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戴晴历史叙事的魅力 1/21/2018 04:29
戴晴历史叙事的魅力

——读《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茉莉


戴晴年幼时,她那后被日本宪兵秘密处决的生父,常抱着她去北海看水,说小孩子要看水眼睛才亮。一个人眼睛明亮,意味着什么呢?原是理工科出身的戴晴,在改行成了作家、记者之后,就琢磨起她父亲所献身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的历史来,结果如她自己所说:“不少藏着、掖着的苟且之事总让我瞧破。”


应了义父叶剑英的一句评语:“养不驯。”三十年来,戴晴背叛了她的父辈所属的政党,转而坚守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从被杀的王实味、失踪的储安平到被监禁至死的张东荪,擅长讲故事的戴晴,充满感情地诉说一个又一个“专制者剿杀思想者独立精神”的故事。她的近作《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如澳洲教授白杰明所说:“是一部对良知在专权时代遭际的挽歌。”


戴晴的历史叙事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魅力,在于她面对历史的求真精神和反思能力,她的社会视野和人文关怀,也在于她鲜明的个性与激情。《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的写作,具有问题意识、洞察力、比较研究、复杂性和戏剧性等特点。通过翔实史料考证张东荪的生平遭际,戴晴梳理错综复杂的时代脉络,重谱了一曲令人回肠荡气的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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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意识


有问题意识的史家大都是一些不肯人云亦云的人。他们拒绝任何一方给出的简单结论,而宁愿像用身体丈量大地的藏传佛教徒一样,千辛万苦地钻进历史的灰烬之中,寻找那些“飘荡在旧籍陈档中的杳渺魂灵”,并向他们发问:为什么?


该书一开头,戴晴就疑惑地问:“燕京哲学系主任、年届六十四岁的张东荪,怎么卷进这赳赳武夫的游戏中?”问题带出问题,戴晴的问题越来越多:北平和平易手背后的政治交易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毛泽东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1949年9月30日首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中,576名投票人,毛泽东得票575张。那唯一的一张反对票是谁投的?谁敢投?后果又是什么?1972年秦城监狱医院中,87岁的张东荪临终前说“还是我对”,他指什么?……


过去对张东荪毫无所知的我们,被戴晴的问题震撼得傻了眼,只能跟着她生动而具体的描述,一步步走进疑窦丛生的当代史之中。这种叙事让我们进入政治历史事件的内部,身临其境地发现长期被人隐藏的神秘玄机。原来,真相一直就矗立在那里,只是需要勤奋而又无畏的人,拨开重重尘土蛛网去发现它。


二,洞察力


被人有意掩盖的重大历史事件,很像一个阴暗的山洞,只有洞口有少许阳光。要探测山洞的秘密,就需要洞察力——一种让人能根据事物的表面现象,准确认识事物本质及内部结构的综合能力。十几年前,当戴晴在澳洲遇上张东荪的孙子,面对张东荪留下的手迹残篇,她就像站在一个神秘的山洞口。此后,她必须张开思维的天线,施展十八般武艺,去探测历史黑洞之奥秘。


在《我的间谍生涯》一文中,戴晴自供她曾一度是解放军总参情报部的“资浅间谍”,可没干一件像样的活儿就被主管参谋给卖了。虽然间谍没当好,但她的敏锐嗅觉还在。2007年,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之秘书邢俊生的回忆录在网上发表,其中一个小小的细节引起戴晴的警觉:徐子荣曾上报周恩来的一份绝密材料,涉及某“社会名人”的政治案件,毛泽东亲自批示:“在如来佛手掌中。”


光有敏锐的嗅觉是不够的,历史线索需要经过拨丝抽茧的过程,用理性来分析,才能求得真相。好在戴晴是从共产党营垒内部走出来的人,她洞悉该党领袖诡秘的行事方式,因此能从这份隐去姓名的绝密材料中,通过调查取证,推论那位被毛泽东轻蔑地称为落“在如来佛手掌中”的人,就是毛曾高度赞扬并着意推重的民主派盟友张东荪。


当代中国的历史叙述充满了殖民式的暴力,御用学者只写当权者承认的那部分历史,从而侵占了另一部分历史真相。而戴晴以其洞察力打破了这种集体沉默,她搜寻历史证据,还原历史事件的全部本质。


三,比较研究


有人批评戴晴此书,说她并不专注于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笔下常“跑野马”。在笔者看来,这倒是戴晴叙事的独特魅力所在。一些传统学者把历史当作机械零件,去做枯燥的分类研究,而戴晴却以其开放的心态,采取了旁逸斜出、不拘一格的写法。这种写法纵横开阖、挥洒自如,以广阔的背景来衬托人物的活动,通过比较研究,深入挖掘事件的来龙去脉。


中国传统史家会运用比较方法,以求得史籍史事的真确。现代西方史家则运用比较研究来检视历史事件,解释各种因素造成的社会变迁,以及个人及其团体的命运。在戴晴的叙事中,处处不忘运用比较分析方法,让读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梁启超语)。


从重大事件的比较来看,戴晴谈及1927年的“4·12反革命政变”,国民党突然和共产党翻脸并开杀戒,评论说:与五十年代之后文化人集体自辱的凶险相比,国民党对中国文化传承与传承者的伤害而言,只能算是“小儿科”。再如1936年,张东荪在《自由评论》上批评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其时尚弱小的共产党代表刘少奇报以“大度的响应”,而在中共执政后,这种态度“几可告阙如”。


1940年,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冯树功被日本军车轧死。燕京大学当即向占领当局提出书面抗议,这令戴晴联想到半个世纪后,“人民子弟兵”的坦克在北京六部口,有意碾压正在撤退的学生,北大校长的反应却是,主动将“涉嫌动乱”的助教,押送公安局。


民盟诸君的一些生活花絮,放在一起比较看也饶有趣味。例如,向来在意仪表的著名女律师史良,在被邀进中南海时穿上了时髦的列宁装。和史良一样同属民盟“左派”(即亲共派)的章伯钧官场得意,住上了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而立场偏右的民盟领导人张澜,即使当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也谢绝中共为他安排的“太好”、“太大”的住宅,只是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罩在旧棉袍之上。


最令人震惊的比较,则是毛泽东对张东荪前后态度的变化。1949年初,为借助学术泰斗张东荪的社会信誉,毛泽东点将张东荪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谈判获得成功,毛泽东赞扬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两年之后,这个湖南人翻脸如翻书:“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


四,复杂性


本书的主人公只是在国共两党相持阶段,作为制衡双方的第三势力,短暂地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命中注定地消失于沉寂与黑暗之中。张东荪和专制权力相碰撞终于粉身碎骨的故事,带有凄美和恐怖的强烈色彩。


历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在叙述故事时容纳复杂的关系,展示完整的过程。所谓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是指场面的浩大和人物的众多,而是指作者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余英时先生评价戴晴此书:“是一部最有历史价值的‘洗冤录’。……写出来的是一部翔实的历史──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政治史。”


但戴晴不仅仅是在写历史,不仅仅是要洗清他人的冤屈,她更试图在纷繁的历史中探索那一代学人的灵魂。以人文互证的方式和知人论世的眼光,作者展现了民国一代精英的人文素质和人格状况。张东荪是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被整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昔日盟友在他落难时纷纷落井下石,互相撕咬。各色人等的品质和灵魂成色,在戴晴笔下暴露无遗。


书写张东荪及其一代民国学人的情感、道德、理想、困惑、抗争、希望、无奈与悲愤,戴晴窥见那些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她的感慨很深:“东荪先生以及他的同侪,曾经多么生动、有骨气地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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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戏剧性


毛泽东曾说:“我是不看话剧的,因为我天天都在演话剧。”他那虚伪、阴险而又毒辣的话剧,类似莎士比亚创作的《理查三世》。而张东荪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处境下,仍然吟诵道:“已惯看剧场打诨,岂谓枭鸾从古判,只掉头一啸余何恨。”


既然历史本身比戏剧还戏剧,戴晴就只需辛苦积累素材,运用联想开拓思路,运用背景、旁证、对比映照等手法来丰富内容,展开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该书的故事情节安排得跌宕起伏,强化了历史叙事的戏剧性。


这是一种下大功夫、见真精神的历史写作。在一个轻浮浅薄的消费时代,戴晴坚守人文主义价值观,在孤寂中历时八年,勘探历史的废墟,凌厉地追问往昔的恩怨是非,给我们认识理解当下现实提供了视角与参照。阅读此书,我们可以听到作者内心的波涛与长啸,闻到她浓郁的自由主义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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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3月号
毛泽东晚年最后一个靶子 (2018-01-21 08:17:17)


中共不能说的秘密 毛泽东晚年最后一个靶子(图)

周以千变万化长期存活,居高不倒。


几乎从中共创党之时期,周恩来就位居中共高层,终其一生而不倒,置身在这部世界上最残酷的绞肉机,并陪伴动辄龙颜大怒,大开杀戒的暴君毛泽东,周以千变万化长期存活,居高不倒。

周外形健美,以文质彬彬、风度翩翩著称,曾并列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待人细致入微,处事举轻若重,长年肩负中共党国重任。周恩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无人能出其右,在党内得人望,在敌营也得好感。在中共这边,后期传四人帮敌视周恩来,其实不然,即使四人帮也极尽重周,只因毛泽东的嫉恨和指使,四人帮有时不得已,充当批周先锋,而这种角色,邓小平也充当过。文革后期邓复出,就是受毛启用,以邓制周。

年轻时,周恩来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当理想无法实现时,他便转换成一个现实主义者。当他意识到,必须在惨烈的权力斗争中存活时,就完全置理想于不顾。事实上,周恩来一生,陷于中共内斗,那是中外历史上最残酷最血腥最疯狂最惨烈的权力斗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从流寇相残到宫庭拔剑,斗争、自保,周为此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形销骨立。

中共早期,周恩来地位高于毛泽东,周担任中央要职,甚至于最高领导职务,毛仅担任地方性职务,周恩来也一直受到斯大林和苏共的重用,相当一段时间,至少到遵义会议以前,周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这一情形,直到中共中央进入延安,才逐渐的发生了改变。

延安整风中,周恩来是毛泽东要整的主要靶子之一,毛当时的亲信刘少奇,则是整周的急先锋。周被迫多次检讨,并承认自己只能当二把手。但延安整风的结果,连二把手的位置,也被刘少奇捞去了。那一回,毛是联刘斗周,而二十多年后,文革中,毛却又联周斗刘,如何处置倒台的刘,周曾在文件上批示,建议枪毙,毛泽东假意当白脸,批示有病治病,给九大留活靶子,刘惨死,周报了一剑之仇。

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毛与周的权力斗争中,周不及毛勇,更不及毛狠,所以败下阵来,最后甘当“老二”,忠心辅佐毛。正因为周不及毛狠,在党内人士眼里,毛、周对比,周还残留一丝人性,为各派系落难时救命的一根稻草。

但周恩来之狠毒,自有记录。1931年,中共高级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主管中共特科的周恩来,亲自带队,将顾的妻子、孩子等等共8人,用绳子一一勒死。被杀的人中,包括顾顺章5岁的幼子,还包括周的救命恩人斯励。在那之前,蒋介石清党时,周恩来被国民党师长斯烈扣留,其弟斯励,则是黄埔军校周的学生,当即救周逃出性命。4年后,当周亲自指挥杀害顾全家时,为不留痕迹和后患,也没有放过正在顾家的客人,包括当时正在顾家打麻将的斯励。

共产党主张要党性不要人性,周恩来也六亲不认,曾亲自批示,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当周恩来养女孙维世,向周哭诉惨遭毛泽东淫污情节时,周竟要求孙不要声张,顾全大局。文革中,孙维世遭毛泽东和江青构陷下狱,周恩来又亲自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

在残酷内斗的年代里,周恩来几乎是中共高层唯一的“不倒翁”,关键在于,他深谙“老二哲学”:不出头,不抱怨,亦步亦趋,忍辱负重。在中共高层,刘少奇、林彪等都曾当过“老二”,但都因显露锋芒,而半途夭折。纵观中共,刘、林等,只能算名义上的“老二”;真正的“老二”,从来就是周恩来。

中共权力斗争,在文革中,达于登峰造极,文革前夕,刘少奇通过一段时间的经济改革,把中国从大崩溃、大饥荒的危机中,暂时扭转过来,为此,在党内建立巨大声望,而在党政系统中,从中央到地方,包括至关重要的新闻机构,刘的人脉,占居要津。

相比之下,毛泽东形同孤立,毛泽东通过以周恩来、林彪的联盟,以非常的手段,扳倒刘少奇。并将刘的人马,从上到下悉数清洗,在周林扮演的帮凶角色中,相对而言,林被动参与,属于消极角色。周主动追随,属于积极的角色。有人说,文革中周恩来保护了许多老干部,或民主派人士。事实上,毛决意要打倒的人,都绝不在周的保护之列。而毛觉得稍可放一马的人,周则会尽力去保护。周一定会看准毛的眼色行事,决不会莽撞行事。

毛泽东亲立林彪为接班人,周恩来立即表示赞成,并全力支持,既然林彪上升为中共的第二号人物,周立即调整自己的角色和态度,甘居第三位,不顾黄埔军校时期,周林的师生关系,也不顾长期以来,周是林的顶头上司,周见林,从此必恭必敬,口称林副主席,口称会报,心甘情愿,竟没有丝毫不安,或不适的感觉。

林彪死后,毛泽东和江青,派人去抄家,发现周恩来和林彪之间的书信来往,多达二百多封,其中周对林表达了效忠之词,达到肉麻的程度。江青故意告知周,并问如何处理?周毕竟老练。不动声色说,您们看着办吧!为了向周示好,巩固江周同盟关系,江青下令,把那些信,全部烧毁。周感激江,投桃报李,更对江青大量支持。
毛林关系出现紧张的时期,周也曾设法调解和弥补。比如,1967年五一节,天安门城楼的一幕,林等待毛与他开口说话,但毛并不理睬。林忍无可忍,借口上厕所不辞而别。

周得知后,极为紧张,寻思这个五一节没有毛、林在天安门上的合影,会损及党的形象。于是让人拼凑了毛、林合影。见报后,连欧美情报局都未曾察觉。眼看毛、林对立,无可挽回,周立即选边站,断然站在毛一边。

林彪的出走与摔死是毛、周联手制造的结果,1971年9月,毛、林关系破裂后,毛借故南巡,一路走一路骂,沿途制造倒林舆论,周则坐镇北京,密切监控林的动向。林彪一家乘三叉戟上天后,周立即下令,关闭全国的机场。林无处落脚,只得朝北飞,最后坠落蒙古草原,机毁人亡。

闻林彪死讯,周恩来罕见的嚎啕大哭,纪登魁惊异不解,周只连声说,你不懂,你不懂!原来兔死狐悲,周深知林已亡,从此以后,斗争性十足的毛泽东迟早会把矛头指向他。周将成为毛晚年最后一个靶子。

果然,林彪倒台以后,看上去毛泽东在党内已无对手,然而,周恩来的威信如日中天,却让毛寝食不安,尽管周对毛忠心耿耿,在建政后,历次的权力斗争中,周毫不犹虑的站在毛一边。彼时,毛身体每况愈下,党国大事都由周操办,周在党内外凝聚了巨大人气,威望崇隆,晚年愈盛,功高震主,终为毛所忌。

毛泽东突然启用已经被打倒的邓小平,用作对抗周恩来的棋子,邓从前就是毛的亲信,因中途追随刘少奇,毛怒而打倒,但手下留情,未将邓整死。邓意外被征召,重获重用,对毛感恩戴德。很快摆出一副要取周而替之的架势。

邓对抗周,干的卖力,多次在批周会议上,对周下重手,除政治手段之外,毛也开始算计周的身体,拿周的病况做文章。1972年5月,医生在对周恩来做例行小便检查时,发现异常,经专家会诊,确诊是膀胱癌,鉴于该症治疗时期非常重要,早发现早治疗,成功率很高,医疗组立即向上报告,并建议立即做手术。

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文革后,毛泽东大权独揽,政治局以上领导人做手术,需经毛批准。换言之,毛掌握了包括政治局成员的生杀大权。

汪东兴向医疗组传达了毛的四条指示,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检查,不做手术,注意加强营养和护理。医疗组得到这一奇怪的指示,惊讶不已。汪让他们稳住,并说,这件事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局的问题。

而毛的所谓全局问题,无非就是让周恩来、朱德这两个超级元老死在他的前头,为江青和毛远新接班铺路。

于是周的病情被人为的拖了下来,1973年2月某日,周上厕所突然排出大量血尿,染红了整个马桶,事情无法在瞒下去,医疗组再次向上报急,却遭到汪东兴的训斥,七老八十了,做什么检查!不要慌嘛,坚持要听主席的。最后叶剑英利用陪毛见外宾的机会,拿着周的血尿瓶子问毛,毛才勉强同意为周做检查,但毛仍然强调,只做检查不许做手术。同年3月,周第一次入院检查,医疗组暗中违抗毛泽东之命,在给周做膀胱镜检查时,悄悄烧掉癌变部位,虽如此,却已经错失最有利的治疗时机,在后来2年多间,癌症反复发作,周受尽了苦,遭尽了罪。

也是1973年,毛暗示亲信王海容批林批孔,还要批周公。这一年的11月,毛授意由邓小平、纪登魁、江青和李先念等人组成所谓“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在内部批周,周被迫连续检讨,身心健康遭到极大的摧残。周禁不起一次又一次的折腾,终于不支而倒下。

此时,毛知周已无能为力,才恩准为周动手术,令人惊奇的是,手术不动则已,一动就是连续13次,高龄而体弱的周,如何承受的起,急遽削瘦,最轻时只有61斤,已剩一副骨架。

周深明毛的用心,于是在最后一次进入手术室时,突然失态,大声对医护人员说,你们要记住我不是叛徒,不是反革命,我是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我是忠于人民的,你们谁也别想打倒我。周语气激动,浑身颤抖,说完叫医护人员拿过纸和笔来,周已无力书写,仅仅是为自己的话签了一个名。由于剧烈颤抖,手抓不稳笔,所签“周恩来”三字歪歪扭扭,几不成形。

周的这番话,是针对毛及其亲信再次炒作“伍豪事件”,也正是在这番最后话中,周第一次没有提到“忠于毛主席”。

1976年1月8日晨,周恩来走完复杂而沉重的一生,凄凉辞世。毛泽东闻讯后,一言不发,各方询问,如何为周办理丧事,毛一律不作答。下午毛所居游泳池边,突然响起霹雳啪啦的鞭炮声,警卫人员愤愤不平,总理刚去世,谁在放鞭炮?放鞭炮者,毛泽东贴身秘书兼“宠妃”张玉凤。面对质问,张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放的!
smilhaNew at 1/21/2018 18:39 快速引用
从《无问西东》看永远的梅贻琦

山哥

最近一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片《无问西东》在国内电影市场非常火爆。剧中有百年四代清华学人的穿插故事。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陈楚生,张震5位饰演不同时代人物的命运故事。这几位都不是历史书的真实人物。但剧中的灵魂人物梅贻琦就不同了。他不但是北平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17年代校长,而且也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复校校长。他被海峡两岸的清华人公认为“永远的校长”。

《无问西东》有一段出自梅贻琦的,堪称全片最佳对白的一段话,“人把自己置身于忙碌当中,有一种麻木的踏实,但丧失了真实。你的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什么是真实?你做什么,和谁在一起,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梅贻琦的话闪烁着来自基督教信仰和文明的真智慧。

绝大多数世俗化的中国人,无论学历有多高,成就有多大,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忙忙碌碌之中。这实际上是一种麻木的踏实,却丧失了生命的真实。三千年前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先知所罗门王所揭示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真道,国人若不是万劫不覆,山穷水尽,断难领悟。

关于什么是真实,梅贻琦的见解更是精辟。世人毕生追求的“肉 体 的 情 欲 , 眼 目 的 情 欲 , 并 今 生 的 骄 傲”都是不是造物主恩赐的真实。唯有自祂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才是有永恒价值的。

下面这篇文章,提供了梅贻琦更详尽的资料。



【探索近代中国基督徒历史名人】清华校长梅贻琦(zt)

?李可柔、毕乐思|
来源:《光与盐》|

梅贻琦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于赴美留学期间,受洗成为基督徒。归国后出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后又在清华大学长期担任校长。不论是教育理念、行事作风,还是道德品格、人生旨趣,他都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实际上,梅贻琦多年执掌清华大学成绩斐然、深得人心,与其基督徒身份和卓尔不群的教育思想有一定的关联。

“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十五岁进入天津南开中学,1908年成为该校首批毕业生,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被保送至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就读。翌年,又考取清政府游美学务处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生,居于清华校史上“史前生”或“直接留美生”之列。

1909年11月,梅贻琦抵达美国,并于次年进入马萨诸塞州吴斯特工业学院(WorcestorPolytechnicInstitute)电机系学习,求学期间皈依基督教,成为基督徒。曾经与梅贻琦在吴斯特工业学院同住一室多年的同学杨锡仁回忆,梅贻琦学习成绩优良,性极温良,并且笃信基督教。他说:“梅很少错过周日的礼拜。有时,我们同马歇尔一家去协会的教堂;有时,我会在星期日和周去邻近的波士顿参加1910级同学会,他则和张彭春一起去南吴斯特作礼拜。1913年春天,梅、张和我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基督教青年会北美联合会组织。”可见,梅贻琦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活动。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相当社会化的组织,其立会宗旨“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一语,乃取自《圣经》马太福音二十章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简而言之,就是强调为社会、人群服务。

1914年,梅贻琦获工学士学位。因家庭经济困难,他不得不放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回到中国。是年10月,梅贻琦被聘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直到1915年9月回清华任教。

这一时期的清华有着颇为浓厚的基督教色彩。美籍教师自不待言,中国教师也多为基督徒,学生中虔诚信仰者亦不乏人。清华的校长、教务长,要能在清华待得长久,除了留美的条件(后期又加上是否为清华毕业的条件)之外,是否为基督徒也很重要。清华校内的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12年,当时会员约占全校学生的半数,归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直接领导。为了宣扬基督教教义和帮助学生提高英文阅读能力,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了许多课外查经班,每班不超过十人,每周一两次,读英文版《圣经》,学生都是自愿参加,由中外教师担任指导。梅贻琦曾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因此也应邀指导一班。社会学家吴泽霖教授和潘光旦教授回忆说,他们都曾参加过梅贻琦所指导的查经班。

1921年,梅贻琦再度赴美进修,入芝加哥大学研习物理,获硕士学位。在遍游欧洲大陆后,于次年秋回到清华。梅贻琦与刘湛思、沈隽淇、朱斌、林武煌、胡贻谷六人游历欧洲之后,写下了《欧游经验谈》一书。梅贻琦等人受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之托,考察欧洲的中国青年留学生学习和生活状况,并且极为关注欧洲各地基督教青年会的运作:“不但欧洲各国的政治、民情,就是在欧洲留学的数千中国青年处境怎样,我们也觉得极其模糊,无从做有效而互相提携的工夫。”

在这本游记中,梅贻琦等人介绍了五个基督教青年会,即伦敦青年会所、全英青年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设于巴黎的留法学生青年会、世界青年会事务所、和美国青年会事务所。在介绍全英基督教青年会时,他们着重评价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始人卫良佐治(GeorgeWilliams)以及时任全英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耶波氏(SirArthurYapp),指出“他是一位勋爵,为人精明强干,但很和气知礼。学生运动总事务所是在一处很清静的地方,……办事人的精神都很好。”这几处笔墨颇值得玩味,作者不是随意介绍人物,而是着意表达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气质”和“精神”。这无疑是在阐明基督教青年会健康、向上和服务于人的内在追求。

从游记中还可以了解到,梅贻琦等人考察各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情况时颇为细心:“(全英青年会)最近在市外工厂繁荣之区普兰斯笃开办的红三角俱乐部,倒是青年会的一种破天荒事业。他所注意提倡的各种事工,莫不以迎合人生繁殊的需要为唯一目的,它的会员是不分男女一例看待,会所内举行的运动、演讲、影戏、跳舞、音乐等都是活泼而有深意,能使庄重有礼贯彻于浓厚的兴味之中,所以我们参看了以后,得了良好的印象,以为他的计划和程序是健全无害的。至于他为会员筹划讨论的问题,如工业问题、社会主义、美术问题,……不是对人生的需求便是专学学理的研究。……在试办之中颇得一般的重视和赞许,预料他必能日益发达呢。”

在这番记述中,梅贻琦等人对基督教青年会的羡慕和赞许之情溢于言表。作为一位深受基督教青年会影响的近代教育家,“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贯穿于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的努力之中。而这样的努力和奋斗,恰恰较集中地体现在“中西合璧”四个字上。

中西合璧的真君子

曾掌管清华体育部的马约翰教授在祝贺梅贻琦任教清华学校二十五周年的贺词中称道:“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具备了中西人的优美部分。”正如他的逝世祭文中所写:“先生之行谊,本乎中国文化之渊源,而学术则造乎西洋文化之峰颠。观乎先生之仪型多士,我先民中体西用之理想在焉。”这种由“中国文化之渊源”而至“西洋文化之峰颠”的“中西合璧”,在梅贻琦一生最大的“杰作”——清华大学,得到了最为明确的体现。

梅贻琦见证了清华从一个单纯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成中国顶尖的大学之全部过程。期间,既经历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黄金时期”,群贤毕集,冠盖满清华,又有抗战八年时期烽火连天仍弦歌不辍的西南联大时代,艰苦卓越,灯火传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华校长”是梅贻琦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社会身份。以至于他后来谈及此事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琦自1909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受清华多方培植。三十二年来,从未间断。以为‘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此。”

文章〈大学一解〉与“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出自梅贻琦就职演说的名言,最能集中体现他的教育思想了。在〈大学一解〉开章中,梅贻琦采取中西比较的方式,论述大学产生的世界性意义:“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而对大学的历史源流,梅贻琦则清醒地认识到:“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thyself)。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

可见,梅贻琦认为中西大学的本质、目的都在于“一己之修明”。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实际上也是根据孟子所云“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变化而来。综而言之,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与对儒家以及西方的文化经典汲取是分不开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梅贻琦常常自称“吾从众”。他在治理清华学校时,采取的正是“吾从众”的治校方针。“月涵先生的民主作风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他主持清华校政时,始终保持教授治校的原则,遇事公开讨论,集思广益,择善而从,决不坚持己见,独断专行。”

而这种教育管理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亦非是在清华作教授时产生的,而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一思想得益于他早年留学美国”。他的“吾从众”真正本质是追求西方式的民主和法治,深受清华师生的赞誉。无怪乎朱自清曾言:“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民国)十八年。……梅月涵先生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

梅贻琦自执掌清华之始,就以“吾爱吾庐”的态度爱护学校。在清华每一笔物资的使用上,梅贻琦几乎达到“严苛”的程度,决不随便乱耗费一分钱,决不为己谋一丝私利。任清华留美监督期间,梅贻琦尽可能为清华节省每一分钱,简化监督处的办事机构,不仅辞去司机,自己学开车,而且还让夫人韩咏华兼作厨师,不再另付报酬。1931年梅贻琦出任校长,按规定住进了清华园里条件最好的甲所住宅。可是,他放弃校长的特权,家里工人的工资由自己付,电话费亦自己来付,甚至连学校供应的两吨煤也不要。可遇有他认为应当为清华学校花钱的地方,梅贻琦往往又异常“奢侈”。他曾说:“清华有点儿钱,要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

一语九鼎的“寡言君子”

梅贻琦有一个显著而广为人知的特点:沉默寡言。他工作中话少,与朋友相处话少,即使对家人、子女同样也是话很少。他在任何公众场合都是听得多说得少,就是在不得不发言时,也是把话说得很慢,但逻辑非常清晰,也很少有断然的结论,但他往往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一语九鼎,做出断然的决定。清华人评价“他开会很少说话,但报告或讨论,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辩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纷。”又说他“平时不苟言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回味。”国学大师陈寅恪则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贻琦慎于发言,遇到问题时,也总是先征求对方意见“你看怎么样?”当得到同意的回答,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语气和缓地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得好,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他谦虚平和的待人态度,即使有不同意见者,内心也会有受到尊重的满足,不会产生怨懑。有学者认为,西南联大三校在抗战时期纷繁复杂、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能够求同存异、同舟相济,共创教育史上的辉煌,应该说与梅贻琦的领导风格和个人修养是不无关系的。

梅贻琦说话少而严谨,写东西同样言简意赅,提纲挈领。他批示的许多报告就是两字“照办”。据他的夫人韩咏华回忆,当年梅贻琦求婚的“情书”也是特别简单,切中主题。梅贻琦回国到清华任教后,提亲的人就络绎不绝,因要赡养父母,供给弟妹们求学的费用,他全部回绝。直到近三十岁,才经严修从中介绍,与在南开幼儿园任教师的韩咏华见面。当时,由韩咏华的表哥出面请男女双方吃了顿饭,算正式认识。隔日,梅贻琦写信给韩咏华,以示求婚。韩咏华将信拿给她的父亲看,韩父看到措辞平淡,寥寥数语的“情书”,便说“不理他”。韩咏华遵父命没有写回信。梅贻琦等不到回信,又写信,责怪道:“写了信没有回音,不知是不愿意,不可能,还是不屑于……”,韩咏华接到信后又拿去给父亲看,没料想,韩咏华的父亲读过信后接连说道:“好!好!文章写得不错。”同意了女儿与梅贻琦的交往。数月后,两人订婚。韩咏华的一位同学听到消息后,急忙跑来韩家告诫韩咏华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咏华以一种凛然赴难的语气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廉洁俭朴的一校之长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他对清华的深厚情感。他长清华,爱清华,就要使清华在“当此国难严重时期,各事更应力求节省,期以最廉之代价,求得最高之效率。”梅贻琦言行一致,上任之后,住进清华园甲所(法定校长住宅),按惯例许多生活开销由学校供给,他主动放弃特权,家里佣工的薪水、电话费以及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全部自付。

他不允许家里任何人乘他的汽车办私事,夫人要坐只能顺路搭便车。他写报告,公函的草稿纸都是用废纸的反面。他说:“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1938年到西南联大后,梅贻琦与普通教授一样租平房,住所窄小简陋,并将校长专用车交给学校共用,外出办事,路近则安步当车,路远则搭便车,或坐人力车载一段路。

1940年以后,滇川各省物价飞涨,教师们的薪水不能按时发放。一日三餐难以为继常有发生,梅家生活也十分清苦,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连青菜都买不起。梅夫人做松糕到冠生园寄售,摆地摊出售儿女们小时候穿过的衣裤以贴补家用。有一次,儿子梅祖彦的近视眼镜镜片摔碎了,影响听课记笔记,好久无钱重配。小叔叔梅贻宝(燕京大学校长)赴美前到昆明探望哥哥,看到侄子闷闷不乐,一问才知原因,就出钱为侄儿配了一付。

联大给教师谋福利,梅贻琦主持制定校规规定:学校3个常委都不能享受(另两个人有兼职收入)。教育部曾发给联大一笔学生补助金,梅家有4个孩子在联大读书,按规定有资格领到补助金,梅贻琦不允许自家孩子去领,而把补助金让给更困难的学生。

梅贻琦所行之事处处为学校打算,俭朴作风给同行留下深刻印象。1941年7月,梅贻琦与联大总务长郑天挺等在成都办完事后,准备转重庆回校,梅贻琦联系买好飞机票后,又得到可以搭乘邮政汽车回昆明的机会。邮车不仅比飞机晚到一天,一路上还要遭受日机空袭之危险、山路颠簸之苦,但可以为学校节约两百多元钱,梅贻琦毅然退了飞机票,一行3人乘邮车回到了昆明。

梅贻琦晚年病痛卧床,面对死亡时,曾说:“耶稣爱我,耶稣关切我,耶稣保佑我,所以耶稣救我。”又说:“神什么事都知道。”除了虔诚信仰之外,梅贻琦更用一生的行止实践基督徒的精神。他的寡言慎行、自律甚严、忍耐宽容以及诚实的品格,其实也正是一个基督徒的品格。

从梅贻琦身上不难看出,基督徒与儒者双重文化身份,最终在个人道德和修养层面获得了会通和结合。他很自然地接受了二者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规范以及行为处世的要求,所谓“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即是最好的说明,而梅贻琦的清华校长形象,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儒者和基督徒相融的本色。
smilhaNew at 1/22/2018 10:06 快速引用
戴晴的法兰克福之战



茉莉


法兰克福书展开幕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几个女人说说笑笑地走出三馆。赫塔·米勒——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穿着黑色的衣服,从我们背后赶上来,抱住戴晴亲吻了一口,在戴晴脸上留下口红的痕迹。


对本届书展邀请中国担任主宾国一事,流亡德国的罗马尼亚作家米勒表示反对。经历了三十年东欧专制恐怖的米勒认为:让一个坚持独裁制度的国家做主宾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米勒的小说里,受迫害者只要看见飘扬的红旗,听见嘹亮的军号,就会发疯。所以米勒拒绝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的媒体采访,而把自己的敬意献给戴晴这样勇敢的中国异议作家。


不仅是米勒,很多德国人都由衷地钦佩戴晴。在书展前后的一两个月里,德国人从电视上、报纸上认识了光彩夺目的戴晴——一位为言论自由和合法权益而战的中国女作家,他们有的找机会和戴晴合影,有的托人向戴晴致意,表达他们的热情支持。笔者在法兰克福和戴晴相聚的四天中,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 现代唐·吉诃德与专制的较量


这是一场“一人敌一国”的战役。9月11日,受邀参加书展研讨会的戴晴在机场吃惊地发现,原已确认的机票被取消,她立即自己掏钱买回了那刚刚退掉的一张机票,飞往法兰克福。从这时起,这位68岁仍然精力充沛、童心未泯的女作家,身不由己地化为一位现代唐·吉诃德,披挂起一身铠甲,登上法兰克福书展这个自由与专制较量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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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戴晴和古代的唐·吉诃德不同,她敢于冲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却并不脱离现实耽于幻想。骑瘦马持长矛的唐·吉诃德,把风车当作巨人去作战,而戴晴,面对的却是一个既拥有强大的硬实力,又企图在法兰克福书展显示其“软实力”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雄心勃勃征服世界的文化进军,遇上戴晴等除了笔之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人士,居然给大大地挫折了一下。


对于书展主办方来说,这次书展不仅要展现一个官方的中国,也要介绍其它中国人的面孔。因此,邀请异议作家和流亡作家出席书展,是该次活动的题中之义,否则,该次书展就违背了自由社会的民主理念。但是,这一要义很难为专制政权所理解,钱大势力大的专制者不肯接受自由社会这一套。为了排斥异议作家,那些习惯于玩弄控制手段的中国人,从头至尾都在向书展主办方施加压力。而德国书展主办方缺乏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一再在压力下左右摇摆,进退失据。


于是就发生了很多可笑的事件。例如,主办方向戴晴和贝岭发出邀请,接着取消邀请,最后又收回取消。在书展开幕前的一场有关中国的研讨会上,因为有戴晴和贝岭发言,中方代表居然集体短暂离席以示抗议。由于开幕式都是中国官方出席,为了做一个平衡,德国主办方原本安排戴晴和贝岭在国际中心的告别招待会上做简短发言。但中国官方代表团在该场合全体缺席,安排戴晴和贝岭的发言也突然被取消了。


◎ “拼死也要挣回本属自己的东西”


10月18日中午,我从书展的“西藏论坛”上下来,身上披着长长的白色哈达,抬头看见戴晴在场外向我招手。戴晴告诉我,她将在下午四点的告别招待会上说几句话之后,大家一起吃顿饭告别。于是我们陪她一同前去。当时我注意到,戴晴穿了一件蓝地白花的印花布旗袍,很有端庄雅致的中国女性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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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想到,在大开香槟酒的告别招待会上,戴晴竟然被取消了发言,由一位印度女出版商取代了戴晴在会上致辞。面对主办方背信弃义自食其言,戴晴只是简单地询问了负责这一活动的经理彼德·利浦肯,就从容不迫地接受记者的采访,告知媒体她的发言被取消的真相。第二天,德国舆论沸沸扬扬,德国主办者快刀斩乱麻,立即解除了彼德·利浦肯的职务。



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是民主社会抵制强权、维护言论自由的出色成果。在这场战役中,戴晴等人所拥有的,只是德国笔会和媒体的支持,而中国官方却与书展主办者甚至德国政府有着广泛的利益关系。但是,在自由社会里,媒体在社会上扮演一个非官方却是中心的角色,对政府和企业都起着监督和制衡的关键作用。这次,追求真相和正义的德国媒体不能容忍书展为了利益出卖言论自由,因此全力支持戴晴等人,共同抵制专制者的胡作非为。


在欣赏戴晴等人的顽强抗争之时,我记起了八十年代时戴晴参加六届妇代会的事件。那一次戴晴被《光明日报》女性同人选作代表,参加选举妇联主席的会议。戴晴在会上公开发难,要求候选人陈慕华回答对她不利的传言等问题,结果差点被革命姐妹轰下台去。尽管在场的记者私下称赞戴晴“干得很漂亮”,但报刊对此一律噤声,唯《中国妇女报》发出一则小文,意思却是:有人想捣乱,但被无产阶级正气压下去了。


自1989年卷入学运并入狱,戴晴在祖国失去了工作、医疗福利和养老金等一切,并被禁书封口至今。2008年,她在香港出版了《在如来佛手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其《后记》以这样的话结尾:“曾经一无所有的我们,清楚知道今天之所有,并不能体现完整的人类之尊严,拼死也要挣回本属自己的东西:思想独立,言论自由。”


◎ 潇洒的戴晴,可怜的官方作家



二十年来首次获得机会直接面对公众在论坛上发言,戴晴很珍惜书展这个各方沟通交流的机会。在开幕之前的会议上,她一次次面对自己的同胞举手提问,提的都是一些国内无处提的问题,例如军队国家化、新闻与出版立法、唯GDP发展的代价等。但她得到的却是官方口径的回答。后来有一次,我和戴晴一起去中国展馆听新闻出版总署局长们的新闻发布时,不管戴晴的手举得多高,已经没有人敢把麦克风递给戴晴了。


参加此次书展的中国官方代表团有一百多名作家,两千多书商,如此雄厚的资金、庞大的阵容,却畏惧一个无权无势无钱的戴晴。这是因为,在这个充满谎言和怯懦的世界里,很少有人像戴晴一样,具有不同凡响的思考与表达的胆识勇气。她思维敏锐,言辞犀利,怀着关注社会的沉重的忧患之心,不依不饶地追问真实。在大批中国官方作家唯唯诺诺言不由衷之时,她的声音显得刺耳而又响亮。


与潇洒自如的戴晴相比,那些中国官方作家实在是窝囊可怜。他们本来一个个伶牙俐齿,但在法兰克福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带领,只能像绵羊一样服服贴贴,不能乱说乱动,更不敢与异议同胞接触。每当德国媒体想找中国作家做个人采访,总是被对方推辞。中国官方大花银子请了德国一家公关公司,只有这家公关公司安排的采访,中国作家才敢接受,他们没有脱离党组织而擅自发言的权利。据说,他们中有人跑到德国笔会和中国异议作家聚集的三馆来听会,回去也只能推说自己迷路了,偶然看见有中国人在说话,就过来听听而已。


◎ 《收租院》的谎言与“审父意识”


这次书展,中国馆的展览有造纸术的发明和电子书籍,有作协主席铁凝和名作家莫言高声赞美德国文豪歌德,有地震后写诗“纵做鬼也幸福”的山东文联副主席王兆山,还有江泽民的两本学术专著举行全球首发式。更滑稽的是,法兰克福申恩博物馆居然从中国运来“唯一的一件中国美术展品”——中国革命宣传泥塑《收租院》。


戴晴说:“这帮贪官污吏,他们要把软实力向全世界显示,已经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既然当局花了这么多钱把一个大谎话运到这儿来,戴晴就觉得自己有义务揭穿谎言。17日下午,我们前往申恩博物馆。在那里,面对栩栩如生的泥塑群雕,戴晴由浅入深地向德国记者和观众说明,这种造假的艺术,是怎样以欺骗手法煽动仇恨,演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说教,为统治者的政治目标服务。


戴晴在法兰克福揭露泥塑《收租院》的谎言


我则从《收租院》泥塑场景中的箩筐和风谷机,联想到少年时在湖南山乡,和饥肠辘辘的农民一起挑谷子送公粮的情景,共产党统治下的压迫和剥削比《收租院》的国民党时代更甚。我对德国记者说,我是黑五类出身,而戴晴是红色家庭出身,但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到1989年的天安门,走入监狱,现在又一起走到法兰克福。


由此想到,有些人认为戴晴出身于革命家庭,喝共产党奶长大的却骂共产党。其实,人的思想发展和生活道路主要取决于个人自己的因素。黑五类出身的我自小从底层接触社会阴暗面,而戴晴的红色家庭出身,令她一直相信共产党的官方宣传,直到三十岁那年,她在历史博物馆出版的一个《正面战场作战序列》的小册子,发现中共其实只曾在很小的地盘上抗日,这才知道自己一直在受欺骗。


从此以后,戴晴清醒了,她开始“审父”,审查她的共产党父亲们——生父、继父、义父和公爹所走过的道路,她认识到革命吞掉自己的儿女,中共执政地位的取得不是经过民主程序公推的,而是依靠军队夺取的。她和专制主义决裂,着手做正本清源的工作,从王实味到张东荪,清理历史的血腥和荒谬,对“以共产主义为名义所进行的统治”进行拷问。


岁月似乎没有在戴晴身上留下多少痕迹,她依然生气勃勃,特立独行,风骨卓然。摆脱了谎言的迷惑,不依附政府也不依附任何有权势的人,戴晴坚守独立精神,诚实而坚毅地,按照自己的良心与信念去生活。虽然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感到绝望,但她坚持做“悲观的积极行动者”。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她对强权的挑战,是她三十年来韧性反抗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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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争鸣》杂志2009年12月号,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全文。
smilhaNew at 1/22/2018 22:50 快速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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