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11/02/2018 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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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考上名校的亚裔学霸们 后来都到哪里去了?(组图)




学业上优胜的亚洲学霸们,却在职场遭遇“竹制天花板”——顶着勤奋的刻板印象,被压制在美国同事之下,成为隐身人。

当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亚裔学生杰弗逊•毛说,他现在更清楚自己高一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了:“学习上只要有一半的努力就够了,但在其他方面要做得更成功。”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纽约杂志》的一篇文章,汇集了几个亚裔学霸故事,讲述他们在职场和美国社会中的不得志。

作者:Wesley Yang;本文出自《New York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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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隐形人

有时候,我会向自己在玻璃窗上的影子投去一瞥,然后惊讶于自己的所见。漆黑的头发,斜长的眼睛,像煎饼一样平坦、黄中带绿的皮肤,类似爬行动物的漠然表情。

我曾竭力让自己相信,这张面孔和其他任何面孔一样美丽。但这样想的时候我又觉得这张面孔很陌生。这是我的面孔,我没法否认这一点。

但这张脸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有时候,我怀疑我的这张脸在其他美国人眼里显示出的是:一个隐形人,很难在一堆和他相似的面孔中将他辨认出来;一个站在人群中颇为显眼但毫无个性的人;一个美国文化貌似非常推崇但实际上是在鄙视与剥削的偶像。

几个月前,我收到一封来自年轻人杰弗逊•毛的邮件。他先是进了史岱文森高中,最近则刚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现在他更清楚自己高一的时候要做些什么了:“学习上只要有一半的努力就够了,但在其他方面要做得更成功。”

史岱文森是美国竞争最激烈的公立高中之一,完全依据考试成绩招生。这就是结果:仅占纽约人口12.6%的亚裔在这所学校中占据的比例高达72%。

在史岱文森念到大概一半的时候,一种隐隐约约的不悦之感开始侵蚀毛的内心。他一贯都觉得自己是“一群没有名字、没有面孔的亚裔小孩”中的一员,这些小孩不起眼得“就像房间的装饰物的一部分”。

他一贯都满足于埋头苦学,朝着史岱文森学生们共同的目标而奋进:哈佛。

但是大约在他毕业班那年刚开始时,他开始怀疑这场通往学业成功的路是否是唯一的、最好的路。

他边吃米粉边解释:“你肯定会忍不住觉得,还有其他的道路,这就像是我们这群人被按着头和彼此较劲,而中西部的孩子却可以做着少得多的功课,还可以在车库玩玩乐队什么的——如果他们的智力还可以,在学校也还算努力的话……”



“自在于我,还有好几代远”

我们见面几周后,毛让我和他在史岱文森的密友丹尼尔•朱联系。朱去年从威廉姆斯学院毕业,他的诗歌还赢得了一个创意写作比赛的奖项。他从18000美元的奖金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到中国旅游,但现在他回到布鲁克林的唐人街和他父母住在一起。

朱记得他在威廉姆斯的第一学期时,他的大三学生辅导员时不时地会把他拉到一旁问:“觉得一切都好吗?有没有遇到什么烦心事?”

他回答:“我还在适应这个地方,我不是完全开心,但也不是完全沮丧。”

那时他新交的白人朋友时常会说:“朱,有时候很难看出你在想什么。”

虽然朱有着一张好看的面孔,但将他的行为定位为保守不算个错误。他声音轻柔,没什么音调起伏,面部表情也很少变化。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家庭气氛。

他说:“如果你在一个中国家庭长大,你不会怎么说话。你会闭嘴听你的父母叫你做什么。”

在史岱文森,他完全处于一个亚裔圈子,和谁交朋友是由你乘哪条地铁线来决定的。但当他到了威廉姆斯之后,朱慢慢地意识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在新英格兰走动的白人总是面带微笑。

他决心要开始多微笑,“这是我必须通过积极练习的一项技能,就像你在商业中进行一笔交易时,把钱交给对方———然后你微笑。”

另外,他的父亲,作为一位IT经理,“他是办公室里最优秀的程序员,但他的英语说得不太好,升职就永远没他的份儿。所以,我想成为在某方面特别擅长的人,那样我在社交方面的缺陷将不再重要。”朱这样告诉我。

朱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聪明、勤奋、文凭无可挑剔的年轻人。他对于凭借自身能力赢得世界尊重这一点充满信心,但他怀疑自己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在威廉姆斯的白人同学身上看到的自在,“那种自在,我觉得离我还有好几代远。”



职场天花板:亚裔=苦力?

上个世纪90年代,当詹姆斯•洪还是伯克利一名电子工程专业的学生时,他到IBM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面试。一位年长的亚裔研究员看了看洪的简历后,一言不发地站起来,走去关上办公室的门,他说:


“我们这一代用尽全力离开家国,来到这个国家读研究生,是因为我们想给你们这群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

事实却是,如果你得到了这份工作,你将会和我们这一辈遭遇同样的天花板。他们只当我是一个亚裔博士,永远不是做管理的料。

你将会得到一份工作,但是你不要接受它。你们这一代必须比我们走得更远,否则我们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这位研究员谈的正是所谓的“竹制天花板”,用于维系美国大公司金字塔状的种族结构。在其中,许多亚裔位于金字塔底层,少数位于中层,而几乎没有人位于高层,掌控领导权。

这是亚裔美国人生活中苦涩暗流的一部分,众多名牌大学的亚裔学生发现,他们所熟悉的精英即领导的制度在毕业后便陡然终结。

如果每个美国常春藤盟校毕业班学生中亚裔占15%至20%,如果常春藤盟校是美国社会领导人的孵化器,那么推论说亚裔将在公司领导层中占据相应的比例应该是站得住脚的。

然而,统计数据反映了完全不同的事实:亚裔在美国人口中占大约5%,但在企业管理层中仅占0.3%,在董事会中还占不到1%,在大学校长中占约2%。在财富500强企业中,仅有9名亚裔CEO。

在一些亚裔集聚的特殊产业,情况也大体相似。

硅谷中1/3的软件工程师为亚裔,然而在圣弗朗西斯科湾一带的25所最大型的公司中,仅有6%的董事会成员是亚裔,仅有10%的公司管理人员是亚裔。

根据2005年的一项调查: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终身聘用的科学家中有21.5%为亚裔,但实验室或分部主管中只有4.7%是亚裔。

在一个名叫Yellow world的网站的评论区中出现过这样一条简洁的感慨,概括了这个现象: “如果你是东亚裔,你需要上一所顶尖的大学来才能获得一份高薪工作。但即使你获得了一份高薪工作,那个全家都是普通州立大学毕业的白人可能不知不觉就爬到了你上面,仅仅因为他是白人。”

竹制天花板一部分阴暗叵测的本质在于它看起来并不是由公然的种族歧视引起的。这种数据上的不平衡更有可能是由无意识的偏见导致。比如,没有人会肯定地说个子高的男人天生就是更好的领导。

但是,这也许只能归咎于传统的亚裔成长环境。

如果断言任何亚裔都不擅长创造性思维或不愿承担风险,显然是种族主义的观点。但如果说一个在教育上向来注重死记硬背和填鸭式灌输的群体,在整体上不大可能造就很多倾向于挑战当权者、或打破传统行事方式的人,那么这只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观察。



Sach Takayasu


Sach Takayasu曾是IBM纽约市场营销部升迁最快的成员之一。但是大约7年前,她觉得自己的晋升慢了下来:“我超额完成任务,工作很长时间,但这样的努力就算再多也无助于我向上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她参加了由一个名叫“亚太裔领袖才能教育”的机构举办的研讨会。

Takayasu


Takayasu在2006年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课程培训。最初的练习中有一项是由小组教员请大家列表展示他们所认同的亚裔价值观。学生们的回应包括:光宗耀祖,孝敬父母,克己慎行。接着教员让同学们列出心目中的领袖要具备的品质,然后提示他们注意到:两个表格鲜有交集。

蒂姆•吴


蒂姆•吴,是法律教授,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其从小在加拿大长大,母亲是白人,父亲是台湾人,这使他在白人与亚裔如何看待彼此的问题上能够获得一个有趣的见解。

他说:“亚裔员工总是向那些最艰苦繁重的工作部分迁移。相比之下,我所遇到的白人律师总擅长把自己描绘成高人一等,超越苦力。白人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直觉——要给人一种他们只会去做真正重要的工作的印象。这种傲慢却是亚裔不曾被灌输的。

在搬到纽约后不久,有人告诉我,要成功,你必须了解什么样的规则是你要打破的。如果你打破了错误的规则,就完蛋了。因此,最简单的就是遵守所有的规则。但这样一来,你就把自己困在底层。真正的诀窍在于懂得哪些规则不是为你制定的。

这是一种由规则来管理的规则打破游戏——在规则手册并未提及,但是在内在的文化意识中代代相传——这也许是我听过的对于竹制天花板如何在现实中运作得最好解释。
发表于: 11/03/2018 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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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璇:1973:一个华裔美籍教授的漫长归乡路
发表于 2018 年 11 月 01 日 由 lixindai

1972年2月底,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籍华人、纽约州立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林多樑感到,回家的机会来了。

这一年,林多樑已离家23载,家乡的父母无时无刻不让他魂牵梦萦。但中国闭关多年,与美国更是处于敌对状态,能不能回家、怎么回家,林多樑心中毫无把握。这时,他想到了在耶鲁大学做研究员时结识的杨振宁。

1971年7月,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首次回国探亲。当时,他已回国两次,可算“大陆通”。他给林多樑出了一个主意:要想知道能不能回家,可以先给父母写信。只要父母回信应允,就表示中国政府批准了;如果连回信都没收到,一定不行。

对此,林多樑十分不解:“父母回信怎么能说是政府批准?这完全没有关系嘛。”

电话里,杨振宁说出了一个生僻的中文词汇:单位。“在中国,每个人都有一个单位。你说你要回家,父母根本没法决定,他们一定要经过单位向上汇报。”杨振宁向他解释,“他们最后告诉你的,其实就是政府的指示。”

如今,84岁的林多樑已满头华发,但仍然乡音未改。尽管已在中美之间往返几十次,他都没想出一个与“单位”完美对应的英语单词。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只知道,“单位”似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特殊产物,代表着一种体制,包罗万象,包含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种内涵。

1972年年中,林多樑写了一封信,填上20多年前最后一次通信时的家庭住址,寄了出去,投石问路。

一入台湾归不得

1948年,国共内战步入白热化阶段。1月,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完成整编,总兵力达到70余万,正式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3月,在第四次四平街战役中,东北军歼灭和俘虏了全部14000余名守军,大获全胜。

尽管东北战事紧张,但在南国的鱼米之乡瑞安县(现浙江温州瑞安市),仍是一片太平景象。

那一年,林多樑还叫“林松涛”(林多樑,表字“松涛”,时人多以表字互称以示尊敬),18岁,刚从温州中学高中部毕业。他寻思着,先游玩数月,再回乡报考大学不迟,遂只身赴台。四平街战役,是他赴台前对这场战争最后的、也是最清晰的记忆。

到台湾时,正赶上“双十节”,他颇有兴致地参观了台北举办的“台湾博览会”。让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是,此时正是国共大决战的阶段,“三大战役”先后展开,形势急转直下,不足三个月,已是山河易帜。

林松涛被困在了台湾。瑞安,再也回不去了。

在那段风雨飘摇、无依无靠的日子里,糊口谋生,成为他每天唯一的想法。他在政府里做過职员,却因为大批国民政府人员撤退抵台,很快被裁掉;到台南投靠过堂叔林成槐,住了两个多月便匆匆离开。1949年春,在同乡的介绍下,他来到凤山“陆军总司令部”任职。

1950年7月,他在未经“陆军总部”批准的情况下,私自报考台湾师范大学物理系。如果不是上级认为“求学上进是好事,不予追究”,他的主管组长马上就要发出通缉令了。报考大学时,他使用了20年的名字林松涛,恢复成了国民身份证和族谱上的本名——林多樑。

1956年,台湾清华大学复校,并创办了原子科学研究所。林多樑大学本科毕业,在这一年考入清华,成为该研究所的第一届研究生。

1958年,他赴美留学,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理论原子核物理专业攻读博士。

初到台湾的几年,他一直靠通信与家中联系。信件经由一位亲戚从香港转寄。家人收到信,要原封不动地拿到公安局,由公安人员拆开;回信时,也要先送公安局审查并当场封印,才能到邮局寄出。父亲林祝清从来不在信中诉说家中遭际。每次通信时,只简单写写家中成员的健康状况。

1950年代初,中国大陆“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林多樑听说了很多耸人听闻的故事,主动停止了家信往来。

双方从此不通音讯。他完全不知道的是,家人因为他而多受牵连。弟弟林松炫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是没被大学录取。50年代中期,林家大妹妹也下放到云南林场劳动,直到1975年才调回温州。

1958年,为了修路,家里的老房子被推倒。还好,新址不远,就在100多米之外。

家信

大约一个月后,这封漂洋过海而来的家书辗转到了林家。

突然收到美国来信,林家多少有些惊慌。“当时,哥哥和家里失去联系20年了,我们都以为他在台湾,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了美国。”林多樑的弟弟林松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林多樑的母亲陈凤柳拿着尚未拆开的信封,直奔派出所。民警告知,信是其子寄来的,陈凤柳激动之余,放下心来。

很快,林祝清执笔给儿子写了回信。这一次,信件没有经过派出所,直接从邮局寄往美国。

1972年底,在把信投进邮箱半年之后,林多樑收到了来自瑞安的家信。他知道,他可以回家了。

签证成为下一道难题。

其时,中美尚未建交。林多樑按照杨振宁的建议,向中国驻加拿大使馆递交了入境申请。有了家信,手续办得相当顺利。但从第一次给大使馆写信说明情况,到签证到手,又花去小半年时间。

在这半年中,中方也完成了对林多樑一家的政治审查。林家最早得知林多樑真的要回来了,并非通过书信,而是“上面”通知的。“他们比我们知道得早。”林松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73年5月,一切手续终于齐全,买张机票就能走人了。

正在这时,林多樑的长子林世康在水牛城出生了。这个人生中的巨大变化,使他一度想要放弃努力一年才得到的机会。不过,妻子的几句话重新坚定了他的决心。她说:中国的情况谁也说不准,这次错过了,或许再也没有下次了。

买布就得有布票

6月初的一天,林多樑走过深圳老罗湖桥关口那座30多米长的木桥,跨过了梧桐河,前来迎接的两名中方海关人员十分客气地要求他打开随身携带的两只大箱子,对每样物品一一询问用途。严格检查后,全部行李得以放行。

过关后,林多樑乘上大巴,向广州驶去。下了车,中国旅行社的人把林多樑送到了华侨饭店。

华侨饭店是他在香港时通过中国旅行社预订的。按规矩,外国人入境前,要先到中旅安排行程。得知他的身份是大学教师,中旅的一位工作人员在他的入境登记表上匪夷所思地写下了一个“商”字。“当时定旅馆是要看身份的,不同的人住不同的旅馆。他们给我写了一个‘商’,然后就把全国的华侨饭店都给我预订好了。”林多樑说。

广州的這家华侨饭店位于全城最热闹的海珠大桥附近。林多樑被分到一个六人间里,只有床铺和被褥,洗漱用品一样没有。

林多樑不敢麻烦服务员,乖乖跑到大街上买毛巾。6月的广州异常闷热,他一路走一路看,见到商店就进去询问,走了一公里多,才遇到一家卖毛巾的百货店。一问价钱,他傻了眼。除了要钱,售货员还说出了一样他从没听说过的东西——布票。

“布票,就是布票。你买布就得有布票。你怎么会没有布票呢?你从哪来的?”“美国。”“那你住在哪?”“华侨饭店。”售货员指点他,去找前台要。

当林多樑淌着汗、呼哧带喘地回到饭店时,发现自己已被调到了6层的新房间。出电梯推开房门一看,是标间,五六条大小各异的簇新的白毛巾,漂漂亮亮地摆在房中。

很多东西都比原来更旧了

从广州起,林多樑乘火车一路北上。

根据中国旅行社的安排,他需要先坐火车去杭州,然后折回金华,去往温州,再坐长途汽车,去往瑞安县城。

在广州开往杭州的列车上,行至湖南时,软卧车厢中有了一位旅伴。林多樑为来者递上一支美国烟,对方还之以一杯中国茶。寒暄之下,双方互表身份,旅伴是一名中国军人。

闲聊时,两人有时会“语言不通”。比如说到“总理”时,林认为是孙中山,对方认为是周恩来,总也对不上。谈到国共内战时,军人调侃地告诉他,真正打仗是在北方,长江以南大半个中国都是“跑下来”的。

为了探亲后能顺利返美,一路上,林多樑打定主意,谨言慎行,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去的地方不去,只用自己的眼睛多看。

对于这个久违了的国度,他最直观的感觉是破败、落后。热水瓶等日常用品的外观、质地依然如故;所有的水龙头还是无法拧紧,时刻都在“嗒、嗒、嗒”地滴水;火车依旧是坚硬、简陋的木质座椅,椅背与椅座呈90度角,无法调节……如果非要总结一下这个国家25年间的变化,那就是,很多东西都比原来更旧了。

家乡21日

6月中旬,从广州出发近一周后,林多樑终于抵达了家乡瑞安。

在瑞安长途车站,弟弟林松炫与几位亲戚早已等候多时。虽然阔别25年,二人却变化不大,一眼就互相认了出来。见面时,兄弟俩都出奇的冷静,仿佛只是一次平常的回家。

1973年的温州瑞安县城,人口只有4万多。林家所在的街道上,挤满了围观的街坊。不过,直至林多樑走进家门,始终没人跟他打招呼。大家只是静静地围着,看着。

见到父母时,一直冷静的林多樑激动起来。在他的印象里,母亲腰板挺直,身高大约1米6,但20余年不见,母亲却已弯腰驼背,身高看上去只有1米2左右。林多樑心里难过异常。

这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没有按照中国的传统,下跪或是鞠躬,而是按照西方人的礼仪,和家人一一拥抱。母亲抱着儿子,久久不愿撒手。

为了给儿子洗尘,母亲张罗了一大桌饭菜,都是他爱吃的温州海鲜特产。尤其是那碗炒米粉,是他惦念已久的,让他心中百味杂陈。炒米粉的食材和做法都很简单,但美国不用猪油,怎么也做不出家乡的味道。

他为家人准备了礼物,有食品、布料、手表以及剃须刀片之类的日用品,都是大陆缺乏的。他特别为母亲带了美国生产的治疗肺病的药物,还从香港买了一辆自行车,拆卸后放在箱子里带回,送给了在云南林场工作的妹妹。

林多樑在家里住了21天。用母亲的话说,自己拜佛25年,终于等到儿子回家21天。这些天里,他走亲访友,与家人在瑞安小城中徜徉。

除了串亲戚,林多樑的出行计划是需要申报的。行程上报两周之后,他获准回母校瑞安中学探访。整座学校只剩几间空落落的教室和办公室。教室中,有一间被临时改成图书馆,几排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满线装书,看上去久未被人翻过。20多年前,他和同学们通过募捐在山坡上建起的小图书馆早已不见。

在家乡,林多樑最无法忍受的是上厕所。在瑞安县城,他见到了一幅难忘的“奇景”——每天清晨,各家各户门前都摆着一个30公分宽、40公分高的圆柱形马桶,整条街道,臭气熏天。

电线杆上,到处挂着一种传声很远的大喇叭,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广播。林多樑家不远处,就有一个这样的喇叭。刚回家的几天,他对这项不请自来的“叫醒服务”满心怨气,却又无可奈何。一天,他被大喇叭叫醒,随口说了一句“吵得人睡不好”,结果第二天一早,广播停了。直到他离开瑞安,这个喇叭再也没有响过。

多年之后,一位曾在公安系统任职的邻居告诉林松炫,当年他接到省里的指令,暗中保护林多樑的安全。

回乡前,当地政府一直以为林多樑是一位华侨,所有接待事宜全部照此标准安排,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如假包换的外国人。对这位1949年后第一个回乡探亲的外籍人士,政府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接待。林松炫回忆:“他们想了半天也没想清楚,只想到了四个字的原则:不卑不亢。”

但林多樑的回乡,毕竟让当地政府多了一扇了解外界的窗。瑞安县委书记和温州地区区委书记等领导轮番请他吃饭,咨询家乡的发展大计,他提出了加强教育、改善居住条件等建议。

合肥探亲

从美国启程前,林多樑以为从香港入关后第二天便能到瑞安,因此与妻子约定,一个月就踏上归途。未曾想,一个月后,他才从瑞安向第二个目的地——安徽合肥进发,去探望妻子的姐姐和姐夫。

寄信慢如蜗牛,长途电话不通,他根本无法与大洋彼岸的妻子联系,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依照既定路线旅行。

他乘火车前往合肥,一路走,一路玩儿。

在中国,林多樑真正领教了什么叫做人多。他从上海国际饭店十几层的房间里往下看,南京东路上,人头攒动,全无空隙,为其生平所仅见。

萦绕在这座城市间的气息,与1949年前形成了巨大反差。白天,街头弄尾的男女都穿着蓝、绿、灰的粗布衣服,款式相同,千篇一律。夜幕落下,曾經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迅速趋于黯淡,被黑夜吞噬。

路过南京时,林多樑去参观了中山陵。游览南京长江大桥时,导游张嘴便说:“南京在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伪首都。”林多樑很想问问“真首都”在何处,不过想了想,终于还是忍住了。

妻子的姐夫孙良方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教。本在陕西蓝田的中国地质研究院(现中国地质科学院)工作的姐姐钱宁,也在合肥探亲。

为了响应中央的“战备疏散”决定,中科大从北京迁来合肥,时已三年。然而,破败的教学楼、正在建设的宿舍楼、散布在校门外田野中的大木箱……一切都还百废待兴。

自从接到妹妹的家信,得知妹夫要回国探亲,孙良方便向上级作了汇报。

在林多樑之前,钱家在美国的朋友曾受托前来探望。“外事无小事”,为了体面,中科大借给了孙良方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三只脚的立式衣架。后来,钱宁归还了衣架,“扣留”下了桌子和椅子。

得知林多樑要来,中科大党委专门向安徽省委打了报告,省委批示,做好接待工作。蜗居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平房里的孙良方马上分到了一套单元房,三四十平方米,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卧室,一间小门厅,带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如果不是林多樑来,分房根本轮不到只是副教授的孙良方。“排队等着的人多着呢!”83岁的钱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科大对林多樑的接待颇费心思。文革时期,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看样板戏,林多樑看过两三部便不觉新鲜。有一次,中科大学生会放映电影《红旗渠》,林多樑因故未能观看,颇感遗憾。第二天晚餐后,一辆面包车专门将他和孙良方一家四口接到安徽省电影管理处,为他们补放了这部电影。

1949年,钱家几乎举家迁台,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钱宁孤身一人留在了大陆。现在,钱家人多在美国。一天,见四下无人,林多樑压低声音问钱宁:“你想不想去美国?”一句话把钱宁问懵了,她下意识地摇摇头。对于去美国,钱宁一直认为那是“太天边的事”。此前,留在中国大陆的姑父悄悄叮嘱过她几次:你可千万不能走,你走了连累我们都倒霉。

在中科大,林多樑为数十名休课多年的老师作了一次讲座,讲西方现代物理的发展趋势。他感觉,当时中国大陆在物理理论研究方面的水平,似乎还停留在抗战时的西南联大阶段。

空荡荡的校园

离开合肥之后,林多樑飞赴第三站——北京。他想见见北大和中科院的物理学同行,还想看看大陆的清华校园。

林多樑搭乘的,是一架只有十几个座位的小飞机。飞机上没有服务的空姐,不提供食品和饮水,中途需专门降落吃饭。

在北大一座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会客厅里,林多樑与物理学教授周培源、江泽涵、王竹溪等人会面漫谈。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他与核物理学家赵忠尧会谈。在清华,他硬闯红卫兵把守的校门,大摇大摆地参观了空无一人的破败校园。

无论在哪里,校园都是静悄悄、空荡荡的,既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

离开美国整整两个月后,林多樑从北京离境,坐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踏上了返程。

1974年,他写了一篇《从小事看中国大陆》的文章,以“松涛”的名字,发表在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10月1日、2日,北京的《参考消息》连续摘登了这篇文章。

在文中,他写道:“在我两个月的国内旅程中,到了许多城市,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们。我觉得国内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如果一定要问与原来的旧社会或者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则最显著的就是既看不到纸醉金迷的销金窝,也看不到流离失所的流浪汉。”

这些年,林多樑往返中美之间,已成家常便饭。如今的林家,早已子孙满堂、生活富足。但林多樑认为,中国大陆离真正的现代化,还有待时日。

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