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oger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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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16/2011 23:42 发表主题: (ZT)汪晶晶: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也谈中国国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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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晶晶: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也谈中国国情(1)


                            ·汪晶晶·

(一)

一九八九年春天,中国学生和市民点燃了民主的星星之火后,二十余载,弹指一挥间。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不断出现着让人目不接暇的变化。起先是柏林墙坍塌开启的,摧枯拉朽的苏联东欧剧变;其后延续着赏心悦目的橙色革命,如今又是芬芳扑鼻的茉莉花开。民主的阳光和雨露,甚至洒到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北非和阿拉伯世界。

唯独这场革命的先驱,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却依旧是一片死水微澜。就在天真的德国艺术家们试图给古老的东方送去点“启蒙”的时候,中国自己的艺术家却竟在几乎“全世界人民”的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被蒸发。八十二天后,就像当初突然消失一样,这位艺术家又在“全世界人民”的关爱下突然回家。

所有这一切让“全世界人民”目瞪口呆的无法无天,似乎都在印证这二十余年来,体制内精英们一直喋喋不休地向民众们灌输的,中国的“国情”。

中国确乎是有自己的“国情”的,对此,至少我自己是坚信不疑的。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我在准备自己这辈子当学生的最后那几场考试的时候,曾在导师的要求下,极不情愿地阅读过一段欧洲中世纪史。

我的导师虽然在图书馆学专业中任教,他自己的主专业却是历史,具体地说,是欧洲中世纪文化史;更具体地说,则是欧洲中世纪的图书馆史。导师竟在欧洲中世纪史中为我选试题,据说已经是对我的“厚爱”。通常德国学生要选这类专题都必须先证明自己有极佳的古德语和拉丁语的阅读能力,而这两类能力,我很显然都不具有。

随后,导师给我指定“德国中世纪书业和印刷史”作为专题。在向我解释这一专题的时候,导师向我强调,印刷史中的活字印刷术,是一位名叫Johannes Gutenberg的德国人发明的。

这让我大吃一惊。

从小到大在中国所受的全部教育,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我,让我须臾不敢忘记伟大祖国的四大发明。这无比重要的四大发明中的一项正是活字印刷。这一发明虽应归功于广大劳动人民,但我仍然准确地记得,发明者是有名有姓的,是北宋人,名叫毕升。

事关伟大祖国难能可贵的荣誉,我不顾自己的一口臭德语,立即开始前言不搭后语地向导师据理力争。

导师倒不激动。作为学历史专业出身的人,他一向都有一种司空见惯的雍容大度。

导师说,Johannes Gutenberg发明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史学界是定论。但史学中的定论正如同科学中所有其他定论一样,只要有理有据,是可以随时推翻的。其理由和证据也十分简单,比如,你只要能找到Johannes Gutenberg之前,也就是公元1452年之前,的印刷品;确认那些印刷品是用活字印刷的;那些活字和那些印刷品都还健在;还都能通过放射线同位素的年代检测……。

最后,导师说,Johannes Gutenberg亲手制造的活字和印刷机都还健在。导师建议我暑假去一趟Johannes Gutenberg的故乡Mainz,参观一下那里的博物馆,看一下Johannes Gutenberg使用活字印刷术印刷的从古拉丁语翻译成近代拉丁语的四十二行《圣经》,以及他老人家留下的,一直到今天还能用的金属活字(准确地说是活字母)和印刷机械。

那时还远远没有互联网(我沾丈夫的光,能够在八十年代中期用电脑取代打字机,在学文科出身的导师眼里,已经是相当惊人的进步。记得头一次给导师看那种九针matrix打印出来的文稿,导师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从德国往中国打电话又是一件昂贵得让穷学生想都不敢想的奢侈之事。

事关伟大祖国的荣誉,我回到寝室后,便立即给父亲写信。让父亲帮我询问国内所有的亲朋好友,毕升他老人家究竟是何年何月在何地发明的活字印刷;他使用的是泥活字,木活字,还是像Johannes Gutenberg那样的金属活字;印刷了哪些书,现藏何处;哪些书和那些活字,是否做过放射线同位素的年代测定等等。

不幸的是,国内所有的亲朋好友中,没有任何人能详尽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自己曾有幸见过不少古籍善本的老父亲,直截了当地教训了我一顿。父亲要我老老实实地读自己该读的书,不要为一些毫无意义的事去和老师争执。

父亲教训我说,不要说是在我的同时代人中,就是在他自己的同时代人中(我生于1953年,父亲则生于1913年,也就是民国二年。众所周知,导致民国诞生的那场辛亥革命和其后的被共产主义极权教育极力渲染的所谓军阀割据。并没有像后来那些真正的战争和比战争更恐怖的政治运动那样,从根本上影响中国民间的古籍和善本),也根本就没有任何人见到过毕升用活字(不管是泥活字,木活字,还是金属活字)印刷的书。大家之所以认为活字是毕升发明的,是因为毕升同时代有一个名叫沈括的人,留下一本名叫《梦溪笔谈》的书。

这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哇,我又惊又喜地安慰自己。多亏老祖宗留下这本《梦溪笔谈》!

不料父亲接着教训我说,你要是信《梦溪笔谈》,那中国人“发明”的东西比爱迪生还多,不要说“四大发明”,四百大发明都有。从炼钢,采油,一直到阿斯匹林和抗菌素,都有极大可能是中国人发明的。

(父亲当然无法知道,中国人的发明到了后来的二十一世纪,甚至包括了足球:2010年世界足球锦标赛那些热血沸腾的日子里,《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就有署名文章说,国际足联主席在充分了解中国漫长悠久的历史后终于激动人心地承认,足球不是英国人,而是中国宋代的高俅发明的!哈!这可真是让炎黄子孙们扬眉吐气!)

父亲接下来告诉我,活字印刷在中国,确有悠久的传统。元代有一个名叫王祯的人,其生卒年代绝绝对对在德国那个Johannes Gutenberg之前,写过一本名叫《农书》的书。其中极为详细地记载了活字印刷的技术和方法。父亲感慨地说,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真的是勤劳而富有智慧。他们根据汉字的特征而发明并使用的那些方法和原理,只要汉字没有消亡,就永远都可以使用。比如,根据发音而定的写韵法;根据复合词出现的频率而定的双字甚至多字联刻;为取字模方便而制造的转轮(幸好我现在是在德国写这几行字。要是在国内,竟随随便便地在网上写“转轮”,肯定被绿坝当作法轮功屏蔽了!呜呼!),等等。

不幸的是,父亲说,中国人对放射线同位素测定的年代并无兴趣。文人们最最关心的是皇帝们的意见,说得雅致一点,就是所谓御览和钦定。皇帝们自己当然就更得当仁不让了。

且说到了清代的乾隆,也就是近年来在中国通过戏说而家喻户晓,经济上确实是腰缠万贯,大国崛起(据《华尔街日报》二十一世纪头一年中对人类千年富豪的回顾,乾隆爱臣和珅,曾拥有家产二点二亿两白银,等于乾隆年间清帝国三年岁收,绝对可以数年蝉联世界首富),而政治上却因文字狱而空前黑暗的那个盛世。首长突然心血来潮,亲自主持编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其中有一本名叫《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的书,专门总结,记载并详尽地解释当时最最先进的活字印刷技术。

乾隆相当逻辑地认为,既是他老人家已经在百忙之中御览和钦定了,全国人民就只需要紧跟。于是所有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前问世的,记录活字印刷术的原版原刻书籍,就完全没有必要继续存在。要知道,那类原版原刻一旦存在,并竟敢和钦定御览的记录有所出入,那将是十恶不赦,株连X族的大罪。

王祯《农书》的原版原刻不过是那之后消亡的成千上万的古籍中的一本而已。

这样一来,关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最有说服力的详细记载,便被挪到了公元十八世纪,那当然就在Johannes Gutenberg之后了。

父亲最后补充说,就是沈括的那本历遭劫难而终能幸存的《梦溪笔谈》,虽然不是最详细,但却是最早的,关于活字印刷的文字记载,也没有任何人见到过北宋刻本,连南宋刻本也没有,最早的只有元刻。如果西方人愿意,倒是可以对元刻本的《梦溪笔谈》做做放射线同位素的年代检验,那肯定应该在Johannes Gutenberg之前。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我和我父亲这里所讨论的一切,都不过是有关活字印刷术的文字记载而已。至于毕升他老人家使用过的活字,和活字有关的印刷设备,以及确定是使用那套印刷设备和活字印刷的书籍,寿命则更短,还没等到成吉思汗子孙们的战火硝烟,就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

想到连阿斯匹林和抗菌素都可能是中国人发明的,更重要的是,我在那个暑假亲眼在Johannes Gutenberg的家乡看到了他老人家留下的活字和印刷设备,以及以此印刷的四十二行圣经,我彻底打消了和导师继续讨论活字印刷术发明权的念头,开始牢记父亲的教诲,老老实实地阅读导师指定的欧洲中世纪书业和印刷史的书目。

令我自己相当意外的是,那段起初为应付考试而无奈的关于欧洲中世纪史的阅读,后来竟会让我有了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感觉。

现在回首往事,那段阅读,最重要的收获已经和我的专业没有太大关系了,而是我梳理了一下自己原来道听途说的,关于欧洲中世纪史的那些“知识”,发现其中漏洞点点,误区丛丛。

而究竟什么是“中国的国情”,或者反过来表述,和欧洲相比,中国那片土地上究竟缺少了什么,是完全可以从欧洲中世纪史的阅读中找到答案的。

中国的“国情”,中国和欧洲相比究竟缺少些什么,是一个既简单而又复杂的命题。

说简单,只用两个汉字就能回答,那就是宗教。

而说复杂,则是因为宗教本身,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难以准确描述的社会现象。宗教起源于无法用俗世的经验和实验去证实或证伪的,人类特有的纯先验的精神活动。没有任何人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有的民族有,而有的民族却无宗教。有宗教的民族,因为坚信自己的宗教,无法洞察宗教信仰者非理性的一面,而会“当局者迷”。而为数甚少的,根本没有经历过宗教文明的民族,比如中国的汉族,情况则更严重,它们雾里看花,甚至指鹿为马,最终只能是“旁观者”误。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的青少年时代在中国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教导我说,宗教是一个坏东西。又因为马克思教导过我们,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在分析宗教的成因时,我便坚定不移地相信书本上的说教:宗教是俗世的政治政权伪造出来欺骗和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

这可真是一个天大的误区!

宗教的出现不但不是俗世的政治政权维持自己统治的工具,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俗世统治者的天敌。

(也正因为这一点,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儒教,始终无法在宗教的领地占领一个坚实的位置。不少西方关于宗教的,泛泛而谈的教科书中,都似是而非地列有中国的儒教。部分原因是,西方人无法接受,号称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汉族人竟会没有宗教。他们把儒教列入宗教并非为赞扬中国,而是为说服他们自己。)

如同你刚刚翻开欧洲中世纪史就能察觉的那样,宗教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产生,在人类的文明史中是一个极重要极重要的瞬间。

正是在这个瞬间,人类的思维和视野中,出现了“可分”的境界。

我们今天知道,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两种虽有关,却不同的世界。物质世界是精神世界产生和形成的必要条件(“死去原知万事空”);却不是充分条件(人完全可以行尸走肉,酒囊饭袋般地活着)。但这两个世界是不是确实存在;它们之间具有何种依附或对立的关系;它们彼此是不是可以分离;它们彼此是不是应该分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来自何方,又将向何方而去;这类问题,除了在为数甚少的,俗世的政治政权分崩离析的年代,比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二十世纪的1911至1949年间,中国的汉族人是很少会去思考的。这是因为在超早熟,超强大的东方专制皇权的大部分统治时期,任何独立于俗世物质世界统治权力的纯精神活动,都极难存在。即使有幸萌芽,也只能扭曲地生长。

(汉代的所谓经学,宋代的所谓理学,明清的所谓心学,究其根本,只是中国识字的仕大夫阶层慰籍性的文字游戏。关于汉语特有的,纯形式美下的准宗教特征,属于另一专题,我将另述。)

事实上,在基督教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之前,探索纯精神活动的征途在欧洲土地上,也一样荆棘丛丛。耶稣当年就是在罗马帝国维稳人员的缉捕下,饱受严刑拷打后,才被钉上十字架的。

而宗教一旦挣脱了俗世的桎梏,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社会力量,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的界线便会逐渐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从这一个瞬间开始,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可分的。物质世界本身是可分的;对和人类的生存有关的物质生产的占有权是可分的;对超越物质生产,和人类生存已无关,却和人类的生活有关的精神活动的占有权,也同样是可分的。俗世的权力和精神世界的权力,它们彼此可分,各自也可分。

而任何权力,如同欧洲人在中世纪朦胧的曙光中已经看到的那样,一旦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分割,也就一定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制约。

一个根本没有进入过宗教文明的民族,胡乱跟着“伟大的革命导师”后面,盲目地指责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所谓“野蛮”,“愚昧”和“黑暗”,(乃至感觉良好地宣称,公元1500年前,甚至公元1800年前,这个星球上没有比自己伟大祖国更先进的地方)其实是一种可笑得“无边无际的无知”。宗教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出现,首先是人类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一次空前绝后的,对俗世政治权力的分割和制约。不管是政教合一,还是政教分离,和无法无天的有政而无教相比,都是进步。正是因为有了“教”和“政”的并列,人类才学会,并开始正式承认“分”。欧洲人很快就发现,不仅“政”和“教”是可分的,“教”自己也是可分的,而“政”本身,则更是必须分的。

通过“分”,一片新得诱人的领域,就像今天互联网中的虚拟世界一样,突然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那就是人类中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拥有的,谁也无法剥夺,谁也无法征服的,和肉体已无关的,精神世界。

正是宗教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中,人类社会结构中,一切组成部分的非暴力性的可分:精神和物质是可分的;自然界是可分的;生命的种类是可分的;人群是可分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是可分的;资源是可分的;疆土是可分的;利益是可分的;权力同样是可分的。

我们这个星球不仅仅是人类的,更不仅仅是人类中那一小部分帝王将相的。

通过把宗教作为独立的,能与俗世的政治政权相抗衡的社会力量予以承认,中世纪的欧洲为后来世纪的人们指引了一条沿着“可分”前进的康庄大道:只有承认可分,人类社会才有可能进入共存。有了共存和并列,才有可能进行比较和鉴别。有了比较和鉴别才有可能进行讨论和选择。承认可分,承认可选择,人类才有可能不断更新自己不够完善的社会制度和组织,从而达到真正的和谐。和谐是以共存为基础的,只有承认事物的可分性,创造并保护共存,才会出现脱离了暴力的,真正的和谐。

欧洲土地上在后来世纪中出现的所有倒退和反复,都和俗世的政治政权企图阻止和竭力扼杀社会结构中的“可分性”有关。

如此一来,我们也就基本看到了中国最最重要的的国情。

在有政无教的东方皇权专制主义和废教崇政的共产主义极权统治者的眼里,“分”一直是一个罪莫大焉的字眼。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言及“分”,都会导致“龙颜大怒”,都会不由分说地被冠以“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分裂祖国”的巨大罪名,继而被“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最后以弱势一方的肉体被彻底消灭而告终。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决定“反右”,就是因为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有人竟在公然言“分”。后来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先是必置刘少奇,后是必置林彪,于死地而后快,也是因为注意到,刘和林,已经在试图和他“分”。

我们今天所谓的西藏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六四问题,法轮功问题,国内外敌对势力问题,中央地方问题,农村城市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乃至老百姓买了房却无房产权的问题,究其根本,都源于有政而无教的专制极权主义者对直接涉及到他们拥有的疆域,权力,利益的“分”那个境界的极度恐惧。

而我在这里之所以把西藏问题放在首位,则是因为西藏问题最集中地反映了宗教信仰的力量。

毛泽东当年打下了锦绣江山之后,并没有把所谓少数民族问题真放在心上。

毛泽东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为凭他“百万雄师过大江”“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军事暴力会无坚而不摧,会“照到哪里哪里亮”。毛泽东当年许诺达赖喇嘛的高官不可谓不高,厚禄不可谓不厚。遥想“伟大领袖”当年,怀柔汉族知识分子,几行潇洒的诗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汉族知识分子几乎个个都受宠若惊,服服帖帖,甚至急不可待地为虎作伥。而达赖喇嘛,那个从根本上就是为了崇高的宗教信仰而降生人世的达赖喇嘛,却用他年轻的慧眼,卓有远见地看到了他的民族,他的信仰,即将面临灭顶之灾。他别无选择,只能毅然决然地出走。

在那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共产主义极权政府把数以亿计的汉族老百姓的血汗钱挥手撒到了青藏高原。他们为藏族人修路,架桥,盖房,建城;为他们指引通往现代化社会的金光大道;为他们描述丰衣足食的幸福前景。但藏族人对这些强加给他们的今生富贵却并不十分感激。他们仍然不言不语,但却坚定不移地,向往着他们自己的宗教领袖为他们指引的,辉煌而美好的来世。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的这六十年间,几乎所有有些许创造性思维和影响的汉族艺术家们,不管你献身的是音乐,是美术,还是文学,都一定和西藏那片神秘的净土发生过关系。

这几乎是在暗示我们,只有在那一片土地上,你潜在的精神世界才能摆脱物欲和肉体的诱惑,从而获得新生。

(二)http://shenghuonet.com/phpBB2/viewtopic.php?p=352601#35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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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进行编辑的是 rogerlee on 7/17/2011 12:44, 总计第 1 次编辑
  • roger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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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帖子:13533
发表于: 7/16/2011 23:45 发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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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这种文章应该转贴到哪里,也不知道作者到底要说什么。不过是作者自己的想法,绝对是原创,有新意。就先放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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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oger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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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17/2011 00:07 发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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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纪念近代活字印刷者Johannes Gutenberg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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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进行编辑的是 rogerlee on 7/17/2011 12:52, 总计第 1 次编辑
发表于: 7/17/2011 02:27 发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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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第一:震撼!
第二:马上联想到:董存瑞。。。刘文彩。。。王杰。。。诸多人的事实真相。

沉默啊沉默沉默

不是爆发就是死
  • 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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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17/2011 11:02 发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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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地阅读了,震撼。希望主席继续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