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金融危机的新银行方法 3/17/2009 14:57
既然有索罗斯跳出来支持我的方法,我就专门把那个设想开帖提出来,专门开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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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Jian :
xiaoqiang :
财富是定义出来的。谁拥有定义的权利,谁就拥有财富。

美国的 economy is fundamentally strong,不论是从自己定义财富的能力和掠夺别人定义的财富的能力方面考虑,都是如此。不过这有一个前提,就是 OBM 不走计划经济的道路。

计划经济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计划,而是计划随时变。OBM 上台几十天,计划更改的次数比不是8年还多,如果他确实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美国至少还得衰退两年,直到下届惨重两院选举。

WoJian :

你说这话,倒是提醒我了。在读廊文的时候,我就心里存念,财富其实是不灭的,一头少就有另一头多。能控制定价权的,不仅要控制规则,还需要有实力去操纵。能操纵价格的,需要的底金要富可敌国。

现在虽然金融泡泡吹爆了,那只是吹爆了放大倍数。但这个放大倍数是全世界一起爆的,美国在控制定价的地位,其实相对位置还与以前一样。富裕的相对地位,其实也是与以前一样。什么时候那份底金被逼着拿出来花了,美国才是真的穷了。

前两天讨论股市跌幅的时候,跟小强说了阴谋论,小强就不吭声了。我是觉得,这轮跌,是在计划中的。美国其实没有慌了神,要比的,是谁挺到最后。美国底气足着呢。


如果把放大倍数减少到1,那财富就不是定义出来的了,是一种客观实在。只要放大倍数大于2,那定义的力量,就比客观大。以前旺的时候,放大倍数可是大于9的。现在我没有追踪了,是否还是有5?

所以金融危机,就是放大倍数的危机,世界上一半被定义了的财富消失了。当货币体系崩溃的时候,全部被定义的财富都会消失,回归财富的客观性。所以,金融危机的极端,财富还可以再降低5倍。

你说的计划经济,具体你担心的在哪里呀?我认为,金融危机,其实就是流动性僵硬。而且财富与资源其实是放在那里的,但搭配不合理,所以影响生产和发展。这里就要说金融在平时是起到作用的了,就是通过金融运转实现资源搭配的高效率。

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通过已经坏了的银行体系是不行的,那是个无底洞。我认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就是政府暂时担当起这个周转的任务起来。也就是说使用国家银行,来支持生产。但这样做的前提,是国家银行要有回收计划。也就是说,等经济正常化的时候,国家银行要把这些业务通过市场转回给恢复了的私人银行,要做到回笼的货币,能与暂时发行的货币抵消,不留下通货膨胀的隐患。

具体的做法,就是在联储局下面分出一个部门来,还是通过联储局属下的银行,增加相应的联储局雇员(其实就是把银行雇员抢过来),在联储局的帐面上,进行生产贷款。那些私人银行,大部分都让他们自生自灭,政府尽量不花钱,少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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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索罗斯“新银行”的主意跟我的差不多。 牛 Laughing Laughing

但显然,他对市场的人为性的理解,不是光停留在理论阶段的,而是能进行操纵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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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中评社香港3月17日电/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投资“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2005年就开始高呼“狼来了”。刻薄的人们嘲笑道,“一只坏了的钟,一天也有两次是准的”。索罗斯固然有过“狙击”英镑、墨西哥比索和泰铢的辉煌,却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沉痛铩羽。只不过,这一次他又赢了。这是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判断。

  2008年1月23日,索罗斯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60年来最糟的市场危机”,称“当前的(次贷)危机标志了,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基础上进行的信贷扩张,走到了终点……这次危机,是一场超级繁荣经历过60多年以后的盛极而衰”。

  79岁的索罗斯,至今仍是金融领域的风云人物,其投资策略仍被许多投资者视为经典。而他的公众形象,则颇为复杂。


索罗斯

  ――他是“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美国《华尔街日报》);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更怒斥其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纵火犯”。

  ――与投资家的身份相比,他的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身份的曝光率或许稍低。他创立或参与创立的数家基金会,近20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公民社会成长。

  ――他是最早表态支持奥巴马的人之一。不无巧合的是,次贷危机以来,他的见解和建言都体现在后来的政府政策中。

  2008年以来,索罗斯多次发表关于危机见解的文章。9月,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开始酝酿用政府资金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时,他就撰文说“别给保尔森开空白支票”;10月初,美国国会仍在为前“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争论不休时,他旗帜鲜明地主张给银行注资。10月下旬,《财经》专访索罗斯时,保尔森已经一改初衷转而采取注资的方式。

  此后,美国政府的做法似乎都“遵从”了他的意见。比如,10月28日,索罗斯撰文呼吁美国引领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救援行动,次日,美联储就宣布为墨西哥、巴西、韩国、新加坡四国央行提供各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今年1月,盛传美国政府将成立一个“集合银行”统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时,索罗斯称这种做法“不会发现价格,而会扭曲价格”,后来财长盖特纳宣布的“金融稳定计划”里果然没有“集合银行”的踪影。

  索罗斯或许只是众多为政府建言的人之一,但这位“中标率”颇高的建言者,其见解或许值得一听再听。2009年3月11日,在当前美国金融体系支离破碎、金融机构国有化如箭在弦之际,《财经》记者再访索罗斯。

  采访在纽约曼哈顿区七大道888号32层索罗斯基金办公室进行。索罗斯一袭黑西服,雪白的衬衫和齐整的领带,标准的华尔街装束。采访过程中,他不断把玩记者的名片――在这位叱咤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身上,看不到丝毫架子,感觉不到压力,也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犀利。

  “我笑不出来,因为现在形势很严峻。”拍照时,索罗斯说。

 “超级大泡沫”

  《财经》:你曾经多次成功地预见金融危机并从中获益。你是怎么做到的?

  索罗斯:我自己发展的一套理论,或称一种哲学,认为金融市场是不同一般的。可能是这种观点,使我能够在泡沫生成的时候就把它们辨别出来。

  通行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总是能够充分、准确地反映所有的可得信息,我的理论却不是这样。其中包含两个假说,其一,市场总是扭曲可得信息。因为市场是投资于未来的,而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市场总会有一些偏见,产生与现实不符的扭曲。其二,金融产品的错误定价,总能影响或改变那些价格本来应该反映的基本面。

  市场和基本现实之间这种双向的联系,意味着市场并不总是被动地“反映”,同时也主动地“影响”现实。我称之为“反射性原理”(principle of reflexibility)。泡沫的产生,首先要有一种主导了现实的趋势,然后要有对这种趋势的错误概念,而这二者之间反射性地相互加强的结果,就会导致泡沫,泡沫变得不可持续就终将破裂。这不是“反射性”的惟一形式,但这是一种非常剧烈的形式。

  《财经》:具体到当前的金融危机呢?

  索罗斯:这场危机恰恰证明了有效市场假说的谬误。我认为,美国房市泡沫一开始只是常规性的小泡沫,但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温床般的条件下慢慢长成,就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这次危机不同于80年代以来的那几次;那几次只不过是都被政府成功地解决了,而这又强化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市场能够自我纠正”这一错误概念。事实上,它们是被政府干预纠正的,不是市场自我纠正。

  这一次泡沫鼓得太大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市场,其实就是“市场危机-政府拯救-再危机-再拯救”的过程;市场相信政府的拯救能力,政府对许多问题听之任之。在这套游戏规则下,许多小泡沫累积、演变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政府再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施以援手了,危机就完全失控。雷曼兄弟的破产,彻底改变了这场游戏,金融泡沫从此破灭,并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

  “新旧”银行

  《财经》:在拯救金融体系的问题上,虽然争议存在已久,而且还会持续,但金融机构的国有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吧?

  索罗斯:所谓“国有化”,其实是贴了个错误的标签,用“资本结构调整”(recapitalization)的说法会好一些。实际情况是,银行资本大量流失,私有部门又不愿重置这些资本,政府就必须顶上。政府在雷曼兄弟这件事上不这么干,结果金融体系就塌陷了。

  吃了苦头之后,政府决定再也不能让一家会危及整个体系的金融机构倒闭,所以开始“人为地”维系它们的生命。但仅仅让它们“活着”是不够的,你还得给它们注资,让它们能够逐渐恢复活力。私人部门现在没有注资意愿,政府就得这么做。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那些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国家来说,它们的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为银行系统担保,因而都面临着资本外流,走入一场比美国还要糟糕的危机。

  《财经》:国有化,或称“资本结构调整”,既然是必要的,为何还有许多障碍?

  索罗斯:现在的情况好像是,政府要么不愿意,要么没有能力对银行注资,使其资本充足率高到可以放心去放贷。他们现在做的只是防止银行倒闭,而不是进行“资本结构调整”。这里面有政治上的决策,而且现在也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且,美国有一种很强的反对银行国有化的情绪。因此,“国有化银行”会遭到非常强的抵抗。

  《财经》:如果“国有化”不可避免,技术上如何操作,才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并使可能的负面效应最小化?

  索罗斯:我主张把银行现有的资产做一个分离。如果资产价格下降,就用现有的资本承担这部分损失。然后对银行未来开展的新业务注入新的资本,也就是把旧业务和新业务剥离开来。在银行内建立起一个干净的“新银行”,不会因为原来那些“有毒”资产贬值就遭侵蚀,然后把新的资本注入这个“新银行”,可以是私人部门的资本,也可以是政府注资。这个“新银行”就会有充足的资本,也就会很愿意进行放贷。这样,经济才能得到重启

  目前政府正在检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即所谓“压力测试”,这会持续到4月底。然后就得决定,对每家银行采取什么措施。在这件事情上,速度很重要。

  《财经》:你说的是在同一家银行内部成立一个“新银行”和一个“旧银行”。也有许多人建议成立专门的“债务银行”,持有从金融机构中剥离出的“有毒”资产,你对此怎么看?

  索罗斯:1994年用过这种方法,但用于今天的情形效果不会好。当年的存贷款危机之后,人们设立了一家独立的“坏银行”,处置了所有的不良资产。当时行得通,是因为资产数额相对较小。但现在问题太大了,不可能重走老路。

  首先,现有这些银行是旧业务的最佳接管人,它们明白做什么、怎么做是最好的。

  其次,可以避免给“有毒”资产估值的难题。如果拆分出“坏银行”并把资产拿来拍卖,你就得估值。但如果只是把这些资产存在银行里,用银行的资本、股权、次级债务来覆盖这些资产,就可以慢慢等,让这些资产逐步得到清算。“有毒”资产有可能还会恢复一部分价值,特别是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我所说的“旧银行”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并非一个实体,它只是一种清算资产的方式,而不再涉及更多的银行业务。把有贬值压力的资产都“另装一个口袋”,以免它们对其他业务产生严重影响。“旧银行”针对的是过去的业务,所有的新业务都由那个“新银行”来处理。“新银行”,“旧银行”,其实是一个整体;“旧银行”完成使命的时候,也就成了“新银行”。

  《财经》: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有化”的好处就是政府可以享有对银行更具决定性的控制权,以便进一步推进。你认为呢?

  索罗斯:国有化的安排只能是暂时性的,而且一旦危机结束,出现银行开始放贷、经济开始增长的迹象,银行就必须重新以商业原则为本来经营,不再受政府的影响。在所谓的“国有”期间,政府不能对经营决策有控制权。它应该是监管,包括监管可用信贷的总量,而不是作出经济决定。

  《财经》:就是说,政府要尽早退出?退出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索罗斯:对。政府要准备尽早退出。政府退出之时,就是压缩信贷规模之日

  现在信用崩塌,是非常时期。要回到正常状态的话,不可能走一条简单的路。现在必须用政府信用来置换私人信用,实际上就是创造货币,扩大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而当市场上的信用恢复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投入了很大规模的货币,危险就一下子从通缩变成了通胀,就得收缩货币供给,而收缩货币的同时还要做到信贷能有所增长。这个操作相当微妙,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我们目前还在第一阶段,他们还没有成功。

  《财经》:你对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有何评价?

  索罗斯:这个计划肯定是有助于缓和经济的下滑,不过,它也只是刚刚开始,还是需要对银行注资,并使房市稳定下来。有必要通过降低房产的止赎、对按揭做出新的安排,让人们有能力支付购房按揭贷款,能继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减少房产被强行出售的事情发生。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其他国家做些事情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实际上是危机中受影响最严重的,甚于美国。美国政府还享有最高的信用度,发行的债券大家都愿意买。但其他国家的政府就没有这种为银行系统作担保的手段了。我们应该为它们提供,贷款也好,预备资金也好,不管什么方式,就是要让它们能够保护本国的银行系统,就像我们保护自己的一样。

  它们的很多银行实际上都是欧美跨国银行的子公司,这些银行正在撤回自己的资金。这些国家面临着贷款即将到期的现实,却不能融得资金来偿还;它们的危机还要继续恶化。我们给其他国家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些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美国和中国现在显然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应当协力合作。

  “中国比美国更容易走出危机”

  《财经》:对于这场危机的演进,你能否再做个预测?

  索罗斯:中国的情况最好,而且比美国更容易走出危机。预计今年年底,中国经济就会复苏了。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刺激计划,如果还不够,我想他们还会提高金额。因为他们有这么做的能力,而且也明白大家有什么期待。你不能指望出口增长,因为外需不再,只能刺激内需,特别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刺激内需,这也会对国内消费需求起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若能与其他国家合作,为其他国家也提供信贷,那么其他国家也能用来刺激自己的内需,从而为中国的出口重新打开市场。要走出这场危机,中国比美国和欧洲的处境都要好。

  《财经》:你认为中国现在出台的刺激计划是否足够好?

  索罗斯:你们很可能还需要投入更多。光刺激GDP增长,比起创造就业当然容易得多。出口部门是劳动密集型的,但基建工程更多是资本密集型,因此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更少。中国必须考虑怎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是发展乡村,还是扩展新城市?这是中国的一个大任务。

  但中国最大的任务,还是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为重塑国际金融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我认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中国要有更多更强的声音,所以我今年6月要去中国。那时,对整个形势也应该会有更好的体会和判断。

  《财经》:那么,欧美经济呢?2010年能够恢复吗?

  索罗斯:恢复不到过去。现在的调整,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对于美国来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往那种繁荣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你再也不能把繁荣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都需要重大调整。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比以往更合理的基础上重建国际金融体系。这不是所谓的“回归正常”,因为以前那种所谓的“正常”不可持续。

  所有国家都应该出一把力,因为如果全球化破裂,每个人都无法享受全球化的好处。但现在破裂的可能性很大。要维系它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必须调整、更换那些坏掉的部分。

  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就必须有全球性的监管,但我们没有。现在的监管都还是国家层面的。所以,必须增强现有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力量,这是眼前要做的事。
WoJian at 3/17/2009 15:00 快速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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