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诗:监狱里的翻译精英,被遗忘了半个世纪 zt 6/20/2018 04:59
训诗:监狱里的翻译精英,被遗忘了半个世纪
发表于 2018 年 06 月 18 日 由 siyu

但凡对1950-1960年代的外国学术、文学和政治类图书的翻译与出版情况有过关注的人,一定都会对“清河编译组”和“北京编译社”这两个机构多少有些印象。事实上,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两个机构当年翻译的不少译著一直都在重印,以前积压的旧稿也陆续有新刊;更不用说,其部分劫后余生的成员在新时期中国的翻译界、出版界、学术界、教育界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如今都已经故去,但是他们为新中国的翻译出版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不应该被遗忘。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此前国内一直缺乏关于“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社”的系统介绍和权威说明,甚至就连《中国翻译词典》这样的大型专业工具书都没有专门设词条。近些年来,得益于黄鸿森先生的努力,“北京编译社”的一些基本情况得以披露。然而,对于“清河翻译组”,至今未见任何总体性介绍。

笔者不揣浅陋,试图把目前关于“清河翻译组”的非常零散、模糊的回忆和记述做一些补缀和贯通,大致描绘出它的来龙去脉。文中揣测、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唯请当事人、知情者指正和补充,俾使半个世纪前的这一陈迹往事不致完全湮灭。

1翻译组的成立

所谓“清河翻译组”指的是1950-1960年代,北京市监狱(俗称北京市第一监狱、半步桥监狱,原址在北京市宣武区自新路21号,1993年9月拆迁)利用在押服刑的犯人以及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为相关机构(以出版社为主,也有其他企事业单位)提供外语翻译服务以及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翻译任务而设立的生产小组。

新中国对在押犯人实行思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改造方针,所有服刑人员在监狱中都需要进行强制性劳动。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北京市监狱使用“北京市清河联合工厂”的名称,旗下有袜厂、塑料厂、印刷厂、毛巾厂等,另有工程队、翻译组等生产单位。

北京市监狱系统的劳改、劳教单位多以“清河”“新都”“新生”命名,“清河”的名称沿袭自北京劳改农场的前身“清河训练大队”,寓意是“昭示他们通过清清的河水,洗涤前非,重新做人”。因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清河翻译组”的“清河”理解为北京市海淀区的清河镇(街道),也不能把它理解为隶属于北京市监狱系统的、新中国第一个劳改农场清河农场(俗称茶淀农场,北京市在天津宁河境内的一块“飞地”),虽然清河农场也曾存在过相关的业务。

“清河翻译组”是何人发起、何时启动、何时结束,其运作方式如何,以及曾经有哪些人士在其中服务过?

出版界老前辈陈锋、汪守本回忆说,1954年8月出版家郭敬调任时代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对时代出版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和清河劳改农场联系,利用在清河监狱中服刑的、精通外语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知识,为时代出版社翻译某些书籍或给某些稿件作初步加工。……这个建议得到了公安、司法部门的赞同与配合”。

这个说法从道理上是完全讲得通的,但我们检索发现,时代出版社译者署名为“清河”的译作从1954年6月开始即有出版,并且主要集中在1954、1955两年。“清河”译的出版物共计有80种左右,时代之外的大约8家出版社出版了30种左右,特别是中华书局、五十年代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53年就有“清河”署名的译著,都早于时代出版社。黄鸿森也推测说,“北京市监狱曾在1953年左右抽调通晓外语的犯人成立翻译组,称清河翻译组”。可见,狱中翻译组动议于郭敬一说不能成立,它的成立时间应早于1953年6月。

不过,说清河翻译组最初主要为时代出版社译书,因而与郭敬有很大关系,却是完全可能的。时代出版社在1953年移交中国政府,主要出版苏联作品。翻译组“最初只有俄文一个文种,后来增加了英、德、日、法等文种。最初只为时代出版社译书,……后来译书范围扩大了,为多家出版社译书,笔名甚多”。在数量上,署名“清河”的译著大多数由时代出版社出版;虽然最早署名“清河译”的著作由中华书局出版,但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使用狱中翻译组的做法由时代首倡,随后其他出版社介入,并且因为某种原因其他出版社的选题先于时代出版。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在1958年时代出版社改制合并入商务印书馆之后,翻译组的相关业务也转到了商务。

如果我们的推测大致不谬,那么,从1953年设立到1966年解散(这是它最有可能的解散时间),清河翻译组存续的时间超过了十年。

2翻译组的运作

关于清河翻译组的具体运作情况,我们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整理一下现有的回忆材料。

1951年初被判刑的朱良澐(1927-,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改革开放后任中学英语教师。本文提到相关人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获罪名或法院判决,绝大多数在改革开放后都得到了平反,判决被撤销,限于篇幅,不一一说明)回忆说,“女犯纺线织袜子,我有文化,被搁在清河印刷厂翻译组搞翻译。翻译组二十来个犯人,个个懂外语,有的还精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她提到的翻译组成员有沈立中、张文华等。朱服刑八年,1958年9月刑满释放。

按照黄鸿森(1921-,退休前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的回忆,他在1954年被判刑后,先是在北京监狱织布厂劳动改造,1955年初调入狱中翻译组,1959年9月获释。“狱中翻译组是调集一些通晓外语的犯人组成的。我进去时有十多人,我离开时约30人”。除了一位名叫方思让的“满腹经纶的狱友”之外,他没有提到翻译组的其他成员。

从时间上看,朱良澐和黄鸿森应该有交集,但他们的说法互有出入。由于我们完全不清楚他们服刑的具体情况(他们都关押在北京市监狱),所以也就无从确定,这些出入是因为个人记忆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所在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翻译组。笔者倾向于前者;不过,依据同时期出版的出自翻译组之手的译著的工作量来看,无论是二十多人,还是三十多人,规模似乎都小了点。可以作为佐证的是,1959年9月被关押进北京市监狱的鲍若望回忆说,那里有一个由140名专家组成的翻译大队,“翻译大队的定额是每人每天4000字。人们分组工作,一人翻译,一人校对。隔一天一换工作。他们是一个杰出的、多才多艺的集体。中译外、外译中都干”。

如果说鲍若望关于翻译组运作方式的描述只是传闻的话,那么1958年夏到1964年底服刑的何宗智(1925-,退休前任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副秘书长)的回忆则是其亲身经历了:“我记得当时的翻译组分工非常细致,包括各种语言。我因为当时的英语还好,就被分配到了英文组。其间我翻译了《西班牙共产党史》十余万字;此外还翻译了有关电器、机械、养蜂、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各种著作、论文大约二十余万字。除此以外,还有德文组、日文组、俄文组等七八个组,都是按照语言来分类。”

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信息,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之外,参加过清河翻译组的还有:燕庚奇(1900-?,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朱亚英(?-1982,德国高级警官学校毕业,曾任胡宗南部少将参谋)、徐璋本(1911-1988,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郑衡(1916-1989,民主党派人士)、董果良(1922-?,中国人民大学翻译)、罗自梅(1925-?,民盟中央机关人员)、陈焕章(1925-2012,天主教神父)、周光淦(1927-?,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人员)、江氏堂兄弟江泽垓(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和江泽墉(外文出版社编辑)、贺永增(1929-?,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奚瑞森(1929-,新华社翻译)、江枫(1929-,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徐式谷(1935-2017,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员)、陈奉孝(1936-,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董果良、奚瑞森、江枫、徐式谷后来都成为著名的翻译家,他们以及前文提到的黄鸿森在《中国翻译家辞典》和《中国翻译大词典》有专门的条目记载其履历和成就,但他们的履历都没有提及翻译组这一片段。

3与编译社的关系

事实上,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社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它们是无法切割的,但也不能混为一谈。

北京编译社成立于1956年7月,由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提议,经中共北京市委报请党中央批准;社长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李续纲兼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社长先后由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处级干部李蕴生、王建斌担任。编译社的主要任务是为出版社翻译正规出版物,以及为相关机构翻译文献资料,也为外单位借用临时担任口译工作。1958年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后,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翰伯兼任编译社总编辑,并由商务印书馆派出黄子祥担任编译社总编室主任管理业务。

由此可见,北京编译社实际上接受双重领导:业务上,由出版部门兼管;政治上和人事上,则由公安部门监管。一旦了解这一背景,便不难看出,北京编译社与清河翻译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一种拓展与延伸。它们在业务和人事上的联系也得到了关键性的揭示:“编译社成立,该组(清河翻译组)的翻译业务遂归编译社代管,由总编室陈崇来负责此项业务的联系。从1956年至1965年,清河翻译组翻译能手刑满释放后进入编译社工作的共有9人”。这9人中就包括黄鸿森、贺永增、徐式谷和江枫。

至此,二者的关系似乎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澄清;然而,编译社成立后,翻译组还继续存在,并且在业务上接受编译社的代管,特别是翻译组不便处理的一些事务还要以编译社的名义代理,所以,二者往往会被混为一谈。比如,资深出版家沈昌文在回忆1960年代初他在人民出版社(以副牌三联书店的名义)组译“灰皮书”时提到:“当年还有一个翻译机构,叫‘北京编译社’。这大概只是一个名义,实际上译者都是监狱里的犯人,因此我也从没见过。但见过译稿,大概译日文的最在行,因为那里有不少伪满时期的战犯。他们的译稿,都用笔名:何清新(何清,清河劳改农场的反称;‘新’指‘自新’)”

沈先生的这段话有三处错误:首先,虽然北京编译社与清河翻译组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人事上有少量交叉,业务上有密切合作,前者还代理后者的一些事务,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尤其不能说北京编译社“大概只是一个名义”,更不能说其译员都是“监狱里的犯人”;其次,北京编译社人员翻译的作品通常署机构名或者译者的本名,只有个别作品署过“贝金”的笔名,一般不使用化名,而“何清新”则是清河翻译组最有名的化名之一,但他又误以为“何清”是清河农场的反称——前面已经指出,清河翻译组设在北京市监狱,而非清河农场;再次,无论是清河翻译组,还是北京编译社,其人员构成远不限于伪满战犯和附日知识精英,其翻译也谈不上“译日文的最在行”,署名“何清新译”的著作甚至没有一本译自日文。类似的错误也见之于前述陈锋、汪守本的回忆文章,“这些犯人翻译的东西,在时代出版社时署名‘清河’,在商务印书馆时改组为‘北京编译社’”。

4翻译组的译品

从现有的回忆来看,清河翻译组以及北京编译社承接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大量翻译过来的文献资料——政治、军事和科技文献、设备说明书等实用技术资料——是不会公开出版的,而且肯定还有不少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并未出版的译著。因此,下面关于翻译组译品和署名的探求追索,仅限于公开出版的教育、科技、文学、学术和政治类图书。

1956年北京编译社成立后,与清河翻译组在业务上展开了密切的合作。根据黄鸿森的记述,我们可以确定它们至少在以下两种书的翻译中存在合作。第一种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该书的版权页称:“本版由北京编译社依据原译本改译,由编译局及其他有关单位校订。”此书“任务很急,我清楚地记得是连夜赶译的”,其时黄鸿森尚在狱中,所以他是作为翻译组成员参与翻译的;他推定,“北京编译社的翻译人员也参加了此书的改译工作,集体之作,故以‘北京编译社’署名”。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起码翻译组的董果良、编译社的傅中午也参与了此书的翻译。

另外一种是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三联书店,1959年开始出版)。全套《世界通史》的翻译和出版过程非常复杂,第一卷多人署名,北京编译社署在第三位;第二卷至第八卷北京编译社是唯一署名译者。但是,清河翻译组显然也参与了翻译工作。黄鸿森说,“笔者在狱中就参加了《世界通史》的翻译,译了第一卷的古埃及史,第二卷的古希腊史。我到北京编译社后就承担起《世界通史》第六卷、第八卷、第九卷的定稿任务”。检索相关信息可知,参与此书翻译的人员至少还有:罗自梅、傅中午、张曼真、林荫成、廖洪林。其中,罗自梅在履历中称自己在北京编译社做过翻译(但我们怀疑他是在狱中作为清河翻译组成员从事翻译工作),其他人都是编译社译员。

有迹象表明,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社还合作翻译了另外一本书,即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3卷,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1964年)。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参与此书翻译和校订的人至少有:董果良、罗自梅、陈焕章(以上为清河翻译组成员);陈少衡、丁钟华、黄邦杰、罗式刚(以上为北京编译社成员)等。

我们发现,北京编译社署名的译著总数在100种以上,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署名为“北京编译社译”的著作却尤其之少,只有十来种;在双方业务往来频繁的前提下,这就说明,除了少数集体署名外,许多编译社成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都署了本名或固定笔名。就在这十来种著作中,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74-1975年)、米涅的《法国革命史》(1977年)、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1982年)还是“文革”后期以及新时期从旧稿“水库”中打捞出来的。

《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在商务印书馆1963年编订的《十年规划》中注明“已约北京编译社译”,但直到新时期才由著名德语翻译家李逵六等人校订后出版。李先生在自传中说,“出版说明称这本书最初是由北京编译社翻译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编译社原来是一些在押的国民党的将军”,一个叫朱汉生的人告诉他,其父朱亚英“在狱中翻译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

《战争论》在1964-1965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局正式出版,署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但其出版“说明”指出,“在本书译校工作中,承中央宣传部、外交部、新华社和北京编译社等单位大力协助”;资深军事翻译家鲍世修在回顾此书的翻译过程时也指出,“这项工作首先得到北京编译社的支持”,此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由于朱亚英曾任胡宗南参谋,身份特殊,无论是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出版规划”、两家出版机构的“出版说明”,还是事后正式的回忆,都不便透露他是在狱中作业的,所以,就都用北京编译社这一公开机构来代指保密的清河翻译组。甚至还有一些后来出版时署名为“北京编译社译”的著作实际上也是由清河翻译组翻译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肯定不是孤例,但其具体情形如何已经杳然无从查证。北京编译社毕竟是正式在编的公办机构,其成员的署名权一般不会受到影响;相比之下,清河翻译组的成员,身在狱中,绝无可能署自己的本名或专有笔名。在编译社代管、代理翻译组的情况下,有些时候直接用“北京编译社”代署译者名,倒也顺理成章。

5翻译组的笔名

清河翻译组到底使用过哪些笔名呢?一开始当然是“清河”,但署名“清河”的译品仅限于1950年代,全部为苏联作品,大多数由时代出版社出版。这个化名后来被弃之不用,又变换出许多其他的笔名。

“‘何宁’也是清河翻译组的常用笔名”,这个署名最早出现在1955年:早期以时代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主,几乎都是苏联作品;1958年以后逐渐以商务印书馆为主,并以英语作品居多。署此名的译著包括:汉默顿《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自然科学部分》、《历史学部分》;参与此书翻译的人包括黄鸿森、罗自梅等);马尔萨斯《价值的尺度》(此书出现在了徐式谷的译著目录中,《英汉翻译与双语类辞书编纂论集》,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91页)等。

“何青”这个署名最早出现在1957年,署名作品中《笛福文选》《魏克拉马沁格短篇小说集》出现在徐式谷的译著目录中,并且《笛福文选》后来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再版时,译者署名改为徐式谷。黄鸿森提到,“我在狱中还参加翻译《简明经济学辞典》”,查此书也是译者署名“何青”。

“何清新”的署名从1958年开始出现,作品数量超过30种,仅次于“清河”;不少作品译自法文,有些品种后来收入“汉译名著”(包括葛德文《论财产》,梅叶《遗书》第2卷、《马布利选集》,署名皆未改动)。董果良在履历中提到“笔名何清新”,其中列举的译著(含合译)有此署名的有:摩莱里《自然法典》《马布利选集》《哲学史》第3卷,《巴黎公社会议记录》《圣西门选集》(两卷本旧版署名为“何清新”,扩充为三卷本后恢复了主要译者董果良的署名)。

“何新”的署名译著也不少,以商务印书馆出版居多。其中,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三种出现在徐式谷的译著目录中,并且洛克那本书在收入“汉译名著”时,译者署名改为徐式谷;培根《新大西岛》、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论文五篇》、哈林顿《大洋国》和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在重印或收入“汉译名著”时仍然署名“何新”。

能够从蛛丝马迹中猜测是清河翻译组化名的还有:“何清”“何倩”“何钦”“何易”“何慕李”“何璧人”“何新舜”“何式谷”“何瑞英”“何泽施”“何光来”“何光莱”“何瑞丰”(奚瑞森在其履历中称这是其笔名之一,《中国翻译词典》,第757页)等。万变不离其宗,译者都姓“何”。甚至可以说,在1950-196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中,几乎所有署名为何姓的译者中,大概只有何兆武(著名翻译家)、何渝生(该馆编辑)是本名了。

在林林总总的“何氏家族”之外,清河翻译组使用的另外一个化名也比较有名,那就是“秦水”(与“清水”音近,仍然离不开“河”)。署此名的译著大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张福生记述,他在一次聚会中向绿原(“胡风分子”,1962年从秦城监狱获释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代曾任副总编辑)求教“秦水的笔名是怎么回事,都是哪些人,他们是怎么翻译的”,在座的都明白,“我社有些译稿的译者署名秦水,实际是一些秦城监狱的服刑人员,当然是些懂外语的知识分子。绿原先生说他也不清楚,更没有看见有人在秦城监狱里搞翻译”。由这段记述可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们零星知道一点关于监狱翻译组的往事,但由于事涉机密,即便是绿原这样的老编辑也一无所知。张福生“循名责实”,以为“秦水”与秦城有关,其实不然,“秦水”“清河”都发源于北京市监狱;虽然秦城监狱一度也曾设有翻译组,但那已是绿原出狱之后的事情了。

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猜测,在“何氏家族”之外,还有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秦氏家族”也是清河翻译组的笔名,它们包括:“秦衡允”“秦士醒”“秦士勉”“秦果显”“秦光允”“秦文允”以及“秦柯”。另有“柯新”“柯青”(与“河清”形近)、“青珂”(与“清河”形近)想来也是其化名。

以上笔名是目前能够推断或猜想出来的,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清河翻译组使用过的化名肯定不止这些,只是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进一步追索下去了。

余绪

除了北京市监狱的“清河翻译组”之外,北京市其他的劳改、劳教机构也曾设立过翻译组。比如,北苑农场翻译组的存在因为著名作家梅娘(1920-2013)的一些回忆而得到确认;而留美归国科学家严忠铎(1915-1972)的经历表明,清河农场、团河农场也存在着一些特定的翻译活动,只是其详情不得而知。另外,在1950-1960年代,翻译组作为一种独特的劳动改造经验还在其他省市的监狱系统(笔者目前所知的有上海、天津和新疆)乃至秦城监狱推广。其中,秦城监狱翻译组由公安部在1963年初从全国各地监狱调集24人组成,“文革”期间中断,但其余绪“京安翻译公司”甚至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

来源:南方周末2018.4.25.
中国理想主义者的盛世悲歌:“改革潮头”走向凋零(图)
文章来源: FT中文网 于 2018-06-19 14:01:35 -

李江:杨沐的离世,令人想起八十年代那群一度站在中国改革潮头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或逐渐凋零,或卷入熔炉,或仍在痛苦挣扎。


1959年的一个秋天,湖南凉意袭人。一位高级干部杨第甫抱起了自己年幼的儿子曦光,柔声地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我)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懵懂的曦光不知,父亲这是在道别。杨第甫因为反对大跃进,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下放西洞庭湖劳动。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曦光尚在读高中,便开始了他的基层调查工作。当杨曦光在热火朝天做农民、知青调查的时候,北京的政治气氛已经变得十分紧张。1964年,吴敬链组织参与对领导孙冶方的批判,没多久,孙冶方被划为“右派”(参考:吴晓莲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个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

1968年,在完成了农村调查工作后,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的杨曦光写下了一篇惊世骇俗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没过多久,“四人帮”便定性杨曦光为反革命分子。接着,他迎来了十年的牢狱之灾。刑满出狱时他已是而立之年。他决定改用乳名“小凯”,埋葬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

同样苦苦思索中国未来的还有同龄人王岐山。杨小凯出狱的那一年,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出任商务部长。谷牧率团访问西欧归来,中国高层弥漫着一股发展经济的紧迫感。

1979年,杨小凯开始系统学习经济学。那一年,林毅夫抱着一个篮球从台湾游泳来到大陆。两位后来成为经济学巨擘的大学者,命运看似毫不相干,却逐渐开始交织。


图:杨小凯(1948-2004)

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姚依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工作。女婿王岐山思索良久后发现,要从改革和经济研究中找到祖国发展方向。在李银河的引见下,王岐山认识了社科院一群研究生。这群年轻人时常聚会纵论中国改革问题,最为活跃的当属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和朱嘉明。后来,四人研究认为,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近崩溃边缘。于是,由文采飞扬的王岐山起草了一篇名为《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的报告,提交给了中央领导。报告震动朝野,“改革四君子”之名,从此鹊起。后来,除了王岐山,其余三人纷纷离开体制。

被称为苏州才子的杨沐,那一年与同学杨君昌共同负笈比利时。若非如此,说不定会是“改革五君子”。相比起“四君子”的意气风发,他们的同学、好友杨沐则更为低调谦和,时常把他们从激进的理想主义中拉回现实,尽管他自己更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与杨沐一样第一次走出国门的还有一批访美学者。其中一位物理学教授看到繁华似锦的高楼大厦,突然悲从中来,失声痛哭。访美学者们回国后痛下决心,祖国失去了十年时光,吾辈更应奋发图强。理想虽然崇高,形势异常严峻。1980年元旦,《人民日报》在社论中警告,中国国民经济潜伏着危机。充满理想主义气息却又危机重重的八十年代,正式拉开序幕。

1982年,《大侠霍元甲》的热播浪潮从香港向两岸三地蔓延,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达到新的高潮。那一年,中国开始物价闯关,一场巨大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次年,一代经济学耆宿孙冶方溘然长逝。为了纪念这位为中国经济学作出卓绝贡献的经济学家,姚依林、宋平、谷牧、汪道涵、马洪、于光远等55人发起成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曾与孙冶方划清界限的吴敬链,获得了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1984年,香港明星张明敏的一曲《我的中国心》火遍大江南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听后泪盈于睫,带领家人反复学唱。那一年是价格改革最关键的一年,而价格改革又是贯穿整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难度最大也极为关键的经济体制改革难题。轰动全国的“莫干山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这次影响深远的会议,几乎齐聚了当时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工作者,而经济学者也莫不以参会为荣。莫干山会议上集体讨论提出的“放调结合,平稳过渡”的改革思路被中央政府采纳,一时引为佳话。(本文题图,为参加莫干山会议的青年学者。)

在普林斯顿大学赶论文的杨小凯并未参加莫干山会议。1988年,杨小凯获得博士学位。那一年,价格闯关失败,全国各地涌现银行挤兑、商店抢购的现象,不少地区甚至发生骚乱。价格改革的灾难性失败成为80年代末一系列政治风波的经济根源。而这段时期,成为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

1988年,杨沐的同班同学张思平从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调任海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辅佐省长梁湘筹划改革工作。十年后,张思平以改革“闯将”之名誉满华南。王岐山则升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金融体制改革。那一年,第二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杨沐则被提拔为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随后被委派赴牛津大学访学。在次年春夏那次著名的事件中,杨沐震惊之余,作出了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不仅葬送了他光明的仕途,更是导致他被开除国籍。自此,他长期漂泊异国,却从未后悔。“改革四君子”中的黄江南和朱嘉明,也在激愤之下出走大陆。翁永曦则早在数年前便被高官子弟告发曾在1976年批判邓小平而被降职处分,最后被迫下海。


图:杨沐(1946-2018)

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学术的杨小凯,终于忍不住打开了电视机。看到新闻那一刻,他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哭声,充满了哀叹国运坎坷的悲怆。那一年,理想主义的气氛在神州大地被一扫而空,随之而来的是一波波凌烈的风暴。

1990年,江泽民和李鹏突然亲临春晚现场,这也是历年来国家领导人唯一一次上春晚。从此,央视自觉地配合中央政治宣传任务,春晚开始转型。舆论空间收紧的背后是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停滞,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唯一滚动的轮轴。对此,郑永年教授解释道,邓小平的思路是中国须依次推进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

1992年后,长达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令中国拥有前所未有的自信。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申奥”成功。2002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这一年,杨小凯再次不合时宜地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了题为《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的演讲。杨小凯认为,中国虽然在短期内获得经济高速增长,但却会不断强化自身政治制度的路径依赖,最终无法实现国家长期发展。因此,他主张后发国家应先模仿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先进政治制度,再进行技术模仿。对此,林毅夫反驳认为,英美的宪政制度并非最优制度,“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等有关系”。后发国家要“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只需要实现经济发展,“上层建筑也必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展”。杨小凯立刻撰文回应,认为片面鼓吹渐进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会导致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的制度化,也会增加底层民众对改革的抵制。最后他在文中呼吁,经济学者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文章发表后不久,杨小凯被确诊为癌症晚期。2004年,杨小凯去世。

未经历过文革的林毅夫,或许无法体会杨小凯对国家机器的那份恐惧和警惕,因此也就无法理解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渴望。从根本上,杨小凯和林毅夫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理想主义者,后者是现实主义者——或许是一位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无论是杨小凯还是杨沐、朱嘉明,在功利和严峻的现实当中,这些理想主义者总是显得格格不入。尤其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神武景气”当中,理想主义者时刻感受到一种无处安放自己的窘迫和愤懑。他们眼中的利维坦巨兽,吞噬着所有的一切。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老大哥精心建造的“楚门的世界”里自欺欺人,与楚门不同的是,许多知识分子们在知道真相后,选择了共谋。又或者说,这是一种隐忍。


图:黄江南(左)与朱嘉明

杨小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不知是否仍然思索着中国向何处去。但他去逝的那一年,“北京共识”忽然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模式”也成为中外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中国,在深受金融危机困扰的西方世界的衬托下,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不知道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杨沐开始了与自己的和解,不再陷入自我冲突的煎熬。但是和解不等于后悔,他仍然否定80年代末利维坦的所作所为,只是接受了现实。在其它替代可能性已经被尽数毁灭的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在维护政权稳定的前提下谋划推动体制的渐进式改革。对此,见证过威权体制激烈变革的林毅夫,早就预见到中国转型唯一的现实可能,并极力倡导他所描绘的改革路径。

远离喧嚣的中国经济学界,杨沐在海外过着清静寂寥的生活,偶尔老友造访,才借酒消愁。90年代末至2006年,杨沐先后担任多家上市公司高管。2006年,他重返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2015年,杨沐受郑永年之邀,回国担任华南理工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一职。2018年4月23日,他硬撑着开完全院大会后迅速倒下,终于一病不起,于6月10日去世。

杨沐常说,这三年是他自1989年客居海外以来最快乐的时光。虽然韶华已逝,再也无法重返朝堂,如昔日侪辈那般主导或参与改革弊政,更无法回到那个百废待兴、充满宽容和希望、书生们可以挥斥方遒的八十年代,但他终于有了施展胸中抱负的机会。他与郑永年和莫道明先生共同带领的研究院,如今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高校智库之一,并于2016年入选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看到研究院一群才华横溢的年轻研究员,他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当年的社科院。可惜,天不假年。

晚年的杨沐,终于可以稍吐胸中郁结二十余年的愤懑之气,但是他理想主义的底色始终未变。我与老先生结缘于我在FT中文网撰写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师情结”》,对于我不成熟的言论思考,他从来都是鼓励有加。今年3月最后一次谈话时,他曾对我感叹,“我们这一代人,深深的烙刻着80年代那份独特的理想主义和家国情怀”。我们只能无奈地看到这些理想主义者,或逐渐凋零,或卷入熔炉之中,或继续痛苦地挣扎。

那位也曾意气风发的李银河,依然手持着80年代传承下来的萤烛之光,尽管前夫王小波早在1997年便与世长辞。生命的最后时光,王小波写下了《沉默的大多数》,控诉理想和自由的寂灭。如同王小波,那些理想主义者们的内心,时常痛苦地怒吼着苍凉的盛世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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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chill 发表评论于 2018-06-20 02:05:23
搭中国经济的车出名。
黄玫瑰888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22:12:54
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从49年后就非常悲催。80年代算是回光返照了一阵。最后一批有理想的现在谢世,看看今天,他们其实没错。很多事情需要时间检验。
LISP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21:31:23
很明显林毅夫更有正确性

经济发展带来政治稳定而不是变革。没有证据说明没有政改经济就会崩溃。那是学术臆想。

正常经济环境下,权威体制和集权体制的唯一危险是对外战争失败:
前苏联的阿富汗战争,阿根廷马岛,希特勒。。。


梦云随风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20:31:45
文骚文化的穷途末路。
ak3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20:14:35
这都是什么人啊?还四君子?一帮没中举的老秀才吧?
我无语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20:14:20
大外宣已经完成了对FT的收购,这种文章能写出来,不奇怪。
须须冬菜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9:46:07
总结一下,八十年代一群小赵想造反,被赵们一巴掌拍翻,于是失势的小赵们开始几十年如一日地祥林嫂生涯
西门桥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9:35:13
出路就在脚下,前途就在眼前。但是人们内心的邪恶和自私,让他们放不下江山
三木匠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9:12:15
狗屎文章
没落贵族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8:49:55
理想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退潮了
喜得利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8:48:39
中国只有执政者(皇权)的理想,个人有理想,特别是在政治上有理想,迟早是悲剧。
lake66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7:41:04
忧国忧民忧钱忧女人。
秦始皇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7:07:40
改革开放就是利益输送,公平正义在中国什么也不是
吃货2001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7:07:12
那个时代还是有些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不管其政见如何,至少敬佩他们敢于挑战主流的勇气。现今的教育,自私虚伪从娃娃抓起,有几个80后出生的有点独立思想的?大多数就如下面这些奴才们一样,翻来覆去就是人民日报社论的复读机,似乎头头是道,其实什么内容也没有。
凡夫俗子零零壹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7:03:57
私有,公有不重要,关键是竞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即使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被迫参与这场竞争,这是中国能持续高速发展的原因和动力。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6:37:27
就是被普世洗脑成功的那些所谓理想主义者,实际是被殖民主义者。
bone-headed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6:22:20
好恶心的文章,能不能要点脸啊。。。。


一帮无耻的投机分子,,,,还四君子,,,我呸。。。。。。。。。。。
sigmazao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6:09:42
楼下,你这种推测,完全是中国经济学的定义和判断公式。中国邻居,韩国,日本,新加坡都是专制制度。一党统治几十年。家族企业长期垄断,比中国国企更加封闭。就像李嘉诚垄断香港地产。计划经济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能形成垄断经济。经济活力来自竞争。中国改革,就是破除国企垄断,引入竞争元素。中国经济能长期发展,就是今天马云马化腾加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属于凯恩斯经济。并不是问题。
smart321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6:06:24
中国的改革缺乏体制支持,注定难以深入,体制不改,一切改革都是白扯,当年慈禧的改革就是如此
牛鲜花妹妹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6:00:14

靠专制制度、计划经济、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的扶持可以获得短期成功,快速完成工业化现代化,但长期经济发展必然受损,因为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交易自由和产权保护,这个从欧美日经济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得到,我国早起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苏俄经济为什么失败,东德为啥会并入西德经济,原因就在其中。
二舅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5:39:48
七三也算是改革派,思想家?一个助纣为虐的坏人。
weibao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5:39:14
Chinaplayer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5:11:49
我很怀念80年代(78到89)开放宽松的环境,一大批有头脑有见解的年轻人思维活着,忧国忧民。那十年,知识界的思想界的大环境与民国时期的开放可相提并论。89以后,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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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我出国前那几年的中国正是严冬后的初春,生机勃勃。。。。
warshipfreedom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5:30:16
你看喔,這種文章用一種正常化的口吻去淡化這幫丈人女婿們任人唯親,禍害國家,棄用人才的亂象,這些人如果真的為中國著想,就該下台去,讓國外的能人來執政
Chinaplayer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5:11:49
我很怀念80年代(78到89)开放宽松的环境,一大批有头脑有见解的年轻人思维活着,忧国忧民。那十年,知识界的思想界的大环境与民国时期的开放可相提并论。89以后,死了!
sigmazao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5:08:21
你想改变中国,你得有这样的能力。你需要大多数中国人支持。中国是一艘航行于大海上的巨轮,航向强大和富裕的彼岸。实际上,中国正在接近这个目标。大多数国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富裕阶层希望更好的生活模式,有更多诉求渠道。但是多数人还在为小康奋斗。中国需要关注更多经济发展,以及农民致富。而不是发展模式变来变去。理想主义就像共产主义一样,是乌托邦模式。注定不会北大多数人接受。奋斗者价值化为乌有是最终结局。
PussyGato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4:55:34
中国所谓知识分子的通病
路过,所以飘过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4:46:12
所谓理想主义多多少少意味着脱离群众,不切实际,自以为是,凋零是迟早的事情
chenbingcong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4:35:03
悲沧的一代
qi91856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4:34:50
何来的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少数富人精英奴役大多数人。


wx3000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4:29:47
世界悲。
lio 发表评论于 2018-06-19 14:26:30
赵家人的中国,爱怎么折腾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才有民国的所谓“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今日民度照旧,100年后中国真正进步了吗?
smilhaNew at 6/20/2018 06:09 快速引用
美国为什么退出人权理事会-----国务卿彭佩奥和大使海莉的发言。
2018-06-20 12:42:37

北美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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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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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退出人权理事会——————-国务卿和大使的发言。



SECRETARY POMPEO: Good afterno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committed to protecting and promoting the God-given dignity and freedom of every human being. Every individual has rights that are inherent and inviolable. They are given by God, and not by government. Because of that, no government must take them away.

国务卿彭佩奥:下午好。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保护和促进每一个人上帝所赋予的尊严和自由。这个权利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和不可侵犯的。他们是上帝赐予的, 而不是政府施舍的。正因为如此, 任何政府都无权把它剥夺。

For decad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led global efforts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often through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While we have seen improvements in certain human rights situations, for far too long we have waited while that progress comes too slowly or in some cases never comes. Too many commitments have gone unfulfilled.

几十年来, 美国一直努力通过多边机构促进全球的人权状况。虽然我们看到某些人权情况的改善, 长期以来我们也一直在等待, 然而整体上,进展实在太慢, 在很多方面,甚至就从来都没有改变。太多的承诺根本就没有兑现。

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move the ball forward. From day one, he has called out institutions or countries who say one thing and do another. And that’s precisely the problem at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As President Trump said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It is a massive source of embarrassment to the United Nations that some governments with egregious human rights records sit on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特朗普总统想改变目前这个停滞的现状,把事情向前推进。从他上任的第一天起, 他就指出了一些机构或国家, 他们嘴上说一套, 但实际上做另一套。这恰恰就是目前这个人权理事会的症结所在。正如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所说的: “联合国的一个让人感到羞耻或者尴尬的地方就是: 一些人权记录上声名狼藉的政府偏偏坐在人权理事会上。”

We have no doubt that there was once a noble vision for this council. But today, we need to be honest –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is a poor defender of human rights.

我们从不怀疑,这个理事会曾经有着一个崇高的理念与视野。但今天, 我们不得不诚实地面对现实——-这个所谓的人权理事会实际上已经沦落成了世界人权的一个糟糕的捍卫者。

Worse than that,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has become an exercise in shameless hypocrisy – with many of the world’s worst human rights abuses going ignored, and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serious offenders sitting on the council itself.

更糟糕的是, 人权理事会甚至已经堕落成了一个无耻的虚伪的助纣为虐者————现状是世界上许多最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被忽视, 反而一些世界上最严重的臭名昭著的人权罪犯就坐在理事会里。

The only thing worse than a council that does almost nothing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is a council that covers for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is therefore an obstacle to progress and an impediment to change.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enables abuses by absolving wrongdoers through silence and falsely condemning those who have committed no offense. A mere look around the world today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uncil has failed in its stated objectives.

甚至比该理事会无所作为更糟糕的是他们不仅仅无所作为,这个理事会已经堕落成了侵犯人权行为的掩护与帮凶,因此它已经成为了人权状况进步的障碍, 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寻求的变革的阻碍。这个目前的人权理事会通过对施虐者的沉默纵容或者对没有过错一方的错误谴责,使侵犯人权的行为大行其道。今天, 仅仅瞟一眼目前的世界人权现状就可以明白该理事会在其既定目标上的一败涂地。

Its membership includes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with unambiguous and abhorrent human rights records, such as China, Cuba, and Venezuela.

该理事会的成员包括具有明确的令人憎恶的人权记录的专制威权政府, 如中国、古巴和委内瑞拉。

There is no fair or competitive election process, and countries have colluded with one another to undermine the current method of selecting members.

没有公平或竞争性的选举进程可言, 各成员国之间相互勾结, 破坏目前选择成员的方法。

And the council’s continued and well-documented bias against Israel is . Since its creation, the council has adopted more resolutions condemning Israel than against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mbined.

该理事会对以色列的持续和记录在案的偏见是不合良知也不合情理的。自成立以来, 该理事会通过了谴责以色列的决议, 超过了对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opposition in principle to multilateral bodies working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We desire to work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on this critical objective that reflects America’s commitment to freedom.

美国原则上不反对致力于保护人权的多边机构。我们希望与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就这一至关重要的目标进行合作, 这反映了美国对自由的承诺。

But when organizations undermine our national interests and our allies, we will not be complicit. When they seek to infringe on our national sovereignty, we will not be silent.

但是, 当组织或者机构破坏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我们的盟友时, 我们拒绝沆瀣一气。当他们企图侵犯我们的国家主权时, 我们不会沉默。

The United States – which leads the world i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whose service members have sacrificed life and limb to free millions from oppression and tyranny – will not take lectures form hypocritical bodies and institution as Americans selflessly give their blood and treasure to help the defenseless.

美国——-一直在人道主义援助中引领世界, 其服务成员牺牲生命和肢体, 使千百万人免于压迫和暴政——将不会和那些伪善的机构和组织同流合污,尤其是当美国人民无私地给予他们的鲜血和财富来帮助手无寸铁的人的时候。

Ambassador Haley has spent more than a year trying to reform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海莉大使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试图改革人权理事会。

She is the right leader to drive our efforts in this regard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r efforts in this regard have been tireless.

她是推动我们在联合国这方面努力的正确领导人。她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孜孜不倦的。

She has asserted American leadership on everything from the Assad regime’s chemical weapons use, to the pressure campaign against North Korea, and the Iran-backed provoc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她一直维护着美国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 坚定地施压从阿萨德政权的化学武器使用, 对朝鲜, 以及伊朗支持下在中东的挑衅。



Ambassador Haley has been fearless and a consistent voice on behalf of our ally Israel. And she has a sincere passion to protect the security, dignity, and the freedom of human beings around the world – all while putting American interests first. She has been a fierce defender of human rights around the world.

海莉大使为我们的盟友以色列无所畏惧, 并保持一贯的声音。她对保护世界各地的安全、尊严和自由有着真诚的热情--所有这些都把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她一直是世界各地人权的勇猛的,坚强不屈的捍卫者。

I will now turn it over to Ambassador Haley for her announcement on how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ove forward with respect to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现在我将请出海莉大使, 让她宣布美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方面如何向前推进的举措。

AMBASSADOR HALEY: Thank you. Good afternoon. I want to thank Secretary Pompeo for his friendship and his partnership and his leadership as we move forward on these issues.

海莉大使: 谢谢。各位下午好。我要感谢 Pompeo 国务卿,感谢他的友情,他的合作,已经他在我们推进该议题方面的领导。

One year ago, I travel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in Geneva. On that occasion, I outlined the U.S. priorities for advancing human rights and I declared our intent to remain a part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if essential reforms were achieved. These reforms were needed in order to make the council a serious advocate for human rights. For too long,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has been a protector of human rights abusers and a cesspool of political bias.

一年前, 我前往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那次会议上, 我概述了美国促进人权的优先事项, 我宣布, 如果实现必要的改革, 我们打算继续成为人权理事会的一部分。为了使理事会真正成为人权的严肃倡导者, 这些改革是必须的。长期以来, 人权理事会一直是一个侵犯人权者的保护伞和一个充斥着政治偏见的化粪池。

Regrettably, it is now clear that our call for reform was not heeded. Human rights abusers continue to serve on and be elected to the council. The world’s most inhumane regimes continue to escape scrutiny, and the council continues politicizing and scapegoating of countries with positive human rights records in an attempt to distract from the abusers in their ranks.



令人遗憾的是, 非常明显,我们对与这一改革的呼吁根本没有得到倾听。侵犯人权者继续任职并被选入世界人权理事会。世界上最不人道的政权继续逃避审查, 理事会继续政治化,有着积极人权记录的国家继续成为替罪羊, 所有这些企图无非是欲盖弥彰地分散着世界对这些名声狼藉的施虐者的注意力。

Therefore, as we said we would do a year ago if we did not see any progress, the United States is officially withdrawing from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In doing so, I want to make it crystal clear that this step is not a retreat from human rights commitments; on the contrary, we take this step because our commitment does not allow us to remain a part of a hypocritical and self-serving organization that makes a mockery of human rights.

因此, 正如我们在一年前所说的那样,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进展, 美国将宣布正式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这样做的时候, 我想清楚地表明, 这一步骤不是从维护人权的承诺中退却; 相反, 我们采取这一步骤是因为我们的承诺不允许我们继续成为一个虚伪和自私的组织的一部分, 同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是对当今世界人权的嘲弄。

We did not make this decision lightly. When this administration began 17 months ago, we were well aware of the enormous flaws in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We could have withdrawn immediately. We did not do that.

这不是我们的轻率举动。当这一届政府17月前开始执政时,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权理事会的巨大缺陷。我们原本可以立即宣布退出。但我们没有这样做。

Instead, we made a good-faith effort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We met with ambassadors of over a dozen countries in Geneva. Last September, in President Trump’s speech before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he called for member-states to support Human Rights Council reform. During High-Level Week last year, we led a session on Human Rights Council reform cohosted by the British and Dutch foreign ministers and more than 40 other countries.

相反, 我们作出了善意的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日内瓦会见了十多个国家的大使。去年 9月, 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 他呼吁会员国支持人权理事会的改革。在去年的高级别的会议周, 我们领导了由英国和荷兰外交部长和40多个其他国家共同主办 的人权理事会改革会议。

Our efforts continued all through this year in New York, where my team met with more than 125 member-states and circulated draft texts. Almost every country we met with agrees with us in principle and behind closed doors that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needs major, dramatic, systemic changes, yet no other country has had the courage to join our fight.

今年以来,我们一如既往地努力。 在纽约 我们会见了125多个会员国, 并分发了案文草稿。在闭门会议中,我们遇到的几乎每个国家原则上都同意我们的意见, 人权理事会需要重大的,深层次的和系统性的变革, 但没有国家有勇气(公开地)加入我们的战斗。

Meanwhile, the situation on the council has gotten worse, not better. One of our central goals was to prevent the world’s worst human rights abusers from gaining Human Rights Council membership.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year,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was elected as a member. The DRC is widely known to have one of the worst human rights records in the world. Even as it was being elected to membership in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mass graves continued to be discovered in the Congo.

与此同时, 理事会的情况变得更糟, 而不是更好。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防止世界上最严重的恶名昭彰的人权施虐者获得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而现实怎么样了?去年, 刚果民主共和国当选为理事会成员。众所周知, 刚果民主共和国是世界上人权记录最糟糕的国家之一。甚至就在它被选为人权理事会成员的时候, 在刚果,大量的丛葬坟墓持续不停地被发现,被曝光。

Another of our goals was to stop the council from protecting the world’s worst human rights abusers. What happened? The council would not even have a meeting on the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in Venezuela. Why? Because Venezuela is a member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as is Cuba, as is China.

我们的另一个目标是阻止理事会保护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滥用者。发生了什么事?理事会甚至连一个关于委内瑞拉人权状况的会议都不能召开。为什么?因为委内瑞拉是人权理事会的成员, 古巴是,中国也是。

Similarly, the council failed to respond in December and January when the Iranian regime killed and arrested hundreds of citizens simply for expressing their views.

同样, 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份,在伊朗,数以百计的公民仅仅因为表达他们的不同政见就遭当局逮捕和杀害,人权理事会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When a so-called Human Rights Council cannot bring itself to address the massive abuses in Venezuela and Iran, and it welcomes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as a new member, the council ceases to be worthy of its name. Such a council, in fact, damages the cause of human rights.

当一个所谓的人权理事会不能为委内瑞拉和伊朗这样的大规模侵权行为发声, 它还欢迎刚果民主共和国成为新成员, 这个理事会就名不符实了。事实上, 这样一个理事会反而会损害人权事业。

And then, of course, there is the matter of the chronic bias against Israel. Last year, the United States made it clear that we would not accept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agenda item seven, which singles out Israel in a way that no other country is singled out. Earlier this year, as it has in previous years,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passed five resolutions against Israel – more than the number passed against North Korea, Iran, and Syria combined. This disproportionate focus and unending hostility towards Israel is clear proof that the council is motivated by political bias, not by human rights.

当然, 这里还有一个该理事会对以色列的长期偏见的问题。去年, 美国明确表示, 我们不接受继续存在的议程 “项目7”, 它以一种没有其他国家被单独挑选的方式单独把以色列列出。今年早些时候, 正如前几年一样, 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五项反对以色列的决议——超过了对朝鲜、伊朗和叙利亚的决议的总和。这种不成比例的关注和对以色列无休止的敌视, 清楚地证明理事会是出于政治偏见, 而不是人权。

For all these reasons,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past year engaged in a sincere effort to reform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It is worth examining why our efforts didn’t succeed. At its core, there are two reasons. First, there are many unfree countries that simply do not want the council to be effective. A credible human rights council poses a real threat to them, so they opposed the steps that would create it.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 去年美国花了一年的时间进行了一次真诚的努力, 改革人权理事会。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 失败的原因是很值得审视的。其核心有两个原因。首先, 有许多 不自由民主的国家根本不希望人权理事会有效运转。一个可靠的的人权理事会对他们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因此他们反对一切改革的努力。

Look at the council membership and you see an appalling disrespect for the most basic human rights. These countries strongly resist any effort to expose their abusive practices. In fact, that’s why many of them run for a seat on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in the first place: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scrutiny. When we made it clear we would strongly pursue council reform, these countries came out of the woodwork to oppose it. Russia, China, Cuba, and Egypt all attempted to undermine our reform efforts this past year.

看看这个人权理事会的成员, 你会看到对最基本人权的悍然不尊重。这些国家拼死抵制揭露其虐待行为的任何努力。事实上,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首先竞选人权理事会的席位: 保护自己不受审查。当我们明确表示我们将大力推行该理事会的改革时, 这些国家纷纷跳出来反对它。在过去的一年里, 俄罗斯、中国、古巴和埃及一直都在破坏我们的改革努力。

The second reason our reforms didn’t succeed is in some ways even more frustrating. There are several countries on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who do share our values. Many of them strongly urged us to remain engaged in the council. They are embarrassed by the obsessive mistreatment of Israel. They share our alarm with the hypocrisy of countries like Cuba, Venezuela,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and others serving on the council.

我们的改革没有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在某些方面更加令人沮丧。人权理事会中有几个国家和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其中许多人强烈敦促我们继续参与理事会。他们因对以色列的过分虐待而感到尴尬。他们对古巴、委内瑞拉、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的虚伪和在理事会任职的其他人一样, 充满了警惕。

Ultimately, however, many of these likeminded countries were unwilling to seriously challenge the status quo. We gave them opportunity after opportunity and many months of consultations, and yet they would not take a stand unless it was behind closed doors. Some even admittedly were fine with the blatant flaws of the council as long as they could pursue their own narrow agenda within the current structure.

然而, 最终, 许多这些意趣相投的国家不愿意对现状提出严重挑战。我们一次一次地给他们机会,还有好几个月的磋商, 但他们不愿意公开明确立场, 除非是在闭门之后。有些国家成员甚至宁愿和理事会的公然缺陷同流合污, 只要他们能够在目前的框架中塞入自己的狭隘议题。

We didn’t agree with such a moral compromise when the previous U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was disbanded in 2006, and we don’t agree with it now. Many of these countries argu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tay on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because American participation is the last shred of credibility that the council has. But that is precisely why we must leave. I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is going to attack countries that uphold human rights and shield countries that abuse human rights, then America should not provide it with any credibility. Instead, we will continue to lead on human rights outside the misnamed Human Rights Council.

2006年,在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被解散的时候, 我们曾经不同意这样的道德妥协, 现在我们仍然秉持相同的理念。其中许多国家辩称, 美国应该留在人权理事会, 因为美国的参与是理事会所拥有的最后一丝可信度。但这恰巧正是我们必须离开的原因。如果人权理事会要攻击维护人权的国家, 保护滥用人权的国家, 那么美国就不应该为它提供任何信誉。相反, 我们将继续在名不副实人权理事会之外领导人权。

Last year, during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cy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we initiated the first ever Security Council session dedicated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and security. Despite protests and prohibitions, we did organize an event on Venezuela outside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chambers in Geneva. And this past January, we did have a Security Council session on Iranian human rights in New York.

去年, 在美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 我们发起了安全理事会有史以来第一届会议, 专门讨论人权,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尽管有抗议和禁止, 我们还是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各分庭以外组织了一次关于委内瑞拉的活动。在过去的 1月, 我们确实在纽约举行了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朗人权的会议。

I have traveled to the – to UN refugee and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camps in Ethiopia, Congo, Turkey, and Jordan, and met with the victims of atrocities in those troubled regions. We have used America’s voice and vote to defend human rights at the UN every day,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Even as we end our membership in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we will keep trying to strengthen the entire framework of the UN engagement on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trongly advocate for reform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Should it become reformed, we would be happy to rejoin it.

我曾经前往埃塞俄比亚、刚果、土耳其和约旦的联合国难民以及其国内流离失所者的营地, 并会见了这些动荡地区暴行的受害者。每一天, 在联合国,我们用美国的声音和投票来捍卫人权。我们将继续这样做。即使我们终止了我们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 我们仍将继续努力加强联合国参与人权问题的整个框架, 我们将继续大力倡导人权理事会的改革。一旦改革成为可能, 我们很乐意重新加入。

America has a proud legacy as a champion of human rights, a proud legacy as the world’s largest provider of humanitarian aid, and a proud legacy of liberating oppressed people and defeating tyranny throughout the world. While we do not seek to impose the American system on anyone else, we do support the rights of all people to have freedoms bestowed on them by their creator. That is why we are withdrawing from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an organization that is not worthy of its name.

美国拥有骄傲的遗产,作为捍卫人权的拥护者,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者,在全世界解放被压迫人民和挫败暴政方面,这些都是令人自豪的遗产。虽然我们不试图将美国制度强加给任何人, 但我们确实支持所有人民享有其造物主赋予他们自由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这个组织配不上它的名字。

Thank you.

谢谢大家!

QUESTION: Ambassador, is the timing related to the criticism of the border policy?

提问之一: 大使, 退出人权理事会的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与对边境政策的批评有关吗?

QUESTION: Do you believe that the criticism is justified?

提问之二: 你认为你上述的批评都合理吗?






HBW 发表评论于 2018-06-20 23:49:30
川普政府开始说真话了。不似民主党政府为了贸易金钱利益遮遮掩掩的说混话了。这是给撕破脸做准备的。
oplog 发表评论于 2018-06-20 18:58:24
该理事会的成员包括具有明确的令人憎恶的人权记录的专制威权政府, 如中国、古巴和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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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猪权啊。
等等看看 发表评论于 2018-06-20 15:45:14
感谢博主把来龙去脉都贴了出来,有理有据,退得好极了!川爷就是个做实事的人,民心所向,连老天爷都帮他,在一边倒的幕后和强大舆论媒体前逆势而上,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在每天一边倒的颠倒黑白断章取义里完成一件又一件实事,如果没有各种阻碍,他的政绩是不是应该更好?他不是神,但是他对美国的爱国之心和作为公民的强大责任感,但凡有点良知的正常人都能深切感受到!
19428182 发表评论于 2018-06-20 15:25:14
Very glad to know the entire speeches an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reasons of the action.
路过,所以飘过 发表评论于 2018-06-20 14:59:32
这个说的没问题 不过忘记照镜子了
smilhaNew at 6/21/2018 05:48 快速引用
写在花钱如流水的小日子里
(2018-06-21 10:54:33)


汽车、洋房,是美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拥有了它的人才能知道,养房、养车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家车日本原装20年新,里程不到10万,尾气检查标准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好。一来我们按时保养、换油,洗车。再就是这车我们上班的停车场一直有蓬,没有暴晒和雨雪浇,也没有砸过大冰雹。谁看见都说我家车好。

这车好就是不能叨咕。

前好几年了,我跟老公去逛街,路上他就说:“看看我这车,多好,十几年了还这么好。”等我们从商场出来,发动车就听见响了一声,没找到哪儿出问题了,开着车才发现,收音机天线坏了。花了100多,换了新的。

前几天,开着车,老公又说:“咱们家车多好。”我立刻制止他,不要叨咕。回到家关车窗,不灵了。关上了,我就说别开了,别回头关不上,第二天送去修理。

第二天送到车行检查,说是一个件坏了,当时车行里没有,要等第二天才能取车。那两天正好是恶劣天气,冰雹,暴雨和龙卷风。

我一再跟车行说,一定把我车放到库里,别砸坏了。还好,等我去取车的时候,真是在屋里。修车,普通车还行,零件160多,工费280多,不到500块钱。

星期天在家,那天有暴雨,下到最大的时候,我就开始担心,前边的窗户会不会漏雨。等我站到窗前一看,雨正在漏呢,虽然不多,但不知道雨下多久。还好,过了几分钟雨就停了。没有什么大问题。估计是外边哪儿密封的地方裂了。

这扇窗户是前两年大冰雹砸了新换的,当时换的是终生保修的。打电话找公司来人看,修。约好了时间,说有人会给我打电话,一上午我催了几次都没有人回我,着急啊。因为当天晚上还有暴雨预报。

到了下午终于联系上了修窗户人,我一看来了个年轻人,聊天才知道,是个高中生,估计暑假出来赚钱的。不过倒是挺有经验的,我说你这么小,活儿干得这么好,学过吗?他说,他爸爸就是修窗户的,在一家大公司干了20多年了,他从小就学会了修窗户。还说等高中毕业了,就去大学,毕业就跟他爸一起开公司修窗户了。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好处,有力气,干活也麻利。我家那是扇大窗户,窗帘要拿下来一个人很难拿的,我也帮了他。我觉得肯定外边裂了,他把里面也打开了,一看原来填的胶不足,加上风吹日晒的,里面空了。

现在这人偷懒,原来的窗户里四周要有填充的,现在就是大缝子往里灌胶,那胶干了能不裂吗?我又提醒他,外边也得重新弄,水不进来,里面也不会漏。他爬了大梯子把外边都重新弄了一下。

因为是终生保修的,所以没有收费。他跟我说,我们是最后一批这样终生保修的了。以后都是前两年什么都保,以后就说要换框才保了,玻璃坏了也不保了。即便是修保的也要收个路费了。总之不能白跑了。

家里有一个马桶,总是不用的时候也有点流水,不是哗哗的流。,是一点点的流。找人来看,说里面一个件坏了,换了还是一样,我觉得是中间那个接口地方需要修理。工人说,那里不是很好接的,不能保证不漏水,因为那部件是跟着马桶来的时候就安好的。

他给我看报价,换个新马桶比修那个漏多一百块钱,他再给我减点钱,等于加几十块换个新马桶。其实我不愿意大动,你不知道他的技术,房子20年了,大动说不定哪儿又给你弄坏了。好在马桶的下边我知道,就是一个下水的管子,对准了就不会有问题。换了个新马桶,花了600多。

我家有扇窗,是隔热的那种,双层玻璃的,中间的杆歪了,另外常年太阳晒胶已经化了,黑黑的在玻璃边上,想着找人来看看,这不是终生保修的窗户。

哪儿知道,找了很多家人家只换窗户不修。也许不赚钱?终于找到一家来修的,量了尺寸,说回去算算多少钱,还没有回话呢。有几片要换的。修窗户也不是我们自己想的那么简单,我以为把玻璃拿下来杆直起来再把玻璃放回去呢,人家给我看他车上的玻璃,是两片玻璃里面夹着杆,然后四周是胶粘好的,里面真空,所以隔热,胶化了,整个玻璃都要换掉。也是要花不少钱的。

我家车库门,关的时候我感觉落地挺重的,而且开关总有声音,挺响的。我看那轮子不好好走路了,估计得换。约了人来看。换了八个轮子,另外两个大的他说没有新轮子,后来聊着聊着才知道,他这是第一次换轮子。派了个生手来。

我说呢,他开始说,我看这个轮子不行了,给你换一个,我说就换一个?他说也许还得再换别的,我后来想,肯定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都换。那么简单的事儿,一看就能换的,我是没工具,否则真能自己换。

最后两个大轮子跟其它部分连着呢,估计他不敢动。当然那两个看着还挺好的,因为不像前边几个走那么远。我说门落下来时候重,他说正常,后来想想给调了一下,算是正常了。

现在这些维修公司估计都是雇的临时工,便宜,没有其它啰嗦,需要就来开上有公司标志的车,穿上件有公司标志的工作服,就算公司工人去修理了。不然怎么会雇这样的人呢?

他拿出轮子数数,还用中文说,说到8。聊天才知道,他女朋友是中国人。两人在一起20多年没有结婚,去年女朋友去世了,肠癌,才三十多岁。看看这是多小两人就谈朋友的。

昨天老公也在家,我让他看着修车库门,等我出来看,那先生少装了一个轮子还在那儿找,说这门咋不对劲呢?我一看,少了个轮子。你说安装的人马虎,看着的人也不看看。两人聊得热火朝天的,我走近了一看我说:“你这是不是少个轮子?”人家哈哈一笑,说:“怎么就少了个轮子呢?真有意思。”

不过总算弄好了,门开关的时候看上去不那么让人担心了,声音自然也柔和了。

该算钱了,我一看139是服务费,我说,打电话告诉的是85.他改过来了,加上轮子钱,再给了几十块钱便宜,一共115块多。价钱还算合理。

现在有点事儿没有上百块钱就别想,买菜也一样。

钱是越来越不值钱了,但赚钱却越来越难了。

就在前两天,一个电脑工程师,因为被裁员,从公司高楼上一跃而下,告别了这个世界。

生活的美好是需要我们享受美好生活的人,用巨大的付出来换取的。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也是需要健康甚至是生命作为代价的!

在国内如此,在美国同样如此。这个世上,哪儿有没本事的人?只有承受不了压力的人。

那天找人来看窗户,要换玻璃的那个。是一个老人家,我问他,换新窗户是不是更简单,为什么都不给修窗户。他跟我说:“你家这窗户是好质量的,要不被大冰雹砸烂,这辈子不需要换窗户。生活不要追求最好,中等就可以了。别想着开奔驰车,什么坏了就换新的。有那钱给你孙子孙女花花,不乐意给他们花,就自己去旅游,少工作几天,休息休息。别把钱花在换新的上。你这窗户根本不用换新的!”

人生确实需要有这样的理念,都这么想就好了。

为什么现在的人动不动就抑郁症,癌症,甚至说自杀就自杀。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了,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压力呢?我感觉就是生活标准太高了。大家都把房子车子看得很重,投资观念过强。所以当有风浪来的时候,怕破产,怕房产拍卖,怕一无所有,就会因无法承受想象中的不幸,不给自己翻盘的机会,而弃生自杀。

我原来的同事大力,前几天因患肺癌去世了,才55岁。如果他不去北京发展,做生意不被骗,没有赔钱,媳妇如果能一直跟他在一起,他也许不会这么早就得了肺癌。

儿子在小学的时候,媳妇就跟别人跑了,连孩子都不要了。他一个人把孩子从小学拉扯大,儿子在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在南京工作呢。试想,他多不容易熬到今天。

可是刚刚生活好了一些,自己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昨天,他的骨灰在亲友的陪伴下,送回了老家哈尔滨,他将在那儿长眠。儿子从南京来送他,哭得死去活来,让大家心酸不已。人生真是无常!

抽烟,确实是肺癌的元凶,但身体的抵抗力,精神压力的大小都决定着一个人患癌的几率。因为并不是每一个抽烟的人,生活在雾霾下的人都患肺癌的。

生活在海外的我们都深有体会,每个人的生活压力都不是一般的大,无论是做什么工作的,赚多少钱的人,都是一样的。这些天,我休息的都不好,家里的事儿虽然都是小事儿,但哪一件事儿都要一个个电话去解决,都要一趟趟往家跑,去落实,还要分分钟看着。否则小乱变大乱。

人年龄越来越大了,能力肯定越来越差,日子还得照样过,哪个能没有压力,没有烦恼。咋办?全靠想得开,安排得好,要把事儿看轻,一件件慢慢做,问题也要一点点慢慢解决。想着说每天啥事儿没有,吃了饭就闲坐下来,踏踏实实看电视,玩手机。这都是美好的梦想。

工作就更是了,要赚钱就要付出心血,无论给他人干还是自己干都是一样的。

所以,珍惜当下,活在当下不是说说而已的。是要我们挺起胸膛,鼓足勇气,用自己的生命去让自己活得更快乐,能放手的尽量放手,能不需要的就不要再去争取了。生活的富裕是无止境的,而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能活着,差不多就行了。等到后悔过于奔命的时候,就一切都晚了。

过去我也常说,看着人家的日子,那是人家的。想象着简单的事儿,其实并不简单。生活的简单需要有足够智慧才能认识的到,生活的不易是每个人都要有的经历。无论多能的人,也无论多无能的人,生活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希望大家都好好安排好自己的小日子,流水一样的花钱,也要流水一样地赚进来:)哈哈,这就是生活。

祝大家生活快乐!
smilhaNew at 6/22/2018 05:16 快速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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