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林彪先生致意。。。 专访林彪的女儿:林豆豆推动的事业 2010-06-14 19:27:03 6/15/2010 10:04
  眉眼脸型都酷肖她那位著名的父亲,但要显得丰腴一点。她上穿一件高领蓝毛衣,下穿一条浅驼色裤子,脸上常挂一丝温和的微笑,但又总透露出几分忧郁的气质。这位元帅之女,遭遇过那么多惊涛骇浪,自杀过三次,“曾经沧海难为水”,她将自己的思绪埋藏于心底深潭,再难喷溅浪花。


◆高伐林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人们习惯了叫她“林豆豆”,现在她叫“路漫”——这个名字,总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屈原的那句著名的诗:“路漫漫其修远兮”。
  林立衡眉眼脸型都酷肖她那位著名的父亲,但要显得丰腴一点。她上穿一件高领蓝毛衣,下穿一条浅驼色裤子,脸上常挂一丝温和的微笑,但又总透露出几分忧郁的气质。斑白的头发显得稀疏,在一只黑色的发卡管束下向后梳去,在脖子后面扎成一束,正面看去,使她有几分须眉之气。更加强记者这种感觉的,是她说话的不疾不徐,冷静从容,很少提高声调,也不曾发出过开怀朗笑。这位元帅之女,遭遇过那么多惊涛骇浪,自杀过三次,“曾经沧海难为水”,她将自己的思绪埋藏于心底深潭,再难喷溅浪花。
  笔者是2005年年底,在北京建国门外的阿文酒家与她见面的。与林立衡在一起的,还有她的干妈王淑媛老太太,她是当年林彪家里的服务员,时年83岁了,正来北京看林彪当年给她的这个干女儿。酒家的杨经理,一位中年精干女性,是林彪的老司机的女儿。记者虽然没有见到阿文酒家的老板文定中,但早就耳闻他是当年林彪的黄埔军校校友,后来作为国民党战犯被关押了二十七年的文强的小儿子。这让人不由得感叹大时代中各色人等命运的颠簸和扭结。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高伐林摄)



挥之不去的“餐馆”谣言

  媒体和网络上一度汹涌转载武汉一家报纸上的文章,有鼻子有眼地说林立衡在北京开了家饭店。话题很自然就从酒店和媒体说起。林立衡带点无奈地说,有个日本右翼报刊的记者来采访,“不知他是没听懂还是夸张,添油加醋,例如,说我在饭店门口竖了我父亲的巨幅画像,我在那儿成天大宴宾客,还说我告诉他三年之内‘翻案工程’就要成功……这都是没有的事,我根本就没有跟他说过这话。饭店也不是我开的,只不过有时去那儿而已。开业那天来了很多人,什么人都有——估计那时就有人将情况报到上面去了。后来我也就不去那家饭店了。”
  关于林立衡开饭馆的那篇报道给她造成不小困扰。笔者就听不少人说过:“林彪女儿?不是开饭馆了吗?”林立衡说,后来给那家报纸打了电话说要诉诸法律,但是这个影响造出去,一时又怎么能够澄清得了?
  类似的不实传闻还不少,这大概是所有名人和名人之后的宿命。林立衡谈到家乡黄冈的一座大桥:“那座桥是陈元特批的,他批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陈、林是一家。’——黄冈姓陈的也多。结果外面就传开了,说是我找陈元批的,我肯定拿了中介费,甚至说我拿了三百万。把我气的!”说到这儿,林立衡少见地微微提高了一点声调。“后来我对他们市里领导面对面澄清:是你们市里去找的人嘛。不是我啊。不过,陈元确实还是看在林家的面子上批的。是林汉雄写了信找的他,林汉雄这个建设部长,也被人家说成‘拿了三百万’,他也气得够呛。他不是‘六四’后就被整下来了嘛,大桥通车的时候,当地领导给我发了请柬,我没有去;可是他们就没给林汉雄发,说是‘忘了’,这大桥好几亿,还是人家给你批的呢!国家给了五个亿,修到一半说不够,又写信找我想向国家要。已经给你照顾了、特批了,你还要!我就没有转这封信。后来他们还是筹集到了资金,最后竣工了。”
  笔者顺势问林汉雄现在干什么?林汉雄是林彪的哥哥林育英(化名“张浩”)的儿子,算下来是林立衡的堂兄,还曾与李鹏同一个幼儿园。林立衡说,她这位堂兄,“现在什么都不干,就是打高尔夫球,就是玩。去年(2004年)他75岁的时候,在阜成门外的一家大饭店举行生日聚会,请了八百人,分了两批,还有一些现在在位的领导也去了,他在那儿骂这个骂那个地出气儿。我那次没去,他还不高兴,后来我们又请了他一次……”

潜心投入口述历史

  林立衡刚刚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在社科院搞口述历史,我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趁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文化热”的余绪,她于1989年参与发起了一个名为“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机构,后来张罗著在这个学会下面搞起一个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和一个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这个‘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下面还有一个一个研究会,像胡适研究会、闻一多研究会、陈独秀研究会……哦,最后这个‘陈独秀研究会’被砍了——为什么被砍?说他们给陈独秀‘翻案’呗。陈独秀研究会有一千多会员呢,经费也是我设法去找的,但是这个课题涉及当前政治。”
  她对记者最津津乐道的,是口述历史的各个项目。《文强口述自传》就是她推动的成果之一。“文强父子主动要跟我见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小组,访问了文强九次。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去了,但是后来整个采访、整理的过程我并不了解。记录稿出来后送到我这里,我也说我就不看了,我又不熟悉国民党的历史,你们拿去让文强的儿子看吧。结果文定中也没有看,书里就出了很多错。一个原因是访问者不大懂文强的湖南口音,再一个原因,文强年纪大了,记忆也不那么准确了……”
  林立衡告诉我:“我最近去了一趟武汉,是跟江汉大学谈口述历史项目的合作。江汉大学虽然在中国不算一流的大学,但他们有雄心,也有一定经济实力,参与我们学会搞项目。去年我们在扬州开了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现在我们正筹备2006年10月在武汉举行第二次会议,就由江汉大学来主办。我给他们找了个项目:李尔重的口述历史。李尔重你知道吧?”我当然知道,当年担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第二书记,喜欢舞文弄墨,与王任重被毛泽东并称为“湖北二重”,是当时高级官员中少见的“才子”,后来当到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他九十多岁了,‘文革’后还创作了八卷本、500万字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但那是虚构作品,没有说自己的真实往事。我们想搞他的口述回忆录,现在他不轻易见客,但我去要见他,他还愿意见我。”
  此外,他们采访口述的对象还有:张国焘的手枪队长,“90多岁了,耳朵已经近乎全聋,他儿子贴在他耳边喊,然后将他的回答传达给我们”;“我们组织人采写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在抗日战争年代搞的保育会资助的孩子,当年资助了三万多个孩子,现在他们都是老头老太太了,中间出了不少名人,通过采访他们,挖掘出了很多民国史上没有披露的史料”;还有山东基督教会的一些老牧师,还打算采访一位蒋介石的侍从文官,也90多了……
  为什么这么重视口述历史?国际上口述历史兴起的原因甚多,但是,在中国或许一个大家都可意会的独特原因是,“成文历史”“书面历史”已经被官方高度垄断,真实的历史要发出声音,必须另辟蹊径——至少得被记下来、留下来。而林立衡自己,一定更有体会了。事实上,她本人就应该名列历史重大事件的最关键的口述人——虽然她的口述,真要立了项,更难出版。
  林立衡对笔者还谈起一个中实集团总裁王天怡的例子:“王天怡原来是下放到延安的知青,在那儿干得挺不错,最后当了公社的书记,晚上没事了就去听老头儿聊天。那些老头儿都是老红军,给点儿酒、花生米,就什么都说,他当时年轻啊,一听吓坏了——这么多历史故事,都不敢相信啊。后来他下海了,做生意做得很成功,经常到美国去,听到那边研究人员说起来,跟他早年听这些老头儿们讲的,基本上是一类东西。近年他多次要求跟我见面谈谈……”
  林立衡的口述历史项目,参与的人有文化界的,也有政界、军界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实力,所以都与大专院校合作,像扬州大学,上海大学,北京的一些院校。还有当代史研究所的一些人,以个人名义参加。”官方没有拨一分钱,她设法去找资金支持,主要是搞学术讨论,搞培训,推动成立新学科。
  笔者问:你们口述历史的成果通过什么方式问世呢?“还是得找出版社啊。”谈到出版,看来是林立衡花心思最多的一个环节,可费了一番周折——因为现在中国的出版界是两头受挤:一头是官方的口径必须顾及不能触犯;另一头是市场的反应必须顺著不能不理。搞口述历史,就得顾著这两头,既要规避政治风险,也要规避市场风险。但看来总算有点眉目,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口述历史成果的出路问题了:“北京有家出版社非常热心,提出你们不要再找别家了,我们全出。我们就给他报了几个选题:台湾第一家族,张国焘手枪队长,李尔重……”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与干妈王淑媛,常来阿文酒家会见客人。阿文酒家为林彪当年黄埔军校的同学、后为国民党战犯文强的小儿子文定中所开。(高伐林摄)

其父其女

  见林彪的女儿不可能不谈到她父亲。笔者问:最近关于林彪事件的真相,新发现什么史料了吗?林立衡非常明确地说:对,有不少新的史料,对于揭示林彪事件的真实情况很有帮助。金秋(吴法宪的女儿,美国弗吉尼亞州Old Dominion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高注)说关于林彪事件“没有发现新东西”,那是她还不了解呢。
  究竟有些什么新的发现?林立衡没有细谈,留下了一个重大悬念。
  林立衡告诉笔者,据她所知,至少有三拨人在写林彪的年谱。“林彪的老秘书,叫李德的,就写了一个年谱,送到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是党史研究室,郭德宏(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央党校教授——高注)看了,说还不错,要出,但也一直没有出——本来跟广东的一家出版社签了约,人家给了定金,但后来他迟迟没有弄出来,又将定金还给出版社了。”但是在林立衡看来,虽然李德弄的这一本《林彪年谱》,因为其中有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比起来要好一些,但总的说,这些年谱都还不行,因为缺少档案材料,只能搜集报刊上公开发表的东西来整理,“年谱要是有很多空白,价值就有限”。

  但是这些搞林彪年谱的人之热心,让人印象深刻。林立衡介绍,其中有一个人是襄樊铁路分局的业余学者,自己搞了一百万字,“他抠得细着呢!他找不着我们,抱著一大摞书稿拿到社科院去,找到了李铁映(时任社科院长)的秘书,李又把他介绍到我们近代史所的书记看了。他自己跟香港的出版社联系谈出书,想要我们给他提供资料,但我们自己都很困难。我们学会是从俄国买了一部分档案资料回来,都还没有翻译。”
  林立衡谈到家乡故居:“林家大湾我父亲的故居,民间搞了个纪念馆开放参观,原来是一张门票五块钱,后来提到十块,又提到20块,现在呢,收30块,参观的人很多,他们很赚钱呐!——不过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现在人家说我在那儿挣钱呢。你说我冤不冤!”既然是父亲的房产,现在她作为仅存的直系后代,是否应该拥有继承权?林立衡听了这一问,连连摆手:“林家家族内部,村子与村子之间,矛盾多了,穷的时候没事,有了利益了就争得不可开交,我可不掺乎。”





  

名字禁忌

  坊间传说林立衡写了一本书,谈林彪事件的经过,报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但一直没有批下来,石沉大海。当向林立衡求证时,她断然否认:“没有这回事。”
  不过,林立衡确实写过不少关于父亲的文字。不仅写过关于林彪“9·13”事件这一段经历,还写过更早时期的回忆,“我从来没有主动拿出去发表,但是有一些分别登出去了,网上也有一些。”那么是怎么散布出去的呢?“我写这个东西很多人都看过啊,都可以复印嘛——他拿去看,复印不复印,我也不知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将罗瑞卿》一书中,就引了很多我的话。不是我直接给作者的,是他从别人那里弄来的。”南京一家杂志登出来几章,出版社的人很紧张,因为上面要查。
  笔者问:查什么呢?林立衡苦笑:“无非是查怎么登了我写的东西!”
  这件事,是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告诉她的,说人家用你的东西你都不管?“我说无所谓,我也管不了。后来我跟她说了,那几年国内的文章中哪些是我启动、推动的,哪些是人家写得比较客观的,我给她列了一遍。她就把这次见面我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整理出来,后来就出了本书《红色家庭档案》——这也是别人告诉我的。”
  笔者谈起,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林立衡说:对,我看了。“国内有关方面还怀疑是我组织的呢,其实我对这套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一无所知。在该书出版之前,我跟主编丁凯文也并没有单独接触过。出版后才见过一面。”
  笔者问:莫非你的名字在国内报刊上出现,迄今仍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林立衡说,岂止是“敏感”?有关部门都知道上边有规定:涉及到我,所有的镜头不能上,所有的照片不能上,所有的名字不能出现。我已经碰到过几次这样的事了,作者采访了,但登不出去。“就是因为我是林彪的女儿呗。”
  不过,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这么多报刊和出版社、每年出这么多文字,加上互联网的勃兴,当局要想在出版物上完全封杀一个人的名字,殊非易事,总有“漏网之鱼”。笔者目力所及,有不少文章中就提到林立衡——在《文强口述自传》中,采访者就注明了林立衡参与推动这一项目。这大概也取决于在当权者眼中这个名字出现的场合和影响,以及媒体对这个名字处理的方式吧。一般来讲,媒体对“林立衡”这个名字重视的程度与检查官禁止的力度,是成正比的:偶尔提到的,可以过关;突出介绍的,必禁无疑。
  林立衡讲了这么一件事:一位老同学是《人民画报》的资深摄影记者,与她约著去南京一家摩托车厂参加五十周年厂庆,该厂希望他们去拍照以扩大知名度,答应给十万元,一半赞助《人民画报》,一半赞助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所领导叮嘱林立衡说:咱们所里经费这么困难,你可一定要去呀!他们就去了。但是回来后,《人民画报》这一题材因为牵涉到林立衡,画报社不敢擅自做主,就去请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白克明,白克明说,哎呀,这件事不好办,你们还是打个报告来吧。画报社不敢打这个报告,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摩托车厂答应的十万块钱也没影了,林立衡就算白折腾了一趟!“那位《人民画报》记者还来找我说,你看,最近国庆节我们画报登的这1959年国庆检阅的历史照片,林彪也在里面呢。你爸的照片都能登,你的照片怎么不能登?我说,你别问我呀,是你们动员我去南京的,你们去请示上面为什么不能登我的照片啊!”






  1970年庐山会议结束时林彪和手下将军在一起;左起: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1981年,他们均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照片摄于1970年9月6日,庐山会议后林彪下山回京前的九江机场。因为九江机场小,大飞机无法降落,林彪不得不乘安-24飞机,此照是在飞机中摄,所以很不清楚。这是庐山会议后他们五人惟一一次合影。

“十大元帅”的商机与禁令

  随著中国社会的转型,金钱越来越成为人们的驱动力,即便是过去的政治“雷区”,如果人们认为有商机,也会挖空心思去打“擦边球”。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的名字也被一些商家看中,动起了生意经的脑筋。将林彪包括在内的“十大元帅”系列的图书、邮票、屏风、纪念币,以及烙画、火花……层出不穷。连牙买加都看中商机,委托瑞士银行制作、发行《中国十大元帅》和《中国十大将军》各一套纪念币,《十大元帅》全球发行2000套,《十大将军》全球发行1800套。
  外国搞“十大元帅”,中国当局鞭长莫及;但是中国国内搞,当局不能放过。2004年,有家公司投资搞了一套“十大元帅金邮票”,把林彪的肖像也列进去了,使劲炒作了一把。林立衡介绍说,有人把这件事反映到曾庆红那儿去了,曾庆红下令查那个老板,版也都得销毁。但这件事已经传开去,社会上都知道搞了套“十大元帅邮票”,于是后来官方决定,重新再搞一套,就通过中央统战部下面的黄埔同学会出面来搞。
  林立衡说:这个阿文酒家,是黄埔同学会的一个“点”——文强不是黄埔军校的么。2004年他们找不到我,就通过这个酒家的老板文定中来找我,说要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组织一次十个元帅子女的大聚会。其实那几家已经都聚会过了,开始是六个元帅的子女,后来陈昊苏写了个倡议书,要搞十个元帅子女的大聚会,出一本纪念十个元帅的邮票册。后来就真的办成了,所有元帅家的子女,像朱德家、贺龙家、刘伯承家……的子女都到了,有的家来了一个,有的家来了好几个。我本来说不参加,统战部的一位处长再三打电话来,要我无论如何得来一趟,说这些人都挺想你呢。我就去了。他们找了一家北京的文化公司,照了很多照片。还要来的元帅子女都签名,也要我签,签就签吧。那天还请来了一位著名画家刘宇一,是画《开国盛世》那张油画的(现悬挂于天安门城楼内——高注);他还画过《十大元帅》(现悬挂于中央军委大楼——高注),把他这张画也摆出来,想在邮册前面用上。看得出来,他们策划这件事想得挺成熟、周到的!
  林立衡介绍:聚会中间念了陈昊苏那份倡议书,还说,邮册出版的时候要开新闻发布会,要给每人一部分报酬,还要求各家准备与老人的合影照片。结果呢,等了几个月没有消息了,我也再没有与他们联系。后来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新闻发布会开过了,这些老帅的子女也都出场了——就是没我!又过了一段时间,统战部那个处长来了,给我送来邮册,一再解释说新闻发布会没敢让你知道,说是他们讨论过,好多人不同意请我,怕我一参加会引起海内外很多猜测,认为当局有什么“新动向”。
  林立衡后来看那邮册,倒是按照顺序排了,可是把当时没去的一些人给加上了——是用技术手段合成的;她的名字呢,给勾掉了——照片里的人还在,照片说明里的名儿没了,签名里头也没有她的了……
  林立衡想得开:“咳,算了,我也别凑热闹了。其实这些事都是一些文化公司投入资金,想一炮打响挣大钱。这些子女呢,以聂帅(聂荣臻)家的聂力为首,她是老大姐,也是好意,想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出个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最后都要送审的!要一道一道地审,中共党史研究室,总政……都要审。审起来有我在里头就通不过嘛。”
  类似的事情不止一件。她说:“上次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总政的人来见我,送给我十个元帅和十个大将银质纪念品,里面也有邮票,告诉我说新闻发布会早开过了。我这边有人要拍照,她们不让,她们自己的人拍了好多。我估计,她们是怕我们把照片给传出去了!”

坎坷身世,见证历史

  林立衡这一生吃过很多苦,出生于抗日战争晚期的她,虽贵为元帅之女,但少年到青年时期,并没有享受过多少天伦之乐。高墙深院,与世隔绝,又有一个严厉苛刻的母亲,使她心灵中时刻笼罩阴影,在20岁、24岁和30岁的时候,曾经三次自杀。“九一三”事件中,虽然她再三请求当局采取断然措施,阻止林彪被其母亲和弟弟带上飞机出逃,但事件发生,她不仅顷刻之间失去所有家人,而且很快被怀疑是“林彪留下的钉子”而受到关押审查,两年中被折磨得体重只有30多公斤,头发大量脱落,还掉了6颗牙。
  林立衡并没有刻意去谈“九一三”之后受审查的那段日子。但她也不回避。她说,空军的夫妇作家彭东海、李克菲写了一本《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的书,其中写到了她。为什么会写到她?因为夫妇俩采访了中国第一、二代女飞行员诸慧芬、于富兰,而这两人当年是管林立衡的专案组的组长。林立衡告诉我:“诸慧芬后来职务挺高的,好像还当了中央候补委员,当时对我拍著桌子吼叫审讯,弄来一帮女连长、女指导员,围著我天天批斗。其实她啥也不知道。当时我跟他们顶得很厉害,她越凶我越不说……可是她们几位后来接受作家采访时讲到我,还尽说我的好话。”
  在林立衡被整得死去活来时,有人暗示她赶快给毛主席写信吧,否则就全毁了。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收到林立衡的信,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政治局决定让她下放到位于河南开封的空军某师农场。
  林立衡在那里养猪,做酒,虽然不再天天挨批,但由于接触农药,使她在监禁期间染上的过敏症,更加变本加厉,身体每况愈下。1975年10月,她被令转业,到郑州的一个汽车厂当副营级革委会副主任,分工管计划生育;可没几天,“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刮了起来,她被赶到车间当工人,力不负重,把右脚四根趾骨摔断……直到1984年,一身重病的林立衡才被送进医院。又经过多年周折,才被安排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半个世纪在政治旋涡中受折磨,终于过上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日子。
  有位认识林立衡多年的朋友告诉笔者:“我和她同别人在一起,每次她对别人说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就很得意地回过头来对我说:这个你都不知道吧!很像一个得意的孩子。她身上真是有很单纯的一面。”
  她的心里,还有多少世人不知道的事?
  林立衡,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从历史跋涉而来,正向历史跋涉而去。






  文强在黄埔军校是林彪的班长,后来两人在国共内战战场上又是对手。图为文强与林立衡合影。(文强之子、旅居美国的经济学家文贯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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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欧阳峰 留言时间:2010-06-15 08:55:42
民间收集,整理中国近代史资料的确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找当事人收集口述历史既有“第一手”的好处,也有存在利益冲突的缺陷。最后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需要专业,敬业的工作。

现在名人后代折腾文化,历史的很多。这也是国内开放的一个标志。毕竟这些人自己有资源和人脉,只需要政策宽松的环境。但这些活动真要对社会有影响力的话,与官方的档案库,出版单位等合作恐怕是不可少的。不过那恐怕是社会进步中下一步的事了。
谁说得,历史象妓女一样。。。。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谎言可以一时,但一世呢? 若干世呢?



做人不能忒很。。。看看毛的后代吧。。。。
smilhaNew at 6/15/2010 10:08 快速引用
谁说历史象妓女?
有见谁给历史钱了吗?

历史像个房子
新买家住进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就是装修

smilhaNew :
谁说得,历史象妓女一样。。。。
tutu at 6/15/2010 14:07 快速引用
林彪给了她一个干女儿——记王淑媛 2010-06-16 19:51:43


  林彪对女儿下令:“叫干妈!”从此把王淑媛和林豆豆的命运连在一起了。她当着我和其他几人的面,直言不讳:林彪的案子是共产党最大的冤案,一定会翻过来。我今年八十多岁了,我盼望我能活到这个冤案平反那一天。




  林彪当年的服务员王淑媛,早年丈夫被国民党军队打死,幼女病故。林彪将自己的女儿林豆豆给她当干女儿,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走过充满人性的旅程。(高伐林摄)


◆高伐林


  2005年12月9日,笔者在北京的阿文酒家见到了来北京看干女儿林豆豆的王淑媛老人。
  说话带江苏镇江口音的王淑媛,1963年秋天被当局认为政治可靠、工作勤奋,而选送到位于北京毛家湾的林彪家中当服务员,那年她41岁,本是解放军测绘学院幼儿园的保育员,是北京市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

林彪给了她一个干女儿

  王淑媛在毛家湾最先接触的就是林豆豆,那时,林府千金刚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导刊》发表丁本文的文章介绍说,王淑媛先是住在豆豆的小套间的外屋;后来“豆豆生病,为了不影响林彪又不耽误学习,就在北大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和王淑媛一起住在那里”。
  林豆豆曾经三次自杀,第一次是1964年。笔者推算起来,这次所谓“生病”,实际上是林豆豆第一次自杀。那年她20岁,本应是生命旅程中最充满活力的年岁,然而回到家便被圈在高墙之内,母亲严厉管教,长期与人世隔绝,没有常人的社交活动,尤其是当她从父亲那里得知对毛泽东和当时政治的一些真实想法,受到震撼又无法解脱,便萌发轻生念头,吞下了大量安眠药,幸而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将环境来一番改变对她恢复健康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毛家湾林宅却又不允许做大的改变,因为那样会影响一直在养病的林彪。这样,才安排王淑媛与林豆豆出去租房住。
  王淑媛精心照料林豆豆的生活,除了豆豆上课,两人形影不离。过了一段时间回到毛家湾,林彪见女儿有说有笑,吃饭也香了,好像换了个人,也高兴坏了。林彪本来是非常内向的人,平时少言寡语,但是见了王淑媛,倒愿意跟她拉拉话,听她讲讲外面的情况,有次还要她表演教幼儿园孩子的“蝴蝶舞”,她的动作把林彪逗得哈哈大笑,那是她在毛家湾八年,唯一一次见到林彪大笑。
  有一天,林彪问她:你几个孩子?这一问,勾起了王淑媛的伤心往事。她生有一儿一女,但1948年丈夫被国民党军队拉壮丁后被打死,女儿随即也被一场大病夺去生命。林彪没听完就低头走开了。第二天,王淑媛在走廊里干活,林彪把她招进了客厅,一家四口对她笑脸相迎。林彪指著身边的林豆豆,对王说:“把豆豆给你做干女儿吧!将来养你的老。”
  平时伶牙利齿的王淑媛一下乱了方寸,心里乐开了花,却结结巴巴不知说什么好,只会不住点头。
  林彪对女儿下令:“叫干妈!”林豆豆却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林彪再次催促,林豆豆羞涩地跑进了自己的房间。林彪把她叫出来,让工作人员拿来照相机,给她俩照了一张合影。放大之后,林彪在背面签了名。
  笔者没有来得及向王淑媛老人求证这段“认干妈”的经过是否属实,不过,这段经过记载于丁本文的文章之中,这篇文章的复印件,是林立衡当著王淑媛的面交给笔者的。文章中还说:“豆豆这声‘干妈’虽然没叫,但以后对王淑媛的感情,远远胜过了亲女儿。”
  “九一三”事件后,她俩都被监禁起来。专案组追问林豆豆,哪些人和她接触多。当他们提到王淑媛时,林豆豆像触电一样激动起来,大吼:“她什么都不知道,有事朝我来!”
  1974年2月,林豆豆第三次自杀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请求放过一些无辜的人,第一个就是王淑媛。

干妈胜过亲妈

  谈到“干妈”就得说到亲妈。中共几十年来的政治不知毒化了多少人的人性,扭曲了多少正常的人伦关系。人们读过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读过老鬼《母亲杨沫》,林豆豆的母亲叶群,也正是这样一例。林豆豆的第二次自杀,就是叶群直接迫害而造成的。
  1968年秋,林彪在北戴河疗养,林豆豆和弟弟陪著他。林彪想知道外面的情况,也想知道叶群在干些什么。虽然姐弟不敢多说,但架不住林彪追问,还是说了一些。其中提到叶群正在全国找驸马,弄得影响不好。林彪火了,提出四条:一,豆豆找对象,要找拿枪杆子的,不要拿笔杆子的;二,找对象的条件,应当按照德、才、体、貌顺序,不要光强调相貌;三,不要搞得范围太大,就在空军机关找就行;四,究竟要谁不要谁,由豆豆自己作主。
  林彪还交代女儿,这些话不要让叶群知道。但是他自己忘性大,回到北京后就命令秘书将这四条传达给叶群,还生气地要叶这段时间不得去见他。这下,叶群被激起的怒火全冲著林豆豆来了,一连几天去对女儿又吵又闹。
  王淑媛记得,第三天时,叶群一脸杀气地要她去把林豆豆叫到自己房间来。她去叫林豆豆时,叮嘱她:“主任心情很不好,小心点!”
  林豆豆进了叶群房间,王淑媛不放心,随后也跟进去。见叶群扑向林豆豆,抓住她的头发,使劲往下扯,朝林豆豆腿上乱踢,嘴里还连骂带吼:“你有什么了不起!罗瑞卿我都不放在眼里,你算老几?别想跳出我的手掌心!”
  王淑媛扑过去,向叶群和林豆豆中间插进去将她们分开,将林豆豆推向门口要她快走,又转身将叶群扶到沙发上。她来到林豆豆房间,发现门被反锁,意识到情况不妙,便赶快向叶群汇报,提醒说林豆豆的房间里有一整瓶安眠药,怎么办?
  叶群余怒未息,骂道:“不管她,死了活该!”
  王淑媛却不敢大意,一直守候在门口。一个小时后她听到房里传出“啪”的响声,断定这是药瓶掉到地下了,立即破门而入,果然见林豆豆躺在床上口吐白沫。
  叶群安排将林豆豆送到医院,下令身边工作人员不许向林彪透露半点风声。打仗精明过人的元帅,对老婆孩子却都糊里糊涂,一直到“九一三”他死,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曾经受到老婆如此残酷的折磨。

叶群将女儿视为“丧门星”

  王淑媛还透露:叶群当时急著为林豆豆找对象,有更复杂的背景,起因于前一年秋天一个晚上,江青来找叶群密谈。第二天叶群对王说,江青表面上是关心豆豆说要帮著找对象,实际上是来“攀亲”的。“首长(林彪)不同意,认为这样搞,以后就不好工作了。”这样叶群就自己组织人找,而且一律不找高干子弟。林、叶防著被毛、江通过女婿来控制自己,但叶又想找一个听自己话的女婿,造成了与林豆豆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悲剧。
  据知悉内情的官伟勋撰写的回忆录,记载这次自杀的经过,有所不同:“1968年这一次,叶群将林豆豆毒打得最惨,打得死去活来。由于豆豆从小性格内向,倔强,不肯屈服,又不肯讲话,叶群就更加恼火,越打越狠。拳打脚踢不过瘾、不解气,竟狂暴到揪林豆豆的头发。把林豆豆关在黑屋里,一关三天,不给吃的。这些情节,不仅豆豆自己跟我讲过,原林办秘书也给我讲过……就在这次毒打之后,叶群又来找林豆豆叫骂,让豆豆开门,不见开门,叶群又歇斯底里大发作,在门外用最脏最下流的语言撒泼地骂,边骂边砸门、踢门。骂了很久,不见任何动静,她感到有些异样了,急忙命人砸开门,进去一看,豆豆已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官伟勋认为母女的矛盾是“政治上的矛盾”。叶群渴望出风头,渴望获取更大的权力。然而.她的强烈欲望却受到了林彪的压抑。林彪自己闭门索居不肯交游,也不许叶群出去,使她感到“有志难伸”。然而,自从林彪地位日益显赫之后,叶群的地位开始升腾,到“文革”时期,她竟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
  在叶群贪得无厌往上爬时,经常会遇到一个障碍,就是林豆豆。林彪出于自己的官场经验和对毛泽东的认识,一再告诫自己和家人对权力“不要轻易骑上去”,叶群却千方百计想骑上去。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会议能不去就不去,毛泽东说,重要会议你得来,一般会议“可让叶群代你参加”,林彪不赞成,叶群却求之不得。林豆豆站在林彪一边,叶群便把女儿视为她往上爬的“丧门星”,事事挑剔,特别在两个方面下力气:一是包办林豆豆的婚姻;二是严格限制林豆豆跟林彪的接近,以免林豆豆向林彪透露叶群所封锁的消息。
  这样一个母亲对林豆豆的身心造成的伤害是极其深重的。事过三十年,林豆豆对母亲如何评价呢?“叶群也是很不幸的。……她们到延安时……追她们的人很多。她和林彪的结合,是毛主席和朱德说合的。所谓‘组织动员’,实际上就是‘包办婚姻’。她在结婚之前,不知道林已结过婚。林受过伤,身体不好,病愈来愈重,全国解放后她们就分居了。可以说,她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已不能享受正常人的家庭生活。”这是官伟勋所记载的林豆豆晚年对母亲的冷静分析。
  好在有一个王淑媛。
  王淑媛在与林豆豆分别了十七年之后的1988年,才再次重逢。当局安排她退休后回镇江,虽然衣食无忧,但她思念干女儿,不能与干女儿见面,使她高兴不起来,成天念叨“豆豆胃不好,失眠、皮肤过敏怎么办”,有时半夜惊醒,又哭又叫,弄得全家不安。还有一次,孙女给她端上饭菜,她突然老泪纵横,半晌才说:“我想豆豆。……见不著豆豆,我死也不闭眼。”
  她终于能够不受阻碍地见干女儿了。出生在特殊家庭,似乎一生都与幸福无缘的林豆豆,毕竟还是从一个普通劳动妇女那里得到了一份温暖的母爱。
  王淑媛当着我和其他几人的面,直言不讳地说:林彪是共产党最大的冤案,一定会翻过来。我今年八十多岁了,我盼望我能活到这个冤案平反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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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smile4gd 留言时间:2010-06-17 00:56:05
林豆豆不是叶群生的,所以叶群才对她不好。




作者:ArMao 留言时间:2010-06-17 04:33:52
林立衡还有个异母的亲姐姐呢?是不是在哈尔滨?
smilhaNew at 6/17/2010 07:28 快速引用
俺开始敬重林彪。。。。。
smilhaNew at 6/17/2010 07:29 快速引用
林彪的另一个女儿及其母亲 2010-06-17 20:56:20


  知道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幸存于世的人,为数不少;但是在2007年八一建军节之前,知道林彪还有一个女儿林晓霖在世的人,大概不太多。
  我没有见过林晓霖,但是20年前,在北京见过林晓霖的母亲、林彪的前妻张梅。

  1990年夏天,一位国内某媒体的女记者受海外一家杂志的委托,与张梅联系上了,约好去采访她拍几张照片。我跟她一起去,满足一下好奇心。那位记者小姐是有备而去,带了照相机,那个年月的我,既未做案头准备,也没有采访意识,别说照相机,就是笔都没带。
  张梅住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干休所,我和女记者转了几道车,冒着酷暑找到那里。干休所里都是树木掩映的平房,记得她孑然一人住个独门独户的套间。张梅原名刘新民,是陕北米脂人,米脂婆姨漂亮是有名的(不过我到访米脂,慕名而去,失望而归,目力所及的女性漂亮指数远低于周围地县的平均值。当地人告诉我,漂亮女孩都被中央机关、省里机关挑走了。不知真假,聊备一说),而张梅又据说号称“米脂一枝花”,后来还有文章说她是“陕北一枝花”,未免夸张。即使漂亮过,也被半个世纪的风刀雨剑斫砍得不见踪影了。将近70岁,是个很和善、也很利索的老太太。文化水平一般,但是显然见过世面,给我俩倒了水,坐下来从容随意地拉着家常。
  谈了些什么?我都记不得了,但印象之中,那位记者小姐也没有问什么要害的问题,似乎因为不知道张梅心里不愿触及的伤疤究竟在何处,多少有点顾忌,深怕无意之中触痛了或者冒犯了她,只是拣些生活琐事来问:伙食好不好呀,是否回过陕北家乡呀,女儿离得远不远呀,多长时间能来看望呀,诸如此类。我记得,老太太似乎并不忌讳谈起林彪(但她也没有渲染),说那时跟上林彪的时候才十几岁,不懂啥事……我那时因为听说她女儿“文革”中与副统帅的家庭还闹过风波,怕不知深浅地刨根问底招老人讨厌,更担心引得她情绪失控,也没敢接她的话茬往下打听。
  谈了个把小时,记者小姐趁夕阳西下、光线正好的时候给她拍了照片,我也给她们俩照了两三张合影,却压根儿没想到让记者小姐给老人与我照张合影。
  老人平平淡淡地过日子,有一种悲剧的意味。我觉得。
  没有见到林彪和张梅所生的女儿林晓霖,但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得到了她的近照,但未得她本人允许,不便公布。




《南方都市报》刊出的林晓霖的照片。


  林晓霖比林立衡大,她出生于1941年。她俩长得都很像她们的父亲。
  这对同父异母的姐妹,没有来往。

  前几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校友滕叙衮出版《哈军工传》,重提林晓霖与林彪、叶群之间的恩恩怨怨;凤凰网2008年12月4日刊出《林彪前妻张梅和长女林晓霖》;明镜出版社出版高原鵬《俞正声和他的家族》,其中也介绍了林晓霖在“文革”中的情况。但说法不一,甚至彼此抵牾。
  2007年,8月1日是解放军建军80周年,12月5日是林彪诞辰100周年。官方举行的建军历程展览中,十大元帅中林彪被重新列入,引起海内外关注。林晓霖到广东梅州大埔县出席“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的纪念活动,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的专访,自我介绍现居北京,已退役,之前是一名普通的军人。她说:

  ……我后来了解了(九一三事件)整个事情的真相。我父亲当时是中央的二号人物,对“文革”造成的灾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老战友、对不起老部下、对不起他战斗过的地方的父老乡亲。这是我的看法。
  作为林彪的女儿,我义不容辞地,对遭父亲迫害的人、受他牵连的人谢罪。
  我读过余秋雨写的《借我一生》,看到他家在“文革”中受到很大打击。我见到他时,替我父亲向他家谢罪;在王光美追悼会上,我见到刘少奇的孩子,也向他们谢罪;老舍在“文革”中自杀,我也向老舍的孩子舒乙谢罪;井冈山联谊会时,到场的都是老红军的一些子女,我站起来向他们替我父亲谢罪。我到过广东惠州一个部队,这是我父亲曾经带过的一个部队,我也谢罪。这么多年来,在很多场合,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替我父亲谢罪。
  我谢罪,不为求得他们的宽恕。他们遭受这么大的灾难,我明白,这是宽恕不了的。






张梅与林晓霖母女。(网络照片)



  《南方都市报》这篇专访引来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不少人称许林晓霖有良知、有勇气,也有不少人批评她竟充当起官方的传声筒、应声虫。我尊重她“义不容辞地,对遭父亲迫害的人、受他牵连的人谢罪”,但是我对她所说的“了解了(九一三事件)整个事情的真相”,表示怀疑:真相,还掩藏在重重疑云之中啊。

  作家章诒和曾在香港报章发表长文,谈纪念反右的意义,文末提到她在春天一个下午,接到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林晓霖打来的电话,颇感意外。林晓霖说,读过她的《往事并不如烟》,非常难过。致电给章是要告诉她:“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一连几个“对不起”,章诒和形容,像层层细浪拍打、湿润著一颗衰老干枯的心,她呜呜地哭了。晓霖也咽声而泣。她们各持话筒,默无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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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haNew at 6/18/2010 07:51 快速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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