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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020 04:37
龍應台 - Lung Yingtai
9 hrs ·

風月同天

一般輿論中,對社會行為的反省多,對文化深層的思索少,對文字語言的深究就更少了,而其實,文化深層是種種社會行為的來由,文字語言又更是文化最深處、埋在地下的根了。

「為什麼別人會寫『風月同天』,而你只會喊『武漢加油』?」

有原因的。

如果集體的語言貧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那是因為集體的心靈貧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了⋯⋯

———————————

全面推进、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切实抓好、扎实推进、加快发展、持续增收、积极稳妥、从严控制、严格执行、坚决制止、明确职责、坚定不移、牢牢把握、积极争取、深入开展、注重强化、规范改进、积极发展、明显提高、不断加强、大幅提高、显著改善、日趋完善、比较充分……

说上述词汇是成语的,不但蠢,而且坏,这些词汇的本质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保守修辞,这不禁让人联想“多快好省”、“三面红旗”等四字搭配。四个字的不只是成语,也可能是易烊千玺。就像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下联对“一带一路四中全会”,对仗平仄都没大错,但是不能这么用。

今天我们的修辞似乎走入到死胡同里,前进无路,倒车无力,官样文章中的修辞贫瘠犹如念经,据说已经延伸到了小学生作文。如果我们把这种词汇而不是“风月同天”或是“岂曰无衣”传给我们的后人,试想千百年之后的子孙后代,会用什么样的语言交谈? ——韩晗
———————————
为什么别人会写“风月同天”,而你只会喊“武汉加油”?
作者:韩晗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八个字火了,火的不是时候,也是时候。

不是时候,是因为正值疫情蔓延,危急时刻不能玩情调,否则自讨没趣。说是时候也有道理,恰是传统文化复兴的关键时刻,此时不火,更待何时?

很多人不懂这几个字的来由,我初看也不知来自何处。幸亏钱文忠教授微信解惑,细述八字来由,始知渊源有自。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尤其行文修辞典雅,但我们大多数都望尘莫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八个字,是盛唐时日本权臣长屋王赠给中国高僧大德袈裟上刺绣的字,后面还有“寄诸佛子,共结来缘。”日本是非常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尤其是唐代文化。其实唐代也是中国修辞学的一个重要起点,古文运动与诗歌皆为中国文学之冠,而且“修辞”一说正是在古文运动中被较为系统地提出: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语出韩愈的名篇《争臣论》,“修辞明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修辞主张,在韩愈看来,修辞的核心是“惟陈言之务去”、“惟古于词必己出”甚至“必出于己,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一言以蔽之,修辞必须创新。韩愈本人是修辞大师,我们知道韩愈写过《师说》,这是文质彬彬的韩愈。梁实秋先生讲过,骂人也是语言艺术。所以说修辞当然不只是温文尔雅,骂人骂到极致,更可见骂人者修辞水平之高: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韩愈骂的谁?佛祖释迦摩尼的舍利子,当时唐代佛教盛行,唐宪宗执政时,法门寺开塔,全民迎佛祖舍利,一时盛况空前。韩愈反其道行之,直接给唐宪宗上书,在他看来,即使释迦摩尼借尸还魂,不远万里来长安朝拜,最多也只是安排外交部长请客吃个饭,皇帝送一件袈裟,然后送客滚蛋,到此为止。若是尸骨就算了,这玩意儿不但“枯朽”而且“凶秽”。一代文宗,如此辱骂佛祖却不带一个脏字,恐怕旷古绝今,行文中处处见怒火却笔扫千军,更见识其修辞登峰造极,中国古典修辞之美,于此亦可见一斑。

这次新冠肺炎蔓延,满世界看到的是“武汉加油”,或者“湖北加油”,再往上“中国加油”,精神可嘉,但修辞贫瘠却令人汗颜。后来日本方面又送来援助物资,又改写“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句话很多人倒是读过,因为入选过中学语文教材。遗憾在于,这些课文年轻时都耳熟能详,甚至还能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名句,可惜到头来激动了兴奋了还是只能说一句:卧槽。

当然有人说,谁说我们在修辞上没有创新?且看我们创造出了古人从未使用过的新成语——

全面推进、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切实抓好、扎实推进、加快发展、持续增收、积极稳妥、从严控制、严格执行、坚决制止、明确职责、坚定不移、牢牢把握、积极争取、深入开展、注重强化、规范改进、积极发展、明显提高、不断加强、大幅提高、显著改善、日趋完善、比较充分……

说上述词汇是成语的,不但蠢,而且坏,这些词汇的本质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保守修辞,这不禁让人联想“多快好省”、“三面红旗”等四字搭配。四个字的不只是成语,也可能是易烊千玺。就像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下联对“一带一路四中全会”,对仗平仄都没大错,但是不能这么用。

今天我们的修辞似乎走入到死胡同里,前进无路,倒车无力,官样文章中的修辞贫瘠犹如念经,据说已经延伸到了小学生作文。如果我们把这种词汇而不是“风月同天”或是“岂曰无衣”传给我们的后人,试想千百年之后的子孙后代,会用什么样的语言交谈?

顺便说一句,除了中国大陆修辞贫瘠之外,另外一处修辞灾区就是香港,当然我不是说香港的学者与作家,最好的汉语修辞——饶宗颐、金庸、董桥与最差的汉语修辞——港媒都在香港,港媒的抑郁狂躁,其修辞已不止于贫瘠,如“XXX劈三腿狂亲嫩模”、“XXX巨乳诱惑贱男”之类的洪水猛兽般标题已经自成一家,令人侧目,怕羞者不敢当街读报,怕反面标题吸引路人误判自己是登徒子。这种修辞亦不是香港特有,乃至民国上海小报风格,1949年风云突变,一批报人南下香港,也将这类杂碎修辞带来,始开此风,七十年来修辞不变,近年来反而愈发光怪陆离,亦是奇闻。

当然好的中文修辞也并非只有日本有,中国台湾与海外华人也保留了非常好的修辞传统。记得十几年前,正在读大学二年级,一位台湾学者给我写信,“台鉴”二字一时无法理解,也不知回信是否也该用这两个字,于是急盼有高人解惑。

正好某个阳光灿烂的夏季中午,古典文学专家杨树帆教授邀我到府中品茶,我忽然想到此事,于是问及此问题,杨教授微微一笑,用浓重的四川口音为我解答:“除了台鉴,还有钧鉴、惠鉴,这是古人写信的尊称,表示是请你过目,玩修辞,古人花样多得很。看看我们今天,写信在对方称呼后面只会加‘你好’这两个字,但是对方如果女性,你就不要用台鉴,最好用芳鉴、淑鉴,如果年长的女性,则可以用惠鉴。”

临别前,杨教授建议我读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他告诉我,修辞是一门学问,形容为人类语言的一种境界亦不为过。后来我读西方理论史时发现,古希腊人重视修辞,古罗马更甚,干脆将修辞学发端为学问,犹如中国古代的“六艺”,以至于相关论著好几种,如昆体良(Quintilian)的《修辞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与无名氏的《献给赫伦尼》(Ad Herennium)。

古希腊与罗马人的修辞,恰用在政治学上。比如说西塞罗,是政治家也是修辞学家。古罗马贵族16岁就要去念修辞学校,犹如我们今日的大学,学的就是如何雄辩,如何说话,如何成为一个用语言表达思想的人。但修辞与政治相联系,却源自雅典民主政治的伯利克里,在雅典时代,“言(logos)行(ergon)一致”是雅典时代修辞学的核心命题。比如说雅典时代对于好吹牛逼者(eu legein),一样鄙视有加。

其实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修辞学,说到底无非是研究如何通过语言来精准、优雅地传递信息。说到优雅,这里面就自然就会“花样多的很”,因此古罗马的诗歌,翻译起来绝非易事,当中一个代表是古罗马语言大师维吉尔。这位诗人说话并不容易让人一眼读懂。马克思是维吉尔的拥趸之一,在马克思最有名的那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里,开篇如是说:

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不会在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查法令公布之前就声明说: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

最后这句话是拉丁语,Danaos是答耐人的意思,就是希腊各部族人。整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纵然希腊人携礼登门,我亦恐惧万分。”这是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里的名句,懂得拉丁文的人不多,但知道马克思这句话的人不少,可是有谁知道语出维吉尔?

说维吉尔是修辞大师,马克思亦不遑多让。比如说这句话德文原文中用了“Unzufriedenen” 一词,翻译成英文是malcontents,就是“心怀不满的人”的意思。这个单词在马克思的文集中并不鲜见,但绝不止一种意思,有心的人可以查一下,在不同的文章中,各自是什么含义。这般看重修辞,今日看来近乎不可思议。

杨教授说“玩修辞”,于我启发甚大,修辞本身就是用来玩的。要把玩品读,我喜欢读台湾作家的书,包括台湾学者。因为台湾没有经历过五四,没有被“口头的白话文”瞎折腾,也没有经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更不会被大字报体与口号诗所荼毒。当然与之类似的地方还有海外华人,有一段时间喜欢马华作家,也是因为修辞,比如说黄锦树。

这几年每到海外大城市,必去唐人街,既是旅行,也是思考。当中最喜欢悉尼唐人街,因为华人去悉尼较早,因此店铺招牌、报章启事乃至对联匾额,无一不有着典雅的修辞,“礼失求诸野”便在于此。人家的报纸,内容不过是海外华侨的生老病死与悲欢离合,但读来却令人齿颊留香。

中国学生缺乏三门课:伦理、逻辑与修辞,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没有伦理,不知善恶,缺乏逻辑,难判是非,不懂修辞,不辨美丑。修辞与美丑何干?修辞是语言之美,语言是人类最基础的交流符号,往上则是图像。连语言的美丑都不分,谈何图像?当我们嘲笑“老年专用表情包”时,这些表情包也在嘲笑我们,正如你凝神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待你满头白发时,审美未必强于今日的父辈。

最后再冒死说一句,我们的修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若再不创新,中国人几乎丧失了会说话的能力。创新要有方向,是应当朝更远的历史深处回望。就像是当人家说出“风月同天”时,我们不只会说一句“谢谢”,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武汉加油”和“风月同天”,不搭。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日 于小茗堂



张淳
张淳 山川异域、日月同天,确实很棒,很多大陆人也羡慕这么美的修辞用心,但是也不必上升太多。1949老共接受的是一个多么贫陋的国家,仓廪实而知礼仪,这些年慢慢的越来越多人知道优雅的生活也是一种人生目标。这个是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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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他么?曾揭萨斯真相的蒋彦永医生现状(图) 2/10/2020 04:09
还记得他么?曾揭萨斯真相的蒋彦永医生现状(图)
文章来源: NTDTV 于 2020-02-09 16:58:40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被阅读 44486 次)



曾揭露中共隐瞒萨斯(SARS)疫情的退休军医蒋彦永自去年以来被当局软禁在家。蒋彦永的家人和朋友向英国媒体予以证实的同时,也披露了蒋被施加药物,导致记忆力严重丧失等内幕。

据英国《卫报》独家报道,在率先揭露武汉病毒疫情的李文亮医生去世后,曾在2003年率先揭露中共隐瞒SARS疫情的蒋彦永的命运引发关注。

蒋彦永今年88岁。他的一位密友告诉《卫报》,自去年四月以来,中共官员切断了蒋彦永与外界的联系,并限制了他的行动。被软禁前夕,蒋彦永致信中共高层,要求重新评估89年的六四亲民主运动。

他的妻子华仲尉证实,他被限制在家。

“(当局)不允许他与外界接触。他待在家里。他没有与外界交流的方式。” 华仲尉说,“他的身体不好。他的精神状态也不好,他的状况不是非常好。”

华仲尉说蒋彦永患有肺炎,去年在医院接受了治疗。

“对不起,不方便说得再多了。” 华仲尉说。



蒋彦永夫妇。


蒋彦永的朋友说,从去年四月开始,蒋在北京的301医院接受一个多月的治疗。他此前曾在这个医院工作了60多年。治疗期间,他受到当局严密监控,禁止其家人探望。

他的朋友透露,蒋当时变得情绪激动,并被给了药物,但这种药导致他严重的记忆力丧失。自从那时起,当局就一直限制他的行动。

另一位朋友补充说:“我们很久没见到他了,也无法联系到他。我们听说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影响。”

蒋彦永:有责任将SARS真相告诉世人

在2013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中,蒋彦永回忆2003年他揭发SARS的经过,并强调他坚持讲真话的决心。

2003年,面对中共当局严重隐瞒疫情,蒋彦永于同年4月4日晚上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写了下来,分别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央视四台和凤凰卫视,最后一句话是:“我提供的材料全属实,我负一切的责任。”蒋彦永当时认为已到了时不我待的关口,因为4月中旬,会有大量中外游客来北京旅游,非常有可能染上SARS,并可能传播到全国及世界各地。“那样对我国和世界人民将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我有责任将知道的情况告诉世人。”他说。

但几天过去,蒋彦永却没有等到任何回应。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与《时代周刊》得悉后主动找到蒋,蒋透过接受访问从而把国内疫情公开,因而引发舆论之重视,同月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来华调查疫情。

“作为一个医生,保护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对危害病人的各种行为都应该加以反对。对医生来说,实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坚持讲真话’。”蒋彦永在2013年的专访中说,“50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多次要求中共为六四平反

据报,蒋彦永曾任301医院外科部主任。蒋彦永多年来一直以不同方式致信中共高层,要求为六四正名,甚至疑似因此受到限制出境,但他仍认为,自己坚持发声是基于对生命的尊重。

在呼吁当局承认89年学生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后,蒋曾被拘押并被迫接受洗脑。

“党犯的错误应该由党来解决。越早解决越彻底越好。”蒋彦永于2004年在纪念六四15周年时写道。

他曾在一封给中共高层的信中证实,1989年六四事件时,中共军队在天安门使用达姆弹(Dumdum bullets,开花弹)镇压民众的说法。士兵使用特殊的开花弹,粉碎后造成的伤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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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吴敬琏非典反思录:把政府和人民的主仆关系倒过来 2/07/2020 17:25
重温吴敬琏非典反思录:把政府和人民的主仆关系倒过来
文章来源: 吴敬琏 于 2020-02-07 13:01:43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被阅读 7237 次)

2002年11月初现于广州的SARS疫情,由于有关部门的疏忽和失误,到今年3-4月之交,酿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

面对着严峻的形势,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当机立断,改弦更张,摒弃了处理这类事件的传统做法,大幅度提高了政府施政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撤换了不称职和有失误的官员,组织和带领政府工作人员承担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职责。这一系列举措,加上此前政府领导人工作作风和新闻报道等方面的改进,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吹起了一股新风。

尽管在非典疫情初期发生过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严重失误,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渎职、退缩和工作不力的官员,一度造成了疫情扩散失控的危险态势,但党政领导人亲民、负责、务实的形象还是得到了全国上下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认同,由此很快形成了全国上下戮力同心迎战非典的局面,使疫情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遏制。

这次危机的整个过程说明,我们的社会组织、公民素养,特别是沿袭多年的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方式和做法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因此,这次非典危机实际上是一次社会治理的危机。在疫病过后,也就面临着一个二者择一的选择:或者是吃一堑、长一智,真正汲取教训,不失时机地推进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防止今后出现类似的失误;或者是好了疮疤忘了痛,疫病的压力一旦减弱,传统思维方式的惯性就把人们重新推回到旧体制、老路子上去。

如果是后者,结果就会象许多普通百姓所担心的那样:“白得了一次非典”,以后还会重蹈覆辙。

近日卫生部和北京市某些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当众发表的完全可以称得上奇谈怪论的惊人言论,使大家都能看到,这种危险何等地现实。

痛定思痛,我们应当从这次危机中汲取什么教训?如何推进改革?我看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当沿着“亲民”路线,从公开性、透明度和对党政官员的问责制度着手,改变政府的施政方式和社会的治理方式。

建设“服务型”政府

把“全能大政府”体制颠倒了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校正过来

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社会制度的最重要特点,是“全能大政府”包揽了从经济到政治一切事务的决策权。从经济方面说,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垄断了所有类别的经济信息和经济资源,企业只是政府手里的“拨一拨,动一动”的算盘珠子,个人更是从摇篮到坟墓一切听从政府安排。

这样的经济体制最终把中国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带来了转机。它促成了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转变的过程虽然纷繁复杂,但就其本质来说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政府放弃垄断,把经济决策权归还给经济活动的当事人,由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和各自的利益判断,分散地进行决策。2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从根本上说来就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伟力获得解放的结果。

尽管目前我国经济体制在一些重大的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毕竟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政治体制方面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要逊色得多。邓小平在16年前就提出过政治改革不能长期落后于经济改革,不过即使在那以后,它的推进仍然十分缓慢。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启动政治改革,但迄今为止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次SARS危机就使政治社会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暴露无遗。

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全能大政府”体制颠倒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130年前马克思在讨论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反复申论,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社会的公仆成为社会的主人”。在“全能大政府”的体制下,虽然一些党政机关和官员也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口号写在墙上,挂在嘴边,可是他们实际上处在“社会的主人”和“群众”的“首长”的地位上,可以以“国家目标”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关系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替自己治下的“百姓”做主。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这种完全颠倒了的关系甚至能够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例如地方官员被称为百姓的“父母官”,为政清廉的官员,被赞誉为“民之父母”,都成为见惯不怪的事情。至于一些不法官员则利用自己的权势对百姓颐指气使,不但不受选民和纳税人的监督,甚至连请愿和“上访”也被看成“违法”“犯上”行为从而被禁止,事主甚至遭到迫害。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陈规陋习,才会使一些负责官员在SARS传播这个关系大众生命安全的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封锁消息、隐瞒疫情、散布虚假信息,居然还自认为理所当然,合乎政府办事的规程。

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主仆关系重新颠倒过来,重要的不在于宣言,而在于建设对基本人权和对政府权力约束都有明确设定的宪政秩序;这就是说,要按照中共十六大的决定,推进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社会。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必须是可问责的。人民群众对公务人员监督权和罢免权的行使,要通过可操作的法定程序切实得到保证。

政务公开,公共信息透明化

信息公开方面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个别负责官员固然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全能政府体制下形成的一套陈规陋习,其中包括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制

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对于决策权的垄断,通常靠他们对于公共信息的垄断来支撑。政府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本来是一种公共资源,是公众得以了解公共事务和政府工作状况,监督公务人员的必要条件。因此现代国家通常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才能把政府和政府官员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但是,全能政府的体制却往往把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反映处理过程的信息看做是党政机关的“内部秘密”。这种体制的长期运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应对危机事件的套路:无视人民的知情权,实行所谓“外松内紧”,严格“保密”,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

于是,获取信息成为一种特权,不法官员可以把公共信息化为私有,用以作为寻租的工具。他们不但可以利用这种不透明的制度牟取私利愚弄公众,也可以利用它来蒙骗上级行政机关。近年来许多贪赃枉法的官员利用舆论钳制,一手遮天,欺压群众,作威作福的案件长期不能得到揭露,实在足以使人触目惊心。

由于对待疫病等突发事件的这种老做法基本没有受到触动,在SARS疫情开始扩散的时期,一些政府官员就是按照老套路办事的。SARS疫情于2002年11月初现于珠江三角洲。到今年的二三月间,公共卫生部门已经清楚地知道广东地区爆发了一种病因和传染途径都不分明的烈性传染病。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向全世界发出出现急性呼吸系统流行病的全球警报。但是我国公共卫生部门继续对公众、乃至医疗机构封锁消息,以致在各医院在知识准备和物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一位在广州染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而辗转到太原和北京求医的山西患者,就使这种危险的瘟疫在北京和整个华北地区传播开来。仅北京的人民解放军301和302两个医院,就有数十位医护人员染病,而和卫生部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北大附属人民医院仓促上阵,与SARS进行“肉搏”,导致40多位医务人员倒下、主任医生丁秀兰病逝。到4月上旬,疫情在北京全面扩散,而在这时,卫生部门的负责官员还公然一口咬定,北京只有12个SARS病例,死亡3人;“中国部分地区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正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人们不能不问:如果不是遵循上边所说的那一种传统的套路,对疫情加以封锁,蒙骗公众,SARS疫情何至于发展到如此灾难性的地步,这么多人的生命又怎会遭受如此重大的牺牲?

在信息公开方面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个别负责官员固然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全能政府体制下形成的一套陈规陋习,其中包括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制。在现代社会中,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乃是社会信息交流的主要渠道和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的有力手段。但在传统体制下,它们被称为“宣传工具”或“舆论工具”,也就是传达领导声音、落实领导意图、形成领导所希望的舆论的工具。这样,它们的重要社会功能都被这种宣传工具的功能所取代,甚至社会新闻哪些可报道,哪些不能报道,都要由有关领导定夺。

在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信息爆炸”的今天,遏制传媒发挥应有的作用,只会使社会生活处于信息阻断的状态之中,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将十分严重。这次SARS危机初期,有些传媒的领导和某些新闻从业人员生怕宣传主管机关怪罪下来,延误了公众和政府领导人及时掌握疫情的时机,这是使SARS迅速扩散,形势差一点完全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传播体制的改革应当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SARS危机之后提升我国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一项重点工作。

提升社群自组织能力

应该填补“社群缺位”。发育良好的市民社会和社群组织不但可以从多方面弥补政府的不足,而且能够起到与政府工作良性互动的作用,使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更加具有向心力和认同感

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而要发展市民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却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市民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因此在1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后,除了独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组织都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不论属于什么行业或领域,都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体系,或者叫做“没有社会的国家(state without society)”。如果政府领导作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

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准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因而,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可能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当然也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家庭的功能开始复苏,民营企业等非政府组织作用也日渐提高。但是,其他方面的社群组织,例如社会基层的自治机构、行业性的同业公会、以及具有专门目标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NGOs)仍然十分弱小,这表明民间社会的发育程度很低。有的学者把这种社会组织的缺陷叫做“社群缺位”。

在这次SARS危机中,这种自组织能力薄弱、市民社会发育不良的缺陷使中国除了政府单打独斗,几乎没有社群组织有力量提供普及知识、募集资金、为患者和医疗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等活动。

而且,由于科学研究、医疗设施等社会机体都归并到了实行“官本位”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对于病源和诊治方法的正误不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科研程序作出判断,而是由官员说了算,“谁的官大谁就是真理”,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有人说,中国的科学家在SARS面前整体打了败仗。其实在我看来,造成失败的并不是中国的科学家,而是行政化、官本位的科研体制。在政府采取撤换责任人员和如实披露信息等果断措施以后,由于从全国各地来京打工的民工缺乏社群的归属,北京有上百万外来人员夺路而逃,四散回乡,造成了疫情向防治力量极其薄弱的农村地区扩散的极大危险。这一事件,也凸显了大城市中外地居民缺乏自己的社群归属所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

看来,现在应该是开始填补这种“社群缺位”的时候了。发育良好的市民社会和社群组织不但可以从多方面弥补政府的不足,而且能够起到与政府工作良性互动的作用。

(此文于2003年6月25日转发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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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1025 发表评论于 2020-02-07 14:18:07
2003年的预言:

“如果是后者,结果就会象许多普通百姓所担心的那样:“白得了一次非典”,以后还会重蹈覆辙。”
红尘枉死 发表评论于 2020-02-07 13:38:41
还不是中共的舔狗
Armweak 发表评论于 2020-02-07 13:29:38
天朝酱缸国每每遇到一些大事、大灾难以后,总归有一些人充当“精英”,出来指手画脚一番。似乎不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不发一些貌似深遂的议论,不做一些老调重弹,自己的“精英”地位就保不住了。

一个独裁政府,一个以“领袖”自居的独裁人物,不受任何监督和看守,人民没有任何话语权,一个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老百姓负责的官僚体制下,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Armweak 发表评论于 2020-02-07 13:29:17
(接上帖)
“把“全能大政府”体制颠倒了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校正过来。”

如何校正过来? 一个政府,不受人民的监督,不受法治的箝制,甘愿做人民的仆人? “精英”们的大脑被新冠病毒烧成浆糊糊了?

“政务公开,公共信息透明化”

如何公开? 如何“信息透明化”? 没有独立的监督机构,没有看守机构,没有享有言论自由的舆论监督,你让独裁政府,让高高在上习三滥,把他自己做错了的事情自己公布出来? 然后道歉? 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圣人。没有没有任何制衡机构的独裁政府,必然是隐藏,撒谎和作假。

精英们发一通胡话,又吃香喝辣去了。
newtux 发表评论于 2020-02-07 13:27:46
把政府和人民的主仆关系倒过来--对于非民选政府来说,凭什么要这样做,动力在哪?
猫爪 发表评论于 2020-02-07 13:27:40
这个国以后还是少回。
大玩家 发表评论于 2020-02-07 13:08:42
用这个民族全完蛋的机会, 把很多东西要改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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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时间:从专家组抵达到封城的谜之20天经过 2/07/2020 13:22
武汉时间:从专家组抵达到封城的谜之20天经过
文章来源: 经济观察网 于 2020-02-07 06:56:35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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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时间:从专家组抵达到封城的谜之20天经过

2月6日,武汉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仍在增加,1501例。根据专家的解释,这仅是通过核酸检测确诊的新增病例,如果考虑到还没有机会接受核酸检测的病患,这并非完整的增加病例数。

武汉乃至湖北是这场全民抗疫战争的关键一役。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至2月7日已经16天。武汉疫情仍处在紧要关头。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官方首次披露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疫情。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公开宣布新冠病毒肺炎“确定人传人”,对于武汉来说,这是关键的20天。回溯整个信息链,禁不住要问:在决定武汉命运和整个疫情走向的关键时点上,我们曾经有机会挽回这一切么?

12月31日至1月10日:是不是SARS?

最初的信息流传于医务系统内。

12月30日下午5点多,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微信同学群里发了条消息:华南市场确诊了7例SARS!一个小时后,他补充说,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

当晚8点,武汉协和医院肿瘤科医生谢琳卡,也在她肿瘤中心的微信群内发出警示:传染病院的师妹们在同门群里发消息,近期不要到华南海鲜市场去,那里现在发生了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类似非典),今天我们医院已收治了多例华南海鲜市场的肺炎病人。大家注意戴口罩和通风……

消息很快被截图,通过微信、豆瓣等社交媒体迅速传播。

12月31日下午2点,武汉市卫健委公开通报了不明原因肺炎疫情: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市卫健委接到报告后排查发现不明原因肺炎27例,重症7例,但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未发现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对病原的检测及感染原因的调查正在进行中”,该病“可防可控”。

这一天召开的武汉市政府常务会议,没有提及疫情。可以确认的是,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已经内部发文,要求辖区内医疗机构立即清查统计近一周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根据央视信息,国家卫健委工作组和专家组已抵武汉。

根据《长江日报》后来的报道,最早上报疫情的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12月29日,在收治了多个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例后,医院直接向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报告。

2020年1月1日,武汉在舆论关注后关闭华南海鲜市场。国家卫健委成立了由主任马晓伟为组长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会商分析疫情发展变化,研究部署防控策略措施,及时指导、支持湖北省和武汉市开展病例救治、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

一切按部就班。不过,当天最引人关注的消息来自武汉警方。警方的微博账号“平安武汉”公告:8人因“散布谣言”被传唤、处理。事后获知,这其中有些是医务工作者。

2月1日,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的谢琳卡说,“当时这个事件我知道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只是不知道后续的量会有多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没有第一手数据,只是预警。”

另一位公开身份的医生是李文亮,他在2月1日被确诊感染新型肺炎,2月7日凌晨去世。

1月3日和5日,武汉市卫健委继续通报疫情信息,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日增至59例,“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部分病例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经营户”。通报称“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5日的通报还显示,病例最早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最晚发病时间为12月29日。

这是武汉通报中追溯的最早病例发生时间。通报称“防控工作正有序进行”,包括救治患者、隔离治疗病例、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密切接触者跟踪、华南海鲜市场休市处置和卫生学调查、流行病学调查和病因溯源等。

病原鉴定和病因溯源也在进行,先后排除了流感、禽流感、腺病毒、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呼吸道病原。

根据事后官方披露,1月3日,中方首次向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了疫情信息。

同是在1月5日,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测出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全基因组,发现其与SARS冠状病毒同源性高达89.11%,推测应是通过呼吸道传播,并向国家卫健委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对武汉疫情内部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应——中国疾控中心可以判断并建议对疫情采取几级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由省人民政府决定启动二级响应。

这一天,武汉进入“两会”时间。

根据财新网2月1日的报道,1月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新华医院)一位呼吸内科医生出现肺部异常,肺部CT显示有一小阴影,呈现磨玻璃状,但他并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医院召开内部会议,强调不能把情况外泄,尤其不能“告诉媒体”。该院随后出现多名医护人员感染。于1月25日去世的该院耳鼻喉科主任梁武东,也是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首位去世的医务人员。

1月7日,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的检测,专家组初步判定:本次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这是人类所知的第七种冠状病毒。两天之后,新华社官宣,中国测出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基因组,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1月10日,中国疾控中心公布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病毒基因序列和诊断试剂。次日,国家卫健委宣布,中国将与世界卫生组织分享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

1月10日,武汉市“两会”闭幕。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北大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接受新华社专访时称“疫情可控”。中国春运开始——一切似乎风平浪静。

一个例外是,中国香港特区一直严阵以待。

2019年12月31日武汉通报疫情当晚,香港食品与卫生局召开专家会,评估防控措施;1月3日,特首到西九龙高铁站视察出入境口岸的预防措施;1月4日,港方通报7例疑似病例,并公布应变计划、启动“严重”应变级别;1月8日,特区政府将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香港是否小题大做?这是很多人的疑问。

11日至18日:零新增和无通报

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公告称,根据新修订后采用的病原核酸检测方法,武汉初步诊断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是41例。

距离上次通报时隔6天,但是5号当天武汉市通报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是59例。通报称,在“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国家、省市专家组对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监测等方案进行修订。

经济观察报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危重症专家、副主任医师余昌平的采访中得知,早期新冠肺炎“确诊是很难的——需要专家、领导签字,才能查冠状病毒”。

而财新网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的采访证实,此前,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到武汉金银潭医院调查后做了一套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但一线医生反映,这个诊断标准太苛刻了——“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病毒检测;这样很容易漏掉真实的病人。而这是传染病,确诊标准弄得太紧,放掉有病的人,对社会危害很大”。

直到后来国家卫健委派的第二个专家组1月18日到武汉后,诊断标准发生变化,确诊病人的数量就急剧增加了。

1月11日的这个通报还提到,9日确诊病人出现1例死亡。这是官方通报中,这次疫情首次出现死亡病例。“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截至目前,所有密切接触者包括医务人员都未发现相关病例”——自2020年1月3日以后,“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没有发现新感染发病的病人”。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月26日发表的论文显示,1月1日-12日,有7例医务人员感染——论文作者称,这是回顾性的,但并没有表明他们究竟何时了解到这些事实。

1月11日,湖北省“两会”开幕。从12日-16日,武汉市卫健委开始实行疫情隔日通报——次日通报上一日情况。这5天新增病例为零。

在这个疫情发布的“空窗期”,各种信息仍在流动。

1月12日,泰国宣布中国以外的首个确诊病例,开始在机场对游客测量体温;1月13—14日,武汉市接待了密切关注疫情的港澳台专家组的实地考察,在全市开展冬春季爱国卫生运动——清理垃圾和卫生死角、开展健康教育宣讲、取缔活禽市场、灭鼠灭蟑等。

15日,中国疾控中心内部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一级响应。这是公共卫生响应的最高级别,意味着事情“特别重大”。

对于是否人传人,1月16号武汉通报中改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低”。

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组长、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徐建国院士,1月16日在接受《Science》采访时也表示:这是一个有限的感染,763名密切接触者无一发病。

1月17日,武汉卫健委没有通报。

根据《财经》杂志1月27日的报道,也正是在这一天,港大深圳医院的临床微生物及感染控制科主管袁国勇,将临床病例中发现这种新型肺炎人传人的消息,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和广东省疾控中心做了通报。并且,作为新冠肺炎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他也将此信息透露给其他专家组成员。

当日,湖北省“两会”闭幕。

从18日开始,武汉卫健委采取隔两日通报的方式:18日通报称,16日利用国家刚下发的诊断试剂盒检测、认定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例。19日通报,17日新增17例。20日公布了两天的数据——18日和19日分别新增59例和77例。21日通报20日新增病例60例,回到隔天通报。此时,武汉通报的累计病例258例,死亡6例。

这也是武汉市卫健委最后一次通报疫情信息。

武汉市官员后来表示,1月16日前,湖北省没有检测试剂盒,病例确认的流程是:临床检查、会诊确认疑似病例后,还需采样由区、市、省层层转运到北京国家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病毒分离和核酸检测,结果返回约需要3—5天。在此之后,病例样本送到湖北省疾控中心检测,检测时间缩短到2天左右,每天可检测样本200多份——这在日后疫情大爆发时,又严重制约了确诊数量和进程。

这是武汉对外界质疑的一种间接回应么?

1月20日:钟南山宣布“人传人”

1月18日,农历小年,武汉江岸区百步亭社区“万家宴”如期举行,约2万人参加。

1月19日,武汉市长周先旺主持召开常务工作会议。根据官方信息,此次会议研究部署武汉市市农贸市场(菜市场)标准化改造工作。研究了春节期间市场供应、文化旅游、交通保障、安全运行等工作,要求各级政府过一个干干净净的“廉洁年”。

这一天,国家卫健委确认深圳首例输入性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这与北京大兴区确诊的两例一起,成为国内首次在武汉以外的地区确诊这一疾病。

对于人传人,截至1月20日,武汉卫健委的通报口径还是“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至于是否存在医务人员感染,1月11日之后,武汉卫健委就不再提及这个问题了。

当天,国家卫健委官方发布称,专家研判认为,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虽然“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来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病毒变异仍需严密监控”。

在北京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北大第一医院的王广发大夫,这一天怀疑自己被感染,联系医院采样。第二天,他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月9日到16日,他作为专家组成员在武汉参与新型肺炎诊治。

1月20日下午,钟南山院士带领包括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和港大袁国勇教授在内的全部专家组成员在国家卫健委举行发布会,明确宣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传人”、14名医护人员感染,并呼吁“现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

形势急转直下。

当天,国家领导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指示、批示;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将武汉新型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按甲类措施应对,国家卫健委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地方应对处置疫情。

此前一天,武汉市文旅局宣布向市民开放20万张惠民券。20日,湖北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如期举行,几大班子领导出席。

1月22日,湖北省宣布启动突发公卫生事件二级响应。这是应对新型肺炎疫情过程中,各省区发出的唯一一个二级响应。24日,湖北应急响应由二级升为一级。

1月23日凌晨2时,武汉市宣布当日上午10时起,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武汉成为一座因疫情而“封闭”的城市,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根据国家卫健委通报,截至1月23日24时,我国29个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830例,其中重症177例,死亡25例。

1月27日中午,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前面疫情披露的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才能披露。”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并可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

对于国家卫健委如何分析研判并公布疫情及如何防控疫情,2月1日,记者给国家卫健委宣传司新闻网络处发去采访函,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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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zt 2/07/2020 11:34
武汉疫情:“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陈维健


中国外交部周一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华春莹在就美方表示中方拒绝美国提供的帮助提问时,指责“美国政府迄今为止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 并表示;中方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两国疾控中心就疫情相关情况多次进行沟通”。

此话一出,中国民众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政府只对人民封锁疫情,并不封锁美国,而且早在1 月3号,即中国还在让发出信息的8位医生低头认罪之时,已向美国通报疫情,并且持续30次,基本上是一日一报,如果不是外交部华春莹正式发布,一定会认为是海外敌对势力造谣,毁坏国家形象,必然要拿来是问的。

中国政府对美国负责,对中国民众却不必负责。民众要问;你们放出消息,美国隐瞒流感死了一万人与武汉肺炎相提并论,我们信了,你们说美国亡我之心不死,传出武汉肺炎是美国投毒,我们信了。你们说美国没有对中国实质性帮助,我们信了。但现在却告诉我们,你们向美国一日一报疫情,并告以防控措施,这让我们情以何堪。你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到底是一批什么人。把美国当上司,当宗主国。说你们是汉奸都说轻了。你们天天漫骂美国,天天让我们仇恨美国,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你们的卖国。虽然把疫情报告美国并没有错,对于没有国界的病毒不但应该告知美国,乃之世界都应该。但当疫情还是国家最高机密,还没有告知国人之时,先通报美国就是卖国。

中共对美国为何情有独钟,疫情每日一报,无微不至,是为了美国人的生命安全吗?是美国人的命比中国人的命高人一等吗?到也不是,而是为了中共权贵在美国的家人而已。中共权贵在美国的家人有多少,中共不说美国不公布我们不知道,相信在14亿中国人处在瘟疫的恐怖袭击,正在大批死亡时,中共权贵的家属子女是安全的,他们早已带着财富离开了中国,在彼土安居,享受富贵。

华春莹有一百个不是,但今天在国难当头之时,她能捅出党国最重大的秘密,告诉中国民众,这个行为值得肯定。她是先骂美国,后捅秘情,其手法与武汉市长周先旺,书记马国强先表示失职,后推给中央是一模一样的,最后所有的事都直达天庭,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一尊身上。习近平把疫情早早地通报给美国,谁敢说不是为了身在美国的权贵家属,不是为了他的千金。一尊一千金,重过1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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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陈维健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20年2月4日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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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2020 04:50
為武漢及各地的新冠病毒疫情禁食陡
Day 12 (2/4) 為在這疫情當中的人們求赦罪的平安並求可以回轉歸向神,陡婺遣痪坎熳锬鯀s有赦罪之恩的神。

主耶和華啊,祢若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但在祢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祢。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祂的話。---詩篇 130:3-5

主,我們持續的來到祢面前,為武漢及各地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陡妫匆姼鳂拥男畔⑴c報告等不斷地在流通著,發布著,真真假假,莫衷一是;聽見各樣的警告、建議等也不斷著在傳遞著,分享著,人心卻越來越慌亂而沒有平安。因此,我們來到主面前,除了為受這病毒感染而罹病的求醫治,為各地政府、醫療機構等的相關人員求智慧外,也為著所有在這疫情當中惶恐焦慮的求平安。主,我們知道,真正的平安在於祢;主,更我們知道,世人的缺少平安是因人們都犯罪得罪了祢,世人都越行越偏離了主祢的旨意與道路,越行越帶出各樣的罪孽以及這罪孽帶出來的可怕而無法想像的惡果,而我們如今正是在承受這罪孽的惡果當中。因此,我們在這疫情當中,在求平安,求醫治,求智慧,求疫情所帶來的不安與不便盡快過去的同時,我們更需要為著自己的罪,求主赦免,為著世人的罪,求主施恩讓人可以藉這機會更多認識到各人的不是,看見自己的有限,以及知道偏行己路的最終無路可走,使得眾人在這疫情當中,有一個可以回轉歸向神的機會,因為在主祢有赦罪之恩,因為主祢要藉著各樣環境與機會,讓人可以認識主,讓人可以悔罪而找到真正的出路與平安。作為神的兒女的我們,主,我們願意更專心的等候主,更專心的仰望主,更專心的仰望主的話,那帶有能力與平安的話,並樂意照著去做。主,幫助我們,成為堵破口的,成為舉手陡娴模蔀樯窨梢杂玫钠髅螅瑸橹咔榍螅瑸橹侨庵劣H求,為著無辜百姓求,為著神所憐恤並要拯救的這滿了罪惡的世界求。主,因為祢不是只究察罪孽讓人無法在祢面前站立的神;卻是有赦罪之恩而讓人敬畏的神,我們呼求祢,我們仰望祢,我們等候祢。聽我們陡妫钪饕d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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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蔓延,世界为中国的独裁统治付出代价 1/30/2020 14:36
新冠疫情蔓延,世界为中国的独裁统治付出代价


文章来源: 纽约时报 于 2020-01-30 07:57: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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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领导人有时看起来像是三米多高的巨人,主持着一个庞大的政治和经济体,他们的国家能以每周创办一所大学的速度扩大高等教育,在最近三年里用掉的水泥比美国整个20世纪用量还多。

特朗普总统一直称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了不起的领导人”,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说习近平“不是独裁者”。但我们现在看到了习近平的威权主义模式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的危险。

从去年12月1日起,武汉市已知最早的冠状病毒感染开始表现出症状,12月下旬,武汉的医疗圈子里开始有人发出警告。那本该是当局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刻。

他们确实采取了果断行动——不是针对病毒,而是针对那些试图引起人们注意这个公共卫生威胁的检举人。一名在微信群里提了病毒的医生已受到中共的处分,并被迫承认错误。武汉警方通报约谈了八名一线医生,因他们传播有关流行病的“未经核实的信息”,对他们进行了“教育、批评”。其实,习近平应该听这些医生的话,而不是惩罚他们。

12月3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却把本国公民蒙在鼓里;就在其他国家报告出现感染病例时,中国却假装已经将疫情控制在了武汉。中国人还开冷玩笑说,这个病毒“爱国”,只感染外国人。

武汉市长说,他直到本月下旬才获准公开说病毒的事。而在那之前,人们一直在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进出武汉。

政府最终于1月23日下令封城,等于是将武汉所有的人隔离了。但据市长说,封城之前,已有500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

政府在初期对疫情的掩盖,一定程度上导致医院没能储备物资,现已出现检测盒、口罩和防护装备的严重短缺。一些医生不得不用塑料文件夹自制护目镜。

疫情在早期被掩盖的一个原因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系统性地摧毁了新闻、社交媒体、非政府组织、法律业者以及其他可能问责的人和机构。这些机构在中国本来就不是很强大,但在习近平上台之前,政府偶尔会表现出对它们的容耐。

从2003年开始,我做了一系列中文博客的尝试,有时会意外地发现居然没被审查,但现在已经不行了。在公民社会方面,习近平已让中国后退了一大截,熄灭了几乎所有的自由和监督的希望。

习近平治下日益威权的中国在应对冠状病毒暴发上笨手笨脚,而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没能妥善处理2018年开始的猪瘟病毒,导致中国养猪产业遭受灭顶之灾,扑杀了接近全球总量四分之一的猪只。

独裁者常常做出糟糕的决定,因为他们得不到准确的信息:你压制独立的声音时,你只会从周围的人那里得到奉承和好消息。有中国高官跟我说过,他们与地方官员见面时经常听不到实话,他们需要派司机和秘书去寻找真相,判断真实的民情。

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习近平已经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他错误地处理并激化了香港的政治危机,他无意中确保了他不喜欢的人连任台湾总统,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与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

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蔓延到中国最西部的新疆地区,一个风险是病毒将在拘禁营中传播,中国在拘禁营中关押着约100万穆斯林,营中的卫生和医疗条件都很差。

病毒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挑战,要恰当指出的是,中国在预防麻疹方面比美国做得好。中国还有其他值得赞扬的地方,比如今天在北京出生的婴儿有比在华盛顿特区出生的婴儿更长的预期寿命;更广泛地说,美国有些贫困县的新生儿预期寿命比柬埔寨或孟加拉国的还短,美国没有资格在公共卫生问题上对他国指手画脚。

但是,尽管需要保持点谦虚,还是让我们摈弃某些美国人对习近平那种专制模式的盲目崇拜吧。

中国的社会契约一直是,公民虽然没有投票权,但他们会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但中国的经济现在已是过去30年来最疲弱的——新型冠状病毒将进一步削弱经济增长。习近平没有履行这个契约中他那边的承诺,尽管审查员们尽了最大努力,这仍可以从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愤怒情绪中看出来。

我不知道习近平是否会因他的执政失误而遭到政治麻烦,但他应该承担责任。他是个顾盼自雄的独裁者,而这次,病毒暴发正在让一些国民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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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可吃与不可吃的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以及吃饭要洗手 1/29/2020 19:18
圣经中可吃与不可吃的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以及吃饭要洗手
(2020-01-29 00:14:26) 下一个


加州花坊 (热门博主)


【论洁净】

(可7:2-4)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市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


【论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

利未记(11:1-47)
3“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4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5鹿、羚羊、狍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6凡分蹄成为两瓣又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7但那些倒嚼,或是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兔子、沙番,因为是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8猪,因为是分蹄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
9“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10凡无翅无鳞的都不可吃,是与你们不洁净。
11“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12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13鹯、小鹰、鹞鹰与其类,14乌鸦与其类,15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16鸮鸟、猫头鹰、角鸱、17鹈鹕、秃雕、鸬鹚、18鹳、鹭鸶与其类,戴鵀与蝙蝠。19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20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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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求学琐忆 1/28/2020 14:24
发信人: smilhaNew (ha), 信区: NKU
标 题: 南开求学琐忆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Jan 8 14:17:44 2016, 美东)

南开求学琐忆

人上了点岁数,就喜欢回忆过去。有人说了,上了点岁数是多大?哈哈,这得看情况,
没有一定之规。

时不时翻出当年的相片册,真是感慨无限啊....一个个少男靓女风华正茂,青春逼人!
象含苞待放的鲜花,㜛的流水,真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啊。

搬家的时候发现一歌本,是我刚上大学时用的。里面全身歌词,手抄的。大量的歌啊,
随便抄录几首:《让世界充满爱》,《我爱你塞北的雪》,《北国之春》《童年的小摇
车》。。。
特别是《让世界充满爱》风行全国,郭峰作词作曲,上百个当时的流行歌手演唱,“爱
”这个字第一次堂堂正正大大方方的响彻全国!

我在南开求学的时候,范曾先生在南开东方艺术系做主任。他的一个大手笔就是邀请名
人到南开演讲。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幸运,盛中国的小提琴,蒋大为的歌,刘宾雁的慷
慨激昂,刘再复的温文尔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刘宾雁当时是中国最有名的报告文学家,他的《人妖之间》风靡全国.在天津大学的求
是会堂刘宾雁演讲,大礼堂满满的人,座位上,走廊,过道都是人,最后刘宾雁说,台
下没地可以到台上面来,话音未落,台上也挤满了人。
他大声疾呼政治改革:我的使命只有一个,这就是往中国大地上发信号!
我们在台下小声议论:妈啊真敢讲啊!快出事了??
范曾先生是大会的主持人,他也是激情洋溢:你们看天上的大雁了吗?他们在蔚蓝的天
空里翱翔,总是很有秩序的排成一个人字型。 刘宾雁,就是一个大写的人!

他们后来的故事我就不多说了,你懂得。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钱,大家都不富裕,记得我当时的助学金是每月17元人民币,最高的
,真是雪中送炭!我至今念念不忘!
我一般都是在学生3食堂用餐,当时父母还没有落实政策,根本没有工资;父亲为了生
存自学了修表,靠这个手艺赚2个钱,我们哥三都上大学,可
以想像当时的艰难。

旅游系第一次运动会1500米我得了冠军,很自豪,还照了个相片做纪念。到了校运动会
就成了倒数几名了,哈哈,重在掺和嘛。为了这两个运动会,我每天早上在13宿舍楼前
面的操场上进行训练,坚持了好长时间,记得我的好朋友,河南的W对竞走很入迷,也
是天天早上爬起来练习,我们一起锻炼,互相加油。



发信人: hotsource (hotsource), 信区: NKU
标 题: RE: 南开求学琐忆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Jan 8 16:18:55 2016, 美东)

怀念南开的各个食堂 早上三角食堂牛肉饼和馄饨 西南村还有居民区里各种小食和小饭
店 如今的生活和吃食似乎不如那时候好的
--
发信人: shyoung (yaya), 信区: NKU
标 题: Re: 南开求学琐忆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Jan 8 16:31:51 2016, 美东)

我怎么没有听你说的那些人来演出呢/你还拿助学金,我也拿,不过是最低的。
《让世界充满爱》我们毕业系里联欢倒使唱过,我还是领唱之一哦。

那时候整个中国欣欣向荣
--


青春无悔啊。。。。


当时正在上演电视剧《上海滩》,我们看的如醉如痴,我们的13宿舍楼有六层,每一层
就一个电视机,每一层大约20个房间,每个房间6个人,那个电视机房撑死了能容纳30
,40个人?

每一次《上海滩》开始的时候,电视机房满满的人,最夸张的是,后面的人让前面的人
给挡住视线了,这好办,踩在椅子凳子上看,一个不够高二个,二个还不够高就3个!

许文强(周润发)文哥和冯程程 (那个演员叫嘛名字来??)的爱情一波好多个折,
看得人大呼过瘾!到最后演到文哥被打死了,整个电视机房一片惊讶惋惜痛心之声。。
。。

之后我立马去买了一张周润发的大幅彩色照片,挂在我的床头上。

追当红电视剧好是好,但是太费时间了!《上海滩》让我的心思几乎完全脱离了读书学
习的轨道,之后另一个电视剧《霍元甲》起来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说:坚决不看!
还真是的,一集也没看!


大家都知道那个美籍华人费翔了,当时他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大火特火,结果东北的
大兴安岭真是着火了,水火无情,损失巨大!那个林业部长好像也下台了,当时非正常
下台的高官特少,几乎没听说过,所以印象深刻!

当时我手头如此紧,但还是咬牙买了费翔的3盘磁带,可见痴迷之深!

再后来程琳火了,《妈妈之歌》《星》,《童年的小摇车》等,特别是她和台湾歌手侯
得健的恋情公开,更是火的不行。侯写了很多歌曲,《龙的传人》,《30以后才明白》
等等都是。 因为天安门事件的缘故,他被驱逐处境,坐小渔船到了台湾,又不被接纳
,无奈去了新西兰,呆了很多年,沉迷于《易经》。

下面是他在新西兰期间写的一首诗:

转眼一瞬间
不知多少年
多少悲欢离合
假装没看见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多少喜怒哀乐
突然涌上心田
你问我想不想重新再来一遍
我只有抬起头望着蓝天
在白云间寻找你的脸
你的脸上有我的思念
我的思念有你的从前
我们的从前就象在眼前
想要去亲吻
又怕被发现


读这首诗需要你的生活阅历去配合,阅历越多共鸣就越大。


范曾先生邀请的这些名人当中我最欣赏最佩服的人是刘再复。他的简历:

1941年出生于福建。1963年毕业后于厦门大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
、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9年出国后先
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


我买了他写的一本书:《阅读美国》,他写到:“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邹谠先生临
终前对我说了一席知心话,其中有一段让我无法忘记,他说他一生同情中国革命并热爱
中国,但平心而论,美国
比中国宽容得多。例如,如果我讲了一百句话,其中有九十九句错,一句对,美国会吸
收你说对的那一句,而不计较说错的九十九句;而中国往往相反,你说了九十九句正确
的话和一句错话,人们对九十九句不计其功,却会对那一句错话抓住不放。



-

大学4年结束了,我们开了一个隆重的毕业晚会,大家互相祝愿,一路顺利,飞黄腾达
!内蒙古的Y 说:“我提议:再过20年,我们带着自己的老公老婆孩子相聚南开园!

一恍惚,多少年了???

记得当时正在流行汪国真的诗,我赶时髦,也朗诵了他的一首:

《热爱生命》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
既然目标是地平线
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我也经常去那里上自习。 那里的漂亮美眉多, 很养眼:)

【 在 yesnoman (浩瀚烟波里)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经常去旅游系与外文系那栋楼上自习,虽然我不是旅游与外文系的。



--


刚入学时的新生联合会听年轻的教师们合唱这首歌,印象太深刻了。当时觉得大学的生
活将会像梦幻一般。不过第一次考完试后,立刻被打回到现实世界中来。

【 在 shyoung (yaya)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怎么没有听你说的那些人来演出呢/你还拿助学金,我也拿,不过是最低的。
: 《让世界充满爱》我们毕业系里联欢倒使唱过,我还是领唱之一哦。
: 那时候整个中国欣欣向荣



真是岁月如歌。多谢分享。 祝所有的南开校友们新年快乐!

【 在 smilhaNew (ha) 的大作中提到: 】
: 大学4年结束了,我们开了一个隆重的毕业晚会,大家互相祝愿,一路顺利,飞黄腾达
: !内蒙古的Y 说:“我提议:再过20年,我们带着自己的老公老婆孩子相聚南开园!
: 一恍惚,多少年了???
: 记得当时正在流行汪国真的诗,我赶时髦,也朗诵了他的一首:
: 《热爱生命》
: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 既然选择了远方
: 便只顾风雨兼程
: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
: 既然钟情于玫瑰
: ...................




谢谢楼上捧场的各位校友们!朋友们!
-
更多的关注在刘再复先生身上。
于是在网上开始寻找他的足迹:

=======================================
刘再复呼吁中国创造性转化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史英强
播放日期 23-07-2011 更改时间 23-07-2011 发表时间 23:35
刘再复呼吁中国创造性转化 RFI/Chine 播客下载本次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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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离开中国﹑前往美国的知名学者刘再复,最近在香港接受亚洲週刊访问时透
露,他今年回到母校厦门大学举行了两场演讲。刘再复说,母校厦门大学是新思想的摇
篮。他当年就学期间的校长王亚南就是新思想的播种者。刘再复说,正是在王校长灵魂
的激励下,他从热爱文学走向热爱思想。

近几年,刘再复虽然也回中国作演讲,但都是各地朋友出面邀请,当然也须上报而获当
局首肯。而这一次,是刘再复去国二十二年来,首度受到官方正式邀请,「这是重大突
破」。其实,刘再复这次还在厦门大学漳州分校作过演讲,更在汕头﹑泉州﹑四川﹑上
海及韩国首尔等地演讲,前后讲了十九场。刘再复在演讲中着重提出中国现代化「创造
自式」的问题。

刘再复说,中国现代化「创造自式」是改良式的、「慢慢来」的、循序渐进的、「摸着
石头过河」的、探索性和积累性的方式,与革命性创造那种突变式、大规模群众运动的
暴力方式不同。然而,这绝对不是不改革,绝对不是把现有的模式固定化,绝对不是不
需要继续艰苦探索和艰苦奋斗。

刘再复强调,「创造性转化」其重心,不是「转向他式」,即不是转向西方,不是转向
千万里之外;更不是「退回旧式」,即也不是转向老祖宗,不是转向毛泽东,不是转向
千百年之前;而是「创造自式」,即创造一套立足于现代中国人生存发展需要的社会形
式。具体说,是肯定和吸收普世价值,又不就范某一既定的西方范式,是开拓中国古典
资源,又拒绝被固定为某一现有的中国模式,透过「转化性创造」,走出一条现代中国
自己的路。刘再复说,今后三十年,中国在创造现代化自式的历史大工程中,将面临许
多艰难的选择和艰辛的工作。不可以否认科学、民主、自由以及现代存在方式等普世价
值,但真正的难点是如何抵达民主,如何抵达自由,如何抵达科学。

除了演讲旋风,另有一股刘再复作品的出版旋风。这两年,刘再复在中国大陆出版了近
三十本着作。而在海外,刘再复也有多部着作再版。其最为出名的是和学者李泽厚合着
的《告别革命》,此书一九九五年出版,历经十六年世事沧桑和新旧世纪交替,如今在
香港推出了第六版。新版序言中写道:「革命,这是辛亥革命的主题,也是中国二十世
纪的历史主题。《告别革命》表达一种期待:期待二十一世纪的时代内容应当有一次历
史性的『主题转换』,中华民族的生活重心应从革命转换为改革,从暴力转换为维新,
从战争转换为建设,从『你死我活』转换为『你活我亦活』……时代的基调、时代的主
旋律如果能从『阶级斗争』转向『阶级调和』,那将是中国人民的巨大幸运。」
--

刘再复谈革命:我和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不是否定革命
原创2015-11-12张弘 徐鹏远凤凰网文化
导 语

适值新文化运动百年,凤凰文化通过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剑梅教授,联系到其远在
美国科罗拉多的父亲、著名学者刘再复,围绕“启蒙、革命、文学”进行了一次仓促、
粗陋而又意犹未尽的独家访问。再复先生对于采访极为认真,不仅拉来了老友李泽厚共
同参与,还亲笔致谢采访者并附上自己对于标题的建议。经整理,凤凰文化现将访问内
容编辑成系列,连续三天呈现读者。

刘再复,这是一个在一九八零年代“文化热”潮流中熠熠生辉的名字。他以文学研究之
笔写下对于科学、民主、自由的反思,高扬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努力呼唤重新尊重人的
基本权利。与那个时期所有灵魂复苏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刘再复用自己的勤奋和勇气弥
补着“十年无成”的历史缺憾,又凭借着天生的才气和深刻的思索,一跃成为彼时文化
界的风云人物。

一九八九年,刘再复辞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去国离乡,开始了“漂泊者”
的生涯。这是一次自我流放,也是一次自觉地探索。

一九九五年,刘再复与同样旅居美国的老友李泽厚携手出版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
这对叱咤中国八十年代思想史的“双子星”再一次爆发出巨大能量,其“告别革命”的
宣言就像一声惊雷炸响了整个华人知识界甚至政治层面,无论认同还是否定,任何人都
无法忽视这一观点和理论的存在。出版二十年,这本书成了改良、革命与近代化等相关
学术课题中绕不开的经典。

在争议面前,刘再复一再强调“告别革命”是有具体历史语境的,革命的合理性和不合
理性都不能轻易评论,他和李泽厚当年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风波两个历史
事件,必须对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运动进行反思。同时他还强调革命的概念被应用得
太广泛,需要做出详细明确的界定:他们要告别的是法国式的暴力革命,而非英国式的
“光荣革命”。并且这种告别并不是否认革命的历史正义性,而是认为这种性质的革命
,不应当成为历史的唯一选择,即不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刘再复告诉凤凰文化:“我们的《告别革命》只是在‘阶级斗争’和‘阶级调和’这两
种基本方式上作出选择,即认为阶级、阶层矛盾永远都会有,但选择‘阶级调和’的办
法比选择‘阶级革命’办法好。”

去国二十余载,刘再复始终不曾停止对中国的观察和思考,就像他始终不曾改变的福建
乡音。并且由于“他乡观照”的间离性,刘再复的所思所述都获得了更多的客观性和独
到性。2004年,作为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的刘再复首次回到大陆,到广州进行学术演讲,
引起国内知识界极大轰动,成为了当年的文化公共事件之一。一时间,“刘再复热”被
再度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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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milhaNew (ha), 信区: NKU
标 题: Re: 南开求学琐忆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Jan 10 16:26:18 2016, 美东)

答《重庆青年报》记者冯建龙
  去国25年,刘再复在生活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漂泊者,在理想与思想上却始终情系祖
国,心怀天下。与同时期漂泊海外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相比,他不愿加入美国国籍,
只接受美国“杰出人才”绿卡,始终守持中国护照,“这是‘文化心理’需要,也是一
片故国情怀”。
  “我到过许多国家或地区演讲,特别是常到香港‘客座’,我感到大陆的人文热情
还是很高,比香港高,所以并不悲观。”20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发展的清晰
,环境的转变,刘再复与祖国的交往日渐频繁,中国青年人对他的热爱也日臻回归。
  近两年,刘再复每年秋天都会回中国香港,担任高校客座教授和客席高级研究员工
作,为期5个月,今年也不例外。
  尽管每次踏访、学术交流以及演讲,都带有独到的观点,但刘再复心里明白,无论
是讲课、对话,还是讲演、写文章,“都意识到自由完全在自己手中心中,即自由全在
于自身对自由的觉悟中,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既不媚俗也不媚雅,既
不媚上也不媚下,既不媚东也不媚西,既不媚左也不媚右”。
  而此时,这位把中国护照视为自己“最后一片国土”的孤独的思想漂泊者,正在美
国落基山下的Colorado家中,一边读书写作,一边割草种菜。他热爱体力劳动,每天都
流一身大汗。“现在我与野兔、松鼠的关系已大于人际的关系。生活很好,一切思索都
带着这里黎明的清气。”刘再复对重庆青年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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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milhaNew (ha), 信区: NKU
标 题: Re: 南开求学琐忆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Jan 10 17:18:32 2016, 美东)

刘再复先生在“国光中学刘再复图书室”揭牌仪式上的讲话【校友动态】
上传时间: 2013-10-21 【字体:大 中 小】
走向世界心灵的高度
——刘再复先生在“国光中学刘再复图书室”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今天我的母校国光中学为我建立了这个“刘再复图书室”,我非常非常感谢,也感
到非常的光荣。因为我对母校国光中学是特别有感情的,我很多文章里面都提到国光中
学。(今天)我们时间很短,我想讲两点。

我的人生从这里出发的,所以我写了一张横幅“我从这里出发”,这是我给图书馆
的第一个礼物。虽然我写了很多文章,但起点是在这边的。最近我的表弟为我做了个刘
再复著作出版图表,一共是117种的中文图书,最近刚在美国出了两种,韩国出了两种
,但我的出发点是在这里。所以我今年能回到这出发点,我心里面很高兴,特别特别兴
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还想说的,这个图书馆不仅是我的精神故乡,而且本身就是
我的一个伟大老师。有人问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很多,名字我都可以记起来,还有一个
就是国光中学图书馆。图书馆是我的另一个伟大老师,我当时沉浸在这个地方,我下午
的演讲还会特别讲到图书馆对我人生的决定性影响。

第二点,我又另外写了一张字,就是“走向世界心灵的高度”。我从这里出发,现
在回来了,我跟大家一起互相激励,互相鼓励,鼓励什么话呢,就是走向世界心灵的高
度。我在《红楼四书》中讲了一个观点,在这个地球上有一些名字,有一些书籍,有一
些思想标志着我们地球上的精神高度。比如说在哲学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
德,一直到康德、马克思,他们标志着世界哲学的高度。文学呢,荷马、但丁、莎士比
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名字和作品标志着世界心灵的高度。所以我们
走向世界心灵的高度,就是我们要走向他们心灵的高度,跟他们的心灵,跟他们的灵魂
产生共振。我经常读书读到很深的时候,就是从国光中学开始养成的读书习惯。读书读
到很深的时候,我就能够跟人类历史上的这些伟大灵魂相同。这就是跟我说的代表世界
心灵的相同,当然这些心灵还包括基督,包括释迦摩尼,这些心灵都是世界性的,我能
跟他们相同,能够跟他们对话。所以我今天用这句话来激励我们母校的同学,我们母校
的校友、老师,我们一起走向世界心灵的高度,而且我们国光中学这么好的学校,一定
会有很多人走向世界心灵的高度。

另外还有两个小礼物,一个就是这个(高行健的诺贝尔文学奖奖章照片)。我是搞
文学的,是个文学评论者,我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担任过客座教授一年。我尽我的责
任,我说我要为中国作家,为中国文学摇旗呐喊,当作家他们的马前卒,所以我有推荐
(中国作家)。我推荐了两位,我首先推荐了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高行健为了
表示对我的情意,就送我了一个诺贝尔奖章。这个奖章上面刻着高行健的名字,实际这
奖章他自己有一个正章,还有两个副章,一个给法国,一个给中国,给中国的就是给我
了。这个奖章我放在小女儿家了,今天没有带来,这(张照片)是《明报》印的,给图
书馆做个纪念。这也是世界心灵的高度。

另外还有莫言写给我的信,我复印了下。这是当时莫言1995年,因为我在他解放军
艺术学院的时候,他是学员,我是讲课的老师,没想到他后来是诺贝尔奖得主。其实他
就是小学毕业的,到初中时碰到“文化革命”了,但他自学能力非常强,强到什么地步
呢,后来他参加部队,解放军,可以给战友们讲《资本论》。他自己读完《资本论》还
自己会讲课,讲得这么好。他自学能力非常强,非常勤奋。他和高行健这两个人都是非
常好学深思的,对知识如饥似渴,自学能力非常强,实际上能决定我们人生的是自学。
我从我们国光中学图书馆走了以后,图书馆给我了一个学习的精神,接下去我就是靠自
学了。我当时邀请莫言到美国一起召开个会,写一封信给他。我写信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说,莫言,高尔基有一篇散文写托尔斯泰,他说托尔斯泰如果活在海里,他一定是一
条鲸鱼。我说,我希望你能成为文学海洋里的一条鲸鱼。那么他这个印象就很深了,所
以他就回了一封信。他说,你当时在讲课给我的,已经成为我创造心理的一部分,感谢
你对我当鲸鱼的鼓励。他在得奖的第十天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明报》,说刘再复先
生希望我成为文学海洋里的鲸鱼,这形象化的比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和
这封信,作为另一礼物。我的意思是说,希望大家能够攀登这世界心灵的高峰。

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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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milhaNew (ha), 信区: NKU
标 题: Re: 南开求学琐忆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Jan 10 18:53:25 2016, 美东)

南开大学数学之所以这么有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数学大师陈省身。

陳省身,号辛生,美国籍华人数学家,微分几何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央研究
院院士,同时是法国科学院、意大利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
士。1926年考入南开大学数学系,1930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1934年获清华大学理学硕
士学位。1936年获德国汉堡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38年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为
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研究员。1946年为南京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代所长。1949年
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60年至 1979年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1961年加入美
国籍。1981年至1984年任美国伯克利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85年,在南开大学建立南
开数学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同年南开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后久居南开大学
校园内,2004年陈省身逝世,2011年葬于南开大学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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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milhaNew (ha), 信区: NKU
标 题: Re: 南开求学琐忆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Jan 10 19:04:01 2016, 美东)

在南开求学期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图书馆附近突然看见了陈省身教授,因为是
唯一的一次,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所以直到现在还有印象!

他可能是在美国时间太长的缘故,整个脸型都是洋气十足,第一眼就知道这不是个凡人
。当时很想走上前去向大师问好,但终究勇气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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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milhaNew (ha), 信区: NKU
标 题: Re: 南开求学琐忆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Jan 10 19:55:57 2016, 美东)

寒树教授: 一个爱国天才的悲剧(一):回国须慎重


最近,好莱圬的一部关于天才数学家约翰纳许(John Nash)的片子“A Bright Madness"
得了奥斯卡大奖,产生不小的影响。纳许的天才世所罕见,连一些菲尔兹奖获得者跟
纳许谈一谈数学都会自惭形秽。菲尔兹奖差不多是数学界的最高荣誉。纳许本人虽未获
得菲尔兹奖,但在晚年他获得了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经济学)。令人惊奇的
是,他的获奖所依据的论文是他在普林斯顿入学一年时写的一篇对策论的文章,这篇文
章对经济学界产生巨大影响。

然而,纳许的一生是坎坷的。他由于头脑过于特殊而得了精神病。若不是由于他的精神
病因素,诺贝尔颁奖委员会早就发给他奖了。纳许的天才使一般的数学家在他面前幼稚
得象一个小学生。这样的人历史上只有Galois能与之相比,也许还有高斯,或许印度的
Ramanujan也可相提并论。

一位友人跟我一起看PBS关于纳许生平的纪录片时由纳许的天才联想到我们中国的数学
天才。他提到了华罗庚和陈省身两位数学大师。我不禁为华罗庚的命运而感慨,说如果
华罗庚象陈省身那样留在美国做研究,那么他的成就要比现在大得多。不想,受到了友
人的抢白。他说华罗庚不像我等自私,他为了中国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我无言
以对。

我私下里想,华罗庚在经历了种种坎坷后到底后悔了没有?如果他知道自己后来悲惨的
命运他当初还会回国吗?当然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于是产生了想了解华罗庚生平的
愿望。这时正好看到一本由华罗庚的学生王元写的一本“华罗庚”的传记英译本,便研
究起来。我想探究一下造成华罗庚悲剧的根源。华罗庚已经去世十七年了,现在来谈他
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时下兴起一股“海归潮”,而海归者往往打者爱国者的旗号,他
们中当然有象华罗庚这样的真正的爱国者。为了使他们不再重蹈华罗庚的覆辄,有必要
研究一下华罗庚悲剧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

华罗庚的一生到底是不是悲剧呢?王元在书里肯定了悲剧的说法。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
,如果不能专心致力于自己所衷爱的科学研究的话,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呢?华罗庚
在交代王元为他准备写传记时,再三叮咛一定要把文革这段历史写进去。是华老对这段
历史情有独衷吗?不是,而是这段历史深深伤害了老人家的心。他是要为后人留下警讯
。王元和胡耀邦曾多次劝华罗庚提笔写自传。华罗庚几次提起笔来,想起自己年轻时是
那样驰骋数学王国,好不潇洒;而如今落得如此田地,回国三十年来没有大的作为,对
比前后,情何以堪!于是这笔始终落不下去。最后只好把重担交给得意门生了。

文革对华老伤害最大的是,抄家使他痛失多年辛勤研究的手稿。有些损失是难以挽回的
。华罗庚的晚年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恢复那些手稿中的研究成果。华老说,恢复以前的
结果比原先创造这些成果时所花两倍的时间还不止。有些甚至是终生遗憾。如果华老在
文革期间能够象杨振宁,李正道,和陈省身等大师一样在美国潜心研究,那他老人家所
做出的成就还要巨大,不仅中国人得益,全人类都得益。不过这样的话,就会被左派们
骂为不爱国。骂就骂吧,Who cares?

华罗庚的一生凡七十五年,以1950年为界分为两大部份。50年前,他成果卓著,奠定了
他在国际数学界大家的地位。50年是他回到祖国的一年。从他的履历表来看,50年后,
这位数学大家便不再有重要的原创性工作了。50年后,华老自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写
了四本书。当然华老的书写得非常好,是经典著作,但写的主要是他在50年前做的成果
。其它,华老为推动中国数学和经济的发展贡献良多,比如推广优选法等。

要说华老50年后便没有原创性工作也不完全对。他顶着政治运动的血雨腥风仍顽强地做
数学研究,厚厚的稿纸纪录下他许多智慧的结晶。然而,不等他把自己的成果变为铅字
,就被毛泽东煽动起来的红卫兵付之一炬,天才悲痛欲绝,精神受到极大的摧残。如果
华老能精神愉快地工作与生活的话,他应会活更长的时间。与华罗庚差不多大的陈省身
,在美国自由的学术空气下,发挥得淋漓尽致,年过九十仍很有精神。

我最早知道华罗庚是因为他推广优选法,全国各地都有华罗庚小分队的足迹。当时文革
还如火如荼呢,但优选法被宣传得神乎其神,据说,用优选法蒸出的馒头特别好。优选
法也就是0。618法或黄金分割法,果真那么神奇吗?为什么现在很少听说有人用它了?
连在科技最发达的美国都很少听说这么好的方法。我相信没有一个家庭主妇蒸馒头用优
选法的,只有书呆子会去用。然而,华罗庚的苦心我很能理解。当时华夏大地已经安放
不下一张数学家的平静书桌了,数学家不愿虚度自己的生命,绞尽脑汁想出这么一个权
宜之计,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尽一分力。遗憾的是,当时的领导人对发展经
济并不感性趣,正在与人斗其乐无穷呢。当权者更感性趣的不是发展生产的有效方法,
而是抓阶级敌人的有效方法。

华罗庚的一生做了哪些重要的工作呢?可以从华老交给王元的传记写作提纲看出。华老
把自己认为一生中值得一写的工作列出如下:

1。完全三角和。达芬波特是如何忘记他是(该文章)的审稿人的。

2。爱思特曼的原始怀疑在改动了几个字后消失了。这是达芬波特所引用的关于林尼克
和希尔伯特的来源。

3。泰瑞问题

4。维诺格拉多夫的影响

5。关于中国当代数学的初始影响

6。被锁住和改变方向。矩阵几何和自同构函数

7。关于半自同构的基本定理和投影几何

8。卡丹-布劳尔-华定理

9。一顿饭功夫(得出的)一个问题的解

10。1950年后。数论导引,古典群,多元复分析,高等数学引论,从圆周谈起。

10’。被王元沿路拖拽。

11。对青年的关心

12。文化大革命,抄家,失去手稿,编程序,优选法,在全国到处跑,从事应用数学和
检视它的理论。

13。1980年的ICME会议

14。如果一个人不怕困难,那么他或她就不知道什么是困难的工作。

15。在芝加哥的数学讨论班

16。新老朋友。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由于是从英译本翻译过来,一来本人不是数论专家,二来本人不是
翻译家,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如有读者给以纠正,本人感谢不尽。

由此看出,1950年后,华罗庚天才的光辉不再闪烁,吃起他40岁前的老本来。当然这不
是华老的过错,而是那些马列主义调教出来的左派扼杀了我们民族的天才。左派误国啊
。华老回国刚刚一年,“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于是华罗庚的创造
性思维被左仔们斩断了。

与华罗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陈省身。陈省身与华罗庚差不多是同龄人,一个英才已乘黄
鹤西去,而陈省身以九十几岁高龄仍在南开大学为祖国的数学事业不遗余力地发挥余热
。当时华罗庚曾指责过陈省身,说他贪恋西方舒适生活,应与他一起报效祖国。当时陈
省身的想法与现在广大留在西方的学者们的想法差不多,即利用海外优越的研究条件和
环境,做出更大的成果,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祖国服务。陈省身认为他在美国比在中
国能为中国做更多的事情。事实证明,陈省身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得到了数学界最高荣
誉之一沃尔夫奖。而且陈省身现在正在为中国的数学事业做着巨大的贡献。

我们海外的学者是走华罗庚之路呢还是走陈省身之路?我看这个问题因人而异。但如果
我们认真审视华罗庚的遭遇,也许有助于我们做出决定。华罗庚在50年初回国的时候,
曾写下热情洋溢的宣言:“良园虽好,却非久居之地,。。。”。他的爱国宣言被新华
社广泛宣传,在海内外影响很大。有许多海外的知识分子在华罗庚的感招下回到了祖国
。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持观望态度,打算再等个一年半载,看看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再说。

华罗庚回国才一年多,共产党发动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也许就是目
前海外甚嚣尘上的对拥护民主的人士进行“扫荡”运动的前身。海外学者的思想里大多
有“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样就自然而然地进入被扫荡之列。中国的有民主思想的
知识分子为何命运如此不济,在国内一提“民主”便陷入文字狱;千辛万苦来到海外,
想呼吸一下民主的新鲜空气,却又被扫荡派进行思想上的围剿。如今我们回顾历史,对
当前的形势有更深的认识。

1951年九月,周恩来作了“改造知识阶级”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不应只做学问,而要
把自己同人民大众的利益一致起来。郭沫若认为科学院的思想改造搞得不深刻是因为缺
乏讨论和批评。根据党中央有关部门的意见,中科院和其它科研单位的思想改造运动要
按照以下几个原则来办。

1。彻底批判高校中的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法西斯思想(例如崇美,恐美,同情美
国,反共,反苏和反人民思想)。要划出一条清晰的线把敌人甄别出来。

2。教师们要把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同情(例如,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加以批判。要划出一条清晰的线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区
分开来。

3。消除腐败和浪费,爱护公物,提倡勤俭节约。

华罗庚于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严厉的审查。首先要确定的是华罗庚是人民的朋友还是人
民的敌人。不幸的是,华罗庚有把柄被人抓住了。有人把从华罗庚家发现的一张蒋介石
的相片上交了组织。这是蒋介石为了表达对华罗庚卓越才能的欣赏,把自己的一张领袖
照题了字赠送给华罗庚。华罗庚由于没有及时销毁这张领袖相为他后来惹来无数麻烦。
历次运动这件事都要拿出来,成了华罗庚的一个紧箍咒。

今天的扫荡派是不是有点象交相片的人呢?他们曾经信奉过“德先生”和“赛先生”,
但因受到当权者强大的压力,民主与自由成了鱼与熊掌的关系,不舍弃民主就无法在统
治者面前获得有限的自由,于是他们放弃了民主。但放弃民主并不等于要对民主派反戈
一击,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他们主动选择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对民主派
有更大的杀伤力。于是在统治者的功劳薄上有重重的一笔,将来有论功行赏的机会。今
日的民主派比昔日的华罗庚幸运的是,他们在美国健全的民主制度下,合法权益得到充
份的保障。而昔日的华罗庚却是那样的孤立无助。

华罗庚的任何解释都无法使他被划到人民的阵营。一些华罗庚的同事,平时一起研究的
数学家为了自保或有立功表现,积极地对华罗庚口诛笔伐,让华罗庚深感人心的险恶。
华罗庚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企图自杀。华罗庚企图自杀的事情传到了海外华人学
者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处于观望状态的学者放弃了回国的念头。中国官方立刻
出来辟谣。然而,当时要自杀的不仅华罗庚一人,北京上海等运动的中心出现了多人企
图自杀的事件。陈毅在上海一看不妙,马上停止运动,才使事件没有恶化下去。北京随
后也匆匆让华罗庚过关。这段历史如今已经快要被人遗忘掉了,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一样。感谢王元先生为我们纪录下历史的真实。

以史为鉴,我总结出当海归派的条件来。首先,你要放弃民主的思想,如果心足够狠的
话,反戈一击成为扫荡派;如果心地善良不想成为扫荡派,那么要从内心深处彻底忘记
民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有政治风险。对那些口头上放弃民主而心里不放弃民主的
人士也可以当海归派,不过要特别地小心谨慎,保证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不会因说梦话
把民主二字带出来,不仅民主不能说,连任何跟民主有谐音的词都不能说。哪位风流才
子如果在梦中情话中喊起“明珠姑娘”,那么他就要小心被叫去问话了。只有做到滴水
不漏,才能达到当海归派的要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只好在海外当海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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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020 16:44
為武漢及各地疫情禁食陡
Day 4 (1/27) 在陡嬷胁恢绾味告的我們求堅固,陡婷麨橐腿A以勒的神。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意思就是「耶和華必預備」),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創世記 22:14

主,您是耶和華以勒的神,是在凡事上引領我們並在我們的信靠順服當中為我們預備我們所需要的主。我們為著新冠病毒所引起的武漢及各地的疫情持續陡嬖谥鞯拿媲埃鳎覀儙е覀兊膿鷳n陡妫瑓s願學習帶著以撒往摩利亞山而去的亞伯拉罕,我們信靠您,我們相信您必成就美好事,您必有預備在我們的遵行旨意當中。主啊,操練我們的信心,引領我們的信靠,讓我們在為各地疫情陡娴臅r候,我們知道我們是在向誰陡? 我們知道我們縱使不知道當怎樣陡妫}靈也會親自用說不出的嘆息來替我們陡妗V靼! 求您發憐憫,施拯救,求您睜眼看,側耳聽我們有聲無聲的陡妫瑏K在我們的需要上為我們親自預備,為著那些困苦無助的病人及其家屬親自預備,讓他們能夠知道並接受您的預備。主啊,您要醫治這地,主啊,求主先醫治我們,讓我們用信心更多看到並聽到您的旨意,而樂意照著去行在我們的生活當中。主啊,您是耶和華以勒的神,直到如今,在您的山上必有預備;願主保守帶領我們的信心,讓我們可以走到您的山上,讓我們可以做到您的心意當中,讓我們即使看不到結果,也深信您不誤事,您必成就美好事,主,我們憑信陡妫瑧{信往前,願您旨意成就在我們當中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陡妫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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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020 04:47
教會發起為武漢及各地禁食陡妗
Day 1 為春節封城的武漢求平安,陡嫣焐系纳瘢蠖晌返纳

4 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叮f: 5 「耶和華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愛你守你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 6 願你睜眼看、側耳聽,你僕人晝夜在你面前為你眾僕人以色列民的祈叮姓J我們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與我父家都有罪了! ---尼希米記 1:4-6
主啊,祢是天上的神,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主啊,孩子為武漢求平安,為武漢封城後全城人的焦慮、恐慌、甚至絕望,求主憐憫,求主掌權,讓他們在人的盡頭處,看見神救贖的開始,看見神的拯救的臨到。主啊,賜下平安與醫治,給武漢這個城裡的居民,特別是在春節這個本應喜樂滿滿的日子中,願主您掌權,願您睜眼看,側耳聽,我們晝夜在您面前為眾人的祈叮娔钠桨才R到,施行醫治並拯救,使人可以迴轉並悔改歸向您! 主啊,我們許多弟兄姊妹的家人與親友都在武漢這城裡,許多弟兄姊妹的心都牽絆著這城的一舉一動,就求您掌權並動手拯救,我們在您面前認罪、在您面前呼求、在您面前祈求,保守城裡醫護人員的健康與平安,賜下平安給困在武漢城裡的大大小小,並拯救這城並一切需要平安的人。奉主耶穌的名陡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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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武汉病毒性肺炎来谈谈冠状病毒感染 1/17/2020 16:15
由武汉病毒性肺炎来谈谈冠状病毒感染
2020-01-16 19:21:32

风城黑鹰

善待自己的身体


武汉由海鲜市场爆发的病毒性肺炎,已被测序并认为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目前已知二人死亡,在日本,泰国均发现有感染的病人,并且是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最近均在武汉呆过,日本一例病人没有去过当地海鲜市场,但与肺炎患者有过接触,表明是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是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当然病毒人人传播并不吃惊,在美国医院探视,查房呼吸吸道感染及肺炎病人时都要求带上病房提供的一次性口罩以防止空气传播。

武汉这次新型的病毒肺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武汉也一夜之间因此成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也在密切地监视武汉出现的新型(新)冠状病毒引起肺炎。在中国已有40余例确诊,其中2人死亡的报道。许多国家与地区也会特别检查从武汉出发入关的旅客。

普及一下冠状病毒知识,有利于预防与阻止传播。

冠状病毒因在显微镜下表面像帽冠尖峰而名。其实冠状病毒是一大类病毒总称,有各种亚类。一些会致人患病,另一些会在动物之间传播,包括骆驼,猫和蝙蝠。很少情况下,一些动物冠状病毒会演化并感染人,然后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例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人冠状病毒实际上在世界各地很普遍存在。 目前己知有七种不同的冠状病毒可以感染人并致病。人冠状病毒通常在只会引起轻度至中度疾病。 然而已知两种新的人类冠状病毒,MERS-CoV和SARS-CoV则经常引起严重的疾病(也许应该包括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

人冠状病毒类型:

冠状病毒有四个主要的亚类,分别为α,β,γ和δ。

人冠状病毒最早于1960年代中期发现。 可以感染人的七种冠状病毒(属α,β)可分为普通的与其他的,它们是:



1)普通人类冠状病毒(通常感染人类冠状病毒)

229E(α冠状病毒)

NL63(α冠状病毒)

OC43(β冠状病毒)

HKU1(β冠状病毒)



2)其他人类冠状病毒(由动物病毒进化成人类冠状病毒)

MERS-CoV(引起中东呼吸综合症或MERS的β冠状病毒)

SARS-CoV(导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或SARS的β冠状病毒)

2019新型冠状病毒(去年底武汉的,2019-nCoV)



症状:



普通人类冠状病毒:



普通人类冠状病毒(229E,NL63,OC43和HKU1型)通常会引起轻度至中度的上呼吸道疾病,例如普通感冒。大多数人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都感染了这些病毒。这些疾病通常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症状可能包括



流鼻涕

头痛

咳嗽

咽喉痛

发热

全身感到不适

人冠状病毒有时会引起下呼吸道疾病,例如肺炎或支气管炎。这在心肺疾病患者,免疫系统较弱的患者,婴儿和老年人中更为常见。



其他人类冠状病毒:

已知另外两种人类冠状病毒,MERS-CoV和SARS-CoV经常引起严重的症状。

MERS症状通常包括发烧,咳嗽和呼吸急促,通常会发展为肺炎。每10例报告的MERS患者中约有3或4例死亡。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继续发生,主要发生在阿拉伯半岛。

SARS症状通常包括发烧,发冷和身体疼痛,通常会发展为肺炎。然而自2004年以来,再没有任何人报告SARS的人类病例。

新型冠状病毒(上述武汉的)



诊断:

由于没有针对冠状病毒感染的有效治疗方法,因此在怀疑患有社区获得性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中,建立诊断方法的作用有限。

相比之下,诊断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对于了解暴发流行病学和限制感染传播至关重要。

直到最近,还没有灵敏,快速的方法来检测所有已知的人类冠状病毒株。可用于检测鼻咽样品中冠状病毒的快速技术包括逆转录酶聚合酶链反应(RT-PCR)和免疫荧光抗原检测法。由于其可用于检测所有四种已知的人类冠状病毒株, 因此RT-PCR取代了其他诊断方法。

如果出现症状,应将最近的旅行或与动物接触的情况告知医生。据报道,大多数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来自阿拉伯半岛国家。因此,在尝试诊断MERS时,报告旅行历史或与骆驼或骆驼产品的接触非常重要。



传播途径:

人类冠状病毒最常见的感染是从人传播到其他人。

通过咳嗽和打喷嚏呼吸空气;

亲密接触,例如触摸或握手;

触摸带有病毒的物体或表面,在洗手之前先触摸嘴巴,鼻子或眼睛;

很少情况下冠状病毒可通过粪便传播。

在美国,人们通常在秋季和冬季感染普通的人类冠状病毒。 但是,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感染。 大多数人一生中都会感染一种或多种常见的人类冠状病毒。 幼儿最有可能被感染。



预防与治疗



如何保护自己?当前没有可用的疫苗来保护免受人类冠状病毒感染。以下方法可降低感染风险:

戴口罩

经常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钟

避免未洗手而触摸眼睛,鼻子或嘴巴

避免与生病的人密切接触



如何保护他人?如果有类似感冒的症状,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帮助保护他人:



生病时待在家里

避免与他人密切接触

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遮住口鼻,然后将纸巾丢进垃圾桶并洗手

清洁和消毒物体和表面



治疗

对于由人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没有特别的治疗方法。大多数患有普通人类冠状病毒的普通人都会自行康复。但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症状

服用止痛和降温的药物(警告:不要给孩子服用阿司匹林)

使用房间加湿器或洗热水澡以缓解喉咙痛和咳嗽

如果您病情较轻,应该多喝水,待在家里休息

如果症状严重,应该去看医生。



特殊动物演化的冠状病毒(SARS,MERS, 武汉)较凶险,在传播期间一定要看医生或住院隔离。



愿这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得到充分重视,早日得到完全控制。


wzuo 发表评论于 2020-01-17 11:52:20
谢谢科普!
幸福剧团 发表评论于 2020-01-17 11:24:33
同意24桥的点评。
谢谢分享科普文!
职场散记 发表评论于 2020-01-17 11:09:10
快过年了,希望那些病人早日康复
smeagolrocks 发表评论于 2020-01-17 06:38:08
还是不要吃野味了,上次的SARS就是果子狸传染过来的,家禽家畜都是通过人类几千年筛选培养的跟野生动物不一样。再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少杀生吧。
清漪园 发表评论于 2020-01-17 05:14:56
谢谢黑鹰科普!
邮政编码279 发表评论于 2020-01-17 01:25:07
发错地方了,抱歉,请删除。
邮政编码279 发表评论于 2020-01-17 01:23:44
唉,既谋财,又害命!真是博大精深!
24桥 发表评论于 2020-01-16 20:13:04
这就要靠病毒大发慈悲了,千万不要向致病力和传染性增强的方向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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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异端张奚若 1/11/2020 18:53
唐小兵:异端张奚若
发表于 2020 年 01 月 07 日 由 wy

zhang

张奚若

在民国知识分子中间,张奚若绝对是一个不能绕开的人物。无论治学,或者论政,甚至后来的参政议政,他都是铮铮铁骨,正气凛然,可仅用传统的知识分子气节标准来描述他的性情远远不够,他除了敢于在公开言论中臧否人物、批评当局外,还有一般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不具有的“政治智慧”。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他可谓“学以致用”的典型,能够在乱世潜流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政治局势洞若观火,与各方政治势力“若即若离”,苦心劝告与大胆怒斥“冶于一炉”,曲径通幽与明修栈道“相辅相成”。其友朱自清曾在《论气节》一文中说知识分子的气节是“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张奚若的一生可说践履了这种气节观,而践履了这种“勇猛精进”的气节观却能“全身而退”并最终能“寿终正寝”,也可说是民国知识分子身世沉浮中的一个幸运的“异端”。

哲学家金岳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的“最老的朋友”:“张奚若这个人,王蒂澈(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早年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张同学的金岳霖的这番话可谓“知人之论”。张奚若是性情中人,遇不平事往往挺身而出,对于黑暗政治从不讳言,也不藏拙,从来都是“童言无忌口无遮拦”的,这种性格终其在民国和新中国两个不同的社会里都是“始终一贯”的,而他的“童言”并非“意气用事”的“书生意见”,而是充满了政治洞察力的“雅言”。

1946年1月13日下午一时半,张奚若应西南联合大学学生联合会学艺部宣传部之请,在联大新舍图书馆前大草坪上做露天公开演讲。据当时参与者的事后回忆,张在正式演讲前大声说道:“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张在演讲中痛斥国民党作为曾经的“革命党”的变质:“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这个集团现在为他自身的利益而存在,所谓‘为国为民’等好听的标语口号,不过说说而已,都是骗人的玩意儿,是保护色,障眼法。说是‘福国利民’,实际却是‘祸国殃民’。这样一个政治集团,虽然他们还常常说自己是革命的政党,事实上却早已成了革命的对象,要让大家来革他的命了。”在怒斥国民党的“疯子政治”的十一条罪状后,张奚若开出了两个政治处方:“我的办法虽然理想一点,不过完全是根据客观事实说的。我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理想的办法,可以笼统的说:彻底澄清政治上的恶劣空气,改变作风态度,纠正错误的方向,不能再向死路上跑去。怎样才能纠正过来?就只有彻底废止党治。……我也有一个较为现实的办法,容易做到一点。我的办法是:也要结束党治,结束训政,不过还可以让蒋介石先生留下去,不是我们要留他,是他自己不肯走。虽然可以让他留下去,却不能完全随他的意思去做……一定要把‘最高领袖’、‘元首’或‘主席’的地位摆到法律之下。这就是法治,要大家守法。在演讲结束的时候,张奚若自陈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曲:“我们爱国家爱真理的人,不愿作奴才的人,向来说话不知忌讳。反之,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圣贤所教诲我们的,国家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在重要关头,危急时候,要大胆说话。”从1937年7月9日起,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国事谈话会,清华大学浦薛凤、顾毓琇、陈岱孙、张奚若、陈之迈等先后到会,依传统标准,身为教授的张奚若也算享受过“国士”之礼遇了。可就在谈话后的1941年左右,张奚若却以一个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与蒋介石在现实中发生过冲突。有一次在例行的国民参政会上,张发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离开重庆会场回到昆明。下一次参政会再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函和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这与民国另一大知识分子傅斯年在国民党大会上痛骂宋子文的“壮举”可堪比美,宋子文尚仅仅是国民党大员,而张所当面顶撞的可是“元首”,可见其“名士”风采。

民国时期,很多自由知识分子也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可大都是“和风细雨”式的“进谏”,有国士之风,如胡适、蒋廷黻、翁文灏等之于蒋介石,而且民国时期敢于大胆批评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到了建国后经过屡次整风和改造,大都“噤若寒蝉三缄其口”。张奚若是一个“不识时务者”,他对当局暴风骤雨式的批评并没有因为他认可的共产党执政就“自动终止”。从这个角度来看,张确实是一个真性情的本色知识分子。1957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提高工作效能,改造官僚知识分子,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并号召全国人民揭发批评政府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张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一语道破“天机”:“解放之初,一些共产党员以为‘天下本是自家打下的’,‘老子是功臣’,对党外人士,觉得给一碗饭吃,给你官作,就不错了,你还怎么样?说的透彻一点,这只是为了团结,而不是你有什么本事,何况你也并不高明。于是,有事都是按照他的办法去作,不采纳别人意见,这就是当权了。至于对群众,有时候,也是人民群众长,人民群众短,但也不过是口头禅罢了。”同年5月,毛泽东询问张奚若对工作有何意见与建议,他将自己平时的观感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提了出来。当时的《光明日报》报道张奚若在大会上说:“某些人在工作中好大喜功,什么事都喜欢‘大’,一为形式要大,一为组织要大。其中,又以形式要大为最突出,最受人喜欢。因为,在他们看来,大的东西是近代工程。”虽然不像民国时期那样直呼其名地进行批评,注意了批评的策略和修辞(如用“某些人”等含混的指称)但言说的内容却仍旧是火药味十足的,彰显了张的一贯风格。作为一名有政治关切的知识分子,张奚若从不放弃言论表达的机会。

张奚若不仅在公共场合对于不满的政治状况时有痛下针砭之语,而且还主动参与一些杂志的工作来公开论政,对于办政论性刊物很有一套“主见”,不失为一个现代政治学者。1924年,张奚若的朋友胡适(张去国外留学前曾在上海从胡适学英文)曾有意请他回国担任《努力周报》的主编,他在致杨杏佛的信中谈到其设想:“我如任主撰,自应有主撰权。当权限须能实行我良心上所主张的政策,始敢接手。……我意拟将其改编如下:第一页专论重要政治或社会问题,名曰‘社论’。第二页摘述本周重要政闻,于每段之下加以评语,名曰‘政评”。第三页不谈政治,专评国内关于社会风俗习惯的新闻,事无巨细,凡能作攻击及改革社会恶习之资料者皆纳之,名曰‘社会问题’。”事实上,早在1919年,还在美国留学的张奚若就曾在给胡适的书信中表达了他对办言论性刊物的慎重(以及对其时国内言论刊物的焦虑):“《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今日同时收到,尚无暇细阅,略读数篇,觉其论调均差不多。读后感触是喜是悲,是赞成,是反对,亦颇难言。盖自国中顽固不进步的一方想起来便觉可喜,便觉应该赞成;然转念想到真正建设的手续上,又觉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这赞成、反对两个意思相消之后,究竟是赞成的意思多,还是反对的意思多,实在也很难说。”当时正是《新青年》等杂志如日中天一呼百应的时候,也是胡适等新文化干将引领时代潮流之时,在言者滔滔皆为赞美之词的时候,张奚若却能窥见这些杂志和文化运动的“软肋”和“流弊”,并且不怕得罪朋友,直言不讳地向胡适提出来,也可谓胡适的“畏友”之一了。1933年5月胡适与其朋友傅斯年、蒋廷黻等创办政论刊物《独立评论》,邀请时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的张奚若为其撰稿。张奚若回信说:“为《独立评论》作文,本属应尽义务,不过近年来政治问题日趋复杂,立言颇觉不易。同时个人勇气与日俱减,遇事先其难处,结果更难下笔。《独立》已出四期,弟尚无文送上,实属心有余而力不足,至希鉴谅是幸。”就是这个声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政治学教授从1935年开始为《独立评论》写了一系列政治观察性评论,尤为甚者,1936年11月,张奚若在《独立评论》发表的《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触怒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北平市长秦绍文等地方大员而导致杂志被政府查封停刊。胡适经与独立评论社员反复商议后于1937年3月7日写信给宋哲元:“归国后的第三天,在上海读报,始知《独立评论》第二二九期因为登载张奚若教授的一篇文字,开罪于先生,致有停刊的事。当时因身在南方,即发一电给秦绍文市长,声明《独立评论》的责任应由适担负。”即此可见,胡适也是一个敢担当的真君子,在关键时候愿为张奚若“卸责”。民国学人时因学术、政治观点“大动干戈”,朋友间也会在公开报刊上“唇枪舌剑”,却并不影响其间的交情。例如对于胡适主张中国文化“全盘西化”的观点,张奚若就并不赞同,并且在《国闻周报》发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批评了这种极端言论的“不妥当之处”。他对胡适认为民主政治是一种“幼稚园政治”的观点也曾经著文批评过。

身为知识阶级“局中人”,张奚若却有着非常冷静的头脑,保持着一份“旁观者”的“清醒”,换言之,他对知识分子阶层始终保持一种反思的理性态度。他在1927年曾经撰写了一篇题名为《中国今日之所谓智识阶级》的文章,认为“智识阶级的共同利益是增长智识,是发展理性,是提高思想,是传播美化。”根据这个标准,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阶级,他在文中质问道:“就令我们勉强承认我们有此诸界,他们的优秀分子配称具有理智者,更在那里?难道搭起一面‘实验主义’的招牌,到处晃来晃去,就能算是哲学家或哲学界的优秀分子?翻上几篇外国小说或做上几首白话诗就能算是文学或是文学界的理智分子?编卖《千字课》,瞎谈道尔顿,欢迎杜威,欢送孟禄,乱开大学,垂涎庚款,就能算是教育家或教育界的思想家?”不过,张奚若对“伪智识阶级”的批判并没有让他走上反智主义或民粹主义的道路,他认为不管哪朝哪代总是需要知识和文化的,针对当时社会风传的共产党主张“打倒智识阶级”的言论,张认为根本无此必要,也没有这个可能。他说:“讲到社会建设,惟一的大问题是智识问题,是脑筋问题。没有冷静缜密、深思远虑的脑筋,光靠沸腾腾的热心,不管你有怎样多,总是不大行的。因为如此,——因为大规模的社会建设所需理性、智识、才能之量之大,因为中国现在的智识阶级并没有牢不可破的阶级偏见,——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那个本甚可怜的智识阶级不必一定要打倒。”正因为他感叹中国的知识阶级根本还没有成熟,所以他作为清华大学教授会评议员坚决捍卫学术自由,这一点可从张申府的“抱怨”窥知一二:“1936年夏天,我又没有了职位,这次我是在清华教了五年书之后,被开除的,大学没有与我再续约,因为我在抗日救国活动中表现得太突出。政治系有两个教授张奚若和钱端升发起运动,反对我的续约。他们说我是搞政治的,不是搞哲学的。”同时代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发出“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的感叹,发出浩荡的“到群众中去”、“到民间去”的革命口号,迅速地与社会底层势力结合走上了反抗的道路。联想到建国后的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反智主义”,就不得不敬服张奚若的远见卓识。

民国时期标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学人为数众多,可能知行合一,在思想与实践中始终如一地贯彻“自由”原则的知识分子却寥若晨星,甚至某些自由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理由,都可以鼓吹新式独裁,如丁文江、蒋廷黻等。张奚若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论调的。他对自由精神的捍卫在《国民人格之培养》、《再论国民人格》中得到了集中的表达。自由首先是个人的自由,个人自由应该成为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底线,也就是说,不能因为“人民”、“国家”或“民族主义”等宏大叙述而任意地侵蚀个人的自由,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个体性人格的培养才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格,而中国的历史总在训练一帮“听话”的依附性的奴才。张奚若在《国民人格之培养》一文中倡扬这种思想的“灵魂”:“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的神髓,至少在它的故乡英国,全在承认政治上一切是非的最终判断者是个人而非国家或政府,全在承认个人有批评政府之权,说得更具体点,全在承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因为个人是最终的判断者,所以举世皆以为是而我尽可以为非,或者举世皆以为非而我尽可以为是;因有言论自由,所以我可将我所认为是的贡献于他人和国家之前,希望他人和国家能比较优劣而为妥善的采择。我所以服从国家的道理完全是因为在我的良心上它是对的,并不是因为它的命令强迫我服从;反之,若是在我的良心上它是错的,那我为尽我作人的责任只有批评或反对。国家并不是真理的垄断者。它所认为是的须与个人所为是的在个人的良心上作一理智的竞争。光凭威权的压制是不能折服人心的,是无理性可言的政治。”早年留学美国并专攻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张奚若自然在中西比较之下对于传统中国的弊病有“切肤之痛”,调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形成了一个等级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压迫性)的差序格局,这种格局强调宗族、血统与长幼,个人的价值只能放置在集体的架构里被衡量,最后培养出的只能是创造力缺乏的“老人社会”和“小老头社会”(指普遍性的少年老成)。张奚若在文章中痛心疾首地批判了这一传统现象:“中国数千年来的社会中是只有团体,没有个人的。一个人只是家族的一分子而不是一个个人,只是构成社会的一个无关重要的单位而不是一个有独立存在的个人。他的生命,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他的价值,都是拿团体做规矩做标准。离开团体,他就没有意义。离开团体,他就不存在。拿现代眼光看,这样一个人自然是一个不发展的人。不发展的人所造成的社会自然也是不发展的社会。”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才能明白为什么民国时期的张奚若一直能够做到“特立独行”,无论是在与朋友的交往中,还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里,他都是一个信奉个人价值的自由主义者。

但蹊跷也就在这里,一个“宁折不弯”的自由主义者却能够在民国与新中国的政治社会里侥幸“存活”下来,甚至像一个政坛上的“不倒翁”,仅仅用政治人物对其的容忍与雅量来解释似乎稍显牵强,张奚若并不算一个特别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政治影响力也非常有限,在民国时期也仅仅参加过国民参政会这样的“务虚会”而已,本色上还是一个书生论政的学者,因此也很难谈得上要特别保护他。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也一直试图解开这个“历史之谜”而不得:“张奚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昆明的自由主义人士中最坚定的笃信个人主义者,并且具有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气质。然而,真奇怪,尽管他曾充当(国民党)极权主义官僚,有一时期曾经主管高等教育,但却最有效率的保存下来,他偕同他的美貌的妻子来看我们,还带了一个随时准备替他量血压的护士(只要他能让她在场,他大概就一切正常)。我们很高兴再次重逢,但张奚若滔滔不绝的谈论却言之无物。对于他曾任(国民党)高级官员而能幸存至今的奥秘,我们未获任何线索。数月之后,他死于高血压病。”……

方人也许应该从张奚若的政治智慧高人一筹这个角度才可以为这个理论上存在的“困局”(现实政治生活中却并不存在!)提供“合理之逻辑”。从张奚若的文章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对民主、自由与平等等现代价值准则有着充分的认可,也在各种文章中为之“鼓与呼”,这种行为成就了张“四方形”的棱角分明的性格,他曾是英美自由主义的坚定追随者,他经常和他的学生说:“每个人都说胡适中了美国的毒,但我只比他差一点。”张曾告诉一位学生,如果一个人不能自由表达意见,那他最好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写;但另一方面,张奚若绝对不是一个仅仅只会隔靴搔痒谈谈政治的书呆子,他对社会时局有着准确的洞察和判断,他的民族主义热情经常压倒他的自由主义信念。他不像1920年代丁文江这些知识分子鼓吹“好人政府”,主张“少数人的责任”来领导政治,因此,他在时局的角力中巧妙地调整了自己的“立言方式”,顺应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时代大势,当然这种转换也许不能仅仅用“政治智慧”来解答,或许他也像中年以后的闻一多一样已经完成了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到“人民至上主义者”的“脱胎换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的孙敦恒先生就持这种观点:“其实张奚若也和闻一多一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思想和道德观念’,将‘人民’看作国家的‘真正主人翁,社会的主体’。”1948年春天,在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并且马上决出胜负的时候,张奚若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这样循循善诱地告诫学生:“中国今日是正在经过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时代,一切思想都要与此革命事实和精神相配合,配合得好,所有努力才能成功;配合得不好,或违反这个革命事实,任何努力都将变为蠢动,都将得到历史注定的失败。……你们思想的方向和技能的应用,都要朝着一个中心目标,那就是:人民的福利,而不是个人或阶级的利益。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才是前进,才是合理,才是道德的;不然,便是开倒车,反理智,罪恶的。……今日所有徘徊歧路的所谓‘智识分子’、‘自由主义者’、‘中间路线者’都是犯了不愿真正为人民福利而奋斗的错误!”这与写作《国民人格之培养》等文章的张奚若简直判若两人,自由的个人开始全面地让位于掌握了历史真理的“人民”和“领袖”,个人应该无条件地服从“革命事实”和“革命精神”,不能有质疑、彷徨和逃避,否则就是“罪恶”!更有意思的一个历史细节是: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张奚若与闻一多、吴晗、罗隆基等都积极参与了民主运动。范宁回忆说:有一次“闻先生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叫我送到北门书屋,请他们给张先生送一份《新华日报》”。张奚若阅读《新华日报》后,对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备加称赞,《新华日报》成了他最爱读的报纸。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他废寝忘食地阅读《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当他得知延安报纸在一篇社论中曾说“像张奚若这样的人,也站到人民一边来了”时,高兴地向家人说:“共产党也说我站在人民一边了!”(此处参考了孙敦恒:《张奚若先生生平事略》一文)

如何解释这一悖论式的历史现象?作为“思想异端”的张奚若为何向“人民”转向如此之快,以至不再提及“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除了政治智慧外,也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思想根源。张奚若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是法国思想家卢梭。金岳霖曾在回忆中说:“张奚若也是比较喜欢卢梭的,我有时还听见他朗诵卢梭书里头一句话:‘人生出来是自由的,但是无论在什么地区,他又是用铁链子锁起来了。”张奚若在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课堂上甚至公开宣扬卢梭是“革命教主”、“自由之神”。卢梭一向以标榜公意、人民意志而闻名于思想界,这种公意极易与“国家”、“革命精神”、“人民利益”相互置换。张奚若在其名著《社约论考》中指出:“卢梭社约之作用全在得人人同意,造一公意公我;公意公我成,而政治社会生。政治社会之为物,与人无异,以其为多数个人联合而成,故曰公人,卢梭曰:此公人昔称城市,今称共和或政治团体。当其静时,称之曰国家;动时,称之曰主权者。与其他同类团体对峙时,称之曰强权。与约之人,自其全体言之,谓之人民;自其个人参与主权言之,谓之市民;自其屈服于国家之法律言之,谓之国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或许从张奚若的思想根底可以管窥他中年以后的“思想转向”,早年的学识和耳濡目染为中年后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因此,从坚持个人主义的自由立场转向拥抱“人民”和“革命”的阶级立场就并非“历史的断裂”,而成了那个天地玄黄的大时代很多自由知识分子“顺理成章”的“嬗蜕”,所谓弃暗投明洗心革面是也。

【本文选自《十字街头的知识人》,唐小兵/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有删节。】

来源:在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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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网站 Wang Dan's Page 1/10/2020 17:55
沒有必要預測,沒有必要焦慮,沒有必要緊張,更不可以放棄。大家好好休息。

然後,明天,不管發生什麼情況,哪怕是冰雹和雷雨,都要走出去,堅定而溫柔地,冷靜而毫不猶豫地,投下你手中神聖的一票。你的國家,你的社會,你的故鄉,你的未來,你的子女的幸福,就在你手中的那一張選票上。

全世界都在屏息等待明天的開票結果,我也是。
我們都在看華人世界這最後一塊自由的土地上,台灣人民要做出什麼樣的選擇。

是的,你的一票,將決定著這座美麗島的容顏。

明天,我們要讓全世界,看到台灣人的勇敢和堅定,
明天,我們要讓全世界,看到台灣雖小,仍能放射出巨大的光明。

這是我選前最後一篇選舉文了。
我要跟各位親愛的台灣朋友說:雖然遠隔萬里,我的心,在台灣。
讓我們一起努力,讓台灣變得更加美好,更加壯闊。

天佑台灣!
台灣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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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不凡的高晓松 没想到他背后的女人这么厉害 zt 1/09/2020 04:26
家世不凡的高晓松 没想到他背后的女人这么厉害(视频)


文章来源: 一条 于 2020-01-08 14:16:32 -

北京人张克群,除了“高晓松母亲”这个头衔,

还是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古建筑研究者,是建筑大家梁思成的弟子。



张克群在北海静心斋



张克群父亲张维(左三)与母亲陆士嘉(左一) 1956

张克群出身清华世家,

父亲张维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是深圳大学的创建者之一;

母亲陆士嘉是著名流体力学专家、教育家。

从小住在清华家属大院,梁思成就住在隔壁,她笑称自己是被梁思成“忽悠”去搞建筑的。



高晓松深受母亲张克群影响,

公开称赞母亲

“颇有民国大才女林徽因的风范”

“我多年卸不掉的偶像包袱,

主要来自看我爸我妈的照片。”

在网络广为流传的金句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就是出自张克群之口,

“我认为这句是高晓松的翻译,

我当初原话是‘你要是不好好读书,你就上前门卖大碗茶去。’”年近八旬的张克群幽默诙谐,嘴贫完全不输儿子,她教育孩子就两条:自尊心,求知欲,坦言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就三件事:写书,种地,唱歌。2019年,筹备10年的《北京古建筑物语》出版,上个月一条摄制组在北京见到了张克群,

听她聊了聊清华、家庭、教育......

自述 张克群 编辑 张锐嘉







张克群在采访结束后用手机记录下通惠河遗址

12月中旬,北京第二场大雪隔天,我们在南锣鼓巷的东不压桥胡同见到了77岁的张克群。采访场地刚好是通惠河的一处遗址,研究了半辈子古建筑的张克群立马提起了兴趣,零下十几度的天儿也要在外面走一走。

张克群常年定居美国,这次回国是专门为了新书的出版。退休之后,张克群就把生活重心放在了写书上,给父亲做纪念册、写古建筑书,两年时间出了三套10余本书,但对于回忆自己的一生,她却表示“我的一生有啥好写的。”



张克群母亲陆士嘉(左)与父亲张维(右)1937

张维,两院院士、力学专家,1957年任清华副校长陆士嘉,中国著名流体力学家、教育家



儿子高晓松时常毫不吝啬地赞美母亲,“颇有民国大才女林徽因之风(年轻时容貌也毫不逊色)。”“我多年卸不掉的偶像包袱,主要来自看我爸我妈的照片。看一眼能管仨月。”甚至将父母年轻时的合影换成了头像。

《北京古建筑物语》的序是高晓松对母亲的大方表白,序中写道“谢谢妈妈,在给了我生命,给了我生活的道路和理想后的很多年,又一次给了我做您儿子的幸福与骄傲。我爱你。”

去年11月,高晓松50岁生日当天发了一篇“人生的期中小结”,提到父母一家子作为知识分子对他的一生的影响“感恩给了我那个时代最好教育的一大家子。”



梁思成

张克群对古建筑的热爱深受建筑大师梁思成影响,还说当初大学选专业就是被梁思成“忽悠”的。

1959年暑假清华大学组织家属去北戴河海边避暑,正在海滩写生的张克群被梁思成看到,“画的不错嘛,想不想学建筑呀?”梁思成边比划边解释,意思是建筑比工程多艺术,比艺术多工程,学建筑的想法便在张克群心中生根发芽。



张克群走在胜因院前胜因院是清华大学教授住宅位于照澜院西南、新林院西北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邓以哲教授等都曾在这里居住

采访中,她回忆起儿时和梁伯伯住在清华大院的二十多年往事。

采访结束,张克群带我们去清华大学,走过童年生活的胜因院和联排别墅,是多位历史名人的旧居,也是儿子高晓松口中的布满阳光青葱味道的“清华老宅”。

以下为张克群的自述。





张克群接受一条采访

如果非要有一个title(头衔),那就用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吧。1961年我入学清华学习建筑,1980年代才考证,“国家注册建筑师”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职称。



《北京古建筑物语》系列三本书,讲的是北京不同风格的古建筑——北京古代皇家建筑、北京古代宗教建筑、北京古代外来建筑。

其实我对北京城不太了解,因为我从小住清华,属于大农村,四合院胡同这类古建筑我都没接触过,在写书之前都不知道有一个皇城,只知道有紫禁城,所以写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过程,包括我现在都快80岁了脑子还特灵光,都是近几年写书的功劳。

最开始写的是第二本《晨钟暮鼓》。90年代,当时中国开始申奥,北京城那么多教堂,天主教、基督教、和尚庙一应俱全,我就准备写本书介绍北京的宗教建筑。

书写完了,但申奥没成功。我就想干脆把别的类型的古建筑也介绍一遍吧,所以写了另两本。探访、写稿、画图总共花了11个月。





晨钟暮鼓——北京古代宗教建筑

我感兴趣的是宗教形式和建筑的关系。

比如天主教堂宣扬的是神秘感和仪式感,所以天主教堂都特别高耸,且室内没有任何吸声材料,窗帘等一律没有,为了增加混响时间,全都是反射的材料,比如砖头、玻璃。剧院的混响时间需要控制在0.3秒,但教堂要求越长越好,这样比如神父说“孩子们们们...”的时候就很有神秘感。

北京城里一共有四个教堂,分别是东堂(王府井堂)、西堂(西直门堂)、南堂(宣武门堂)、北堂(西什库堂),风格各异。

其实最早在1294年,就有来自罗马天主教的修士孟高维诺来中国游说,并建了一个小教堂。





东堂

东堂是罗马式混杂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始建于清朝,康熙初年由两名外国传教士,将原本的中式建筑改为西式风格。但康熙年间反天主教浪潮被毁了一次,1900年义和团运动又毁了一次,现在我们看到的东堂,都是1904年重修的,

东堂原本在一个很高的院墙里,我小时候踮脚也看不见里面。2002年王府井大街改造,才把院墙拆开了,现在它在王府井大街最繁华的地区,看起来有些突兀。



南堂

南堂由两部分组成,大门是中式的,而教堂的主体结构为砖结构的巴洛克风格,精美的雕砖随处可见,是18世纪后期欧洲流行的风格,后于1904年重修。

北堂由两名法国传教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哥特式建筑,在1900年义和团破坏后重修,又高了一层,哥特风格更加明显。共三层,由11座尖塔构成,门窗由汉白玉石雕刻而成,台基为传统的中式设计,环以汉白玉栏杆,使中国教民感到更亲切些。

最后西堂,也就是四大教堂中的小妹妹,1723年由意大利传教士修建完成,外貌有些俄罗斯风格,内景很是辉煌。



太庙

红墙黄瓦——北京古代皇家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看上去都差不多,但其实有很多细节上的门道。



独乐寺

比如从斗拱可以看出它大概的建造年代,斗拱越大越古老。位于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636年,它的斗拱能有半个柱子那么高,而且起结构作用,没有一颗钉子,只用木头相互交错连接固定,有很强的抗震效果。

而到清代的建筑,比如故宫的斗拱只有马蜂窝那么大了,只是起装饰作用而已。



人家去旅游都是看建筑,我就是看房顶。重要古代建筑物的屋脊上,有若干排列整齐的小动物,这叫做走兽。有些后期重建建筑的灰色走兽,都是闹着玩的,过去从来没有这种黑不溜秋的走兽,全都得是琉璃彩色的。

走兽的主要作用就是固定,以前建房都是用瓦和泥,为了把瓦固定,在瓦片烧制过程中就会留一个洞,走兽其实是起钉子帽的作用。





太和殿的10个走兽

走兽另一个功能是显示建筑的等级,等级越高,数量越多,且通常都是单数。太和殿是紫禁城内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走兽足足有10个。严格来讲其实也是9个,最后加了一个猴子,叫做“行什”,过去北京有句俗语“你长行什了啊”,意思就是“你长能耐了呗,猴子你都能上太和殿了”





八面来风——北京古代宗外来建筑

北京还有很多1900年以后外国人来盖的东西,比较典型的东交民巷、大理寺等几个法院,甭说远处,光是清华就有大量的外国设计师的作品。

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用来储藏南方运过来的米。1840年后,西方列强慢慢在京城建立使馆,并在义和团期间禁止中国人入内,一整条街就变成了西方人的地盘。外国人发音不准确,“江”就都变成“交”了,慢慢地变成了东交民巷。

最开始使馆用的是我们中国人的王府。第一个建立的使馆是英国使馆,后来觉得中国建筑用不习惯,开始盖自己的建筑,有教堂、银行、兵营等等。



美国人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1954)1913年开始在中国进行建筑设计作品包括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

现在东交民巷还保留着这些建筑,现在都成了旧址。比如著名建筑师墨菲1917年设计的花旗银行,现在变成了警察博物馆。

墨菲在北京的另一大成就,是清华的设计。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的前身为“清华学堂”,1908年作为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退款办学”的名义被建成。

美国人当时说我们中国人赔款赔多了,但还钱可不行,我们在你们那建一个学校吧,就成立了北京第一个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始称“游美学务部”。

一开始在东城的史家胡同,后来搬到荒芜已久的清华园,1911年4月26日,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这也是清华大学现在的校庆日(清华的传统是在每年的四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举行校庆)。





张克群在清华大学二校门

清华园原来有两道校门,第一道早已不再,第二道门位于南半部住宅区和北半部教学区之间,大家都叫它“二校门”,是当时很流行的洋式风格,由军机大臣叶赫那拉·那桐题词。不过据我了解,现在的题词也不是当年的真迹了。

清华学堂现在位于二校门的后面。二校门前面有一座桥,1948年12月13号,国民党派了一架飞机轰炸清华,当时我就在那桥洞地下,我爸还怕我们害怕用帘子挡着,“咣咣咣咣”就炸了,但是那个人一点清华的建筑都没炸着,整个就把炸弹扔到旁边荒野的地方了,就是现在的中关村。

那时候中关村不是现在的“关”,是当官的“官”,中官就是太监,然后炸出好多骨头来。我上小学的时候,天天在那骨头里扒拉,我就希望扒拉出一头骨吓唬人,结果找到的都是些胳膊腿什么的(笑)。



从清华二校门望进去

因为用的都是美国人的钱,所以清华的建筑风格均为洋式,清华的第二任校长周诒春上任不久,便请来了当时在中国足够出名的美国建筑师墨菲,来做清华的整体规划。就有了后期著名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院,体育馆。

坐东朝西的图书馆一期由墨菲设计完成,1939年清华校友杨廷宝完成接了一块“二期”,无缝衔接。后来又不够了,我当时的建筑老师关肇邺接建的是第三期(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几年前又接建了第四期。

我对清华学堂特别有感情,我大学时上美术课,坐在这里画它的木楼梯,还在东半部的图书馆借书。那些徜徉在发散着纸张香气的时光,令我最难忘。





张克群家庭合影 1956张克群(右一)与母亲陆士嘉(左一)父亲张维(左三)

延续近一个世纪的清华情缘

我爸爸妈妈1937年去德国留学,本想两三年就回来,结果二战了,没回成,就在德国生了我。等我四岁的时候,就想赶紧回国。

当时德国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一家有个自行车就很奢侈了,好在我爸在法国有个朋友,于是我们从德国到了法国,后来途径越南、香港、上海等地,一点点挪回了北京,哪能像现在飞机十几个钟头就飞回来了。

我爸刚回国在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教了一年书,后来到清华做教授。当时解放前有个规定:不能夫妻两个人都当教授。其实我妈当时学识比我爸强多了,两个人都是博士,最后我妈只好到一个实验室当实验员。



深圳大学开学典礼 1986张维(右)与教育家杜祖贻

1948年解放军进校后开了个会,宣布这个政策取消。我记得我妈当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泪奔了”。后来慢慢地,我爸当了副校长。

1983年开始组建深圳大学的时候,我爸人缘特好,有号召力,就被叫去当了深圳大学第一任校长,一呼百应招来一大堆教授。5年之后,年纪也大了,就回到清华继续做副校长。



梁思成的古建筑情怀

我之所以这么热爱古建筑,很大程度是受到梁思成先生的影响。

我上大学的时候,古建筑并不是专门的课题,也没什么教材。梁先生喜欢古建,那时候上课就一个幻灯片打在墙上,打上一个佛爷,他能趴在那个白墙上说“我多喜欢这些佛爷的胖脚丫啊!”梁先生对于古建筑,就跟对他情人似的那么喜欢。

小时候我家和梁先生都住在清华家属楼胜因院,他就住我家后边,我称呼他“梁伯伯”。

梁先生是个很幽默的小老头,还特别喜欢小孩儿。他们家最吸引人的是有一辆小汽车,黑色的dodge(道奇),我小时候就总想上去玩,梁伯伯一高兴就带我们在清华里兜一圈,多好玩。



“嘟嘟”

他下巴上有个挺大的痦子,我小时候就问他是干什么用的?他说“我要是想你了,我就按一下它,‘嘟嘟’两声,你就来啦。”那时候小,我真以为能出声,还爬了一个板凳去按了,结果一看并不是那里出的声,是嘴里发出的声音,逗得梁伯伯哈哈大笑。





清华大学胜因院

魂牵梦绕胜因院

为什么叫胜因院?因为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才盖的。

清华的几块家属楼最早的是照澜苑,然后是北苑,新林苑已经是1920年之后的事。当时盖大礼堂的砖,都是从美国运来的,运多了还有剩余,就盖了整个新林苑。新林苑也是清华教授住宅中设计最好、砖头最多的。后来教授越来越多,像我爸一样从国外回来的一大批教授没地方住,就暂时安顿在了新建好的胜因院。

现在做梦还会梦见童年发生的事情。



当时我们家旁边有条小路,小路旁边有块地,我在里面种西红柿、玉米,植物课留的授粉作业我都在这块地上实习。

旁边还有一排河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们管它叫“臭沟”,因为它没有名字,其实一点也不臭。这条河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源泉,冬天可以在上面滑冰,夏天在里面趟草,有一次我还把一个马蜂窝趟起来了,“嗡”地一下子蜇了我一脑袋包。

有一次刮大风把这边上的树都刮成45度了,可把我们高兴坏了,就爬那树,还用柳条编的大鸟巢,整天在上面过家家、吃槐树花,玩完就回家吃饭,然后再出来玩。不过这一片已经不是我小时候的样子了。





张克群在10公寓前家庭合影 1975

胜因院是一直伴随我长大的地方。后来我14岁我爸当了清华副校长,我们就搬到旁边的联排房子家属楼,从1957年一直住到2001年我爸去世。

我们家一进门是客厅,后面是我的房间,楼上那个小屋是我弟弟的,第3个窗子是厨房,厨房的上面是大卫生间,原来是木头大门,现在保留的大理石地板还是我当年铺的。我们家好多照片都是坐在门前的台子上照的。隔壁梁伯伯的黑色道奇车早就没了。





父亲张维在院中种下玉兰树以怀念妻子 1987

院子里是我妈去世的时候,我爸种下的玉兰树。第一年大概开了10朵花,第二年开了80多朵,第三年就数不清了。我爸问我,你怎么想办法把这花给数清楚?我说就数一朵,摘一朵,摘没了就数清楚了。



家庭教育法:从张克群到高晓松

我在清华上大学的时候(1961年入学)特别热闹,不好好念书,主要的活动在军乐队吹黑管,在运动队骑赛车,有时候还跟游泳队掺和掺和他们比赛,念书都是副业。

现在对大学印象最深的就是跑教室,因为清华大啊。当时只有北京的学生有自行车,外地的学生没有,所以每次我的自行车是跨着好几个书包,去教室给他们占地方。后来我一直做噩梦,梦见跑错教室了,你说多着急啊。

我爸从来不督促我的功课,爱学不学。

初中毕业之后我就开始爬树玩疯了,都没考上高中。我爸什么重话都没说,就说得休息一年。他心里肯定有遗憾,书香门第这大女儿还没考上高中,但他从没跟我说过。后来我很惭愧,觉得老爹也不说话心里肯定很失望,我就特别用功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101中学,当年在北京是很好的学校。自打我上了高中,每门课全部是满分5分。



我爸所管的事情,只是吃饭别把菜汤掉桌上、喝汤别嘶溜嘶溜地出声这种习惯的养成,其他从来不说,都是潜移默化地影响。

我爸妈在家里唯一做的事情就是读书,没人理我,我也只能看书。当时全家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晚上,可以听唱片,都是我爸妈从德国带回来的。

我小时候最受影响的三件事:一个是我爸妈都趴在桌上奋笔疾书,谁也不理我;一个是给我订了一本很好的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前)苏联杂志翻译过来的;还有给我买的一种玩具,相当于现在的乐高,由铁片组成的,上面有很多窟窿和螺丝母,所以到现在我都很喜欢摆弄工具,自己动手做事情。



高晓松与妹妹高晓江 来源:高晓松微博

我教育孩子就两条:自尊心,求知欲

只要有了这两条,他就自己念书去了。我儿子小时候回家跟我说,“老师总夸那女孩好,我非要念得比她好不可。”这样孩子自然而然跟别人“攀比”,不是攀比别的,是攀比学习,这叫自尊心。

求知欲怎么培养?就是孩子问什么问题你都得回答他。

我亲眼看见过一个失败案例,小孩问爸爸:为啥天上的星星不掉下来?他爸说“你问什么问,你到底要问什么?”这位父亲就亲手把孩子的求知欲大门关上了。如果你什么都回答,小孩就会觉得自己的问题得到了重视,就会经常想问题,问不到人的时候自然就去看书,这样孩子的求知欲就被培养得很好。



张克群在北海公园

我跟我的孩子一直是朋友的关系。

以前在后海,那时候刚有气垫,我们就在积水潭游泳,一起闹着玩。我把他们先摔下去,他们再把我摔下去,叮了咣铛地爬上岸以后,有人问我孩子:这是你们体育老师吗?孩子说,“那是我妈”。

我儿子小时候老实极了,一天到晚就在家里给他妹讲故事。我们家那时候12平米住四个人,特别挤,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小桌子。我回家一看他俩玩得可好了,用废电池搭两个球门,俩人在中间吹乒乓球呢。后来我养了一小兔,生了一窝小兔子,俩人在小兔子上挂各个国家的牌子,中国对美国队日本队什么的,让兔子赛跑。



高晓松(右一)与妹妹高晓江(左一)在清华家门前合影

来源:高晓松微博

我唯一教育他们的,就是让他们读古诗古词。

因为我小时候就这么被教育的。这对我后来的文笔、语言组织能力都发挥了很大用处。语文的文学修养要很长时间来培养,以前遛弯的时候就跟他们读诗背诗,过年吃饭的时候我写一些签儿,春花秋叶什么的,吃两口饭就抽一个签,在玩当中就学了。

小时候我们家也打我,因为我和我弟弟在颐和园游泳,晚上八九点钟还不回家。后来我当妈了才明白,那时候我妈估计急疯了,以为共俩孩子都淹死了呢。

现在我自己的女儿刚读完博士,儿子是公众人物,有人问过我是不是特别为儿子骄傲?我说没有。

他念不念书、唱不唱歌我无所谓,没有满意不满意这一说,各过各的,我就过我的日子。他们也有各自的家庭教育,我觉得我外孙女特别惨,但我也不干涉,不忍看我孙女被打屁股,我就出门了,一个人在墙跟儿哭一下鼻子,然后再回来。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三件事:写书,种地,唱歌。

唯一的想法就是。我跟我老公商量:如果你要是先死,我就回中国死去;我要是没办法在中国死,就一定要烧成骨灰带回中国,撒在我父母撒骨灰的地方。别的我都没多想,一点一点往前拱,比如再出本书,这下回美国的家又有事儿干了。不写书的时候,集集邮,是我一辈子的爱好。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么诗意的话,肯定是高晓松自己编的。我当时的原话是:“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就得去前门去卖大碗茶去。”



但是当然了,我也说过,人要站得高才能望得远。我给晓松和晓江讲过这个比喻:如果人躺在地上,你觉得连土疙瘩都是坎儿;如果你站起来,可能高楼是坎,高山依旧是坎儿,就觉得怎么我老也过去不呢?但当你站在月球上一看,这整个地球都是特别光溜了,哪里有坎儿是不是?

所以人要站得足够高,才能不把眼前的事情当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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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学, 不愿露面联系的难言之隐 zt 1/05/2020 05:44
老同学, 不愿露面联系的难言之隐
2019-12-30 06:45:15

Y自然流露Y

幽悠山水间

同学微信群时不时由于一个怀旧的话题,就会扯到了过往的青葱岁月....前几天高中同学聊起尚未入群沉于“海底”的几位同学,说到了他们上学时“风流倜傥,意气风发”, 不解何以多年来甘于销声匿迹,不抛头露面与同学们在一个平台上共述过去现在将来,而是留下一个长长的背影,让人疑惑...

高中毕业上大学至今风风雨雨,同学们经过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及在变革中的大浪掏沙,分出了不同的层次,成功者自是喜爱人前说事分享苦尽甘来的经历,有些同学不抛头露面远离曾熟知的人群,自有其背后的故事。

以中国文化去划分所谓的成功与失败,通常财富是一个指标,那些挣了钱的腰粗了,说话自是掷地有声,喜爱指指点点。听到不少朋友说起同学群或是同学聚会,常常这些成功人士左右场面,几次下来索然无味,原有的同学情谊荡然无存,再见再聊的心冷下来。同学间大规模集会越来越少,多数改为相知相熟同学间小群体的团聚。

当然对于成功人士,要给予他们努力的尊重,芸芸众生之普通人大可不必计较其不自觉流露出的“得意忘形”,不必“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时间长了,谁保不齐都会走背字-:)平凡平庸是大多数人的活法,其实他们是同学群潜水最深的“亲们”, 是他们常常坐小板凳看戏,撑着场子-:)

说到远离同学群的个别学友,不得不尊重他们的选择,有些高中毕业后与大伙各奔东西,以我们高中毕业班升大学比率之高的情景,他或她未考上大学选择了另一条人生路,自然不愿与众生为伍,说不到一起嘛。另有同学上了大学,在那一片新天地,迷失自己,行为极端,壮志未酬身先“死”,辍学离开了校门,他们自觉无颜面再与老同学们一起整天优雅地扯闲。最后是那些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一路不适,与机遇总是擦肩,感觉倒霉到喝凉水都塞牙的主,要钱没钱要官没官,与其入群给同学们添堵添负能量,还不如自行了断与同学们的联系。

大家同学一场,本应情感深深,结果彼此内心的被名利场划出三六九等,多年后的今天,一切的一切都成为过往,什么都无法改变,能做的是留住一份对彼此过往的存念。
Y自然流露Y 发表评论于 2019-12-31 13:17:25
回复 '小二哥李白' 的评论 : 呵呵,在理,有老中扎堆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小二哥李白 发表评论于 2019-12-31 13:10:44
攀比是人之常情,当然是自然流露。没有感情基础的关爱其实很虚伪。
Y自然流露Y 发表评论于 2019-12-31 11:49:24
回复 'Froginwell' 的评论 : 相见不如怀念,不见愈加挂牵 -:)
Froginwell 发表评论于 2019-12-31 11:36:54
见于不见都是正常,哪有那么多的难言之隐。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相见不如怀念。
Y自然流露Y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17:15:59
回复 '高枫大叶' 的评论 : 朋友说:有年回家乡与中学同学人聚会,起初大家挺新奇他这个海外回来的骄子。待省城管教育的局长同学一到场,大伙扔下他奔向领导,因为他们孩子在考高中,需要借力-:)
高枫大叶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14:42:52
很可惜有不少同学聚会已经变味了
Y自然流露Y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13:28:09
回复 'BananaeEggs' 的评论 : 两岸共同的文化背景 (书中自有黄金屋),同学群有一样的故事 -:)
BananaeEggs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13:00:13
台灣地小人多,「萬般皆下品,唯有讀者高」,孩子們從小就聯考競爭激烈。每逢放榜時,考生就被分成一,二,三流,考不上的,只有花父母錢進私立學校。現在,大家到了退休年齡,小學同學聚會上,很多的同學,居然競向大家炫耀成就,(言外之意,是自己當年雖然聯考失利,但自己仍然有很大的存在價值)。兒時聯考惡夢何時了?看來似乎是永久的傷疤。
Y自然流露Y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12:42:04
回复 '梅华书香' 的评论 : 短暂几年纯纯的同学情, 难维系与于走上社会后几十年的风雨兼程....-:)
梅华书香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11:53:12
长久了,便就倦了!!
Y自然流露Y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10:50:54
回复 'xiaomiao' 的评论 : 同学微信群是个松散的联系平台,多年过去,彼此境遇不同,不少人只是来挂个号报个到,最多过年过节转发个图标 -:)
xiaomiao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10:43:48
人家很可能不是“销声匿迹,不抛头露面”,人家只是不和你们联系了而已。有缘则聚,无缘则散。
Y自然流露Y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09:56:37
回复 'isuiyi' 的评论 : 您这是画龙点睛 -:)

现在同学有还在打拼, 有阳光退休,有钱多烧的.....凑在一起,聊着聊着就无聊了 -:)


isuiyi 发表评论于 2019-12-30 09:48:40
再正常不过了,等到了60+ 估计才会真正抛开物质来回忆往事。
再说真正谈情谊的,不会等大聚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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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宇空竞选国会议员对美国亚裔和华人的意义 12/27/2019 06:19
发信人: YukongZhao (宇空), 信区: USANews
标 题: 赵宇空竞选国会议员对美国亚裔和华人的意义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Dec 26 13:36:08 2019, 美东)

我在近日接受大纽约生活网的采访,介绍我参选美国国会议员对亚裔和华人的意义。在
这里给大家分享:

记者:赵先生,您好!您于上个月毅然决定参选美国联邦国会议员,在此向您表示祝贺!
赵宇空先生:非常感谢!

记者:我们最近一直在关注您的竞选活动,很想了解一下您的竞选纲领是什么?
赵宇空先生:我的竞选纲领是重建美国梦。目前,很多政客无心于为选民服务,他们热
衷于两党斗争,他们不解决美国人民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他们常常把球踢到未来,
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例如大家熟知的非裔和西裔教育落后的问题。他们不解决其根源
,即贫困、犯罪率和吸毒率高,家庭破裂、教师工会等问题,而是在大中学校录取中搞
非法的种族平衡,把亚裔孩子当作替罪羊。还有,他们滥撒纳税人的钱,收买选票。激
进政客例如AOC,Bernie Sanders还试图在美国搞社会主义,限制美国人民的经济自由
。极左政客还滥搞政治正确,限制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在这种环境下,我决定竞选美
国联邦国会议员,维护美国的建国精神,并把明智的解决方案带到华盛顿,帮助美国民
众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

记者:我很赞赏您的竞选纲领是一个面向美国大众和您选区选民的纲领。 别人会问,
您在佛罗里达第七区竞选,对亚裔和华人有什么意义?
赵宇空先生:意义非常重大。在民主社会,每个族裔都需要在国会有自己的代表,这样
本族裔的合法权益才能获得保障。我的参选除了代表本选区选民的利益,还代表了成上
千万关爱家庭,重视教育的亚裔。目前美国国会虽然有了几位亚裔民主党议员,但他们
在亚裔教育维权、社区安全、低税收、小政府、反对毒品泛滥这些符合亚裔社区根本利
益的问题上无所作为。只有像我这样的持保守理念的共和党亚裔议员才能代表亚裔这些
核心利益。

记者:您的竞选纲领非常令人鼓舞。您一旦选上之后,会给美国的亚裔和华人具体在哪
些方面带来帮助?
赵宇空先生:我的竞选纲领包含了经济、移民、社区安全等九方面的众多领域。大多数
都符合亚裔和华人的利益。一旦当选,我会继续为亚裔孩子教育维权,维护择优录取的
原则,支持起诉哈佛大学。例如,前副总统白登最近就提出取消标准考试,我到了国会
就会坚决反对这种企图。还有我支持有利于美国和亚裔的合法技术移民。我也会提出明
智的降低犯罪率解决方案,改善社区的安全。亚裔和华人善于创业,我要保证他们能够
享受低税收,少有规章制度的限制。

记者:您刚刚讲了代表亚裔社区,为亚裔谋福利。那么对华人社区的意义如何呢?
赵宇空先生:对华人也很有意义。目前从中国大陆来的有几百万的移民了,可联邦议会
里还没有一个他们的代表,我们的利益经常受到侵犯,更谈不上被保护。最近对大陆移
民危害极大的参议院S386法案,在众议院是HR1044法案。由于没有我们的代表,虽然有
三个华人议员,他们却让HR1044在众议院顺利通过,所以才导致了今天我们奋力阻挡
S386法案的被动状况。

记者:您说的千真万确。如今索马里亚的移民在美国国会都有代表了,而我们大陆移民
却没有一个代表。是该推出我们的代表的时候了。我们非常感激您多年来为亚裔孩子教
育维权的奉献,并相信您一旦当选,会脚踏实地地为美国、亚裔和华人服务。S386就是
前车之鉴,我们华人社区必须亡羊补牢,把您这样的维权领袖选入美国国会。请问华人
社区具体如何能够帮助和支持您的竞选呢?
赵宇空先生:谢谢你们的支持!从我出来竞选之后,数百位素昧平生的华人朋友纷纷前
来支持我的竞选。有的慷慨捐款,有的报名当义工。募捐一个月,就收到了超过八万美
元的募捐。还有一大批朋友在社交媒体,传播信息等众多方面踊跃帮忙。这让我感受到
同胞的温暖和鼓励。我在此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竞选是一个艰辛和耗资巨大的工程,所以我希望华人和其他族裔的朋友在以下方面
继续提供支持:
第一是慷慨捐款。有美国公民和绿卡身份,年满18岁的朋友都可以慷慨捐款。
请点击这个链接或扫描以下二维码慷慨捐款,支持赵宇空竞选美国联邦国会议员:
secure.winred.com/YukongZhao/donate
第二是竞选的直接支持。住在佛罗里达中部地区的朋友可以帮助我做义工,扫
街拜票。有从政或社交媒体经验的朋友可以在很多技术方面提供帮助。
总的来说,我是持保守理念来参加美国联邦国会议员的竞选,也是亚裔参政议政的一个
冲刺,是关系到华人和亚裔切身利益的一个奋争。我很诚挚地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华人朋
友加入我们的助选阵营,群策群力,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了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就
有希望成功地冲过终点,实现亚裔和华人政治权益的一个飞跃。谢谢大家的大力支持!

原文链接是:“赵宇空竞选对美国亚裔和华人的意义。”
我的竞选网站是:https://yukongzhaoforcongress.com/z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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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庆离婚案后首度表态:以后再结婚要找傻白甜 12/02/2019 19:25
李国庆离婚案后首度表态:以后再结婚要找傻白甜
文章来源: 中华网财经 于 2019-12-02 14:19:33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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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段时间,李国庆因为“出言不逊”多次登上热搜,他和俞渝两人打响“口水仗”,夫妻双方在朋友圈开撕,围观者众。经过几轮舆论发酵之后,李国庆和俞渝的离婚案于11月29日在北京开庭审理,李国庆提出的诉求是离婚并平分股权,俞渝并未出庭。

  在离婚案开庭后的第三天,李国庆来到上海出席凤凰网财经高峰论坛,首次面对媒体倾诉他的离婚感言和心路历程。这一次坐在他对面的,不是一般主持人,而是他的老朋友、凤凰网高级副总裁刘春。

  面对老朋友,李国庆敞开心扉,谈兴大发,一一回应了外界质疑。当婚姻宣告破裂,离婚大战闹得全人尽皆知,他是如何看待这一段曾经辉煌后来失败的婚姻?而资本、股权、股东又在背后扮演了哪些角色?面对离婚后的新生活,他现场公开了哪些择偶条件?

  01

  回应“摔杯”:我特意要求剪掉

  此前,李国庆在拍摄一档访谈节目时,突然发怒摔杯。很快“摔杯”视频广为传播,登上微博热搜,引发激烈讨论。

  李国庆:抱歉,摔杯子是失态。我特意要求节目组把它(摔杯子片段)剪掉,但是现在的互联网,剪掉以后很容易传播,变成花絮了。

  刘春:我跟您认识这么多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喝酒从来没看到你醉过。那天怎么就摔杯子呢?而且当着小姑娘(节目主持人)的面?当时是生什么气,表现的那么激动?

  李国庆:喜欢俞渝的可能认为,李国庆就是“暴力男”,把我骂一顿。喜欢我的(人)还有领导干部说,这个主持人太不专业了,问你“扎心不扎心”,不就是刺激你摔杯子吗?我说,这和人家没关系,纯粹是我那天激动了。那天我被问,“被赶出当当,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扎心?”

  刘春:我作为资深的电视人,我觉得你摔的特别好,摔得动作特别到位,表情特别生动,

  杯子的弧线特别圆满,女主持人的表情也非常生动。你俩非常默契。

  李国庆:我负责任的说,我一直没有看过摔杯子的视频。那不是我的平常状态,毕竟咱们也是北大毕业的,真的没有看过这个视频。摔完杯子,我说:“停吧,别录了。”当时聊得话题是知识付费,早晚读书,我说让我抽跟烟,(然后)连续抽了两根才平静下来。

  刘春:早晚读书,我们早晚会说。

  02

  回应“桃色绯闻”:喜欢按摩,极少去洗浴中心

  刘春:国庆我跟你们两口子都很熟,我最后一次见你们两口子是在(朋友)儿子的婚礼上,你们两特好,恨不得手拉手。俞渝说,我们两分手了,你给我介绍男朋友。你说:我们两分手了,你给我介绍女朋友。我感觉你们彼此包容,特别开放,是特别好的朋友和伴侣。怎么突然你们两个就撕成这样了,能否透露一下?

  李国庆:首先,事实是我7月份先通过媒体向俞渝发起的攻击,这是事实。7月份一个纸媒(报道)上了热搜,谈到了过程。9月份摔杯子(视频出现),但是我攻击她的全是工作,探讨当当管理的得失。

  刘春:我很早就知道你们两分手,插一句,网上不是说你已经22个月没有性生活了。

  李国庆:拉回来,分居一年半,我都说俞渝好,当当好。如果我一直隐忍,上哪找这么好的男人,这么好的爸爸,这么好的丈夫?她想争权管当当,那是14年下旬。她说了好多年,我就让了。然后到18年,又让我把新业务给交出来,我也交了。我还主动要求停发工资,不带司机,不带秘书,把办公室腾出来,哪里找这样的人?

  所以确实一直挺好的,但是7月份的导火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被朋友调解了。我说:俞渝,我出来(离开当当)一年半了,你也不融资。她老故意不融资,我推荐给她的投资人,她都不见。

  刘春:我插一句话,他们公司私有化之后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司之一。每年的纯利五六个亿。

  李国庆:而且一分钱负债都没有。就是7月份,我提出,我出来已经一年半了,能不能给我三千万分红,大家都分红?她说,不行,她跟小股东有矛盾,管理层小股东持股8%。我说,那你能不能以我在当当的股权质押,借我3000万。她说:不借。我说:朋友过去找我们借,我们都借。我总不能,用她和那些高管说的话,一直住在“狗窝”里吧。我要买套房子。

  刘春:不是江湖传说你住在洗浴中心里吗?

  李国庆:不是,第一个月我住在两个朋友家。第一周去了一个朋友家,但是我嫌那里饭太次,就走了,又去了另一个朋友家。我喜欢按摩,极少去洗浴中心。因为到那里你得脱光,人家都认识我,有和我打招呼,有找我签个字的,多别扭啊,所以很少去。就这三千万闹的,我就生气了。说好答应融资,让我优先套现,等了一年半,也没套现,买个房子也没有(钱),我创业总得投资吧。当然我们境外信托在香港,当当美国上市的时候,我们套现了大概三千多万美金。我们俩四六开,我六她四,这是事实。这也不是离家的时候分的,也是离家一年多才把这个信托拆开的。但是我就不想把美金调进来,也要很多程序。所以我提出当当账上分我三千万,她都不分。我忍无可忍,就舆论攻击她了。

  03

  回忆结婚:我去美国就要娶回“海归”

  刘春:你们俩怎么认识,怎么就一起创业一起结婚了?

  李国庆:我们俩的版本不一样,她说是我追的她,我记忆里是她追的我(笑)。当时的细节是,她跟几个人投资了一个杂志,这是95年的事。当时的负责人叫甄晃(音译),俞渝认识我的上司,(作者注:1993年,李国庆联合北京大学、社科院、农业部等单位创办了“北京科文经贸总公司”,任总经理、总裁)。那时候我的上司听说,如果要在国内投资传媒,就得投资李国庆。那时候我还没见过她,通过上司,(我)给她们做咨询,(研究)怎么保护她们投资人的合同,怎么保护版权,提了很好的提议。咱北京人做事是这样,不仅咨询还给买单。甄晃回去美国就说,人家李国庆下个月要来纽约,你们跟我请他吃个饭,俞渝出现了,在曼哈顿请我吃饭,我们三个就这么认识了。

  认识了之后,我那个公司一年就200万人民币的利润,她(俞渝)说我(的公司)值一百万美金。我说一百万人民币为什么要值八百万人民币呢?那时候我没有估值的概念,怎么像个骗子呢?她说估值就是这样。我就抱着这个问题请教她,在她家72街附近的咖啡馆,她给我讲了估值的理论和为什么要卖公司。

  如果卖(公司),我给你找,可以给更高的估值,可以乘30倍。我(当时)脑子都晕了,说:“错了,三百万美金,一百多万人民币的利润为什么值三百万美金?人家为什么付出一百万美金现金?

  她(俞渝)说我要让你成为百万富翁。她真这么跟我说的,这个交易还实现了。感觉她就是在华尔街做买卖,现在叫做投行业。我觉得这个人真有才干。

  当然,我去美国,不仅要见那投资人,就是要找到海归给娶回来,但是俞渝我是偶然遇到的。

  刘春:你和潘石屹很像,为什么想找一个海归的女性?

  李国庆:90年代初,有“出国热”。我没出国留学是一个遗憾。(我)都拿到哈佛大学的邀请函,都有奖学金。我为什么没出去呢?因为我是我们家最小,我爸生我时都四十七八。反正我就觉得“父母在,不远游”。我一毕业,他都退休了。我觉得我得多陪他几年,结果这一陪把我给坑了。我每周都请他吃个饭,每年都带他旅游几次。他活到了95岁,所以还出现了和保姆“互舔”的事件。

  刘春:好多人都在问我保姆的事,我都不知道是咋回事(笑)

  李国庆:第一,是不是保姆,我不知道。人家有个伴,相处五年,真情实感,我觉得挺高。我母亲去世前就担心我爸,就担心(她)如果死在他前面,(我爸)不会蒸馒头,北方男人什么菜都不会做,结果人家活得挺长。自己一个人在(独身)十几年以后发生感情瓜葛,就这么一个事。

  04

  闪婚背后的谜题:先结婚还是先合同?

  刘春:你是过来人,夫妻两个人创业十分成功,中间经历了私有话。你觉得夫妻创业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在座有的小伙子惦记着将来和未来媳妇一起创业。

  李国庆:分手见品质。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我们两怎么认识的?闪婚,认识三个月结婚了。

  95年,有人要买我们公司的股份,这个美国人当过美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相当于副部长,他也是富二代,千万富翁,来到北京买企业。俞渝参与了和他的交流,然后这个美国人

  为了显示他的实力,请我去他在墨西哥的别墅,坐他的私人飞机。我跟俞渝说,她说好。然后,我们到了加州,一起从圣地亚哥飞到墨西哥别墅,在别墅里又吃又玩就敲定生意,说没有问题,以前签的是MOU(备忘录),现在可以签正式合同了。

  结果有一天夜深人静的晚上,俞渝说:“后天咱们去纽约。”

  我说:那我国内还这么多事,我要回去,还有好多事。

  她说:咱们先待几天,先去市政厅把结婚登记给登记了。

  我说:啊?我还没有跟爸妈说结婚。

  她说:咱们这么大人,跟谁结婚,结不结婚,跟爸妈有什么关系。

  然后我们就去了市政厅,她一个朋友陪着我们去登记了,她都准备好了。她们信基督教还是天主教,还给我套上戒指,人家说了一段,我也没有听懂。人家又说了一段,把我两一搂,就让两个人接吻,就登记了。

  这一段故事,现在看来就很有意思了。人家跟我结婚前,从来都说卖给图书公司一百万美金是婚前财产,结果一开庭把这个也当婚内财产。我想到底结婚在先,还是合同在先,忘了,我记不住。

  刘春:你财产的事我越来越不关心了,这个结婚是很悲伤的故事。

  李国庆:不是,俞渝也很有魅力,她很吸引我。在大学时,很多人认为应该找小鸟依人。我说不是,要找独立女性,有一个高品质的婚姻,这个她都符合。

  05

  谈择偶标:下次结婚找傻白甜

  刘春:我插一个八卦的问题,俞渝最近跟我讲过三次她的择偶标准。跟你分手以后,(要找)个子比你高,长的比你帅,岁数比你年轻,比你对她好,同时比你更不惦记她的钱,五个标准。你对续弦的标准是什么?

  李国庆:这是财经论坛,好多在座的都是有思想、有头脑的女性,我可再也不想找商人了。哪怕是在企业工作的女性,我都不想找了。我得找个傻白甜,因为我自己就是傻白甜,不能第二次被伤害,因为我今后十年还能够折腾出一番事业,这是第一个标准。我想找在大学工作,搞研究的,是不是比较好。我必须要找知识女性,我跟你情况不一样。

  06

  谈夫妻创业:我一点也不怨恨俞渝

  刘春:咱们谈论严肃问题了,因为咱们是财经峰会。有点像EMBA的案例,国庆以自己亲身经历书写了人类财富史上的经典案例---夫妻共同创业,共同达到了财富的峰值,但是产生了冲突。这样的故事在政治史上经常出现,但在财富史上、尤其企业史上不是很多,我相信你在这一段时间有很多思考。你把你这一段时间的思考,包括夫妻潜力规则的分析这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给我们做企业的男性解解穴。

  李国庆:我觉得夫妻创业,要看几个东西。

  第一个要说清楚,合同安排,尤其牵扯到公司资产,包括个人财富,双方一定要有各自的律师。因为(我和俞渝)过去这20年都是共用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又都是俞渝在负责维护关系,人家跟律师关系也很近,有些东西提醒一下就好。俞渝让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80%情况下都没有给我合同文本。我觉得应该各有各的律师。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个,网上很多人说,没有俞渝也没有你的今天。其实我觉得,夫妻创业早期肯定是好事。俞渝给我的保护也非常多,所以我一点也不怨恨俞渝。蔚来汽车的李斌,他20年观点没变,因为他(和我们)都打过交道,说“当当离开俞渝比现在强十倍”。

  外界不是这样,刘强东他们老以为:“你有一个好老婆帮你融资”。不是,上市是俞渝挑杆,退市也是她。中间三次融资上市都是我来做的,具体合同条款是俞渝(签的)。早期俞渝起到了很好的保护,我们一致对外。我看到,网友给我发的微博私信说:“李国庆是一个没有心计的人。”如果当当没有俞渝,我可能也被其他投资人赶出来了。这就是命数。如果没有(俞渝)保护,我可能早被赶出公司两三次了,正是因为俞渝对我的保护,我才能在当当干了19年。早期是这样。

  但是后期,我们这个夫妻创业在对待投资人上,夫妻抱成一团。但在其他方便分歧非常大。因为她长期管招聘和财务,(我们对)招什么人,分歧非常大。虽然在公司大的业务方向俞渝跟我的分歧并不大,但是用人用错了,用不对人,你不给人利益,就做不成。所以把我卡住了。

  我觉得,很多夫妻经营的扩张期都遇到这个问题。凡是扩张成功的,都有一个人甘拜下风,从公司高管层退出了。凡是扩张失败的,没扩张成的,都是两人不甘上下。

  我们是现代治理机构,虽然是夫妻店,但是亲属就不再弄来了。(她)公然在总裁办、管理办也说,你们没有两个老板,各自管各自的。她管着财务和人事,怎么各管各的?这是对当当最大的抑制。

  刘春:我感觉你们俩太般配了。夫妻创业需要有一个人太强势,另一个人甘当绿叶,你们太匹配。

  李国庆:是的。

  07

  谈创业新模式:像当当?还是像得到?

  刘春:我还要把你的新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做的早晚读书,我也不知道做的啥,但我知道你肯定会成功。我特别想了解,这是一个啥玩意儿?跟当当一样?还是跟罗振宇的“得到”一样?是什么模式?

  李国庆:当当终究是一个零售平台,阿里也是,京东也是,零售卖书。当当解决了供给,解决了深度挖掘,但是用户有几个痛点没解决:不知道读什么书?没时间读书?读不懂怎么办?早晚读书就做上游了。

  我把一本书找来,找大咖给你讲45分钟。“精其选,解其言,明其意,辩其理”,后举一反三,说出这个书的局限性。45分钟给你精读,一年精度一百本书。一年还有五百本书,解其言,只用听15分钟,都是音频或者视频。解决了碎片化时间和听不懂的问题。就是这么一个事。

  08

  回应“同性绯闻”:我多金温暖,容易引起男人爱

  刘春:挺好的事。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八卦的问题。你是不是弯的?完全没想到。你今天跟大家说说,你是直的还是弯的?

  李国庆:这是什么财经论坛?我们吃过几次饭,我觉得你像弯的。

  刘春:我对你没兴趣。

  李国庆:因为我太直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严肃的说,无稽之谈。因为像我这种傻白甜,又有钱多金,还有事业,还这么温暖,别说女的,确实容易引起一些男的爱我,这也是事实。这样的人真是,确实同性也爱。

  刘春:羡慕你,你怎么抵抗住呢?

  李国庆:公关让我打悲情牌,结果我又洋洋自得。

  刘春:时间差不多了。我看好像有人想提问是吧。我们给下面一两个问题吧。我们两个太熟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09

  谈未来生活规划:一把年纪再来一下更痛

  当台下观众提问到未来生活规划时,李国庆谈了他对几种不同婚姻生活的看法。

  李国庆:现在我有点未雨绸缪,(会思考)一旦离婚以后怎么办?老叫外卖也不行。我现在会熬粥了,会炒四个菜,(虽然)每次都乱。

  我对下一步生活也有期待。我原来的老同事、老朋友,比我大一轮65岁一帮人劝我:

  你们两个不要离婚了,各过各的,各找各的,这是第一个(婚姻)形态。

  我这个人太容易被骗了,又被骗怎么办?有人跟我说不要结婚,你也不适合结婚。可是我还想要孩子,一个女人不结婚就给这个男人生孩子?我觉得特别没有责任感,孩子的名分是什么?我这么多年在公司业务上一让再让,一个是因为俞渝是我老婆,另一是因为我儿子。

  第二个方案就是不结婚,反正提前给(对方)安排好,无外乎就是(给她)钱。结婚就是签婚前协议,和不结婚有什么区别?(不结婚)那不行,警察敲门问,现在有没有非法同居,

  第三个方案是签婚前协议,(对方)给我签放弃财产声明。我提这样的要求,有没有这样的傻女人?我也一把年纪了,再来一下就更痛了。

  刘春:咱们两个人占的时间太多了,谢谢李国庆先生,他的分享不仅给我们带来快乐也给我们启迪,我相信他和俞渝的婚姻关系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同时相信他能找到很好的傻白甜。

  半个小时的对话,李国庆面对老朋友时,主动谈离婚、股权、绯闻、矛盾等一系列风口浪尖的议题。现场笑声掌声不断。正如刘春所言,李国庆俞渝夫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商学院案例:当夫妻矛盾遇上股权之争,该背水一战还是放手妥协?相信时间会做出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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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百合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6:17:59
真是个垃圾男人,自曝其丑。如果他能当众失控,在家里的嘴脸只会更差,我一点也不羡慕他那老婆,跟这种渣男生活二十年真不如做个穷人。
必须要有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6:03:45
这夫妻俩真是一对活宝,适合惦记的就是:钱。你们俩不要离婚,免得又祸害别人
爱是有缘版主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5:42:00
这个人说多错多,分分钟在给自己挖坑
eater111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5:37:46
这一对,从小的家教都够呛。不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家丑不可外扬?
总是我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5:36:00
真特么low。
玉面小飞龙_007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5:22:49
烂货, 恶心。
gamlastan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5:14:58
250
swmpsp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5:12:33
满嘴跑火车,
靠老婆发迹了,却始终是个农民
我胖我的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4:57:55
我没出国留学是一个遗憾。(我)都拿到哈佛大学的邀请函,都有奖学金。
========
讲真,做人真不能这样,顺嘴胡说,以为这儿没人知道哈佛是怎么回事?哈佛要给你奖学金,那就是录取信,绝不会是邀请函。要邀请你,就不会给什么奖学金。细节,细节,要让别人相信就请注意细节。还有,既然笃信父母在不远游,你为嘛去申请呢?

这个李国庆把自己当娱乐明星了。我看俞渝找他真是错了。什么人哪这是?
雪馨 发表评论于 2019-12-02 14:53:37
李国庆当时需要创业发展,找了志同道合的有MBA学位和商业经历的名校海归愈渝帮助支持他。

创业成功以后,发现MBA妻子不唯他命是从, 此时就需要傻白甜女性来崇拜他,等着他施舍一些名牌包包首饰,然后对他感恩戴德,处处仰望, 那样李国庆才有雄性的自信,膨胀的自我和身体欲望会得到更多的满足, 带出去见一众酒肉朋友也更感觉良好。

创业成功的夫妻,就像辅佐开国的君臣,“飞鸟尽良弓藏, 兔死狗烹”的套路一脉相承, 范蠡和张良,都是聪明人,越早分离越好,可以同患难,不能共富贵,自古如此。

优秀的女性们,还是自己创业,为自己奋斗吧。男朋友可以找,也容易换,犯不上跟人结婚浪费宝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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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鹄、流沙河: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来, 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12/01/2019 06:47
鸿鹄、流沙河: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来, 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发表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 由 wy

门开了,八十岁的流沙河作了个绅士欠身的动作,眨眨眼睛,示意请进。印着暗色条纹的棉质衬衫,配齐整的西装短裤,老先生看上去精神、清爽、讲究。

流沙河很瘦,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风里”。他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语速平缓,语调抑扬,仿佛一个天生的说书人,煞是好听。

这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成都酷热。公寓里没有空调,一部小电扇从客厅一隅吃力地送着风。流沙河端坐在椅子上,衬衫纽扣全部系好,似乎对高温毫不觉察。说到激动处,他站起来,在客厅中来回地踱着步,开始背诵当年那些或叫他心醉,或叫他心碎的诗歌。

流沙河人生最剧烈的跌宕因诗而起。因为一组名为《草木篇》的小诗,流沙河成为全国最早的政治祭品,从此开始了22年的右派生涯。几个月后,反右正式开始。全国又有不可计数的人因为与《草木篇》莫须有的株连而被打为右派分子,相似的人生悲剧次第上演。

如今,即使在成都活跃的诗歌圈子里,年轻的诗人们对于流沙河的名字,也已然表现得陌生—起码,流露出了明显的隔膜。流沙河告诉记者,自1989年开始,他已有二十余年不曾写诗。

流沙河的80年人生中,真正写诗的时间其实相当短暂。“除却十几、二十岁出头时写的那些不成样子的诗,也就是1979年平反后,到1989年这十年间在写。”

1979年,流沙河作为最后一批摘帽子的右派,终获平反。重提诗笔,这一次,他勤恳、小心地写了十年。

1989年之后,流沙河决意封笔,不再写诗。他改作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

流沙河假设过,如果人生重来,他还会不会选择写诗—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四川大学农化系,“功课门门好,非常好,要是在农化系用功学出来,说不定就是又一个袁隆平喽!”他用一口成都话笑着调侃,语带骄傲。

又假如,当年在那趟倒霉的火车上,没有手痒写那组《草木篇》,流沙河仍然作为一个诗人的人生,会否因此不同?

但他的结论是,不会。

这个夏日,窗外是密密匝匝的梧桐,时时传来巨大的蝉鸣。而那些蝉鸣停顿的瞬间,一切显得尤为安静。在这间静得仿佛能听见杯中水声的客厅里,流沙河的讲述越来越缓慢,他的川音逐渐不复初时的抑扬,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平静。

流沙河:《草木篇》

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唐:白居易

白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它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理睬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1956年10月30日成都

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爱国,是这样教的,哪里能够硬塞

南都周刊:考川大的时候,你报了农化系。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志在从文?

流沙河:其实不是。我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尤其化学好,所以报了农化系。但其实心理上早已经偏向文科了。我是16岁的时候读了鲁迅、茅盾、巴金他们以及苏联小说的,非常着迷,尤其是鲁迅。然后就立下了写作的志向,写诗,写杂文,发表在成都的报纸上。

报农化系,怎么说呢,因为成绩好,我比人家提前半年念大学的。那是1949年初,整个气氛都告诉你快要解放了。我那时候是热血青年,更是盼望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农化系啊,这个川大,感觉都是临时的,是过渡时期的选择。当时我们想的是,等新政权一建立,赶紧去干想干的事情,去为它做贡献。川大我念了几个月就离校了,赶着去报社工作—我其实都不是个大学毕业生。

但是我们那个成都中学—当时叫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就是现在的成都二中,是非常好的,是当时的“四大名校”。高中之前我在金堂县,从县里考上来的。像我那样16岁发表诗文什么的啊,一点不稀奇。同学里头有才华的人很多,有人14岁就能写很好的诗。

南都周刊:人才辈出,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流沙河:自由,自由教育。当时的教育,和五十年代之后的教育,截然不同。

南都周刊:以当时的成都中学为例,具体来说它是怎么推行自由教育的?

流沙河:我记得校长有一年请叶青来学校讲话,叶青是谁呢,他是当时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结果我们学生一起抵制他,校长也无可奈何。老师更不管学生这些事。当时的老师,对于学生的什么操行等第啊,课堂纪律啊,一概不用操心。他只需要把书教好就是了。

那些老师啊,真好!非常有学问。上来没有多余的话,马上就开讲,语言准确,叙述清楚,相当吸引人,大家听得如饥似渴。那时候老师受学生的尊重程度,现在你们想也想不到。有一次我们班两个男生打架,校长和教务主任劝不开,只好叫来代数老师。那位代数老师是个老头子,气管炎厉害,穿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拿个教鞭就冲过来。结果两个男生一看到他就吓住了,动也不敢动了。你看看,校长、教务主任这些官员的威信,和老师不能比!现在还会是这样吗?

建国后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去教大学了。比如我的英文老师何文锟,以前给美国人做翻译,一口美语那叫好听,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讲小泉八云,教我们背爱伦坡和华兹华斯的诗。这些不是课外的内容,高中课本就是这样的,原汁原味,名家名作,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当时的语文和英语叫国文、英文,强调的不是语而是文吧。

流沙河:对的。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金堂县念的,当时初中课本里有白话文,我的老师说,不用它,我自己给你们讲。因为他觉得白话文不用教嘛,文言文才值得教。其实那个课本也是很好的,国民政府找了叶圣陶、顾颉刚这些大学者编的。那么我们的老师教我们什么呢?我们小学就学了《桃花源记》,当时我10岁多,就觉得,真美好啊,不用交税,没有战争,非常美好的一个社会。谁说小孩子不懂呢?最初的善、美的概念都是那个时候种下的。再比如我们念王维的边塞诗,那种雄浑壮美,就是最好的爱国教育嘛!爱国,是这样教的,哪里能够硬塞。

南都周刊:国文到了高中学什么?

流沙河:《庄子》、《孟子》、《荀子》,曾国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部要背诵。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一辈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

南都周刊:会形成什么样的人格?

流沙河: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真假、美丑、善恶,都有了文化上的取舍。这就是最成功的国文教育啊,真正塑造人的灵魂。不像现在,教你组词,教你找错别字,完全技术化,与古人脱节,与灵魂脱节,违反教育的艺术性,违反文化性,完全失败。

南都周刊:你16岁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当时怎么看待鲁迅和胡适?

流沙河:我那时候喜欢读鲁迅,不喜欢胡适。喜欢鲁迅愤怒激烈,不喜欢胡适婆婆妈妈。当时的高中生,大部分和我一样。

南都周刊:这个认识后来有过改变吗?

流沙河:改变了,彻底改变了。四十年代后期,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学生多次上街抗议国民政府。我后来想,如果鲁迅先生在,他会站在队伍后面说上“上去!”,而胡适会挡在队伍前面,说你们的要求啊,有合理性,但是大家要一步一步来,不是街上游行、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你们更要从自身做起。胡适会这样说的。但是年轻人,他肯定愿意听鲁迅让大家去战斗的话。

只有一个人成熟了,知道生活的艰难,知道变化的艰难,知道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珍贵和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他自己经历了那种可怕的疯狂—他才会懂得胡适说的话。鲁迅的方法,投合了人们心中暴戾愤怒的本能。而胡适开的药方,虽然一时也治不了中国的病,但从长远看来,一定需要他那一套,温和的、理性的、建立秩序的。

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来

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1951年,你父亲作为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基层干部被枪决,这件事有没有让你认识到这种斗争哲学的残酷性?

流沙河:(沉默)我父亲是旧政权的人。1949年前,他在金堂当一个小官—县兵役科科长,负责招兵的。虽然是个科级干部,但是没钱,我高中时还有过交不起学费最后要了我母亲戒指的事。那时候基层干部很穷的,不像现在,人人都想当公务员。

我1950年参加工作后就和我父亲划清“界限”了。我是真心信任党的,绝对不是来投机的。那时候我在《川西日报》下面的《川西农村报》做记者,做我喜欢的文字工作,非常非常卖力,我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正在改变中国。

我父亲1951年被枪决,和许多旧政权的人一样。当时我心里……肯定是刀剐的,但我还是说服自己,革命应该就是这样的吧,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

对这种斗争哲学产生怀疑是后来。1956年,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讲苏共怎么杀人,怎么搞大清洗,看得人毛骨悚然!我就觉得有问题了,而且一定是理论层面都出了问题了。这种斗争哲学,这种专政,是不是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恐怖?

而我自己呢,前一年,我也在整人,斗别人。

南都周刊:批斗谁?

流沙河:批胡风、俞平伯,1955年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批判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批得非常起劲。结果马上我自己就惹祸了。

南都周刊:当时《草木篇》被抓住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流沙河:这个诗其实根本不值得一提,作为诗,它是很差劲的。1956年夏天,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理论,我很受鼓舞,觉得创作的春天来了。在火车上就写了这组诗,大意就是说革命者在积极革命的同时,也要保留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1957年元旦《星星》创刊,是全国最早的官办诗刊,《草木篇》就发在了上头。结果1月份,川报就开始批了,说个人主义思想、在革命队伍里孤芳自赏这些,严重有问题。

当时反右还没开始,事情报上去,被毛泽东知道了。2月份他谈到《草木篇》,说有“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兄(弟)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泽东都知道了。

南都周刊:6月份反右运动开始,《草木篇》关联到的就不只是你一个人了。

流沙河:关联到很多人,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后来直到“文革”结束我到外省出差,都会有人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当年因为你那个《草木篇》,我坐了多少年的牢。

1957年3月份开始,突然不批了。我党说要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么整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鼓励大鸣大放。天天开会,人家不肯鸣放还开车拖人家来鸣放……这一拖,就拖出好多人为《草木篇》说话了。川大一个教授叫张默生,当过江青的老师,说诗无达诂嘛,诗有多种解释,从《诗经》就是如此,怎么能用反革命的帽子扣《草木篇》呢。慢慢地全国的意见都出来了,以前批我批得非常凶的《文汇报》上也有文章为《草木篇》说话。

这些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了。张默生,大右派,当时就是他们用车拖去发言的。我呢,专案组来查我,说我是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那些为《草木篇》讲过话的人,还有给我写过信表示同情的人,都是这三个集团里的,都要一网打尽。

南都周刊:当时觉得荒诞吗?

流沙河:觉得委屈,冤屈。后来有老同志跟我说,受委屈的你们不是第一批,当年在延安就有整风运动。我就安慰自己,人家受得,你怎么就受不得?心里相信会有洗刷清白的一天的。

但是“文革”开始就幻灭了。确切说是1965年,开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我当时看到,吓坏了,觉得完了完了。

南都周刊:这期间还写过诗吗?

流沙河:写过,很长的两首,一首《曹雪芹》,一首叫《秦祸》,就是秦始皇的祸,就是焚书,有500多行。都烧掉了。一句也记不得。

南都周刊:你自己烧掉的?

流沙河:还不是我。1957年到“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右派,但还在省文联上班—干体力活。后来“文革”开始,我被赶到金堂县,去锯木厂锯木头。这个诗一开始我还不想烧,就放到我当时太太的一个乡下亲戚家。藏在哪儿呢?我们做了个小板凳,就把诗稿夹在木板里。但很快“文革”开始抄家了,亲戚因为知道嘛,心里非常害怕,就烧掉了。

我很感激他。如果没烧掉我就活不下来了。我自己在金堂的家被抄了十二次,所幸没有任何文字。所幸啊,我得以苟且性命于乱世。

南都周刊:之后一直到1979年平反都没有再写诗?

流沙河:没有写。我在心里作了九首,但绝对不敢拿笔记下来,就在心里反复念反复念,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把念得滚瓜烂熟的九首记了下来。后来收在我80年代出的《流沙河诗选》里,叫《故园九咏》。

南都周刊:我记得其中一首叫《中秋》的,说你当时以锯木为生,“爱他铁齿有情,养我一家四口;恨他铁齿无情,啃我壮年时光”。

流沙河:是,啃我壮年时光。前两句你记得吗,“纸窗亮,负儿去工场”,当时我儿子六岁,我背他去,和我一起锯木头,小童工。我儿子一直对《草木篇》特别感兴趣,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毒草,让他爸爸成了这么一个大右派?结果一直到我平反了他才看到这首诗,他非常失望:居然是那么肤浅、幼稚的几句诗!

南都周刊:如果当时没写《草木篇》,你后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你想过吗?

流沙河:想过。如果没有写《草木篇》,我大概连命都保不住。如果1957年反右不把我揪出来,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你相信是这样?

流沙河:肯定是。因为在那个年纪,我写的东西作为文学创作,根本什么也算不上,我有自知之明。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好革命文学理论,弄得很透。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建立的那套文艺理论,它的体系是异常完整的,很能自圆其说,我对它深信不疑。批胡风,我用的也是这套东西。倒是对毛泽东工农兵文艺理论我还没那么深信。

所以我如果不第一批成为右派,一定是左派的一条棍子,要拿那个东西去打别人的。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左派打手太危险了,我弄不好很快就要把命丢了。因为左派一旦卷进去,有了利益冲突,今天我红起来,明天被踩下去,不用等到“文革”可能就被弄死了。如果能撑到“文革”,那更会非常愤怒,去造反,去火烧,去把曾经打压过自己的人再打下去……最后要不是被打死,要不就是被判刑。

还不如早早当个右派,做重体力劳动,苟活。只求把命保住。

南都周刊:有一些知识分子连保命的欲望都没有了,比如老舍和傅雷。

流沙河:他们那一代自杀的多,我们这一代自杀的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旧社会的传统文化,还要做gentleman,把尊严看得很重。而我们这一代呢,建国初期我们还年轻,都积极地参加批评自我批评,习惯了骂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来顺受,更容易苟活。

所以我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南都周刊:没有其他选择?

流沙河:绝无。

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八十年代一开始是非常有生机的

南都周刊:平反之后,你作为诗人和《星星》诗刊一起复出了,还担任过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流沙河:我没有去开会,他们选我的。我的性格经过反右、“文革”之后,是非常胆小怕事的,我当时考虑的是,要是运动再来,我要做好准备。他们选我当,我也没办法。挂了多年的名,就算我从来不去开会。

但我当时还是热情的。八十年代一开始是非常有生机的,尤其在文学、在诗歌这一块。

南都周刊:你编选的《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些台湾诗的?

流沙河:其实在我编《十二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过一套两本《台湾诗选》。但这个书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的选择标准还是政治挂帅,里头都是骂国民党的革命诗。我接触到台湾诗是通过我的朋友刘济昆,他是马来西亚华侨,“文革”时在内地也被关监狱,后来去了香港做编辑,帮我发表一些旧诗,骗一点稿费。后来他跟我说,你应该看看台湾人的诗,比大陆强多了。从此就开始源源不断给我寄,书啊,文摘啊,剪报。我和余光中最早的通信也是他帮我们转交的。

当时我在《星星》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我就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就正好凑成“十二家”。后来出了书,很轰动,台湾诗的艺术性、美感,在大陆读者当时看来是很震撼的。

南都周刊:我们后来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你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诗前头那句“台湾诗人Y先生说,在海外,夜里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四川乡下的那一只”。Y先生其实就是余光中。

流沙河:对对,我们都姓余嘛,很多人问余光中是不是你二表哥?(笑)。我们一直没有见面,见面已经是1996年了,但是通了很多信。那句话,是他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多美啊,拿出来就可以作一首诗了。

南都周刊: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你也成了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之一。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诗?

流沙河:名声一度很大,但我很清醒。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末你就不再写诗了。

流沙河:是。不能回避,也无法直面。我也不会写,不写了。包括诗歌的介绍啊、研究,我都不做了。我把我关于台湾诗的资料,有几百本书吧,都送给了一个叫杨然的青年作家,他很感兴趣,之前经常住在我们家抄这些资料。他把这堆东西拖走的时候,拖了整整一个三轮卡车。

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

通过读《庄子》,我让自己学会想得通一点

南都周刊:你也在那个时候再一次开始读《庄子》的。

流沙河:最早读是初中,当然那时候小孩子,怎么会懂。第二次读是1958年打成右派不久时。为什么读他呢?《庄子》这本书,是安慰一个失败者的。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我当了大右派,心态失衡,通过读《庄子》,我让自己学会想得通一点。

80年代末我身体极差,胃病,人非常瘦,内心也很痛苦。看到我的朋友都觉得我快要死掉了……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又一次开始看《庄子》,这一次是研究,比较它的不同版本。后来写了《庄子现代版》,我知道我这个人之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是留不下来的。通过《庄子》,也许若干年后某人写历史,写到一个注释,说这是引自流沙河《锯齿啮痕录》某一句,就可以了。

南都周刊:这两年你连续出了两本“说文解字”的书—《流沙河认字》和《文字侦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认字”的乐趣的?

流沙河:六十年代初,我当右派第四年。当时我人还在文联,干些体力活,还帮忙看一个旧书库。那个书库里都是些“四旧”,我一看,都是先秦典籍,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了。从那时起就天天研究,《说文解字》啦,甲骨文、金文以及各种古文字。我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偶然发现了某个字的真相—前人的几十种解释都搞错了、我觉得我才是弄对了的时候,就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我还戴着个右派的帽子。我记得有个好心的同志在1963年跟我说:流沙河,你还钻什么甲骨文,连汉字马上都要废除了,改用拼音!你还是个右派,不要花精力到这里面去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训诂的工作九十年代就开始做。前年开始写《流沙河认字》,从一二三讲起,我希望能讲得通俗易懂,结果书出来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实话,还是太深了,他们办公室里没有人看得懂!谢谢他的提醒。所以我在今年写《文字侦探》时更加注意深入浅出和趣味性,这次我选的词:男女、国家、人民……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词。取名《文字侦探》,因为我以前爱读侦探小说,二来我觉得认字的过程抽丝剥茧,像侦破一样,非常有趣,三当然也是骗大家来买书(笑)。

这次只讲100个字。90%前人已经解释好了,我只是从几十种解释中抽取我认为有道理的,梳理好,用今天的语言讲清楚。只有那百分之几,我认为前人解释错了,提出了我的解释,我觉得我是对的—这是个大海捞针的工作,这样的字很少,但我已经非常快活了。

南都周刊:比如说哪个字呢?

流沙河:比如说君臣的臣字吧。历来解释这是一个人弓着腰说话。但我在甲骨文里发现,这个字是一只眼睛,臣是什么,臣就是帮君王盯着、看着办的人呀。当然这是很简略的说法。

我觉得,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真正的爱国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这两本书香港已经出了,现在台湾也打算出繁体版。

南都周刊:当年介绍了那么多台湾诗,你去过台湾吗?

流沙河:八十年代辅仁大学曾经邀请我,当时我身体不好,没有去成。之后也一直没去成。但我很了解台湾。我没去过台北故宫,但是里面有什么藏品、有些藏品在哪里……我可能都很清楚。我没有什么遗憾了,不一定要去过那些地方,我在书桌前,拥有的也很多了。

你看我墙上挂的这幅字:知还。《归去来兮》里的,鸟倦飞而知还。人要知道自己的来路,知道自己的底线,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够了。你问我人生什么最重要?我说啊,快乐。生命是偶然。我的同辈人,很多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丢了。我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保住了,我比他们幸运,赚了后面这几十年。能读书,钻研,研究自己喜欢的学问,这些就是我的快乐。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1931年11月11日—2019年11月23日,生于四川成都金堂县(今青白江城厢镇)。幼习古文,后考入省立成都中学,转习新文学。1947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建国后,历任《川西农民报》编辑记者、四川文联创作员、《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因“草木篇”诗案被打成右派, 1979年平反。80年代写有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所编诗选《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轰动,成为将台湾诗介绍至大陆的第一人。近年陆续出版新作《流沙河认字》、《文字侦探》。】

来源:南都周刊(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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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幸亏年轻 11/27/2019 15:46
陈丹青:幸亏年轻
发表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 由 wy

——回想七十年代

一九七六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文革期间各省唯一的美术机构——借去画画,同行者另有南京艺术学院老师陈德曦和王孟奇。九月一日到拉萨,我们落宿幸福东路十二号二楼,短暂的高原适应后,天天散在街头画速写。

九月九日午后,我们正收拾画具,负责安排活动的“美影办”主任屠思华上楼进屋,并不看着我们,说:“这样子,下午不出去了。四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旋即离开。

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一九七六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感觉,那是怎样的一年。元月周恩来殁,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准确,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萨阳光猛烈,我记得屋里的静,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那一瞬间,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这样描写阿卡谛维奇偷情后被妻子发现的一瞬。不合时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里接到一封报丧的信,是父亲有位老同学干校猝死,我先拆看了,递给父亲时,也曾忽然发笑,其时十四岁——一九七六年我满二十三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九月九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虽则理由大异,但何其危险:笑是可怕的证据,门虽关着,三个彼此信赖的人,可是一笑之后怎样收场?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宜。

确凿的经验无法确凿描写,我确凿记得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恐惧。四点钟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乐、回放,那些年城乡遍布高音喇叭。几天后,拉萨广场庞大的葬礼,万人默哀,所有警报汽笛齐声鸣响。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国举丧,我伫立街头,从风中肃然辨听远近四外的机械哀鸣,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后,此刻我斗胆写出当年的真实,就是:我们等待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等很久了。

此后我不再目击千百人颠扑号叫的壮观。葬礼中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画成的大油画便是一组痛哭的脸。这万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忧患、大解脱,或者,仅只因为恐惧,因恐惧而趁势放声一哭。我确知人民哀伤,我同样确信,那时,许多人,包括中南海诸公,都在暗暗等待终结的一刻,只是没人知道此后中国将会上演什么剧情……当我混在挤挤挨挨的葬礼行列中用力低垂头颅,周围数百人的号哭一阵阵如爆炸般轰鸣,怎么办?那些年我为种种理由感伤泣涕,可现在只剩几个人便轮到我上前鞠躬,眼中还是没有泪,怎么办,我绝非无动于衷,但此刻必须痛哭!疯狂搜索悲酸的记忆,忽然想起“美影办”资料中一幅老照片,是当纳粹占领巴黎,有位街头观看的法国绅士被屈辱扭歪胖脸,老泪溢出……一阵眼热,下腭趁势抽搐,几秒钟后,我成功地哭起来。

演员。罗拔·狄·尼罗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剧的黑帮教父,他的手下潜入剧场悄声通知:警长已被击杀。正为咏叹调感动而泪流满面的狄。尼罗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时继续痛哭。我又曾读到于是之的自白,他说,每当在《茶馆》第三幕规定情境流下泪来,

他就心中默念:“没演砸、没演砸”。我岂是演员,大葬礼那天的急不择泪绝对不是表演、不是假装,当然,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泽东。

这篇文字被指定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实,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之后,在中国,“七十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的百般骚动不过是为八十年代开始了种种铺垫和预演。

******

人忆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实难。记忆是内心的“视像”,封存无为;回想,则近于“思考”,不安份,试图有为了;一旦转成文字,被人读,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爱读各种回忆文字,然而苛求。近年读过的最平实的回忆文字竟是上下卷《吴法宪回忆录》,一五一十,充满细节——那不是在回忆,而是如获罪的共产党人,“老实交代”——譬如他被逮捕的场景若不写出,谁能想像呢:先是他与黄、李、丘几位被带进人民大会堂,一排藤椅,每把藤椅后站一位“彪形大汉”,不久周恩来、叶剑英等老总鱼贯进入,宣布停止各人职务:“给你们每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反省。”此下吴法宪写道:

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啊,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这一幕哪像是现代政治?帮派才如此处理人事,地点在国家殿堂:“紧紧握手”!然后吴法宪开始了不断变更地点的漫长囚禁。

党政人物的回忆,千般机密,牵动亿万人,而亿万人浑然不知。一九七一林彪事败,我正从江西回沪,赖着,混着,忽一日,与数百名无业青年被居委会叫到静安区体育馆聆听传达。气氛先已蹊跷,文件又短,念完,静默良久,居委会头目带领鼓掌,全场这才渐次响起由疏而密的集体掌声。散场后我们路过街头某处宣传橱窗,群相围看一幅未及撤除的图片:那是江青上一年为林副主席拍摄的彩色照片,罕见地露出统帅的秃顶,逆光,神情专注,捧着毛选。

那年月没有任何电影海报或商业广告,所有公开的图片都是党政首脑。众人凑近细看,一声不响,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变,尤甚于几年后毛的死亡:毛总会死的,可谁曾想林彪谋乱,且是这种死法。后来内部传阅飞机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统帅被烧焦的头颅和肉体,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众记忆中的最后图像。

我是依赖“观看”的动物。倘若不给我“看见”,记忆失去依凭。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遗迹几乎消逝尽净,到处变样了。标志性宏大建筑如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都还在,“四五”、“六四”全在这里发生,但周围新楼阻断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观——“祖国大地”也被大肆猥亵、践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户的穷乡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钱,总不至拆毁吧。常听说老知青结队回到曾经流放的省区,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年的山径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脚、村口,这才可能给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那十年有限的电影、图画,无一给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实,直到九十年代初终于看了那部文革中被声讨的意大利纪录片《中国》(ChungKuo–Cina,1972)。导演,老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二○○四年被请到中国,重申自己当年的委屈。我也现在明白,为什么西方左翼尊敬欣赏红色中国,可是他们来过,走了,在中国的生存者,是我们——我盯着看,很久难以接受这就是记忆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对我说,承认吧,你就在这如蚁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处空旷贫瘠,城市,乡村,因为荒败,居然尚称洁净,简直优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镜头所及,村民争相走避,同时回看镜头。我找不到词语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国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习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视这幅员辽阔的前现代国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乡村小学生在操场上列成方阵玩跑步接力赛,大太阳照着,贫穷而顽强,如我落户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韧。

这一幕,确曾捕捉了整代人的无知与生命力。《中国》是我迄今所见唯一逼真纪录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国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观看的大量官方纪录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实:毛、林、周,江青,红卫兵,批斗会,誓师大会,还有庞大的党代会……影像比文字无情,无情才能真实:年代久远,这些电影不再能够行使党政宣传而俨然转成历史的证据,而时间改变同一影像,改变人。四十多年前瞧着天安门广场千万人仰望领袖,欢呼雀跃——一九六六年,中国的七十年代其实从那时开始——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以为理所当然。如今平静目睹这光天白日的疯狂,我们长大了。人需要年龄。现在我瞧着周恩来的脸,这才读出他的表情,明白他虽笑着,心中何其警策而焦虑。黎明曙色中,当身穿军装的毛泽东被团团簇拥走下金水桥,断然步入沸腾的广场人群,这一刻,镜头摇晃模糊,我也能读到这个曾叫做毛润之的人——仅仅作为一个人——正怀抱心中的决绝和庞大阴谋,决定挥霍亿万人性,闯开这历史的弥天大祸。

镜头没有偏见,但当年我们读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纪录片,那是七十年代绝无仅有目睹外国人的机会。各国首脑照例被周恩来陪伴着进入那间书房,毛摊在他的沙发上,困难地转侧脸面,收蓄口水。自幼及长,我们年年月月在所有图像中逾万次看这张脸,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级明星——很久以后,我们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张玉凤——但这类电影一律关闭领袖与宾客的对话,只有配音解说,还有音乐,与七十年代猛烈叫嚣的革命音乐不同,这种配乐亲和、优美,我喜欢听,至今没有文献告诉我音乐作者是谁。

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我总会闪过一念:他还要活多久?

进到那间书房的国家元首都死了:戴高乐、尼克松、铁托、金日成……布托死于绞刑,齐奥赛斯库被好几条枪扫射毙命,马柯斯暗杀政敌后,携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异邦。那年,八亿人民从电影屏幕目击毛在寓所的过道中与客人拍照时,捉起马柯斯夫人的手,俯嘴亲吻。夫人身边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装扮:蓄长发,穿着腰身紧窄领口夸张的白衬衫,虽然他是亚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记忆中与我同龄的外国少年。

******

我仍留存着七十年代的中山装,因为件数少,终年穿着,洗到发白。如今男人们学会穿西装了,偶然看见零星来自乡镇的老人、穷汉、乞丐,一身中山装,辗转尘埃,甚至还戴着那时的干部帽,破旧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学听赵元任女儿说,海外华侨最是记得一九七二年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美国电视播出乔冠华率团走下飞机,一律黑色中山装:“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京城好几处豪华餐馆僱来导引宾客车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风中,倒是个个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那已成了仆役和下人的体面。

除非县干部,七十年代的乡民装束大致仍是民国款式的遗风:文革初大串联,上海街头走过成群的北方红卫兵,来自鲁、冀、晋、豫,黑粗布棉袄,圆口棉鞋;江南农夫则如鲁迅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中那样穿着传统短褂,农妇们一身青布衫裤,蓝围裙,入冬,个个裹着绣满彩花的头巾;赣南山民是如清末图画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宝领、盘扣、窄袖,只是溃烂污浊,不成形状——现在成衣批量倾销,电视中瞧见汶川震区乡下孩子的衣装,个个无异于城里人,而九十年代从江西乡下走出的女孩吕燕,早已被法国人捧为著名时装模特了。

那时的成衣业十分有限,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装经已流行“的确凉”,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与混纺织品,冬衣,则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绒衣出现高领——深秋风寒,在坡地或谷场,农家老少围拢来,显然从未见过细密编织的绒衣,他们轮番抚摸,喃喃地说:“多软,多暖和!这么好的东西!”山民们甚至连鞋袜也没有,为了御寒,不过是单衣外再穿一件同样破烂的单衣,拦腰捆着草绳,双手擎一枚小炉,炉中是温热的灰烬。我不记得哪位山民穿过中山装,也不记得在农家见过像样的棉被,多半絮花纍纍,经年的破烂,不辨颜色。

我所在宁都县是老红区,村中有老农见过项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围剿战事均在县内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猪,”老人们回忆:“大跃进,老树全砍了,现在连个獐子都找不见。”三十年代他们也这般赤贫么?很久后我才读到在苏维埃地区发生什么:数万人被认作“AB”团成员,在我落户的区域被砍杀,被活埋。一九三四年,成千上万赣南红区的壮丁跟随长征,一路死伤,活着走到延安的人有于都县农民黄永胜,还有兴国县人吴法宪。

贫贱、暴力,已成遗传:从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斗,游村,便是毒打。村长张万策那张脸,畜生般野蛮而温顺,对我说,文革时他被公社派来的土红卫兵吊在屋梁上彻夜痛打,不给吃饭,不给喝水。我们惊讶,贫农干部被吊打?张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随即解开腰上的布条,缠绕双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势,同时朗声暴笑。

歇晌了,也是万策老叔,重重叹一口气,绽开惨笑,狰狞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给地主做,三餐干饭,尽吃,现在谁都吃不饱啊!”他环顾村人,快乐地吼道:是不是啊?!

******

我在赣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学会吃辣,剧烈的辣。农忙时节,田间的饭菜是每人带一小瓶炝熟的辣椒,拌着粗盐,连同密集的辣椒仔,狼吞虎咽。知青的农事多是失败的,直到我离开那里,仍然49只会栽种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会蔓延,饲料是我们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然后撒向菜园——不知是因为年轻还是饥饿,我们似乎每时每刻低头觅食,彷彿猪狗。赣南沙土适合种植山芋和花生,收获时,每个人掰断连根带泥的果实,大口啃着,生吃,满嘴辛涩的甘甜。邻家的猫被狗咬断一只耳朵,横在墙角,翌日死了。不记得谁剥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冲洗。溪流清澈湍急,一只剥了皮的猫,脑袋、爪子已被斩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兽尸出没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飞速奔临的草狗叼上溪岸,迟来的狗们,一拥而上。

仲夏抢收与冬末春节,一年两次,村民得以饱餐。呜呼!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还有,清晨宰杀的猪!那猪,没命嘶叫,我亲眼瞧着几条壮汉怎样拦截,怎样对准喉头一刀刺入、退出,鲜血如注。当全猪被滚水冲刷过,昂然倒挂,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温柔体贴,只轻轻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热烫的心、肝、腰、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堆坠落。当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屠夫于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边上。

后来读到文革初年广西大肆杀人的记载:河滩边,死者的心肝、眼珠、脑,也被这样一件件割取,给守候的村民夺了去,回家煮食,以为治病——绍兴城的人血馒头还算斯文的,此事怎样秉告鲁迅?而我在村中听说的往事,是当鲁迅在世的年代:临村有位壮汉的父亲,小地主,红军撤走,他成了寻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啧啧惊叹他的体魄与彪悍:怎样喝退左右,徒手杀猪,徒手杀人,那办法,是握紧仇家的双腿,高高拎起,使对方倒悬的脑袋对准山石,频频顿挫,连连撞击,直到死。

他的儿子三十多岁了,没人愿意嫁给他,因他的父亲是被枪毙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发呆,女人走过他便解开裤档,远远笑着,笑意粗野而妩媚,活像周润发。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记忆中,我看见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场排队行列,春节前夕,彻夜守候。天没亮,每个菜场布满黑压压骚动嘈杂的市民,曙色初露,人声鼎沸。排队!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终年记忆。春节前知青大抵回城,无业,无事,我在队伍中享受无比的温馨,傍晚菜市加班销售,拉出电线,点亮灯,尤其动人。我愿几小时排队,寻看路过的漂亮女孩,欣然绝望,默认自己是户口迁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到特许的食品票证,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鸡鸭、黄鱼、乌贼……开秤了,队伍纠结形同暴动:鸡鸭总有大小,每户一份,没选择,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声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骂,强者声色俱厉,失败者叫来是悠扬婉转,彷彿哭丧……花生、蜜饯、瓜子、黄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记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钱。自领到票证,家人无数次从抽屉深处取出,清点,商量,然后深藏,当轮到付钱的一刻,四分钱票据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暗中买卖。人民不远千里万里捎带腊肉、咸鱼、菜干、糖果,和各种土产,火车上,被绑缚的公鸡忽然在人堆里啼叫司晨……我转去江苏插队时,每次回沪背几十斤大米,因江苏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购粮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证已历二十年,亲友赠送粮油票,等于钞票——顺便一说,除了特权阶层,七十年代全中国没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异不是如今的贫富差别: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国资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阶级标签,家产资产一律被没收冻结了。

亿万农民无票无证,口粮仍被严格限定。虽然史书记载历朝历代的灾荒饥馑,口粮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记忆。我每月口粮二十九斤,当被省出版社借去画政治宣传画,必须暂借粮票,然后择时坐长途车一整天回县城,再翻山越岭走到本村,以稻谷秤满数月的口粮。粮库的大锁被啷当打开,我记得会计的手与秤陀怎样颤抖,记得村里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后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谷子流泄无声,没入公社粮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劳是一块钱,农民难见现钞,欢喜接过,浑身大汗陪我到粮管所转换粮票,清点后仔细端详,递给我。我给他叫一斤米饭、一盘猪血、一碗波菜猪肝汤——顷刻尽净。

一九七五年当我流窜到苏北二度插队,再次面对当地村官的无奈:他们在田里商量,争吵,拖延,用力吐唾,每个脚趾缝涌出江北松软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会计批发口粮。我又被领到粮库,出来时,村民老小站成一圈,瞧着这个据说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粮。

******

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他们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偎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迄今,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

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踯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比,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杆,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裎膀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瀣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什么故事。记忆是该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我党恩赐的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历史在原来发生的地方消失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乱已告缓和,七十年代彷彿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剪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53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一九七一年林彪事变后的莫大事变,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鸡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今岁京城举办奥运会的全套把戏早在三十六年前精彩预演,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

统治,监管,如今的招数与七十年代相比,各有胜擅。父亲,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节不许出门,于是大年初一将自行车扛到楼上,拆一地,细细擦拭——五类分子总算废除了,现在被各地官员层层扣押者是前仆后继的上访人员,再就是管不胜管的盲流人口,数千万。前几年坐火车北上,尾端两节车厢挤挤挨挨坐满民工,据说没有暂住证,集体遣返,年纪最小的十三四岁,看守的武警也是农村孩子脸——九十年代上海黄蜀芹执导连续剧《孽债》,一开头便是横七竖八挤满乘客的昏暗车厢,几位被知青遗弃的小孩混票上车,北上寻亲,被查出,逮起来。镜头移出窗外,黑夜,车声隆隆,呼啸转弯:这一刻,我猛然撞见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现在车站送旅人,站台空寂。一九九二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寥寥,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启动的刹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8943.电影可能是火车生涯的最佳叙述,除了画面,车轮的密集音响才是记忆的神助: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六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七十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文革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除非政治或商业性质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国大地”往来南北的群体,是上千万知青:被赋予光荣的革命身份,却没有户口和单位的人。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什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刹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七十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车司机还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对象)。军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类被严格保密的移动群体:多年后,我从境外书刊获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数度出行:忽然起意备车,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车厢逐一招见当地省官——“你们要对我说实话”,这位伟大的谎言家威胁并恳求他的属下——这些属下有吉普专车,不过与今日玩高尔夫球的省官们的进口车,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周恩来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一九七六年自南京去拉萨,当天机场的全部业务,只有一班飞机。

******

辽阔、贫荒、昏沉,七十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一九四九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

一九六九年,分送各省农村的大规模遣散,启动了,世称“干校”,名单中囊括当时全国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上山下乡号令经已发布一年,数百万老三届初高中生以半数比例发配边省,我所属六九届的遣送比例,则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定为百分之百。

一九七○年,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三月注销户口,四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

一九七一年,当毛主席将他的专列停靠南昌郊外约来省委书记进车厢秘谈时,我在当年他和红军盘据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九月,林彪事败。

一九七二年初,我从蚊帐收听到美国人来了,局势缓和,五月,由江青作主恢复歌舞表演和全国美展──同年,全国人民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出访北美四国的纪录片中,第一次看到西方的摩天大楼和二次现代化的种种景观。

一九七三年,各省出版业渐次恢复,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调绘制连环画,走出山沟,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两位才子:描绘《开国大典》的内控右派董希文;描绘土地改革,来自延安的革命画家王式廓,盛年夭折。

一九七四年我被告知仍须回乡务农,邓小平被安排去井岗山做革命“怀旧”之旅,意谓复职在即,年底,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斗胆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为观看全国美展。首都空旷宁静,古意苍苍,正是意大利人被允许入境拍摄《中国》期间。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施政展开,其中包括有限放宽并调整下放人员政策,我的私人变动是转赴江北落户,趋近上海,南京就在长江对岸。

一九七六年元月周恩来死,三月邓小平下台,四月,南京北京相继爆发庞大骚动——我目击金陵城数十万工人借周恩来之死游行抗议,一路花圈高及树顶,浩浩荡荡——入夏是唐山地震。九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开始的一幕。不久华国锋上台,十月,四人帮就捕。

一九七七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国恢复高考。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中央适时正名,历年积欠纍纍冤案的平凡昭雪,闪现希望:毛终于走了,为文革时期乃至上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数百万旧案的一举重议,在是年中央文件中显露契机。

一九七八年秋,北上就学。深秋,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一份民间政论,并呼吁邓小平复出。冬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宣布告别政治运动。年底,中美正式建交。不久邓小平访美纪录片公映,中国人看见了白宫与曼哈顿,并聆听由丹佛演唱的轻型摇滚乐乡村歌曲。

一九七九年春,中越开战,西单墙被封。文革末期临刑时被切断喉管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忽然成为是年被隆重宣扬的人物,中国美术馆为之举办专展,纪念活动随即被抑制,相关连环画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艺术团伙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这是一份被重复无数次的大事记,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无不仰赖国事的松紧与宽严,攸关亿万人的命运:命运就是公章——平反、出狱、回城、复职、退赔私产、准予高考、作品开禁……工人的奖金、农民的集市,终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琐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带辗转录制邓丽君的歌声……离散的人团圆了,到处是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刘少奇平反大会迟至一九八○年),控诉、涕泣、失态、过度惊喜、卑怯的感激——总之,一切的一切取决于公章和准许盖章的命令。农场朋友曾描述这等传奇:场部抽屉锁着公章,如玉壐,万难启用。一九七七年允许回城的国家指令下达了,为一拨拨申请人分别盖章,不胜烦,场部用一根长长的橡皮筋栓住图章,吊起来,大门洞开,四乡来人随时进入,一把扯下,自行盖章,盖妥了,命运的皮筋随即弹回原位。

自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九年期间,虽然各省旧案的审断仍将案犯执行枪决,其中许多怨鬼稍后便属革命英雄。然而那时国家陶醉其间的总情绪可以概括为获颁大赦令,而党的语言甚至将一九七六年喻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若非严厉的讽刺,显然这是全党共识:当年拯救人民的大救星必须陨灭、身死,这才换来二次大解放——“解放后”的成年人个个扬眉吐气,悲从中来。久违的文艺名流陆续出台,苍老、衰败,动辄哭笑,引吭高歌,近于疯癫——我们的好总理啊!你在哪里——扮演白毛女的老区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几度哽咽,收音机长时间录播她的泣不成声,还有超长的不断被自己打断的感言。

一九七八年,华尔兹舞曲带动第二次解放感带来的集体晕旋,在场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岁上下,我辈不会跳,对这一延安时期和建国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唯贴墙围观。第一学期的课外记忆是终日寻看内部上映的西方电影——凡事略微开禁,中国人的活力火速窜升:文革末期各省已闷着偷看若干“内部电影”——第一次目击全裸女子的彩色电影是墨西哥片,我的裤档登时鼓起;卓别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肠胃抽筋,我强忍绞痛,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

那年最庄严的单项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首播李德伦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虽然早就偷听古典音乐,但中国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错觉中似乎只为《沙家浜》伴奏——非常好听——此刻这些弓弦在中国奏响原本发自它的语言。不久,傅聪与小泽征尔被郑重请到,以亚洲脸作为视觉过渡,在七十年代初开国门面对西方时,可谓入情入理,我接连三场混在红塔礼堂聆听排练《第九交响乐》,当“四海之内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来,忽然我想起赣南的村民与荒山。

那时,贝多芬已逝世一百五十多年——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太多剧情,很久以后才知道,才了解:当我在山溪冲洗那只无头死猫,巴黎五月学潮、美国嘻皮士运动、胡士托露天摇滚乐大会、安迪。沃霍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事均在一九七○年前后发生,哥普拉的《现代启示录》、史高西斯的《的士司机》、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贝特鲁奇的《一九○○年》等经典电影均摄于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长串的名单,他们,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与知识和艺术的可怜纠缠,当我后来去到域外,总算明白自己几乎是野蛮人。因此一九七八年上学后的发现值得一说:原来京城文革期间竟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以及早就试图谋反或治国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关传说,最集中,最传奇,几乎获得唯一的叙述与被叙述者,是北京群体。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流传书单,江南闻所未闻:《麦田的守望者》、《二十二条军规》,还包括猫王与约翰。连侬的唱片……首都文艺高干子弟可能是这个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乱世聚散,他们是共和国第一拨青苗,也是头一代忤逆的人,他们和父辈一样,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份,诚哉居江湖之远而思庙堂之高,看来儒与我党的混合基因,不绝如缕——在几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忆中,他们研读内部刊行的西方政治、历史与经济译作,年纪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国务院的眼光思路,在边村油灯下摆弄未知的国家棋局了。

而当时代转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然而怀抱纯净的绝望,熄灭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穆旦写出七十年代无可替代的诗作,《冬》,翌年二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该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对坟墓”,还是“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我默念,不像读诗,而是面对死者的遗物:放回一九七六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极深处的真实,以性命承受这真实感,并非我辈,而是上一代人。

******

诸位:倘若我们当年不是十七八岁,而是身为父辈或祖父辈的老人,该怎样讲述七十年代?会不会愿意讲述?

在各种文革回忆文字中,我留心受难者的年龄和死去的年份。淹灭的平民算不清,没人说,广西河滩被分食的冤鬼,就有老人在——却说拿天下的一代,一九七○年前后,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相继恨恨而死,火葬时不具名姓,唯有编号。问题不在寿数,而是:有谁在七十年代进入晚年么?那是老来遭遇的大劫、地狱、没顶之灾,且无可逃遁。穆旦,还有不及活到一九七六年的顾准,当他们在七十年代写着诗与文,正是我们现在的年龄:现在,七十年代早已退远,我们苦尽甘来,但对于穆旦顾准,那十年是迎面而来的深渊:并非死亡,而是覆灭,“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

冯友兰、梁漱溟、胡风、周扬、沈从文、巴金……不少高寿的人物活下来,经落实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个院子或公寓深处,但看晚岁照片,给很深很深的绝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郁结为神色,显然难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恶与毁劫;他们过去各自守护的主义、志业,似乎无助于七十年代给予的大绝望。严厉整人从无笑脸的周扬,晚年词汇总算出现“人道”,这迟来的良知,等同空话,令我厌恶,其实和以上几位曾在他鄙视与掌控范围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坏:秦城监狱蹲了九年。

“这世界会好吗?”在生命终点,梁漱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

如今回来分羹的海龟人士有福了。悬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苏联回来报效祖国的前辈,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老舍、傅雷,即选择自我了断,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现在知道他们在外面黄油麪包吃过,回来是什么意思,什么感觉,他们真的爱国家。我辈的品学怎与前代比呢,他们中有人便这样收场了。

穆旦还参加过抗日远征军,并曾留学美国。

比穆旦辈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约四十多岁吧,60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严,得享晚年,但我记得一九六六年文革风动,父亲日常答非所问,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书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岁了,一事无成”说这话时,文革才刚开始——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无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侯一民先生,仪表非凡,学生时期即地下党员,文革初被侮辱痛殴时年仅三十多岁,几乎死,而父兄俱死。一九七八年初见我,他端详片刻,说:你们可没给耽误啊!

是的。一九七六年后的中年长辈与悲观和时间展开持续博弈,或委身才学之外的去处。但那种奋然豁达,在深处,仍出于七十年代无可挽回的失败感——上一册《八十年代》叫来我辈谈论,这本书的叙述者仍是我们,这是一种权利么?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说,本书不过滴水。然而寻求别种辈份的叙述,却也为难: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确,中南海几代主事者则大不情愿,他们苦心给政权换一副面孔,即巴望甩脱七十年代的阴霾——以七十年代揣想毛周一辈,那是无尽凄惨,临了个个不得欢颜:从南昌井岗山一路铁血,那是他们的最后岁月了,幸有邓小平收拾整合,遂有后来。他曾以七十高龄徒步登攀黄山,可是请邓公谈谈七十年代,怕也沉默吧。一九七三年我听南昌郊区来人说,亲见邓小平镇日在被迫蛰居的院子里负手踱步,团团转,小孩跨墙朝他扔石子,他只停下望望,不吱声,继续走。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眼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

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我们迄今尚未获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识,尤难找到准确的语言——西方反刍历史的思想工具,嫌太丰富:譬如汉娜。阿伦特剖析纳粹文化,头头是道,以赛亚。伯林痛陈民粹主义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广——他对阿伦特不以为然——在海德格尔、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那里,同一历史公案持续展开强劲的道德纬度,紧张而饱满?8943.然而西方的训诫总难契入我们的痛感,更与中国七十年代的灾相与祸源,大有所隔。我读《古拉格群岛》和奥斯维辛的故事,无话可说,然而劳改营和焚尸工程,毕竟呈现为一种人类罪恶的“行政架构”和“专业景观”,足使后人的指控有根有据,揭示历史脉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国人三十年来的浑浑噩噩若无其事,简直亿万活神仙。

而纳粹与前苏联的罪孽在西方无论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与锐变的大前提——旧时代的账目远未结清,簇新的时代改头换面,出发上路了:这伟大的民族真会“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寝陵停在首都心脏,供人瞻拜……中国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类似的历史修辞,他们没有。而中国修辞的古老历史,及这修辞所能涵括的道德与人文,自先秦到民国,经五四开裂,也还残破苟延至于五六十年代初,进入七十年代,行至终点,彻底溃灭。

此后,种种“底线”的大规模丧失过程,于焉开始,直到现在。现在,这民族的万般活力与事功,已令世界瞠目,这倒是幸赖七十年代的大教训与催逼,然而,图强求变的活力,和国家的元气,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这样地将七十年代匆匆表过,淹在书肆里,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岁月人事,如何打发?那都是历史的坏账滥账糊涂账,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后果的后果,我们活该世代幼稚——实在说,七十年代的人质无分年龄,那十年的癌细胞早经内化为众人的心理与生理结构,深藏而细腻,并抓住每一种理由,对内心说:忘却七十年代。

不是么?有关文革的讲述久已在芸芸多数那里,乖悖时宜,我听说近有高端学术论坛中的少壮豪杰,西装领带,当面申斥在场人士省思文革的发言。难怪,这类国家主义逻辑,早经根植于将历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

朝露,翠岭,鹧鸪声从深壑间歇传来,灯油尽了,熄灭前,火苗忽然那么一亮,轻轻炸响,还有,雨后暴涨的山溪——在私人记忆中,我从未停止怀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浊纷乱的描述,假如我有过铭心刻骨的优美体验,全在那十年。什么能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当我躺在板床上凝视法国巴比松派的风景画片,村口的大樟树亦如画中那样,亭亭如盖;油灯下读到《战争与和平》片段——罗斯托夫的弟弟与军中少年在雨夜摸索行走,彼此看不见,颤声叫道:你在哪里?——我游目出神,窗外也漆黑一片。而村头的溪,蜿蜒出山了,汇入两条宁都县境的清流,单是名字就多么好听:琴江与梅江,“秋来江水绿如兰”。

刻划承平岁月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说,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日后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赔得起,看得开。回顾七十年代的艰难是在个人遭遇和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悲剧,两相重叠,难分难解——这篇长稿的命题不是私人履历,而是“七十年代”。

截止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赣南或苏北兀自怀旧。好在是十六七岁上遭遇流放,不懂事,仅有命运的触觉。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这题目,是为我辈侥幸,也为那时代无数被吞没的人。

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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