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zt 4/02/2019 06:26
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1)



王譽虎



1我的身世

北京,一九八八年九月的一天,晴空萬里,微風和煦。六四巨變的前夜。

我懷著一顆虔敬的心,跨進頤和園智慧海大殿。殿內陰涼幽暗,與外面形成強烈反差,心中頓生幾分肅穆神秘。我偕同妻女,依次敬拜了殿側的韋馱、普賢菩薩,然後緩緩來到正殿觀世音菩薩面前。

盤腿坐在蓮花寶座、左手托缽的鎏金觀世音,連同基座高約六米。她居高臨下,面容莊嚴,慈祥地俯視著芸芸眾生。觀世音托缽的手臂和蓮花寶座上散落有點點硬幣。這一天不是節假日,殿內遊人寥寥。我行完跪拜禮,雙手合十,靜思祈禱,然後拿出事先預備好的幾十枚一角的硬幣。

近幾年,我幾乎每年要到頤和園的制高點智慧海大殿朝拜。每次朝拜都向缽內投上一把硬幣,投中率約二三十分之一。此次我似乎比以往更加專注,更加虔誠,更加神往。從左手心上捏起一枚硬幣,向離地面近四米高的缽內投去。“哐啷”一聲,投中了。我眼眶一熱,又忘情地連投兩枚。沒想到這兩枚硬幣竟像奔向磁鐵一樣,不可思議地雙雙落入茶杯大小的缽體裡。

“中了,都中了!神了,真神了!”七歲的女兒欣欣情不自禁地歡叫著。

“小點聲!”妻子小李輕聲喝止著女兒,然後異常虔誠地在胸前劃了兩個十字。小李隨母親信仰天主教。

刹那間,我熱淚盈眶,腦中一片空白,靈魂似乎與浩瀚的宇宙融為一體,有生以來第一次體驗到什麼叫真正的虔誠。沒等女兒察覺,我便轉身直奔門外東側的石丘後面,任憑淚水橫流……

“爸爸,爸爸,您怎麼了?”女兒關切地輕搖著我的肩頭。

“沒事,沒什麼,沙子迷眼睛了!”我捂著雙眼,撒個小謊敷衍女兒。

“欣欣,上一邊玩去,讓爸爸自已呆一會兒!”

妻子打發走女兒,拿出一塊手絹,塞到我的手裡。我的失態,妻子感同身受,挽著我的手臂,就近坐在一條石凳上,默默伴著我。

出身一門三右派的家庭,一度淪為階下囚的我,如今已躋身于百萬富翁之列。真是物換星移,乾坤倒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對佛學虔誠篤信的我,感念著上蒼的護佑。

當時感受著上天眷顧而欣喜不已的我,沒想到即將面臨人生第二次命運的大逆轉,將再次淪為階下之囚。



六十年代初,我曾連續兩年參加高考。我對兩次高考答卷的感覺堪稱良好,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平時比我學習差的同學個個登上了高等學府的殿堂,我卻兩次都名落孫山。這個令我琢磨不透的人生謎團,事隔二十年之後才解開。原來那時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參加高考,中共政府只給百分之五的錄取率。我家一門三右派,我的學習成績又不在出類拔萃之列,兩次落選就是必然的了。

我父親王藥雨之為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著名中醫,是小兒金丹片、牛黃解毒片、銀翹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氣水等著名家庭常備中成藥的研製發明人。1954年進入北京中醫研究院從事中西醫結合和中藥西制方面的研究。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號召大鳴大放給共產黨提意見。在單位舉辦的動員會上,父親一言不發,一字未寫。拖到最後,黨委書記找父親談話。父親擔心落下抵制運動的罪名,萬般無奈之下,寫了一篇自覺萬無一失的大字報,內容大體是先歌頌黨的中西醫結合政策,然後建議應選拔多少懂些醫學或學歷較高的人來擔當主管業務的領導。

自認為謹言慎行的父親,做夢也想不到禍從天降。大字報內容被指攻擊共產黨外行領導內行,被打成中國衛生部大右派,連降3級,發配青海省人民醫院當醫生。禍不單行,父親所屬的農工民主黨此時也落井下石,開除了他的黨籍。

我的三哥王唯,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學生,解放前夕隨部隊“起義”,加入解放軍進軍西藏。因為有文化,幾年後被提升為連級幹部,在日喀則擔任班禪活佛的聯絡秘書——實際上是西南公安部門安插在班禪身邊的眼線,負責監控任務。後來由於右傾,被調到西南一級機關幹部學校(重慶北碚)進修。一九五七年整風時,三哥懷著赤誠之心,給高層首長周興提意見,批評他重用曾是三青團骨幹的侄子。對高層首長的意見不是輕易可提的。上司勸他認錯罷手,他拒絕接受,堅持已見,最後被打成“極右”,發配農場改造。一九五九年,因私下說毛澤東先後有過四個老婆,江青不是毛的元配夫人,與毛是先孕後婚,被揭發檢舉,定性為現行反革命,判刑九年。後經申訴,最高人民法院改判為四年。刑滿後留場勞動,實為“二勞改”,人身自由仍受限制。文化大革命期間,三哥又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判刑七年!一九七九年徹底平反,恢復二十級幹部待遇,時年已四十八歲。因當時北碚軍校編制已撤銷,遂被就地安置工作。讓人欲哭無淚的是,文革七年冤獄的《判決書》,竟然是勞改農場偽造的,根本沒有檔案存底。因是之故,政法部門不予受理賠償。

四哥王古白,一九四九年初中畢業即參加解放軍公安部隊,任連級文化教員,復員後在北京一中心小學任體育教師。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四哥因揭露耳聞目睹的肅反擴大化和刑訊逼供草菅人命的事實,給共產黨的勞改政策提意見,被打成“右派”,下放農場勞動,而後又在學校燒鍋爐。這樣,我一家就有了三個右派分子。一九七九年四哥“改正”復職,也未獲分文賠償!

我的母親白氏,出身晚清名門貴族。因是八姨太所生,地位卑微。辛亥革命後,家道中落,淪為貧民。母親為人通情達理,耿直自守,深明大義。我自幼便接受母親傳統文化思想教育。

六哥王六橋,一九五七年秋季考入北大地球物理系。因涉世不深,反右又接近尾聲,因而未遭厄運,平安渡過六年大學生涯,是王家最幸運的一位。

出身在這樣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家庭,受當時共產黨洗腦教育,認為應該與這樣的家庭劃清界限,1963年讀大學無望後,我偷走戶口本,瞞著母親,報名去北大荒農場屯墾戍邊。原意是接受黨的號召,投身一個崇高的革命事業,沒想到現實卻非常殘酷。我在天寒地凍的中國最北邊的荒原度過了13年的漫長歲月,其間承受過許多艱辛和苦難,受到過殘酷的政治迫害,曾被投入監獄,初戀的愛人在高壓下被迫離我而去,後來的妻子也被迫與我離婚,兒子送於他人撫養,落到妻離子散。我在北大荒的悲慘命運猶如史達林時代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服苦役的蘇聯勞改犯一樣。直到暴君毛澤東死掉,文革結束,劫後餘生的我才回到北京,與飽經苦難的父母和家人團圓,開始新的人生。而我個人的思想觀念也發生很大轉變。

1984年我脫離體制,下海經商,經歷了不少波折,到六四前夕,已成為一位成功的商人。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我見證了六四前夕圍繞中國經濟改革何去何從而展開的激烈鬥爭。因為支持中共黨內堅持經濟改革的胡耀邦、趙紫陽,我不由自主被這場鬥爭刮起的滔天巨浪捲了進去。




作者介紹

王譽虎,中國民營企業家

1944年生於陪都重慶。父親王藥雨為中醫名醫,1957年被打成右派,兩個哥哥也被劃為右派分子。因一家三右派,中學畢業後兩次高考都被大學拒絕。1963年自願報名到北大荒852農場務農。文革期間受到政治迫害,被囚禁4年,被迫與前妻離婚。1979年獲釋後返回北京,曾任建築工人。

1984年下海經商,後致富,在北京和廈門擁有4家公司,僱有員工100人。因中國八九十年代,中國不容許僱傭員工八人以上的私營企業存在,其北京公司掛靠於四通公司(四通也是民營企業,但掛靠在國家機構中國科學院)。

因支持89學生民主運動,向學生提供金錢、汽車和手機等物資於1989年6月26日被捕,1990年1月出獄,共監禁7個多月。其名下公司因此損失慘重而先後結業或被勒令結業。

90年代先後在美屬塞班島和俄羅斯經商,並在北京開辦皮革製品公司,產品銷往俄羅斯;因“黑色星期五”盧布暴跌加之在莫斯科倉儲被盜,導致企業破產。
1998年,開始在北京做珠寶生意。現已退休。
一個民營企業家的六四遭遇(3)



王譽虎



3、萬潤南宣示市場經濟



在北京一過完春節,我就協助哥哥六橋忙於科儀公司的業務。一九八九年二月底的一天,何延生風風火火地來到中關村我的辦公室,開門見山地說:“老王,這是萬潤南的兩個講話,是市場經濟的宣示書,公開叫板陳雲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太棒了!你仔細看吧!我還有事。”說著把萬潤南講話的單行本放在辦公桌上,轉身走了。

我懷著一睹為快的熱望,提前一個小時下班回家,深陷在沙發裡貪婪地閱讀萬潤南的講話:《我們的探索——在北京市先進人物報告團首場報告會上的發言》。

萬潤南說:

“我是辦企業的,作為先進人物在這種場合發言還是第一次,很不習慣。我習慣被人們提各種各樣的問題,因此只能算是‘問題人物’。從辦公司那天起,人們就向我提過數不清的問題,有白著眼問的,也有紅著眼問的。但大多數是關心、愛護的問題。因此,如果一定要我講什麼,我只能回答問題,回答我們的事業、我們的企業——四通公司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四通公司是一個自籌資金、自由組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民辦科技企業,以‘高效率、高境界、高效益’為原則。五年來,我們每年奉獻給社會一個拳頭產品。(一九)八四年,二次開發了二零二四中英文印表機;(一九)八五年,二次開發了一五七零影色印表機;(一九)八六年,自主開發了二四零零文字處理機;(一九)八七年,推出了新型號二四零一;(一九)八八年,開發了具有國際先進水準的科技文獻編排系統,連續三年以百分之三百的速度遞增發展。一九八八年,四通集團的銷售額達十億元,工業產值三點三億元,向國家交稅四千六百萬元,利潤六千九百萬元,創匯一千萬美元。創業之初,沒用國家一分錢投資,靠向四季青鄉借款二萬元起家,現已積累資產八千多萬元,成為電腦行業按銷售額排列第一位的企業。在北京地區,人均銷售七十萬元,人均利潤五萬元,人均交稅三萬元。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裡,我們從一個鄉鎮企業發展為有二十二個專業公司,二十個分佈在各地分公司的全國性企業。承包了五個國營企業,與外商創辦了四個合資企業,建立了遍佈全國的四百個經銷點和一百個維修培訓中心。目前我們有自己的研究中心、自己的生產基地、自己的銷售體系、自己的技術服務中心以及自己的金融機構——四通財務公司,成為技、工、貿、服務、金融五位一體的企業集團。

萬潤南還說:“我只知道從創辦到現在的四年多裡,國家沒給我們一分投資,沒撥給我們一分外匯,沒給過我們一寸空間,沒批給我們一張許可證,沒調撥給我們一點原材料,沒保證我們一個用戶的市場。我們是資金靠貸款、外匯靠調劑、空間靠租賃、人才靠吸引、產品靠使用者、市場靠開拓。”

萬潤南最後說:“四通並不完善,因為四通還在探索中發展。我們是在做開拓性的工作,因此我們面臨的問題也具有挑戰性。新舊體制轉換時期的兩難選擇、法制不健全、政策不配套、市場發育不充分、發展不平衡,再加上我們自身素質的不完善,特別是當改革觸及到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深層結構時所引起的震盪和壓力,我們知道我們肩負的擔子有多重,我們知道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秩序有多艱難。但我們會拼命去做。一個民族要振興,要有希望,不能沒有一代人的努力和獻身。也許,我們是鋪路石;也許,我們是新世紀紀念碑的一塊奠基石。這一切,歷史將會作證。”

我幾乎一口氣看完了萬潤南的這篇近萬字的發言稿。讀至結尾,我仍有意猶未盡的興奮。

萬氏的最後這段講話,飽含著悲壯的情感,我內心有些衝動,淚水濕潤了眼眶。我真切地感到,萬潤南此言絕不是無的放矢,更不是廉價的誓言。在這山雨欲來的非常時期,我掂量出了萬潤南最後幾句話的份量。

我冷靜了一下激動的情緒,接著看近日萬潤南在中美科技商品化、創新與發展討論會上的發言。其中一段話衝擊到經濟改革的敏感禁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起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秩序,而商品經濟不是別的,就是市場經濟,也就是在產權界定明確的平等競爭的環境中,隨供求自由浮動的價格起著激勵—資訊—資源配置作用的經濟制度。”

在經濟領域,兩大政治力量正在較量博弈。政治領域的改革旗手胡耀邦已經倒臺。新的一場政治較量正如山雨欲來。在這敏感時期,萬潤南赤膊上陣,直言不諱地挑戰了陳雲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掀開了鄧小平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遮羞布,坦言宣示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幾乎就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即便是胡耀邦、趙紫陽,在沒有得到鄧小平允許下,也對此詞的使用諱莫如深。

一九八九年,春寒料俏,社會上彌漫著一種莫名的詭譎氣氛。繼年初方勵之上書之後,詩人北島和陳軍聯合三十三位著名知識份子,發表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要求釋放政治犯。隨後,張顯揚、李洪林、戈揚等四十二人又聯名上書中共中央,要求釋放政治犯。三月八日,王淦昌、許良英等四十二名科學界名流聯名上書,呼籲釋放因言獲罪人士。

據在我公司搞項目研究的幾位長春地質大學的研究生講,北京幾所名牌大學內,已經有各種類似政治沙龍的研究會、討論會,方勵之、包遵信、蘇紹智等持不同政見者經常應邀發表演講,抨擊共產黨和現行制度,方勵之、蘇紹智成立了類似裴多菲俱樂部的都樂書屋。各種管道傳來了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正在掀起民主自由政治浪潮的消息。我為之亢奮,同時也隱約夾雜著幾分不安。

那天本來我與哥哥六橋和何延生約定,先到各大學看看,再去四通社會研究所拜會曹思源,最後去都樂書屋湊湊熱鬧,可是晚間從廈門來了電話,說廈門工商局責令公司法人代表必須親自出面參加有關政策法規的培訓和考試,然後重新註冊登記,並按新規定改寫公司章程。逾期不到,取消公司的法人資格!

我當即做出判斷:肯定與三月九日李鵬、姚依林接見全國各省市工商局長和治理整頓公司有關!

第二天我坐飛機回到了廈門。
smilhaNew at 4/02/2019 06:28 快速引用
王誉虎与“六四”人物
——《一个企业主的六四情结》读后
焦国标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不久,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搞了一个“平暴展览”。一进博物馆的大门,就能看见院子里摆着的那一辆白色轿车。这辆车的车主叫王誉虎,它可能是八九期间学生领袖们使用的唯一的“公务专车”,后来成为“平暴”的重要战果,当时全国各大报纸都发了照片。展览大厅里还陈列有从学生那里“缴获”的打印机、复印机、无绳电话和电脑,旁边放着说明标牌“四通公司王誉虎”,意味着这些什物是四通公司王誉虎提供给学生的。针对这次展览,各大报刊发了一篇长文《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文中写道:“四通下边有个鹭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18000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这个头头就是王誉虎。除此之外,在六四镇压前夕的5月下旬,王誉虎还派自己公司的卡车,5天内往广场送去了八车食品。

就是这个王誉虎,日前在香港五七学社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曰《一个企业主的六四情结》,以相当大的篇幅重温了22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惊心动魄的伟大事件,并以他自己的视角重现了那个特定时期的几位风云人物,如万润南、周永军、柴玲、王丹、韩东方等人。

“平暴展览”上虽然称“四通公司王誉虎”,实际上王誉虎的华成托运服务公司是万润南四通公司的子公司的子公司,他与万润南没有任何业务上的关系。但是王誉虎非常崇拜万润南,他在书中写道:“西装革履的万润南气度不凡,中上等个儿,面相富态,身体有些发福,谦和的举止下深藏着几分矜持自信。”“下海5年已是百万富翁的我,……尽管已腰缠万贯,可比起万润南来,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土财主、暴发户,不够品位。”王誉虎在书中两次引用万润南的长篇讲话,甚至把1988年2月28日万润南在北京市先进人物报告团首场报告会上洋洋万言的发言《我们的探索》作为附录收入书中。

但是对于万润南六四期间的许多做法,王誉虎很不认可。1989年5月22日,万润南召集学生领袖,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一个会议,王丹、柴玲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万润南提出,学生撤离广场必须有先决条件:一是军队回去,我们回校;二是解除戒严;三是李鹏下台、邓小平光荣退休;四是赵紫阳复出,并建议学生回校后坚持校园斗争。对于万润南在此危机关头提出的这些条件,王誉虎极为失望,认为非常弱智,他写道:“我近乎崇拜的万润南怎么会如此糊涂!对国情怎么如此一无所知!怎么会干这种与虎谋皮的傻事!”

王誉虎对周永军着墨较多。4月18日晚上八九点钟,四五个学生被带进王誉虎的公司办公室。“其中一个叫周永军,中上等个头,儒雅帅气。”王誉虎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自己的三大意愿:一、希望学生见好就收,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回校复课;二、停止攻击邓小平、杨尚昆,学运的口号应规范为“坚持改革,反对倒退”、“政治改革应与经济改革同步”、“支持邓的改革开放,反官倒反腐败”等等;三是如果上述二条学生认同,王的公司可联合四通等民营企业给予资金、物质方面的赞助和支援。“周永军等几个学生耳语一番,同意回广场去商量”。

一个多小时以后,周永军带八九个大学生再次来见王誉虎。“会议室近40平米,学生们面对我坐在折叠靠背椅上。周永军要求看一眼营业执照。他的要求被满足。我推测周永军的经历非同一般。尔后得知,他是前政法大学学生会主席,是4月22日大会堂前3个下跪请愿的青年之一,现任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宣传部长。其他同来的学生有清华的何亮、李玉奇、白立舜,北大的赵体国、赵爱学、陈留才,还有2个名字不详。”

王誉虎旁征博引讲道理,劝他们见好就收,保存力量。他的讲话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无一人质疑,也没有一人反对。大家纷纷表示回广场、回学校去做说服工作。有的同学说学生很穷,没钱打的士,为了串联提高效率,最好有专车。王誉虎马上表示:“这没问题,可以给你们一部轿车专用。我手头有2万多块钱现金,现在送给你们作活动经费,不过要由你们推举一人具体负责。”

几分钟酝酿,学生们推举何亮负责车的调度和钱的使用。王誉虎马上叫来向阳(公司员工、王誉虎的内弟)和司机刘登山,叮嘱他俩要24小时值班听何亮调配,接着从讲桌下的手提箱里拿出2万多元钱交给何亮。何亮与赵体国一齐清点钱数,然后说是2万2千元。何亮说应该写个收条。“我说不必了,我这笔钱是捐赠,只要是为了上述目标,钱怎么花由你们定!”又有几个学生说,天安门广场没有电话,最好有一部手机,串联沟通就方便多了,效率可以大大提高。王誉虎迟疑了一下,然后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你们今晚先回去分头作工作。如果有成果,后天晚上9点在这里碰头,活动经费如果不够我还可以追加。”

这时,一直沉默的周永军说:“天安门广场由高校绝食请愿团、首都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和北高联领导,我们都不是主要负责人。阎明复劝说后,他们已经同意停止绝食撤离广场,但大多数绝食同学不同意,最后就没撤离了。在这里开会的有几个是北大、清华学生自治会的头头,我在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负责宣传。我们只能分头去做大家的工作。我们大家尽力而为吧!”这次会议午夜零点之后才散会。

六四镇压后的8月份,已被收押在监的王誉虎还与周永军见了一面。8月上旬一次放茅,是狱警A值班,王誉虎从厕所里出来,竟遇到正在甬道排队等候如厕的周永军。两人喜出望外,寒暄问候了几句。“不许说话!”狱警A煞有介事地喝斥着,似乎在给别人听,然后叫住王誉虎,低声问:“你们是同案吗?”“是。”过几天,又轮到狱警A值班放茅。王誉虎被提前叫出去,手持扫帚,被安排在厕所附近打扫甬道卫生。这时,周永军所在牢房的20多人奔向厕所。在厕所门口,狱警A示意周永军停住蹲下,王誉虎心领神会,马上凑过去蹲在周永军旁边急促地聊了起来。“因为我与周永军之间并没有触犯刑律的隐情,所以双方只用三言两语便让对方明白放心了。令周永军津津乐道的是,前些天公安局长和看守所长找他谈话,说有东南亚的政要要探视他,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告诫周永军如何应答,并许诺周永军只要听话,事后一定从宽处理。当东南亚某政要如期探视并询问周永军时,周永军并未完全从命。公安局长自然不十分满意。”一次放茅只有5分钟,这次狱警A却给了10来分钟。王誉虎写道:“A举重若轻、漫不经心地安排了(与周的)这次晤面。”

该著第23章是《说柴玲撤兵,告王丹快跑》。5月23日傍晚时分,王誉虎和妻妹李兰敏一起,来到人山人海、沸沸扬扬的天安门广场。“我俩费劲地穿行在团团围坐的学生之间,不时地接受学生纠察的盘问,用了好长时间才摩肩擦踵地挤到了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指挥部是用几个大帆布帐篷搭建的,周围用绳索圈起,有学生纠察把守。我向纠察说,有极其重要的消息向总指挥柴玲传达。学生纠察转身走 进帐篷内,一会儿领出一个30多岁自称柴玲的女人。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女人:一口京腔,30多岁,形象鄙俗,极像市井小贩。我毫不客气地说:‘你不是柴玲。我有重要消息一定要面告柴玲本人!’这个自称柴玲的女人用审视的目光端详我一会儿,很不情愿地说:‘好吧!’旋即钻进帐篷。

“几分钟功夫,真柴玲隔着围栏出现在我的面前。柴玲短发偏瘦,肤色微黑,面容清秀略显疲倦,得体简朴的学生装束,个子不高但精明强悍,有股盛气凌人的架势。

“我激动地说:你们胜利了,学生们胜利了!据可靠消息,昨晚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李鹏、杨尚昆下台,由万里、李先念接替,赵紫阳复出,还是总书记,地位稳固!戒严部队今天已后撤。你们占据广场已没有必要,应该配合赵紫阳尽快撤离广场。’我的话还未讲完,柴玲便冷冷地、强硬地说:‘赵紫阳上台下台是共产党内的事,跟我们学生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会撤离广场!我们不怕戒严!我们要的是民主和自由,我们要用学生的鲜血唤醒人民的觉悟!’

“我目瞪口呆,未等我做出反应,柴玲毫无礼貌地转身走进帐篷。那个30多岁的市井女人轻蔑地瞪了我一眼也随后跟进。错愕的我竟呆站了几十秒钟,愤怒和失望骤然升腾起来:‘混蛋!完了,完了!学生被断送了!’我近乎咆哮地喊了几声。兰敏也愤愤不平地高声责骂道:‘真没想到,柴玲竟然是这么个东西!要用学生的鲜血唤起人民的觉悟?!这下子学生们可惨了!’我和兰敏跟来时一样费力地在静坐的学生人海中穿行,失望而又愤怒的我,面对这近10万来自天南地北的学生,一种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我除了愤怒、失望,还有一种无力回天、万般无奈的颓丧。当夜,我交待兰敏,从明天开始停止向广场的学生运送食品,恢复公司正常工作。”“我甚至怀疑柴玲是中共的卧底——以极左的面目把学运引上绝路。”

5月25日晚间电视新闻报道,李鹏当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3国新任驻华大使,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致电中央拥护戒严令,万里今晨因身体不适飞抵上海治疗。“沉寂了五六天,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李鹏忽然亮相了。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我马上意识到一切全完了,对学生的镇压已迫在眉睫!”“据台湾电视新闻报道,昨天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态度强硬、一意孤行,拘捕了赵紫阳及其儿子等40人,38军军长徐勤先因抗命被捕,卫星电视再度中断。我据此推断,血洗天安门邓意已决!”

26日清晨,上午10点左右,王誉虎正在办公室处理业务,何亮领来几名大学生。何亮只介绍了其中一位:“这位是北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姓王。他想与你沟通一下,交换一下意见。”王誉虎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学生领袖,“一米七多一点,瘦削、清秀,典型的大学生装束,气质优雅但略显稚嫩(尔后在通缉令上发现是王丹)。几个学生簇拥着王丹,有些风风火火,似乎另有急事,没有落座。”

王丹说:“何亮他们已多次把您的观点和您对我们的支援告诉过我,我也同意您的意见。但是我的意见不被采纳,因为广场指挥部和高自联根据民主程序,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各高校代表通宵开会决定,依照毛主席的教导,依照五四青年运动的方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派学生分头到工矿企业和农村去做宣传,发动群众……”

不等王丹说完,王誉虎便急切地说:“你们发动工农民众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为时已晚!昨晚新闻李鹏亮相,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当局很快就要镇压你们了!你们的当务之急是撤离广场,头头们赶快逃走躲起来,赶快跑吧!”王誉虎边说边从上衣内侧兜里掏出一沓钱,数了数,然后交给王丹:“我没准备,这1800块你们拿去,赶快跑吧!我明天也离开北京。”

王丹他们本来就像还有急事,所以没再逗留,便匆匆离开了。“王丹给我的最深印象是真诚,其次是稚嫩,政治思想不成熟,这和中共的宣传教育密切相关。这也决定了他们对中共的本质认识不清,从而在策略考量上接连失误。”

只有何亮留下没走。“何亮老实本分,长得极象农村的纯朴青年,办事一丝不苟、认认真真。”何亮拿出一张收条,上面写着收到王誉虎捐款两万两千元,落款是何亮等6名北大、清华学生,外加政法大学前任学联主席周永军,日期是89年5月26日。何亮有些内疚地对王誉虎说:“无绳电话让其他学生拿去用了,我一时要不回来,这几天我抓紧追回来还给你。”“没关系,你们抓紧用,然后交给向阳就行了。你也赶快躲起来吧!回去再给高自联头头们做做工作,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祝你平安无事!”

王誉虎没有见过韩东方,是在狱中听同号犯人斜眼儿和驼背说的。因小偷小摸进来的斜眼儿告诉后来者王誉虎:对面的牢房里曾经关着著名笑星陈佩斯。听说陈佩斯因为“六四”时站在一个平板三轮车上发表演说被抓,后经其老爸与高层疏通,仅关押10多天就给放了。“斜眼儿还钦佩地竖起大拇指说,在厕所对面那个号,有个叫韩东方的爷们儿,那才是条汉子!就是不认罪,大喊大叫,绝食好几天,所长亲自出面说好话才罢休!那爷儿们的喊声楼道里都听得清。”驼背对王誉虎说:“韩东方真是条汉子。他说他是工人们选举出来的头头,是受工人的托付为工人服务、为工人办事的,只有功没有罪!与工人阶级对抗,镇压工人的才有罪!”王誉虎写道:“此次,韩东方这个名字牢牢铭记在我的心中。”

凭心而论,我个人认为王誉虎先生此书对柴玲措辞偏苛。“六四”是一个巨型历史事件,对其中的重要人物存在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是非常正常的,只是我本人则只愿意把一切责任和罪过都归结到邓小平和李鹏身上,而学生,无论谁,都是好样的,我不忍说他们任何一个人一个不字。中国的一切罪恶,都是成年人、老年人犯下的;青年人无辜,我永远不想用成熟不够、厚黑不够、权谋不够、审时度势不够责备青年。我们可以责备黄花岗烈士不成熟吗?我们可以责备孙中山为什么自己不死或没死吗?

2011-3-13北京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987
smilhaNew at 4/02/2019 06:33 快速引用
一個民營企業家的六四遭遇(5)



王譽虎



5、萬潤南為市場經濟呼籲的劃時代講話



這種一反常規的版面語言意味著什麼?共產黨控制的報紙媒體,尤其是《人民日報》這種大報,每個版面、每條新聞、每張照片都有寓意,都不是隨意安排的。胡趙握手照片的安排,不可能是版面編輯或總編輯的個人傾向,無可置疑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意志的體現。這張公諸報端的照片,宣告了改革開放兩大旗手遭受挫折後再次聯手,共圖改革開放大業!如果這也是鄧小平的意圖,那就是國家、民族之大幸!這只是如果,因而我的振奮中也有隱憂。

同一版面的其他報導加重了我的這種不安和隱憂。胡趙照片左側是一條標題是黑體字的新聞。主題是《李鵬強調治理整頓同深化改革結合》,副題是《決不回到舊經濟模式 更不會走私有化道路》。正文中李鵬說:“我們決不回到過度集中、管得過多過死的舊經濟模式上去,更不會走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私有化道路,重點是繼續完善和發展工商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各項改革必須緊緊圍繞治理整頓這個中心。”

《人民日報》的編輯確實有水準,如此編排使人一目了然:李鵬講話吞吞吐吐閃爍其辭,實質則是用治理整頓取代改革開放,開改革開放的倒車;在經濟領域阻止私有化、市場化,把改革限定在對計劃經濟的修修補補上。

三月二十二日的《人民日報》頭版又用黑體字醒目地登出如下消息:“李鵬在人大二次會議上強調,解決社會分配不公問題,必須逐步改進分配制度;堅決取締非法收入,保護合法收入。”這裡,李鵬對“官倒”依靠特權利用雙軌制獲取暴利隻字不提,劍鋒直指私有經濟,指向私企老闆,指向打著集體旗號的私營企業。依照當時的憲法,私營企業主的收入等同於非法收入。

三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頭版登載了趙紫陽建立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新體制的講話,核心是“廠長全面負責制完全行得通,思想與經濟工作不搞兩張皮”。趙紫陽在懷仁堂接見四十六位大中型企業廠長、經理,指出:“建立廠長全面負責的新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在企業中的體現,也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此,不應猶豫、徘徊,應儘量縮短從舊體制向新體制轉換的過渡時間,過渡時間拖得越長損失越大。”

企業的黨委負責制向廠長負責制的轉化就是弱化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步驟。這是趙紫陽向黨內保守勢力的公開挑戰!共產黨內對改革的兩種對立態度和聲音在報端顯露無疑。

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一條新聞,黑體字標題是《人大代表中的私營企業家座談時呼籲:勞動致富非法經營當分清 希望得到社會扶持和理解》。顯然,這是私營企業家對李鵬講話的反擊。毫無疑問,這種見諸黨報的反擊是得到了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改革派的支持的。但是囿於《憲法》的制約,私營企業家的呼籲顯得那樣蒼白無力。儘管一九八八年四月的《憲法》增加了“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 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的內容,但這新增條款仍對私有財產的保護閃爍其辭,更談不到對私有生產資料的保護。

然而《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兩相對照,對私有經濟的補充條款本質上仍與《憲法》第六條的精神相抵觸。私有經濟的收入作為權宜之計是政策允許的,作為剝削收入又是違憲的!

李鵬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個新提法,叫做“維護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威,維護國務院對政府領導的權威”。顯然,維護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威是虛,不許中共中央總書記染指國務院管轄的各大部委是實。這後一個口號等於公開了黨內兩個權威的並立和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對立!

三月三十日,我第一時間獲得了萬潤南在南北企業家對話會上針對治理整頓問題叫板黨內保守勢力的“即席發言”。商界盡知的李鵬指斥生產易開罐是浪費資源並勒令停產的行徑,以及維護兩個權威的叫喊,遭到萬潤南的駁斥和嘲諷。關於這次對話會的消息寫道:“中國南北企業家對話會三月二十九日到四月一日在廣東番禺隆重召開。著名學者及有關部門領導吳明瑜、童大林、于光遠等赴會併發表演說。南北企業家二百餘人聚集一堂,暢談改革,交流經驗。廣東省領導和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領導也出席了大會。我公司總裁萬潤南在會上作了題為《對治理整頓的十點希望》的即席發言,受到與會企業家的好評。”



萬潤南的即席發言全文如下:



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何治理、如何整頓,這個問題更重要。我們有過許多教訓,就是目標提得很好,但是採用的辦法不對頭,結果與目標偏差很大,甚至南轅而北轍。當然,如何治理、如何整頓,這不取決於我們。人大代表們正在北京討論這個問題。但我們南北企業家在這裡聚會,可以發表點我們的看法,講講我們所希望的治理整頓是什麼樣的,並希望就此在我們之間達成一種共識,可以向決策部門呼籲一下,這也是一種南北對話: 企業家和政治家的對話。我們對治理、整頓有如下十點希望:

一、治理整頓要有利於社會環境的穩定,而不是破壞這種穩定。

要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首先政策要有連續性和穩定性。如果政策說變就變,怎麼可能有穩定的社會環境?一位觀察家說中國的政策沒有能持續五年以上的,“七八年來一次,來一次七八年”。實際上政策的多變要更頻繁一些,社會環境怎麼能穩定得下來?有關政策一收緊一壓縮,造成了千萬民工的大流動,你們廣州首當其衝,造成了政治、社會環境極大的不安定。一方面,治理整頓需要一個良好穩定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如果治理整頓不考慮政策的連 續性和穩定性,又會造成社會環境的不穩定。

二、治理整頓要有整體配套,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更不能頭疼醫腳。

政策之所以多變,是因為許多重大政策的出臺沒有整體規劃、系統配套。稅種說加就加,稅率說變就變,隨意性太大。一些政策不僅沒有可操作性,而且違反常識。剛才廣東省經委的同志講易開罐的生產問題,在當時政策許可的情況下上了馬,現在一聲令下要下馬,設備投資、銀行貸款誰來還?這不僅是不合常識,而且是不講道理。這好比在原來政策允許的時候生了三個孩子,現在要實行一對夫婦一個孩子的政策,因此要把那兩個掐死,這合適嗎?不根據常識制定政策,我們吃的虧太多了,甚至給我們帶來的是災難。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是腳,政治體制改革是頭,現在的許多毛病出在這兩個改革不配套,不同步。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落後於經濟體制改革。是頭有毛病,卻去整治腳,這是頭疼醫腳,吃錯了藥。

三、治理整頓要區別對待,不要一刀切。

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政策就是區別不同情況。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對象,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情況,怎麼能一刀切?說不許上就都不許上,這樣會造成重大問題。剛才有同志說要網開一面,我覺得這也有問題。網開在哪一面?開多大?這不好辦。問題是不該拉網的地方不要拉網,不該切的地方不要切。在重大的經濟政策上要統一比賽規則,在許多細節上,不要一刀切。這才符合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什麼該生產,什麼該買,什麼該賣,國家管這些幹什麼?市場會選擇,市場會調節。如果易開罐沒有市場,企業還生產什麼?有需求還不許生產,投資和銀行貸款收不回來,受損失的還是國家。我們也遇到類似的問題。打字機說要控購,說不許賣,可市場上俏得不得了,用戶想方設法要買。北京市控辦自己就買,他工作需要嘛。一個國家的政府要管到易開罐、打字機,甚至連複印紙張都要管,太辛苦了。而且不區別具體情況一刀切,怎麼能管好。過去說設計人員脫離實際,“劃錯一條線,工人一身汗,浪費國家幾百萬”。現在我們的政策制定也是一樣,什麼都一刀切,切錯一刀,造成的經濟損失不得了。

四、治理整頓要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是破壞生產力。

一個政策的出臺要考慮到許多方面,特別是可能引起的消極面,影響不好的那一面,而不能一廂情願,光想有利的一面。整個經濟是一個很龐大的系統工程,調整一個地方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而我們的治理整頓對生產力的影響考慮很少,有的甚至是破壞生產力。這樣的政策下面怎麼好執行。因此是逼得下面搞對策。這又要影響中央權威。我們很願意維護中央權威。這麼大的國家,搞改革和建設,中央沒有權威怎麼得了。但是權威們制定的政策要符合實際,要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是破壞生產力。

五、治理整頓要有利於市場的發育和完善,而不是破壞市場的發育。

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通過宏觀調控和企業的創新,共同創造出市場來。十年改革的一個重大成果就是初步培育起來了一些市場的雛形。而治理整頓的許多措施,又回到控購統購統銷專營專賣這樣一些老辦法,不利於市場的完善和發育生長,而是破壞了市場。

六、治理整頓要有利於發揮企業活力、企業家精神和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不是抑制這種積極性。

我遇到一位長期在國營企業工作的同志,他說實事求是地講,現在許多企業的領導和職工的積極性不是比以前更高,而是更低了。這個問題很嚴重。一位波蘭的同志引用一位經濟學家的說法,把一個國家的經濟比作一條帆船,企業和人的活力好比是風,政府的調控好比是舵。美國這樣完全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風很強勁,舵很小,甚至沒有,船能夠向前推進。蘇聯這樣完全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舵很大,但是沒有風,所以船動不了。我說中國改革以後,有點風了,但風來自四面八方,有點亂,所以合力還不大。治理整頓應該是想辦法把風向順一順,這樣合力就大了。現在治理整頓的一些政策光想把舵加大,不去理順這些風,甚至要取消這些風。這樣的話,我們剛剛啟動的帆船又會停滯下來。

七、治理整頓要有利於理順財產關係,即有利於多種形式的公有制的發展,而不是一種單一的國有制。

堅持公有制很對,但是公有制不等於國有制。國有制只是公有制的一種形式。公有制可以有許多形式,我們這樣的民辦企業也是公有制的一種形式。它不是個人或幾個人所有,它是集體所有,真正的集體所有制。股份化以後,更是一種社會的共有制。這種共有制要比那種單一國有制有活力得多。十年改革的一個成果,是非國有的共有制經濟有了很大發展。這是市場經濟的一些幼苗,是中國經濟的一點希望。如果把這一部分也當作整治的對象,企圖回到八個樣板戲那種僵化的一種模式,我們的經濟不會有出路。

八、治理整頓要有利於建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秩序,而不是恢復計劃經濟的老秩序。

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秩序,這是對13大路線最準確的概括。我們不能從十三大制定的路線後退半步。現在的一些做法,不是真正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而是把老一套辦法拿出來。不是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秩序,而是恢復計劃經濟的老辦法。當然,要退回去也不容易。第一,八億農民退不回去了。第二,廣東等沿海地區退不回去。第三,在座各位退不回去了。

九、治理整頓要有利於政企分開,而不能再強化政企不分。

許多人講當前一大問題是通貨膨脹。從經濟學角度看,通漲只有一個原因,就是鈔票印得太多。為什麼控制不住,關鍵是政企不分。我們的政府很辛苦,他要扮演好幾種角色,既是投資者, 又是補貼者,還是購買者,同時也是印鈔票者。左手印錢,右手花錢,怎麼能控制得了。誰投資誰是老闆,購買者是顧客,而顧客是上帝,補貼者是慈父,一個人要扮演這麼多的角色,既是老闆,又是上帝,又是慈父,自己還要印鈔票,當然控制不住。如果政企不分開,通貨膨脹的根子解決不了,還可能進一步引發膨脹,這是最可怕的。

十、治理整頓要有利於廉政建設,而不能導致更多的腐敗行為。

廉政建設很重要的一條是防止把權力轉化為私利。政企不分,國家管得越多,越是增加了腐敗機會。凡是用權力控制的地方,就有把權力轉化為私利的機會。專賣,那麼誰賣?誰有了專賣權,誰就可以賺錢。為了取得這種權,就帶來了腐敗的可能。現在好多作法,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這種機會,這對廉政建設不利,給腐敗風氣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溫床。

總的講,治理整頓是需要的,但是怎麼治理,怎麼整頓,問題很大。我們提出一些希望,供決策者參考。最後我提一個建議,可不可以把這一次會稱為第一屆南北企業家對話會,以後一年一次,使這樣的對話會成為慣例。明年這個時候,我們希望能在北京接待南方的各位企業家。



我一鼓作氣看完,心中出了一口惡氣。此時此刻,我眼前仿佛浮現出李鵬那令人憎惡的八字眉。萬潤南說出了我們這些民營企業家在中共體制壓制下的種種心酸苦辣,他在我的心目中已經成為民營經濟的一面旗幟!

萬潤南近一個多月的幾篇講話都切中時弊,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劃時代的檄文,是向傳統計劃經濟宣戰的檄文!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前,公開宣示和實踐市場經濟的不是趙紫陽,更不是鄧小平,而是受趙紫陽支持的四通集團公司總經理萬潤南!為了減少阻力,首先把股份制界定為公有制的不是江澤民,也是受趙紫陽支持的萬潤南!儘管萬先生如今流亡海外,但作為八十年代大陸市場經濟先行者的萬潤南,對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做出的突破性貢獻應該載入史冊!
smilhaNew at 4/10/2019 19:36 快速引用
一個民營企業家的六四遭遇(6)



王譽虎



6、耀邦辭世,風波驟起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七點四十八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旗手胡耀邦逝世。下午四點多,我在中關村聽到了這一噩耗。

陰沉的天空此時稀稀落落地滴下些許雨點,天人同悲呀!

信佛的我確信天人感應。我的心情比天氣還糟,一種失落、沮喪、悲憤、惋惜的複雜情感充斥心胸。我開始抱怨老天不公平,難道還要讓中華民族承受更多的苦難?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卻早早逝去,按易經象數,這不是好的徵兆!我叫來司機,沉悶不語地徑直坐車回家。晚七點的新聞聯播印證了這一不幸的消息。我關上電視,打開一瓶塵封多年的五糧液,破例喝了小半瓶。晚飯沒吃幾口,懷著一顆失落的心,半醉不醉地昏睡過去。

第二天我在外面跑業務,又給廈門公司通了幾次電話。第三天四月十七日的中午,我才到中關村上班。這段時間,長春地質學院的費教授正帶著十多名本科生、研究生在我們的公司進行項目攻關兼打工。一到公司,我就看到這些學生表情凝重,似乎有些躁動不安,不時悄悄議論著什麼。原來哥哥六橋給部分學生放了半天假,同意他們去各大專院校探聽消息、瞭解動態。此刻哥哥正在辦公室聽學生彙報,我自然樂於旁聽。

一位短髮文靜的女生在筆記本上抄錄了北大、人大新近貼出的大字報、標語和挽聯,邊說邊念。北大三角地的大字報稱胡耀邦是改革先驅、民主希望,要求為胡平反申冤,徹底否定反對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呼籲繼承胡的遺志,進行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自由。

貼出的標語有“不該去的去了,該死的沒死”、“朽翁聽政,獨裁極權”、“打破獨裁政治,建立民主政權”等等。

挽聯有“英雄胡不長壽,後輩誰來耀邦”等。

人民大學的大字報更有特色,一首嘲弄四項基本原則的順口溜寫道:“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政府不能罵,小平不能下。”

一首署名悲夫的《悼胡公》藏頭詩是:“悼君唯恐是非多,胡公又奈鄧公何。耀目曾經華夏客,邦國何事恁蹉跎。”

還有直批鄧的大字報:“貓養七二鼠食盡民脂民膏,魂系民心喊捉鼠打鼠畢竟魂仍是忠魂,黑貓白貓不抓老鼠才是好貓,賭棍惡棍只欺良民不如拐棍。”

鄧愛打麻將,於是有用麻將術語寫成的對聯“借西風作胡胡公胡,拋四條伐民民十萬”,橫批是“去他媽的”。“四條”自然是影射四項基本原則。

有的大字報號召“敲響公有制喪鐘,迎接新的共和”、“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廢止政治集權,剷除官倒腐敗”等等。

據學生彙報,北大學生已提出成立各大專院校聯合悼念胡耀邦工作委員會,醞釀罷課遊行,其他院校同樣沸沸揚揚。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周圍自發的悼念活動,已有些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的影子。

這些消息動態令我振奮、欣慰,一場偉大的自由民主運動正蓄勢待發,中國的前途大有希望。我當時想,如果這場學生運動能把握堅持改革、反對倒退的基調,就太好了。但是個別學生顯然已把矛頭對準了鄧小平。儘管在情在理,但在策略上是錯誤的!我為此深感不安。學生的愛憎是單純的、自發的。由於沒有新聞自由,他們對中共上層的內幕知之甚少,對中共的本質、對以鄧為首的老人政治認識不足。他們沒有成熟的組織系統,也就不可能有統一的深遠謀略。將矛頭對準手握軍權的鄧小平,黨內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便會勢單力孤。一旦爆發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趙紫陽就會凶多吉少,重蹈胡耀邦的覆轍!

旁聽完學生的彙報,我和妻子到景山東街一處四合院裡去看我的母親。母親八十多歲,身體健朗,頭髮多半還是黑的,喜歡獨居,只是近兩年在我的堅持下,為老人雇了保姆。

下午臨走時,老太太拉住我的手,叮囑道:“老疙瘩,你別忘了文革時給你寫的信。濟公鬥蟋蟀呀,接受教訓吧,別再瞎摻和!這個胡書記死了,社會上好像又要不安生了。”我吻了一下媽媽滿是皺紋的額頭,寬慰她說:“老媽,濟公鬥蟋蟀的時代過去了,現在是蟋蟀鬥濟公了!您放心!您兒子學乖了,一門心思掙錢,政治上的事我再也不攙和了!”我有些奇怪,老太太身體雖然健康,可腦子己有些糊塗,怎麼會有這樣的預感?莫非如市井俚語所言,人老精,馬老猾?

車開到西四丁字路口已是下午五六點鐘,正好趕上學生的遊行隊伍由北向南走。各大專院校的學生井然有序地排著縱隊,舉著小旗,打著橫幅標語,一邊前進,一邊有組織地呼喊著口號。

車被阻,我和妻子下車觀看。幾分鐘過去了,我驚喜地發現這支遊行隊伍一眼望不到盡頭。規模如此之大,人數如此之多,組織如此之好,真是前所未見!我熱血沸騰,情緒激動,終於看到、等到這一天了——年青一代的覺醒!我孜孜以求的自由民主已現出曙光。我讓司機把車開走,與妻子徒步伴隨著浩蕩的隊伍向天安門湧去。

遊行的學生五六人一排,縱隊前行。他們有的頭纏白布,有的臂戴黑紗,多數學生的胸前戴著白色紙花,似乎都穿旅遊鞋。他們是要趕在明早八點禁入天安門廣場之前到達那裡追悼胡耀邦。清華、理工、農大、師大、交大、科技大學、民族學院等各大專院校的學生舉著各自的校旗。北大的學生經過時,圍觀的群眾向他們揮手鼓掌,有的用手指做出V字形向他們致意。學生們也不停地向圍觀群眾做著V字手勢致謝。學生們高舉著的橫幅上寫著“要民主,要自由”、“不要專制”、“反對獨裁”、“反腐倡廉”、“打倒官倒”、“政治改革刻不容緩”、“廢除特權”、“絕對權力=絕對腐敗”、“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等等,此外還有眾多痛悼和頌揚胡耀邦的文字。群情激奮的學生不時地呼喊著類似的口號。行進了一個多小時,後面的隊伍仍持續不斷。配戴臂章的學生糾察奔前跑後維持秩序。

傍晚,街燈已亮,我忽然想起自已應該做點什麼慰勞學生。當時行至缸瓦市。附近沒有找到商店。小商亭的飲料也已售罄,我於是把僅有的七條希爾頓香煙全買下來,分發給遊行的學生。我和妻子一直隨隊伍經西單走到天安門廣場西側,便停了下來。華燈明亮,人流潮湧。廣場上人山人海,總有一二十萬眾,蔚為壯觀。晚八點之後,廣場人群漸少,遊行的學生開始陸續緩緩匯集到人民大會堂附近的廣場靜坐。我估計,靜坐的學生少說也有五六萬人。

看到風塵僕僕的大學生有的氣喘吁吁,有的汗流滿面,我便走到南池子路口附近,與兩個攤販商定,把兩輛平板車上的幾百瓶汽水買斷,但有一個附加條件:攤販負責開瓶並主動向學生分發。

一男一女兩個商販爽快答應,而且異常主動熱情地上前為學生服務。隨後又有幾個中年知識份子模樣的人也參加了進來。其中那位四十多歲的女攤販徵得我同意,用我的板磚大小的摩托羅把手機聯繫,又運來了二十箱汽水。

學生們喝著汽水,不住地向我倆道謝。一個戴糾察臂章的學生一邊喝著汽水,一邊跟我說:“官方通知,明早八點到中午十二點天安門廣場禁止通行。我們新成立的學生聯合會決定串聯組織起來今晚進駐廣場,不給政府造成違法的口實!”

燈火輝煌的廣場上空,一輪圓月高懸,臨照著明天為胡耀邦送行的莘莘學子。已經十點多了,我們隨身帶的二千多元現金己所剩無幾。我倆沒吃晚飯,此時才感覺肚子餓了。在妻子的催促下,我們戀戀不捨,坐計程車離開了天安門廣場。

第二天下午,長春地質學院的學生說,有百萬民眾自發地沿街佇立為胡耀邦的靈柩送行。十多萬在廣場苦等一宿的學生,派三個代表跪交請願書,卻無人理睬、倍受冷落。追悼會後,二十多所高校代表發起成立了北京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並決定從二十四日開始全市無限期罷課。

我對跪交請願書不以為然,轉而又想,這或許是一種諷刺或抗議。共產黨統治下,公民不就是子民嗎,當然要跪著了。學生拋棄了共產黨導演控制的學生會,以民主的方式自發成立自已的學生會。這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非同小可,可以看成是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挑戰。我欽佩學生的勇氣,也為由此引發的後果擔心。畢竟黨國體制主要是靠欺騙、收買和槍桿子來維持的。但是轉而又想,學生們自發追悼胡耀邦名正言順,只要注意策略,不授人以柄,政府是無可奈何的。此時的我,振奮中夾帶著憂慮,沒有介入的衝動,只是樂觀其成罷了。

四月二十五日,晚間新聞竟提前一天播出了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給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的活動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的大帽子。這篇社論極像文化革命時的大批判,仿佛出自文痞姚文元的手筆。隨後又播出了《北京市政府公告》,重申不准遊行《十條規定》。

晚上,在我家附近的工運學院院內(現名勞動關係學院),人們三三兩兩地傳遞著相關消息,發洩著對當局的不滿。我從幾位要好的教授講師那裡瞭解到了一些有關《四.二六社論》的內幕。根據陳希同、李錫銘的彙報,李鵬、楊尚昆向鄧小平彙報請示,鄧勃然大怒,揚言手中有幾百萬軍隊,不怕學生造反,不要怕流血,不要怕罵娘,不要怕國際輿論,要儘快把動亂鎮壓下去,並把學生運動定性為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甚至又氣急敗壞地貶損一番胡耀邦。

胡耀邦死後享有如此宏偉盛大的哀榮,鄧小平當然感到非常憤怒。他這番殺氣騰騰的獨夫式的講話,使他的形象在我心中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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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王譽虎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9年4月10日17:45
smilhaNew at 4/14/2019 05:43 快速引用
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史(10)



王誉虎



10、一部轎車和八卡車食品



我的講話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竟無一人質疑,更沒一人反對。大家紛紛表示回廣場、回學校去做說服工作。有的同學說學生很窮,沒錢打的士,為了串聯提高效率,最好有專車。

我馬上表示:“這沒問題,可以給你們一部轎車專用。我手頭有二萬多塊錢現金,現在送給你們作活動經費,不過要由你們推舉一人具體負責。”

經過幾分鐘醞釀,學生們推舉何亮負責車的調度和錢的使用。

我馬上叫來向陽和另一個司機劉登山,叮囑他倆要二十四小時值班聽何亮調配。我從講桌下的手提箱裡拿出二萬多元錢交給了何亮。何亮與趙體國一齊清點錢數,然後說是二萬二千元。何亮說應該寫個收條。我說不必了,我這筆錢是捐贈,只要是為了上述目標,錢怎麼花由你們定!

又有幾個學生說,天安門廣場沒有電話,最好有一部手機,串聯溝通就方便多了,效率可以大大提高。

我遲疑了一下,然後說:“這個問題可以考慮。你們今晚先回去分頭作工作。如果有成果,後天晚上九點在這裡碰頭,活動經費如果不夠我還可以追加。”

這時,一直沉默的周永軍說話了:“天安門廣場由高校絕食請願團、首都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和北高聯領導,我們都不是主要負責人。閻明复勸說後,他們已經同意停止絕食撤離廣場,但大多數絕食同學不同意,最後就沒撤離了。在這裡開會的有幾個是北大、清華學生自治會的頭頭,我在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負責宣傳。我們只能分頭去做大家的工作。我們大家盡力而為吧!後天晚九點咱們在這兒聚會。”

“那好吧。你們先在北大、清華的學生會裡分頭做工作,然後再擴展到高自聯。後天晚九點見。車你們現在就可以開走了。我這裡有許多傳單,你們分頭散發給廣場的學生吧。”

我看看掛鐘,已過十二點了,又叮囑了一句:“二十號晚九點這裡再見!”然後把一千份傳單的一半分發給了學生。

回家躺在床上我有些內疚地想,自已的手機是二萬七千元買的,是真的捨不得借給學生嗎?不是,肯定不是。因為我已準備必要時捐出幾十萬乃至更多的錢物給學生。那又為什麼遲疑不決呢?怕公安局監聽暴露自己。相比捨身取義的學生,自已剛成了有產者就開始患得患失了。有了這部手機,對學生們統一思想、撤離廣場、返校復課多麼重要呀!

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想起文化大革命中最時髦的口號:“狠鬥私心一閃念!”

我自嘲地笑出了聲。

五月十九日早八點,我在華成托運公司召集全體員工開會,宣佈公司要抽出大部分人力物力支援學生運動。然後我讓會計和出納分頭帶領幾個人開車或蹬平板車去大量採購食品、飲料和水果。下午三點鐘,華成托運公司的兩輛解放牌十噸加長半掛卡車裝得滿滿當當,用苫布蓋上,用繩索勒緊,在波羅乃滋轎車的引領下開往天安門廣場慰勞學生。此後五天,我們公司共運去八大卡車食品。在我的授意下,卡車的牌子被摘去。我確信,當局絕沒有閑著,一切都在他們監控之中。

五月二十日上午十點,李鵬簽署了《戒嚴令》。隨後,我佈置一部解放卡車,拉著食品飲料和水果,去豐台慰問戒嚴部隊官兵,同時選派蘭敏和另外兩個能說會道的小夥子去向解放軍宣講事實真相,散發由廈門帶來的傳單,爭取官兵對學生、市民的理解和同情,讓官兵拒絕或消極執行戒嚴令。

晚上九點左右,十多位學生如約陸續來到公司會議室。在我的主持下,學生們開始彙報動員工作的進展。他們幾乎一致反映,沒有遇到什麼阻力,但有部分學生反對無條件撤離廣場。何亮說:“知識界很多人也同意儘快撤離。萬潤南後天下午四點將在四通公司招集學生領袖開會,商討撤離廣場事宜。如果一切順利,發表一個《凱旋在子夜》的文告,舉行一個大遊行,然後直接返校復課。”

我眼睛一亮,異常振奮地問:“是無條件撤離嗎?”何亮答道:“那我就不知道了。後天下午開會可能就研究這個問題吧!”

我的心又緊縮了起來,不無憂慮地對大家說:“撤離不是關鍵,關鍵在於條件!無條件撤離最好,自已找個臺階下當然更好。如果提出不切實際的條件等於不撤離!希望同學們抓緊時間再繼續做工作!”

這時,還是那位不知名的同學又提出:“我們畢竟不是北高聯的主要負責人,我們只能影響說服本校的學生自治會。時間緊迫,工作量大,廣場上沒有電話,要是有部手機效率就高多了!”

我已有思想準備,二話沒說,當即把手機交給了何亮,然後又把電池、充電器交出來,並告訴了他使用方法。

臨散會時,我又再三叮囑:“按慣例,《戒嚴令》必須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生效。你們在北京市民的支援下已成功地阻止部隊實施戒嚴十多個小時。這場學生運動已演化成全民的抗爭,獲得了全民的支持。還是那句話,策略是你們成敗的生命!中國的民主、自由和憲政是百年來的夢想和目標,絕不是幾次遊行、一場學生運動就可以實現、就可以完成的!這需要一個量變到質變的積累過程!你們可以設想,在封建社會,一大幫手無寸鐵的秀才鬧著要皇帝退位,鬧著要改朝換代,後果是什麼?封建社會最賢明的皇帝頂多是下《罪己詔》,他不可能向人民低頭認錯,他寧可要百姓的腦袋,也不會向百姓低頭!這就是專制政體和民主政體的區別!這就是國情!請大家一定見好就收,收的越快越好!今天收,勝利就可以在今天劃上完滿的句號;明天收,勝利就在明天劃上句號。如果遲遲佔據廣場不撤,就會事與願違、物極必反、前功盡棄!如果你們成功地撤離廣場返校復課,你們不單保住了既得的成果,還保存了實力,獲得了經驗,留得青山在還怕沒柴燒!別忘了你們二十歲左右,元老們已八十多了!最後祝大家平安順利!後天在四通見。”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我與四通公司副總經理、鷺島公司總經理崔銘山通了電話。我特意把廈門清理假集體所有制,重新登記註冊公司,以及把權屬歸公的動態做了匯報。我斷言說這是李鵬、姚依林通過治理整頓打擊私有經濟的圖謀。崔銘山靜靜聽完,沒有表態。

十一點左右,我來到工運學院主樓,找到了正在組織開會的該院副教授呂嘉民。我急切地把希望學生要儘快無條件撤離廣場的主張向呂嘉民做了陳述,並懇請呂以大學老師的名義向學生做說服工作,然後把由廈門帶回的幾份傳單交給了他。我的主張似乎與老呂不謀而合。與他簡短交淡了一下對形勢的看法後,我便怱怱離去。

二十二日下午兩點多,我隻身來到四通樓上一大間臨時隔開的會議室,已有十多位學生坐在長靠椅上。我只認識其中的幾位。時間未到,我正好遇到時任四通副總裁的段永基,便被邀進了他的辦公室。我與段在珠海一齊吃過飯,有一面之交。談話自然圍繞學運,我發表了自已對撤離廣場的意見,段永基表示同意。

老段對學生運動失控頗有微詞,認為學生們沒有堅強的領導核心,有些放任自流、頭腦發熱,成了烏合之眾。無視人命關天的戒嚴令,後果堪憂。

這時萬潤南推門進來,段永基做了介紹。我與萬潤南禮貌地握了握手,寒暄兩句,便隨萬潤南去了會議室。這是我笫一次與萬潤南見面。

西裝革履的萬潤南氣度不凡,中上等個兒,面相富態,身體有些發福,謙和的舉止下深藏著幾分矜持自信。會場上有二三十個人,有些亂。四通公關部長曹務奇大聲說,開會時間地點改在晚上,在國際飯店,一會兒有盒飯送給大家,吃完飯有專車接送。

我無人關注,坐在學生之中倍感冷落,即使那幾個熟識的大學生也沒把我當成人物。到了宏大考究的四通大樓,見到了儀表堂堂名望甚高的萬潤南,我似乎己無足輕重。曹務奇與幾個學生議論,寫了一篇《倡議書》交給《工人日報》社,明天見報。見報當晚,舉行“凱旋在子夜”大遊行。

自感多餘的我聽後心中一陣喜悅,久懸在心的一塊石頭落下了。通過片言隻語,我揣測,明天子夜時分學生環市大遊行後就會撤離廣場。我樂觀其成,一份責任感抑或使命感可以說完成了。我悄然離開,上了停在樓下的夏利轎車。

在車裡,我為自已一度泛起的虛榮心而自責。平心而論,我絕無政治野心,也深知涉足政治的凶險。經商既要關心政治,又要遠離政治,這個道理我心知肚明,況且對共產黨的本質我自認為比一般人看得透徹。我做人非常低調,沒有好車沒有好房,不帶戒指不帶手錶,甚至連領帶領結都不會打。我喜歡休閒式的服裝,喜歡無拘無束。在公司經營方面我有烏托邦式的經營理念。論個人資產,我比萬潤南少不了多少,但我猶如鄉里的暴發戶,與前衛新潮、蜚聲國際的四通公司不在一個檔次。學生們對四通、對萬潤南寄託更多希望,傾注更大熱情,實在是合情合理。此舉猶如一場接力賽,萬潤南已把棒接過去了,勢單力薄、力不從心的我豈不快哉!想到這裡,我倍感輕鬆和欣慰。我盤算著,再過一兩天學生勝利撤離了廣場,我就返回廈門,我還要準備去邢台參加已推遲的全國鋼材定貨會呢。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我沒有派車往廣場送食品,而是忙著指揮員工們寫標語,然後貼在卡車車箱的三面。幾個北大、清華的學生一起幫忙。三輛卡車其中有兩輛是加長的十噸半掛,車箱三面貼上如下口號:堅持改革反對倒退!保持晚節堅持改革!支持鄧的改革開放!經改與政改同步!反腐反官倒!鎮壓學生沒有好下場!支持黨內改革派!反對黨內保守派!李鵬下臺!署名北大和清華。卡車仍然沒掛牌號。三輛車上站著二十多個手持小紅旗的員工和學生,中午時分開到復興門。

一點半鐘,百萬人大遊行開始。廣場上人山人海。長安街中間和南側三支隊伍並行前進,北側是徐緩行駛的機動車長龍。我戴上墨鏡,坐在第三輛車的駕駛樓裡,隨隊伍緩緩前行。舉目望去,遊行示威的隊伍浩浩蕩蕩沒有盡頭。透過車窗,望著恢宏壯闊的場面,聽著此起彼伏的口號聲,我心潮澎湃。參加遊行的有本市的大學生,有外地來京的大學生,有工礦企業的工人,有文藝界、新聞界、教育界的知識份子,有各大部委的機關幹部,還有市民,遊行的標語口號是:李鵬滾下臺!罷免李鵬!反對戒嚴!反對軍管!公審李鵬,人民必勝!擁護趙紫陽!維護憲法!保障人權!撤出軍隊!外地學生隊伍中也零星出現了反對鄧小平的標語。

我們車隊的標語內容雖然與眾不同,但在那標語口號的海洋裡實在是毫不起眼,幾近於無。我力挽狂瀾的努力太微不足道了,我很感傷,也很無奈。我感到這場運動猶如脫韁的野馬,完全失控了。雖然這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場景真實地體現了民心民意,體現人民發自內心的抗爭,可我內心卻感到一絲悲涼,似乎眼前正在演唱一曲悲壯的挽歌。

二十三日晚上的電視新聞竟如實地播放了下午的百萬人大遊行。

然而這一天的《工人日報》卻並未刊登四通公司的《倡議書》。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下午何亮來公司告訴我,二十二日晚上在國際飯店,萬潤南要學生撤離廣場是有先決條件的,一共有四條:一是軍隊回去我們回校;二是解除戒嚴;三是李鵬下臺、鄧小平光榮退休;四是趙紫陽復出,並建議學生回校後堅持校園鬥爭。王丹、柴玲也參加了會議。

我長歎了一口氣,心灰意冷地癱坐在沙發裡。我近乎崇拜的萬潤南怎麼會如此糊塗?!對國情怎麼如此一無所知?!怎麼會幹這種與虎謀皮的儍事?!但是轉而又想,萬潤南上能通天又裡通外國,或許知道內幕,知道上層異動?
smilhaNew at 4/24/2019 06:44 快速引用
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9)



王譽虎



9、攜傳單回京,初識周勇軍



五月十七日下午,我與冶金部建築研究院的趙處長軟磨硬泡,讓他把兩張機票退給我。趙處長等二人準備回京開會,見北京形勢複雜微妙,想在外龜縮觀望一陣,於是順水推舟把兩張十八日下午起飛的機票退給了我。

我異常亢奮,抓緊時間提筆寫了一篇不足千字的文章《鄧大人莫作歷史罪人》,內容是肯定鄧和胡、趙對改革開放的偉大貢獻,敦促鄧兌現政治體制改革的承諾,與陳雲、王震等保守派切割,正確對待學運,切勿以無冕帝王自居,屠殺手無寸鐵、和平抗爭的學生,從而淪為千古罪人、遺臭萬年。

我又從香港《爭鳴》、《解放》等雜誌上摘選了一些有關中共高層保守派與改革派鬥爭的文章,摘選了鄧小平力主經濟改革而政治改革卻言行不一,及其如何平衡兩派之爭的報導和評論。此外,我還摘選了兩篇與官倒相關的報導:一是王震到深圳視察,當有人反映其公子開辦水上飛機俱樂部有官倒之嫌時,王竟破口大駡:“什麼官倒?是倒官!”二是“彭真之子獲肥差”,內容是中共元老彭真之子傅亮調到鐵道部,專門負責調撥計畫外車皮。據說是前鐵道部長丁關根一個電話直接安排的。“傅亮揚言,別看趙紫陽跳的歡,老爺子(彭真)什麼時候發話,他就得靠邊站!”

我精心編寫的這份傳單,其用心就是點撥式地告訴學生中共上層派別鬥爭的內幕,尤其是鄧小平的態度決定著黨內兩派鬥爭的走向和勝負,以此引導學生作出正確決策。

已是十七日晚十點,我讓兩位最可靠的員工把我輯錄的這些資料匯總編輯在一起,然後複印在一張A2的紙上。在我妻子的督導下,連夜複印了二千份——等於是大號傳單。

十八日上午,我又特意買了一個手提箱,內裝一千份傳單,交給了金召。金大學剛畢業,父母都是知識份子,是廈門京元電子開發公司的專案經理。其妹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絕食鬥爭。金召自告奮勇,負責把一千份傳單交給絕食的妹妹,再讓妹妹廣為散發。

四月十八日下午三點多,我和金召攜帶二千份大號傳單,順利到達北京。

我的小舅子向陽,開著新買的私家夏利小轎車在首都機場接上我和金召,徑直開向城區。向陽情緒亢奮,一路上一邊開車一邊宣講著近日學潮的趣聞。至東三環牛王廟附近,我們的車不得不停了下來。路上橫攔著層層隔離礅,中間空出僅供往來單行的車道。在道口有幾個大學生揮動小紅旗把車攔下。學生們一臉凝重,認真盤問我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向陽據實回答。學生很有禮貌地說:“對不起,請諒解!”然後用小旗示意放行。在以後幾千米的公路上,設置的隔離通道有10多處,都有學生把守,但未再盤問攔截。

向陽說,這兩天風聲很緊,傳言軍隊要進城鎮壓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所以今天學生、市民自發組織起來設路障,警惕軍隊進城。向陽還說,從學生鬧事至今十多天了,尤其近幾天,據公安局的朋友講,還真邪了,學生罷課,小偷罷偷,盜竊、搶劫案大幅下降,自行車隨處放沒聽說誰丟車!

在東直門附近,拐彎兒把金召送到家,然後我們徑直向阜成門開去。一直開到阜成門外的我家門口,也未見一個交警,而沿途交通秩序卻井然有序。街上行人熙來攘往,行色匆匆,沸沸揚揚,我恍惚覺得北京好像巴黎公社一樣被民眾接管了。

回到家中匆匆安頓一下,我便直奔我在阜成門外的北京華成托運服務公司。我準備以此為據點開展工作。這裡離家近,比起在中關村的科儀公司,離天安門廣場也近得多。獨門獨院裡有停車場和六間辦公室,還有小會議室,出入方便而且隱蔽。我召集了員工骨幹開會,聽取大家對形勢和見聞的彙報後,我表達了自已的意見,並取得了大家的認同和支持。我請大家在附近的小飯館用完晚餐,便由向陽開車,和蘭敏共三人到了天安門廣場西側的胡同裡。晚八九點鐘,我坐在車中,派蘭敏和向陽去找北大和清華的學運負責人聯繫,聲稱四通下屬的公司企業準備給學生一些物質援助,並發表對學運今後走向的意見。

不到半小時,蘭敏和向陽就帶來四五個學生。其中一個叫周勇軍,中上等個頭,儒雅帥氣。他很警惕地盤問了一番。我沒介意,我知道當局污衊學生背後有黑手,學生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我有所準備,掏出了名片遞給學生。學生借助路燈仔細認真地辨認。名片上寫著“京元聯合總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王譽虎”,下屬四個公司是北京華成托運服務公司、北京京元科學儀器公司、廈門京元電子開發公司和廈門京元金屬加工聯合公司。我簡明扼要地表達了自已的三大意願:一、希望學生見好就收,儘快撤離天安門廣場回校復課;二、停止攻擊鄧小平、楊尚昆,學運的口號應規範為“堅持改革,反對倒退”、“政治改革應與經濟改革同步”、“支持鄧的改革開放,反官倒反腐敗”等等;三是如果上述二條學生認同,本公司可聯合四通等民營企業給予資金、物質方面的贊助和支援。

周永軍等幾個學生耳語一番,同意回廣場去商量,然後儘快派各校代表隨我去公司開會協商。

所謂“聯合四通等民營企業”云云,只不過是我順手拉起的一面大旗。其時我只是四通集團公司孫子輩的下屬企業,位卑言輕。我的想法,四通董事長沈國鈞肯定聽得進去,但老沈身在珠海,置身事外。我和萬潤南、曹思源連話都沒說過,與段永基僅有一面之交,與崔銘山交往一般,與四通其他企業家只不過是萍水相逢罷了。但情況緊急,事不宜遲,只有按自己的主觀願望而行了,何況我已經做好了傾盡全力的準備!

晚十點多鐘,周永軍帶來八九個大學生,全是男姓,坐上向陽找來的兩輛計程車,跟在夏利車後面,一直來到華成托運公司院內。

會議室近四十平米,學生們面對我坐在折疊靠背椅上。周永軍要求看一眼營業執照。他的要求被滿足。我推測周永軍的經歷非同一般。爾後得知,他是前政法大學學生會主席,是四月二十二日大會堂前三個下跪請願的青年之一,現任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宣傳部長。其他同來的學生有清華的何亮、李玉奇、白立舜,北大的趙體國、趙愛學、陳留才,還有二個名字不詳。

我開始了勸導式地講話。我首先對這場學運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對指揮和參加學運的學生表達了崇高的敬意,認為這場學運對民主、自由和憲政的訴求,代表了近百年中華民族的真正覺醒,尤其是四.二七大遊行將會永遠載入史冊,我由衷地稱讚他們這一代大學生是中華民族的脊樑、未來的棟樑,是中華民族的希望。

開場白之後,我話鋒一轉,說道:“對毛澤東的功罪,我與在座的同學可能有分歧,但有一點應該是一致的,那就是毛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真理,是實踐證明的真理。不管毛是成就了他的帝業抑或是成就了革命偉業,毛的謀略、戰略、策略則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在這個判斷上我們肯定沒分歧,大家說對不對?”

“對,對!”學生們一致贊同,只有坐在側面的周勇軍用點頭表示贊成。

我接著問:“廢除專制獨裁,我們的理想就是建立一個民主、自由、憲政的中國對不對?”

“對!”學生們回答。

“我們力圖用幾天、幾個月就想畢其功於一役,建立民主自由憲政的新中國對不對?”

學生有的面面相覷,有的說不對。

“我也認為不對,因為是夢想,是脫離實際的夢想!方勵之主張全盤西化對不對?方勵之為代表的一部分知識份子推波助瀾,想通過這場學生運動畢其功於一役對不對?”我自問自答:“也對也不對!為什麼?因為如果幾天幾個月幾年中國就搖身一變,成為民主、自由、富足、強大得跟美國一樣,何樂而不為?我之所以又說不對,因為這不切實際,是夢想,欲速則不達!一個大麵包要一口一口才能吃完,實現一個遠大宏偉的目標要一步一步地走,要分幾個階段才能到達。同學們掀起的這次運動非常壯觀,向既定目標已邁出了幾大步,取得了偉大的成績,趙紫陽己做出了肯定。十七日早晨趙紫陽實際是代表黨中央再次肯定了這場學生運動,這是自建國共產黨執政以來破天荒頭一次!”

平時不抽煙的我,因激動點燃了一支萬寶路香煙,並順勢把多半盒煙扔給了學生。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同樣也是學生運動、也是高自聯的生命!正確的策略應建立在正確的判斷上,正確的判斷又建立在對客觀實際的調查和瞭解上。那麼什麼是當今的國情?一黨專政和聽命於鄧小平的三百萬軍隊,這是最大的國情!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獨立黨派,一盤散沙,或難聽點兒說,烏合之眾,怎麼有可能一蹴而就?!怎麼有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中國的改革和進步必須借重共產黨內主張民主改革的力量。這有兩大好處,一是切合實際、裡應外合、循序漸進、事半功倍;二是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節,不會重演百日維新的悲慘結局!一個胡耀邦倒下了,不能讓趙紫陽再倒下,要想趙紫陽不倒就別幫倒忙!別製造倒趙的口實!別給黨內那些保守的死硬派製造倒趙的把柄!我還要著重強調,鄧小平是軍委主席,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鄧小平是太上皇!手無寸鐵毫無經驗的學生要求手握生殺大權的太上皇退位下臺,能有幾分勝算?一分也沒有!鄧主張改革開放,比陳雲、王震進步開明。但鄧小平只側重經濟改革,雖然多次強調也要政治體制改革,可是總不見行動,乾打雷不下雨……總是順應保守派高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在此提請同學們高度注意,當今,鄧小平的態度決定著改革的走向,決定著黨內兩派的輸贏!還有一點我要提醒大家,鄧小平、陳雲為首的政治老人都已八十多歲,而且不在一線。三五年以後,只要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能坐穩坐大,而不是李鵬之流坐穩坐大,那未中國的前景就一片光明!”

我猛抽了兩口煙,停頓了一下,接著說:“所以,我們要改變策略。當然,你們己坐失了幾次大好良機,如今亡羊補牢吧!應立即停止對鄧小平、楊尚昆的攻擊。順便說一句,楊尚昆是比鄧小平還開明的改革派,他和趙紫陽的關係密切。因而這次運動的宗旨應規範為支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堅持改革反對倒退、政治改革應與經濟改革同步、反腐敗反官倒等等,千萬不要再去糾纏《四.二六社論》與鄧頂著幹。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有一條,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要避實就虛,這就是策略。”

我繼續說道:“還有一個策略,就是見好就收!保存和積蓄有生力量!趕快撤離廣場!撤離廣場不要講條件,越快越好!”

這時一個學生舉手發言:“王老師說的確實有道理,但是李鵬、袁木、何東昌他們不和我們對話,不承認高自聯,學生想撤、想復課也沒個臺階下。我們就這樣不絕食了,撤了,復課了,這不等於無功而返、前功盡棄、學運失敗了嗎?!”

“不對!”我斬釘截鐵地說:“你們應該明白,為什麼李鵬、袁木、何東昌不與你們平等對話?就是不給你們臺階下,就是要激化矛盾,造成鎮壓你們的藉口,並且一箭雙雕,順勢把同情學生的趙紫陽趕下臺!再有,你們完全可以自找臺階下。在中國《憲法》裡共產黨最大,黨中央最大,國務院、政府是老二。黨中央總書記在五月三號、四號的講話中已經否定了《四.二六社論》,並肯定了你們是愛國的,就坡下驢多好!趙紫陽的聲望會大增,地位會鞏固,一舉兩得。可是你們卻讓李鵬牽著鼻子走。十七日凌晨趙紫陽代表五個黨中央常委再次表態肯定了你們,並答應了你們的幾項要求,又是一個臺階,名正言順的臺階,可你們不買帳,讓趙紫陽下不了臺。放著陽光大道不走,偏走獨木橋,偏跟李鵬較勁,跟鄧小平頂牛!要想幹成一件大事,必須有理、有利、有節!你們的要求和主張有理,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沒有利、沒有節!是蠻幹!我可以斷定,這是最後的機會了,如果再不果斷及時撤離廣場,後果不堪設想!你們一夜之間放棄絕食、撤離廣場、返校復課,你們就勝利地告一段落。你們保存了力量、積累了經驗,在適當時機還可東山再起!趙紫陽已代表黨中央承諾不秋後算帳,如果鄧小平、李鵬不認帳,迫害你們學生的領袖頭頭,那麼就會失信於黨內、失信於民!你們要理解趙紫陽語重心長的告誡:‘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我再懇切地提醒你們,什麼叫引蛇出洞?如果蛇出洞吞了獵物馬上縮進洞裡,想打蛇的人就乾著急、乾瞪眼,一無所獲!你們已經獲得前所未有的勝利,如果返校復課,勝利果實就可確保無疑!如果不見好就收,如果非要畢其功於一役,就會物極必反、前功盡棄!我先講到這裡,同學們可以討論。如果你們同意我的意見,就儘快回去做其他同學的工作。有什麼困難、有什麼要求儘管提,我盡力而為,我也會聯合四通為首的民營企業資助你們!”
smilhaNew at 4/24/2019 17:37 快速引用
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13)



王誉虎



13、六四血案的證人證言



北京的秩序已經恢復,但行人稀少且來去匆匆。人們的表情凝重陰沉,公車也沒有了以往的擁擠,車內乘客稀疏。頭頂鋼盔、荷槍實彈的軍人隨處可見,軍車、警車呼嘯而過。空氣中彌散著恐怖氣息。

向陽邊開車邊說:“最近幾天北京到處抓人捕人,看守所、拘留所、派出所根本裝不下,好多機關、學校、倉庫都借來關押人!有點頭腦的北京人都溜走了,避風去了。現在的北京是人人自危呀!你們想想,上百萬北京人都捲進去了。現在是只要有人檢舉立馬就抓!公報私仇的合適了。“能人居”老闆就讓人告了一黑狀,挨了一痛揍押了好幾天才放出來!依我看,大姐夫根本就不應該回來!人家躲還躲不及呢!”

“是呀,我也勸你大姐夫先別回來。”妻子說:“可他不聽,非要回來看看。”

我默不作聲,過了片刻才說:“我也有幾分好奇,回來看個究竟,然後才好決定下一步怎麼走。”我話鋒一轉,問道:“向陽,那幾個學生情況怎麼樣?有消息嗎?”

“你五月二十七號一走,我當晚就把車開回不讓學生用了。我跟何亮要手機,他說在別的學生手裡,一時要不回來,又過了幾天就與何亮失去了聯繫。那些學生生死不明,被抓沒有我也不清楚。”

我心中盤算:如果那些學生沒有被捕,我自已被抓的可能要小得多。最關緊要的是那部借出的手機,如果學生用它與港臺或國外聯繫那麻煩就大了。當然這只是如果。不過,提高警惕還是必要的,絕不能回家過夜,去公司時也要多加小心,如有風吹草動立馬就躲起來。

我沒有回戶口所在地,而是徑直回到母親那裡。妻子獨自回到家中,以便觀察動靜。

第二天上午,我來到工運學院教職員工住宅區,先找到呂嘉民的夫人作家張XX,開門見山地說:“XX,嘉民主張成立波蘭團結工會式的獨立工會,這是共產黨的大忌,這次肯定要被抓。讓嘉民出境吧,我有門路,也有經費。如果嘉民同意,我負責接送他出走。”

嘉民夫人答道:“我們探討過這個問題,嘉民態度很堅決:絕不出走,絕不流亡,已做好坐牢的準備。”她接著說:“嘉民己備好一個小包,內有牙具肥皂內衣內褲,一旦警察來抓可起身就走。”張某某停頓一下又說:“不過我可以把你的好意轉告他。多謝你的關心!”

不出所料,過了幾天呂嘉民被公安局傳喚,爾後於七月十一日傍晚在家中被捕,走時拎著那個早已備好的小包。

呂嘉民屬於一九七九年“北京之春”那一撥人。一九八九年五月被工運學院的學生選為學運的總指揮,爾後當上全國總工會聲援學運的總指揮,帶領本院學生和總工會的人馬在天安門廣場遊行示威,聲援學生運動,並在遊行隊伍中打出令當局膽戰心驚的橫幅標語:“中國的瓦文薩,你在哪裡!”這次被抓,呂嘉民作為要犯被關秦城監獄,一年零七個月後獲釋。

我用了幾天時間,坐著夏利車到公司、熟人、朋友、老同學處專門瞭解六.四屠城的真相。由於條件限制,得到的都是支離破碎猶如萬花筒一般的情景。

科儀公司的專案經理鐘海坤說:“六月三日晚我始終在木樨地附近圍堵進城的戒嚴部隊。十點左右,木樨地人山人海,戒嚴部隊根本進不來,雙方對峙將近一小時。這時有上百名頭戴鋼盔手持木棒的大兵衝過來,被老百姓一陣磚頭瓦塊砸了回去。接著就是幾百名端槍的大兵衝上大橋,這時槍聲大作,人群向後退。後面的人大喊是橡皮子彈,市民潮水一般又衝回去,又退下來,又衝上去。路上躺倒了幾十個人,我就近一看地上全是血,用手一摸粘糊糊還有熱氣,有的頭在冒血。還有一個坐在地上大腿血流不止,大罵大叫。這時人群開始大喊當兵的殺人了!當兵的用的真子彈!大罵戒嚴部隊是法西斯劊子手!有不怕死的邊罵邊扔磚頭。我當過兵,一看不妙,趕快臥倒匍匐爬到地鐵口後面。木樨地兩旁的大樓被打得火星四濺,有亮燈的陽臺也被槍掃射,陽臺玻璃稀里嘩啦地向下掉。木樨地地鐵口滿是彈痕,不信你去看,再晚幾天就都修補上看不到了。”

托運公司對面小飯店的老闆娘五十多歲,頭上纏著厚厚的滲血的繃帶,在關張已經幾天的餐廳內壓低聲音罵道:“真他媽的一幫禽獸,真開槍呀!我在木樨地去看熱鬧,看到開槍殺人,嚇得我跑到路旁的矮樹叢後面躲起來,沒想到一顆子彈擦著我頭皮飛過去,血熱乎乎的從臉上流到脖子。我還真算命大,差寸八我就沒命了!”

哥哥六橋心有餘悸地說:“六月三號晚十點半左右,槍聲大作,滿街的人都往西單木樨地、天安門方向邊跑邊喊,戒嚴部隊開槍了!殺人了!我打車到了復興醫院,一路上看到好幾輛三輪平板車拉著血淋淋的人往醫院送。”

我到冶金部廢鋼處接洽鋼材訂貨事宜,得知廢鋼處的伊敬六月三日深夜在木樨地家中樓上陽臺被子彈打中頭部身亡,鄰居李立三(即共產黨元老李立三)家中的女傭也在陽臺上被子彈射殺。小伊大學畢業分到冶金部廢鋼處沒幾年,是個年輕有為的青年,人緣很好,與我也很熟識。我感到痛惜,心中默默為他哀悼。

廢鋼處王振武處長代表全處同仁堅持要為伊敬隆重召開追悼會,但上司害怕惹是生非,主張淡化處理,雙方爭執不下,一時沒有結果。

上述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此外還聽到大量道聼塗説的各種恐怖血腥的傳聞。

幾年後,在一次朋友聚會上,一位時任六十五軍某師副師長的朋友親口說出了六.四的部分真相:

“我當時是副師長,親身經歷並參與了六.四事件。直接向我們下達命令的不是什麼鄧小平,是總參作戰部,沒有具體人。直到六月二日,除了化裝的軍人,戒嚴部隊還是進不了城。總參作戰部下了死命令:要採取一切手段限時到達天安門廣場!軍頭召集我們開會傳達,大家一致認為‘一切手段’太籠統,包括不包括開槍?大家仍然按兵不動。軍部回電問作戰部:‘一切手段包括不包括開槍?’結果讓作戰部臭駡一頓,說什麼‘你們自己去理解!’軍頭又召集我們開會,多數人不表態,少數人堅持不明確下命令開槍就不開槍。大家默然。沒人願承擔這個歷史罪名!部隊又努力嘗試進城,老百姓人山人海,又有路障,結果還是進不了城。六月三號晚上總參作戰部終於下了明確命令:‘務必在六月三日晚十二點到達天安門廣場,如有必要可向下肢開槍!’向下肢開槍等同於任意開槍!於是才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

“五月二十日宣佈《戒嚴令》後,趙紫陽在中南海的警衛就被撤換了,是由六十五軍的官兵實施警衛,事實上是把趙紫陽軟禁監控了!”

“在人大會堂內埋伏著大量戒嚴部隊,李鵬在裡面背著手像熱鍋上的螞蟻踱來踱去。王震有一次氣急敗壞地要奪戒嚴部隊戰士的衝鋒槍,大罵著想衝出大會堂掃射紀念碑前的學生,幸虧被人攔阻了!”

“在子夜清場時,帳篷我們逐個地檢查了,沒有學生,確實不存在清場過程中碾死、打死學生的事情。”

“六月四號、五號、六號,看到、聽到和傳達了戰友死傷和暴屍街頭的消息後,部隊戰士被激怒了,在和學生、市民對峙、指責、漫駡時,確實打死了一些市民,還有的市民、學生被抓到中山公園打死後就地挖坑掩埋了,這也是事實。具體死多少,我也不清楚。我們有紀律,不該說的不能說,不該問的不能問!”

詩人郭小川的兒子郭小林見證說:“六月四號下午我在軍博附近,學生、市民與戒嚴部隊對峙著。我質問離我最近的幾個大兵:你們是人民的子弟兵,老百姓養你們是保衛人民的,可你們為什麼槍殺市民和學生?!你們的良知和良心何在?!我話剛說完,一個黑不溜秋的大兵上來一把拽住我的衣領把我薅過去,然後連推帶搡帶踹把我捺在一堆人群裡蹲著。這個大兵站在我跟前說你把頭抬起來!我一抬頭,他就用軍靴順勢一腳正踢在我下巴上,就聽哢嘣一聲,我的門牙當時就掉了半截,過一會兒另兩顆門牙也吐出來了,滿嘴全是血!吐了一地。這一腳眼鏡也踢飛了,根本不允許你找眼鏡,連挪窩都不行!這個畜生幹的還挺麻利、專業。事後我還挺慶幸,如果我舌頭當時在牙上,肯定擠斷了,那可麻煩大了。真是一群畜生、法西斯!我被押到一處臨時牢房,是一處破倉庫,那裡關滿了人,有幾百個吧。關了我一個多月才放我回家。”

改革開放初期的著名策劃大師、自由撰稿人、作家鐵流先生也是一個六.四的目擊證人,他講述了許多故事片段:

“六.四事件我至少是個知情者、目睹者。從四月二十日耀邦辭世到學生上街遊行,到李鵬宣佈《戒嚴令》,我都在北京,多次去天安門現場觀察。六月三日下午三點左右,我和妻子又去天安門看動靜。此時天安門顯得格外的冷清緊張,來去行人惶恐不安。學生們緊盯著街上,凡見軍車就檢查追打,沒有一個穿軍服的人敢在街上晃悠。誰都預感當夜定會出事,學生領袖們為什麼不在關鍵時刻妥協一下呢?要是我就先回學校再說,可他們硬要拿血肉之軀去堵坦克。難道這就是英勇?”

“在天安門城樓還發生一個事件,也是為許多人忘記或不注意的事件,就是湖南三位真正勇敢的學生,竟然在幾十米的地方向掛在城樓的毛澤東畫像扔去無數墨水瓶,使‘偉人’成了麻子。我是現場目睹者。大概是六月二日或一日下午五六點鐘,具體日子記不清楚了。那天我路經金水橋,忽然有人在叫喊:‘毛主席成麻子了!’現場執勤的一幫手臂上佩有糾察隊紅袖套的學生,立即撲過去將三人緊緊抓住,大概請示了現場高自聯頭目。這三位英雄,這才是真正的英雄!既不落跑也不辯解,神態鎮定,若無其事,讓糾察隊的‘勇士們’送到了公安派出所。此後三個學生被當局處以重刑,余志堅判無期徒刑、喻東嶽判有期徒刑二十年,魯德成判有期徒刑十六年。我當時就有點想不通,既然學生上街反官倒反腐敗,要民主要自由,為何還要捍衛獨裁專制暴君毛澤東的狗頭像?難道那些學生領袖不知道此事嗎?為什麼不放他們?要死死守著,還送到公安局去。二十年後的今天,有誰個學生為此事出面致歉,難道做得對嗎?不管幼稚也罷,對專制者的認識不足也罷,無論用何種理由解釋這個問題,天安門的學生運動現在看來離反獨裁專制、爭民主自由還有很大距離。”

“六月三日那一夜,我在建國門橋上呆了整整六七個小時,目睹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圍堵軍車,看見學生舉著紅旗追趕坦克,還看見一輛裝甲車在建國門橋上把一個來不及躲避的群眾活活輾死。死者在橋頭陳屍整整3日,屍體都發臭了才移走。還看見數百群眾把一輛載滿軍人的卡車橫推在馬路上攔截呼嘯而過的裝甲車,結果此輛軍車被裝甲車沖翻,車上數名軍人受傷。現場群眾又把受傷軍人送到醫院就診,情景感人至今難忘。縱如此,車上軍人還是不言不語像個木頭人,沒半點感激悔愧。還有,在現場看熱鬧的我的岳母,險些被崩潰的人群踩死,留下遍體鱗傷。

“夜裡十一點我回到單位,準備入睡,突然槍聲大作。我叫起來,解放軍開槍了!‘和平年代’長大的妻子說:不可能!人民子弟兵怎麼會開槍殺人民?槍聲是從西邊六部口方向傳來的。槍聲,密集不停的槍聲,使留守在單位的同志人人震驚,幾個女孩子忍不住放聲痛哭起來。我開門踉踉蹌蹌跑到二環路上,見不少人從天安門方向沒命地往回跑。他們一邊跑一邊喊,一邊叫一邊罵:‘共產黨開槍了!解放軍殺人了!’太殘酷、太沒有人道了,坦克跟著人碾。人群自動在街上圍成堆,訴說眼見目睹解放軍殺人的事情。

“槍停人散的六四早晨六點三十分鐘,我出於記者責任騎著單車經二環上東長安街,準備去天安門察看現場。街上靜悄悄的,沒有人,沒有車,甚而沒有一點聲音,只有路燈灑下昏黃的冷光。二環路靠空招那一側,沿街停放著幾十輛軍用嘎斯車,車身新用油漆漆過,綠油油的空空的沒有一個人。我行經交通部東單路口,見有一輛橫著的公車,車體冒著濃煙,在獨自燃燒。再前行數十米,快到東河沿街口,聽得路旁有人朝我叫喊:‘大哥,不能前去了,他們會開槍的!’

“透過晨霧,我向前望去,看見長長一排頭戴鋼盔手端衝鋒槍的野戰軍,殺氣騰騰地面東站著,誰超越警戒線誰就當場被擊斃。我跳下自行車還未反映過來,呯呯呯幾聲槍聲,跑在我前面的兩人中彈倒下,嚇得我立即俯臥地上,躲過流彈,待安全後才推著車跑上街沿,鑽進東沿河小街一堵照壁後。那被擊中的兩人(死活不知),由一輛平板三輪搶救下來,即刻送到就近醫院。

“東沿河街口聚集著不少年輕人和中年人,他們十分暴怒,個個義憤填贋,時不時伸頭出去衝著戒嚴部隊狂罵:‘打倒法西斯暴徒!打倒殺人的共產黨!打倒土匪解放軍!’戒嚴部隊距此約三四百米,持槍的狙擊手常常是槍響人倒。此時的北京人真不怕死,倒下去的人立即被平板三輪拉走,站著的人又繼續喊:‘土匪!強盜!法西斯!’

“我在那裡呆了四五個小時,就有六七個人被擊中。十二點後我推著車沿著東長安街往回走,發現路邊多處地方有血跡。再經過二環時,奇怪,停在路邊的那些嘎斯車卻在燃燒,既無人滅火也無人圍觀。此時北京是座死城。我可以證明,這幾十輛嘎斯車不是六月三日晚上被燒的,而是六月四日中午十二點後。到底誰放的火?是學生?還是暴徒?還是……此後幾天,二環路上常有戒嚴部隊的巡邏坦克開去開來,轟隆隆的聲音嚇死人,還常常伴有槍聲。不少駐外使館人員撤離了北京,首部成了最不安全地帶。”

“六四當夜,我單位有兩人未歸。一是我侄兒苟淵(現在成都開計程車),被圍堵在天安門圈子內,直到六月四日下午二點才回,避談現場情況。一是司機小洪(回族,北京人),因向軍車扔石頭被戒嚴部隊抓捕,關押了三十多天獲釋。我因和張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聯絡部主任,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秘書長,六四通緝要犯)的關係,以及當時北京出現的地下小報《鐵流滾滾》等原因,被國安、公安重點監控近半年時間。同時,與首都新聞界朋友共同編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聞的幕後——百名記者的心聲》一書,被中宣部列為禁書。此後,一九九零年九月十九日,為刊號一事與囯家新聞出版總署抗爭達三年之久的《中囯市場訊息》一刊,被李錫銘取締查封,我們為之奮鬥多年所積累下的數百萬資產被當局收去。”

“二十年來為此事我從未寫過文章,也不接受任何人採訪,一直保持沉默。究其原因,我既和政府立場不一致,也和民運學者和學生領袖的觀點相左,所以不說話。官方公佈死亡數為七百多人,民間傳聞二千多人。到底死了多少人?不得而知,我相信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的。”

在這裡,我要特別提請讀者注意,由張良撰寫的《中國六.四真相》一書聲稱:根據中共高層內部資料,六月四日至三十日,北京拘捕了“反革命暴徒和動亂分子達到一千一百零三人。這些人中,絕大部分被送進拘留所、看守所和臨時監獄拘留、羈押”,“北京市各級法院進一步加快審判節奏,六、七、八、九四個月,北京監獄突然間人滿為患。”(P1033)

我認為這個所謂中共高層內部資料是在隱惡揚善,在玩弄文字遊戲欺騙世人,與當時的恐怖真相大相徑庭。請問北京的監獄、看守所知多少,區區一千一百零三人就能“人滿為患”?而且還外加“臨時監獄”?我六月二十七日被抓進炮局,本應最多關押十二人的牢房竟關押了二十六人!按總體超員一倍計,當時北京不分青紅皂白、濫抓亂捕的人員應有幾萬人!我被關押了七個多月,郭小林被關押一個多月,鐵流的司機小洪也被關押月餘,我們三人在不在這一千一百零三人之內?和我先後關押在一起的眾多難友大多在幾個月內釋放,他們在不在這一千一百零三人之內?顯然官方在玩弄文字遊戲,把被錯抓錯捕的排除在一千一百零三個反革命暴徒和動亂分子之外,隱而不報!

再者,這份所謂中共高層內部資料稱,在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報告說,學生、市民總共死亡二百一十八名,受傷者約二千人,而且是“經北京市與戒嚴部隊指揮部、公安部、中國紅十字會、北京各高校、北京各大醫院等方面再三核實”。此外,內部資料還透露鄧小平沾沾自誇的一段講話:“這次平息暴亂的實踐證明,我們的解放軍考試合格。如果用坦克壓過去,就會在全國造成是非不清。”(P999)

但是,同是這份中共內部資料則供稱:“根據北京市、公安部、安全部和戒嚴部隊指揮部提供的材料予以綜述。六月四日六時許,在六部口。當從天安門廣場撤出來的大學生和市民陸續到達六部口地區時,一些戒嚴部隊士兵開槍掃射並駕著坦克車衝向抗議的人群,有十一人死亡,其中有六具屍體七時許才被清理。”(P927)對於這一有目共睹不可爭辯的血腥場面,李錫銘、陳希同卻隱而不奏,致使年邁老朽的鄧小平還為坦克未壓人而沾沾自誇滿口胡言!由此推斷,李、陳連鄧小平都敢矇騙,何況人民大眾!此外,上述提到的那位六十五軍副師長透露的抓到中山公園被打死並就地掩埋的的市民、學生在不在那二百一十八人之內?失去兒子的母親丁子霖講述的那些埋在三十八中學牆外的無名屍體在不在那二百一十八人之內?據北京市民傳聞,大量六.四被殺者被焚屍滅跡。究竟死傷多少學生、民眾,看來只有在六.四血案被平反之日才有可能大白於天下!
smilhaNew at 5/01/2019 05:31 快速引用
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史



王誉虎



12、大勢已去,踩點躲風



從電視和報紙上我看到,北京乃至全國各大城市的學潮和民主運動仍然如火如荼地持續高漲,但是在我眼裡已是強弩之末了。我知道,惡魔的大網正悄悄張開,罪惡的魔爪馬上就伸過來了。

也許是由於我個人的閱歷和父兄的磨難,或者也許是由於我曾精讀《毛選》四卷和一向對政治的高度關注,我每每對重大政治事件都有較為準確的判斷。這次我也毫不懷疑自已判斷的正確。近幾天的最新跡象顯示,以政治老人為代表的保守勢力,或許也包括鄧小平,正在想方設法延遲學生撤離廣場,讓反對派和持不同政見者充分表演,等到黨政軍尤其是軍隊意見統一、準備就緒,便一網打盡!

我認為自己已經盡力,如今大勢已去,無力回天了。由於當初“狠鬥私心一閃念”,把號碼是“9006070”的手機借給了學生,至今未歸還。按照常理,通過竊聽,我凶多吉少,應該做最壞的準備。

二十八日,我把老婆和哥嫂召集一起,召開了家庭會議。我把自已捲入學潮的來龍去脈據實道出。我授權,一旦自已被捕或流亡,便由哥哥王六橋主持北京京元科學儀器公司的工作,讓小姨子李蘭敏主持北京華成托運服務公司的工作,老婆小李主持廈門兩個公司的工作,嫂子全力輔佐。我把列印好的授權書交給了他們。次日,哥哥王六橋便隻身返回北京。

夜深時分,我又與老婆密謀一旦逃亡後的聯絡方式和暗號,並在衣褲內縫製了暗兜,以便必要時裝上足夠用的人民幣和美元。

五月二十九日,我獨自驅車到晉江。

我首先找到老土尋求幫助。老土義憤填膺,毫不遲疑地承諾全力協助。

晉江人不像北京人那樣關心政治,也沒有什麼正統的極左傾向。相反,這裡的人們重商務實,對極左的一套不太買帳,對走私、越境、倒匯、洗錢看得稀鬆平常。如果有朋友關係或利益驅動,辦起事來會更加順當。

我準備辦三件事:一是選擇一兩處隱蔽而又可靠的避難所,躲上個一年半載避避風頭;二是把一筆錢轉到境外,供一旦出境後使用;三是尋找可靠的管道成功越境。以上是以防不測的兩手準備。當然,也不排除虛驚一場平安無事的可能。

用了五天時間才準備妥當。兩處避難所很理想,不但安全,還可優哉遊哉。一百萬元匯給了過從甚密的回鄉開工廠的香港朋友,也姓莊,是大躍進時越境逃往香港的。這位莊姓香港人仇視共產黨,對學生運動充滿同情。在我沒有提出要求的情況下,老莊主動以工廠法人代表的名義列印了一份借款單,並煞有介事地寫了利息和還款日期。在莊姓香港朋友的協助下,找到了一位常搞偷渡、走私的漁民,條件是成功後收取三萬元傭金。

找好了退路,心裡踏實多了。六月三日中午,我在賓館餐廳的包間裡宴請了三個奔前跑後幫忙的人:老土、老莊和老張。按事先約定,絕口不談與避難相關的任何細節,只是泛泛談些時政要聞。

我站起來向三位晉江朋友敬酒:“我首先向患難相扶的三位朋友表示感謝,感謝你們在我危難之時伸出援手,我敬你們一杯!”話音剛落我便把高腳杯中的五糧液一飲而盡。

晉江朋友也都站立起來。年近五十的老莊激動而又真誠地說:“我們做的只是小事一樁,只要還有點兒中國人的良心就都能做!應該是我們向你敬酒,你才是仗義勇為值得敬重的人!”說完,三個人便把杯中酒一飲而盡。

午宴的氣氛凝重,有些壯士出行的味道。老土酒喝得很多,面紅耳赤,情緒激動,大罵當局沒有人性,大罵特權腐敗。

香港人老莊說:“學生運動失控了,群龍無首呀!共產黨就是不給學生臺階下,逼學生就範,製造鎮壓藉口!這要是在香港,總督早就安撫道歉了!要是在西方,十個總統也都下臺了!中國不同呀!李鵬不是老百姓選的,老百姓自然沒權罷免他!看來血洗天安門已成定局了!”

我說:“還是老毛厲害呀!不允許結社自由,不允許反對派的存在,沒有一個成熟和組織嚴密的政黨,老百姓就是一盤散沙,就是烏合之眾,也就成不了氣候!難怪鄧小平死活不承認學生自治組織,不與學生平等對話。鄧小平是手握軍權的太上皇,中國的傳統文化都是臣民下跪,沒聽說皇上向百姓低頭的。鄧小平寧可要學生的腦袋,也不收回4.26社論對學生的指控,他不可能向學生認錯!王震就很直率,揚言‘你有三百萬學生,我有三百萬軍隊,我要砍他媽的一批腦袋!’當前的悲劇在於學生對共產黨沒有本質上的認識,那些知識份子也對共產黨心存幻想。”

老莊說:“王老弟,依我看你趁早提前走吧!提前走麻煩少多了,我是駕輕就熟,百分之百讓你平安到那邊。”

“王大哥,還是提前走吧!”老土也鄭重其事地說:“晉江人90%多的家庭都有海外關係,不要說港澳,只要有錢,歐洲美國都能去!如果平安無事再回來嘛!”

我說:“我也有這種考慮,可是我覺得還有另一種可能:除了手機借給學生肯定暴露了自己之外,我只是無名小卒,沒有像萬潤南那樣抛頭露面。我編印的傳單既沒署名也沒落款。再有,我是極力主張學生無條件撤離廣場的。只要學生不集體出賣我,指證我有什麼不法言論,我應該沒大的問題。再說,我也是‘老運動員’了,我不會乖乖就範的!”我又破例點燃了一支萬寶路香煙說:“再說了,我公司裡有上百口員工呢,本月十七號還要在邢臺開全國鋼材定貨會,就這麼一拍屁股走了?事態還不十分明朗,還是靜觀其變,相機行事吧!”

不愛說話城府很深的老張發言了:“王總家大業大,出走是下策,靜觀其變、見機行事比較穩妥,反正後路己準備好,到時候見事不妙開溜也不晚。”

老張習慣地抹了兩下八字鬍,繼續說:“我說兩句不中聽的大實話,咱們經商的人還是不要介入政治,搞不好損失太大!學生反腐敗絕對正確,可話說回來,沒有腐敗就沒有我和老土的現在。王總和萬潤南有學問、有真本事,咱比不了,你老莊膽大敢闖跑香港也是真本事!可我連初中都沒畢業,你老土中學校門都沒進過,過去趕大車。我呢,偷偷摸摸做點小生意。要不趕上改革開放,趕上雙軌制,趕上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你老土和我能坐這兒吃龍蝦喝五糧液?要是沒有腐敗你老土和我能住上自已蓋的小樓?我也不愛共產黨,但我是實事求是。不過,幫王總躲災是另一回事,朋友之間幫忙嘛!”

慷慨激昂的老土有些語塞,尷尬地點了點頭表示認可。他又閒扯了一下過去如何窮得連雙像樣的鞋都穿不起,經常穿自家編的草鞋,文革大串聯光著腳蹭火車到北京,美其名曰赤腳紅衛兵。

老張又說:“王總是好人、是君子,學生也是正確的。我和老土這樣的,比貪官強不了多少!來來,喝酒!”

老張的雖話不中聽,但也有幾分道理。我心想,如果自已不拉大旗做虎皮假借部長的權威,如今也不會成為百萬富翁,自已並不比老張老土高尚多少,萬潤南才是真本事!

“話不能這麼說。”老莊發言了:“香港的官員就比大陸的官員廉潔100倍!除了媒體披露少數貪腐大案,現實生活中的市民百姓、小商小販根本就不用請客送禮,更不用行賄!”

我附和說:“老莊說的對。行賄是貪官逼出來的,是制度造成的!為什麼反特權?為什麼要平等?就是這個制度造成的機會不平等,權利不平等,就是這個專制制度造成規則不公平,分配不公平!所以才有尋租,才有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你是高官或是高官的子女,你就可以近水樓臺先得月,就可以拿到計畫價商品,一倒手按市場價賣出,甚至一紙批文就能發大財。你是高官,你的子女就能平步青雲,當大官獲肥差!”

“王總有學問,說的在理,我是大老粗,一面之詞。”老張自我打了圓場。

當晚,我和老土從歌廳回到賓館看電視。接近子夜時分,我接到香港莊先生打來的電話,告之北京的學生市民遭到戒嚴部隊開槍鎮壓,死傷無數,槍殺無辜 學生和市民的暴行正在進行著。

與此同時,我們正在收看的中央台電視節目裡,一個激奮悲壯的聲音響起: “長安街上響起了密集的槍聲,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遭到血腥鎮壓……”話音未了,畫面突然中斷,播音戛然而止。黑洞洞的電視螢幕上點點雪花劇烈地跳動。我抄起電話拔通了北京南禮士路岳父家,接電話的是連襟張文寶,他激憤地大喊著:“老王,共產黨殺人了!戒嚴部隊開槍了,你聽,你聽槍聲!”聽筒裡隱約傳來嗶嗶啪啪密集的槍聲。

話筒從我的手中滑落,懸在床頭櫃下方擺動著。我木然了,淚水奪眶而出,隨後失聲痛哭起來!老土也在痛哭流涕,大罵共產黨、鄧小平!

六月四日中午,香港莊先生在我的客房裡再次證實,戒嚴部隊血洗天安門,成千上萬的學生、市民倒在血泊中。但同時也盛傳軍隊抗命,準備倒戈。

莊先生勸我儘快出走。

我則心存幻想,解放軍向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有良知的軍人倒戈造反是順乎情理的。事態正在發展,還不十分明朗,我決定再觀察幾天。於是,我當日回到廈門,守在電視機前收看臺灣電視,密切關注形勢的發展。

臺灣電視傳送的資訊喜多憂少,諸如軍隊抗命、嘩變,鄧小平死亡、內戰在即,國際社會譴責抗議。中央台電視節目和《人民日報》的報導則與臺灣的報導相左。經過理智分析,我斷定臺灣的電視捕風捉影居多,可信度不高。北京官媒的報導自然一向是謊話連篇,但有一個基本事實是千真萬確的,政局和官媒已完全在李鵬為首的保守勢力掌控之中!

自六月五日開始,中央台電視畫面裡全是市民、學生攻擊解放軍、焚燒汽車坦克、搶奪槍支彈藥、戰士死傷枕藉等等的鏡頭,還有兩處畫面讓我認清了當局的無道和險惡:電報大樓門前一輛燒毀的汽車上掛著一具裸屍,頭戴軍帽,腸子吊在外面;阜成門橋上也有一具軍人的裸屍吊在那裡。這兩具戰士的屍體竟被吊了四五天無人收屍!六月四日白天戒嚴部隊便已通過血腥鎮壓控制了北京,但是卻讓自已的戰友、自己的部下暴屍多日!為什麼?顯然是通過暴屍挑動軍民之間的仇恨,進行煽動宣傳!僅此一點,就己完全暴露了中共當局血腥殘酷的專制本質。他們把士兵當成工具、當成炮灰,士兵與民眾一樣被嗜血的當權者視為草芥糞土!

據臺灣電視臺報導,兩名士兵是因虐殺無辜民眾被民眾處死的,被焚燒的汽車坦克,死傷的其他士兵,也全都是由於當局野蠻鎮壓手無寸鐵的百姓導致的。此外,還有部分軍車是軍人和便衣自己燒毀後栽贓給民眾的。

六月九日,鄧小平突然露面了。他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發表了強硬的講話,再次肯定《四.二六社論》,並把四.二六之後的事態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讚揚軍隊平息暴亂的功績,並“對在這場鬥爭中英勇犧牲的解放軍指戰員和公安幹警的同志們表示沉痛的哀悼”,提議為死難的烈士默哀。

所謂“英勇犧牲”一說實在是可恥至極!對成千上萬所謂“誤傷死亡”的學生和市民,鄧小平竟沒有一句安撫道歉的話——哪怕是虛情假意地說一句冠冕堂皇的話,走走過場!由此可見鄧小平的“階級立場”多麼堅定鮮明!在講話中,鄧小平肯定了改革開放,認為改革開放沒有錯。由此可以推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只局限於經濟,掛在他嘴邊的政治體制改革實質上只不過是歷朝歷代都嘗過的行政改革。鄧的改革開放,只不過是在於保江山坐江山、在於避免貧窮導致江山變色而已!至於自由、民主、憲政,都是洪水猛獸,是必欲鏟盡而後快的!如果說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確立了封建社會主義,那麼爾後的事實證明,鄧的所謂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質上是官僚資本主義或曰權貴資本主義的代名詞!

通過六四屠城,通過對黨政軍內民主改革派的清洗,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的進程,看來變得遙遙無期了!沈國鈞的話應驗了:“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築肯定遲早也要變。可是遲早二字,一遲一早可能相差幾年、幾十年!也許咱一輩子全搭進去也說不準!”後來的事實證明,鄧小平用槍和坦克扼殺了這場要民主要自由、反特權反腐敗的全民抗爭,事實上是為隱蔽的和公開的貪腐濫權打開了閘門。

我沉痛而又沮喪。

六四前後的種種跡象表明,鄧小平、李鵬的倒行逆施不但遭到人民的唾駡和反對,也在黨政軍內不得人心。軍隊上下,包括楊尚昆,都不情願武力鎮壓人民,但是軍委主席鄧小平一聲令下,軍人卻竟能違背天理良心向人民開槍,向自已的衣食父母開槍,造成近萬民眾傷亡。當然,絕大多數軍人還是在消極執行命令。否則,鄧小平殺二十萬人換取二十年穩定的叫囂定會變成事實。依據當時的民意和態勢,如果將軍們都像三十八軍徐勤先軍長那樣抗命不從;如果將軍們都能有羅馬尼亞軍人那樣的素養——國防部長在服從命令和良知的矛盾中自殺,總參謀長拒絕執行鎮壓人民的命令把軍隊撤回兵營,那麼中國的歷史就會像羅馬尼亞一樣改寫。

一九九一年我在莫斯科,正趕上八.一九政變,葉利欽和政治改革的成果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那時的情形與六.四前後的中國何其相像,但蘇聯人做了不同的選擇。親眼目睹蘇聯的變天,再回憶我親歷的中國八九民主運動最後的悲劇結果,真是感慨不已,扼腕痛惜。

六四前後的人心向背不言自明,但中國卻不是“生死存亡看人心”,而是生死存亡看太上皇鄧小平!依照《憲法》,鄧小平無權垂簾聽政;依照軍法,調動軍隊必須由鄧小平、趙紫陽、楊尚昆共同簽署命令;依照黨章,鄧小平無權在暗室中罷免黨中央主席、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更無權私下欽定江澤民為黨中央主席;依照法律,鄧小平擅自軟禁黨中央主席、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是政變、是犯罪!

但是,這違背法理的政變卻發生了。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中國的文化傳統害死了中國。在中國傳統的社會政治倫理中,衣食父母不是老百姓,不是人民,而是官員!官員是衣食父母,是父母官,而皇帝無疑是最大的官員。官員和皇帝不是公僕而是主人、主子。人民不是主人而是僕人和家奴。當時俄羅斯、羅馬尼亞和中國的軍隊同是共產黨領導,由於文化傳統和軍人素質的差異,導致了截然不同的結果。

中國大陸的軍人應該感到恥辱!中國人的皇權意識和奴性令人悲哀!

六月十日,幾乎所有媒體都在播發、刊登通緝令和逮捕“暴徒”的消息。被通緝的是幾十名高自聯和工自聯的頭頭,附有照片。北京己抓捕了四百多名“暴徒”。北京工自聯六名頭頭被捕。

可喜的是,四通的萬潤南、崔銘山、曹務奇已於六月五日從深圳平安出境。

我認為只要審時度勢,處處謹慎,不住在北京的家中,或許在外地避避風頭,不用越境也可躲過此劫。從目前看,自已不在通緝之列,東窗事發的可能性不大。我決定回京看看,並根據情況決定是否參加六月十七日在邢臺召開的鋼材定貨會。

六月十二日,我和妻子一同坐飛機回到北京。
smilhaNew at 5/01/2019 05:34 快速引用
一个民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11)



王誉虎



11、說柴玲撤兵,告王丹快逃



正在這時徐會計叫道:“王總,有電話!”我接過電話,聽筒裡傳來何延生的聲音:“老王,我告訴你一個大好消息!”老何的聲音很大很激動:“今早四通收到香港傳來的消息,《東方日報》、《大公報》和《文匯報》披露,根據可靠來源,昨晚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解除了李鵬、楊尚昆的職務,由萬里、李先念接任,趙紫陽只是請了三天病假,現已復出,仍是總書記,地位穩固!鄧小平仍留任軍委主席,而且戒嚴部隊己後撤,衛星轉播己恢復,香港可以從電視裡看昨天百萬人大遊行,一系列現象可以印證學生運動勝利了!”

我幾乎不相信自已的耳朵,立即追問一句:“真的?!消息可靠嗎?”

“我今早親自在四通總部聽到的,四通內部已炸開鍋了!這事我哪敢瞎編呀!”

我欣喜若狂,把好消息告訴了何亮。何亮說:“這事有些怪。今天早晨有兩個穿軍衣沒戴領章帽徽的人到廣場指揮部,告訴學生今天凌晨4點政治局常委開會,決定免去李鵬、楊尚昆職務,由萬里、李先念接替,趙紫陽還是總書記。最近謠言太多,我們將信將疑,沒太當回事。”

我把百萬人大遊行以及電視直播、軍隊後撤、衛星對外轉播恢復、萬潤南的表態和一系列跡象、消息串聯起來,迅速得出一個結論:或許懾於民意,在黨、政、軍高層的壓力下,鄧小平退讓了?或者是開明的鄧小平順應民意了?真是天大的好事!是民族之大幸!我決定今晚把這大好消息告訴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既然勝利了,目的達到了,就趕快撤離廣場,真正實現萬潤南凱旋在子夜的設想!此時我對萬潤南的疑慮和責難一下子煙消雲散了,對萬潤南更加崇拜了!

我興奮地撥通了廈門家裡的電話,把這大好喜訊告訴了正在廈門的哥哥。哥哥也證實道:“臺灣東森電視臺也有相關報導,還說萬里提前回國接替李鵬的職務。”

傍晚時分,我和蘭敏坐著向陽開的夏利車來到人山人海、沸沸揚揚的天安門廣場。我倆費勁地穿行在團團圍坐的學生之間,不時地接受學生糾察的盤問,用了好長時間才摩肩擦踵地擠到了天安門廣場指揮部(二十三日成立)。指揮部是用幾個大帆布帳篷搭建的,周圍用繩索圈起,有學生糾察把守。我向糾察說,有極其重要的消息向總指揮柴玲傳達。學生糾察轉身走進帳篷內,一會兒領出一個三十多歲自稱柴玲的女人。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這個女人:一口京腔,三十多歲,形象鄙俗,極像市井小販。我毫不客氣地說:“你不是柴玲。我有重要消息一定要面告柴玲本人!”這個自稱柴玲的女人用審視的目光端詳我一會兒,很不情願地說:“好吧!”旋即鑽進帳篷。

幾分鐘功夫,真正的柴玲隔著圍欄出現在我的面前。柴玲短髮偏瘦,膚色微黑,面容清秀略顯疲倦,得體簡樸的學生裝束,個子不高但精明強悍,有股盛氣凌人的架勢。

我激動地說:“你們勝利了,學生們勝利了!據可靠消息,昨晚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李鵬、楊尚昆下臺,由萬里、李先念接替,趙紫陽複出,還是總書記,地位穩固!戒嚴部隊今天已後撤。你們佔據廣場已沒有必要,應該配合趙紫陽儘快撤離廣場。”我的話還未講完,柴玲便冷冷地、強硬地說:“趙紫陽上臺下臺是共產黨內的事,跟我們學生沒有任何關係!我們不會撤離廣場!我們不怕戒嚴!我們要的是民主和自由,我們要用學生的鮮血喚醒人民的覺悟!”

我目瞪口呆,未等我做出反應,柴玲毫無禮貌地轉身走進帳篷。那個三十多歲的市井女人輕蔑地瞪了我一眼也隨後跟進。

錯愕的我竟呆站了幾十秒鐘,憤怒和失望驟然升騰起來:“混蛋!完了,完了!學生被斷送了!”我近乎咆哮地喊了幾聲。

“真沒想到,柴玲竟然是這麼個東西!要用學生的鮮血喚起人民的覺悟?!這下子學生們可慘了!”蘭敏也憤憤不平地高聲責駡著。

我和蘭敏跟來時一樣費力地在靜坐的學生人海中穿行,失望而又憤怒的我,面對這近十萬來自天南地北的學生,一種惻隱之心油然而生。我除了憤怒、失望,還有一種無力回天、萬般無奈的頹喪。

當夜,我交待蘭敏,從明天開始停止向廣場的學生運送食品,恢復正常工作。

五月二十五日晚間電視新聞報導,李鵬當天下午在中南海會見三國新任駐華大使;已有二十六個省市自治區致電中央擁護《戒嚴令》;萬里今晨因身體不適飛抵上海治療。

沉寂了五六天,千夫所指、萬人唾駡的李鵬忽然亮相了。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我馬上意識到一切全完了,對學生的鎮壓已迫在眉睫!

我馬上打電話到廈門,向哥哥詢問臺灣電視臺的最新消息。哥哥在電話裡說,據臺灣電視新聞報導,昨天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態度強硬、一意孤行,拘捕了趙紫陽及其兒子等四十人,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因抗命被捕,衛星電視再度中斷……

我知道,血洗天安門鄧意已決!

此時我心中對海外媒體報導的真實性己大打問號,但衛星轉播再次中斷應該屬實。我馬上意識到這是一場精心籌畫的騙局和陰謀:二十三日戒嚴部隊後撤,新聞可以自由地實況轉播,海外衛星電視傳送恢復,精心編造李鵬下臺和趙紫陽復出,這些都是在誘騙萬里回國!因為萬里在加拿大曾表態:學生是愛國的,戒嚴令違憲!萬里與趙紫陽關係密切,二人都是中外皆知的改革派。政治老人擔心萬里若滯留國外,將會成為反對派和持不同政見者的一面旗幟,因而造此假像,騙萬里回國。萬里一下飛機即被控制。這個隱患解除了,鄧小平就可以明目張膽為所欲為了。等到全國黨政軍意見統一之時,便是鄧小平動手大開殺戒之日!我認為自己的以上判斷定會為歷史所證實。此外,我甚至懷疑柴玲是中共的臥底——以極左的面目把學運引上絕路。

二十六日清晨,我訂了二十七日飛往廈門的機票。

上午十點左右,我正在辦公室處理業務,何亮領來幾名大學生。何亮只介紹了其中一位:“這位是北大學生自治會的領導,姓王。他想與你溝通一下,交換一下意見。”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這位學生領袖,一米七多一點,瘦削、清秀,典型的大學生裝束,氣質優雅但略顯稚嫩(爾後在通緝令上發現是王丹)。幾個學生簇擁著王丹,有些風風火火,似乎另有急事,沒有落座。

王丹說:“何亮他們已多次把您的觀點和您對我們的支援告訴過我,我也同意您的意見。但是我的意見不被採納,因為廣場指揮部和高自聯根據民主程序,少數服從多數。我們各高校代表通宵開會決定,依照毛主席的教導,依照5.4青年運動的方向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派學生分頭到工礦企業和農村去做宣傳,發動群眾……”

不等王丹說完,我便急切地說:“你們發動工農民眾的思路是正確的,但為時已晚!昨晚新聞李鵬亮相,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當局很快就要鎮壓你們了!你們的當務之急是撤離廣場,頭頭們趕快逃走躲起來,趕快跑吧!”我邊說邊從上衣內側兜裡掏出一遝錢,數了數,然後交給王丹:“我沒準備,這一千八百塊你們拿去,趕快跑吧!我明天也離開北京。”

王丹他們本來就像還有急事,所以沒再逗留,便匆匆離開了。

王丹給我的最深印象是真誠,其次是稚嫩,政治思想不成熟,這和中共的宣傳教育密切相關。這也決定了他們對中共的本質認識不清,從而在策略考量上接連失誤。

只有何亮留下沒走。何亮老實本分,長得極象農村的純樸青年,辦事一絲不苟、認認真真。何亮拿出一張收條,上面寫著收到王譽虎捐款二萬二仟元,落款是何亮等六名北大、清華學生,外加政法大學前任學聯主席周勇軍,日期是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何亮有些內疚地對我說:“無線電話讓其他學生拿去用了,我一時要不回來,這幾天我抓緊追回來還給你。”

我說:“沒關係,你們抓緊用,然後交給向陽就行了。你也趕快躲起來吧!回去再給高自聯頭頭們做做工作,留給你們的時間不多了!祝你平安無事!我明天就走了。”

五月二十七日中午,我坐飛機到了廈門。
smilhaNew at 5/01/2019 05:36 快速引用
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14)



王誉虎



14、鬼使神差自投羅網



第二天上午開大會,中午回賓館時,房間內凌亂不堪,顯然已有人在此翻箱倒櫃。我們仔細檢查,沒有發現任何東西丟失。我到會務組報案時才知道,幾乎所有北京人入住的客房均被翻動,同樣未有東西丟失。此時大家已心知肚明見怪不怪了。

下午有空閒,我獨自上街買報。賓館附近有公共報刊欄,我便駐足流覽。各家報紙頭版幾乎全是通緝、抓捕、檢舉、自首、判刑、槍斃、取締非法組織和有關“反革命暴徒”的暴行,以及革命群眾如何譴責暴行、如何熱烈擁護黨中央的平暴行動、如何擁護戒嚴部隊官兵的報導。其中新華社北京六月十七日的消息說:北京判處八名打砸搶燒罪犯死判;已有一百零九人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首都知識界聯合會、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合會和各地工自聯、高自聯的頭頭也都列入抓捕範圍。

這幾條訊息引起了我的高度警覺,這說明搜捕的規模、搜捕的範圍在日益擴大和深入。六月十七日距六月四日只有十三天,八名所謂罪犯便被草草判決,這說明當局已喪心病狂到極點,毫無理性、法律可言!當局在刻意營造恐怖氛圍,現在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了,武器的批判已經徹底壓倒了批判的武器!

當天晚上,妻子往北京家中打電話,獲悉甘家口派出所副所長劉豐協同兩個便衣到家來找王譽虎,說是有事調查一下,聽說我出差,就說沒什麼大事,等回來再說。

我與劉豐熟識,當晚便給劉副所長家裡打了電話以探究竟。劉在電話中說:“沒什麼大事,分局的人找你是想調查瞭解一些事情。你安心開會,不用著急回來。”

如何理解“你安心開會,不用著急回來”?劉豐與我稱不上朋友,更談不上肝膽相照,但打過交道,關係不錯。正面理解可解讀為沒有危險,有可能只是調查取證;反面可解讀為有危險,不要回來!但是不管是哪種可能,都不屬於迫在眉睫,眼下出差開會期間肯定是平安的,回京後則吉凶難料。

這次鋼材定貨會也蒙上了六.四陰影,沒有了以往的喜慶和紅火,差價較小的品種訂貨不踴躍。基於對嚴峻形勢的推斷,大家都不樂觀,認為時局突變,市場波動在所難免。我在這個問題上也進退失據、把握不准。依常理推斷,六.四屠城鎮壓了自由民主運動,等於遏制了反腐敗、反官倒、反特權的正義潮流,那麼以權謀私和官倒腐敗必會進一步氾濫!後來的事實證明,共產黨內主張鎮壓學生運動的元兇們,往往本身就是大官倒、大腐敗分子。爾後這些元兇及其子女大多成為上層權貴資本主義的核心人物!

本來可以拿到八千噸太原鋼廠生產的鍍鋅板,包括返利,每噸單價八千元。但是,我擔心市場風險,一旦自已逃亡會給公司、給冶金部帶來不小的損失,對不住廢鋼處相關的朋友,也敗壞自己的聲譽。

每次定貨會都如影隨形的老土卻不以為然,說:“到時候如果市場價暴跌,咱們就不履行合同唄!冶金部總不能讓客戶賠錢呀!別忘了,咱們既沒交定金也沒預付款,是貨到托收呀!”作為生意人,老土的話不無道理,無奸不商嘛。然而他的話在我心裡激起的是的別樣的警醒:違反合同不但事關何延生的叮囑,也會給冶金部的朋友添亂抹黑。更關鍵的問題是,我如果逃亡,妻子沒有掌控公司的能力,公司業務必將險象叢生。此外,用鍍鋅板生產易開罐曾是李鵬責令下馬的,如今李鵬得勢,計劃經濟復辟的可能性很大。

我權衡再三,最後決定放棄這筆巨額定單。

四個月之後,鍍鋅板的市場價飆升為每噸一萬八千元左右,每噸毛利一萬元,八千噸就是八千萬——我與億萬富翁失之交臂!

我只訂了五百噸緊俏的沒有風險的線材,並千叮嚀萬囑咐我老婆,以防我逃亡後在經營中出現紕漏。

我不願東躲西藏,更不願逃亡,我已完成了“原始積累”,正向所憧憬的目標邁進,我的宏圖抱負即將展開。此外,還有家庭的牽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理念,以及對民主自由憲政的信仰和追求,在我心中從未泯滅。我堅信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權威論述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在中國大陸,發展私有經濟、發展市場經濟,是改變專制政體的根本途徑!那種陳舊過時的草根式揭竿而起的革命是不現實的,即便成功,也只能是周而復始的改朝換代。我的事業、我的政治理念紮根在國內,除非萬不得已,我不會到國外避難。

為了探知我是否已淪為抓捕對象,我和妻子絞盡腦汁想出個自己以為的萬全之策:準備回京後在傍晚時分到副所長劉豐家拜訪,當面問個究竟。如果沒有危險,劉豐必會據實相告;如果有危險,劉必會讓我擇日到派出所或公安分局去面談。我不是刑事犯,劉豐不可能翻臉不認人當時就扣押。再說,戒嚴期間派出所警察不可能有槍。如果判斷有危險,我便藉故逃匿。只要未遭通緝,我自信遊刃有餘,絕不會輕易就擒。

六月二十四日,我回京後沒有回家,而是入住在大都賓館。二十六日妻子給甘家口派出所打電話,得知劉豐身體不適,沒有上班。這正是好機會。

托運公司後面不遠便是劉豐家。下午三點多鐘,我徑直上樓敲開劉豐家門。劉豐的老婆開門說,劉豐剛剛出門不到十分鐘,去甘家口醫院了。我不假思索,便叫來司機劉登山,坐車直奔醫院。我心想,在醫院門診部與劉豐見面探問虛實再好不過。

路程很短,到醫院一打聽,護士說劉所長拿完藥剛走不到五分鐘,說是回派出所了。

派出所離醫院相距幾百米,此時的我竟鬼使神差般坐車到派出所去找劉豐。

甘家口派出所分裡外院。外院很小,只有一排簡陋的平房。我從裡院找到劉豐後,二人便來到外院一間十多平米的小屋。屋內只有一張桌子、幾把椅子、一張單人床、一部電話,陳設極簡單。落座之後,劉豐與我寒暄了兩句,說分局有事需要核實,便撥通了電話。電話那端的聲音很小但很清晰:“好吧,我們馬上就到!”

我內心咯噔一聲,心想:“不好了!肯定要被抓,否則不會馬上就到。”但我仍然故作鎮靜。

此時已是下午五點多鐘,劉豐出去幾分鐘後端回熱乎乎的飯菜,說:“老王,先吃飯吧,他們還得過一會兒來。”

“我剛吃過飯,不用了,真的!”我食慾全無,順口說了謊。

劉豐把飯端走,旋即端來一盤切好的西瓜:“這是冰鎮的,多吃幾塊。”然後又說:“我到隔壁有點兒事,有事你叫我。”劉豐起身出去,沒把門帶上。

我從玻璃窗看到劉豐往裡面的房間走去。

我所在的房間是進大門排頭第一間,離大門只有十米左右,如果我想要溜走應該不成問題。

我強撐著吃了兩塊西瓜,思忖著:劉豐的一系列反常表現都說明吉少凶多。他披著那張警皮,如此做已算仁至義盡了。我的車還在外面等候……

我起身走到隔壁房間,對劉豐說:“劉豐,我去告訴司機,讓他先把車開走。”

“好吧,你去吧!”伏案的劉豐說完又把頭低下繼續寫著什麼。

我一人走出大門,波羅乃滋車已掉頭停在二十米外。我的步履艱緩,思想在激烈地鬥爭。走到車前,打開車門,側頭看了一眼派出所的大門,沒人,整個胡同都沒人。此時我的思想在倒海翻江:坐上車就逃跑絕無問題!逃跑?不,我沒有鼠竊狗偷,為什麼要落荒而逃?!劉豐把我當君子,我為什麼要像小人?我跑了,劉豐怎麼交待?一種莫名的也可以說是迂腐的道德觀和人格尊嚴主宰著我,最終我若無其事地對司機說:“小劉,我有點事,你先把車開回去,過兩小時我有事再給你打電話。”

事後回想,我當時絕不是缺乏勇氣,而是一種君子坦蕩蕩的情懷!為了這種情懷,為了一時的尊嚴,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為了這種情懷,為了一時的尊嚴,我終生後悔不迭!

從另一層面講,我還是缺乏謀略、智慧和決斷。在那非常時期,應該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應該做最壞的準備並付之行動,而不應該心存僥倖自投羅網。這或許就是冥冥之中的命運使然。性格即命運,信然!

我與劉豐打個招呼後又回到了那個房間。事已至此,即來之則安之!我索性把盤中的西瓜統統吃光。又過了幾分鐘,門外有車戛然而至。劉豐出門迎進兩個便衣警察,其中一個矮個白淨的年青人打著官腔問:“你叫什麼名字?”我作答。

這位便衣警察從皮包拿出一份事先填好的傳喚書,讓我簽字,然後冷冷地說:“請跟我們走一趟吧!”

臨出門時,劉豐很誠懇地說:“哥兒們,這是我朋友,千萬關照點兒!”

“好吧,你放心吧!”那位白淨的年青便衣警察應允著。

門外停著一輛綠色的軍用吉普車。那個沒說話的便衣警察進了駕駛倉,白淨青年則打開側門,扶我上車,並對車內兩個頭戴鋼盔端著衝鋒槍的士兵說:“老弟,對這位先生照顧著點,他不屬於打砸搶分子!”說完就坐到副駕駛位上了。

兩個士兵讓我坐在中間,然後一左一右像泥塑木雕一動不動。

突然,我覺察腳下有人在動。一個士兵抬腿往下用穿軍靴的腳狠狠一跺:“媽的,老實點!”

由於過於緊張,上車時我竟沒注意車座下還半露蜷縮著一個被踩在腳下的年輕男子。

車開了有半小時,透過前檔玻璃,我知道車停的方位應是崇文門附近。

那位白臉便衣警察確實很客氣,親自送我到一間約20多平米的臨時囚室,那位同車的年輕男子則被士兵一腳踹倒在室內。這個囚室很特別,沒有裝門。門口有一個頭戴鋼盔、手持衝鋒槍的士兵把守。這棟臨時牢房很像中低檔的招待所。




15、獄中傳揚韓東方

臨時囚室沒有裝門,裡面只有七八個人,聽說其他有門的房間己人滿為患。除了我和同車抓來的小伙子,其他幾個人都蹲坐地上,垂頭喪氣一聲不吭。我己經從慌亂、沮喪、緊張中舒緩過來,調整了心態,準備從容應對。我對自己在這場動亂中的一言一行進行了快速梳理,做好了抗辯和據理力爭的準備——這種準備在被捕前就己多次梳理過。我對刑事訴訟法有所瞭解,對彭真領導的對刑法的修定和改革曾經給予關注。首先,我沒有所謂的打砸搶燒行為,暴亂之前已離京在廈門,與刑事犯罪不沾邊。其二,我傾力而為的是勸學生們無條件儘快撤離廣場,而不是相反,所以與製造、慫恿動亂無關。其三,我沒有所謂的反革命行為,只是公開支持黨內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反對以李鵬為代表的保守派。雖有對錯之分,卻不違犯刑法,何況共產黨還稱趙紫陽為同志。其四,我確曾對學生鼓吹和平演變,鼓吹漸近式民主改革,但它並不觸犯刑律,據理抗辯的方略已成竹在胸!

讓我隱隱感到憂慮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那上千份自已編寫、自已複印的大號傳單!傳單上雖有抨擊鄧小平的短文,但短文中也肯定了鄧在胡、趙協助下對經濟改革的貢獻。按說,對個人的抨擊和不敬不觸犯刑律,但問題是有法他們會不會依!再有,就是轉載了香港媒體的幾篇報導和評論,輕微觸犯了當時的刑律!幸虧早有防範,未署名姓,也沒向學生說明。

此時我不但完全恢復了鎮靜,而且一種維護正義的衝動油然而生。我準備在有理、有利、有節為自已辯護的同時去伸張正義!心中有底了,神情便泰然自若。我走到門口,主動與負責看守的士兵搭訕:“小伙子,你們是38軍的還是27軍的?”

頭頂鋼盔手持衝鋒槍的士兵出乎意料地回答:“我們執行任務時是混合編制,不像謠傳的那樣。”

“你們都是人民的子弟兵,你們知道嗎,學生和老百姓反腐敗、反官倒、反特權,並不反對解放軍。”

這個像學生兵的士兵不再作聲。

我剛要再說話,便被同車被抓的小伙子一把拽到裡面,壓低嗓門聲色俱厲地說:“你不要命了!你膽子也忒大了!”然後又說:“你肯定在外地不在北京,不知道北京的情況,他們都殺紅眼了,打你個半死算便宜!”

傾刻間兩個陌生人的距離拉近了,互相敞開了心扉……

約摸過了半小時,我被點名帶到過道中一個陳設簡單的房間。內有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只有一個三十歲左右身穿茄克衫的預審員。

“來,請坐!”預審員讓我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並從暖瓶往紙杯裡倒滿了開水,說了聲:“渴了就喝水。吸煙嗎?”

“吸。”我探身接過香煙,順勢用桌上的打火機點燃。

預審員打開卷宗,拿起筆例行公事地問了一番之後轉入正題:“9006070的手提電話是誰的?”

“我的。”

“怎麼跑到非法組織高自聯頭頭手裡的?”

“我借給他們以便他們動員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的。”

“高自聯頭頭們用你的電話與美國、香港進行通話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給學生們捐款了嗎?”

“捐了。”

“捐了多少?捐了幾次?”

“記不清了,好像兩萬元左右。”

“捐款目的是什麼?”

“一是同情同學,二是資助他們撤離廣場用。”

“你把夏利轎車借給非法組織高自聯頭頭們用了嗎?”

“我把夏利借給學生組織動員撤離天安門廣場用了。”

“你宣傳趙紫陽是黨內改革派,李鵬是反對改革開放的保守派,要支持趙紫陽,反對李鵬,是這樣嗎?”

“是這樣!”

“你給學生分發的傳單是你寫的嗎?”

“不是。”

“那麼傳單哪兒來的?”

“人家給的!”

“誰給的?什麼內容?”

“不認識這個人。內容大概就是反官倒、反腐敗、反對李鵬什麼的。其他記不清了。”

訊問很快便收場了。我在訊問筆錄上簽字劃押。

預審員起身準備送我回囚室時冒出一句話:“你的問題不算嚴重,但是態度務必要端正。”話鋒一轉,壓低聲音:“該說的說,不該說的死也不能說!”

與預審員目光對視的刹那,我心領神會,輕聲說句:“謝謝!”

回到囚室,我又坦然了許多。

出於好奇,也出於一種責任感,我希望儘量多地瞭解這一震撼世界的歷史事件。我與那位同車來的小伙子靠坐在裡面牆角的水泥地上攀談起來。

這小伙子是工人,參加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六月三號和四號參加了堵截戒嚴部隊的行動,親眼目睹了大兵槍殺學生、市民的血腥場面。六月五日,他誤信某軍倒戈的流言,萌發了武裝抗爭的打算,於是揀了一枝戒嚴部隊故意丟棄的衝鋒槍藏到家中。六月九日,小伙子發覺大勢已去,抗爭無望,便於當夜用上衣把衝鋒槍包好扔到了河裡。由於嘴不嚴走露了風聲,被抓了進來。他信誓旦旦地說,很多武器是戒嚴部隊有預謀故意丟棄的,有的軍車也是戒嚴部隊故意丟棄的,還有的軍車是穿便衣的大兵自已燒的,然後嫁禍於老百姓。穿便衣的大兵,北京人一眼就能認出來,被燒的軍車都是又舊又破快報廢的!

我聽後並不奇怪,這些打江山坐江山的人,這些與毛皇帝周旋過的人,個個老謀深算,加害人不講底線。相比而言,大學生們只不過是一群滿腔熱情、有勇無謀、稚嫩天真的娃娃而已!

深夜兩點左右,我一人被帶上軍用吉普車,照例由荷槍實彈頭戴鋼盔的兩名士兵押解著,來到了雍和宮附近的炮局看守所。該所隸屬於北京公安二處,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

夜深人靜,監獄大鐵門的開啟聲清晰刺耳。我被領到一間小屋,勒令我交出所有違禁品,包括手錶、錢幣、皮帶、手絹,然後搜身。值班警察當面清點錢物,開具收據交給我。我被帶出小屋面壁站立等候。為了不使西褲滑脫,我雙手交叉捂住下腹。近旁蹲著幾個面向牆壁的人,警察不時申斥幾聲。

很顯然,我受到了優待,猶如剛被抓捕時坐在吉普車上一樣。

大約過了五六分鐘,一位三十歲左右的獄警引領我走向關押區。電動鐵門開啟後,走進了燈光昏黃、寬敞的甬道。甬道是青灰色的水泥壁面,感覺有如地堡一樣堅實。我判斷監獄近似“非”字形,上下兩層。

獄警帶我向左拐進第一條側甬道,兩邊是一間間鐵門牢房。獄警在第四間左側的牢房前停下,一大串鑰匙在死寂的空氣中嘩啦亂響,厚重的鐵門被打開了。

獄警玩世不恭地用右手做出恣勢:“王總,請進吧!”

我正欲進門,但遲疑一下又把伸出的腳收了回來。借助昏暗的燈光,室內地板上好像滿倉的魚——地面上躺滿了赤裸裸一絲不掛的身體。

“他媽的,起來,起來!”獄警一邊粗暴地命令著,一邊用皮鞋踢踹著靠門口的幾個熟睡的囚徒。幾個囚徒不情願地側身蜷腿騰出兩巴掌大一小塊空地。

“請吧,委屈您了!”獄警再次略帶揶揄地說。

我用一隻腳擠了擠,才勉強有立足之地。牢門轟然關上,又是一陣上鎖的震響。

牢內陣陣汗臭味,令我有些窒息,但很快臭味的惡感便被疲勞取代了。我無奈地蹲下身體,卻引來一陣騷動,招來幾句罵聲。很快一切又都沉寂了,有的只是陣陣鼾聲。在人肉堆的縫隙中蹲坐,我開始打量這間牢房。

略微長方的牢房有十六平米左右,厚重狹窄的鐵門上有一處可從外面開啟的監視孔。鐵門的上方有一個小小的換氣扇在輕聲轉動。後牆上方有一扇裝有鐵欄杆的緊閉的玻璃窗,約有四十公分見方。屋頂中央有一盞被鐵網罩住的低瓦數 燈泡散發著昏黃的燈光。前牆的右角落有一個水龍頭,下面是一個五十公分見方的水泥池。看來即可以飲用、盥洗又可以小便,應急時自然可以大便。牢內沒有鋪,全是可以席地而臥的地板。

牆內牆外兩重天,十多小時之前還是車接車送、養尊處優、腰纏萬貫、氣指頤使的王總,此刻已是身陷囹圄的階下囚。生活猶如萬花筒,瞬息萬變!但是,此時我並沒有多少絕望、沮喪、痛苦和懊悔,更多的是親歷偉大歷史事件的好奇以及為正義做出犧牲的充實感!當然,對自己案情的把握也是我樂觀自信的重要原因。

半蹲半坐了幾個小時,腿腳已經酸麻,總算熬到天亮,刺耳的鈴聲響了。囚徒們趕忙起身,依序在水池內匆匆洗漱、小便,然後面向鐵門排成四排,席地而坐。兩個大學生和一個駝背的小夥子主動與我搭訕,並把我安頓在最後靠牆的一排坐下。此時,一個緊靠後牆角的傢伙滿嘴不乾不淨地說:“嘿,他媽的還挺抱團,政治犯就是比他媽的我們這些小偷流氓強!”

我側視了這傢伙一眼:三十多歲,瘦長,平頭,眼斜,嘴有些歪,流露著蠻橫、滿不在乎的神態,河北口音。這個傢伙有些特殊,一個人占了兩個人的地兒。大學生已給他起了外號叫斜眼兒。斜眼兒是綹竊犯,看守所的常客。

牢房關了二十四個人,超員一倍,政治犯與刑事犯混雜,刑事犯居多。依照監規,囚徒們不許說話閒聊,不得串通案情,不得橫躺豎臥。

鐵門的監視孔突然打開了,換崗的獄警大吼一聲:“不許說話!”然後觀察了一會兒牢內,似乎在清點人數。

非常時期,牢內沒設號長。斜眼兒喜歡出人頭地、發號施令,也就成為實際上的牢頭。這個未經任命授權的牢頭不知出於什麼緣故,對參與六.四暴亂的囚徒總是禮讓三分,對大學生和我始終是井水不犯河水。

斜眼開始吆喝幾個囚徒打掃室內衛生,並示範如何“走板”——跪在地上用抹布左右大幅拖擦地板。然後把抹布甩給一個新來的小偷,一邊呵斥一邊催促指揮著,直到那新來的小偷走板的恣勢標準規範為止。

甬道裡,一陣忙亂聲中混雜著牢門頻繁開啟聲。

斜眼兒發號施令:“穿衣、備鞋,準備放茅!”

號內一陣忙活,隨時準備起身放茅。

牢門被打開,一個獄警把在門口,發出指令:“準備放茅!”

約摸過了一兩分鐘,獄警發令:“放茅,快點!”

我在人流的簇擁下左轉,直奔甬道盡頭的廁所。

廁所是水泥蹲坑式,兩排,可同時蹲下三十多人,無遮無攔,一覽無餘。估計也就過了兩三分鐘,獄警便聲色俱厲地催逼著:“到時間了,快出來,快出來!”

與我僅一坑之隔的斜眼兒不滿地嘟囔著:“這孫子!連脫褲子放屁的功夫都不夠!”

“他媽的,你嘟囔什麼呢?”獄警站在廁所門口:“你又欠收拾了吧!”

回到號裡我才知道,正常放茅時間是五分鐘。但因人而異,趕上心眼不好的獄警,就倒了楣了。按規定,每天還有二十分鐘的放風時間,可是據斜眼兒說,有兩個多月沒透過風了!

九點多鐘時,甬道響起鐵門的開啟聲和桶勺的磕碰聲,開飯了。

兩個暗黃色的窩頭,一碗清湯寡水的熬茄子。我自然沒有食慾,連嘗都未嘗一口,便把飯菜交給一個駝背青年處置。我摸了摸自已的將軍肚,寬慰自己:正是節食減肥的好機會。

已經連續兩天未進食,到第三天開始饑腸轆轆了。暗黃色的窩頭和有些牙磣的熬小白菜吃起來也蠻有味道,真是饑餓是最好的調味品啊!

星期日晚飯是白麵饅頭,豬肉熬白菜。雖曰豬肉,實際上主要是肉皮、囊包肉,還有一兩片肥肉。菜湯上的浮油不少,我吃得很有滋味,感覺格外香美。按規定每星期吃一次饅頭,可是後來每個月才吃到一二次。囚徒們編了個歇後語:炮局的饅頭——沒盼兒!

己進入七月,盛夏的炎熱煎熬著牢內囚徒。後窗始終緊閉不開,牢門上方的小小換氣扇懶洋洋地發出低微的嗡嗡聲,悶熱、汗臭折磨著囚徒,疥瘡在囚徒間流行。人們已顧不上尊嚴,幾乎個個脫得精光。只有我和一個少言寡語而又靦腆的大學生穿著褲衩。全裸的人群給斜眼兒提供了猥瑣淫穢的談資笑料,牢內的氣氛由此略顯活躍,時而還有笑聲。

據斜眼兒和其他幾個囚徒說,對面的牢房裡曾經關著著名笑星陳佩斯。聽說陳佩斯因為六.四時站在一個平板三輪車上發表演說被抓,後經其老爸與高層疏通,僅關押十多天就給放了。

斜眼兒還欽佩地豎起大拇指說,某號牢,就在廁所對面,有個叫韓東方的爺們兒,那才是條漢子!就是不認罪,大喊大叫,絕食好幾天,所長親自出面說好話才甘休!那爺兒們的喊聲樓道裡都聽得清。

駝背青年對我說:“韓東方真是條漢子。他說他是工人們選舉出來的頭頭,是受工人的託付為工人服務、為工人辦事的,只有功沒有罪!與工人階級對抗,鎮壓工人的才有罪!”

韓東方,這個名字牢牢銘記在我的心中。

有一天上午八點,獄警換班。牢門洞開,幾個獄警簇擁著看守所所長出現在門口:“誰叫王譽虎?”

“我是。”我站立作答。

所長年近五十,臉色黑紅,有些發福,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看了一輩子犯人,全是偷錢、搶錢、騙錢進來的,還沒見過捐錢進來的!還真有花錢買罪受的!”然後嘴裡自言自語地不知嘟囔著什麼,便調頭走了,牢門砰然關上。

進牢房的頭幾天,提審次數頻繁。有時是在白天,有時是在夜晚。

預審室很小,我坐在椅子上背朝門,對面桌子後面是一位身材不高,約有三十七八歲的預審員,聽說是一個副科長,還有一位年青的女書記員負責筆錄。期間,有一兩位略顯發福、面相富態、身著便裝的人兩次來參加審訊。

說來奇怪,我面對審訊總是高度興奮,從容應對。如果幾天不提審,也沒人搭理,反而寂寞難耐。

我並不隱瞞自已的政治主張,只是對鄧小平的負面評價有所收斂,對李鵬、王震堅持抨擊立場,對趙紫陽、胡耀邦的改革開放仍持肯定讚賞的態度。

預審員問:“你把你的這些政治觀點、政治主張向學生宣傳灌輸,就是想影響學生,是嗎?”

我毫不掩飾地回答:“是的。我就是想用我的觀點去影響學生!”

我明白,預審員的這個提問是想把我定性為操縱學生的幕後黑手。但我並不介意,因為從刑法層面考量,我是無罪的。我不在意什麼路線,什麼對與錯,這些對我這個經商的人來說毫無意義,我只刻意把持著罪與非罪的界限。那份大號傳單的來龍去脈是我唯一的“軟肋”,我諱莫如深,編造了一套故事,並爛熟於心。每次提審這個向題,我都能倒背如流一字不差地回答。此外,就是遵循兩個宗旨:一是把敏感問題推脫給已外逃的人;二是對於不能確知己外逃的,凡涉及敏感問題則避而不談或避重就輕。比如與王丹見面的問題。

果不其然,傳單似乎是審問的重點。分發傳單有十多個學生在場,是賴不掉的。

“那幾百份大號傳單是你寫的嗎?”預審員問。

“不是!”

“是你或你的公司印的嗎?”

“不是!”

“傳單哪來的?什麼內容?你要交待清楚!”

“有一天中午,我去甘家口商場買東西,正好趕上有人吆喝著分發傳單,我就要了一遝。他又塞給我一遝,讓我散發。這個人戴鴨舌帽,戴幅眼鏡,自稱是社科院的。我也沒仔細看,好像是同情學生、抨擊李鵬什麼的,當天晚上我就轉交給學生了。”

傳單問題被反復審問了十來次。爾後,不管白天審、晚上審還是深夜審,我幾乎一字不差地複述著。

事後得知,我一被抓,妻子小李和小舅子向陽便立即對我在大都賓館的手提箱裡和辦公室內有違禁嫌疑的書報、傳單、錄影帶等進行了清理。次日,警察搜查了我的辦公室和住宿的賓館房間,一無所獲。因查無實據,傳單問題不了了之。

通過幾次審訊,我揣摩著周永軍肯定己被捕。我對周永軍的印象很好,有頭腦,很謹慎,且又儒雅。周永軍確實沒有激進的言行,只不過是人民大會堂東門跪交請願書的三個青年學生中的一個,爾後任工自聯宣傳部長,完全同意我無條件撤離廣場的主張。對他我無需美言修飾,如實回答即可。

審問的另一重點便是四通萬潤南主持召開有條件撤離廣場一事。既然萬潤南、曹務奇、崔銘山已順利出逃,罪過或責仼對他們來說已無所謂,關健是尚在任上的段永基是不能傷害的。我對段永基進行了誇大其詞地“美化”,還煞有介事地對段永基支持戒嚴和抨擊學生表示不滿!

我尤其自感得意的是對向學生宣傳和平演變、宣傳改變現存政體和實現自由民主憲政應循序漸進所做的自我辯護。

預審員問:“你是否煽動學生改變現存政治制度,聯合黨內改革派,進行漸進的和平演變?你是否向學生煽動中國應該漸進西化?”

“這不是原話,但基本是這個意思。這些話並沒有錯,更不違法!”我坦然應對。

“這就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怎麼不違法?!”

“我的主張符合鄧小平的理論,我想這總不能說鄧小平反對四項原則吧?!”我自信地反駁。

“你是在狡辯吧?”預審員有些詫異。

“鄧小平在(一九)八七年高層內部講話上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少堅持二十年!’什麼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眾所周知,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自由、平等和博愛,就是民主、人權和憲政!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主張要進行漸近的政治改革,二十年之後可以不反對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不是現在。我對學生說的無非就是提前一點兒,意思一樣!”我暗中竊喜。

“你這是小道消息吧?!”預審員詰問。

“不是小道消息,是正道消息!”我鎮定自若地說:“六月二十六日《北京日報》的一篇社論披露的!就是今年的六月二十六!”

預審員語塞,面露尷尬。

自此之後直到釋放,儘管被提審了十多次,卻再沒有審問過這個問題!
smilhaNew at 5/04/2019 05:06 快速引用
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全文完)



王誉虎



25、忍辱具結出獄,敢問路在何方

一九九零年一月十一日,歷時二百三十天的《戒嚴令》宣告解除。恰在此時,對我的內查外調也結束了。近些天我接連做了幾個夢,夢裡離不開魚,尤其是大金魚。我打撲克時,兩次分牌竟都是一色全紅十二張。我打趣地宣佈:這是吉兆,要出獄了!

中斷一個多月的提審又開始了,但這次提審的氣氛與往常截然不同。小蔡面帶笑容,說話也客氣多了。我認為這是好兆頭:內查外調的結果肯定吉多凶少。

小蔡很坦率,開門見山地說:“你在廈門的口碑還不錯,能評勞模了,有些問題也澄清了。希望你端正態度,深刻反省自已的問題,對自己的錯誤有個正確的認識。”

這次提審只有幾分鐘便結束了。

回到號裡我對幾個老資格說:“凡事不論吉凶都有預兆,我所言不虛吧,我快成算命先生了。”

我把今次提審的事告訴了大家。大家表示祝賀之後卻一反常態,沉悶、沮喪的氣氛籠罩著全號。只有副號長喜出望外,並開始寫便條托我帶給家人。

果不其然,過了兩天又提審時,小蔡把抬頭印有《具結悔過書》的兩張橫格公文紙交給我。

回到號裡我開始思考,究竟如何寫才恰到好處?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想起了葉挺將軍的詩:“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

《具結悔過書》五個字明顯帶有侮辱的性質。不管你有多麼崇高的理念,正義也好,真理也罷,要想自由,都要彎腰向強權和邪惡低頭。

從法律層面講,我無罪之身被關押了七個多月,理應獲得賠償和道歉,具結悔過的應該是執法機關!但現實卻截然相反。這或許就是民主與專制的區別!

我前思後想反復權衡,自已不是知名人士,也不是職業革命家,為了那早已被當代人淡忘的名節來把牢底坐穿實不足取。可是為出獄自輕自賤,俯首貼耳奉迎強權邪惡,又不心甘。於是,我決定採取折衷方案,在《具結悔過書》上寫道:自己犯了錯誤,背離了“四項基本原則”,向學生宣揚了資產階級自由化。自己堅決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堅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自已的言行也要接受實踐的檢驗云云。

第二天,我把《具結悔過書》上交。

一個星期過去了,沒有下文,沒有動靜。難道還要在牢裡過春節?我有些氣餒和疑惑,對自已的執拗有些後悔:肯定是因為我不思悔過,才繼續關押我。看來是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

牢門打開了,小蔡的身影出現了,我心中暗喜。

他把我帶到審訊室,揮動著那張《具結悔過書》,開門見山地喊到:“你小子來花招是吧?!你寫什麼你心裡明白,別人也看的明白!你不想出去了?你昏了頭了?!”小蔡邊喊邊又拿出一張空白的《具結悔過書》,說道:“拿去重寫!記住,要把握機會,想明白了再寫!這利害得失你可要三思!”

我感覺到蔡預審那聲色俱厲的申斥中夾雜著惋惜和善意,有點恨鐵不成鋼的味道。

春節將至,對親人的思念和對自由的渴望折磨著我。為此,我決定再退一步,對“錯誤”的認識加深了,對政府的寬大表示了感謝,但堅持了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有關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表述。因為這一表述從哪個層面講都是無法撼動、無法否定的真理。讓時間、讓歷史去評判功過是非吧!

《具結悔過書》再次上交的次日下午,牢門怱然打開了,張管教站在門外命令道:“王譽虎,把你的東西收拾好,調號!”

在張管教的監視指引下,由一名犯人幫助拿東西,我搬到了甬道盡頭的D牢房。這是警方防止在押人員與外界通風報信採取的慣常舉措。

獲釋已指日可待了,我心裡洋溢著喜悅。

果不其然,兩天之後我被釋放了。獄警拒絕了我把被褥衣物轉交給T號難友的請求,我只好不大情願地留給了還不熟識的D號,被褥裡還藏有關東煙。

在看守所大門口,妻子坐著轎車來接我。離去之前,妻子替我交納了關押期間的食宿費和糧票——這又一次讓我聯想起毛時代向死刑犯家屬索要行刑的子彈費!

出獄後的第二天,我來到北京華成托運服務公司。代經理蘭敏沮喪地告訴我,前幾天接到工商局的通知,北京華成托運服務公司被取締,並已見報;聽銀行說還要罰款五十八萬,幸虧帳戶內沒有幾個錢,罰款的事便不了了之。

又過了兩天,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的朋友找到我,告訴我一條內部消息:市委書記李錫銘口頭指示,要儘快取締我在中關村的北京京元科學儀器公司。可能由於這個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我哥哥王六橋,所以才僥倖存留至今。

我確信消息屬實,便當機立斷通知哥哥六橋:馬上把公司帳內資金全部轉到廈門公司,把所有值錢的設施、商品迅速轉移或削價處理!

關閉了北京京元科學儀器公司,也就放棄了我在科技開發和工貿領域施展拳腳的抱負,哥哥近兩年的心血也隨之付諸東流。六橋近兩年苦心網路了一批北大同學,他們在科技領域有的官至局長、所長,有的是關鍵部門的掌門人。這些知識份子、技術官員與毛局長一樣,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把科技轉化為生產力,把科技引向市場,希望在商海一展身手。但是這一切皆因我涉足六四全成泡影。

因時間倉促,以及兩處房主的刁難,公司預付的房租款分文未退,加上裝修、改建、擴建費用和廉價處理汽車、電腦等有形資產,兩個公司直接經濟損失五六十萬元。被沒收被展覽的汽車、手機、電腦、影印機、打字機等,至今未還,其損失也有近二十萬元。法律規定,被查收或沒收的財物,半年之內必須要麼退還,要麼依法開具沒收證。但是,至今二十多年過去了,儘管多次、多管道上訴,迄未收到他們依法開具的沒收證,更沒有得到退還。

我快刀斬亂麻,不到半個月,基本結束了兩個公司的關閉事宜。

在撤離北京前往廈門之前,我抽出半天時間,在鍾海昆的帶領下,前往已逃亡美國的曹務奇家,看望了曹的妻子和幼子,並留下二千元慰問金。爾後,當局准許萬潤南的妻子和曹務奇的妻小出國團聚。相比毛時代,這應該是一個不小的進步。

一九八九年七月,我的汽車、手機等在軍事博物館曝光展覽後,我的岳父(解放前的地下黨)督促我的妻子暫時躲避起來。這段時間,由於群龍無首,我在廈門的公司,尤其是效益最好的廈門京元金屬加工聯合公司,完全失控,造成了驚人的損失。

我元氣大傷。與此同時,我對國內經濟形勢也做出了悲觀、錯誤的判斷。

一九九二年底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時,我的經營重心已遷移到國外。我先後到了美屬塞班島、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和俄羅斯。在異國他鄉,我經歷了商海浮沉,錯失了在國內重振旗鼓的大好時機。
smilhaNew at 6/04/2019 15:01 快速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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