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连载】安纳: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 (1) 9/08/2018 22:44
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07 日 由 舟巷

第一章 活成万语千言



我出生后九个月,我母亲就调动工作去了天津。据说天津的条件不好,工厂里没有托儿所,于是她把我留在北京的外婆家。我外婆出生于1920年,我母亲出生于1941年,我出生于1966年。当我开始与外婆一起生活的时候,外婆比我现在还年轻。但是不知为什么,从我有记忆以来,我眼里的外婆就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

这很可能是因为外婆有一双解放脚。“解放脚”是缠足半途而废的结果。女子缠足据说始于北宋,大兴於清代。五四以后,在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先进知识分子的不断呼吁之下,缠足的风气日渐式微,只是要想完全废除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外婆四岁的时候,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已经退位十二年了,但外婆的父母还是请了人给女儿缠足——这种事儿亲生父母一般下不去手,只能由专业人士来做 。缠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把除大脚趾外的四个脚趾都掰成骨折,以强力令脚掌内弯, 然后逐渐越缠越紧,直至脚掌停止生长。缠足一开始,我外婆就昼夜惨叫,害得父母心神不定,再加上新文化运动的春风的确已经吹到了乡下,于是,当外婆半夜偷偷把缠好的脚打开时,父母就假装没看见。就这样,外婆和许多生于1920年代的女性一样,有了一双“脚放脚”:比小脚大,比天足小。

到了六十年代,在北京城里,真正的小脚已经非常罕见了。“解放脚”就是我能见到的最接近于旧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当时学到的形容词都是一对对的:新社会对旧社会,天堂对地狱。我外婆的“解放脚”毫无疑问是落后的,压抑的,黑暗的,丑陋的,无知的,恐怖的和邪恶的。

然而,在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文明的,和谐的与正义的新社会,我外婆必须自己解决穿鞋的问题。“解放脚”女性面临一个终生问题:买不到合适的鞋。当年裹脚的时候脚弓毕竟骨折过,致使脚面呈拱型,以致鞋的形状很特殊。国家计委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对这部分特定群体的需求总是估计不足。 随着时间推移,“解放脚”女性越来越少,执行计划经济的中央政府便逐渐把这部分女性遗忘了。

从我有记忆起,外婆就一天到晚在做鞋。不光为自己,还为方圆几里地内的女朋友们。她做鞋总是在床上。我们家的床上总是摆着好几张袼褙。做袼褙就是把几层布用浆糊粘在一起。做一张鞋底需要三层袼褙,而这三层袼褙是用线联结起来的,这道工序叫做纳鞋底。三层袼褙很厚,普通的针根本穿不透。外婆先用锥子在鞋底上扎个眼,然后再穿针走线。我外婆做了一辈子鞋,但也会偶尔失误把手扎出血来,让我感觉鞋匠是一门危险的职业。

每当外婆向我抱怨自己的婚姻,她就特别容易遭遇工伤。我外公是个会计,工作单位是铁道部。铁道部大概有一万名会计,工作场景从位于北京的总部一直到最底层的工程队。我外公就在最底层工作,他上班的地点永远在蛮荒之地。等他们铺好了铁轨,那地方就开始通火车了。

每年,他会沿着最新修好的铁路,回到北京探亲两次。六十年代,小孩子都是整天在外面玩儿,只有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才回家。某天我回家吃饭,发现饭桌上多了个老头子,我就说:“外公好”,然后就拿起筷子吃饭;过了几天,吃饭时外公不见了,我就省略了问候,直奔主题。在我看来,一个家庭就是由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小女孩组成,这很正常。

我外婆显然觉得这不正常。外公刚走的那两天,往往是她频繁遭遇工伤的日子。她会忽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我跟你外公感情不好,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

“您说什么呢?外婆。”我漫不经心地问道,手上正在玩着刚从楼下花坛里捡来的一枚生锈的曲别针。

“唉,你什么都不懂。啊——”外婆大叫一声。

我一抬头,只见她眉头紧皱,右手攥着左手,鲜血从她的指缝间渗透出来。

随着我年龄渐长,我终于从外婆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了一个故事。

外婆1920年出生于河北安次县的一个小村庄,几岁的时候就由两家父母作主与我外公订了亲。十岁的时候,她的生母去世,父亲再娶。不久继母就生了男孩。继母不喜欢家里有人吃闲饭,于是我外婆从13岁就开始自谋生路。她做得一手好针线,可以帮大户人家的闺女做嫁妆。那时有个传统:女子的嫁妆必须自己亲手置备,被子啦,枕套啦,不仅要具备使用价值,还要在上面描龙绣凤,图样越繁琐说明新娘越聪明贤惠。不过很多有钱人家的女儿要么笨,要么另有志趣不爱女工。等到筹备婚礼的时候,她们就向我外婆下订单。

就这样,我外婆一直和继母相安无事,直到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华北。乡下兵荒马乱,日本人烧杀姦淫。继母指出:一个17岁的姑娘在乡村生活实在太危险,随时都有贬值的可能。外婆的父亲觉得有道理,遂打算赶紧把女儿嫁掉。

外婆的父亲派媒人去跟婆家商量。媒人回来说:“小伙子早就去了北京,正在铁路管理学校上学呢,怕是不能回来成亲。”去北京上学也不通知女方家庭,这是要拋弃糟糠之妻呀!外婆的父亲决定来个突然袭击。他雇了一辆马车,载上我外婆就去了北京,把她丢在未婚夫门前,然后自己就回家了。

还好,未婚夫认了这桩婚姻,只是婚后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好。他们在一起五年,生了两个女儿。在风华正茂还有无限上升可能的年纪,我外公主动要求前往最艰苦的工程队。

“这都是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外婆不无幽怨地说。

“上赶着送来”到底有多么可怕呢?从我记事儿起,这个问题就萦绕在我的心头。

1970年代初,马车还可以长驱直入到北京城的核心地带。我外婆家就在月坛南街与南礼士路的交叉路口上,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六层灰楼。底楼有一个副食店。闷热的夏夜里,我们开着窗户睡觉,深更半夜能听到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声音,踏跶踏跶踏跶……声音越来越近,车把式一声长长的“吁——”,马车便正正地停在我家窗下。接下来便是“噗”、“噗”、“噗”,车把式将瓜扔给店员;偶尔一声“啪”!那是瓜不慎被摔在了地上。我外婆总是一大早下楼去买半夜摔裂了的处理瓜。便宜得就像白捡。连切都不用,顺着裂缝用力一掰,瓜就分成了两半。我们俩一人一半,拿勺子挖着吃。我一边吃瓜一边进行着推理:上赶着送来的就容易被摔裂,摔裂了就得降价处理,所以上赶着送来的就等同于贱货。



1973年,我上了小学。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大约能认六百个左右的汉字,于是我就成了一家书店的常客。那家书店以每天两分钱的价格出租小说。我每天读一本,不管它有一百页还是两百页 ,因为我得省钱。书上经常出现我不认识的字,但并不影响我理解意思。外婆很节约,天黑之后不许我开灯。我每天放学回家就开始读书,随着天色渐暗,我会不知不觉地移到窗口。

在黑暗最终降临之前,我总能读完最后一页。

我放下书,从窗口向外望去。我能看到一座高耸的烟囪直插夜空。那是北京儿童医院的烟囪,为医院提供饮用水和消毒用的沸水。但你如果向我家附近的孩子们询问那座烟囪是做什么的,任何人都会压低声音告诉你:那是用来烧死孩子的。

童年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小孩子喜欢用鬼故事来填补精神空白,给寡淡无味的生活加点盐。自从我会读书以后,我就脱离了低级趣味,不再参与幼稚的窃窃私语,不再用高声尖叫吓唬自己和別人。普通的鬼故事不再能吸引我,除了那座烟囪。尽管我有超出同龄人的读写能力,我仍然相信那座烟囪与死孩子有关。我为它着迷,就好像它并不是一根直直的砖砌的笨重的空心长方体,而是一根柔软的手指,能戳进我的心脏,再把它勾出来。

每天,当我读完一本小说后,我就看着远处的烟囪。它整天往外吐烟,以至於我对不同形式的烟雾瞭如指掌,能分辨出它正在烧的是哪一种孩子。一切都有个性。烟雾如此,死孩子也如此。有时候,粗大的白色烟柱腾空而起,那一定是个大孩子,个头几乎赶得上一个矮小的成年人,他/她一定死于意外事故,所以他们要激烈地抗议不公正的命运。也有时候,烟囪中吐出的是细薄的白色轻烟,刚一出烟囪口就被风吹散了,令人毫无察觉地融入了深蓝色的夜空。那一定是个脆弱的宝宝,从出生起就罹患严重的疾病,此刻终于获得了解脱与安宁。

无论是好是坏,读书使我得以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另一个是文字描述的世界。我不知道我更喜欢哪一个,老实说我也不在乎。我并不想认真区分这两个世界。 生活在模糊的边界上其实也很方便。

大约在1976年,我读到一本小说《青春之歌》。小说的主人公林道静也是生于1920年代,也有个后妈,也受到包办婚姻的压力,但她进行了反抗,毅然走出了家庭的牢笼,在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同志情谊,甚至爱情,将自我的追求与波澜壮阔的时代融合到了一起。

我开始瞧不起外婆。下一次,当她再随口抱怨的时候,我就说:

“瞧瞧人家林道静,和您的出身差不多,怎么人家的生活就能够自己作主呢?”

我外婆说:“那是小说。”

我说:“那杨沫呢?”

“杨沫?她的生活应该和我差不多。我每天做饭,做衣服,她每天写作。有什么区別吗?”

我起初无法反驳她的观点。但是我想了一会儿,就知道她错在哪里了。没错,林道静的故事是杨沫编的。杨沫就是整天坐在自己的书桌旁笔耕,从外表上看就跟我外婆整天用剪刀和针劳作一样。但如果给我外婆足够的墨水和纸张,她是否可以生产出同样浪漫的小说呢?当然不能。关于她自己的生活,她只能说出一句话:“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所以,杨沫的生活与林道静的生活距离无限近,而与我外婆的生活距离无限远。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沫就等同于林道静。

从时候起,我就知道小说与自传密不可分。一方面,一切小说都是自传。就算那些事件不是作者亲历,只要他/她写下来,他/她就在心灵层面把那种生活过了一遍,从而使他/她与其他作者区別开来;另一方面,一切自传也都是小说。就算那些事件本身都是真实的,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只能来自於作者的建构和解读。所以,区分小说和自传其实没有意义。我更喜欢从英语借用一个词来定义这种讲述自己生活的努力:叙事(narrative)。每个人都有叙事的天分,我外婆也不例外。“被上赶着送来”是真的,夫妻关系不好也是真的,但“夫妻关系不好是因为被娘家上赶着送来”,那就是她自己的解读了。这就叫叙事。

我长大后成为一个以叙事为职业的人。我喜欢在读小说的时候揣测哪些细节来自於作者的亲身经历,哪些细节来自於道听涂说。我自以为在这方面具备火眼金睛,是最高水平的狗仔。我真心佩服那些能把亲身经历与道听涂说嫁接得天衣无缝的作者,因为这是文学才华的重要体现。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在世的时候,我一直想当面向他表达同情:我知道你深受便秘之苦,因为我至少在你的两个人物身上——一个虚构一个非虚构——看到了这一症状。



一晃,又十年过去了。1986年,我正在大学读书。某天下午,读了莫言的《红高梁》之后,我突然想起了我外婆。《红高梁》的主人公也是生于1920年代,也是被迫嫁给一个不爱的人。但她是如何反抗父权的呢? 不是跑到共产党那里去,而是去引诱抬花轿的男人。通过与一个偶遇的男人通奸,她成了自己身体的主人。这样的叙事对1980年代的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它与《青春之歌》所代表的革命叙事大相迳庭。由莫言的《红高梁》改编的电影《红高梁》於1988年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金熊奖,这也是中国文艺界一件里程牌似的事件。无数文艺青年忽然看到了一条打通中国经验与世界市场的道路。原来小说也能这样写,电影也能这样拍!

我家也有这样的故事啊!烽火硝烟,国仇家恨,乡村公路上的马车……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头一次进城,文化冲击……甭说了,您就擎好儿吧。

合上书,我像屁股上着了火一样跑出学校,在小南门对面坐上332,再在动物园倒15路,一溜小跑来到我外婆家,求她给我讲故事。

“你想听什么?”我外婆也兴奋得两眼放光。谁不喜欢有听众呢?

“就讲你父亲雇了一辆车,送你上北京……”

她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那有什么好讲的?要不是当年娘家上赶着把我送过来,我至於一辈子受这么多窝囊气吗?”说完,她还扬起下巴,朝旁边的屋子点了点。那时我外公已经退休回了北京,就住在隔壁那间屋子里。

我克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努力调动学过的采访技巧,从细节入手提问:“走了多久?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

“三天。”她毫不迟疑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然后,她想了几秒钟,用尽可能少的词汇回答了后面的两个问题:“糟透了,糟透了”。

“怎么个糟糕法?”我问。

“说这个干嘛?你不会感兴趣的。”

“我跟你打赌我感兴趣!”我像一个过度兴奋的孩子,把她吓了一跳。我后悔失态,於是换了柔和甜美的腔调,继续诱供:“谁赶车呀?我太外公亲自赶车?”

我外婆摇摇头:“不是,雇了个小伙计。”

听见没有?果然有个小伙计!我的眼睛都直了。“小伙计多大年纪?长的什么样子?怎么雇来的?以前你们认识吗?”我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她陷入沉思之中。我目不转睛盯着她,好像一眨眼就会打破我降给她的咒语。过了不知多久,她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 “他呀,特別能吃。”

小伙计的饭量让我外婆把话匣子稍稍打开了一条缝儿,但也只是多说了三、五句而已。很快,她就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元叙事”上去:当时兵荒马乱,路上怕土匪抢劫,值钱的东西一律不敢带,继母只给了一枚金戒指。他们带了一篮子馒头,以为够吃了,结果小伙计第一天就把一篮子馒头全吃了。第二天没有吃的,小伙计拒绝往前走。她只好把自己的金戒指卖了。就这样到了北京,除了身上穿的,连一根多余的线头都没有。这么身无分文地被娘家上赶着送了来,婆家人怎么能瞧得起?

我外婆坚持自己的叙事,拒绝被叙事。眼瞅着无法跟莫言比肩了,我有点儿气急败坏:“您说来说去,老是这一套。难道您嫁给我外公就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吗?”

她再次陷入沉思,随后抿嘴儿一笑,居然流露出了几分得意:“你別说,还真有。”

我的情绪再次高涨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我外婆的父亲有几亩地,还在1949年以前当过保长——中国乡村最低一级的官僚。1949年共产党中国成立之后,有四种人因为1949年之前做过的事情受到惩罚: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我外婆的父亲拥有过土地,至少是地主,很有可能还是反革命和坏分子。

目前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在1949年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在城市里,有工作的人由工作单位管理;没有工作的人由街道办事处管理。外婆是个家庭妇女,属街道办事处管辖。新中国成立后,街道办事处开始对辖区内的每个人进行排查: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什么人?你是不是反革命、坏分子?

我外婆对调查人员说:“我出生在河北省安次县的一个小村庄,我的父亲是地主,但我在十七岁那年就离开了反动的剥削家庭。我走的时候没有拿他的一粒米,就这样一无所有被丟到了婆家的门前。我成年后没有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

调查人员找到了我外婆出生的村庄。村里的邻居们都表示:“是有这么个女孩儿,她的后妈对她很刻薄,不肯给她办嫁妆。大概是在日本人占领那年把她打发走了。这倒是一个好借口。呵呵。嫁到了哪里?这我可不知道。”

我外婆于是就被划为了群众。不过这并非一锤定音的结论。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样的调查反覆进行了多次。每隔几年,中国就要搞一次新的政治运动。每一次政治运动过后,街道办事处都要换一批新的官员。每一批新的官员都要重新进行一次内查外调。

每一次,我外婆都用同一句话来对付:“我成年后没有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

这句话和“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只是强调了同一件事实的另一面。这桩不合意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我外婆。如果她十八岁以后还继续生活在父亲的屋檐下,那她肯定无法把自己摘得这么干净。

“就这么一句话,保了我三十年平安。”外婆得意地总结道。

听她这么说,我还真想起来一件事。我脑子里其实存储着一些碎片,场景啦,人物啦,对话啦,只是我一直缺乏把碎片串联起来的线索。1986年的那个傍晚,从窗户漫射进来的夕阳滋润了外婆脸上的每一道皱折。我脑子里的碎片突然自动排起了队。

那是1972年冬天,又有两个街道办事处的人来到我家。他们身上穿着千篇一律的制服,但长着两张陌生人的脸,显然是刚刚调到这里的。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外婆有些心神不定,紧张的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运动”。客人走后,她连午饭都没心张罗,坐在那里一味发呆。我饿极了,就从柜子里偷偷拿饼干吃。我外婆是个明察秋毫的人,平日里我只要朝柜子的方向挪动一厘米,她犀利的眼神就会箭一样地射过来。但那天,她完全把饼干置之度外了。

不知吃了多少块,外婆忽然喊我。我以为终于要挨打了,却原来她只是叫我出去发封信。我外婆文化不高,但也受过基本的教育,能进行简单的读写。我虽然还没上小学,但也无师自通地认识几个简单的字,比如这信封上的“天”字。我爸我妈住在天津,这封信八成是给我爸妈的。

我猜对了。过了两天,我父母就来了。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神情严肃地说悄悄话,外婆又把饼干置之度外了。我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留心观察着他们。我记得父亲一边解释一边写,足足写满了几大张信纸。天色将晚,父亲把笔收起来,插回到自己的上衣兜里。我赶紧抹抹嘴,再把身上的饼干渣子抖到地上。

父母走后,我外婆拿着父亲手写的几张纸想了许久,最终还是把它们撕碎了,扔到了废纸篓里。

第二天一早,外婆说要去街道办事处。她还告诉我11点就回来,这很不寻常,因为她从来没有教过我如何认钟表。我家有一个老式机械圆盘钟,每天需要上弦,夜深人静时能听到表针滴滴答答地走动。她走后,我就开始盯着那只钟看。圆周上没有数字,只有十二个刻度。我想起外婆经常说“几点几点”,最大的数字就是“十二”,我于是无师自通地明白了那些刻度代表什么。 我用手指头点着刻度,找到外婆应该回来的时间,然后我就盯着表盘,看秒针一圈一圈地转。原来这就叫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外婆果然在11点前回来了。她心头的阴云一扫而空,脸上一片雨过天晴。她迅速回归自我,重振家务。第一步是盘点:盐还剩多少,糖还剩多少,饼干还剩多少……我的报应终于来了。外婆拿起一只纳好的鞋底狠狠地抽打我的屁股,我大声呼救,同时心里盘算着最坏的可能。不管怎么说现在也是新社会了,莫非她还能给我裹小脚不成?我又哭又喊兼胡思乱想,直到外婆住了手,喘着气说:“起来,洗把脸,吃饭。”

这就是我记忆中1972年那次审查,那也是我记忆中的最后一次审查。我唯一不理解的细节就是外婆为什么要撕掉我父亲给她写的资料,于是正好趁这个机会核实:“您就说那么一句话就管用?我可记得1972年那次,我爸替您写的交代材料有这么厚一叠呢!”外婆轻蔑地摇摇头,撇撇嘴:“我说句实话,你別不爱听:你们这些大学生,有时候真没用。你爸写的那几张纸我后来都撕了,根本没往上交。啰哩啰嗦,毫无重点。谁有耐心仔细看?你別看我没受过教育,我就咬死了这一条:18岁以后没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这是事实,谁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我外婆是1997年去世的。她去世后,我有一次和父亲闲聊,提到了1972年的那次审查。我父亲得意地说:“那次如果不是我,她怎么可能通过审查?光凭她自己说‘没吃过父亲的一粒米’就能管用,她干嘛还要把我们找去?”

对呀。我想起了我帮外婆寄出的那封信。

完整的事实其实是这样的:这一轮的审查与尼克松访华有关。我外婆家在尼克松北京之行的可能路线上,于是这条路线上的居民都得重新进行政审。再加上不久之前林彪外逃导致了洗牌,外婆家所在的街道居委会又换了一岔领导。甄別到我外婆头上的时候,新一届领导忽然发现:我外婆声称自己出生的村庄,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外婆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陷入惊慌失措。自从1949年以来,她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困境:自己出生的村庄不见了。她向我父母求救。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我父亲略微思考了一下,便提出了一个假设:有可能由于行政区划调整,我外婆的出生地被划到了另外一个县。外婆把我父亲写的交代材料撕掉后,第二天就到街道办事处去,提醒他们在周围其它几个县里找一找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结果还真找到了。

至此,我对这桩公案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我父亲执笔写作的冗长交代尽管不如外婆的叙事简明有力,但他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是举足轻重的。我外婆不应该从自己的胜利故事中将女婿一笔勾销。



通过与父亲的谈话,我才得知那次审查与尼克松访华有关。于是,又一条支线被包含进了总叙事。对于尼克松访华前的种种准备,我有着清晰的记忆,只是一直没能和那次审查联系起来。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不过街道办事处把学龄前儿童也召集到一起培训,故而我也有份参与盛事。我们接受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外宾面前如何表现。我们要表现得热情有礼,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在内心深处我们要明白:站在我们对面的是美帝国主义者,也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要外热内冷,提高警惕,决不能将任何秘密泄露给他们。

我从小就是个话多问题多的人,听了一会儿街道办负责人的讲话,我开始有了疑问:“刘主任,您说要来访问的美国总统叫尼克松?为什么我记得他叫杜鲁门呢?我们跳橡皮筋的时候总是这样唱的:

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

专吃杜鲁门”

刘主任说:“杜鲁门是抗美援朝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是现在的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居然还几年一换,这倒是挺新鲜的。完全不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看来我得把美国总统的名字多背几遍。千万不要说错了。

我外婆楼下有个警察岗楼。下半截是水泥的,上半截是玻璃的。那个岗楼常年空置,我们经常围着岗楼捉迷藏。七十年代,北京街头已经有了红绿灯,但是机动车非常稀少。有时绿灯亮了很久,也不见一辆车过来。突然又切换成红灯,便给人一种无的放矢瞎忙活的感觉。尼克松即将访问的前几天,岗楼里突然进驻了一个警察。路口中央竖起了一个圆形的水泥墩子,那上面也站着一个警察。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儿,我们蜂拥到马路上去围观。那两个警察好像木头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都是一动不动,仿佛连眼睛都不眨。

正日子越来越近,空气中都能闻出紧张的味道。突然间,街道办事处换家换户传达最新指示:所有人都必须呆在家里,不得外出。

我顿时就有被人涮了一道的感觉。尼克松的名字我也记住了,内冷外热的微笑也练得差不多了,所有的问答题全都背得滚瓜烂熟,结果却不许我出头露面。一天夜里,我们又听到了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声音,踏跶踏跶踏跶……声音越来越近,车把式一声长长的“吁——”,马车正正地停在我家窗下。接下来便是“东”、“东”、“东”,似乎是车把式正在卸木头箱子。偶尔一声“啪”!不是瓷罐子还是玻璃瓶子摔碎了。我外婆轻轻翻了个身。我能想象她此时的内心。楼下副食店不知进了什么好东西,可是她不能下楼,不能去买便宜货。多么煎熬!

尼克松正式到访的当天,街道办工作人员大清早再次挨家通知:不仅不能外出,甚至不能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只要有人露头,狙击手可以随时射击,一枪毙命。我们全都吓坏了,唯唯诺诺地表示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我和我外婆各自占据房间里远离窗户的两个角落。外婆和以往一样从事制鞋业务,只是不再坐在床上,而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袼褙和工具都铺在地上。我无所事事,只能透过窗户望着北京冬天的天空。在这副苍白荒凉的画面上,偶尔一柱白烟升起,随后烟雾扩散,直至与天空融为一体。然后又是一柱新的白烟,周而复始。老式圆盘闹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日更亲切,更可靠。

外婆时不时看我一眼,她以为我是因为不能出去玩儿而不开心。“很快就结束了。”她安慰我。她的声音在我听来十分空洞。我不开心,不仅仅是因为不能出去玩儿,而是因为热情受到冷遇,努力遭到浪费。我想到那几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们说话出尔反尔,完全不值得尊重。我决心从此后再也不管他们叫“叔叔阿姨”,因为他们愚弄了我。

他们一直在愚弄我,不止在这一件事上。很多事情都不对头,很多说法都自相矛盾。如果美国人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我们还要用微笑来迎接他们,即使是经过精心排练的假笑?如果我们的生活快乐而富有,为什么我们还要把商店摆满商品,却又不允许任何人前去购买?现在想来,那一时刻就是我的天真开始丧失的起点。我头脑中非黑即白的概念被打破了。事情不再是清楚明白的一分为二:落后与进步,压迫与解放,黑暗与光明,丑恶与美丽。 有些事不太对,有些人在撒谎。

而我如何找出真相?如何去了解自己以外的世界?从北京儿童医院的烟囱中不断吐出变幻莫测的烟雾,将天空装点得千姿百态,成为我眼前唯一的风景。我紧盯着它,试图在心中将天空还原成灰秃秃的样子。

又过了很多年,在看一部纪录片的时候,我偶然发现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曾经参观过北京儿童医院。原来,1972年2月25日的下午,我的客人或者敌人,的确曾经离我只有数十米之遥。只是我对此完全无知无觉,因为我被囚禁在孤独的牢笼中。

我记得外婆时不时地看我一眼,用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安慰我:“人要懂得知足。我们能呆在自己家里,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您在说什么?外婆。“

“啊——”她大叫一声,右手攥住左手,鲜血从指缝间渗透出来。

我不敢再问。

时至今日,我总算明白了外婆的意思。因为我们通过了审查,得以留在自己家中。虽然不能上街,不能趴在窗户上往外看,不能下楼去买便宜货,但比起被赶到郊区去,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搬家可不是好玩儿的。多亏了外婆简明扼要的叙事,我们才避免了流离失所。外婆怎么能不为自己的叙事能力而自豪?



现在回想起来,外婆是我的第一个叙事教练,她让我懂得了叙事的精髓:将两件发生过的也许毫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赋予它们意义。这是她给我的正面的教诲。她同时也是我的反面教材,因为她对于自己一生的叙事只有两句话,这两句话其实还是同一个意思。我为她感到难过。这就是典型的空虚的一生。我发誓要过上比她更加丰满的生活,我发誓要活成万语千言。
第二章 双城记



我父亲于1941年出生在山东半岛南部海岸的一个小渔村里。那里自然条件恶劣,且战乱频仍。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每当发生饥荒或战争时,那里的人就会向北迁移,俗称“闯关东”。

我父亲九岁时,被我爷爷带着去了东北。据说当时闯关东有两条路:陆路和水路。坐渔船穿越黄海比走陆路要省力,但也有风险:如果风向不对,有可能被刮到韩国或日本。 闯关东之旅想必也充满了紧张刺激的情节。可惜,我父亲和我外婆一样惜话如金。偶尔提到自己的迁徙,也是从我完全意想不到的视角。他会感慨自己当年冒著生命危险离开的贫穷的渔村,如今变成了繁荣的海港。“谁能预见到这一点呢?”他会惋惜地说:“贫瘠的土壤突然值钱了,只因为韩国和日本需要我们的铁矿石,煤炭,水泥,镍,铝土矿……”

1959年,我父亲高中毕业。他不是顶尖的学生,但他想去北京上大学。通过一番研究,他发现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的录取标准比其他学校略低。这是因为北京钢铁学院的学制是五年,当年除了北钢之外,五年制的就只有清华了。一般人都不愿意在一个不太有名的大学里渡过五年青春。但我父亲只是想去北京,不在乎多学一年。我的祖父一直是个流动小贩,那时刚刚攒够钱盘下一家小商店。他向自己唯一的儿子保证:只要你肯学习,不管学多少年,我都会全力支持你。就这样,我父亲申请了北钢,并且被录取了。

我父亲认为:去北京上学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关键的两个决定之一。起初,他只是想去首都,因为那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等到“三年自然灾害”来临,他才意识到这个决定有可能救了他的命。从1961年到1963年,中国遭遇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因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据说达到3000万。饿死的人大部分都在农村。北京居民能够勉强吃饱,大学生食堂又比普通居民供应得更加充足。主食是能够管饱的,周末能多吃一个鸡蛋或者一份肉菜。

我父母都是北钢的学生,但直到1961年才确定恋爱关系。自从我爸成为我妈正式的男友,我妈就开始每周六晚上回家,把她的餐券留给我爸,以便他可以享用双份的鸡蛋或肉菜。如果依她的心愿,她愿意把周日的晚餐也让给心爱的人,但我外婆的耐心总是在周日午餐之后被磨蚀殆尽,开始朝我母亲唠叨:“我自从18岁以后就没有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

虽然我母亲对我父亲的爱经受了饥饿的考验,但在毕业之前,他们的关系遇到了更加严峻的挑战。我母亲很容易就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我父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理论上,他也可以申请北京的工作,但他既不是最优秀的学生,也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

又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我父亲申请了天津的一个职位。天津距离北京不远,也是直辖市,但它的吸引力就比北京低很多,因而竞争者寡。我父亲认为这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地方。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外地人不愿意来天津是有道理的。天津风气保守,且相当排外。我父亲一生事业毫无建树,既比不上留在北京的同学,也比不上回到原籍省份的同学,他自己的解释就是天津限制了他的发展。不过他并不后悔,他选择天津落脚是为了娶到我母亲。所以他的故事也可以说成是为了爱情而选择平庸的生活。

我父亲和我母亲一毕业就结了婚。两年后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从结婚一直到我九个月大,他们俩一直两地分居。1967年,我父亲终于说服我母亲放弃了北京的户口和工作。我外婆对此一直心怀不满。 “那个小白脸太精明了!”每次提到我父亲,她都要这样恨恨地说。

我父亲则说:选择天津是他一生中做出的第二个重要的决定。那时他才23岁,从此之后他就再没作出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

对于放弃北京户口,我母亲从未公开表示过后悔。2000年我女儿出生时,她去医院探望我。她抱着自己的外孙女,轻声地念叨著:“你这个小北京人儿,你这个小北京人儿。你多幸运啊,一生下来就是小北京人儿。”



我母亲只有56天的产假。第57天,她回到工厂上班,顺便把我送进了厂办日托中心。日托中心是用铸铁车间的厂房改建的,所以有着高高的天花板。我躺在窗户旁的一张婴儿床上,无形的风好像手臂一样,把窗帘掀起又放下。窗帘下面露出一个女人的半张脸。她的眼珠左右晃动,最终定格在我的身上。那个洞穴般的房间里睡着几十个孩子,不知为什么那女人偏偏对我感兴趣。我感到恐怖。我大声地哭。我一哭,那个女人就不见了。风也停了。窗帘安然落地。我的世界重新陷入寂静。直到今天,我都坚持认为以上情景来自于我自己的记忆,但我母亲则说这绝不可能。心理学实验证明:六个月大宝宝的记忆力只能持续24个小时,九个月大宝宝的记忆力只能持续三十天。

这个场景也可能来自阅读加想像。集体育儿在五六十年代非常流行。当时整个国家都处在理想化的高潮中,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到来,私有财产将被取消,儿童应该集中养育。出生于1957年的作家王朔曾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写过一个类似的细节。他整个童年都在寄宿学校度过,由保姆和老师共同抚养。但每年都会有那么一天,一个女人会突然冒出来,搂着他,要求他叫“妈妈”,并与他合影。他起初感到很尴尬,但看到每一个同学都会被一个类似的疯女人骚扰,心理也就平衡了。我很有可能是在读了这些小说之后,再加上一点想像,创造出了我自己的叙事。

当我母亲搬到天津时,她就把我留给了我外婆。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直到今天,我父母也没有正式给过我一个解释。只有一次,他们提起:我三岁那年,他们得到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入读天津市最好的幼儿园,于是把我接回了天津。但我对上幼儿园很不适应。几天之后,我宣布明天不去上学了。我父亲打了我一巴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因为我精力充沛不依不饶地哭了一夜。那时我们家住在一间不足15平米的公寓房里,我的哭声让整栋楼的人都心神不宁。天亮后,我父母筋疲力尽。我母亲带我去火车站,登上了第一班返回北京的火车。

他们想用这个故事证明:他们给过我机会,但是我自己放弃了;他们还想证明:我是一个固执的孩子,而他们对我十分纵容。但问题是我根本不记得这件事儿。不过,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普通的作家可以编造情节,只有杰出的作家才能编造细节。我父母所描述的细节是可信的,我不认为他们有凭空编造出这些细节的能力。



我在外婆家一直生活到12岁,但我从来都没有北京户口。按道理说,我是不能在北京上学的,但毛泽东时代有它自己的政治正确性,那就是“全国一盘棋”。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没有贵贱之分。我父亲特別擅长使用这个角度。他说服了我外婆家附近的一所小学的校长,于是我就以借读的身份注册入学了。如果换到现在,外地生借读至少得交几万块钱借读费。

197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背着小书包,快乐地走进月坛一小的大门。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我真切地感觉到我就是那幸运的三分之一。

两年后,学区对学校进行了调整。月坛一小的校舍改成了月坛中学。月坛一小的学生一分为二,分流的标准是月坛南街。住在月坛南街南侧的都去三里河三小,北侧的去月坛二小(改名为月坛小学)。我家就在月坛南街北边,与我隔街相望的对面公寓楼里的同学就去了与我不同的学校。在宣布决定的那天晚上,我突然感觉月坛南街就是台湾海峡。我幸运地留在了大陆,而我可怜的朋友不幸流落到台湾。

我一直生活在这种乐观情绪里,直到1978年。



1976年是中国剧烈动荡的一年。周恩来逝世、“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一个剧变接着一个剧变。尘埃落定之后,“毛泽东时代”就结束了。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就停止了正常的运作,一直到1977年才恢复高考。这一年,将近六千万年青人怀揣希望湧入了全国各地的考场。大约有4.8%被各级大学录取。

教育的话题席卷了各个阶层。如果你想进入一所优秀的大学,那么你需要进入一所顶尖的高中,而为了进入好高中,你需要先进入好小学。几乎一夜之间,月坛小学的老师们卷起袖子开始了行动。家庭作业多了起来,每周都会有测试。好学生被老师带着到处去参加数学竞赛。

这些老师们几乎都像我的父母一样,在文革前读完了大学,在文革中忍受着“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诅咒。突然间,他们再次成为受尊重的社会成员。我父母一直对邓小平心怀感激,因为是他在1977年宣布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随着中国人重新发现学习的热情,地区意识也开始冒头。1978年,北京重新调整了学区,将学校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学校,并且明确规定:非北京户籍不能考重点校,只能在非重点校借读。理由很简单:如果你不是北京的合法居民,北京市为什么要把宝贵的资源浪费在你身上?

1978年6月,我的老师在课堂上点了几位学生的名字,通知他们去参加重点中学入学考试。我通常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但不知为什么那个名单里没有我。几天后,我父亲突然来到我外婆家,宣布要带我回天津上学。我这才知道,原来班主任老师给我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没有资格在北京上重点中学。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借读,我只能去第一百一十一中学。它是西城区最差的学校之一。

我并不在乎去哪所中学,我只是无法接受回天津。我已经完全习惯于与外婆在一起的生活,无法想像世界上还有別的地方可以称为家。

在1978年之前,我一年只能见到我父母两次。夏天我会回天津过暑假,冬天他们会来北京过春节。每次,当我母亲刚刚见到我的时候,总是对我百般温柔,大概是为了弥补我不在她身边的愧疚。然而过了几天,就在我们即将分手的时候,她会突然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发不成比例的脾气,似乎她对我一直看不惯,前几天都在忍着,如今终于到了极限。好在每次到了她发脾气的阶段,我们短暂的相聚就已经接近尾声了。

一想到我将和他们日复一日生活在同一个屋簷下,我的泪水就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我从外婆家跑了出去,躲在公共卫生间里。我们这一层楼几十位女性共用这一个卫生间,高峰时段总要排队。能够独自一人在这里哭,这可真是难得的奢侈。我倾注了所有能量,嚎叫,大哭,几乎窒息。我决心坚守阵地。我父亲绝不敢硬闯女厕所把我拖走!

过了一会儿,我的哭声开始变弱,我的眼睛也流干了。我希望外婆来接我,给我一个台阶下,但她始终没有出现。舞台上只有我自己一个演员,我不知道这场戏该如何结束。我在洗手盆下看到一瓶洗涤剂——不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温和中性的家居洗涤剂,而是工厂用的强酸性清洁剂。我打开瓶盖,将刺激性液体倒入洗手盆里。一股酸雾升腾起来,呛得我涕泪横流。就在这一刻,一位邻居走了进来。作为一位拥有常识的女性,她立即捉住我的胳膊,把我扭送回外婆家,就像警察将嫌犯交给检察官一样:“这孩子在厕所里玩儿强酸,太危险了!”

我外婆什么都没说,只是递给我一个背包。当我在卫生间痛哭的时候,她已经给我打好了行李。我并没有什么私产,无非就是几件衣服。我父亲二话不说,当即拉着我前往火车站。

火车开动了,我的眼泪再次涌上来。我父亲冷冷地说:“你要面对现实。“

这是他的原话:“面对现实”。在此之前,我只在电影中听到过这种措辞,通常都是共产党讯问者向刚刚被捕的国民党特务说:“你已经被我们抓到了,面对现实吧。”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怎么可能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十二岁女孩说的话?

三十年后的2008年,我儿子在加拿大开始上幼儿园。对于一个从没离开过父母的孩子来说,第一次面对陌生的环境有些抗拒是完全正常的,而对我儿子来说,还要加上语言的困难——幼儿园老师只说英语。那时我正在《明报》温哥华分部工作。有一天,我接到了幼儿园老师的电话。“你的儿子不停地哭。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跟他的母亲讲话。”我听出老师很不耐烦。一般小孩哭上两个星期也就够了,但我儿子上幼儿园已经快一个月了。老师说完就把电话交给了我儿子,后者用嘶哑的声音发出了一串急促的音节。我完全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我心里很急,因为我是在办公室接的电话。我不想让同事知道我对一个三岁孩子一筹莫展。于是我脱口而出:“我会早点下班来接你,好吗?但你现在需要面对现实。”

掛上电话,一位来自香港的同事问我:“安纳,你的儿子多大了?他明白’面对现实’是什么意思吗?”

我很震惊。我简直不相信这是我刚才说过的话。我还记得当年我父亲对我这样说话时,我如何深受伤害。我不是发誓要比自己的父母做得更好吗?我阅读能找到的每一本育儿手册。我会蹲下来与孩子交谈,以避免身高的差异给他们造成压力。这都是我父母绝对不曾做到的。我敢打赌,如果我与儿子面对面交谈,我不会说那冷冰冰的四个字。但是电话让我失去了警惕,说漏了嘴。也许我并不比我父母好很多。也许我的心灵从来没有摆脱枷锁。

奇怪的是,我儿子听到“面对现实”,竟然真地就不再哭了。他肯定无法理解这四个字。但他大概可以感觉到:这不是为人父母应该说的话。说这句话的嘴唇,一定不是今天早上与他亲吻告別的嘴唇。这么奇怪的事情都能发生。最好还是先止住哭泣,也许还会有比上幼儿园更糟糕的事情。

和我父亲一样,我成功地疏远了我的儿子。



1978年5月,我回到天津。我父亲安排我到陈塘庄小学注册上学。老师们不太愿意接收我。中学入学考试即将来临,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可能会降低整个学校的平均分。我父亲恳求他们至少给我一个测试,他们同意了。一个老师带我去了一间空教室,递给我两张考卷。一张数学,一张语文。等我答完了,那位老师走进来,收了卷子,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我向窗外望去,注意到这所学校是一排排的灰色平房。眼前的木窗台开裂了。我坐的桌子和椅子也很丑。这所学校比我的月坛小学落后二十年。我的心开始下沉。乐观的泡沫开始破裂。“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我不再属于那幸运的三分之一?

我父亲站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穿着一件白得耀眼的衬衫,右胸前的衣兜上插着一只钢笔。这是那个年代工程师的标准打扮。我远远打量着他,心想:“这个家伙是谁呢?凭什么就把我拖到这里来?谁给他的权利?我怎么知道他是我真正的父亲?”

那位老师再次走进来,领我回到了大办公室。几位老师看我的眼光都与刚才不同了。一个老师问我:“你在北京算是好学生吗?”

“我中等吧……中等稍微偏上一些。”

另一位老师叹道:“看来我们和北京的差距不是一点点啊!”然后,大家都陷入深深的沉默。

事实上,我之所以这样回答只是出于谦逊。即使在北京,我在同龄人也能排到前10%。我没想到我的谦逊把这些好老师带入自我怀疑。就像我在生活中犯过的大多数错误一样,我以为自己的言行是出于善良,实际上却是出于无知。我无知,因为我在等式中永远只能看到自己。

回家的路上,我父亲拉着我的手。我偷眼看他,感觉他脸上正在发光。

这在我的生命中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重要性等于我外婆“被娘家上赶着送来”。 他们是不是我真正的父母已经不重要了。我发现了与他们和谐相处的窍门:只要我学习好,他们就能接受我。

我在陈塘庄小学只呆了一个月,但那短短的一个月里,我享受着明星级別的关注。不久就到了中学入学考试的时候。我取得了足够高的成绩,考上了河西区最好的中学:新华中学。然后,暑假就到了。



我坐在火车上,望着无尽的田野。我要回北京与我外婆一起过夏天。在北京与天津之间是广阔的华北平原。单从地形地貌以及农作物的品种,你看不出来天津在哪里结束,北京从哪里开始。除非你能看到铁路边写着“北京”两字的白色木牌,而这正是我一刻不敢眨眼的原因。

我第一次痛苦地认识到北京是多么地大。在此之前,我曾将北京等同于外婆所住的公寓楼,最多再加上月坛公园和月坛小学。现在,即使我看到了那块写着“北京”的白色木板,我还要再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外加十站地铁,然后再走上十五分钟,才是我外婆的家。

这是我第一次理解什么是空间,就像上一次,当外婆去街道办事处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什么是时间一样。焦虑和痛苦是认知的源泉,此事一再发生在我的身上,不知其它人是否也遵循这一规律。

外婆家里的一切都像我从未离开过一样。楼下的便利店、饭店和街上的书店都还是老样子。北京儿童医院的烟囪也还在昼夜不停地释放白烟。不一样的只有我。因为意识到自己没有北京户口,即使睡在外婆的家里,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

在我移民到加拿大后,我开始阅读加拿大的历史。1534年,法国探险家雅克·卡蒂埃抵达现在的魁北克。当他回到法国时,他绑架了两名年轻的印第安人。第二年,他的探险队回到了新大陆。当他们进入圣劳伦斯河河口时,他将这两个印第安男孩带到甲板上。木船板在脚下吱吱作响,狂风拍打着头顶上的旗帜。两个男孩子紧盯着岸边,突然,一名男孩大声喊道:“去加拿大的路!”卡蒂埃於是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这片土地被称为加拿大。”

历史学家指出:卡蒂埃的理解是错误的。印第安人的头脑中还没有建立起整片大陆的概念。加拿大只是“村庄”、“定居点”的意思,是男孩子所在部落安营扎寨的地方。

我当然同意历史学家的看法。不过,当这两个男孩被从“加拿大”带离时,“加拿大”对他们还意味着打猎后走上一小时便能返回的村庄。可等他们被迫来到大洋的另一边,然后再航行回来,“加拿大”在他们心中,就已经成为一片遥远的,和欧洲截然不同的,需要耐心与坚忍才能重返的大陆。此时此刻,这两个男孩对于空间的理解,想必已经与他们留在故乡的亲人截然不同了。
smilhaNew at 9/09/2018 21:58 快速引用
【小说连载】安纳: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8)
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22 日 由 舟巷

第八章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


出于恐惧,我一直没有向郭言提出那个致命的问题。但他在指出一个便衣之后邀请我到他家去,我的关注点一下子就变了。我痛恨这个国家的集权统治对个人生活无所不在的控制。人民没有自由,无论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还是过不道德生活的自由。五年了,生活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我仿佛又回到了1984年的三角地,正在阅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到南校门去!到郭言家去!

越过郭言的肩头,我看到他背后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胸中涌动着反叛的激情,我挽起他的胳膊,好像上战场一样,毅然决然地说:“走。”

我们开始往天安门广场外围走。八十年代末,中国人的居住空间都很狭窄,有些家庭甚至三代人住在一间臥室里。年轻人约会的最常见方式就是散步—又被戏称为“压马路”。四月中旬,冬去春来,广场上很多成对儿“压马路”的人,正在尽情地释放着被压抑了一个冬天的欲望。

一对对搂搂抱抱,卿卿我我的恋人从我身边走过。我不禁略带嫉妒地想:他们中间会不会有人是背着自己的配偶在这里发展婚外关系呢?我对郭言说:“从1到10,你随便挑一个数字”。他感到莫名其妙,犹豫着说:“5?” 我说:“好”。我在心里默数,等到第五对男女与我们擦肩而过时,我出其不意狠狠地瞪了那个男人一眼。对方被吓了一跳,脸上露出仿佛看到疯狗一样的厌烦表情。

我叹了口气,对郭言说:“我有个朋友,她可神奇了。随便一对恋人从她身边走过,她就能看出哪一对是正常的谈恋爱,哪一对是已婚的人在偷情”。

郭言笑着说:“这有什么?我也能。”

“你也这么厉害?”我非常惊讶:“为什么只有我不能?”

郭言眯起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仿佛受到了污辱:“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呗,有必要这么曲里拐弯吗?”

我张口结舌,无比尴尬。形势急转而下,那个如鲠在喉的问题,现在变得问也是愚蠢,不问也是愚蠢。但我还没有完全丧失常识。在郭言以守为攻,义正辞严的外表下,我看到了他的虚弱。问题其实非常简单:既然他知道我在想什么,如果他没结婚,他早就应该大大方方地告诉我了。

我的心在向下沉。我抬头望向远方,看不见的凉意在空气中无声地波动。

郭言的表情缓和了一些,他搂住我的肩膀,一字一顿地说:“我结婚了。一直没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失去你。我们俩已经分居了,很快就会离婚的。”

如释重负的眼泪涌上我的眼眶。我真希望这时李敏出现在我的对面,那样我就可以大声质问她:“他已经分居了,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我们在前门吃了晚饭,然后一起坐车去他家。郭言住在方庄。我从来没去过那一带,但我一点也没注意我们的乘车路线。我知道等到明天早晨我上班的时候,这会成为一个麻烦,但我毫不在意。我的注意力全在郭言身上。

我们到他家时,夜已经很深了。郭言住的是单位宿舍—在一套三居室公寓中拥有其中一间臥室的使用权。他打开公寓的单元门,我的眼前出现一个光秃秃的客厅,天花板上有一根电线,电线上吊着一个灯泡。这个客厅就是大家共享但无人照管的公共空间,和我外婆家的楼道一样。

从另外两间卧室的门缝下透露出灯光。我们蹑手蹑脚地溜进了郭言的卧室。卧室里的家具很普通,和我外婆家的差不多,都是强调使用功能,谈不上美学。不过,郭言出差很多,所以他收集了一些纪念品,这是我外婆家没有的。自从“被娘家上赶着送来”,我外婆一次也没出过北京。

我正在观赏郭言的纪念品,他忽然问我:“你要不要喝水?”

我说:“好。”

他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一杯热水回来,放在餐桌上。

我问:“你去哪儿烧水?”

他说:“厨房。”

我就想:他们也有个公共厨房。

我坐在餐桌旁喝水,他坐在餐桌对面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又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拿了一把刀。

我问:“你拿刀干什么?”

他用刀指着我:“把衣服脱了。”

我愣了:“你说什么?”

他说:“照我说的做。”

我很生气:“我不信你真敢杀了我。”

说完,我站起来就往外走。这个房间非常小,餐桌离门就两步。我几乎是原地不动一伸手就能把门拉开。他一见我真要走,赶紧把刀扔在桌子上,从后面一把抱住我。

我的后脖梗子上能感觉到他呼出的热气。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抱着我喃喃地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第二天早晨,阳光刚刚从窗帘后朦胧地射进来,我就从床上爬起来,穿好了衣服。郭言说:“你不是九点才上班吗?”我不敢直视他。我感觉我们就像两个合伙抢劫了银行的罪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从此再不见面。我拉开门,轻手轻脚地穿过客厅。我仿佛听到郭言在我背后说:“我给你打电话”,但我没有确认。

郭言的公寓是一梯两户结构。我刚关上身后的门,对面的门里就传来一声咳嗽。我拔腿就往下跑。下面一层,左右两个门内都有人穿着拖鞋“踢里踏拉”地走动;再跑下一层,左右两个门内传来锅碗碰撞的声音;再下一层,门内的母亲正在高声催促孩子穿鞋。我仿佛能看到母亲已经把手放在门把上了。我拼尽了全力向下跑,就像一条鱼死命地撞向鱼网。

冲出了小区,穿过了马路,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站上立着五、六个站牌。我研究了一会儿,发现有一趟25路可以到达永定门。根据我对北京的了解,只要到了永定门,我肯定能找到去前门的车。只要到了前门,我走着都能回到北京饭店。实际到了永定门后,我发现了更方便的106路。这趟车并不经过前门,而是经崇文门向北,直接把我带到了东单路口。

坐在106路上的时候,我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了一点。回想昨晚发生的事,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根据我阅读爱情小说的经验,男女关系发展到性行为,往往是因为男主对女主深深的欣赏与迷恋。可是郭言有欣赏与迷恋我吗?好像没有。

后来他又说了几次“对不起”。据他解释,他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破冰,所以才想出那么一个馊主意。当时我依偎在他的怀抱里,感觉他有些冒傻气,感觉他笨拙得滑稽。而现在,沐浴在残忍四月的晨光里,我的头脑清醒过来,于是我感觉到了缺失和遗憾。这能算是一段美好的关系吗?

我想摆脱不快乐的思绪,于是打开随身携带的walkman。那里面装的是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按下播放键。崔健苍凉粗犷的声音炸响在我的两耳之间。

由崔健我想到了胡耀邦。崔健在1986年以一首《一无所有》从地下状态一跃而为大众耳熟能详的歌手,此事绝对与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宽容有关。在1986年之前,摇滚音乐一直受到当局的压制,据说在申请演出许可证的时候,主管当局有规定:每场演出的摇滚歌手不能超过三个。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在美国,世界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作曲作词,邀请美国众多明星一起演唱了《We are the world》,在香港和台湾,由罗大佑主创,众多明星一起演唱了《明天会更好》。在各行各业都热衷於“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大跃进氛围下,当大陆作曲家郭峰提出:我们也应该举办一台向“国际和平年”致意的晚会时,文化部门立即给予了支持。

这台晚会几乎包括了当时最有才华的歌手—无论他们做的是何种类型的音乐。在此之前,崔健刚刚在一个音乐比赛上铩羽而归。《让世界充满爱》给了他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记得之华看了晚会的现场直播之后,第二天惊喜地告诉我:原来中国也有摇滚歌星,这个人叫崔健。他登上舞台的时候,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破衣服,两只裤脚一头高一头低,简直是太酷了!

也有一批老派人士不喜欢崔健。崔健翻唱的《南泥湾》就惹得一些老革命大发雷霆。《南泥湾》是一首革命歌曲,描述了红军在陕北垦荒的故事。在老革命们看来,这么一首经典革命歌曲,被崔健的摇滚版糟蹋了,这是不能接受的。崔健于1987年被北京歌舞团开除。这个时间点也与胡耀邦下台吻合。所以,崔健的起落绝对是与胡耀邦的起落有关。

崔健的专辑我听得滚瓜烂熟,再加上崔健并不是咬字很清楚的歌手,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我听崔健都是为了体会一种韵律和氛围,很少深究他唱的是什么。但在那个四月的清晨,在我逃离犯罪现场的路上,我突然听清了他的每一句歌词:

“脚下的地在走,

身边的水在流。”

“我不要离开,我不要存在,

我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他宣言式的歌词刺入我的情感迷雾,精心安排的繁复配器又让我躁动不安。我不要离开,我不要存在。我希望世界天翻地覆,一切从头开始。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



我神情恍惚地进了办公室,像梦游一样洗了茶杯。此时还不到八点。我刚把茶杯擦干,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也到了办公室。他们见了我,感到非常惊奇,村田先生还笑着赞赏说:“小王,这么早就来上班了!”只不过,他笑得有点心不在焉。他们刚一坐下,日本总公司的电话就打了进来。东京时间比北京时间早一个小时,平时东京总公司总要在东京时间早上十点才会给北京打电话。今天东京方面一上班就迫不及待地和北京联系。更奇怪的,是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居然预测到了这一点,今天提前一小时就来上班了。

电话大约持续了十分钟。村田先生基本上没怎么说话,只是时不时毕恭毕敬地说:“はいはい(是,是)。”放下电话,村田先生就和川岛小姐开始了讨论。他们语速很快,表情也很激动,我完全听不懂—我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日常对话。我把沏好的茶端给他们,他们连一声“谢谢”都没说,就好像我是隐身人。我退到角落里,坐在那台装有激光照排系统的电脑前。

我倒不介意被忽略,因为我心里有另外的纠结。曾经有一次,我连续两天穿同一套衣服上班,川岛小姐就对我说:“你不要连续两天穿同一套衣服上班,这样別人会认为你没有回家睡觉。”我这才知道原来日本文化里还有这种说法,赶紧谢谢她提醒我,此后便再也没有两天穿同一套衣服上班。昨天是星期天,不是工作日。川岛小姐并不知道我现在这身衣服是昨天穿过的,可这身衣服是休闲款,穿着休闲服来上班多少还是有些不妥。最好他们俩整天都不看我一眼,就当我是透明。

偏偏村田先生这时喊我的名字。我小心翼翼地转过身来,发现他和川岛小姐两人一起盯着我。我感到很不自在,手都不知道放在哪儿。

村田先生问:“小王,1976年的时候你在北京吧?你感觉现在的形势和1976年是不是很像?”

“我,我,”我结结巴巴地说:“1976年我还在上小学。一开始好多人都去广场,我还和我小姨一起去邻居家做了花圈。后来老师突然不许我们去广场了。我们做的花圈都没送出去。”

川岛小姐“咯咯”地笑起来。村田先生也笑了。他们俩人放过我,重新开始用日语争论。

我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支着耳朵努力听。这一次,我听出了更多的东西,因为川岛小姐的日语里夹杂着英语。原来,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日媒非常关注中国的政局变化,判断将有大事发生。而当时以美联社为主的西方新闻界,普遍认为胡耀邦是一个已经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他的逝世不会对中国政局造成多大影响。川岛小姐是年青一代,喜欢读英文报纸。当村田先生援引日媒的说法时,川岛小姐就援引英文媒体。这是他们俩的主要分歧点。

那么,这一切和佳能公司有什么关系呢?以下便是我的推理了:据我所知,佳能公司正准备在大连建一个组装工厂,作为全面进入中国的第一步。如果这个项目取得成功,未来佳能公司将会考虑把制造中心转移到中国大陆。可如果中国政局发生动荡,佳能公司就必须重新考虑投资的可行性,毕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后一届政府不承认前一届政府簽的合同,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于是,总公司一大早打来电话,询问北京事务所对形势的观察和判断。

我正想着,村田先生又喊我的名字。他想知道我今天上班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都看到了什么。偏偏我今天走了不同的路线,没有经过天安门广场。我支吾着说:“嗯,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有花圈,嗯,好像没有1976年多;嗯,广场上有很多人,嗯,也说不好他们是旅游者,还是来悼念胡耀邦的。”

我模棱两可的回答让他俩陷入沉思。村田先生皱着眉头,手托着下巴,好象牙痛病犯了;川岛小姐直勾勾地瞪着我,好像我的脸上写著答案。

我心里万分惭愧,真想化为无形,或者找个地缝钻进去。

村田先生又问:“小王啊,你中午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去广场上拍些照片呢?”

我仿佛得到了假释一样,立刻兴奋起来:“当然能啊!您让我用哪款相机?”

村田先生一挥手,慷慨地说:“你想用哪个就用哪个。”

我觊觎公司的相机已经很久了。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客户来访时演示各种机器的使用方法。我并不缺乏玩相机的机会。如果没有其它更重要的事情,我随时都可以从样品柜里取出相机,对照着说明书练习操作。不过我的相机里面没有胶卷,很多听起来很美好的功能从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比如佳能公司的拳头技术“自动对焦”,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用自动对焦技术拍出的照片,你怎么知道这个功能有多神奇?

我当即向川岛小姐申请了一笔经费,到王府井大街上的中国照相馆里买了五卷富士胶卷。当时北京最常见的胶卷有三个牌子,最贵的是柯达,其次是富士,最便宜的是国产品牌乐凯。国产商品最大的问题就是质量不稳定。乐凯表现好的时候与柯达富士不相上下,但如果出现问题,你就丟失了一闪即逝,永远无法复制的瞬间。我是把可靠性放在第一位的,绝对不会考虑乐凯。至于弃柯达而选富士,那是因为我已经对日本公司产生了一些亲近感。

中午吃饭时间到了,我从公司样品柜里拿出我最喜欢的EOS系列。要想拍出广场宏大的气势就得带上28mm的广角镜头,要想拍出青年学生的脸部特写,就得带个135mm的长焦镜头。我拿出了公司仅有的一个摄影包,把相机、镜头、胶卷都装进包里,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



越过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就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东北角。远远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望去,我的第一感觉是今天广场的学生确实比昨天多。不仅人数多, 而且显得更有组织。昨天似乎是三三两两的学生自发前来。今天来的学生都是成建制的,各个学校的方阵都打着本校的旗帜。有的旗下聚集着几十人,有的则有几百人。

人民英雄纪念牌仍然是活动的中心。这座天安门广场上最醒目的建筑分为三部分:基座、须弥座和碑身。游客顺着台阶登上基座,既可以凭栏远眺天安门广场,也可以绕着基座走一圈,欣赏须弥座上的14块浮雕。在1976年纪念周恩来的活动中,花圈堆满了基座,令人们行走困难,于是悼念者们就开始把花圈摆到了须弥座顶端。故而在判断运动的规模时,我脑海里一直有个标准:如果花圈摆上了须弥座,那么这事儿就算闹大了。

我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去,离纪念碑还有一百多米,我看到两个年青人爬上了须弥座,他们的同伴从下面将花圈递给他们。上面的学生没有任何保护,看起来很危险。不过他们都身手敏捷,轻而易举地就接住了同学们举上来的花圈,再将它们摆到须弥座上。长长的挽联垂了下来,遮住了浮雕。风吹过来,挽联随风轻轻飘荡。下面的人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这两个年青人刚下来,紧接着又有两个人爬了上去。

我选位置,选角度,换镜头,取景,调焦,按快门,忙得不亦乐乎。

旅游者的数量和昨天差不多,但他们对话里透露出的信息与昨天截然不同。昨天,大部分旅游者不知道学生们在做什么;今天,很多旅游者是专门到广场来观察形势的。在1980年代,信息的传播往往靠人员的流动。等这些旅游者回到自己的家乡,有关北京悼念活动的消息就会传播开来。

一阵响亮的哀乐传来。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发现在广场西侧正对着人民大会堂的地方有一面“北京大学”的旗帜,声音就是从那里传来的。我转身朝着北大的旗帜走去。旗帜下面似乎聚集了几十个学生,只是这群学生又被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不时礼貌地说:“请让一让。”人们回头看到我胸前的摄影包,以为我是专业记者,立刻友好地给我让出了一条通道。我像剥洋葱一样穿过一层一层围观的人群,一直走到纠察线前面。纠察线是由二十几个年轻小伙子组成的,他们手拉手形成一道防线。

一个纠察队员瞪着我,严肃地问:“哪个学校的?” “北大的。”我理直气壮地说。他又问:“哪个系的?” 我刚想说“中文系”,忽然意识到我已经不是中文系的学生了,我的人事关系是科技开发部。但科技开发部听起来太成年人,太不酷了,于是我欲言又止。他见我答不上来,就判断我不是北大的,不必再搭理我。

我想起了当年的北大保安:“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我还有北大工作证,以后我要随身带上。但工作证更清楚地说明我不是个学生。北大学生有先锋意识,也有一种使命感。他们负责振臂一挥,大众负责跟随。尽管我毕业还不到一年,但从定义上说,我恐怕已经沦为大众了。

我无奈地停留在圈外。就在我从外围向核心挺进的过程中,哀乐结束了,有人拿着扩音器带领大家唱《国际歌》。《国际歌》结束后,拿着扩音器的学生开始向大家介绍情况:

“同学们,就在十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意见。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介绍了全国的教育状况。教育经费短缺巳经成为教育发展的瓶颈。参加会议的胡耀邦从一开始就紧绷着脸,脸色就十分凝重,后来他的脸色越来越灰暗。会议开了约四十多分钟,他终于挺不住了。他站起来,想向主持会议的赵紫阳请假,刚说了声:“紫阳同志”,就失去意识,摔倒在地上。十分钟后,医护人员到达,对他进行了抢救。并把他转入北京医院住院观察。几天后,他终于还是去世了。同学们,胡耀邦是为中国教育的前途呕心沥血而死的!”

不管他讲的是否事实,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听到对胡耀邦去世前后的完整描述。这个学生很会叙事,他把胡耀邦与高等教育联系在了一起,为大学生的悼念和抗议赋予了正当性。

每个听众的脸上都露出凝重的表情。片刻的静默过后,这个学生指出:教育经费短缺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瓶颈。但是钱到哪里去了?他盯着大家,明亮的眼睛毫不躲闪地与听众进行着目光交流。等到听众的情绪酝酿得差不多了,他就开始带着大家喊口号:

“打倒官倒!”

“铲除腐败!”

“教育救国!”

“自由万岁!”

“民主万岁!”

“法制万岁!”

群众的热情被点燃,口号声震云霄。

喊完了口号,另一个同学走上前来,接过扩音器,开始带领大家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凭我的经验,这场悼念仪式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正在琢磨着下一站去哪里, 一群人忽然开始向纪念碑的方向跑去。奔跑的人仿佛是洪水,能将两岸的泥沙裹挟吞没。很多围观者都跟着跑起来。我也盲目地跟在大家后面跑。事实上我不跑也不行,如果不跑我很可能遭到踩踏。我看不清脚下,只能感觉到脚下发出“沙沙”的响声。地上全是纸,一会儿踩到一张传单,一会踩到一朵纸花。纠察圈子也被冲散了。《义勇军进行曲》唱得有头无尾。

我突然感觉肩膀上一轻。回头一看,一个男人抓住我的摄影包的肩带,正要把我的摄影包抢走。我下意识地一手按住包,一手去抓回带子。他也用力地拽那根带子,我们俩好像拔河一样。我大声喊:“抓小偷”,同时放弃了肩带,两只手臂一起紧紧地护住摄影包。我想:带子拽断不要紧,只要摄影包在我手里就行。我一喊,周围的人就放慢了脚步,开始左右张望。那个男人一松手,立刻消失到人群里不见了。

整个事件前后不过几秒钟。人们继续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方向跑,就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惊魂未定,赶紧离开了广场。



进北京饭店之前,我检查了一下相机,发现我已经拍了36张照片。135胶卷的标准张数是36张,但有时候能多挤出一张来。我到了11楼,正好看到小肖在值班,于是我说:“小肖,我给你拍张照片吧。”小肖说“好”,马上点起一棵烟,摆出一个很酷的姿势。我“咔嚓”按下了快门。快门响过之后,相机里就响起了自动倒卷的声音。我果然挤出了37张。

我把胶卷送到中国照相馆,选了一小时快速冲印。一小时后,我取回了洗好的照片,路过服务台的时候,就把小肖那张交给了他。他拿着照片,啧啧称赞:“佳能相机真不错。”然后又指着我手里的信封说:“你还照了些什么?都拿出来让我看看。”

我把信封递给他,然后一张一张地给他解释:“你看这张,我用了自动测光技术。这个人的脸本来是逆光的,但EOS的取景框中有一个小方框,把小方框对准这个人的脸,就能测出这张脸所需要的准确的曝光。”

“你看这张,我用了自动对焦。我把焦点对准花圈上的挽联,让挽联上的字显得相对清晰,而花圈相对模糊,这就能突出挽联上的字。”

小肖频频点头。我一边把照片装回信封,一边得意地说:“好了,该给村田先生交作业去了。”

小肖忽然露出担心的表情:“村田先生让你照的?”

“是啊,怎么了?”

“你可得小心点儿,別让安全部把你当成间谍抓起来。”

我说:“都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事情,又不是国家机密。”

“你太天真了,”小肖撇撇嘴,“什么是机密什么不是机密,可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我还是不服气:“广场上那么多人都在拍照,难道安全部会把照相的人都抓起来?”

小肖说:“自己留个纪念,那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把这些照片交给外国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说:“好吧,谢谢你,我小心点。”心里却十分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小心。

下午,村田先生接了好几个东京来的电话,每一个电话都很长。他低着头,弯着腰,姿态十分谦恭地聆听上司的训示。也许是北京办公室提供的资讯无法让总公司满意?我拍的那些照片看来没起到什么作用?看到村田先生低三下四的样子,我真替他难过。

下班的时候,心事重重的村田先生再一次嘱咐我:“小王啊,你下班的时候把相机带上,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再拍几张照片。”

当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又想起郭言来。我对昨天发生的事还在耿耿于怀,我觉得他根本不爱我。不过我告诉自己:就算他不爱我,我也可以利用他。我看过一些间谍小说,间谍们掩饰身份的常用手段就是假扮成一对恋人。如果我们俩一起去天安门,安全部的人就不会注意到我,因为我们看起来就是一对“压马路”的普通人。不管中午那个抢相机的人是安全部的人还是普通的抢劫犯,只要郭言在我身边,肯定会极大地减少我被抢的概率。

早上分手时,我似乎听到郭言说晚上给我打电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电话却一直没响。 当然,他是记者,报社可能派他去全北京的任何地方做采访。今天交通又不太好,也许他不能及时回到办公室。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如果只有我自己,我肯定再也不敢带EOS去广场了。我打开样品柜,选择了一款AF35M。 这款相机体积小巧,名为autoboy(自动男孩)。在中国市场上,它被叫做“傻瓜相机”。意思是说它的操作非常简单,即使一个傻瓜也能用这种相机拍出好照片来。

我把“自动男孩”握在手上,翻过来倒过去地看。正要离开办公室,我忽然发现电话机上标志着“留言”的小红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正在一亮一灭地眨眼。我赶紧拿起话筒,给留言中心打了查询电话,却被告知并没有留言。我放下听筒,小红灯灭了。这不是逗我玩儿吗?没有留言你瞎亮什么!



我回到外婆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推门一看,发现屋里一片漆黑。月光透过玻璃窗洒进屋里,我只能依稀看到外婆盘着腿坐在床上的剪影。

“您怎么连灯都不开?”我问,“非要这么省电吗?”说话间,我把屋里的灯打开了。这下我更吃惊了,我发现她戴着一副墨镜。

“您这是干什么呢?”我问,“您怎么在黑暗中戴着墨镜啊?”

她缓缓地把墨镜摘下来,露出两只又红又肿的眼睛。骤然暴露在灯光下的一对浮肿的眼皮剧烈地颤抖了两下。她赶紧又把墨镜戴回去了。

“您到底怎么了?”

“我以为你出事了。”她哽咽着说,“我哭了一夜。”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能出什么事儿啊?我,我这么大的人了,我能出什么事儿啊?”

“这么大的人怎么就不能出事?上个月,月坛公园就有一个女的被杀了。”她的眼泪从墨镜下流了出来,我赶紧找手绢:“別哭了,別哭了。是我错了,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以后我再有事儿,一定提前告诉您。”

她平静了一些,然后又问:“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

“我,跟朋友去天安门广场了。”

“你还真去天安门广场了?你外公说你可能去天安门广场了,我说你不会去那里。你觉得你可能是交了个男朋友。”

我心里飞速地权衡着到底哪个答案更好。如果是为了让她放心,那我应该说是去和男朋友约会了。但那样一来,她必定要追问男朋友是谁,做什么工作的,能不能带来给她看看。

我没有说话,就算是默认了天安门广场。她拉住我的手:“你可千万不能去闹事啊!跟政府作对不会有好结果的。再说,你现在也不是大学生了。大学生犯错误,政府总是能够原谅的。”自从我成年后,我对于和她的任何身体接触都感觉不自在。我下意识地把手抽了回来。但是我随即又感到后悔。如果是陆华,一直会乖乖把手留在那里让她握。

我再三向她保证:我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我不会参与任何抗议、游行。

她似乎相信了我,转而问:“你饿不饿?”我说我不饿。

我不饿,也不想刷牙洗脸。我打开我的折叠床,连衣服都没脱,就直接躺在床上。我关上了灯,外婆还盘腿坐在床上。我盯着她的背影看了一会儿,发现她不是静静地坐着,而是轻轻地有节奏地左右晃动。

往事浮上心头。我依稀记得:每当她遇到重大困境时—比如居委会重新开始新一轮对她的调查,她就会这样一夜一夜地坐着,左右摇摆,思前想后。但那已经是1976年以前的事情了。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用这样的姿势坐着。

有那么严重吗?我想。不就是一个晚上没回来睡觉吗?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睛,我眼前就出现外婆来回晃动的剪影,她仿佛盘着腿坐在惊涛骇浪之上。

看来我的谎言没有骗过她。去天安门其实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那只是一次性的。她知道我对政治并不狂热,最多就是去看看热闹,再说我也已经向她保证了我不会再去。她应该是猜到了这件事和男女有关。如果我有了男朋友,那我就会不断约会,然后结婚,从她家里搬走。这才是她担心的。

去年七月我搬到外婆家不久,就遇上了“价格闯关”。“价格闯关”是赵紫阳主导的一次取消价格双轨制的改革。1978年以后,政府想给计划经济打一剂强心针,于是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之后生产更多的产品,把多余的产品用“议价”出售,利润由企业自己决定如何分配。这导致了每种商品都有两种价格:国家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对于企业来说,按国家计划价格出售商品没有利润,于是企业尽量扩大自主权,企图将产品按市场价格出售。于是就造成了事实上的通货膨胀。

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一批被称为“官倒”的腐败分子。所谓“官倒”,就是以计划内价格买到国家控制的商品,然后再用高价在市场上卖出。1988年8月,国务院作出了“价格闯关”的决定,意在取消价格双轨制,让商品价格全部由市场来决定。8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宣布在未来五年内逐渐取消计划价格,直到全部商品以市场价格流通。通知一播出,8月19日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风潮。每个商店门外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些商店害怕遭到抢劫,只把门打开一道小缝,顾客把钱递进去,营业员把货递出来。在某些省份还发生了银行的挤兌风潮,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面临空前挑战。中央只得于8月30日发出紧急通知,宣布正式中止价格改革方案的执行。

在“价格闯关”的十天里,我外婆每天都忙于抢购。我一回到家,她就吩咐我去看看哪个店还开着门,不论卖什么都要买点回来,哪怕是卫生纸。我说我不去,上了一天班,晚上就想休息休息。外婆说:“休息?你枕着一百元睡觉,一起床就只值10元了。”她就给我讲她经历过的1948年金融大崩溃:买一斤玉米面要用100斤钞票;把钞票一张接一张地铺开达二里半,才能买一尺布。这就叫“钱毛了”。

我理解她的恐慌。她和我外公的唯一收入就是我外公的退休金,而自从外公1981年退休,这笔退休金连续八年维持在同一数字上,可物价却已经上涨了大约一半。但是我不同,我是现役劳动者。于是我说:“您放心吧,有我呢。物价上涨,我的工资也会上涨。或者更确切地说,物价上涨正是因为我的工资上涨。”

“那赶情好,”她说,“只是年轻人都靠不住。一旦你有了自己的家,你就光顾着你的小家,再也想不起我来。”

“我不会的。”

“说说而已,到时候你就变了。你妈妈怎么样?当年说得比你好听一百倍,说等她大学毕业就带我全国到处旅游。结果呢?她自己跟一个小白脸跑了。”

“不就跑到天津吗?天津又不远。”

“说是不远,一年才回来一趟。”

“放心吧,我连天津都不去。我爱北京天安门。”

“哎,那敢情好。只是我连自己的闺女都指不上,还能指得上外孙女吗?你姓的是你爸的姓,你算外姓旁人。”

“好啦好啦,不是您把我养大的吗?”

寂静的深夜里,去年的对话一遍遍在我的脑海里回放,扎心一样地疼。她担心我结婚另组家庭,而我的问题恰恰在于我爱上的是一个已婚男。生活,就是这么充满了讽刺。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和我外婆的力量对比中,她实际已经占了下风,成了一个弱势的人。假如我能意识到她比我更脆弱,我也许会表现得更加宽容和慷慨。至少我会再次甜言蜜语一番,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对我的关爱。 我会保证照顾她的晚年,无论我自己的生活如何改变。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郭言已经足够我头疼的了。我哪里还有精力再去猜测她的心思?外婆在我眼中仍然是那个威严的家长,能洞察并挫败我每一个偷吃饼干的企图。

第二天早晨,我睁眼一看,发现她依然戴着墨镜,盘腿坐在床上,轻轻地有节奏地左右晃动。她竟然一夜没睡?我立刻产生了莫名的反感。我认为她在用折磨自己来惩罚我。我只想尽快离开她的家,绝不给她机会再次摘下墨镜,在日光下重新向我展示她那又红又肿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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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安纳: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5)
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11 日 由 舟巷

第五章 外企又叫FESCO



北佳公司1988年从应届毕业生里聘用了包括我在内的30多个人。我们全都获得了北京户口,人事档案掛靠在北京大学。1988年7月3日,我上午从中文系领了毕业证书,上交了学生证;下午就到未名湖畔的红一楼办理了入职手续,领到了工作证。

早在1988年3月,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与日本佳能公司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北大方的核心竞争力是用计算机处理汉字信息的技术,佳能方的核心竞争力是光学仪器。两位家长打算利用双方优势生一个孩子,生产一种中文文字处理机(word processor for Chinese)。当时日本已经有了日文文字处理机(word processor for Japanese)。这种文字处理机的外形很像一台传统打字机,和阿加莎克里斯蒂使用的机械打字机(mechanical typewriter)没什么不同,但它有两点革命性的改进。第一,它可以用数字标记来排版(tag-based markup for document formatting);第二,它有存储功能,存储的介质是磁带。佳能公司认为:只要解决了汉字处理问题,它就可以按照这个模式大量制造中文文字处理机。

我被北大新技术聘用,原本也是要为中文文字处理机的开发作贡献的。但公司决定派我到日方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Canon Beijing Office)去担任联络员。就这样,我从位於北京西北的大学区,一脚踏入了位於北京市中心的滚滚红尘。

几何学里有一个定理:三点决定一个平面。如今的我在北京有了三个落脚点:我的人事档案在北京大学、我住在我外婆家、我的工作地点在北京饭店。这三个点扎扎实实地建立起了我与北京的关系。我感觉我算是个北京人了。



从我外婆家往南走一公里,就到了长安街,再沿长安街往东走七、八公里,就到了王府井。小学时代,每年过春节,我父母都会从天津来探望我外婆,顺便全家去逛一趟王府井。我母亲要到王府井大街上一个著名的理发馆剪头发,我父亲的牵掛则是一家著名的西餐厅。我们通常是一大早就到了王府井,我母亲直奔理发馆,我父亲带着我和我弟弟去餐厅门口排队、占座。餐厅上午11点开门,我们最晚10点必须到达。在寒风中排了一个小时队,餐厅开门了。人呼啦一下就湧了进去。我们挑了一张桌子坐下,点好菜,我父亲就开始焦虑地望着门口。不断有人过来问他:“您身边的这把空椅子,能不能给我呀?”我父亲说:“我们还有一个人呢,马上就来。”那个人就会很不高兴,离开的时候可能会假装不经意地踢一下椅子腿。我父亲显得很紧张。一方面,他担心椅子被別人强行拿走;另一方面,那么多人在等座,而我们却守着一把空椅子,显得道德上有所亏欠。直到我母亲焕然一新地走进餐厅,我父亲才露出放松的神情。总之,这样的美食之旅总让我感觉是一场战争。不过我也从未拒绝随同父母前往。虽然以往的经验总是一再重复,但万一这次会有新花样呢?

1973年春节,走到王府井大街与长安街的交叉口时,我们发现街边多出了一道围栏,围栏外站着很多人,把道路都堵塞了。我父母也停下来,伸著脖子往围栏里面看。我个子矮,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干着急。过了一会儿,我父母看够了,继续往前走。我问:“到底里面有什么?”我父亲说:“里面在盖楼。看地基的规模,应该是座很高的楼。”我不明白盖楼有什么可看的。现在想来,大概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北京已经有六、七年没有盖过很高的楼了。第二年春节再路过王府井南口的时候,一幢新楼就已经拔地而起了,那就是北京饭店东楼。这一次,围栏已经换成了铸铁的,沿着围栏种了一圈灌木。围栏外面还是围着很多人,几乎把道路都堵塞了。我问:“又在看什么?”我父亲说:“在看汽车。这里停着中国最好的汽车。”

从此后,在电影正片开始前的《新闻简报》里,我就经常能看到北京饭店的身影,因为北京饭店承担着接待外宾的任务。当然,元首级的外宾还是会住在钓鱼台,而钓鱼台是不对外营业的,无论多么有钱也住不进去。北京饭店是商业饭店里最尊贵的,是普通人的想像力能够到达的豪华场所。

我有个同学姓黄,他的姑姑住在美国。1950年代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父亲和姑姑便断了联系。1978年以后,中国在政治上开始解冻,民间的来往也日渐增多,於是黄同学的姑姑就回到北京探亲。黄同学的父亲领着他去探望姑姑,姑姑请他们在北京饭店吃饭,其中一盘菜里既有肉丝又有粉丝。黄同学特別喜欢吃肉,但他不好意思把筷子伸向肉,只好把筷子伸向了粉丝。他吃了一口粉丝,感觉平淡无奇,内心里对肉的渴望更加强烈。为了克制自己,他加快了筷子运动的颁率,把盘子里的粉丝风卷残云般消灭干净。姑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吃完,悻悻地说:“这孩子这么喜欢鱼翅啊?要不要再来一盘?”黄同学的父亲这才恍然大悟:那粉丝状的食物原来是鱼翅。他自己也有几十年没吃过了。

黄同学告诉我们:本来父亲想让姑姑收养他,把他带到美国上学,吃完这顿饭,父亲和姑姑道了再见,什么也没提,领着他灰溜溜地回家了。黄同学则后悔不已,早知如此,他就应该把盘子里的肉一扫而光。

当年,这则笑话的焦点是黄同学,是我们这一代人如何缺少见识。2010年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次开着车听广播,听到一场该不该禁止吃鱼翅的辩论。打进电话来参加讨论的基本都是华裔。年轻听众普遍支持禁吃鱼翅,因为采集鱼翅的手段十分残忍:渔民把鲨鱼捕捞上来,把鱼翅割掉,再把鲨鱼放回海里。没有了鱼翅的鲨鱼只能在海里慢慢死去。老一代则普遍反对禁吃鱼翅。他们的理由是吃鱼翅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在重大的场合,比如婚礼,才会吃鱼翅。有人甚至认为禁吃鱼翅是种族歧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尊重。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CBC(Canadian Born Chinese,加拿大出生的华裔)女孩子。她在电话中声泪俱下地请求她妈妈不要再吃鱼翅了。这时我想到了黄同学的姑姑,以往在想到这则笑话的时候,这位海归姑姑从来不是我的焦点。此刻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也许吃鱼翅是那位女士中国之行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因为只有在中国吃鱼翅,才会远离争论,避免被儿女瞧不起。可惜,她的乐趣被我无知无畏的同学毁掉了。



从1974年北京饭店建成,到1988年我开始在佳能公司工作,这中间我只进过一次北京饭店。1987年夏天,我準备考托福,需要用美元付报名费。我没有正规渠道换美元,於是就想找一个留学生帮忙。我曾经给一个叫麦克的留学生辅导过中文,每次两小时,每小时收费三块钱。麦克从北大毕业后,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工作,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了电话,叫我去北京饭店找他玩儿。到了想换美元的时候,我想起了麦克。於是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麦克说:“没问题,我的办公室在北京饭店XX楼XX号。你来吧。”某天下午,我坐332换15路再换1路前往北京饭店。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来到目的地,比我预想的要长得多。等我到了,麦克已经走了,但他在前台给我留了一个纸条,说过几天他会去北大,让我某天晚上六点在学五食堂门口等他。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向学五食堂走去,远远地就看见麦克身边围着好几个人。等我走近了,才发现麦克手里拿着几张纸条,一一递给围住他的人们。看见我,麦克也给了我一张。我接到手里一看,原来是银行本票(bank note)。台头是College Board,金额不多不少正好是考试费所需的数目。

原来银行本票就长这样。我本来想拿人民币跟麦克换美元,然后自己拿美元现金去中国银行换一张这样的票证,但麦克连这一步都已经替我省掉了。我赶紧掏出準备好的人民币,麦克却连连摆手说“不用了”。其它的人也都没有付钱。看来麦克就是打算替我们付考试费,就像慈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人分发圣诞大餐一样。他显得很自然很熟练,不像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也不知他替多少人付过考试费。我拿着那张票据在暮色中走回宿舍,心里五味翻腾。我一方面感谢他的慷慨,另一方面也有些难堪。我本来是诚心诚意要跟他换美元的,但他好像认定我是来找他要施舍的。

1988年8月,我领到了第一个月工资。我有钱了。我要为自己正名。有一天,我趁着去邮局发信的机会找到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我已经忘了麦克姓什么,也许我从来都不知道他的姓。前台接待员想了半天,终于想起确实有过一个叫麦克的在这里打过工,不过他早就回美国了。

我有些失望,遂问麦克有没有留下通讯地址,这样我可以寄一张银行本票给他。在外国资本家手下工作了一个月,我对这一类业务已经熟门熟路了。那位接待员见我很诚恳,就问:“他当年借给你多少钱?”我说:“29美元。”她耸耸肩膀,轻描淡写地说:“算了吧,还不到30美元,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很气愤。30美元相当於我一个星期工资的四分之一呢。我可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做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在北京饭店东楼11楼租了一间客房作办公室。1980年代末期,北京市非常缺乏专业的写字楼。大量外国公司只能租用涉外饭店的客房办公。北京饭店东楼大约有四分之一是这类长租客户,其余的房间仍然用于零售,这就使得北京饭店的每一层楼都保留着一个服务台,24小时有服务员值班。

我每天8:30到饭店,从服务台领了钥匙,打开房间,先把办公室里的家俱擦一遍,再把两位老板的茶杯洗好,沏好茶,放到他们的桌子上,这时差不多就9:00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几位服务员混熟了。有一位姓肖的服务员,比我大几岁,但是看上去年龄和我差不多。因为常年在饭店里工作,不见阳光,他的脸非常白。他总是给我小瓶装的洗发水,小巧玲珑的肥皂块,还有牙刷牙膏什么的。他说:“你的老板都已经付钱了。”这倒是真的。这些小东西应该是包含在房费里,但因为我们是办公室,从来都不需要更新。

肖经常问我:“你说我要不要换个工作?”

我说:“想换就换呗。”然后我就给他讲我是怎么从计算机系转到中文系的。

“你至少喜欢中文呀,”他说:“可是我什么都不喜欢。”

“那你怎么到北京饭店的呢?”

肖告诉我:他不喜欢读书,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饭店管理学校,毕业后就分到北京饭店当服务员了。一开始,他觉得这个工作比在工厂轻松,但是干了几年后,发现这个工作完全看不到前途。最糟心的是找不到女朋友。女孩子们都觉得这是个伺候人的工作,没出息。倒是有个香港女老板一直在追求他,说他长得像自己早逝的儿子。他伸出胳膊给我看女老板送他的高档手表,脸上一点也没有快乐的表情。

我觉得他的问题太复杂了。我开始躲着他,怕他再向我讨要建议。我那点智慧实在应付不了他的人生难题。

但我躲不开他,毕竟每天早晨我要去服务台拿钥匙。有一次,他问我:“你每天来这么早干嘛?擦家俱?那个工作本来就应该是由我们来做的,你老板交的房租里已经包含这项服务了。”我说:“怪不得我每天擦家俱的时候都觉得一点土也没有,一条白毛巾擦完了还是白的。这么说你已经擦过了?”他说:“你老板真无聊。”

听他这么一说,我对擦家俱就不再上心了。每天胡乱抹两下,也没人看出我没认真擦。

我有两位老板。一位是首席代表村田先生,另一位是副代表川岛小姐。村田先生1949年出生在中国,直到1978年才恢复日本国籍并回到日本上学。他虽然是纯正的日本血统,但日语是他的第二语言,这使得川岛小姐有点瞧不起他。村田先生不在的时候,川岛小姐就走到传真机旁边,拿起村田先生发往日本的传真底稿,再回到自己座位上一页一页地读,一边读一边笑,有时竟然笑得前仰后合。我心里好奇,但不敢问。有一天,她反过来问我:“你知道我笑什么吗?”

“不知道啊。”

“村田先生的日语像是六岁孩子写的。哈哈哈哈。”

川岛小姐比我大四岁,毕业於日本某女子大学中文系。她长得非常漂亮,说话嗲里嗲气,和电影里可爱的日本女子一模一样,只有跟她有了一定的接触之后,才能体会到她的刻薄。她让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可以用非常甜美的表情说出非常刻薄的话。就像这一句“村田先生的日语像是六岁孩子写的”,单从她的表情和语气来判断,你很可能觉得她是在说“村田先生好可爱啊!”

按日本公司的惯例,擦桌子、端茶倒水这样的工作应该由女性来做,但川岛小姐瞧不起村田先生,觉得他不是日本人,所以不情愿为他服务。可村田先生日语再怎么不纯正,也是个男的,并且是首席代表,自然不可能反过来给川岛小姐端茶倒水。我上班一个月左右,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定位:我是来解决茶水纠纷的。

至於桌子,本来是可擦可不擦的,但川岛小姐要我擦,一来可能是掩盖沏茶的重要性,二来可能不想让我太懒,总得给我找点事做。除了擦桌子、沏茶之外,我还负责接电话。从前,村田先生如果需要外出,川岛小姐就必须留在办公室里。自从我来了,再遇到拜访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这类的事情,他们俩就可以一起去了。这就是我这个“北佳公司联络员”的职责范围。



不管我的职责多么琐屑,我也算是在北京最豪华的饭店里有了一份工作。仅这一点,就足够我外婆向邻居夸耀的了。

我外婆家在一幢六层的筒子楼里。那幢楼原本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办公楼,后来改成了宿舍楼。整个楼呈L型。每层都由一个L型的走廊串起排列在两旁的几十个房间。每层楼有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和一个公用的盥洗室。公用盥洗室和男、女厕所分別位于楼梯的两侧。住在公用盥洗室附近的人家就可以把煤气灶、炊具等放在公共盥洗室里。每到做饭时间,那里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而住在厕所这一边的人家只能把煤气灶放在自家门口。从理论上说,每个家庭都有权利把自己的煤气灶放在公用盥洗室,但如果你家离得远,使用不方便,你也就只好算了。那时没有管道煤气,做饭用的是罐装煤气。一罐煤气加满气的时候重达50公斤,我外婆一般两个月用一罐煤气,每到需要换煤气的时候都必须请我姨夫帮忙。逢到这种时候,她就会感慨:“没有儿子,真是不行啊!”

住在厕所这一侧的人家通常会去男厕所洗菜、淘米。他们当然也可以去公共盥洗室,选择男厕所只是因为近。男厕所里面有一扇门,门里是坑位,门外有一个水龙头。水龙头下面有个池子。女人们拿着菜盆进了男厕所,如果从门下面的空隙看到里面有两只脚,就会用力咳嗽两声,门里的男人也用力咳嗽两声,表示知道了。尽管有如此完善的沟通机制,女人们进男厕所洗菜总还是显得鬼鬼祟祟。她们头也不敢抬,一通猛洗,然后迅速撤离。

我外婆家不仅住在厕所一侧,而且住在这一侧楼道的最顶端。我小时候对这些完全没有感觉,出入男厕所也不觉得脸红。可是现在我22岁了,北大中文系毕业,我再也无法容忍这种粗陋的生活。我拒绝用偷鸡摸狗的方式洗菜。我端着洗菜盆,走过L型楼道长长的竖直线,拐个弯,再走过长长的水平线,长途跋涉前往公共盥洗室。我要堂堂正正的生活。

这大概是我和外婆的第一个分歧。外婆认为她家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因为她拥有走廊尽头那堵墙的一半的使用权。我不辞辛苦地前往公共盥洗室,表明我不愿意将就,也不欣赏她家的地理位置。

不光洗菜,包括刷牙、洗脸在内的一切需要用水的事情,都要去男厕所。为什么不能去女厕所呢?女厕所的水池特別小,而且水池里总是放着拖把和瓶装的消毒液。当时我们的厕所是各家轮流打扫。把清洁工具存放在这里,意味着各家出面扫厕所的都是女性,而正是这些女性投了票,决定了这种分配空间的方式,这实在令我觉得匪夷所思 。

去公共盥洗室还存在照明的问题。我小的时候,楼道里总是很亮堂,因为家家都开着门,只在门框上掛一个半截的布帘子,既能遮挡行人的视线,又能让光线——白天的自然光、夜晚的灯光——洒进楼道里。这种遮挡是象征性的,谁家夫妻吵架,谁家父母打孩子,旁人都听得清清楚楚。10年后我再回到这里居住,第一个感觉就是楼道里特別黑暗,因为没有一家人开着门。整条楼道只有四个点能透进自然光——楼梯间、两个厕所外加一个公共盥洗室。这四个点的光线带不亮整条楼道。

怎么大家都关起门来过日子了呢?我记得从前只有李伯伯家是一天到晚关着门的。

我外婆的解释是:从前,大家的日子都差不多,你就是关着门,別人也知道你家的底细,所以还不如敞开着,这样还能通风透气。再说,有些人是故意的,为的是让邻居给他们作证。比如薛家有一个偏瘫的老头儿,照顾老人的是二儿子和二儿媳,他家每天都开着门,其实是儿子和儿媳要全楼的人给他们作证:他们没有虐待老人。那时候人们很在意社会舆论,如果被认为不孝,在工厂里评职称,涨工资,都有困难。

我想起来了,薛家就住在L型的拐点上。老人的床正冲着房门。每次见到有人从门前经过,老人的喉咙里都会发出“咕咕”的声音。我总是快速通过,避免和老头目光接触。

“后来呢?”我问。

“自从他们家把门关上,老头儿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

“你的意思是:他们虐待了老人?”

“这谁说得清?”

就算每家都把自己的门关上,楼道本身每隔几米也有一盏吸顶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灯全都不能用,有些没有灯泡,有些开关被人拆了。我又问外婆:“70年代楼道里的公共照明至少还有一半能用,怎么现在反倒一盏灯都没有了呢?”

“因为没人愿意交电费,所以就被人故意破坏了。”

原来,70年代全楼共用一只电表,每家按人头数平摊电费。进入80年代,各家的收入拉开了距离,有些人家有了电冰箱、电视机,有些人家除了电灯什么都没有,按人头数交电费就显得不够公平。有钱人家为免口舌之争就安装了自己的电表,但公共区域的照明仍然需要全楼人均摊,否则的话,这部分费用就落到最后几户没装私人电表的家庭身上。但到底分摊多少钱才合适呢?争议永无休止,全楼不得安宁。于是,所有的公共照明都被人为破坏了。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既然70年代是按人头数交电费,您当年为什么不让我晚上开灯看书呢?”

外婆说:“为了省灯泡。一个灯泡一毛五呢。”

我外婆家并没有除电灯以外的电器,但为了避免纠纷,也装了一块电表。电表装在楼道里,从电表上伸出一根包着黑色电工胶布的电线,通往门上的一盏灯。我如果要出门去洗菜,就打开这盏灯。这盏灯大约十五瓦,弱弱的灯光一直延伸到男厕所门口。如果我要去公共盥洗室,这盏灯就不够用了。



我们在北京饭店的办公室,则总是亮得让我痛心。日光如瀑布一般通过六扇巨大的玻璃窗倾泄至办公室。当自然光线不足时,酒店精心设计的照明方案就派上了用场。这套方案的秘诀就是采用大功率灯泡。时至今日,一想起奢侈,我就会想到明亮。肆意地,不计代价地用电,就是我心目中奢华生活的最重要的标志。

川岛小姐也总是那么光彩照人。她的工作著装无可挑剔,她的风格与办公室的环境十分协调。和她一比,我就显得星光暗淡了。我尽力在穿衣、化妆上模仿她,可是我发现很难做到。她住在外国人住的永安公寓里,每天早上在家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由小赵把她送到北京饭店。她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高跟鞋纤尘不染,脸上精致的妆容纹丝不乱。我每天早晨要坐19路或者15路到长安街,然后再换乘1路、4路或者10路到王府井。公共汽车很挤,烫得再平整的套裙也会被挤皱。下了车还要走一条过街隧道。那个隧道即使在白天也让我起鸡皮疙瘩,总是恨不得飞跑着经过,可是穿着高跟鞋就跑不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我可以穿着休閒服装和旅游鞋来上班,把职业套装和高跟鞋放在背包里,等到了办公室再换上。我觉得我真是天才。

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在北京饭店租了一间套房,这间套房的格局是客厅大,臥室小。村田先生就在客厅里摆上四张桌子,把客厅改成了办公室;再把客厅里的沙发搬到原来的臥室,把臥室里的床搬走,将臥室改成了会客区。

这间套房有两个卫生间,在办公区的卫生间比较小,只有马桶和洗手池;在会客区的比较大,除了马桶和洗手池外还有一只大浴缸。我每天带着全套衣服、化妆品来到公司,从服务台拿了钥匙,就躲在带浴缸的卫生间里进行大变活人。我希望等我完工的时候,我能将筒子楼留给我的反文明印记全部消除,变成一个现代化社会里的职业女性。

可是每次我换完衣服,在镜子里端详自己的时候,都会不可避免地看到身后的大浴缸。这算什么呢?这只大浴缸破坏了我的职业感和自豪感,总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不伦不类。我把目光收回,赶紧走出浴室。一出浴室,最先看到的是会客室地毯上的四个方形的深坑。臥室里的床早就被搬走了,可是床脚在地毯上留下的四个坑却无法消除。这实在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家俱在地毯上留下痕迹是很常见的,一般只要用蒸气洗一遍,痕迹就会消除,地毯就会恢复平整。为什么北京饭店的床脚会在地毯上留下抹不掉的痕迹呢?我只能猜测那张床很沉。我虽然没有见过那张床,但办公室里保留了北京饭店配置的柜子和沙发,而这些家俱都是由质量上好的硬木做成,漆著古色古香的醬红色,那张床极有可能也是同一材质。再有,那张床很可能自从1973年饭店建成就从没被挪动过,一直到1986年佳能北京办事处租下这间套房。不管什么原因,每当我意气风发地从卫生间出来,準备开始职业女性的一天时,一看到那四个深坑,我就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被打了大大的折扣。

村田先生曾经对我说:“我们的办公室设在这里是临时的。明年我们要搬到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去。”他还给我看过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的设计效果图,是一座全玻璃的高大建筑。“到那时,我们就会有真正的办公室。一切都会和东京一样。”

好吧,但愿如此。这间客房改成的办公室总给我一种不安定的感觉,仿佛它随时会向后转,再变身回客房。

每天早晨,我离开暗淡的公社风格的家,前往光明的资本主义的殿堂。下班时间到了,灰姑娘脱下舞裙和水晶鞋,却并不立刻回家。我喜欢在王府井大街上闲逛。王府井大街上有两个著名的百货公司,一个叫东安市场,另一个叫王府井百货大楼。除了这两个大百货公司之外,还有服装店、工艺品店、书店、餐厅,以及东单小吃一条街。

在王府井大街闲逛的时候,我并没有危机感。我不攒钱,当月的工资总能在月底之前花完。逛到累得不行了,我才会準备回家。我回家必须要到王府井南口坐车。每次走到王府井路口,我都会抬头望一眼北京饭店。北京饭店连外墙都有充足的照明,让人感觉整个建筑都在通体发光。

我学会了辨识我们的办公室,就在11层楼上,从右数第八个阳台。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现在回去,从服务台拿了钥匙,今晚就睡在沙发上,又会怎么样呢?”我被这个想法吓坏了,这意味着我们的办公室回归了它的原始功能。

我坚决地摇了摇头,坐上了汽车。



为了给我找事情做,川岛小姐向总公司订购了宣传画册和小礼品。第二个月,公司的司机小赵从海关取了几只大纸箱回来,川岛小姐把我叫到纸箱跟前。

我打开纸箱一看,哇,这么漂亮的画册!

我外婆住的那幢楼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印刷厂的宿舍。我们的绝大多数邻居都是印刷厂的工人。我小时候跟着大人们做过“折页子”的工作,挣点零花钱,所以我对纸张、印刷比较敏感。眼前的画册,绝对是我见过的最精致、最昂贵的印刷品。除了质量之外,设计也让我感到耳目一新。那些画册宣传的都是佳能公司的产品:复印机、打印机、照像机、医疗仪器等等。每个产品旁边都会有一个模特,比如一台复印机旁边一定会站着一个漂亮的女秘书,手里拿着一叠文件。她脸上洋溢着微笑,似乎拥有了佳能复印机,她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光辉。

我从纸箱里拿出一本画册,看了又看,舍不得放下。

川岛小姐说:“你有时间的时候,就把这些画册都寄出去。”

“寄给谁?”

“寄给谁都行。”

“什么叫寄给谁都行?”我蒙了。

川岛小姐解释说:“现在佳能公司没有权利在中国直接出售产品,我们北京办事处只能做些软性推广。只要这些画册到达中国消费者的手里就可以,无论什么人。”

“我外婆行吗?可是她一辈子也买不起佳能的产品。”

“你外婆家还有什么人?”

“我外公,他也一辈子买不起佳能的产品。”

“再想想,你家还有什么人?有些人就算现在买不起,将来也许就能买得起。眼光要放得远一点。”

我想啊想啊,还真想起来一个。最近两年,有一个远房表姐经常来我外婆家串门。这位表姐的爷爷就是我外婆的后妈生的儿子。外婆自从十七岁嫁到北京,就和父亲与继母一家基本断了联系,只在父亲去世的时候回过老家奔丧,那件事发生在我出生之前。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家的人还是想方设法找到了她。这位表姐和她的丈夫在老家开了一家生产画框的小工厂。他们经常来北京送货。表姐第一次来看我外婆,外婆对她很冷淡;第二次来,外婆的态度就缓和了一些;第三次来,外婆就留她吃了饭。我估计外婆上了年纪,对过去就不大计较了,再说,表姐每次来都给外婆带很多水果、点心。

我向外婆打听了表姐的地址,然后就给她寄了两本。表姐名字叫陆华。过了一段时间,陆华回信说:她非常喜欢那些画册,她从中学到了很多设计理念,比如说:对于白色的运用。从前她以为白色是最寡淡无味的颜色,看了佳能的宣传品才知道白色可以这么美。如果有新的品种,她希望我再寄给她一些。我当然有新品种。每隔两个星期就会从日本寄来一箱新的。

我把陆华的信拿给川岛小姐看,川岛小姐表扬了我。她说:“这就是在消费者心目中播撒下了种子。”

有了川岛小姐的肯定,我开始大量把画册寄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不过我多少还是有些愧疚,觉得自己是在腐败,在以权谋私。后来,我找到了一本电话号码簿。我从第一页开始,给列在电话簿上的国家机关、大专院校、企业和事业单位都寄了一份。

北京饭店分为东楼、中楼和西楼。三个楼只在一层是连通的。邮局营业厅设在中楼。每次我积攒了一批邮件,就会找来一辆平板车,把所有的邮件放到平板车上,再推着它进电梯,下到一层,穿过长长的走廊,一直走到中楼。我感觉自己非常职业,就像佳能画册上灿烂微笑的女秘书们一样。



在北京饭店内部,我有三个场所能接触到佳能公司以外的世界。第一个是服务台,我可以在午饭的时候去找服务员聊天:第二个是员工食堂。北京饭店的员工食堂只向饭店的雇员开放,不过如果和服务员混熟了,可以向他们借饭卡;第三个就是去邮局。我去寄宣传品的时候,经常能碰到尼康、索尼、富士等公司的员工。他们也和我一样,海量地往中国消费者手里邮寄宣传品。

通过这三个渠道,我了解到一个事实:虽然同在北京饭店为外国人打工,但有些人的工作是合法的,有些人是非法的。

在北京有一个国营企业,名叫“北京外国企业人力服务资源有限公司”(Beijing Foreign Enterprise Service Co., 简称FESCO)。在八十年代,外国企业不能直接在中国招聘,所有中国员工都必须通过“FESCO”聘用。外国公司付给FESCO一笔劳务费,FESCO再发给员工工资——大约是外国公司付给FESCO的十分之一。

对外国公司来说,通过FESCO来聘用员工有两个坏处:第一,提高了人力成本;第二,员工仿佛有两个老板。据一些无法证实的小道消息,有些FESCO员工实际上是情报人员,承担着监视外商的任务。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谣言,不过的确有个FESCO的朋友告诉我:她被要求在必要的时候查看老板的废纸篓,只是这个必要的时候从未到来。於是就有一些外国公司不通过FESCO,直接雇用中国员工。这当然是违法的,一旦被查出来,外国老板就会被罚款。不过,总有些人为了利益铤而走险。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谁是合法的,谁是非法的。后来跟服务员混熟了,听他们讲各个公司的八卦,渐渐地也就学会了分辨。原理其实很简单:在知名大企业工作的中国人通常都是合法的,只有不知名的小公司才会冒险去私聘。有些小公司只有一个外国老板外加一个中国女秘书,谁也说不清那是雇佣关系还是男女朋友关系。再有就是:FESCO员工的脸上都写着“骄傲”两字——我们是为国家挣外汇的。

服务员们想当然地以为我也是FESCO的,这是因为佳能公司是大公司。其实我们公司只有司机小赵是正宗的FESCO雇员。小赵的工作是为两位老板开车,如果老板们办事需要的时间不长,就会让他原地等待;如果是开会、吃饭,就会让他回办公室等。每次小赵载着老板们外出,我都暗自祈祷千万別让他回到办公室来。因为当公司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总要跟我聊天,我不知道如何拒绝。

小赵跟我聊天只有一个内容,就是他的身份多么多么地比我优越。

他喜欢把腿往巨大的办公桌上一放,然后就开始教育我:“你说你上个大学有什么用?你挣的钱还不如我女朋友多呢。我女朋友昨天送我一箱可乐。”他女朋友是个空姐,经常从飞机上往家拿东西。我觉得那叫盗窃,但小赵觉得那叫有路子。

“要不然,你也考FESCO吧!我听说现在还在招人。”他有时会同情地对我说。

我说:“我不考FESCO,我觉得北佳公司很好。我是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我有北大工作证。”

他对此嗤之以鼻:“北大工作证有个屁用?你的饭费补贴是人民币还是外汇券?”

我说:“人民币,怎么了?”

他得意地说:“你看,我的饭费补贴是外汇券,你亏大了。”

当时FESCO员工的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FESCO领到的工资,另一部分是外商直接发的饭费补贴。我的收入也是这种结构:一部分来自於北佳公司的工资(120元),另一部分来自於佳能北京代表处发给我的饭费补贴(200元)。我和小赵的饭费补贴在数目上是一样的,可是他领的是外汇券,我领的是人民币。

说到外汇券,这也是一件很有历史特色的事物。外汇券的全称为中国银行外汇兌换券,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中国银行发行的与人民币等值的人民币凭证。外国人拿外汇只能换到外汇券,这样就可以使人民币在名义上保持低汇率。然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总要到处乱摸。很快,人们发现用外汇券可以在涉外饭店里买到低价的商品,於是外汇券就有了高于票面价值的价格。在我记忆里,外汇券最值钱的时候,1元外汇券能换1.9元人民币。

在中国混久了,外国人也都知道外汇券更值钱。他们也会去黑市把外汇券换成人民币,然后用人民币到普通市场去购物。但他们花人民币也分场合。给FESCO员工发饭费补贴的时候,他们绝对不敢发人民币,因为FESCO员工可以告发他们。我是从合资公司派来的,合资公司是可以有人民币收入的,发给我人民币不算违法。

小赵对我洗脑成功,我终于觉得自己的确是比FESCO员工矮了一头。



过了三、四个月,我不是FESCO员工的事实,终于被服务员们了解到了。当时还是六天工作制,FESCO员工每星期六下午要回总公司去政治学习。有一个星期六,午饭时我坐在服务台正和肖聊天,楼道里出现了两个女孩——她们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两个女孩唉声叹气地走到电梯间,说政治学习是多么地无聊。正好电梯来了,她们就一边挥手跟肖说再见,一边进了电梯。

等到电梯门关上,肖忽然问我:“你怎么从来不去政治学习?”

我只好说:“我不是FESCO的。”肖很吃惊,我赶紧补充说:“不过我也不是私聘的,我是合资公司派来的。”

肖很纳闷,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我给他讲了来龙去脉,他作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我早就看出那个村田很精明不是省油的灯。我估计他从合资公司雇人省了很多钱。你估计他能省多少钱?”

我很没有好气地说:“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会计!”不过肖的话还是让我小小震憾了一下,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可能是被派来给北佳公司挣外汇的。什么学习日方先进的管理经验,见鬼去吧!

肖看我不开心,就劝我:“其实FESCO没有什么好羡慕的。你知道吗?他们的员工不能和外商谈恋爱。这是一条纪律,违反了纪律要受处罚的。”

我噗嗤一下乐出了声。虽然我并不稀罕和外商谈恋爱的自由,但这条规定还是让FESCO这家机构听起来荒唐可笑。

肖所言不虚。我后来才知道:FESCO的员工手册上明文写着:“不许和外商谈恋爱”。当然,这条纪律形同虚设,员工和外商之间的绯闻层出不穷。不过FESCO也有杀手锏,那就是等结婚时算总账。无疾而终的恋情FESCO管不了,可如果恋爱修成了正果,则员工必须去FESCO开介绍信领结婚证。到那时,FESCO就会要求员工作出深刻的检讨。必须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把自己形容成万劫不复的淫男贱女,否则別想拿到介绍信。

那时的人们也没有性骚扰的概念。有一个女孩被派到一个巴西公司当秘书。巴西老板热情奔放,经常对她说:“我长得难道不帅吗?你怎么还不跟我睡觉?”女秘书很害怕,就向FESCO要求调动到其它公司去。人事部官员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就因为你正派,国家才需要你坚守这个岗位。如果换了別人,可能早就被他腐蚀了。”

人事部本来应该保守秘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竟然成了街谈巷议。那个女秘书因此成为大家的笑柄。很多人找借口到她的公司去一探究竟,回来就汇报说:那个巴西老板真地很帅,那个女秘书其实很普通。真不明白他怎么就看上她了,而她竟然看不上他。

我有一次在电梯里碰见他们俩。那个巴西男个子高大,身姿挺拔,眉目分明,神情像一只昂首阔步的公鸡,见了每个女人都露出灿烂的微笑。那个秘书则身材娇小,像是没有发育完全的少女。她脸上抹著很厚的粉,上眼皮涂著颜色极暗的眼影。她也许是想让眼睛显得大一些,但我却觉得那眼影显得很沉重,给她脸上平添一种被生活打垮的表情。
smilhaNew at 9/26/2018 05:46 快速引用
第六章 找啊找啊找朋友



有一天,在北京大学上研究生的之华忽发奇想,跑到王府井来玩儿。她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点了,我请她在我父亲最喜欢的那个餐厅吃了晚饭,然后我也忽发奇想:何不带她到我的办公室去?

我带她进了北京饭店,坐电梯上到11楼,到服务台领了钥匙,然后打开了办公室的门。我请她坐在会客厅的沙发上,给她沏了一杯日本茶,再打开电视。北京饭店的电视能收到外国电视台,我漫不经心地按着遥控器的按钮,电视里一会儿传出英语,一会儿传出日语,然后又是俄语、法语,以及我听不出来的其它语种。我暗暗地关注着她的表情,但她并没有流露出特別的兴趣。她从容地打量四周,眼睛里总是有一种批评和挑剔的味道。

她站起来,往办公室的方向走,走到办公室门前,转过身,问我:“能进去看看吗?”

我说:“能,请进!”

她推门进了办公室,我跟在她后面。不知为什么,我忽然心虚起来。我对这个办公室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从一个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办公室实在是不伦不类。四张办公桌是从王府井就近买的便宜货,材料为复合板,表面贴着一层仿木贴纸。四把办公椅却是北京饭店的原配,醬红色,高高的椅背,细细的罗圈腿,椅面上蒙着丝织锦缎。靠墙一溜矮柜也是北京饭店的原配,古典造型,上面本来应该摆首饰盒、梳妆镜,如今却摆上了复印机、传真机和打字机。

我对着她的后脑勺说:“我们这个办公地点是临时的,目前北京市没有专业的写字楼。再往东六公里,现在正在修一座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明年一修好,我们就搬进去。”

之华没有反应,只是默默地把办公室从左到右扫描了一遍。然后转身回到会客室,坐在沙发上。

“你喝点茶吧,”我把茶杯往她的方向推了推。

她低头拿起茶杯,却发现了地毯上的深坑。

我注意到了她的目光,於是赶紧问:“你要不要去卫生间?”

她起身去了卫生间。这时我忽然想到:不好,那个卫生间里有一个暧昧的大浴缸。

果然,她从卫生间出来,神情更加严肃了。“你在这里到底做什么?”

“秘书。”我说。

“秘书?”她的眉头皱起来,“你怎么会做秘书?你不是开发部的吗?”

“可是开发部还没有成立啊!北佳公司派我来学习日本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文化。”我辩解着。

我心里知道这不是事实。我学到了什么日本文化?村田先生的日语不够纯正,所以川岛小姐看不起他?川岛小姐日语再纯正,村田先生也不会给她沏茶,因为她是女的?这就是我学的日本文化?

当然,这些细节她并不知道,自然也无法反驳我。但我看得出来,她认为我在这里是浪费生命。我们分手前,她看了我头顶一眼,然后说:“你的头发太黄了,你不要没事儿老折腾你的头发。”

什么叫折腾我的头发?那是我故意做的,好吗?我找到了我母亲以前常去的理发店,就是大名鼎鼎的“美白理发店”。我一个月挣300多元,虽然比FESCO员工收入少,但比起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应该算是高薪了。我母亲一年才能去一次的美发厅,我一个月可以去两次。

我从之华的目光里看到了惋惜:那个喜欢畅谈理想和文学的人到哪里去了?在90年代初的叙事里,物质和精神是对立的。精神上的追求令人崇高,物质上的追求令人堕落。我相信之华看我的眼光里就包含了对堕落的质疑与痛心,只是碍于朋友的身份,她不好直说而已。

但这也让我思索:精神和物质真地是对立的吗?如果我现在在读研究生,住在北京大学的宿舍里,虽然也是公共卫生间、公共浴室,但毕竟是有所追求,我可以承认那种生活比在佳能公司工作更有精神价值。可我现在是住在外婆家里,你能说那个黑灯瞎火的筒子楼比北京饭店更崇高吗?当然不能,从哪个角度想都不能。我想了很久,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我认为在崇高与堕落之间,还应该有一个概念:善。物质上的精致,即使不能给人带来崇高的感觉,至少也能给人带来善的体验。

话又说回来,之华的惋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道理的。自从到佳能公司工作以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我已经完全被表面上的物质繁华迷惑了。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看书了。王府井大街上不只有百货公司,还有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我去书店买了一堆书,一下班就回家读书。我外婆家里有一张书桌,桌子上除了一盏灯之外空无一物。我就把我的书堆在那张桌子上。



我外婆有个特点:她从来都不直接表达她的观点,总是通过转述邻居的观点来间接表明自己的好恶。我住在她家里,每月给她50元。她起初不收,但是我说:“如果我住公司宿舍也要交这么多钱,还不如交给你呢。”於是她就收下了。然后她就开始向邻居炫耀:我外孙女每月交给我50块钱呢!邻居们自然要恭维她几句,她再把邻居们的恭维话转达给我:大家都夸她有福气。现在的人连自己儿女的福都享受不到,而她竟然能享受到外孙女对她的孝敬。

她很高兴看到我一下班就回家,但她的表达是这样的:“你準时回来了,这可真好,那些人就没有闲话可讲了。”

我不懂:“什么闲话?”

“说来话长着呢。话说当年你爸爸把你接回天津上中学,那帮人都感到幸灾乐祸呢。你一手养大的外孙女被人家亲生父母接走了,你白忙了一场。1984年你回北京上了大学,但也只是临时居留在北京而已,现在你毕业了,还在北京找到了工作。 让他们羡慕妒嫉恨去吧!”

我说:“嗯,对呀。那他们还有什么闲话?”

她说:“先吃饭吧。”然后她就端出给我留的饭菜。外婆和外公每天晚上五点準时吃晚饭,但我五点才下班,就是坐直升飞机也赶不上他们的晚饭时间。

我吃饭的时候,她坐在饭桌对面看着我,那么一种全神贯注,好像在欣赏自己的收藏品。我经常被她看得很不自在,就一边吃饭一边看书,假装忽视她。她欣赏着我,有时会突然冒出一句:“你可不能随便找个男朋友,你一定要找个配得上你的。这是你的最后一道槛,只要迈过这道槛,你的一生就圆满了,这楼上的人们就再也说不出什么闲话来了。”

我听了很不舒服:“您到底听到了什么闲话啊?”

她说:“我自然是听不到的,这种闲话谁会当着我的面说呢?但我拿后脚跟都想得出来。你如果天天回来很晚,闲话是一定会有的。外国人很乱,你可不能跟他们学。”

我有点生气:“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她赶紧“嘘”了一声,让我小点儿声儿,別让別人听见。

我觉得这太可笑了。外婆的小心谨慎我从小就很熟悉,但那是70年代,谁如果说句毛泽东的坏话都可能会遇到政治迫害。现在是80年代了,大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谁在意別人怎么想?

但外婆说:正因为各家现在的经济差距大了,所以人们心里都不平衡。对別人的所失兴灾乐祸,对別人的所得妒火中烧。你名校毕业,又在外企工作。好多人都嫉妒呢。

我给她解释外企的确切含义。通常人们所说的外企,準确地说是叫FESCO,我其实不是FESCO的人。

她听完脸都白了,赶紧又“嘘”了一声,然后走到门口,紧贴着房门,把耳朵贴在门上,谛听门外的动静。听了一会儿,她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还好,楼道里没人。

我说:家家户户都关着门,楼道黑漆漆的,怎么会有人?

她说:正是因为黑,所以如果有人走路,一定要开手电。她能听到十个门之外手电开关的声音。



我和之华越来越疏远,我认为这主要是境遇的不同造成的。所谓境遇,又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只能身临其境才能感悟到的东西。我无法描述我周围的物质世界的美妙。不错,它们只是商业产品,但它们设计得如此漂亮,制作得如此用心,让我一看到它们就被击中,被俘虏。当然,它们的美丽是转瞬即逝的,一旦被使用就会消失;假如不被使用,那么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周后,它们就会被新款式代替,於是就让我更加迫切地企图向之华传达它们那无法形容的昙花一现般的魅力。

有事儿没事儿,我就给之华写一封信,为的是让她看看佳能公司的信纸,为的是让她也体验被击中,被俘虏的感觉。佳能公司的信纸看上去非常厚重,一张纸就像是用一两棉花紧压而成。但当你把它拿在手上的时候,会意外发现它竟然像羽毛一样轻盈。更奇妙的是,信纸上还有水印,把纸举起来,迎着光看过去,能看出深深浅浅,设计精致的花纹。印信纸的技术赶得上印钞票了。我拿起一张纸,叹口气,我那笔烂字写在这么精美的信纸上,简直是暴殄天物!但我必须写点什么,否则之华就会看出来我是个烧包。

纸、笔,虽然都属于物质,但它们都是用来书写的,应该比起服装、洗发水之类,和精神更接近吧?

之华住在北大研究生楼里,整层楼只有一部电话。电话放在走廊里。如果电话铃响,谁碰巧在旁边谁就会接电话。每次我打通电话,说“我找403的之华”,接电话的人便会大喊一声:“之——华——”。声音必得如雷贯耳才能起到效果。而在我这一边,电话就在每人的桌上。电话铃一响,不论谁接,都会柔声细语不紧不慢地说:“你好,佳能公司。请问有什么需要帮您做的?”如果之华给我打电话,她就能体会到什么是文明。

可惜,她很少给我打电话。

只有一次例外。之华学的是比较文学。有一次,一位从美国来的社会学领域内的客座教授举办了一个讨论会,希望邀请到一些社会人士参加讨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白领阶层,教授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她希望听到一些与众不同的声音。之华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我在会上说了一大堆,自己感觉还挺健谈的。一个星期以后,我给她打电话,问她在干什么,她气急败坏地说:“在整理谈话记录!你的发言特別主观,特别零碎,没有一点理论框架,整理起来特別费劲。”我也很沮丧,就说:“你就直接忽略我的发言吧,就当我没去过吧。”

我无法鼓起勇气去询问:她希望我拥有的理论框架是什么?存在主义?东方主义?还是女性主义?这些我在大学都读过一点点,也许那时我们的水平还差不了太多。但现在她是研究生了,她有足够的时间去读这些“主义”。我显然已经落后,而且永远也不可能追上。

至于她指责我的发言主观化和碎片化,倒并非不实之辞。在这个崭新的物质世界里,我的精神忽进忽出,恍惚燥动。有时候我也和别人一样,热衷于谈论外汇券、饭费补贴、去香港出差、买周生生钻戒,但我的问题是不能坚持。在物质世界里稍微多浸泡了一会儿,我就会不耐烦,就会感觉不安全,就特别想浮上来透一口气,吸几口“主义”。



我的表姐陆华出生于1960年,二十二岁的时候嫁给了邻村的志赢。志赢不喜欢种地,於是就把自己承包的地又转包给另一个家庭——那个家庭有三个身强力壮的儿子,需要更多的土地令他们大展身手。1986年,路华和志赢开了一家制作画框的工厂。同一年,我从计算机系转到了中文系。那时我还不知道陆华的存在,我以为我能够转系是因为北京大学出了一个好校长丁石孙,还因为我个人作出了勇敢的选择。认识了陆华以后,我才意识到还有一个原因不能忽略:私有经济重新在中国出现。只有在私有经济制度下,人们才可能按照兴趣和能力进行分工。如果没有农村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社会思潮也不可能开始向自由化发展,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仍然还会是死水一潭。

路华和志赢的生意起步很快,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实现了赢利。到了第二年,订单开始增加,於是他们面临下一个难题:能不能雇佣工人进行生产?按照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如果他们雇佣工人,他们就成了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中国社会就倒退回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他们也就背叛了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创立者毛泽东。毛泽东虽然在1976年去世,但他的画像至今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盯着人们的一举一动呢。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创造了一句谚语:“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猫论”起到了暂时停止争论的作用。他将中国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简化为猫的颜色问题,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在当时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从而为日后的社会危机埋下了祸根。时至今日,中国宪法上仍然写着:“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而事实上中国的私有经济已经占到了国民经济的60%以上,难道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在从事着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违法经济活动?

不管怎样,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农村的经济活力开始向外释放,对城市形成了冲击。像路华和志赢这样的乡镇企业家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大量品质好价格低的产品涌进了城市,城市工厂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小姨所在的工厂每个星期至少停工两天。当然,工人到月底照样能领到工资。毕竟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嘛!但是工厂一停工,工人们的家庭收入就会多少受到影响。从前,我外婆这幢楼里的家庭妇女和小孩子们经常会做“折页子”的工作,就是把印刷好的全开纸(通常是781cm X 1086cm)折成书页的大小。折一张页子能挣到2分钱。现在,这种工作机会完全没有了。

在停工的日子里,工人们就会组织起来,留下几个人在车间值班,其余的人去工厂旁边的一个池塘里钓青蛙,回来后在厕所里把青蛙杀掉,剥去皮,装进塑料袋里,下班时带回家。我小姨夫是钓青蛙的高手,他钓的青蛙多得吃不完,经常托同事给我外婆送几只来。

在国营工厂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的情况下,受到最直接影响的是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现有的工人已经闲得无聊要去钓青蛙了,怎么还能再增加新的职位?从80年代初期开始,政府鼓励城市年轻人自主就业。北京市出现了几个大型的服装市场和小商品市场,每个市场里面都有几百甚至上千个小摊位,出售从香港进口(或者走私)来的衣服、化妆品、小百货等等。做生意的实际收入要远远高于在工厂做工,但除非不得已,一般人还是尽量避免走这条路。

我外婆家那幢楼里有十几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这些人里有三个考上了大学、中专和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国家分配了工作;有两个人喜欢艺术——一个跳舞,另一个画画。这两人一开始也还是走考大学的路,但是屡考不中,却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爱好,最终都成了当时并不多见的自由职业者。还有一个人因为打架被判了两年刑,刑满释放之后无处可去,只好去市场摆摊。其余的人都顶替自己父母进了工厂。所谓“顶替”,就是老工人们退休,让子女顶替自己在工厂的位置。从工厂的角度讲,这样能节省人工成本。六十岁左右的老工人工资基本上都会达到每月八十元,刚进厂的学徒工工资却只有三十元,反正工厂也没有活干,老工人的技术和经验也没有用武之地。既然早晚都是顶替,那么晚顶替不如早顶替,于是五十五岁的人也闹着要提前退休,然后是五十岁的,然后是四十九岁的。从49年到89年,中国人已经被折腾得身心疲惫。这个政府是如此地朝令夕改,翻云覆雨。今天答应的,明天就不算数了。趁着今天政策还允许顶替,赶紧把自己的孩子安置了吧。



李伯伯的女儿李敏就在这时进入工厂,成为一名印刷工。

李伯伯就住在我们楼层上。我们小的时候都很怕他。他睡觉的时候,如果我们吵闹,他就会很凶地训斥我们,可我们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敞着门的习惯,只有他的门是一天到晚关着的。关于他,我小时候了解的就这么多。最近一段时间,听我外婆八卦这层楼上的人,我逐渐拼凑出了他的故事。

李伯伯出生于1949年。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就去了台湾。按道理说,他的历史比我外婆还无懈可击,因为他从出生就没吃过父亲的一粒米。但我外婆的地主父亲就在河北农村,已经被打倒批臭,被剥夺了各种权利,是活着的死人;而一个远在台湾的父亲,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却是一个未知数。就这样,工作十分努力的李伯伯既入不了党,也升不了职。他长得文质彬彬,身材硕长,会跳舞,会吹口琴,在工厂的舞会上深受女性的喜欢。可喜欢归喜欢,没有一个城市女性愿意嫁给他,他最后在北京郊区四季青公社找了一个农村户口的妻子。

李伯伯和他的妻子——我们都叫她赵阿姨——平时两地分居。农忙季节的周末,李伯伯会到妻子家去,帮她干一些农活;农闲季节,赵阿姨则会到李伯伯家里来,帮他做一些家务。夫妻俩生了一女一儿,两个孩子都跟着赵阿姨生活,因为那时中国的户籍制度规定孩子的户籍随母亲。他们的女儿李敏比我小一岁,儿子比我小四岁。儿子从小就非常淘气,每次来父亲家里小住,总会在楼道里造成一些破坏,比如“醺蝴蝶”——就是把一根火柴粘上一块橡皮泥,把火柴点着了,连橡皮泥一起扔到人家的门上,或者楼道里的天花板上,火柴继续燃烧,在门上或者天花板上熏出一个类似蝴蝶的形状来。每次他搞破坏,就会有人来她家告状,然后赵阿姨就要把儿子打一顿。她在动手开打之前总要先把儿子骂一顿。她骂人的语言特別花梢,能够骂一个小时不重样。骂的过程中还会夹杂着叙事——有时会一直扯到当年她丈夫怎么把她骗到手,有时候会扯到去年冬天她丟了一颗大白菜。她永远会在结尾时充满愤怒地骂一句:“操你妈!”

“操你妈”大概是汉语骂人话里最登峰造极的污辱。如果是两个男人互相对骂,有可能会升级为血战,但是赵阿姨对着自己的儿子这样骂,效果就非常娱乐。每次她开始骂儿子,全楼的人都打开门,仿佛在欣赏脱口秀。有人经过他家去上厕所,有人下午三点就开始洗菜、做饭。人人表情严肃,实际上都支着耳朵,等待她起承转合,步步为营,将她的骂人秀推向“操你妈”的高潮。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管制,允许大陆籍老兵回家乡探亲,李伯伯也和父亲辗转取得了联系。此时的中国大陆,拥有台湾亲戚已不再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反而是一个优势。中国政府希望两岸人民加强交流,增进了解,最好能让台湾人民看看大陆的经济建设成就。工厂领导一改对李伯伯的冷漠态度,主动询问政府可以为他做些什么,李伯伯便提出把妻子、女儿和儿子的户口转成北京户口。这件事立即就办成了。赵阿姨带着两个孩子高高兴兴地搬了进来,成了吃商品粮的城市人。她经常拿着一张粮票问邻居:“你看我这个粮票,和你们北京人的是一样的吗?”邻居说:“你不已经是北京人了吗?怎么可能有不一样的粮票?”赵阿姨就假装不相信地说:“真的啊!你看我这脑子,怎么又忘了呢!”

她高兴了没有几天,就意识到自己比起邻居们来还是有一项不足:別人家夫妻双方都是工人,而他们家只有一个工人,李伯伯退休后只能有一个孩子顶替。赵阿姨就要求李伯伯向领导再次提出要求,李伯伯死活不去,於是两个人天天吵架。据说李伯伯骂赵阿姨是“老太婆”。赵阿姨被惹恼了,把房门打开,又开始了长达一个小时的骂人秀,高潮部分仍然是“操你妈”,只是这次面对的是丈夫而不是儿子,所以娱乐效果差了些。

其实李伯伯并不是嫌赵阿姨老,而是嫌她贪婪,因为他的原话是:“你就是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里的老太婆!”而这,是李敏告诉我的。

吵来吵去,最终李伯伯也没有向领导提出新的要求。当时李敏已经21岁了,没有工作不行,於是李伯伯退休,让李敏去顶替。儿子还只有17岁,还可以再上一年高中,还有考大学的希望。



工作了三个月之后,我的饭费补贴也变成了外汇券。没有人向我宣布什么,发到我手里的钱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我猜测过去的三个月只是我的试用期,从现在开始我就算佳能北京办事处的正式员工了。外汇券拿到手里,立刻成了烫手的山芋,我必须把它换成人民币才能实现它的价值。我知道有一个黑市存在,但它在哪里呢?

我试探性地问了问小赵。他说:“到秀水街就可以换。” 秀水街是当时北京几个著名的服装市场之一,因为离使馆区近,所以经常有外国人光顾。我曾经去过秀水街,那里既有从香港走私进来的名牌产品,也有中国南方省份生产的假名牌产品。要区分这两类产品,实在需要一些功夫,所以秀水街又被称为“骗子一条街”。我担心地问:“在秀水街会不会遇上骗子换给我假币呢?” 小赵斜着眼看我:“就你?还用骗?直接抢就行了。这叫‘切汇’。”

我知道小赵时时处处要表现他的优越我的无能,可是他的心理战还是起了作用。我不敢贸然前往秀水街。元旦前的一天,我下班回家后,发现陆华也在我外婆家。陆华的丈夫负责生产,她负责销售,所以她三天两头就要往北京跑。有时在北京的事情需要办好几天,她就住在我外婆家里。

陆华的产品进入了北京第一轻工业局的采购名单。她这次来北京,想拜访局里负责采购的处长。要过年了,她想去友谊商店给处长买个礼物。友谊商店是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商场,中国人也可以进去买东西,但必须付外汇券。吃饭的时候,陆华问我:“你有外汇券吗?我能跟你换点儿吗?”我问:“你打算出多少钱?现在的市场价格大概是1:1.8”。还没等陆华回答,我外婆就开始批评我:“你怎么能挣亲戚的钱呢?你应该1:1把外汇券换给她。”我说:“那我不就吃亏了吗?外汇券的实际价值要高于人民币啊!”我外婆说:“你并没有吃亏啊!你不是按1:1领到的外汇券吗?”我不知道如何反驳,於是就以沉默来抗议。陆华立刻替我解围说:“我需要的外汇券数量很大,她自己的饭费补贴是不够的,她肯定也得向別人买。”听了这话,我心里的疑问更大了:陆华怎么知道我的外汇券的来源是饭费补贴?

最近一段时间,我越来越感到我外婆喜欢陆华胜过喜欢我。陆华擅于跟我外婆聊天。外婆不论说什么,她都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外婆如果让我给她打一盆水,我要花五分钟,因为我要去公共盥洗室。换了陆华,她就会高高兴兴地去就近的男厕所,只花两分钟。我外婆的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小时候我们俩一起睡在那张双人床上。十年后再回到她家,我就不愿意再和外婆睡在一张床上了,于是就自己买了一张折叠床。如果陆华来我外婆家住,她就和外婆一起睡在那张床上。

难道她们俩人是当着我的面演这么一场戏,迫使我以1:1的价格把外汇券换给陆华?我不相信外婆会走得那么远,以至于要帮助陆华占我的便宜。

我心里烦躁,就说:“我出去散散步。”说完就穿上外衣,走出了我外婆家。外婆气势汹汹地朝着我的背影喊:“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不能挣陆华的钱!”我心里一惊,她从来没有用这么气急败坏的语气跟我说过话。这是怎么了?门关上了,楼道里一片黑暗。我像个瞎子一样,双手伸在前面,在楼道里摸索著向前走。忽然,背后的灯亮了。我回头一看,是陆华站在门口,打开了外婆家门前的灯。

“早点回来。”陆华温柔的声音回响在楼道里。

我在寒风中走了一阵,慢慢冷静下来。我估计外婆是当着陆华的面夸下了海口,说我外孙女是我从小养大的,我让她做什么她就会做什么。等到我不愿意做,外婆就觉得丟了面子,以至显得有点穷凶极恶。“这不意味着她更爱陆华,”我安慰自己,“这只意味着她更爱自己,而爱自己是没有错的。”我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何必斤斤计较呢?正像外婆说的,我就当这个月发给我的仍旧是人民币吧。我想通了,就回了外婆家。

第一个月领到的外汇券被换成了等值的人民币,对我的生活几乎没有影响。第二个月再领到外汇券,我才发现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甜蜜的烦恼。我那时根本不懂得存钱。刚刚开始工作就能挣到这么多钱,冲昏了我的头脑,让我完全想不到未来。大手大脚地生活了几个月,突然之间每月的三分之二收入变成了不能直接花的外汇券,我的可支配收入反而减少了。



李伯伯的女儿李敏有时候下班后会来找我玩儿。她一来,我就打开我的折叠床,我们俩坐在那张床上聊天,好像坐在一张沙发上似的。赵阿姨从小就让李敏学习做衣服。她认为农村姑娘如果有裁缝手艺,就能嫁个条件好一些的丈夫。李敏喜欢做衣服,而且有些天分。谁也没想到:她会在21岁的时候获得北京户口,进了工厂当工人。赵阿姨全身心地拥抱这个变化,在她看来,李敏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但李敏却并不喜欢当工人。她尤其讨厌油墨沾在皮肤上。印刷用的油墨很难洗掉,而且味道不好闻。她经常伸出纤细的手,指给我看手上那些反覆清洗仍然能依稀分辨出来的灰色墨迹:“真讨厌,”她嘟着嘴说,“这只手本来是应该拿绣花针的。”

李敏也很喜欢佳能公司的宣传册。有一次,她指着复印机旁站着的一个漂亮秘书说:“你穿这个裙子肯定好看,我给你做一条吧。”我同意了,然后我们俩就一起逛商场买布料。过了几天,她带着一条裙子来找我。我一穿上,她就大呼小叫地说:“太美了!太美了!”可惜我外婆家没有镜子,我看不到自己。我把裙子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背包里,第二天到办公室的卫生间里换上。站在卫生间的落地镜前,我自己也惊呆了。真是太漂亮了。连川岛小姐看到我的裙子都夸张地说:“卡哇伊,卡哇伊。”

李敏问我能不能借给她一百元块钱,她想多买些布料,做十几条裙子,然后拿去卖。我为难地说:“我没有人民币,我只有外汇券。”她说:“那你就借我一百外汇券吧,过一个月,我还给你一百八十元人民币。”我很惊讶:“真的?”她说:“真的!”

春节刚过,李敏就按照约定把一百八十元钱还给了我。我觉得她实在是太能干了。她告诉我:她把做好的裙子拿到了秀水街去卖。据她说:日本的样式适合亚洲白领女性,所以很受外企员工欢迎。我赶紧问她:“你要不要扩大再生产?你还需要钱吗?”她说:“需要。不过现在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要请你帮忙。我交了个男朋友,各方面都不错,只是有一个缺点:工作不好。其实在我看来根本没什么不好,只是我的父母肯定看不上他。”我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她说:“就在秀水街摆摊。”

我一下子就沉默了,因为我知道这件事非常棘手。赵阿姨非常在意李敏的工人身份。我要是站在李敏的一边,日后搞不好赵阿姨会堵在我外婆家门口,把我臭骂一顿。李敏看出了我的犹豫,就故意刺激我:“你看看,没想到你也是这么陈腐的思想,还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呢,还放弃计算机系转到中文系呢,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勇敢的不走寻常路的人呢。”

这段话戳中了我的痛点,因为我经常在李敏面前吹嘘自己是多么地反传统,多么地讨厌庸俗人生。看到我的表情有所松动,她就说:“其实,工作呀,户口呀,这些都是別人给你贴的标签,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标签是无法概括的。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亲眼看到这个人,作出自己的判断。”

这段话又击中了我,因为我一向自诩判断力强。我想当作家呀!文学即人学啊!于是我就答应她先认识一下她的男朋友,看看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过了两天,李敏通知我说:她男朋友要请我们俩吃饭。请我下星期一下班后直接到四川饭店。

四川饭店在北京非常有名,它在当时是北京唯一一家能做出正宗四川菜的饭店。四川饭店位于西单附近的绒线胡同。我小姨家就住在那条胡同里。我小时候经常从四川饭店门口经过,但一次都没进去过。那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有时候大门敞开着,我就会往里看一眼,但也只能看到前院里有几棵树,枝叶浓密。树后似乎还有另一进院子。

星期一下班后,我坐1路车到西单,然后沿西单南大街往南走。刚一拐进绒线胡同,就看见李敏站在那里等我。她高兴地挽起我的胳脯,领着我往胡同深处走。我们迈进两扇对开的红漆木门。进了院子,绕过那几棵我从小就看熟了的树,又迈进了另一个院子。这个院子的左、右两个房间都是灯火通明的,李敏领着我进了左边的房间。我向院子深处看去,发现前面还有一个门洞,通往另一个更深的院子,我估计那层院子里的房间是不对外服务的,只接待高级干部。

李敏把我领到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那张桌子旁坐着两个年轻男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李敏指着其中一个说:“这是我男朋友,叫许卫东。”然后又指着另一个说:“这是他弟弟,叫许卫国。”说完,她自己坐在了许卫东的旁边,我就只好坐在她和许卫国中间。

李敏坐下以后,又开始向他俩介绍我。她介绍我时用了许多夸张的词汇,让我感觉脸红,不过我没有细想她为什么这么说。

李敏介绍完比就问我:“你喜欢吃什么?”

我说:“什么都行,我对四川菜不熟。”

卫国问我:“那你对什么菜熟悉?”

我说:“我对日本菜还算知道一些。”

李敏白了我一眼,然后说:“既然你对四川菜不熟,那我就负责点菜了。”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今天我和卫东请客,我知道你没有人民币,只有外汇券。”

我不记得那顿饭吃了些什么,只记得卫东说话比较多。他说四川饭店是他最喜欢的餐厅,因为邓小平就是在这里发表了他著名的“猫论”。他还说:邓小平能提出猫论并不奇怪。四川是个粮食生产大省,如何储存粮食是每个农民都面临的问题。邓小平是四川人,肯定从小就对养猫捉鼠之类的问题颇有心得。

我频频点头,感觉卫东这个人说话有板有眼,确实比一般的小摊贩要有头脑。我对那些摊贩的印象都不是特別好。每次我刚拿起一件衣服,对方就会大惊小怪说:“你穿这个太好看了!”夸张得完全没有说服力。

我频频向李敏使眼色,表示我已经认可了卫东。大概我的表情做得太笨拙了,李敏在桌子底下使劲踩了一下我的脚。

卫国插话说:“四川有个名菜叫烧鹅掌,你们知道是怎么做的吗?”

大家都摇头。

卫国说:“在一个盆里铺上木炭,把木炭烧红了,把活鹅赶到盆里,鹅掌就会烫出燎泡,然后再把鹅杀掉,把鹅掌砍下去,加佐料烹调。这样做出的鹅掌特別入味。”

李敏咧着嘴,好像要哭出来似的:“这么做真的很有必要吗?”

卫国耸了耸肩:“哪天可以试一试。”

李敏说:“要试你们俩去,我们俩可不去。”我以为她的“你们俩”是指的那兄弟俩,但她说话时挽起了卫东的胳脯,好像把自己吊在了卫东的身上,同时她嘟着嘴指向我。

我这才如梦方醒。再回想起李敏介绍我时使用的那些让我脸红的词汇,我恍然大悟:她要撮合我和卫国。

吃完饭,卫东要开车送我和李敏回家。我只想尽快脱身,就对李敏说:“我坐小车会头昏,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回家吧。”李敏表示她要陪我一起坐公共汽车,于是卫东和卫国两兄弟就开着他们的夏利车走了。

我和李敏一起沿着西单大街向北走,路两旁的商店里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声。默默地走了一段,李敏实在忍不住了,就问我:“你对卫国印象怎么样?”

我气冲冲地反问:“你不是想要介绍我认识一下卫东吗?你不是想让我看看你的男朋友吗?”

她“咯咯”地笑了,然后又问:“你生气了?你不喜欢卫国?”

我喜欢不喜欢卫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发现李敏和陆华一样,都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而接近我。成年后认识的人,大多都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接近你是为了办事,他们并不在意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这时更感到在懵懂无知的少年时代建立起来的友谊是多么可贵。只有之华在意我是什么样的人,只有之华会为我的“堕落”感到痛心。可惜,正因为我不再是她印象中的那个人,她和我分道扬镳,再也走不到一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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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haNew at 9/26/2018 05:47 快速引用
【小说连载】安纳: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7)
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17 日 由 舟巷

第七章 动乱时期的爱情



从北京饭店出发,沿王府井大街向北大约两公里,就到了首都剧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专属剧场。之华在上大学的时候曾去那里看过戏,据说是为了完成西方戏剧史课的作业。那时我还没有转到中文系,还轮不到我做中文系的作业。

自从我到北京饭店来上班,我就有了地利之便。1988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话剧《哗变》。剧本由英若诚翻译成中文。英还邀请了美国演员Charlton Heston来做中国版《哗变》的导演,这在当年算是文化界的一件盛事。10月份《哗变》上演后一票难求。而我中午散步时就可以去买票,晚上从容看戏,不用在售票处门前排队。

我一共看了七遍《哗变》,朱旭扮演的奎格船长深深地植入在我的脑海里,以至于多年后我在YouTube上看到1954亨福莱×鲍嘉的电影版奎格船长,竟觉得他演得不如朱旭带劲儿。鲍嘉版的奎格船长有点衰,而朱旭版的奎格船长,是一个神采奕奕精神健旺的偏执狂。

首都剧场建于1952年,那时中苏关系还在蜜月期。据说指导首都剧场设计、建造的苏联专家来自于土耳库斯坦,于是首都剧场就带上了中亚色彩。我每次去看戏,都喜欢提前半小时入场,不紧不慢地找到座位,坐下后有一搭无搭地翻看说明书。我通常买中等价位的座位,于是我就能时不时地看到一些城中名人走进剧院,坐到前排正中。当第二遍铃声响过,天花板上的巨型吊灯就开始渐渐变暗,左右两侧墙上的花朵型壁灯也渐渐暗淡下去。观众们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舞台上,而舞台此时还被厚厚的幕布遮挡着。我喜欢在这时看壁灯一点点地熄灭,直到壁灯中间花蕊似的灯丝完全暗淡下去。

首都剧场是一个与世俗生活相对照的魔幻存在。在这里,即使最普通的职员身上也透着戏剧性。我记得有一个中年男性售票员,相貌堂堂,一把好嗓音;还有一个中年女性检票员,身材纤细,眼睛炯炯有神,像个小精灵。他们的外型、表情和谈吐似乎都在提醒观众:你已经进入了一个戏剧的世界。



1988年底,一个寒冷的冬夜,我独自一人走进了温暖的首都剧场。剧场里的座位大约坐满了七成。我看第七排没人,于是就坐在了第七排正中。快开演的时候,有个人在离我三个座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他左右看了看,然后就坐到我身边来。他主动跟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我说我不是。他就说:“你是哪个报社的?我是《文化报》的郭言。”我说:“我不在报社工作。”

“那你在哪儿工作?”

“日本佳能公司。”我指指他手里的佳能相机。

他感到很吃惊:“你一个人来看话剧?”

我说:“是啊。”

“自己掏钱买的票?”

“对啊。”

他又问:“你知道今天演什么戏吗?”

我以为他不知道,于是就给他做了简单的介绍:“今天演的是《狗儿爷涅槃》,这出戏我已经看了四遍了。戏的作者叫刘绵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革前的毕业生。这出戏讲的是一个农民与土地爱恨纠缠的一生。 ”

“你一个外企白领,怎么会爱看这种农村戏?”郭言问。

我向他指出:你这个问题很幼稚。艺术的作用恰恰就是打破人与人之间,经验与经验之间的壁垒。我一个白领爱看这个农村戏,说明这个戏写得好。我还看了七遍《哗变》呢。按你的逻辑,一个人生活在中国,自然就无法理解发生在美国的故事。可是《哗变》上演的时候,售票处天天排队。

我还要长篇大论地展开,第二遍铃就响了起来。郭言想起我今天是第五遍看这出戏,于是小声问我:什么时候能拍出一张好的剧照?我很高兴他向我请教,于是表示要认真想想。在壁灯中间花蕊似的灯丝完全暗下去之前,我小声回答他:狗儿爷发疯之后,独自一人住在布满坟地的荒山坡上。在癫狂状态下,他看到了死去的老地主,于是发生了一场活人与鬼魂的对话。那个场景可以拍一张好照片。



我没有给郭言留下联系方式,因为我本来也没有私人联系方式。那是一个没有手机,没有呼机,也没有电子邮件的时代。不过这难不倒他,因为他是记者。他从电话簿上查到了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的电话。几天之后,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我接了起来:“你好,佳能公司,有什么可以帮您做的?”

郭言在电话那头儿哈哈大笑:“是我,郭言。你几点下班?我们一起吃饭,好吗?”

我们约在王府井一家餐厅见面。我比他先到,于是我就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拿出一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来看。过了一会儿,郭言到了,他问我看什么书,我就把书递给他。他说:“哦,我看过《百年孤独》,但是没看过这一本。这本怎么样?”我说:“特別好,比《百年孤独》还好。”

如果让我现在来评价,我当然还是觉得《百年孤独》更好,但是当年的我,总觉得《百年孤独》人人都知道,我必须得喜欢一般人不知道的。

郭言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也算是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但他毕业后就不再看书,因此对于最近几年出版的文学作品并不熟悉。他比之华更了解社会上正在发生什么。以对外企雇员的态度为例,他知道社会上有这么一个新兴的为外国企业工作的群体,他认为这是社会更加开放,更加进步的表现。不过,他对这个群体的理解非常表面化。他认为外企的女秘书们整天想的都是如何嫁给自己的老板。不过,他不像之华那样褒贬分明,嫌恶如仇,他认为女人就算想嫁给有钱人,那是很正常的,并非错误。他的很多观点我都不赞成,但他至少能认真倾听我的反驳,而不是像之华那样还没听完就怼回来。也许是因为我们还不熟悉,也许是因为他的职业习惯。

不知不觉就到了九点。我必须回家了。郭言陪着我沿王府井大街一直向南走到长安街上。晚上九点以后,公共汽车的频率要比白天低很多,我们等了很久还没见车来,于是就沿着长安街往西走。刚走过天安门城楼,我一回头,发现一辆10路就在我身后。我觉得不能错过这辆车,于是匆匆跟郭言道了再见,撒开腿向前跑。公共汽车超过我,我气喘吁吁地追上了它,在它关门的一剎那迈上了台阶。车启动了。我回头望去,只见郭言孤零零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下,看上去比刚才渺小了许多。广场上的灯光是一种黄澄澄的色彩,灯光下的一切都像是浸泡在一个温暖的梦境里。



只要郭言有演出票,他就会约我一起去看演出。他是文化记者,看演出是他的工作。据他说,认识我之前,他对演出都是能推就推;认识我之后,他经常跟別的记者抢票。我听了很高兴,这说明他喜欢和我在一起。

有天晚上,我们又去了首都剧场。幕间休息的时候,他带我来到大厅,在入口一侧找到一扇很不起眼的门。推开门,里面是一道楼梯。他走在前面,示意我跟上。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纤瘦的精灵一般的检票员也在看着我们。她显然知道我们要迈进一个禁区,但她并没有阻止。我跟在郭言后面爬上了窄窄的楼梯,到达了一个很小的房间。这个房间能俯瞰整个演出厅,有点像放电影时放映员所在的位置。面向演出厅的大玻璃窗是用单向玻璃做的。我们看得到外面,外面看不到我们。郭言告诉我:这就是导演观察演出效果的地方。他还说他跟今天这出戏的导演是好朋友,他不介意我们闯到他的工作间来玩儿。

我们在这个神秘的工作间里看了那出戏的后半场。这里的视觉和听觉效果都很棒,但我完全无法入戏。和一个男人离得这么近,这让我心神不宁。我仿佛能听到他的心跳。演出结束了,天花板上的吊灯慢慢苏醒过来。郭言在这时把我拉到他的身边,开始亲吻我。演员们回到舞台上,观众热烈鼓掌。那疾风暴雨般的掌声就像是为我们俩喝采。

从那间神秘小屋走出来,我们俩反而都沉默了。我们在冬日的街道上并排走着,就像谁也不认识谁一样。我多么希望他能像以往一样滔滔不绝,可他只是在我上车前说了一句简单的“再见”。我觉得很困惑,刚才还在不顾一切地亲吻,怎么忽然就变成了陌生人?回想当年在大学的时候,女生楼每晚11点关门。临近11点的时候,楼门前一对对的爱情鸟紧紧搂抱着,难舍难分,直到管宿舍的老太太出现,摇晃着手里的钥匙串,大声威胁着:“再不进来就把你们锁在外面,”那些情侣才不得不分开。

我觉得那么粘乎乎的才算爱情。我和郭言这样的,算什么呢?

我们仍然时不时见面,但我们从没有讨论过发生在首都剧场神秘小屋里的事情。我们也再没有过亲昵的动作。

当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给郭言打电话。他也没有私人电话,我只能给他的报社打。他是记者,不需要坐班。如果他不在,我就给他留言。他看到我的留言后就会给我打回来。他每次给我打电话,我都能接到,因为我朝九晚五必定在办公室坐着。这就在我心里造成了一种不平衡,似乎我在追求一个可望不可即的事物,而他却不需要追求,因为我总在这里等他。有时,我真想不接他的电话,让他也体会一下失望的滋味,但我却不能这样做。如果电话铃响超过三声我还没接,川岛小姐就会接,我不能让她接到我的私人电话,因为理论上私人电话是不应该打到公司来的。

我无法准确描述我对郭言的感情,於是我将我的困惑和痛苦称之为“爱”。我觉得我爱上了郭言。



冬去春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去二七剧场看戏。二七剧场离我外婆家很近。散场之后,我决定走路回家。从前,我们看演出多是在王府井一带,因为北京最好的剧场——首都剧院,北京音乐厅,中山公园音乐堂——都在那一带。每次看完演出,我们都会难舍难分,边走边聊,往往会一直走到西单,我才坐上公共汽车。这一次,我们刚走了没多久,就到了月坛公园。拐过月坛公园,再往南走500米,我外婆家就到了。我觉得不尽兴,于是我鼓起勇气抓住了郭言的手,拉着他进了月坛公园。我想展示给他看:我也有一个秘密据点。

我从小就在月坛公园里玩,对这里了如指掌。月坛公园建于1530年,是明清两代帝王在秋分日祭祠月亮神的地方。进了月坛公园北门,是一条笔直的大道,道两旁各有一座大殿,大殿周围有宽阔的草地,草地上有石子铺成的弯弯曲曲的人行道。顺着主路一直向南,就到达了月坛公园的核心建筑——祭台,也就是古代皇帝进行祭祠活动的地方。祭台是一个边长14米的正方形,高1.5米,四面都有台阶。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我们全楼的人都在月坛公园里搭帐篷露营。那年我十岁,和小伙伴们在祭台的台阶上跑上跑下,追跑打闹,还曾经摔破了膝盖。

我们一边走,我一边向郭言介绍,就像一个称职的导游。夜幕下的大殿黑黢黢的,仿佛隐藏着无数的秘密;平整的祭台反射着月光,倒像是襟怀坦荡,毫无保留。四下里静悄悄的,整个公园里似乎只有我们两个人。

走过祭台,就到了月坛公园的南园。南园原本是一个果园,并不属于月坛公园。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在这里学农。我们拔过草,摘过苹果。1983年,月坛公园扩建,把果园也收了进来。大部分果树都得以保存,空地上还挖了个池塘,建了几座亭子。这里人气最旺的是月下老人祠,祠堂前还有一个月下老人塑像。

月下老人是道教的神祇之一,为掌管男女婚姻之神。传说中,这位神祇有一本“鸳鸯谱”,记载着天下男男女女的婚配情况。只要这位老人认为“张三”应该嫁给“李四”,并且把这桩婚姻写在了“鸳鸯谱”上,那么张三未来就一定跑不了,左兜右转最后也得嫁给李四。这位神祇喜欢在月光下翻阅、整理“鸳鸯谱”,因而有“月下老人”之名。

自从月坛公园里建了月下老人祠,这里就成了青年男女最喜欢光顾的地方。热恋中的人都祈祷自己所爱的人正是月下老人写在“鸳鸯谱”上的那位。

不知不觉间,我们就走到了月下老人祠。这里是月坛公园的最南端。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我外婆家的那栋楼。我指着月下老人像,用开玩笑的口气让他猜:那座雕像是干什么呢?他把那座雕像打量了一下,从它的大理石脑袋一直看到它手里的大理石“鸳鸯谱”。四周寂静无声,仿佛连空气都变得凝重。 郭言笑着把我拉进他的怀里,再一次亲吻我。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看来他愿意让我俩的名字被月下老人写在一起。



第二天下班后,李敏来找我。自从那次在四川饭店吃饭,我就再也没和她来往过。当然,如果我们在楼道里碰见对方,还是会友好地打声招呼,只是那种姐妹般的亲密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她再也不会坐在我的折叠床上,和我一起讨论衣服的样式。她也不再找我借钱。

那天我俩回家的路上,她反覆向我表达她希望我和卫国交往。她认为我们四个人联合起来能做大事。我并不了解卫国,如果交往是为了进一步的了解,那倒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她的郑重其事反而把我吓退了。她给我一种感觉:这件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我们交往了两个月,我发现我和卫国不合适,我也不太可能轻易脱身。所以我最好还是不要跟那对双胞胎中的一位产生什么瓜葛。

李敏说有话要和我说,让我和她出去一趟。我们一起走出了楼道,下了楼梯,来到了大街上。

“什么事儿?”我问,“为什么不能在家说?”

“我怕你外婆听见,”她说,“我不想让她着急。”

“到底怎么了?”我感到莫名其妙。

她上下打量着我:“我昨天晚上看见你了。”

“在哪儿?”我紧张起来。

“月坛公园呗。”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怎么看见我的?你也在月坛公园?”我飞快地回忆,揣测她和卫东躲在哪个角落里。难道他俩也在祈祷月下老人的祝福?

“什么叫我也在月坛公园?”她义正辞严地说,“我跟卫东是正常交往,虽然是背着我父母,可我们都是未婚,我们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正当恋爱。”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你看不上卫国,我不怪你。人各有志,可是你为什么跟一个已婚男人交往?你这不是在毁你自己吗?”

“已婚男人?你认识郭言吗?你怎么知道他是已婚男人?”

“我根本不用认识他,我一看就知道。”

她能看清郭言吗?月坛公园那么黑,连我都看不清郭言的脸。李敏到底站在哪里?离我们有多远?看的是正面还是侧面?

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相信她的话。

我和郭言认识快三个月了。他身上有些东西很不对劲儿。他喜欢和我在一起,但他又缺乏单身男子应有的直率和激情。可是我也没有理由问他是否已婚。再说,我也不敢直面真相。我宁愿假设他是单身。

既然李敏提了出来,我就顺势答应她:一定要搞清郭言是否已婚。如果他已经结婚了,我就和他断绝往来。可到了第二天,我的勇气就消失了。我能做的只是不再主动给郭言打电话。奇怪的是,我不给他打电话,他也就不再给我打电话。于是我们的联系就中断了。这样一来,我更加看清了我们的关系的实质:我对他可有可无。

已经两个星期没接到郭言的电话了。上班的时候还好,毕竟有事做;下班以后的时间我感觉很难熬。首都剧场我也不敢去了,万一在那里碰上郭言怎么办?万一碰上他和別的女人一起怎么办?我一下班就回到外婆家。但是吃完饭,过不了十分钟,我又会坐立不安,再次出门。离外婆家四站地,在民族文化宫对面,有一家三味书屋。那是北京第一家民营书店,晚上营业到十点。郭言住在北京的东南,他是不可能出现在三味书屋的。

我站在三味书屋宽敞而宁静的店堂里。四周高高的书架,书架上满满的书,让我叹为观止,让我无法不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这种感觉倒是有助于我狂躁的心灵平静下来。



我连星期天都到办公室去。事实上,我最喜欢呆在办公室的日子就是星期天,因为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北佳公司送给佳能北京代表处一台激光照排系统——实际上就是一台电脑,里面装了一套激光照排软件。我按照说明书学会了简单的文字处理。我很快就发现了用电脑写作的优点:可以方便地删除和添加。

从前用笔写作,如果改动太多,就必须重新抄写一遍。用电脑写作就可以随意删除、增添,不需要再重新输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就已经非常习惯电脑写作了,以至于我已经无法一次性手写出一句完整的话了。

如果需要中文文件,村田先生通常让我先写一份草稿,他修改一遍,然后再让我打印出来。如今我已经完全放弃了手写,就只能交给他一份用电脑打印出来的草稿。他皱着眉头问:“我不是让你先写一份草稿吗?”我解释说:“这就是草稿啊!我现在都是直接用电脑写草稿。”任我怎么说,他也不能理解,他觉得我浪费了公司的资源。

他之所以不能理解,是因为在当年,日文文字的电脑化处理也还没有进入日常生活。八十年代后期,在如何实现中文数字化处理方面存在着两条道路:一条就是北佳公司准备走的路:借助日本已有的制造电子打字机的技术,将软件汉字化,从而造出中文文字处理机。另一条则是在个人电脑上安装办公软件。历史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但北佳公司却选择了前一条道路。

川岛小姐虽然比村田先生更年轻,更西化,但也认为中文文字处理机的道路是正确的。川岛小姐当时使一台日文文字处理机(word processor for Japanese)。这种文字处理机的外形很像一台传统打字机,和阿加莎克里斯蒂使用的机械打字机(mechanical typewriter)没什么不同,但它有两点革命性的改进。第一,它可以用数字标记来排版(tag-based markup for document formatting);第二,它有存储功能,存储的介质是磁带。虽然有这么两点革命性的改进,这种单一功能的文字处理机在数字时代的前景其实是十分有限的。

我看一眼川岛小姐的日文打字机,再看一眼我的个人电脑,我的直觉告诉我:与电脑强大的计算功能相比,单一功能的电子打字机注定被淘汰。不过,我没有向公司领导提建议,就算我提了也没人重视我的建议。我只是享受电脑写作的方便和快捷。我一天到晚坐在电脑前,显得像个重要人物。我的草稿全是用电脑打出来的。他们越是对我皱眉头,我越是暗自得意。

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到办公室来写作。1989年四月份,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四千字的长散文,描写了我暗恋的那位中学老师。那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我在报摊上一口气买了好几份报纸。大概过于激动了,报纸拿到手后我就把钱包留在了报摊。再回去找,谁都说没看见。



进入四月,我星期天再去办公室,除了写作之外,又多了一个愿望:期待接到郭言的电话。希望当然很渺茫,可如果我呆在外婆家里,则希望为0。

1989年4月16日,我照例来到办公室。下午三点,电话铃突然响了。我的心立刻狂跳起来。我拿起电话说:“喂”,电话那头有个人用英语说找某某某,一听就是饭店总机把电话接错了。我气哼哼地说:“打错了。”

刚放下电话,铃声再次响了起来。我以为又是那个打错了的客人,就没理。但是电话非常执著,响了一遍又一遍,我只好再次接了起来。没想到,竟然真是郭言。

“你怎么会在星期天打电话?”我惊喜万分。

“我一会儿要去天安门,”他说,“我就想试试运气,万一你在公司呢?”

“你去天安门干什么?”

“咦?你不知道天安门在发生什么?胡耀邦逝世了。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关心?亏你还是北大毕业生呢!”

我特別反感郭言用这种语气说话。每次他这么说,我都想把北大毕业证书找出来,在他脸前晃两下。不过,我昨天就知道了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却没有想到天安门广场,的确说明我头脑里的北大意识在降低。胡耀邦的逝世和北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大学生绝不会善罢甘休,如果我还在北大,我肯定要到广场上去。



说到胡耀邦,要从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然而,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因为那些问题都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遗产。比如农村的土地合作化是毛泽东提倡的,如果实行土地承包制就是背叛了毛泽东的遗愿。再比如1976年春天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的群众运动,毛泽东下结论说那是“反革命运动”,一些被判刑的人便得不到平反释放。很多人要求尽快纠正毛泽东犯下的错误,但毛泽东路线的继承者却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派认为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必须得到尽快解决,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甩开历史包袱,轻装前进。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主持了一场“什么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这次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形成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胡耀邦於1982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他的主持下,纠正了大量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他对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功不可没。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也受到了共产党内部保守派的反对。很多人认为改革过於激进,有可能会威胁到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胡耀邦与邓小平之间也逐渐出现了分歧。

1986年12月初,在安徽,有4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发起“要求进行民主选举”的游行。北大学生自然不甘落后,联合其它几个高校在元旦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打出了“不自由毋宁死”、“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等口号。这次学潮被当局镇压下来,事后,当局正式指责这一次学潮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

邓小平认为学生运动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在邓小平主持下,胡耀邦受到批评,最终被解除职务。

胡耀邦不是按照正常程序被罢免的,而是中共的老干部们觉得他不称职,私下商议了一下,就把他撤掉了。这种做法最起码是违背了“民主”对于程序正义的要求。胡耀邦的下台是学生游行的直接后果,因此学生们都对胡耀邦抱有同情。

然而,胡耀邦下台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并没有减速。北大新技术公司照样卖激光照排机,日本佳能公司照样在中国发宣传资料,北佳公司照样成立。我从北大毕业,成为一名白领。我的日子过得不错,于是我也就渐渐地把胡耀邦忘记了,直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传来。



下午四点,我和郭言在北京饭店南门外的人行道上见面。我们一起从王府井步行到天安门广场。我没有问他这些日子为什么没有给我打电话,也没有过多地表达见到他的惊喜。郭言是记者,他一定有内幕消息。他脸上的神情非常严肃,给我一种要出大事的预感。相比之下,男女之间的私情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郭言是不是已婚,就更加不重要了。时代即将掀起惊涛巨浪,为什么还要沉溺在个人的得失之中呢?

广场上倒并没有我想像得那么如火如荼。1976年悼念周恩来的时候,我并没有亲自来到广场,但我看过很多照片。印象中广场上人山人海,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摆满了花圈,花圈甚至遮挡住了须弥座上的浮雕。眼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只有两个花圈。相当一部分围观的人——主要是从外地来北京的旅游者——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摆放花圈的一个学生向围观的人群解释:“胡耀邦去世了。你知道胡耀邦吗?前中共中央总书记。”群众无动於衷,那个学生就伸出手,指了指花圈上的挽联。挽联上写著“胡耀邦千古”之类的话。有些围观的人点头,举起相机对着花圈。还有人看看花圈,看看学生,仍然是一脸茫然。

郭言捅了捅我,用尽量不易察觉的动作指向不远处的一个人,然后俯在我的耳边说:“看见那个人没有?是个便衣。”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看到一个个子不高,身材精壮,留着小平头的男子。对方很机敏,立刻就察觉了什么,朝着我俩冷冷地看了一眼,然后扭过头去。我哈哈大笑,笑得有点神经质,过了好几分钟才平静下来。郭言等我笑够了,就很自然地挽起我的胳膊,在我的耳边悄悄地说:“今晚到我家去,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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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haNew at 9/26/2018 05:48 快速引用
【小说连载】安纳: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引子)
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06 日 由 舟巷

引子 一一 枫叶为谁红

2014年10月20日早九点,我开车经甘比桥越过了福溪。

我一直望文生义,以为福溪是一条小河。一直到前一天晚上,我在谷歌地图上规划路线时,才对这条狭长水域心生疑窦。果然,维基显示,福溪其实是海水倒灌形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咸水。

维基上还说,2010年曾经有一条灰鲸从太平洋误闯进福溪。这名不速之客左冲右突,兴风作浪,两岸观众欢声雷动。只有海洋生物学家知道它们在受罪。两天之后,他们终于说服温哥华警察局派出了一条船,又让海岸警卫队调集了一条充气艇外加几艘单人皮划艇。几方协同作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这条迷途灰鲸送回了自己的家园。

这条消息勾起了我的隐痛。那年我正生活在加拿大,在温哥华电影学院上学,每天都要开车经过福溪上的甘比桥。为什么我竟然没注意到两岸人头攒动的盛况呢?嗯,想起来了。作业太多时我会乘地铁上学,全程40分钟,能读30页剧本。加拿大线是从福溪下面穿过的。是的,一定是这样,那天我正坐在车厢里埋头读剧本,不可能知道有一条灰鲸正在我头上的盐水里嬉戏,或者挣扎。

最近几年,每当我重返一个久违的地方时,快乐与悲伤就会交叉袭来。快乐,是因为辨认出我曾经存在的痕迹;悲伤,是因为发现了当年被我错过的景象。因确认而带来的快乐总是转瞬即逝;在短暂快乐之间充当过渡的,永远是疑惑、追悔和悲伤——那些被我于无知无觉中遗漏掉的生命信息,永不再来。



我是一个作家,曾经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我先生老辛毕业于一所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曾在一所社区大学教书。1990年代,他辞去教职开了一家餐厅。没过多久他又开了第二家。2003年我们第一次申请加拿大移民的时候,他和他的生意伙伴们已经有了五十家餐厅。在我看来,他开餐厅是心血来潮,就像侦探小说家给自己笔下的罪犯设计了一个情节,因为情节太精彩,忍不住自己戴上头套去抢劫了一把。等抢劫成功,他就会坐回到书桌前,把小说写完。

我们的移民申请是在2006年被批准的。那一年的10月份,我们全家——我,老辛,六岁的女儿和一岁的儿子——飞往温哥华办理落地手续。在机场办完了登陆,在社安局申请了社会安全号码(SIN),我们一家就成了加拿大的永久居民。下一步,我们必须搬到这里正式居住。

剩下的几天时间用来游山玩水,重点放在餐饮上。我们去了几家正餐厅,比如斯蒂文森海鲜馆、The Keg牛排馆;也去了简餐厅,比如北美遍地开花的Denny’s、加拿大独有的White Spot;快餐也要尝试,尤其是北京没有的Tim Hortons。有一天,孩子们抗议了,因为讨厌在餐厅里正襟危坐,于是我们按照旅游手册的指引,来到了斯坦利公园。斯坦利公园的名字和福溪一样具有欺骗性。名为“公园”,但只有一小片人工游乐设施,余下的则是一千多英亩面朝大海的原始森林。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在浓荫蔽日的森林里走了很久也没有看到路标,天色越来越晚,四下里杳无人烟,远处隐隐传来惊涛拍岸的声音。接连几次盲转之后,忽然发现面前有一座小木屋,屋顶上闪着霓虹灯:“The Teahouse”。我赶紧翻旅游指南,发现这竟是一家有名的餐厅,而且出名的难订位。简直是天意啊!我对领位员说:“你看,我们是从中国来的旅游者。”——我在瞬间忘掉了我们已经是加拿大永久居民了。好心的领位员在角落里给我们加了一张桌子。

回中国的飞机上,老辛对我说:以他目前的管理水平,他在加拿大开餐厅无法生存。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释放出了巨大的经济活力,但管理水平始终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一个人只要稍微用一点心,只要比平均水平多付出一点点努力,就可以获得不成比例的成功。而在相对成熟的加拿大市场,要想从无到有地创办一个公司,实在是太难了。

我这时才意识到:他已经入戏太深,永远不会再回到书桌前写作了。我们家就这样成了太空人家庭。所谓“太空人”,指的是夫妻中的一方带着孩子在外国居住,另一方在中国和外国之间分配时间。据说,“太空人”最早是由台湾人发明的,用于描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移民。1997年以后,香港人也开始流行这个词。现在轮到大陆人了。

我在2007年带着孩子搬到了加拿大。老辛一年两次飞来温哥华,每次呆上一个月。很多当地人对此感到奇怪:你们中国人竟然能为了移民而忍受夫妻分居?其实,谁都不是傻子,只要我们肯这样做,一定是因为得大于失。只是,怎么衡量得失,每个人的算法不同。

在中国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家有多少钱,每次有大的支出,还得专门向老辛要。这倒并不是因为老辛不肯把钱给我,而是因为钱是他挣的,放在他手里就是顺其自然的。他太忙,连把钱转给我都顾不上。当然,他对我的能力也并不信任。他觉得我一个学文学的,钱一多,脑子必须乱。他这种担心其实也不无道理。

但是,移民到加拿大,他对我再不信任也只能放手。我们家的钱陆续转到加拿大来。起初,我有我的账户,他有他的账户。第一年,我给自己报税。他发现我居然会报税,第二年就让我连他的也一起报了,只要他签个字就行。我会做的事儿越来越多,包括买房子和卖房子。这些都是在中国我连想也不敢想的。我感觉好极了。虽然我们的生活是不完整的,但从生物化学的角度说,快乐就是分泌多巴胺。我的多巴胺一点也不比别人少。

太阳底下无新事。几年之后,有些“太空人”家庭就破裂了。即使没有破,裂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家当然也是各种裂,不过还没到破的程度。其实在我和孩子搬到加拿大后,老辛一直打算把公司卖掉,踏踏实实地住在加拿大。但公司有很多股东,大家意见不一致,导致公司一直卖不成。老辛也曾经想过要把分散的股份买回一部分,但是我又不同意动用已经转到加拿大的钱。这只灰鲸已经进了福溪,我怎么能再把它放回太平洋呢?

加拿大移民身份的证明文件叫枫叶卡,相当于美国的绿卡,有效期是五年。如果五年内能够在加拿大住满两年,期满后就可以换领新的枫叶卡。如果在四年内能住满三年,则期满后就可以申请成为公民。2011年9月30日,我和两个孩子一起,正式宣誓成为加拿大人。而在第一个枫叶卡的有效期内,老辛在加拿大只住了大约150天。

2011年底,成为加拿大人之后三个月,我又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中国。因为加拿大移民法还规定:如果枫叶卡持有者陪伴加拿大公民在海外生活,则枫叶卡持有者在海外居住的时间可以被算作住在加拿大本土的时间。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中国,我总是说:为了保住我先生的枫叶卡。


我跨过福溪的时候,心里又是欣慰又是伤感。最近几年我虽然住在北京,但每年暑假我都会带着孩子来温哥华。我说不清我更喜欢哪里:中国还是加拿大?刚回到北京的时候,孩子们很不适应。我则是一开始不适应,过了半年左右也就习惯了,仿佛我从未离开过一样,加拿大的生活反倒成了梦。只是,每年刚过春节,我就会迫不及待地购买暑假期间北京——温哥华的往返机票。慢慢地,孩子们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觉得一年在北京住九个月也是可以接受的,反正将来上大学肯定是要回北美。然而,当我越过甘比桥,当温哥华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向我扑面而来的时候,一个让我吃惊的念头忽然闪现出来:如果老辛今天领到了新的枫叶卡,我是不是可以带孩子们回加拿大了?

“你的目的地就在左侧。”GPS突然大声说。

洪比是一条单行街,当GPS宣布我已经到达的时候,我正好在该街最左边的一条车道上。我左手边是一幢摇摇欲塌的建筑,外墙很脏,有烟熏火燎的痕迹,很多窗户上都钉着木板。移民局怎么可能在这一带?但是既然GPS这样说,左前方又正好有一个停车场,我于是立刻左拐进了停车场。

停下车,我到路边的收费机去交费。这时我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幢建筑,门口的号牌上写着1148。透过茶色玻璃可以隐约看到一个大厅,墙上画着一个巨大的枫叶。没错,应该就是那里。时间还早得很,我松了一口气。想起网站上写着“请不要过早来到办公室……我们只有三位雇员”。老辛的通知上写的是10:25分,现在九点刚过。

10:18分,我们走进移民局。我拿着老辛的通知走向保安。柜台上已经放着几张通知,有白色的,有粉色的,也有红色的。老辛那张是红色的。红色的是“最后通牒”。如果再不来领枫叶卡,就等于自动放弃了。

保安打开背后的一扇门,领着我们三人穿过一条走廊,进入另一个大厅。

这个空间的中心是连成一排的三个小隔断,我们坐在正对着1号隔断的地方,一个女移民官喊出一个长长的名字,只见一个印度老奶奶坐在轮椅上,被一个大胡子印度老爷爷推着向这边走来。之所以这一行人动静大,是因为除了这位老爷爷外,还有四位亲友。

老爷爷将老奶奶从轮椅上架起,扶着她坐到移民官面前的指定座位上。这时移民官大声说:“你的身体真健康啊!你有什么秘诀吗?”

我被这句明显的调侃逗笑了,赶紧捅了老辛一下,把这句话翻译给他听。我说:这个移民官看来心情不错,但愿咱们能摊到她。

老奶奶和老爷爷都不懂英语,由四位亲友中的一位充当翻译。因为翻译背对着我,我听不到他说什么,只听到移民官问:“你有多少孙子孙女?” 老奶奶嘟嘟囔囔地回答了些什么。接下来,移民官再次恭维她:“你真幸运!”

老奶奶签了字,领了卡,再被老爷爷抬回到轮椅上。从头到尾,这个移民官没有问过一个和居住时间有关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移民局对一份申请完全没有疑问,枫叶卡就应该直接寄给申请人。大多数人的枫叶卡都是这样领到的,只有很少一部分申请者需要面试。老辛需要面试,是因为移民局需要检查我的护照,以证明我的确在中国,而老辛确实在陪伴我。至于这位老奶奶,大概是移民局需要证明她依然活着。

1号移民官又喊了一个名字,一位中年亚裔男士和一个年轻小伙子一同走了过去。中年男是申请人。移民官问小伙子是谁,小伙子回答了。移民官说:“听着。如果我问他问题,请你翻译给他,由他来回答,你不能替他回答。”这句话听起来并没有问题,但我完全不记得她对那位老奶奶的亲友提出过类似的警告。她的语气与表情也与刚才截然不同,似乎她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这位男士和这位青年要耍什么花招,她必须打起来十二分精神,随时准备戳穿他们。

几轮问答下来,我已经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这位中年男士来自中国大陆。他之所以可疑,是因为他每次回中国都要从美国出入境。他们开车经和平门海关到达西雅图,再飞回中国。因为开车经过和平门海关加拿大边境局没有记录。不过,这一招已经被加拿大移民局识破了,从两年前起,申请人必须提交护照每一页的复印件。这样可以通过护照上中国海关盖的出入境章,来推测出申请人居住在中国的时间。这位中年男士不会犯这么过时的错误吧?

果然,移民官把他护照的每一页都看了,没有发现错误。但她仿佛不甘心似的,又问了一遍:“你为什么每次都要经由西雅图回中国呢?”

青年人把移民官的话翻译给他父亲,他父亲说了什么,青年人又把他的回答翻译给了移民官,移民官眉毛一挑,仿佛终于抓住了他的短处,高声质问到:“回家?你认为中国是你的家?”

我也吓了一跳,赶紧捅了老辛一下:“一会儿回答问题时要注意,千万别说‘我家在中国’。”

我不得不承认,比起那个印度老奶奶来,眼前这个中国男子,还有我和老辛,都不是一心一意以加拿大为家的人。很多加拿大人反感中国新移民,而中国新移民往往又觉得憋屈。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投资,我们给加拿大的经济做了这么大贡献,为什么你们对我们总是一张臭脸,反倒对印度老奶奶这种只能消耗加拿大福利的人笑脸相迎?我只能说:这是价值观出现了分歧。像老奶奶那种坐在轮椅上的人,哪儿都去不了,只能以加拿大为家了。加拿大人就会觉得她是自己人,照顾她是应该的。我们这种新移民,五年里连730天都住不够,明显的是机会主义者。

老辛的申请应该是完全合法、毫无破绽的。他依据的是“在海外陪伴加拿大公民生活,视作在加拿大本土生活”这一条规定。老辛申请的核心证据,其实是我最近两年一直生活在中国的记录。想到这儿,我神经质地伸手到包里摸了一下护照。护照在。每一页都在。

就在这时,我听到3号移民官在喊老辛的名字。


3号隔断移民官是个亚洲面孔的男士。他指了指椅子,请老辛坐下,问我是谁,然后冷冷地说:“如果我问他问题,请你翻译给他,由他来回答,你不要替他回答。”和1号移民官的措辞一模一样,看来这是针对中国申请者的标准警告。

他转过身去,在电脑上敲了一阵,然后长时间地盯着电脑。老辛坐着,我站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心里有些发虚。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冷场了两三分钟,他突然转过身来,怒气冲冲地对老辛说:“你在利用我们的系统!”

我愣了,完全不知道此言何出,也忘了给老辛翻译。见老辛没有回答,他抬起头,对我重复了一遍刚才的指责:“你在利用我们的系统!”

英语里“你”和“你们”是同一个词。我觉得这句话是针对我说的,于是就直接反问:“为什么?”

他说:“我们制定‘在海外陪伴加拿大籍的伴侣生活,可以视为在加拿大本土生活’这条法律,考虑的是拥有加拿大籍的一方不得不在海外生活、工作。也就是说,在你们俩之间,应该是你在中国工作,他在家做饭、看孩子,这样才符合加拿大的法律。”

我一下子就蒙了:是这样的吗?除了老辛的工作之外,我还填写了人道理由——他母亲身体不好,经常住院。但按照眼前这位移民官的解读,即使援引人道理由,也应该是我的父母身体不好,我必须留在中国。

恐慌转瞬即逝,我迅速镇定下来。“你们在利用我们的系统”——这说明申请在法律上是成立的,只是有钻空子之嫌。

讲真,我完全没有“利用”的心态。我压根儿就没想过究竟应该谁陪伴谁。我倾向于把规则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读,这种习惯已经深入骨髓,出神入化了。也许这就是“利用”吧。

也许是移民官对一位女性慌乱并带有歉疚的表情感染了,他的目光稍微柔和了一些:“我知道你是加拿大公民,我没有质疑你。我质疑的是他。他有没有在加拿大居住的意愿?如果我今天把枫叶卡给了他,下一个五年他怎么办?他能住够730天吗?”

说得也有道理,我犹豫了。

也许,老辛的确应该放弃。但我转念一想,管它呢,到下一个五年,我们肯定能想出新的“利用”角度。

我对移民官说:“只要他领到枫叶卡,立刻就会回来居住。”

他不说话了,开始在电脑上打字。我听着劈哩啪啦的键盘声,心中焦虑万分。突然,他停止了打字,转过头来再一次郑重地说:“如果他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不能履行在加拿大的居住义务,我劝他现在正式声明放弃枫叶卡,省得他耽误自己的时间。”

我无法把自己对形势的判断转告老辛,只能把移民官的问题一字不差地复述给他。这位移民官长着一张亚洲面孔,说不定就是中国人,能听得懂中文。我紧张地盯着老辛,担心他不加思索地说放弃。

老辛居然说:“我当然要来加拿大居住!”

我麻利地把他的回答翻译给了移民官。

移民官板着脸问:“打算什么时候来?”

这次我大胆添了点儿作料:“你打算什么时候来?反正我和孩子元旦一过就回来。”

老辛沉吟了一下说:“元旦左右还是太冷。我要来只能五月份以后。” 他的目光和语调那么诚恳,连我都相信了他两秒钟。



我和老辛走出移民局。老辛手里拿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用我三年北京生活替他换来的枫叶卡。

移民官也太天真了。他竟然想让老辛自己主动放弃。虽然下一个枫叶卡怎么取得还是个未知数,但我们会想出办法的。我们就是这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的生物。

我到底喜欢中国还是加拿大呢?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一直认为我更喜欢加拿大,但是这次帮老辛申请枫叶卡,本来两年就能完成,我却在申请过程中丢三落四,以至于拖了三年,拖到老辛被发了红色的最后通牒。我是不是故意的呢?那条灰鲸只是迷了路而已,它知道自己属于哪里。我呢?我真正的家在哪儿呢?

让移民官反感的,正是我这种思路。为什么你们要脚踩两只船呢?

因为我是第一代移民呀!在成为加拿大人之前,我已经有过一段说谎与算计、瞻前顾后、内心撕裂的历史了。我无法立刻与那段历史切割。你们现在是简单、正直的加拿大人,是因为你们的祖辈曾经和我一样是机会主义者。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的孩子,如果在这里长大,他们也会成为这种价值观的维护者。

就在那一瞬间,我下定决心要让孩子们回到加拿大。

枫叶为谁红?

(原文发表于《财新周刊》2018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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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安纳: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8)
发表于 2018 年 09 月 22 日 由 舟巷

第八章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


出于恐惧,我一直没有向郭言提出那个致命的问题。但他在指出一个便衣之后邀请我到他家去,我的关注点一下子就变了。我痛恨这个国家的集权统治对个人生活无所不在的控制。人民没有自由,无论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还是过不道德生活的自由。五年了,生活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我仿佛又回到了1984年的三角地,正在阅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到南校门去!到郭言家去!

越过郭言的肩头,我看到他背后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胸中涌动着反叛的激情,我挽起他的胳膊,好像上战场一样,毅然决然地说:“走。”

我们开始往天安门广场外围走。八十年代末,中国人的居住空间都很狭窄,有些家庭甚至三代人住在一间臥室里。年轻人约会的最常见方式就是散步—又被戏称为“压马路”。四月中旬,冬去春来,广场上很多成对儿“压马路”的人,正在尽情地释放着被压抑了一个冬天的欲望。

一对对搂搂抱抱,卿卿我我的恋人从我身边走过。我不禁略带嫉妒地想:他们中间会不会有人是背着自己的配偶在这里发展婚外关系呢?我对郭言说:“从1到10,你随便挑一个数字”。他感到莫名其妙,犹豫着说:“5?” 我说:“好”。我在心里默数,等到第五对男女与我们擦肩而过时,我出其不意狠狠地瞪了那个男人一眼。对方被吓了一跳,脸上露出仿佛看到疯狗一样的厌烦表情。

我叹了口气,对郭言说:“我有个朋友,她可神奇了。随便一对恋人从她身边走过,她就能看出哪一对是正常的谈恋爱,哪一对是已婚的人在偷情”。

郭言笑着说:“这有什么?我也能。”

“你也这么厉害?”我非常惊讶:“为什么只有我不能?”

郭言眯起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仿佛受到了污辱:“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呗,有必要这么曲里拐弯吗?”

我张口结舌,无比尴尬。形势急转而下,那个如鲠在喉的问题,现在变得问也是愚蠢,不问也是愚蠢。但我还没有完全丧失常识。在郭言以守为攻,义正辞严的外表下,我看到了他的虚弱。问题其实非常简单:既然他知道我在想什么,如果他没结婚,他早就应该大大方方地告诉我了。

我的心在向下沉。我抬头望向远方,看不见的凉意在空气中无声地波动。

郭言的表情缓和了一些,他搂住我的肩膀,一字一顿地说:“我结婚了。一直没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失去你。我们俩已经分居了,很快就会离婚的。”

如释重负的眼泪涌上我的眼眶。我真希望这时李敏出现在我的对面,那样我就可以大声质问她:“他已经分居了,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我们在前门吃了晚饭,然后一起坐车去他家。郭言住在方庄。我从来没去过那一带,但我一点也没注意我们的乘车路线。我知道等到明天早晨我上班的时候,这会成为一个麻烦,但我毫不在意。我的注意力全在郭言身上。

我们到他家时,夜已经很深了。郭言住的是单位宿舍—在一套三居室公寓中拥有其中一间臥室的使用权。他打开公寓的单元门,我的眼前出现一个光秃秃的客厅,天花板上有一根电线,电线上吊着一个灯泡。这个客厅就是大家共享但无人照管的公共空间,和我外婆家的楼道一样。

从另外两间卧室的门缝下透露出灯光。我们蹑手蹑脚地溜进了郭言的卧室。卧室里的家具很普通,和我外婆家的差不多,都是强调使用功能,谈不上美学。不过,郭言出差很多,所以他收集了一些纪念品,这是我外婆家没有的。自从“被娘家上赶着送来”,我外婆一次也没出过北京。

我正在观赏郭言的纪念品,他忽然问我:“你要不要喝水?”

我说:“好。”

他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一杯热水回来,放在餐桌上。

我问:“你去哪儿烧水?”

他说:“厨房。”

我就想:他们也有个公共厨房。

我坐在餐桌旁喝水,他坐在餐桌对面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又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拿了一把刀。

我问:“你拿刀干什么?”

他用刀指着我:“把衣服脱了。”

我愣了:“你说什么?”

他说:“照我说的做。”

我很生气:“我不信你真敢杀了我。”

说完,我站起来就往外走。这个房间非常小,餐桌离门就两步。我几乎是原地不动一伸手就能把门拉开。他一见我真要走,赶紧把刀扔在桌子上,从后面一把抱住我。

我的后脖梗子上能感觉到他呼出的热气。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抱着我喃喃地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第二天早晨,阳光刚刚从窗帘后朦胧地射进来,我就从床上爬起来,穿好了衣服。郭言说:“你不是九点才上班吗?”我不敢直视他。我感觉我们就像两个合伙抢劫了银行的罪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从此再不见面。我拉开门,轻手轻脚地穿过客厅。我仿佛听到郭言在我背后说:“我给你打电话”,但我没有确认。

郭言的公寓是一梯两户结构。我刚关上身后的门,对面的门里就传来一声咳嗽。我拔腿就往下跑。下面一层,左右两个门内都有人穿着拖鞋“踢里踏拉”地走动;再跑下一层,左右两个门内传来锅碗碰撞的声音;再下一层,门内的母亲正在高声催促孩子穿鞋。我仿佛能看到母亲已经把手放在门把上了。我拼尽了全力向下跑,就像一条鱼死命地撞向鱼网。

冲出了小区,穿过了马路,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站上立着五、六个站牌。我研究了一会儿,发现有一趟25路可以到达永定门。根据我对北京的了解,只要到了永定门,我肯定能找到去前门的车。只要到了前门,我走着都能回到北京饭店。实际到了永定门后,我发现了更方便的106路。这趟车并不经过前门,而是经崇文门向北,直接把我带到了东单路口。

坐在106路上的时候,我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了一点。回想昨晚发生的事,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根据我阅读爱情小说的经验,男女关系发展到性行为,往往是因为男主对女主深深的欣赏与迷恋。可是郭言有欣赏与迷恋我吗?好像没有。

后来他又说了几次“对不起”。据他解释,他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破冰,所以才想出那么一个馊主意。当时我依偎在他的怀抱里,感觉他有些冒傻气,感觉他笨拙得滑稽。而现在,沐浴在残忍四月的晨光里,我的头脑清醒过来,于是我感觉到了缺失和遗憾。这能算是一段美好的关系吗?

我想摆脱不快乐的思绪,于是打开随身携带的walkman。那里面装的是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按下播放键。崔健苍凉粗犷的声音炸响在我的两耳之间。

由崔健我想到了胡耀邦。崔健在1986年以一首《一无所有》从地下状态一跃而为大众耳熟能详的歌手,此事绝对与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宽容有关。在1986年之前,摇滚音乐一直受到当局的压制,据说在申请演出许可证的时候,主管当局有规定:每场演出的摇滚歌手不能超过三个。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在美国,世界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作曲作词,邀请美国众多明星一起演唱了《We are the world》,在香港和台湾,由罗大佑主创,众多明星一起演唱了《明天会更好》。在各行各业都热衷於“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大跃进氛围下,当大陆作曲家郭峰提出:我们也应该举办一台向“国际和平年”致意的晚会时,文化部门立即给予了支持。

这台晚会几乎包括了当时最有才华的歌手—无论他们做的是何种类型的音乐。在此之前,崔健刚刚在一个音乐比赛上铩羽而归。《让世界充满爱》给了他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记得之华看了晚会的现场直播之后,第二天惊喜地告诉我:原来中国也有摇滚歌星,这个人叫崔健。他登上舞台的时候,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破衣服,两只裤脚一头高一头低,简直是太酷了!

也有一批老派人士不喜欢崔健。崔健翻唱的《南泥湾》就惹得一些老革命大发雷霆。《南泥湾》是一首革命歌曲,描述了红军在陕北垦荒的故事。在老革命们看来,这么一首经典革命歌曲,被崔健的摇滚版糟蹋了,这是不能接受的。崔健于1987年被北京歌舞团开除。这个时间点也与胡耀邦下台吻合。所以,崔健的起落绝对是与胡耀邦的起落有关。

崔健的专辑我听得滚瓜烂熟,再加上崔健并不是咬字很清楚的歌手,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我听崔健都是为了体会一种韵律和氛围,很少深究他唱的是什么。但在那个四月的清晨,在我逃离犯罪现场的路上,我突然听清了他的每一句歌词:

“脚下的地在走,

身边的水在流。”

“我不要离开,我不要存在,

我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他宣言式的歌词刺入我的情感迷雾,精心安排的繁复配器又让我躁动不安。我不要离开,我不要存在。我希望世界天翻地覆,一切从头开始。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



我神情恍惚地进了办公室,像梦游一样洗了茶杯。此时还不到八点。我刚把茶杯擦干,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也到了办公室。他们见了我,感到非常惊奇,村田先生还笑着赞赏说:“小王,这么早就来上班了!”只不过,他笑得有点心不在焉。他们刚一坐下,日本总公司的电话就打了进来。东京时间比北京时间早一个小时,平时东京总公司总要在东京时间早上十点才会给北京打电话。今天东京方面一上班就迫不及待地和北京联系。更奇怪的,是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居然预测到了这一点,今天提前一小时就来上班了。

电话大约持续了十分钟。村田先生基本上没怎么说话,只是时不时毕恭毕敬地说:“はいはい(是,是)。”放下电话,村田先生就和川岛小姐开始了讨论。他们语速很快,表情也很激动,我完全听不懂—我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日常对话。我把沏好的茶端给他们,他们连一声“谢谢”都没说,就好像我是隐身人。我退到角落里,坐在那台装有激光照排系统的电脑前。

我倒不介意被忽略,因为我心里有另外的纠结。曾经有一次,我连续两天穿同一套衣服上班,川岛小姐就对我说:“你不要连续两天穿同一套衣服上班,这样別人会认为你没有回家睡觉。”我这才知道原来日本文化里还有这种说法,赶紧谢谢她提醒我,此后便再也没有两天穿同一套衣服上班。昨天是星期天,不是工作日。川岛小姐并不知道我现在这身衣服是昨天穿过的,可这身衣服是休闲款,穿着休闲服来上班多少还是有些不妥。最好他们俩整天都不看我一眼,就当我是透明。

偏偏村田先生这时喊我的名字。我小心翼翼地转过身来,发现他和川岛小姐两人一起盯着我。我感到很不自在,手都不知道放在哪儿。

村田先生问:“小王,1976年的时候你在北京吧?你感觉现在的形势和1976年是不是很像?”

“我,我,”我结结巴巴地说:“1976年我还在上小学。一开始好多人都去广场,我还和我小姨一起去邻居家做了花圈。后来老师突然不许我们去广场了。我们做的花圈都没送出去。”

川岛小姐“咯咯”地笑起来。村田先生也笑了。他们俩人放过我,重新开始用日语争论。

我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支着耳朵努力听。这一次,我听出了更多的东西,因为川岛小姐的日语里夹杂着英语。原来,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日媒非常关注中国的政局变化,判断将有大事发生。而当时以美联社为主的西方新闻界,普遍认为胡耀邦是一个已经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他的逝世不会对中国政局造成多大影响。川岛小姐是年青一代,喜欢读英文报纸。当村田先生援引日媒的说法时,川岛小姐就援引英文媒体。这是他们俩的主要分歧点。

那么,这一切和佳能公司有什么关系呢?以下便是我的推理了:据我所知,佳能公司正准备在大连建一个组装工厂,作为全面进入中国的第一步。如果这个项目取得成功,未来佳能公司将会考虑把制造中心转移到中国大陆。可如果中国政局发生动荡,佳能公司就必须重新考虑投资的可行性,毕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后一届政府不承认前一届政府簽的合同,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于是,总公司一大早打来电话,询问北京事务所对形势的观察和判断。

我正想着,村田先生又喊我的名字。他想知道我今天上班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都看到了什么。偏偏我今天走了不同的路线,没有经过天安门广场。我支吾着说:“嗯,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有花圈,嗯,好像没有1976年多;嗯,广场上有很多人,嗯,也说不好他们是旅游者,还是来悼念胡耀邦的。”

我模棱两可的回答让他俩陷入沉思。村田先生皱着眉头,手托着下巴,好象牙痛病犯了;川岛小姐直勾勾地瞪着我,好像我的脸上写著答案。

我心里万分惭愧,真想化为无形,或者找个地缝钻进去。

村田先生又问:“小王啊,你中午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去广场上拍些照片呢?”

我仿佛得到了假释一样,立刻兴奋起来:“当然能啊!您让我用哪款相机?”

村田先生一挥手,慷慨地说:“你想用哪个就用哪个。”

我觊觎公司的相机已经很久了。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客户来访时演示各种机器的使用方法。我并不缺乏玩相机的机会。如果没有其它更重要的事情,我随时都可以从样品柜里取出相机,对照着说明书练习操作。不过我的相机里面没有胶卷,很多听起来很美好的功能从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比如佳能公司的拳头技术“自动对焦”,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用自动对焦技术拍出的照片,你怎么知道这个功能有多神奇?

我当即向川岛小姐申请了一笔经费,到王府井大街上的中国照相馆里买了五卷富士胶卷。当时北京最常见的胶卷有三个牌子,最贵的是柯达,其次是富士,最便宜的是国产品牌乐凯。国产商品最大的问题就是质量不稳定。乐凯表现好的时候与柯达富士不相上下,但如果出现问题,你就丟失了一闪即逝,永远无法复制的瞬间。我是把可靠性放在第一位的,绝对不会考虑乐凯。至于弃柯达而选富士,那是因为我已经对日本公司产生了一些亲近感。

中午吃饭时间到了,我从公司样品柜里拿出我最喜欢的EOS系列。要想拍出广场宏大的气势就得带上28mm的广角镜头,要想拍出青年学生的脸部特写,就得带个135mm的长焦镜头。我拿出了公司仅有的一个摄影包,把相机、镜头、胶卷都装进包里,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



越过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就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东北角。远远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望去,我的第一感觉是今天广场的学生确实比昨天多。不仅人数多, 而且显得更有组织。昨天似乎是三三两两的学生自发前来。今天来的学生都是成建制的,各个学校的方阵都打着本校的旗帜。有的旗下聚集着几十人,有的则有几百人。

人民英雄纪念牌仍然是活动的中心。这座天安门广场上最醒目的建筑分为三部分:基座、须弥座和碑身。游客顺着台阶登上基座,既可以凭栏远眺天安门广场,也可以绕着基座走一圈,欣赏须弥座上的14块浮雕。在1976年纪念周恩来的活动中,花圈堆满了基座,令人们行走困难,于是悼念者们就开始把花圈摆到了须弥座顶端。故而在判断运动的规模时,我脑海里一直有个标准:如果花圈摆上了须弥座,那么这事儿就算闹大了。

我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去,离纪念碑还有一百多米,我看到两个年青人爬上了须弥座,他们的同伴从下面将花圈递给他们。上面的学生没有任何保护,看起来很危险。不过他们都身手敏捷,轻而易举地就接住了同学们举上来的花圈,再将它们摆到须弥座上。长长的挽联垂了下来,遮住了浮雕。风吹过来,挽联随风轻轻飘荡。下面的人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这两个年青人刚下来,紧接着又有两个人爬了上去。

我选位置,选角度,换镜头,取景,调焦,按快门,忙得不亦乐乎。

旅游者的数量和昨天差不多,但他们对话里透露出的信息与昨天截然不同。昨天,大部分旅游者不知道学生们在做什么;今天,很多旅游者是专门到广场来观察形势的。在1980年代,信息的传播往往靠人员的流动。等这些旅游者回到自己的家乡,有关北京悼念活动的消息就会传播开来。

一阵响亮的哀乐传来。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发现在广场西侧正对着人民大会堂的地方有一面“北京大学”的旗帜,声音就是从那里传来的。我转身朝着北大的旗帜走去。旗帜下面似乎聚集了几十个学生,只是这群学生又被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不时礼貌地说:“请让一让。”人们回头看到我胸前的摄影包,以为我是专业记者,立刻友好地给我让出了一条通道。我像剥洋葱一样穿过一层一层围观的人群,一直走到纠察线前面。纠察线是由二十几个年轻小伙子组成的,他们手拉手形成一道防线。

一个纠察队员瞪着我,严肃地问:“哪个学校的?” “北大的。”我理直气壮地说。他又问:“哪个系的?” 我刚想说“中文系”,忽然意识到我已经不是中文系的学生了,我的人事关系是科技开发部。但科技开发部听起来太成年人,太不酷了,于是我欲言又止。他见我答不上来,就判断我不是北大的,不必再搭理我。

我想起了当年的北大保安:“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我还有北大工作证,以后我要随身带上。但工作证更清楚地说明我不是个学生。北大学生有先锋意识,也有一种使命感。他们负责振臂一挥,大众负责跟随。尽管我毕业还不到一年,但从定义上说,我恐怕已经沦为大众了。

我无奈地停留在圈外。就在我从外围向核心挺进的过程中,哀乐结束了,有人拿着扩音器带领大家唱《国际歌》。《国际歌》结束后,拿着扩音器的学生开始向大家介绍情况:

“同学们,就在十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意见。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介绍了全国的教育状况。教育经费短缺巳经成为教育发展的瓶颈。参加会议的胡耀邦从一开始就紧绷着脸,脸色就十分凝重,后来他的脸色越来越灰暗。会议开了约四十多分钟,他终于挺不住了。他站起来,想向主持会议的赵紫阳请假,刚说了声:“紫阳同志”,就失去意识,摔倒在地上。十分钟后,医护人员到达,对他进行了抢救。并把他转入北京医院住院观察。几天后,他终于还是去世了。同学们,胡耀邦是为中国教育的前途呕心沥血而死的!”

不管他讲的是否事实,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听到对胡耀邦去世前后的完整描述。这个学生很会叙事,他把胡耀邦与高等教育联系在了一起,为大学生的悼念和抗议赋予了正当性。

每个听众的脸上都露出凝重的表情。片刻的静默过后,这个学生指出:教育经费短缺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瓶颈。但是钱到哪里去了?他盯着大家,明亮的眼睛毫不躲闪地与听众进行着目光交流。等到听众的情绪酝酿得差不多了,他就开始带着大家喊口号:

“打倒官倒!”

“铲除腐败!”

“教育救国!”

“自由万岁!”

“民主万岁!”

“法制万岁!”

群众的热情被点燃,口号声震云霄。

喊完了口号,另一个同学走上前来,接过扩音器,开始带领大家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凭我的经验,这场悼念仪式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正在琢磨着下一站去哪里, 一群人忽然开始向纪念碑的方向跑去。奔跑的人仿佛是洪水,能将两岸的泥沙裹挟吞没。很多围观者都跟着跑起来。我也盲目地跟在大家后面跑。事实上我不跑也不行,如果不跑我很可能遭到踩踏。我看不清脚下,只能感觉到脚下发出“沙沙”的响声。地上全是纸,一会儿踩到一张传单,一会踩到一朵纸花。纠察圈子也被冲散了。《义勇军进行曲》唱得有头无尾。

我突然感觉肩膀上一轻。回头一看,一个男人抓住我的摄影包的肩带,正要把我的摄影包抢走。我下意识地一手按住包,一手去抓回带子。他也用力地拽那根带子,我们俩好像拔河一样。我大声喊:“抓小偷”,同时放弃了肩带,两只手臂一起紧紧地护住摄影包。我想:带子拽断不要紧,只要摄影包在我手里就行。我一喊,周围的人就放慢了脚步,开始左右张望。那个男人一松手,立刻消失到人群里不见了。

整个事件前后不过几秒钟。人们继续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方向跑,就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惊魂未定,赶紧离开了广场。



进北京饭店之前,我检查了一下相机,发现我已经拍了36张照片。135胶卷的标准张数是36张,但有时候能多挤出一张来。我到了11楼,正好看到小肖在值班,于是我说:“小肖,我给你拍张照片吧。”小肖说“好”,马上点起一棵烟,摆出一个很酷的姿势。我“咔嚓”按下了快门。快门响过之后,相机里就响起了自动倒卷的声音。我果然挤出了37张。

我把胶卷送到中国照相馆,选了一小时快速冲印。一小时后,我取回了洗好的照片,路过服务台的时候,就把小肖那张交给了他。他拿着照片,啧啧称赞:“佳能相机真不错。”然后又指着我手里的信封说:“你还照了些什么?都拿出来让我看看。”

我把信封递给他,然后一张一张地给他解释:“你看这张,我用了自动测光技术。这个人的脸本来是逆光的,但EOS的取景框中有一个小方框,把小方框对准这个人的脸,就能测出这张脸所需要的准确的曝光。”

“你看这张,我用了自动对焦。我把焦点对准花圈上的挽联,让挽联上的字显得相对清晰,而花圈相对模糊,这就能突出挽联上的字。”

小肖频频点头。我一边把照片装回信封,一边得意地说:“好了,该给村田先生交作业去了。”

小肖忽然露出担心的表情:“村田先生让你照的?”

“是啊,怎么了?”

“你可得小心点儿,別让安全部把你当成间谍抓起来。”

我说:“都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事情,又不是国家机密。”

“你太天真了,”小肖撇撇嘴,“什么是机密什么不是机密,可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我还是不服气:“广场上那么多人都在拍照,难道安全部会把照相的人都抓起来?”

小肖说:“自己留个纪念,那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把这些照片交给外国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说:“好吧,谢谢你,我小心点。”心里却十分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小心。

下午,村田先生接了好几个东京来的电话,每一个电话都很长。他低着头,弯着腰,姿态十分谦恭地聆听上司的训示。也许是北京办公室提供的资讯无法让总公司满意?我拍的那些照片看来没起到什么作用?看到村田先生低三下四的样子,我真替他难过。

下班的时候,心事重重的村田先生再一次嘱咐我:“小王啊,你下班的时候把相机带上,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再拍几张照片。”

当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又想起郭言来。我对昨天发生的事还在耿耿于怀,我觉得他根本不爱我。不过我告诉自己:就算他不爱我,我也可以利用他。我看过一些间谍小说,间谍们掩饰身份的常用手段就是假扮成一对恋人。如果我们俩一起去天安门,安全部的人就不会注意到我,因为我们看起来就是一对“压马路”的普通人。不管中午那个抢相机的人是安全部的人还是普通的抢劫犯,只要郭言在我身边,肯定会极大地减少我被抢的概率。

早上分手时,我似乎听到郭言说晚上给我打电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电话却一直没响。 当然,他是记者,报社可能派他去全北京的任何地方做采访。今天交通又不太好,也许他不能及时回到办公室。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如果只有我自己,我肯定再也不敢带EOS去广场了。我打开样品柜,选择了一款AF35M。 这款相机体积小巧,名为autoboy(自动男孩)。在中国市场上,它被叫做“傻瓜相机”。意思是说它的操作非常简单,即使一个傻瓜也能用这种相机拍出好照片来。

我把“自动男孩”握在手上,翻过来倒过去地看。正要离开办公室,我忽然发现电话机上标志着“留言”的小红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正在一亮一灭地眨眼。我赶紧拿起话筒,给留言中心打了查询电话,却被告知并没有留言。我放下听筒,小红灯灭了。这不是逗我玩儿吗?没有留言你瞎亮什么!



我回到外婆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推门一看,发现屋里一片漆黑。月光透过玻璃窗洒进屋里,我只能依稀看到外婆盘着腿坐在床上的剪影。

“您怎么连灯都不开?”我问,“非要这么省电吗?”说话间,我把屋里的灯打开了。这下我更吃惊了,我发现她戴着一副墨镜。

“您这是干什么呢?”我问,“您怎么在黑暗中戴着墨镜啊?”

她缓缓地把墨镜摘下来,露出两只又红又肿的眼睛。骤然暴露在灯光下的一对浮肿的眼皮剧烈地颤抖了两下。她赶紧又把墨镜戴回去了。

“您到底怎么了?”

“我以为你出事了。”她哽咽着说,“我哭了一夜。”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能出什么事儿啊?我,我这么大的人了,我能出什么事儿啊?”

“这么大的人怎么就不能出事?上个月,月坛公园就有一个女的被杀了。”她的眼泪从墨镜下流了出来,我赶紧找手绢:“別哭了,別哭了。是我错了,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以后我再有事儿,一定提前告诉您。”

她平静了一些,然后又问:“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

“我,跟朋友去天安门广场了。”

“你还真去天安门广场了?你外公说你可能去天安门广场了,我说你不会去那里。你觉得你可能是交了个男朋友。”

我心里飞速地权衡着到底哪个答案更好。如果是为了让她放心,那我应该说是去和男朋友约会了。但那样一来,她必定要追问男朋友是谁,做什么工作的,能不能带来给她看看。

我没有说话,就算是默认了天安门广场。她拉住我的手:“你可千万不能去闹事啊!跟政府作对不会有好结果的。再说,你现在也不是大学生了。大学生犯错误,政府总是能够原谅的。”自从我成年后,我对于和她的任何身体接触都感觉不自在。我下意识地把手抽了回来。但是我随即又感到后悔。如果是陆华,一直会乖乖把手留在那里让她握。

我再三向她保证:我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我不会参与任何抗议、游行。

她似乎相信了我,转而问:“你饿不饿?”我说我不饿。

我不饿,也不想刷牙洗脸。我打开我的折叠床,连衣服都没脱,就直接躺在床上。我关上了灯,外婆还盘腿坐在床上。我盯着她的背影看了一会儿,发现她不是静静地坐着,而是轻轻地有节奏地左右晃动。

往事浮上心头。我依稀记得:每当她遇到重大困境时—比如居委会重新开始新一轮对她的调查,她就会这样一夜一夜地坐着,左右摇摆,思前想后。但那已经是1976年以前的事情了。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用这样的姿势坐着。

有那么严重吗?我想。不就是一个晚上没回来睡觉吗?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睛,我眼前就出现外婆来回晃动的剪影,她仿佛盘着腿坐在惊涛骇浪之上。

看来我的谎言没有骗过她。去天安门其实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那只是一次性的。她知道我对政治并不狂热,最多就是去看看热闹,再说我也已经向她保证了我不会再去。她应该是猜到了这件事和男女有关。如果我有了男朋友,那我就会不断约会,然后结婚,从她家里搬走。这才是她担心的。

去年七月我搬到外婆家不久,就遇上了“价格闯关”。“价格闯关”是赵紫阳主导的一次取消价格双轨制的改革。1978年以后,政府想给计划经济打一剂强心针,于是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之后生产更多的产品,把多余的产品用“议价”出售,利润由企业自己决定如何分配。这导致了每种商品都有两种价格:国家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对于企业来说,按国家计划价格出售商品没有利润,于是企业尽量扩大自主权,企图将产品按市场价格出售。于是就造成了事实上的通货膨胀。

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一批被称为“官倒”的腐败分子。所谓“官倒”,就是以计划内价格买到国家控制的商品,然后再用高价在市场上卖出。1988年8月,国务院作出了“价格闯关”的决定,意在取消价格双轨制,让商品价格全部由市场来决定。8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宣布在未来五年内逐渐取消计划价格,直到全部商品以市场价格流通。通知一播出,8月19日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风潮。每个商店门外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些商店害怕遭到抢劫,只把门打开一道小缝,顾客把钱递进去,营业员把货递出来。在某些省份还发生了银行的挤兌风潮,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面临空前挑战。中央只得于8月30日发出紧急通知,宣布正式中止价格改革方案的执行。

在“价格闯关”的十天里,我外婆每天都忙于抢购。我一回到家,她就吩咐我去看看哪个店还开着门,不论卖什么都要买点回来,哪怕是卫生纸。我说我不去,上了一天班,晚上就想休息休息。外婆说:“休息?你枕着一百元睡觉,一起床就只值10元了。”她就给我讲她经历过的1948年金融大崩溃:买一斤玉米面要用100斤钞票;把钞票一张接一张地铺开达二里半,才能买一尺布。这就叫“钱毛了”。

我理解她的恐慌。她和我外公的唯一收入就是我外公的退休金,而自从外公1981年退休,这笔退休金连续八年维持在同一数字上,可物价却已经上涨了大约一半。但是我不同,我是现役劳动者。于是我说:“您放心吧,有我呢。物价上涨,我的工资也会上涨。或者更确切地说,物价上涨正是因为我的工资上涨。”

“那赶情好,”她说,“只是年轻人都靠不住。一旦你有了自己的家,你就光顾着你的小家,再也想不起我来。”

“我不会的。”

“说说而已,到时候你就变了。你妈妈怎么样?当年说得比你好听一百倍,说等她大学毕业就带我全国到处旅游。结果呢?她自己跟一个小白脸跑了。”

“不就跑到天津吗?天津又不远。”

“说是不远,一年才回来一趟。”

“放心吧,我连天津都不去。我爱北京天安门。”

“哎,那敢情好。只是我连自己的闺女都指不上,还能指得上外孙女吗?你姓的是你爸的姓,你算外姓旁人。”

“好啦好啦,不是您把我养大的吗?”

寂静的深夜里,去年的对话一遍遍在我的脑海里回放,扎心一样地疼。她担心我结婚另组家庭,而我的问题恰恰在于我爱上的是一个已婚男。生活,就是这么充满了讽刺。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和我外婆的力量对比中,她实际已经占了下风,成了一个弱势的人。假如我能意识到她比我更脆弱,我也许会表现得更加宽容和慷慨。至少我会再次甜言蜜语一番,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对我的关爱。 我会保证照顾她的晚年,无论我自己的生活如何改变。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郭言已经足够我头疼的了。我哪里还有精力再去猜测她的心思?外婆在我眼中仍然是那个威严的家长,能洞察并挫败我每一个偷吃饼干的企图。

第二天早晨,我睁眼一看,发现她依然戴着墨镜,盘腿坐在床上,轻轻地有节奏地左右晃动。她竟然一夜没睡?我立刻产生了莫名的反感。我认为她在用折磨自己来惩罚我。我只想尽快离开她的家,绝不给她机会再次摘下墨镜,在日光下重新向我展示她那又红又肿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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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haNew at 9/26/2018 05:51 快速引用
第十章 到上海去



4月25日下午,佳能公司总部一位姓二阶堂的高层给北京办事处打了个电话。二阶堂先生有个侄女,正在北京大学留学。二阶堂先生的哥哥听说北京大学已经开始罢课了,担心出现暴乱的局面,昨天晚上数次给北大留学生楼打电话,一直到今天下午还是没找到女儿。电话是川岛小姐接的,挂上电话后,她简要地向我复述了一下情况,然后指示我去北京大学“解救”二阶堂小姐。

我见过二阶堂小姐一次,她是和川岛小姐完全不同的类型。她留着男生似的短发,抽烟,举手投足都是一种懒洋洋的神情。她倒是非常好相处,也许因为她并不是我的老板。

上次她到我们办公室来,问我愿不愿意下班后带她去王府井玩儿,还让我带她去找北京最好吃的餐厅。我就把她带到了经营山东菜的翠华楼。当时北京最时髦的是广东菜。新兴的富裕阶层觉得山东菜过时而粗糙,这多半是因为山东菜的代表餐厅都是国营餐厅,而国营餐厅缺乏服务意识。我是半个山东人,知道去哪个餐厅点哪道菜才能去粗存精,最大地体现出山东菜的优势。翠华楼餐厅果然给二阶堂小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川岛小姐叮嘱我说:“一定要找到她本人,找不到就在宿舍楼前等。如果下午六点前能找到她,就把她带回北京饭店;六点以后,就把她送到我住的永安公寓。”川岛小姐还叫小赵送我去。从前,我外出办事都是自己叫出租车。如果小赵送我,那两位老板外出就只能打出租车了。这说明解救二阶堂小姐是今天的头等大事。



机动车进北大只能走西门。从西门进了北大,我意外发现北大非常平静。迎面是一片水塘,塘中飘浮着荷叶,光秃秃的茎伸出水面,好像旗杆在等待旗帜。小赵说:“这就是你们学校?一点不像大学,倒像个公园。”如果从西门进北大,这的确是北大给人的第一印象。我忽然有些伤感。因为我在北大上了四年学,却从未完整地领略过它的美。每年荷花一开,我们就放暑假了;等到再开学,荷花已经谢了。

留学生住在勺园,这是当时北大最漂亮的宿舍楼。小赵把车停在勺园前面,我一个人走了进去。一个中年妇女在传达室值班。中国人出入留学生楼首先要经过被访问者的许可,然后凭证件登记。我对值班员说:“我要找二阶堂小姐,”话还没说完,她就说:“我先给你问一下吧”,然后就拨通了二阶堂小姐房间的分机。她拿着话筒等了一会儿,不时瞄我一眼,最后放下话筒,说:“她不在。”

我说:“我知道她不在。是她的父亲急着找她,从昨天起就给她打电话,但是一直都打不通。有什么方法能联系到她吗?”

她问:“你和她父亲是什么关系?”

我说:“我是北佳公司的工作人员,北佳公司是一个中日合资公司。她父亲的弟弟是日方的老板。” 说完,我把工作证拿出来,递给了她。

她拿起我的工作证看了一会儿,说:“这上面写的是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

我又给她解释了一遍北大科技开发部与合资公司的关系。

她皱着眉头:“这么乱。”

我附和着她说:“可不是嘛。”

“她不在。”她又强调了一遍。

我说:“我的老板让我必须找到她,这是涉及到中日关系的大事。有什么办法能找到她呢?”

她说:“你可以呼她。她有呼机。”

这倒是一个有价值的信息,于是我问她:“你知道她的呼机号吗?”

她说:“我知道,但是我不能给你。”她瞥了我的工作证一眼说:“除非你有外交部的介绍信。”

看来我的级别不够。我回到车里,把情况跟小赵讲了。我提议我们去北大三角地附近的邮局,用那里的公用电话把新情况汇报给川岛小姐。小赵说:“告诉川岛小姐也没有用。她父亲都不知道她的呼机号,说明她不想让他们找到她。你还是得回去找那个值班员。如果他是男的,我就过去请他抽根烟,套套近乎。既然她是女的,那就只能你去对付了。你能不能送她点小礼物?”

我想到我带着相机包,里面还有一卷富士胶卷。

富士胶卷果然起了作用。值班员找出记录本,查到二阶堂小姐的呼机号,然后呼了她。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她对着话筒说:“这儿有你的朋友找你。”说完就把话筒递给了我。

我急忙接过话筒,热情洋溢地说:“是我呀,佳能北京办事处的小王。你还记得我吗?”

“嗯——,当然记得”,她的声音里透着无所谓。“什么事儿啊?”

“你父亲担心你的安全,让我把你接到川岛小姐的公寓去。”

“请你转告他们我很好,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也不会去天安门。”她满不在乎地说。我完全能想像出她的不耐烦。事实上,我也觉得她的父亲有些过虑了。北京大学并不像外人想像的如同一锅沸腾的水,站在锅边就有可能被烫着。至少在外国留学生所住的区域,生活和往日一样平静。

可是“解救”二阶堂小姐是老板交给我的任务。我个人的判断无足轻重。我可怜兮兮地说:“川岛小姐要我把你接回去。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会被开除的。”

电话那边沉默下来。我们俩至少还有翠华楼的交情,她不至于这么狠心吧?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跟我回去,至少给你父亲打个电话,跟他说明一下?”我也不想太为难她,于是让了一步。

“嗯——”她嘟囔着,十分不情愿:“好吧。我过两个小时回去。”

“你在哪里?我有车,我可以去接你。”

“不用,”她说:“我答应回去就一定会回去。”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满面春风地从勺园里走出来,向小赵比了一个V的手势。听说二阶堂小姐两个小时后才回来,小赵说:“那我去加点油。”我说:“好吧,两小时后见。”

我背着相机包,向之华住的43楼走去。

43楼是研究生楼。这里也是十分平静,一点也不像我想像中沸腾的北京大学。也许研究生不像本科生那样热衷于游行示威?离之华住的地方越近,我的脚步越慢。见了之华我们能聊什么呢?话题肯定离不开学生运动。可是我们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也许完全不同,也许会因为看法不同而伤害彼此的感情。

算了,还是不要去找她了。我想起上次我们见面话不投机的情景。我转过身,开始朝三角地的方向走去。



到了三角地,那个记忆中的北大便又回来了。三角地上的布告栏已经贴满了大字报,旁边的官方布告栏也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就直接贴在玻璃窗表面,完全覆盖了玻璃窗内的官方公告。连三角地旁边的树上也挂了很多标语。一根生了锈的铁棍上挂着一条床单,上面用大字写着:“不自由勿宁死。”

我不禁精神一振。看来运动远没有结束。我贪婪地阅读起来。对胡耀邦的悼念已经成了过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基本都是号召罢课、争取自由、揭露腐败。有一张大字报列出中央领导人子女在各个部门担任的领导职务,其中特别提到了康华公司。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于是把这张大字报拍了下来。

康华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是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文化大革命时,邓朴方正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读书,受到红卫兵的迫害成了残疾人。1984年,就在中国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那一年,邓朴方成立了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后来又在1987年成立了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邓朴方办康华公司的初衷,是为了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募集资金。但由于邓小平在中国所处的地位,康华公司要什么指标都能得到,于是就轻而易举地成了中国最大的官倒。

佳能相机在北京的维修业务,就是承包给了一家名字里有“康华”两字的公司。那其实是一家很普通的照相机商店,佳能之所以选中它,主要是因为它在东单,离北京饭店近,联络起来比较方便。那家店的经理姓孙,很瘦,但是脑袋很大,秃顶。每次他动手修相机之前,都要先戴上一副雪白的手套。村田先生对这点十分赞赏。这样一个勤奋、老实的手艺人,无论如何不是我想像中手眼通天颐指气使的“官倒”。当时有这样一种流行的作法:如果你能跟康华公司的管理层攀上关系,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企业挂靠在康华公司下面。公司名字里的“康华”两字就成了保护伞。估计这家照相机商店就是这样成为了康华大家族的一员。

我继续浏览。有一张大字报提出复课的三项条件;还有一张大字报宣称要办刊物,大字报下面放了一个捐款箱。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动向,于是又拍了几张照片。

学生们把布告栏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忽然,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说:“对不起,请让一下。”我回过一看,是个男生,手里举着一张凳子。他一直挤到布告栏前,把凳子放下,自己站到凳子上,大声宣布:“同学们,我听说政府官员已经去了清华,要和清华学生对话!”这句话像一颗深水炸弹,现场立刻沸腾了。北大的学生一直都认为自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怎么政府竟然跑去跟清华对话了?

我身后有人高喊:“立刻前往清华抗议!”

站在凳子上的学生挥动拳头:“走!去清华!”

清华的西门离北大的东门只有1.5公里,去清华是很容易的。在场的同学群情激奋,大有说走就走的架势。有些老师模样的人出来劝大家:“这是政府企图分裂、孤立学生的诡计。相信清华的学生们不会上当的。”也有一些人冷眼旁观,一看就是便衣。

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我从人群中奋力挤出来,朝勺园的方向走。图书馆西边有一条小路,路上几乎没有人。我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感觉身后有两个人跟着我。他们大声对话,似乎是故意要让我听到。

“你觉得她是日本人吗?”一个人问。

“不是,腿挺直的。”另一个声音回答。

“韩国人?”

“不像,脸没有那么大。”

我知道他们在试探我是不是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在王府井街头碰见过很多次。第一次听到有人对我评头品足,我狠狠地瞪了他们几眼,没想到惹得他们轰堂大笑,说:“我就知道她是个假洋鬼子。”后来再遇到这种事儿我就假装没听见。

这一次,我照旧假装没听见。但我却没能立刻摆脱他们。我走得有多快,他们就也走得有多快。我连跑带颠到了勺园。推门一看,值班室换了人。她比刚才那个人更冷漠。我跟她从头讲了一遍事情经过,说我已经跟二阶堂小姐约好,要在这里等她。她冷冷地说:“要等就在外面等。”

我也没有多余的胶卷了,于是只好走出来。那两个人站在勺园大门一侧的花坛边。见我被赶了出来,立刻幸灾乐祸地说:“果真是个假洋鬼子。”

我假装没听见,也不跟他们目光接触。他们朝我走过来。其中一个人说:“嗨,你的相机不错,拿来给我看看。”

又是相机惹的祸。我下意识地用双手护住相机包。但这好像愈发提醒了他们。两个人蜂拥而上,一个人掰开我的手,另一个人抓住相机包的带子,把它从我脖子上摘了下来。

正在这时,小赵赶到了。他打开车窗,探出头来,语气轻松地跟他们打招呼:“哥们儿,忙什么呢?”

“少管闲事儿!”一个人喝斥小赵。

“我们是同事。”小赵指着我说。

一个人松了手,另一个人默默地打开包,取出相机,退出里面的胶卷。他把胶卷装在自己的裤兜里,把相机包递还给我。

我接过相机,赶紧钻进小赵的车里,锁好车门。我的手腕还在隐隐作痛。

小赵撇着嘴说:“真没想到,北大学生素质真差。”

“他们不是北大学生。”我说。

“怎么可能不是北大学生?”小赵说,“你们门口的保安查得多严啊!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就是被他们问了个底儿掉。”

“算了吧,别装了,你也是国安的。”我说,“你就算不是国安的,也是外围的。”

“切!”小赵摇了摇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他们是国安的,只是他们假装流氓。如果不是小赵赶来,他们就会抢走我的相机。至于小赵是国安或者外围,则完全是我的猜测。小赵是退伍军人,嫌疑很大。

下午六点,我和小赵把二阶堂小姐安全带回了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川岛小姐一见到二阶堂小姐就激动地拥抱了她。两个人叽哩呱啦地说了好一阵日语,川岛小姐才想到我还在,于是转头对我说:“小王,今天多谢你了。你可以下班了。”

我说:“好,那我走了。再见。”

我刚走到门口,川岛小姐又说:“噢,对了,今天有一位姓郭的先生给你打电话。”

我的心几乎跳出了嗓子眼儿:“他说了什么?”

“他说明天再给你打。”



第二天,电话铃响了很多次,但没有一个是郭言的。我怒火万丈,觉得又被他涮了。

第三天上午,已经快到午饭时间了,电话铃响。我右手拿起话筒,用脑袋和肩膀夹住,双手继续打字。“你好,佳能公司。”我例行公事地说。

“是我。”郭言的声音。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我装作没听出来,双手继续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击,屏幕上出现一行乱码。

“我想请你吃午饭。”他说。

“午饭我已经有计划了,” 我冷冷地说,然后不由分说挂上了电话。放在电话我才意识到,应该继续作秀,问:“你是谁呀?”那样一定会气死他。

不过,我是真地有计划。这一点我没有撒谎。我要去天安门。我预感到今天会有大事发生。

前一天(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篇社论先是描述了学生如何“感情激动”,当局如何克制,然后话题一转,郑重其事地宣告:“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 文章指出:抗议者受到了反革命阴谋的利用,以追悼已故的领导人胡耀邦为借口,“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日报》最后表示:“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一读到这篇文章,我眼前就浮现出更汹湧的抗议浪潮,因为我知道这篇文章戳中了学生们的敏感点:学生们最恨別人说他们被人利用。想用这种方法给学生运动浇冰水,结果一定会变成火上浇油。它必将在学生中激发起空前的反弹,也会更坚定学生领袖们的对抗意识。

中国大陆以外的读者可能会不理解:一篇文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喉舌,它对学生运动的评价就代表着中共中央对学生运动的评价。这与新闻自由体制下的报纸有本质区別。比如New York Times,无论发行量多高,对社会的影响多大,它也只是一家媒体而已。它发表的文章仅代表报纸自己的观点,甚至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

在中国,要想了解并且理解中共中央的政策,必须学会读《人民日报》。登在《人民日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