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宣明: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一)赵复三与瞿希贤 5/03/2020 15:15
华夏文摘】陈宣明: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一)赵复三与瞿希贤
发表于 2020 年 04 月 29 日 由 舟巷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人们,上至七八十岁,幼至学龄前儿童,谁都会唱。这首歌,与高玉宝写的儿童故事《半夜鸡叫》,同为当时最煽情的阶级斗争文艺作品。为这首歌谱曲的,是中国著名音乐家瞿希贤女士,她的另一首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激越昂扬,气势磅礴,还被一些人称作“第二国际歌”!本来,中央文化部是要把这首歌放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作压轴戏的。刚参加完亚非拉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周恩来总理,观看了这出戏的彩排,对担任音乐总监的瞿希贤说:“光是无产者团结,会把别人吓跑的,我们团结的面,应该更大”。于是,这首歌被抽出了,但是在革命激情澎湃的六十年代,依然是唱响中国大地。

瞿希贤与周恩来的直接接触,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

瞿希贤祖籍苏州,1919年生于上海。淞沪抗战,日军炸毁了瞿家在上海的房子,她全家搬到了法租界。因为家境殷实,得以就读上海清心女中,一所用英语教学的,体现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教会学校。她从初中起就选修了钢琴课,并且师从当时流落上海滩的欧洲音乐人。清心女中虽然是教会学校,却早就有共产党的组织,浪漫和神秘伴着青春的萌动,瞿希贤参加了学校的读书会。读书会的负责人叶嘉馥同学,比瞿希贤大一岁,那时就已经是中共地下党成员了。叶、瞿两人相约,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投奔新四军。瞿希贤以其音乐才能,进入抗敌演剧九队,并正式成为中共党员。

历史上,国共有几次合作,又摩擦不断。1939年六月,四川军阀杨森的二十七集团军,逮捕了平江县嘉义镇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并枪毙了其中七人,制造“平江惨案”。瞿希贤、叶嘉馥同时被扣押,两人写了悔过书,才得以幸存。获释的瞿、叶二人,辗转来到重庆,找到了曾家岩50号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听完两人的陈述,浓眉紧锁,厉声说道:“此事今后再不要提起,赶紧回学校读书去”!瞿希贤十分后悔自己的幼稚与无知,先在重庆国立音乐学院钢琴系上了一年,后返回上海,考入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叶嘉馥亦考进圣约翰大学医学系。然而,那次湖南的经历,日后叫她俩吃尽苦头。

瞿希贤自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深造。期间,她继续参加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并重新入党。1948年,瞿希贤受聘于北平音专任教。这时,古城北平战云密布,人心惶惶。她遇到了北平青年会干事赵复三。这两个人相爱了,结婚了,随后有了两个女儿伊露、伊力。

如果研究中国基督教史,有一个人物是绝对不能绕过的,他就是赵复三。赵氏一生经历如其名,可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为基督教服务时期。二、进入政府部门。三、脱离中共流亡海外。这三个截然不同的身份,竟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独特的现象。

赵复三出身于书香门第,基督教徒家庭。父亲早年留学美国,与日后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涂羽卿博士是至交。赵出生在天津,讲一口漂亮的北方话,中学时代起,就活跃在演剧舞台上。他在教会的青年团契中,亦十分活跃,颇有人缘。1946年,赵复三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进入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服务。1948年,奉调至北平基督教青年会,担任主要负责人。他参加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作为工作组组长,进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领导该院师生,展开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在中国进行渗透和侵略的控诉运动。1956年,赵复三被按立为圣公会牧师,并且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副主席,以及燕京协和神学院教务长等职务。在此期间,赵复三曾参加接待素有“红色教长”之称的英国约翰逊教长。赵所表现的专业知识水平,令英国客人大加赞赏,也让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印象深刻。一向对苏联和红色中国抱有浪漫情怀的约翰逊教长,天真地以为共产主义的实践真正实现了基督教的理想,因此三次访问中国。1956年参加国庆,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并登上天安门城楼。1957年再次访华,丁光训,廖承志,邓颖超,郭沫若等人前往机场迎接。最后一次是1965年访华。约翰逊教长的亲共立场,遭来了当时英国国教上层的极力反对。坎特伯雷的法政牧师(Canon)和多名大教堂高级神职人员曾联名直接要求他辞职。

受西方文化和基督教信仰熏陶,接受了正统音乐训练的瞿希贤,就像是为新中国的革命音乐事业所预备的。她创作了大量歌颂新时代,歌颂工农兵的音乐作品,她参加社会主义阵营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作品多次获奖。担任全国青联委员、音乐家协会理事等多个社会头衔。瞿希贤在中国音乐界的名誉地位,如日中天,亦深得周总理赞赏。

1958年中国搞起“三面红旗”,宗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与共产主义思想相悖的。偏激的如温州,竟宣布实现“无宗教区”。此时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堂纷纷关闭、合并,培养神职人员的神学院师生星散、改行。资料记载,1962年某天,毛泽东邀北大教授任继愈,来中南海的书房谈哲学。对佛学颇有研究的任继愈提及:宗教研究还是有必要的。毛表示赞成,起意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当场指定任继愈当所长。

赵复三参与了社科院宗研所的创立,他从助理研究员做起,进而宗研所所长,在他1989年离开时,已是社科院常务副院长了,有传说他还是院党委书记。

赵复三在公家办的宗教研究部门的25年里,只发表过半部学术著作,和一篇文章。即1979年,以扬真为笔名,出版《基督教史纲》(上册)。他“想尝试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整理一下基督教的历史”(见《基督教史纲》前言)。赵复三晚年在海外,发表了大量文字,却从未提及他的这本书,大概是对自己在那个言不由衷的时代的所作所为,不太满意吧。

1986年,已经担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赵复三,改变了过去对宗教一概批判的态度。他撰写了《究竟怎样认识宗教的本质》,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第三期,他以马列主义客观地否定了“宗教鸦片论”,他提出宗教长期性,为宗教信仰自由提出理论根据。

这里讨论一下,坊间传闻赵复三是中共党员,和他与瞿希贤是组织安排的政治婚姻。毋庸置疑,中共在与国民党做殊死斗争中,在对方阵营里安插了很多间谍。作为有西方国家背景的基督教,是一个容易隐藏真实身份,获得资源的地方。中共取得政权以后,一批隐藏在基督教机构里的中共党员,纷纷表露身份,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有如余心清、浦化人、管易文、曹锦如等一大批教会牧师、青年会干事,令基督教会领导层大跌眼镜。

赵复三青年时代,身处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抗日救亡,扶弱济贫,很容易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有一位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刘良模,在“一二八”淞沪会战的前线,率领同事们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高唱战歌,抢救伤员的英勇行为,令尚在大学读书的丁光训、赵复三等青年基督徒大受感动。他们出于对国民党的误解,和对共产主义的憧憬,是完全有可能加入共产党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在大陆建立了政权后,赵复三为什么不归队呢?这是一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奇特现象:秘密党员。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专文讨论。

而赵瞿结婚,是在中共建政后的北京,完全没有必要像在对与国民党进行秘密斗争时,掩护真实身份的假夫妻。实际上他们的结合,就是两个同为异乡人的青年男女,又有圣约翰大学校友之谊,以及共同爱好等因素,结为连理。

而被认为是中共党员的赵复三,在他公开谴责中共“六四”屠杀暴行,被撤销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基督教全国三自副主席等一切国内职务时,也未见有开除他中共党籍的处分。

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狼烟四起,处处打倒走资派,揪出叛徒和内奸。已是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的叶嘉馥,经不住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把当年周恩来告诫她的事,给彻底交代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亲自签署逮捕令,“大叛徒瞿希贤”关进了秦城监狱。在网络拍卖中,看到一封赵复三写给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亲笔信。赵在信中请求中央文革过问瞿希贤的历史问题,以免牵连其他秘密党员身份暴露。戚本禹对该信做了批复,但瞿希贤还是坐了近七年大牢。赵与妻子离婚,以图保住残破的小家,是令人心碎的时代悲剧。

1976年,瞿希贤出狱,并恢复了在中国音乐界原有的职务和政治待遇。她除了奋力工作,也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刻地反思。她对友人说:看了材料,知道大跃进年代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心里很难过。并具体说及那年月她曾在甘肃省一个县里体验生活。这个县不具备条件建庞大的水利工程,但为跟上大跃进的步伐,硬是上马蛮干。县领导请她写一首鼓干劲的歌,并在工地上大唱起来。她以后得知这个工程不但全部瘫痪,加之自然灾害,粮食无收,更是饿死了许多人。瞿说: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
2005年,“瞿希贤作品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席间有观众起立高喊:“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瞿希贤当场制止了。事前,她就跟指挥打过招呼:不许唱那首歌。而且,她在自己的歌曲集《飞来的花瓣——瞿希贤合唱作品》中,收录此曲时,格外注释:收入此集,仅作为历史足迹。

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吴耀宗先生,是赵复三在基督教青年会和全国三自运动委员会的前辈和同事,赵私下与吴家保持了多年的友谊。1983年,吴耀宗夫人杨素兰医师在北京去世,赵复三虽然早已脱离了教会活动,这次竟然以牧师身份,为吴夫人举行了基督教仪式的葬礼。

七十年代末,西方国家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中,看到东西方复合的可能性。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CC)也嗅出基督教组织重返中国的希望。派出该机构负责中国事工的邓守成,来到尚未开放教堂的北京,找到了时任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的赵复三,表示希望与即将恢复的中国基督教组织建立关系。赵复三答应了邓的请求,但附加了一个条件:把我的两个女儿送到外国留学。这场鲜为人知的台面下的交易,促成了有赵参加的中国基督教代表团,文革后出访美国、加拿大,和香港的破冰之旅。随后,WCC总干事、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等一大批西方教会领袖访问中国,参观刚刚恢复的金陵协和神学院,以及访问北京、上海、广州的教会、青年会。赵的两个女儿分别在法国和比利时读书并定居。

与中国教会历史渊源很深的美国基督教协进会(NCC)不甘落后,亦通过赵复三,在八十年代初,组织了一批中国基督教青年学者赴美,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学术考察和交流活动。这次,赵把他的第二任妻子,社科院的一位沈姓工作人员,加在其中了。

若把赵复三视为中国体制内,一个只会以权谋私的官僚,那就太简单化了。赵在他认为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下面是一位记者,描述赵复三参加国际会议上的表现。“1981年10月2-7 日,蒙特利尔举办国际神学研讨会。大会的主题是:”一个新的开端”˙,主要是让中国教会和世界教会彼此认识。中国基督教代表团七人由丁光训主教率领,天主教三人则由傅铁山主教率领,两者是以联合的名义出席。会上他们谈到如何在社会主义的脉络中实践信仰,中国教会如何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如何协助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等等。我留意的,倒是傅主教有一天宣布,他带来一段北京修女的小电影,准备供诸同好。我们这些香港人,一听”小电影”,都不禁掩嘴而笑。另外在分组讨论中,有一组由赵复三主持,卢龙光提问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问题,马上给赵复三痛骂一番,说香港人没有资格谈论中国的事情。事后我问韩文藻,韩只说提问题要小心谨慎一点 。卢龙光后来出任香港崇基神学院院长”。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会议的赵复三先生,谴责了北京当局暴行,毅然与之决裂。他是做此决定的少数几个中央部级高官之一(另一位是许家屯)。之后的二十多年里,赵复三在世界许多国家讲学、游历,直至2015年去世,终未能获准回到他出生、成长、工作的故土。

就是在国外的这段时光中,赵复三文思大开,奋笔疾书,发表了几本有分量的著作,并翻译《西方文化史》、《西方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同时,他以投稿和书信方式,与朋友、读者交流。他在这些文字中,谈及哲学、历史、社会学、文学,乃至神学等领域的课题。赵在文章和谈话中,多次表示:“再不想说假话、空话”。

赵复三曾将在海外这些年所写的文章,信件等复印,并寄予文友们分享。三册装的《赵复三晚年书信集》已经编辑出版。希望这批极具参考价值的文字,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基督教历史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流亡海外作家刘再复,在一个讨论会上,遇到了他社科院的同事和领导赵复三,促膝交谈中,赵对刘和在场的人说:“出国后,完全是重新做人。曾有一位领导请我归国,我谢绝。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整人,也不让人整”。但就是对自己曾经在基督教机构的工作,只字不提。

他晚年的时候,亦尽量回避基督教界人士访问。是要严守党的机密?还是不想牵连别人?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只有他留下的六个字的人生座右铭:舍身外,守身内。

赵复三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是与退休的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陈晓蔷女士一起度过的。他们在青年时代是朋友,大时代的潮流,将这两片有缘的叶子,涡旋在一起,还真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Time : 0.008s | 11 Queries | Memory Usage: 631.71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