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见识美国的打架艺术,该出手时就出手! 5/01/2009 09:37
佚名

拳王泰森曾表示过,此生唯一的错事就是学会了“打架”。泰森是专业“打架”的,或许觉得累了。可是,我们这些业余“打架”的,还真得好好学学。

有人说,美国人打架,先推对方两步;中国人打架,自己先退两步。“打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无论是先发制人,还是以退为进,要打,就得打出水平,打出美感,这可是一门儿艺术。君子的本色是,要打人,三年不晚。挨打时,要屹立不动,即使身体动摇,意志也不能动摇。

小时候打架,父母总说:“爱打架的不是好孩子,有事报告老师,老师会做出公平裁决。”孩子们信任老师,就像父母们信任法官一样。然而,美国的孩子,他们的长辈则告诉他们:“挨打了?Fight back(打回去)!”遇到孩子打架,美国人会站在一旁袖手旁观;法国人会立即把揪在一起的孩子分开,教他们用嘴吵就好,不要动手;而中国人看到孩子打架,多半会劝告:“不要打,也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以和为贵,别伤了和气,双方都忍一忍,退一步”。

和一位研究心理学的朋友谈起这两种观念,他说:“‘不打架’,是中国文化强调‘和谐’避免冲突,牺牲一己一时的利害,求得整个社会的稳定。人性善为其理念。‘Fight back’,是基于保护个人利益的观念,人人争得自己权益,社会自然平等公道。基于人性恶的观念。”这是东西方人完全不同的两种理念,就像对“离婚”的看法,“离”与“不离”,东西方人的理由都是“为了孩子”。东方人的“不离”,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西方人的,“离”,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没有父母纷争打闹的环境。至于这两种做法的优劣得失,却是众说纷纭,即使是婚姻学家,也莫衷一是,这里按下不表,咱们回到“打架”。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孩子打架,父母老师应是旁观者而非仲裁者。孩子在揪打的过程中,不仅能渐渐地适应团体活动,而且还能感觉到被打的疼痛,以及发现如何才能增进朋友间的感情,所谓不打不相识嘛。打架可以提供孩子很多学习的机会。被欺负的孩子,会想方设法求取致胜之道。以前小的时候,或家里有长兄,或玩伴中有“孩子王”在你受欺负的时候会替你出头,而在美国的ABC多半得靠自己打码头。有心理学家说:“打架能增长个体挨打的直接经验,理解拳头和口头表达的不同效果,使受教育者在打与被打的反复操练中,获得暴力和侮辱的有机联结。”

大儿子三岁刚上Daycare(日托)时,因为英文表达不太灵光,有时会和其他的孩子因玩具事件起冲突,开打。有一天去接孩子,老师说:“今天几个小孩打成一团,我让你的孩子坐time-out chair了。”我说:“好,打架的孩子都应该坐坐time-out chair,以后就长记性,不打架了。”老师又说:“不,我只让你的儿子坐time-out chair,别人没有。”我又问:“是他不讲理,先打人了?”老师说:“不是,是其他的孩子不讲理,先打了你儿子。”这都是什么话?我一听,阶级斗争那根弦,“噌”地一声就绷紧了。好嘛,明目张胆地欺负人不是?噢,这有理的被处罚,没理的逍遥法外?后来,经老师一解释我才明白,敢情洋人不罚打架的,只罚不守规矩的。他们的规矩是,孩子们打完架了,都得去老师那儿汇报打架的前因后果,如此这般描述一番躯体和心理感受,然后就OK了。我家儿子以为真理站在自己一边,连上帝都不用禀告,还用向老师汇报?其他的孩子都乖乖地在老师面前慷慨激昂一把,唯独他不屑一侃,所以才被罚。不像中国的老师,教育学生在出现矛盾和冲突时,报告老师,凡事由老师定夺,让学生把所有解决问题的机会都抛弃了。美国的老师,遇到孩子打架则在一旁细心观察,除了有危险,一般不干涉。事后才叫孩子们到跟前,说明这次用拳头说话的得失利弊,让孩子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下次再出现同类冲突时,一定要比前一次更高明一点。所以,只要没有危险,无论是吵架或打架,不妨让孩子们打个痛快。久而久之,他们就懂得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面对任何困境,培养出独立解决各种麻烦的能力。

说到美国的幼儿教育,我比较佩服老美,他们的Daycare老师几乎全是大学毕业,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拿到教育学硕士、博士学位。她们连叱责的姿势也很有讲究,在美国学校,尤其是幼儿园的老师,骂孩子的方式实在是高明。她们绝不会像东方人那样,高高在上,对着小不点劈头盖脸地语重心长,甚至还冲著孩子的背影诲人不倦。她们总是自己先蹲下去,自己的眼睛与孩子的齐高,让心灵的天窗与天窗直接交流。然后,轻轻地拉着孩子的手,温柔地说话。这时,孩子的注意力便无法不被老师抓住,眼神也无法逃避。更重要的是,这样就缩短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平等,是让人接受你的建议最关键的要素。任何年龄的人都有自尊心,都有逆反心理,一旦出现抵触情绪,教育就失败了。还有,姿势和面部表情也可以传递讯息,使孩子不知不觉中产生一种亲切又严肃的情绪,不怒而威。这样一来,就事半功倍了。

常常听见做母亲的抱怨,他们的孩子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事实上,孩子吵架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孩子还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求,假若他的欲求与别人相冲突时,就会以吵架来解决问题。常打架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自然会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法。通过吵架,孩子们迟早会发现,不用吵架就能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时吵架的现象自然就减少了。换句话说,孩子经过吵架可以培养合群性。所以,父母对孩子之间的争吵,采取何种态度十分重要。看到孩子打架,我们也只须问吵架的因果,无须责备孩子吵架的事件本身。中国的父母老师,看到孩子打架,之所以会立即以仲裁者的姿势出现,无非是怕自己的孩子被伤害,或者怕自己的孩子伤害到别人。但是,事实上,打架在儿童心理发展上,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当孩子在使用头脑找寻妥协点的同时,他们的协调性和社会性就慢慢地在孕育了。如果这个过程被父母老师在发展途中横加阻隔,必然就把这个宝贵的心理建设机会给剥夺了,也势必妨碍孩子协调性与社会性的发展,使孩子成长以后很难得到好人缘。孩提时打架,常常是赤手空拳,甚至寡不敌众。若不明白打架的技巧,一旦打法“升级”,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往往难以预料,甚至是杀人事件的发生。在调查成人凶杀案中,不乏小时候是乖乖牌的好学生,成年后性格内向,孤独,不合群。

话虽这么说,做起来还是比较难。为该不该打架的事,我们家也有争议。父亲曾经相当痛心疾首地说:“叫孩子打回去?她们就这样为人师表?这不就是提倡暴力吗?美国这种教育方法遗患无穷,枪械管理又不严,将会有多少无辜的人死于非命啊!你们也说说自己的观点吧。”老公说:“该出手时就出手,有理打遍天下。”老爸说:“不能得理不饶人哪。”我说:“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老爸又说:“这不是土匪作风么?你们现在是在别人的土地上讨生活,凡事得让着人家一点儿,中国是礼仪之邦,得让洋人知道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修养。”“忍”字当头,这也是大多数第一代移民的心态。处处忍让,就是有理也不敢力争。不敢和人家争工作,争待遇,争职位,争政治交椅。

其实,西方社会,常常把东方人的忍让,看作软弱畏缩,缺乏自信的表现。一个受人重视的人,若不懂得谦和,终有一天,他那些受人重视的条件将受唾弃。可是,一个人如果不奋发向上,受人重视,那么他的谦和与否都毫无意义了。有些第一代移民一直无法进入美国的社会主流,并非才能的问题,而是观念和心态的问题。在这片土地上,除了印第安人是原住民,谁都是移民。所不同的是“五月花”号(第一批英国清教徒在美洲登陆时的船只名字,波士顿有遗址。)比我们早一些登陆罢了,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已经超过了两百年,这对于建国仅有两百多年美国的历史来说,不算短了。至于像父亲这批老知识分子,他们即使在自己的国土上,自己人中间也都小心翼翼,永远谦卑,他们是特定历史时期典型的文明产物。去问一问孩子们,无论是新移民还是ABC,哪个刚开始上学时没受过排挤?不通过自己的力量就无法站住脚跟。码头是靠自己打出来的,孩子能靠谁?只能靠自己。别人打过来,你马上打回去。哭没有用,告状也没有用,这就是美国。即使是老美都一样,并非都和移民有关。

我在德州达纳斯西南医学中心内科工作时,带教过一位三岁从台湾随父母移民来美的医科一年级学生。他告诉我:“三岁到七岁,我都和阿妈(外婆)在一起,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很规矩,很老实,却总有一帮同学追着捉弄我,打我。父母接送,报告老师,报告校长都无效,只要一逮到机会,他们就欺负我。二十多年前,休士顿的华人还不太多,他们把我当猴耍。没有办法,我背着父母偷偷学中国功夫。有一天,我终于把他们几个全打跑了,第二天,他们都回来找我交朋友了,朋友一做十多年,现在我们一有空就聚聚。下周末我得回休士顿一趟,他们中的一个要结婚了。”一则幽默,黑人对白人说:“我生的时候是黑色,长大成人是黑色,太阳晒过还是黑色,患病时是黑色,死去后仍然是黑色。你呢,生的时候是粉红颜色,长大成人呈白色,惊恐时是青色,太阳晒过变为古铜色,着凉时转为黄色,死去后变为黑紫色,但你们为什么把其他人种都称为有色人种?”我们是有色人种,不需避讳什么,有色人种的肩膀上也扛着一颗脑袋,那颗脑袋里不是装着米粥。

我相信到过华府的人,都不会错过参观越战纪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这个越战纪念碑,极有特色,碑上刻着六万个越战殉难者的姓名。无论什么人到跟前,都有欲泣的冲动。林璎(Maya Ying Lin)是这个纪念碑的设计人。她说:“我知道看到它(越战纪念碑)时,你会哭。不论你们怎样看待我的作品,只有每个人在看到这些作品时油然而生的切身感受,才是最后的评断标准。”林璎也是ABC,1959年生于俄亥俄州,祖籍福州。她在耶鲁大学读大四的时年仅21岁,刚修了一门《哀思建筑》的设计课程。她以越战为题的作业,虽然教授只给了乙等的成绩。可是,当时正好越战纪念建造委员会征求作品,她便前往应征,结果作品幸运入选。当她的作品公开以后,曾引起一段不小的风波。虽然艺术界与新闻界均对她的作品赞许有加,但退伍军人协会却表示不满。他们指责这个设计是“耻辱的黑色伤痕”,并且从政治上施加压力,要求评审委员会更改原设计。委员会为慎重起见,重新仔细审阅了林璎的作品,审阅之后觉得仍然是一个佳作,就拒绝了退伍军人的要求。当时,内政部长华特还曾经出面,下令暂停工程进度,并要求在V字型建筑的中间,放一座雕像并悬挂一面美国国旗。年轻有骨气的林璎,当时大学刚刚毕业,面临种种压力仍不肯妥协。她毅然要求撤回自己设计人的名字,因为,她觉得如此这般的要求和篡改,已经破坏了她的原设计精神,刻上她名字不但是个谎言,对她来说也是一种侮辱。在她的坚持下,插国旗之举取消,三位越战军人的雕像也被移往V型碑石的侧面。就是因为林璎的坚持原则和据理力争,我们才能看到华府今日的这个越战纪念碑,才能看到一位才华横溢的华裔女性令人绝倒的原创精神。

美国的人类文化学者班乃迪(Benedict)在他的著作《菊花与力》中认为,东方文化是“耻辱文化”,即拿别人的想法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常常可以听到父母对孩子说,“你做这种事会被别人笑死”,“这么做多难看?”,“你这样做,人家会怎么议论你?”其实,这不是正面告诉孩子他错在哪里,而是教他去在意别人的眼光,用别人的眼光作为自己取舍的标准。然后,父母的愿望,老师的意见,朋友的看法,社会的风尚,传统的价值观……各种不同的力量纵横交错,令你眼花缭乱,六神无主。许许多多的人帮着你作决定,唯独你的自我不见了。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是相当错误的,这种做法使孩子是非善恶的概念不清楚。如果是西方人,在责备孩子时,常常是说:“做人不可以这样”,直接了当地给出是非标准。这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华府越战纪念碑举世闻名,华府越战纪念碑的故事众所周知,林璎也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国人”与“五十位美国未来的领袖”。林璎这一战打得漂亮!这是她的成功,也是她父母的成功。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曾在自己一幅画中题词:“一竹一兰一石,有节有香有骨。”这,不就是作人的道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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