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10/08/2018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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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华:回应鲍彤“六四政变说”
发表于 2018 年 10 月 06 日 由 辰思

——“八九六四”三十周年阅读笔记之一

明年将是“八九六四”三十周年。有去中国访问的朋友,最近回来告知,南北走访,总有人或明或暗地预言,明年会有大事。说起来,明年不但是“八九六四”三十周年,也是“五四”一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而且还是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今年又恰逢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本有的一系列潜在危机,早就因增长减速而渐次浮现,如今更是处处掣肘。金融、房产、股市,“爆雷”和“割韭菜”的现实导致安全感严重缺失,恐慌悄然蔓延。对政治统治的态度,也出现从无感到困惑再到质疑的趋势。

这一切,都和1988年年底到1989年年初的社会气氛那么相似!

那时,经过1988年夏末通货膨胀导致的抢购恐慌,政府经济政策开始紧缩,可是社会商品化趋势并未稍懈,1989年上半年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还远远超出了上年夏天。人们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时时陷入由中央政府主导造成的强烈冲突的矛盾之中,而官方舆论控制却因为经济政策无法立即见效而更加收缩。社会困惑和恐慌,反映在那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姜昆相声的包袱,是天安门广场被开发成了一个露天大市场;反映在当时还不被正统文学界接纳的王朔作品,是夸张荒诞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里政治话语和商业投机的荒谬联姻。从年初开始,方励之给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出公开信,建议后者在改革开放十周年和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宣布大赦,释放十年前重判的政治犯魏京生。那之后,主持校园民主沙龙的北大历史系学生王丹就提出,1989年不但是五四七十周年和建国四十周年,而且还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北大校园一片怀疑人生的气氛,一方面“托派”(考托福)“麻派”(打麻将)“舞派”(开舞会)风行;另一方面,那年3月底,北大法律系毕业的诗人海子卧轨自杀,校园好友为他举办的朗诵纪念会,聚集起数千人,是1987年元旦游行以来最大的一次聚会(见张伯笠《逃离中国》)。学生在五四前后几乎必然会要有行动。胡耀邦四月十五日逝世,把这个机会提前了。

1、鲍彤“六四政变说”连接党内与学潮

“六四”二十九周年前夕,纽约时报中文版开始连载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女儿李南央对赵紫阳秘书鲍彤的访谈,开篇伊始,就提出“六四”实质上是一场政变。在鲍彤看来,胡耀邦逝世仅仅三四天,邓小平就开始了布局。为了保证自己享有“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不会被后继者如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身后遭到清算,邓小平公然违反党纪国法,针对赵紫阳发动了一场政变,最终引致“六四”屠杀。鲍彤说:“‘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他认为,“判断‘六四’的问题,关键是要明确一点:就是自始至终,主动的是邓小平一个人,其他别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动的。杨尚昆也是被动的,……北京市委是被动的,学生也是被动的。”他承认,“说这个话,学生会很伤心:邓小平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原来是把我们当成他的工具来搞赵紫阳的。”不过,他强调,“但是,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现实。”

鲍彤承认,他并不是第一个把“六四”镇压看作政变的人。不过,他的确是说得最为明确也最为肯定的一位。而且可以说,他是第一位把中共党内斗争(他认为只是邓小平的个人行为,没有使用“党内斗争”这种概念)和学生行动联系在一起谈论的人。以前,这两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交叉。一些人聚焦在当时中共内部的事态进展和力量消长,另外一些人则一门心思关注学生内部情况。九十年代,主要讨论者关切的都是后者;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诸如当事人回忆录等材料出现,前者已经显示出较前为重的份量。但将这两方面乃至更多方面综合起来考察的努力,目前还很少见。在这个意义上,鲍彤的说法有助于推动对“八九六四”更深入的研究。

具体来说,鲍彤的“政变说”指向几个重要的日期。第一,4月18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说“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引起邓小平警觉,并动手取消了这次会议上决定的若干举措。那之后赵和邓的几次见面谈话已经都不重要了,都是邓为了稳住赵,坚持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再处理的策略手段而已。第二,“4.26社论”的产生,包括从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后到社论出炉,这几天内李鹏和邓小平借着赵紫阳不在国内进行的种种激化矛盾的动作。第三,5月16日送走戈尔巴乔夫,5月17日召开常委会讨论戒严令,迫使赵紫阳辞职。

但是,鲍彤的陈述有很大问题。一是存在事实错误。例如,鲍彤重复赵紫阳《改革历程》书中的说法,认为胡耀邦追悼会后学潮趋于缓和,一部分学生已经主张复课,所以赵紫阳做了平息学潮的指示以后,就按照原定计划访问朝鲜去了。可事实恰恰相反,当时学潮毫无缓和迹象,反倒被追悼会时的经历(聚集广场悼念的十万学生不知道也没看到灵柩离去、学生代表下跪请愿、谣传李鹏出来接见却始终没出来,等等)激化了。北京全市规模的罢课,正是在追悼会结束后才开始的,此前只有零星院校进行过限时两天的罢课而已。另一个是逻辑含混。例如,一篇旨在通过描述抢救经过来澄清“耀邦是开会时被气死的”谣传的文章在4月18日深夜被撤稿(详见下文),鲍彤相信撤稿是因为邓小平有意激化矛盾,以便嫁祸赵紫阳。可是说到“4.26社论”激化矛盾时,他却无法回答:用社论激化矛盾的目的也是要嫁祸于人吗?赵紫阳当时不在国内,为什么邓小平仍然意图激化矛盾呢?再一个是存在重大疏漏,比如,戈尔巴乔夫抵京前两天,5月13日发起的绝食,将世界目光集中到天安门广场,并成功发动起北京全城和全国各地的民众抗议。这件事也是在邓小平的操作下发生的吗?鲍彤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要证明广大学生和民众仅仅是邓小平弄权阴谋的棋子,赵紫阳的陪绑,恐怕还需要更认真仔细的梳理和论证。

赵紫阳和鲍彤两人因为反对戒严令,反对动用武力镇压抗议示威的学生和民众,遭到长期政治迫害。鲍彤在六四之前的1989年5月28日即遭秘密绑架,并被长期监禁。赵紫阳遭剥夺政治权力和权利,被软禁家中十五年,但他直至逝世也没有改变自己反对镇压的立场。他们的道德勇气值得我们铭记。下面的讨论对他们一些说法、观点提出异议,对赵紫阳从政时某些作为有负面评判,都是出于探求历史的一份努力。具体观点并不影响我对他们两人失势后道德品格的敬仰,这是必须事先说明的。

2、悼胡及其政治意涵

对鲍彤“六四政变说”来讲,最重要的日期还是4月18日。因为据他说,这一天决定了邓小平的警觉和政变决心,证据就是在这同一天,邓小平推翻了赵紫阳主持做出的若干决定。总之,看上去就好像是赵紫阳在单枪匹马地为胡耀邦争取公道、恢复名誉,学生市民等等不过是当时的背景而已。果真如此吗?暂且不提赵紫阳1987年曾积极支持邓小平迫使胡耀邦辞职的往事,就说他4月18日提出的“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鲍彤视为关键,但其实这在当时的中共高官中,根本谈不上独特。毕竟,民众悼胡已经连续进行了三四天,并没有受到任何官方阻碍,反倒声势见长。

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当天开始,学生和市民就在校园张贴各种大小字报,并向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献呈花圈和挽联。到第三天,4月17日下午,政法大学500多人陪伴一辆三轮车步行四个小时,将悼胡期间首个直径两米的大型花圈送达广场。他们绕场游行一周后才将花圈放在纪念碑底座,随车播放的哀乐和《国际歌》、《国歌》吸引了上万人追随,十多名外国和港台记者采访,就连共青团中央正在召开的北京各高校团委书记会议得到消息后,也以现场观察的名义停会,让情绪兴奋的与会者前往广场。17日深夜,约6000北大学生走出校园,同样是步行四个小时,在4月18日凌晨4时到达广场。这是悼胡过程中第一次大规模游行(以上见吴仁华《六四事件全程实录》)。官方媒体虽然没有报道这些内容,但人民日报4月17日在头版刊发一张民众向纪念碑献上悼胡花圈的照片,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也引起李鹏对党媒导向的不满,见《李鹏六四日记》)。北大在胡耀邦逝世第二天,4月16日,已经通过官方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在校内设立灵堂,组织学生悼念,力图将学生反响局限在校内也局限在“悼念”这个单一内容上(据香港大公报4月17日报道)。这些都发生在4月18日上午的常委会之前。

其实,问题不在悼胡,而在悼胡引发的政治不满。胡耀邦的逝世提醒所有人,他两年多以前被迫辞职的直接原因,是1987年元旦前后,从合肥、上海等各地城市蔓延到北京的要求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学潮。当时宣布胡耀邦辞职和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之后,官方高调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党籍并将三人调离工作的决定,连续刊登在1987年1月份的人民日报上,继之以批判文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路(到3月份前后被赵紫阳有意搁置)。因此,稍有政治意识的人都会想到,悼胡将会带有强烈政治色彩。事实正是如此,4月15日当天各校园出现的大小字报已经充满政治内容。当天晚间在北大三角地贴出的诗文里,包括“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却死了”(资料显示,这句话出现在当天中新社转发冰心悼胡耀邦文章,冰心在文中解释“该死的”就是她自己),被香港等境外媒体广泛报道,也被新华社等机构记录。当时几乎所有看到的人都意会到,后半句是在指涉邓小平。各地悼胡张贴里,都有为胡耀邦鸣不平和对现实政治不满的言论。香港媒体从4月16日开始发布胡耀邦逝世消息,报道了校园反响和天安门的花圈。香港《快报》当日就使用了“‘天安门事件’会重演?”的通栏标题。英文《南华早报》那天也是以“学生在校内抗议”为主要内容报道胡的逝世。4月18日,大部分香港中英文报章都刊发了天安门背景前一个巨大花圈和拥挤人群的照片,同时报道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抗议。这些应该都会及时回馈到中共高官那里(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说邓每天早上必读15份报章,其中显然包括港媒)。到鲍彤所说的那次常委会之前,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是,前面提到的那6000北大学生在4月18日凌晨到广场后,提出了后来成为学运重要基础的请愿七条(据不同回忆,从路上到广场,参与议定的学生包括王丹、张伯笠、邵江、郭海峰、张智勇等人),并在早上8时左右向人民大会堂里全国人大信访官员递交了悼胡以来的第一份请愿书。这七条里的第一条就是重新评价胡耀邦,澄清他1987年辞职一事。至此,学生悼胡的政治内涵正式亮相,不再遮遮掩掩!

中共高层内部很多人都对悼胡引发的政治不满有所戒备。最早向赵紫阳汇报各地情况并提出要注意悼胡引起政治影响的,是胡启立和芮杏文,时间是在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当晚。这两位都被视为是支持赵紫阳、支持改革的重要人士。他们建议中央就此向全国发个通知,但赵紫阳认为没有必要(吴仁华《实录》)。李鹏4月16日晚访日归国,姚依林接机时谈论起来,也认为事态严重。李鹏后来还接触杨尚昆等其他人征询意见,表达担心,并在4月18日上午的常委会上正式向赵紫阳提出要有应对准备(李鹏《日记》)。北京市对事态也保持警惕,4月18日上午,向国务院签发了第一份关于学生动态的报告(吴仁华《实录》)。在高层领导人中,赵紫阳似乎是唯一的一位,拒绝谈论悼胡的政治意涵,每逢别人提起,他的回答都是说“不能不允许”,把面临的情况表述成一个“允许不允许”悼念的问题,只说学生和民众悼胡是出于“感情深厚”,极力回避胡耀邦生前处境不公和八六学潮(包括1987年元旦)这些政治上必然会出现的题中应有之义。他对自己在追悼会后的判断是这样解释的:“当时我觉得学生不管是什么动机,总而言之是借悼念胡耀邦这个题目。追悼会已经结束了,你们也参加了,就没有什么题目了,应当复课。”(赵紫阳《改革历程》)这听上去近乎天真幼稚,对追悼会期间广场上的学生反应毫无掌握。而且和他一贯务实的形象相反,这似乎也成了他概念先行地描述学生追悼会后趋向缓和的根据。鲍彤提出“六四政变说”时,仍然沿用了赵紫阳这个“允许不允许”悼胡的表述,他还进一步把这个表述强加给邓小平,逻辑上似乎是说,邓当时期待常委会做出不允许学生悼胡的决定。无论是从学生、民众、知识分子方面,还是从中央高层、北京市委方面来看,都未免和当时情况相差太远了。

3、关于“激化矛盾”的假设

鲍彤向李南央解释4月18日都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提到三项赵紫阳提出但被邓小平否决的举措,即:1、于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万人向胡耀邦遗体告别的仪式;2、在悼词中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3、针对胡耀邦是“开会时被气死”的谣传,组织写作发表一篇胡耀邦从发病到逝世一周时间里接受抢救和治疗的报道。其中前两项关系到胡耀邦治丧工作中的规格,第三项是试图直接影响新闻受众。我们先来看看这最后一项。

据张万舒记载(其他记载略有出入),这篇文章的起因,是新华社于4月16日注意到社会谣传和外媒猜疑,主动提出撰文以平息民情,得到分管宣传的中央常委胡启立和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同意,两天内完成,4月18日当晚已获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主要领导签发,并已列入向各分社发出的要闻目录,但深夜经温家宝传达而停发待命一个多小时,最终在午夜过后传来指示撤稿。从撰写目的来看,也许应该考察的是,这篇文章在预定的4月19日早上发出或不发出,对当时事态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撤稿会引起矛盾进一步激化吗?发稿会不会激起更多群众对悼胡的好奇和参与热情?我们必须回到现场细节,避免想当然地沿用两天前(16日)决定撰文时的环境条件。事实是,除了上文说到4月18日早上,学潮事态有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转向明确的政治要求以外,十几个小时之后的那天深夜,这个转折更加扩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据吴仁华《实录》和Eddie Cheng《天安门对峙》,4月18日早上8时王丹等三人把请愿书递交到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信访人员那里时,坐在下面等待的学生只剩下三百来人。但王丹他们离去后,这些学生并未全部离去。中午之后,大批学生和市民络绎不断地到广场,带来各种挽联花圈,还有不少人在自发演讲,群聚一度高达数万人。大会堂前静坐的学生也吸引了很多原本聚集在纪念碑那边的学生和围观群众。于是18日傍晚,又有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李进进站出来,代表学生再次向人民大会堂递交相同七条要求的请愿书。这一次,由于他的坚持,官方派出了刘延东等三名人大代表,于晚间8时左右走出大会堂,到门前台阶的中部平台上接受了请愿书。虽然李进进事先征求了学生同意,确认大家都同意说,在递交请愿书后大声宣布阶段目标已经达成,这天的请愿就到此结束并解散,但事后台阶下的学生并没有全部离开。很快,他们转移到纪念碑基座,在那里演讲介绍请愿七条和当天的请愿经过。人们开始争论为什么要向全国人大这个著名的橡皮图章请愿。人群中出现“向政府请愿”的声音,并由一直在场(而且早上和王丹一起充当过学生代表)的北大学生郭海峰带头,绕广场游行一周后来到长安街,向国务院所在地的中南海移动。这开启了连续两夜在中南海正门新华门前的请愿。人们很快就持续喊出“李鹏,出来!”的口号。

这一连串事件,都发生在张万舒记录的18日深夜最后撤稿之前,而且有公安部现场录像(赵紫阳在回忆中提到,他曾在事后调看录像)。邓小平是否一直在追踪这些发展变化,我们无法确认。不过,从全国人大一天内相隔12小时两次接受学生内容相同的请愿书一事来推测,从“单纯”悼胡向政治请愿转变这件事,应当在深夜撤稿之前已经为邓小平所知。按照鲍彤说法,邓决定撤稿是因为判断学生会坚持说胡耀邦是“开会时被气死的”,并因此会情绪更加激烈地为胡耀邦争取公道。按这个逻辑,邓想借此激化学生行动,以便让赵紫阳承担责任,然后就可以指责赵本人是“自由派”并实现将其撤职的政变目标。但从上述事实来看,在18日深夜的情势下,为胡耀邦“被气死”辟谣的重要性对于学生来说已经明显减弱。事实证明,撤稿这篇文章,对学潮发展基本没有发生什么作用,更谈不上“激化”。下一步的转折,即将因为4月20日凌晨所谓的“新华门惨案”(又称“4.20惨案”)和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时学生们感受到的轻蔑而激化。赵紫阳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动态。

4、为什么是“李鹏,出来!”

这里暂且偏离关于“六四政变说”的讨论,借此机会探讨一下这个近30年来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从各种收集出版的相关资料可以看出,胡耀邦逝世后最初几天,北京、上海、天津、西安等地大专院校出现的大小字报,不但有指责邓小平和李鹏的,也不乏指责赵紫阳和其他被看作“改革派”高官的。《陈一谘回忆录》里特别提到1989年时的国家体改委试点局局长周少华,父亲周荣鑫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教育部长,因受“四人帮”迫害死于1976年。她原本支持学生悼胡,但在4月18日看到中国人民大学贴出的一张“关系图”,“几乎把所有上层领导人都点了,骂了”,不禁非常生气,认为学生是在不负责任地胡闹。这类“关系图”当时非常流行,事后台湾出版的《天安门一九八九》还收录过一份。既然如此,为什么当学生从广场转移到新华门时,是李鹏而不是其他人成为请愿和抗议的靶子?最早为八九六四立传的陈小雅在1996年于台湾出版的《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中,引用她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京记者张伟国当晚在新华门前亲笔记录的现场实况之后分析说:

“为什么要李鹏出来呢?胡耀邦的评价问题是党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如果单为这一点,应该找赵紫阳,而不应该找李鹏。从个人来看,李鹏的工作能力的确有一个学习的问题,他还不是一个很坏的人。但是,在政府中,李鹏是‘老人政治’的傀儡和代表。而胡耀邦显然是为老人政治所牺牲的。点李鹏,就是指向他的后台,学生的这一行动看似不好理解,但却是绝不冤枉的。”

这是一种解释。当然李鹏本人绝对不会作如是想。他在18日到20日新华门冲突期间的日记里并没有提到自己被点名的事,只说学生点了领导人的名。但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后,“李鹏”再次成为焦点时,他终于按耐不住,提出了和陈小雅一样的问题,并暗示出阴谋论。需要注意的是,4月18日晚学生首次点名李鹏时,仍然没有任何组织名目。几位领头的学生,王丹是因为此前组织“民主沙龙”半年多而为人所知,李进进曾任北大研究生会会长,此外当天参与确定“七条”的张伯笠、郭海峰、张智勇,都是自己站出来,就自然成为了学生代表。当天中午,王丹和张伯笠已经回校;傍晚,李进进也已离开返校。阴谋论在这个事件中无法建立相关链条。对比各种记录,我以为目前对这一情节最有说服力的是 Eddie Cheng《天安门对峙》里的叙述,其中的转折点在于李进进递交请愿书后,仍未离去的学生在纪念碑那里引起更多讨论,终于将“请愿”和“政府”联系在一起。当时在现场起到一定作用的可能还有一幅十米长两米宽的白绸布挽幛。17日半夜北大学生在校园内躁动不安,提出游行时,毗邻三角地的28楼楼上垂下这条白练,上款处是“永远怀念耀邦同志”字样,中间竖书“中国魂”三个大字,下署“北京大学部分师生与校友”(据吴仁华《实录》这是由北大毕业的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刘苏里等人制作)。几千学生随着这幅挽幛走到天安门后,郭海峰和张智勇将其拉上纪念碑底座,从上面垂挂下来,很是壮观。Eddie Cheng《天安门对峙》称,18日中午请愿人数减少时,学生们把这幅挽幛移到了大会堂前,以壮声势,确实也吸引来更多参加请愿的人。晚间李进进离开后,据吴仁华《实录》,一直在场的郭海峰还带头拉起这条白练,带领一两千学生绕广场游行一周,之后才带着“中国魂”一起前往新华门。这似乎显示出,已进入“请愿”角色的那部分学生与这个条幅之间出现了某种暂时的身份关联,并且不愿立即放弃“请愿”使命。在新华门前,学生们还曾要求门内官员接收这个挽幛。在最后推挤和清场的混乱中,这副“中国魂”竟然不知去向了。

不过,转战新华门的关键,应该还是决定抛弃人大、改向“政府”请愿,从这里延伸,“总理”成为政府的当然代表。李鹏比较缺少社会尊重,容易成为靶子,应该是在这些前提下出现的。至于说为什么没有向党请愿,这个问题,本来也可以针对学生向全国人大请愿的情况提出,但是好像人们都没有这样想过问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以为,也许可以从学生们在学校环境里成长,接受“党”、“群”概念规训所形成的特定政治文化上看出端倪。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党领导一切,党决定一切。虽然党不会随时随地都在管你,但是在它想要管你的时候,你是无法不让它管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在个人生活范围里,这个党不仅以政权代表的方式出现,而且以组织的形式出现,其组织成员未必都是班级或单位或街道村镇的主管。中共建政几十年了,党组织活动仍然带有地下和秘密的色彩。以前,党员开会,非党员(尤其是年轻的非党非团人员)只能悻悻然走开。虽然很多年轻党员并不会刻意隐瞒,但假如你本人不是党员,你可能就需要猜测或者是到处八卦一下,才能确认周围哪些人是党员。八十年代这些风气有所松弛,但人们与“党”的关系仍然暧昧不明,远未达到普通社会成员都能理直气壮地向“党”直接提要求施加压力的程度。学潮初期聚集起来的同校学生,未必来自同班级、同系科,不存在党组织活动的基础,当时首先想到向全国人大请愿,已经是最为合乎情理也合乎规范的渠道了。实际上,这个解释也可以从官方态度得到佐证。例如,5月3日学生组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正式向当局递交请愿书时,学生代表先后前往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办公厅和永定门外的国务院信访局,再如,绝食开始后,最先被中共派来和学生交涉的,是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统战部是历史上与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或少数民族打交道的机构,作为学生,我们当时就觉得很有点怪怪的。其实,学运期间唯一一次高级官员和对华团的对话,也是在统战部举行的。这些应该同属一个逻辑。

5、聚焦丧礼规格和级别

回到鲍彤的“六四政变说”,从邓小平的角度去看,“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很可能更像是一个假问题。实际上,鲍彤在访谈中提到的另外两件事,也许更容易引起邓对赵紫阳的警觉。这就是“十万人遗体告别”和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治丧是仪式性活动,中共又是一个非常重视仪式的统治者。追悼会的规模和程序和悼词里出现的赞语称呼,都不能任意而为。这就好像帝制时期官员服丧的规定,或者王公大臣死后的谥号,因为涉及到级别和规格,有各种细微之处的讲究。“十万人遗体告别”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称号这两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延续的时段并不相同,稍有重合,但二者的轨迹却非常相似。两件事都没有出现在决定治丧规格的最初时刻;各自出现不久之后,分别遭遇显然的阻力;这时可以看到常委以外的某种公共舆论加持,然后有家属提出相关要求;最后或家属撤回,或遭到直接否决,无疾而终。下面我们先来做一点略嫌枯燥但并非穷尽所有资料的事实考证,然后再考虑这两件事与“六四政变说”的关系。

胡耀邦4月15日早上8时左右逝世,上午赵紫阳就主持常委会研究治丧事宜。虽然事属突然,开这个会基本上还是毛泽东谢世以来的一贯做法,即,及时确认死者级别和治丧规格,建立相关工作班子。这次会上确定由常委乔石和胡启立负责,设立了治丧委员会并任命了主要下属机构负责人。胡耀邦1987年1月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失去常委席位,保留了政治局委员。但是,中央经乔石提议决定,治丧将比照叶剑英的级别规格,不按胡去世时的实际职位办理。叶剑英曾任中共副主席,于1985年因病请辞之前任职全国人大委员长、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排名仅次于当时的第一把手胡耀邦。叶离职翌年病逝时为离休状态,但因属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领导人”,仍给予相当于最高规格的待遇。乔石建议的这个安排考虑到了胡耀邦曾担任党主席和总书记的过往。会议下午1时前后结束时,决定由温家宝负责起草讣告。列席会议的党媒负责人会后向下属传达了这些内容,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进入待命状态,待讣告送达即可播出。中共中央讣告和有关治丧安排的公告,一直到晚间新闻节目开始才有定稿。公告明确提到,“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并提到追悼会当天主要公共场所和国家机关将下半旗致哀。第二天有港媒报道,“据说”讣告曾四易其稿。(以上内容见吴仁华、张万舒、吴牟人等人著作,和香港编《八九中国民运报章头版专辑》)

可以看出,胡耀邦逝世当天,没有人对乔石的提议表达异议,相应地,对追悼会的基本安排也有共识,直接付诸文字公之于众。但是讣告文字却有一点问题。对照阅读可以发现,副题中加给胡耀邦的荣称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比叶剑英讣告的副题少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条。前面提到的两件事暂时都没有出现。不过,“十万人”是完全没有迹象,而“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略现端倪。下面对两条线索分别略做事实梳理。

a. “马克思主义者”称号

按中共套话格式要求,作为荣誉称号的“马克思主义者”前面必须加一个褒义定语。可以想象,是否称胡耀邦为“(坚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直接关系到是否承认他在1986-87年间犯了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并因此下台,关系到是否要挑战邓小平两年多以前的决定。邓小平对此的“警觉”,按理应该比他对“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的警觉要高的多。讣告定稿看来对此做了技术处理——既然会引起政治疑问,不如干脆删去。如果“四易其稿”是真,那有可能是在照抄叶剑英荣称时某些人发现了这个问题,甚至有可能相关人员在定稿前曾直接请示邓小平。但“四易其稿”的说法一旦传开,同样有可能引起圈外嗅觉敏感人士的好奇,他们就会注意到这个和叶剑英荣称的不同之处,意识到这是一个“节点”,有人还会试图加以利用。那么讣告之后,这个荣称是如何重新变成一个问题的呢?

鲍彤说,4月18日政治局常委讨论追悼会悼词时,赵紫阳提出要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第二天就被邓小平否决了。赵紫阳本人在《改革历程》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李鹏六四日记》在4月18日提到常委碰头研究学生上街和治丧事宜,没有提到讨论悼词;之后在4月20日和21日分别两次提到常委开会讨论悼词草稿,20日那次,赵紫阳和李鹏两人都试图从不同方面提高对胡耀邦的评价,但没有涉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提法;21日那次,说明文字(此书每天日记分为简要的黑体字部分和比较详细的说明两部分,说明部分应该是2004年前后为出版而整理时补写的)里提到,“根据小平同志意见,没有给予耀邦同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邓的意见,明显是针对悼词草稿中的已有文字,对照鲍彤说法,应该是此前根据赵紫阳意见写入。22日将举行追悼会,21日这次讨论,应该是最后确认定稿了。

在此期间,4月19日上午,北京《新观察》杂志社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在京共同召开有五十人参加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很多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出席,也有曾与胡耀邦共事的老干部。陈小雅《天安门之变》说,好几位有高干职位的发言人刻意使用了带有不同定语的“马克思主义者”称呼胡耀邦,这个称号俨然成为当时党内高层政治表态的一个标识。而比较年轻的与会者,却对此表现得没有多大兴趣,他们的发言都着重在其他问题上。一天之后,4月20日下午6时,因为每天接待数千吊唁者过于疲惫,胡耀邦家人关闭家中灵堂。应该是根据家人意见,吴仁华《实录》在这一条下说,此时丧事准备仍有未解决问题,其后列出的第一项即是能否在评价时加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条。这一项在4月15日、4月17日家人两次和赵紫阳谈话,以及4月18日李鹏前去吊唁时都没有出现在家属要求中。那几天的表述是,中央应该给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工作做一个正式结论。看来,这个称呼在20日晚间已经成为家属要求对胡耀邦工作做出结论的一个具体目标。

4月22日追悼会,赵紫阳宣读悼词,没有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一处使用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字样,令人好奇,这是不是没有经过邓小平同意,赵紫阳自己临时加进去的。追悼会之后,再次提到这个称呼问题是在4月25日(赵紫阳已于23日赴朝鲜访问)。张万舒记载说,这天上午杨尚昆和李鹏去见邓小平,下午由胡启立向官媒转述了邓小平对这两位说的话,其中关于称呼问题是这样说的:“胡耀邦的追悼会规格够高的了。人死了,评价可高一些。他是有错误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表现软弱退让……有人说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看不够格,我也不够格,我连《资本论》也没读完。我死了,也不要这样提。”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提及这个称号。当晚,电台广播了第二天将刊发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个“4.26社论”激起强烈反弹,形势急转直下,胡耀邦究竟是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后来的争端中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b、“十万人遗体告别”

“十万人遗体告别”提出的时间,鲍彤记错了,不是在4月18日的常委会上。据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和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此事发生在胡耀邦逝世第三天的4月17日下午5时半之前,是乔石主持治丧委员会开会决定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有负责人出席。张万舒记载传达内容时,明确说是“根据赵紫阳提议”,具体内容是:“(1)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0万人向耀邦遗体告别仪式;(2)22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4千人的追悼大会;……”(下略)但到晚上9时半左右就接到通知取消。吴牟人等编《八九中国民运纪实》在4月17日条目下(对照张和陆两人记载,事出17日下午,此条应属摘自“4月17日电”,实际刊发有可能是4月18日)列有文字:“此外,连日来,中顾委、中纪委、团中央等部门均强烈要求瞻仰胡耀邦遗容,中共中央已作出决定,胡耀邦追悼会后,将胡耀邦的治丧活动增加两天,让中央机关和部分民众瞻仰胡耀邦遗容。”这条消息,与张、陆两人提到的21日开放十万人瞻仰遗容、22日开追悼会,出现显著不同。首先,开放安排被表述为呼应中央机关和民众的“强烈要求”,而不是出于某一领导人;其次,开放瞻仰放在追悼会之后,时间改为两天;最后,开放以天数限定,没有提具体人数,整体上更具可行性和可控性。这应该是在4月17日晚9时半决定取消之前传出去的消息,或为治丧委员会傍晚前后继续开会研究的结果。

《李鹏六四日记》当天没有提及此事,但又在第二天4月18日的说明部分提到他晚间到胡耀邦家里自设小灵堂吊唁时,耀邦夫人李昭提出开放民众瞻仰遗体两天,不开追悼会。李鹏虽然同意向中央转达家属要求,但觉得这要求奇怪,遂对李昭解释说,中共中央公告(4月15日当晚广播,16日登报)已经宣布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追悼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现在取消追悼会恐怕不妥。4月19日,温家宝转告李鹏,李昭撤回开放民众向遗体告别的要求。李鹏不是治丧委员会成员,有可能确实对4月17日关于遗体告别的决定变化不知情,但也可能是在日记说明部分有意从侧面指涉。港媒当时报道李鹏前往胡耀邦家中吊唁时,没有提及这个内容,只说家属再次表示,耀邦生前最后希望是中央能对其工作作出结论。关于开放瞻仰遗体,李鹏日记提到的李昭说法是用“两天”的时间来限定,而不是“十万”的人数表述,和上引港媒报道一致,有可能是在头一天晚上取消决定后,主张者再次从家属方面努力,希望能够改变决定,这是与称胡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件事轨迹相似之处。

查赵紫阳《改革历程》一书,从未提及此事。4月16日香港文汇报报道提及,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向赵紫阳表示家人希望丧事从简,赵则回说一定要隆重,报道并说,胡德平代表家人要求对胡耀邦1987年辞职一事做澄清。这和李鹏两天后前往吊唁时的家属说法类似。如果开放公众瞻仰遗容(以及当天提出的其他若干决定),就会超出叶剑英丧事的规格。事实上,毛泽东死后开放公众瞻仰遗容(长达8天,每天超过10万人),是中共建国以来这样做的唯一一例。假如胡耀邦丧事包括这个内容,在级别规格上隐含的政治信息将是非常强烈的,邓小平对此不可能没有“警觉”,而且,他对此的警觉绝对会比“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要高的多。

6、邓小平针对谁发动“政变”

以上就鲍彤的“六四政变说”考察了四个线索,分别是“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撤稿辟谣胡耀邦病情抢救的文章,“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十万人遗体告别”。这四个线索虽然并不都是如鲍彤所说发生在4月18日,但确实都发生在胡耀邦追悼会之前。以上考察证明,前两个线索没有在现实中发生鲍彤所说的预期影响;后两个线索则有比鲍彤在访谈中表述的要重要得多的政治内涵。

鲍彤承认,称胡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赵紫阳提出的。据张万舒说,“十万人遗体告别”也出自赵紫阳提议。同时,这两个提议,都没有在胡耀邦逝世当天的常委会和决定讣告与治丧公告时提出,而是在第三天(“十万人”)或第四天(“马克思主义者”;按李鹏日记,甚至更晚)出现。事后十几年里,赵紫阳对这两个提议都是闭口不谈。再看鲍彤,他当时对这两个提议不应毫不知情,但二十九年后,他和李南央提及此事时,却没有说“十万人”是赵紫阳的提议。蹊跷的是,他反倒强调自己六四之前已经被抓,对很多事都不了解,只是近年来看到张万舒和陆超祺在香港出版的书,才相信是有证据了。可是鲍彤被抓发生在5月28日,比这两个提议出笼的时间,晚了一个多月。为什么不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全盘托出?不能排除,赵紫阳提出这两个提议,特别是“十万人”那个提议,直接受到学生悼胡事态发展的影响。不过,学生事态并不必然会让同情胡耀邦的高层领导提出变化跨度这么大且仅次于毛的治丧安排。赵紫阳这两个明显刺激邓小平的提议背后曾经有过什么具体考量,令人疑惑。

在讨论开始的时候,我说过暂且不提赵紫阳在1987年1月曾支持邓小平移除胡耀邦的决定。事实是,他不但支持了那个决定,还成为那个决定的直接受益者,接替了胡耀邦总书记的职位。他在《改革历程》里同情学生悼胡,但在讲到胡耀邦被迫辞职一事时,却忍不住强调邓小平从1985年开始就对胡耀邦不满,赵说自己还提醒过胡,但胡仍然自行其是。邓在1986年秋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后开始对其他老人明言自己的不满,给胡耀邦造成非常恶劣的日常工作环境,但赵表示,他看到胡仍然是面色如常,并没有表现出烦恼忧虑。1987年1月初在邓小平家里开那个决定接受胡耀邦辞职的会,是1989年学生悼胡抗议的重要目标,因为那代表着“老人政治”和“非程序化”的统治术,借用鲍彤的话,就是一次针对胡耀邦的“政变”。悼胡的人们希望通过民主化政治改革,改变这些不合理的事物。有些评论者认为,毛泽东死后,有四次权力易手,从“四人帮”、华国锋、胡耀邦,到赵紫阳,邓小平就是靠政变一路上来的。这种看法,至少可以显示出,赵紫阳被邓小平“政变”,并不能充分解释六四屠城的根本原因和性质。

为什么邓小平会动用数十万正规军,对和平抗议的民众大开杀戒?全面考察这个问题,超出本文范围,这里仅提出几点,提请读者注意。第一,观察者和学者一般都同意,宣布戒严令前后部署大批正规军,主要是威慑党内反对派。在这一点上,鲍彤的针对赵紫阳“政变”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第二,邓小平及其追随者在事件全程中,有过几次出乎他们意料的情况,包括胡耀邦追悼会前学生占领广场、“4.27”大游行、5.20全民堵军车等等,每次都出于学生和民众超乎寻常的热情和决心。第三,由于第二点,邓小平对于党内反对者和民众的联合格外忌惮,对于民众抵制清场的决心有一定预期,因而更强化了他最后动武的决心。也就是说,民众的抗争在邓小平造成六四屠城的决定中,同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四,赵紫阳于5月17日失势、戒严令于5月19日颁布,之后又过了两个星期之久,才发生6月3日夜到6月4日早上的清场。这两个星期里关系到最后清场的政治博弈(不是狭义的学生在广场上撤与不撤等等争议),同样需要重视。作者安魂曲(笔名)的文章《人大——邓小平心腹之患》(收入陈小雅主编《沉重的回首》一书)通过梳理“血腥镇压决策形成的脉络”,认为全国人大成为邓小平下令清场前必须面对的最后障碍,将问题指向六四冲突背后,涉及中共政治统治正当性的深层问题,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

鲍彤在访谈中提到,有一种看法说,邓小平六四的动机和目的是“保党”。这种“保党”说,完全不是一个可以通过考察史料来切磋讨论的问题,因为它避而不谈为了“保党”打击了谁,丢掉了谁,令屠杀没有了对象。为实现“保党”而犯下的罪恶决不能轻飘飘地用“杀二十万人”之类的说法含糊过去——千千万万被牺牲的人并不是冷冰冰的抽象数字,而是实在的生命,他们本应是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里具有平等公民身份的成员。如果说六四是一场政变的话,那么,邓小平在六四时为“保党”发动的屠杀,实质上是针对人民的政变。他用军火彻底堵塞了“人民”-“公民”(八九年有着大规模借助宪法的全国性抗议)自下而上赋予“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渠道,贻害至今。

——2018年8月17日 于美国洛杉矶

原發《明鏡月刊》第104期,2018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