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是如何当上总理的 9/22/2019 04:47
李鹏是如何当上总理的



孙大骆



曾经做过中国十年总理五年委员长的李鹏终于走进了历史的虚无深处。当然,对于他的历史评价不用等在几百年之后,在他健在的时候就已经盖棺论定了。

那么,当年李鹏是如何做上总理的呢?

人们一直认为是邓颖超把他推上去的,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误传,把他推上总理位置的根本不是邓颖超而是当时在中央掌握干部大权的陈云。

在八十年代初期,掌握中央高级干部提拔大权和纪律监察大权的是陈云,邓小平只是掌握军队的大权和中顾委的大权,叶剑英的第一权威因为他的年纪大了精力衰竭已经逐渐失去影响。于是中央副主席邓小平陈云就自然分别的掌握了党政军的决策大权,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只是在前台做具体执行工作的人。

人们一直认为是陈云首先提出来培养自己的子弟做接班人。其实他们说错了。中共在建国初期就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的子弟做接班人,比如在1948年9月,中共就把自己的子弟21人送到苏联去学习。其中就有李鹏,还有高岗任弼时肖劲光王稼祥叶剑英张宗逊贺晋年的子弟,还有一些烈士的子弟如叶挺项英张浩罗炳辉刘柏坚邹韬奋(邹家华)等等。而毛泽东刘少奇陈伯达朱德的儿子女儿已经从苏联回来了。同时,中共还把军队高级将领的儿子都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以准备在将来接班。在文革中,毛泽东林彪就迫不及待的安排自己的孩子准备接班。如毛泽东把自己的30多岁的侄儿毛远新安排为沈阳军区政委和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的联络人,把自己的女儿李娜安排为解放军日报总编辑,北京市委书记。林彪把20多岁的儿子林立果安排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还有毛泽东林彪的夫人都是政治局委员等等。陈云邓小平等人不过是继承了毛泽东林彪的这个家天下世袭制度的遗志罢了。

李鹏在中共高层有许多的后台如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聂荣臻。因为李鹏的父亲和李鹏的舅舅赵世炎在中共早期和这些人同生共死过,1931年李鹏的父亲和舅舅被国民党杀害,所以这些人就把李鹏视为自己的子弟而精心照顾精心培养。在延安时期十四岁的李鹏就经常去陈云家里玩耍并在那里第一次看见毛泽东并和毛泽东说了几句话,给毛泽东留下来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告诉陈云,这个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个人才。陈云大概铭记住了毛泽东这句话,在加上陈云和李鹏的父亲在中共初期一起工作过,陈云从此精心培养起李鹏来。

1947年十九岁的李鹏到了东北根据地在一个工厂做领导工作,同时二十一岁的邹家华在东北一个县任区委书记,笔者的父亲孙玉波当时二十二岁也在东北赛马地区任区委书记兼武装工作队长,和李鹏邹家华是同一个级别的干部。当时父亲和邹家华还有一些来往,因为他的顶头上司叫邹文轩是邹韬奋的第第也是邹家华的叔叔,后来他是黑龙江省委秘书长在文革中自杀了。四十年后李鹏是总理邹家华是副总理,笔者的父亲却是某市的市委宣传部处长,副区长,劳改支队的政委,到离休时仍然是一个处级干部,(中间还被打成右倾开除党籍降职三级20年)可见后台的重要。

李鹏在文革前一直在东北电力系统工作,在文革前被周恩来调到北京做供电局党委书记。文革后的1979年被陈云提拔为电力部副部长,当时电力部的副部长有十几个,李鹏是资历最浅年纪最小的。1981年在陈云的背后示意下,电力部部长刘澜波推举李鹏为部长,受到几个副部长的上书反对。但是李鹏还是成为了部长。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聂荣臻看见李鹏说,你长大了今后该你们接班了。

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五十四岁的李鹏成为中央委员,第二年成为副总理,第三年成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政治新星。在十二大结束后,政治局和新当选的39个年轻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见面,其中就有李鹏王兆国李瑞环陈希同郝建秀胡锦涛张万年邹家华李铁映宋健朱厚泽王忍之等等。陈云对李鹏说,多年不见了。李先念对李鹏说,久仰久仰。邓小平对李鹏说,你爸爸是李硕勋,我们熟的很。聂荣臻对李鹏说,你妈妈身体可好?可想而知,李鹏有这些大佬做后台想不当总理都不行。再说还有一个邓颖超呢。

邹家华在中共十一大的时候就是中央候补委员,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那时候李鹏只是北京供电局党委书记。但是在十二大的时候,李鹏一下子就成为中央委员,电力部部长,并在一年后成为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邹家华却仍然是中央候补委员,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直到1987年邹家华才成为中央委员和国务委员,并在1992年才成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显然,资历比李鹏老年纪比李鹏大的邹家华在职务方面远远的落在了李鹏之后。同是太子党又是叶剑英女婿的邹家华为什么不如李鹏升的快呢?

这里面就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了。

在1976年到1982年期间,中共是叶剑英说话算。是叶剑英决定了华国锋江青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命运。所以叶剑英的女婿邹家华的职务就比李鹏高不少。但是在1982年之后,叶剑英精力衰竭无力在背后操纵政局,导致邓小平陈云分别掌握了党政军大权,在加上邓小平陈云和叶剑英有矛盾,陈云就故意提拔自己的子弟亲信而故意压制叶剑英的子弟。陈云知道,他提拔叶剑英的子弟,叶剑英的子弟也不会领情,同时还控制不了叶剑英的子弟。而提拔自己的子弟亲信他就会继续在背后控制中央的权力。所以就出现了后起的李鹏高升先来的邹家华下降的局面。当然,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只是做到了广东省长的位置,叶选宁只是做到了总政治部联络部长的位置。显然,邓小平陈云不希望叶剑英的儿子掌握更高的权力。

1983年6月,六届人大会议任命了四个副总理----万里姚依林李鹏田纪云。总理是赵紫阳。1985年9月李鹏成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其中,赵紫阳万里田纪云是改革派邓小平的亲信。(田纪云是赵紫阳推荐到中央工作的)姚依林李鹏是保守派陈云的亲信。邓小平陈云这个安排也就是为未来的总理做了铺垫。显然,关于副总理的人选只有邓小平陈云两个人才有话语权。从此,更加激烈的权力斗争和经济路线斗争开始了。

1987年,叶剑英派系的总书记胡耀邦下台,邓小平派系的总理赵紫阳成为总书记,邓小平陈云两派开始争夺总理的位置。当然这一切权力运作和权力斗争都是两个老人在暗中进行的。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之前,中央准备搞七个人的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万里李鹏乔石姚依林胡启立田纪云。可是许多人不满意万里,邓小平只好放弃万里。姚依林又突然提出来田纪云的一个亲戚有问题,中央没有时间去调查,邓小平只好又放弃了田纪云。这样就决定常委由五个人组成,赵紫阳李鹏乔石姚依林胡启立。

其实这是陈云李先念在背后鼓捣的。因为他们想把李鹏推到总理的位置,但是万里田纪云是总理的竞争者,所以陈云李先念就在背后指使别人无事生非迫使邓小平放弃了万里田纪云,这样就只能在姚依林李鹏两个人中间选择了。因为这两个人都是陈云的亲信也是经济保守派。陈云李先念开始想用姚依林做总理过渡二年再用李鹏可是邓小平坚决不同意姚依林做总理。一是年纪大二是他只是熟悉财贸工作。其实就因为姚依林是陈云经济路线最大的维护人所以邓小平坚决不同意姚依林做总理,陈云只好放弃姚依林。这样只剩下李鹏一个人的总理人选了。

邓小平知道李鹏是陈云的人,但是他不好明说,他只是说李鹏只是懂电力不懂经济不是总理的合格人选。但是他又一时拿不出来更加合适的人选,就是拿出来陈云李先念也不会同意,所以只能被迫同意陈云李先念的提议。经过多年的权术较量之后李鹏终于成为了总理。

李鹏成为总理之后果然没有辜负陈云李先念的期望,他和姚依林在陈云李先念的背后支持指使下经常给赵紫阳下绊子使赵紫阳的工作受到非常大的困难,并使赵紫阳终于在6,4运动中下台了。当然,这是保守派陈云李先念和改革派邓小平在暗中斗法,只是双方拿台面上的代理人做靶子而已。

6,4运动期间,赵紫阳下台,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也下台,常委中的李鹏乔石姚依林是总书记的人选。可是李鹏姚依林是镇压派不得人心,不能做总书记,乔石左右摇摆一会同情学生一会又同意镇压学生也不是总书记的人选。政治局委员的李锡铭和陈希同也是镇压派,李铁映李瑞环还年轻压不住台,万里田纪云杨汝岱杨尚昆吴学谦宋平秦基伟也不合适,最后陈云提出来上海的江泽民做总书记。但是陈云不公开提,他指使李先念向邓小平提出来。邓小平因为赵紫阳的事情有一些灰头土脸的,同时他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只好不情愿的同意了江泽民为总书记。

江泽民也是陈云多年培养的亲信。当年上海缺一个市长,陈云背后鼓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提名江泽民为上海市长。而李锐是陈云的亲信也是陈云安排到组织部工作的,所以江泽民就成为了上海市长后来成为市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

江泽民突然成为总书记,从李鹏的下级成为李鹏的上级,李鹏感到不舒服。但是邓小平陈云一直告诉李鹏要顾全大局,同时江泽民到中央后一直对李鹏毕恭毕敬尊重有加,致使李鹏心里平衡了许多。当时的中央政治局(1989-----1997)其实还是李鹏说话算。在所有大事上江泽民还要听李鹏的。李鹏不同意江泽民也没有办法走下去(当然邓小平陈云在后面继续控制)邓小平陈云去世之后,在江泽民同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的权力斗争中,李鹏是站在江泽民一边的。就是说,其实是江泽民李鹏在和他们斗。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就是因为江泽民李鹏执行陈云的指示想否定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而来的。邓小平在杨尚昆杨白冰乔石的武力支持下想拿下江泽民李鹏,后来被陈云制止了,同时江泽民李鹏立刻转向继续执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江泽民李鹏方才没有下台。

江泽民李鹏是同一个派系又是经济保守派在大的问题上一直是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所以他们俩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好的。在1995年之后,邓小平陈云逐渐去世,江泽民方才大施拳脚培养了一些重要的干部逐渐压过了李鹏的势力。但是李鹏也培养了许多重要干部如罗干李长春吴官正贺国强张德江等人。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上,已经站住脚的江泽民和朱镕基打算让69岁的总理李鹏退休,李鹏非常恼火。平时的李鹏说话比较迟钝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可是在一次常委会讨论他退休的议题时,他突然异常麻溜的大吼一句,要退一起退!吓得江泽民朱镕基再也不敢提这个话题了。江泽民知道李鹏是冲他来的,因为他比李鹏还大二岁呢。朱镕基也和李鹏同岁呢。这样,李鹏就从总理转为了委员长,继续主宰中国的命运。

当年在江泽民曾庆红培养习近平的时候,李鹏也积极支持培养习近平。因为李鹏和江泽民是同一个派系并同邓小平派系的胡锦涛做斗争以阻止李克强上位。如果李鹏不支持习近平的话江泽民曾庆红也不好硬提拔习近平。所以李鹏也是习近平尊敬的前辈。

在江泽民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薄熙来企图搞武装政变推翻习近平的过程中,李鹏并没有参与,所以习近平也就没有动李鹏和其家族。但是习近平也没有刻意提拔李鹏的儿子女儿,因为李鹏不太支持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如果在中共二十大不能进政治局的话就说明习近平和李鹏的关系早已经是不冷不热了。

李鹏的夫人朱琳在退休后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具体负责办公室的工作。朱琳作风霸道不把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执行主任王照华放在眼里。办公室主任李幼林是一个草包却经常贪污受贿并和其事业中心的副主任张雅兰通奸被人多次举报,但是因为朱琳保护他,至今逍遥法外。习近平上台高调反腐败,有人劝李幼林收敛一些,李幼林居然狂妄的说,“动我就是动李鹏朱琳,没有李鹏朱琳,土了八叽的习近平能有今天吗?他和薄熙来压根就不是一个层面的人。可惜了薄熙来!”在朱琳的庇护下李幼林在退休之后居然还高升为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并继续贪污腐败通奸至今无人敢管。

李鹏虽然去世了,但是他毕竟做了十年的总理和五年的委员长,曾经主宰过中国的命运。现在骂他也好捧他也好都是无法改变中国过去的物理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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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孙大骆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9年9月21日18:48
程凯:《李锐日记》保卫战
发表于 2019 年 09 月 20 日 由 辰思

中共党内开明派元老李锐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六日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李锐逝世不久,便发生一场《李锐日记》保卫战,这场保卫战打进了美中两国的法院。交战双方:中国那边,出面争夺《李锐日记》的是李锐的遗孀张玉珍,背后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并且由中共中央最高层授意;美国这边,保卫《李锐日记》的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胡佛研究所七月十二日宣布向公众开放《李锐日记》,开始接受网上登记阅读申请,这表明胡佛研究所对《李锐日记》保卫战有必胜的把握,但不表示这场争夺战已经结束。

李锐一生保持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从一九三五年写起,写到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住进医院为止,时间跨度八十三年,一千多万字。李锐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共领导的“一二九运动”,一九三七年入党。一九四九年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的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国务院水利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他的日记,记下了中共九十八年历史其中八十三年所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是与中共官方党史完全不同的一部真实的中共党史,这部真实的党史记载着八十三年间中共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象《李锐日记》这样真实的党史记录,在中共党内绝无仅有。李锐逝世后,从来以掩盖、歪曲、伪造和毁灭历史为能事的中共最高当局,突然意识到,如果不把《李锐日记》销毁,这对他们将是致命的威胁。不过,当他们突然意识到时,《李锐日记》早在两年多前,便由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带来美国,捐赠给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多年前移居加州旧金山湾区的李南央,已经退休,她曾是伯克利大学劳伦斯实验室的一名工程师。李锐在世时,李南央每年都回国陪伴父亲一段时日。李锐的几名子女,就数李南央与李锐政治理念相同,最为贴心。李南央回国陪伴父亲,一是尽女儿对老父亲的孝心,二是帮父亲整理文稿、记录父亲对往事的回忆。在香港出版的《李锐口述往事》和《我的父亲李锐》这两本书,便是李南央数年间往返于美中两地,在回国陪伴父亲的时日中记录、整理和写成。

李锐去世,李南央却没有回国。李南央发表一篇声明,告知各界自己不回国的原因:李锐生前曾对自己的后事有交待,不开追悼会,遗体不覆盖党旗,不进八宝山,而且申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李南央的声明引用父亲生前写的一首诗:“今生只缺一挥手,告别无须八宝山。请问骨灰何处撒?楼前树底作肥源。”李锐生前对李南央说:党旗上的镰刀斧头,是个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的标志;红色是非常让人不舒服的颜色,现在一天到晚都是红颜色,让人很难受。李南央说:父亲很清楚那面党旗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给父亲身上覆盖党旗,违背了老人的遗愿。李南央说,父亲生前就表示,他不喜欢八宝山里的人,八宝山里的人也不喜欢他。所以当李南央获知中共将按照正部级的规格为李锐举行追悼会,并在父亲身上覆盖党旗,李南央说这是对父亲的最大侮辱。

与父亲感情深厚的李南央,为了坚守父亲的遗愿,不回国与父亲做最后告别,从而避免了参加中共举行的违背父亲意愿、侮辱父亲人格的追悼会,李南央表现出高度的理智,但有谁知道她内心深处难以言状的丧父之痛呢?李南央在声明中写道:“我不需要顾及世人怎样看我,但是我需要能够面对父亲,面对自己。我知道父亲绝对不能接受将他定位于一个共产党的正部级干部进行追悼,我相信父亲在天有灵,一定会对那面盖着染满人的鲜血的腥红的党旗下的李锐恸哭长啸。”

李南央没有对人说过,她不回国与父亲作最后告别,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也许她担心回去后再也回不了美国了。身在海外的李南央,是唯一能完成父亲的遗愿而中共封杀不了的人,她一旦回国,不难预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李南央将《李锐日记》带出美国的过程,是一篇传奇故事。二零一三年《李锐口述往事》在香港出版后,李南央从香港带一些样书回北京,在北京机场,这些样书被中国海关不说明任何理由的没收并且销毁。李南央为此向北京法院状告中国海关,北京法院受理了李南央的诉讼却从不开庭,李南央至今写了六十一篇《状告中国海关》的系列文章,抨击中国海关与中国的法院,抨击中共的一党专政,抨击中共的腐败堕落。《李锐口述往事》一书被海关没收销毁这件事,又给了李锐和李南央一个明确的警示:李锐百年后,《李锐日记》和李锐书房中的所有文稿,都不可避免的遭中共当局查抄和销毁,如何保住《李锐日记》和李锐书房中的文稿,便严重而紧迫的摆在李锐父女面前。没有任何别的路可走,唯有将《李锐日记》带出国外。李锐有自由的思想和意志,但他被囚禁在中共的桎梏中;李南央却是在桎梏外自由飞翔。于是李锐便把将《李锐日记》带出国外的重担,交付给女儿李南央。

当决定做出,有关的往事便一幕幕浮现在李锐老人的脑海里。他告诉李南央,中共有销毁对自己不利的历史档案的传统:李锐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时,便曾奉命销毁周恩来的历史档案;经过大跃进大饥荒的李锐,打算写一本《大跃进亲历记》,记下那个年月的荒唐,他叫秘书去中央档案馆查找资料,有关大跃进大饥荒的原始资料无影无踪,已全部销毁。习近平上台后,也作出清理和销毁对中共不利的历史档案的指示,如果不及时转移,《李锐日记》和李锐书房中的文稿——李锐用自己的一生记载下的中共党史,毫无疑问,都将焚为灰烬。

选择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作为《李锐日记》的归宿,也是李锐的决定。胡佛研究所是美国顶尖的保守派智库,拥有美国的任何智库所不及的中国历史文献和资料的丰富馆藏。李锐生前访问美国,曾到胡佛研究所浏览他们的馆藏,包括《蒋介石日记》、文革的影音和印刷品、在中国的北京大学也找不到的北大“五四运动”的史料,等等。李南央在网上公布了父亲生前嘱托她将《李锐日记》捐赠给胡佛研究所的讲话录像和录音。李南央说:“父亲非常在乎‘立功、立德、立言’,他骨子里是个知识分子。他觉得他能够把自己的日记留下来,供后人去研究,他没有白活。还有特别重要的一条是,李锐认为他的日记能够跟蒋介石的日记一起留在胡佛,他的历史地位得到了肯定。”

李南央是在几年间利用每年往返北京与旧金山的机会,分批将《李锐日记》带到美国。把一千多万字的日记,带到美国,谈何容易,其过程漫长而艰险。李南央必须首先将《李锐日记》全部复印留下一份,以防原件带出时有所闪失。更重要的,她必须避过海关的检查和继母张玉珍的监视。李南央的生母与李锐离异后,张玉珍进入李锐的家庭。张玉珍在李锐家是一个微妙的角色,她是李锐的妻子,但对世事人情洞若观火的李锐,对自己的续弦张玉珍有准确的比喻,他说张玉珍是自己的“医生、护士兼政委”。张玉珍坚决反对将李锐的任何文字带出李锐书房,这位“政治委员”曾声色俱厉的说:“李锐你的日记不是你个人的财产,是共产党的财产,你不是一般的党员,你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你必须交给党组织。”保证李锐书房的文字在李锐百年后一页不少的交给党组织,或许是“政委”李玉珍来到李锐家的一项任务,谁知道呢。

尽管躲过海关的检查和躲过“政委”的眼睛,是艰险的事情,但李南央成功了。她把一千多万字的《李锐日记》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记录与土改笔记以及一批书信等等,带到美国,全部捐赠给胡佛研究所。《李锐日记》等文献经胡佛研究所专家鉴定,认为与该所保存的《蒋介石日记》一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李南央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李南央说“从那个时候起,爸爸就特别兴奋。”

胡佛得到了《李锐日记》,便展开数据化处理和编写目录的工程,李南央参与了其中的目录编撰工作。

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显著报导并高度评价《李锐日记》收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馆藏的意义,认为《李锐日记》为研究中共真实的党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有学者指出:李锐一生最大的贡献是记录下中共的真实历史,如果没有他的记录,世人便对中共的真实历史无从了解。《李锐日记》都有哪些珍贵记载呢?研究学者未来会逐渐披露,目前只有李南央能讲出一些内容:比如李锐在担任高岗秘书时,高岗亲口告诉李锐:刘志丹离开延安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必死,他是抱着必死的悲壮走的。比如土改,《李锐日记》记录了贫雇农不肯分地主的土地,说这是丧天良的事。又比如目前举世关注的三峡大坝,《李锐日记》记下了几年间,他怎样为黄万里等专家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的一些干部,向中央递交反对建坝的上书,直到全国人大通过了建三峡大坝的提案,他们的努力也没有停止;李南央说:“这些记载就象是一部史诗,你能看到这些知识分子,和计委、经委有良心的共产党干部的不屈不挠。让我最印象深刻是,这些人至死都没有放弃努力,到后来无可挽回的时候,他们就转向把三峡大坝的灾难降低到最小。”李锐生前著作甚丰,李南央说,《李锐日记》比父亲生前公开发表的著作更有价值。

在李锐逝世一个月后,一个恐怖的事件发生了:李南央的朋友发来电邮,说他到李锐家拿回几本书,发现李锐的书房已经被抄没一空。李南央向媒体公布了这个消息,她说,父亲还有多少珍贵文稿没有带出来而留在书房里,她无法准确说出。只记得1958年3月毛泽东召开成都会议,启动了全国疯狂盲干、蛮干、攀比赶超的所谓“大跃进”,导致饿死数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父亲便有一本笔记专门记录下这次成都会议。还有南宁会议、杭州会议的笔记,等等。李南央表示,她为父亲的书籍和文稿的去向感到担忧。她说:“我希望当局能找几个大铁柜子把他们抄没的李锐的书籍和文稿封起来,贴上封条,这些书籍和文稿还有见天日的一天。但是中共当局,就是要消灭历史和掩盖历史,我觉得封存的可能性不大。”

李锐书房被当局抄没,这使得李南央感受到后怕,她庆幸能够把父亲的日记和部分文稿带到美国,不然,《李锐日记》也逃不脱被抄没的劫难。由此李南央又觉得自己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她打算根据父亲日记的记载,整理出一份李锐书房藏书和文稿的目录,以供人们日后追查李锐书房中藏书和文稿的下落。

当然,李南央还有更重要的使命。4月2日,《李锐日记》保卫战正式开打。4月3日,李南央收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寄来的张玉珍向北京西城区法院起诉李南央索要《李锐日记》的法律档,同时,中领馆派出一位副总领事前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要求胡佛研究所交出《李锐日记》和李南央代表李锐捐赠的所有文稿。中国方面为索要《李锐日记》的文件编了号(LimsTim134 ),表明这场诉讼,不仅仅是张玉珍个人的行为,而是中共最高当局采取的行动。熟悉中共高层运作的李南央指出,行动的执行者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而外交部参与其事,最高决策者可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这不仅仅是一套日记和一批文稿的争夺战,而是销毁和保卫中共真实历史的一场较量。

李南央表示,她不会到北京法院出庭应诉,在党大于法的中国,这场官司她必输无疑,况且李南央在中国已失去人身安全保障。胡佛研究所会依照美国的法律应对这起诉讼案,自己也按照美国法律办事。李南央说:“法治碰到了党治,这是西方国家面对中国的新课题。”李南央发表一封公开信,申明:《李锐日记》捐赠给了胡佛研究所,在李锐去世前便已完成所有捐赠手续,从法律上讲,《李锐日记》不再是李锐的遗产,而是胡佛研究所的财产。《李锐日记》早就与自己无关,她现在是从道义上,与胡佛研究所一起保卫《李锐日记》。李南央接受媒体采访说:“我觉得他们很可笑,什么这个自信、那个自信,他们对真实发生的历史在一个人的日记里记录下来怕成这个样子,非要拿回去,而且拿回去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销毁。”李南央还表示:父亲是唯一有权要回《李锐日记》的人,如果共产党非得要,那就想办法让李锐起死回生吧,看父亲答不答应。”

胡佛研究所在北京法院发来法律文件和中领馆官员上门索要《李锐日记》不久,就向美国的法院提起反诉,并向美国法院提交了证明拥有《李锐日记》法律文件。胡佛研究所指出:如果有人对《李锐日记》的所有权提出异议,或试图索要《李锐日记》,请来美国打官司,《李锐日记》所有权的争议,应由美国法院来裁决。

北京西城区法院六月二十五日上午开庭,审理李南央的继母张玉珍状告李南央、索要《李锐日记》一案。法院当天没有做出判决,对这个结果李南央有点意外。据李南央的朋友从北京传来的消息,此案不公开审理,也不允许旁听,原告张玉珍没有出庭,整个审讯,只有张玉珍的律师出庭。

在北京法院开庭前,李南央在网上公布了李锐生前的录像和录音。李锐在录像和录音中,清楚的表达了希望他的日记等文稿,能够捐赠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的愿望。

在六月二十五日,北京法院开庭的当天,出现一段出人意料的插曲,张玉珍发表一份书面声明,称与李南央打官司并不是她个人的意愿。张玉珍的声明写道:“一,首先声明,与李南央打官司,并不是我的个人意愿。二,事实上也不存在我与李南央争夺李锐遗产之事。我与李锐共同生活四十年,李锐对自己的后事安排,我从无异议,对李锐给他人包括自己女儿东西,我从无关注和反对过。三,我今年已近九十岁了,身体长期多病。李锐刚去世不久,我自己的精神上还没有调整过来,实在无力应付这社会上的各种传言和质疑,我想平平静静度过我的余生,我希望打官司这事不要再来找我了。”声明的落款是张玉珍的签字。

李南央说:“这个声明实际上什么作用都没有,因为它不是法律文件,并没有改变张玉珍起诉李南央这个案子张玉珍的原告身份,李南央和胡佛研究所的被告身份也没有改变,这个案子还继续在共产党领导的法院之中。还有她声明中的‘不是我的个人意愿’,被大家解读为揭发了她背后的党组织,但是她并没有明确的说这是谁的意愿。”对于张玉珍的声明,李南央表明自己的态度,她说:“我不去猜这个声明是真的是假的,除非这个声明有公证。其实最直接的是她撤诉,她撤诉了,她就不是原告了,李南央也就不是被告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也就不是被告了,这是让人相信张玉珍索要《李锐日记》不是她个人意愿的唯一做法。”

张玉珍的声明在微信上流传,引起人们的关注。著名记者高瑜在推特上写道:“被组织胁迫当原告的李锐遗孀,90高龄的张玉珍女士,也受到舆论关注多日,身心不堪疲惫,可想而知。不得不写下排除外界干扰的声明,在情在理。只是不知组织岂可放过她。”另一位网名“酥迷”的网友写道:“一点也不可怜。不是本意干嘛要答应。撤诉啊。”

北京法院的官司并没有阻挡住胡佛研究所开放《李锐日记》的进程。7月12日,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就向公众开放《李锐日记》发布公告,写道:“杰出的中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李锐的资料现在正式开放供研究使用。李锐资料包括:通信、日记、会议记录、工作笔记、诗词、印刷品以及照片,这些资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政方针密切相关,为透视自毛泽东起直至当下的中国政府提供了独特的审思途径。”

美国方面,胡佛研所继续向公众开放《李锐日记》;中国方面,北京法院张玉珍索要《李锐日记》的官司也在继续。而美国法院还没有开庭。这也许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而且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国际官司。李南央表示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让她退缩,她决不允许父亲的日记被中共讨回销毁。李南央相信,她和胡佛研究所将最终赢得了这场《李锐日记》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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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haNew at 9/22/2019 05:10 快速引用
【华夏文摘】刘祖平:10月1日不是我的祖国的生日
发表于 2019 年 09 月 22 日 由 wy

我是中国人。我生于抗战胜利那一年,1945年8月。今年74周岁。

每到国庆前后,国内各种传媒不停地高调宣传“庆祝祖国的生日”,往往还提到这一年是多少岁,比如今年是“70岁整寿”……说话的人也许体会不到,我听了多别扭——祖国怎么会比我的岁数小呢?

我不是孤陋寡闻的人,我知道这种情况是有的。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出生的时候他/她的祖国还没有独立成为国家,所以他/她最早登记的国籍是别的国家(或殖民地、托管地),更糟的话是无国籍的流浪者。

我不是这种情况。我生下来就是中国人。从小有人告诉我,身为中国人我应该自豪,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还有历史悠久——模糊点儿说几千年吧,这个“几千”到底是多少据说有几家学派争论不休,但有两点没分歧:一是这历史远远长于个人的生命;二是没有线索指向开始计算它的日子与10月1 日有关。应该自豪,也因为我父母迎接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喜悦与举国欢庆重叠,日本刚宣布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全国抗战以胜利结束;英勇牺牲的中国军队将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不久后联合国建立,中国成为安理会五常之一,名列“世界四强”(法国正忙于复国,算不上)。

我当然知道10月1日的意义,知道194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集会上讲了话。他讲了什么也有几家不同说法,很多年里最流行的说法好像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一度相信。后来有幸听到录音才确认,他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作为该政府刚就任的主席,由毛泽东来做这个仪式感很强的宣布,显然是不同说法中唯一符合逻辑的。

这就对了。10月1日是这个政府的生日,不是这个国家——我的祖国的生日。

历史悠久的中国,有过许多各成体系自相传承的政府,或者叫朝廷,从周秦汉魏晋,绵延到唐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它们各有自己的生、兴、衰、死,那不能看作中国的生、兴、衰、死,借用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里的话,“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

政府不等于国家,更不等于人民。这本应是常识。

但是,从小学(我1950年上学)开始,我接受的学校教育一直告诉我,政府即国家,爱国就是无条件地赞颂、服从这个政府;尽管习惯了食堂里菜品油水少,主食吃不饱,发下来的粮票布票年节供应票等票券的品种越来越多,商店货架上东西的品种越来越少,我还是相信,在这个政府领导下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世界上别的国家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也看惯了一批又一批各种人被政府或以其他名义的当权者指为“人民的敌人”而当众批斗,看惯了他们“低头认罪”,相信他们是罪有应得。直到1966年开始、为期十年的那场浩劫,我才逐渐察觉,政府和它操控的官媒说的竟然一派谎言,政府的倒行逆施正把国家带进越来越深重的灾难。仿佛一个被催眠20多年的人,我慢慢睁开了眼睛。很幸运,我随着国家走进一段难忘的觉醒期,标志该时期的起点是这时候的官媒领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政府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我的理解,“改革”意味着此前近30年政府的作为毛病很多,可以批评,应该改变;“开放”意味着人民睁开的眼睛可以看向外面的世界,从外面取长补短,在充分交流的国际环境里,国家才有美好的未来。

在觉醒期,我更深刻地认识了这个道理:政府不等于国家。

官媒宣传往往喜欢把政府和国家混为一谈。几十年里,一套极荒谬的逻辑被大力灌输得“深入人心”:反对政府=反对国家=叛国,人人得而诛之;批评政府=反对政府=反对国家;对政府的号令有些不满,发发牢骚=批评政府,接着连等下去;若让政府丢面子,比如说了政绩一大堆好话,又说稍有不足,叫“只看阴暗面”=批评政府,以下照样连等不误。用这套逻辑,几十年里抓出来一批批“国家的敌人”,又叫“人民的敌人”,并且用群众斗争(剥夺一切人身权利,不排除恶劣的人格侮辱和暴虐的私刑殴打直到致残致死,因为“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把他们制服。于是政府这个活太好干了,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永远正确,永远英明,永远为人民所拥护(请注意,按以上逻辑,稍被政府怀疑不太拥护的就不属于人民了!)……有如盲人骑瞎马,结果可想而知。据官媒后来说,国家的经济被推到“崩溃的边缘”,人民则承担了最大的代价,包括数以千万计的勤劳同胞饿死,大致同数量级的善良同胞冤死。

既然政府不等于国家,正确的逻辑与此不同:凡是爱国者,应该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肯定、拥护政府做得正确的事,批评它做得不正确或不够完善的方面,若可能就提出改进的建议,尤其不要放过每个“阴暗面”;这不是政府是否允许的问题,而是宪法赋予国家公民的权利,理应为法律所保障,理应得到爱国民众的支持。这样的爱国者越多、越积极,监督作用越有效,政府的失误才越少,正确举措就越多,国家就越兴旺,人民越受惠。爱国家的人,应该对政府持批评的眼光,常发出批评的声音。这不是很浅显的道理吗?

今天的中国,除了鸡汤文字和养生,公众关心的任何较大议题都会引起人群中激烈的争论,有的闹到夫妻分手、好友绝交。如果多数人有“政府不等于国家”的共识,让争论更有建设性,我想情况会好得多。一事放在眼前,我们先看一看,政府在这个事里起什么作用?它的作用能不能更好一点?

道理有些枯燥,近日的热点议题可能太“敏感”,本文又不想牵涉许多资料引证和数据罗列——举个很久以前、又广为人知的例子吧。三聚氰胺奶粉。

三聚氰胺,一种化工材料,一些“不良奶农”将它掺到原料乳里,造成相当大量的奶粉严重污染,许多消费者特别是婴幼儿受害,中国乳制品业遭到重创。老百姓一开始搞不懂,三聚氰胺不是食品添加剂,不改善口感,也无助于卖相或防腐,不良奶农干嘛掺它?后来才知道,三聚氰胺能改善的是质检指标——为了保证乳制品质量,有关部门设立了乳制品中蛋白质含量的国家质量标准,检测手段是相对较简易的测量氮含量(正常情况下牛奶中的物质只有蛋白质含有氮成分),三聚氰胺和蛋白质毫无关系,却是一种高含氮化合物。与国家标准相应,河北三鹿集团等乳制品公司通过奶站收购原料奶也定了较高的蛋白质含量标准(与欧盟相似?仅听说,存疑),用同样方法检测。问题来了。由于奶牛品种、饲料营养成分或饲养技术参差不齐,不少奶牛饲养户提供的原料奶不达标,奶站不收。怎么办?把奶倒掉?这时候有人发现,往奶里掺一点三聚氰胺,就达标了。开始偷偷摸摸,后来肆无忌惮,你掺我也掺,竟形成业界的“潜规则”,这个词代表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机制,老实本分的良心奶农干不过不良奶农,你用精品饲料精心喂养多费劲,成本多高,他掺点那个粉多轻松,多稳当。听说有的人是“逼良为娼”,牛奶卖不出去走投无路,只好听“聪明人”的主意,掺!奶站的人完全不知道?不可能。反正公司的规定,检测合格就行,生意做大点不好吗?事后看,掺三聚氰胺被抓到的也有奶站的人。乳制品公司管收购的呢?上面要求完成任务,要求竞争奶源,他有从严把关的动力吗?事情如脱缰之马一般无制约地发展,整个行业受灾面极大,波及的奶农分布许多省区,几家乳制品龙头企业皆有污染产品在销售中……直到数十万婴幼儿(成年人一般可将三聚氰胺排出)因为食用污染奶粉罹患肾结石等泌尿系统疾病而事发。一个提高产品质量的措施,就这样为本来毫不相干的有害物质进入婴幼儿的身体铺平了道路。三鹿集团因为受害者人数最多(婴幼儿奶粉是其拳头产品)和事发后极力瞒报——隐瞒自检结果、提供虚假质检报告、花钱封口、设法删除网上相关信息,成为舆论谴责的焦点。事实上,是三鹿的海外股东某公司要求招回产品未果,只好报告其母国新西兰的政府,经该政府直接联系中国中央政府,才打破公司和地方政府欺上瞒下的厚墙。追责看来是严厉的,处理最重的是几个制造出售“问题牛奶”的奶农、一批三鹿高管与石家庄市负责干部。2009年宣判,到现在10年了。

今天再说这个事件,不是要计较当年追责的打击面或力度够不够——那时灾难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了,我希望和读者一起想想,在它还是零散的火星的时候,政府能不能做得好一点,让类似这样的火灾不能发生,或至少烧不了这么大?

设立或提高乳制品质量标准之前,有关部门有没有对国内产业现状做认真充分的调查?不单对企业,还有广大奶牛饲养户,尤其“低端”的、一直能正常使用却即将“不达标”的原料奶出售者,占多少?决策之前,这些人能(比如通过听证会)发出声音吗?考虑过他们的出路吗?该不该设置原料奶分级(而不要一棍子打死)、或者执行新标的缓冲期,并配套贷款、技术培训等救助措施?标准执行了,有没有复查机制?有没有下情上达的通道?那些被“逼良为娼”的人为什么没有在最后一刻投诉自救?这样的意见能不能被当作实情和良心的反映,得到保护和重视,而不是当作破坏稳定的噪音?质检是发现问题的利器。据说我国普遍实行商家送检,它的弊病用不着多高学识就能看得见;正确的做法显然是从市场上随机抽检,样品来源从大型超市直到偏僻乡村,消费者在哪里能买到,就可能到哪里抽样,检出劣质的,就不是某一批次的问题,是你的产品有问题,惩罚一定让你伤筋动骨,不敢再犯。另一个重要机制是复合式的检测手段,检测大多数样品可以用较简易的、可能与商家一样的办法,很小的一个比例(1~3%?)则用更全面更复杂的办法,二者对比。如果这样,早就会发现有些乳制品的蛋白质含量与氮含量推算值严重不符,还会有后来的灾难吗?更可能的是,有这个机制,一开始就没人敢往牛奶里掺三聚氰胺。听起来,这些话都像事后诸葛亮,有用吗?但是,只有这样认真反思,汲取教训,举一反三,用到其他类似施政环节,才叫真的亡羊补牢。否则,问题奶粉的事过去了,会不会又出现问题肉、问题油、问题蔬菜、问题饮料、问题中药材?乃至问题化妆品、问题衣服、问题家具?

理论上,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普世规律表明,市场的最大好处是竞争和优胜劣汰,高效强能价廉物美者胜出,越做越大。政府是干什么活的?当好裁判员,保障竞争有序进行。凡是某个业界出现了潜规则,就是发生逆向淘汰,正当守法的奄奄一息、没有出路,恶意违规、掺假使坏的蓬勃生长,就说明政府的工作有改进的空间。假如拒绝改进,那叫失职。这时候批评政府的、积极提改进建议的人,当然是爱国人士。

本想就这个话题接着说,忽然想到另一件事,和三聚氰胺有点像。教育系统的事。我在大学工作,感触尤深。上级说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好事啊。为此要关注各种大学排名榜,也挺好啊,虽然排法多种多样,各有利弊。有“聪明人”注意到,很多排法有“外国留学生人数”这个指标,这是有道理的:学校质量高,名扬全球,于是各国优秀学子争相报考,学校可以优中选优,优材优育,高水平学生来自世界,服务世界,是所有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亮点。中国各学界民国时期出了很多位泰斗级大师,还有1949年以后多位被宣传甚多的“两弹一星元勋”等前辈,其中不少位有在当时的世界一流大学求学成长的经历,便是很好的例子。当然,普通人都明白,外国留学生人数多是一流大学办好了的结果,不是办成一流大学的成因。但聪明人却从这里看到取巧的捷径——只要他这所大学多招外国学生,排名就提高了!你并没有一流的国际声誉,怎么招?这难不倒他,多发广告,多给奖学金,比一般人的工资翻几倍,再加上住宿条件等等(此处删去三百字)超高待遇,就是了!好学生不来怎么办?降低录取门槛啊,别问学习能力,肯来就行!那能毕业吗?死脑筋,降低要求啊,好赖最后给张文凭,别让人家白来!显然,这种低门槛高奖学金广招外国留学生的做法,思路与掺三聚氰胺的不良奶农是一样的:虽然没任何好处,提高排名指标就行!至于实际上带来的坏处——占用学校资源、败坏校风、客观上挫伤了奖学金奖励的国内优秀学生,而且从长远看,拿着“掺水”的毕业文凭的这样一批学生走向国际社会,如同投放市场的三聚氰胺奶粉,必将使学校声誉进一步降低——不在政策设计者考虑之内。无怪乎老百姓看不懂,搞出这种政策不是有病吗!对比一下,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其实不是一流大学,而是美英等国俗称“卖文凭”(更损的称谓是野鸡大学)的不入流学校,特色是低门槛、低要求、高学费,校方也知道自己发的文凭成色不怎么样,但学生愿者上钩,校方赚钱了。所以他们没病!此事在网络上形成批评的风暴,但被批评的大学安之若素,负责管理大学的教育部不置一词。难道这就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景之一,所谓我国将成为“世界人民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地”?看起来,三聚氰胺式的大学留学生招收政策只是一个症状,这个病的病因病根比我们想到的更深。

结束这个插曲,回到原来的话题。三聚氰胺奶粉这类问题一出现,舆论往往把矛头指向商家,商人“唯利是图”、“道德水平低下”一类话语到处泛滥。有人更就此煽起“仇富”情绪,“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这无助于解决问题。该关注的首先是政府(本文中政府包括立法、司法机构)的裁判员功能。假如商家非法谋利,自有法律对付他,该对付不对付是有人失职。假如商家不违法,而你认为他不该那样赚钱,你应该建议政府修法,规范商家取利之道;政府不作为,该批评的是政府,不是商家。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合法经营的商家赚钱多,说明他投资方向正确、管理有效、产品令消费者满意,对社会贡献大;而且他重契约、讲诚信,道德并不低劣(为避免引起纠缠个案的争论,恕不举中外企业家的例子),至少远高于那些打白条的、今天说了话明天不认账的政府官员。

有人说,这半天你说的都是国内的事,爱不爱国,要看中国和外国有争执的事情,你站在什么立场。我认为,还是要坚持“政府不等于国家”的基本点,具体事件具体分析。例如刚才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石家庄市政府竭力掩盖,新西兰股东主张揭露真相及早补救,一个爱国的中国人,该支持哪一方?

中外有交往就有矛盾,场所之一是WTO。中国2001年加入WTO,现在国内外一致认为,中国后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因此得到很大助力。当年谈判过程可不轻松,中国必须在许多方面有足够的“让步”(为此颇有人责骂中方谈判代表“卖国”),达到世贸组织认为有益于自由竞争的标准;但考虑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WTO对中国有“照顾”或者叫暂时性保护措施,比如允许中国若干领域暂不许外国资本进入、对进口产品抽取较高关税、出口到发达国家则不仅低关税还可以给予补贴等,中国政府则承诺,将随着经济实力增长逐步加强改革,直到成为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个“暂时”多长呢?双方说定,15年,不算短,我想不能说WTO要求太严苛。2016年,争论起来了。中国政府说,15年到了,你们还不承认我是完全市场经济?不承认就是你们出尔反尔,不守约。多数发达国家(此事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不大)说,15年是到了,可是你没履行承诺,保护和限制措施还在,市场没充分开放,当然不算完全市场经济;WTO并没有退出机制,但他们的防御武器如“反倾销”等自然并不会缴械。我们看看这个两三年前的争论。谁说的有理?

第一,我想这个道理很简单,“是不是完全市场经济”是个事实判断,不是由时间过了多久决定。要是相关改革不到位,就算再过50年,该不是还不是。请和我一样在中国生活的读者环顾一下四周,你看这是完全市场经济吗?许多行业像燃油、电力、通讯、银行、保险,不还是国企垄断着吗?假如你了解国外商品行情,你就知道,在中国不仅买外国货比在国外贵多了(因为关税和其他壁垒?),买国产货一般也比在国外贵不少(因为补贴和出口商的竞争?),这合理吗?你手头有点钱,为了保值,想换成外币,行吗?如果你没把握判断,请参考中国政府近年来几次开设新的“自由贸易区”(并配以若干优惠政策)的高调宣示,假如全国都是完全市场经济,那就都自由贸易了,还搞这区那区干什么?

第二,有人说,不管怎样,让步就是吃亏,中国政府这么讲是为国家争利益。且不说15年前的承诺假如不想兑现就扔一边了,毁的是国家信用,更重要的是,及早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良好的竞争机制,才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想当年为入世而让步,对家用电器等行业原有的保护几乎取消,面对外国厂家汹涌而来,这些行业相关人士一片悲鸣(包括大骂谈判代表“卖国”);但是,经过竞争,经过优胜劣汰,一批优秀民营家电企业脱颖而出,其价廉物美的产品不仅占住大部分国内市场,而且走向世界。当初是不容易,但“闯”过来了,国家、企业、人民,谁吃亏了?反过来,在那些严密保护的领域,许多牢牢把着垄断地位的国企,除了规模总量和高管薪金能与世界几百强企业一比,其他方面乏善可陈。更令人奇怪的是,像“两桶油”,没竞争对手,汽柴油价格是外国油价的两倍或更高,本该躺着发横财,却说他们赔钱!所以有专家说,履行对WTO的承诺,是国内经济改革本来就该做的事。这个道理是对的。为什么十多年了没做?很简单,垄断性国企的问题不仅仅是管理无章、效率低下,还是所谓“全民所有制”财富的黑洞。15年缓冲期过去了,还要垄断,还要国家保护,好比土豪家被溺爱的熊孩子,不仅自己永远长不大,永远啃老,还会祸害社会。所谓争利益,争的就是这些行业和与其相关的政府某些人的利益,不是国家的利益,更不是人民的利益——还以“两桶油”的垄断为例,老百姓不但自家买汽柴油要多花钱,还要承担高运费给各行各业增加的成本,说这对老百姓有利,你哄谁呢?

第三,眼光再放远一点。WTO的宗旨是在全球范围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假如某一国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会怎么样呢?如果它的经济体量不大,容忍一点,照顾一下,无伤大局。如果够大呢?非市场经济将在竞争中拥有某种表面上的“优势”。有人说这叫做“后发优势”,因为技术创新不必走弯路了,其实不然,这个优势主要来自政府扶持的国内垄断地位、政府的大额出口补贴、员工的低工资(劳动强度未必低)低福利低维权能力和维护环境的相对低成本,技术上则即使靠海外并购、“技术换市场”政策等拿到一些并非自己创造的“自主知识产权”,其实研发投入不足,没有前瞻性,面对下一个技术挑战的后续创新往往乏力。所谓优势的表现则是超低的报价和庞大的生产规模,能使竞争对手无法招架,换言之,出现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主张后发优势的人说,那还是我们占便宜了!但事实上,就中国而言,得到利益的仍是前面说的那很少一部分人,普通老百姓领取工资比国外低、面对物价比国外高,哪有什么便宜。这种不健康现象造成产业畸形分布,伤害前沿创新能力,扭曲世界经济走势,中国和别国一样不可能从中长远获益;何况吃了亏的别国不是傻子,必然以各种方式限制或还击,形成中国对外贸易“狼烟四起”。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负责任的重要成员,中国该做的事是切实改革开放,认真履行承诺,避免发生这样的前景。

最近有个小事例,也许能说明相对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意味什么。美国Costco(开市客)在上海的一家店,开市第一个半天挤爆。对事件原因、顾客素质、商家前途等的讨论很多,本文只说一点,Costco价廉物美。价廉据说主要是减少了中间环节的层层盘剥,物美据说首先是不担心它有假货。为什么Costco在美国能成长壮大,而中国的商店似乎学不来?营商环境该怎样改善,才能让商品价格更合理,质量更有保障,让这样受欢迎的商家(就算水平比Costco还差一截)在中国遍地开花?我想,这样的问题是政府首先该考虑的。

有的人这时候要说,你就是“只看阴暗面”,怎么不说光明面呢!政府的成就你看不见?本文不谈政府靠向人民收税运转、必须向纳税人负责等常识,只是向读者建议,对“成就”也要睁大眼睛,做得真像宣传说的那么好吗?该不该做得更好一点?

以一个“最大成就”为例:GDP,国民生产总值。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保持多年高速增长,现在高踞世界第二,离美国老大已不远(据受政府青睐的专家如胡鞍钢说,实际上中国已经是老大了!)。作为结果,政府掌控的国力相当可观,很多(不敢说有多大百分比,能到一半吗?)老百姓手里攥着不少钱,出国消费“买买买”的人潮成为一景。有人因此责问,“要不是政府领导的好,行吗?”“你们还不感恩?”

这么大的GDP,值得仔细看看。从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角度,有没有无效的GDP,或者效率很低、投资收不回成本的GDP?最刺眼的例子是不时看到楼房厂房被爆炸、拆毁的新闻,原因各不相同,不符合规划(规划变了?)、质量问题(二三十年前建的,现在是危房)、去产能、环保不达标,都有可能。但不管什么原因,当年建设它是GDP,后来拆除它也是GDP。该怎样加强决策科学性,使这样的GDP少一点!再比如,我到过不少市县,富丽堂皇的政府办公楼比发达国家的国家级政府机关并不逊色,在当地如鹤立鸡群,这种GDP是不是低一点更好?另一种是为某国际盛会或赛事兴建的豪华场馆,平时有什么活动可办,有多少收入?一些基建大项目,几乎完全建在高架预应力梁上或隧道里的高速公路铁路,难度堪称世界之最的大型桥梁(包括著名的港珠澳大桥),照片或视频雄伟得令人叹为观止,但令人尴尬的是公路上、桥上看不见多少车辆行驶,高铁据说一天发不了几班车——许多建路地段位置偏远,没那么大的交通需求,港珠澳大桥则早有人指出,三地行车驾照、牌照彼此独立,可自由通行哪怕其中两地的车子为数寥寥。另外,有几个数字随GDP一起上升:一是对政府主导的限期强力拆迁不满者人数(本文不加评论);二是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高筑的债台,总额超过它们能完成的年度GDP,工程完工后的效益不要说归还本金,运行维护费、债务利息都难以承担;三是清查出来的贪腐官员受贿金额总量和最大值,增速犹如火箭,明显远快于GDP,部分原因是许多官办项目“油水”大,谁拿到就一步登天、家财万贯,于是能决定“项目给谁”的官员,以及能决定“有决定权的位置给谁”的更大的官,就有了“权力寻租”空间。这个GDP细账,是不是该查一查?

GDP总量确实名列前茅;但政府不讳言,中国的人均GDP并不高,世界排名大致处在中游,“所以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才反映一个国家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政府的施政水平。但要反映政府服务人民的水平,更好的衡量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这就更可怜了,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地区,中国排名位置离队尾比离排头的近。这还没考虑政府在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补贴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拿中国大陆和别的国家/地区比较,这几个话题中的每一个都能写成很长的文章,本文不多说了。一种比较方法是计算各国家/地区的人均享受福利;另一方法是把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为了医疗、教育、养老而不得不由个人承担的人均刚性支出,才是真正能自由支配的人均财力,再与别家类似计算结果比较。对不同的城市,还可参考的一个数据是当地的房价收入比,两数相除,被除数是合理的小户住房面积乘以当地平均房价,除数是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一般应高于全国人均)减去当地刚性支出,得到的比值是该地为了攒钱购买起码条件的住房,人均“不吃不喝”要用多长时间。中国城市的房价收入比绝对世界最高。我觉得,另一个数更容易算,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百分比,反映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平均而言有多少能用于自我改善生活质量。我没算,但我估计,中国这个指标的世界排名只会更靠后,处于相似水平的国家大概寥寥可数。和GDP总量相比,政府是不是该把这些指标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有人说,这些数字不用看的,看巴黎伦敦商店里抢购的人潮就行了,外国人都说中国人比外国人有钱。这么说太简单化了。一,能到那里购物的,毕竟是少数中国人;二,什么驱使那些人发疯般地“买买买”?我猜,他们之间典型的交谈是这样的:“妈呀,(和国内比)这么便宜!”“别管款式,反正是真品,没有冒牌的!”“好不容易换点美元,你还带回去?傻呀!”也就是说,这不能简单归因于“钱多”、“购买力强”,由此对中国政府的评价很难算赞美。至于外国人说中国人有钱,恐怕更基于别的现象,比如2008北京奥运会这一类国际盛事的宏大排场,外国政府连称花不起这钱;又如若干中国人在国外掏出大笔现金购买豪宅、豪车连眼都不眨的阔绰(不久前,加拿大一群留学生驾豪车游行,相当拉风),这些人的可支配收入确实可藐视天下万邦,中国老百姓该不该以此为傲,就不好说了。不否认这些人中有的可能有合法经济来源,但有的就可疑,或许正是国内“来有影去无踪”的吸金黑洞的出口;假如有关方面以扫尽老虎苍蝇为己任,不妨查一下,相信必有收获。

正在写本文,网上有新数据。发改委8月29日新闻发布会高调宣布,“2018年财政收入达到18.3万亿元,外汇储备在3万亿美元以上,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人口总数算14亿吧,这就是为政府财政收入人均贡献1.3万多元(一年),为外汇储备人均贡献2100美元以上,折合人民币1.4万多元(历年合计;该款换成人民币在国内市场流通,外币则由央行收缴,政府有支配权)。不知道这两个人均量的世界排名如何,估计都是高水平的。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再考虑到中国政府财政的福利性支出占比,中国老百姓的人均对国家贡献率应该妥妥地处于世界前列。我注意到,发改委领导宣布时的语气颇为骄傲,新闻稿说他在“亮出‘成绩单’”;不免觉得不太对头,政府从纳税人那里收来的钱多不能算成绩吧,更该说的是这些钱都做什么用了,在多大程度上用得合理、高效,人民福祉已有和将有多大改善。换言之,新闻发布应该不是骄傲的“亮成绩单”,而是一次比较谦恭的汇报,纳税人做出那么高的贡献,理应了解施政情况,有权表示满意或不太满意。

有的人这时大概将拿出“杀手锏”:说政府的成绩,要和70年前相比(不知为什么,那次发改委新闻发布只提到1952年的数据,而没提1949年以前的),别说绝对值,要看进步之大之快。接着的话大致是,“当年‘一穷二白’,到今天世界老二,速度举世无双!”“今天人民看电视、用手机,生活比旧社会皇亲国戚都强!”“要不是政府领导好,行吗?”“这是制度优势!”“不讲这一点,就是居心叵测,就是卖国!”

请别忘了,我并没说政府没有成绩,而是说爱国者应该有批评的眼光。如果有人偏要说,不管怎么样,政府就是好,他有这么说的权利,但不要把7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硬说成一国政府的功劳。中国的经济基础曾非常薄弱,这些年进步不小,多数人的生活大有改善,这是事实。但不是事实的全部。愿意用数据说话,看问题要看历史变迁,这都值得肯定。但举出的数据、选定的历史节点不要像变戏法似地用帘幕把大部分遮住,“唯取我所需”;而应该力求让数据全面、准确地反映一段历史的真实,相关的评论总结应该是开放式的,有不同意见争论的。

政府曾经用人均GDP数据说明“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也认为,人均GDP最适于标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反映政府施政水平。人口基数越大,GDP总量就越大排名也越靠前,未必政府水平越高。最能反映历史的数据是这70年中国人均GDP的增长过程,当然包括1952年、2018年这两个时间点,其差异确实反映这66年有巨大进步(人均GDP的增长倍数与GDP总量差不多);但应看到更多细节,比如看1949年以来每一年的人均GDP,可以看出哪个时期增长较快,从中总结经验,也不必掩饰有些时段增长很慢甚至“负增长”,说明那时的政府遇到了特殊困难或有什么举措失当,从中汲取教训。这样的数据表或曲线图既能帮助政府改进工作,也有助于人民更好地了解政府决策的背景和难处。这样的图表网上好像能搜到,有些学者著述中也有介绍,虽然我不敢说这么多年的数据都是真实的——以我的人生经验,有些年的政府统计数字或浮夸冒功,或粉饰遮丑,并不可信。我印象中,有学者通过研究对某些数据做过尽可能提高可信度的修正。但网上图表可以“姑妄听之”,它们的走势大致反映这70年的过程,比方说,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后经济加速上升。为了说明自己工作有成绩,我觉得,政府不妨在认真核实、对历史数据做必要的修正后正式发布一张官方审定的人均GDP增长曲线图表,作为向人民汇报的“答卷”——最好不要叫“成绩单”,除非写答卷的人认为他有权给自己打分。客观地说,这份答卷上,改革开放后的数据有亮点。

可是,假如想加上“举世无双”、“制度优势”这种评语,光看自己一家的曲线就不够了。至少应该有全世界人均GDP的70年增长曲线,还应(排除体量过小、具有特殊先天条件等不可比因素的对象之后)挑出十几个国家/地区的人均GDP对应增长作为参照,看看人家什么时候发展快,快到什么程度和达到什么高度,或者什么情况下变慢了,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值得借鉴。本文不准备举出具体参照对象,因为,有的人希望用来参照的全是人均GDP排在中国后面的“差生”,假如不然,举了所谓西方国家,一顶“崇洋媚外”的大帽子大概立刻扣过来;举东亚、东欧国家也各有不同的政治风险;要是举70年前情况相似、非洋非外、同属于中国的“地区”呢,帽子比那个更大,你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有参照对比全世界和若干国家/地区的人均GDP增长情况之后,每位中国人才能对中国政府70年的政绩打出合理的分数。

提到“崇洋媚外”四字,可能触及有些人的神经,“这是你的狐狸尾巴!”“处处找中国政府的茬,还不是为了说外国好!”接着的话可想而知,西方国家如美国的民主是“假民主”,一切由大资本家操纵,民主是做做样子而已,人民怨声载道,某次电视播出美国老百姓如何痛斥其政府,我国有自己的国情,决不能照搬西方,云云。

首先,“美国有人骂政府”与“中国政府有没有问题可批评”这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没有逻辑关系。如果此人这些话是从别处原封不动批发来的,这一段以下文字他不必看了。假定他看“美国人骂政府”等新闻后自己动过脑子,我提醒几点,建议他再动脑时参考:一,该新闻说明,美国政府出台政策,老百姓会掂量它是否保护自己的利益,是否符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政府所为,确实有不满;二,在美国,这样的不满是可以公开说的,可以上报纸上电视,也可以坦然回应中国记者采访,不必害怕被指为“受外国势力操纵利用”,换言之,美国的民主是真是假不知道,该新闻证明,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是真的;三,人群中有这种不满,似与政府政策形成对立,这不影响政府正常运作,未必造成社会不稳定或动乱,如果看新闻多了,可知引起对立的具体政策有可能原样推行,也可能暂缓或加以修正;四,特别是有些为中国政府所反对的美国政府政策,你在中国电视上好像只听见美国人一片反对声,好像美国完全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其实赞同的声音也有,甚至可能更多,只不过美国人两种声音都能听到,而你只听得到一种。

民主说的是如何立法和政府如何组成,本文主题不涉及民主。不过我一直想不通:既然美国是假民主,我们比他们优越得多,那如上所说,人民可以批评那个假民主政府,为什么我们充满自信的人民共和国政府“不照搬”的结果不是“可以更方便、更制度化地批评”,而是“不可以批评”?甚至民间有了批评,会遭到类似当年三聚氰胺事件时石家庄市政府和三鹿集团导演的那种屏蔽封堵?这个句式可以套用,比如,那个假民主政府能做做样子地公布官员财产,人民共和国政府“不照搬”他们,为什么不是“更透明、更可核查地公布”,而是“不公布”?

本文快写完了。

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70周年纪念日已近在眼前。如多数正准备“共度时艰”的同胞所预料,政府庆祝生日活动的排场将令世界再次震惊:“知道他们敢花钱,不知道他们这么敢花钱!”最难受的一定是那几个号称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承认这个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是不是犯傻啊?

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祖国。我希望中国政府在这个日子前后,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全面翔实的数据,向人民汇报它执政70年的成绩、不足之处和对前景的展望。我将用批评的眼光对待这样的汇报。不管将发生什么,我相信,我的祖国有光明的未来。

2019年9月,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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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四八五期(cm09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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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haNew at 9/22/2019 13:14 快速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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