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新冠肺炎浩劫 一一 一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灾难 9/01/2020 19:21
华夏文摘】胡平:新冠肺炎浩劫 一一 一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灾难
发表于 2020 年 08 月 21 日 由 舟巷

小引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横行。法新社汇整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格林威治时间5月21日11时,全球确诊病例数达5,012,630例,其中有328,220名患者不治(1)。眼下,疫情仍然看不到尽头。这场瘟疫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它深刻地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人类生活。

然而,这场浩劫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在2019年3月的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十分自信地对媒体说:“经常有人问我,萨斯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萨斯这一类病毒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萨斯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络系统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2)

2016年11月,在乌镇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互联网+智慧医疗论坛“发表致辞时说,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时间从5天缩短为4小时。(3)

自2003年萨斯事件后,中国政府吸取教训,耗费巨资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统)。“不明原因肺炎”则被列为其监测、报告的重点之一。该系统于2004年4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用。另外,中国政府还在2006年制定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应当说,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都相当有效。前些年,中国发生过禽流感,还发生过不止一次鼠疫。正是借助于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和应急机制,疫情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没有传播开。

中国拥有世界第一流的疾控体系,还拥有因抗击萨斯疫情而获得丰富实战经验的医护人员及公共卫生专家,再加上因萨斯事件而对类似疫情格外敏感并知道该如何反应的大小官员以及普通民众,中国本来最有能力防治萨斯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是,它还是发生了,而且远比上一次更严重、更惨烈。

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浩劫竟然发生了?谁该为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浩劫负责?

(一)维稳压倒防治

2019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发一则报道:“武汉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 病例大部分为华南海鲜城经营户”。

报道说,武汉市发现病毒性肺炎27例,其中7例病情危重,其余病例病情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近期出院。此次肺炎病例大部分为华南海鲜城经营户。目前,相关病毒分型检测、隔离治疗、舆情管控、终末消毒等工作正在进行。目前病因尚未明确,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病毒,其他重症肺炎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即便是SARS病毒,此前也已有成熟的防控救治体系,市民也不用恐慌。(4)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布武汉发现病毒性肺炎。顺便一提,这也是第一次出现“武汉肺炎”这种说法,正是出自中国头号官媒,可见和“污名化中国”毫不相干。

紧接着,第二天,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透过官方微博“平安武汉”通报称“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处理”。通报说,近日武汉市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在武汉市卫健委作了通报后有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散播不实信息,经公安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进行依法处理。 (5)

“平安武汉”的这份通报,立刻被《人民网》等多家官媒转发,中央电视台更是连续反复播报。这很不寻常。

按说,一条由地方公安局用微博发出的简短消息,通常是没资格被各大中央级媒体转发和播报的。再说,这份通报过于简略,既未提及“谣言”的具体内容,也未公布相关处罚内容。如果中央级媒体要转发播报,按说总需要花点时间先做些核实求证的功课,不会马上就转发播报的。可是这一次,中央级媒体却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和超乎寻常的规格转发播报了地方公安局的一条微博,可见它们是事先串通的,它们都是在按照同一个剧本演出。可见,从传唤8名散布谣言者到各媒体发布相关消息,都是出自中共当局的指示。在“定于一尊”的时代,这种配套的大动作不经过习近平是不可能的。

综合上述两条消息(公布武汉出现病毒性肺炎和通报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处理),我们可以推断,至迟在去年年底,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就已经了解到有关武汉病毒性肺炎疫情的信息;而且至迟在去年年底,当局就对防疫工作给出了某种指示和部署。

一方面,当局并不是没有做防疫工作,如《人民日报》12月31日报道所说,“相关病毒分型检测、隔离治疗、舆情管控、终末消毒等工作正在进行”。但另一方面,当局又对外极力淡化疫情,掩盖疫情,严厉禁止任何人散布有关疫情的信息。这就把防疫工作限定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不准越雷池一步。这就严重地妨碍了防疫工作的正常的、有效的开展,实际上是为疫情的扩散大开方便之门。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拿到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当天晚上,她就收到医院发来的信息,是转武汉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1月2日上午,艾芬被医院领导约谈。医院领导严词厉色,批评艾芬“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并要求她回去跟科室的人员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6)

迫于压力,艾芬不敢告诉她丈夫,只敢委婉地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迫于压力,艾芬也不敢告诉医院的同事。她只敢要求她主管的急诊科的医护人员穿上隔离服,还只敢穿在里面,外头套上白大褂,因为医院领导明确说不准把隔离服穿外头,说穿在外头会引起恐慌。结果,艾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那些不知情的其他科室的同事们一个个倒下,有的后来死掉。(7)

武汉市中心医院共有职工4300多人,(8)感染人数超过230人,5人不治。(9)

医院尚且如此,何况社会;医护人员尚且如此,何况一般市民。

艾芬提到两件事,很值得注意。艾芬说,她是被医院领导约谈的,是面对面谈话。医院领导要求她回去跟科室的人员传达封口令“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必须是“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为什么要对传达的方式做如此严格的规定?一来是严防扩散,二来是不留证据,以便日后可以矢口否认。

另一件事是,医院里有医护人员被感染了。这本身就证明这种病会人传人。但是医院领导不准医生把这些病例上报,甚至要求医生改写报告,不能写“两下肺感染,病毒性感染”或“不明原因肺炎”,只能写成“两肺散在感染”。然后对外宣称,没有医护人员感染,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

艾芬的遭遇说明:

1、医院领导明明知道艾芬、李文亮等医生在微信群转发的有关疫情的信息是真实的,明明知道这种病会人传人,明明知道连医护人员都有被感染,但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甚至不准医生在报告中如实填写,肆意抹杀真相,还要诬为“造谣”,进而严厉打压。

2、医院领导很清楚他们这种蓄意打压说真话和掩盖真相的行为是见不得阳光的,所以不留证据。这说明,他们完全知道他们做的是坏事,他们是极其自觉而又有恃无恐地做坏事。

3、1月23日武汉封城,国人、尤其是武汉人,痛感前阶段被政府所蒙骗,追责之声四起,死去的李文亮也恢复名誉被封为烈士,但是当初执行封口令的医院领导和下达封口令的高官无一受到批评或惩罚。

顺便再谈谈李文亮受“训戒”一事。后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引用一位武汉有关人士的话,说训戒“过程非常友好客气”,并特别强调“那8位市民没有一人被拘留、被处罚”,(10)以证明那不是政治迫害。但正像那份训戒书所展示的,公安局是强迫李文亮认错悔过,并签字画押,否则就“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那分明是说,如果李文亮拒不认错拒不签字画押,当局就会把他抓进监狱。如果被抓进监狱了,胡锡进也就不能再说不是政治迫害了。可是,当李文亮由于认了错签了字而免于坐监狱,难道就不算政治迫害了吗?

综上所述,淡化疫情,掩盖疫情,蓄意打压“吹哨人”等一系列行为都是出自中共高层的旨意;因此造成的防疫不力、疫情扩散,其责任也在中共高层,首先是习近平。

(二)习近平1月7日讲话到底讲了些什么?

1月28日,在会见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时,习近平说,这次防疫工作,“我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11)

中共党媒《求是》2月15日刊登了习近平在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工作时的讲话全文。在这个讲话中,习近平说他在1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对疫情的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2)

假如说我们对习近平是不是在去年年底就对防疫工作“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还难以确定的话,那么我们总可以确定,至迟在1月7日,防疫工作就是由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

习近平1月7日对防疫工作到底提出了什么要求,其具体内容是什么?习近平没有细说。查阅新华社对1月7日那次会议的报道,(13)其中对疫情只字未提。迄今为止,官媒都没有告诉我们习近平1月7日对防疫工作提出要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从常情常理上推测,不细说就是心虚,就是有难言之隐。习近平不肯公布他1月7日有关讲话的具体内容,是因为他知道他当时那番话讲得不高明,如果公布出来对他不会加分只会减分。

虽然官媒没有透露习近平所提要求的具体内容,不过我们可以根据1月7日以后当局在防疫工作上的外部行为,反过来推断他1月7日到底提出了什么要求。

1、关于通报疫情。从1月7日到17日这10天,武汉卫健委要么无通报,要么通报无新增病例,确诊病例一直停留在41这个数字上。那当然不可能是这10天没有任何新增病例,那只可能是上面有要求不得公布新增病例。从18日起才有新增病例出现。18日通报4例新增确诊,19日通报17例新增确诊,20日通报2日内共计136例新增确诊,21日湖北卫健委通报省内72例新增确诊。

2、地方政府在1月12日、13日开始于机场测温和高铁站测温,此外未见有其他什么新的较大的防疫措施,武汉市民基本无感。

3、原定的大型聚集活动,包括武汉的两会(6日-10日)、湖北的两会(11日-18日)和民众的庆贺春节活动如“万家宴”(19日)都照办不误,等等。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习近平1月7日的讲话,虽然也会讲到防治疫情,但仍然是强调维稳,强调维护工作与生活的正常秩序,严控疫情的发布,淡化疫情,封锁信息,避免造成人心恐慌。这就和先前一样,把防疫工作限定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

海外有人披露习近平1月7日讲话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根据国内官媒的报道来推断这些内容是否可靠。

2月17日,香港《明报》发表署名钟仕的文章“疾控早上报,中央为保节日气氛失良机”。文章写道,去年12月底,武汉传出不明原因肺炎后,中国疾控中心随即介入了解。1月初,中心就向国家卫健委等中央部门及中央领导通报预警。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要求启动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二级应急响应。但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如何应对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并不是此次会议的重点。在会议上,中央领导人要求要注意防范,但同时要求不要因此造成恐慌而影响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节日气氛。(14)

在美国之音1月27日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香港媒体人纪硕鸣披露了同样的信息。纪硕鸣说,他所了解的情况是:1月上旬,中国卫生专家就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上报国务院;国务院系统出了一个参照萨斯的防治方案,提升武汉的防治戒备并通报全国。但是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必须报告党中央,结果党中央不批。理由是时值春节,不要破坏了节日的气氛。(15)

上述信息是否可靠?看看国内官媒有没有相关的报道。

首先,《明报》文章说“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要求启动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二级应急响应”,确有其事。2月9日,《第一财经》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武汉的警铃有机会被拉响,可以是哪天?”的文章。其中列出了一个“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其中就写到“1月6日,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16)另外也有文章写到这件事,写的是“国家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说的是一回事。

所谓中国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到底是什意思?我这里不妨略作说明。

自2003年萨斯事件后,中国除了在2004年建立起全球最大的网络直报系统,还在2006年制定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一级)、重大(二级)、较大(三级)和一般(四级)四级。

《预案》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及非事件发生地区的应急反应措施。这就是说,疾控中心启动应急响应是一回事,政府启动应急响应是另一回事。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里写到:1月6日,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接下来又写到:1月22日,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事件二级应急响应。同样是二级应急响应,怎么会启动了一次又启动一次呢?可见疾控中心启动应急响应是一回事,政府启动应急响应是另一回事。

大致上讲,政府启动应急响应是指:调集人力、物资、交通工具和其他设施,下令封城封区,限制或禁止群聚活动,停业停工停课,中断干道交通或封锁国境,管理流动人口,对传染病任何疑似病人隔离采取就地隔离等措施,对密切接触者采取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发布信息,开展群防群治,维护社会稳定,如此等等。

疾控机构启动应急响应,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开展科研与国际交流、制订技术标准和规范,以及开展技术培训。另一件事是写报告,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收集、报告与分析工作。按照规定,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和一级应急响应,须上报国务院。

根据以上说明,我们可以知道,所谓中国疾控中心在1月6日启动二级应急响应,那就是指,一方面,疾控机构系统进入某种状态,开展某些工作;另一方面,上报国务院,建议政府启动二级应急响应。这两件事都是在内部进行的,外界并不知道。

中国疾控中心的顶头上司是国务院下属卫生行政部门中国卫健委,它的报告是交给卫健委的。卫健委的职责之一就是“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评估,提出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级别”。然后由国务院拍板决定。

查阅官媒对1月7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报道,我们注意到,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防疫工作,可见防疫工作本来并不在会议议程上,应该是会上临时加入的。再有,自去年年底以来,当局对疫情工作的方针就是维稳优先,就是把防疫工作严格地限定在一个很狭小的框架内。假如没有人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新的、和先前有所不同的防疫方针或方案,那么疫情这个议题就不会拿到会议上,习近平也就无从对防疫工作提出他的什么要求。既然习近平在1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对防疫工作提出了要求,可见一定有相关方面提出了新的、和先前不一样的防疫方针或方案;这个相关方面只能是国务院。

如此说来,《明报》文章和纪硕鸣的说法应该是靠谱的。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应是国务院系统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和国家卫健委的报告与建议,提出了一套防治疫情的方案。这本来属于国务院的职权范围,国务院总理有权说了算;但是在中国是党领导一切,尤其是习近平时代,凡大事都需经过习近平。从中国政府在1月7日会议之后的外部行为可知,习近平没有接受这套方案。

《明报》文章和纪硕鸣都提到中央即习近平不接受国务院防治疫情方案的一个理由是不要破坏节日气氛。这种说法是否可靠呢?应该说靠得住。有官媒文章为证。

1月20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就是“莫让流言冲淡节日的年味”。这篇文章当天就被包括《人民网》在内的多家官网转载,可见大有来头。文章说,网上最多的流言都是关于健康的。这些流言披着科学的马甲,蛊惑人心,违背科学常识,在辞旧迎新的春节长假里,会引发公众健康焦虑与公共环境焦虑,冲淡了欢乐、祥和的年味,扰乱社会安宁,这是一种“伪科学”,危害不容小觑。政府部门要时刻关注网络舆情与社情民意,针对春运、春节这段人流高速流动的敏感时期,切实做好各项卫生防疫工作,及时、定期发布权威消息、科学信息,逐一批驳流言,以快制快,公开透明,坚决遏止流言的传播,要依法依规严厉查处引发公众恐慌、扰乱社会秩序的流言制造者、传播者。(17)

又,1月19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当地媒体《楚天都市报》发文报道,紧接着包括《光明网》在内的一些中央级媒体也纷纷转发,标题是“谁说过年没有年味?武汉百步亭社区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18)注意,这里又是用的“年味”这个口语化的表达。在当今中国,一种口语化的表达频频出现在官腔官调的官媒中,那常常是因为这种表达出自中共领导人、而且常常是出自中共最高领导人。
据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记载,1月15日,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包括向各地分发经国家疾控中心认可的检测试剂盒,放宽确诊病例的标准,并要求卫生官员对患者进行筛查,等等,这些都属于疾控系统应急响应的事。但是政府方面仍然没有启动应急响应。

形势在1月20日发生了重大改变。1月2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和地方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对人民高度负责,全力以赴科学有效抓好疫情防控。一是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传染病管理,按照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二是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落实属地责任。1月20日,习近平作出批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1月22日,湖北省政府启动突发事件二级应急响应。1月23日,武汉封城。这离1月7日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相距两周,离1月3日中国向世卫组织通报相距19天,离2019年年底公布武汉病毒性肺炎疫情相距22天。

(三)错失良机22天

从2019年12月31日公布疫情,一直到22天后政府才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无论如何是晚了。

连《环球时报》也说晚了。1月22日,《环球时报》社评称,“从最初的情况看,武汉没能在第一时间将新型冠状病毒封死在最小的范围内,坦率地说,我们首战不利。出了一种疾病,一来查不出它属于我们过去熟悉的哪种病,独特得没有任何记录,二来现代医学没有任何可以有效对抗它的药物,拿它完全没有办法,这时我们就该高度重视它,采取最坚决的隔离治疗措施。但武汉的实际应对措施显然缓慢了,没有实行全面隔离治疗,封锁所有潜在的传染源,以至于这种病毒向全国扩散了开来。这是又一记沉痛的教训。”(19)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在2月11日的国际专家论坛上也指出,原本有“实际的机会”阻断2019年12月在武汉出现的新冠病毒向世界扩散。(20)

钟南山院士团队在世界著名的《胸腔疾病杂志》发表论文说,如管控措施提前5天实施,中国的疫情规模预估将减小至三分之一。(21)如果提前10天呢?提前15天、提前20天呢?答案可想而知。

根据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复旦大学、武汉疾控中心、美国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多个研究团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如果提前一周、两周或三周实施管控措施,则中国病例数可分别减少66%、86%、95% 。(22)

作家方方在日记里写到:“武汉疫情,从最初发现到封城,中间延误二十多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延误的症结在哪里,究竟是何人因何事,给病毒蔓延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而导致武汉史上未有的封城。”(23)

(四)“甩锅”大戏之一

自武汉封城后,追责之声四起,由是开启了“甩锅”(推卸责任)大戏。

地方官员首当其冲,成为民众责难的对象。民众追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隐瞒疫情?为什么不及时地向民众披露疫情?

1月27日下午,武汉市长周先旺主动走进演播室,要求央视记者专访。周先旺公开承认武汉披露疫情不及时,但话锋一转,周先旺说:“披露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24)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一个地方官员竟然在央视对全国公众直播中,公然“甩锅”给中央。这在中共官场上是没有先例的,不消说有很大的风险。那为什么周先旺还要说呢?我以为:第一、周先旺讲的都是实情。第二、周先旺这么讲,也是自保,是不想当替罪羊,因为上面本来很可能给他们扣上“瞒报”而免去职务以平民愤的。他们一讲,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们不肯发布疫情,是中央不准。这样,上面,也就是习近平,反倒很难把他当替罪羊了。如果习近平继续大权在握,定于一尊,很可能会秋后算账。但对周先旺来说,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说出真相和不说出真相横竖有垮台的危险,与其背负“瞒报”的臭名垮台还被民众责骂认为罪有应得,不如留下清名,垮台也垮得像个说真话的英雄。周先旺这番话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但转念一想,马上就明白了,周先旺说的一定是大实话。隐瞒疫情这件事,责任肯定在中央。

不少人认为,在中共专制制度下,下面的官员投上所好,总是报喜不报忧,所以会瞒报疫情。不对,恰恰是在疫情这类问题上,下面的官员并没有瞒报的动机。

第一、疫情是自然灾害,又不是自己的错,有什么必要瞒报?

第二、在2003年萨斯事件中,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就是因为瞒报,因为防疫不力而被免去职务。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后来的地方官员干嘛还要瞒报?

第三、在疫情这类自然灾害的问题上,地方官员如果想瞒报,那也是瞒下不瞒上。因为对民众说实话,万一引起人心恐慌,社会混乱,生产停顿,上面会怪罪自己,但是通过内部渠道对上面说实话就没有这层顾虑因此大可不必。尤其是,按规定,地方政府向民众通报疫情是需要得到上面授权的,那么,地方官员还有什么动机对上面瞒报呢?

1月31日,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接受央视《新闻1+1》专访,说他现在“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马国强说:“如果早一点决定,早一点采取措施,比如在1月12日左右就关闭离汉通道,效果可能会更好,疫情会有所缓解,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更小。“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当机立断,导致疫情输出到了国内、国外。”(25)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这句话,话中有话。马国强的话听上去像是后悔,是自责。可是想想看,直到1月20日,武汉地方政府就连向民众公布疫情信息的权力都没有,此前的武汉政府怎么会有权力采取关闭离汉通道这种大动作呢?这种大动作只有中央才做得出。不错,1月23日武汉的封城令是以武汉地方政府的名义发布的,不是以中共中央或国务院的名义发布的,但那是在中共中央或国务院作了决定,授了权,要求属地负责,这样武汉地方政府才有权发布封城令。在2月3日的讲话中,习近平讲到:“1月22日,鉴于疫情迅速蔓延、防控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我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

马国强这话看上去是后悔是自责,其实他一个区区武汉市委书记哪有资格后这个悔?真正有资格后悔的该是习近平。马国强这句话是旁敲侧击,它的弦外之音是,就是你习近平不准及时地向公众发布疫情,不准及时地采取重大防治措施,才导致今天的局面,你难道就不内疚不自责吗?

2月13日官媒发布消息,武汉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马国强不再担任武汉市委书记。注意:这里说的是职务调整,不是免职。同时调整的还有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蒋超良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到目前为止,武汉市长周先旺没动,还在当他的武汉市长。未来命运如何,眼下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了,那就是人们普遍相信,武汉没有及时地向市民通报疫情信息,没有更早地采取大动作防止疫情扩散,其责任不在武汉地方官员而在中央。

有人说,地方政府固然在未获授权时不得公布疫情,也无权启动应急响应,但是地方政府可以发出预警。因为中国还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该法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制度。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级别,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

按照《应对法》:

1、公共卫生事件哪怕还不能完全确信一定会发生,只要认为“发生的可能性增大”,就可以启动预警机制。

2、地方政府无需获得中央授权,就可以启动预警机制。《应对法》规定地方政府要向上一级政府报告,但注意:是报告,不是报批,不需要等上一级政府批准后才能行动。

3、和应急响应分四个级别一样,预警也分四个级别。这就是说,地方政府吃不准情况又担心造成恐慌,不好一开始就发出高级别(如一级、二级)的警报,先发出低级别(如三级、四级)的警报总是可以的嘛。

上述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武汉政府在初期别的不能做,发出预警应该是可以的。但问题是,早在1月1日中央级媒体就大力发布了“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处理”的消息,那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中央对这件事的态度,那就是对“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信息严加管控,哪怕你像李文亮医生那样在微信群里说几句实话都不行。武汉政府若发布预警,却正是要把相关的信息告诉全社会,那显然是和中央的意图相冲突的,因此当然是不可以的。简言之,自中央在1月1日表明态度,地方政府要采取任何比较大的、可见可感的防疫行动即不再可能。

(五)“甩锅”大戏之二

中国疾控中心和有关的专家学者,一度也是被追责的对象。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更是首当其冲,网上出现很多文章对他质疑与谴责,甚至还有媒体说他已经“落马”、被调查。

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采访时表示,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对自己是不是自信。曾光说,公共卫生人员的决策考虑的就是科学性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视角,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这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一部分。“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曾光表示,不能说政府官员这种视角不对,事情的决策是要多方面考虑的,但在关键问题上要建立一个经验,要更多的采用科学视角。科学视角如果采用的不好,其他视角也会没有意义。(26)

曾光这番话实际上是委婉地说,政府官员在决策时未能很好地采用科学的视角,所以实行防治措施上行动慢了,贻误了最佳时机。这里说的政府官员,当然是指中央,因为地方官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在另一次访谈中,曾光说得更干脆。曾光在概述了专家学者的种种努力后说,“但是有唯一的不足的,就是我们早期没有把这个流行病学信息及时转化成正确的、最正确、最及时的公共卫生政策。这个原因以后总结吧。我只告诉你,这点我们非常遗憾,不能说没有学者的原因,但主要还不是学者,我只能讲到这儿了”。(27)是的,曾光只能讲到这儿了。曾光的意思再清楚不过,这口锅不该由专家背。

毕竟,白纸黑字,官媒记录的清清楚楚: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可见专家学者的动作虽然不够及时,但也不算有多缓慢。问题是政府方面却一直没有启动应急响应,湖北省直到1月22日才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武汉市则是在1月23日下令封城。政府的行动要比中国疾控中心晚两周多。可见,行动迟缓、坐失良机的责任在政府不在专家学者,在中央政府不在地方政府。

(六)习近平承认有“短板和不足”

在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冠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习近平说:“总的看,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也是有效的。”(28)

习近平这种说法文过饰非,强词夺理,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分明是,至少在1月22日之前,中央对疫情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工作部署是不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很没有效果的。习近平如此文过饰非。我相信,即便在体制内、在中共上层,这种说法也是难以被接受被认可的。

10天后,习近平的口气变了。2月14日下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29)

在这里,习近平虽然语气委婉,但好歹总算是承认了“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提出了要“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请注意,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没有批评下面的官员,也没有批评学者专家。可见他也知道,把“锅”甩给下面的官员和学者专家是说不过去的。习近平当然不会把责任归在自己名下,可是“锅”总得有什么来背,于是他就把责任推给了非人格化的体制机制体系:你也没错,他也没错,我更没错;错的是体制机制体系,错的是中国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不完善,错的是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还不健全。

习近平的说法站不住脚。因为正如我先前所说,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很多方面堪称世界第一。例如,中国传染病上报已经实现日报,而美国还只能做到周报。把责任推到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上是不符合事实的。

有学者替习近平打圆场。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在谈到网络直报系统时,一方面对之大加称赞,另一方面又指出:“我们也要看到直报系统一般报的是已经明确的法定传染病,比如鼠疫、霍乱这类甲类传染病,还有是非典型肺炎、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等乙类传染病。这次的疫情刚开始表现为不明原因的肺炎,面对这样一种新型疾病,需要一定的时间评估、核实,整个申报程序就表现得比较缓慢,包括行政部门在实际响应过程中间也表现得比较犹豫。总的来说,这套网络直报系统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经过这次疫情之后,如何提升直报系统的效率,改善上报、监测机制,更及时地上报汇总各地疫情信息,更好地实现一线医生的直报,是我们日后需要在现有基础上改善、加强的地方。”(30)

胡善联说,这次的疫情刚开始表现为不明原因的肺炎,不在法定传染病之列,因此未能及时上报。这话不对。因为“不明原因肺炎”虽然不属于法定传染病,但却是被明文列入网络直报的范围。查阅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文件我们发现,几乎每一份都专门提到“不明原因肺炎”,都是把“不明原因肺炎”当作监测的一个重点。2007年,原卫生部专门印发了《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其中写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人员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后,应立即报告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在12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注明‘不明原因肺炎’并进行网络直报”。其规定之明确、具体、严格和细密,令人叹为观止。

2012年3月16日《健康报》发表了一篇对时任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监测室主任王丽萍的采访。王丽萍为记者详细地演示了网络直报系统各个功能,特地谈到不明原因的肺炎。王丽萍说:“2004年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了甲、乙、丙37种法定报告传染病,加上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目前通过系统直报的共有39种传染病。此外,不明原因的肺炎也被纳入报告范围。”王丽萍举例说,几年前的一个周日,监测人员通过网络直报系统发现云南省某市连续报告5例不明原因肺炎死亡病例,该信息引起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的高度关注,迅速派专家实地指导调查,最后确诊为一起肺鼠疫疫情。因为及时采取控制措施,避免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31)

(七)新冠疫情本来完全可以扼杀于萌芽状态

在5月15日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是人类首次面对的疾病”。“在疫情初期,人们对它的致病病原、潜伏期、传播方式、传播能力、感染来源都还不确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以现有条件下最快的速度积累证据,深化认识,逐步掌握新冠病毒的特性,探索防治规律”。(32)

曾益新这种说法早就有不少人讲过。他们无非是说,因为新冠肺炎是一种新的疾病,人类认识它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在对它的特性有一定认识之后才能采取应有的行动。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政府早期行动显得迟缓是情有可原的,甚至根本不能叫迟缓,那是人类认识新事物的必经过程。没有理由要求中国政府更早就采取大动作,总不能一来就封城吧?

这种说法不值一驳。正如前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教授所说,在传染病防控的时候,即使这个病毒还没有搞清楚、还在讨论判断过程中,但是必需的防控就必须开始了。(33)前面引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说的很清楚,公共卫生事件哪怕还不能完全确信一定会发生,只要认为“发生的可能性增大”,就应该启动预警机制。《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2006)》也明文规定,“本预案适用于……可能造成社会公众身心健康严重损害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引起的严重影响公众身心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说的就是包括“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说的就是“可能”而无需等到确定。尤其是不明原因肺炎,基于萨斯事件的经验教训,不明原因肺炎,十之八九是来者不善,绝不能等积累相当多的认识之后再行动,那就为时晚矣;必须一发现就亮红灯,就预警就启动应急响应。没人叫你一来就封城。预警机制和应急响应机制为何要分四个级别?就是叫你适当权衡,不必一开始就马上启动最高级别,但你必须一开始就有所行动。

最有说服力的例证莫过于香港。台湾的抗疫很成功,不过在这里,香港的故事更贴切。因为香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香港的应对和大陆的应对更有可比性。

在2003年的萨斯事件中,香港是重灾区。也是基于萨斯事件的惨痛教训,香港建立和完善了疾病防控机制和公共卫生事件应变系统。这一点十分重要,经历过萨斯和没有经历过萨斯的地方,其政府和民众对这类问题的敏感度是很不一样的。

香港是小政府;自去年反送中运动以来的多次民意调查均显示,大多数港人对本届港府都很不信任。港府的自主性本来就有限,本届港府更是唯北京马首是瞻,但是这都不妨碍香港在这次疫情中能够运用其有限的自主性,反应迅速,有很出色的表现。截至5月1日,香港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仅4例。而在2003年萨斯疫情中,香港的死亡人数高达299例(2003年萨斯疫情,全球死亡人数774例,中国大陆死亡人数349例)。

香港这次应对疫情表现出色。其间也有运气的成分。由于反送中运动,大陆赴港游客大幅降低。需要提醒的是,香港表现出色,并非都是政府的功劳。港人有萨斯的经验,一旦得知萨斯又来了,大家马上就进入状态。不过我们也不应否认港府的作用。下面我们就看看在疫情初期,港府做了些什么。

去年12月31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布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报道的当天,港府立即召集专家开会,评估防控措施。

1月2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到西九龙高铁站视察出入境口岸的预防措施。

1月4日,港府公布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准备及应变计划,并同时启动严重应变级别,即时生效。香港的应变机制分三级:戒备,严重和紧急。香港的严重应急级别相当于中国大陆的二级应急级别。

港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作如下说明:“‘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指此前不知道能令人类致病的病原体所引致的任何传染病,但由于其特性或已改变,故不论其是否具备在人与人之间有效地传播的能力,人类亦会受到感染。这类疾病可能在国际间传播,引致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现时武汉出现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群组个案可被视为一种‘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34)

从港府卫生署发言人的说明来看,港府在下令启动严重应变级别时,对武汉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这种新的传染病“是否具备在人与人之间有效地传播的能力”也是不清楚的。换言之,在当时,港府对疫情的了解并不比、也绝不可能比北京更多。香港距离武汉一千公里之遥,但港府早在1月4日就启动了严重级别的应急响应,而疫情中心的湖北却直到18天后的1月22日才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香港无非是做出了正常的反应,北京的反应则是严重的不正常。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错误应对,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之辩护的。

说来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中国之所以迅速地建立起世界上最庞大最严密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2003年萨斯事件的惨痛教训,人们最担心的就是萨斯卷土重来,最担心的就是类似萨斯的病毒偷袭人类;换言之,最担心的就是所谓“不明原因肺炎”。中国的这套机制体系,简直就是为“不明原因肺炎”量身定制的,简直就是为这次新冠病毒肺炎专门准备的。

当然,一种机制一种体系再健全,如果当事人轻忽职守或执行不严,那效果也是要大打折扣的。不过从已知的信息看,武汉的情况还算可以。这里有两个例子。

据《湖北日报》报道,2019年9月18日,武汉海关联合军运会执委会在武汉天河机场举行以“守国门安全,保军运平安”为主题的应急处置演练活动。演练以实战形式,模拟了旅客通道发现1例行李物品核辐射超标的处置过程,以及机场口岸通道发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演练了从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临时检疫区域设置、隔离留验、病例转送和卫生处理等多个环节。(35)

这固然只是一次演练,但对医疗卫生系统来说,它总是一次动员,起码也是一种提醒,使相关人员不至于陷入懈怠,轻忽职守。

还有一则消息,《财经》记者注意到,武汉市卫健委公布的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昌分院在对“其他乙类传染病”病人进行诊断后,未在24小时内进行网络报告,于2019年3月11日收到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36)这说明,对于疫情的漏报、缓报,在医疗卫生系统也不是没有约束的。

巧的是,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武汉,而且就在去年。这足以说明,武汉的相关机制体系的实际运作情况,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大致上还是过关的。

是的,中国未能及时地遏制疫情蔓延全球,也可以说和中国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最明显的一条就是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如果李文亮医生等吹哨人不被打压,有关疫情的信息必然会迅速地传播开去,从而唤起各方面的警觉,及时地采取有力措施。这就是为什么在2月6日李文亮病故,中国立时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要求言论自由的运动。从2003年萨斯事件到这次新冠疫情,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竟然两次成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原发国,都和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这一条密切相关。不过也正像我以上论述的那样,即便在缺少言论自由的当今中国,这场蔓延全球的疫情本来也完全可以扼杀于萌芽状态。

有些人不相信新冠疫情大灾难原本可以避免。他们说,既然作为疫情输入国的发达国家都深陷疫情,苦战不休,到现在都搞不定,你怎么能要求疫情原发国的中国当初就把疫情搞定,使它不蔓延到全国蔓延到全世界呢?

曾光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疫情传播就像森林大火,如果一个最初的起火点没有控制好,火花向四处迸溅,就会出现更多起火点。就像澳大利亚山火,就是因为第一块着火点没有控制好,最后出现了170多处森林着火”。(37)

曾光这个例子举得很好。如果起火点那个失职的护林员不服气,说:“你们那么多人,不是也没有把火扑灭吗?怎么能要求我当初一个人就把火灭掉呢?”通吗?
(八)“武汉肺炎”、“武汉病毒”首先是中共官媒自己说出来的

有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这里不妨顺便谈谈。

前一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多种场合直呼疫情为“武汉肺炎”、“武汉病毒”。对此,中国官员和官媒多次反驳,斥之为“污名化”,是“抹黑武汉,抹黑中国”,等等。4月上旬,英国《自然》杂志连续三天发文,为它曾使用过“武汉肺炎”、“武汉病毒”一类说法道歉,说这种说法是污名化,是种族歧视。国内媒体纷纷转发,大加肯定。

我要提醒的是,其实,“武汉肺炎”、“武汉病毒”这种说法首先是中国官媒自己说出来的。网上一查就能查到,去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新冠疫情的报道,标题就是:“武汉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病例大部分为华南海鲜城经营户”。“武汉肺炎”一说,就是从这儿来的。别人说武汉肺炎,都是跟中国官媒学的。

“武汉病毒”(Wuhan virus)一说也是中共官媒自己最先说出来的。例如:1月19日,英文版环球时报,Wuhan virus preventable,controllable:commission;(38)1月22日英文版新华网:Wuhan virus sees Olympic football qualifiers moved。(39)

又,“中国病毒”这种说法也是最早出现在中国官媒上。3月2日和3月3日,中国多家媒体发表报道“钟南山院士团队:如管控措施迟5天实施,疫情规模预估将扩大至3倍”。报道介绍了钟南山团队发表在《胸腔疾病杂志》上的论文,论文的中文题目是“基于SEIR优化模型和AI对公共卫生干预下的中国COVID-19暴发趋势预测”。(40)这里的“中国COVID-19”就是“中国病毒”。这比特朗普说“中国病毒”至少要早10天。

既然“武汉肺炎”、武汉病毒(Wuhan virus)和“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这种说法都是中国官媒首先说出来的,所以这种说法绝对没有污名化的嫌疑。你总不会认为中国官媒自己在污名化自己嘛。众所周知,中共的宣传纪律十分严格,如果在中共官媒上竟然出现了污名化中国的词汇,那就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一定要严加惩罚的。可是中共当局并没有那么做。不错,后来中共当局不再说“武汉肺炎”、“武汉病毒”了,“中国病毒”好像也就只用过那一次,但是从它自己带头说“武汉肺炎”、“武汉病毒”以及“中国病毒”可以证明,它并不认为那是污名化中国。

如果你坚称“武汉肺炎”、“武汉病毒”一类说法就是污名化中国,那么,你就应该首先批评中共当局,要求中共当局公开认错道歉。如果你对始作俑者不置一词,凭什么却要对跟着学的别人横加指责呢?

请注意:中共当局正在偷偷篡改历史。不久前,《环球时报》英文网偷偷地把1月18日报道中的“武汉肺炎”(Wuhan pneumonia),改成“新的与冠状病毒相关的肺炎”(Novel coronavirus-related pneumonia )。(41)有网友眼明手快,早把原来的报道截屏。类似的篡改不止这一处。这说明中共做贼心虚。它清楚地知道,既然“武汉肺炎”、“武汉病毒”一类说法都是它自己最先说出来的,因此它就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再回过头去指责这种说法是污名化中国。

作为科学期刊,英国《自然》杂志久负盛名,可惜它对中国政治太不了解。

(九)虚假不实的数据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中国政府有两大问题。一是在疫情初期,中国政府不准公布疫情,拒绝启动应急机制,错过了防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时间窗口。二是中国政府隐瞒真相,发布不实信息和虚假数据,严重地误导了各国政府和民众。

以上,我讲了第一个问题。以下,我就讲讲第二个问题。

5月1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致辞。习近平像往常一样宣称: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42)

这是撒谎。事实是,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当局一直在蓄意隐瞒实情,对公众对世界发布不实的数据和其他相关信息。

先谈数据。

1、就在习近平发表致辞的两天前,5月16日,中国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接受CNN采访时明确指出,武汉政府曾经隐瞒疫情信息,发布虚假数据。

钟南山说,武汉官方疫情初期公布的确诊数字,十多天都维持在41例,令他大起疑心。钟南山说他在1月18日率专家组抵达武汉后,发现当地官员“并不想说真话”。钟南山说:“我并不相信那些结果,所以不断要求他们将真正的数字给我。我认为他们并不愿意回答我的提问”。钟南山批评的是武汉地方政府。然而武汉市长周先旺早就告诉我们,武汉政府无权擅自发布疫情信息。因此在这里,隐瞒疫情信息的责任不在地方政府而在中央。

钟南山虽然指出在疫情初期政府曾发布虚假数据,但是他又说,自1月23日后,“我认为所有(公布的)数据,都是正确的”。(43)

这当然不是事实。就拿1月23日武汉封城的这一天公布的数据为例。这天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1月22日24时,湖北全省已知确诊病例是375例,死亡人数17例。对比2003年萨斯疫情,广东省有1514病例,北京有2000病例。在萨斯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并没有封城。这次武汉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远远低于当年萨斯疫情的广东和北京,为何却要封城呢?我们可以担保,官方公布的1月23日湖北全省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都是虚假不实的。即使考虑到当时检测能力不足,我们也可以担保当局实际掌握的数据要比375个确诊和17个死亡严重几十倍上百倍。

以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为首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在2020年2月号《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收稿时间2020年2月12日)。(44)论文显示,根据各级疾控中心内部调查统计得到的数据,要比官方公开发布的数据大很多倍。

以1月20日为例,1月20日官方公布的累计确诊病例为291例,死亡6例;而疾控中心统计的累计确诊病例为6174例,死亡427例。疾控中心统计的累计确诊病例是官方公布的21倍;死亡人数则是官方公布的71倍。

再以1月31日——这已经是1月23日之后的第8天了——为例,1月31日官方公布的累计确诊病例是11791例,而疾控中心统计出来的累计确诊病例数据是32642例,是官方数据的2.8倍。

钟南山正确地指出疫情初期官方公布的数据是虚假的。但是他断言1月23日后公布的数据是正确的,这就错了。按照疾控中心的统计,1月23日以后官方公布的数据仍然是虚假的,而且仍然假得很厉害。更何况疾控中心统计的数据也有很大的问题。

2、武汉是中国疫情爆发最早的地方,也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然而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只有2500多人,这引起国内外的普遍质疑。4月17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修改后的武汉新冠肺炎死亡数据,从原来的2579例改为3869例,新增1290例。

当局在解释调整死亡人数原因时提到了四个原因。1、疫情早期,部分患者没有入院治疗,在家中病亡。2、在救治高峰期医务人员忙于救治,出现迟报、漏报和误报。3、收治患者的定点医疗机构快速增加,部分机构没有及时与大疫情网对接并通报数字。4、部分死亡病例信息登记不全,出现重报或误报。

应该说这四个原因都有道理。像这种调整死亡人数的情况,武汉有,中国有,别的地方、别的国家也会有。不足为奇。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武汉调整死亡人数的增加幅度,刚好是50%,不多一个,也不少一个。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个数字是人编出来的,并不是真实的,否则怎么会那么巧?无怪乎有人说这是“高级黑”,是提供数据者故意露出人造的痕迹,暗示人们这个数字不是真的。

其实,中国政府修改后的数据仍然是严重少报。我们都看到过当时国内发出的消息,武汉所有的焚尸炉全部日夜运转,加班加点都不够用,还要从外地调来一些焚尸车帮助处理尸体。

《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根据武汉一家殡仪馆的一纸通知和现有的公开数据进行推算,得出武汉整个疫情期间,即去年12月1日首个确诊病例出现到3月23日疫情得到控制、武汉7个殡仪馆重新对公众开放,武汉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规模在40万至60万之间,死亡人数在2万3千至3万之间。(45)另外,3月26日财新网一篇报道提到,一位开大货车给汉口殡仪馆送骨灰盒的司机对记者说,他这一车一共装了2500个骨灰盒,昨天已经来卸过一车;在殡仪馆一个侧厅存放有骨灰盒,每500个一垛,目前一共有7垛。(46)根据这里提到的数据去统计,也可以得到和曹雅学相似的结果。这就是说,武汉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至少是官方修改后数字的6倍以上。

(十)在“人传人”问题上的一再隐瞒

在新冠病毒特性的相关信息中,是否人传人这个信息最重要。

根据《新京报》记者梳理,1月15日前,针对是否人传人,官方都称“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月15日,官方通报在“人传人”的问题上口径出现变化,称“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1月19日,武汉市疾控中心主任李刚依然说:目前综合判断,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疫情是可防可控的。(48)

1月20日是个转折点。当天晚间,钟南山在接受央视连线时明确表示,目前可以肯定,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世界各国也是在这一天得知,新冠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然而,4月12日《财新周刊》的文章披露,至迟在1月3日,武汉的医生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病肯定人传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兼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环教授说,12月31日,他们医院就发现了两例可疑病例,两天后查出了这两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萨斯检测都是阳性,当时他就“感觉到要出大事了,萨斯又回来了”。1月3日又发现三个疑似病例。“据王行环介绍,这是一个家庭聚集型病例,在神经内科住院的 92 岁老父亲率先发病,他的儿子、儿媳也先后住院,三人症状都和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特征相似,但都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萨斯试剂盒检测同样显示阳性。‘这三人是聚集传染,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流行病学史,我们就判断这个病肯定会人传人’”。他们随即上报北京。

《财新周刊》文章还提到一件蹊跷的事,“多位中国疾控中心人士透露,1月3日–10日,武汉曾通过网络直报上报过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但后面忽然停了,直到1月20日新冠肺炎纳入法定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后,才在1月24日左右恢复网络直报”。文章说,“在早期,中南医院因为预警多次被批评‘政治站位不够’”。(49)

由此可见,北京至迟在1月4日或5日时就知道此病肯定人传人,但就是压着不准公开说出来,而且还对如实上报这一重要信息的医生十分不满并施加压力。后来想必是一线疫情告急,纸包不住火了,北京这才改变方针,在1月20日这一天通过钟南山之口明确说出这个病肯定人传人。这至少晚了两周半。

在中国,新冠疫情的真相,被层层谎言包裹。剥开一层谎言,还不见真相,还是谎言,只不过是稍微小一点的谎言,再剥开一层谎言,还是不见真相……到现在,谎言已经被剥开了很多层,但最深层的谎言还没有剥开,我们已经依稀看到了真相,但还没能真相大白,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有过多少谎言。

(十一)武汉封城说明了什么?

现在,有些人竭力为中共当局隐瞒疫情一事做辩护,最振振有词的说法就是:上千万人口的武汉都封城了,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全世界疫情有多么严重。如果有谁还看不懂,那只能怪他自己,不能怪中国政府隐瞒疫情。

不对。当时中国政府宣布武汉封城,并不是要告诉外界疫情多严重,并不是要告诉外界疫情已经失控,并不是要告诉外界新冠疫情的世界大流行已经发生,提醒各国立刻采取有力措施,而是表明中国政府多么负责任,表明中国为世界的公共卫生安全作出多么重大的牺牲。都2月14日了,离武汉封城都20天了,外界部长王毅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仍然是这样说的。王毅说,封城的行动“超出了国际卫生条例的要求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封城行动表示中国愿意“用自己的努力甚至牺牲”,“阻止疫情的进一步蔓延”。王毅特地提到,“截止到现在,在中国境外的确诊病例数量不到总数的1%。中国不仅全力维护了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做出了贡献,付出了牺牲”。(50)

王毅向世界发出这样的信息:中国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封城行动,以武汉人民的重大牺牲为代价,为全世界赢得了公共卫生安全。很多人也接受了王毅的这个信息。封城行动令世界震惊。不少人谴责中国政府不人道,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也只有中国政府才做得出这种事,无论如何,病毒被封死在武汉了,有漏网之鱼也不必过虑了,世界安全了。很多人联想起17世纪英国鼠疫期间的烈士村,埃姆村的村民自愿决定封村,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把鼠疫传给周围的村镇。武汉就是二十一世纪的埃姆村。只是埃姆村封村是自愿,武汉封城是非自愿。

国际著名医学刊物《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如今是中国政府的座上客。5月1日他接受央视白岩松采访,时长达43分钟。不消说,霍顿应该是中共当局心目中的“对华友好人士”了。然而就是这位霍顿,在武汉封城的第二天,1月24日,发表推文称:“媒体通过谈论‘杀手病毒’和‘日益增长的恐惧’来加剧焦虑,但实际上,就我们目前所知,2019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中等的传播能力和较低的致病性,没有理由用夸大的语言引起恐慌。”(51)连霍顿都被误导到如此地步,还有几个人能看得清呢?

霍顿这段话马上就被国内媒体转载。由此可见,中共当局虽然采取了武汉封城这样的史无前例的严厉手段,但与此同时仍然在瞒报数据,对外界散布不实信息,尤其是隐瞒武汉疫情的严酷惨烈。这就严重地误导了世界各国,使他们仍然严重地低估新冠病毒的凶险,看不到新冠病毒已经全球大流行的黑云压顶,从而对疫 情掉以轻心。前面提到,武汉封城那一天官方公布的数据,湖北全省确诊病例仅375例,死亡人数仅17例。如果你接受这个数据,你势必看不到形势的险恶。在当时,清醒地认识到巨大风险的人自然也有,但只占很小一部分。

就以海外华人,比如在美国的华人为例。按说,他们最关心武汉的疫情,他们消息最灵通,因为他们既能看到中文的报道,又能看到英文的报道,既能看到墙里的,又能看到墙外的。可是在武汉封城后一个不短的时间里,他们只是替国内的亲友、特别是武汉的亲友担心,不少人捐款,不少人买口罩之类寄回国。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想到,灾难也会降临美国,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且灾难已经来临了。我们都知道中共发布的信息和数据一向不可靠,我们也看到当局在怎样封锁消息,可是我们依然被官方发布的信息和数据所影响,没能看到疫情实际上严重到何等地步,低估了新冠病毒的杀伤力,因而也就没意识到已经在我们头上聚集的乌云。我们华人尚且如此,何况洋人。

(十二)中国政府误导了全世界

这次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截至5月21日,全世界除中国外共有215个国家和地区被感染。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在应对疫情上的记录都很差,记录好的少而又少。尤其是欧美各国,按说他们的医学医疗最发达,公共卫生系统也最健全,可这次几乎全部成为重灾区。固然,应对差的国家各自有各自的内在的原因。然而,当应对差成为通例,而应对好却成为例外时,那不能不说一定有着某种共同的外在的原因。

我们知道,欧美各国虽然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但是在制度上还是有不少差异。有的是联邦制,有的是单一制;有的是议会制,有的是总统制。各国目前的执政党,也是有的偏左,有的偏右,有的居中;各国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和执政风格也有很大不同。美国应对得不好,可以说和美国是联邦制有关系,和总统特朗普有关系,可是法国呢?意大利呢?德国的抗疫受到很多人称许,然而其确诊病例18万和死亡人数8000多,按比例也要比中国高十倍数十倍(暂且不论中国官方数字的争议性)。如果说欧美人的过错在于西方人的傲慢或白种人的傲慢,他们总以为像萨斯和新冠肺炎这种病只是东方人的病或黄种人的病,那么伊朗呢?还有那许多非白种人的受灾很重的国家呢?

我本来认为,在这次疫情中,美国政府最不该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准备足够的医疗物资。就算美国起初没有估计到疫情会在美国大爆发,因此没准备采取什么重大防控措施,但总该查查库存,看医疗物资够用不够用吧?有备无患嘛。结果等到疫情爆发,各种医疗物资,从口罩、防护服,到检测器、呼吸机都严重不足。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不只是美国犯的错误,欧盟各国也犯了一模一样的错误。路透社4月1日发表一篇报道,题目是“欧洲是如何梦游般陷入新冠危机的”。报道说,在2月5日的一次闭门会议中,欧盟执委会官员问各成员国外交官们是否需要采购更多的医疗物资。各国政府都表示,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不必再订购更多的库存。一个月后疫情爆发,各国都发现它们严重地缺乏必要的医疗物资。

逻辑地说,如果国情各异的欧盟诸国和美国都犯了一模一样的错,那必定有某种共同的原因在。这个共同原因只能是,大家都被中国政府发布的信息和数据误导了。

大致上讲,各国在评估新冠疫情并由此准备各自的应对之策时,他们参照的东西有三个,一个是当年萨斯疫情的经验,一个是中国政府公布的信息和数据,还有一个则是世卫组织的意见和判断。

当年萨斯事件,中国大陆周边的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深受其害,尤其是香港、台湾。因此这次他们一旦得知武汉出现了萨斯或类似萨斯的病毒,立即就绷紧了神经,严阵以待。而当年隔岸观火的欧美对萨斯这一类信息的反应就大不相同。白宫应对疫情小组负责人之一黛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说,她起初也是把武汉的不明原因肺炎误判为类似萨斯,即致命率高但传播力弱,(52)因此不会变成全球大流行。

另一个评估疫情的参照就是中国政府发布的信息和数据。在3月3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伯克斯说,中国的报告影响了世界其他地方对该病毒性质的判断。“医学界对中国数据的解读是:情况很严重,但规模小于所有人的预期”。她说,“我认为可能瞒报了大量数据,因为我们看到后来在意大利发生的,而后又发生在西班牙的真实疫情”。(53)

你可以责怪美国政府,怎么这么天真,居然相信中国政府的信息和数据。我想,各国政府和专家未必都相信中国政府发布的信息和数据。但是在疫情的问题上,他们既然无法深入现场调研,又没有另外的渠道获得相关信息和数据,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数据就成了他们能够获得的唯一的信息和数据。他们即便知道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数据未必可靠,但是你不能任意地去加减乘除,所以他们在评估疫情时,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数据的巨大影响。当中国政府有意地隐瞒疫情,发布不实数据,绝大部分国家都会沦为牺牲品。香港、台湾之所以是例外,就因为它们是按照当年萨斯的经验教训行事,基本上没使用中国政府的信息和数据这个参照系。

蓬佩奥谴责中国政府撒谎,中共说那是出自美国政客的敌意。可是伊朗呢?伊朗是新冠疫情的重灾区。4月5日,伊朗政府卫生部发言人说:“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是一个惨痛的笑话,让世界上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就像流感一样,而且死亡率还更低”。(54)伊朗是中国的友邦,眼下又正有求于中国,哪敢无理取闹,尤其是政府发言人哪敢得罪中国政府。可是这种话居然就从政府发言人口里说出来了,虽然第二天这位发言人就改了口,但这句话毕竟是说出来了。可见怨气有多广有多深。

至于世卫组织。本届世卫组织对中国政府是亦步亦趋,一唱一和,一味地为中国政府背书,再加上猛一通赞美。查阅这次疫情中世卫组织、主要是总干事谭德塞的历次表态,简直惨不忍睹。这里就不再一一复述。世卫组织驻华代表高力(Dr Gauden Galea)接受英国天空新闻(Sky News)访问时告诉了我们一些内幕。高力说,世卫多次向中国要求参与新冠病毒的调查工作,都遭到拒绝。高力在谈到疫情爆发初期世卫组织所扮演的角色时坦承,那时候世卫所知道的就只有中国汇报的信息,包括病毒是否人传人的问题。(55)呜呼。

欧美各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这次应对疫情都不给力,程度有所不同。各国政府各有各的责任,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一码归一码。把应对不力的责任都推到中国政府头上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把责任都推到这些国家自己政府的头上,否认中国政府的蓄意误导,那就更错误。

(十三)向中国政府追责索赔有法理依据吗?

于是,很多深受新冠疫情之害的国家对中国政府十分愤慨,纷纷向中国政府追责索赔。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的文章《追责索赔闹剧是文明之耻》。文章说,美国一些政客就疫情向中国政府追责索赔是对国际法理的公然挑战,国际法中国家主权豁免的法则明确规定,国家的行为和财产不受他国立法、司法、行政的管辖。而突发大规模流行疾病疫情属于世界公共卫生事件,在法律上属于“不可抗力”。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实在没水平。在这个问题上,《环球时报》都比它更高明。《环球时报》至少知道,追责索赔在法理上是有依据的。《环球时报》4月7日的文章《想让中国第二次庚子赔款,有戏吗?》说得明明白白。《环球时报》文章说:“2007年生效的《国际卫生条例》要求,缔约国需及时、有效地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在本国出现的,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不履行此义务,将会引发相关国家责任问题,从而带来受害国或受影响国对该国追究责任的严重后果。”

《环球时报》的文章提到《国际卫生条例》,该条例第六条明确规定了缔约国的义务,从而也就规定了缔约国的责任。

《国际卫生条例》第六条“通报”,其中又分两小条:第1小条说的是,缔约国如果发现本国出现了有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在24小时内向世卫组织报告。然而中国官媒告诉我们,中国政府至迟在去年年底就已经知道了疫情,可是直到1月3日才向世卫组织报告,这中间相隔超过了24小时。不过这个问题或许还不算严重,因为当局可以辩解说,他们在了解到疫情后,总需要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才能确定疫情是否具有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能性。照这么说,当局能在1月3日就向世卫组织报告或许并不算多晚。

《国际卫生条例》第六条的第2小条规定:“通报后,缔约国应当继续及时向世卫组织报告它得到的,关于所通报事件的确切和充分详细的公共卫生信息;在可能时,其中包括病例定义、实验室检测结果、危险的来源和类型、病例数和死亡数、影响疾病传播的情况及所采取的卫生措施;必要时,应当报告在应对国际关注的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面临的困难和需要的支持。”

拿这一条规定看,中国政府的问题就非常严重了。如前所说,中国政府长期淡化疫情,拖延了两周甚至三周才承认人传人;中国政府一直发布虚假不实的数据。严重的问题在于,中国政府迟迟不承认人传人以及发布不实数据,并非能力不足,而是有意为之,“吹哨人”李文亮的遭遇就是铁证。因此,各国向它追责索赔是完全正当的,中国政府理当为它的蓄意隐瞒和造假承担责任。尽管说,各国要落实向中国政府的追责索赔有很多具体困难,但是道理必须讲清楚,必须把中国政府送上道义的审判台。

(十四)搅浑水战术

如上所说,向中国政府追责,是因为中国是此次疫情的原发国,但没有履行原发国的义务,并因此给其他一些国家造成巨大损害。所以毫不奇怪,中共就想釜底抽薪,搅浑水,否认中国是疫情原发国。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力坚一马当先。3月12日,赵立坚在推特账号上连发5条推文,指“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56)由于赵力坚的身份是外交部发言人,所以他的推文格外引人注意,影响很大;但又由于他是在推特账号、而不是在正式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这些言论的,故而中国政府又可以躲到一旁,不必为这些言论承担责任。

赵立坚在推特上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自己承认,有些看上去是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其实可能死于新冠病毒。因为美国在去年秋天就闹流感,死了一万多人。赵立坚的意思就是,其实美国早就有新冠病毒,美国是新冠病毒的发源地。

赵立坚把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的话肆意曲解,乱加引申。雷德菲尔德明明说的是现在(today)。现在,美国已经发生了新冠疫情,有些人可能被感染,但由于核酸检测试剂盒不够用,没能得到确诊,后来死了,被归类为一般的流感。这种情况美国可能有,欧洲、日本、韩国,乃至中国,包括封城前封城后的中国,都可能有。因为要确诊新冠病毒不大容易,核酸检测试剂盒紧缺,因此会有一些患者仍得不到确诊,死了也没算做死于新冠病毒。这和明知是得了新冠病毒而死去,却要否认或者隐瞒死于新冠病毒,根本是两回事。

不错,去年秋天起美国就闹流感,上千万人被感染,死了一万多人。但那场流感肯定不是新冠病毒。因为新冠病毒传染力比一般的流感强得多,医生护士都会大量感染。就算病人稀里糊涂,可是一旦有大量医护人员感染,他们一定会警觉,一定会下功夫去查。上海华山医院张文宏医生告诉我们,新冠和流感不会混淆。因为“新冠在CT上有非常特征性的表现,和流感很容易区分”。所以美国的医生会很快查明这不是流感。(57)

赵立坚援引加拿大一家著名的阴谋论网站Globalreserch的文章,力图证明是美国军方的细菌武器病毒泄露,导致新冠肺炎疫情,然后由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将病菌带到武汉。这种说法更站不住脚。

赵立坚指责美国军人参加武汉军运会把病毒带到武汉。这种说法早在2月3日就被国内的《南方人物週刊》的文章驳倒了。南周文章说:军运会确实有5个外籍军人运动员患病,但患的是疟疾,和新冠肺炎无关,而且这5个人还不能确定是美国军人。(58)

赵立坚引用加拿大一家网站的文章,意思无非是说,你看,连西方人自己都承认病毒是美国人搞出来的了。这话根本不成立。西方有言论自由,我们知道,在美国,一直有人说911是CIA策划的。你不能说连美国人自己都承认911是CIA干的了,可见911就是CIA干的。加拿大网站那篇文章提到美国一个军事生化实验室,说病毒是从那里出来的,但是并没有给出证据。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个商人,原来在上海复旦大学当过客座教授。

说新冠病毒是外国人带到中国去的,这种说法显然不成立。上海华山医院的的张文宏医生早就反驳过了。张文宏说,中国只有武汉最先出现了这个新传染病,如果是外面传到中国来,应该是几个中国城市同时发病,而不是有时间先后。(59)

如果说病毒是美军参加武汉举行的军运会带到武汉的。这话也不通,因为这些美国军人是来自美国又回到美国,那么在美国就应该同时、甚至更早爆发疫情了。可是当时美国并没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这里还不说这些美军在来往旅途中坐飞机坐汽车,又会感染多少人多少地方。

如果是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那么在美国早就该爆发疫情了,早就该确定那不是流感是新冠病毒了,早就该被媒体自媒体广泛报道了。可是早先美国的媒体自媒体都没有报道,所以我们断言不可能是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的。

至于说美方故意制造病毒或病菌,故意要美军借参加武汉军运会之机把病毒或病菌带到武汉定点投毒,毒害中国人,那就更荒谬了。不值一驳。

4月8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了一篇由英国和德国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这篇针对新冠病毒溯源的论文说,目前全球感染的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其实并非同一种,而是三种截然不同却又密切相关的变体(分为A、B、C三个类型)。研究发现,A型病毒虽然在武汉出现,但并不是武汉的主要病毒类型,反而是由A型病毒变异产生的B型病毒是武汉流行的主要病毒。B型病毒不仅在武汉流行,也传播到了中国其它地方和整个东亚地区。而A型病毒主要的流行地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在欧洲流行的C型病毒则是由B型病毒变异而来,在法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的早期病例中发现。这种类型的病毒在该研究的中国大陆的样本中未发现,但在新加坡、香港和韩国等地均有见到。由于论文作者称,在美国流行的新冠病毒类型(A型)是中国流行病毒(B型)的“祖先”。这就被中国一些媒体曲解为新冠病毒最早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美国。

其后,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英国剑桥大学基因遗传学者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对此作了澄清。福斯特说,可以肯定,新冠病毒最早是在中国传播开的,而且病毒最早的流行地点可能并不在武汉,而是比武汉更靠南的广东。至于病毒的确切起源,现在还无法断定。(60)

把西方学者的研究肆意曲解,进而得出新冠病毒不是起源于中国,而是起源于美国或别的国家的假新闻并四处散播,这种做法中国可谓层出不穷。其实,散播此类假新闻者,也未必是指望别人真的相信,他们只不过是搅浑水而已。

(十五)石正丽鉴别准则

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发言人张业遂在5月21日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问时表态,“我们绝不接受任何滥诉和索赔要求”。张业遂特地提到:“我注意到最近的一些媒体报道,我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了。”“这些报道表明,疫情在全球多个点出现,一些病例出现的时间线不断提前,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情况会越来越清楚。”(61)

是的,近两个多月来,从互联网上不时发出这类消息,说美国某地或意大利某地或法国某地,早在去年11月、12月甚至更早,曾经闹过流感(或肺炎,例如电子烟肺炎),很多人得了病,也死了不少人。事后推测,那很可能就是新冠病毒病,只是当时人们不知道,当作一般的流感或肺炎了。这就是说,新冠病毒疫情的原发地可能并不是中国武汉,而是美国某地或意大利某地或法国某地,中国的疫情倒是从别国那里输入的。另外也可能,中国武汉是新冠疫情的原发地,但美国某地或意大利某地或法国某地也是新冠疫情的原发地。新冠疫情有不止一个原发地。欧美国家的新冠疫情不是从中国武汉传过去的,而是从它们自己的某个地方传过去的。

对于上述种种说法,你几乎不可能去一个个的核实、澄清。因为你刚刚驳倒了一个假消息,第二个假消息又出现了。在我看来,一个个地拆穿这类假消息也没必要。因为我们有更简单有效的办法。

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新冠疫情,而当地的医生由于对这种病缺乏了解,当成一般的流感或肺炎去治了。我们如何判断当时那里发生的是一般的流感或肺炎呢,还是新冠疫情呢?如果现在有人出面告诉我们,他/她早在去年11月12月或更早的时候就得了新冠肺炎,只不过当时医生不曾检测,我们如何判断他/她的自述是真实可靠的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

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在2017年“追踪萨斯源头”演讲里讲到:石正丽说:在萨斯疫情发生之初,由于缺乏对此病的认识,最初的萨斯病人,隔离措施做的不到位,包括医院的医生护士,他们自身防护不到位,“最早出现聚集性爆发的是在医院里”。(62)

注意这句话——“最早出现聚集性爆发是医院”。甚至就连这次新冠疫情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尽管有些中国医生很早就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就对病人隔离治疗并注意自身的防护,但毕竟还是有很多地方的医生把它错误地当成一般流感或肺炎去治,因此没注意自身的防护;再加上疫情爆发初期,合格的防护服不够用,因此也有很多医护人员被感染。发哨人艾芬就讲到过这种情况。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3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1月底之前,湖北有30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63)

这就告诉我们,医护人员的状况具有指标性意义: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萨斯疫情或新冠病毒疫情,而当地的医生由于辨别不清,当成一般的流感或肺炎去治,因此隔离防护不到位,那么,首先在医院会发生大面积感染。

这就叫石正丽鉴别准则:看一个地方发生疫情究竟是一般的流感或肺炎,还是新冠病毒病,首先就看那个地方是否发生过医护人员的大面积感染,就看那个地方的医院是否发生过疫情的首次聚集性爆发。有,就很可能是新冠,没有,就肯定不是。

一旦医护人员发生大面积感染,那必定会引起医护人员的高度警觉,他们必定会有强烈的动机,下大功夫去查明。只要那个地方有较好的科研能力及设施,他们必定会像中国的同行一样,很快就弄清楚这不是一般的流感或肺炎,而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引起的病。那里也会有李文亮、艾芬这样的医生,如果那个地方有言论自由,他们的声音就不可能被压下去,媒体早就会有报道,公众早就该知道了。如果当时的媒体没有报道,可见当时没发生过,可见当时发生的不是新冠疫情。

(十六)“新冠疫情首先发生于何处”与“新冠病毒的源头在哪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有两个问题要区分:新冠疫情首先发生于何处,这是一个问题;新冠病毒的源头在哪里,这是另一个问题。

这事要从钟南山2月27日讲的一句话说起。钟南山说:“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64)钟南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联系这句话的上下文,再联系他此后的讲话,我们可以发现,他这句话的前一段和后一段讲的不是同一个东西。前面讲的是疫情(epidemic),也就是新冠病毒病这种传染病;后面讲的是病毒(virus),也就是新冠病毒。一个是指新冠病毒病,一个是指新冠病毒,两者不是一回事。钟南山的意思是说,新冠病毒病(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新冠病毒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也就是说,新冠病毒不一定来自中国。

上海华山医院医生张文宏对钟南山的说法不以为然。在谈到新冠病毒的起源时,张文宏说:“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我们发现这个病毒的遗传进化上肯定属于蝙蝠冠状病毒来源,这次这个病毒和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就是一家的,因此也引起了部分类似2003年萨斯样的临床表现。既然已经非常清晰它来自于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那蝙蝠是在这个海鲜市场上带到人间,还是在隔壁县里的市场上带到人间,最后又传到这个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上爆发,你觉得有意义吗?”(65)

张文宏的意思是,新冠病毒就是来自蝙蝠;至于那蝙蝠到底是来自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还是来自隔壁县里的市场,这之间的差别没什么意义。

不错,从理论上讲,钟南山说的没错。一种传染病和引起这种传染病的病毒,毕竟是两回事。因此理论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疫情发生于某一个地方,而造成疫情的病毒却是出自另一个地方。2003年的萨斯事件就是一例。

众所周知,萨斯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的广东。起初,专家们认为萨斯病毒是来自果子狸,但后来又认为果子狸只是萨斯病毒的中间宿主,蝙蝠更可能是真正的源头。于是,一些研究者跋山涉水,深入西南、华南、华中等地寻找蝙蝠病毒样本,最后在云南一处山洞里的一种名叫中华菊头蝠的蝙蝠体内发现了萨斯病毒,从而确认萨斯病毒起源于蝙蝠。至于说云南蝙蝠身上的病毒是如何传播到遥远的广东的动物和人身上的?这个谜至今尚未解开。

萨斯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的广东,然后蔓延到中国的24个省份,包括云南。广东是萨斯疫情的发源地,但不是萨斯病毒的发源地。云南是萨斯病毒的发源地,但不是萨斯疫情的发源地。广东的萨斯疫情并不是从云南传过去的,而云南的萨斯疫情倒是从广东传过去的。

也有专家说,到目前为止,萨斯病毒的源头在哪里还没有最终定论。但是,无论萨斯病毒的源头在什么地方,那都无改于下述事实,即,萨斯疫情(注意,是萨斯疫情,不是萨斯病毒)首先出现在中国广东,其他省份——包括云南——以及其他国家的萨斯疫情都是从中国广东传过去的。

假如广东省政府和云南省政府互相“甩锅”。云南政府说,就是你们广东爆发了萨斯疫情而未能得到控制,蔓延到了我们云南,你们广东应该负责任。广东政府说,萨斯疫情虽然是在我们广东发生的,但是萨斯病毒却是来自你们云南,你们云南才应该负责任。在这场争执中,哪一方更有道理呢?当然是云南。

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告诉我们:“在自然界野生动物携带的病源其实很多,但是感染人的机会非常非常少,它不会来主动感染人。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一两年就有一个新发传染病,这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结果,我们人类要去侵袭野生动物领地,要去旅游要去开发要养殖还有很多这种(人类活动),实际上是我们人类活动造成的被感染。”(66)

这就是说,病毒本来就存在,存身于野生动物中的病毒不会主动感染人,因此有病毒本来不是问题。人由于自己的某些活动而感染上了病毒,这才是问题。人感染上病毒而又没有及时隔离治疗,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甚至蔓延到别的地区别的国家,这才是问题。

这就是说,争论病毒的源头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们并不那么重要。解答这个问题要靠专家。萨斯病毒的源头之谜就是专家解开的,不是记者或公共知识分子解开的。还需要时间。萨斯病毒的源头之谜是在萨斯病毒事件13年后才解开的,而且到现在也不能说就是最终定论。但这不那么重要。因为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并不是萨斯病毒的源头在哪里,而是萨斯疫情是从哪里发生的,是怎样蔓延开来的。而这个问题本来已经很清楚。如果我们去争论萨斯病毒的源头在哪里,反而会使我们模糊焦点,转移视线,用一个不重要又一时争不清的问题,掩盖了、代替了萨斯疫情是从哪里发生以及怎样蔓延这个真正重要的、并且早已清楚的问题。

回到新冠疫情和新冠病毒的事情上来。新冠病毒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武汉,然后蔓延到中国其他省份,蔓延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意大利。正如张文宏医生指出的那样,新冠病毒和萨斯病毒同类,其源头肯定就是蝙蝠,就是在中国。在没有拿出证据的情况下就随意猜测新冠病毒是出自外国,在科学上是不负责任的。

退一步讲,即便我们在理论上承认,像钟南山所说,新冠病毒不一定发源于武汉。新冠病毒也许发源于其他地方,甚至外国,例如发源于美国发源于意大利。但是中国武汉的疫情并不是从其他地方传过去的,不是从美国或意大利传过去的;而其他地方的疫情,包括美国的疫情、意大利的疫情,都是从中国武汉、从中国传过去的。这一点仍是确定无疑的。钟南山也承认新冠疫情是首先出现在中国。其言外之意就是,其他国家的新冠疫情都是从中国扩散出去的。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中国武汉是新冠疫情的原发地,其他地方、其他国家的新冠疫情都是输入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十七)新冠病毒是不是从实验室泄漏的?

顺便谈一谈病毒是不是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问题。早就有人怀疑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泄漏的,并且提出了若干线索和证据。

应该说,武汉病毒所确实有可能是这次新冠疫情发生的源头。在武汉病毒所和新冠病毒源头之间,至少有两种可能的关联。

1、一般的病毒所都保有病毒样本。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有从一万五千多只蝙蝠身上取得的上千个冠状病毒样本。这些病毒样本,如果保管不善,或者是操作违规, 处理废弃物没按照规定,都可能发生人被感染的情况。2004年3月在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实验室就发生过这种泄漏。

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在接受《科学美国人》(2020年4月27号)采访时谈到这个问题。石正丽说,2019年12月30日晚上7时,她在上海开会的宾馆接到武汉病毒所领导的紧急电话后,立刻搭火车赶回武汉。当时,两名疑似萨斯病人的病毒检体,已经送到病毒所。她一路上都不安地在想,“是不是湖北卫生局搞错了?难道病毒来自我们的实验室?”石正丽说,她本以为冠状病毒的高风险区域应该是中国东南部的广东、广西或云南,“我从没想过这会在中国的中部城市、武汉爆发开来”。

疫情初始,她每晚难以入眠,除要研究团队反复检测送来的病人病毒样本,并建立病毒基因排序,拿来和实验室十多年来从一万五千多千只蝙蝠身上取得的上千个冠状病毒样本比对检测;另一方面,她浏览过去几年实验室的记录,查核实验材料,尤其是在废弃物处置过程中,有没有疏失。最后发现病人样本中没有一个病毒基因序列与她们团队从蝙蝠洞取样的病毒基因序列相匹配,她说,“这让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67)

不过正如《华尔街日报》编辑部文章“武汉实验室理论”一文所说,石正丽自己坚称,武汉出现的冠状病毒与任何样本都不匹配,但这需要进行外部调查才能确认。(68)

再有,2、研究者外出采集蝙蝠,或者是把蝙蝠带回实验室研究、短期饲养时,如果自身防护不到位,就可能被感染。

2015年,石正丽团队通过对云南218位村民的血清测试,研究发现有6人(近3%)携带来自蝙蝠的对类似萨斯的冠状病毒的抗体,虽然他们之中没有人处理过野生动物或报告过类似萨斯或类似肺炎的症状。这表明萨斯类冠状病毒有很高的潜力直接感染人,而无需中间宿主。论文还预测,蝙蝠体内的SARS相关冠状病毒“溢出”到人类体内后,可能会引起类似SARS的疾病。(69)

武汉有两座研究病毒的实验室,一座是石正丽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P4实验室,另一座是武汉市疾控中心下属的病原生物检验所的P2实验室。后一座实验室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1华里。武汉市疾控中心有位名叫田俊华的80后医生。根据官媒报道,田俊华从2012年开始对蝙蝠的研究,多次外出抓获蝙蝠,曾抓获过一万多只蝙蝠做样本。田俊华知道,蝙蝠携带大量病毒,一不小心就有被感染的风险。可是田俊华在野外抓获蝙蝠的过程中,有时不注意自身防护,被蝙蝠咬抓,喷血在皮肤上,尿液滴在身上。他担心被感染,只好回来后自行隔离观察。(70)

从上述报道看来,这也是一种可能的人被病毒感染的方式。再者,研究人员把诸如蝙蝠一类动物抓回研究所做研究,会有短期饲养。其间也不能排除发生上述情况。

关于病毒是否人造。从理论上讲,研究人员可以对源于自然的病毒进行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因此从理论上讲,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是可能的。至于新冠病毒是不是这样的,那当然不一定,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现在专家普遍认为不是。

不过在我看来,新冠病毒是不是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就算是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那是科学实验,无可非议,何错之有?

有人说,如果病毒是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问题就严重了,因为那涉及制造生物武器,违反了国际禁止生物武器的条约。不错,对病毒进行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确实可以用于军事用途,但也可以用于非但也可以
许章润:与神同行,吾道不孤
发表于 2020 年 08 月 26 日 由 舟巷

【上天吾王,远山起雾,风在吹,我活着,我们依旧活着。撑持我们活下去的是你曾经谕示万民、那个叫做尊严和自由的不屈信条,那个天下万众回荡心田的人之为人的永恒福音!】

顷接聘书,衷心欢喜。一个甲子里,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惨淡经营,薪火传继,积劳积慧,灿然大观,蔚为世界汉学中心。此时此际,受其邀,担其职,膺其位,天涯咫尺,心理攸同,与有荣焉。

职为实职,无外乎读书以致思,作文而讲理,则士志于道,风声雨声皆为心声, 而义在其中,无分中西;位乃虚位,既无薪酬,亦无教务,则家事国事都是人事,惟起早贪晚,勤勉用功,不论古今。毋宁,诸君慨然,吾意欣然,其心旨在标举,其意志在象征,而沧桑同忾者也。

其所标举者,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与不屈人格也。非精神之独立,无以脱俗谛。无自由之思想,哪会有精神之浩瀚纵横,无远弗届。唯秉此独立与自由,这此界 肉身与俗世人生方才秉持超越性,而于日升月恒中堵漏补缺,踉跄前行。在此,也正是在此,读书人从道抗势,以人格不屈为万民标本,哪怕斧钺悬颈,吾人不屈,江河万古。

其所象征者,声声相应、心心相印、灯灯相映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法意以明理为己任。在下以法学为业,法学院起居四十载,自当奉守此训,不敢稍懈,而以追求真理、捍卫公义为职志。此为天下书生之共性,而为自由思想之本根。本来,同为精神王国的思想奴工,谊之于思,喻之在义,而勉之以道。如此,则黄泉道上,携手同行,心照神交,吾道不孤。更在于吾人坚信,正义踟蹰于途,但总会来到,踪便为此必须献上头颅。由此,至暗时刻挽臂前行,心火相映中烛照前路,神流气鬯中呼唤未来,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痛何如哉,快何如哉!

回头一望,吾邦文教风华,源远流长,也曾流金溢彩,光前启后。近世落伍,破败衰颓,而终究见贤思齐,急起直追,强毅力行。不幸晚近以还,左冲右突中,不期然间,沦落为法日斯主义之试验场,屈陷成苏维埃恶政之殖民地。邦国既为殖民地,亿万生民乃成待典人质与纳税劳力。人民消失,主权者缺位,僭政当道,有的只是数目字户口与税收单位。

于是,极权横霸,恃残暴执政,以谎话治国。野蛮所致,文教隳颓,生民涂炭,几十年里,数千万同胞饿毙在家园,斗死于祖国,神怒民怨,夫复何言。后来之所谓“改革开放”,意味者面对时势,有所悔悟,低头致意,渐归正道,不得不然,这才让大家过上了几天好日子。可惜,江山易改,而极权本性难移,体制之自我中心保全本质决定了和平转型之不可能,于是,历史大转型走到最后临门一脚之际,充血既足,野心复燃,心心念念的还是唯有“江山”二字,则一意抗拒现代普世文明,拒绝承认人民主权及其共和理想这一现代立国之本,孜孜抱残守缺于极权专政,遂有八年来的倒行逆施,再度置华夏治道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普世政道之对立面,而将此前亿万国民之血汗积攒几乎挥霍殆尽,令几代人辛苦打拼之局面恐将毁于一旦,国运之岌岌危殆,民生乃难免遭殃,立见目前矣!

吁,你们已经垄断了真理,何必防范妇孺张口,男女欢笑。你们早就占山夺田,动辄强拆,为何见不得女人撒娇,市井喧腾,百姓碗里有肉。你们有权裁断生死,径意万民荣枯,本不该恐惟墓地的鲜花、寡妇悲伤的泪眼。你们管天管地管空气,横行霸道,却居然不怕天打雷劈,洪流滚滚,瘟疫遍地。可事实是,从来就是,你们蔑视一切文明,糟践一切人间美好,见不得生民安康,根本不懂风花雪月,唯独崇拜粗蛮、善用奸诈与竭尽邪恶,原因正在于你们害怕一切,包括害怕你们自己,你们自己那如地狱一般幽暗的肮脏内心!

你们有意、有权也有力搋吾教职,断吾生计,戕吾学脉,阻吾思旅,辱吾人格,困吾行止,乃至于缥绁吾身,灭绝吾命,可终究挡不住骚客悲秋,村姑叫春,寡人好色,更何况那草长莺飞,日升月落,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

哦,上天,你在问我?是的,上天吾王,远山起雾,风在吹,我活着,我们依旧活着。撑持我们活下去的是你曾经谕示万民、那个叫做尊严和自由的不屈信条,那个天下万众回荡心田的人之为人的永恒福音!

人间美好,村子里有温柔的悲伤,不容玷污。大地沉默,暗夜中孟姜女在梳妆,雪舞长城。

上天吾王,你看,你再看啊,好一个大千人世,岂容邪魅横行!
致敬哈佛,再谢诸君!

2020年8月19日
smilhaNew at 9/02/2020 07:57 快速引用
[Time : 0.029s | 11 Queries | Memory Usage: 878.98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