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骆远志:六四30周年的回忆与思考(上) 5/19/2019 23:55
纪念六四】骆远志:六四30周年的回忆与思考(上)
发表于 2019 年 05 月 19 日 由 舟巷

(CND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征文启事)

一 惊悚之夜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交大徐汇校区一号宿舍楼的顶层,“学自联”办公室灯火通明。房间里凌乱不堪,破旧的办公桌椅横七竖八,地上散落着各种报纸、传单、标语等。办公室里肃杀冷清,整个校园里都没有几个人。《美国之音》和其他国际通讯社都已经报道,野战部队强行开进了北京市区,在多个地点向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屠杀已经开始了!听到消息后,交大同学迅速形成游行队伍,奔赴人民广场等市中心地区,与其他高校的学生和上海市民汇合。学自联的绝大部分同学也都同去了。我被大家指派留在办公室里,目的是与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的学自联保持联系,然后把最新的消息传递给游行示威的同学。

前半夜,局势瞬息万变,来自北京的电话和传真较多。屠杀开始后,电话和传真机反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当时就猜想,北京的大搜捕开始了,北京的学自联组织,当时叫“北高联”,大概已经被冲散,很难继续运作了。过了个把小时,突然电话响起。我拿起听筒。对方情绪悲愤,自报是北京学自联。他刚刚得到各医院收治的伤亡学生和市民的信息,要通报给我。然后,他念我记,写下了一串医院名字和伤亡人数。我再问他,有没有伤亡者的个人信息。他说有一部分,我说我要。于是他逐一念给我死亡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学校或单位、枪伤位置,等等。我记录时,觉得那些死去的人就在我眼前,他们的伤口正在流血。我因此血脉偾张,心情激动,所以记忆深刻。

记录完毕后,我对他说,如果有新的资料就务请再联系我。他说好。我问他的名字,他说为了安全,就不说名字了。我当然也理解。挂断电话后,我把这些资料用电话转告给在市区的同学。感觉经过了一段很漫长的等待,北京人又来电话,提供了更多的伤亡信息。我再汇总,再传给示威游行的同学。以后直到天蒙蒙亮,再没有北京来的电话了。我打电话过去,也无人接听。那时从短波收音机里得知,军队对天安门广场的清理已经完成。我猜想北京学自联已经被捣毁,人员已经四散,不会再有电话了。于是我起身去上海市中心。

在人民广场附近的一条小马路上,我正好听到大学生的宣传车用扩音器念着北京伤亡者的名单。一群市民和学生矗立在周围,静默地听着。扩音器里传出的一个个名字,正是我晚上记录下来的。声音在回荡,自带着悲凉和庄严。听众里有个别同学愤怒地喊了几声口号,但大部分围观的人都沉默。我身处他们中间,感受到他们的感情和心理。记得其中有几个中年人,表情里没有特别的惊讶,仿佛对局势似曾相识。但他们有种深深的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情绪。简单交谈几句后,身旁人就对我说,“到了开枪这步,老百姓又能怎样?”,“中国还是老样子,最后就靠开枪解决问题。谁有枪谁赢”。

之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在广场和学校之间过着昏天黑地的生活。日夜连续地参加游行示威,实在疲惫得顶不住了,我就倒头大睡一场,醒来时都不知道是哪一天,爬起来再去游行。北京屠杀的消息刚传来时,上海学生的情绪冲到最高点。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学生的激愤消退迅速。上海市面上,政府组织的反示威、反游行的力量逐渐加强,比如各单位派人在马路上清除学生设置的路障。示威的学生体验到现实的力量对比,恐惧的心理蔓延。学自联里的同学们预测自己会被抓捕,有的计划逃亡。一般同学普遍害怕被政府记入“黑名单”,私下里谈论自己的人事档案里可能被写入不利的内容,影响以后的毕业分配和职业发展。我觉得自己无处可逃。上海比我家乡还宽松些。我也不想连累父母亲人。至于黑名单,我肯定在里面了,也就不在乎了。于是,坚持示威的学生人数大幅减少,态度也软化了。学生们最初的口号是“打倒法西斯”、“严惩凶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等,后来变成 了要求政府“不可以秋后算账”等。组织者们传递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要求示威口号和文宣里“绝对不许反党”、学生撤离时要 “冷静、有秩序”等。

北京开枪以后,全国各级政府一改几个月以来的观望和颓势,变得成竹在胸,胜券在握。上海市政府也不例外。他们态度冷静,计算精准,在媒体上怀柔,在行动中采用霹雳手段。上海市长在电视上强调“上海不能乱”,但话里有话、绵里藏针地说,“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言外之意就是,“我们随时有能力像北京那样用武装力量解决你们,但是我们比你们强大太多了,所以根本不需要”。与此同时,上海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大规模地搜捕示威游行中的积极分子,尤其是搜捕国际媒体相对不重视的,非学生学者的运动积极分子。

从1978年到1989年的大约十年间,中国政治的大方向是,绝对权威的政府开始慢慢地放低姿态,学习听取社会民意了。但是“六四”的枪声发出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政府依然是绝对主宰,老百姓还是被暴力征服的臣民。各级政府、政府各个部门迅速心领神会,马上反转回他们熟悉和留恋的、凌驾于民意之上的运作方式。比如宣传部门开始铺天盖地地在媒体上构筑在另一个时空里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在那个平行宇宙中,游行的学生和市民们是暴徒,杀人放火。解放军是受害者,被杀、被烧、被抢。北京的老百姓都欢迎解放军进城,反对示威游行。再比如,全国各单位,尤其是各大学,开始强力清理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把他们送交公安部门,并且大搞“人人过关”,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自我检查,向组织汇报自己在运动期间的想法和行为。

北京屠杀之后大约十天,上海的游行示威彻底结束。我拖着极端疲惫、困乏的身体回到校园。记得路过大礼堂,就是现在的文治堂,看到很多人簇拥在马路对过的读报栏前。一位同学为了大家的方便,正在大声朗读报纸上的重要社论。内容大意是,国际媒体说中国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其实都是谎言,原因是他们仇恨社会主义中国;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支持中央动用解放军平叛的决定,等等。那段时间里,全国所有的报纸,虽然名字、出版地、排版格式不同,但重要内容经常完全一样,都是采用中央通稿。我听到那个同学的读报声,突然意识到谎言就这样完全淹没了真实,而老百姓不管怎样抗争都无能为力。我就感到剧烈的心痛,痛得我分不出是我胸口物理性的疼痛、还是我的心情极端愤懑。也许古人也有过与我类似的感受,所以把“心情极端愤懑”叫做“心痛”。

二 彻悟与信仰

痛彻心扉,让我思维敏捷。政府动用正规军,残暴地杀害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然后不容分辩地说,那些民众是暴徒,屠杀从未发生。政府完全背叛了真实与正义的原则。我本来认同的政府、与我心目中崇高的真实与正义,针锋相对,势不两立。我不可能再同时忠诚于它们两个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同时忠诚于它们两个了。我觉得自己需要做出人生大抉择。现实中,正在进行的政治清算,也要求“人人过关”,就是每个人都要公开站队。

1. 真实与正义被践踏

我们这代人成长于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目睹国家从文革末期的积贫积弱开始蒸蒸日上,我有与时代相呼应的民族自豪感,视振兴中华为己任。从中学开始,我就明确地认定,要爱国、爱人民,也要爱真理和正义。我那时把国家、民族和政府视为一体,觉得政府就是民族的代表。进入大学后,我们经历了1986年和1989年两次学生民主运动。之间的几年,整个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广泛深入地探讨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讨论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审视中华文化。我也一直跟随社会大潮流,努力学习和思考,理解了政府需要人民的监督与制衡。被有效监督与制衡的政府,可以成为全民族忠实的公仆和代表。反之,政府就可能成为欺压和奴役人民的恶魔。

“六四”让我看到了政治背后更深层的东西。当年的学生有几个关键述求,第一就是要言论自由。我看到了言论自由缺失,真实就在社会舆论中泯灭了。无辜被杀的人,转眼之间就被说成是暴徒;杀人者反而被包装成受害者。第二是民主选举。没有选举,老百姓就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力,结果就是,谁有军队、谁敢于对老百姓开枪,谁就掌握权力。公理与正义被践踏至此!六四的失败让我看清了事件的本质。这是一场战斗,表面上是幼稚软弱的学生失败了,实际是真实与正义失败了。学生也不总是真实与正义的,但至少在大方向上站在真实与正义的一边。学生失败了以后,真实与正义就被踩在脚下。

六四之争,结果没有悬念。政府一方大胜,真实与正义惨败。原因很简单,政府有军队,有组织系统,有宣传系统,有教育系统,等等。而真实与正义一方只有一些幼稚的学生学者、和并不坚定的民心。年轻时的我曾经天真地以为,谁站在真实与正义一边,谁就一定会胜利;反之,谁站在虚假和邪恶一边,就一定会失败。我那时以为,真实与正义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战无不胜。“六四”让我看懂,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神秘的力量。在两股势力的对抗中,谁的现实力量更强大,谁就胜利。反之就是失败。真理和正义也不例外。我还是坚信真理和正义最终能够战胜虚假和邪恶,不是因为看不见的神秘力量,而是因为真理与正义有自在的感召力,最终能够感召足够多的人为之战斗。如果我们希望真理和正义早日胜利,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和尽量多的人坚定地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为之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2. 遇到神

六四运动前后,局势变化快,关系到大是大非,我全身心地参与和投入,时刻心存敬畏。我全神贯注地观察和思考,头脑里好像上演着一部宏大、多维的电影。其中有民族的命运与前途,有正义与邪恶的缠斗,有北京街头的军车和那些死难的人,有父母、朋友、熟悉的老师和同学,有自己的过往经历,也有我未来人生的多种可能性,等等。 逐渐地,一个念头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清晰,“我要站在真理与正义一边”。这个念头有它自在的权威,不容心中的小我辩驳。它如同一道命令,让我只能对它低头、跟从它。虽然我清晰地知道,听从它将摧毁我原来的人生计划,对我的现实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助。

我本来的职业规划是走“技术干部”的道路,就是年轻时靠技术和业务能力立身,然后逐步晋升,走上管理岗位。六四之前,我已按这个计划努力多年。我在高中时开始认真读书,之后考上交大。在大学里我继续努力,在学业上成为“优异生”,在校园工作中成为系学生会主席、系团委副书记等。我已经在这条人生计划上投入很多,进行得也很顺利。假如我与政府作对,我将前功尽弃。

还有出国问题。我在本科期间,在交大校园里和在整个上海,大学生留学已经形成热潮。很多学业条件与我类似的同学都在努力谋求留学,我也很希望出国留学。六四期间,我身边那些想出国的同学,几乎无一例外,都主动远离学生运动,就是害怕惹上政治麻烦,以后拿不到护照。另一方面,曾经在1986年学潮里表现积极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当时还在学校里。他们被政府打入黑名单,一直拿不到护照。所以我当时很清楚,如果我跟随心中的那个念头,我将自毁出国的可能。

按照弗洛伊德学派的思想,人的每项行为的隐蔽目的,都是为了增加自己在潜在配偶眼中的吸引力。我当时也懂,如果我进入“六四”黑名单,大部分女生不但会觉得我没有了前途,甚至还会怕被我牵连,对我产生恐惧感。在上海的女生如此,在我东北家乡的女生更是如此。不但女生们会害怕与我沾边,她们的父母更怕。

我就要屈服于自己心中的一个念头了,而不是服从一个人或组织。而且我知道这个决定将对我不利,并永久地改变我的人生。我惴惴不安,感到无助,因为从来没有在生活中,或在书里,听说或读到别人的类似经历。我甚至找不到现成的语言描述它。当时为了解释给身边的好朋友,我能拼凑起来的最传神的语言就是,我在心中听到了一个声音。它不属于我,因为它完全否定了我的个人利益。但它让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有根深蒂固的真实与正义,并且真实与正义正在受到猛烈的攻击与迫害。它命令我站在真实与正义一边。我虽然心存恐惧,完全不知道听从它以后,我的生活将会如何,但我还是不得不听从它。

后来,我在《圣经》中读到摩西和保罗等人遇到神的过程,就觉得找到了知音。摩西带领犹太人在沙漠中流浪几十年,内外交困,随时面临灭族的危险。他夜以继日地焦虑,探求族人的未来。在西奈山上,他思考时听到神的声音。神给他指路,他选择听从,虽然不知道神将引他到何方。保罗本是罗马帝国的官员,专门负责追捕和迫害基督徒,因此了解基督教思想。在大马士革城外,他听到神的声音,就敬畏地匍匐在地。神叫他进城,他就进城,虽然不知道进城之后会发生什么。大约3500年前的摩西和大约2000年前的保罗遇到神的过程,与我的经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在几千年前的犹太人与现代的中国人之间,文化背景和语言表达方式有了比较大的不同而已。今天的我们更习惯说“彻悟”、“念头”等,而不经常说“听到神的声音”或“被神召唤”。我们更习惯说“追求真理和正义,把它们贯彻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中”,而不习惯说“跟随神”。其实《圣经》上说,神就是真理、正义。称真理与正义为“神”,代表基督徒信仰真理与正义。信基督教,就是选择站在真理与正义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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