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中国人,还有讲真话的么?(组图) 南都周刊 3/29/2010 07:59
南都周刊:中国人,还有讲真话的么?(组图) 南都周刊


“讲真话”,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南都周刊2010年度第11期封面:谁在讲真话

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一句:当高官20年“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一大焦点。接着,全国人大常委牟新生也表达了同感。

这些年,历届“两会”不乏“炮手”代表、委员的灼灼言论,他们也获得了场外的阵阵喝彩声。敢言者,如“盼望阳光财政,头发掉光了,也要坚持提下去”的蒋洪委员,抨击“垄断国企领导权力过大”、不改本色的原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逼问教育厅长“想不想改,敢不敢改”的浙江省长吕祖善??而民间的自觉者如白岩松,在领取电视界的褒奖时却不怕得罪人的直言:中国电视的发展取决于现在的既得利益者;自嘲在“挨打榜”上排名第三的任志强,即便收到“领导来电让闭嘴”,仍旧继续显摆着他自以为正确的观点??

“讲真话”,这样一件本属常识范围的事情,为什么此番竟惹来纵谈国事的代表、委员,乃至场外人士捧场热论?这三个看似直白平淡,却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的文字,在我们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

“讲真话”这是一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

钟南山:我不乱轰,我有的放矢

任何单位或者群体,假如大家都能说心里话,这个群体肯定是生气勃勃的

白岩松:当你不畏惧的时候,就会说真话

少一点畏惧就会多一点真话,民主的速度与模式是大问题

“听话”的张朝阳“火”了

张朝阳本应在“听话、出活”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为什么忽然成了市场化改革的鼓吹者

任志强, 与大众为敌的“争话”逻辑

像任志强怀疑大众的每一句谩骂一样,人们也有权利怀疑任志强的每一次耸人听闻的言辞

胡舒立的第三条道路

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

六六: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

宋思明竟被评为“中国脸”,我更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而不是分裂的

长平:讲真话的路径

只有在从政者说真话才有机会获得喝彩、才有机会爬上去的环境下,巴金先生的判断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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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

“讲真话”,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南都周刊记者_谢海涛

2010年全国“两会”结束已近两周,关于“讲真话”的讨论似乎仍在民间激荡。

此次“推手”有二:先是3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在近20分钟的讲话里,厉批官场八大歪风:腐败,买官卖官愈演愈烈;官场零规则和潜规则双轨运行……再是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再批三大斜气: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短短5分钟,万人大礼堂掌声响起11次。

与两委员“讲真话”揭批时弊对应的是,“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的倪萍委员,以及“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的“终身人大代表”申纪兰,则激起舆论的激烈质疑。 《东方早报》一篇评论称:当申纪兰们千篇一律地自动举起了手,民意与代表制度就出现危险的脱节。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不仅是对选民的不负责,还在危害制度的根基。

而中新社记者走访了近20名全国人大代表,“发现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讲真话其实并不难”。

似乎,“讲真话”在当前的现实语境中,成了一个罗生门般的问题。而历数近年“两会”, 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虽不乏轰动之语,但像此次关于“讲真话”,这样本属常识范围的事情,引来如此滔滔热论,似不多见。早些时候,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在2007年4月刊发了题为《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是大事要事》的文章。其背后意味, 发人深思。

“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讲真话是解放思想的起点

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意义上来说,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而讲真话是思想解放的反映,也是解放思想的起点。

改革之初, “讲真话”是和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顾准等一系列难以忘记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代表了一个特殊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高度。

其后是巴金,于晚年痛写《真话集》(《随想录》第三集),提倡讲真话,以对自己毫不留情的解剖与忏悔,开启对那一场噩梦的反思,在危难时代为中国人找到了重建灵魂的出发点,良知救治和社会进步的起点。

“而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史,有着一脉相承的主题,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而讲真话,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正逐渐打破意识形态的迷瘴,正视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重返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方向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战胜“两个凡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的藩篱。

1992年,姓社和姓资的争论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时,邓小平南巡,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由此“东方风来满眼春”,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

1997年,江泽民“五二九”讲话,解除了姓公姓私的疑惑,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讲真话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表现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世情、国情都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各种不同利益主体围绕着改革进行的博弈,不断重构着新的利益格局。而官场讲真话难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被聚焦,于是,就有了全国“两会”上的热议。

全国人大常委、原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把讲真话难的原因归结为:一是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这是根本问题;二是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

破解真话困境,已成为各级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必须突出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政府从全能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政府改革势必要确立起“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满足民众对于政府的要求和期待。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深邃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倡讲真话,才能听到真话,了解实情,这是决策的前提。

贵州瓮安事件后,省委书记石宗源痛定思痛:“瓮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可以作为注脚。

真话难讲,并不局限于官场。过往岁月,官员与既得利益阶层在重大事件中的不肯讲真话,曾屡被披露。从2004年的“郎顾之争”中利益集团的表现,到网络间呼吁“官员向任志强学习”,到各地矿难瞒报事件等,无不在损毁着政府公信力和人民利益。

国家之外是社会。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得益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由封闭而开放,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一个以人为本、重视民意、尊重人权、集中民智的过程。在一个成长的公民社会里,讲真话又是和公民意识觉醒联系在一起的。而从寻求人类自由、权利和尊严的意义上讲,“讲真话”提供了一条公民的底线。

少年才子韩寒,是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真话英雄”。这个被称为“下一个鲁迅”的80后作家、赛车手,以博客为阵地,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那将近3亿的点击量背后,是一个形象新颖的人道主义者在发出自由的波长。”

学者周云说:韩寒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归根到底还是他一直在坚持讲真话,至少是坚持讲自己认为的真话。而所谓“信韩寒,得永生”的戏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众间对于真实的渴求。

韩寒的背后,是无数权利意识觉醒的公民在成长,网络空间成为他们说出真相,参与公共事件的平台。

在一个被戏称为“被时代”的今天,就私人权利讲真话,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所谓“生活在真实中”,说出真相,行使“无权者的权力”;就公共事件讲真话,则意味着公民的参与:从厦门PX项目事件、孙志刚事件 、“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 “天价香烟”事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讲真话,通过有序地参与,形成合力,可以博弈滥权,发难腐败。

对此,政治学者俞可平指出,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

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

“《随想录》出版后,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着作。”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如是说。

学者杨天石有感于此,在发表于《学习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怎样让人民讲真话,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在是一件大事、要事!

而与领导的开明相比,“讲真话”更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所谓提倡讲真话,不过是呼吁回归与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就在张维庆论及“讲真话难”的当天,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此前,在曾为改革开放“杀开一条血路”的广东,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一轮风潮。2008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第十届广东政协会议上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南方周末》的相关评论称: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急务。一部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言无不尽,人类的智慧就很容易充分涌流,就很容易导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

2010年初,在“两会”之外,一个“讲真话”的新个案是张朝阳。这个一向被认为“听话”的搜狐老大,在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演讲中忽然发难,指责“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时无刻不在妨碍竞争”;他呼吁“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否则发展的就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据说,他在演讲时,网管部门的意识形态官员就坐在下面。

张朝阳的转变似乎是一个象征。他的演讲开篇颇为引人深思:2049年,中国人是否都能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是否在美国人面前很有面子,中国是否能赢得尊重,这些全都与现在有关系,与每个人有关系,在现在与2049年的幸福生活之间还有很多障碍,能否到达光辉的彼岸,与我们现在是愚蠢还是聪明地做出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两会”历程

第一张弃权票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在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三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要求对此如实报道,他认为这能反映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与会的邓小平等得知后,表示赞同。(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民间记忆:1978-2008》)

第一张反对票

1988年3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时,来自台湾代表团的代表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他的理由是:候选人他并不了解,但从简历上看主任委员人选已经89岁了,他认为应该让更年轻的人替国家做事。

在黄顺兴投反对票之后的全国“两会”投票中,反对、弃权者愈来愈多。1989年全国人大会议表决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时,反对票加弃权票达1079票。如今,反对票和弃权票早已常态化,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也在代表委员们说“不”的过程中推进。(据《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报道)

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

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开始使用无记名电子表决器,赞成对应绿色;反对对应红色;弃权则为黄色。如今全国人大对议案的表决方式有:投票方式、按电子表决器方式、举手方式以及经大会主席团决定更为适宜的其他表决方式。(据人民网报道)

“白话之风”

2009年两会,“白话之风”赢得各界积极评价,“白话运动”发端于胡锦涛总书记在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用了“不折腾”三字。2009年3月的“两会”上,猛然刮起了一股讲大白话的政治新风,因为长期以来,官场上讲官话、套话、大话、空话成风,能让百姓听得懂的真话、实话、大白话少之又少。

记者“胆”大了

2010年全国“两会”上,《光明日报》一位记者问了关于选举法修改的问题,“选举法这次修改的一个重点是,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有评论说这将实现人人平等。这是否意味着之前进行的人大代表选举是不平等的?”

两会真话人物



张维庆 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会上汇报的东西都是经过踩点、审查、拟发言稿、送审这一套,经过了多少筛选,最后才定下来,让这些人去发言,能听到多少真话呢。有很多话想说,就是选不到一个机会,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要不就不讲,要不就不痛不痒说一说。

3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感叹“做高官20多年讲真话越来越难”。说真话为什么难?这里有一个风险计算的问题——在某种语境下,说真话的风险大于收益,说“正确的废话”则可降低风险。这个语境需要改变。



朱振中 广州市政协主席

有些地方千篇一律的会议和死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

与张维庆“所见略同”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朱振中在政协大会上痛斥官员不正之风,发言8分钟,响起9次掌声,最长一次掌声持续25秒。有委员将这次发言评价为今年来最敢讲真话的大会发言。



牟新生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我在海关10年,当一把手8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干一把手时间长了,觉得一把手有点意思,都不用直接表白,下面的人马上顺着你来,这种机制很危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以直言闻名,今年两会期间,有记者问他为何现今真话少、官话多,牟新生认为体制改革滞后是根本原因;另一个因素是官本位思想太厉害。



李金华 全国政协副主席

我了解,有些垄断企业的领导权力过大,有些企业里,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投资,也是领导一句话就可以解决。有些企业本来只生产一段产品,但是现在上下游都垄断了,大家反应强烈的国有企业人员收入那么高也跟这个有关系。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两会期间说。李金华当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时,以作风凌厉、发起审计风暴着称,如今退居二线,还不改当年风采,值得钦佩。希望越来越多的官员,在职时就勇于说真话,而不是等到退休才敢说敢言。



朱清时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高校行政化导致没有人真正钻研学问。如果高校不去行政化,陈景润这样的学生早就被学校淘汰了,因为他不出文章。

全国政协委员朱清时在3月5日全国政协教育组的讨论会上说。朱清时的真话让人期待,因为朱有一个重要身份——正在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能不能运用他的权力将南科大建成中国高校去行政化的范本呢?也许就看他能获得多大的改革腾挪空间吧。



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

从学术腐败的角度来讲,涉及的层面越来越高,手段越来越卑鄙,而且往往出来以后有“掩护”的——任何院士、校长如果论文剽窃或者作假被发现,都会推给学生。学术腐败行为已经演变成了“癌症”。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做客中青在线“两会直播间”,炮打学术腐败问题。不造假、不抄袭,这是做学问的底线,底线屡屡被突破,病根必然不浅。仅靠几个书生在两会期间出来呐喊几声,无异于隔靴搔痒。整个学术体制必须改造。



冯小刚 导演

由心而发,先谢爹妈,后谢国家,何错之有?她在冬奥会上拿到了世界冠军,这就是给咱国家争光了。本身就已做到感谢、报答国家了。我希望官员莫名其妙做批评这种事,今后能少点。

3月10日,在政协文艺组讨论会上,导演冯小刚打破多日来的低调形象,开腔力挺运动员周洋。周洋夺金后说了句大实话,却被颟顸的领导横加指责。冯导敢出来打抱不平,难能可贵,希望冯导拍电影时,也能直面现实,少些涂脂抹粉。



崔永元央视主持人

履行(委员)职责是一件很有责任的事,不是让你到这风光来了。如果你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你也没必要去做这个委员和代表,也挺辛苦的,早出晚归,何必呢,干点什么不好?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说起当政协委员的感受,认为“今年感觉尤其好”。那些“没有实际意义,说的都是漂亮话,就是场面上的话”,越来越少了,一定程度上讲不太好意思说了。纵观小崔在今年两会上的表现,批政府调控房价不力,批教育部门清退代课教师,果真有主持“实话实说”的风范。



人民大会堂第一声“我反对”

1988年3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时,来自台湾代表团的代表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

黄顺兴,早年在日本学习农学。1985年,黄顺兴从日本回到中国大陆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1992年,全国人大会上表决三峡工程时,他按 规则要求发言,但没有获准,他因而退席。后来他说:“大水又不会淹到台湾去。我是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这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反对票,弃权票都创造 了新纪录。1993年,他辞去全国人大常委并一度返回台湾。

两年后,黄顺兴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式后,他的骨灰被儿子带回了台湾,遵其遗嘱,撒在大海里。 (摄影 贺延光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整理)

钟南山:我不乱轰,我有的放矢

在今年两会上,73岁的钟南山锐气十足,批评会风,直言医改缺陷,对劳动合同法、政府工作报告的缺点,也直率陈言。



SARS事件之后,敢说真话的钟南山每次参加两会都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人物。

在今年两会上,73岁的钟南山锐气十足,批评会风,直言医改缺陷,对劳动合同法、政府工作报告的缺点,也直率陈言。他说讲真话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传统,因为父亲一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但钟南山并不认为自己是“炮手”,也懂得拿捏说话的分寸。

南都周刊记者_石宴瑜 广州报道

3月17日上午9时30分,身着粉紫色衬衫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学院教授钟南山走下讲台,立刻被涌过来的学生们以及鲜花和小礼物围住,先是集体大合照,接着单个合影,最后是签名留念,钟南山都微笑着有求必应。

其实这是一堂名为《呼吸系统总论》的纯英语课,听课的除了广州医学院2007级临床医学专业60名学生,还有几十名广医教师、以及“蹭课”的其他专业同学。73岁的院士钟南山用了两天时间备课,他说:“我传授的不仅是知识,更是理念。”

“尊重事实”是钟南山作为知识分子的底线,“讲真话”是他为人的原则,要像父亲一样“做人问心无愧”,即使成为呼吸系统疾病研究的权威,他也一直在自己的学生和团队里倡导这种精神。

今年的两会上,从医改不算成功到甲流瞒报、甲流欠账,钟南山聊的话题似乎句句都戳到卫生部痛处,但这位向来敢说真话有着学术良知的专家认为,自己是在帮助政府提高效率。

反感“大炮”这个词

南都周刊:你曾经说过,人最可贵的是讲心里话,虽然讲心里话不一定是对的,我理解这个心里话就是指真话。

钟南山:是的。广州的孙志刚事件,我讲了“收容制度不见得是错、但是执行的人不对”的话,现在我也不觉得多大错,但是当时受到很多批评,甚至有人认为我很可耻。

可能我讲得不全面,可能我不大懂,也可能是我错了,但毕竟是我的心里话。所以我说过,任何单位或者群体,假如大家都能说心里话,这个群体肯定是生机勃勃的。

南都周刊:你的团队是这样做的吗?

钟南山:我们在讨论问题时绝对是生机勃勃的!他们可以当面不同意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关系,我非常鼓励。假如他讲得对,我会改。有时他不能说服我,我要坚持我的,我就会说过一两个星期再看看怎么样是对的,所以在我的团队里,都愿意讲真实的话。

南都周刊:感觉你讲话的语言其实是比较温和的,但近几年你多次被评为人大“炮手”,你怎么看这个称号?

钟南山:我并不欣赏这种提法,从来不欣赏自己被封的这个称号。不知道谁把我封为大炮手,我很反感这个词,什么叫大炮呢?好像感觉是没有原则的、乱轰的,而我是有的放矢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样的名称恰当。

大炮的意思带有点抢风头或者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我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从来没想过引起媒体的注意。SARS时我跟香港有过对立,后来我去过香港几次,非常诚恳地说了我的看法,后来绝大多数报纸包括苹果日报报道都比较客观。对媒体我抱着很尊重的态度,而且真诚地信任,往往媒体能很客观地报道我。

但是有极少数会断章取义,甚至是曲解,简直是无中生有。像这次两会我说到医疗改革工作,当时我和李克强副总理讲的时候,很强调大医院能不能帮助小医院提高水平,这是大医院的主要任务,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媒体报道会反过来,成了我说“大医院不要欺压小医院”,看到这样的题目觉得莫名其妙,简直是无中生有。

南都周刊:你说了根本不相信官方统计死亡数据后,有些人感觉是在挑战卫生部。

钟南山:我感觉卫生部的反应比较正面,起码跟我接触的人没让我感觉是给他们挑刺儿,包括我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一体化,实际上我的出发点是为卫生部说话,当然各人有不同理解。

那次我是有意识地讲的,我的学生全国都有,听到他们不少反映,当时要么根本不查,实际上临床症状和甲流一样,死了也就拉倒,少数查了以后交待不要报,这些情况越来越厉害,当时就讲了这话,我知道卫生部是不会瞒报的,问题在下面。我应该讲出来,让有关地方警惕,另外卫生部对他们也有一个监督,实际上讲完以后起到了这个作用。

南都周刊:你说过会议不是来吵架的,反映问题是为了帮助政府提高效率,所以一般并不会用激烈的方式表达观点?

钟南山:绝大多数我是很温和的,个别时候是很坚决的。比如说,根本不相信,从来不相信,绝对不相信,因为有很充足的依据这样讲,多数情况下很少有意识地把某个东西放在对立面。像有媒体报道说,“钟南山炮轰卫生部和人事部”,这种提法也不合适。我只是觉得不落实的东西说了要赶快解决,但是拖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落实,后来两个部回应说,我们早就发文件了,发文件不落实有什么用?在我了解的大多数医院,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还好甲流没有往上走,往上走的话,很多医院就苦了,“炮轰”这种标题容易引起反感,也容易引起一些朋友对我的顾虑,他们说你以后讲话要小心。

并无“舍我其谁”的霸气

南都周刊:以你的个性,越是在讲很敏感的话的时候,越注意分寸,是吗?

钟南山:是!都七十几岁了,我知道应该怎样说不会伤害别人,只是要把这个问题讲明白,这个意图,不希望伤害任何人,因为人总会有做对、做错的时候,我只针对事情。

南都周刊:你曾经试过因为讲真话伤害到别人?

钟南山:当然有。很无意的话,伤到别人的自尊心,我后来才知道,就很后悔。经过了很多波折以后,人生上上下下,农村、城市、工厂,我懂得了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行。我有一条很好,知道错了就会改,哪怕现在也是这样。这点我还没有那种所谓特别强势的感觉,我想我没有“舍我其谁”(的霸气)。

南都周刊:如何避免伤害到人?

钟南山:看他是少数还是大多数。像健字号保健品抗疲劳药掺入了治阳痿的药,减肥药加入了中枢抑制食欲的药或者泻药,我讲了之后说不定断了一些人的生计,也可能会引起一些报复。作为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是保护更多的人,不然很多人用了出现心脏病的复发、各种各样的情况,出于医生的良心,必须很鲜明地讲出来,而且我有依据,所以才敢鲜明地讲出来。这些人对我可能很憎恨。

南都周刊:说真话是你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传统?

钟南山:是,他从来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南都周刊:在大家心目中你是敢言的形象代言人,这几年讲真话的经历会让你更有压力吗?

钟南山:我涉及的问题常常是老百姓健康的问题,其他方面我懂得很少,涉及老百姓健康的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支持,我从大家的支持中得到力量。所以我觉得更应该这么做。

南都周刊:要能像你一样做到坚持讲真话,有什么是必需的?

钟南山:首先是领导,各级领导应该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很多领导不太喜欢听真话。因为讲真话后头往往是不同的意见。或者其中有跟领导不同的意见,而这个意见可能是对的。敢不敢讲真话,在一个团队里,关键是带头人。

白岩松:当你不畏惧的时候,就会说真话

说真话,有勇气,有价值,有推动力。这是白岩松对自己言论的要求。



白岩松,央视新闻评论员,致力于以有勇气、有价值、有推动力的言论推动社会进步。

说真话,有勇气,有价值,有推动力。这是白岩松对自己言论的要求。他说,等到真正的自由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早已经被抛弃掉了,该由另一代人来唱戏了,但转折的时候正需要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推动,去扩展,然后还能争取被各界所接受。

南都周刊记者_张守刚 谢舒舒(实习生) 北京报道 摄影_邵欣

直播两会,白岩松已经算是“老人”。

12年前,央视第一次大规模直播两会,十几场直播都由他主持。从那时起,他已经直播或评论了12年的两会节目。他总结这12年的最大改变:两会终于由过去每年一次的“政治生活”,变成了“把生活当政治”的季节。

“民生生活成为第一要务,这就是两会回归到它的本源了。”他解释说。

这两年,他也从一位节目主持人转型为时事评论员,尖锐又不乏理性的言论经常被放于网站首页。同时,他挨骂也更多了。

好在业界再次褒奖了他的付出。3月份,新周刊举办的“中国电视榜”,白岩松和他的《新闻1+1》成为最大赢家,将“年度电视节目奖”、“最佳时评节目”、“最佳时评节目主持人”收入囊中。

颁奖的时候,他又说了一番得罪电视大佬的“真话”。他称中国电视的发展取决于现在的既得利益者,“当他作为改革者推动的时候,一腔热血,一转身他成了既得利益者了,有权了有名了有钱了,开始保护自己的利益了。我非常看不惯有的昨天还是一个改革者,今天一转身就在阻拦着改革。”他也警惕着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他也深知,国内做时事评论的电视栏目太少了,为什么太少?太难了。两年来,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几乎真正的尖锐一点的时事评论,依然只有《新闻1+1》。他不喜欢这种局面,他甚至希望明年能不获奖,《新闻1+1》被其他栏目“干掉”。

“我从来没有像这两年这么孤独过。”他说。

“有沮丧的时候,但很少抱怨”

南都周刊:这个月底,你主持的新闻评论节目《新闻1+1》2周年了,在这个平台上,你自己的说话自由度能达到百分之多少?你能自己掌控话题吗?

白岩松:等到充分的自由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早已经被抛弃掉了,该由另一代人来唱戏了,但转折的时候正需要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推动,去扩展,然后还能争取被各界所接受。我经常有沮丧的时候,但很少抱怨,因为抱怨没用,能不能改变才很有用。我相信中国的媒体人,干新闻的,多有沮丧之时,但是抱怨没价值。

《人民日报》的老记者艾丰跟我说过一句话:“老白,能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最好的群众。”有道理。听了他那句话之后我很多方式方法都在改变,我力图去改变和建设,抱怨只会让自己一时觉得蛮过瘾的,其实伤别人也伤自己。但有的时候你如果能够提供改变的选择项的话,往往世界会接受你的建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两个酒吧,一个倒闭了,另一个生意很好。仔细一探讨原因,第一个酒吧是任何客人进来,然后服务员都问,请问您啤酒里面加鸡蛋吗?百分之八十的人说不加,它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生意。第二个酒吧,服务员问的是,您是加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选择加一个鸡蛋,还有百分之二十的选择两个。我觉得很有趣,生活中每天面对各种事情的时候,我们总在想:你为决策提供进步的选择了吗?

“要包容不正确的声音”

南都周刊:不久前两会刚刚结束。之前大家会觉得两会是政府的一件事情,现在公众对这个事情议论明显多了很多。

白岩松:我觉得大家希望不“被代表”。大家希望自己的声音真的有人代表自己,去发出来,包括自己也有渠道去发出来。我觉得中国人对自身权利的关注显然在增长。

南都周刊:这个“增长”是个什么程度?

白岩松:在中国任何事情你也别指望一夜之间就怎么样了,那太可怕了。从我的这种角度看,我害怕中国任何一夜之间发生的改变,哪怕是大家期待的好的,因为引起的危险都太大。它应该是一种渐进式的,但是方向必须非常明确,是向前的,而且保持一定的速度,我觉得这会比较合适。

南都周刊:有人说,不管是民意对提案的狠批,还是对“炮手”的热赞,都呈现了民权意识的普遍高涨。你觉得“高涨”这个词用在这里是不是合适?

白岩松: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仅鼓励有正确的声音出现,也要包容不正确的声音。我们不能总以为自己是对的,而打压那些错的,有一天我们一定会以同样的热情把对的也打掉,这是我非常担心的。

比如几年前就有人说过,这些委员代表怎么只代表自己那个行业的利益?废话!如果不代表他的行业他应该代表谁呢?如果每个人都不代表他自己,每人都认为我代表国家,我代表所有的民众,我认为这是太荒唐的一件事情。可是媒体为什么不清楚这一点呢?

南都周刊:有一些很刺耳的,比如某制药公司总经理宗立成称“医改如果成功,是全国人民的悲剧”。如此为自己的群体代言,是否太过分?

白岩松:目前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媒体和公众慢慢学会刺耳(的话)也要听,他有说刺耳话的权利,不是吗?如果我们现在是在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话,难道不该从此做起吗?如果他没违法的话,如果他没有触碰太强烈的核心道德的话,他有权说刺耳的话。你要知道,有权说刺耳的话跟有权说真话是一样的重要,如果大家只是下意识地认为说真话是该得到维护,说刺耳的话是要痛打落水狗,有一天连人说真话的可能都没有。

南都周刊: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媒体和大众对两会热点中近似于娱乐化的解释和解读,比如李小琳的拉丁舞、总理记者会上的美女翻译、张晓梅的系列提案等,是不是也应该得到一份宽容?

白岩松:非常正常,如果你回头去看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进程的话,我们居然可以娱乐一下两会,难道不是进步吗?在过去很荒唐的岁月里头你敢娱乐两会吗?没有。现在可以娱乐了,进步了,但是仅到此为止,进步不大,我期待下一步的进步。

我今年两会的第二天就做了一期节目《少追明星多追问题》,因为当时看到刘翔他们被追得东倒西歪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的注意力有点偏了。首先我认为它是进步,大家可以娱乐它,但另一方面还是要追问题,两会是要追问题,是要追解决的答案。要说我对今年两会有什么不太满意的话,就是听着蛮过瘾的话挺多的,但是听着让我眼前一亮的方案很少。

“少一点畏惧就会多一点真话”

南都周刊: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但中新社采访了近20位人大代表,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讲真话并不难。在你看来,讲真话越来越难,还是越来越容易?讲真话的委员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

白岩松:从这几十年来看,说真话当然是越来越容易。想一想说真话曾经丢命,现在会吗?遇罗克,丢命了吧,张志新,丢命了吧,现在不会吧?所以毫无疑问就是进步了,但是我觉得离大家期待的还远。这里有一个概念,讲真话的对立面是不是“假话”呢?我认为,讲真话的对立面更大比例的不是假话,而是空话和套话。

大家不满意的是目前“空话”、“套话”成比例地在增长。你说多少人说了假话了?你在两会上都找到几个真正说假话的?没有。我觉得这一波“讲真话”的呼吁针对的不是假话,而是空话和套话,以及为获取自己的利益而阿谀奉承的话。我觉得这是关键。

南都周刊:你认为说套话是阶段性的问题,还是整个官场几千年没法改变的问题?

白岩松:现在人们已经开始不太能容忍这些东西了,周洋说感谢父母,你不觉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喜欢周洋的说法,而反感我们官员的那种说法?我觉得这就是进步。

那个体育官员甚至也起到了“好”作用。我觉得将来先“感谢国家”容易出现笑场的效果,成笑场语。你不信试试,你得了什么《南都周刊》内部奖你上去说我先“感谢国家”,底下肯定哈哈大笑鼓掌,它被解构了。

南都周刊:政协委员朱振中针砭党政部门搞形式、唱高调的发言,8分钟赢得9次热烈掌声。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不愿意讲真话?

白岩松:当你真正不畏惧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说真话。就这么简单。有很多人仅仅是因为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就开始说着那些言不由衷的空话套话。我就经常会觉得人怎么想不明白呢,你有什么可畏惧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个时代早已改变了过去的“此处不留爷,就是葬身处”,所以我觉得社会要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少一点畏惧就会多一点真话。

还有一个,讲真话不仅仅取决于个人,还取决于要有一个约束性的东西。比如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就从法律的层面决定了你要讲真话,政府你要率先去讲。有的时候挺奇怪的,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刚才还说得特好呢,话筒一到嘴边,比领导还空。但是你要理解,这是环境造成的,所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慢慢来。

南都周刊:有个问题,不知你方便不方便回答。倪萍在两会期间向媒体称,“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这好像也是真话、实话,你对此有何评价?

白岩松:我相信中国的人大代表里头,绝大多数跟倪萍一样,对吗?倪萍说出来了,挨了一通臭骂,然后没说的啥事没有,我们是不是在鼓励大家沉默是金?我觉得公众在骂倪萍的时候也要想一想,她说的是假话吗?她是不是点出了一个事实?

南都周刊:跟倪萍的话题有关,有委员发起联名提案,建议给人民大会堂的表决器加个盖,以免会场上的摄像机扫射过来增加压力。这种提议有必要吗?

白岩松:当然有。这不仅仅是一个表决器加个盖的问题,还是需要秘密投票的问题。如果谁都不知道你是投了反对票还是赞成票,那么才能真正地反映民意。

“民主的速度与模式是大问题”

南都周刊:从网络征集民意到两会微博,民众连通两会的手段也与时俱进,BBC的报道用了“e两会”这个词。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媒体技术手段的进步,才进一步燃起民众对议政的热情?

白岩松:只不过是参与的技术手段更便捷丰富,但是起实质作用的可不是它,起实质作用的还是时代究竟进步到怎样的地步。有了电视已经那么多年,不是很久也没有直播吗?所以技术不是最重要的。但我觉得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先天具有更加民主的特质,很好,正好嵌在中国的民主进程当中,会在中国发挥可能比其他国家更重要的作用。

南都周刊:相对技术手段的进步,有些民主化的进程是不是显得太慢了一些?

白岩松:我觉得在中国最重要的是已经开始,而且我对未来的判断不是那么悲观。它不是说谁赐予的,而是社会发展到这一个地步,矛盾积累到这一个地步,问题积累到这一个地步,必须找新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层面。

大家说(民主)这个话题还是觉得蛮敏感的,其实我一点都不认为敏感,十七大闭幕式之前直播一个小时,我谈的全是民主,当时所有人都感到惊讶——我说你惊讶什么呀?你是不是没仔细看过十七大报告?关于民主进程,在十七大报告里写得非常多,而且非常大胆,所以我觉得十七大是两个民,一个“民生”,那时候被媒体关注了;还有一个是民主,大家没太关注,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可敏感的。

我觉得民主是不可阻挡的,但是速度和模式是当下的大问题。中国该实施一个什么模式的民主?我不是说官方的语言,我自己都在觉得直接照搬西方的肯定没戏。五年之内我们看看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同样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三个人要竞争一个县委书记。会不会是这样从党内的票决和竞争开始?都有可能。

还有一个就是速度,这个不用说了,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在中国很多改革都是渐进式,但是它必须拥有一定的速度,因为太慢的话,积累下来的问题和矛盾是不能够承受的,所以这里要有一个很和谐的速度相对应。这个我不太悲观,我觉得民主是不可阻挡的。

“听话”的张朝阳“火”了

张朝阳本应在“听话、出活”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为什么在2010年刚刚开始,忽然话锋一转,成了市场化改革的鼓吹者,甚至被人们冠以“说真话”的头衔?



2008年11月27日,张朝阳出席“2008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

任何形而上的空谈,对于一名企业家而言都是危险的。沿着这样的逻辑,张朝阳本应在“听话、出活”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为什么在2010年刚刚开始,忽然话锋一转,成了市场化改革的鼓吹者,甚至被人们冠以“说真话”的头衔?

文_苏小和

2010年伊始,沉寂很久的张朝阳忽然火起来,原因是他的一番讲话,被认为讲了真话。众人由此认为,张显然是个有常识的人。据说,他在演讲的时候,网络管理部门的意识形态官员就坐在下面,由此可见,张甚至是一个有勇气的人。

人们对张朝阳的溢美,并不过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公众视线中的张,除了他那些刻意为之的个人形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言辞虚以委蛇。也就是说,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张其实是一个善于说套话,甚至说假话的人。

“听话、出活”

熟悉清华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所著名的学府提倡的校园文化价值是厚德载物,但流行的乃是“听话、出活”这样的市井格言。张朝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的身上显然有着清华大学的集体意识。某种意义上,张就是一个典型的既听话,又出活的人。即使在麻省理工读了博士,这种品质依然是他最醒目的标志。

有人曾经分析过张的生态。今日中国内地互联网领域,新浪是流量最大的网络综合门户网站;网易的新闻门户意义稍微差一些,但它的信息服务在深度方面做得相当到位,网易第一次跨越了网络阅读的快餐文化,引领受众正在朝深度发展;百度的要点当然是中文搜索;腾讯有个可爱的QQ,这个小小的即时聊天工具笼络了一大批未成熟和半成熟的年轻人;盛大靠游戏赚钱;阿里巴巴是电子商务;只有起步很早的搜狐到今天为止,似乎无法总结出一条真正有含金量的核心价值。

说实话,在新闻门户老大的位置被新浪夺走之后,张朝阳和他的搜狐要想再次寻找到真正的核心价值,的确难上加难。在网易的短消息服务爆得大利之后,张朝阳曾经想开辟中国最大最优秀的彩信服务,这显然是一个不错的路径,不过却没有得到信息管理部门的眷顾,张朝阳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资金来推广,不料却栽在管理层的手上。

这个时候,张朝阳身上的品质拯救了他,他开始回到“听话”的位置上,认同体制,认同管理,张开始在他的话语体系里置放一套非常娴熟的主流话语。人们甚至看到张朝阳忽然成了抵制外国产品、抵制家乐福的呐喊者和组织者,虽然他的私人游艇可能还放在嘎纳的海边,虽然他的一身派头都是外国叫得上号的知名品牌。

华丽转身

可以说,过去的这些年,张朝阳话语体系主流复主流,事实上与他的公司战略有关。公司的目的当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任何形而上的空谈,对于一名企业家而言,都是危险的。

沿着这样的逻辑,张朝阳本应该在“听话、出活”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为什么在2010年刚刚开始,忽然话锋一转,成了自由经济的鼓吹者,甚至被人们冠以“说真话”的头衔了呢?是不是我们熟悉的张朝阳,从此来了一个华丽转身,非常决绝地走上了意见领袖的道路呢?

的确,如果没有留意过张朝阳过去的言辞,今天他的表达简直就是哈耶克自由企业理论在中国的见证辞。

比如张说,“中国人的勤奋精神及在轻工业领域部分的市场化创造了made in China的奇迹,人类消费产品链条的中下游几乎被廉价的中国产品垄断,这就是30年经济奇迹的原因。”站在经济学分工理论的层面看,张朝阳的确道出了事实,由于后发劣势,以及核心技术的滞后,中国的发展被逼到了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张的意思其实是想说,这种分工局面,是一种市场的自发秩序,而不是中国人的理性选择。

再比如,张朝阳把今天中美之间的竞争,描述为“勤奋的儒家精神+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与个人主义精神+公平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大PK”,而且张断言,这种竞争的答案“是肯定而令人沮丧的,我们无法战胜美国!”应该说,这样的描述,视野足够开阔,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张朝阳在这里肯定了普世价值,他其实是在暗示,真正的市场经济事实上是以个人主义精神为前提的,而中国要想发展,首要问题是要追求人的解放。

当然,作为一个新经济新技术的公司人,张朝阳更加重视创新,他认为,“美国政府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如何保护竞争,保护竞争也就是保护创新,我们目前只有民营企业才参与全方位竞争,而国有企业通常情况下,都在依靠垄断分享利益”。

张的话有道理,翻看人类科技史,真正能够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都是个人劳动,或者说,都是由私人机构推动,而国有企业向来热爱宏大叙事,他们不在乎技术的更新,不在乎人的发展。

我相信张朝阳的这些陈述,都是肺腑之言。一名以赚钱为使命的企业家,没有必要在言论方面刻意求新。

问题是,张显然看到了自己未来的轨迹,如果中国的全球产业分工位置持续走低,他所在的新经济领域,必定越来越萎缩,一个靠粗放型加工寻求发展的市场,显然不需要那么多新观念和新技术,中国的一批新经济企业有可能被导入到陈旧的企业制度模式之中。今天看起来锐气十足的互联网企业,他日极有可能重蹈国有企业产权模糊、人浮于事、发展乏力、腐败盛行的覆辙。

也就是说,即使仅仅从利益出发,张朝阳也不愿意这样的局面出现。现实的市场逻辑是,任何一家新经济企业,都是以信息的自由流动为前提的,在这里,信息自由不再是一种泛政治口号,而是市场发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所以说,在这样的层面上看,今天的张朝阳的确说了真话,而且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说真话。没有人能够超越“屁股决定脑袋”的魔咒,张朝阳也是如此。

张朝阳的真心话

● 30年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也因此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甚至处于飘飘然的状态,我们现在津津乐道大国的崛起,兴奋地(如环球时报、参考消息等)收集着我们依然崇拜的高贵的西方人对我们的任何只言片语的赞扬,仿佛中国,middle kingdom作为世界中心被周边列国朝拜的辉煌秩序又恢复了似的。这是一种幻觉!西方人其实依然不怎么把我们当回事儿!

● 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没有充分的,公平的市场竞争,就没有品质,没有优秀,没有就业机会,没有稳定,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

● 具体怎么做?问题很复杂,但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否则我们发展的将不会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而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政府应该放下很多亲自参与竞争、与民争利的举动,把主要精力用在保护公平竞争上来。

任志强, 与大众为敌的“争话”逻辑

像任志强怀疑大众的每一句谩骂一样,人们也有权利怀疑任志强的每一次耸人听闻的言辞。



2009年10月15日,任志强在第五届中国地产金融年会上发言。他的脸上总是紧张的肌肉,夸张有余的表情,似乎向外传递着他看透了这个时代的“知识的骄傲和骄傲的知识”。

“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里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常态,对乌合之众的迎合,是人们首选的表达方式。但很遗憾,我不迎合乌合之众。”--任志强

像任志强怀疑大众的每一句谩骂一样,人们也有权利怀疑任志强的每一次耸人听闻的言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吵闹中,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多样性,我们才会远离遮蔽,远离盲从,渐渐成为一个个有权利、有思考的人。

文_苏小和

众人都说任志强又名“任大炮”,言下之意,是指任志强这个人喜欢信口开河,故作惊人之语。事实上,任志强近几年的确靠着他那张大嘴,赢得一身骂名,以至于有的人咬牙切齿,死活把任志强当成了中国房地产资本家的代言人。

在这个仇富心态暴涨,房价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年代,任志强当然是一个送上来的大好靶子。他夜以继日显摆自以为正确的观点,人们废寝忘食发泄自以为正确的愤怒。这个国家因为任志强,成了一台戏。

从盲从到不迎合

说实话,人们的愤怒事实上抬举了任志强。在一大串牛气冲天的房地产公司中,华远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企业。从规模上看,华远地产进入不了房地产企业的前50名;从产权上看,华远地产至今仍是一家由北京市西城区主管的国有企业。

任志强左右不了中国楼市的大局,甚至连搅浑北京楼市的能力也没有;而国企的制度安排,表明任志强的个人财富,主要还是靠工资和奖金,尽管他在自己的子公司里可能做了一些产权改革的尝试,但华远地产国有体制不变,下面再怎么修改,也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联产承包”。也就是说,跟潘石屹、黄如论、杨国强、朱孟依这些地产大佬相比,任志强撑死了也就算一种“小富即安”,他不是那种富可敌国的商人,按当下的体制来看,任志强最多也就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北京市面上爱侃大山的“小处长”。

北京的大街小巷充斥着这种膀粗腰圆、唾沫星子横飞的“侃爷”,任志强对自己的“侃爷”风格并不忌讳,并且认为自己天生就关注政治,关注经济,喜欢宏大叙事:“我们这代人天生就是从政治的染缸当中染出来的。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关心国际大事,关心政治,比如从抗美援朝开始到打倒四人帮等,这代人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让我们不关心政治不太现实。”

但任志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自己的每一次侃大山,都是一次学术演绎。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和任志强长谈,他上来就言明自己的法学方法论:“律师在法庭上辩论,他肯定攻击对方认为最不应该被攻击的地方,他会选择攻击点,这是一种法学习惯。学过法律的人可能更多会从这些角度,或者从这些方法来思考。”

在他看来,像马列主义的很多东西,比如“否定之否定”,实际上带有哲学和法学的方法论。这样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会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从相反的方向看问题。“不但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而且可能提出一些别人不能理解的观点,这可能是我总是引起大众误会的一个原因。”

很明显,任志强带有一种法学方法论的自信。当他对那些愤怒的人们说话,事实上他先入为主地给自己预设了一种法学启蒙的色彩。1980年代中期,任志强曾经以“贪污罪”被组织收监,在那一年多时间里,他只能看到法律方面的书,监狱不提供其他的书。因为要自我辩护,任志强不仅将《法学概论》这样的理论书读得烂熟,而且把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款从头到尾背了下来。日后任志强笑谈道,是看守所的生活把他逼上了法学之路,从此,这种情绪激动、满嘴跑风,时不时惹出麻烦的人,竟然建构起了自己的法学思考习惯。

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应该说任志强是有所准备的,他会通过读书为自己找自信。我上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桌子上就放着《乌合之众》和《身份的焦虑》两本书。话语之间,他甚至翻开书,大声念阿兰·德波顿的话:“报纸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势利者通常并无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无非是捡拾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的牙慧。因此,势利者的观点和立场在极大的程度上受报纸导向的影响。”

这里,任志强理解的“势利者”应该是指市井层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大众,所以他自我解嘲地说:“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里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常态,对乌合之众的迎合,是人们首选的表达方式。但很遗憾,我不迎合乌合之众。”

熟悉任志强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爱琢磨的人,这意味着,虽然媒体想方设法试图抓住他的某句话进行炒作,但他对媒体的怀疑与审视却一如既往。很多时候,任志强并不是一个迎合媒体的人,有的时候他甚至有些刻薄。所以,接触过任志强的媒体人都说他不好对付,很多人会在他毫不客气的质问下落荒而逃。

圈子里有这么一个传说,一次,他对一个记者直接发飙:你什么都不懂, 也敢来采访我?我相信这样的传言不虚,事实上,我第一次走进任志强的办公室,他几乎没有抬头,继续改他的文件,说就一边改文件一边采访吧。后来,我们熟悉了,他才哈哈大笑,说他对媒体的态度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天生就是一个把话拧着说的人,凡事要反过来想想,不怀疑一下,浑身都不舒服。

我能想象任志强一些时候对媒体的某种不屑,他的脸上那些总是紧张的肌肉,那些夸张有余的表情,事实上是他刻意流露出来的、自以为看透了这个时代的“知识的骄傲和骄傲的知识”。我曾经问他,一个戴过红袖章、当过红卫兵的中国人,难道他的血液里没有残留着那些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时代癫痫病症吗?他立即回答说,有,但他强调,正因此让他学会了思考。

“那时候我很盲从,比如认为共产主义要来了、林彪就是接班人等等。盲从之后,会思考的人会发现,不能盲从,所以我才开始倒过来说话。”

这是一个有方法论价值的自我解读。如果说以前大众盲从的是领袖,那么领袖走下圣坛之后,每个人的主要工作,就是不盲从大众。当我把这样的理解说给任志强,他刻板的脸终于有所展开,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在媒体里强调某一个局部的观点,以至于受众仅仅感知他的片言只语,就开始破口大骂;更没有在愤怒之余,起身,中途离场,让那些兴趣高涨的人们忽然找不到对手。我们眼前的任志强,他的思绪回到了他自己,他自己的人生过程,他的知识结构,他的价值追求,他不时开怀大笑,仿佛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思考和追问尽收眼底。

思考者的尴尬

其实,采访任志强之前,我有一个预置性的对话姿态:绕过当下热闹的市场沸点,去做一次安静的、略带思辨色彩的对话。理由无他,乃是为了将任志强在一片谩骂之中加以还原。

一个奇怪的现象便是:他可能一直在试图基于某种体系说话,试图说出一些常识,这样的常识看起来是单独的,孤立的,个别的,但稍微耐心去倾听,就能发现任志强的整体意义,不过,受众显然没有耐心,在几个孤立的词句之后,排山倒海的语言围攻便接踵而来。由此,一直试图思考的任志强忽然成为了某种闹剧中的靶子,而那些展开攻击的人们,事实上他们手中的武器更加苍白,空有一堆乌有的情绪而已。

在他的身上,堆积着太多的疑问。那些惹来围攻的言说,是他信口开河嘛?在目前曝光率很高的一批中国企业家中,陈东升、毛振华、任志强可能是最具数据意识和文献意识的几个人,前两人乃经济学科班出身,师从董辅,而任志强唯一的大学经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上了一个研究生班,他坦承没有进过几次课堂,不是一个好学生。如果听过任志强的演讲,应该能发现他每一次演讲几乎都连带着大量的数据和文献,这样来看,围绕他的诸多争吵几乎就是一个幽默,任志强自以为是地言说,听众简单快意地谩骂,某种由大多数人组成的词语暴力似乎形成了对任志强的包围。

那他是不是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言人?任志强至今不过是一家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但他呈现的所有言说却似乎与自由市场经济有关。我相信大多数攻击任志强的人,都有一种公平的追求,都有某种仇富的心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屁股决定脑袋,任志强应该是一名国有经济的捍卫者,而不是市场经济的阐释家。但人们对任志强的攻击存在先天性的错位,似乎选错了目标。因为任志强显然不是一个“奸商”,不是一名“暴发户”。以制度论,他可能只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商人。

但吊诡的是,既然只是一个国企代言人,为什么在任志强的身上,又看不到通常意义上的遮遮掩掩,看不到那种有些虚伪的王顾左右而言他,很难听到那种官话和套话?

有一种说法:王石这样的人因为无法改变万科的国有体制,只能靠爬山和NGO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果这样的解释成立的话,那么任志强应该就是意识到自己这辈子成不了大企业家,所以他选择用思考,甚至是用学术思考来寻找人生价值。

如果任志强真的是以学术思辨为生,那么,那些粗糙的争吵就有价值。面对任志强,我的问题在于,一个经历过饥饿、“文革”和开放的中国人,他为什么想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人,他今天的思考和行动,是否有些矫枉过正,是否又陷入另外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中,为什么在一片咒骂声中,他竟然可以如入无人之境,一个人自以为是,独自前行?

一个丰富的人生案例,显然比那些莫衷一是的观点之争和利益之争更让人有兴趣。像任志强怀疑大众的每一句谩骂一样,人们也有权利怀疑任志强的每一次耸人听闻的言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吵闹之中,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多样性,我们才会真的远离遮蔽,远离盲从,渐渐成为一个个有权利、有思考的人。

任志强“争话”录(整理实习生杨胤)

● 房地产就应该具有暴利!

● 不让穷人买得起商品房!

● 禁止炒房就是违宪行为!

● 买卖有理,炒房无罪!

● 中国住房分为穷人区与富人区很正常。

● 房价降了,房地产开发商有权不盖房。

● 商品房定价无需公众监督。

● 历史证明房价永远都是上涨。

● 对真正有钱的人来说房价还不够高。

● 严格说来开发商被强奸了。

● 买不起房你为什么不回你农村。

● 85%家庭买不起房结论简直荒谬。

●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要一下子超越自己的父辈呢?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错误观念,就是住房体系中,总是说居者有其屋,按道理说,应该是居者有其所,有地方住就行了。

● 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

● 他不买天价地,他就没地,饿死了。所以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

● 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

● 房地产比鱼翅,鱼翅再贵也不是泡沫。

● 房地产是北京发展的重要支柱,住房价格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

● 房地产非暴利,农民工也买得起房子。

● 如果你不是中高收入阶层,你就别在这谈房地产市场,这个市场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 国有企业家、国有资本,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我们干房地产我就不干房地产。我们只是当丫环的,都是政府说了算。

● 宏观调控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房价下跌,而是让房价稳定增长,不能因为房价没有下跌就认定宏观调控不到位。

● 买房子其实不是解决居住问题,房子是一种财富,就像钻石戒指一样。

● 买不起房别指望房子降价。

● 住建部管不了房价。

● 楼市政策越紧,房价越高。

● 天价地上盖什么户型的房子都不会是保障。大多数骂房价高的人都是买不起房,又不敢说政府,就只剩骂开发商了。

● 房地产打下去GDP就掉下去了,GDP掉下去,温总理比我们开发商还急。

● 拿地得先有钱,钱呢?看来也不是我无能,是央企太有钱了。

● 北京的房价是高,但高得是有道理的,目前也降不下来。

胡舒立的第三条道路

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



胡舒立11年的经济话语,如今读来,大多数文章今天如在杂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摄影_Mark Leong

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

文_苏小和

胡舒立11年的经济话语,如今读来,并不过时,大多数文章今天如在杂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要么是胡舒立视野开阔,她一直比别人看得远,看得透;要么就是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格局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进步,财大了,气粗了,大国就要崛起了,但经济背后的方法论,却还是当年的老一套,甚至比当年还不济。

胡舒立的姿态

感谢胡舒立!这些年她写得热火,我看得激动。不过遗憾总是有的,常识都摆在这里了,但效果并不突出。1998年,胡舒立就写下了“告别红色资本家”这样的文章,12年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在国内所向披靡,简直有要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豪迈架势;12年前我在香港看见众人纷纷追捧所谓“紫筹股”,内地国家资本闹得香港资本市场风生水起,12年后,不仅国有企业在北京成了地王,连军工企业也要豪迈进入房地产市场捞钱了;2004年,胡舒立写了“官商结合和民营经济”,今天,中国的私人老板们几乎离开了政府支持,就不知道怎么生存,连温州当年那一批游走市场的生意人,如今也纷纷成了地方政府的门下走狗;2006年,胡舒立写下了“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再次提到了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那么,这些年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呢?

回想30年的变迁,我们曾经有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措施,曾经有过解放思想、大力平反的改革措施,有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我们还有过加入WTO、真正将中国带入全球化的改革措施,但是在此之后,我们是不是再也找不到真正有制度建设意义的改革了呢?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处在一个重要的正在失去的10年之中呢,这种不改革的成本,究竟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而在2009年,她又写下“警惕隐形贸易保护主义”,说的虽然是美国当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但对中国贸易问题的建言,也在其中,君不见各路企业趋之若鹜的出口退税、财政补贴,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贸易逆差,就是一种比之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短视的国家行为。

中国十年之真问题,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这显然不再是一个理论的探索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和能力来实施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无力感由此可见一斑!仅仅就胡舒立而言,更具体的无力感,可能还不是面对经济态势的某种无奈,而是与她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战略走向。

众所周知,2009年是胡舒立人生大转型的关键年份。她带着豪华的采编经营团队从《财经》撤出,搭建了财新传媒这样一个志存高远的新兴全媒体平台。如此,胡舒立长达11年的媒体职业经理人生涯终结,而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征象的媒体企业家身份由此展开。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新闻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件事,与之相关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

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和投资家都不看好胡舒立的姿态,理由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胡舒立如此抽身而出,是对资本的一种不负责任。但问题在于,胡舒立显然比诸多企业家们更知道这个道理,2001年,她曾经写过《承认资本的权力》,“资本意志的变化,来源于其性质和组成的变化,谈不上高贵、或是卑鄙,智慧或是愚蠢,有情或是无情,而如果不能理解其间的区别,漠视资本的意愿,失去资本的信任,便极有可能遭到资本的否决”。

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博弈如此熟稔,胡舒立仍然选择了出走,这其中必然有更本质的隐情。中国媒体人的难处在这个时候被直接摆在广场上,让所有心中装着媒体梦的人们纠结,所以,与企业家、投资家的态度背道而驰,几乎所有的新闻人都在为胡舒立加油,希望她早一天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新闻平台。

她就是一个写字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社会中,中国的新闻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难道堂堂如胡舒立也仓惶如丧家之犬吗?我所看到的现实是,媒体人天天在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如今还在网络上呼喊现代企业制度,呼唤清晰的产权、自由的竞争,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清晰的产权,所有的媒体从业人员都在一个近乎垄断的产业里得过且过。

如此局面,意味着今天如过江之鲫的新闻从业者,事实上是一群得不到法律保障的边缘人群;意味着这样一群看上去有文化有知识还有追求的人群,在今天这个渐渐开放的市场中,并不是一个具有私人权利和行业权利的群体;意味着在一个产权逐渐得到界定的市场经济年代,中国的新闻人并不是可以真正参与到竞争中去的市场主体;意味着新闻从业人员要么选择做权力的走狗,要么选择做资本的走狗。

这正是现实。有的新闻人直接把目标锁定在利润上,为了利益可以丢掉一切的媒体属性;有的人成了权力的传声筒,新闻成了长官意志,媒体成了权力的附属品。活着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难道这是我们惟一的结局吗?我们的媒体能不能既不依附于权力,也不依附于资本,而是站在第三条道路上,为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为了所有人的知情权,发出真正独立且自由的声音呢?

现在我相信胡舒立长达11年的写作,就是这种独立且自由的声音。我还相信,胡舒立不仅是新闻技术的领先者,事实上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新闻史学意义。

某种意义上,一部中国现代新闻史,就是一部争取自由言说权利的历史。清末,伴随着民智渐开,《新民报》就提出醒目的办报宗旨:“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这样的表述,事实上隐含着现代媒体产权与言论权的双向独立立场。中国的新闻先辈们很早就意识到,真正独立的媒体,不仅是新闻理念的独立,也是财产权的独立。张季鸾显然更加认同这样的道理,他在主持《大公报》期间,先声夺人,直接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方针。论及“不卖”,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令人沮丧的案例也俯拾即是。储安平创办《观察》,他的政论文字思路清晰,语言犀利,成为当时的一面旗帜。储安平同时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比较宪法》、 《各国政府与政治》,可谓真正学院型新闻人才。但他没有在产权与分工的层面理解新闻,虽然有胡乔木推荐他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但仍然没有摆脱悲凉的命运。还有著名的陶菊隐,北洋军阀时代无孔不入的新闻人,后来只能以写旧闻为生。有意思的是,即使是旧闻,陶先生也枷锁缠身。

我相信聪明如胡舒立,对这样的历史图景烂熟于心。所以她要有所作为,既要继承前辈的卓越理念,也要走出前辈的新闻困境。如此,今天我们看到的胡舒立新闻格局,既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分工格局,也是一种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格局,更是一种基于知情权的自由格局。如此,胡舒立所有的努力,既是在这个变革有些迟缓的年代力所能及的制度性探索,也是未来中国新闻产业可能大面积改革的一种预示。

沉寂数年的老崔健最近新推出的歌曲《蓝色骨头》,技术上完全向R&B和RAP靠拢,但歌词却写得分外具有中国语境: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个写字的,

只要我有笔,谁都拦不住我,

这就是我的事业;更是我的兴趣,

还能有什么工作比这更来兴趣呢。

我想说的是,胡舒立其实就是一个写字的,为这个古老的国家,为这个浮躁的时代,为身边忙碌的人群,当然也是为他们自己,胡舒立和她的团队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忙碌。

六六: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

在《蜗居》里,“不好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话”。她的朋友、出版人金丽红说,六六的性格火辣、直率,语言是喷发式的,随笔更适合她。六六却觉得女性写杂文不可爱。





“我偶尔露锋芒,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很温和的。”在六六看来,女性写杂文不可爱。

一个人对朋友是个好人,但放在社会里,他就是另一种形态。宋思明竟被评为“中国脸”,我更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而不是分裂的。

南都周刊记者 _张守刚 摄影 _邵欣

“如果《蜗居》再深刻些,就是《茶花女》了。”3月23日上午,有记者这样对作家六六说。

这个评价似乎相当受用,六六很谦虚地回答:我的水平可能恰恰就是有这段距离。她说,近期注意到张朝阳说的权贵阶层对社会的影响,而当时自己写《蜗居》时,这个思路还不太清晰。“两会上为什么提出幸福感和尊严感?这就是幸福和尊严的缺失。”

就在满城尽说《蜗居》时,今年“两会”期间,温总理也坦言“知蜗居滋味”、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还向干部推荐观看。

此前,六六被称为“新生代情感专家”,而此次因为新作《妄谈与疯话》直击婚姻、房价、税收、公德等话题,言辞泼辣,她又获得了一个新头衔——“女公共知识分子”。

“这个社会上只有两类人冒死闯红灯,一类是社会的最底层,诸如送外卖的,送快递的,钟点工,民工,对他们而言时间就是金钱,多一分钟就多一毛钱,这叫被逼作死。另一类就是空字头,武字头,各种非正常牌照颜色的车及超级豪华车,这类人叫自作死。”

这就是所谓在《蜗居》里,“不好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话”。她的朋友、出版人金丽红说,六六的性格火辣、直率,语言是喷发式的,随笔更适合她。六六却觉得女性写杂文不可爱。她自己以前喜欢比较犀利的散文家 ,一个是龙应台,文笔过于犀利所以嫁了个外国人;另一个是陈文倩,她至今未婚。“这真不是好兆头。”

于是,她强调:“我偶尔露锋芒,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很温和的。”

不妨来看一个批评,有人说:《蜗居》对现实的展示很好,但批判的力度不够,比如为什么把贪官写成“情圣”?

六六回应说:我认为所有人都不是好莱坞电影,非好极坏。一个人对朋友是个好人,但放在社会里,他就是另一种形态。宋思明竟被评为“中国脸”,我更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而不是分裂的。听起来,这也是一种大真话。

“不缺思想,缺的是释放的地方”

南都周刊:很多人说,不要看《蜗居》,因为太压抑了,这种压抑可能来自真实。《蜗居》与现实,哪一个更残酷?

六六:海萍和丈夫苏淳,发觉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的上涨。这种挣扎的状态是残酷,但生活中太多的人还不如他们,不是还有“蚁居”一族吗?

南都周刊:你有做房奴的体验吗?

六六:我没买房,因为买不起呀。

南都周刊:那在你看来,对目前城市中的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要不要去蜗居、做房奴?

六六:如果有薪水的人都能拒买暴利房,那房价一定会跌。可我们永远随着庄家的指挥棒在舞蹈。

南都周刊:“说真话”不容易,即使一部虚构的《蜗居》,也有人批判它“低俗”。你如何看待?

六六:文艺作品不怕批判,有争议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我不期待我的作品被认可为高雅艺术,同时也保留我自己的态度。我可以一方面往高雅进步,一方面保持我的草根性。

南都周刊:上海是你的小说的重要场景,也是韩寒所在的城市。你喜欢上海吗?怎么看韩寒?

六六:我喜欢韩寒的直言。这个社会中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不惧批判的人越来越少了。韩寒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探讨教育体制存在的现实意义。

南都周刊:你的语文老师刘小平曾批评你的作文“媚俗”,“高的作文分数不代表你有卓越的,哪怕是真实的思想”。你觉得,当代文坛是否还有这种倾向?

六六:我喜欢这个问题。中国文坛不缺思想,缺的是释放思想的地方。每个人都有思想,关键是如何去表达。如果社会缺少表达思想的空间,就很难有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现象发生了。大国是不怕批评的,我相信中国面对批评也有把握的能力。

南都周刊:你在书中说,“越发感到底层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炸药包”。这个炸药包的引线在哪里?该如何拆除?

六六:引线就在社会的不公平性上。不是有句古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吗?比尔·盖茨说过:“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是表现在科技的发现和发明上,而是表现在如何用它来消除不平等。”当然,完全消除差距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是,尽量淡化这种差异,消除对立。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
什么时候祖国就没有假大空的市场了???

或者是人民开始在公开场合表示敬佩尊重真善美抨击假大空???
smilhaNew at 3/29/2010 08:05 快速引用
杯具了!白岩松没想到,说说真话也会遭到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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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综合 2010-03-29 19:32:53





  3月20日,央视“名嘴”白岩松应邀到无锡市,走进无锡的《周末大讲堂》,此次白岩松的讲座主题是《中国与世界》。

  白岩松先生在演讲中的主题是:看世界——步外国当作中国的一面镜子;环境保护——中国需要慢慢学习;教育——给孩子带来安全和温暖;枪支文化――自由和公权力的制衡点。

  白岩松先生在演讲中更多的是与现场听众互动和交流,其风趣幽默且智慧的言谈博得现场听众的阵阵掌声,尤其在谈到美国的枪支文化时,白先生说:“中国没有允许持枪的环境和条件,如果在中国允许持枪,我想强制拆迁就不可能了。”继而又说:“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美国持枪文化背后的东西,那就是尊重、保护公民权利和私有财产以及公权力的制衡问题。”

  对白先生真知灼见的分析和解答,现场听众报以热烈掌声,无锡市的江南晚报以飞快的速度做了如实报道。然而,很快http://www.wxrb.com无锡新传媒网的电子版报道被封,3月22日,无锡市日报将“中国没有允许持枪的环境和条件,如果在中国允许持枪,我想强制拆迁就不可能了。”彻底删除。

  现场:《周末大讲堂》白岩松——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中国公民的

  20号早上,虽然无锡出现了少有的风沙现象,但我还是满怀激动地直奔人民大会堂,今天将有一位崇拜了很久的人物将会在大会堂开讲。来到会场,人们早已排起了长长地队伍等在入口处,一张张激动兴奋的脸上写满了对今天主讲人物的崇拜!没错,今天的嘉宾是大家期盼以久的著名主持人——白岩松。

  白岩松不但是一名著名主持人,参与策划并主持了《焦点访谈》、《中国之路》等节目。同时还是一位实事评论员,他对事件的看法,对当前形势的评论,对如今社会提出1反问的神情都深深印在了我们的心理,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会被他的主持风格所吸引的原因之一。除了在严肃的场合外,他的即兴主持也不失自己的真性情。当他主持体育节目时,带同电视机前的观众都会被他的情绪所感染。

  当白岩松走上台,并不同与以往的主讲嘉宾,是以站立的姿势开始了今天的演讲,这一点更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位主持人的职业风采。

  2个小时的演讲中,白岩松向我们生动的描述了国内外百姓的生活情形,并在演讲中提出了多个让大家深思的话题。演讲期间他生动活泼的讲述方式,和发人深省的观察角度,时而面容凝重,时而诙谐有趣。代领着大家站在另一个视点,从新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对当前形势的认知。

  问答环节听众们纷纷向白岩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话题在白岩松的回答中都让我有了新的认识。

  3个小时的精彩是留下了更多令人思考的问题。通过一个人的表述,让自己得到更多更深的思索,才是最令人值得回味的事情。

  博友:聆听白岩松讲座,一个场景最让我感动

  3月20日上午,无锡周末大讲堂邀请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作讲座,有幸亲临现场,聆听央视名嘴的精彩演讲。

  来到市人民大会堂,发现大会堂门口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群,门口检票也比平时严格的多,白岩松的魅力可见一斑。进入会场,发现会场里面几乎座无虚席,我们只好在最后排的加座坐下来。LG说,“我到楼上去看看有没位子”,很快跑下来,无奈的朝我苦笑,“都坐满了”。于是,安心坐在最后一排,静静的聆听讲座。

  白岩松的声音很好听,充满磁性,节奏把握的也是不快不慢,入耳非常舒服,可以说,他已经能自在自如的驾驭自己的语言。演讲的主题为“中国与世界”,这个题目貌似有点大,但其实白岩松讲述了自己在美国和日本的亲身经历,从一个很小的点出发,剖析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别和距离。这些例子,因为亲历,所以显得很真实,很能打动人;例子的内容选取的也很好,很多都是中国老百姓有切肤体会的方面,所以能抓住观众的“兴奋点”。如讲到日本的垃圾分类,美国的学生校车接送。

  日本的垃圾分类非常严格,一般家庭都是在自己家里做好分类工作,而且分类分的很细,垃圾集中车一个星期到社区来收集一次,需要自己把不同的垃圾放到不同的收集车里。想到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确实做得非常不够。我们人口那么多,每天产生那么多垃圾,但我们对待垃圾的态度实在太随意,太不负责了。在中国,感觉到处很脏,垃圾满天飞。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一些电子垃圾的随意处置,必将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中国在这方面,真得好好向日本学习。盼望有关方面能够尽快出台有关垃圾分类的制度和措施,普通百姓也要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之前我们有“限塑令”,这是很好的开端,我们需要继续努力。

  说到校车,白岩松说,美国的父母要比中国的父母多活2个小时,因为节省下了送小孩的时间。这个话真的说到我们这些为人父母者心坎上了。而且,美国是把最好的、最先进的汽车用作校车或出租车,而我们却是把淘汰下来的废旧汽车用作校车,所以常常发生诸如校车翻车之类的“杯具”,前几月报纸上还有小孩从校车上漏下去被碾死的骇人惨剧。我们中国能不能在施行校车接送的政策呢?好像有尚存在很多的困难,比如中国人太多,校车的安全性无法保证,国人的素质不高等等。但我相信,对于一个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党和政府来说,我们一定会朝这个方向努力。

  精彩的演讲让人觉不得时间的飞逝,似乎在很短的时间,白岩松结束了他的演讲部分,接下来就是观众提问的互动环节。我曾参加过几次周末大讲堂,按照惯例,一般都是由观众写好条子,然后主持人念给演讲者听,但白岩松坚持要让观众直接提问。我心里暗暗叫好,同时担忧白大哥是否能招架得住这种现场的提问,后来,我发现,我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作为中央台名嘴,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能在人才云集的央视站稳脚跟,白岩松自有他的非凡之处。果然,对于观众抛出的每一个问题,白岩松都回答的非常巧妙,非常出彩。

  比如回答一位大学生关于如今大学生压力重、“蜗居”的问题,白岩松提出:哪一代人的青春容易了,大家都不容易啊。之后列举了季羡林老师和自己的经历。白岩松建议大学生们不要太自恋,总以为是最受苦受难的。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确实,哪一代人都不容易,看人挑担不吃力,总以为自己是最累最辛苦的,但何必把自己看的太重,每一个都只是芸芸苍生中的一蝼蚁,自己的生活和困难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又算得了什么呢。

  有一位无锡的老师问,灵山大佛建造的金碧辉煌,是否太浪费了,把这个钱花在社会救助方面,该多好。白岩松回答的非常巧妙,说,这个钱不造大佛,也不一定会花在救助方面,我们很多人有一个概念,总以为非此即彼,其实不一定。然后说自己参加第二次世界佛教论坛,忙着主持,眼睛里看到的是人,并没有看到所谓的“金碧辉煌”。(大意如此)我不禁击节叫好。每一句话,每一个词,说的那么好,当中没有语言的不连贯,也没有思想上的冲突,蕴含值得人反思咀嚼的无限深意,此等境界,令人佩服。

  另外,白岩松讲到的有关人的三个层次,“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的叙述也给我很多启迪。

  总之,今天的讲座让我见识了央视才子的纵横才气,很值!

  感谢无锡周末大讲堂给我们奉上的这道文化美餐。同时,也衷心祝愿周末大讲堂能越办越好,把更多的各领域高层次人才,请到无锡来,提升无锡的文化层次。

  此外,听完本期讲座之后,我产生了一些闲思:

  1.白岩松讲座的成功,更加说明我们周末大讲堂在甄选主讲人上面要多花一点功夫,真正提升讲座的质量和可听性。

  2. 是否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其实,我们无锡也有很多人才,我们不一定要花大价钱请外面的“和尚”来念经,我们也可以精选一些无锡本地的优秀人士来作讲座,甚至,我们也可以向外地、外国,输出我们无锡人的文化讲座。如果其他地方的人都到无锡来请人做讲座了,这才真正说明我们无锡已经是“文化强市”了。

  3.除了讲座之类“显性”的文化节目,我们要打造“文化强市”,提高人的文化品位,更多应该从“隐性”方面入手,从生活中的一些点滴细节入手,从人的内心入手,如春雨润物般,让文化真正浸润人的心灵,明亮城市的底色。

  4.无锡是经济发达地区,我窃想,我们无锡能否开全国之先河,率先实现“垃圾分类”和“校车接送”等制度呢?
smilhaNew at 3/30/2010 01:39 快速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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