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申请美国公民的前前后后 2/16/2021 19:01
杨建利:我申请入籍美国的故事及后续
发表于 2021 年 02 月 09 日 由 siyu

我申请入籍美国被拒的事情最近几天在网上热炒,引起朋友的关切也引发了许多极不靠谱的猜测。恰巧前天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发布了禁止共产党员移民美国的政策指南,其援引的法律与我申请入籍美国的案子有关,正好借这个机会讲讲我的经历,回答网上的疑问和朋友的关切。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文革十年折腾以及随着中共暴力夺权成功而进入政府的各级中共官员都届退休年龄,中共的干部队伍出现了全面凋零的情况而亟需补充新鲜血液,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代表的开明派基于对文革反智政策的反思,开始实施在年轻知识分子里大面积吸纳党员的政策。在胡耀邦“年轻知识分子入党,在党内改变党”的鼓动下,许多青年学子加入了中共,其中包括我。1983年我加入中共,那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数学硕士。

1986年我来美国留学。在申请美国签证的表格上,申请人须回答“你是否共产党员”的问题,这是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的,现在仍在实行。我在这一栏里填写了“不是”,这一回答显然是不诚实的,之所以选择了这个不诚实的回答,原因是,当时公职人员申请美国签证时,国家机关外事部门要给予培训和指导,其中一项指导就是“不要在申请表上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当时我们被警告“一旦承认党员身份就会拿不到签证”,我们还被告知“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处理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行为”。这的确是一个普遍行为,到目前仍是,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在申请美国签证、移民最后归化入籍的过程中隐瞒了中共党员的身份。

我来美后就断绝了与中共的组织关系,不再缴纳党费(出国前已经开始停缴党费),本来国家教委的党组织在出国前还要求我把组织关系转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在那里“过组织生活”,但是,我来美后,除了最近几年两次进入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证件处(与大使馆不在一处)申请换新中国护照外,从未踏进中国大使馆或总领馆一步,90年代我两次申请换新护照,均是请朋友代为办理,我也没有迈进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一步。过去30年我4次申请换新中国护照,均被拒。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我从美国返回北京参加民主运动,经历6.4大屠杀,由于有美国签证的便利,在6月7日中共开始大搜捕之前,逃离中国回到美国,不久我就被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开除中共党籍。我1991年获美国政治庇护,1992年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绿卡)。

本来那时我很快就可以申请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但是在那以后的近30年里,我一直不愿意加入美国籍,原因是我认为作为中国公民推动中国人权进步和民主变革更有力度和信誉,至少可以堵住中共说我是“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那张嘴。我两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就中共的人权纪录质问和控诉中国政府,都是首先宣布“我,杨建利,是中国公民”。

近年来,我在国际上的人权活动逐渐增多,但是,我既没有美国护照也没有中国护照(2002年曾拿别人的中国护照闯关回国),全靠美国当局给绿卡持有者签发的旅行证(Travel Document)办签证出国。持旅行证国际旅行有3大麻烦:

1.没有免签证国家(最近加拿大也开始改变以前的宽松政策),每次出国都要办签证,有些国家程序冗长,有时会耽误国际会议会期;

2.大部分国家的出入境边控官员没有见过旅行证,在海关常常被重复查证,出入境耽搁很多时间(有几次接机人员等不到我,以为我失踪);

3.旅行证有效期是2年,大部分国家签发签证时要求证件至少剩余6个月的有效期,换句话说,旅行证用不到1年半就得开始申请换新,换新过程一般需要6-9个月,最近几年呈越拖越长的趋势,如此以来,大概隔一年就要有一年的时间出不了国。

除了旅行上的麻烦,持旅行证进入联合国也出现了阻碍。我每年参与主办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每年峰会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期召开,部分活动安排在联合国大厦内举办,2019年3月我准备进入联合国大厦参加峰会开幕式时,被警察拦住不让进入,理由是我没有联合国成员国的护照,警察透漏这个新规定是头天刚刚推出,长期驻守日内瓦的“联合国观察”确信,这是因人设制故意阻拦像我这样“没有国家”的人权人士。当天由于联合国观察还有媒体强力介入,我才被同意进入,但被告知:下不为例。那是我最近一次试图进入联合国大厦(因为疫情,今年我没有与会),目前尚不知未来我持旅行证进入联合国是否还会被阻拦。

鉴于这些困扰,我在国际上为中国人权奔走发声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朋友劝说下,我终于放下长年的坚持,开始申请加入美国籍。

美国移民当局完成对我的背景调查后,对我进行面试。面试中,一切都顺利通过后,面试的移民官最后问我:“杨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吗?”我想了一下说:“我第一次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是中共党员,但是当时填表的时候没有诚实填写。也许你们调查我的背景的时候已经查到这一点。”然后,我把当时为什么没有诚实填写的理由向他陈述,并请求他谅解,我给他说:“欺骗美国政府决不是我的本意。在美国,我在任何场合的公开演讲和文章中,从不避讳谈我的那段历史。”

移民官一下子睁大了眼睛,说:“就你说的情况我们再做一些调查,请你等候通知。”

走出移民官办公室,陪我面试的律师马上指出:我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不该提这件事,我已经把事情复杂化。我当时还自信地争辩道:“我从不隐瞒那段历史,都是公开信息,我这时候不诚实地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移民局认定我欺骗美国政府,岂不是更麻烦?至少我现在诚实地向他说明了,欺骗美国政府不是我的本意。而且,成千上万人隐瞒了中共党员身份拿到美国公民身份,为什么我诚实说清楚了,反而有麻烦?”律师说:“小偷很多,只有被抓住的才会被惩罚。”

不幸被他言中,我被拒了。美国移民局不仅查到了我申请签证和入境的资料,还查到了我1991年5月申请绿卡的资料,他们发现在绿卡申请表上我仍然没有诚实交代在过去的5年内曾是共产党员。我1986年6月第一次入境美国,就算从那一天按脱党算,我还有一个月才会逃出5年期,如果按1989年我被开除党籍的日子算,1991年5月更没有逃出5年期。这成为严重问题。

我请求当年和我一起申请绿卡的前妻付湘帮忙我回忆,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致使我们没有如实填写呢?无论如何我们也回忆不起来当时填表的情景,经过反复推演,我们认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造成那次的失误:

1.我们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在公开演讲和文章中从不避讳谈我曾是中共党员的历史,而且被公开开除党籍,没有任何欺骗隐瞒的意图,所以没有在意。下一个原因可能性更大。

2.我们的代理律师指导我们那样填写,为了与申请签证和入境的资料保持一致。

读到此,肯定有朋友会问,如果在申请绿卡时诚实填写过去的5年内曾是共产党员,那么就肯定被拒而不能移民了吗?似乎前天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发布的禁止共产党员移民美国的政策指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不完全是。当年和现在都是一样的,是共产党员并不意味着绝对就不能拿到绿卡(移民),有特殊情况的可以申请豁免(Waiver),换句话说,反叛而反共的党员仍有机会在美国移民。我当时就应该申请办理豁免,如此就不会有今天的挫折了。

目前,我必须以状告国土安全部等美国联邦政府部门的方式,到法庭上把事情说清,争取合理合法合情的结果。

有记者朋友问:你会因为这件事对美国政府产生憎恶吗?

不会的,我不会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挫折而动摇我对法治和民主的信念。目前对我入籍申请的判决看似古板和不近人情,但移民官秉法律办事,这是美国法治的一部分。这次疫情所暴露出来的美国民主政治之下的官僚主义以及最近几年的恶质党争暴露出来的美国民主政治的问题,倒是我目前反思的问题之一,但是这里不是谈论这个议题的地方。

有记者朋友问:如果开庭审理后仍然被拒,你会怎么办?你会考虑回中国吗?

如果最终仍然被拒,不会影响我在美国的基本生活,因为我是永久居民(持绿卡),只是国际旅行有诸多麻烦,但并不是完全不能克服。正逢疫情,即使有美国护照,也旅行不了,用此阿Q一下自己。

即使成功入籍,我也不会放弃长期回国的愿望,若最终入籍被拒,此愿望会更强烈。万一美国的政策演变到连我的绿卡也要没收的情况,我很可能会选择回国,我当然明白此时回国对我意味着什么,但我常祈祷:上帝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我本来想把我从拒绝入籍到入籍被拒的故事心平气和、平铺直述地讲完,然而讲到此,不免动起一点感情来。这个听起来有点荒诞的故事其实是中共荒诞政治的一部分。有许多像我一样的中国人被迫走进监狱,或者被迫走出国门而成了无国籍者,若回国又意味着走进监狱、、、“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我常常跟朋友和家人说,我真的有世界公民的感觉,我欣然接受这样宏大的身份,因为“国家”常常是监狱,物质的监狱或者情感意志的监狱,没有“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讲也许是一种解放。

2020年10月4日,于华盛顿

申请入籍美国的故事(续):状告国土安全部获庭外和解

我于2020年10月4日发文“我申请入籍美国的故事”(https://yibaochina.com/238888/杨建利:我申请入籍美国的故事/),向公众说明我申请美国公民被拒的经过,文中我也透露了我当时采取的法律行动:“目前,我必须以状告国土安全部等美国联邦政府部门的方式,到法庭上把事情说清,争取合理合法的结果。”

10月13日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两位官员Michael M. Metzgar(Associate Counsel, Northeast Law Division,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和Jeremy S. Simon(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与我的律师团队联系,提议庭外和解、停止官司,并口头表达了庭外和解的条件框架。与律师团队商议后,我同意庭外和解。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的律师团队与国土安全部官员进行了两轮关于和解协议书具体内容的细节谈判,今天, 2021年1月11日,完成谈判,双方签署了庭外和解协议书。

协议书核心内容为如下几条:

1. 政府给我提供快速通道补办当年欠缺的豁免,以此获得新绿卡;

2. 重新计时,我成为美国永久居民的日子按照获得新绿卡的日子算,4年后将依法获得申请美国公民的资格;

3. 再次申请入籍时,获得新绿卡前的历史翻篇,不再成为入籍障碍;

4. 我永远放弃就2020年申请入籍被拒控告美国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权利。

就此,我申请入籍美国的故事告一段落。围绕着我申请入籍的事,有一些不实猜测和说辞,我仅就重要的两条予以澄清。

1. 有人讲,我前文里说“四次申请换新中国护照均被拒”是撒谎,理由是我被看到2009使用了一本“嘎嘎新”的中国护照。

我前文所说的四次申请新护照被拒是指发生在美国的事,上下文非常清楚。我2009年使用的中国护照是我于2007年在北京获得,这本护照是我以在中国服刑5年以及美国的压力换来的。

我2002年入狱,后被判刑5年,在以美国为主的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同意提前近一年释放我。我被带到北京国际机场,中国政府要求我签一份《提前释放具结悔过书》,然后准备在我没有任何证件的情况下由一位美国大使馆一秘陪我飞回美国。

我拒绝签具结悔过书,同时要求一本中国护照、为家父扫墓(家父在我坐牢期间去世,我未能送终)和自由选择回美时间。中国政府拒不同意,于是我和政府开始了数轮近4个小时的谈判。中国政府对我的合法合理要求一项也不答应,而我也不退让,坚持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拒绝上飞机。美国大使馆一秘在一旁十分着急,试图说服我未果。最后,中国政府决定再次把我送回监狱继续服刑。近一年后,2007年4月27日,我服满了5年徒刑出狱。我出狱后,没有任何身份证件,在中国国内呆了近四个月,期间我递交了护照申请,但是政府不给我任何回音。2007年8月,美、中在北京举行第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方代表团团长是时任财政部长的保尔逊,那时保尔逊正与美国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以及美国证监会主席考克斯密切合作应对金融危机,而弗兰克和考克斯是在美国营救我的重要领头人,他俩拜托保尔逊此行北京把我带回美国。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一开场,保尔逊就请求中方代表团团长吴仪给我颁发护照,让我回美国与家人团聚,吴仪当场答应。这就是这本护照的由来,我就是拿着这本护照回到美国,也是用这本护照于2009年出国去日内瓦开会的。

2. 有许多人认为我批评和反对川普是因为川普政府拒绝我入籍,我怀恨在心,而我指望拜登政府解决我的入籍难题。

这是完全不了解美国司法体系的说法。我入籍受挫与哪个总统当政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和美国的相关法律以及具体执法的官员的通融度有关。在前文里我写道:

“有记者朋友问:你会因为这件事对美国政府产生憎恶吗?

不会的,我不会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挫折而动摇我对法治和民主的信念。目前对我入籍申请的判决看似古板和不近人情,但移民官秉法律办事,这是美国法治的一部分。”

这是我心情的真实写照。

接到我的诉状,迅速提议庭外和解、停止官司并快捷进行谈判而顺利达成我满意的和解结果的正是川普任内的国土安全部。无论谁当总统,都会是这样的结果。

感谢我的律师团队的出色工作,许许多多朋友对我的关心,以及我的家人和公民力量的同事对我的陪伴。自告奋勇准备在庭上为我作证的严家祺先生、徐友渔先生、夏明先生、贺保平先生、韩连潮先生、黄力平先生,还有数位美国政、学、人权界的朋友,对他们我要表达特别的谢意。

我很感恩这段申请入籍美国的奇特经历,它让我感受到更丰富多彩的人生,使我体会到面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公民的宽宏和审视。我又回归到了“无国籍”的原点,对未来命运的想象又变得的狂野和浪漫。

2021年1月11日 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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