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回上海十天的怀旧散记 12/17/2009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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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潜艇



我这个人大概是属骆驼的,好龃嚼过往的旧事,一遍又一遍,。。。似乎能从记忆的驼峰之中慢慢地品尝出深藏的滋味。这里的文字是记录我五年前回上海的一些片断和随想。。。



(一)



正当我靠着椅背迷迷糊糊地半睡半醒时,忽然机舱的喇叭响了,传出一位空姐的声音,说:这次航程的目的地 -- 上海浦东机场到了。哦,上海到了。我侧头从机窗向外望下去,飞机正在降低高度,天空没有云层,在阳光消失后的黑夜里,地面一片漆黑,只有零零散散,微弱的灯光正在闪烁着,与灯似繁星的洛杉矶机场相比是落差明显。

说起来让许多中国人大为惊讶,这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返回故地。我没有中国人那种传统的思乡病,多年来,我对回故乡一直没有多大的激情,也未与华人社区作比邻,了解中国的变化大都是通过网络和新闻。这次也是在太座劝说几年之后,才促成此次十天的故乡行。



也许人怪,我遇上尽是些人家不曾遇过的怪事,这次旅行也不例外。机票紧张,只好转买东方航空的班机。这也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乘坐中国民航。一登机就感到机舱很热,问空姐原因,回答是空调有小毛病,正在修理,我没太在意。起飞之后,机舱还是很热,再次的回答仍是正在修理。我侧头往窗外望去,只见飞机在Santa Catalina岛的上空盘旋,并且进行空中放油,凭着曾经航空机械经验,我立即意识到飞机出事了。果不其然,那位空姐随后宣布:由于故障,飞机返航回洛杉矶机场。飞机落地,我电告太座,她第一个反应:啊!三个钟头就到啦?

之后,等了三天,飞机没修好,东方航空的补救措施也极差,全体旅客大闹机场,引来警方介入,只好从国内调专机让我们成行,并以每位旅客千元人民币作赔偿,了结此场风波。在等候的三天里,奇事连连,令人咂舌。仅举一例,在离机等候之时,让旅客从车上自行卸下行李,由此,一位旅客和民航雇员当场扭打起来。我问旁观者其中原委,旁观者告我,那旅客要那雇员帮忙,而雇员却回答,他是白领,不干体力活。哦,白领(white collar)!这个词是美国人发明的,可在美国平时生活中,我却不常听到。在旅客需要伸手相助之时,一个航空公司服务人员口言白领而拒之,感到特别刺耳。中国人真会与“国际接轨”,在等级浓厚的国粹观念里又增添了新的名词,张之洞地下有知,也会笑逐颜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随处可见呵。

人还未越洋过去,着实让我先体会了一下故地的原滋原味。



望着窗外,我回想起了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幕。。。那是三月一个灰蒙蒙,欲雨不雨的阴天,为了赶上学期(Quarter System),我在虹桥机场匆匆登上了去洛杉矶的班机。当飞机起飞离地时,我的最后一眼是机场上飘扬着的五星红旗,经过十几小时的越洋飞行,飞机在洛杉矶着陆后,我的第一眼则是台湾华航飞机垂直尾翼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案。唉,走到哪里都有中国人啊!

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一个在新大陆的新生活 。。。 这些年来,无论在东西两岸,还是在中西部,我曾遇到许多人与我谈起过上海的人和事,其中有真正的上海人,也有一些冒牌货,再有直率的外地人,还有造访过的白人。无论如何评说,上海似乎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老实说,除了应酬外,我对这个话题是兴趣缺缺的,因为既然决心离开了,何必成天再挂在嘴上。我倒蛮喜欢一位白人朋友,几年交往仍不知来自何方,偶尔问起,才知法国移民(不是上海人嘴里说的“法国人”)。我欣赏这样的人,没有东方人那种兹兹在念的思乡病,随遇而安,入了籍就是主人,谁也不能否定,只有自我否定的人,那才不是主人。



现在,原来那么熟识的上海就在面前,我似乎倒有些踌躇了,也许年数久远,也许沧海变迁,一种陌生感从心里油然升起。。。



飞机终于落地了,告别了心惊肉跳的航程。走到边防检查站,官员们板着个死鱼脸,和当年一样,只是人换了。我递上了自己的护照,“嘭”的一声,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个印戳,算是入境了。又走到海关,以为还要申报,可场面空荡荡,人去场空,下班了,大概是我所乘的航班晚点的缘故吧。怎么,就这么不检查放行了? 嘿,这帮老兄,好象还不如当年,当年的他们会忙完了最后的航班才下班。

走进了机场大厅,一边推着行李车,一边观察着大厅的四周装饰,新的机场并没给我带来过多的惊喜和欣奋,给人的初步感觉只是比原来的虹桥机场大了许多,设备好了些。也许眼拙,看不出还有其他什么更令人惊叹之处,好象海外那些热捧吹嘘的溢美之词有点言过其实了。



已经深夜了。在外面等候的人群里,我发现了来接我的老姐,心里顿起疑惑,不是电话里说好了的嘛?我不想让老太太提前知道,自己叫出租车回去。怎么违约呢?算了。二十年没见了,自然笑脸相迎,互相打量,互相问候;老了,瞧瞧两鬓华发,眼角皱纹,大家都老了;胖了,新陈代谢减缓,糖分转成脂肪,岂能不胖。老姐见我土了:牛仔裤,体恤衫,运动鞋,笑着说我,不见当年的风采,进口的西装革履,为了一双皮鞋跑遍上海滩,最后工厂专门定做。我答道,美国计算机公司的老板和伙计着装随便,世界闻名,也不失为一种自然风度。



坐上老姐开的车,看看车内的装潢,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当年的车和你的车一比,简直就是辆垃圾破车。

老姐撇撇嘴回答:“时代不同了嘛。”

“是啊!共产党都与时俱进了。”我补上一句不咸不淡的话,出口之后有些后悔。

不过,老姐不在乎,从小就知道家里的老幺是个快语之人。一边和老姐聊着旅途的风波,一边望着路边接踵不断,造型各异的高楼大厦。浦东,我不熟悉,二十年前,谁也不曾关注过这里的块块农田。只记得,那时陆家嘴和董家渡造了些新的住宅楼房,不要说“上只角”的人对此嗤之以鼻,就是“下只角”也没几个人愿意搬到浦东去。当时,人们不是有句话嘛,“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现在世道变迁,人心变换,大概有不少人会放弃“浦西一张床”来求“浦东一间房”了吧?



夜风吹进车窗,感到热乎乎,潮汲汲,气压很低。十月的上海天气怎么还这么热?

说实话,我从小就没喜欢过上海的气候。夏天热得要剥皮,冬天室内比室外冷,最可恶的是黄梅季节,天热不算,气压低的让人窒息,到处都是潮乎乎,湿漉漉的,空气中散发出一种久藏的霉味。加之,正值时鲜货蒜苗上市,厕所里的阵阵恶臭,令人作呕,至今难忘。

对气候的挑剔,在美国,我经过西东北南转了一圈,还是选择返回了阳光之地。曾经有家军用公司想骗我去邻近的科罗拉多,试探地问我,是否boring四季无变化的气候?我明确地给予回答,I’m really enjoying。



坐在老姐的车上,觉得浑身不自在。自己东西南北开车这么多年,从来就坐驾驶座,现在乍一坐在后排,象坐出租,别扭。



车行于忽暗忽亮交替之间,在昏黄的路灯之下,一幢陌生的楼房浮现在我的眼前。车开进了一所大铁门,门卫室早已人走灯熄。车停在宽畅的甬道边,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老姐用手指指面前的楼房,说:到家了,二楼就是我们家。因为我出国之前,父母的住所并不在此处。据说,这楼当年建成时被评为上海市的首位样板房,尽管如此,我抬头望着这幢陌生的楼房,仍有种世道变迁,朝令夕改,人情冷暖的感慨。

十几年前,那时我已经人在美国,老父去世,羁绊所阻,难以奔丧。骨灰未满周年,据家人告知,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就开始窥望和盘算着我们家原来的房子,用老太太的话说,台上之人早就垂涎了。所以,各种“关心”和“照顾” 频频不断,派来之人的军衔逐渐提高,从上尉,少校,到上校,老太太调侃道,下次你们是不是要派个少将来呀。老太太既是个清高淡泊的离休老人,更是个典型的女权主义者。她一辈子从不以丈夫为资本为荣耀,也很看不起那些依靠“太阳”的光芒来凸显自己的“月亮”们,因为她是个在抗日初期就投身于救亡运动的白衣大夫,不依靠权势,不依靠男人,靠着自己的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的女性。为此,她甩给台上当权者一些令人尴尬的话,并把此事的来龙去脉书函一封,上报京枢。尔后,她毅然让出旧宅,搬入此楼,清静无事,鬼不上门。以后,高层内疚,欲重新安排新宅来作补偿,老太太一口婉拒,从此互不相扰,一住就是十几年至今。



二楼只有一扇大门,就是家门,可家门由两道门组成,外面是铁栅栏门,里面是木制的大门。我诧异地问:“干吗用两道门,而且还是铁门?”

老姐说:“现在上海住家为了安全都装铁门。”

“安全?那楼下看门的门卫是干什么的?”我仍不解。

“哎,现在的门卫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才不管那么多的事儿。聋子的耳朵—摆设。”老姐给我来了句幽默。

“这看上去哪象住家呀,简直象牢房。”我说道。

记得当年,我们住在原来的房子,一次管理处长来我们家向父亲征求意见,因为他们为了安全考虑要把院墙增高。父亲不满地说道:战争年代,我们和群众住在一个屋里,也不担心安全,现在和平时期,分开来住,反而担心安全,还把墙修得那么高,群众影响不好。如果真有这种担心,我看也是我们自找的。后来据说,有人在常委会上批评他是阶级斗争观念淡薄,有和平麻痹思想。

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住宅区好和差之别的判断早已成了习惯,其中之一:哪个住宅区的房子是窗外装铁窗罩,门外装铁栅栏门,那一般来说,这个区好不到哪里去。那种住宅既是再便宜,我甚至不用考虑予以拒绝。没想到今天在中国的上海,家家户户在自家的窗户和大门之外还要加装铁窗和铁门,这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甚至还不如文革动乱时期。表面的理由是为了防盗防贼,可更深的困扰也不难发现,由于社会的阶层和阶级矛盾明显突出,导致了社会安全信任度严重低落,人人提心吊胆,这是何等悲哀。在此奢谈和谐社会,怎不成痴人说梦。



与老太太和老姐几人聊起过往的旧事。我一一提起家里老熟人的近况,回答几乎是一致的,不是在龙华,就是在八宝山,最好的也是长期躺病床,奄奄一息。心中不禁透过一阵悲凉,想起了当年有个专家预测过,退下来的老人一般在10年之内会陆陆续续地去世。

“你去龙华看吧,他们都在那里。”老姐补上这么一句。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我笑着说:“妈妈九十岁了,现在不是还挺好的嘛。”

老姐马上接过话茬:“可不,上次给她买根拐杖,她接过来看看,甩手扔在地上,一言不发地走了。”

这时,老太太想起了什么,问我:“我死后的安排,你到底是赞成还是不赞成?”

这一问又追回到几年前的那件事:一次在电话里,老姐向我诉苦告急,老太太已经向市里派来的探望之人告诉了她的决定,她死后要把眼角膜捐献给国家,把遗体捐献给医学院。所有的家人都不赞成,但她就是不听劝说,你是儿子,也许会听你的。得!她把一个烫手山芋扔给了我。然后,老姐让老太太来解释,我在电话里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只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她简短而坚定的回答:“我是共产党员。”我手握电话,心里十分震惊,那一刻,我这张善辩之口竟然张嘴结舌,讲不出一句话。。。

我看看她,说道:“我的想法说出来他们可能会反感,我支持你的决定,因为你是个理想主义者,让你的理想主义有个完美的句号吧。”

老太太嘿嘿笑了,露出孩子般的笑容:“还是儿子理解我啊!”转头对老姐她们说:“你们反对也没用,我已经在文件上签字啦。”

啊!老姐们顿时都傻眼了,没想到老太太在悄悄之中把所有手续都办了。



我对老太太说:“你别老把共产党员挂在嘴上,共产党已经变质了。”

“我说我是老共产党员。”老太太争辩道。

“现在人家只认你是不是共产党,谁还分什么老的新的。江泽民那个三个代表,让资本家入党,彻底地把共产党资产阶级化了,尽管你无权无钱,只要是那个称号,也惹一身臊。我在美国看报道说,傅崇碧表示反对,江泽民骂他是老不死的。”我解释道。

老姐插嘴道:“你不知道,他们要妈妈表态支持三个代表,妈妈一言不发。。。”

事情是这样的:几年前,上面要求离休的党员与中央一致,在组织生活会上对三个代表要表态,老太太一言不发,提前退席,尔后,以病推辞不去。此事惹得市老干部局派个处长来劝说,老太太坐在沙发上充耳不闻,闭目养神。最后,那个处长语带威胁地说,市委组织部准备调整老资格局级离休干部的待遇,请不要让他们为难。老太太冷笑一声,答道:“悉听尊便。枪林弹雨,文革打倒,我都经历了,还在乎这些吗!有本事你们开除我的党籍,省得我以后退党。送客!”起身回了卧室,把那个处长晾在那里。不过,此事以后也不知为何不了了之。

我看看老太太那付倔强表情,问道:“你后悔吗?”

“早知道共产党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当初就不会参加共产党,新四军。”她好象仍然愤愤不平。

“那时,你毕业以后做什么?”我兴趣来了。

老太太想了想,笑笑:“当然做医生,要么就象你这样啊,你知道齐鲁是美国人办的。”



(二)



很早之前,不少人对我这么说,上海变化很大,老上海回去,南京路淮海路都认不出来了。我对此话一直是将信将疑,觉得夸大其词之嫌。“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次既然回来了,就想对上海的变化探个究竟,我倒真希望迷了路。

早晨,我沿着四川北路步行向南,走向外滩,这也是我当年每天上班的路线。边走边看,时而停下脚步,回想脚下当年的情景,我感到在四川路上变化最大的是多伦路和横浜桥。有趣的是,不知是谁的主意,在横浜河边种了一排绿杨柳,河水却是黄的,眼前的绿柳映黄水,有种不伦不类的怪异。记得报道说,上海市政府保证要把苏州河水变清,看来官员之中要出圣人了,俗话说“黄河清,圣人出”,能让苏州河水变清,在上海也能算得上是圣人了,至于何时出,那只有天知道了。

在其他的地段上,路还是原来的框架,只是路两边造了不少摩天大楼,临街的都是门面时髦,色调各异的新商店。时髦的新商店为了那些金灿灿的东西(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地毯铺到了人行道上,逼得行人走舞步;门口喇叭音量放到极限,大有取悦聋子之架势。一路走过来,时不时还看到黑色之水楼上来,细细穿行,路边徘徊,散发出阴沟洞的气味。抬头望去,所有的美轮美奂,超出了我的预料;低处细看,眼前的吵杂脏臭,也是我不曾领略。此时我猜想,狄更斯笔下当年真实的雾伦敦是否也就是这个样子?



在一片求新异,追时髦气氛之中,我发现了我曾经熟悉的德大餐厅仍然活着,但不知它在这虚浮的时代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当年工作单位就在外滩,我是德大的午餐常客,经常和另外老兄来这里混顿午饭:一盆红肠汤,一块炸猪排,一个面包。再摸摸口袋里是否还有余钱?有,再来瓶啤酒。如今的孩子们现在才把“月光族”看作前卫,哼!我们在几十年前已经是有名的“月光族”了。

那时,看中的东西,只要买得起,回去最多想两天,如果仍然喜欢,就毫不迟疑地拿下。不过,我们的钱绝大部分都花费在书籍和其他别人认为不实惠的东西上面。记得,有次福州路上海最大的文具店里有个大的凹凸地球仪,看了甚是喜欢,回家后,躺在床上怎么想都心里痒痒,第二天花了一个月薪水买下,剩下的日子只好借钱度日,寅吃卯粮了。当年,福州路上海旧书店的楼上是内部图书专卖部,里面尽是当时外面根本见不到的各种书籍。要买?可以,但必须要有省军级证明或省军级以上专门研究人员。我找到一哥们儿,借用了他的工作证,然后把整个图书哗啦了三分之一多,只可惜存款不够买二分之一的,扼腕叹息。

老太太知道后,要接管我的口袋,遭我严词拒绝,并引用当时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的话作答复:“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没有政治上的独立”。她听后,狠狠地甩下一句话“独立吧,自己管饭!”



南京路步行街好象是上海旅游的新景点,其特点不过是路面稍加拓宽和修饰,禁止机动车,行人可以在路中央慢行散步而已。

我在它的入口之处停立了下来,望着前面人头趱动的步行街,想起了一条新闻,报道说步行街管理当局宣称要把国货及国货商店逐步清理出南京路,而让进口货来全部占领这条街。不知是否属实?现今GDP至上的政府如果要这么做,我想是不会出人意外的,因为在他们的眼里,GDP的增长是被视作这个政权的legitimacy的基础之一。可是,稍有上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自开埠以来就有国货进驻了此地。鸦片战争以后,上海长期被迫分割为殖民地的租借区,尽管各种洋货充斥了市场,但是国货也一直在南京路上挺立着,存活着,那一家家老字号门面就是这个民族的象征。当年洋大人,清朝朝廷,北洋和国民政府从来没敢如此明目张胆,可今天,共产党的所谓人民政府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样的宣言,国货将要面临如此不堪的下场。。。

令人不禁吟起,王安石的《金陵怀古》: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



在南京路和河南路交叉口,我找不到了原来的建新酒店了。那是间非常平民化的堂吃酒店,店里只提供最便宜的绍兴黄酒和一些鸡爪,猪舌,猪尾巴下酒菜。当年,我就在那里结识了各种各样社会底层人物,经常是要二两黄酒和一碟猪舌,与他们攀谈半天,成了朋友。这些人虽文化不高,但直爽实诚,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封存已久许多霓虹灯下的真情实况,也学到了不少生活中的点滴常识和社会上言浅义深的知识。这些生活的体验是真正的一种财富。我很感谢他们的生活素材,许多细节早已融入了我当年在上海文学发表的小说和获奖的剧本里面。如果酒店还在,我一定会再进去坐坐,再要碗二两黄酒,慢慢地品尝着记忆里的当年。。。

可惜,物非人非,一切都过去了。



跨进南京路的新华书店大门,发现书店的框架还在,但布局全变了,增加一楼和一层半楼的场面。走上二楼,各种书籍红红绿绿倒是显眼,抬头望去一家大屏幕电视里讲解如何投资股票。眼前的情景,你会感到,书店里原有的书墨之香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铜锱之气,要想寻找书味,只有靠自己脑海的回忆了。

这是当年上海最大的书店,我几乎每星期都要来,尤其是二楼的社科柜台。领班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售货组长老庄,对人非常热心和蔼,在她的帮助下,我认识了柜台上几乎所有的售货员。在我读大学的那些日子里,每到一批新书,不管多紧俏,他们都会为我留一本,所以,我经常会骑着自行车驮上一捆书回家。或许会问,你一个穷学生哪来那么多钱?嘿嘿,那是政策,工龄超过5年以上者都可带薪读书。那时,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确实引人注目,胸前校徽经常被人回头一瞥,随即投来羡慕的眼神,送来嘀咕的称赞,心中激起无比的骄傲。当然,对戴校徽者,这也是一种无形的道德要求,众人以你为楷模表率,而你则须格外注重自己的举止言行。

多年之后的今天,朋友和同学之中不少人已经是身居局长,主任,部长,省市长,将军的高位,最耀眼的是现今中国某些顶尖人物。我知道他们在宦海之中都有精湛的泳术,但不知他们能把中国这艘巨轮引向何方。当年质朴的同学之中不少人现在变成了冠之为精英的教授和专家,其中有些人也是名噪一时。看他们的建树就掂出学术的斤两,查他们专著的参考文献能看出真实的功底。当官的朋友,算我们曾经朋友一场,现在我只能敬而远之,爹妈没给我一付趋炎附势的媚骨。精英的同学,当年同窗之谊铭记心里,如今我难以相认虚浮嘴脸,心中的信念未改:“道不同,不相为谋”。



淮海路,这也是我曾经熟悉的地方。过去,不是有人常说嘛:外地人去南京路,上海人去淮海路。走在马路上,仔细地观望着路两边的变化:一家家装潢各异,纯正的或中国化的洋商店;各种各样舶来品,搔头弄姿的巨幅广告;橱窗里陈列着来自欧美的,花里胡哨的商品。商品是各式各样,可洋文却很单一,英文。好象现今的中国只有两种文字可以通行无阻,中文和英文。不过,有时英文更显奇特,例如,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招生简章上,不要求古文如何,却要求英文等级,真是拙拙怪事。

原先在淮海路上,与其他商业街道相比,具有民族特点的东西和商店本来就不多,如今几经洋化改造,聊剩无几。如果没有清醒的意识,你真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是走在纽约,或者洛杉矶,或者旧金山Downtown的马路上。我猜想,当年法国人管治下的法租界大概也不过如此。曾经有人指责我是今不如昔的九斤老太,现在我要说,今远胜昔,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看看四周的商店,走进一家门前有洋泾浜英文招牌,却卖本地货的文具店。店里各种货物也有英文标签,真不知这货是进口的,还是出口转内销的。我问店里人,你们卖的是国产货还是进口货?回答:国产货。又问:那就是出口转内销的?又回答:不是。

“侬贴介许多英文标签做啥?”我还是不解。

“老伯伯,侬从外地回来勿晓得,咯叫与国际接轨。”店里一个小姑娘见我穿着体恤衫和牛仔裤,以为我是外地回来的老上海。

“噢,我晓得了。谢谢!”

我要离开商店,刚走到门口,“戆来稀(上海女人贬低他人的口头禅)!国际接轨还勿懂,现在行咯。”突然,店里另个女人冲着我的背影说道。

我回头瞥了下那个出言不逊的女人,冷笑一声,走了。

站在路边,望着满眼“与国际接轨”的街景,感叹道,与其在淮海路上浪费时间观赏这种“与国际接轨”,还不如回美国去慢慢体会真正的原汁原味。



车经过康平路100弄,我观望着弄内楼房,如今有点斑驳陈旧,通道狭窄。在上海,这曾经是非常著名,人所皆知的地方。近几十年来,影响上海,乃至于影响全中国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条路上。在那里住家之中,有的是父母的战友,更多的是我的朋友和同事,我们这些人经常是清茶一杯,一支香烟,评论时事,谈天说地。

一天傍晚,众朋友聚集一起聊天,不知怎么起的头,他们拿我开涮,因为我喜好哲学,却被政治系录取了,心中不快,实际上经过文革,大家都对政治有种厌恶。一位老兄挖苦我,说:别不高兴啦,你今后可能是中国政坛上的一颗明星。另位老兄接过话茬:还别说,你的脸上还真有种官样,李某某(现任中组部部长)就没有,他是读数学的。再位老兄也插嘴,话更形象:你们一说,我倒注意了,象个国民党县党部的,就差胸前有一枚国民党的党徽。那天我正好穿着一套黑色呢中山装,由于当兵的习惯,自然而然会把衣领上的风纪扣给扣上。我笑着冲他说:你他妈也太小看人了,只是个县党部的,不做个陈立夫也就算了,做个张道藩有何难哉?[1]我那位同事好友一直在默默地抽着烟,听着他们涮我,最后对他们发话:你们别胡说八道了,然后指指我,他当不了官,今后就是个读书做学问的料。这话正合我意,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性格脾气不适合于中国的官场。出来分手时,我的同事好友拍拍我肩,很严肃地对我说,我觉得你是个做学问的料,好好做学问吧。

一次在龙华参加完追悼会,巧遇一位原中共中央华东局的老人。我向老人表示了问候,老人因多年未见我父母,问起他们的近况,然后问我做什么,我说在读大学,他又问什么专业,我答政治。老人这时皱了皱眉头,送了我八个字:要做学问,不要做官。



站在锦江饭店门口,脑海里翻腾着往昔的一幕幕,就象历史影片重演。记得出国前两年的一天,我和公司其他领导一起来见国务院的总局韩局长。工作汇报完之后,局长问还有什么问题时,总经理老张突然当着我的面,向局长告了我的状,要总局再派人来,因为我不想干了,要报考研究生。局长听了一愣,转脸严肃地问我:干得好好的,这是为什么?我和老张为了自己去留之事争论了有些日子了,但谁也没说服谁,没料到今天他到局长这里来讨救兵。听他这么一说,我开始傻了眼,然后一想,也是个机会,将计就计,把藏着掖着的都陈述了出来。局长听完之后,批评我:这是国家唯一的进出口专卖公司,准备由总局来直接领导。你怎么可以刚熟悉业务就想走人呀!再说,你要不是“戴罪”无人收留,怎么会来这里?现在不担心入学政审了?随后,任我如何解释,局长板着个脸,就是仨字:不同意。无奈,只好闭嘴。

我知道老张是诚心诚意不希望我离开,继续给他当顺心的副手,但在回去的路上,我还是埋怨他不够意思,断我的路。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就是不让你走,读那个研究生有什么意思! 先不说政治风险,经济损失多大呀,现在每月工资加奖金有500多元,而研究生每月只有70多元,这能比吗?我赌气地回答:我就不想当官,就乐意坐书斋,再说,人进官场就没了人格。老张有些火了,说道:这话有些过分啊,耍什么孩子气!就你清高!我沉默无语,和他一起回了外滩的公司。

第二天在锦江饭店餐厅,遇上市公安局的朋友,谈起这挡恼火的事,他立马起身摸着我的脑门,说:你大学毕业了,不要当官,又不结婚,再去读书,神经没搭错吧?我看看他,心里骂道:妈的,诉苦找错人了。。。

由于原先在理论研究上犯了大忌,惹了官怒,罪名入挡,读书之事未能如愿。最终,说服了老张,找个替代者,然后自我放黜海外了。在美国,我实现了平生所愿,二十年里最大的收获就是读书,至于其他什么学位帽呀,国会山呀,做老板呀,美国梦呀,在我看来都可以忽略不计。

站在饭店门口,想想老张现今不知在哪?大概退休安度晚年了吧?可我仍然是个了无一用的书生。真想去看看他啊!



(三)



十月理应秋高气爽,可上海还是那样潮湿闷热。走得口干舌燥,在一家南货店前停了下来,想买瓶瓶装水。“ICE WATER”我漫不经心地说,那个中年女售货员疑惑不解地看着我。该死!这时才意识到说漏了嘴,马上改口:“对不起,来瓶冰水。”

她嗡声嗡气地回答:“没冰咯!”

“那就来瓶水吧。” 我把钱递上去,再说了声:“谢谢!”

她把瓶装水攮过来,还送我一个白眼。

我心里一怔,怎么了?得罪她啦?尽管是故土,但经过沧海变迁,也算初来乍到,可要当心。



为买把电动剃须刀,我走到了一家新的百货大厦。正好,遇上一车日本游客,说着日语,昂首挺胸地走进了大厦,门口的保安见之喜笑颜开,低头哈腰。而当我之后准备走进时,那同一个保安立即板着个苦瓜脸,两只滴溜乱转的小眼象防贼似地盯着我,朝我浑身上下只打量,大概是我穿着不入时,体恤衫,牛仔裤和运动鞋。我也知道那个保安心里在琢磨什么,双目也注视着他。

正当他要迈步向我走来时,却被站在旁边另个保安一把给拉住了,对他小声地说,“你没看见人家浑身都是名牌吗?”吆嗬,那小子眼儿更贼,这么老远都能看清我衣裤上的小商标,有点功夫。那个保安随后又站回原地。

走到门口,我瞥了下这俩保安,心里骂了句“狗眼看人低”。实际上,我这些衣着是太座在outlet买的普通货,怎么到他们眼里就成了名牌。也难怪,就象Starbucks咖啡,在美国只不过普通百姓喝的玩意儿,在中国却成了时髦精英们的享受品,一种显摆洋派,体现身份的标志。曾经读过一本50年代出版的散文杂文集,其中有一篇杂文是批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以衣帽取人风气。当时读后毫无感觉,因为我没经历过那个时代,未料想到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我却被亲身地补上了这么一课。

出来后,我望着这幢百货大厦,心想这不是在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土地上吗?这是商业大楼,而商业服务准则之一不就是:来者是客,童叟无欺?怎么现在的中国商家对顾客也要中洋有别,衣帽取人?



前面路边的行人道很宽。行人道,行人道,是步行的人行走之道,可在我前面,一辆Mercedes-Benz 600神气活现地停在行人道上。这显然是明目张胆的违章停车,却没见警察出面干涉,大概是位大款的车,“路道很粗”,没人敢管,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特色。据说这种现象是司空见惯,人们对此常是忍气吞声,摇头不语。这本不关我事,我继续迎面行走。正在此时,那辆车突然起动倒车,向我冲过来,车尾几乎与我相撞,我立即闪躲一边。这下真把我惹火了,我这人的性格是:不找事儿也不避事儿,如果有事儿强加在我的头上,无论文的还是武的,一定奉陪到底。我用拳头狠狠地朝着后车盖砰然猛砸,“嘭”的一声,惊动了四周其他行人,引来了他们的注目。

“侬做啥!侬做啥!”司机跳下车,手指着我,气势汹汹地问。

“Hey! Stupid, you almost hit me. The walkway is to let people walking and how dare you drive your damn car here! If you bullshit again, I’ll call the police。”我怒不可遏,由于在美国习惯于用英语吵架,自然而然脱口而出,同时把眼镜摘下放进裤袋,准备久已生疏的全武行(曾练过擒拿格斗)。我突然意识到他听不懂我骂,骂也白骂,但百货大厦那档子事儿又告诉我,现在这些人一听洋文就会自矮三分。

果不其然,见我用英语开骂,他马上媚笑起来:“Sorry! Sorry!”,刚才那付张牙舞爪消失得无影无踪。说着,他把车给开走了。

“Sorry? I don’t buy it! ”我嘴还没善罢甘休,看着车子走后,胸中的恶气才稍有释怀。事后,我也甚感无聊,何必用英语呢!但转念一想,如果用上海话或普通话,这事能这么轻易了结吗?我怀疑。



要回家去,我在永安公司附近的一家出租车站等车。一辆出租车驶来,可被人在一百多米之外给拦截下了,那人与司机交谈了几句,匆匆钻进了车,车就开走了。再来一辆,也是同样如此,被人拦下,人进车走,这样的事在眼前连续发生了三四次。咦!这是怎么回事儿?如果这样下去,我们这些在车站规规矩矩等车之人等到何时算到头?哪有这么不讲公共道德的人啊!我和一起等车的白人夫妇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既保持遵守公德的风度,又能应付投机取巧的无序。一时无万全之策,干脆!入乡随俗,我们也走上前去拦车。好不容易拦到一辆,当我刚要开车门,突然一个陌生女人跑步冲了过来,也不打一声招呼,开了另侧车门,就要把她那个大屁股放在座位上。。。

“爬起来,出去!”我吼道。

“搭搭又勿要紧咯啰。”她站直了,这时才看看我,闲咯咯地说道。

“啥拧允许让侬搭呵?自介排队去!”我鄙视地看看她。说着,我进了车,然后,对司机说了声:“勿要去睬伊,阿拉走!”



坐在出租车里,老于世故的司机已经瞄出我不是现今的上海人,与我搭讪:“朋友,刚从外头回来啊?”

我点点头:“是咯。”

“出去交关辰光?”

“20年了。”我实话实说。

“咯辰光蛮长咯。现在上海变化老大咯。现在高架路老多咯,黄浦江上头的大桥交关多,啥个杨浦啦,南浦啦,老早没咯,只有摆渡船。现在上海高层建筑多的勿得了,老早阿里得有介许多高房子啦?没咯!只有万体馆对面。。。”他自问自答地给我介绍起上海的变化,如数家珍,自豪口气不加掩饰。

我听完之后,问道:“外头咯么事,我全看到了,侬讲讲看咯拧有啥变化吗?”

“拧啊,”司机顿了顿,说,“还不及老早来,比老早呔般多了,勿啥讲头咯。。。”说着,他的口气又象只泄了气的皮球,把头摇成象个拨浪鼓似的。“。。。现在,外地拧多了,象那格种老上海全走忒了,外地拧咯么自然进来了,伊拉叫新上海拧。。。。”

司机话特别多,我就静静地听着,咂吧着话里的滋味。

“侬讲讲看,是外头咯么事变化大呢,还是拧变化大呢?”我忽然想起什么,打断了他的话。

他的话茬被我转了方向,“全大咯!外头咯么事变好了,房子路子越变越好,咯拧变坏了,越变越坏,。。。”语气显得愤懑,“现在咯老板伙计全是坏胚子。。。”

这位司机老兄不经意而粗俗地说出了一个深奥的理论观点,法国让.雅克.卢梭的一个基本观点,社会的每一个进步,人类文明每一个退步。



一天早晨,我和老姐几人去一家名叫避风塘的餐厅饮广式早茶。进门之后,转眼扫描,装潢还算雅致,不象美国的许多中餐馆,色调是大红大绿,俗不可耐。可是,餐厅内里烟重雾浓,实在呛人,问服务生是否有无烟区的餐桌,回答是餐厅不禁烟,言外之意,处处可吸烟。无奈,随便选了一桌,不与烟枪为邻只靠运气了。落座后,我侧头望去,咫尺之遥,一位大腹便便的男人正在吞云吐雾,洋洋自得;另一桌,时髦女人也手夹一支细长香烟,腔调十足地吹着烟圈。我再看看,老姐她们对此毫无反感的表情,心想大概就数我娇气了,可能是烟熏火燎与我久违吧。

“你不是抽烟的吗?”,老姐想起来,问我。

“早戒了,而且是说戒就戒,已经好多年了。”我说。

确实,我吸烟的历史不短了,大约30年。从纸片卷烟末,老农的烟袋,到国产高级卷烟,如中华,双喜和熊猫,最后到各种洋烟都抽过。在美国这些年,换成了意大利烟斗和瑞典烟丝。2002年的一天,我突然想应该戒烟了,说戒,立即把烟斗擦洗干净,烟丝给扔了,从那以后再也没碰过一下。太座大惊,说:人家戒烟都要寻死觅活,你怎么说戒就戒了,难以理解。可见,戒烟对我而言是轻松自如,小菜一碟。如今,我一闻烟味就反感。

。。。饮茶之时,一个服务生不时地走过来给我们倒茶斟酒,引起了我的注意,发现他站在不远的地方,两只眼睛盯着我们。随后,我向他招了招手,他又走了过来。

我客气地对他说:“我有个建议,倒茶斟酒还是让我们自己来吧。我们这桌都上齐了,你可以去干其他的事情了。如果我们有需要,再来请你,好吗?”

听后,他脸上有点不自然。“先生,这是经理分配我的工作。”他解释之后,又站回了原处。

哦,明白了,双目睽睽是难以避免了。在他人密切注视之下,进行私人的饮茶聚会,我实在是浑身不自在,十二分的别扭。

我转头问老姐:“现在上海餐馆还有这种规矩呀?”

老姐说:“不清楚,至少有些餐厅为了服务周到,就是这样的。”

我摇了摇头,“这哪里是避风塘,倒有点象提篮桥。”无奈地说。



想买些西湖龙井带回美国,我进了一家杭州驻上海的茶叶公司。店里的茶叶品种各式各样,包装也算入时精致,可是场面显得略微冷清,三两个顾客也是只看不买。我正在低头看着茶叶品种,只听到身后有人叫了声“老板。”,没在意,然后,又是一声。一回头,只见身后跟着一位女售货,我问道:“你叫我?”

女售货朝我笑笑,点了点头。

我纳闷自己哪里象老板,再次自我上下打量:一付旧式圆形眼镜,浅蓝色暗条纹布衬衣,米色布裤,一双黑色舒适鞋,完全是典型的硅谷工程师的着装。这怎么成了老板?忙解释:“我不是老板。”

她微笑道:“你是从外面回来的吧?”

我心里一怔,想这位女的眼睛也很贼啊,如实地回答:“是的,你怎么知道?”

“一眼就能看出来。”女售货也直来直去。

“外面回来的不一定都是老板,许多人也是打工的。”

她不搭腔了,依然微笑,跟着我的后面。

店里有各种泡好的热茶,让客人尝试,她让我尝尝,我婉谢了,因为从小家教养成了这种习惯。在美国这种品尝经常遇见,据我观察品尝者大多为女性,我从来不碰,太座讥为清高。女售货仍然跟在后面,我有些别扭,因为喜欢随意逛店。当年我就烦要和老父的警卫员一起出去,后来在美国买车,我对dealer第一句话就是,请不要跟着我,有什么问题会来问你,否则,不看了。心里想想,这家茶叶店对来人都称老板,没准这真是一家专门为老板服务的商店,因为现在中国,那些大小暴发户都喜欢炫耀显摆,喜欢前呼后拥,喜欢被奉承为老板老总,喜欢专门服务。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在这里瞎参乎什么,最后被人当“冲头”宰了,真是“勿格算”。回家吧!

回到家,我把此事经过述说一遍,问:为什么叫我老板呀?老姐训我:你在美国待糊涂啦,现在都是这么称呼的。哦,都是这么称呼的,我才明白现在的称谓又变了。过去甭管有无共同志向,一律称同志,含义是革命;后来革命革烦了,改叫师傅,也算朴实;现在向铜钿发嗲,又改叫老板,实在有谄言献媚之感。这种称谓的变化不正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吗?真是一叶知秋,世道变啰。



一天晚饭时,我向在桌共餐的诸位地提了一个不解的问题:现在中国人是怎么了?我在美国看新闻,经常有中国人的负面报道,有人溺水,见死不救,老人摔倒,袖手旁观。谁料众人听后,群起而攻之,反驳我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原来确有人下水去救溺水之人,也有人搀扶摔倒的老人,未曾料想,这些被救之人事后不思感谢,反而向法院状告救助之人,说:这些救助人是先推人落水,然后再救之;先撞倒老者,然后再扶之,目的是沽名钓誉,并要求法院判被告以金钱赔偿于原告。法官们妄听妄信妄判,救助之人大呼不白之冤。此等消息见诸于报刊,令社会大众瞠目结舌,从此之后,无人愿伸手揽无妄之灾,所以,造成如此现状。此番宏论驳得我是当场哑口无言。

想想几日前,我见一邻居小女孩,长的十分可爱,送她一小盒夏威夷巧克力,并告诉这是好吃的。也是未曾料想,这小孩不但不说声道谢,反而对我说:“侬骗人”。我当时听后十分不悦,一转念,这怨不得孩子,孩子的思想和心灵只是块白布,这块白布上的斑斑点点都是被成人们和社会风气给污染的。诸如此类的奇事,我过去是闻所未闻。

现今的中国,世风民风如此低下,矛盾冲突愈发严重,反映了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已经摧毁,原有的基本道德准则荡然无存。任何精神和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前者显著的变化必然是后者变化的反映。无疑,这些有违于常理的怪事之后应该存在着一种力量,这个力量的基本组成就是共产党的资产阶级化和以金钱为核心的经济市场化。两者把原来的生产资料进行了以私有制(现在所谓的国有企业实质上就是最大的私有制)为目标的重新排列组合,从而导致了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以新的阶级和阶层来重新划分归类,导致了人们世俗生活的准则商品化,金钱化,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利用原有红色大旗作伪装之下进行的。如果不利用这面大旗,他们在政治上的legitimacy就要受到巨大的挑战。现在种种稀奇古怪正是人们逐渐意识的一种曲折变态的社会反弹。



(四)



临别之夜,老太太从她的卧室里出来,坐在沙发上平静地对我说:“儿子,我死后这房子会被收走了,我和你爸爸一辈子既无钱又无财,没有什么留给你们的。”然后,把手里的五个小盒子颤颤巍巍地递给我,“这些就是我们一辈子的所有了,是不是想留在身边?”

我接过一看,这是五个精致缎面的勋章盒,也是我所熟悉的我们这个家的标志。我一一打开,再次仔细抚摸端详着每一枚勋章:父亲的二级八一,二级独立自由,二级解放,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和母亲的独立功勋荣誉。这些都是至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著名的勋章。这些勋章是他们倾其一生为之奋斗的历史和骄傲,也是他们为了理想而义无反顾地走上艰难路程的印证。这些闪闪发光的金质勋章曾经是令人多么羡慕和崇敬,可是如今,却与中国的现实又是那么的不协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形成了一种相互的讽刺。作为后代的我,为了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难堪,确实想过把它们随身带走。可是,这一去已经不是在中国的国土了,这将意味着他们一生的荣耀在异国他乡湮灭,我不得不严肃地面对这个难题,也不能忍受如此尴尬。无论今后的命运和遭遇如何,这每一枚勋章都已经溶入了中国历史的长河,因此,它们就应该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我内心矛盾,想到老姐们也想要,还是忍痛地对老太太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主义烙印是必定会带进棺材的,还是把这些勋章留给姐姐的孩子吧,他们倒是更应该记住你们的历史。。。”

劝说之中,我想起了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里Marius和他的父亲,想起了1789年攻打巴士底狱和随之而来的红色大革命,想起了其后影响深远的拿破仑时代。一个法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一个划时代悲剧性的辉煌,在波旁王朝复辟之后,曾经被那些歇斯底里似的咒骂,诽谤,诬蔑和诋毁之声围绕了很长时间。可是今天,法国人恢复了历史的理性,用一种平实而尊敬的目光来回顾和评价他们的祖先。我相信,多少年之后,在那时的中国,人们也会用新的目光来审视这段翻天覆地,惊心动魄,慷慨悲壮的历史,自然也会得出一番与今不同的新的评价。



预定的出租车提前到了,正在楼下等着。我去向老太太道别,她从卧室里的藤椅上起身,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送我到家门口,用一种黯然的眼神看着我,低声地叹了口气,然后,用手轻轻地推了我一下,说了声“走吧”。我知道老太太心中是异常的凄凉悲伤,毕竟已经是九十岁老人了,我此去很可能就是母子永诀。但是,曾经从血与火里走过来的她仍然是一位坚强的母亲,没有流泪,也没有任情感肆意发泄,还是象当年送我少年从戎,青年远游那样,尽管依依不舍,仍大度从容。

“走吧”,这句话,我太熟悉了。老太太送人,无论是部下还是子女,这是她最后一贯的两个字。记得林彪事件的第二年,她在被罢官下厂劳动改造中,从窗台上摔下,腰椎骨折,躺在医院病床上。我部队的领导开恩,允许给我三天假从常州回家探视。临归队时,我站在病床前向她辞行,举起右手庄重地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她象首长对部下似的,颔首微笑,说了声“走吧”。

我提着箱子走了,没有回头,也不忍回头。。。



又回到了浦东机场。办完登机手续之后,我又走到了边防检查站,不同检查官员,脸上仍然是同样的表情,我又把护照递了上去,又是嘭的一声,整个过程冷冰冰,没有一丝暖意,也没有一个字的礼貌语言。习惯了,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阅历和经验告诉我:不要奢望过高。



我默默地坐在候机厅里,回味着刚才与旧日的同事通话的内容。为了寻找老友的下落,我在作最后一次努力,所以,和这位旧日的同事通了电话。这人原来就是个市侩算计的女人,挖空心思嫁给了我的另一个朋友,从街面房跳进了陕南村,多年不见,现在居然坐上了办公室主任的交椅,或许还是个党员吧,可没见得高雅多少。与我整个通话,她开口闭口离不开一个钱字,什么她的月薪除奖金外有一万多,什么花了多少万买了徐家汇的高层建筑的房子,什么现在有钱了不用出国,什么女儿从澳大利亚回来可以赚多少钱啰,什么你拿了那么多学位从美国海归能赚大钱,等等。。。真是铜锱之气扑面而来,呛得我差点喘不过气。我以自贬来回答她:论做官吧,当年眼看升为司局级,可我却要出国了;论发财吧,当年有500多元的月薪,可我却要70多元去读研究生;现在放着那么多亲朋旧友关系不用,可我却甘心情愿在海外替人打工,“做小三子”。真真是个朽木不可雕也。我哪有你们那么高瞻远瞩,与时俱进啊!我不知她是否听懂我的言外之意,也许是“当补药吃”(上海话)吧。

由此联想到我所认识的另位女士,当年考试作弊,毕业论文整段剽窃,现今竟然是上海市教委领导人,还人模狗样地周游于上海各所大学,作教育改革的指示。在报纸上拜读一下她的指示,脑海里翻腾着她当年一付付嘴脸,用上海话说,“隔夜饭阿要呕出来了”。。。

我想起了晋朝阮籍的话:“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一位女士或许候机无聊,坐过来与我攀谈。在交谈之中,我知她也是回美国,家也住在洛杉矶地区,几乎年年都回上海来探亲。她问我:一年回来几次?我答:二十年来这是我第一次。

她顿时睁大了双眼望着我,吃惊地问:“you are kidding!”

“No, I’m serious。”我坦然答之。

“I can’t believe it!”她仍然用疑惑眼光看着我。

“Please don’t look at me like this and you have to believe my words。”我微笑着对她说。

她摇摇头,说道:“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象你这样的中国人,二十年才回来一次,真不可思议。”突然,她饶有兴趣地问道:“哎,我回来次数太多,已经没有感觉了,你说说看,你这次回来最大的感觉是什么?”

我看看她,说道:“我回来才十天,很多还没看到,不好细说。不过,我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地来形容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

她看看我,似乎若有所思,然后点了点头,就沉默了。



坐在机舱的座位上,我望着窗外深秋萧瑟的景色,回想着十天来的点点滴滴,原有的那种亲切已被现实彻底洗刷,故乡变得如此陌生。十天的经历,使我原有的陌生感在心中愈发强烈,在隐约之中,似乎预感到,今后的重返对我而言将是困难的。我将如何对待故乡和故国呢?这确实是个难题,也许就象另个新加坡吧。“距离产生美”,一派美学的论点,现在被人附庸风雅地挂在嘴上,市侩的口臭使之失去理论原有的雅致,可这么多年在美国,我却一直身体力行,这次又验证了它的确实。还有,那为多数人所陌生的,新黑格尔派李普斯的移情美学,在此次故乡之行中我更能领悟到它的精妙。

经过十几小时的越洋返回飞行,终于回到了洛杉矶国际机场。当我走到移民局检查台,把护照递了过去,那个移民局官员朝我礼貌地点点头,然后扫描检查,再把护照还给我,微笑着说了句:“Welcome home”。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写于海边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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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二人都曾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作者太长时间没有回国了,有着深深的失落感。
Quincy08 at 12/17/2009 10:12 快速引用
太长。 没看完。 感觉作者是则戆卵。各宗素坑啊贴子钻了有撒意思。 增切饱费吗四体租。
leefd at 12/17/2009 10:56 快速引用
????
smilhaNew at 12/17/2009 19:50 快速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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