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reen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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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9/12/2010 00:32 发表主题: ZT 狂儒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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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 “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附: 《中国人的精神》(节选)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 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 ──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 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 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 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 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 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 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 ,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 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 ─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 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 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 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 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 。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 、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 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 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着那么悠久历史的伟大 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 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 ,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 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 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 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 那么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 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 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 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 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 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辜鸿铭 著 \黄兴涛 宋小庆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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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9/12/2010 00:37 发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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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鲁迅的清醒与辜鸿铭的清醒。

在我看来,在鲁迅与辜鸿铭的清醒里,都怀有一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对未来的灾难性预见。

对于革命者,"吃人"社会的揭发者、控诉者鲁迅来讲,"改造国民性"是他为自己找的工作,他的工作实质是什么呢?那就是告诉中国人,这个民族的传统是多么地不可救药,问题是多么地多,如果带着这身问题上路,那么未来是多么艰难,尤其他要表明的是,他对自己身属的这个民族是多么地恨铁不成钢,希望它变好,变得刚毅、勇猛、顽强,他在试图煅造一个新的民族性格,使之适应今后更加难以把握的社会发展。

与之相反,对于民族主义者、中国旧秩序的鼓吹者辜鸿铭来讲,在世界上保存中国这一独特的民族景观,是一件具有长远意义的事,不管这一民族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但首先,对于全民族来讲,那就是在道德上的信念,他的一切行为言论,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都是围绕着这件事来进行的,他要让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好的,完美的,善的,真挚的,他要让中国人对自己有信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惜采用争强好胜,诡辩,挑起学术争端等等手段,作为一个中国旧式知识分子,一个保守主义者,一个斗士,他在为民族自尊心而斗争,他的武器十分简陋――中国的过去延绵千年的奇特的政治文化传统。

这里,鲁迅与辜鸿铭谁更清醒呢?

无疑,在很多人眼里,辜鸿铭是幼稚的,可笑的,简单的,同时,也是主观的,一厢情愿的,而鲁迅呢,则是实际的,沉重的,复杂的,同时,还是客观的,老谋深算的,似乎两者很难相提并论,但是,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我认为,鲁迅的清醒、呼唤与愤怒是围绕着深深的民族自卑感与羞耻感而发的,他针对民族劣根性的言论意在刺痛中国人的自尊心,使之有所改变,他那个跑在最后却依然在跑的形象是一个参与者的形象,被命名为"中国人的脊梁",不管主动或被动,这个形象旨在强调参与,因而,这根脊梁在我眼里很有媚骨的嫌疑,因为在我眼里,参与本身从效果上,就是对一件事物的认可,也就是说,在公平的条件下,这根脊梁对世界上其他文明充满了羡慕,为此不惜出场竞技,而当其他文明以霸权的形式出现时,这根脊梁又敌意顿生。而大谈"名分大义"的辜鸿铭呢,这根本不是个问题,辜鸿铭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表现出十足的民族自信心,无须任何证明,他便认为中国的一切,比如生活方式、制度、国民性等等就是在世界上具有无可争议的价值,即使是作为一个按西方价值标准来说的"坏的标本"也一样,他的自尊心对参与一事有说不出的反感,他倒是惧怕中国这个独步千古的活样板在世界上被扭曲成别的样子,他惧怕中国被改变,就如同惧怕一个被指责为肮脏落后的古城被改造成四不象的现代城市一样,这使得他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与魄力,他"就不向前,就不进步,就不羡慕,就不在乎"的毫不势利的态度很了不起,对于中国人来讲,辜鸿铭是最后一个超然事外者,他的快活与担忧十分天真可爱,比起那些一心想着得到其他文化认可、向霸权低头的谄媚之徒来,显示出令人赞叹的优越感,这一优越感还表现在他喜欢空对空的比较东西方文化的个人趣味上――我想辜鸿铭是那种不会去领什么"诺贝尔奖"的人,他甚至会怀疑并嘲笑那些发奖人的资格,他也不会参加必败的比赛,因为那毫无意义,在他眼里,一个人,或者民族,起码应该尊重自己的存在,自己做得好用不着别人的表扬,做得不好也用不着别人的批评――这是一种真正的特立独行,在我眼里,便是一种个人人格的清醒,较之鲁迅,这种清醒显得更具价值。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民族自尊心似乎早已荡然无存了,面对批评者鲁迅,中国人表现出由衷的感激,就如同小孩对父母苦口婆心的批评心存感激一样,父母对他们"不求上进、不要脸"之类的谩骂,最终被理解成为"对他们好,善意的",而要是说,"你这样做挺好的,就这么混下去吧",反倒被理解成对孩子"不关心,放任自流",这真是一种奇特的现象!直让我想到,相信"良药苦口利于病"的中国人也许天生就具有这种自轻自***心理,鲁迅令我讨厌的一点是,他就是那种不仅撕下某人的脸皮还要打上一耳光的人,在人没反应过来之时,又变本加厉地飞出一些"匕首投枪"之类的暗器,然后再高呼"痛打落水狗",引得一些乌合之众也这样干,我不得不说,这种缺乏同情心的作法十分残酷,它会让一个有自卑感的弱者更加可怜,这种做法,与我这样稍有人道主义观念的人格格不入,怪不得现代作家王朔对他有说不出的反感呢!王朔自己举的理由不着边际,但我相信,从感觉上,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同意鲁迅的某些言论。

有关清醒的话题,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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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9/12/2010 00:45 发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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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从鲁迅、胡适、辜鸿铭看中国文化的精神分歧与融合

这个题目颇大,自拟了以后,只是漫谈一下自己的感想,绝难窥其全貌。在文章之前先要谈谈文章人物的选择。若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学界通说认为是胡适与陈独秀当之无愧,陈便应当取代鲁迅的,可是就对中国以后文化走向的影响而言,只有鲁迅才可以和胡适比肩。清流党这一脉,就地位而言,选钱穆是比较恰当的,以前就有人将胡适、鲁迅、钱穆相提并论。可是钱穆的徒子徒孙已经五六代了,新儒学奉其为当代仲尼,自然不乏人追捧,也就不消我再锦上添花了。以国际影响而论,则推林语堂和辜鸿铭,但林很难归入清流与另外二者作为分支并论。于是就有了题目中的三位。

给我的第一印象,鲁迅文章较冷,经由政府强行指定纳入课文,虽然大家都读了一些,反倒厌倦了,毕竟不能够强求所有人都喜欢这种论调,我的同学中多有对此生怨的。他的幽默是一种冷幽默,读懂了绝对是一种享受,宣传得太多未必就好。胡适的文章是实用主义色彩非常显明,平实中和。二人的主张是两个不同角度的文化西化选择的体现。辜鸿铭的文学一如其人,别具一格,在语言学习上他的确是个几百年不世出的天才,至今也未见有超越者。他的奇谈怪论甚多,仅茶壶茶杯理论就让我佩服得无法用语言形容。

三人当中,对胡适和鲁迅的比较是较多的,他们两人的文化立足点、切入点以及归宿都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是学术文化性的,另一个是社会革命性的;一个致力于建设民族文化,另一个瞩目于民族性改造。他们的方式方法途径也很不相同。一个是改良、一个是革命;一个劝青年走进书房,不问世事,准备学问,建设国家。一个则正好相反,号召青年不要重言要重行,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在十字街头、在大风沙中、敢哭敢笑敢怒敢骂,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在为人处世,但主要还是在社会态度、斗争方式上,胡适提倡的一种文化,是随和、宽容、忍让、不抵抗,胡适说他十几岁就受老子墨子的影响:“所以我个人对不抵抗主义的信仰实发源于老子、耶稣基督,和教友派基督徒的基本信仰。”鲁迅则主张激越、反抗、复仇。他在临终前不久还谆谆嘱咐:“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胡适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自由主义的、保守的、现代的“文化学者”;鲁迅是一位披荆斩棘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激进的、战斗的现代“文学战士”;一个为“一个古老民族的新生”,而致力于学术文化,偏重于上层,活动于精英文化层,影响也主要及于此,并以他的学术文化、思想风范来建设中国现代文化;一个则致力于国民性改造,偏重于下层,既属于精英文化层,但“身为流民”,以其思想文章,广泛地影响大众,又以他的思想文化来建设中国现代文化。胡适是贵族的,鲁迅是平民的。要各找一个人来类比的话,鲁迅是情感的、现实的、艺术的、刚烈的、芸芸众生的、宁愿站在风沙中战斗,就像他讴歌的普罗米修斯;胡适是理智的、逻辑的、学术的、冷静的、柔弱宽厚的、上等人的、喜欢坐在书斋里作学问,就像亚里士多德。当然还有很多可以比较的角度存在欲他们之间,比如生活经历,政治取向、语言风格等等。

总之,他们的差别是存在的,但是以前因为政治因素而被夸大了。现在海峡两岸对二者的评价都客观平和了许多,学术的评价为主,而不是动辄以思想意识形态来区分。二者的相同点也很多,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他们对彼此的文学地位都是基本认同的,尽管这种表达并不是那么明显,心底对对手的尊重还是有的。对妇女儿童的保护,对人本主义的彰显,对自由平等理念的认同都是一致的。他们都从时代的需要出发,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应当从根本上予以改造是迫切的;他们都认为中西文化有根本区别,两者是不可以调和的,西方近代文化优于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大力引进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建立中国现代文化的导向。

在胡适与鲁迅的比较过程中,我们看到他们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革命主义,但跳出这个视野来,与辜鸿铭相比,我们又会看到他们的上述相同点紧密了很多。

辜鸿铭是一位在近代史上争议颇多的人物。在保守主义阵营里,他那执著的中国文化情怀鹤立鸡群。当以“新”的大旗出现的激进主义成为新权威主义而给人留下 “可爱”的印象时,保守主义即使“有理”也说不清楚了。其实辜鸿铭是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另一个思想层面的。如果不存在偏见,我们原本的“五四”并非如此单纯的。要论述完整的“五四”,不但过去的思想舞台上不能够没有辜鸿铭,就是现在,即使是将来也不可能没有。否则,在多元的文化舞台上又少了一块独到的思想风景。与鲁迅和胡适在现代文学中的显赫地位相比,辜鸿铭在国内的地位并不高,这与他在国际上的崇高地位相差甚远。与前两者简单比较不同,多数人对他并不熟悉,因此对他的论述就引用得较为详细。

辜鸿铭的思想意识里洋溢着强烈的现代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的理念不但没有忽视,而且认识得相当深刻:中国人的精神不是科学的技术哪个怀念而是心灵的产物,不是脑力思考的结果而是一种智慧型的悟性。即使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里看辜鸿铭的文化功夫,也不失其价值意义。从一种角度来看,他的观点与伯尔曼在20世纪提出的关于法律、宗教与革命的论述存在某种内在的一致性。他论述的角度十分别致,常从一般人所不发觉之处阐述,所以才有旷世奇才之誉,而他本身的存在就是文化界的一个传奇。

胡适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与辜鸿铭的观点对立的,对新文化运动稍微了解的人都是应该知道的。他们三人,辜鸿铭是保守主义的代表,恪守传统文化的阵地,今日新儒学承袭其主旨;胡适是改良实用主义的典范,是温和型的文化理念的代言人;鲁迅是革命激进主义的旗帜,是批判性价值取向的精神领袖。三水合流,共同在分歧中构建着中国文化精神的新融合。
  • Wo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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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9/12/2010 09:17 发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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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这个大名自然是并不陌生的,但对他的思想和情感的真正了解,还是读了你推荐的文章才有了感受。多谢你,绿茶MM。 rose rose

心中升起的念头和情感,是对于先贤们,有着一种带有批评的深深的尊重。

最后一篇文章的对象,选得非常的好。而对于这些先贤之间的文化如何才能达成统一,我认为解释得还不够清楚,所以我把我的理解说一下吧。

胡适执着于不抵抗政策,其实我认为不抵抗大可不必。鲁迅对这一点产生了互补,更加鼓励抗争。而鲁迅的缺陷,又在于抗争中带有了执着的对旧文化的否定,其中的否定又是一个大可不必。辜鸿铭恰恰是对这个否定产生了互补,而辜鸿铭的缺陷,是解脱不了被欺凌的那种深深的悲哀,以至于他需要寻求精神胜利法来坚定他对自己的信念的信心。悲哀其实照样是大可不必的。胡适的精神,恰恰又互补了辜鸿铭那悲哀的缺陷,因为胡适宣扬的不抵抗,恰恰代表了一种只要保持我们的文化与哲学的传统的先进性,根本不需要去抵抗,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那样一种信心。

辜鸿铭对于科学带有鄙夷惧怕和排斥。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但他确实指出了与科学的缺陷所对应的中国文化的精彩之处,那就是不需要寻求精确,照样可以有智慧型的悟性。而我在这里要拓展开去,要说一切的机器和科技都是工具,只有能融入人文思想的部分,才真正对人性产生了进步的影响。而这种人性,就是辜鸿铭说的那种智慧型的悟性啊。

科学的思辨,完全可以是一把劈荆斩棘的利刃。但这把刀应该发展得有多快,恰恰是需要人文对于科学的理解来调和的。胡适所坚持的那种什么都不做,人文最后会赢的那种精神是正确的,但从我“神医”的角度来看,如果病症不需要发出来,能够防微杜渐,能防患于未然就先治理好了,那不就可以科学和人文,都能更加快速地同步发展了吗?

对于这种我自己的急于求成的追求,我的反思是:物质的发展过头了就是贪,那么人文的发展的快速的追求,能不能也认为是一种贪呢?。。。

他们三个先贤的共性,就是都坚信,中国文化是不屈的,坚强的,最后会胜利的。但科学的思辨告诉我们,中国人的优势,不是天生的,不是必然的。那种传统文化的保持,蕴涵于语言习惯当中,蕴涵于人气的传递之中。我们文化的优势,我看一个是能为别人设身处地地着想,一个是能保持智慧型的悟性,一个是具有着能保持悟性的先决条件所要求的品质:人与周围环境的平衡。在其中加进一个锐利的精确的算计不难,难的是又能精确,又同时能保有具有模糊表征的悟性,才真正实现中西合壁了。

辜鸿铭对于帝制的保守这里没有详细介绍。而我想到的是,死板地守住皇帝其实绝对是大可不必的,但守住旧制度给人民和社会带来的好处和优势,这点又是很有必要的了。这是因为,我们人,不应该学猴子掰苞米,摘一个新的,就完全丢掉一个旧的。我们需要聪明一点,要调整旧的,好容纳另外一个新的,而又不失去旧的相对于新的所占有的优势的地方。

辜鸿铭对小脚的喜爱,倒是让我想起了中国足文化对性学的贡献。其实他大可不必执迷于那极端的无骨小脚的,脚是精髓,无骨不是精髓。

说着说着,心中冒出了一个侧面的念头。那就是辜鸿铭这个人的真相如何,其实这完全是史学家应该争论的题目。而对我们来说,能从介绍文章中领会一种精神的火花,一种思索的启蒙,那么即便作者是假借辜鸿铭之名做的是自己的文章,对我来说,又能有什么差别呢?。。。

我一向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后来走向衰弱,其根源,就在于只抓住了文化表面的表象,在形式上要求过甚了,因为急于求成而不允许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反向思维,以至于在文化中掺进了假与虚伪,忽视了文化精神中“真”的传递。而我上面冒出的念头,居然认为从假中也能得其真,倒是在我对真的的执着达到了相对极端的情况下,吹进了一股新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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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变暖,原来不是气温更高,而是水分蒸发加快,旱灾水灾雪灾加重,天气大起大伏。

---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