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令隽:中文版圣经中的“龙”不是中国龙 1/14/2019 05:29
王令隽:中文版圣经中的“龙”不是中国龙
发表于 2019 年 01 月 12 日 由 辰思

最近本地华人协会的舞龙队队长和我谈心,担心舞龙队的活动今年可能搁浅,原因是基督教会的牧师认为龍是魔鬼撒旦,因此舞龙队的教会朋友都不能参加。所以我想比较详细地说明,将中国龍说成是魔鬼撒旦是翻译上的错讹和对圣经的曲解。希望教会朋友们能够放下思想包袱,积极参加华人协会的工作。

1) 聖經启示录中的“龍”是七头蛇﹐不是中國龍

在啟示錄中的龍﹐被看作是撒但的化身﹐主要是由於二節經文﹕十二章9節说:
“The great dragon was hurled down – that ancient serpent called the devil, or Satan, who leads the whole world astray.” (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還有廿章2節:
“He seized the dragon, that ancient serpent, who is the devil, or Satan, and bound him for a thousand years. He threw him into the Abyss, and locked and sealed it over him, to keep him from deceiving the nations anymore until the thousand years were ended. After that, he must be set free for a short time.”(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它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它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它。)

在新約里﹐英文的 dragon 是从希腊文δρακων 翻译过来的。有些中國信徒不去考慮上下文﹐立刻就把這個δρακων等同中国龍。事實上﹐在啟示錄十二章3節所描述的那個δρακων是七個頭﹑十個角的怪物﹐跟中國龍是截然不同的。启示录中对这个 dragon 其实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诠释:它就是创世纪里面在伊甸园引诱亚当和夏娃吃苹果的古蛇(ancient serpent),也就是撒旦,而不是中国龍。中国龍从来没有去过伊甸园,也没有见过亚当和夏娃。如果把中国龍错认作伊甸园里引诱亚当夏娃犯下原罪的古蛇和撒但,就等于把全人类的原罪都归咎于中国龍,这是龍的传人绝对不会答应的。广大的基督信众也绝对不会如此冤枉栽赃自认龍族的中国人民的。

那么,这种长着七个头十个角的古蛇和中国神话故事里的什么动物最像呢?什么也不像,因此并没有对应的翻译。要硬译,只能译成“七头蛇”或者“八不像”。中国古代神话里有一种动物叫“四不像”,形状似麒麟,和圣经里的七头蛇样子也不像。找不到一样的动物怎么办?最好是音译。比如埃及金字塔前面的人面狮身兽Sphinx,就译成斯芬克斯。爱神 Venus 译为维纳斯等等。Dragon 这个词,按照希腊文准确地应该音译成“得拉贡”,或者意译为七头蛇。不幸的是,最早将 dragon 这个字翻译成中文的人,把它译为“龍”,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误解。下面我们来详细地谈谈语言翻译问题。

2)把犹太七头蛇翻译成中国龍是语言翻译错误

对圣经里“龍”的正确理解有二個來源﹐一個是希臘文化的背景﹐另一是聖經的背景﹐ 英文dragon這個字﹐是從希臘文δρακων翻译過來的﹐通常是描繪一些需要被降服或需要被殺死的怪物。 這些希臘神話的δρακων﹐跟中國龍的長相完全不一樣,有七个头,十个角,身子是蟒蛇身。中国龍只有一个头,两个鹿角,猪鼻子,鲇鱼须,还有四肢。中国龍多数是好的吉祥的尊贵的,也有少数坏的,称为孽龍或戾龍。所以龍通常是皇帝的图腾。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中国老百姓也都以龍为吉祥物,在家具衣物乐器等上面处处都是龙。所以δρακων 不是中国龍。

第二个是圣经背景。在基督教史早期有两個重要的聖經版本﹐一個是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另外一個是希伯來文的原文﹐希臘文七十士譯本中的δρακων基本上是用來翻譯两個希伯來的字﹐最常翻譯的就是tannin,指的就是自然界的蛇﹐在出埃及記七章﹐當摩西在法老面前把棍變成蛇的時候﹐事實上在七十士譯本裡面就是翻譯成δρακων。如果我們看詩篇七十四篇13﹑14節﹐在七十士譯本是七十三篇13﹑14節﹐他指的東西不是蛇﹐而是水中的大鱼或者大海怪,但不是中国龍。約伯記裡面﹐同樣七章12節翻譯成大魚﹐到了廿章16節﹐根據上下文﹐很明顯是指蛇。廿六章13節﹐和合本翻譯成為蛇﹐但如果我們根據上下文﹐应该是大魚或者是海怪﹐以賽亞書廿七章1節裡面﹐把鱷魚跟蛇對等﹐然後又跟大魚同列﹐這裡面大魚是tannin﹐但不是中国龍。

希腊文里δρακων這個字﹐也用来翻譯希伯來文中另外一個字tan,出現在耶利米書九章11節。tan在和合本裡面翻譯為野狗﹐而在五十章8節﹐則翻譯為公山羊。當翻譯到七十士譯本時﹐都是δρακων﹐再翻译成中文,就成了龍。從希腊文舊約的δρακων跟希伯来文舊約的tannin以及tan來看﹐這些詞彙跟中國的龍都絕對不是同一个东西。

出现语言翻译上的错误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早期传教士的汉语水平不是很高。他们来华传教都已过而立之年,当时的语言学习条件也远远比不上电子技术普及的现代。有些传教士(比如利玛窦)是先在澳门香港等通商口岸学会了广东话再学中原官话。与他们交往的中国人的英文和拉丁文水平可能还比不上传教士的中文。加上明清时期的书面语言还是文言文,白话并没有普及,非常不规范,也没有标准的语法和语汇系统。在这种条件下将圣经翻译成白话中文,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我们读中文版圣经,仍然感到佶倔嗷牙,不如英文圣经顺畅易懂,就一点也不奇怪。

最早的汉文圣经,一般认定是利玛窦(Matteo Ricci)神父的「祖传天主十诫」、巴设(J. Basset)神父根据拉丁文圣经所翻译的白话文四福音、保罗书信及希伯来书、阳玛诺翻译四福音的《圣经直解》、贺清泰教士的《古新圣经》等。《巴设译本》更可能成为后人马殊曼和马礼逊译经时的蓝本。这份译稿后来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称为「英国博物馆稿本」。到了1770年,耶稣会教士贺清泰(Louis De Poirot)抵达中国宣教。他将拉丁文圣经绝大部分翻译成中文,称为「古新圣经」。然而这本圣经最终并未付梓,译本原稿现存于北京北堂图书馆之内。1807年,伦敦传道会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抵达中国开始宣教工作,当时满清的法令让他无法展开传道事工,因此他便转入圣经翻译的工作。马礼逊于1813独力完成新约全书。旧约的申命记,历史书与约伯记,是他与另一位伦敦传教会士密尔尼(W.C. Milne)合作完成,其他部分仍是他一人翻译的成果。马礼逊在1819年底完成全部新旧约的翻译,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名为《神天圣书》。

在马礼逊翻译的同时,另一个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正在印度进行,这个翻译工作由英国浸礼会宣教士马殊曼(Joshua Marshman)所主持。马殊曼的新约译本于1811年完成,五年之后在印度出版,全书于1822年完成,同年出版。就时间来看,马殊曼的译本较早,但是因为马礼逊的翻译工作是在中国境内进行,所以一般仍以马礼逊的译本为第一本基督教中译圣经。马礼逊在离英赴华之前,曾经抄录了「英国博物馆稿本」带在身边,因此学者推断这两个译本都可能以这个「英国博物馆稿本」,也就是巴设的译稿为主要的参考资料。

马殊曼译本与神天圣书的出版,虽然暂时满足宣教的需要,但是仍有可以改进之处。1835年,修订神天圣书的四人小组成立,成员包括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裨治文(E.C. Bridgman)、以及马礼逊的儿子马儒汉(John R. Morrison)。四人小组于1837年出版新约,定名《新遗诏书》,旧约于1840年出版,定名《旧遗诏书》。后来太平天国所使用的《新遗诏圣书》与《旧遗诏圣书》便是根据这些译本修改而成。

鸦片战争以后,许多宣教士认为自由商港有利于宣教工作,出版一本词汇统一、翻译完善的译本,当时是最合适的时机。1843年英美差会(Missionaries)代表十五人在香港召开首次的宣教会议讨论圣经重译的工作,会议通过成立一总委办会,进行重译,也就是后来的《委办译本》。1847年举行第二次会议之前,浸信会宣布退出,之后各宗派又因为神学的争辩,而分裂成不同派系。尽管如此,委办译本的译员不但把圣经重译,更统一了经文中的名称和名词。这次译经工作是一项突破,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各代表在神学立场上出现分歧,比如God 究竟是译为「神」还是「上帝」之间的抉择等,加深了差会对译经的了解,也成为日后译经工程的借镜。《委办译本》最后在1854年出版,但是并没有达到原先统一名词与译本的目的。在《委办译本》翻译中,最早退出委办会的浸信会邀请宣教士高德等按宗派的立场修订《马殊曼译本》为《高德译本》。裨治文中途退出委办会,与克陛存、文惠廉等出版了《裨治文译本》。

十九世纪初,由于文言文不能满足向广大文化水平不高的信众的需要,白话文圣经的译本纷纷出版。1857年,麦都思与施敦力合作将委办译本的新约改写成白话文出版;1866年,华北的英美宣教士以麦都思与施敦力官话译本为蓝本,完成了北京官话译本新约全书;1875年,施约瑟于独力完成了北京官话旧约译本,经过数次修订,1878年英国与海外圣经公会将北京官话新约全书与施约瑟的旧约译本合印为「新旧约全书」;杨格非将他自己所译的浅文理改写成白话文,于1889年由苏格兰圣经公会出版。此外还有萧静山的《新经全集》,以及一直沿用至今天的《官话和合本》(后称《国语和合本》,简称《和合本》)。

1850-1910年这六十年当中,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真是百花齐放。只要是翻译,总是很难在 信、雅、达三方面都面面俱到。随着考古学家不断有新的发现,圣经学者对原文和圣经的历史背景的认识越来越多,修订译本或重新翻译更准确的圣经译本实在大有必要。同时,语文随着时代而转变,在《和合本》出版后数十年间,中文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曾停止,很多字词的意思已有别于当日了,语法文体的运用也改变了。教会实在需要一本更理想和更适合当代人阅读的圣经译本。近年,很多人也作出了努力,五十年代有徐汇修院的《新译福音》、狄守仁的《简易圣经读本》、萧静山按希腊文再修订的《新经全集》;六十年代有天主教会今天仍然采用的《思高圣经译本》;七十年代有《吕振中译本》、《当代福音》、《新约全书新译本》、《当代圣经》、《现代中文译本》及至九十年代初的《圣经新译本》;也有于八十年代修订《和合本》的《新标点和合本圣经》;还有尚在翻译的《新汉语译本》、及其他的翻译工作。译经工作是不竭不止的。可以说,没有一个译本是完美的。追求一本忠实于希伯来原文圣经的中文译本的工作现在还未停止。

将希腊文δρακων和英文dragon翻译成中国龍,也许不能全部归咎于最初翻译圣经的传教士们。他们学习汉语的时候应该已经有某种水平不高的手抄英汉字典之类的工具书。这些工具书至迟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马可波罗来中国时候就已经有了。元世祖忽必烈任命马可波罗为扬州地方官,可见马可波罗的汉语水平相当不错。他一定借助了某种商贾们经商时传抄的某种工具书。这些商贾游客和中国官僚们互相传抄积累的原始字典中也许就随便把δρακων和dragon翻译成龍了。商贾游客官僚们不一定是基督徒,有些可能连圣经都没有读过,更不会预想到这种不负责任的翻译会造成与中国文化的对立。所以而今这种误解,是元代以前的商贾游客官僚和语言学家们埋下的不幸。

我们如此详细地回顾圣经翻译工作的历史,是希望教友弟兄姐妹们了解翻译工作之难,因而在对待中文译本时能把握住两个方面。一方面,中文译本帮助我们进入神的殿堂,功莫大焉;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认识到,任何翻译都很难做到完全的信达雅。圣经原文是希伯来文,后来译成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最后译成汉语文言文和白话文,经过了多道翻译,如何能做到十全十美?有些错讹有违上帝意旨,也在所难免。要紧的是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要深体上帝仁爱慈善的本意,认识到全人类都是上帝子民,真心地热爱所有的人,不要歧视侮辱任何族群。不要把圣经翻译工作中的某些历史性误解夸大曲解为神与几亿人的文化对立。这既不符合教会的利益和发展,更违背耶稣基督博爱仁慈的伟大精神。

3)龍文化在中华民族中的分量

对圣经翻译的历史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之后,我们再来看问题的另一面,就是龍文化在中华民族中的感情分量。

中国龍是中国古代先人创造的一种神奇动物,不是大自然中的真实存在。但是几千年来,龍的形象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他基本上代表高贵,尊严,正义,威力,可以战胜一切神怪魔鬼,变幻莫测,翱翔腾挪于天地之间,因此龍又是皇权的象征。皇帝被认为是真龙天子。普通老百姓也以龍为荣为贵。父母给孩子取名喜欢带个龍字,如李小龍成龍等。称赞别人,说他龙行虎步,龙马精神。贺人结婚,说龙风呈祥。中国的春节舞龙,元宵节挂龙灯,端午节龙舟竞渡等等,都是以龙图腾表示自己文化的认同。在宫殿上,龙袍上,牌楼上,华表上和王朝的国旗上以及普通人的礼服上到处都是龙图腾。可以说龍文化已经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角落,流入普通人的血液。在遠古傳說中,中华民族的先祖伏羲和女媧都是人首龍身的神人。所以中国人自认是龍族,是龍的传人。教会中一些不懂基督精神的神职人员把吉祥善良,威猛正义中国龍说成是伊甸园里唆使亚当夏娃犯下原罪的邪恶的古蛇,显然是把全世界的原罪栽脏于中华民族,把龍的传人说成是魔鬼撒旦的传人。在基督教会与十四亿中国人之间人为地制造种族对立,这是对神的事业的亵渎,也是对美国反对种族歧视法律的蔑视。

事实上,信奉基督的美国人不仅不排斥中国龍文化,反而将龍文化认定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把对龙的肯定当作是对华人友好的表示。许多海外的唐人街有龍牌楼。我们查城和诺城差不多年年端午节举办龙舟竞渡,参加者基本上全是美国本地人。我们华人协会的舞龙队,也是从市里申请到一笔可观的经费才买到了一条龍,也有很多美国朋友参与。难道他们都背叛了耶稣基督,难道他们都与毒蛇撒旦为伍?再远一点,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与徐光启等官僚为友,出入宫廷,拜倒在真龍天子脚下,有的甚至身穿龙袍。难道这些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是在破坏神的事业?把中国龙说成是撒旦的荒唐蒙昧于此可知。

中国教會有些人比較理智﹐不认为中国龍是犹太的魔鬼撒旦,认为龍的傳人也是上帝的孩子﹐盼望龍的傳人也成為敬拜耶和華的人。一但把龍等同於撒但就一點彈性也沒有了。龍的問題﹐是一個文化認同和民俗參與的指標。基督徒總不能自己劃地自限﹐例如民俗中舉行划龍舟比賽﹐春节和元宵燈會中的舞龙,就說這是異教﹐那怎麼向龍的傳人傳福音﹖海内外基督教会中目前有好幾個不同的組織在計劃对和合本以及之前的聖經重新翻譯,希望纠正这种错误的解释。我們當然沒有必要為了避免衝突而去扭曲經文﹐但聖經翻譯者也不能去做另外一種事情﹐就是明明沒有衝突﹐却在翻译错讹中大做文章,人为地制造文化冲突。要知道聖經中用的比喻﹐有些是有彈性的。同樣的觀念可以有不同的用法﹐例如基督是猶太的獅子﹐可见狮子既可以是神圣,也可以是魔鬼。许多西方国家如英国就以狮子为图腾。龍又何尚不是如此。这当然需要廣泛的教育。所以神學院的工作﹐是怎樣讓新一代的傳道人﹐能夠按照正義和真理來講道﹐而不是在翻译错误上钻牛角尖,自陷于教条主义不能自拔,神神道道,把基督拯救人类的事业变成神职人员自立清规戒律和土政策误导枷锁教友的营生。我們也許可以期望下一代或兩代過後﹐神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中国龍的认识,能够有一个符合基督本意的理解。

4) 从先贤中学习智慧

在华人教会没有出版新的统一的权威版本圣经以前,是不是我们就只能坐等神职人员的态度转变呢?也不一定。任何人都可以与神直接沟通。任何神职人员,包括教皇,都只是凡人。他们的言行是否代表上帝,要看他是否正确。如果凡人的一言一行都必须不折不扣地紧跟照办,落实指示不走样,那当初马丁路德为什么要反对教皇反叛罗马教廷推动宗教改革呢?教皇可是一个个都有深厚的神学教养,圣经不离手,耶稣不离口的神的代言人呀!这里关键是如何摆脱教条主义的诠释,去体会神的真正意旨。我想举圣保罗为例说明,为什么基督精神是第一位的,字面意思是第二位的。尤其是经过多道翻译手续以后的各种版本的字面意思,就更加要根据基督精神来解释了。能否真正体现基督精神,是划分圣徒与凡夫俗子的分水岭。

基督受难以后,因为犹太教会不接受基督教,使徒们只好走出以色列去传道,在安提阿形成了最早的传道中心。慢慢地,就有越来越多的非犹太人或曰“外帮人”开始接触教会了。如何对待这些外帮人,便成了使徒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使徒们认为外帮人和我们不同。我们犹太人是上帝拣选的孩子,只有犹太人有资格入教。保罗则认为,天下人都是上帝的孩子,都可以入教,对待外帮人必须和对待犹太人一样,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保罗最后说服了其他使徒,使教会的信众日增,教会影响迅速扩展到整个泛希腊世界,使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成为一个可以和安提阿相比的新的传教中心。这一成果对于基督教走向世界的深远影响非同小可。从此基督教会开始深入广泛的希腊罗马社会。亚历山大里亚的神甫奥利根的传道吸引了阿拉伯总督和皇太后。传教士们通过接触罗马皇帝的家庭成员,最终使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因为罗马皇帝的入教,使基督教取代罗马多神教一跃而成为统治罗马帝国长达1500的罗马国教。君士坦丁皇帝成为基督教史上最重要的护法王。由此也可见圣保罗的睿智和远见以及对基督教义的透彻理解。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多神教被取消,但是教会并没有取消希腊罗马文化。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各种各样的神,比如宙斯,雅典娜,海神波希顿,太阳神阿波罗,战神马尔斯,爱神维纳斯等等,一直流传到现在。中国文化和中国龍彼时和罗马的宗教纠纷毫无关系,为什么中国龍反而成为了邪恶的魔鬼撒旦了呢?

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他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1807年时马礼逊自英国启程来到中国,当时他还是一个二十五岁的未婚青年。三年后他就已开始翻译《使徒行传》、《路加福音》、《约翰福音》。1813年全部翻译完毕并在广东出版,1819年完成的翻译,在马六甲出版,到1823年,新旧约圣经合并出版。马礼逊之后还有麦都思翻译的中文圣经(1843年),但马礼逊的翻译时间最早。马礼逊在翻译、编排和出版《圣经》的同时,也进行了中国文化经典翻译。他认为翻译中国经典将有助于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他是比较系统地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第一人。1812年马礼逊翻译出版了中国的《三字经》(The Three-Character Classic)、《大学》(The Great Science)、《三教源流》(Account of FOE)、《太上老君》(Account of the Sect TAO-SZU)等。

中国的传统宗教有所谓三教九流。三教为儒,道,释,或者说孔教,道教和佛教。按照基督教会的规矩,基督教是不能同时信别的宗教的。可是马礼逊的睿智和博大的人文关怀使他明白真正的基督精神就是仁慈博爱,普渡众生,就是要尽量地吸收并传播全人类文明的精华,因此他才能殚精竭力地将儒教和道教经典翻译成英文,使得西方能够客观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感情。马礼逊的基督精神,是狭隘敏感的教条主义者们无法理解的。

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十分尊重基督教友和皈依其他宗教的朋友。几十年来,从新英格兰到南方各州,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美国神职人员对中国龍文化的诋毁和抵制。去年第一次听到这种奇谈,而且居然是出自我们同胞之口,真是匪夷所思,感叹莫名。此地中国教会先后换了好几个牧师,也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前年我们从市里申请到资助建立舞龙队以后,许多教会弟兄热烈参加,视为本地华人的骄傲。华人协会的现任会长是教会弟兄,也是舞龙队的中坚队员。可是今年教会朋友门似乎受到了清规戒律的约束,都不敢参加舞龙队活动了,就连大头娃娃舞似乎也有违教会清规,估计《龍的传人》也不能唱了。我们感到一种类似于政治审查一样的宗教审查,好像基督教友必须在民族认同和牧师权威之间作出选择,这直接影响到华人协会的活动,也损伤教会的亲和力,甚至会影响到教会内部的团结。我们希望这种局面能够改变。传播福音最要紧的是胸中要有圣保罗和马礼逊牧师一样的大格局,以自身的道德学问让人们感受到主耶稣博大无边的爱,使人思慕景仰,倾心皈依。不要在经文翻译的技术性错讹上钻牛角尖,人为地制造基督教义与中国文化的对立,使教会内外离心离德,耽误了传播福音的大业。我们希望各位华人教友能够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启示,独立思考,不以意识形态的门户之见划分彼此,一起积极参加华人协会的文化活动,兄弟团结,弘扬祖国文化,使美国朋友感受到中国侨社的存在和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使华人协会越来越发展壮大。

2019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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