。

我父亲和我母亲一毕业就结了婚。两年后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从结婚一直到我九个月大,他们俩一直两地分居。1967年,我父亲终于说服我母亲放弃了北京的户口和工作。我外婆对此一直心怀不满。 “那个小白脸太精明了!”每次提到我父亲,她都要这样恨恨地说。

我父亲则说:选择天津是他一生中做出的第二个重要的决定。那时他才23岁,从此之后他就再没作出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

对于放弃北京户口,我母亲从未公开表示过后悔。2000年我女儿出生时,她去医院探望我。她抱着自己的外孙女,轻声地念叨著:“你这个小北京人儿,你这个小北京人儿。你多幸运啊,一生下来就是小北京人儿。”



我母亲只有56天的产假。第57天,她回到工厂上班,顺便把我送进了厂办日托中心。日托中心是用铸铁车间的厂房改建的,所以有着高高的天花板。我躺在窗户旁的一张婴儿床上,无形的风好像手臂一样,把窗帘掀起又放下。窗帘下面露出一个女人的半张脸。她的眼珠左右晃动,最终定格在我的身上。那个洞穴般的房间里睡着几十个孩子,不知为什么那女人偏偏对我感兴趣。我感到恐怖。我大声地哭。我一哭,那个女人就不见了。风也停了。窗帘安然落地。我的世界重新陷入寂静。直到今天,我都坚持认为以上情景来自于我自己的记忆,但我母亲则说这绝不可能。心理学实验证明:六个月大宝宝的记忆力只能持续24个小时,九个月大宝宝的记忆力只能持续三十天。

这个场景也可能来自阅读加想像。集体育儿在五六十年代非常流行。当时整个国家都处在理想化的高潮中,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到来,私有财产将被取消,儿童应该集中养育。出生于1957年的作家王朔曾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写过一个类似的细节。他整个童年都在寄宿学校度过,由保姆和老师共同抚养。但每年都会有那么一天,一个女人会突然冒出来,搂着他,要求他叫“妈妈”,并与他合影。他起初感到很尴尬,但看到每一个同学都会被一个类似的疯女人骚扰,心理也就平衡了。我很有可能是在读了这些小说之后,再加上一点想像,创造出了我自己的叙事。

当我母亲搬到天津时,她就把我留给了我外婆。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直到今天,我父母也没有正式给过我一个解释。只有一次,他们提起:我三岁那年,他们得到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入读天津市最好的幼儿园,于是把我接回了天津。但我对上幼儿园很不适应。几天之后,我宣布明天不去上学了。我父亲打了我一巴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因为我精力充沛不依不饶地哭了一夜。那时我们家住在一间不足15平米的公寓房里,我的哭声让整栋楼的人都心神不宁。天亮后,我父母筋疲力尽。我母亲带我去火车站,登上了第一班返回北京的火车。

他们想用这个故事证明:他们给过我机会,但是我自己放弃了;他们还想证明:我是一个固执的孩子,而他们对我十分纵容。但问题是我根本不记得这件事儿。不过,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普通的作家可以编造情节,只有杰出的作家才能编造细节。我父母所描述的细节是可信的,我不认为他们有凭空编造出这些细节的能力。



我在外婆家一直生活到12岁,但我从来都没有北京户口。按道理说,我是不能在北京上学的,但毛泽东时代有它自己的政治正确性,那就是“全国一盘棋”。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没有贵贱之分。我父亲特別擅长使用这个角度。他说服了我外婆家附近的一所小学的校长,于是我就以借读的身份注册入学了。如果换到现在,外地生借读至少得交几万块钱借读费。

197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背着小书包,快乐地走进月坛一小的大门。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我真切地感觉到我就是那幸运的三分之一。

两年后,学区对学校进行了调整。月坛一小的校舍改成了月坛中学。月坛一小的学生一分为二,分流的标准是月坛南街。住在月坛南街南侧的都去三里河三小,北侧的去月坛二小(改名为月坛小学)。我家就在月坛南街北边,与我隔街相望的对面公寓楼里的同学就去了与我不同的学校。在宣布决定的那天晚上,我突然感觉月坛南街就是台湾海峡。我幸运地留在了大陆,而我可怜的朋友不幸流落到台湾。

我一直生活在这种乐观情绪里,直到1978年。



1976年是中国剧烈动荡的一年。周恩来逝世、“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一个剧变接着一个剧变。尘埃落定之后,“毛泽东时代”就结束了。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就停止了正常的运作,一直到1977年才恢复高考。这一年,将近六千万年青人怀揣希望湧入了全国各地的考场。大约有4.8%被各级大学录取。

教育的话题席卷了各个阶层。如果你想进入一所优秀的大学,那么你需要进入一所顶尖的高中,而为了进入好高中,你需要先进入好小学。几乎一夜之间,月坛小学的老师们卷起袖子开始了行动。家庭作业多了起来,每周都会有测试。好学生被老师带着到处去参加数学竞赛。

这些老师们几乎都像我的父母一样,在文革前读完了大学,在文革中忍受着“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诅咒。突然间,他们再次成为受尊重的社会成员。我父母一直对邓小平心怀感激,因为是他在1977年宣布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随着中国人重新发现学习的热情,地区意识也开始冒头。1978年,北京重新调整了学区,将学校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学校,并且明确规定:非北京户籍不能考重点校,只能在非重点校借读。理由很简单:如果你不是北京的合法居民,北京市为什么要把宝贵的资源浪费在你身上?

1978年6月,我的老师在课堂上点了几位学生的名字,通知他们去参加重点中学入学考试。我通常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但不知为什么那个名单里没有我。几天后,我父亲突然来到我外婆家,宣布要带我回天津上学。我这才知道,原来班主任老师给我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没有资格在北京上重点中学。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借读,我只能去第一百一十一中学。它是西城区最差的学校之一。

我并不在乎去哪所中学,我只是无法接受回天津。我已经完全习惯于与外婆在一起的生活,无法想像世界上还有別的地方可以称为家。

在1978年之前,我一年只能见到我父母两次。夏天我会回天津过暑假,冬天他们会来北京过春节。每次,当我母亲刚刚见到我的时候,总是对我百般温柔,大概是为了弥补我不在她身边的愧疚。然而过了几天,就在我们即将分手的时候,她会突然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发不成比例的脾气,似乎她对我一直看不惯,前几天都在忍着,如今终于到了极限。好在每次到了她发脾气的阶段,我们短暂的相聚就已经接近尾声了。

一想到我将和他们日复一日生活在同一个屋簷下,我的泪水就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我从外婆家跑了出去,躲在公共卫生间里。我们这一层楼几十位女性共用这一个卫生间,高峰时段总要排队。能够独自一人在这里哭,这可真是难得的奢侈。我倾注了所有能量,嚎叫,大哭,几乎窒息。我决心坚守阵地。我父亲绝不敢硬闯女厕所把我拖走!

过了一会儿,我的哭声开始变弱,我的眼睛也流干了。我希望外婆来接我,给我一个台阶下,但她始终没有出现。舞台上只有我自己一个演员,我不知道这场戏该如何结束。我在洗手盆下看到一瓶洗涤剂——不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温和中性的家居洗涤剂,而是工厂用的强酸性清洁剂。我打开瓶盖,将刺激性液体倒入洗手盆里。一股酸雾升腾起来,呛得我涕泪横流。就在这一刻,一位邻居走了进来。作为一位拥有常识的女性,她立即捉住我的胳膊,把我扭送回外婆家,就像警察将嫌犯交给检察官一样:“这孩子在厕所里玩儿强酸,太危险了!”

我外婆什么都没说,只是递给我一个背包。当我在卫生间痛哭的时候,她已经给我打好了行李。我并没有什么私产,无非就是几件衣服。我父亲二话不说,当即拉着我前往火车站。

火车开动了,我的眼泪再次涌上来。我父亲冷冷地说:“你要面对现实。“

这是他的原话:“面对现实”。在此之前,我只在电影中听到过这种措辞,通常都是共产党讯问者向刚刚被捕的国民党特务说:“你已经被我们抓到了,面对现实吧。”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怎么可能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十二岁女孩说的话?

三十年后的2008年,我儿子在加拿大开始上幼儿园。对于一个从没离开过父母的孩子来说,第一次面对陌生的环境有些抗拒是完全正常的,而对我儿子来说,还要加上语言的困难——幼儿园老师只说英语。那时我正在《明报》温哥华分部工作。有一天,我接到了幼儿园老师的电话。“你的儿子不停地哭。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跟他的母亲讲话。”我听出老师很不耐烦。一般小孩哭上两个星期也就够了,但我儿子上幼儿园已经快一个月了。老师说完就把电话交给了我儿子,后者用嘶哑的声音发出了一串急促的音节。我完全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我心里很急,因为我是在办公室接的电话。我不想让同事知道我对一个三岁孩子一筹莫展。于是我脱口而出:“我会早点下班来接你,好吗?但你现在需要面对现实。”

掛上电话,一位来自香港的同事问我:“安纳,你的儿子多大了?他明白’面对现实’是什么意思吗?”

我很震惊。我简直不相信这是我刚才说过的话。我还记得当年我父亲对我这样说话时,我如何深受伤害。我不是发誓要比自己的父母做得更好吗?我阅读能找到的每一本育儿手册。我会蹲下来与孩子交谈,以避免身高的差异给他们造成压力。这都是我父母绝对不曾做到的。我敢打赌,如果我与儿子面对面交谈,我不会说那冷冰冰的四个字。但是电话让我失去了警惕,说漏了嘴。也许我并不比我父母好很多。也许我的心灵从来没有摆脱枷锁。

奇怪的是,我儿子听到“面对现实”,竟然真地就不再哭了。他肯定无法理解这四个字。但他大概可以感觉到:这不是为人父母应该说的话。说这句话的嘴唇,一定不是今天早上与他亲吻告別的嘴唇。这么奇怪的事情都能发生。最好还是先止住哭泣,也许还会有比上幼儿园更糟糕的事情。

和我父亲一样,我成功地疏远了我的儿子。



1978年5月,我回到天津。我父亲安排我到陈塘庄小学注册上学。老师们不太愿意接收我。中学入学考试即将来临,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可能会降低整个学校的平均分。我父亲恳求他们至少给我一个测试,他们同意了。一个老师带我去了一间空教室,递给我两张考卷。一张数学,一张语文。等我答完了,那位老师走进来,收了卷子,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我向窗外望去,注意到这所学校是一排排的灰色平房。眼前的木窗台开裂了。我坐的桌子和椅子也很丑。这所学校比我的月坛小学落后二十年。我的心开始下沉。乐观的泡沫开始破裂。“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我不再属于那幸运的三分之一?

我父亲站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穿着一件白得耀眼的衬衫,右胸前的衣兜上插着一只钢笔。这是那个年代工程师的标准打扮。我远远打量着他,心想:“这个家伙是谁呢?凭什么就把我拖到这里来?谁给他的权利?我怎么知道他是我真正的父亲?”

那位老师再次走进来,领我回到了大办公室。几位老师看我的眼光都与刚才不同了。一个老师问我:“你在北京算是好学生吗?”

“我中等吧……中等稍微偏上一些。”

另一位老师叹道:“看来我们和北京的差距不是一点点啊!”然后,大家都陷入深深的沉默。

事实上,我之所以这样回答只是出于谦逊。即使在北京,我在同龄人也能排到前10%。我没想到我的谦逊把这些好老师带入自我怀疑。就像我在生活中犯过的大多数错误一样,我以为自己的言行是出于善良,实际上却是出于无知。我无知,因为我在等式中永远只能看到自己。

回家的路上,我父亲拉着我的手。我偷眼看他,感觉他脸上正在发光。

这在我的生命中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重要性等于我外婆“被娘家上赶着送来”。 他们是不是我真正的父母已经不重要了。我发现了与他们和谐相处的窍门:只要我学习好,他们就能接受我。

我在陈塘庄小学只呆了一个月,但那短短的一个月里,我享受着明星级別的关注。不久就到了中学入学考试的时候。我取得了足够高的成绩,考上了河西区最好的中学:新华中学。然后,暑假就到了。



我坐在火车上,望着无尽的田野。我要回北京与我外婆一起过夏天。在北京与天津之间是广阔的华北平原。单从地形地貌以及农作物的品种,你看不出来天津在哪里结束,北京从哪里开始。除非你能看到铁路边写着“北京”两字的白色木牌,而这正是我一刻不敢眨眼的原因。

我第一次痛苦地认识到北京是多么地大。在此之前,我曾将北京等同于外婆所住的公寓楼,最多再加上月坛公园和月坛小学。现在,即使我看到了那块写着“北京”的白色木板,我还要再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外加十站地铁,然后再走上十五分钟,才是我外婆的家。

这是我第一次理解什么是空间,就像上一次,当外婆去街道办事处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什么是时间一样。焦虑和痛苦是认知的源泉,此事一再发生在我的身上,不知其它人是否也遵循这一规律。

外婆家里的一切都像我从未离开过一样。楼下的便利店、饭店和街上的书店都还是老样子。北京儿童医院的烟囪也还在昼夜不停地释放白烟。不一样的只有我。因为意识到自己没有北京户口,即使睡在外婆的家里,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

在我移民到加拿大后,我开始阅读加拿大的历史。1534年,法国探险家雅克·卡蒂埃抵达现在的魁北克。当他回到法国时,他绑架了两名年轻的印第安人。第二年,他的探险队回到了新大陆。当他们进入圣劳伦斯河河口时,他将这两个印第安男孩带到甲板上。木船板在脚下吱吱作响,狂风拍打着头顶上的旗帜。两个男孩子紧盯着岸边,突然,一名男孩大声喊道:“去加拿大的路!”卡蒂埃於是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这片土地被称为加拿大。”

历史学家指出:卡蒂埃的理解是错误的。印第安人的头脑中还没有建立起整片大陆的概念。加拿大只是“村庄”、“定居点”的意思,是男孩子所在部落安营扎寨的地方。

我当然同意历史学家的看法。不过,当这两个男孩被从“加拿大”带离时,“加拿大”对他们还意味着打猎后走上一小时便能返回的村庄。可等他们被迫来到大洋的另一边,然后再航行回来,“加拿大”在他们心中,就已经成为一片遥远的,和欧洲截然不同的,需要耐心与坚忍才能重返的大陆。此时此刻,这两个男孩对于空间的理解,想必已经与他们留在故乡的亲人截然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