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根據中美兩國政府達成的協議,一批批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先後被送到美國,參加培訓。大部分學員學成歸國,投身於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鬥,許多人為此付出了年輕的生命。還有一部分學員則在培訓期間逝於飛行事故。由於戰亂和中國接連不斷的政治邉樱麄兊募胰舜蠖辔茨艿弥麄兯离y的具體情形,更不瞭解葬在何處。而這些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年輕人,如同被遺忘的孤兒,七十年來遠離祖國與親人,在異國他鄉,一抔黃土,掩埋了他們殺敵報國的雄心。

本書作者李安的二叔李嘉禾便是如此。1941年,西南聯大物理系三年級學生李嘉禾投筆從戎加入空軍,次年秋赴美,一去未歸。六十年後,李安家人終於在德州埃爾帕索(El Paso, TX)布利斯堡國家軍人公墓找到了他。去墓地祭拜二叔時,他們驚訝地發現,在李嘉禾墓周圍,還有不少同樣鐫刻著"Chinese Air Force"的墓碑,這些都是與她二叔一樣,被時代風塵掩埋的民國空軍。

李安面對墓群立下誓言:你們都是我的二叔,我一定要幫你們找到親人!

從2018年初開始,三十年來只關心高科技項目進展的"矽谷人", 懷著對歷史的敬畏和使命感走進了史料堆,邁上了尋找抗戰飛行員家屬、研究和記錄抗戰空軍赴美培訓史的歷程......

海內外志願者和空史專家從四面八方伸出援手,民國空軍赴美系列歷史資料和照片逐漸從封存已久的檔案櫃、歷史文獻資料網站、博物館搜尋出來,還有一些來自個人收藏。一系列珍貴史料,成為尋親認親的重要線索和依據。在愛心志願者、電視台、報社等媒體,以及"龍越基金會"的幫助下,李安已經為三十三位赴美殉職空軍找到了親人。在這個過程中,她將民國空軍赴美培訓的歷史,從高層決策到具體執行,從後勤咻數脚嘤栒n程、生活安排等等,系統地挖掘整理出來,於是有了這本"尋找塵封的記憶"。

壯志未酬的年輕飛行員們,可以安息了。
唐德刚:“中国口述历史”第一人
上世纪50年代,李宗仁、胡适、顾维钧这些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恰在时空的交叉点与唐德刚相逢。唐德刚感叹:“历史学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半个世纪后的2009年10月26日晚,这位擅述他人故事、亦庄亦谐的历史学家,却带着自己的故事和对历史的洞察,于89岁高龄安然离世。

2007年,纽约的秋天让人心醉。我住在哥伦比亚大学边上,步行到夏志清先生家聊了两个下午。夏先生谈话信马由缰,可以想见当年他与唐德刚先生碰在一起是何等热闹。当我提起唐先生,夏先生不免黯然神伤:“唐德刚住在新泽西,有一天不会关电脑,没有马上去看医生,其实已经中风了。”我想,没有与唐先生斗嘴的日子,夏先生是寂寞的。

我早就听说唐德刚先生身体不好,虽然几经致意,还是不敢奢望见到这位心仪已久的前辈大家。正当我打点行装准备离开纽约时,唐德刚先生的老同学马大任先生打来电话:“我刚去了唐德刚家,唐太太说欢迎你去他们家访问。”我顿时欣喜若狂。当晚和唐太太吴昭文女士通电话,才知从纽约到新泽西的唐府路途遥远。“你那里有没有传真机?我传真一张地图给你好了。”唐太太说,“要不然你就一路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指路。”

2007年11月28日中午,在唐太太的指引下,我从纽约坐计程车到了新泽西唐府。这是一幢独立的房子,周围树木成林。唐太太已在门口等候,引入二楼客厅后,略为寒暄,她便请我稍坐,入内去照顾唐先生。唐太太乃民国名将吴开先之女,唐德刚在1990年曾写过《泰山颓矣—敬悼岳丈吴开先先生》一文。我细看家中书画,首先入眼的是胡适1960年10月13日写的条幅:“热极了,又没有一点儿风,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动也不动一动。德刚兄嫂。”又见班禅额尔德尼写给“开先先生”的字,于右任的书法请“昭文仁仲、德刚先生俪正”,徐悲鸿的画作则是湖上双鹅。

约一刻钟后,唐德刚穿着睡袍,双手扶着助行器,步履艰难地从睡房出来。一见面就热情地打招呼:“不好意思,人老啦,走得慢……”竟是乡音未改,我仔细聆听,只能听懂他大半的安徽口音。

唐太太帮唐先生戴上助听器,斟茶后便退入内房。唐先生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故事来。讲到开心处,他欢笑鼓掌;而到最得意时,便是一句“乖乖”的口头禅。他说,幸亏自己选择到美国留学,很多人到欧洲留学—“饿死了”,又说来美国留学生中有人到饭馆洗盘子,没有通风设备—“闷死了”。这真是典型的“唐氏语言”。唐先生曾说,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我真不清楚这些故事里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总之是动听的“说书”。

唐先生说:“我跟你们讲故事,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我可以讲得天花乱坠,随便讲可以讲几百万字,可就写不出来。”听唐先生谈了三个多小时,我只是偶尔接上一句,他就说:“很少人像你提出这样的历史问题,我大感知音!”临近黄昏,我怕唐先生太累,不得不起身告辞,他神情犹如小孩,说:“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你怎么就要走了?”这时我可以感觉到唐先生内心深处的寂寞。

胡适的“私淑弟子”

唐德刚生逢其时,所处的是一个大时代。1948年赴美留学,1949年中国巨变。纽约是一个大码头,从中国涌到纽约的党政军学各界民国要人,如过江之鲫。这些昔日呼风唤雨、名震一时的人物,几成纽约的难民,心境之落寞可以想象。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士唐德刚,机缘巧合之下,有幸访问了这些风云人物。

唐德刚与胡适初识,始于哥伦比亚大学两百周年纪念之时。胡适斯时正在纽约八十一街做寓公,那是他一生中最清闲而又最寂寞的时候。胡适有三大好:安徽、北大、哥伦比亚。唐德刚既是安徽老乡,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弟,自然让胡适倍感亲切。“胡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校友,那时正是哥大创办两百周年,动不动就开个小会,每一次开会,稍为有一点关系的人就找胡适。最容易请的,而且请来最容易使人快乐的就是胡适。胡先生对每个人都好,嘻嘻哈哈的。”胡适常到哥大图书馆看书,每次总要去找唐德刚,因为唐是他唯一认识的华裔小职员。

我问唐先生:“当年胡适在纽约的生活如何?”唐先生道:“胡适在美国是‘难民’,也没钱。那时候胡适打电话说:‘德刚,你今天没有事啊?胡伯母打麻将,你过来开个车子好不好?’胡伯母别的可以没有,不打麻将是不能活,一打麻将早出晚归。胡伯母后来写给我:‘送给适之最喜欢的学生’。胡先生何以喜欢我?因为胡先生以前是北京大学校长,被人家包围着,来到这里没有了,我又是他的保镖,又是司机,又可陪胡伯母打麻将。”

有时候唐家请客,唐德刚给胡适打电话:“胡先生,今晚我们家里请客,菜很多,您有没有空?”胡适说:“有空!有空!” 唐德刚说:“胡适跟我在一起像家常父子一样,我对我爸爸不敢那样,对胡适可以。”

胡适是有“历史癖”的人,自然对“口述历史”(Oral History)颇感兴趣。可是口述历史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访问录音固然要花工夫,而录音后的回放、誊清、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何其麻烦!胡适试了一下,便说口述历史是一个专业工作,非职业难以应付。为了自己的口述自传,胡适向唐德刚叹息道:“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

恰巧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获福特基金会资助,唐德刚便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工作。1957年初冬,唐德刚携了一台笨重的录音机到胡府,开始胡适口述自传的录音,不意常受到访客的打扰。此时胡适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已公布,更是事务繁多。为使口述工作顺利进行,唐德刚征得哥大当局的同意,请胡适到哥大工作,每周上午来两三次,工作完毕由校方招待午餐。胡适带着唐德刚几乎吃遍了纽约东城的小馆子。唐德刚回忆:“酒仅微醺,饭才半饱,幽窗对坐,听胡老师娓娓讲古,也真是人生难得的际遇。”这样的午餐和偶尔的晚餐,唐德刚事后统计,前后约有60多顿。

唐德刚根据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16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自己保存并经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撰录成《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后应台湾《传记文学》刘绍唐之嘱,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写“短序”,不意下笔千里,自成十几万字的《胡适杂忆》一书。

《胡适口述自传》的出彩之处,在于唐德刚的“注”。有时一条“注”便是一篇妙文,读来不免有“离题万里”之叹,却禁不住笑出声来。而读《胡适杂忆》,如见哥伦比亚大学旁边一老一少相对闲聊的情景。

《胡适杂忆》虽然有趣,却有可商榷之处。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起初看到这一段话时,我并不在意,写过《在春风里》的陈之藩先生却说:“胡先生不像他说的那样。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写袁世凯很详细,很多我不知道,写得很好;写胡适就太轻佻,形容不出胡适这个人来。”

陈之藩先生的学识修养俱佳,所论公正平和。而胡适女弟子苏雪林和吴健雄看了《胡适杂忆》就气得不得了。苏雪林认为唐德刚对胡适有“大不敬”与“重大冒犯”,专门写了《犹大之吻》一书骂唐德刚,自费出版,并寄了一本给吴健雄。唐德刚不得不在《传记文学》上发表《“我犯罪了!并无解说。”》一文回应。细读《胡适杂忆》,我认为唐德刚把胡适写得有血有肉,十分可爱,虽然有时文笔俏皮,不免笔走偏锋,但并无恶意。

当年胡适说:“德刚是我的学生。”唐德刚说:“我没有上过您的课。”胡适说:“私淑弟子。”相信在天堂之上,慈祥的老师胡适和俏皮的学生唐德刚重逢,依然相见甚欢。

李宗仁的“忘年之交”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自始至终只有两个全职研究员:唐德刚和夏连荫(Julie How)。夏连荫最早访问的对象是孔祥熙和陈立夫,唐德刚最早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1958年春夏之交,胡适决定出掌台北“中央研究院”之后,李宗仁才应邀参加口述历史。

我问唐先生:“李宗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唐先生答:“李宗仁就是一个China Town(唐人街)的老头子,有时候我陪李宗仁到China Town喝茶吃点心,很多人来看我,大家也不认识李宗仁,不觉得他是什么了不起的宝贝。说,哎呀,唐德刚,这个家伙在哥伦比亚大学跑来跑去的,是谁呀?”

我又问:“李夫人郭德洁是什么样的人?”唐先生答:“郭德洁是一个美女。李夫人还会跳舞、开车,长得漂亮。我称她为Madam Li,绝对不叫她Mrs. Li,人家是全国第一夫人。所以郭德洁非常喜欢我,每一次见外宾都让我介绍。”

从1958年到1965年,唐德刚成了李家的常客。据唐德刚记录,共在李家吃了168顿饭。唐先生回忆:“他们把我当朋友。郭德洁请我吃了一百多次饭,这一百多次饭的交情啊!李宗仁初到美国,乖乖,那还得了,坐中国的专用飞机,有FBI当保镖,他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代总统。李宗仁后来回国的时候,什么人都可以瞒,就瞒不住我!我给他写回忆录,他的文件,我是唯一有权看的人。”

七年之间,唐德刚和李宗仁变成了“忘年之交”和“通家之好”。“我的老婆孩子也逐渐变成李家的常客。内子吴昭文与李夫人感情甚好;我的儿子光仪、女儿光佩,也颇得‘大桥公公’和‘大桥婆婆’的喜爱—那时我们访问李家,一定要开车通过那雄伟的华盛顿大桥,所以孩子们便发明了这一称呼。”唐德刚说。

在口述历史工作中,唐德刚不时遇上麻烦。李宗仁曾贵为代总统,自视一生了解天下大势。唐德刚不得不劝他回忆自己在护国军当排长的时候,少谈国家大事或政治哲学。这时李宗仁心里不服,唐德刚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当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大谈“二战”国际局势时,唐德刚客气地问:“德公,您这些国际情报,是从哪里来的呢?”“听孙科说的。”唐德刚又问:“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又补充一句:“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李宗仁这才若有所悟:“抽掉,抽掉!”

唐德刚和李宗仁七年的合作,完成了大部头的一中一英回忆录,也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唯一完工付梓的两部书。辛丰年先生曾说:“我不是很满意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这当然要怪李宗仁自己讲得不是让人太满意了。我也在其中辨别一些到底可信不可信。”

口述历史不是“我讲你写”

当唐德刚忙于李宗仁的口述历史时,哥伦比亚大学也意欲访问顾维钧。唐德刚挤不出时间,哥大便让夏连荫去访问顾维钧。不想刚写到辛亥革命,夏连荫感到工作量太大,不想干了,便由唐德刚接手。唐德刚撰写《顾维钧回忆录》中从1912年一直到顾维钧就任驻英大使。这二十多年实际上是顾维钧一生中最精彩、最重要的时期。

唐德刚回忆,顾维钧因是职业外交官出身,对任何人都文质彬彬,保持一段礼貌上的距离,不像胡适和李宗仁待他如子侄。不过,顾维钧对唐德刚颇为欣赏,听从他的建议,将自己的37箱档案材料捐给哥伦比亚大学,这些材料也是唐德刚撰写《顾维钧回忆录》的重要参考。

唐德刚撰写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三部足以传世的口述历史著作。数十年来,稳坐华人世界口述历史的第一把交椅。

树大招风,唐德刚70岁时,便引来了张学良口述的小风波。1990年1月,张学良第一次约见唐德刚,提出也想写一部“中英两文”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张学良和其他外行人一样,以为写本回忆录“我讲你写”就成了,但唐德刚告诉张学良:“(这)至少要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计划,专任研究员和专任或兼职助理,有专用研究室,有足够的参考图书,最好还要有专家组织的顾问和襄赞委员会,动手前至少要有现成美金10万、20万的基金。”

后来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虽然冠名“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但唐德刚自知这本书无法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著作相提并论。晚年的唐德刚也只以《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一文,略道其始末,告知世人真正“口述历史”之不易。事实上,唐德刚替胡适写口述历史,胡适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是他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替李宗仁写口述历史,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为李宗仁口述。“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唐德刚曾自述。

大凡成大事者,“苦功”之外,有时不得不相信“机遇”之妙。上世纪50年代,李宗仁、胡适、顾维钧这些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恰在时空的交叉点与唐德刚相逢。唐德刚感叹:“历史学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若干年后,唐德刚有幸面见“校长”蒋介石,也幻想提着个录音机去找老校长谈话。这虽然太不切实际,却正是一个历史学家使命的自然流露。

以受访者而言,能遇上像唐德刚这样的访问者,也是幸运的。“我跟李宗仁在一起,他开口就巴结:‘德刚兄,认识你,好命!’”唐先生笑着回忆,“这些故事如果想写的话,那是多么精彩,我现在是不想写啊。他们说唐德刚在这一行是内行,我说:不是内行,你别看李宗仁有多了不起,一个人的前途,是他的福气,他的命,他的机遇。”

当我请教对民国史人物的观感时,唐先生说:“我一辈子碰到的大人物,那都是每个人不同。李宗仁跟蒋介石不一样,李宗仁跟白崇禧也不一样,人家讲‘李白李白’,李宗仁跟白崇禧就是不一样。”

走出“历史三峡”

纵观唐德刚一生,三部传世的口述历史著作均完成于壮年。但其早期文学创作也占有相当分量。三十多岁的《五十年代的尘埃》一书中,《梅兰芳传稿》是典型的“传记文学”,其余均是文学作品。五十多岁从美国回中国访问时,所见所闻令唐德刚感慨万千,他禁不住写起小说来,不想一发而不可收,成了六十万字的小说《战争与爱情》,笑称“也是口述历史”。散篇文章结集的《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二书,才情盎然。在史学研究上,唐德刚的重要著作《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的写法,与主流史学界的表述方法大异其趣,极尽亦庄亦谐之能事,议论纵横古今中外。

在一次聚会上,一位朋友谈到他和李慎之先生的交往时说:“李慎之有一次预测:中国成功转型的时间会在2040年。”我脱口而出:“这个预测和唐德刚的说法是一样的,他认为中国走出历史三峡需要两百年,即从1840年到2040年。”

“历史三峡”之说,唐德刚谈过多次,他在文章《走出历史三峡需时两百年》(刊于《明报月刊》1999年5月号)中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史,政治制度要从君主转民主,其他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也随之一转百转,全部转完,大致需时两百年,在这转型期中,是死人如麻、惊涛骇浪的,所以笔者不揣浅薄,乃把这两百年的转型期名之曰“历史三峡”。

在访问他时,我专门请教了“历史三峡”一说。唐先生兴致颇高:“中国历史从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到了三峡这里惊涛骇浪,过了三峡就风平浪静了。现在这个历史三峡还没有完全通过,袁世凯、蒋介石都改变不了,但他们有运气碰上。这是我个人的谬论,我也不敢讲我就是对的。什么时候出峡,我也不知道。”

也许,学人所见略同。周有光先生在《周有光百岁口述》的结尾说:“我对中国未来是乐观主义,我认为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

李慎之、唐德刚、周有光不约而同地描绘着一个相近的时间表,何尝不是希望的投射?一百多年来,中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家国多难,民生多艰,无论身处海内海外,无不祈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

愿斯人天堂安息,历史江河入海。
滴滴趁中共百年党庆,暗度陈仓,强行出关,以为到时已公行于世,其奈我何?没想到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却激怒了最高领导,于是滴滴被釜底抽薪,全面下架,这种做法很蛮横,也很有种,一个身价百亿的集团企业,身后有众多资本大佬撑腰,竟然分分钟被团灭了。

记得王健林和王健出事前,都讲过犯忌的话,之后王健林三两下就被拉下首富宝座,王健更是命丧普罗旺斯。2015年,滴滴研究院曾发表过一篇令人惊悚的文章:《通过大数据监测国家各部委出行规律》,还洋洋自得地给出结论:公安部最忙,中纪委最低调,这是要监控政府机关兼泄露国家机密吗?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那时就有敏感人士说滴滴这是要找倒霉。

这次不论是因数据信息泄密,还是中美贸易战回笼资金,或是权贵家族想借船出海,把巨额资金留在海外,总之,只要违背了习皇的旨意,就要挨板子,甚至被满门抄斩。

历史上皇帝同重臣及诸王的斗争从来没停过,那才是危及大位之争。汉文帝和汉宣帝都曾是年轻弱主,没有根系,被权倾一时的大臣选为皇帝,表面上风光无限,御座珠帘,可登基后很长时间都是光杆司令,孤家寡人,后来凭着步步惊心·你死我活的宫廷权斗才真正执掌皇权。

这次不仅公开撕破脸,还斗得头破血流,哀鸿遍野。当年朱镕基因为过猛的经济政策,搞得一些权贵倾家荡产,他们为了报复朱镕基,就派出杀手去其湖南老家杀害了他的岳母。此番习近平与权贵集团的斗争似乎更加惊心动魄,刀光剑影,看看滴滴背后那些富可敌国的金融大佬和红色家族,习近平可以说是以一敌十,不知将会鹿死谁手?
黄杨:闲聊中国共产党
发表于 2021 年 06 月 23 日 由 舟巷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日。为庆祝这一节日,中国政府已经加大了宣传机器的马力,劳民伤财地为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且不说官媒经常制造“塔西佗陷阱”,仅简单回顾一下党的历史,人们就会发现这个党并非那么“伟光正”,但它却是一个影响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真实存在。

作为一个在中国执政七十多年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无疑造成重大影响。藉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回顾共产党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对了解其未来走向,多少还是有必要的。

1 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吗

中国官媒在宣传党的丰功伟绩时,总会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毋庸置疑,西方式的选举不适合中国国情。最近,复旦教授葛剑雄先生也为此背书,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其实,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境外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共产国际具有双重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马克思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俄国革命的情况下,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为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么,像陈独秀、李大钊这样具有家国情怀的中国知识精英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呢?这与上世纪初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屡受挫折有着密切关系。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门户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不得不被动回应西方的挑战,步入现代化进程。与日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不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却屡遭重创。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当时的一些知识精英愤而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攻击,出现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这场启蒙运动的翘楚。然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也给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了“亡国灭种“的心理压力。在救亡与启蒙的两难选择中,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新潮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救亡压倒启蒙。

救亡刻不容缓。这就出现了“病急乱投医”的现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甭管这炮到底响没响,它确实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潮都有市场,共产主义是其中之一。一些知识分子之所以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很大因素是因为马克思列宁既是西方的,也是反西方的,况且,俄国的十月革命还为他们树了一个立竿见影的标杆。因此,组建列宁主义的共产党,既可解决他们迫切寻找救亡道路的现实问题,也能满足他们那种对西方既爱且恨的深层心理需求。

历史表明,当时广大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是不了解的,政治觉悟也没那么高,说是他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很牵强的。即便是那些早期的共产党员,对于共产党能否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也并非确信不疑。举例来说,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夏天举办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只有50多名党员,是个不折不扣的激进小团体。至于他们这个党是否能在中国获得成功,这些人心里都没底。要不然参加“一大“的代表都没人记得住这么重要的会议到底是那天召开的呢。中共夺取政权后,忘记了给中国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共习惯性地认为他们天经地义地代表中国人民,而人民绝无可能反对他们任何做法。在共产党文化的语境中,党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党,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

2.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夺取政权

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激进的革命小团体逐渐发展壮大,28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原因很多。毛泽东曾总结出他们获胜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鉴于大家对这三大法宝都耳熟能详,这里就不赘述了。

共产党能够成功夺取政权,除了他们自身的努力,外部因素也起到了助力的作用。共产党首先应该感谢的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宽松的政治环境。如果当时的统治者也像现在一样,对社会严加管控,不要说共产主义学说的传播和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恐怕那些急于寻找救国道路的爱国青年们连尝试共产主义这一选项的机会都不会有。

另外,孙中山先生晚年实行的“联俄容共”政策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机会。孙中山在军阀割据的年代,为了建立自己的军队统一中国,在西方列强不予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苏联的援助,而苏联的要求之一便是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逝世后,共产党人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发展迅速,占据了中国国民党的许多重要岗位,把国民党搅得四分五裂,最后导致蒋介石的清党和宁汉分裂。

更为重要的历史机遇就是日本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中共发展壮大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怪不得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感谢日本人呢。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时也曾说到:“……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

中共在获得政权之前,不仅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下了大力气,出色的宣传工作更是他们获得胜利的一大法宝。虽然国民政府的将士在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浴血奋战,中共在敌后将主要工作放在发展自己武装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但在中共的宣传中,则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中共历来重视宣传。他们不但利用宣传向民众灌输党的意识形态,而且还通过宣传创造出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使人们放弃自己的思考能力。“打土豪分田地”,“人民当家做主人”,土地到底归了谁?人民是否成了主人?现在已不言自明。但这些振奋人心的口号当时无疑都曾在民众中产生过强烈的震撼效应,使共产党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在国内战争中战胜了国民党政府,最终夺取政权。于是,中共掌权后,就专门设立了宣传部,把宣传功夫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譬如,“打麻雀”、“亩产万斤”、“大炼钢铁”等违背科学常识的运动都能得到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不能不让人佩服中共的宣传功力。因“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明明是错误政策产生的恶果,却被不相信因果报应的中共宣传成为“自然灾害”,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老天爷。当时的中国既没有发生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因饥荒引发的农民起义,人民群众还普遍接受了这种宣传。这种宣传功效不得不令人惊叹!

3.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纵观西方政治思想史,各派政治理论大致可分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类。理想主义在道德层面显得高尚,但在应用层面却往往不切实际,甚至违背人性,走向极端。这类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柏拉图。他的理想国因为太高大上,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不认同自己老师的政治观点,认为背离人性的政治理想看起来崇高,却无法实行;而现实主义看起来往往庸俗,但符合人性。共产主义思潮就属于理想主义,它在实践中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是毋庸讳言的。

在野时,中共在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时,不遗余力;他们提倡人权民主社会公正,赢得各界民众的普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终于获得了创建美好社会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机会。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为了二锅头的正宗味道,不但照搬苏联老大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内部清洗的政治统治方式,还把斯大林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接二连三地发动政治运动,既稳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也为在中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铺平了道路。罗列这些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毫无意义,我这里仅列几个政治运动造成的伤亡人数,便知中国民众在建设共产主义天堂的实践中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1950-1951:镇反运动,全国有87.46万曾为旧政府工作过而被新政权视为敌人的人被处决。

1950-1952:土地改革运动,全国有83万以上的地主和富农被杀。

1955-1957:肃反运动,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反右运动,全国317万知识分子遭受迫害,55万人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262万人神秘消失。

1966-197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记得政治学者胡平先生曾经说过,共产党的初衷是在中国建设一个共产主义天堂,这在道德上是很高尚的。然而,不知为什么就是有些人反对。为了保证天堂工程进展顺利,反对天堂建设工程的人理所当然地就被视为敌人。为了防止他们搞破坏,需要把他们放进监狱,因而,建设监狱也是必须的。久而久之,反对建设天堂的人越来越多,建设监狱的工程也就越来越大,以至于建设监狱变成了他们的主要工作,而这项工作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同样是冠冕堂皇的。
由于热衷阶级斗争,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未能完成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在伟大导师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历经艰辛探索,终于在他逝世前将中国的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4. 深化改革与不忘初心

共产主义的实践不但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也给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带来带来切身的痛苦。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中共元老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人也被整得不亦乐乎。毛去世后,党内一帮挨过整的当权派一不做,二不休,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四人帮”送进大牢,使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被迫中断。不幸的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波尔布特带领红色高棉把这种理想主义的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使上百万柬埔寨人横遭屠戮。

理想主义的偏激,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内的开明派才痛定思痛,意识到共产党存在的理论和制度上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乌托邦与现实的距离,实践可否检验真理,权力应否过分集中、党大还是法大、民主集中制与个人崇拜,等等等等,并试图改变毛坚持多年的社会发展方向。

邓小平掌权后,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他的“猫论”彻底把中共从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理论中拉回到现实中来。尽管邓没什么崇高的理论,但他的务实政策确实使中国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生活得到改善。

由于历史的局限,邓小平虽有意推动政治改革,并启动了“党政分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政策,但在“六.四”事件后,他惧怕失去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一方面继续推动经济改革,一方面强调“四个坚持”,中断了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推动的深化政治改革的进程。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虽然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贫富两极严重分化,官员大面积腐败,民族矛盾上升,地缘政治恶化等问题却让党面临新的考验。由于未能深化政治改革,今日的习近平才有了机会效仿毛泽东,在党内定于一尊,并对邓的政治改革遗产提出挑战。他的不忘初心,“中国梦”再次给人们画出了美好的蓝图。然而,完美的顶层设计往往不敌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执行起来很有可能将引领中国回归到那令人热血沸腾的艰难探索的战斗年代。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就是政治体制。然而,由于中共政治体制的个人独裁特点,其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最高领导人个人学识、眼界和从政经验的影响,因而,就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让从梁家河大学出来的习近平顺应世界潮流,接受普世价值,推动中共的政治改革,又谈何容易!当前,中共面临着“改革就要亡党,不改革就要亡国”的困境,这让一个百年老党,情何以堪?!
叶永烈:大器晚成张中行
发表于 2021 年 06 月 21 日 由 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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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2月19日笔者与著名作家张中行(右)在全国第三届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上(北京大学)

1996年12月19日上午,我来到母校北京大学,出席全国第三届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会议在一座有着宫殿式大屋顶、四角飞檐翘起的大楼里举行。那是化学楼。我非常怀念在那里度过的六个春秋。

走进会场,我被安排在一位长者身边,与他并排而坐。他早早已经来了,中等身材,花白头发,慈眉善目,一对耳朵大而长,一件蓝色中式对襟褂子外套着一件土黄色棉衣。

友人介绍说:“行公——张中行教授。”

我的第一反应便是:“久仰!久仰!”

张中行,我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读了女作家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之后,知道小说中那个“不革命”的青年余永泽的原型,就是他。

后来又得知,他是杨沫的第一任丈夫。

再后来,知道他是著名的散文作家。

从友人称张中行为“行公”,足见对他的尊敬。

友人又向张中行先生介绍我:“上海作家叶永烈。”

“喔,叶永烈,知道知道!”张中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出一句我没有想到的话:“我的二女婿是你的同班同学,常说起你。”

我有点惊讶。

张中行见我不解,说道:“我的二女婿是常文保。”

“喔!”我确实感到吃惊,马上就说出他的女儿的名字,“常文保是我的北大同学。这么说,张文是您的女儿。”

我知道常文保跟张文恋爱、结婚。

张中行说:“张文是我的二女儿。”

我告诉张中行:“常文保跟我同班,张文跟我同年级不同班,都是我的同学。由于常文保跟我同班,所以来往颇多。相对来说,我跟张文接触少一些。在我的印象里,张文当时梳两根辫子,不声不响,为人低调,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她是您的女儿。”

张中行笑着:“她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我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本身就没有什么可张扬的,无所谓‘低调’‘高调’。”

我告诉张中行,常文保跟我性格、爱好相投,颇为要好。他是我们班上的团支书,山西小伙子。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我分配到上海工作,还跟他保持通信。我记得,他的地址是北京大学朗润园13公寓。

在我的印象之中,朗润园是北大名教授们居住之地。

我问:“常文保跟张文结婚之后,住在朗润园您家中?”

张中行又笑了:“不是他们住在我家中,而是我与老伴‘寄居’在他们家!”

于是,我追问起“寄居”之事,竟然得以采访张中行。

原来,张中行成为著名作家,是在他77岁之后。此前,如他所言,他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而已,甚至没有房子,所以不得不“寄居”在二女儿、二女婿家中。

先成为著名作家的是他的前妻杨沫(当然最早成名的是杨沫的胞妹、电影演员白杨)。他跟杨沫有着五年同居生活(1932—1936),那时候,他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而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杨沫因反抗包办婚姻从家中出逃,邂逅张中行,以至擦出爱情的火花,跟这位“夫子”结合。

婚后,随着杨沫看了许多左翼书籍而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道不同,不相为谋”,终于与“不革命”的张中行劳燕分飞,这就是1958年杨沫在《青春之歌》中以张中行为原型写了“不革命”的余永泽。

虽说张中行毕业于北大国文系,满腹经纶,但是毕业之后也只在天津南开中学谋得个国文(语文)教师的职位。此后他辗转于各中学。1951年,张中行得以从贝满中学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也只是普通编辑。据称,这时候杨沫已经是老党员,工资是张中行的两三倍。张中行虽学识渊博,却因在土改中定了个“富农”成分,在单位里受歧视,而且往往成为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的批判对象。他竟然在北京没有分到房屋,只好与妻子住在单位宿舍里。

尤其是在《青春之歌》出版之后,杨沫在中国文坛上声名鹊起,而张中行被杨沫笔下的余永泽弄得灰头土脸。常有人在背后指着张中行说:“他就是余永泽!”张中行并不恼怒。这位“夫子”依据文学理论,否认“张中行=余永泽”。他引经据典道:“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与入史部的著作是不同的。”也就是说,《青春之歌》只是“入子部”的小说而已,不是入史部的传记,大可不必对号入座。

在“文革”中,张中行受批判是料中之事。他在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劳动两年之后,竟然被赶回河北香河老家“改造”。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原单位,他只得“挤”到北大朗润园二女儿、二女婿家中。

张中行可谓“大器晚成”。他受到文坛关注,是在1986年——出生于1909年的他77岁——出版随笔集《负暄琐话》。所谓负暄,也就是冬日晒太阳取暖之意。《负暄琐话》如同这位“老夫子”在墙下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絮絮叨叨聊陈年旧事。

张中行在二女儿家中执笔写作,张文回忆说:“父亲晚年主要的生活就是写作,写作已经成为他最大的兴趣,甚至不写就难受。他经常早上散步,打完太极拳就回来写作,中午吃完饭休息一会儿,下午接着写。”

张中行写旧北大的名人,写旧北京的琐事,他有着丰富的阅历,有着很好的古文底子,有着与众不同的视角,有着别具一格的文风,所以《负暄琐话》如同陈年佳酿,一旦打开,满室馨香。此前,他只在早年主编及参编过《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古代散文选》及中学通用语文教材等。即便是1984年,他出版了两本关于语文教学的新书《作文杂谈》《文言津逮》,也如同泥牛入海,无人关注。只有在两年之后《负暄琐话》问世,文坛的聚光灯才对准了他。

已逾古稀的张中行,自称“街头巷尾一常人”,居然成为文坛“新秀”,刮起一阵“老旋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张颐武以为,张中行的作品“于戏谑中藏着冷峻,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文风平实自然,文笔流畅轻松”。

张中行不断地“负暄”下去,出版了《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接着又出版《禅外说禅》《顺生论》《月旦集》《流年碎影》,终于“著名”起来了。

张中行与同住朗润园的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被人称“朗润园四老”。“四老”之中的季羡林评价“另一老”张中行,称其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学富五车,腹笥丰盈”。

1994年,85岁的张中行终于分到位于北京祁家豁子华严里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搬离了北大朗润园二女儿、二女婿家。

zhang2中年张中行、李芝銮夫妇与三个女儿合影

张中行的名声越来越大。到了1995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做了上、下两集的专访节目《张中行》,白岩松在片中说:“北京街头,读不读张中行,仿佛是检验一个人文化水准的标志。”白岩松此言,勾勒出当时张中行已经红得发紫。

所幸张中行寿长。他在耄耋之年,仍不断写作,直至2006年2月24日在北京305医院以97岁高龄辞世。倘若他在77岁之前去世,也就没有“著名作家”之誉了。

杨沫在1936年6月10日与入党介绍人马建民结合,也就与张中行分手了。张中行到保定私立育德中学教书,10月10日经人介绍结识保定姑娘李芝銮,在年底结婚。这样,张中行和杨沫各自建立了家庭。

李芝銮比张中行大一个半月,张中行称之为姐。李芝銮是很传统的女性,善良贤惠,不像杨沫那样有着倔强的个性,所以与张中行相亲相爱一个多甲子。李芝銮于2003年以95岁高龄先他而去。

这时,张中行已经住院,并不知道妻子故世。

张中行病重之际,四个女儿轮流照料。这四个女儿即张静、张文、张采与张莹,皆学有所成。女儿们一直把母亲死讯瞒着父亲。

张中行不仅长寿,而且可谓福气甚好。

其实,张中行膝下,应是“五朵金花”。他与杨沫所生的女儿叫徐然。徐然是在快40岁的时候,才从母亲杨沫那里得知自己的生父是张中行的。后来徐然生活在美国。当张中行病故时,68岁的徐然失声痛哭。

zhang3杨沫与张中行的女儿马徐然

在“五朵金花”之中,张中行与二女儿张文感情最深,正因为这样才会那么多年“寄居”在她家。

走笔至此,该提一下张中行的二女婿常文保。

常文保,清瘦,爽直。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就显露出组织才能。他担任我们班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时,讲话扼要而干脆。他的学习成绩也不错。正因为这样,张中行的女儿张文看上了这个山西小伙子。他跟我很谈得来。记得,他寒暑假回山西老家,会给我带来特产山西醋枣之类。在毕业之后,他留校,所以住在北京大学朗润园13公寓。他跟我保持通信,出差来上海,他也会到我家看望。

“文革”之初,常文保常从北京大学给我寄来一卷卷传单,大都是红卫兵们印刷的“北京消息”“中央首长讲话”,看得出,他对于政治特别关心。

后来很久没有他的消息。

“文革”之后,我出差北京,到北京大学看望他,听老同学说他被“关”在未名湖畔的备斋。对于未名湖,我很熟悉,那里的四幢古色古香的教师宿舍楼以“德才均备”命名为德斋、才斋、均斋和备斋。我即去备斋,才知道那里已经成为临时的隔离审查的地方。在门口,我被看守人员拦住,我说看望常文保,他便问我跟常文保什么关系。我回答说,“老同学呀!”看守人员说,不是亲属,不许探望。

从看守人员那里,我惊讶地得知,常文保是“梁效”的重要成员,正在隔离审查。所谓“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两校的写作组。在“文革”中,两校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御用舆论工具,经常以“梁效”的笔名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帮文”。“梁效”的大本营,就设在北大朗润园13公寓之侧的北大招待所。

经我再三请求,说明是从上海远道而来的老同学,只是看望而已别无他意后,我终于在隔离室见到常文保。出现在我面前的常文保是颠覆性的,他肥头大耳,与当年清瘦的模样有着天壤之别。他很是感谢我不避嫌疑前来看望。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是老同学呀!”那天我们没有谈“梁效”,而是聊当年同窗友情。

再后来,常文保终于走出人生的低谷,显示他的才华。他开始埋头于化学业务,接连出版学术专著。他后来成为教授,成为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就在他走向事业顶峰的时候,传来噩耗:2004年7月4日,他从北京出差青岛,一下火车就到海滨游泳,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

我为常文保扼腕而叹。我始终认为,他是我的北大同学中最有才气的一个。他竟然在老丈人之前走了!

在那次传记文学研讨会上,张中行先生首先在会上发言。他侃侃而谈,谈了对传记文学的见解。我用录音机录音。我发觉,会议竟只有记录员,却没有录音。这么一来,我的录音成为张中行发言的唯一录音记录。

那天,张中行的发言,随口而谈,显得很亲切。他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然而,生命短暂,灰飞烟灭,名与草木同朽,总是遗憾,要以传记留世,才做到“人过留名”,少了些遗憾。

他说,比如李广,经过司马迁为之立传,至今读来栩栩如生。即便是失败的英雄项羽,他的传记也很有价值,很重要。传记写好了,有教育意义,魏忠贤、张献忠,他们的传记也会给人以启示。

在论述关于传记文学的看法时,张中行强调传记文学是非虚构文学,而小说则是虚构文学,这是两者的根本的区别。说到这里,他又一次引经据典:“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与入史部的著作是不同的。”他说,小说入子部,传记文学入史部。

当然,要说明这一问题,原本最好的例子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跟他的不同,只是他不愿意重提往事,避开了这一话题……

他说,传记文学是信史,要言而有信,是真实的。

他说,写人物要抓住特点。人与人之间,要写出不同的特点。他笑道,说自己最不爱听悼词,千篇一律,毫无生气。

他说,人物的心理活动,心里想什么,只有人物自己知道。传记不宜写心理活动。传记不要写心史,而是写身史。

他认为,传记要明是非,不能搞客观主义。

来源:新三届
出轨后的第一封信 6/21/2021 07:49
这几天在整理家里的旧物,找到了一封1969年2月28日我写给我二哥的信。

1966年文革大动乱,国家出轨了,人民也出轨,我们这些知青更不用说了,纷纷“被出轨”去上山下乡。

我是闽南人,1969年到闽西南土楼山区下乡,这是我下乡之后写给我二哥的第一封信。有位朋友看了之后留言:你们这一代被文革出轨了10年,这个代价太大了。所以,我把这篇文章的标题取为:

出轨后的第一封信

二哥: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20日的来信收到,你信中要求我们给你回答的问题,我会尽量给你讲清楚,有不够的地方请大姐给你补充。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毛主席这一伟大战斗号令,是造就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是缩小三大差别的战略措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使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过去受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访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看到了自己身上的革命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等弱点。

本月五日,我们龙海县首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干部和城镇居民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奔赴祖国的山区插队落户,受到石码人民和各地农村同志的热烈欢迎。他们扛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到农村去,到山区去。他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那天早上,我们手捧宝书,迎着初升的红太阳,告别了18年生活的石码镇,来到这里,我们亲眼看到祖国的美好的山河,广阔的天地,看见革命生产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热烈欢呼,纵情歌唱,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歌颂毛主席带领我们砸烂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走向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光辉道路。

刚到这里,首先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20日晚,当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我们连夜用红纸转抄。第二天一早,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手捧宝书,胸揣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敲锣打鼓地到个小队报喜,把毛主席司令部的声音立即传给贫下中农。那天清晨,住书洋公社解放军部队也到各村庄向贫下中农报喜。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青年的神圣职责,特别是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发挥青年人敢想敢说,敢干的特长,也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内容之一。

春节期间,大队叫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们没搞好,拍了几天节目,本来想上台演四个节目,排到一半就灰心丧气,变成两个,再变成一个。一个更糟,上台演到一半就忘记,溜到后台。这次失败是有原因的,一是没信心,二是没技术,贫下中农并不是打击我们,嘲笑我们,而是鼓励我们,帮助我们。他们说,失败了不要紧,以后再慢慢来学。来到这里要准备战胜各种困难,贫下中农的教导使我们十分激动,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广大农村是三大革命最好的课堂,贫下中农评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这次失败,我们把坏事变成好事了,大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决心在今后的日子里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

来到这里,接触的东西很多,就是写的再详细也不能与你讲清楚的,贫下中农热情地欢迎我们,问寒问暖,送柴送菜,从各方面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我们书洋公社大队的干部时时来看望我们,和我们谈心,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各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不断来慰问演出。春节期间,常请我们去吃年饭,过革命化的春节。他们说,“我们贫下中农绝不容许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继续毒害我们的年轻一代。几千年来,轻农贱农的剥削阶级思想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肃清。”,我们也表示要坚决和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学习贫下中农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学习贫下中农在阶级斗争中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品质;学习贫下中农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和劳动本领,彻底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读书做官,劳动镀金的反动谬论,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我们也收到了龙海人民一封慰问信,他们祝贺我们坚定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祝我们在三大革命的熔炉里百炼成钢。对着山区人民和家乡人的亲切关怀,我们激动万分,我们聚集在毛主席像前表,决心一辈子战斗在祖国的山区,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
发表于 2021 年 04 月 01 日 由 舟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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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严歌苓在一篇文章中谈她年轻时读书的经历。因为祖父,父亲都是知识人,家里不缺的就是书。严歌苓从小便在线装书,插图古籍,现代传记,各类小说中打滚。她说在青春萌动期所读的书中,只有恋爱,男女的情节吸引她。于是她那双似乎有解码功能的眼睛,在一本本书里寻找有 “男”,“女”, “爱”,等字的章节,认真阅读,其他内容一翻而过。这样的感觉,有谁不是历历在目?

想问问过了知天命,或耳顺,或心从所欲的年纪的,爱读书的人,当阅够了人间风云,见人只愿说“天凉好个秋”的时候,在你所读的书本中,哪些字句最能触动你,提起你的心神?

按托尔斯泰的说法,是“死”字,叔本华的感概是“孤独”,不少人认为是“老”字,“病”字,“闲”字,“空”字, 等等。人们一生的阅历,教养,思维方式不同,他们眼睛的“解码功能”当然也有所不同,到了在这个年纪阶段,其相似之处,总是一种落日场景引起的共鸣。

然而,在中文媒体上泛滥的“老年心灵鸡汤”(这在西方文化中是少见的),却总是鼓吹一种“向着青春逆行”的“正能量”。看到同学聚会时,七八十岁的人,老态龙钟地朗诵王蒙的《青春万岁》,心中真不是滋味:

“. . . . . .
年老的朋友,请记住
在暮年的日子里并不孤独
你要看到前方的路还很长
只有心中怀揣希望
青春将为你驻足
积聚生命的力量未来充满阳光
. . . . . .”

我不知道老人在朗诵完这样的诗,回到自己空悠悠的家,孤影临灯,心中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看见有人拿苏东坡那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来为老人提劲,认为那是老年人应该追求的精神状态:

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
右擎苍,
锦帽貂裘,
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
亲射虎,
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
又何妨?
持节云中,
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
西北望,
射天狼。

这首旷世奇作,是苏东坡在密州做官时一段经历的艺术加工。作这首词之时,他38岁,正值壮年,前面还有26年的路要走。或者说,古人在壮年自称“老夫”也寻常,但那和我们概念中的老人,并不是一回事。追随东坡的诗路,会发现他对暮年的感受,其实与托尔斯泰,叔本华并无不同。读读他62岁(苏东坡活了64岁)写的那首《倦夜》:

倦枕厌长夜,小窗终未明。
孤村一犬吠,残月几人行。
衰鬓久已白,旅怀空自清。
荒园有络纬,虚织竟何成。

“孤村一犬吠,残月几人行”,“衰鬓久已白,旅怀空自清”,与“老夫聊发少年狂”,“鬓微霜,又何妨”的反差是何等巨大。其实,《倦夜》才是作为一个老人的苏东坡对老境的真实感概。“荒园有络纬,虚织竟何成”,纺织娘“嘎吱,嘎吱”地嚷着纺织,却又何曾织出一截布片?一生成果满满的东坡先生,到老来却感叹自己空活一世。

不是说老人就应该消沉。时间赋予人的真实境态,不是喝鸡汤或注射荷尔蒙可以改变的。“逆行”,只不过是人们用来意淫的词汇,因为它往往和自然的客观逻辑相违背。聪明的人并不会扎着红飘带去逆行已逝去的青春,而是承认老去的事实,在人生的另一个层次上去认真体验其中的不同滋味。

据观察,退休后的老人门互相交谈时,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在家里干些什么?”这透露出卸去生活重担回归自由身的人们,对人生最后这段旅程不熟悉,不自信,没有所依的模板。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有这样一句话:“老人是对老年一无所知的孩子。”

人在青春的时候不是这样。他无须费心向人咨询以后的人生有些什么样的路可走,世界早已为他挂满了琳琅满目的路标。他无须费劲去选择哪条路来走,父母,社会在他后面执鞭相催,像赶牛一样,往那些对他来说有成见或无成见的道上撵。如果他生性不是人云亦云,并活在一个受尊重的环境里,他会自以为是地梦想明天,读懂了一句诗便想作泰戈尔,解顺了一道题要当爱因斯坦,说他豪情似火也好,说他好高骛远也好,他的充实是无疑的。

壮年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他已经在选择或被选择的路上走着,默默地,一条道,前无尽,后无退。走烦了,想换条道,后有追兵,前有险阻,使他动弹不得。

人生最后这些年,有了时间,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能力,似乎选择又来到了眼前。真正经历这段生活后,就会感到,事实并非如此。人生循环到这个阶段,因为生理和心理不可逆的变更,财富,名声,时间的定义已经与以前不相同,从催动人奋进的源泉,希望与理想的珍贵容器,变成了木讷无趣的装饰品,甚至是无处安放的多余之物。到了晚年,很多人一生追求的那些“意义”,变成了没有意义。然而,逝去的几十年的生活,在人的身上铸成的强大惯性,非但很难摆脱,甚至成了生物属性的一部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最后那些年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除了一些微小的调整外,绝大多数只是以前生活的延续,完全不同的生活路径,特别是所谓的逆向选择,在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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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了老年,和物质的关系渐远,和精神的关系渐近,和人渐远,和大地渐近。这种状态注定了老年人的生活支撑主要来自精神层面。

然而这样的精神支撑到底在哪里?

我认为,和利益无关的兴趣,是人能在因老年而来的孤寂与无聊的滔天洪水中不被淹没的一叶舟船。

我们一生都保持着与利益相关的各种兴趣,这毫不奇怪。你为了有饭吃,对所从事的职业有兴趣,你为了孩子成才,对年轻人的教育有兴趣,你为了股票赚钱,对市场理论有兴趣,你为了在社会中游刃有余,对研究人际关系有兴趣。。。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生中,是不是对某种与你的利益毫不相关的东西保持了兴趣,只为了你的好奇心,你的热情,你儿时的梦想,或某种你也的说不出的因缘?

你又有没有想过,当你告别了职场,退出了追逐利益的游戏,你的精神框架里还剩些什么东西?当然,和利益无关的兴趣并不一定和职业无关,有些职业可以让人生出和保持浓厚的兴趣,大部分职业不过是让人索然无味的赚钱手段而已。

职业和兴趣,是决定人精神状态的两个关键点,因此,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肯定和否定的回答,把人划分成了几种类型,使他们的生活,特别是晚年的生活不甚相同。

第一类人,他们的职业和兴趣融合为一。这一类人大多为艺术家,作家,终身职业者,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这一类人大概只占人类总数的不到1%,但他们是世界的精英,是世界的文化和文明的标志和符号,他们的舆论能力无比强大,他们控制了人类思想文化上的主要话语权。可以说,人类的历史是他们写的,和为他们而写的。然而,他们生活的坎坷,并不比其他人要少,许多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有更为传奇和复杂的人生历程。他们往往走在时代的前端,或揭示其他人所看不到的世界面目。虽然他们人生结束的过程一般与其他人无异,但他们常常会有出奇的举动。

第二类人,职业只是他们谋生的工具,而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但是,他们对和利益无关的身外之物有强烈的兴趣和自发的驱动力,这可能是天生的,也可能后天滋养的品格,他们为之守候一生,并献出了自己最后的岁月。这类人中有的成了大家,大部分也是默默无闻,但一般都活得比较愉快而充实。

第三类人,职业不是他们的兴趣,而他们生活中又没有其他强烈的兴趣所在,他们构成了所谓的“芸芸众生”,用日常语中的“我们”来概括这类人比较恰当。这类人大概会占世界总人口的99%,但历史文献对他们的记载不会多于1%。这绝不意味着他们生活是无趣的,无意义的。他们一般都在世俗的观念中寻找精神的寄托。对他们来说,每一块墓碑之下都有一部长篇小说,只不过那部小说并不具有历史风云要求的典型性而已。

3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

“对老年一无所知的孩子”要变得成熟,大概仅凭这一联杜诗是不够的。

这里不惜花一些篇幅和时间,列举上述三类人的典型代表最后生活的实例,想让自己,也让阅读这篇文章的人能够真实体会一下,大千世界的人们是如何殊途同归的,感觉一下,这三类人的共性和差异。

第一类人举例: 职业和兴趣融合为一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 – 1939)

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1923年,当弗洛伊德67岁的时候,他发现右颚显著地膨胀起来,但他并没有把疾病告诉任何人,他自己也没想到这是致命的下颚癌的前兆。他不声不响地只身去医院看病,并动了第一次手术。动手术后,晚上经常出血。但他仍然对自己的疾病不介意。他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治疗自己的病,以致下颚迅速地萎缩,难以开口。

同一年,当弗洛伊德发现了自己的严重疾病的时候,又有一件使他万分悲伤的事情发生:他的小外孙突然因患肺结核而死去。弗洛伊德告诉别人,“这种无尽的悲伤已经深深地潜入内心深处”,“在这之后,我再也不对任何新鲜的事物感兴趣”。

1926年,70岁时,弗洛伊德的下颚癌恶化,而且他还得了心绞痛。

1927年,弗洛伊德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

1930年,弗洛伊德写出了《文明及其不满》等著作,得了歌德文学奖,但他又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心爱的母亲在这一年死去了。1930年10月,弗洛伊德又一次动手术,这次手术从他的手臂上割了一块皮,移植到下颚部。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向科学和文明宣战。

1933年5 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书是“禁书”,并焚烧了大量的弗洛伊德的著作。

1934年,德国的法西斯分子更进一步,几乎把弗洛伊德的全部书籍都烧光了,以致到20 世纪50 年代时,了解弗洛伊德的德国人还不及日本人或巴西人那么多。

1936年5 月,弗洛伊德度过了最难忘的80岁寿辰。弗洛伊德在家中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宴会。爱因斯坦向弗洛伊德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最后,在信的附注中,爱因斯坦说他的这封信不值得给予回复,希望不要过多占用弗洛伊德的宝贵时间。这两位巨人都受到了法西斯黑暗势力的迫害,他们相互支持和同情。

1938年3 月11日,德国法西斯入侵奥地利。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纳粹终于同意弗洛伊德出境。

弗洛伊德在临走前,写信给在伦敦的儿子厄纳斯特:“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面前只有两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在自由中死去。”1938年6月4 日,弗洛伊德同妻子、女儿安娜及两个女佣人离开了居住了79年的城市—维也纳。

弗洛伊德到达伦敦,感受十分兴奋。尤其使他高兴的是,英国的精神分析专家们、著名的科学家们、犹太人协会的代表都热情地接踵而来,慰问他。美国克利夫兰市以“全体市民”的名义打来电报,邀请弗洛伊德去那里安家。

弗洛伊德继续发挥他的全部精力,在1939年9月写完了《摩西与一神教》的最后一部分文稿,但他已经不能完成他所渴望的巨著《精神分析学概要》。

1939年2月,弗洛伊德的下颚癌已经发展到无可挽救的阶段。英国医学界尽全力给予医治,并请巴黎“居里研究院”的放射线专家们用放射性物质进行治疗。但已经无济于事。

8月,弗洛伊德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致使他难以进食。他最后阅读的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弗洛伊德说:“这本书正好适合于我。它所谈的就是饥饿。”

9月19日,英国心理学家钟斯探望奄奄一息的弗洛伊德。当时,弗洛伊德的下颚已经全部烂掉,他痛苦万分。弗洛伊德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钟斯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弗洛伊德睁开了眼睛,认出是钟斯。他伸出手,握了握钟斯的手,然后以很庄重的手势向钟斯表示告别和致意。

9 月21 日,弗洛伊德对他的医生舒尔说:“亲爱的舒尔,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谈话吧。你答应过我,如果我不能坚持活下去的话,你将尽力帮忙。现在我万分痛苦,这样继续下去是毫无意义的。”舒尔很理解他的心情,紧紧地握了握弗洛伊德的手,答应采取措施减轻他的痛苦。弗洛伊德很感激,接着,对他说:“把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告诉安娜。”9月22日,舒尔给弗洛伊德注射了吗啡。弗洛伊德入睡了。

第二天,9月23日,午夜,弗洛伊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大卫•古道尔(David Goodall, 1914 – 2018)

出生于英国的澳大利亚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健康状况下请求安乐死的第一人。

他在植物群落统计方法的早期发展中具有影响力。他曾在英国,澳大利亚,加纳和美国担任研究员和教授。他是《世界生态系统》三十卷册的主编,并发表了100多种出版物。他是澳大利亚年纪最大的工作科学家,103岁时,仍在从事科学工作。长期以来,他一直倡导自愿安乐死合法化,并在104岁时通过医生协助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活。

2016年,出于安全原因考虑,年纪101岁的古德尔被所在工作的单位要求搬到新办公室,同时,他还被要求放弃在剧院里表演和开车,这对他影响很大。朋友说,“他不再能在旧办公室见到原来的同事和朋友。没有了相似的精神依存,他收拾了自己所有的书。这是不再快乐的开始。”2018年4月他所居的公寓发生倒塌,他身陷其中,两天后他才被清洁工发现。医生要求对他进行全天护理,或者将他转移到疗养院。

2018年4月30日,古道尔宣布,计划在瑞士医生的帮助下于下个月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瑞士诊所签署文书工作期间,古道尔被问到他的健康状况,他说:“我没有病。我想死。”

“GoFundMe”网站进行众筹资金,为古道尔本人和他的助手提供了前往欧洲的商务舱机票,其中376名捐助者捐了超过了2万澳元。他说:“尽管瑞士是一个不错的国家,我不想去瑞士。但是我又必须这样做,以获得澳大利亚所不允许的自杀机会。我感到非常不满……我的生活在这里多么令人不满意,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令人不满意。”

古道尔首先去法国探望家人,然后去了瑞士的利斯塔尔,在那儿,尽管他没有身患绝症,两名医生还是允许他继续他的辅助自杀计划。在瑞士,Exit International组织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古道尔用德语演唱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歌词的前几行。

大卫·古道尔教授于2018年5月10日,听着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家人的包围下,古道尔推开一个开关,启动致命的戊巴比妥注射器。他在第一次尝试用药失败后不久就醒来,说:“哦,要花很长时间。”成功地启动注射器后,他在家人的面前闭上了眼睛。

第二类人举例: 职业只是谋生的工具,生活中有强烈的兴趣所在

约翰·克莱里(John Cleary ,1936 – 2020)中文名字民大同

加州圣地亚哥大学教授,长期的自愿工作者。

大学毕业后,民大同进入美国空降部队服役,退役后,他成了一名联邦法院的辩护人,专为贫苦人士提供法律援助。为了能和受助人较好沟通,他自学了西班牙语和俄罗斯语。1987年,50多岁的他获得了美国明德学院的俄罗斯语和西班牙语的博士学位。1998年从律师岗位退休后,他被圣地亚哥州立大学邀请讲授俄罗斯刑事司法,在此后的10多年里,往来于俄罗斯和美国,促进两国学生的交流,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教授。2011年, 75岁的他,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另一个挑战,学习中文,和关注与中国的交流。为此,他孤身一人到了中国,报名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的中文班,成为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在厦门大学学习的两年时间,他认识了许多中国学生,并与他们结下了友谊。两年厦门大学的学习,他的中文还没有能开口跟人说话,于是找私人家教为他补习。他学中文的目的,一是锻炼大脑,更重要是为他的夏天计划提供语言支持。他一直都想找机会,作为桥梁让中国学生去美国,让美国学生到中国,这就是他的夏天计划。此时他已近80岁,两只腿都有问题,一只是年轻时跳伞摔坏,另一只是受伤。他走路显得很吃力,有点像《巴黎圣母院》中的敲种人阿西莫多。然而,他就是那样一拐一拐地,坚强的向他的目标走去。

作为一个外国人,无权,无关系人脉,所有的条件是,一个美国人,有那么一点退休金和不多的个人积蓄,想要做成一个让中美学生交流的夏天计划。靠他两条残腿一步一步地走,在正常渠道上一个一个地找人,一次一次地交谈。因为这是一个交流的项目,如果没有对等的中国和美国学生人数,项目就搞不成。民大同是2013年开始推动夏天计划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的愿望很强,而美国学生则很少愿意到中国。遇到这种情况,那年的夏天计划就告吹。有些时候,为了使交流的学生人数达到某些要求,他用自己的钱为学生付机票,住房,促成夏天计划的实现。他说,“生活就是为了生存而奋斗,你必须向前走。”到底他为学生花了多少钱,他没有透露。但是,至少两位中国学生透露,2014年民大同让他们参加了那一年在美国圣地亚哥举办的夏天计划,并付了全部的费用。人们惊奇地发现,在厦门大学,他周围的年轻人,都曾经去过美国,而且在他圣地亚哥的家里住过。他到中国时,自己的家就让中国学生居住。他说,“多少人在我家住过,实在是记不清了。”“最多的一次,是五个俄罗斯姑娘住在我家,我则跑到别人家去住。”“有时候,不同国家的学生,中国,俄罗斯,匈牙利,住在一起,我最喜欢这样。”他一生到过40多个国家,他希望人们像他的名字一样,大同,彼此沟通和了解。“在地球上,我们都一样。”

民大同无儿女,当律师多年的收入,能让他有舒适的生活,但他对这样无声息地离开世界没有兴趣。他生活十分简单,他会在三十多年里,到同一家快餐店吃饭,每天锻炼身体,看书学习,泡温泉,如此而已。

一个中国律师对他所推动的夏天计划算了一下经济账,问,“这个项目的利润点在什么地方?要不然是为潜在的利润或利益作广告?”民大同说,“我们没有利润和利益的要求。”“每一个孩子都是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我在这路上还能走多久,但我会走下去。”

2020年2月,民大同在一场自行车事故中受伤而去世。

安娜·玛丽·罗伯逊·摩西(Anna Mary Robertson Moses,1860 – 1961)

长寿的美国民间艺术家(活了101岁)。

她的画作风靡全球,以她的绰号“摩西奶奶”而闻名于世。

摩西和她的丈夫在弗吉尼亚州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一直从事农场工作,在80岁之前,她是一位生了10个孩子的农场主妇。 1905年,他们搬到美国东北,定居于纽约的鹰桥。她一生都对艺术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她曾在一处庄园担任住家管家长达15年。她的一位雇主注意到她对商业印刷品的图画表示出兴趣,便向她提供了美术材料来制作图纸,但从未有机会接受专门训练。60来岁,她开始认真绘画。78岁时,一位旅行收藏家在一家杂货店发现了她的画,并将她的画介绍给了全世界,数月后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从此以后,她的作品在美国和国外展出和出售,并在贺卡和其他商品上销售。摩西的画作陈列在许多博物馆的藏品中。她1955年画的《Sugaring Off》在2006年以12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摩西出现在杂志封面,电视和她的生活纪录片中。她写了自传(《我的一生的历史》),获得了无数奖项,并获得了两个荣誉博士学位。

《纽约时报》评论:“摩西奶奶描绘的是简单的农场生活和乡村,朴素的现实主义,怀旧的气氛和明亮的色彩使她赢得了广泛关注。她能够捕捉到冬天初雪的兴奋,感恩节的准备和即将来临的春天的新绿色……摩西奶奶对亲自去过的地方都很着迷。一个纤细,活泼的女人,有着顽皮的灰眼睛,机智灵敏。”

摩西是五月花后裔和美国革命女儿协会的成员。纽约州州长洛克菲勒宣布她的100岁生日为“摩西奶奶日”。 《生命杂志》以1960年9月19日的封面为特色,庆祝她的生日。儿童书籍《摩西奶奶的故事书》于1961年出版。

摩西奶奶于1961年12月13日在纽约州霍西克福尔斯的健康中心去世,享年101岁。她被埋葬在枫树格罗夫公墓。肯尼迪总统在纪念她时说:“摩西奶奶的去世,从美国人的生活中删除了一个心爱的人物。她绘画的直接和生动使我们对美国人的景象恢复了一种原始的新鲜感。她的作品和生活都对我们的国家有所帮助。更新其先驱遗产并重温其在乡村和边境的根源。所有美国人哀悼她的逝世。” 她去世后,她的作品在美国和国外的几次大型巡回展览中展出。

第三类人举例: 职业不是他的兴趣,生活中也没有强烈的兴趣所在

五柳先生

虚构的真实人物。

感谢陶渊明的名篇《五柳先生传》,把默默无闻的“我们”留在耀眼的典籍中。老练的概括,简洁的笔触,让“吃瓜大众”的真实模样也在历史的星空中闪现了一回。如果无数评论者们的观点属实的话,陶渊明是一个赞赏并愿意跻身于“我们”中的1%的人类。下面是原文,十分通俗易懂。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林达太太 (Linda,?- 1993)

笔者的邻居。

这是笔者二十多年前的一段笔记,算是对我的邻居,林达太太的素描。

去年,搬进San Carlos公寓时,见一羸弱的老妇人,坐在二楼的阳台上,微笑着看我们把东西一件一件搬进我们一楼的家里。以后每天都见她坐在那里,晒太阳或打盹,一坐就几小时。女儿在院里玩,吵闹声太响,我过去制止,她笑着向我摆摆手。一天下班回家时,她在楼上向我招手,我去了她的家,干净,整洁,简单,十分温馨的地方。“我的冰箱不工作了,能帮我看看吗?”她的声音很弱。我查了线路,是保险跳闸。把制冷温度作了点调整,重设保险,一切如常。“制冷箱不必开到最高档。”两周后的一天,快进家门时,楼上的老人在阳台上叫住我,接着用绳子吊下一个精致的糖果盒,“给你的孩子们!”

我稍微打听了一下,知道了老人的一些基本情况。她是林达太太,88岁,曾经的小学英文教师。丈夫离世已有20余年,一个独生女儿家在40英里外的Oceanside。林达太太不愿搬去靠近女儿,认为Oceanside 治安不好,而且自己感觉身体还可以。她所居住的2房的公寓自己买的。林达太太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和兴趣,除了有时去教堂,大部分时间是呆在家里张罗家务,或坐在阳台上享受圣地亚哥的阳光。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看见一辆急救车停在我们的公寓前,医务人员把林达太太从家里抬出来,放进急救车,急救车鸣笛而去。第二天,公寓管理员告诉我,林达太太昨晚去世。

4

不管你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人,不管你一生做过什么大事,小事,向人提得起的事,难于启齿的事,你爱过,恨过,高尚过,卑鄙过,被人喜欢过,被人讨厌过,当你独自迎着夕阳缓缓走向天际之时,戚戚于世的感觉渐渐离你去,大地的泥香慢慢充盈你,你体验到了人世间前所未有公平,你的心空了,也实了。当你看到或感到一种发自心底的从容,那是夕阳的,悲壮的美。

(2021年3月)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五六四期(cm0421a)
离今年诺贝尔奖的颁布还有好几个月,但今年的医学奖已经基本确定人选了,那就是mRNA技术的创始人卡瑞蔻女士。她可能是历史上职称最低的获奖者,因为虽然她在美国的宾州大学工作了三十年,直到今天她还只是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外聘兼职副教授),可以说是低得不能再低的教职了。
她出生成长于匈牙利,二十多岁的时候来美国读博士,当时匈牙利政府允许出国的人最多携带100美元,她在女儿的小熊玩具里缝了1200美元进去,算是全部家当了(照片是刚来美国时的全家照)。在1989年开始她到宾州大学成为一名实验室的助理研究员。从那时开始她的唯一兴趣点就是如何让mRNA变成治疗疾病的工具,但不幸的是,整个科学界没有人相信这是有价值或希望的一个方向。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她申请不到任何研究项目资助,只能依靠实验室里其他教授分一些资源给她。因为不能出任何成果和论文,她还被宾州大学减薪和降职,但她就好像中了疯魔一样一个人坚持自己的研究,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坚持的这个方向是不是一条死胡同。
直到1997年,宾州大学新来了一位叫怀斯曼的教授,他觉得卡瑞蔻的方向有价值,接下来两人合作,终于在2005年获得重大突破,成功将mRNA植入人体并导致了免疫系统的正常抗体反应。但这个突破当时也没有得到医学界的认可,没有一家药企愿意和他们合作。多年以后才有两家分别叫Moderna和BioNTech的小公司注意到了他们的成果,并愿意投资并利用这一技术开始研制疫苗。以至于在拿到新冠病毒的基因排序之后,这两家公司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研制出了有效率高达94%的mRNA疫苗。传统疫苗的研制至少需要三到五年,等到那个时候的话人类社会就不知道要付出多大代价了。更重要的是,现在所有的大药企都认识到这个mRNA技术可以用来研制对抗癌症等疾病的疫苗,这一切都得感谢这位在实验室里默默无闻坚持了几十年的外聘兼职副教授。
辉瑞疫苗运抵中国,官方屏蔽民众须自费接种消息(图)
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复星集团引进的第一批美国辉瑞疫苗已经抵达中国。但是接种辉瑞疫苗必须自费,相关消息本周三在微信群广泛流传,有居民说,花钱也要接种辉瑞疫苗,因为生命最重要。不过,相关消息已被屏蔽。





中国民众期待已久的美国辉瑞疫苗抵达中国。据网络自媒体消息说,本周二(13日),中国第3大生物制药公司复星集团宣布:第1批辉瑞疫苗,已经抵达了中国,并严格临床应用,所得的数据显示,有效性、安全性、持久性,与辉瑞公司、世界卫生组织、欧盟药品管理局、《自然》、《科学》、《柳叶刀》,这些海外机构公布的数据,是完全保持一致。辉瑞疫苗,保护率为95%。

比较中国国产疫苗,目前的接种率接近百分之十,中国官员早前承认国产接种率及保护力都“不是非常高”。


居民宁可多花钱也不打国产疫苗

对于辉瑞疫苗的保护率可达95%,武汉居民陈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多数人愿意接种辉瑞疫苗,其原因很简单:“老百姓都想保住命,要保住命肯定选最安全、最好的(疫苗),花钱不花钱是次要的,主要是保命。如果疫苗不安全,命保不住,有钱干什么?所以说疫苗的安全性最重要。”

武汉新冠肺炎受害者家属张海说,他也会选择辉瑞疫苗:“因为国外疫苗比我们国产的疫苗的有效率、保护力都高。辉瑞疫苗要自费,如果可以打到,我相信很多人愿意打,哪怕价格高一点也愿意打。因为生命是自己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有关第一批辉瑞疫苗抵达中国,民众需要自费预约接种的消息,本周三在微信迅速扩散,但稍后遭到屏蔽。中国医疗界人士王倩对记者说:“现在微信上都把文章删除了,被和谐了。早上我起床的时候看到有人转发消息,但立即被删掉了,疫苗这件事本身相当敏感。现在国内,你看不到有关疫苗的客观公正的报道。老百姓只能看到国外有人接种疫苗死人,国内打疫苗也有死人,他们(民众)看不到。”




左图:在微信发布的相关文章遭屏蔽。 右图:辉瑞疫苗抵达中国的消息本周三遭到封杀。(网络截图)





去年12月17日,中国复星集团宣布已购买美国辉瑞疫苗(德国的拜恩泰科生物制药公司制造)不低于1亿支的疫苗。该集团的总裁回爱民说,辉瑞疫苗,真实保护的数据,从安全性角度说,还是令人欣慰的。但其后再无下文。

王倩说,复星集团订购外国疫苗时非常低调:“复星集团当时订购的时候就偷偷摸摸的,当时订购1亿剂。官媒报道了,但当时没有说他订的是辉瑞,说是订购了德国一家医疗机构的疫苗,其实就是辉瑞疫苗。

中国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截至4月10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6447.1万剂次,但疫苗接种比例不到10%,远远没有达到构筑免疫屏障的要求和目标。江西居民刘宁对本台说,无论哪里产的新冠疫苗,她都不会接种:“什么疫苗都不打,艾滋病疫苗数十年都没研制出来,这个(新冠疫苗)出得太快,我对它的安全性都是存疑的,所以不管它是哪一个国的疫苗,我都不打。”

据报道,截至4月13日,辉瑞疫苗已经在欧盟26国、美国、英国、以色列、加拿大、日本、韩国等72个国家投入使用。复星集团是辉瑞疫苗在中华区的唯一代理商。
魏京生:清明节的思考
发表于 2021 年 04 月 12 日 由 辰思

清明节大家都到坟前祭奠自己的长辈。我没办法回国在父母坟前献上一束鲜花,就献上一篇思考,来满足他们生前对我的期望吧。

他们终其一生可能都没想明白,怎么当年为了人民有好的生活,不再受贪官污吏和奸商们的欺压而投身的革命,最后搞成了这个样子,比他们当年的贪官污吏还要严重的地剥削和欺压老百姓。他们很早就开始怀疑,可能最终也没想清楚。

确实,我认识的他们那一代人都是怀着对旧制度的深深仇恨,想让老百姓不受剥削和欺压,才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的。但是他们自己建立的共产党如今却堕落到比当年还严重的腐败,还残酷地欺压百姓。他们到底是错在哪儿呢?我很早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得到许多老一辈人的认可。记得民主墙时期,就有几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老共产党,托人要我们的刊物,对我们的思考和探索很感兴趣。

我觉得,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对比理想和现实,就在思考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难道是他们解民于倒悬的热情错了吗?难道是他们想让中国老百姓都不受欺压的理想错了吗?我觉得这些都没错,这就是他们还能认同我,认为我继承了他们年轻时候理想的原因。

但是他们确实错了,以至于他们的革命造成的后果,就是现在老百姓受到了更严重的剥削,更残酷的欺压;以至于反对共产党,咒骂共产党成了当今中国的政治正确。谁在网络上帮共产党辩解,立刻就被认定为特务五毛。他们的热情和牺牲,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呢?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思考,就凭着一股热情或者仇恨,选择了一个被欺骗的道路。简单说就是被马克思这个大骗子给忽悠了,然后又去欺骗了更多的人,最终把自己的国家拖进了一个世纪大泥坑。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灾难虽然有种种原因,但最大的灾难,就来自这个共产主义的大骗局。

为什么说马克思是个大骗子呢?因为就在他那个时代,就在他旁边的法国就有过一次失败的教训。巴黎公社用暴力建立的民主,被证明是更加残酷的暴政,最终转换成皇帝的体制。这和中国、苏联等共产党国家的结局是一样的。那他马克思为什么看不见,而且从德国大学培养出来的逻辑严谨,一下子跳跃到了法国、意大利式的天马行空呢?这需要历史学家们去研究。我的结论不复杂,这是骗局的需要。

和世界上的所有骗子一样,马克思掌握了大多数人的弱点。多数人喜欢简单直接的方法,喜欢最爽的结果,及穷人的贪婪;但不喜欢深刻的思考,不喜欢不完美的结果,及对不平均的厌恶。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有的这些弱点,骗子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忽悠。正是因为人们不进行深刻的思考,这个世纪大骗局才能够成功。

我父亲他们那一代热血青年,就是热血大于思考的一些人。那时的中国有文化的人很少,这些被忽悠的知识分子又去忽悠了更多的人。最终造成了整个国家走上邪路,带来了一个世纪的灾难。邪教和乱世结合,果然将灾难放大了几倍。最终的责任,应该由马克思开始的一代代的领袖们承担,但是被忽悠跟着邪教做了坏事的人,也愧对受迫害的百姓和他们的子孙。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远离了文革和六四屠杀,他们可能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之后的新的大忽悠,也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当年的法西斯就是在爱国主义的热潮下,做出了反人类的罪行。那不是希特勒等少数人,而是被他们忽悠的大多数不深思熟虑的德国民众。我希望中国年青人不要犯老几代人的错误,不要再被新一代骗局带到坑里去。
徐尔新:世间再无蔡元培
发表于 2021 年 04 月 10 日 由 thchen

cai

1920,蔡元培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北大校友合影(前排正中者为蔡元培)

01

1917年1月4日,寒风呼啸中,一辆马车停在了北京大学门口。49岁的蔡元培从马车上下来。道路两旁,教职工们分立两侧,向新校长鞠躬致敬。蔡元培摘下礼帽,也回敬以深深一躬。

没有人知道,蔡元培这一鞠躬,不仅彻底改变了北大,还就此拉开了新中国现代大学的帷幕。

当天的报纸上这样描述说:

“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后来的事实证明,媒体没有说错,蔡元培就是一颗明星,要来照亮探索出路的民族。

他这一生,注定是来改写历史的。

02

1868年,蔡元培出生于浙江绍兴。他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做了翰林院编修。就在大家都认为他前途无量时,他却辞官回老家办起了学堂。1912年1月,慧眼识珠的孙中山,邀请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当时的教育总长寒酸极了,既没钱也没办公室,教育部一共就三个人:总长、次长和秘书。但办公室可以寒酸,人才不能缺少,鲁迅、许寿裳、王云五等一群牛人,便是这个时候被蔡元培发现,并请进教育部的。

也正是这群牛人,为中国后来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后袁世凯执政,蔡元培不满其独裁,断然辞职。

袁世凯诚意挽留:“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蔡元培不为所动:“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毫不恋栈,执意要走。

直到袁世凯死后,受黎元洪之邀,蔡元培又才出任北大校长。

其时的北大,乌烟瘴气,学生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对读书毫无兴趣,惟于捧戏子、打麻将、吃花酒却个个内行,乐此不疲。有的纨绔子弟,一年开销竟然高达5000大洋。

至于校内派系纷争,彼此互斗,无休无止,不论学术成就多高的校长,结局都如走马观花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终落得灰头土脸逃离北大。学子们醉生梦死,进北大镀金,就只为混一纸顶尖学府的文凭,去社会上捞个一官半职。教师则多为走后门进来的不学无术之徒,所谓讲课,就是照着讲义诵读一遍。

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就读于北大,他记忆中,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第一件事,就是坐车直奔“八大胡同”的高档妓院。

当时的学生中还流行一种恶劣风气,就是所谓“结十兄弟”:十个学生结为异姓兄弟,毕业后各自钻营,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这个官如果是买来的,钻营费就由十人分摊。

如此北大,哪里是求学之地,整个就是一座“官僚养成所”。

像这样的污泥浊水,在别人是避之唯恐不及,深怕玷污了自己的好名声,而蔡元培却毅然受命,挺身赴任。

03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他以高屋建瓴的气势,为大学定位。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庸庸碌碌混文凭、混日子的时代结束了。

他首先将整顿的目标,指向了师资队伍,不拘一格招揽人才。

听说陈独秀住在北京正阳门西河沿胡同,他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来北大做文科学长,一次请不来,就隔天跑一次,半月后,陈独秀说:好吧,我去。

一个23岁的青年梁漱溟,将自己写的一本哲学书稿寄给蔡元培,希望得到赏识,让他能进北大读书。蔡元培读后回信说:“你可以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说:“我只有中学学历。”蔡元培找来梁漱溟彻夜长谈,鼓励他说:“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别的人比你更精通。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就大胆地干吧!”梁漱溟原本想进北大求学,没想到竟然成了北大教师。

其余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也都陆续被蔡元培用各种方式请来北大担任教职。

与此同时,对于学校中不合格的教师,则毫不客气,全部辞退。

有三个英国教员,被解聘后托英国公使朱尔典来学校说情,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朱尔典找到总统黎元洪,黎让外交总长伍廷芳出面转圜,伍写信劝蔡元培收回成命。蔡元培回复说:本校辞退教员全是按照规矩办事,丝毫没有什么不妥;要是对方想打官司,那就悉听尊便。对方自知理亏,也就知难而退。那段时间,蔡元培还连续辞退了好几个走后门进来的外籍教师。

04

蔡元培的敢作敢当,也表现在他的敢为天下先。1920年,蔡元培做出一项决定:招收女生。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帷幕。有人问:“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答道:“教育部大学令,并无专收男生的规定。”

无规定的事情自然可以尝试去做,而有规定的事情则必须遵守。北大曾经发生过一起“讲义风波“。有段时间,教育部拖欠了北大好几个月的工资,教师们生活拮据,难以为继。为解决温饱问题,教授评议会决定向学生征收少许讲义费。

数百名学生为此群情激愤,拒绝缴纳,包围了红楼,冲击校长室。一向温和的蔡元培被激怒了,怒吼道:“你们闹什么,这是教授评议会做出的决定,我是校长,我负责!”有的学生被震住了,但仍有学生不依不饶。蔡元培怒不可遏,撸起袖子说:“谁敢违背教授评议会的决定,我跟你们决斗!”学生们被其气势所慑,纷纷散去。

就是这样一个蔡元培,使北大不但成为中国最自由的大学,也成为了中国最规范的大学。

在这样一所大学里,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聘请教授,只问真才实学,从不问个人的政治主张。故而,他虽然倡导革命,但仍然聘帝制派的刘师培讲授“中古文学史”,请复辟派的辜鸿铭教“英国文学”。

胡适、钱玄同提倡白话文学,黄侃、刘师培维护古文学。蔡元培让他们各行其道,传播自己的主张。

黄侃讲课时,常常攻击白话文:如果胡适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

那边厢胡适听闻后,也针锋相对予以回击。胡适在课堂上讲道: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行政院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文代我草拟一则电文。接下来,胡适从学生所写电文中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仅12个字,也足够言简意赅了。但胡适却说:“我的白话电文就5字:干不了,谢谢。”

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蔡元培让他们一概各抒己见,和平共处。

05

在北大校园,社会流行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涌现多少分支;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团体。在蔡元培的观念中,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种包容不同思维方式和学术追求的氛围,在北大历史上、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更难能可贵者,是蔡元培自身,就是这样一个胸怀大度的实践者。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胡适觉得蔡元培的索隐牵强附会,准备以《四松堂集》为依据,推翻蔡元培的观点。不料此书四处寻找不得,正在焦急无奈之时,蔡元培托人找到此书,亲自送上门来。

如此光明磊落的胸襟,此等毫无芥蒂的雅量,惟蔡元培一人而已。

身处这样的环境,北大如何不大师辈出?北大学术焉得不硕果累累?正是蔡元培的以身垂范,塑造了名扬千古的北大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非但如此,蔡元培留给后世的,还有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他说:“要使学校按既定方针办下去,不受校长一人去留的牵涉,就要建立以教授为中心的教授治校体制。这样,即使校长走了,学校也不会乱。”

具体办法,就是“每五名教授中选举一名评议员组成评议会,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

如此不贪权不要权,把管理权让渡给教职工,天下有几?全国第一学府,不设副校长,办公室只设一秘书,天下有几?

蔡元培一生,历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在一般人看来,不说腰缠万贯,也当衣食无忧,不缺钱财。他儿子蔡怀新回忆说,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的月薪,每月为800大洋。这在当时的北京买房,是一点没有问题的。但蔡先生为官清廉,不治家产,无论居官何处,都是租房居住。他收入固然不少,但支出也多,除购买中外图书典籍外,多用来捐助公益事业,接济有困难的亲友和学生。他有不少社会兼职,多数都是挂职不取报酬,有时甚至还要捐资赞助。

06

1940年3月5日早晨,蔡元培忽然口吐鲜血,倒地昏厥。两天后,在香港医院病逝。

蔡元培操劳一生,也清贫一生,死后房无一间,地无一寸。不仅欠下医院千余元的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代筹的。其清贫之状令人落泪。

1977 年,诗人余光中特意到香港祭拜蔡墓,几经周折,才在一处华人公墓内找到蔡先生的墓地。因多年无人照顾,蔡墓已被荒草湮没。余光中心中一酸,顿时泪洒衣襟。

蔡元培以一人之力,领导一所大学,让一个时代乃至一个民族的教育,发生巨变。在他之后,这样的校长,已经不可能再有了。

这个健忘的世界,有时真的让人怀疑,先驱者值不值得付出。
胡适,一位伟大的个人主义者 2021-04-02 18:14:09



施化



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逝于1962年2月24日,祖籍安徽绩溪上庄,上海浦东川沙县人,生前担任过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長、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等职。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与领袖之一,兴趣广泛,著述甚丰。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出于政治主张,他一般被认作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不仅如此,从他一生的实践看,我个人认为他也是一位个人主义者,而且是一位伟大的个人主义者。

使用“伟大”一词,也许会让有些朋友惊掉下巴。个人主义还配得上“伟大”吗?为什么不?在汉语的语境里,“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早已被用滥了。共产主义是个什么主义,那些被洗脑洗蠢的人也许还懵懵懂懂,但清醒的人个个都知道其邪恶无比。相比于从古希腊就开始出现,如今整个主流世界都赖之以存在的个人主义,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个笑话。个人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地位,就像自由主义一样,只要一出现就被污名化。所以现在直接被我予以肯定,怕是难以让人接受。不过,假以时日,个人主义在中国终有还其清白的一天。既然和“共产主义”一样,是个意识形态概念,用“伟大”这个形容词来形容个人主义,在逻辑上没有错误。我以为,借此不仅可以为胡适正名,也可以为未来中国的个人主义正名。

胡适说过,“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这句话不仅让“五四”时期的左派青年侧目,甚至到今天多数人都不以为然。一个人先顾自我、然后才顾他人,这种“为我”怎么成了最好的“为人”了?按照这一道理,“个人主义”不就是最好的“集体主义”吗?许多人会认为胡适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多么冷酷、没有人性、多么自私,它就像亚当·斯密在世纪经典《国富论》中阐述的“看不见的手”那样无法接受。斯密说:你不要整天想到怎么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效劳,你只管为自己利益做事就行,因为当你和其他人都把自己的利益服务到最佳时,尽管你的主观愿望没有想到是为社会,但实际效果是为社会和集体作出了最真实的贡献。

胡适一生默默地耕耘,一点一滴地完善自己。他从来不把手伸到别人的口袋里,美其名“我为你争取什么什么”,也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别人头上。在他看来,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都是最值得尊重的选择。虽然,这些价值在西方人看来,再普通再正常不过,但在中国完全不同。在中国这被视为自私自利!

个人主义是一种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哲学,其认为个人利益应是决定行为的根本因素,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重要,以及“自我独立”的美德和“个人独立”的价值。个人主义反抗威权以及所有试图束缚个人的行动,尤其是那些由国家或社会施加的强迫力量。个人主义与将个人地位置于社会或共同体之下的集体主义对立,因而长久以来被集体主义围剿。而人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的是,个人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构成的基本要素,而集体主义则是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构成的基本要素。

在政治主张上,胡适对那些名噪一时的激进口号不以为然。他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什么问题呢?既不是反帝,也不是反封建,而“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其中的每一个仇敌都与个人所遭受的损害有关。所谓国家受难,其实是每一个个人具体地受难。东西方文化在看待事物聚焦点的巨大差异,还表现在编写邮政地址上。东方当然地把国家放在最前面,然后省市,地县,街区,最后才是门牌号码。西方却用颠倒的顺序。胡适主张的主次顺序在当时完全不被人理解。可一百年后,帝国主义赶跑了,封建主义打倒了,但困扰中国人的“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一样也不少。请朋友们少用肾上腺素,多用脑子,想想其中的奥妙。

胡适从不热衷于参加某个党派,党同伐异,表现出引领时代潮流的威风。以他当时曾被物色为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的威望,以及亲和于各个政治流派的个人魅力,要想在中国做一番大事业,易如反掌。可是他谢绝了所有送上门来的桂冠,洁身自好。直到台湾时期,好友雷震极力鼓动,他才有了一点组建反对党的念头。但这个念头并不强烈,经老蒋一反对就放弃了。

在政治哲学上,个人主义主张国家应该作为保护个人自由的工具,保护个人在不侵犯他人同等自由的情况下作出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这与集体主义的理论相反:集体主义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为了替社会的整体利益服务。集体主义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类似。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要求个人必须替国家的利益服务。胡适对此十分清醒。当时那些个人不尽完美,作用力影响力有限的革命家们,热衷于组团组党,武装军队,力图逞强一统天下的时候,他只借文章书信报纸杂志来传播自己的理念和主张。这肯定被当时的枭雄们嗤之以鼻。然而,正是靠着他的不随波逐流,独立于政争之外的个人理念,引导台湾和平地走到了今天民主繁荣的这一步。台湾这个四面环海的孤岛,在当今世界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上,早已领先于墙国。

个人主义者将社会视为是“许多个人一起运作”以改进他们各自幸福的架构。每个独立的个人不该被强制地视为是统一团体里的一分子。而事实上,每个人本身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社会是透过这些个体所组成的一个架构,国家则是组织化的社会形式,借由法律来保护个人自由。

胡适在演讲中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我不仅为胡适的学问,思想和人格所折服,还深感他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个人主义”,更难能可贵。或许,在当下世界风雨飘摇之际,唯一能引领着民族走出红海的,只有胡适这位现代摩西。

胡适有一句名言:“生命本没有什么意义,你要能给他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谁来给?当然既不是党也不是国家,而是你个人自己。



2021-04-02
幸福剧团:瘟疫下海外华人回国难的亲情困境(征文) 2021-04-01 13:25:11



2020年,时间是一个神。

  中国人最忌讳的庚子年随着新冠病毒一起降临到世界,搞得大家措手不及。易经中的“大悲痛”年,进入了死宫,灾难重重。

  这一年,对于移居海外的华人来讲,回国成了一件难事。瘟疫把华人与大陆亲人间的亲情给阻断了,尤其是家中有突发事件的时候,比如与亲人之间的生死别离,无法见最后的一面,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给华人造成了精神上难以愈合的伤口。

  娜缇雅是我表姐小红的朋友,她早年在爱尔兰留学,后来定居英国南部的一个海滨城市。她一直在大陆和英国之间频繁往来做生意,这些年因为父母年老体弱,她在国内陪伴父母的时间安排就相对多了点。

  2020年初,娜姐在广东惠州亲自送走了她的母亲,那个时候国内疫情开始蔓延,局势神秘又不透明,她决定留下来再陪陪孤单的父亲。

  娜姐有一个儿子在深圳搞设计,一月二十日深圳已经发现了一例感染者,娜姐心里还放心不下儿子。于是娜姐更加坚定地留在了国内,当时全国各省都在封城,而且WHO已经宣布瘟疫为全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件。

  后来瘟疫疯狂地肆虐欧洲,英国一直是重灾区,每天感染和死亡人数高居不下,这时在国内的娜姐又担心生活在英国的丈夫,在第二次延期签证结束之前不得不匆匆返回英国。

  当她回到英国的时候,2020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大半年。

  但是国内的事情还没有完。临行前,娜姐的妹妹又检查出胰腺癌,这是一种恶性层度很高并在诊断和治疗中都具有难度的一类恶性肿瘤。娜姐感觉泰山压顶,庚子年的日子太煎熬了。

  不过,娜姐真高兴了一次!她儿子告诉她快要结婚了。

  人生就是活着苦着,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必走。

  这就是娜姐悲喜交加的庚子年!

  在娜姐身上,总有中国妇女坚强,忍耐和温良的美德影子,这正是我在出国以后发现身边最缺乏的东西。在这里,往往手足情超越不了普通的友情,孝敬的内容也不过是两周能去养老院探望一次年迈的双亲。这次瑞典养老院就是因为管理和认知上的缺失,导致老人牺牲了一大批。生命之轻与生命之重,都是人生注定的宿命。

  血浓于水,这个问题放到中西方都是一样的,说起都是泪!

  人生无常,相聚短暂,分别却是实实在在的长久,有的时候甚至是永远。

  秋天的时候,在英格兰的表姐小红突然打电话给我,她说在国内的妹妹小平快要不行了,说着说着嗓子就哽咽,泣不成声。

  小平跟我同岁,她的病症是肝硬化晚期。早年,她当围棋高段手的丈夫就患癌去世了,自己拉扯大儿子,当然家里也给了她不少帮助。

  表姐小红在事发前一天还跟妹妹通过电话,妹妹小平在电话里面伤感地说:“姐啊,我好想你,我怕再见不到你了!你给陈叔叔打一个电话让我住院吧。”

  白天小平忍着肝痛自己去了一家医院看病,她要求住院,医生根本不理睬她,开了一堆的药就打发她走掉。

  小红接到电话以后,一夜无眠。

  这个陈叔叔是她的姨爹,在国内西南地区一个著名的医学院里当专家,是一个天才型的外科医生,一双灵巧的手,做了一辈子的手术。

  医学院的一张床位价格,在黄牛手中是七千八百元,且一床难求。即使入院,还得跟医生扯上关系。所以小红怕麻烦姨爹多了以后,真正等到小平需要治疗的关键时刻,到时候人际关系不灵了,又该咋个办呢?

  小红担心妹妹的病,心急如焚,她打算第二天给陈叔叔的女儿去一个电话,“曲线救国”。

  不料,第二天的消息非常糟糕,妹妹小平在家中躺在床上已经昏迷不醒。

  很快,小平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得到了医学院的一张床位,再也没有醒来,直到停止了呼吸。

  小平的一生短暂,而且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

  可是,这阻挡不了我们爱她啊。我喜欢她嘴角斜起的笑容,那种笑里面有点俏皮,又有点坏笑的样子,这是她对世界唯一的叛逆。小平小时候曾经在北京跟她奶奶住过一段时间,回来以后满口的京腔,令我羡慕。

  表姐小红一再叮嘱我,一定不要把消息传递给其他老朋友,特别是怕噩耗转达到她88岁的老妈那里。她哭着说: “我现在就是怕啊,要是让我妈知道以后,她要是也一个跟斗栽下去,就跟小平一样,再也苏醒不过来的话,那我咋个活啊!我总不能在同一年里失去两个亲人吧?!

  关键英国现在封城,我是什么事都做不了,英国封城也是,反复几次了,都快把我弄疯掉了!”

  妹妹过世过后,表姐小红突然暴瘦了八公斤,她身边的朋友察觉出她没有对头,怕她患上忧郁症,于是鼓捣她在隔离期间自己再装修一次房子,还帮忙为她大采购,送她大礼物。东西放在门口,让她和她老公在室内自己忙碌。

  小红终于度过难关,她承认她真的是一度丧失了对生活的兴趣,亲人的离去和瘟疫下的封城让她生活无法把控,她很受伤又很绝望。

  2020年,发生了太多的死亡,我还有一个发小的姐姐,她的儿子在工作上很拼,刚被提拔,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他说他太累了,想在办公室沙发上躺一会儿。

  结果不幸死在梦里,庚子年间才38岁。

  哀哉。

  庚子年,贯穿着一个哲学命题:

  我们应该如何存在?

  在病毒的恐怖笼罩下,世人在庚子年开始预言探索。

  有的追寻古人刘伯温碑记,或葡萄牙法蒂玛三大预言,或偌查丹马斯预言。其实世界末日的预言早已经存在2000年了。人们重温这些,不外乎是内心的恐惧和虚无感在增加。还有印度少年的地球三星连珠说,闹得沸沸扬扬。

  最终能顶个啥用?

  剧团认为了解预言的真相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最多也只能起到抱团取暖的作用。因为人类无法预知未来。

  正因为无法预知,人类才会产生恐惧。

  这一年,还有一个英雄马斯克出来了。

  马斯克计划2040年开始把少数人类移居到火星上去,到了本世纪末,地球人就能够大批移民去到那里了。

  这可是大有“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的科幻感觉,

  谁知道未来有什么惊喜呢?

  You never know.

  而对于宇宙科幻和人类以外生命的探索,在病毒横行的庚子年,大家坐在家中,那想象的翅膀却是巨大地煽动起来,有观点认为:人类始终是匍匐着在地面前行,正如我们平日开车行驶在公路上是一个道理,因为维度不高,就看不见(更远一点的前面),也就是存在于时间空间的未来,所以没法确定未来规划,由于无知,就会产生恐惧,而且开车不可能一直开倒车,所以过去只残存在记忆里,是再也看不见的。而当下正在眼前掠过的风景,也很快变成为记忆。

  也就是说人类生来就懵懵懂懂,费了好大的劲,依然虚度了光阴,虚度了年华。

  燃鹅,在人类之上呢,悬挂在空中的外星人,他们比人类先进,他们看得见我们,而我们则看不见他们。他们的视觉是立体的,连时间都具有物质性,他们既能看得见过去,同时又看得到现在,还看得见未来。牛大了是不是?

  那么,既然能看得见未来,是不是就可以利用未来的技能和预知,来解决人类当下的困境呢?

  目前看来也是一个神话,或者说是预言吧。

  其实,英国的政治家丘吉尔,这位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兼画家,早在1939就撰写了一篇科普文章来探讨地球以外存在生物的可能性。

  丘吉尔写道:“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可以前往球甚至金星,火星旅行”。"我不会因为人类文明取得过的巨大成就而相信地球是茫茫宇宙中的唯一居住地,更不会认为人类就是最高级的生物。"

  丘吉尔比科学界早50多年定义了适合生物居住的区域。

  可见,太阳底下无新鲜的事。

  所以啊,2020庚子年:

  Running on Empty 的一年(无可奈何,疲于奔命的一年)。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

  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
宋希濂:瞿秋白被俘就义真相
发表于 2021 年 04 月 03 日 由 lixindai

口述:宋希濂 采访整理:汪东林

引子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当时,宋希濂是国民党第
三十六师中将师长,驻扎长汀,秋白同志就是由宋部直接审讯并奉蒋介石“就地处决,照
相呈验”的命令执行枪杀的。

这一事实是远在我学生时代就知道的。当我到政协工作不久初识宋希濂先生时,他儒
者般的外表和风度,使我难以想象他就是执行蒋介石的手令枪杀瞿秋白的主犯。“文革”开始前后,瞿秋白烈士曾被诬为“叛徒”。出于拨开历史迷雾的兴趣和责任,我争取到宋希濂先生的信任和支持,几经周折终于揭开这段尘封往事,以告慰长眠地下80余载的秋白烈士。

初访宋希濂:问题与悬念

“文革”前夕,有关瞿秋白“变节”之事传出,政协直属组的召集人之一王芸生建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从了解史料出发,得便可个别与宋希濂接触一下,探个究竟。王芸生的话,对我是个鼓励,更激起了我的兴趣。不几天后我就约宋希濂先生长谈。

1966年的7月,我与宋希濂在政协机关开始了关于瞿秋白的第一次交谈。当我提出这一要求时,起初他犹豫地说,机关运动已经开始,现在谈这些往事不大方便。经我执意要求,他方才勉强答应。

  “您能先谈谈瞿秋白被捕时的情况吗?”我首先发问。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逞,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北上,仅留下六七千人在闽赣边境开展游击活动。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组织主要兵力堵截围追西去的红军主力,同时命令汤恩伯留下负责全歼赣闽残留的红军。1935年2、3月间,汤恩伯指挥数万兵力从西南往东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红军。众寡悬殊,红军决定化整为零,其中力量较弱的千余人往东撤离,被我师在水口附近的部队堵截击溃,俘虏较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杭方向,也被我师指挥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团截获。
4月下旬,我接蒋介石南京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先在一〇八旅方面清查,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都没有发现线索;又电告保安第十四团,几天后得复电,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面容消瘦,自称林琪祥,职业医生,上海人,但操苏南口音。我即命令师参谋长亲自前往,速将此人解往长汀师部审问。次日,师参谋长即电复:经人指认,林琪祥就是瞿秋白,但并未提审瞿确认,他将立即押瞿回师部审定。我接此电后深感事关重大。”

  “你们当时是怎样认定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呢?”
  “当时,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向我作了汇报。他为了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每次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我叫林琪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他半合半闭的眼睛,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16年(1927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吴说,这一突然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才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吼:‘来人!’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共军的叛徒,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吴洋洋自得地向我汇报说:至此,这表面像一座佛,内心比狐狸还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头。
其实,吴淞涛删略了瞿秋白最后说的几句话,这是另一位在场的部下后来同我讲的。在叛徒当场的指认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小说。”瞿秋白当时的心境和精神状态,由这几句话即可见一斑。”

  “那么后来瞿秋白的态度又怎样呢?您本人是怎样同他接触,又是怎样审问他的呢?”我追问道。?
  宋希濂听后沉思了一会儿,爽朗地笑着说:“我真没有想到,你的问题包括内容和层次,都同半年前上头组织派人调查时的提问如出一辙。你我如果不是相识的,我会怀疑你也是组织派来调查的。”说着他掏出一支香烟,未等吸完即对我说:“我听完吴淞涛的汇报后,便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瞿秋白,并批示‘优裕待遇,另辟间室’,首先给瞿秋白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我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出发点自然是我当时的反动立场,想以柔克刚,用软化的办法克敌制胜。但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还一连出现我意料之外的情况。
  比如,我给瞿秋白生活优待,原担心他不会接受,他却二话未说,欣然处之;我看他的神情,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以为我直接出马同他交锋会有所获,不料他外表体弱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我步步退守;在我谋事不成、功夫白费的这段时间里,他竟埋头写出长篇文章《多余的话》;我估计他会被押往南京审判,由蒋介石直接处置,却不料蒋介石看无计可施已成事实,竟直接下令由我将他就地处决,而瞿秋白对自己生命的结束竟那样泰然处之,大义凛然……所有这一切恐怕不是短时间就能讲完的。我看今天就谈到这里,过些天再抽时间,且听下回分解吧。”

二访宋希濂:好事必多磨

首次谈话结束不几天,北京政法学院的大学生就屡屡登门“请”宋希濂谈瞿秋白之事。其时,全国政协机关的运动也在升级,我为与宋希濂首次谈话引起的悬念所驱使,得知北京的大学生正蜂拥而至,心想为什么我不能插一脚,至少把这个传奇式的故事粗线条地听完呢?我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也登门拜访。就这样,我和宋希濂开始了第二次谈话,约两个小时。

宋希濂颇为深沉地说:“你可能还不知道大革命时期,我在黄埔军校加入国民党,又经陈赓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陈赓是我的湖南湘乡小同乡,他1922年在湖南就加入了共产党。1924年他同我一道,领着20来人从湖南长沙绕道上海到广州投奔国民革命,考入了黄埔军校,一同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1935年4月下旬,当瞿秋白成为我的阶下囚之后,一方面我当时的职位和立场,必须把瞿秋白降服,让他公开投靠到国民党方面,这将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一个成功打击,同时也是我个人为蒋介石立下的一大功劳;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出现也自然唤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先前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党员的我,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当然,我对这些往事的涌现和情感的藕丝,当时是绝不会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这些往事情丝的牵绕,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的军衔亦即是反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秋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第一,在改变生活条件前,我首先去瞿秋白的囚室看了他。我提出好好给他治病,他答复用点药减轻病痛即可,认真的治疗则完全没有必要了。我说两国开战尚且对战俘伤病员实行人道主义,何况你我都是一国的同胞。他却厉声说,蒋介石1927年靠血腥镇压革命起家,不顾国难当头而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请问这人道主义又扔到哪里去了?我避开同他争辩国共两党的是非,递烟给他抽,重申来看他是询问他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他直爽地表示,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半拉子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张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他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我当即答复,这些要求均可满足。
  第二,我退出囚室后即采取生活优待具体措施,随即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到跟前,先亮出‘优裕生活,另辟间室’八个大字,然后宣布六条措施:一、另辟一较大的房间,供给纸张笔墨和现有的古书诗词文集,备书桌一张;二、新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三、按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膳,需烟酒时另备;四、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天可不设武装看守;五、自师长(指我)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我宣布了这六条,我的下属都表示不解,甚至目瞪口呆。我于是解释: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要以情感人,亲近他,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你们都要理解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本意,认真去执行。”

  “那么后果如何呢?”我问。
  “一开始我的感觉不错。”宋希濂接着说:“生活环境一改变,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规律,写诗词,刻图章,舞文弄墨,颇有点悠然自得。以至于不久我的部属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讨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应。我存心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谈政治,头一个同他正面交锋的必须是我!因为在改变生活条件之前,我手下的人已对他作过多次审讯,在保安团时不但带镣铐,还受过刑罚,都没有效果。我自信这一手定会有所进展。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下属天天向我报告瞿秋白的情况,把他写的诗词、书法、印章送给我看。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瞿秋白书写的小楷咏梅词《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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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在狱中所写《卜算子》

“我正边看边思考着现在瞿秋白的心态,盘算着如何同他交锋,译电员送来南京和东路总指挥部催问瞿秋白情况的电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决定次日由我单独提审他—— 但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经过第二天上午三个小时的舌战,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划完全无效……”

  我正待请宋细谈,门突然推开,进来他的一位邻居,我们的谈话就这样被打断了。这一断就是十年。
  
三访宋希濂:十年后真相大白
  
“文革”结束后,笔者才有机会再度登门拜访宋希濂。雨过天晴,我的心情与十年前“文革”爆发之初大不一样,宋希濂也一改沉闷的心境,侃侃而谈。尽管其时中央还没有正式为瞿秋白烈士平反,但宋希濂一开头就欣慰地对我说:“就在几天前,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派人找我调查,要我撰写简要而明确的证明材料,一是瞿秋白在被捕至被处决期间究竟有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二是瞿秋白在狱中是不是撰写了《多余的话》那篇长文。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们,并当场写了证明材料: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这两位调查人员极为认真,不追不逼,甚至避免种种提醒的语气,听我讲,由我写,然后逐字逐句看,整整一个下午,是一次严肃而亲切的交谈。他们的礼貌,他们的神色,使我预感到瞿秋白烈士蒙受不白之冤的日子要结束了,平反昭雪的时刻就快来临。”

  宋希濂关于调查人员提出上述两个问题的长谈,全部写出篇幅太长,下面只择取其重要的两大段,一是当时宋希濂与瞿秋白之间的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锋,二是瞿秋白得知要被就地处决的消息直至牺牲前两天的情况。
  
正面交锋

  瞿秋白被武装卫兵带进设在长汀中学里三十六师师长办公室,屋子里只剩下我与瞿秋白。

  “请用茶。”我笑脸相迎,说:“瞿先生,这些天我们的陈军医都用了些什么药?你的病情有好转了吧?”
  “谢谢。”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水,回答说:“我早已讲过,目前的处境,作为囚犯,我服药只是为了解除点病痛,已用不着做认真的治疗。”
  “瞿先生,你太悲观了。坦率地说,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学时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在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日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
  “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瞿秋白打断了我的话,“我不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讲这些怕也是多余的吧。”
  “瞿先生,我赞赏你快人快语。主宰你命运的是最高当局,委员长本人。但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直接对委员长负责,向最高当局反映情况是我的职责。我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
  “谈什么?你发问吧。重复的话,我不想说。我正在写东西,我的时间不多了。”瞿秋白不耐烦地说。?
  “你正在写什么,可以谈谈吧。”
  “写完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的。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但是,这里边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也没有红军的军事情报。如果你今天要问的是这些,那是会白费时间的。”
  “我看先不要封口为好,随便谈,说到哪儿算哪儿,好吗?”
  “那么,宋先生,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吗?”瞿忽然以攻为守。
  “听便。”
  “你说上中学时就读过我的文章,请问你当时对我在文章中所宣传的主张,是赞成还是反对?”瞿秋白抬起他浮肿而苍白的脸,那双充满倦意的目光忽然发亮。
  “我曾经相信过你的主张,走了一段弯路。”我直爽地回答,停顿了一下后提高嗓门说:“但是,眼前的事实证明,你的那套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不仅七年前我本人抛弃从前的信仰做得对,就是在今天,我还想奉劝你也做一名三民主义信徒,以发挥你的才华。因为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的真理!”
  “哈哈!”瞿秋白竟抑制不住笑出声来,“宋先生讲这些大道理,究竟是要同我辩论什么主义是真理,还是要规劝我也随你走同一条路,归顺蒋介石?”
  “打开天窗说亮话,两者兼有,出发点是为先生的前途着想。”我也答复干脆,并为审问顺利进入正题而有点自鸣得意。
  “我原本认为,此时此地争论这些问题,未免不合时宜。既然你有雅量让我争辩,我只好奉陪一下。宋先生,恕我再问你,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那时你在什么地方?”
  我先是一怔,旋即想到目前自己的身份,就若无其事地回答道:“那时我刚从长沙奔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那好。”瞿秋白说:“因为你提出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问题,使我想起自己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就在那时,我便粗略地研究过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通观世界政治潮流,对比各种主义、学说,当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倒像是一盘大杂烩,无所不包,而又缺乏真谛,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可称道的是,孙先生顺乎潮流,合乎民意,果断地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两党合作,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学说即新三民主义,在当时的确起着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时至今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是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蒂,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三民主义呢?至于共产主义学说,在苏联正在变成现实,在中国也为觉悟了的农工民众所接受,而为蒋介石所深恶痛绝,也可以说是心惊胆颤!要不然,蒋介石何以要运用百万兵力一次又一次地‘围剿’苏区呢?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历来更是各种反共分子的陈词滥调。好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争辩这些不合时宜,你我都不必浪费时间了吧!”说罢起身要走。

  我心中恼火,却装出若无其事的神色,习惯地用手指弹着桌面,缓慢而冷冷地说:“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谈理论,而是要看事实!”我特别加重了“事实”这个词的语音,接着又说:“请看当今党国政令一统天下,委员长秉承先总理的宗旨,实行三民主义,全国民心归顺,乃大势所趋。共产党自民国16年之后,苦心经营了若干山头,如今已荡然无存。以至于像瞿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也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共产主义如能救中国,何以这样奄奄一息,濒于绝境?你既不愿争论这些,我也就说到此为止。但我想郑重地提醒你的,是别忘了眼下你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党和匪区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说得好!这最后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也是为多日来想完成蒋介石给你任务而使的小手段!”瞿秋白笑着对宋希濂投以冷嘲的目光,“但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重病,在苏区所做工作甚少,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你不愿意听这些吧?至于其他情况,我早就说过,无可奉告。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应该感谢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医疗上优待我,使我有条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几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好了,纸已戳穿,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我无言以对,从此再也没有直接出面找瞿秋白进行这种审问谈话。

瞿秋白牺牲前两天的一幕

  直接审问之后,我对瞿秋白狱中生活优待如常。三十六师司令部凡能与瞿秋白接触的官兵,都私下向瞿索要题字和印章,瞿一律求者不拒,予以满足;唯独各种形式的审问、谈话毫无进展。过了一段时间,我向南京方面汇报:审讯没有突破。紧接着,南京直接派人到长汀提审瞿秋白,反复几个回合,依旧毫无所获。我这时倒放宽了心:不是我无能,南京派来专人审讯,不是也毫无结果吗?事情至此,我估计瞿秋白有可能被押送南京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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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与妻子杨之华、女儿瞿独伊

出乎意料的是,6月16日,我突然接到顶头上司蒋鼎文转来的蒋介石密电,命令我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央社和各大报发消息。我手拿电文,端坐在办公室考虑了半天,然后把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和陈军医召来,先让他们传阅电报,随后严肃地下达命令:“委员长作出这个决定,有着重要的考虑。消灭共党已到了关键性的时刻,没有严厉的措施是不行的。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我们军人的神圣职责。根据委员长的命令,我作如下安排:第一,明天(17日)中午,参谋长去瞿秋白房间下达最高当局的命令,宣布后天(18日)上午执行,听取犯人有什么遗言遗物。同时房门和师部大院内外要加岗严密警戒,三天内全体人员一律禁止在师部大院会客,陈军医可在房中陪同犯人,密切注意动向,有情况及时报告。第二,18日中午,军法处长和政训处长到场监督执行,刑前在中山公园备酒菜,执行地点在罗汉岭下,拍照后备棺木埋葬。你们有什么意见补充?”?“执行命令!”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异口同声,只陈军医没有表态。

次日中午,参谋长随陈军医走进瞿秋白的房间,瞿正在聚精会神地给师部的一名卫兵刻图章。瞿秋白头也没有抬,顺口对来人说:“请坐,稍等片刻。”紧接着,参谋长的勤兵端进来一大盘酒菜,瞿秋白这才站了起来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参谋长还亲自来作陪。”“不要客气,瞿先生,随便喝点,请坐,坐。”参谋长边说边招呼瞿秋白对坐。瞿秋白一坐下,发觉陈军医脸色不好,一言不发,立即联想起他一上午未曾露面,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将要发生。参谋长提起酒壶,同瞿秋白一杯又一杯地对喝起来。待双方都有几分酒意,参谋长才张口说:“瞿先生,你住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瞿秋白放下手中刚举起的筷子。?“是的。”参谋长严肃地说:“好在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现在,南京最高当局来电,命令就地枪决,可以成全你了。师座遵照委员长的电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给你。你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后事要办,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而尽力为之。”

瞿秋白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饮了一口酒,铿锵有力地回答道:“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参谋长和陈军医都没有举杯。参谋长沉着气,面无表情,惶惶然失神的陈军医(陈是瞿秋白在狱中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军官)结结巴巴地说:“瞿……瞿先生,你还……还有什么事要办的,尽管说。”?“我一切准备就绪。”瞿秋白响亮地回答:“我唯一的要求,是委托陈军医将我身边的一些遗墨(包括长文《多余的话》),在我死后寄给一位武汉的朋友,请参谋长报请宋师长照准。”参谋长当场答复:“好说,好说,你写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我想宋师长会照准的,请瞿先生放心。”谈话就此结束。

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沉,陪宿的陈军医却彻夜未眠。6月18日是个大晴天。清早进餐后瞿秋白换上了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上一杯浓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全唐诗》。金灿灿的霞光投进了门窗。他翻阅,吟读,思索,然后提笔书写起来:?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 (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 (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 (杜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 (郎士元)

此时,军法处长传令催促起程。瞿秋白于是疾笔草书: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见阳光洒满院落,两排上了刺刀的士兵站在院中。瞿秋白在房门口驻足,抬头扫了一眼山坡不远处二楼窗户上低垂的帷幕,那里是我的办公室,一个月前他曾去过。瞿秋白不可能想到,这时,我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挑起窗帘的一小角,望着独立院中的瞿秋白和押送他赴刑场的官兵们。?昨天下午,参谋长向我面报时提到,说午间酒后瞿秋白曾说,你们的宋长官在生活上优待我,秋白想诀别时能同他对酒致谢,不知他敢大驾光临否?我当即打断参谋长的话,冷冷地说:“优待他是为了软化他,化敌为友。委员长已决定处置他,我再出面同他喝酒,还成什么体统?”但是,今日上午我在办公室听到下边院中的传令声,却情不自禁地挑起窗帘望上一眼。

  十时整,军法处长传令出发。瞿秋白昂首走出三十六师大门,脚踩着行进的节拍,轮流用俄语、汉语高歌:“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这时候,沿途的老百姓驻足聆听,注目送行;这时候,阳光铺路,风停树静,只有悲壮的歌声在山城长汀上空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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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瞿秋白就义前

进了戒备森严、游客一空的中山公园,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瞿秋白请两位处长对饮,被拒绝了;又找陈军医,说没有来。瞿秋白一摆手,迈步走向八角亭。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丰采。照相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酒兴中他又高唱《国际歌》《红军歌》数遍。默默无语的兵士,他视同送殡的人群;闪闪发亮的刺刀,他看作送葬打幡的竹竿。痛饮多杯后,他又放声歌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歌毕,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士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出中山公园,漫步走向刑场。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唱,并不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正好,开枪吧!”哨声落,枪声起。时年36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壮烈牺牲。

余绪

  这里所记述的全部事实和情节,均是20世纪70年代末宋希濂先生同我的若干次长谈中一一细说,并在事后查阅史实印证过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宋希濂先生说到瞿秋白烈士牺牲前的细节时,他怕我记不准确秋白烈士引用的唐诗集句和绝笔及在临刑前说的那段“小快乐”“大快乐”“真快乐”视死如归的壮语,还特地铺纸一段段写出,竟与我后来查证的史料一字不差。?细说往事,宋希濂抱愧终生。在叙述完最后一段史实之后,他语气沉重、缓慢而分明地对我说:“从1927年初至1949年末,我追随蒋介石整整23年,应当说蒋家王朝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但使我终生难以忘怀,也是终生愧对祖国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牺牲这壮烈的一幕!在我个人,历史上的污点已不能洗去,可庆幸的是我的后半生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走上了新路,回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怀抱。我将以新的作为和奉献,去弥补历史上那不可挽回的过失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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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语:荷兰、英国、美国与五月花号
发表于 2021 年 03 月 31 日 由 wy

在开拓美洲大陆的历史上,英国人不是最早的,在英国人之前,最著名的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哥伦布显然和英国人没有关系,哥伦布的资助者也不是英国国王或女王,而是西班牙国王,北美最著名的开拓者也不是英国人开辟的殖民地,而是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开辟的纽约殖民地和后来闻名于世的华尔街。



但英国人后来居上,英国人不仅会拉帮结派打击挡在她前面的其他欧洲强国甚至原来的世界霸主,英国人还善于抢夺其他欧洲列强手中的殖民地,在印度,英国人赶走了其强劲对手法国人,在美洲,则赶走了荷兰人,并从荷兰人手中夺走了风水宝地纽约和华尔街。

英国人尤其擅长经营殖民地,据学者研究,英国殖民成功原因在于,“英国殖民方式异于法国及西班牙,其殖民地系由私人企业而非政府主导。探险资金筹措以及风险均由业主负担,例如,马里兰州(Maryland)之业主乔治·卡尔弗特(George Calvert),弗吉尼亚(Virginia)州之伦敦股份有限公司(London Company),皆可代表私人企业活动力大于政府,机动性强、适应力高。其次,英国殖民地容许宗教异议分子参与,让国内受迫害宗教人士前往殖民地,1640年前许多英国人赴美寻求宗教自由,导致殖民地人口迅速成长。最重要是,英国殖民地人民享有充分的自治权,拥有其他国家不曾给予的个人自由及政府自治权,使得殖民人士可以弹性面对现实”。



而其他欧洲国家,大都是由其国内的王室或政府主导,其殖民地很多时候并不能自负盈亏,或者说是赔钱的,这就会经常对其母国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往往一有风吹草动,就难以为继。

英国则利用这个优势,在东方的印度和西方的北美大陆获得了两处巨大的殖民地,一举奠定了其全球最大殖民帝国的地位。

还是据学者研究,当时英国在北美的殖民有两种方式:其一为股份有限公司,另一种为王室酬庸,称为业主殖民地(proprietary colony,或特许殖民地)。“殖民地分布北中南三地,共13区。北部移民以宗教因素为主,南部多为经济因素,中部则多取自他国之殖民地。北部殖民地有5个:普利茅斯(Plymouth:1620)、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1623)、马萨诸塞湾(Massachusetts Bay:1630)、罗得岛(Rhode Island)、康涅狄格(Connecticut);南部殖民地有弗吉尼亚(1607)、马里兰(1634)、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1650)、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1670)、佐治亚(1733);中部殖民地有纽约(New York:原荷兰所有1626)、新泽西(New Jersey:原荷兰所有1626)、特拉华(Delaware:原瑞典所有1638)、宾夕法尼亚(1682)”。

最早的英国人自己独立开辟的殖民地是被称作失踪的殖民地。具体说是由英国的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于1587年率领91名男人、17名女人及9名小孩前往北卡罗来纳附近的罗阿诺克岛(Roanoke Island)定居而开辟的。之所以命名为“弗吉尼亚”(Virginia)是为了纪念英国国王伊莉萨白一世(Virgin Queen)。不过悲惨的是当1588年英西之间发生海战,雷利与殖民地中断了来往,而当他重新返回罗阿诺克时,却不见英国移民的身影,看到的只是树上刻有的印第安克洛托安(Croatoan)部落之字迹,所以历史上称这段时期的殖民地为“失踪的殖民地”(Lost Colony)。

当然,后来在诸多英国人开辟的殖民地中,最著名的还是五月花号一帮清教徒开辟的弗吉尼亚殖民地。或者更准确地说英国移民最著名的还是五月花号一帮清教徒移民。



这批被称作“朝圣者”(Pilgrims)的英国清教徒最早于1607年离开英国前往荷兰,1619年他们中的一些人获得了伦敦公司许可,于是就于当年的9月乘坐五月花号前往弗吉尼亚殖民,他们据说共有大人小孩102人,其中男性73人,女性29人,他们的出发地是英国的普利茅斯,经过长途颠簸,他们最终抵达了北美大陆,但由于船只航道偏北,却没能抵弗吉尼亚,而是于1620年11月到达马萨诸塞之科德角(Cape Cod),这个并不属于弗吉尼亚管辖范围的地方。此后,五月花号最终于1621年4月5日从普利茅斯殖民地出发返回了英格兰,并于1621年5月6日到达英格兰。

这次航行看来对于航行者来说是并不成功的,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次不成功的航行,却使他们青史留名。因为他们在登陆之前草拟的《五月花号公约》(May flower Compact),成为了后来伟大帝国美国的立国基础。
华人教会请务必警惕3月27日的“亚裔行动日”

文 |慕荣以待
北美动态专稿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股社会运动正在酝酿。3月27日全美国几十个城市将举行“停止反亚裔暴力”(Stop Anti-Asian Violence)和“停止反中国”(Stop China-Bashing)的“全国行动日”示威游行。笔者收到本州的游行召集人发来的电子邮件,鼓动笔者所在华人教会参与此次活动。其海报中标注本次活动的组织者是“社会主义与解放党”(The 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PSL)。这是成立于2004年的共产主义政党。在电子邮件中提供的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两个中方机构中国总商会(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和中华会馆(The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也是资助机构。




笔者提醒华人基督徒和教会牧长远离这次活动。最近,针对“亚裔被歧视”的舆论与相关的社会运动越演越烈。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从圣经原则出发,做出谨慎的分辨。



以下几点原则请华人基督徒认真思考:



第一,认真而全面地查考事实真相。


对于被用来炒作“亚裔被欺负”的新闻、图片或视频,请弟兄姊妹一定要全面了解故事的前因后果。事实上,被媒体炒作的亚特兰大按摩店的枪击案与种族仇恨没有丝毫关系,与反华仇中更无关系。根据亚特兰大警方的报告,袭击枪手罗伯特·亚伦·朗(Robert AaronLong)是这家按摩院的常客,他称:枪杀行动是因为 “他想消除诱惑(temptation he wanted to eliminate)”。死者中还有两名美国白人。如果你看的媒体不告诉这些真相,那个媒体就是在欺骗你,你就应该拒绝在相信他们的报道。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祂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散分争的人。”(箴言6:16-19)



第二,个人行为和个人遭遇不代表所有人。


如果有亚裔被欺负,并不代表所有亚裔都被歧视或仇恨。如果有人仇视亚裔,也不代表与他同样背景的所有人都仇视亚裔。



“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耶和华)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创世记18:25)



第三,歧视是出于人内心的偏见,一个人的内心是否对他人有偏见,神知道。



“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耶利米书17:10)



第四,不要随便用“被歧视”的口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亚裔生活在美国,应该了解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习俗,学习美国的语言,适应美国生活。如果亚裔因为语言或文化障碍而导致别人误解,经历了不愉快的遭遇,不要轻易责怪别人,应该首先反省自己:“我是否没有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我是否违背了美国习俗?” 如果不自我反应,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给别人定下歧视的罪名,这是屈枉正直。



“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枉正直。”(出埃及记23:2)



第五,人内心的偏见需要用基督信仰来对付,摇旗呐喊不能改变人心。



“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雅各书2:1)



第六,我们应该对美国和美国人民心存感恩,并为美国社会的和睦与稳定做贡献。


想一想,你曾经得到多少美国人的关爱和帮助。正是因为美国社会基于基督教文明的仁爱,我们亚裔才来到美国。正是因为美国社会的自由,亚裔才能努力奋斗实现美国梦。如果别人对你好一百次,你都没有感恩的心,别人得罪你一次,你就不依不饶。这合乎情理吗?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8)



第七,前些年,华人留学生和韩国留学生枪杀美国人,美国人没有因此仇视亚裔,而是原谅赦免,不以种族而论。这岂不是基督徒的榜样吗?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可福音11:25)



第八,社会上炒作的“种族”概念本身就是违背圣经的。


当今世俗文化中的“种族”概念来自于进化论。赫伯特·史宾塞(Herbert Spencer)将进化论应用在人类社会,把不同肤色的人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不同等级和残酷的淘汰机制。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违背基督徒的世界观。根据圣经,人类同有一个始祖亚当,都是上帝按照祂的形象所造,因此人人被造而平等,每个人都当受尊重。人不论肤色有何差异,都是同一“族类”——亚当的后裔。基督徒在属灵上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在肉身的基因上,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不应该按照肤色划分不同的“种族”。基督徒应该拒绝基于进化论的种族观。基督徒当然应该反对“种族主义”,因为按照肤色划分的“种族”本身就是“伪概念”,是基于进化论的谎言。反对种族主义的社会斗争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谎言之上的政治革命,只能激化族群矛盾,加剧社会撕裂。这不是圣经指示基督徒采取的做法。基督徒应该用基督的爱和神创论世界观去关爱所有的人,尊重所有的人。这才是基督徒对“种族主义”的根本否定。



“祂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使徒行传17:26)(这里的万族并不是世俗的“种族”概念,而是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族群。)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马书12:18)



“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罗马书14:19)



第九,认清当下的社会思潮。亚裔事件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朵浪花,通达时务者需要看清这朵浪花背后的大洪流,否则就可能被利用。


自从1950年代,文化马克思主义经由法兰克福学派进入美国,在约翰·杜威等人的帮助下悄悄地渗透在美国的教育界和方方面面。直至今日,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已经被文化马克思主义所浸透。马克思主义将人分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其革命策略是挑唆“被压迫的阶级”联合起来推翻传统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3月27日全国行动日的“社会主义与解放党”(The 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信奉的是共产主义,其革命目标是把美国改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他们要改变美国,毁掉基督教文明。古典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和俄国按照经济水平把人划分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美国则是按照种族、性别、性取向等身份划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这种叙事框架中,亚裔被定义为被压迫的群体,被拉拢成一支革命队伍。历史证明,共产主义运动必然带来专制和苦难,耶稣基督的教会也总是成为被迫害的对象。想一想,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不要以为这场社会运动是在捍卫你的利益。它最终会给我们的子孙带来苦难。使徒行传19:32描述的场景值得我们反思。



“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使徒行传19:32)



第十,基督徒不应该只关心自身的利益,而应该遵守圣经原则。真理原则高于个人利益,这是基督徒该有的价值观,即使损失个人利益,也要捍卫圣经原则。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2)



第十一,消除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是一种偶像崇拜。它把国家或民族当作了偶像。而专制国家总是善于给民众从小灌输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并利用这种民族感情绑架民众。作为基督徒,你是否摆脱了这种捆绑?



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祂。”(路加福音4:8)



弟兄姊妹,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请谨慎用圣经真理分析一切社会现象,检验一切社会思潮。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求神保守华人教会在这场时代巨变中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慕荣以待 牧师,现在美国牧会。
门门:看《Nomadland》(无依之地)
发表于 2021 年 03 月 18 日 由 舟巷

最近,这个得了金狮奖和金球奖的电影,在国内很火,因为编导是一位年轻的华人女子赵婷。影片名翻译成“无依之地”,在网上广为流传。我觉得这个翻译的片名似乎有点偏颇,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名字。这里只是说说我自己看了以后的感想。

在美国西部,有那么一群人,大多已年过半百,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固定的住处,像游牧民族一样,生活在一辆随时可以开走的房车里。他们的的生活极其简陋。有时找一些临时的工作,以维持最低的生活需求。

Fern就是其中一员。丈夫去世以后,她又失了业,便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卖了,买了一辆旧的房车,独自开着四处寻找打工的地方。她当过Amazon仓库员工,干过快餐店,农场收获季节的短工,国家公园营地管理人员,打扫公共厕所,等等。

她的房车就是她的家,里面装着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也装着她对过往的全部记忆。当一位女孩子问她是不是homeless时,她笑着说,不,她只是houseless而已。

一个沧桑的人,一辆破旧的车,一条没有尽头的路。这是电影里多次出现的场景。

夕阳西下,或晨曦初露时,一辆房车的阴影下,一个孤独的人,面对着贫瘠辽阔的戈壁沙漠,或站或坐着。远处是灰黄色连绵的远山,光秃秃的山头上盖着白雪。一幅大漠孤烟的画面,壮阔而苍凉。

许多像她一样的房车族人,自动组织起来,在亚利桑那的荒漠中建立了一个营地,为房车客们提供了一个抱团取暖的处所。晚上,人们在营地上燃起篝火,围坐成一圈,讲着各人的身世,也分享着各人的梦想。

他们随身带着一些自视珍贵的东西,传了几代的一个磁盘,去世配偶的一件遗物,等等。他们也把自己不用的物品跟其他人分享。在房车前摆个地摊,放着这些物品,有人喜欢的,就可以拿去,分文不取。

在营地里,人来了,又去了。他们交上新的朋友。在日后的路上,有时会偶尔相遇,或一起打工,或一起旅行。一段时间后,又各自挥手告别,踏上各自的旅程。他们中,有人是从小就梦想着周游四方,有人因为无法融入那个社会,也有人是得了绝症,不想在医院里等死,宁愿开着自己的车,北上阿拉斯加,去看自己曾经去过,或想去的地方。

当Fern的房车出了故障,修车的告诉她,要是修的话,要花2300块钱,但这辆车最多也就能卖个5000块,似乎不值得去修。但Fern告诉他,这是她的家,她住在里面。里面有很多她无法割舍的东西,所以她宁愿去借钱,也要来修好它。

其实,他们也不都是不能停下来的。Fern就有自己的小房子,她和丈夫曾经住在那里。房子的后面,是大片的荒漠和连绵的远山。那时是两人世界,哪怕与世隔绝,只要有彼此的爱和情意,就有了自己的世界。但是,丈夫去世以后,也许是房子里承载了太多的痛苦的回忆,使她宁愿独自开着房车去体验别处的生活。

他们有时也会遇到心仪的人,希望能一起停留下来。Fern也遇到了,但她还是选择了继续上路。因为太多的过往,太多的回忆,使她无法忘怀。只要回忆在,那个人就活在她心里。

他们活在当下,随遇而安,总是在路上。和朋友分别的时候,他们总是说,See you down the road。

人生何处不相逢。人的一生,不也是在路上么。有人陪着我们走一段,然后离去。有的还是在这个世界上走着,有的去了另一个世界。

一个人,一辆车,一条永远向前的路,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也是我们的人生。
打倒君主制與無產階級革命
by 陳維健

最近英國皇室又爆出醜聞,梅根王妃與二十多年前車禍奪去生命的戴安娜王妃被視作兩個遭受皇室迫害的媳婦,不過這一個更甚,因其有著非洲血統被指為種族迫害。《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漫畫引用美國佛羅伊德案,女皇跪壓梅根,梅根呼喊我不能呼吸!政治正確在這裏發揮到了極致。 與此同時,《紐約時報》發表了「打倒英國君主制」的文章,這篇文章的內容已經超出了對皇室醜聞的評論,也超出了種族歧視問題,是要打倒君主制,要將英國皇室連根撥起。文章的觀點是英國皇室存在的問題不是可以改變的,他是以這樣一個比方來說明的:「不管你加多少糖,也不可能將一瓶毒藥變成清甜的飲料」。文章又認為「一小撮人不是基於道德價值,而是基於遺傳的偶然性,享受著從公眾資金中榨取來的數百萬美元,並當作煽情的民族主義英雄來崇拜,換來的僅僅是他們『賞心悅目地公開亮相』的職責」。有了毒藥的詳啵钟羞z傳享受榨取公眾資金論斷,可以推出皇室的十惡不赦,接下來打倒君主制就順理成章了。 《紐時》這篇文章的觀點,聽來有些熟悉,但又難以置信,這不就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嗎?無產階級革命前提是地主、資本家剝削與皇室是社會的寄生蟲。因此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地主、資本家的財產被剝奪以外,皇室無一例外地被打倒。那些皇室還被保留都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國家,承認私有制,皇室是私有制的一部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確立了議會制的君主立憲制。「英國政府給予女王為元首職責的奉給(國家元首支出)來源於王室費:於每屆議會會期開首時,由君主交付予議會的皇家土地收益的一小部分。 所有的王家土地皆由一個對議會負責的機構——王家產業署管理:在2003-04財政年度,交付的金額是1億7690萬英鎊, 其中國家元首支出是3600萬英鎊」。從維基資料來看,皇室的維持費用是從皇室交納的土地收益中政府的回饋,皇室本身是納稅人。如果要革皇室的命,只有廢除私有制。皇室成員是通過遺傳,與許多其他大家族一樣他的成員是含著金湯匙出來的。血液的遺傳帶來財富的遺傳,對作者來說是有道德問題的。這個問題就是打倒的理論基礎。 皇室應不應該保留,皇室成員應不應該象文章所說的那樣去Tesco超市打工。如果皇室成員願意去做一個平民,沒有任何問題,事實上梅根與哈里已經在一年多前宣布放棄英國「高級」皇室成員待遇到美國去稚恕N恼抡f五分之四的英國成年人願意保持皇室。也就是說在英國沒有對皇室革命的基礎。不過文章給出的結論是這五分之四的英國人「無法抵抗花裏胡哨的帽子帶來的吸引力」。因此,要煽動英國人對皇室革命看來很難。雖然很難,但文章作者仍然頗有信心、他說「廢除君主制應該不會太棘手。首先,你拿走他們的房子。然後,你拿走他們的財富。然後,你拿走他們的頭銜。所有這些都應該屬於公眾,而那些人將這些東西強占了太久」。無產階級革命最大的特點是煽動仇恨,將財富視作罪惡。當年中共鬥地主,資本家,大都是煽動起來的。在這裏已經公開號召登堂入室搶劫財富了。這與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邉涌疾靾蟾妗贰竿梁懒蛹澋男〗闵倌棠痰难来采希部梢蕴ど先L一滾」是何等的相似。 一個國家實行憲政民主後,皇室作為國家元首是虛職,並無實權。皇室基本上成為一種歷史的傳承與民族文化的象征,有著凝聚民族精神的意義。皇室的存在會給這個國家與民族富有歷史文化氣息,最典型的就是英國與日本。日本天皇雖然在二戰中犯有戰爭罪,但美國考慮到日本的民族文化與日本人的感情,在推行民主制的同時還是保留了日本天皇制度。日本皇室也經常會爆出醜聞,但日本並無意為此取消皇室制度。中國的辛亥革命也是保留王室的,不僅滿清皇室得到保全,就連溥儀退位之後也被允許繼續居住在紫禁城中,並由政府撥款供養。直到民國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才正式廢除帝號,皇室趕出紫禁城。結果25年後末代皇帝溥儀進了監獄,中共住進了紫禁城,中共黨魁成了紅色革命的皇帝。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皇室的結果。「皇帝輪流做,明日到我家」、「王候將相寧有種乎」。沒有血統遺傳照樣可以當皇帝。 每個家庭都有每個家庭的問題,皇室也不例外,皇室因梅根有非裔血統而歧視,代表皇室的女皇女王在得知後表示非常難過並發表聲明稱,「哈里、梅根和(他們的兒子)亞契(Archie)將永遠是我們所摯愛的家族成員」。梅根也表示女皇一直都對她很好。女皇作為大家長這樣說了,應該不是整體性。如果出現家暴(哪位皇室成員語言暴力)梅根可以去告,王子犯法與民同罪。但是作者卻要把皇室的家事提升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道德制高點上。英國是一個法制完善的國家,這是對法律的無視。這種手法與共產黨鬧革命的理由完全相同。 真的不敢相信,《紐約時報》這樣報刊,會宣揚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煽動英國人造反,革皇室的命。而且革命的口號也十分相似,「打倒」基本上可以說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專用詞匯。這個詞匯具有相當的暴力。看來無產階級革命也是一種遺傳,雖然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國家都成了專制獨裁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家一當權力在手,成了新地主、新資本家成了新的權貴,新的皇室,立馬換了一副面孔。當無產階級起來革命時,即把他們打成反革命或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西方民主國家有些人,不顧無產階級革命最終的殘酷結局,開始宣傳煽動無產階級革命了。也許他們相信蘇共、中共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前輩沒做好,他們能做好,能夠做到無產階級革命,消除階級的自由平等。 中共一直希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出現無產階級革命,一度消失的西方共產主義,現在又重新復活,這讓中共黨主習近平信心滿滿地提出「東升西降」的政治判斷。東升就是共產主義中國在上升,西降就是西方民主在下降。現在世界格局最危險的還不是中共崛起,而是西方有了呼應。「打倒君主制」就是西方對東方的呼應,是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檄文。警惕啊!共產主義災難降臨西方民主社會,已不是天方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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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維健 | 2021 年 3 月 17 日 at 17:50 | Tags: 陳維健, 哈里王子, 查理週刊, 梅根 | Categories: 老陳時評, 關注熱點, 政經論壇 | URL:sinoeurovoices.com/?p=4873
3/10/2021 07:48
【胡平論政】:從美國的無家可歸者談起
by 胡平

近來,因趙婷的電影《無依之地》,一些人談起了美國的無家可歸現象。下面是我早先對這個問題寫的文章。 ——胡平 1 連沒有到過美國的人也都知道,美國,尤其是美國的大城市,有無家可歸者,也就是俗話說的流浪者、流浪漢,英文叫homeless。 幾年前,一位中國人權問題專家在訪問美國後回國作報告,特地講到美國的無家可歸者,以此證明美國的人權狀況是如何惡劣以及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權現狀的批評是何等虛偽。不久前讀到陳燕妮的采訪錄《美國之後》,其中一位受訪者、著名的文藝批評家李陀對美國存在著大量無家可歸者這一現象提出尖銳批評。李陀說:「在美國這麽富有的國家還有幾百萬無家可歸者,這其實是一種災難。如果美國一些有錢的人拿出一點錢來就能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沒有人拿出這個錢來。因為美國是私有制國家,優勝劣汰,大家認為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天經地義的。」 剛好在前兩天,美聯社發出如下一則消息: 美國紐約的無家可歸者為一名在上個月拒絕逮捕流浪漢的警察籌集了三千美元,作為聖誕禮物。 這位警察叫德拉克魯斯,他曾經拒絕執行讓他逮捕一名擅自在曼哈頓一間車庫睡覺的男子的命令,他對上司說,這個男子別無選擇。此後,德拉克魯斯受到了在聖誕節之前無薪停職三十天的處分。 為了表示對德拉克魯斯的感激,紐約的街頭露宿者決定集資相助。一些無家可歸者的組織為德拉克魯斯和他的六口之家籌措了這筆資金。這筆資金的來源包括無家可歸者從路人那裏乞討的錢和他們出售可供回收的瓶瓶罐罐所攢下的錢,一些流浪漢甚至拿出了他們的部分福利金。德拉克魯斯說,他一直向他的上司清楚地表明,他反對逮捕無家可歸者。 紐約無家可歸者的人數一直在持續上升,人們對警方的應對之策的辯論也逐步在升溫。今年十一月,一個誌在幫助無家可歸者的團體提起訴訟,指稱紐約市警察局專挑無家可歸者加以搜捕。警方則否認他們有通過逮捕露宿者的方法來凈化紐約街頭的任何計劃。 讀到這則消息,恐怕很多中國人都會感到憤慨:怎麽?別人無家可歸,不得已躲在車庫裏過夜;政府非但不給別人提供住處,反而要把別人逮捕。太不象話了! 這是誤解。第一,政府修建了不少收容所,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住宿;但是,有些流浪漢不願意去收容所而寧肯在街頭逗留。第二,如果你在街頭等公共場所過夜,警察通常並不幹涉;但是,車庫不是公共場所。警察逮捕流浪漢是因為他非法侵入了別人的地方。 2 在美國,常常有人針對無家可歸者的人權問題向政府提出批評,只不過他們批評的緣由和堅持的原則常常和一般中國人的「想當然」截然不同。譬如在前年冬天,在紐約,圍繞著無家可歸者的問題,就有一些人權人士對當時的紐約市長朱利安尼提出批評。 猜猜看,朱利安尼做了什麽事招致人權人士的不滿?人權人士為什麽要批評朱利安尼?人權人士要求的是什麽?根據的是什麽? 那還用說?肯定有許多人不假思索地就會斷言,那一定是朱利安尼對流浪漢不聞不問,天這麽冷,無家可歸者露宿街頭,凍死怎麽辦?人權人士打抱不平,要求市長采取措施給流浪漢提供住處,安全過冬。人權首先是生存權嘛。 錯了,錯了,剛好猜反了。事實是,那一年的冬天,紐約特別冷,市長朱利安尼特於日前發出新聞簡報,提醒市民註意保暖禦寒,勤於問候和照顧老弱鄰居,呼籲房東充足供暖,並提醒室內暖氣不足或沒有熱水的市民向房屋局投訴。由於天氣酷寒,朱利安尼提出街頭流浪漢必須到室內避寒,否則警察或社會工作人員可以不需要征得流浪漢的同意,強行把他們移送到收容所。有些流浪者不幹,堅持要留在大街上,不願意被強行帶往收容所,一些人權人士則認為政府無權對流浪者采取強制性措施。 我們知道,早在一九九九年,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就開始清理街頭流浪者。當時是本著改善紐約市生活質量的立場,要求流浪者離開公共場所,到收容所居住。可是,這個計劃遭到人權人士和不少流浪者的批評。其理由是,人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公共場所既然是公共的,別人當然有權在那兒呆著,想走動就走動,想休息就休息。政府無權幹涉。如果政府竟然禁止人們流浪,禁止人們露宿街頭,那就是對人權的幹涉或侵犯。這次,針對朱利安尼的強制性措施,紐約市公民自由協會的負責人西格爾就明確表示反對,他說:法律上沒有哪一條賦予政府這樣的權力,只因為天氣寒冷就可以把別人從大街上拉走。 紐約市長朱利安尼素以鐵腕著稱,他宣布紐約市進入「緊急防寒狀態」,派出額外人力,授權警察可以強行把街頭流浪漢遣送到收容所避寒。朱利安尼說:在平時正常狀態,除非流浪者有違法行為,否則是不可以強行把人帶走的。接連好幾天,警察開著面包車滿街轉,把流浪者送到收容所。紐約市政府有一個無家可歸者服務部,這些天也十分忙碌。朱利安尼說:紐約的收容所綽綽有余,即便在聖誕節那天晚上,還多出了六百多個單身床位和一百多個家庭收容處。 但是,並非所有的流浪漢都領市長這份情,有些無家可歸者表示「堅守街頭陣地」,不願意去收容所。有個記者采訪一位名叫劉易斯的四十出頭的流浪漢,勸說他去收容所。記者說:「我不願意有人給凍死,哪怕他自己願意也罷。」可是對方執意不從。記者問,那你今天晚上在哪兒過夜呢?流浪漢回答:別以為我會告訴你們,紐約這麽大,可去的地方多啦,你們來追蹤我吧,誰也找不著我。我就是要呆在大街上。 當然,有些人權團體反對朱利安尼的措施,也不僅僅是出於反對強制、維護自由的立場,他們還認為政府為無家可歸者提供的服務設施有待改進。如果條件好了,人家自己就願意來,用不著你去強制了。 我見識過一兩個收容所。照我的標準,其服務設施應該說還算可以,吃飽住暖、洗熱水澡都不成問題,有為單身者準備的房間,有為拖家帶小者專門準備的房間;收容所裏有專職的社會工作者服務管理。為單身流浪者準備的房間,有時候住的人多些,不過比起我當年在北京大學讀書時住的研究生宿舍還是要寬松。當然,依照美國的富裕程度,收容所的條件都還有改進的余地,然而也有人懷疑,遇到象劉易斯這種流浪漢,恐怕條件改進了也未必來。 3 談到美國的無家可歸者問題,事情並不象李陀先生批評的那樣,美國人並不認為無家可歸者現象的出現是天經地義的。事實上,無家可歸者的問題一直是美國公眾關心的一個焦點話題。 手頭正好有一本書,書名就叫《無家可歸者》(《The Homeless》),是從我所居住的街道小區圖書館借來的,估計這本書在全美各地的小區圖書館都可借到。該書由加州聖地亞哥的格林黑文出版社(Greenhaven Press)於1996年出版,全書共240頁,收錄了31篇文字,其中有講演,有單篇文章,有從長文章或書裏的節選。 這些文字按內容分為五章,五章的標題分別是:一、無家可歸者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嗎?二、無家可歸的原因何在?三、何種住房選擇方 案對無家可歸者有利?四、社會可以怎樣幫助無家可歸者?五、政府可以怎樣幫助無家可歸者?在每一章裏,又分幾個小問題,而每一個小問題都有兩種不同意見,而且常常是針鋒相對的兩種意見。好象唱對臺戲。在這裏,編者的意圖很明顯,正象這本書封底上的一句話:「那些不了解相反意見論據的人,對自己的觀點也不會 有完整的了解。」 在這本書的後面有兩個附錄,一個是參考書目,多達69本;一個是相關組織名單,共22個,其中有進行過專題研究的著名研究所,有專門為無家可歸者設立的基金會,有關註無家可歸者人權問題的人權組織,有為無家可歸者提供各種服務(包括教育、職業培訓等)的政府機構和非政府組織,也有無家可歸者自己成立的組織。 瀏覽這本《無家可歸者》,讀者可以發現,在美國,民間和政府都為解決無家可歸者的問題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另外,我們也會發現,無家可歸者的問題實際上未必都是沒房子住的問題,它更多地是其它社會問題的反映。根據書中引述的1993年的一項研究,無家可歸者中,83%有吸毒、酗酒或精神病的問題。在無家可歸者中,單身男性占多數,也有拖家帶口的,其中,97%的戶主是女性,平均年齡22歲,87%未婚,高中畢業的只有37%(美國的高中教育是義務教育),平均文化程度只相當於小學五年級,有工作經驗的只有40%,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曾經工作過一年以上,78%的小孩在六歲以下。這就是說,所謂拖兒帶女的無家可歸者,絕大部分是未婚少女,生了孩子,離家出走;而這些單身少女母親之所以要離家出走,那多半又和家庭關系不和睦有關。 其實,美國的無家可歸者問題,主要不是房屋短缺的問題。還記得七十年代中國的房荒嗎?那時候,象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均住房面積只有四平方米;祖孫三代同堂者比比皆是;許多婚齡男女因為沒有住房而不能結婚,或者是結了婚仍然沒有自己的棲身之所。為什麽在那時的中國,街頭上你卻看 不到什麽無家可歸者呢?這層道理想明白了,很多問題就清楚了。 《無家可歸者》屬於《對臺戲》叢書(Opposing Viewpoints Series)。這套《對臺戲》叢書有好幾十本,涉及到各種重大的社會問題,如吸毒問題、愛滋病問題、自殺問題、墮胎問題、槍支管制問題,等等。 4    美國是自由世界,是開放社會。在這裏,沒有什麽問題是能被壓制被掩蓋的,沒有什麽問題是不能公開討論的。在這裏,總會有一批又一批的理想主義者,為消除社會上的不公正現象和消極現象堅持不懈地努力,在弱勢群體中,也總會出現各種類型的領袖人物把大家組織起來爭取自身的權益。美國社會當然有它的很多 問題,不過,只要我們稍微作一番調查研究就會發現,很多問題和我們最初想象的其實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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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 | 2021 年 3 月 10 日 at 19:26 | Tags: 無家可歸者, 胡平, 胡平論政 | Categories: 胡平論政, 專文, 政經論壇 | URL:sinoeurovoices.com/?p=4771
我希望赵婷在今年奥斯卡拿奖时为亚裔说两句话

发信人: bestv5 (bestv5),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我希望赵婷在今年奥斯卡拿奖时为亚裔说两句话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Mar 4 20:47:38 2021, 美东)

换成黑人拿奖,一定会为黑人争取权利,我希望亚裔拿奖时候,也不忘记现在全世界的
亚裔正在suffering。 奥斯卡也算是个全球性的平台了,希望赵婷借这个平台为亚裔,
说两句话。我知道肯定有人会拍砖,骂我道德绑架,但是想想黑人,想想穆斯林,他们
站在同样的平台,一定会为黑人,为穆斯林说两句,这可能是黑人穆斯林地位提升的一
个原因。因为他们群体里面的精英时时刻刻都敢于为自己的群体发声,而不是竭力撇除
自己与自己种族的关系。另外,谢谢很多人的提醒,怕赵被CCP利用,所以个人觉得赵
只要站在亚裔的角度,说stop hate crimes towards整个Asians, including 日韩族
裔,东南亚族裔等等,别提华人,更别提chinese, china之类的,应该不会踩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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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 68, 69,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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