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10/09/2018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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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自传 (科大篇)(一)
发表于 2018 年 10 月 09 日 由 辰思

【中国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文集,编者的话:本文摘自《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松江路,2013年4月第一版),从该书第8章“8.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起,到第18章“18.持不同政见者”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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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 《方励之自传》封面,李淑娴教授提供

方励之先生“动笔”开始写自传的时间是1989年10月27日,那时他与夫人李淑娴老师正被“困”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里;地点是他们的临时住所,一排平房,窗子外挂厚窗帘,从内用木板钉死;撰文工具是一台四通公司产电脑。其实,早就有人建议方先生写自传,他总觉得没有必要,还不到自我总结生平的时候。若不是被困,若不是各方的强烈建议和催促如潮水般涌来,平时(包括担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时候和被撤职、开除党籍以后)总忙得不可开交的方先生真挤不出时间来写自传,即便如此,他在大使馆写的第一件发表作品是那年9月寄出的论文,《类星体固有速度的一个上限》。1990年6月25日,当艰难的外交谈判终于结束、方先生夫妇踏上通往异乡的旅途时,自传可谓已基本成形,约四分之三文字已定稿,其余四分之一则于当年秋天在英国剑桥完成。此后,自传的文稿一直伴随在方先生身边,但因为各种因素制约,多年来束之高阁,未能付梓。

2012年4月6日,那个意想不到、令人惋惜悲痛的日子,方励之先生在美国图桑市(Tucson)猝然撒手人寰。一年后,在方先生结交四分之一世纪的老朋友、“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主持下,以李淑娴老师为授权人和校订者,方先生的遗作《方励之自传》在宝岛台湾出版,成为方先生留在人间的声音。

有必要说明几点:文稿是用word写的,所用载体是曾经很流行而现在几乎绝迹的“软盘”(Floppy Disk)。出版之际,除了由简体横排改为繁体(台湾称正体)竖排,该书编辑部参考台湾的标准用字,对有些日常或习惯用语、译名、科学名词等作了修改(例如激光改称镭射);这一类修改,除了本书编辑摸索着做的工作,近日更由李淑娴老师依据方先生留下的打印稿逐字校对,基本上已完全“复原”。为此,本书编辑对李老师致以深深的敬意。另外,方先生文稿中数次提到1989年6月北京发生的事变,原出版者将方先生对它的称谓修改成多年后为国际新闻界普遍接受的“六四天安门事件”等叫法,我们对此未作变动。

方先生是一位学者,尽管遭遇的政治干预波诡云谲、蛮横无理,他一生以科学为立命之本,追求客观真理。自传由他亲手写成,记录了他真实的经历和真实的感受。方先生在科大度过了他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二十八年,那些年对他、对科大都有非凡的意义,本书编入附件的是他对那个年代的回顾。我们相信,只要是也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科大人,阅读方先生的自传,必定激起强烈的共鸣。只要读者与方先生有过接触,或对他的文风有所了解,读书时,必定对李淑娴老师的这段话(见《方励之自传》,“写在出版之前——尘封二十多年的遗稿”)深有同感:

“方励之以他一贯坦然、简洁、深入又诙谐的笔调,解剖自己所思、所想、所做,读来如同和他谈话,时而尖锐直逼主题,时而开怀大笑,似乎听得见他那特有的、极富感染力的朗朗笑声。”

李老师的另一段话(出处同上)描述了方先生对生活、对科大的情:

“他着迷于探索事物的本源,使他选定研究广袤的宇宙。他热爱生他、养他的苦难的故土,所以热衷于教育。他说过,‘办好教育就是为未来铺路。’在离国的二十年,励之除了正常教学、科研,还推动各种国际合作,尤其关心他的学生、他的科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STC)。他在科大副校长任上被‘开除’,不是他的错,更不是科大人的错,他魂牵梦萦的仍然是科大。当年,明知他办学的核心取向‘科学、民主、独立、创造’不为当局所喜,但不妨一试,他希望通过比较或可能为更多方面接受,也许能挤开一条缝,为这片土地留下希望的种子。‘被开除’,他毫不在乎‘官位’,而是割舍不下那个他曾付出全部青春热情的学校。”

方先生离世两周后,李老师到他在亚利桑那大学的办公室整理遗物。墙上有块黑板,就着黑板与来访的朋友或来问问题的学生边演算边讨论是方先生的习惯,黑板上还杂乱地写着许多公式,公式丛中,赫然写着一句英文谚语:

“But Fire burned beneath the Ashes”。

若直译,应译为“灰烬之下,火仍在燃烧”;若找最接近的中文成语,应是“薪尽火传”。

李老师不能确定,这句话是不是方先生写的。但至少,他把这句话留给了后人。

(执笔:刘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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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 方先生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办公室的那块黑板,方克提供

8.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科大)一共工作了二十八年零四个月,从1958年8月底到1987年1月中。进入科大和离开科大的时间虽然相隔近三十年,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点。进入科大时,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我离开科大时,再次被开除党籍。而且,两次开除党籍的方式也十分相似。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开除党员的正常手续是,先由该党员所在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进行讨论,该党员有权在会上申辩。充分讨论后,再付表决。若获通过,再呈报上级党委。批准后,才算生效。可见,开除党员一般是很麻烦的事。但是,党章上也规定,如遇紧急情况,上级党委可以直接决定开除一个党员,不需召开党支部会,也不给予被开除者申辩的机会,立即执行。

所谓“紧急情况”,一般指的是是战争、火灾、大地震等时间尺度很小的事件。在那种瞬息万变的场合,如果一个党员图谋不轨,容不得正常的开会手续。必须立即开除,才会动用这个特殊条款。我前后被开除党籍那两次,都不是在战场上,当时也没有地震,而是在大学上课。可是,两次都是按“紧急情况”办的,即立即予以开除,没有开会,也没有申辩的权利。

我之所以有幸连续两次获得这种待遇,并不是由于我的地位特殊(当然,也不是一点特殊都没有),主要原因是,按阶级斗争理论,大学本就是一个战场。毛泽东曾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指大学)统治”,“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实际上是国民党。”也就是说,大学就是一个国民党占领区。在大陆上消灭了国民党的军队后,大学就变成了消灭“国民党”的一个主要战场。就这样,我被“紧急”地消灭过两次。

这就是大学里的主旋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在1958年创办的。在我报到时,全校还只有一百多个筹辨人员,没有学生。办校的目的是,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力量培养科技人才。特别是培养研究和制造原子弹、导弹和卫星(简称“两弹一星”)的人才。当时中国发展“两弹一星”的计划,刚刚起步。

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完全仿效苏联科学院,研究人员不在大学任课,甚至很少带研究生。因此,创办一所大学由这些人任教,是个聪明的方案。科大最初的一批教授都来自科学院,不少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学者。所以,相对于中国徘徊不前的经济而言,这所大学的发展还算是快的。1980年开放后,去美国念物理学位的中国学生中,来自北大的最多,第二即科大,这是后话。我在科大,一开始是当一名物理助教。

科大创办的1958年,正在反右派运动之后,共产党鉴于大学的不佳表现,规定了更强硬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大校歌的主要几句是:“迎接这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又红又专,亦工亦农。”乍一听起来很像一首共产党党校的校歌。在1958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有位元帅来参加,明确地说,科大应仿照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军校——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办。科大的校园原来的确就是一所党校,即中共的国际党校,它的目的是培养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干部,它的学生主要是那些共产党还没有夺得政权的国家的共产党人。

科大第一任校长,由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虽然,早在一零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郭沫若就是出了名的诗人,但科大并未因他而产生诗气。事实上,此时郭沫若的诗也全是党“诗”了,我还记得一首:

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反正,一切向毛主席学,绝不会有错。比如,1961年有一次正式传达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指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考试时学生可以拿小抄。后来,在考场上,果然有学生根据这个指示,公开抄书,监考的教师只好佯装没有看见。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来到科大。第一,无论如何,我有机会再研究物理了;第二,我可以脱离核反应堆,而去研究自己更有兴趣的课题。短短的人生,最愉快的事之一,不过就是能研究一点自己有兴趣的问题。至于“亦工亦农”,我一点也不害怕,打井、捉猪我都会,还怕其他?1959年秋,科大物理教师被安排去“亦农”——到京郊的山上去种树。那个中午,我一顿饭吃了九个标准大小的馒头,成为全队之冠(也是我迄今最高的一顿进食记录)。可见我未忘农村,仍然是能吃也能劳动。

当然,这时的我,已经没有赞皇的赤膊与赤诚了(编者注:1957年12月,作为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一名在反右派运动中“有问题”的青年科技人员,方励之被“下放”到河北省赞皇县,他不畏艰苦,努力劳动,获得当地农民认同)。在农村那八个月里,我还是极相信,只要经过努力的劳动,自己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成为一个受信任的人。然而,党籍的开除表明,一切真心实意的努力都是徒劳。我明白了,企图给党中央写信一事(编者注:方励之的“问题”,是与北大老同学倪皖荪、李淑娴一起,在“鸣放”期间打算致信党中央,就团的工作提出建议。倪、李因此被北大定成右派分子),使我的等级发生了质的变化,被归入了另册(原出版者注:清代把户口册分为正册和另册。另册用来登记盗匪等坏人。后来用来比喻受到轻视和不公正待遇的人或事物)。就像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一个人的等级,一经确定,就极难改变一样,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一入另册(虽然它不公开写在身份证上),绝难有出头之日。任何努力,绝难得到承认。我不再幻想“经过改造”会再成为受到信任的人,事已不可逆转。青少年时代对共产党所抱有的天真和虔诚,就此消失殆尽。

“有如他以前由于宗教的长剑而理解了宗教一样,现在他又因政治的绞索而理解了政治。”这句斯宾诺沙在被逐出教门罪时所说的话,也是我被开除党籍时的感受。

但是,我仍抱有一个幻想,共产党也许会有农民那种是非标准,至少对于一个安分守己勤奋工作的人,是容纳的。所以,我一直想,只要谨守认真工作这一原则,或许还是有我的发展空间的。

于是,我很努力地教书。对教书,我确也有兴致。

在科大的第二年,1959年,我就开始上课。几乎物理系的所有课程,我都讲过。从一年级的普通物理,到高年级的近代物理,从基础实验物理,到各门理论物理,我都教过。1960年,一门量子力学课,原由近代物理所的一位教授主讲。课到一半,这位教授有事离去。后一半课,由我去接上。学生虽然知道我还只是一个助教,倒也没有因助教来接替教授上课而表示不满,我对讲课更有了信心。

同时,我也开始做研究,我选择了粒子物理。研究条件很差。当时只能看到苏联的期刊,欧美的出版物要时隔半年以上才看得到,更收不到任何预印本。周围同事中虽也有几个对粒子物理有兴趣,但也都是没有任何研究经验的年轻人,缺乏有效的讨论。孤立和闭塞是物理研究的大敌。困难虽多,但这终归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困难中也不乏乐趣。

1960年春,我开始投寄论文。初秋,我的一篇论文“用变形的传播函数计算核子的电核半径”被《物理学报》(Acta Physica Sinica)接受。当时《物理学报》的执行主编钱临照教授也在科大任课。一天下午,在一个没有人的楼梯口,他叫住我。他的面色喜忧各半。他先高兴地说,我的那篇论文即将付排发表。接着,又有难色地说:

“不过,不能用你的真名发表,你是不是改个名字?”

很显然,这不是他本人的意见,也不是《物理学报》编委的决定。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没有用笔名发表论文的传统。

我知道了,我的行为(发表论文)已经开始超越了对另册公民所规定的可活动范围,因而受到限制。不准用真名发表论文,就是清楚地警告我:注意你的身份!我没有对抗的余地,只有接受。我立即想到的笔名是“方之”。初中时,我和哥哥合作(以他为主)写的一篇文章在报上发表时,就署名为“方之”。但,钱临照先生不同意,因为这两个字还是太接近我的本名。钱先生是我极为尊重的一位长者,所以,我就放弃了给自己取名的权力,请他代为取名。他答应了。

1961年第一期《物理学报》,刊登了我的论文,作者是“王允然”。看到这个名字,我对钱先生更尊重了。他用这一名字暗暗地诏告世界,在中国发表物理论文,除了同行的审稿外,还必须有王(者)的允许(允然)才行!后来,这个“允然”果然被明文规定,凡投寄《物理学报》的论文,都要先由作者所在单位进行政治审查,无政治审查证明文件者,不予发表。我的第一篇论文,也即“王允然”那篇论文发表后,再投寄到《物理学报》的几篇论文,均被退回,皆因没有政治审查文件。不过,这些被退的论文并非无功,由它们作导因,钱临照先生与我渐渐建立了忘年交。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为无产阶级当局着想,也会觉得,物理学是一个十分讨厌的领域。第一,不能取缔物理学,因为它有用(一些有用的学科也被取消,如心理学),第二,无产阶级大师们又弄不清一些作者说的“电核半径”之类该属于什么阶级(不像心理学全属于资产阶级那么清楚简单)。如何在物理学领域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十分令他们为难,尽管如此,物理学也并没有侥幸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恢恢天网。

当时,不少《物理学报》上的论文“作者”的署名是401核物理研究组、918理论组、515宇宙线组等等。有的物理论文,整篇之中根本找不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不,有时能找到一个中国人的姓名,就是“毛泽东”。就如布洛辛采夫在40年代要请列宁来指导他的量子力学一样,60年代开始,中国物理学家必须请毛泽东来当自己论文的最高指导。60年代初,为了安抚被阶级斗争吓坏了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一位被认最开明的共产党领袖,陈毅,曾对他们说(大意),“你们不要怕,安心划船就是了,有共产党掌舵,大家放心”。后来,这句话被浓缩为“你划船,我掌舵”,到处传播,曾使不少知识分子感动得涕泪横流。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上权威,终于给知识分子安排了一席安全之地了。那就是,在伟大的共产主义航船上,我们应当是位于401号、918号或515号上的划船手,或驯服的划船工具。不是吗,从60年代初开始,《人民日报》上反复宣传,人人都要向雷锋学习,做共产党的一名驯服工具。

至于我,一名另册人,最多只能做一个连号码也没有的工具。

李淑娴的等级,则比我还要低,连王允然级也不到。她曾参与翻译苏联专家的着作,但出版时,根本没有她的姓名,也没有笔名,致谢中也没有提到。此人不存在了,进入了“不存在”等级。

我被开除出党后,我和李淑娴之间的“冷冻”状态结束,恢复了联系。她比我稍晚,于1958年,也被下放到农村,在北京远郊的门头沟。195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毛泽东颁布特赦令。李淑娴属特赦之列,右派帽子被正式地摘掉,并从农村回到北大。

为了对后世负责,这里似有必要补充几句。因为,再过几十年,我们的后代在看这一段回忆时,会以为李淑娴真曾有过一顶类似英女王的冕那样的帽子,可以戴上也可以摘掉。这是弄错了“摘掉右派帽子”的含义。社会主义中国的各类“帽子”,并无物质的对应物,而是人的等级分类。所谓戴“帽子”,意指该人属于“帽子”所标志的等类。“摘帽”是脱离该等类。一般说,各种帽子所表示的等类,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对象。当然,镇压的方式又是门类繁多,不容细述,我想,将来的学者在研究中国这一段历史时,一定会创建一门分支学科——帽子学。

李淑娴虽然摘了帽子,名义上的等类有所提高,但实质上并无大变,即仍是所谓“摘帽右派”(很抱歉,对于不熟悉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读者,对如此多的名词一定很感厌烦,但我不能不用)。她虽然在大学工作,但不准上课,更不准做研究,而被安排到学校内的工厂劳动。

从1959年到1961年,近两年里,李淑娴和我大体仍像反右派运动以前那样安排生活,只有星期六我才去北大,一起过一个周末。其他时间,她在北大,我在科大,各自奋斗。我们仍力图坚持先立业后成家的初衷。

到1961年夏,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决定结婚。那时,我还只发表了一篇王允然论文,而她更没有任何研究成果,距离我们当年想象的成家时应达到的立业水平,差太远了。我们失败了。

然而,我们不能不结婚,理由是,社会里已经不再有我们的奋斗空间,也许只有建立一个自己的家,才有一角属于自己的天地。

1961年以后,大学里的教学及研究气氛日趋淡薄。愈来愈政治化。极少学术研讨会,而政治学习每周至少一天。后来,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形势更趋紧张。大学里有很多告密者。一个偶然的机会,科大物理教师发现了一个告密者的记录,其中典型的一段是:

五个人在一间教师宿舍中闲谈(话题是报载的一个腐败案件)。

B:“皇帝眼皮底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A:“你(指B)是不是发烧了。”

F:“有没有阿司匹林(给B吃)。”

这时,D在暗笑。

当时的告密者还没有录音录像设备,但这一段记录之详细不亚于秘密录像。

这段告密记录的关键是,B用“皇帝”来称谓最高当局,而其他在场的人又用戏谑的方式响应B。这证明,所有在场者,对当局都是不忠的。其中,B现在浙江大学物理系,A在香港理工学院数学系,D在哈尔滨工业大学。F是我。其实,把最高当局称作“皇帝”,在当时已是闲谈时的通用语言,当局并未因此能惩戒我们。不过,连闲谈都被如此严密地监视,怎么可能安心地去做研究?

因此,我们决定结婚。至少,当局还没有财力足以在每一个家庭里都装上窃听器。所以,家,是一个安全岛。

另外,六十年代初,是一个人为的大饥荒年代。深翻之后的农村,是死神的世界。三年之中,全国有两千万人(另一说四千万人)死于饥馑。我很不愿意再回忆那个年代,特别不想再回忆那些由于饥饿而失去了人性尊严的人。一个濒临死亡的饿殍,往往仅仅为了一小口食物,就会失却一切道德、一切理智、一切规范,不再是人,而成了一头求生的动物。甚至还不如动物,因为动物还极少因饥饿而吃食自己的同类。是可悲?是可憎?是可卑?是可怜?都不是,这是社会主义在救中国啊!最惨的地方,全村统统饿死,不存在了。然而,村庄的墙壁上仍赫赫然地写着“共产主义是天堂,社会主义是桥梁”。就这样,幸福的社会主义公民,一下子就有几千万提前移民去了共产主义天堂!

大学里的一个流行的“研究”课题是,用同量的粮食,如何加以蒸煮才会使人吃下后感觉更饱。于是,有所谓双蒸法发明,即米饭要前后蒸煮两次变得极难吃再吃,因为难吃的东西会令人感到量多。有人提倡冷食,理由是冷物入胃时会明显感到食物的存在,就会产生较大的饱感。也有人反对,提倡热食,因为温度越高含有的卡路里越多。总之,饱感学研究,大行其道。我的视力,原来一直是1.5,就在那时迅速下降,变成了近视,开始戴眼镜,饥饿使眼前一切都变得昏暗和模糊。

我们想,结婚吧,那怕外面是一个末日将临的世界,自己的家,也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温馨。

我们于1961年10月6日结婚,婚礼在北大物理系的一个会议室举行。很简单。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另册公民,但还是来了很多朋友,也有我们的老师,世界上好人还是很多。一场婚礼,和谐而温暖。唯一不幸的是,那天大家吃的水果多是梨。在那饥荒年代,只有梨还买得到。按中国的习俗,婚礼上是禁吃梨的,因为,它预示着“离”。后来,果然应验了,从1969年到1987年,我们被迫一南一北两地分开生活了18年。

我们的家,一个11平方米的房间,就安在北大的16楼。命运似乎总是用循环重复来嘲弄人,16楼,就是1952年我们在北大念一年级时,李淑娴住过的楼。它也是一栋距离大饭厅和后来的三角地,即北大最敏感的政治地带,最近的楼,1957年的那首《是时候了》就贴在这个楼的东墙上。1961年的我们,已经不再是1957年,更不再是1952年了。命运的乖戾和沧桑竟至于此,绝没有想到,当年的我们如何竟成了现在的我们。50年代的烂漫幻想,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我们还不认为是输。我们还只有25岁!婚后,我们还是常常到这些学生食堂吃饭,像学生时代一样,吃过饭即开始念书。现在,我们不用去大图书馆一个楼上一个楼下地分开了。我们可以相邻地坐在一起,这是我们自己的家,虽然,每个人面前的书桌仍是那种学生用的小桌。

我和李淑娴(我们始终相互以全名相称,从相识,直到如今,故在此书中,亦始终用全称,无论婚前或婚后)合作的第一件事是翻译席夫(Leonard I. Schiff)的《量子力学》(Quantum Mechanics)。1962年,我在教量子力学。黄武汉教授转给我一份席夫一书的中文翻译。嘱我校阅,准备出版。由于原译稿质量不好,我决定重新翻译。按当时李淑娴的政治状况,不容她有发表译作的权利,但她仍参加了,因为这是我们共同喜欢的一本书。那时,她已怀孕,据说,规律的翻译工作,也会使胎儿受益。

等到我们的翻译完成后,阶级斗争的形势更严峻了。不仅李淑娴,连我也难于获得发表译文的许可。所以,席夫的《量子力学》的中文译本竟如禁书那样,不能出版。我们的诚实劳动,得不到承认。共产主义的价值观,绝不同于赞皇农民的价值观。

幸好,这个译稿没有被丢掉,辗转保存了下来。直到1980年,即开译此书之后的第18年,才得以出版。等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书出版时,那个在妊娠期中即得益于量子力学的胎儿,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已长大成人,进了北大技术物理系,恰好在学量子力学。而那位最早推荐我译此书的教授,则由于受不了政治迫害,已自杀多年了。

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即席夫《量子力学》的受益者,出生在1963年2月14日,情人节。这个好日子,给我们带来了一线转机。

经钱临照先生介绍和推荐,我认识了物理研究所的李荫远教授。李荫远教授当时是物理所固体物理理论研究室主任。他接受我参加他的研究组。这对我有极大的好处,一则研究条件比科大好得多,物理所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物理研究机构;再则,凡是我与物理所成员合作的文章,都可以通过物理所投寄,也就避免了政治审查,因为,不经科大投寄,科大不会审查。而物理所的政治部门又不会审查到我。我在政治上不属于物理所管理。就这样,利用政治与研究二者的交叉错位,我的一篇篇论文成了一条条漏网之鱼。为此,我一生都非常感谢这个“错位漏洞”的发现者和提供者,钱临照和李荫远两位先生〔不无巧合,钱先生的专长之一,即是固体中的位错(dislocation)〕。

在物理所,我的研究方向也改向固体物理。最初,我研究杂质在固体中的作用。那时,物理学已经知道,一块很理想的晶体,只要掺有极少量的杂质。其性质就会大变。可以说,整个晶体的性质是取决于那极少极少的杂质的。这不是新课题。做了一年,发表了两篇论文后,我又改向激光物理。

1961年,世界上有了第一支激光。1963年,中国有了第一支激光。后者就是在物理所制造的。激光物理是全新的物理领域,刚刚在开拓,所以,有极多的课题有待于研究。当时我选中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激光的相干性,研究激光发射的线宽;一是非线性光学效应,集中于双光子效应。除了在科大上课和政治学习外,我全力投入了研究。那是1957年以后,最成功的一年。1964年一年里,我一连完成6篇论文,其中4篇在当年的《物理学报》上就发表了。那一年,我是《物理学报》上发表论文最多的两个作者之一。钱临照先生看到我时,也每每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好像那也是他的成功。

不幸。我们又错了。

尽管,我们的每一丝成功感全然是来自物理学的,绝无一丝有损于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我的论文所讨论的全是激光的光辉,绝无一丝有碍于毛泽东思想的无上光辉,然而,1965年新年一过,我就再次被惩戒,要我再次去农村劳动。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位居第九的彭真,任北京市长。可能他也研究了“杂质问题”,他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水晶城,即全体居民中没有任何阶级敌人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城市。他们要把北京变成一个水晶城。于是,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即戴“帽子”的人一一被勒令迁出北京,我虽不是正式的专政对象,但也算一个“杂质”,故也成了被逐出北京的对象之一。

那一次,科大一共有一百多人被下放。大都是这类的杂质。开始我们都在北京西南的长阳农场劳动。劳动的内容与赞皇没有多少两样。不同的是,这时的农村早失去了大跃进之前的质朴和自然,下放人员也毫没有50年代的天真和激情了。除了劳动,每天都有政治学习,强迫每个人每天说谎、夸大、唯心的起誓、做作的忠诚,强颜的笑。人人都把内心深深地掩藏在一副猥琐的脸孔之下。人人都明白,无论你再多么勤奋,再多么虔诚,也不会洗去身上的“杂质”印记,就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一样。无论多么努力工作,也不能洗去那一块面包之罪,也不能免于终生被追捕的命运。下放长阳的人,也没有别的希望,只有等待着自己被逐出北京的命令。

1965年4月我接到了通知:调我去辽宁省营口的一个电子工厂。此一去,也就永远离开北京,也永远离开物理学了,同我一起在农场劳动的人,接到命令后,一个一个地离去了。我也准备走。在那个年代,绝少可能违抗这种调令,要知道,全国都是无产阶级的天下。

后来,我终于没有走,算是一个“奇迹”。

事情的变化源于严济慈先生。他当时是科大的副校长,又是中国物理界在世的最老的前辈。一天,严先生拿着我发表的论文找到科大党委书记刘达,表示不解,为什么要把正显露出研究才华的年轻人调走?就这样,刘达取消了成命。

的确是一个奇迹,因为,在那个年代,它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一,虽然严先生是副校长,但他对科大事务并无权力,因为他不是党员。大学一切事务均由共产党党委负责。一位非党副校长为一名物理助教的调动向党委进言,是极罕见的。因为,人事工作更是不容非党人士干预的禁区;二,一位党委书记竟接受了这个意见,把一个有案可查的“杂质”留在大学,这也极罕见的。后来。这位党委书记,刘达,倒也常来关心我,1987年,我第二次被开除党籍时,他早已退休,但还来关心我,说:

“共产党不喜欢你!”

我没有回应,停了几秒钟,他又似乎是自言自语:

“共产党也不喜欢我!”

这可能就是1965年他能接受严先生意见的原因。可见,那年我遇到的是一个二次方的罕见事件。

1965年秋天开学后,我从长阳农场回到科大,又重新上课。课目是量子电子学。我也从助教成为讲师。虽然有了转机,我还是心中有数,我是当局不喜欢的人。不喜欢,就不喜欢吧,人总不能为求别人的喜欢而生活。是个“杂质”就是个“杂质”吧,也不必去追求改变自己的本性。一个社会,也许就像一块固体一样,它的许多性质全然决定于这些极少极少的杂质。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杂质原子远比一个驯服的原子具有更大的力量。罗曼·罗兰说过:“在这前进的历史战车中,我们并非微不足道的小轮子。”

是的,那怕我们只是极少极少,我也并非只是一个不足道的小轮子。

只要自己把住自己的舵,我就是在参加当代的创世。
发表于: 10/11/2018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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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自传 (科大篇)(二)
发表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 由 辰思

【中国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文集,编者的话:本文摘自《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松江路,2013年4月第一版),从该书第8章“8.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起,到第18章“18.持不同政见者”止。】

9.帝制下的岁月

从长阳农场回到科大后,又过了一段比较平稳的日子。每天以教书或研究度日,虽无大快事,但论文能一篇篇地发表,倒也自得其乐。不到一年,我的论文就发表到了第十三篇。这个倒霉的数字刚到,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与以前各次政治运动不完全一样。以前的运动都有很单一的打击目标,“肃反”是打击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反右”是打击右派分子,目的清楚。但是,文化大革命则说不上谁是唯一要被革命的对象,也说不上谁不是。乱哄哄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到底算一段什么历史,似乎至今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

就我自己的答案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是很单一的——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称帝期。尽管毛泽东一直没有为自己起一个帝号朝名,但说他称帝,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实质上都没有夸张。如上章说过的,早在60年代初,大学教师就常常尊称这位最高领袖为“皇帝”了。毛泽东的形象已经从一个民族英雄变成了一个皇帝。他自己也常公开自比为曹操或秦始皇。

文化大革命时,在形式上也完成了称帝。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国共产党颁发的所有文件上,主持的所有会议上,凡是称到毛泽东先生,一律都要三呼或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根据中国共产党自己所审订的(现代汉语词典),“万岁”一条的注释是:若作为对人的称呼用,唯一的解作“封建时代臣民对皇帝的称呼”,并没有说也可解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时代公民对领袖的呼叫”。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70年代末,我一个同学的儿子准备考大学,复习各门功课。当他复习到政治历史,正努力强记绵延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各王朝的名称时,突然觉得缺了一朝,问他的父亲:

“中国现在叫什么朝?”

该父亲经此一问,哭笑不得,一时语塞,气而答:

“什么朝?毛朝!毛朝!邓朝!邓朝!”

提问的那个儿子,绝非弱智儿童。他后来考上北大,毕业后又去美国费城的大学去念物理博士学位。那位父亲即我大学时的实验伙伴侯德彭(那时他已是广西大学校长)。

上述父子二人的一问一答,似乎荒谬,但实质并不错。中国的帝制,虽然名义上在1911年就被共和制替代了,然而,几十年来并没有完全断绝。1915年袁世凯称帝,1932年到1945年溥仪在“满州国”复辟,是两个最出名的例子。但二者都不是最成功的。前者只存活了81天,后者实质是日本帝国的傀儡。

最成功的,当推毛泽东的十年称帝。

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天,1966年6月1日,科大就同其他大学一样,停了课。图书馆、实验室也都关了。教师学生一律投入了政治运动。一些学生组成了红卫兵,揪斗和声讨黑帮。红与黑之间的混战开始了。

在运动初期,还没有轮到我成为被揪斗的对象,我还算一个“革命”群众。首批的斗争对象主要是毛泽东自己的同僚,如刘少奇等,以及他们在党内的大小支持者,统称黑帮。也有不少知识分子遭到批斗,但大多是报纸上常见姓名的那些老权威。幸好,红卫兵根本不去看《物理学报》,否则若按当时发表论文的数量分类,我就很难在首批批斗中幸免。

当然,我也不可能是批判别人的主角。在批判会上,我只有喊喊“万岁!万万岁!”的权利。总之,我不在运动中心,既不属于红方,也不属于黑方。回到家里,我甚至还可以做一点研究,那时我正研究非线性的拉曼(Raman)散射。论文已经无处发表了,《物理学报》已在6月停了刊,其他学术刊物也一律停刊。

那时候,科学院的图书馆还没有彻底关门,偶尔还可以进去看书。我记得,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和它的热宇宙学意义,我就是在那个图书馆里从一本《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上看到的。这是现代宇宙学第一次引起我的兴趣。随后不久,这个图书馆也关了。我的宇宙学兴趣,就如1958年我对李淑娴的恋情一样,“冷冻”了。

当时,温度最高的是红卫兵。之所以一下子有如此多的青少年投入了对毛泽东的崇拜狂热,重要原因之一是1966年8月开始了革命大串联,即红卫兵可以免费乘火车到各地去闹革命。无论谁,只要宣称自己是红卫兵,喊几声“万万岁!”,不需其他证件,就可以自由乘车去任一想去的地方。这样一来,狂热者大增。到1966年10月,全国火车都免费了,任何人,只要宣称自己去革命,就可以自由上车。

我的许多同事也混迹这一潮流中,“革命串联”去了。其中也包括上章提到的A和B,他们的“革命目标”是原属西康的甘孜地区,虽然那里只看得到藏民的牦牛,但他们还是宣称要去那里“闹革命”。就这样,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场免费大旅游开始了。其规模之大,只有1958年的一场免费大吃饭可与之相比拟。

11月初,我也禁不住免费旅游的诱惑,约集了六个同事,也去革命大串联。我们稍事准备后,即从北京车站出发。一开始,我们还有些害怕。因为,六个同行者中有三个半是“杂质”,即一个开除过党籍(我),两个遭到过青年团的处分,一个是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华侨(当时的华侨一律相当于半个杂质),所以,很怕别人来甄别我们的身份,遭到批斗。不过,一当进入串联的人流,我们的恐惧就迅速消失了。周围的红卫兵虽然极多,但绝大多数是巴望着快上车,到外地去“革命”,很少再管他们近旁是不是就有他们要革命的对象。当然,我们也做了周密的准备,以防不测。临行前,我刻了一个大图章,字样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七一战斗队”。那个革命非常时期,成立任何“战斗队”都不需要到公安局去注册和登记。因此,谁要来识别我们的身份,就有“七一战斗队”的大印可以证明我们都是战斗队员。

革命串联,或革命旅游,的确需要战斗的精神。每次上下火车都是一场战斗。因为火车全部开放,所有车门或车窗都可以自由出入,可想而知它是如何地拥挤。我虽然已是大学的讲师,但在上下车时,也顾不得讲究讲师应有的体面了,同样也从车窗爬上爬下。好在那时我30岁的身体还很有力气,不怕拥挤,足以同年轻的红卫兵抗衡。

可惜,我们在北京站就爬错了车,那是一列开往南京的车。南京我早去过,本不想再去,而想去更远的地方。但是,在我们后面爬上来的人流堵死了我们后退之路,要想再换到其他列车,绝不可能了。只好去南京吧。

列车开出后,挤累了的人群渐渐入睡,但是拥挤的压力并不因大家入睡而有所减少,这时仍须对抗周围压过来的力量。半夜时分,我们忽然被惊醒,只听到有人狂喊:

“没有空气了!没有空气了!”

声音来自车座下面。那些有幸钻到车座下面的人,原来很得意,因为那是一个封闭的小天地,再没有人能挤进去了。他们没想到,连空气也挤不进去了,以至呼救要气。于是,被惊醒的我们也就一起高喊:

“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给他们一点气!”

趁着喊声,大家一齐用力挤出一条缝隙,让空气能进入车座底下,去拯救座位下的缺气者。

此一路我们前后周游了南京、苏州、杭州、上海。这些都是我去过的地方,没有新鲜感。唯一新鲜的是,从苏州到杭州一路,我们乘的是轮船,也是免费的。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的千里大运河上航行。这条大运河,从公元7世纪开凿,就被皇帝看中了可以藉此旅游。最风光的是二百多年前乾隆皇帝沿大运河下江南。他游苏杭时,同我们那天的航向一样。据说,当年他的庞大船队沿河南下时,两岸不断有老百姓高呼“万岁!万万岁!”。在我们的12小时航程中,船舱里机声太大,听不到岸上是否有“万岁”呼喊声。我们只嗅到灰黑的运河水发出的一股一股难闻气味。

杭州是我老家,所以,我成了我们“七一战斗队”的当然导游。遗憾的是,我们游西湖那天,正下小雨,湖景和远山都看不清了。有的战斗队员很扫兴。尽管我多么强调,西湖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看不清时,更可以想象它的美。然而,终归不能使一些缺乏想象力的队员打起精神。

在离开杭州时个个都打起了精神。在杭州站等车的人太多,太拥挤,无法上车(凡是风景好的地方,来“革命”的人一定也多)。于是,铁路人员想出了一种聪明办法。每逢火车到站,并不通告火车停靠的精确位置。只通知凡欲上车者跟着带路的铁路人员走。这时只见,带路的人越走越快,从走再变成跑,越跑越快,这样,跟着他跑的人群自然地形成了一个有前有后的赛跑队形,不再拥挤了。凡跑不快的人,被拉在后面,也就上不了车。经此一役,我们“七一战斗队”全军覆没,跑散了。大家没有能上同一班火车。我和其他两个队员跑上了一节闷罐车,即平常用来运牲口或运犯人的,没有座位,只有很小的窗子,中间放一个马桶。后来看电影,发现它同当年希特勒运送犹太人用的列车一样。我没有坐在马桶附近,一夜很快过去了。

串联人员在各地的食宿由当地大学或其他组织提供。住宿完全不要钱。吃饭只要很少的钱,如果没有钱,也不要紧,只要写一条子,或口中念念“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之类,费用就由毛主席付了。很像中国古代的游方和尚,走到哪个庙,就在那个庙挂单,无需付钱,只要口中念念“阿弥陀佛”,费用就由天堂的财政部交了。

为时三个多月的革命大串联于12月结束,我们跑散了的战斗队员都在1966年底前陆续回到北京。

将来的人一定很难相信,一场政治性极浓的文化大革命,中间插有一场免费大旅游。但这是事实。我敢说,至少90%的串联参加者,其目的,或者是纯粹的旅游,或者根本不知道大串联是要革什么命,要向谁革命。

本来它就不是革命,而是称帝。

应当承认,“称帝”这一认识是我后来慢慢想清楚的。

1949年我在先农坛(编者注:1949年6月30日,作为北京和平解放前入盟的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成员、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首批团员,方励之参加在先农坛体育场举办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庆祝大会,在会上见到进北京不久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那种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就已经没有了。大量事实已证明,毛泽东的大跃进等一系列政策是错误的。但是,我还觉得他有可能是好心办了坏事,也许他真的是想要中国快些富强而贸然决定了大跃进。

我早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那种完全的信赖,在60年代,也渐渐消失了。但我仍认为中国共产党大大有别于国民党等政党,中国的进步只有指望在共产党本身的进步上。

至于马克思主义,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依然是我的信仰,还没有被其他信仰所替代。1965年,一位比我大十几岁的同事(徐家鸾)说,他很想有机会出国,并且,他的第一选择是去美国。我则告诉他,如果有机会出国,我的第一选择可能是苏联。可见,当时我的理想仍然是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那个时候,苏联的太空探索等科学成就正在美国之上,更加强了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总之,少年时代的理想主义使我接近了共产党,青年时代的科学追求使我加入了共产党。虽然,这些信念己一再遭受了挫折和打击,但它们有时仍不自觉地成为我的寄托所在,幻想所在。

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提出共产党要革自身的命,又一度钩起过我的兴奋,我当真以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终于认识到了自己政策上的错误,要认真地改正以求进步了。我想,至少中国共产党会像苏联那样,致力于把中国建成一个科学技术发达的社会。

很快,这个幻想又破灭了。1967年,1968年,大学继续不上课,不招生,实验室图书馆照样关门,仍然不需要科学,不需要技术,仍然只有政治运动。而且,避开运动在家里念书,也不可能了。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了武斗。大学校园回到了中世纪,净是提着棍棒戴着防护帽的人,随时准备打斗。我们北大的家正好位于武斗两派的争夺区,不可能安静地读书。我们五岁的儿子还太小,住在打斗区,更觉得不安。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放弃我们这个经营了六年多的家,回到父母亲的家,还是那个利溥营,暂住。

那两年的运动,泄露出大量中国共产党高层人物的内幕。就如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我重新认识了斯大林一样,这些内幕使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我心中的原有形象尺度大大缩小。许多领导人,曾是我尊敬的,现在知道,原来他们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竟是如此,我不可能再与他们认同。

一个根本差别是,他们的处世哲学是宗派关系和权力网,而我则崇尚科学方法和原则。马克思曾说过,他的学说是属于无产阶级党派的,但也是科学的,即哪怕有关党派的争论同样是依据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所谓党性与科学性是一致的。这个论断是吸引我投身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从事科学的人,很难再接受非科学的原则,除非人格是分裂的。

然而,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高层中间的所谓路线斗争,就是一场为权力的大殴斗和大械斗,同中国历代王朝内都要发生的皇帝、重臣、权贵之间的宫廷厮杀,没有丝毫两样。争夺的成功者,毛泽东不值得崇拜,争夺的失败者,如刘少奇,也不值得同情。因为,无论胜方败方,都没有我所崇尚的理想主义和科学精神。

摆脱了少年时期的无知崇拜,摆脱了青年时期为追求这一崇拜而带来的种种苦恼,心情反而更轻松了。三十而立的我,知道面前的路会更困难,但我已不彷徨。

1968年夏,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轮到我了。

那时,大学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即斗争各类“杂质”,又称牛鬼蛇神。其明细分类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牛鬼蛇神们都被关在校园里,不得回家。

我于6月被关。我的分类是“漏网右派”,意思是,1957年我本应正式被定为右派分子,但漏了网。关进来那天当局还派人抄了我的家,抄家倒并没有损失财产,因为我们没有除知识以外的财产(尽管我们还是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大的损失,李淑娴和我在1958到1959年间写的上百封两地书,在抄家时被匆匆焚毁。

我被关在一栋宿舍里,它相当于一所临时性的监狱,由红卫兵看守。关在一起的共四人,三个人是右派或漏网右派,一个是中学时集体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故称反革命分子。四人均是物理讲师,很不寂寞,甚至还可谈谈物理。

红卫兵每天来察看两次。要求我们每天写一篇忏悔。其余时间学习“毛主席语录”,即有名的小红书,64开本,256页。这对我们都不是难事。一篇忏悔一千字,大约半个小时就可以写好,其中三分之一是抄毛泽东的语录,三分之一是抄前一日报纸上的宣传,三分之一是自己的感想,如“我深深地体会到……”等等。后来,我们发现,交上去的忏悔书,并没有人看。看守也只检查是否交了,而并不真看。此后,每篇忏悔我就多抄几份(字体大小略有变化),每隔几天交上同一份即可。用此工业化方式大批生产忏悔书,效率既高,又有备无患。

可能因我们从不拖欠忏悔书,看守们给我们几个较好的待遇,每天下午要我们到校园里劳动,既可晒到太阳,又可锻炼身体,大不幸中的小幸。我们的劳动是和稀泥。当时,大字报贴得太多了,当局已经没有经费再供应面粉制的浆糊。于是,有人创造了用稀泥作为浆糊的代用品。我敢说,这一项创造是使大字报历时十年而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冬天,斗争更加紧了。大学已由当局派来的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理。全校已有四百余人被关了起来。每逢吃饭时,这些被关押者一律要先排好队,鱼贯进入食堂吃饭。80年代初,我到英国剑桥大学工作,有时在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正式晚餐的上席(High Table)吃饭,也类似地先要排好队再鱼贯进入餐厅。最受尊敬的与最受鄙视的两种生活,有时在形式上是一样的。

那时,钱临照先生也被关进来了。他是特务嫌疑。1949年他是中央研究院的代理总干事。中央研究院迁台时,他去过台湾,而后又回到大陆。为什么回到大陆?理由不明,故有特务之嫌。

有一段时间,钱先生同我被关在同一房间。同室六个人。当看守不在时,钱先生有时讲讲他早年在英国时的生活。他是庚款学生,30年代在伦敦念书。当然,这种回忆是绝不能让看守听见的,这属于“留恋旧世界”,一经发现,少则挨骂,重则批判。好在钱先生虽已六十多岁,但仍机警异常。有一次他讲,他去剑桥找王竹溪、李国鼎等人玩。剑桥多丘陵地,他骑的自行车正逢下坡时,刹车坏了,车速愈来愈快,他大感不妙……砰!一个看守突然打开了我们的门,可能这个看守在门外隐约听到我们屋里的说笑。可是开门后,钱先生的话戛然而止,我们也都面带虔诚地学习“毛王席语录”。看守走后,钱先生未再接着讲。至今我还不知道那次他的自行车下场如何。

别以为那时我们的生活只有这类喜剧或闹剧。

一个化学系的蔡姓讲师,也是1958年来科大的,原也是北大的学生,比我低两班,也因“漏网右派”之名被关。化学系的牛鬼蛇神就关在我们隔壁,每天吃饭时可相互看到。一天吃饭回来,他不见了,他趁吃饭出房门时,直奔窗口,从四楼跳下,当即死了。

我的一个同事季为之,也是讲师。他并没有被关进来。但如果再扩大,就有可能轮到他。一天,也不见了。后来在一个实验室里被发现。尸体已僵了。尸体上缠了几股裸的电线,连通电源。他擅长教电动力学,最后也用电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个比我低三班的北大物理系女同学,毕业后也来科大,是一个助教。政治上并不算杂质。一天也被别人发现倒在大楼顶上,已经死了,经检查,是服毒。实际上,当时她并不是被批斗对象。完全是由于经受不住天天看批斗会上的恐怖气氛,神经不支而轻生。

相比而言,科大的批斗会还不是最恐怖的,科大总共约有十个人自杀,是在当时的平均自杀率之下。

我们注意到,自杀概率最高的是那些即将被批斗,或自我感觉即将被关的人。至于已经被批斗,或已经被关的人,自杀率又变低了。人最恐惧的是当大祸即将临头的似有似无时期。大祸已经到头上时,也就容不得恐惧了。中国的刑罚历来推行斩首示众,就是利用这个心理学。看斩首的人平均要比被斩首的人更害怕。毛泽东也懂得中国皇帝的这个传统,他发明了所谓“帽子拿在手上”,即不立即戴帽子,而让这些人感到时时有大祸(帽子)临头的可能。许多人即在这“拿在手上的帽子”的恐怖下自杀。

既然我们已经注定了要被批斗,帽子已经戴到了头上,反而安静了许多,也无妨听听在剑桥骑车的故事了。

第一次自杀高潮在1969年春结束。

1969年3月,科大全校被当局派去修铁路。

文化大革命期间,修铁路一直没有全停顿。我们修的是一条从北京到山西原平的铁路。这条路有极重要的功能。在北京的一端,这条铁路与北京城区的地下铁路相联。而地铁又直通中央要人的聚集地。它的目的是,如果北京有事变,国家要人即可乘地铁迅速转移出北京。1989年六四事件前,许多士兵即已秘密到达天安门的地下,就利用了我们参加修筑的这条京原线。

中国修铁路的主力是铁道兵,完全是一个军队。虽然我当时仍属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但到兵营后,所有知识分子都降级,成了被教育对象,所以,对专政对象并无更多限制,我们同所有人同等待遇,这样,我们的地位反比在大学里“提高”了。按军队编制,我们被编成班、排、连。每一排人都睡一个大帐篷里,很挤,每个人只有一米多宽的睡觉空间。我的排长程福臻与我相邻,后来,他是与我合作研究天体物理的一个主力。

我们修筑的一段铁路,是良各庄车站,它在周口店附近。由于这条铁路的目的之一是撤退,所以它一路有许多隧道。我们的工作地点就在两个隧道之间。一个80米的隧道已打通,另一条长的尚在打。隧道内的工作全由铁道兵做。

我们的任务是炸山开路。良各庄本是两山之间的一个很小的山村,周围并无平地。为了修路,两边的山要开出隧道,再用山石把村庄附近垫平,以使火车能在此交会,所以,大量的工作是搬运山石。

全体筑路者分成五个班,每个班工作6小时,轮流不断,所以,一班工作之后可有24小时的休息。6小时的劳动,是很紧张的,而且有危险。每次开工之前,上一班刚刚炸过山。这时,山上虚石很多,不小心就会由于踩到虚石上摔倒,加之,刚爆炸下来石头棱角锋利,若摔到这种石上,皮肉很容易被割破。所以,第一关是要学会在炸后的山上站稳。

搬石也是险象环生。第一步是从山上把石头推下来。这时,山的上下都有人。如果一块块地推危险不大。但有时虚石太多,推动一块就会引起石崩,大小石块一齐冲下山来。在山下工作的人就极易被砸伤。如果发生在夜间工作就更危险,往往看不清向你冲来的石头。所以,当手在工作的时候,耳朵也要处在警戒状态,一听到山崩声,立即找一个抛物线达不到的死角躲避。后来,凡有石崩迹象,山上的人大喊,向山下人报警,安全系数大为提高。

推下来的石头,再装上斗车。斗车可在临时的小铁路上运行。一辆装满石头的斗车一个人即可推动。推到下坡的路上,人还可以跳到车上,随着车下滑,很是惬意。但是,也有的人,可能太惬意了,忘了刹车,或刹车不灵,人车一起翻进谷底。

所有这些工伤都发生过。幸好都未致命。但有的伤成了终身性的。我的一个同事(后也在天体物理组)的右手食指被砸后永远不再能伸直。一个极奇怪的现象是,虽然大小受伤者很多,但没有一个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我连一毫米的擦伤也没有,完好无损。不知造物主是否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们这些帝制下的受难者。

工作习惯以后,我倒很愿意上夜班,即从午夜12时到清晨6时。我们是在山上,每到4时许就看到远远的天边开始变色,渐渐扩散开来,在这似亮未亮之际,天空似乎让你感到它饱含着无穷尽的希望和向往。有的人看日出,仅仅看太阳出现时的一霎,其实,正孕育着光明的黑暗才是最动人的。其道理就如帽子即戴而又未戴到头上时最可怕一样。

修路于1969年5月结束。结束之前,李淑娴和我们的大儿子方克来工地看我。我们一起去周口店,它距我们工地很近。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的地方,有一个人类学博物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博物馆也关了。不过,博物馆的围墙很矮,六岁的儿子也可以爬进去。“北京人”骨的发现地和他们的洞穴还完好无损,没有被革过命的迹象。可能他们是唯一没有被按阶级分类的北京人。

有人喜欢称中国人是炎帝和黄帝的子孙。其实,中国人大部分都不是炎黄的子孙。因为,炎黄仅是黄河流域的两个部落。他们征服了周围的部落而形成中国的初民,所以,那些被征服者的子孙,和那些后来才被溶入中国的蛮夷,都不是炎黄的子孙。我的老家如根植于方腊的徽州,则一定不是炎黄的子孙。

也许中国人中,真正是周口店“北京人”的后代的,远比真正的炎黄子孙多得多。所以,从人类学看,也许说我们都是“北京人”的子孙更合逻辑。参观周口店后,我明白了,子孙之说,根本不是人类学的,或血统的,而是政治的。炎黄子孙之说,很可能最早就出自炎黄或他们的继承者,为的是使他们的“帝”位有血统的依据。中国的皇帝一向称被统治者为子民,所以,凡称被统治者为子民的统治者,实质就是皇帝。不是吗,今天的称帝者也是宣称人人都是党的儿子。特别,对儿童的开宗明义的教育就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我要告诉我儿子的是:你不是毛泽东的孩子,你是你自己!
发表于: 10/11/2018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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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自传 (科大篇)(三)
发表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 由 辰思

【中国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文集,编者的话:本文摘自《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松江路,2013年4月第一版),从该书第8章“8.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起,到第18章“18.持不同政见者”止。】

10.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1969年5月到1969年8月,在我们的小家庭历史上,是极平凡的三个月,但也是极为稀有的三个月。

我们的小家庭一共四口人,两个儿子,方克、方哲,以及李淑娴和我。从我们结婚到两个儿子相继降生,再到两个儿子长大上大学,二十多年里,一直是和平时期,只是边界上有一点小战争,对偌大的中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按常理,这种和平时期的小家庭,虽不一定都有大幸福,但至少不会有战争时期的子散妻离。

然而,我们一家只在上述的三个月里,算是有过真正的团圆,所有其余的二十多年里都是分离的。四口人,或一分二,或一分三。这几十年的和平时期被迫妻离子散天各一方,并不仅仅限我们一家,也不是少数几家。许多我的同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家庭都有类似的经历。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大特色。不幸中的大幸是,我们还只是妻离子散,没有家破人亡。

1969年5月我从良各庄工地回到科大后,被准予回家。这距我被关进学校已快一年了。我的小儿子是在我被关后的第九天,即1968年6月12日出生的。在我回到家时,他也快满一岁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

其后三个月里,一家生活很平凡。我虽然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但也可以每天回家。星期天还可以带两个儿子去景山公园、中山公园玩玩,也能一享天伦之乐。这三个月是两个大风暴之间的短暂间歇期,有如两条隧道之间的一个小小的良各庄。

依然不能念书。武斗和抄家,使书丢的丢,藏的藏,一时难找到了。图书馆仍不开。这时,我的剩余精力全用在了冲印相片上。我自制一个放大机,很成功。初中时,我曾做过一个针孔照相机,没有照成相。没想到,二十年后,我才用放大机弥补了这个遗憾。夜间很容易布置一个暗室,于是,一到晚间,我常常印制照片(印相),兴致一来,持续到深夜。这也不会引起睡眠不足,因为,在白天的政治学习中,人人都是处在半睡眠的状态,等价于休息。

新的一轮风暴始于1969年夏末秋初。首先是北京大学宣布全校将迁往江西鲤鱼洲。接着,北京市的其他各大学也纷纷宣布将迁出北京,北京的大学迁出北京,在历史上有过一次,是1937年当日本即将打入北京的时候,大批学校迁往西南,那是战争所迫,是逃难。和平时期的文化大革命,也来了一场完全一样的大迁校、大逃难,是出于共产党的一条意识形态原则:和平会使人变成修正主义,斗争和战争才使人永保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当局于1969年秋正式发布命令(即所谓林彪一号命令):苏联即将入侵,战争要来了,所有大学都必须尽速迁出北京。

李淑娴首批被遣离北京去江西。临行前,她、我和大儿子再次一起游颐和园。颐和园虽然世界闻名,各地来的游客不胜赞赏唏嘘,但对我们来说,颐和园里的所有景色都很普通。从大学开始,每逢夏季我们几乎天天都来这里游泳,再美的景色对我们都已没有感动力了。但是,那天我们却着意选了几个最美山亭水榭,照了相。

1969年8月29日,李淑娴启程南下,一家的团圆生活就此结束。

科大也要迁出北京。

如果真是由于战争将临,当局要大学首先迁离,那么大学可真是最受国家重视的宝贵财富了。实际情形刚好相反。科大接到迁出北京的通令后,有三个月迁不出去,原因是找不到一个地方愿意接受科大。当时,科大曾派人分头去四川、河南、山东等省联系外迁,都失败而回,没有一个地方欢迎科大。只有诸葛亮的老家河南省南阳县,还有一点尊重智者的遗风,表示欢迎科大来诸葛亮的茅庐办学。显然,一个茅庐容纳不下整个科大。

北京的其他大学也遇到类似的反应,各地都不欢迎大学搬到他们那里。在那三、四个月里,北京的许多大学,包括科大在内,是被北京市无价转让的“宝贵财富”,摆在外面,任人挑拣,但竟没有人要。也不怪没有人敢要大学,毛泽东给大学的总评语是:池浅王八多。谁还愿意接收这种中国人最鄙视的动物?

最后,安徽省接受了科大,同意迁到省会合肥。安徽以盛产王八出名。中国出口赚取外汇的王八,80%出于安徽,所以,王八的名声,在安徽并不算太坏。

于是,全校迁往安徽。搬迁过程极匆忙草率,无异于逃难。后来统计,全校的仪器设备有一半在搬迁中被毁坏。还没有看到一个入侵者,辎重已经自损一半。

1970年1月,春节一过,我即随科大物理系的一批教师和学生动身去安徽。安徽接受科大,也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大学教育。到那时,大学停课已快四年了。到了安徽,继续停课。大学的任务不是教育,而是接受无产阶级的再教育。

因此,火车一入安徽,并没有送我们去合肥办教育,而是径直开进淮南矿区,要我们去接受煤矿工人的再教育。

淮南煤矿位于八公山一带,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公元4世纪,前秦苻坚领兵攻打东晋。进抵寿阳县后,苻坚登上城墙远望敌情。那时还没有望远镜,他只远远看见晋军阵容严整,不容小视。而且,他发现晋军阵后的八公山上也人影晃动,望不到尽头,似有大量的后备队。这令苻坚大为惊惧,终至被晋大败于淝水。是为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

后来知道,是役苻坚之所以大败,全在于他看花了眼。原来八公山上根本没有一个兵,苻坚把晃动的草木都误认为是晋军了。这就是“草木皆兵”一典的来源。苻坚也因此被讥笑了一千多年。今天看来,苻坚也可能是对的。不是吗,就是有了望远镜的今天,伟大的统帅不也是没有看清一兵一卒时就发布大搬迁、大撤退的命令吗?

我们到淮南时,八公山上已经没有草、也没有木了,是秃山一座。由于地下挖煤,造成地面不均匀的下陷。有的地方沉降多,有地方少,形成极难看的坑凹地貌,真是一个秃头上再长癞痢,没有一点古战场的兵戎气势。只是寿阳城墙还在,它比一般的县城城墙高大,还可以想得到苻坚登高远望八公山时的惊恐神态。

我们被分配在谢三矿。它是50年代用苏联的技术修建的。在淮南矿区中,它是最好的几个矿井之一。日产量二、三千吨,煤的品质也很好,大都运往上海。

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下井挖煤。除了妇女和55岁以上的人,一律都要下井劳动。

第一次下井印象最深,首先换衣服,领矿灯,全副矿工打扮。然后坐竖井上的缆车,垂直降下,进入地层。谢三矿的煤有两层,第一层深100多米,第二层深300多米。我们先到第一层。

下井后,由矿工带我们去回采区,即挖煤的地方。开始的大巷道,直径约5米,很宽敞,也有路灯,类似地下铁路的通道。进入支巷道,路灯就没有了。除了人人头顶上的一盏矿灯外,没有其他光源。路很窄,大家只能排成一列,在黑暗中相互跟随。这时,最重要的是,紧紧盯住前面的晃动的灯光,随着他的光走,不能稍有疏忽。有的地段,巷道曲折,极易使你看不到前面的人的灯光在哪里,眼前只有一片漆黑。遇此情况,绝不要乱动,因为巷道网错综复杂,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迷路。如果误入瓦斯区,还会有生命危险。

越接近回采区,越难走。已经不是路,而是大大小小的洞,有的洞只能容一个人匍匐爬行。进入回采区,空间又略为宽大。那是一个用密密的钢柱在地层里硬挤出来的一个空间,约两米高,六米宽,三十多米长。人群沿着30米的工作面(俗称掌子面),默默地排开,开始挖煤。

挖煤的方式很像挖山石。先在掌子面上炸开煤层,有一条传送带(俗称溜子)沿着掌子面放置,只要把你周围的煤铲到溜子上,就完成了。煤的比重比山石小,所以,挖煤比搬山石容易。但是,这里看不到山石滚滚而下的壮观景色了。在黑暗之中,除了脚下的煤,脚边的传送带外,什么也看不到,甚至看不清近邻的同伴。因为相互看不见,就也极少谈话。工作时,除了听到铲煤声,溜子的转动声外,人群总是默默的。

只有一次,一位眼睛不好的同事,不小心一脚踩到溜子上,人同煤一起上了传送带,向下溜。他大叫起来,人群才被惊起。幸好他很快被下面的人从传送带上拉了下来,免于变成一块煤的命运。黑暗也保护了他,没有人能看清他在溜子上像一块煤那样被传送时的狼狈相。随后,人群又复归默默地劳动。

“吃饭了!”一个声音传过来。工作停止,大家沿着掌子面一排坐下来。这时,一个布袋从排头起一个人一个人地传过来。袋中装有大饼,每人从中拿一个,这就是全部午饭。几分钟后,再传过来一个水壶,每人喝一两口,再递给下一个人,这就是全部饮料。吃饭之前没有洗手,矿下没有洗手的地方,也没有感到有洗手的必要。反正一切都是黑的,也看不清自己的手。在一切都看不见的环境里,人似乎会失去许多常规的感受力。

上井以后,才发现全身是多么的黑。这时,再有大饼一定不会抓来吃。矿工洗澡池中的水也是黑色的,可以抓出煤灰来。不过,这样的水照样可以把身体洗白。

几次下井之后,就习惯了。有一次我和少数几个人还去掘进区去劳动。任务是开掘巷道,把煤层切开,为回采开辟工作面。这里比回采区艰难。不能通风,空间里飘满粉尘,地层不断散发出被压抑了几亿年的热,温度极高,人人都是赤条条地工作。煤层中的掘进很不同于挖隧道。隧道总有一个预期挖通的时候,总会感到前面必有光明,而地层中的掘进者是绝无可盼望的光明,从一个黑暗再挖向另一个黑暗。惨淡的矿灯下,只隐约可见赤裸人体在黑暗中向前蠕动,从一个黑暗蠕动到更黑暗的前方……

地狱的黑暗,可能也不过如此了……

很多人,包括马克思在内,都很喜欢引用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的下述名言:

在地狱的大门上写着:

“在这里,请丢掉你的一切恐惧和怯懦。”

但是,等我从三百米地层下的赤条条状态回到地面之后,我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诗人但丁挂在地狱大门上的那块牌子,可能是挂错了地方,它应当改挂在那些实行了马克思博士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大门口。

这就是再教育的第一课所给我的教育:我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本身。

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煤矿工人是一种最典型的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现在,我的周围都是矿工。但是,我并不感到马克思所预言的,这些典型的无产阶级有兴趣要对我实行专政。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工人、农民和军队是他们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支柱。到1970年春,我在三种支柱中都生活过了,一点也感受不到这些支柱有兴趣要对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甚至,我头上的帽子“漏网右派”是属哪一门哪一路,他们也根本没兴趣打听。

相反,我倒还交了几个这种基础中的或支柱中的朋友。那位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赞皇农友,在60年代初还同我有联系。后来失去音信,不知他是否死在那几年的饥饿中。劳动两个月后,有的矿工也很熟了。这些人更不像是为了对我实行专政而同我交朋友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个问题在赞皇时就遇到过,在谢三矿井下又遇到了。

有一天,我想通了。

那天,谢三矿的井口上,忽然挂上了共产党宣传部写的许多大红标语,“大干三十天,产量超万关”,“五一献礼,日产万吨”等等。不外乎希望工人多劳动,多产一些煤,并无政治性。按我在井下工作的了解,多产一些煤,不是很难的事。凡在掌子面上工作,平均地说,每班工人在井下的八小时中,只有三小时是实实在在劳动。其余时间并不真干活,有时一连几个小时干脆静坐等待下班。因此,我想,只要少休息一小时,就可以增产10%或更多。

可是,“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好像根本没有看见矿井上的标语。下井后,照样只工作三个小时,照样静等下班。全队工人皆如此,没有一点不同于往常。无产阶级专政虽很有效,但到一百多米深的地下,威力就差了。当我也在黑暗中枯坐而不得不陷入沉思时,一个工人悄悄地说:

“一天六毛钱,就干六毛钱的活!”

我找到了答案!原来,矿工也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相反,同我一样,是现行的专政的对象。差别只是,对我专政的方式是帽子、是“漏网右派”,对他们专政的方式是六毛钱,即下井一次的补助费。我被专政体现在我没有权力摘去自己的帽子。他们被专政体现在他们没有权力参与决定这下井的六角钱,虽然名义上他们被称为是“国家主人”。所以,无论谁,只要一开始掌握专政,矿井下的挖掘者就不再与他们认同了。

这个看法,后来又有旁证。

5月间,当局令我们去瓦堡湖(它就在寿阳城南),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这也是一种再教育。我们都很熟悉这种老套活动。由农民回忆农村以前的苦,以印证现在社会之甜。按照当局的预想,农民都会说,在旧社会他们生活像奴隶,很苦很苦,共产党来后,他们成了主人,幸福幸福。虽然是老套,但能趁机到瓦堡湖走走,换换空气也不错。

哪知,瓦堡湖的农民太缺乏意识形态训练,开始几句话还很对,如“共产党解放了我们”等等。待到回忆苦日子时,他们竟说,他们最苦的经历,是大跃进后的三年饥荒。然后大讲那三年里饿死人的种种场景。听到这里,我们这些正在接受再教育的人,点头不是,摇头也不是,更不敢笑,只能把不可言传的混杂感受憋在心里。主持再教育的干部,虽感不妙,但也不能打断农民的报告,因为他自己刚刚宣称他也要努力向农民阶级弟兄学习。直到最后,为了给农民的报告一个正确的解释,这位干部在结语中说,“大跃进时与解放前不一样。解放后,农民当了主人。”一个绝妙的解释!意思是,此一饿死与彼一饿死并不一样,当奴隶时的饿死是一种苦,而当“主人”时的饿死则是一种甜。“甜”饿死论发明了!安徽全省人口四千万,在那饥饿的三年里,有三百多万人即如此地被“甜”死。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支柱之一——农民,所面对的命运。可见,他们也是被专政者。

总之,马克思博士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无产阶级如何能去专政?只要谁能专政,谁就一定不是无产阶级了。马克思的追随者则进一步使空想变成了虚伪和残酷。

夏季开始以后,再教育再度走向残酷的斗争。

新一轮的斗争,名叫“抓516分子”。何谓516分子,可能在任何百科全书里都查不到它的确切解释。反正,它又是一顶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社会主义社会的帽子就像纽约的大街,太多了,又难以区别,只好用编号当名字,现在要抓的是第516号(我第一次到纽约时发现,纽约州的一个电话地区号恰是516,不禁一惊)。

我已经有了一顶帽子,一般说,不会再得到新帽子。《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我已经被无产阶级解放了。所以,新的一轮运动,应该轮到其他的人类。516号运动的目标主要是学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

在谢三矿的最后三个月,从6月到8月,是516号运动的高潮。

由于我已是专政对象,即帽子所有者,所以被剥夺了参加政治运动的权利,无权去抓516分子,也无权被抓为516号分子。其实这倒很好。经过整整四年的批判和斗争,人人最厌倦的就是政治运动,宁可下矿挖煤,也不愿参加政治运动。只是在高压之下,谁都不得不参加。当时的口号是“谁不斗,斗谁”。“斗”和“被斗”,任何人都必须二者择一。而我能被排除在这二者择一之外,再好不过了,尽管仍是被专政,也有一种轻松感。

我仍被派去劳动。有时在井上,有时在井下。后来,我专职拉小板车。这种车是安徽最通用的货运工具。它是木制的,很像马车,但尺寸较小,车身宽1米长2.5米,车辕约长1.3米,装有两个胶轮。主要由人力拉,也可由驴力拉。迄今在安徽省会合肥的最繁华大街上,小板车的数量仍远远超过货运卡车,到处可见小板车流。我就在那种车流中生活了一个多月。

一个人拉车上街,是一种愉快的劳动。因为是夏天,像所有拉车者一样,我们可以公开脱掉上衣,尽情地享受马路上的阳光,警察也不会来干涉。安徽丘陵地多,大街也是起伏的,拉上坡有些费力,下坡时则可人车一起下滑,一张一弛,是一种很有节奏的运动。拉累了,可以找街旁一个树阴下小憩,乘凉。渴了,可以买一瓣西瓜吃,沿途到处都有西瓜摊,很便宜。严格说,凡被专政者上街买食,都应事先取得监视人的批准,但是我有信心,绝不会有人来检查我买西瓜是否持有批准书,因为,那些监视者正忙着抓516呢!没有监视,没有政治,一身的汗水,一路的阳光,两边的西瓜摊,混在小板车流中拉啊!好不自在,尽管只是暂时的。要知道,一生里,又有哪一次的自由自在不是暂时的?我的身体,很得益于那一段拉车生活中所吸收到的空气和阳光。

每逢拉车回来,那些暂时还没有被专政也就暂时还没有自由自在拉车权的同事,看到我被中原的太阳晒成一派古铜色的身驱,眼神里似也有一种羡慕。他们仍在努力地抓516,一个个都是一副缺乏血色的面孔,一副病态。果然,7月一到,蚊子一出现,疟疾就开始流行。有一度,我一连好几天拉的都是病人,从谢三矿到矿区医院没有公共交通,只能由小板车运送。就拉板车来说,拉病人是最舒服的差事。拉过板车的人都知道,装货太多太重的车,当然不好拉;完全空的车,容易乱跳,拉起来也没趣味。人体几十公斤,对拉车来说是一个最佳重量,既不过重,也不过轻。

我记得,小的时候,在北京和上海,妈妈曾带我坐过几次人力车。如果说,坐人力车是一种不人道,是有罪的,那么,我这些天日日夜夜拉病人,足以赎回我的那些罪了。我虽然常常送病人去医院,也常被蚊虫叮咬,也没有打预防针,但我始终没有得上疟疾。可能因为我已赎了罪。

流行病并没有使抓516运动降温。我虽然不参加运动,但运动的冷热,是很容易看到的。斗争更加速了。学生一个个少起来。凡是有516嫌疑的学生,一个个被隔离,就如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们被关在校园里一样。有的学生被关在谢三矿的工房里,情节严重者则被押送合肥。

有一个红卫兵,原来负责监管我们这些被专政分子,到7月,他不来管我们了,他自己也成了被监管的对象。

新一轮的自杀高潮开始。

一个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个很活跃的红卫兵,从谢三矿被押回合肥。不几天消息传回,他从四楼跳下,同那个化学系的讲师一样的结局。

另一个学生,并不十分活跃,7月开始经常一个人无目的的出走。语言渐渐不合文法,行为渐渐不合因果律。一天不见了,后来在运煤的铁路上被找到,躺在铁轨上,两条大腿都已被火车齐齐截断,送到医院,失血过多,当夜就死亡。那晚我正好去送另一个病人,也在医院。在小停尸间外面,一直有物理系的同事在守卫。因为,安徽的野狗极多,它们嗅觉极好,凡停尸间里有了新死者,它们就会成群地聚集在近旁的草丛里。到了夜深人静,它们就跳出来用头撞开停尸间的门,去吸吮新死者的血。守卫的人就是负责赶走这些想吃鲜血的狗,让死者得到安宁。这是名副其实的守灵。

这个卧轨者的灵魂,得以安宁,是不多的例外。在当时,凡自杀者,均按反革命论处,死后的灵魂也要遭到批斗。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无边,天国也不是反革命的藏身之地。

这就是八公山下再教育的最后一课。

人的躯体和人的灵魂,好像都有自动地寻求平衡的本能。当要向左摔倒的时候,人会本能地向右;当要向右摔倒的时候,人会本能地向左;当在黑暗中时,人会本能地想到光明;当在丑恶中时,人会本能地更向往和谐与美。

八公山下的生活使我受本能的驱策走向了天体物理。我真正地爱上天体物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是的,有什么力量能比得上永恒运转的天球,可以抵消那井下黑暗枯坐时所感到的压抑?又有什么圣洁能比得上繁星密布的苍穹,可以清洗那野狗和停尸间所散发的恶臭?

我的一生中已经有好几次被天穹所吸引。

中学毕业报考大学时,是幻想最多的年代,所以,天文系也成了我的三个大学志愿之一。

1958年在赞皇,我又一度热衷于星图星座,不是出于幻想,而是为了实用,因为常常需要在夜间赶路,在荒野上,最可靠的指路者就是月亮和星座。

在科大,有一度我负责物理演示室,其中有一台15厘米的反射望远镜,为了调整它,我也曾耗费过不少夜晚去观察星空。

最后,还有1966年看到的那篇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文章。

然而,所有这些事件都一闪而过,并没有吸引住我的整个的心。天尽管很美,但终究是太远了。直到进入八公山下的地层,我才突然觉得只有最深远的天,才能在这一片污秽之中使自己的灵魂找到一叶静洁之地。

很巧,在谢三矿的混乱批斗中,我居然成功找到了一本朗道(L. Landau)的《经典场论》(Classical Theory of Fields)。在当时,与马克劳林级数(Maclaurin series)类似,是禁读的。不过,516混战正酣,人人自危,读书的危险反而小了。那时,为防蚊子,每个人都有一顶帐子,放下帐子来,尽可放心地看书。就这样,在淮南的几个月中,朗道这本书成了我的劳动之后的最心爱的,也是唯一的读物。每当暗夜降临,一身疲惫躺在帐子里的我,灵魂往往就已经随着膨胀的宇宙去寻找那优美动人的原初奇点了。

庞加勒(H. Poincare,1854-1912)曾说过:

科学家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为他感到乐趣,而他对大自然感到乐趣是因为它的美丽,如果大自然不美,那就不值得认识,如果大自然不值得认识,就不值得活下去……

是的,宇宙是美的,是值得认识的,我值得活下来。我的身和心,都找到了新的起点。

八公山,39度的酷暑、蚊虫、516、疟疾、死灵魂、野狗,不论是多么地肮脏、丑陋和强横,也不能泯灭由宇宙的惊奇和敬畏所唤起的心灵之美。
发表于: 10/13/2018 05:05
快速引用
方励之自传 (科大篇)(四)
发表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 由 辰思

【中国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文集,编者的话:本文摘自《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松江路,2013年4月第一版),从该书第8章“8.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起,到第18章“18.持不同政见者”止。】

(接前篇)

11.来到合肥

谢三矿的生活于1970年8月结束,全体物理系教师来到合肥。其他各系的教师也纷纷从各自的再教育地点来到合肥。科大人再度聚集在一个校园里,科大的合肥时代开始了。

相比北京,合肥是个半开化的小市镇,人口约50万。有一个小时就可以走完全部的商业区。街道不分快慢线,汽车,自行车,小板车,驴马车,以至行人,都常挤在一条路上混杂而行。没有出名的古迹。市中只有一个公园——逍遥津。去过一次后,就不会再想去。合肥一带自古常常是战场,也是强人出没之地,民风好斗。近百年里,淮军一直是中国战场上的重要力量。所以,出自合肥的有名人物,多是军事政治的。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李鸿章、段祺瑞等,都是合肥人。

科大的在合肥的校园原来是合肥师范学院的旧址。在文化大革命中,合肥师院解散了。留下的校园给了科大。合肥师院原是个文科学院,只设有文学、历史、音乐、艺术等系科,没有物理、化学等理工专业。所以,它的校园里没有实验室,没有工厂,没有足够的电源、水源、煤气等理工科系所必需的基础设备。除了几栋教室楼和学生宿舍外,科大在这里一切都要从头建设。

我们并不怕从头建设,只要确实是在建设。从1958年以后,知识分子就不断地“下放劳动”、“再教育”,已经很熟悉各种各样的劳动,所以,并不怕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我敢放言,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除了自己的专业本行外,所掌握的其他劳动技能的门类之广,一定比他们在全世界各地的同行都多。如果要我们列出自己参加过的劳动种类,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长长的清单。

就我自己说,在这张清单中,除了前面已经讲过的种田(包括北方的田和南方的田)、打井、养猪、修铁路、挖煤、拉车等外,还有如下一些没有提到的。

1965年秋,我炼过钢,那是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我在转炉车间劳动,用铁铲向转炉里投料。现在这种技术已经被淘汰了。我手臂上的一个小疤,就是那时被一滴飞出来的钢水烫伤的痕迹。

1967年冬,我还去过北京东郊牛栏山的一个维尼纶厂劳动,它是当时中国刚进口的一个设备最新的人造纤维工厂。在那里是做粗工,没有学到新技术。

1969年,毛泽东号召“深挖洞”,即挖地道备战。我也数次参加修建地道的劳动。至于这些地道能否防御核弹的攻击,不敢保证。从来没有做过试验。

这个清单还在加长。

一到合肥,又增添了一项——烧砖。在合肥的第一年,物理学仍然只存在于我的业余生活里,制砖才是我的主业。从1970年底起,我就参加制砖劳动。1971年3月,科大成立了一个制砖厂。我被调去砖厂,成了砖厂的一名主力。科技大学合肥校园里的一栋化学大楼,就是用我们那时烧制的砖建造的。

“努力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这些口号和标语,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随处可见。为了使后世了解这些口号的内涵,我有责任记述一下科大的砖厂,看一看在当年,一群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是如何被勒令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的。

制砖厂的人员,共13名。除了一名真正的制砖工人以外,其余人都是从各系抽调来的被专政者,黑八类。值得把每个人的经历都简单介绍一下。在下列介绍中,姓名之后的职务是当时的,“现为”一词意指我写此书的时刻。

1,陈希孺,数学系讲师,1956年留学波兰,1957年因右派言论被遣送回国,是“漏网右派”。现为一位有名的教授,是中国最好的几位概率论学者之一。

2,钱大同,数学讲师,在砖厂劳动以前,已有统计数学著作发表,言论不慎,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现为科大副教授。

3,邓伟廉,数学讲师。出身显赫。其伯父邓仲元是最早追随孙中山的一位军事将领,后遇刺,死于广州,至今广州还有他的雕像供人瞻仰。其父原为国民党政府所辖航空公司的首领,1949年率所部人员及全部飞机从香港飞回大陆,投向共产党,这就是中国民航(CAAC)的首批飞机。邓本人原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念书,1950年参军,赴朝鲜打美军。停战后,回国,改学数学。因言论得罪当局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70年代末,他移居香港。中英签定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后,据说已从香港移民去了南太平洋中的岛国斐济。

4,徐家鸾,物理副教授。早年亲共,1949年放弃出国机会,响应共产党号召参加新中国建设。如第9章所述,因他曾想出国,遂即被定为企图叛国的“反革命分子”,被斗争,被打。1981年,他从美国飞去台湾,作为“反共义士”,得到台湾当局欢迎,现为台北一大学物理教授。

5,李先予,力学教授。20年代在上海学工程,曾与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学,并也在那时加入共产党。后去日本留学,脱党,故被定为“叛徒”。80年代初去世。

6,黄茂光,力学教授。40年代留学美国,在康奈尔(Cornell)大学获博士学位。是中国知名的薄板力学专家。因他与美国朋友有通信,故被定为“特务”。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有些认识黄的美国学者也随之访华。由此迫使当局摘了黄的“特务”帽子。现已退休,在北京。

7,朱兆祥,力学教授,中国爆炸力学方面的一流专家。1949年以前在浙江大学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活动,反对国民党。1957年,因右派言论,被开除共产党籍,是“漏网右派”。现为宁波大学校长。

8,鲁阳,化学讲师。1957年右派。1936年,主张抗日的“七君子”遭国民党逮捕,一时轰动国际,爱因斯坦也发过声援电报。七君子中的唯一女性,史良,是鲁阳的姨母。不过,这层关系对鲁阳的政治境遇并没有帮助。在1936年,中国共产党极为赞赏七君子,但到1957年,七君子中也有两位成了右派。是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1981年,鲁阳自杀。

9,刘朗,科大校医院院长,主治大夫。早年参加共产党,在军医部门服务。他参加共产党军队前,也曾服务于国民党的机构,所以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80年代后,回到北京,现退休在家并写作。

10,郭劳夫,40年代初曾去日本军医大学学习,并在日本占领的东北工作。后来参加共产党军队,并加入共产党。随军从东北打到广州。因早年去日本的历史不清,故也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后退休在北京,性好钓鱼。

11,靳永涛,物理系技术员。这是12个人中唯一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1957年在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任技术员,也在那时成为右派。现为北京科技管理学院工程师。

第12名是我。

可见,我们这个制砖厂,若按全厂的平均教育水平和知识水平而论,绝不低于世界上任何现代化的建筑材料工厂,甚至还可能是最高的。不同的是,当局并不需要我们的知识,只要我们的体力,要我们用两千多年前就有的烧砖技术,烧制中国的现代化。

俗语云:秦砖汉瓦。

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已会制砖;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已会作瓦。因此,从技术角度说,绝无必要再来记述科大砖厂的制砖法。我们砖厂的大部分技术,至少在1637年出版的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一书中就有详细的描写。然而,为了说明当时我们如何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建设马克思发明的共产主义,不能完全避免重复三百多年前宋应星已经写过的东西。

传统制砖法的第一步是脱坯,即用木模把和好的砖泥做成坯。要由两个人合作,一个人用力固定住木模,另一个人把一团重约7公斤的泥高高举起,然后用力摔进木模。砖的质量决定于摔泥的力气。力气越大,摔出的坯越致密,砖质量越好。若摔力太小,砖内部就成了充满空洞的海绵状,经不住压力,是废砖。一个人摔不到一百块坯,一定筋疲力尽。在我们砖厂,只有讲师级的年轻人有力气摔坯,教授、副教授们则负责扶住木模。后来,砖厂来了一台制坯机,可以免于摔泥,是一大进步。这也是科大砖厂的唯一的机器。

第二步是晾干砖坯。一块砖约2.5公斤,在坯子时要重一倍多。全靠人力,运送坯子到通风并阴凉的地方。在晾干过程中,还要数次翻动砖坯,保持均匀。

第三步建烧砖窑。它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砖窑是一个帐蓬状的圆拱结构,全用土坯建成,直径约10米,高6米。拱形结构是中国古代在建筑力学上的一大创造。一千多年前的赵州桥,就是一座跨度很大的石拱结构。指挥我们工作的老制砖工人,可能就是师承一千多年前的技术。他不用计算,不用图纸,也不用测量,全凭眼睛左看右看,就指挥我们建出了一座曲线优美的拱顶,堪称技艺精良。几位力学系来的教授也赞叹不已。这位老工人,也许在年轻时用了五年学徒时间,才学会这项技艺,才记住这条优美曲线上每一点应有的曲率。然而,他可能不知道,在科大,只需要一堂力学课,就可以让一百个学生学会这条拱形曲线的严格数学表达式,精确地计算出各点的曲率。

制砖的最后一步是烧窑。这也是一项技术工作。劳动则比较轻松。我们只要听从工人的指挥适时加煤就可以了。一窑砖要烧八、九天。这是制砖工人最保密的手艺,他不愿意告诉别人他根据甚么判据来判定是否应加煤,是否砖已烧好。所以,这位老工人很辛苦,他要一天24小时都守候在窑边指挥,只在每次加煤之后,睡一两个小时。我们12个人分成三班日夜加煤烧火。教授们都是日班,我总是上夜班。

这位老工人,并不太保守。每次加煤之后有短暂休息,大家围坐在窑边,这时老工人常向我们讲几句烧窑的技术,也许他已把我们看成他的学徒了。烧窑技术的关键是识别温度,即所谓看“火候”,它是根据砖和火焰的颜色估计窑内的温度。一般人对颜色的辨别力不高,不能区分六百、七百或八百度几种温度时的颜色差别。而烧窑工人则能“看”出温度。手艺越高的人,“看”出的温度误差越小。

后来,我读到司马迁的《史记》。这本两千年前的著作上记载着,那时的天文学家,把天上的星按颜色分成白、蓝、黄、红、暗等几类。很多人怀疑这个记载。的确,除了几颗行星以外,如今有谁能用肉眼分辨出上千的恒星有如此众多不同的颜色?更令人惊异的是,现代天体物理学同样也把恒星按颜色分类,不同颜色相当于不同温度,而且,许多恒星的颜色分类,在《史记》中所给出的竟同现代天体物理学由光谱测量所得到的是一样的。这更令许多人不信。

因为有烧窑的经验,我倒觉得《史记》上的记载也许可能是真的。试想,两千年前中国就已有烧窑者,他们都有极强的分辨颜色能力,所以,那时的天文学家也可能练就一双极敏锐的眼睛,能辨别不同恒星之间的极细微的颜色差别。

然而,这种辨别恒星颜色的本领,如果曾经有,也早失传了。

今天的天文学家早已不再需要这种本领,光谱分析已千百倍地超过了最敏锐的眼睛。今天,虽然我很佩服这位烧砖工人能看出温度,但是,我也绝不想去学它。因为,只要一支测光温度计就可以根据窑内颜色测出温度,而且,更为准确。

然而,我并没有去物理实验室找一支温度计来。因为,我们是在被改造。

我还是听从吩咐,加煤。

夜阑人静,每当我望着窑内的红火出神时,常常想,历史也许就像这不熄之火,不断地烧尽老的,熔炼新的。一些古老技艺的失传和绝迹,常令一些好古者扼腕叹惜,似乎人类曾经丢失过多少宝物,似乎只有寻回这些失传的技艺,才能解决当今的困境。我看是错了。除了考古学上的价值外,那些失传和绝迹的技艺本就是应当被淘汰的东西。人类之所以能进步,就在于不断地淘汰旧技艺。今天,难道不是只有丢掉老窑工的技能,代之以高温温度计,才能使我们进步吗?因此,我绝没有兴趣学这位老窑工的技能,虽然我很尊敬他,但那是应当尽快淘汰的技术。如果由于我的不学而加速他的技能的失传,那才真是一件好事。看“火候”烧砖,早就该绝迹了。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我想。

又该加煤了。

砖厂的生活,政治性不太强。原则上我们都是专政对象,都是在接受改造的人,但是除了由制砖工人管理我们的劳动,当局并不多管我们。可能已不认为我们这些人还具有可改造性。

确实,五年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使我越来越觉得,我不可能接受当局的任何意识形态改造。事情已经那样一清二楚,就如在有了高温温度计的时代,不可能再接受“看火候”技术一样。别了,我少年时代的一切政治偶像!那时我给李淑娴的一封信中写有: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似乎又在向50年代的清明时期复归。虽然天真已不复存在,而纯真的美酷似当年。”

这就是丢掉那些偶像之后的一种清明和轻松的感觉。

丢掉偶像崇拜之后的“偶像崇拜”就变成了一种滑稽戏。当时,每天早上砖厂都举行一个5分钟的仪式,要我们“向毛主席请罪”。其形式,颇像宗教中的忏悔式,是集体的忏悔。大家(12个有“罪”的人)向着毛泽东的圣像肃立,低头。按规定,请罪时应在心中向着“伟大领袖”默述自己的“罪行”,祈求宽恕。然而,鬼知道,这些教授、讲师当时心里都在想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想,而是发现了一个苍蝇正在那圣像上爬……

我们这批被专政者当时相互戏称为“老油牛”。意为,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来说,我们是,1,老经验了,不怕;2,任何厉害的打击落到我们头上,就如刀砍到油上一样,无效;3,任何“动听”的思想改造说教,对我们来说,就如对牛弹琴一样,扯淡!

直到八十年代,甚至我定居美国后,在砖厂的旧友之间通信时,仍常常互称为Dear O3,这是一个缩写,意为Old, Oil and Ox。O3的不可改造性,实质是科学的不可后退性。科学只能在科学自身作用下向前发展,而不可能由于任何非科学力量的强制和改造而倒退。科学史家萨顿曾经说:如果说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方面从来没有倒退而总是进步,哪怕只是缓慢的进步,那就唯有科学了。在砖厂,这条哲理变得十分简单,想用两千年前的传统技艺来改造精确的数学表达式,绝无可能。

除了科学,其他方面的倒退,我们也不在乎。当时,从外表来看,我们一个个都是十足的劳改犯。衣衫褴褛,一身的砖泥煤黑,一脸的烟灰土垢。有时我们上街去拉煤或砖坯,一副不计脏累的劳动样子,颇为内行的动作,没有表情的眼神。不相识的人,只看外形,绝不可能相信我们原本都是教大学的彬彬之士。除非他来问我们。

“喂,会不会泰勒展开?”

“嘿,写个Maxwell方程给我看看!”

当时,烧砖之余,我正热衷弯曲空间中的Maxwell方程呢!

1971年8月,奇热。许多部门都放假了。作为等价于劳改犯的我们,本是没有假期的。然而,因为制砖工人也觉得太热,想休息,最后,当局不得不决定“大赦”,放假一周!

太好了,我决定,去度“蜜月”!

真巧,那年8月,李淑娴也请准了假。我们结婚已近十年了,这还是第一次享有一个共同的假期。

当时,我们一家正分居三地。李淑娴在江西,我在安徽,两个儿子在北京,由我的母亲看管。假期来得太突然,时间紧迫,来不及安排两个儿子南下同我们相会了。加之他们还都小,不可能适应我们的高密度的旅程活动。总之,一切的一切,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弥补“蜜月”旅行,虽然它来得太迟了。

“蜜月”一词,本来就有两层含义,甜蜜及秘密。对我们来说,更是缺一不可。当时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而我们两个又都是被专政分子,贱民。所以此行必须秘密。但是,我们并不害怕。连年不断的阶级斗争,使非贱民们都失去了玩兴,极少出来旅游,更何况是贱民。所以,那些专政者,绝不会想到一对贱民竟会有兴致有胆量出来游山玩水。因此我们推断,名胜古迹之处反而可能是阶级斗争最少的地方。后来证明,我们的预测,果然不错。

我们的目标是黄山。

8月12日,我从合肥动身,李淑娴从南昌动身,8月13日上午,我们的火车先后抵达上海。我们在上海车站相会。虽然我们已长久没有见面了,但我们没有那种情人久别重逢时常有的啰嗦。一则时间紧迫,容不得啰嗦和缠绵,再则不能暴露我们的身分。我们只相互一笑,原来我发现她一身同我一样黑,她发现我一身也同她一样黑。同等的劳改,同等的太阳晒,同等的黑。黑加黑倒是一种很好的保护色。

在上海停留一晚,即去杭州。

杭州虽好,也不是此行的主要目标,也未久留。

8月15日晨,乘长途汽车从杭州去徽州。车向西行。车外一派富春江的景色,安恬静谧、山水相依,线条细腻而分明,在阳光之下,真好像杭州织锦上的缕缕绣丝,熠熠生辉。这条路大概就是我的祖父于上个世纪末从徽州来杭州的路,但与我们逆向而行。车再向西走,山势渐显,就进入浙西的山区了。

中午时分,汽车费力地爬过昱岭关,进入安徽省境。皖南的山,依旧葱葱郁郁,但水比浙江少,只有一些小溪在大山的夹缝中艰难地淌过。车路上已没有柏油路面,都是黄土。乡村也更纯朴、更原始、更闭塞。下午一时,车在绩溪县旁的一个小镇稍停,旅客下车吃饭。绩溪正是胡适的老家。谁会想到,中国最主要“全盘西化”的倡导者,就出生在这个闭塞的山峦之中。

车到歙县岩寺时,天已黄昏了。所幸那时旅游者极少,方圆三十公里的黄山,一天的旅客只有约三十个。所以,还是有车在天黑之前把我们送到山脚下的黄山宾馆。宾馆的墙上贴着斗大字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但接待处并未详细查问我们的证件,也像接待其他革命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住宿费很便宜,一个人一天只八角。一顿饭一角五分。

宾馆是个中西混合的建筑,中国的琉璃瓦屋顶,西式的内部。同黄山的格局很融洽。宾馆位于山坳里,很清幽,只听得到流水声。一条溪水就在宾馆前的涧底流过。晚饭后,我们攀缘而下,到达涧底。这里,水声更大了。天已全黑。嶙峋的涧石,溪流溅出的水花,隐隐可见的白龙桥,一切似都被浸没在月光的淡淡银辉里。只能辨出脚下的涧石、脚下的溪水。水很凉。空气也很凉。车中一天的暑气全消去了。清凉的水,也洗去了我们一天的仆仆风尘——不,洗去了两年的阶级斗争污垢。我们真想在这涧底一直坐下去,任凭溪水冲刷我们的心灵,任凭淡淡的银辉渐渐地散去……

然而不能,紧张的明天在等我们。

8月16日一早6点30分,我们就上路了。一小时之后,到达半山寺,从此山路更陡,山势更险峻,渐渐进入黄山的主体。

黄山上的石头形状多变而且怪异,左看是圆,右又是方,远观很大,近看又小,扁长相杂,锐钝相间,毫无一定之规。好像所有石头都是活的,正随心所欲地生长,没有任何羁绊。

遗憾的是,许多黄山的石景都被取了拟人或拟神的名字。“童子拜观音”、“丞相观棋”等等,既缺乏想象力,又俗气。有一种传统的癖好,总要把自然界的一切东西,无论美的或丑的,都套入神伦或人伦来解释。这真是一种过分世俗的眼界。因此,在半山寺,我们没等老僧一一讲完所有石景的命名,就继续向上爬了。

应当把启示权保留给黄山的石头,应当把想象权保留给每一个游人,应当把爱情的诠释权留给每一对恋人。

随后的两个半小时里,我们上下了两个黄山的主峰,一座1750米,一座1880米,前者是天都峰,后者是莲花峰。去过黄山的人会以为我的记忆有误,因为,一般游人大都要安排两天分头去上述两峰,至少也要各用半天。我们之所以能半天上下两峰,全赖于劳改给了我们充沛旺盛的体力。加之,假期短暂,也不能不加快一切速度。

幸好,那两天风和日丽,使我们能一处不漏地走完——或跑完了黄山所有重要的峰。如果下雨,是登不上天都峰的。天都峰是黄山群峰中最陡峭的。在1971年时,登上天都峰所必经的一段最长的石坡,还没有石阶,只在山石上凿有一排小洞,可供半个多脚踩入向上攀越。有的地方要靠铁链垂直地拉上拉下。鲫鱼背上,则是一米宽石脊,两面临渊,每年大都有轻心的攀登者葬身其中。终于一切顺利,当我们登上顶峰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1987年我们曾再登黄山,是坐缆车,完全失去了徒手攀越的美感。)。

天都峰是黄山最美的。小小的峰顶,像是一座插向深空的小岛,屹立在聚散无常的飞云之中,任凭它们去冲撞、翻滚。在这里,空气变得稀薄了,风变得清冷。这是世俗世界的上限。芸芸众生的爱恨情仇,都消逝了。就像《神曲》天堂篇所写的,在天堂的最高层,上帝也不存在了,只留有但丁和他理想的心上人贝缇丽彩的无尽欢悦。极目望去,才看得见山下远远的被阳光照得通亮的河川、土地,和充满爱恨情仇的人间。

中国历代诗人曾经为大大小小的山峰,包括一些并无姿色的山峰,写过不少出名的诗句。然而,天都峰却没有一首。可见,所有到此一游的诗人都被震慑了,天都峰的景色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力极限。

下午一时,我们又赶完了第三个主峰——光明顶,并到达北海宾馆,这是黄山的海拔最高的宾馆。当夜就住在北海宾馆。

第二天凌晨起床看日出。因为在良各庄看过不少日出,所以没有新鲜感。此后,开始下山,就是归程了。

回程我们没有走原路。下山的当晚住在屯溪,这是徽州的商业中心,新安江横穿全城。但太热,40度。一夜难眠,更无游兴。第二天一早就乘汽车北去芜湖。芜湖是安徽最繁华的城市,它给我们唯一记得住的印象是,我们在这里买的一碗面条是臭的。当夜到南京,因已太晚了,我们就在南京车站大厅里过了一夜,尽管没有床,没有高枕,还是睡得很香。六天的游程,已使身体疲惫不堪。

8月19日上午到安徽明光(嘉山),这是李淑娴的老家,也是我们的旅程的最后一站。

最后一个旅游点是明光镇外的曹姑坟。曹姑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妹妹。按道理她是明皇族的一流人物,应予厚葬。但因为她死得太早,王朝正在初创,还来不及照顾葬事,所以她的墓地还不显得铺张,墓前没有牌坊,也如当地民风那样,没有墓碑。从残存的座基看,原有的石人石马也不大。只是她的坟冢大,为当地平民的十倍左右。相比她的后代的陵墓,即北京的十三陵,这个墓地是太节俭了。

这似乎是中国的各个王朝的通例,第一代大抵总是,残暴但尚节俭,不挥霍。实际上,就是朱元璋本人在南京的陵寝也比他后代的十三陵大大寒伧。第二代以后的帝王,残暴如前,而挥霍和腐败渐渐成风。到了末代则是既残暴,又腐败,又昏庸无能。如此王朝崩溃,再换一朝,再来一次循环,残暴+腐败+昏庸=灭亡,这就是中国的王朝政治的轮回律。

毛朝,在走着完全一样的路。

因此,迟来的“蜜月”之后的我,更明白,我的路在哪里。
发表于: 10/18/2018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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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自传 (科大篇)(十)
发表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 由 辰思

【中国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文集,编者的话:本文摘自《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松江路,2013年4月第一版),从该书第8章“8.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起,到第18章“18.持不同政见者”止。】

(接前篇)

17.资产阶级自由化

大学生没有不闹事的。凡是在大学工作过的人,大概都会同意,要想完全防止大学生闹事是不可能的。但是,当局规定的大学校长的任务之一就是严格制止学潮。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接到一个文件,列举出在哪些学校最近又发生了学潮。凡被文件列举过的学校,就像学校发生过火灾一样,被认为是校长的失职。所以,不同学校的校长见了面,第一句话常常不是一般人的问好,而是“你们那有事吗?”“没事,没事。”会心一笑,这个“事”,指的就是闹事。

我一直认为学潮是一种健康的社会现象,就如人着了凉一定会打喷嚏一样。或者,更准确些,可以比拟为台风,局部来看,确有点“破坏”,但对于全球的温度调节,台风的贡献是不可少的。大学生闹事也是社会温度的调节者。因此,只要认真解决闹事的原因,事态自会平息。如果事出无因,更不必操心过度,等它自生自灭就是了。只要不伤人毁物,学潮即属正常。

管惟炎的看法同我差不多。在管和我上台的第一年里,即1984年秋到1985年秋,全国有几十所大专院校发生过闹事,平均每周一次。尽管我们是“听之任之”派,但科大却保持零记录,没有学潮。

1985年9月一开学,北大学生就闹事,贴大字报,要求“纪念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攻势,占领了中国东北,那时在野的中共立即提出勿忘九一八,发动抗日。到1985年,共产党对学生纪念9·18的倡议反而惶恐万分。理由是,现在要同日本人做生意,再纪念9·18就会破坏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当然,当局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并不在表面的纪念活动,学生反对的要害是不少当权者在与日本商人做生意时的受贿等腐化行为。

9月18日,在当局严格的控制下,学生倡议的活动未能进行。许多北大学生不甘心失败,宣称要发动全国大学生纪念12·9。12·9也是一个共产党的纪念日。1935年12月9日,共产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全国学潮,要求抗日。到1985年,共产党自己也很怕自己的这个学潮纪念日。在12月9日之前两个多月,当局就开始在全国部署防学潮。

10月21日,安徽省委向我们下达了防学潮的指示。按指示,大学校长和各级干部应同学生座谈,以示关心,软化学潮。这个要求,对我不困难,我每天都和学生在一个食堂吃饭,不像英国剑桥的学院食堂,要分成上下席,教授不能与学生同桌共餐。科大食堂根本没有席,教授和学生都得站着吃饭,餐桌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了。

其次,文件要求各大学在临近12·9纪念日时,举办各种娱乐性活动,如放电影等,使学生不能专注于闹事。此外,在纪念日的前一两晚,学校还应招待部分学生吃茶点(这要准备餐桌),特别要请那些可能带头闹事的学生来吃,目的也是消除闹事源。凡是使中央感到紧张的学校,请客范围就更大。学生称这种办法是,中央越吃紧,学生越紧吃。科大并不是中央最担心的大学,后来也招待了一百个学生参加这种茶点会。

对于北京大学,中央还专门派了工作组,坐镇校园,直接指挥反闹事。尽管如此防范,气氛依然紧张。

12·9全国终于平静地度过,但我却陷入了一次危机。

事情始于11月初,我去北京参加物理学会主办的玻尔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会议在北京大学的礼堂召开。我的报告排在11月2日,讲的内容是,玻尔的量子论和量子宇宙学中的半经典方法。我报告时,除了原有的物理学会成员外,还有许多学生进场来听,没有坐位,就站在后面。我的学术报告常常能吸引较多的学生。正因此,我做学术报告时,有关当局也常派人来监听,任务是“注意动向”。一位常年做党务的朋友,知道这种监视,每次我报告后,常对我说,“今天‘他们’又来了,也不知他们听懂了什么。”

北大那天报告后,立即有不少学生围上来问。无线电系的学生会主席也趁机邀我给学生讲一次话,我答应了。讲话时间定在11月4日晚。这一情况,当然马上也就被进驻北大的工作组探知了。

那晚的讲题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我知道北大的形势十分紧张,当局早派了人来监听并录音。每逢这种情况,依我的经验,讲话用词无需过激,幽默的暗示和嘲讽就足够了。对于蠢笨霸道的正统意识形态,一场大笑就可以使它在人心目中的地位崩塌。而且,智力不够发达的监听者往往又不懂学生为什么要大笑。

那晚的一场嘲笑着实激怒了当局。北大的工作组,立即向中央汇报了我的讲话记录。负责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胡乔木当即开始追究讲话的责任。我的讲话用词谨慎,追究者始终说不出我论证的道理错在哪里。其实,激怒他们的关键是我点名批评了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一桩丑闻——冒充顶替物理学家去美国长岛参加同步加速辐射会议,趁机出国旅游。

讲话之后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合肥。一到科大,管惟炎就告诉我,我在北大的讲话已经引起高层不满,中央已经打电话来,要求科大就我批评张百发一事向北京市委道歉。道歉的要求被管拒绝了,因为,管本人即是被张等顶替的物理学家之一。张的丑闻就是由他首先在物理学会上公开揭露的。丑闻证据确凿,毫无必要道歉。这更惹恼了胡乔木。他旋即批示:方励之应当退党。其他某些顶层官员也画圈同意。事态严重了。

12月6到13日一个星期内,安徽省委一连三次找我谈话。安徽省人口四千万,面积与英格兰一样大,如此大省的最高官员,竟然能用三天时间消耗在我的一次讲话上,可见中国的当局到底有多少时间认真管过中国的建设。

省委谈话是“劝方退党”的前奏。12月16日接省委通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王鹤寿将于当日接见我。中央纪委专为整顿党员而设,想来接见的目的是要正式劝我退党了。到了约定的时间,接见的约会突然被取消了。我当时仍蒙在鼓里,不知原因。我随即又北上北京。

一到北京,即被我的已86岁的严济慈教授(见第8章)叫去训话,他大骂我对学生的讲话不合时宜。对于老人的训话,我的经验是,不必当场辩解,等他自己说累而停止就是了。没想到,47分钟的训话结束之后,他的脸色突然一改,瞬间回归正常,很高兴地拉我陪他一起喝酒,训话之事,似乎全没有过。我不会喝酒,权且陪老人尽兴。

第二天,我又被科学院院长叫去训话。卢嘉锡院长又如那次罗马训话一样,脸上的所有纹理都绷紧了,我也不得不尽量咬住双唇维持出一幅严肃而又紧张的神态。院长训话的结语是:无限期取消我的美国之行,以示惩戒。本来,按计划,我将于1986年1月2日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访问半年。就这样,因为我批评不正当的出国而使自己失去了正当的出国权利,也算是“咎由自取”吧。

不能去美国也就罢了。我想,“讲话风波”终于过去了。当晚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第二天,12月21日,我和李淑娴想放松一下风波时的疲劳,一起去朋友家聊天。中午,一回到北大,就注意到,在一些地方醒目的写着,“李淑娴,尽快通知方励之,中央要找他。”原来,从一早开始,中共中央办公厅就一直紧急地催促科学院和北大找我。

要找我的中央是胡启立。我在大学时就认识(见第5章)(编者注:方励之就读北大期间,胡启立任北大团委书记,1955年2月,方作为青年团北京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曾在胡为主席的大会上“抢麦克风发言”),现在他至少在名义上当了中央第五号人物,不知他找我的目的是什么,训话?挨骂?下午3时,我到了中南海——中共党权和政权的最高中枢所在地。守门的警卫早已知道此事,我自报了一声姓名,即被请进。

胡以笑脸相迎,没有前夜院长的肃杀神色。我知道,这暗示,胡将以白脸相待了。中国的统治术中有一条,红脸与白脸交替使用。红脸之后,常会遇到白脸。果然,胡的谈话全是解释性的,对于我在讲话中所涉及的问题,都没有批评,而一再说“中央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只是不容易很快都解决,不要着急,请耐心”等等。态度着实可嘉。胡的态度来源于总书记胡耀邦。就在前述中央纪委准备找我那天,胡耀邦有批示,大意是劝人要劝三次,不同意立即劝退方励之。所以随后有纪委突然取消约见,以及训话之后又请喝酒等异常现象。

胡启立最后特别说,“我们中央是信任你的,你可以出国访问,我的直通电话是397007,有任何困难就请直接给我拨电话。”就这样,前一天刚刚被无限期推迟的普林斯顿之行,在胡的谈话后,科学院又一改成议,立即同意我于3月去美国。院长亲自对我宣布的惩戒,只维持了24小时。有此出尔反尔,是因为科学院的消息太慢,在前一晚,还只知道中央的“退党”批示,而不知道更新的“不要劝退”的批示。这一拍之差,使科学院不得不一天之内转动180度,这不禁令人同情起老院长,年近70还要如此迅速地转动,未免太累了,苦也。

我的1985年危机,终于过去了。

胡启立也向我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我写一篇给学生的文章,他将推荐给《人民日报》,在1986年元旦时发表。我明白,他要我写的主题是劝学生不要闹事。一个星期后,文章写好,寄给了胡启立。元旦的《人民日报》并没有登我的文章。显然,我的文章仍然不合圣意。我的文题是《危机感下的责任》,其中一段是:

有人半开玩笑地向我“预言”,你是天文学家,要知道,今年是哈雷彗星的回归年,将会有更多的“危机”等着你们。是啊,我们不相信占星术,但事情不无巧合,哈雷彗星的回归常常与社会转折的年代十分相近……哈雷彗星的这次回归,是否又巧合着中国在走向繁荣未来的改革中所引起的转折呢?

没想到,自己的“占星术”应验到了自己头上,1986年确实又是一个社会大危机的开始年,而且,这场危机正在等待着我。

3月的普林斯顿还很冷。

我和李淑娴在高等研究所附近的Hardin路23号里安置了我们的一个临时的家。一切从简,因为不打算在美国长住。

然而,一安下家,就有一些朋友建议我们设法长期留在美国。留在美国的途径的确也有,并不很困难。这也是当时的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许多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都打算长期留在美国工作。在我们的同龄人中,有的也已经在美定居了。高等研究所里的中国同事,也正设法久留美国。

我并不反对移居国外。这是正常的现象。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居留环境。就我自己而言,也常常觉得留在一个发达社会中工作,对自己的研究和生活都更有利。特别,每当遇到政治性干扰时,真想立即出国,避开这种缺乏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到1986年,我已经出国十余次,要想长留国外,每次都是机会。可是,每一次我又都无例外地选择了回中国。

我不是一个中国土地恋者。“大地,我的母亲!”那是诗人说说的。不过,在中国和在外国,确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在中国,困境和干扰只会引发烦恼和厌恶;到了国外,当生活稍稍变得平静的时候,又觉得缺乏困境给生活带来的密度。似乎困境也会使人上瘾,凡在困境中生活得太长的人,一旦离开了,又感到一种失落,往往想再回到困境中去,享受那种与困境摩擦所带来的成就感。1985年底,被训话时的我,还强烈地处在第一种感受之中。一到普林斯顿,我的“困境瘾”似又慢慢萌发了。

我当然喜欢普林斯顿,这里没有红脸和白脸,没有训话也没有训话之后的酒肉,没有中南海,也没有中南海里的狐笑,这里有的是爱因斯坦自由自在的幽灵。我们临时的家外面不远,就是森林,自由的灵魂也许就在那里漫游。傍晚时分,小鹿随着母鹿常常从森林里出来徜徉徘徊,好像它们也知道这里有一个喜爱悠闲飘荡的伟大精灵。

但是,我仍然不准备在这里久留,决定准时于7月回中国。

这次吸引我回去过“困境瘾”的一件事,是组织国际天文学会(IAU)第124次讨论会。在发达国家组织这类会议,是件很普通的事。对中国,不同了。124会议,按序号,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IAU讨论会。而且,会议的主题是“观测宇宙学”。十多年前的中国,现代宇宙学还是一块意识形态的禁地呢!因此,IAU的124次讨论会将标志着现代宇宙学打开禁地,正式进入中国。

绝不是瞎说,就在组织124会议的时候,现代宇宙学在中国也还不是绝对安全的。1985年5月,我在中国的《科学》上发表了一篇介绍量子宇宙学的文章,其中谈到“宇宙生于无”的思想。11月,就在胡乔木批示要我退党的同时,他写了一封信给《科学》编辑部,声称,方励之所讨论的量子宇宙学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并建议《科学》也应发表“不同于方励之的观点的文章”。所谓“不同于方励之”即是批判方励之的同义语。当然,科学提倡批判和否定,但不容政治式的干预。我当时是《科学》的一个副主编,编辑部抵制了胡乔木的干涉。可见,在1985年的中国,至少意识形态最高领导者还自认有权主宰宇宙学。

在普林斯顿,我曾向一些同行讲了这个故事。一位好开玩笑的朋友建议,届时不妨请这位意识形态“大师”也来参加124会议,并请他主宰今天的宇宙学。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因为“大师”不具备参加会议的最低资格,他还不懂现代宇宙学的ABC。

宇宙学的境遇并不十分例外。在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中国需要现代化,这几乎是没有人反对的。中国争取现代化的历史也已有一百多年了。可是,却流行一种恐现代症,凡是遇到“现代”二字,就本能地恐惧和排斥。现代宇宙学——客观唯心主义;现代物理学(量子论)——主观唯心主义;现代艺术——空虚和颓废的代表;现代音乐——放纵和毒害心灵;现代化了的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罪恶之渊薮;现代技术——是不错,但许多都是中国古代早就发明了的。因此,逻辑的结论是:你要现代化嘛?那就请努力回到中国的传统去吧。

所以,至今在中国尚未完结的一个历史过程是把现代文化、现代科学强行注入中国。很幸运,我有机会参与了把现代宇宙学注入中国的历程。大约300年前,我的先辈同行,北京天文台的五位使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制历的天文学家被处死。那是第一批为把现代天文学注入中国的献身者。相比那个时代,我们算幸运多了,反对现代宇宙学如胡乔木者,也不能奈何IAU宇宙学会议了。

IAU会议很顺利的在北京举行。会议的常规进程,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毋庸赘述。高潮发生在8月29日晚的宴会。宴会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厅举行。宴会的规格也是一切都按国宴标准办。当时北京流行一句俚语“有钱能使党推磨”,所以,即使不是国宾,只要付钱,也可以吃上国宴。的确很成功。宴后,酒足饭饱的天文学家,飘飘然似有国宾之感,一个个容光焕发地步出人民大会堂,走上天安门广场。可能是秋夜的熏风使酒力大发,从事观测宇宙学40年之久的桑戴吉(A. Sandage)狂言道,“这次讨论会才真正标志着观测宇宙学开始了。”第二天,隆尔(Longair)做会议总结,把这句话作为他的开篇引语。后来,在正式出版的会议录上,这句话也被醒目地印上,成了一句名言。就这样,天安门广场又多了一条荣光——观测宇宙学的正式诞生地。

现在回想起来,桑戴吉在天安门酒后放言的一刹那,不仅是整个会议的高潮,而且也是80年代中国的最好时光。从此,又一次开始一步步地走向了危机。

风起青萍之末。

在1986年的夏天,至少我,完全没有预感到几个月后即有危机爆发。在我从美国回北京之前,我还到人迹稀少的北极圈里逍遥。那是在斯德哥尔摩参加过第11届广义相对论及引力大会之后,我去瑞典极北部的小城奇努那(Kiruna),看白夜(永昼)。习惯于北京的非黑即白、非热即冷地理哲学的我,对北极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这里的一切都乱了套。一天可以不分白天和黑夜,一年也分不出春夏秋冬,奇努那同时有春天的花,夏天的不落的太阳,秋天的层云,以及冬天的寒风。总之,世间许多常规的界限,在这里都消失了。

这时,我想起朋友来信说,北京兴起了文化热,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的改革到底应以“中文化”为体,还是必须“西文化”化。辩论的哲学大体也是北京的地理哲学,非中即西,非西即中,二者必居其一。朋友要我发表意见。我对这种争论的兴趣不大,没有很快回复。第一,我不是文化问题专家,不敢冒说。第二,争论中涉及的许多最基本概念都没有严谨的定义,例如中国实行了37年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中”文化,还是“西”文化?因此,对于习惯应用实证方法的物理学家,常常不明白论者双方到底在争个什么。特别,物理学家所关心的常常只是正确与错误,先进和落后,很少管东方还是西方。在北极上,甚至连东西南北这些概念都一律不能用了,有什么必要一定坚守“中(东)体”。当我在奇努那静观环行不落的太阳的时候,蓦地想到,可以答复朋友了:在我看,中国改革所需要的恰是抛弃“东”“西”这种狭隘的地域观,应当“全方位开放”,即凡好者皆可用之,根本不必管它是东是西。

这就是后来被一批再批,据说是扰乱了中国安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起源。

在124会议举行前,我就被几个年轻学者强拉去青岛,参加了一天中西文化研讨会。第一次讲了我在奇努那产生的想法。宇宙学会议期间,有许多记者来采访。我又一再被问到对中国改革的意见。按照“全方位开放”的逻辑,很自然地,我主张中国首先应当实现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由于我1985年底的越轨言行还没有被忘记,所以,全方位开放说,又很快被当局记录在案。其实,我强调的几项自由在中国宪法上都有明文规定,不是我的发明,更不犯法。我的发明可能只有一点,即利用宪法上纸写的公民权利,争取变成真的权利。后来,学生利用宪法上写的公民游行权而组织游行,利用集会权而在天安门集会,大概都是明白了宪法原来是可以利用的。以致,邓小平有一次大为光火地说,“我们的宪法被人利用了。”可见,中国式“民主”的第一特色就是,公民无权援引宪法。

总之,全方位开放说一出世,就同邓小平先生的四项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发生了对撞。至少,在这四个方位上是不能开放的。火上加油的是,《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了一则消息,公开报道了我们的办科技大学的原则是:科学、民主、创造、独立。显然,这更容易被人怀疑为,我们要用这四个原则取代四项坚持。

怀疑归怀疑,我回科大上课。那学期我讲原子物理,每周4小时。我不可能有时间到其他学校去讲学,各种邀请都婉谢了。只在10月间去枞阳两天,参加方以智纪念会。这位三百年前的学者,著有中国第一部以物理为名的著作《物理小识》,他与我同姓,名字的发音也极相似。因此,不能不去。这些活动都与政治无关。9月和10月平安度过。

就在这段时间,由于改革的停滞不前,贪污等腐败现象的滋生,一种不满现状的情绪正在社会上,特别是学生中急速蔓延。

11月,有变。那月中旬,我又去罗马开会。会议内容是哈雷彗星的空间观测结果。回国后,我没有立即回科大,而是抽了几天与李淑娴一起去上海及宁波。目的是访问上海交通大学和宁波大学。上海交大从1984年起就聘我当兼职教授,宁波大学校长是我科大的老同事。

一到上海,就有人代表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来传话,要我注意,不要多说话。无论传话者是否善意,这都表示,我是一个不受当局欢迎的人,当局存有戒心。

我倒没有太在意,因为我有太多不被欢迎的经验了。学生很清楚上海当局的不欢迎态度。但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是,当局越不欢迎的,学生就越欢迎。于是,我不但没有少说话,而且比原计划要说的还多。我在交大为物理系的同行讲一场“粒子天体物理”,为研究生讲了一场“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力量”,从演讲后学生提的问题就可以闻到一股极强烈的对现状的不满:

“你对党的领导无孔不入有何看法?”

“你认为中国的贪官污吏占当官的人数多少?”

“四个坚持是否有碍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11月18日,又外加了一次在同济大学的演说“民主·改革·现代化”。气氛更紧张了。报告时,有上千人的学生涌进会场。学生还举着一个大横幅标语,上写着,“方励之,共和国需要你!”学生的示威,已是箭在弦上。幸好,会后学生并没有把横幅打到大街上去。但是,我已不可后退地卷进了一场新风潮的中心。

这一次,直接监视我的最高人物,至少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万里。紧接着我到上海,万里也到上海。我到宁波后四天,万里也飞来宁波。我的各次演讲录音都被他悉数收去。宁波大学上下有我许多朋友,当万里向宁波大学索取我的讲话录音时,被婉拒,佯称没有录音。为此,万里拒不离甬(宁波简称),并下令,如果宁波大学不交出方的讲话录音,他的专机将不起飞。宁大无奈,交出了一盘不完整的录音。

我11月22日回到合肥,29日万里也到合肥,并立即通知,30日召开高等教育座谈会。

座谈会在合肥稻香楼召开,这是安徽省最排场的会场。上午9点左右开会。参加者有万里一行,安徽省级全体最高官员,安徽各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和一些教授,共约100人。电视台及其他一些记者也都来了,准备聆听和报道副总理的宏论。

万里开讲了,寒暄几句后,话锋一转,即冷冷说道:有人说:“教委只要负责给大学拨钱就可以了,其他不用多管”,这是什么意思?我心里不禁一动,这个“有人说”,就是我刚刚在上海说的,万里知道的好快。来者不善,今天的会议主题无疑是批判我了。好在一辈子常常挨批,由他去批吧!我决意不予辩解。

没想到,会开到11点,万里突然点名要我坐到他的邻座,公开答复他的批判。我移位到他的右邻。电视记者趋前一步,摄像机对准了我和万里,不知道有什么好戏将发生。一坐下来,我就发现,万里手中有一个小本子,其中就是我在上海宁波的历次讲话的记录。明白了,万里是有准备的。他原来的打算可能是,在他的义正词严的批判面前,我将诚惶诚恐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于死地。

如果万里是在他的中南海办公室里批判我,我绝不会有兴趣正面顶撞他,多半是含糊其词应付几句就算了。但是,在稻香楼的一百多位观众面前,一种教师常有的阐述真理欲,控制了我。对不起,副总理大人,别无他路,今天在下非要同你辩个是非高低了。见招!

一场恶辩持续了1小时15分,我不可能把我和万里论辩的每一回合都写下来,特别两个人说话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高。这种激烈的场面,不可能用文字描写,只有看录像才行。至于万大人最后激动到如何程度,我只想说最后一个回合的辩论就够了。这个回合是:

万里问:“你的党龄多长了?”

“30年。”我答。

“我50年了。”万里终于得到了一次50对30的绝对胜利。

不明白中国文人的人,可能不全明白这个回合的丰富涵义。中国生长的小孩则都知道,在辩论难以取胜时,压倒对手的最后一击常常是“你爸爸多大了?”“我爸30,”“哈,我爸50。”遂大胜。

虽然万副总理终盘大胜,但新华社却没有播发这则新闻。当场的所有录像录音全被中央立即上收封存,严防外泄。

辩后有人来同我握手,有朋友,也有安徽省的高官。

但也晚了。学生的游行,势在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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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0/19/2018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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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自传 (科大篇)(完结篇)
发表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 由 辰思

【中国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文集,编者的话:本文摘自《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松江路,2013年4月第一版),从该书第8章“8.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起,到第18章“18.持不同政见者”止。】

(接前篇)

18.持不同政见者

在与万里辩论后第5天,即1986年12月5日,科大一千多学生上街游行。

学生游行的直接导因并不是那场辩论。但在辩论中我坚持的一个观点,后来常被各地游行的学生引用,这就是:民主不是赐予的。

科大学生游行的导因是区人民代表选举。按中国宪法,每隔三年举行一次区级人民代表的选举,由公民直接投票。这也是公民仅有的直接选举权。选举法规定,凡被10个以上的选民提名的人,都可成为正式的候选人。但实际上,几十年的选举,从来没有认真的按选举法做过,候选人名单往往全由当局一手拟定,公民只是画圈投票而已。

12月,是科大选区选举的日子。政府主持的选举委员会依老样子办。11月28日公布了他们拟定的候选人名单,并定于12月5日投票。11月30日,就在我同万里辩论的同时,科大校园里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要求这些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答复选民的质询。第二天,大字报迅速增加,学生不承认由选举委员会圈定的候选人,要求严格按选举法办,接受学生参与提名,否则,将抵制选举。情绪走向对立。

由于学生的主张合理合法,选举委员会不得不取消了原定的投票,重新进行提名。并决定召开竞选大会,由候选人向选民发表演说。

12月4日晚,科大几千名学生挤满了礼堂,开始了一次在中国极其罕见的自由竞选大会。尽管这个会当局是认可的,但我很清楚,当局已经把学生的行为看作闹事。在这种情况,大学校长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当局要求校长尽速扑灭学潮,另一方面,按理性,学生并没有错,又必须保护学生。所以,竞选会开始后,我并没有去参加,希望能避开两难的选择,寻求其他的出路。我留在宿舍里,关注事态的发展。

快10点了,大会还毫无散意。说不上是什么原因的驱使,我最后决定去参加大会。一进礼堂,我就知道,我已经不能回避历史的抉择了。会场的气氛已经热烈得接近爆发,上千个学生挥手要求我发言表示我自己的态度,我不可能也不应当拒绝讲话,更不能违背良心地讲话。这就是后来被定名为《民主不是赐予的》一篇演说的由来,它的结语和实时的反应是:

民主的确需要大家争取才能得到……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则,给予你的是会被收回去的(长时间叫好、鼓掌)……在今天这样一种状况,大家可以自由竞选,表达自己的看法,确实是一种进步。在六年前……那时在北大也进行了自由竞选。结果呢?的确有两个学生被选上了,也当了代表。但是,后来在分配工作时被穿了小鞋(众哗然)。今天不是没有阻力了,仍然有人要阻碍民主化的进程……所以,在我们科大,今天进行这样的竞选活动,允许这么多人发表不同的意见,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民主的做法。因此,我作为一名副校长,要保证所有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及发表过各种观点和看法的人受到保护(长时间热烈,全场欢呼)。这个会议应当成为科大民主化进程的一个起点。我再次保证,要保护这样一个民主化的环境。如果谁要对发表意见和看法的这些人采取六年前对北大那两位学生那样的办法,除非把我们撤职查办(长时间热烈,全场欢呼)。

学生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争取到了选举法上规定的提名权利。

但是,学生并没有就此停步。一股热情驱使他们要把在科大的成功推广到整个社会上去。学生决定,第二天,12月5日下午上街游行,宣传他们关于选举的主张。

我不赞成游行。理由是,一走出校门事态就会复杂化。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游行只是热闹一时,不会有实际的成效。再之,作为副校长,我有责任保护学生的安全。在校园外,就是我想保护,也无能为力了。

12月5日一整个上午,我找来六、七个学生领袖,劝他们收回游行的决定。但无效。12:30,游行的学生开始在图书馆门前集结了。13点整,我也赶到图书馆前,我希望能用我在学生中的一点威望在最后时刻劝住学生不要上街。我的劝阻得到五分之二学生的响应,留了下来,没有游行。其余的千余学生,举着标语,包括“民主不是赐予的”,上了街。学生的确太年轻,有的人的游行理由只是“方老师,就让我们游一次吧,我们还从来没有游过行呢!”显然,这些学生只把游行当作儿戏,完全不知道游行,特别是在中国现行制度下的游行会带来多么危险的后果。

幸好,那次游行没有出事。因为事前已把游行路线告知了公安局,学生很和平,当局也和平,游行所过之处都有警察维持交通秩序,学生和警察之间还相互举手致意。安徽当局也明智,公开答复学生说,游行是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利,学生游行是合法的。所以,游行之后,科大学生的情绪渐渐平复。

科大游行在全国不是第一个。但是,科大游行是第一个以政治改革(选举改革)为诉求的游行,这种诉求有普遍性。所以,很快引起全国29个城市156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响应,各地游行的口号,也同科大学生的游行相似。如果各地当局都能像安徽一样,采取明智态度,其结果也都会像12月5日一样,和平收场。

使事态恶化的是上海当局。上海学生于12月17日上街,他们也是要求当局承认游行是合法的。但上海当局拒不答复,而且,12月19日清晨,动用警察以武力方式驱散学生。全国的学生被激怒了。

12月23日,科大学生再次上街,声援上海学生。这一次,学生不再和平,而是怒气冲冲。从下午3时起,科大学生就纷纷上街,涌向合肥市政府门前的广场。学生的要求是:安徽当局公开表态,谴责上海警方的暴力行动。安徽当局不接受,学生与当局的对话破裂,局面僵持不下,学生坚持不散,在市政府门前静坐,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天黑下来后,安徽省委也开始考虑用武力驱散学生,情况极紧张。

管惟炎和我当即决定去看学生。晚上10时左右,我们也挤进了市政府。当时一部份学生占据了市府大楼的东边,市政府负责人还留在西边。两方无言对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东西两边来回奔走,传话、沟通、调解。经过两个多小时,学生领袖和当局之间达到了妥协:市府将学生的要求转达上海当局,同时学生结束静坐。但是,这时广场上的人群仍然激昂,口号声不断,这个妥协能否被全体学生接受,仍是疑问。实际上,只要有一小部分学生不接受这个妥协,静坐就不会收场。因此,学生领袖要求管惟炎和我同他们一起向学生宣布达成的妥协,以增大全体学生接受妥协的概率。这是一件极难的事,我清楚地记得,当我面对数千张愤怒而且激动的脸的时候,我是没有信心的,不相信几分钟的讲话就能使愤怒的人群结束静坐。如果失败,结局将不可避免地是暴力。时间不多了,因为当局很可能在凌晨左右动手。所以,无论有没有信心,也只有在此一举了。

讲话的顺序是学生领袖、管惟炎、我。我完全不能记得那夜我的讲话用词了,就是记得,写在这里,也会令人觉得凌乱无章。确实,在那种抗议声、口号声、呼喊声无序地交织在一起的激情场面,简单的逻辑往往失去了力量,只有倾注出整个的心,才有可能赢得一丝的信赖。我只记得,我最后的一句话是“……因此,我建议现在就结束今天的活动,大家返校。”话音一落,只见上千静坐的学生同时站起,一致地、慢慢地向后撤去。看着撤去的学生,我反而有些惊呆了,绝没有想到,那最后一句讲词会被学生如此彻底的接受,一个奇迹!一个绝难再现的奇迹。

回到科大,已是凌晨2时,疲惫不堪,但想到一场可能恶化的事件终于化解,仍然兴奋得睡不着。第二天,据说安徽当局还表扬了管惟炎和我前夜的做法。

但中央的态度截然相反。李淑娴开始不断从北京打电话来,她从极可靠方面得知,中央正在开会研究如何处置我,据说提到的方案之一是,制造车祸,一了百了。她要我尽速回京以求安全,不要再管科大的事了。我没有完全相信。一则,我们在事件的第一线努力地平息学潮,而且确实已经平息了,中央怎么会不知道呢;二则,我的课还没有上完,上课是教师的职责,不能误人子弟。一直拖到12月30日,我才动身回北京。

动身回京前的24小时,即12月29日18点到30日18点,是我在科技大学工作28年的最后24小时,发生的事有:

29日19至21点,上最后一课,内容是引力与量子。

21至23点,见香港记者曾慧燕,她是访问科大的唯一的外界(即非大陆)记者,所以,她当时用傻瓜照相机给我拍摄的几张像,成了后来传媒用得最多的“标准像”。

23点,科大选举结果揭晓,我以最高票当选区人民代表。

30日8点30分至10点整,接见美联社记者。这是唯一经中央当局正式批准来采访我的外国记者,但是不准她进科大,采访在庐阳宾馆进行。

下午2点至5点,主持教师职称评定会。一批教师被晋升为教授或副教授。

6点30分,乘火车北上北京。

概括而言,我当时做事的原则是,支持学生的观点和要求,同时也力求维护共产党的开明形象。无论处理学潮时,还是对记者谈话时,都尽量帮助当局化解面临的困境。

然而,就在同一天,在北京,邓小平在最高层会议上发怒了,说,“对方励之,不是劝退,而是开除党籍。”

第二天,除夕,我回到北大的家。北大完全没有新年的气氛。第二天,元旦,学生踏雪上街游行。元旦闹事,不是好兆头。邓小平时代,气数已尽。

邓小平声言要开除我党籍的讲话,很快变成中共中央1987年第一号文件下达。这成了新的一年——1987年的第一条全国新闻。这是我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了,同1958年第一次被开除党籍时相比,时隔29年,感受也大大不同了。也许可以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形容二者的不同,他说,相似历史常会出现两次,不过,第一次是悲剧,而第二次则往往是喜剧、闹剧或丑剧。的确不错,我第一次被开除党籍后,许多熟朋友都不来找我,无疑是悲剧;而第二次被开除党籍后,反而声名大振,好像中了头彩一样。实际上,中上第一号文件可能比中上头彩更难。因此,它的宣传效力,也远比任何广告都强千倍。后来有学生问我:你对你的老对手邓小平,有何印象?我曾答:我应当感谢邓小平先生,因为他很卖力气地给我当过义务广告员。

1987年1月12日晚,又是一场电视“广告”。那晚黄金时段播出的全国头条新闻是:免去管惟炎的科大校长职务,撤消方励之的科大副校长职务,同时方励之调离科大,着去北京天文台工作。那晚,我们的晚饭晚了,我忘了开电视机。7点钟刚过不久,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兴奋地说“祝贺你”,因为没看电视,我不明白为何受贺。朋友又补充说,“还不快看电视,你被撤职了,两地问题解决了,还不高兴!”撤职得到了祝贺!

确实值得祝贺。从1969年李淑娴去江西开始(见第10章),我们的家庭就被迫一南一北,分成两地。1971年,李淑娴回到北大教书,但我却又被迫滞留合肥,在科大教书,仍然一南一北,不得团聚。70年代以来的十几年里,我多次要求调离科大,回北京工作,但都得不到当局批准。因此,从1970年我到安徽以后,只有假期,我才能回到我们安在北大的家里短暂地团聚。绝没有想到,学生游行的第一个副产品,竟是我的夙愿得偿,调回了北京,结束了我们家庭的长达18年的两地生活。

1987年1月19日,全国电视新闻的头条又是我,内容是正式向全国公告,开除方励之党籍。按党章,开除党员的手续是;先经基层支部讨论通过,再经上级党委批准,相当费时间。按规定,只有万分火急的情况(例如在战场上,在地震时),不容正常手续时,才可由上级直接开除党员。1987年没有战争,也没有地震。但我享受了特例待遇,由中央最高领导直接广播点名开除。

正因此,我的知名度大增。很少有一个科学家,如此受到当局重视过。中央当局似乎觉得还不够,随后,又以中央的名义摘编了我的十万字言论集,包括我在许多大学的讲话,印行50万册,散发全党支部。原意是要对我这些言论进行批判。然而,效果适得其反。这50万册言论集,倒真使我的观点得以大普及。许多人都是从那个供批判用的文集开始认识了我,随后又认同了我。后来,中央发现了这一情况,大觉不妙,又颁令收回这个批判文集,但是,又晚了。甚至,在黑市书摊也出售这本文集的复制本。

从年初,电视上开除我的党籍之后,我就开始接到大量各地来信。批判文集由中央发行后,再一次出现来信高潮,纷纷表示赞同我的观点。有一天,我一次就收到157封。信来自全国各地,写信的人,有大学生、中学生,有知识分子,中级的、高级的,有工人,也有军人和干部,甚至有在中央工作的干部。信的内容,有的支持,有的慰问,有的大骂当局之蠢笨,也有的抄诗献诗。其中一首是

乌纱免去一身轻

伴君自有日月星

千古英雄同一病

总是期及未忘情

“一身轻”、“日月星”不错,“未忘情”自揣是没有了。少年时代产生的对共产党的未忘情,在1987年以前已所剩无几,1987年以后,是荡然无存了。许多朋友曾为我抱不平,认为中央的决定是错的,要求平反,恢复我的党籍。我对朋友们的这种热情,极为感谢,但没有积极响应。因为无论开除我的决定是对是错,是平反还是不平反,我都无意再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了。别了,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就这样,我成为一名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

“持不同政见者”一词,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外来的文化。这个词原本似乎是从“异教徒”衍生来的。中国社会里,没有西方宗教生活的传统,所以,在中文里,根本找不到“持不同政见者”一词的对应物。

当然,近40年的中国,一直有人不认同当局所尊奉的意识形态,我绝对不是第一个。但是,那些人往往被称为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已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等等。1979年,邓小平开放中国的政绩之一,是“持不同政见者”一词进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可以算作中国的第一名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

对当局来说,“持不同政见者”也是一件颇新鲜的事。中共有大量的惩治和镇压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经验。但是,如何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是打?是压?以绝后患?还是软处理,以示开明?一时似乎显得心无定数,不知拿我们如何是好。

所以,从1987年春到1988年夏的一年多里,我们时而是当局批判打击头号对象,时而又成了当局“款待的上宾”。

最典型的一次是在广州。

1987年8月,按计划在广州举行一次国际会议,主题是引力物理实验。我当时是中国引力及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的理事长,所以,是该会的一个当然参加者。

如此专业性的会议,是不会受到公众注意的。但是,广东省委却如临大敌,怕我趁开会之机把“持不同政见者”瘟疫传染到广州。当局的第一个措施是要求会议组织者把会址迁到偏远的县城,不准在广州市内开。但是,这个决定遭到会议的外国组织者的强烈抗议。一些学者声称,若任意改变会址,他们将采取抵制态度,不参加这个会议。当局被迫软化,最后达到妥协,会址仍在广州,但是选在一个城郊的饭店——南湖宾馆。

8月2日,李淑娴和我从北京直飞广州,下榻南湖,一切平安。第二天会议开幕,也一切平静。第三天,8月4日,我的住地被香港记者发现。那天上午,我正在宾馆房间里准备我的报告——引力波与宇宙学,就开始不断接到香港记者的电话,要求采访。会议组织者也发现,突然有越来越多的香港记者出现在宾馆大厅,还有几辆电视摄影车停在外面,采访目标都是我这个持不同政见者。

会议的中国组织者胡恩科教授,是我的同行朋友,我不想由于我的持不同政见立场给他带来麻烦,所以,我就请他决断,是否接受记者的采访。实际上,这件“小”事,不是胡恩科能决定的,也不是中山大学校长能决定的。事情被作为一个紧急情况逐级上报,到达省委。结论当然是不准任何采访。

不过,记者并没有就此散去,反而有更多的记者闻风而至。因为,按日程,当晚是会议的宴会,记者估计,届时我一定会走出房间,一定有机会摄到我的镜头。到下午,我的房间已经全被记者包围了。有的电视摄影机已架好,照直对准我的窗口。只要我一出门,或一出现在窗口,就一定会被摄入。于是,又上报到省委。随后当局的措施是,拉上我房间的窗帘,拔掉电话。并且,当局派人送来饭菜,“足不出户,衣食尽有”,但不得去参加宴会。记者又落了空。

但是,记者的包围还是不散。因为,记者们已查到,8月5日上午有我的学术报告。所以,不少记者干脆在南湖宾馆外的树丛里安营过夜,想看个究竟,当局到底让不让我走出房间去做学术报告。

这对当局的确是一个难题,后来听说,广东省委和中山大学党委等在8月4日晚,彻夜开会,研究对策。最后,不得不让步,允许电视台、广播台等记者采访,不过时间只限于我从住地走向会场的一段路程上。

一切按计划进行,十分钟的路,很快走完了。一些记者为了多采访几句,想杂在会议参加者的人流里混进会场去。但都失败了。因为,当局调来大约七十个极有经验的安全人员,守在会场周围。他们可以准确无误地在人流中把记者一一识别出来,一一驱赶掉。

我报告后,胡恩科就来通知我和李淑娴,即速离开会场。他说,广东省委和中山大学要以贵宾规格“请”我们夫妇游览珠江三角洲。我们明白,这种“贵宾”,是不能拒绝去当的。在胡的引导下,我们走到与会议厅比邻的一个房间。原来,这个会议厅连通一个地下暗道,以供意外情况时逃遁之需(国外的学术会议厅,供火灾的紧急出口是有的,但逃遁地道则纯是中国特色了)。已有一辆汽车等在暗道入口处。我们上了车,车即进入地道,在黑暗中急驶。暗道很大,可供两辆车对开。不时还有彩色灯光从车的两旁闪过。所以,可以断知,暗道之中还有暗道,俨然一个地下的世界。

大约十分钟,汽车又神秘地开上地面。这里早已不是南湖宾馆了,而是一片很大的园林,建筑掩藏在树林之中,到处都有士兵把守。主人向我们介绍,这里是中央最高层领导人来广州时的主要住地之一。心想,我们果然是“贵宾”了。该处的一些服务人员,并不知道我们的真正身份,还可能真以为我们也是何方长老或中央新贵,到此一游来了。所以,他们很殷勤地向我们介绍,国家副主席XX刚刚来住过,政协主席XXX每年都来这里过冬,等等。

这里着实值得一游。并不是因为有好景,也不是因为有佳肴,而是因为可以一窥那些自称代表穷苦无产者的人的部分生活方式。我们被安排休息的一套房间,也正是中央大员的下榻之地。其中,仅卧室一间,面积就有100平方米(30坪)之大。令凡人更难理解的是,与卧室配套的浴室竟有60平方米(18余坪)。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当国事和私事都急时,要在浴室里召开中央全会。四壁之高,都在3米以上,越墙不轨是不可能的。墙厚则都超过1米,一般口径的炮弹,是绝对轰不动的。

三天的珠江三角洲“贵宾之游”中,我们前后到中山、新会、江门等几个县市。每到一处,我们都“有幸”被安排在首长行宫中休息。这些行宫,有法式的,有美式的,有的配有高尔夫球场,也都配有仆人及侍从居住的下房。

我们每到一处,都有地方高级官员出迎。在中山市,市长亲自陪同游览,每一顿饭,包括早饭,他都来作陪共进。在我们从江门返回广州的路上,要横渡西江,这里没有桥,只有渡轮,效率很低。当我们的车到达渡口时,等候渡江的大小汽车已有180多辆。如果按秩序先后,至少要等一个小时。这时只见我们的前方突然出现一辆公安车,为我们的车开路,不顾所有在渡口等待的车辆,超越一切,径直奔上了渡轮。

我一直不完全清楚,当时当局为什么肯如此花本钱,用如此高的规格来招待我和李淑娴。也许是想做一次试验,看看能否用“贵宾”待遇来改造持不同政见者,就像以前用这种办法成功地改造了一些战犯一样。不能不承认,当我们的车队在一百多辆车前呼啸而过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暗示,依附于权力,特别是依附于大权力,是件多么“美妙”的事。

不过,当局的成本计算从一开始就错了,因为,即使这种方法真的灵验,当局也没有这么多的预算用来贵宾式招待每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特别,1987年春天以后,认同持不同政见者,就真像流行的“瘟疫”一样,蔓延而不可遏止了。

“贵宾之游”劳而无功,可能使邓小平更恼羞。于是,不久后,他又出“奇”招,说我诽谤了他,要到法院上告我。

事情源于1988年夏天我和李淑娴的澳大利亚之行。8月初,我们参加了在珀斯(Perth)举行的第五次格罗斯曼会议,随后又到堪培拉、悉尼等地访问,回程中还经过新加坡、香港和澳门。除学术活动外,不少留学生邀请我介绍国内的情况。在堪培拉和墨尔本都有学生问北大的大字报。我如实做过一些介绍,几次提到,有的大字报中说,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有存款。邓小平说,这是对他们的诽谤,他们没有存款。

在我们还在国外的时候,当局已经在为起诉做准备了。在回国的前一天,突然有两个驻香港的新华社记者来找我,他们的采访只问了一个问题,即我是否说过“领导人在国外有存款”。当时我不明白他们的用意。回国后才清楚,那个“采访”目的只为录下音,以供作为起诉的物证。

9月,据法律界的朋友告诉我,邓小平确已找过律师来咨询这诽谤案。在党内高层已传达,要对我的诽谤言论予以法律解决。全国发行的《参考消息》,也登出文章,点名说我的言论已属诽谤云云。一切征兆都是恶性的。

很多朋友为我捏一把汗。尽管“外国存款”是当时许多人都在议论的事,我在澳洲的发言,毫不特别,但是,邓小平对我个人的忌恨,已经溢于言表,他很可能借这个口实来整肃我。不少人帮我做了事态恶化的具体准备,有人帮我延聘律师,有人来信提供法庭辩护论据,也有人认真搜集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国外存款的证据,以备反击。

最紧张的几天,是盛传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向我发出传票,到庭对簿。在那些日子,心情当然多少有些不安定,但反过来想,如果真的有机会同邓小平先生在公堂一搏,即使败诉,也不失为人生一大可书之事。其代价或许是要为“诽谤言论”而赔偿给邓小平一笔钱。真到那时,愿意捐出这笔赔偿费以兹留名者,必定大有人在。

然而,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传票始终没有到。邓小平或他的代理人要出庭的事,也始终没有实现。我准备好的各种应对,都没能用上,不免又怅怅然。

可惜邓小平先生不写回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收回了起诉的成命。可能是他突然想到,不要又充当方某的义务广告员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