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作为旅游学系首任党支部书记，对南开旅游的历史是最清楚的”，李天元老师在忆及专业初建的往事时如此感叹。1981年3月，南开大学与国家旅游局签订合作办学协议，设翻译导游和饭店管理两个专业。同年6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南开大学开办旅游本科专业，9月，在历史系招收旅游专业首届学生21人。1982年3月，南开大学旅游学系正式建立。
由国家行政部门投资兴办专业史无前例，王金堂书记见证了这一中国旅游教育开天辟地的大事。1982年暑假，在国家旅游局召开的专业研讨会上，学校重新审视专业名称，商讨调整了教学计划和培养方向，确定专业名称为旅游外语和旅游经济管理，1983年，旅游经济管理专业开始招生。“综合大学的专业名称不能按照职业来定，视野不能太局限”，在王金堂书记看来，专业名称的变更是对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的全面考量，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在于专业广泛、知识面宽广，专业的名称应该不只满足应用和技术，还要具备一定的学术性。专业调整后的旅游外语以外语为基础，更多的融合文化、历史与旅游的知识，旅游经济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也日益丰富，涵盖了经济、管理、文化等多个方面。
“旅游专业的人才应该是宽口径的，以旅游为中心发散出去，适应性要强”，王书记关切的问到现在学院毕业生的去向，提出学习旅游专业不光要有本学科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广泛的适应能力，胜任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上的工作，而对综合素质的培养一直都是南开旅游的特色。旅游学系的师资不仅来自多种学科背景还具有相当的国际视野，当时来自经济、管理、历史、外语专业的老师前往了不同的国家学习西方较为先进的理念与经验，李天元老师和王健老师就在公派出国学习的老师之列。师资的丰富带来了课程体系的更新，旅游学系还鼓励学生跨系选课开阔眼界，“旅游本身就是一个交叉学科，多听、多看、多学其他专业的课对学生本身也是有益处的”。
放眼世界、多元融合的同时，王书记认为旅游的内核始终是文化，对优秀中华文化的传承是南开旅游人的使命与担当。旅游学系邀请了学校历史系的老师来教授旅游文化课，讲述明清风物、寺庙文化和博物馆研究，带领学生去国内多个历史文化景区参观学习，“别的专业没有这个条件，当你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既是旅游文化教育，也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南开旅游学系首任党支部书记思政建设与专业培育相结合的哲学。
作为一个具有很强应用性的学科，知识的学习始终要落实在实践上，王书记回忆起自己读书的经历，“我们本科五年制，一半的时间都在外面实习，多走出去对人的成长有好处”，当时旅游学系要求学生本科期间要有三次参观和实习，常常还有旅游接待任务，最初产学研相结合的观念虽然源于现实的需要，但却一直贯穿在南开旅游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在校外的参观实习，王书记还十分赞同校内学生组织工作对能力的锻炼，“做学生干部是对为人处世能力的一种培养，你需要理解工作内容，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和判断力，要学会管理组织，还要有为同学服务的精神”。
1991年国家制定“八五计划”，国内旅游学科中专、大专和本科教育日趋完善，但仍旧缺乏更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本科教育稳步发展的南开旅游再次率全国之先决定开办旅游专业研究生班，而历程同样艰辛。其实早在1983年王金堂书记就已经开始思考高等旅游教育未来的发展，当时王书记赴成都开会，遇到了一所旅游院校的教务长，谈及旅游研究生班的开办，那位老师语重心长的跟王书记说，“旅游研究生班还得靠你们，现派几个人去国外培训回来开班是没用的，只有南开有基础、有条件”。旅游学系在当时还属经济学院管理，于是王金堂书记就和经济学院钱玉麟副院长写了一篇关于南开旅游开办研究生学位教育的报告，一份由学校转交给教育部，一份由他们专门前往北京递交给国家旅游局，由于种种原因辗转多年才有了教育部和国家旅游局在政策与资金上的支持。1986年，南开旅游首届研究生班招生，为旅游机关和院校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1991年旅游学系正式获得旅游经济硕士学位授予权。
从1981到2021，现如今的南开旅游逐步拥有了较为完整的学位体系，旅游管理和会展经济与管理两个专业均被评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我们也始终发扬着自建系以来的优良传统，在学科交叉融合、综合素质培养、国际交流、产学研结合等方面都获得了丰厚的成果，积极引领着旅游教育改革创新。
“这四十年真的很不容易，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总结过去，多学习”，前辈们用严谨的求索和不懈的努力开辟出了中国旅游研究的道路，回望过去的历史是为了铭记我们的初心，在新的时期不负韶华，砥砺奋进。
南开旅游站在新的发展交汇点上，将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和国家旅游战略发展的高度，谋划好新时代旅游教育发展的目标与路径，以更高的标准践行在数字化时代成为知识创造、教育创新和服务实践的卓越中心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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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开校友总会旅游校友分会
南开大学旅游系简史 12/05/2021 17:59
蒋子龙：八十岁再回首
Original 舒晋瑜 中华读书报 2021-11-27 08:52
《中华读书报》2022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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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5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新站长》算起，文坛老将蒋子龙已在江湖跋涉56年。1979年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令他一夜成名，此后《机电局长的一天》等作品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被公认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他也进入了改革文学奠基人的行列。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蒋子龙改革先锋称号，颁发改革先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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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
今年，80岁的蒋子龙陆续出版《开拓者家族》、随笔集《故事与事故》和《人间世笔记》。《人间世笔记》共有4小辑。前3辑用37篇随笔记录了当下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一幅幅人生世相，睿智深刻，练达透彻，诙谐生动；第4小辑更为精彩，记载了作家对各种人间世现象的感悟，金句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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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世笔记》，蒋子龙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
蒋子龙说，每个人活着是不断总结的，到老年系统地回顾一生，写本自传，不要把一辈子的感悟、特别是教训带走，这似乎是作家最后必须写的一本书。几年前就有朋友劝他动笔，但他至今还没有想好用一种什么表达方式。
年轻的时候，蒋子龙兴趣广泛，篮球打过团级代表队的中锋，乒乓球赢过天津工人代表队一号种子一局，吹拉弹唱能滥竽充数替补登台，也喜欢京剧、河北梆子，年轻时胆大能喊两嗓子，可是现在不敢了。他觉得，文学创作是个很“毒”的工作，自从把精神转到写作上，渐渐把其他爱好全丢弃了。现在还保留着多听多看的习惯，有外出的机会，特别是去企业、下农村，一般不会放过，朋友聚会也一定要参加，老友畅叙那是灵魂透气，一大快乐。
1
中华读书报：您对网络文学、网络文学作家有关注吗？
蒋子龙：非常关注，佩服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中华读书报：您以前还开过博客，后来有关注过微博吗？可以看出您一直都非常接受新事物，这是不是您心态年轻的原因？
蒋子龙：我从未在意过自己的心态，也不知该怎样在意。所谓“新事物”你不接受也不行，早接受早方便，比如到市场买菜，你不用微信还攥着一把零钱，你麻烦，老板们也嫌麻烦。
中华读书报：您从1960年开始写作，1965年创作出《新站长》，当时是什么让您选择走上写作这条道路？
蒋子龙：当时我并未把写作视为一条路。在部队已超期服役，因出身富农不能升官留队，心思不再往制图业务上下工夫，利用被抽调出来替部队文艺演出队编写节目的机会，在制图大楼三楼和四楼楼梯的拐弯处，有间存放乐器的小屋，获得部队首长特批，我可以在里面开夜车，不受熄灯号限制，编好文艺节目后，捎带着写了这篇小说。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地方和军内的报纸上发表过一些篇幅短小的散文随笔。
中华读书报：通过《碎思万端》能看出您关注的特别广泛，这么多年您怎么保持这种对世界的好奇心？
蒋子龙：对知识、对世界保持好奇心，决定了作家的创作力。特别是上了年纪，关注现实世界，有助于保持甚至扩大自己的精神容量和强度。因为小说要向外部世界打开，写透人情才是小说。有好奇心才能看到和看深人情世故。能保有多大的好奇心，可能跟作家的风格、性情和身体状态有关。有作家说过，身体好才能保证在创作过程中有爆发力。我理解“爆发力”，就是想象力、神来之笔。何况写长篇不单是精神劳动，更是个体力活。
2
中华读书报：您的写作有很多是“碎片”式的断想和议论。
蒋子龙：凡思考者，思想总有偶尔冒火花的时候。我喜欢张潮的《幽梦影》，契诃夫的《邻居集》、邦达列夫的《瞬间》等书，三言两语、一二百字，表达一个观点，一件有意思的事或人。就像工匠劳作时剩下的边角余料，不堪大用，丢掉又可惜。我长期积累了大量这样的边角余料，就想编一本“思想断片”或“碎思录”之类的书，于是零零散散地发表了《故事与事故》《碎思万端》《葵花灯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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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与事故》，蒋子龙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
中华读书报：在《故事与事故》中，您深情地回顾了自己走上文坛的故事，结交的一批著名编辑秦兆阳、苏予、许以，以及和《当代》《十月》《小说选刊》结下的深厚感情。
蒋子龙：我很幸运遇到了那些高山仰止又古道热肠的老编辑、大编辑，亦师亦友，至今感念不已。每每想起他们心里便涌起一种温暖、一种亲切、一种感动……真的好想他们！
我写过一篇文章，称编辑是支撑文学大厦的水泥柱里的钢筋。那个时代成就作家，也成就编辑，文坛上流传着许多关于编辑的故事，比如，没有龙世辉就不会有某部名著；没有萧也牧就不可能诞生曾轰动一时的某部长篇小说。
中华读书报：您说作家分两种：一种是把自己当宝贝，一种是把自己丢掉，又找了回来。您属于哪种？
蒋子龙：世界上有些知名作家，把自身视为自己创作的宝库。比如玛格丽特·杜拉斯，她的作品不靠外部情节推动，而是来自“内心体验的深度”，不断把生命掘深。
我自农村考到天津读中学开始，不知不觉、身不由己地开始丢失自己，随着命运漂流，报考什么学校，进什么工厂，当什么样的兵，什么时候复员，全都不是自己的选择。我渐渐意识到，只有手里的笔，我自己可以掌握。“文革”结束后，我因写小说被推上了批判台。挨批不是好事，却是扒掉所有外壳，认识自己的一个途径。既然认识到了，我就开始慢慢找回自己。我的写作生涯可以概括为先把生命拓宽，然后再往深处开掘。
中华读书报：《农民帝国》当年入围了茅盾文学奖。您如何评价这部作品对于您的意义？
蒋子龙：这是我最重要的一部书，凝结了我对农民命运的思考，而通过农民的命运可以解读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就是英译本的推介词所言：“不了解农民就不能了解中国。”我想有许多读者理解了我的创作初衷，不然自这部书出版十多年来，每隔一两年就要印一次，已经发行了九种版本。
3
中华读书报：您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在1976年复刊第一期《人民文学》的头条；1980年，《十月》发表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开拓者》，又让您获得首届“全国中篇小说奖”。那时您也是叱咤文坛风云的人物……
蒋子龙：好个“叱咤文坛风云”！我这一生就从未尝到过这种滋味，有时被整得太憋气，真想去当土匪“叱咤”一番。1976年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人民文学》编辑部奉文化部指令要我写检查，我写了一稿没过关便口出狂言：一不写检查，二从此不写小说，顶不济就在车间继续被监督劳动！编辑部为保我，由副主编李希凡代我起草检查，李带着替我写好的检查稿来天津，先将检查读给市委一位领导听，领导同意，当即下令派人找我在检查上签字，不签字也甭想再回工厂了。那意思很明显，我不签字就要被关或被抓了。
当天晚上九点多钟，妻子刚生下女儿，我回家熬了一暖瓶小米粥，那时这就是女人产后最好的营养品了。我把七岁的儿子反锁在屋里，骑车往南开医院送粥，到医院门口被一男子拦住，传达了上述市委领导的意见，叫我立刻跟他去市里签字。他既然在医院门口堵我，就知道我妻子刚生产，我心里的火往上撞，让他闪开道，说今晚你不带警察来我不会跟你走，你不知道我老婆刚生完小孩儿，还什么都没吃哪！他说我们有个女同志正在产房做你爱人的工作。我突然大怒，吼道：你不知道产后受惊吓就不下奶了！说着就往医院里跑，他还要阻拦，我抡起手里的暖瓶向他砸过去，疯了一样跑进产房，指着那个女人一个“滚”字刚骂出口，她一见我的神色，慌忙溜出了产房。
我两手空空，看着脸色煞白的妻子，情绪渐渐冷静下来，开始心疼那一暖瓶小米粥，小米是用粮票托车间里家在农村的工人好不容易给买来的，只好再回家重熬。妻子拉住我说，压压你那臭脾气，不行你先跟他们去一趟，你若被抓进去，家里锁着一个，我们娘俩还在医院里，这个家怎么办？我宽慰她说，放心吧市里不会因为我脾气坏抓我，我下狠心了，不管李希凡写成什么样，我都会在检查上签字。其实李希凡也被骗了，我签字后，检查也公开发表了，对我的批判却升级了。各地的批判文章不算，不久竟有三个从内蒙来的造反派，身穿绿军装，要把我揪到内蒙去，由于他们态度狂傲，惹恼了工厂的造反派，手持铁器把他们挡在厂门口以外。他们在大门外闹腾了三天，却始终进不了厂门。
4
中华读书报：您的名字已经和《乔厂长上任记》连在一起。这部作品被公认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当年这部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反响一定超出了您的预料吧？今天您怎么看待这部小说？
蒋子龙：“文革”前我是厂长秘书，再加上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小说和文章，便是“炮制大毒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笔杆子”的帽子，押送锻压车间监督劳动。“文革”结束后我不想回厂部，就留在车间管生产。由于我在生产第一线干了近十年，对车间的状况非常熟悉，还因为“文革”前我给厂长当过秘书，知道真正的厂长是怎样管理一个万人大厂的，可“文革”后等我当了车间主任跟当下的厂长一打交道，才知道什么叫积重难返。
那时“文革”形式上结束了，在人们的思想上还未结束，上边换了领导，却没有换脑子，只管给我下任务，什么责任也不担，车间有问题应该上边给解决的，也推来挡去，每个头头都满身黄油，一碰一滑溜。下边的工人派性闹了十来年，人的样子没变，却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机器设备年久失修，也不是原来的设备了，加上“文革”砸烂了所有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偏偏我喜欢自己的工作，厂里有位老师傅就曾说我天生是大工匠的料，落实政策后又想大干一番，给上边一些草包看看，于是就做梦般地把满腹牢骚用理想主义的方式表达出来：假若我当厂长就这么干，一个重机行业的大厂就该这么干——这就是《乔厂长上任记》。
小说出来后的反响，即便我真做梦也想象不到，陷我于冰与火的夹击之中，北京、上海的大报“欢迎乔厂长上任”，天津市委机关报连续发表14块版的文章批判……“官司”一直打到中央，直到总书记胡耀邦表态，乔厂长风波才算平息，但批乔者们心里的毒火并没有发完，此后又延续了许多年，一有机会就对我烧烤一番。有人说我是“硬汉”，只有我自己心里有数，表面的“硬”皮不过是被不断烧烤烤出来的，即所谓的外焦里软。人被逼到那个地步，不硬一点早就趴下，撑不过来了。
现在看，乔厂长不过碰巧站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人心等几条线的交汇点上，如同引爆了炸药，炸开了人们被十年“文革”封住的神经。说他是为社会开放趟地雷的，不算过分。
中华读书报：您来珠海几年了？是否已经习惯？
蒋子龙：已经有五六年了，每到冬季来珠海。我似乎有一颗没有家或找不到家的灵魂，到哪里都适应。在珠海不与外界联系，没有朋友，更安静，更适于阅读和写作。
中华读书报：回顾这八十年，您最幸运的是什么？有什么遗憾吗？
蒋子龙：我可能是同年龄的人中经受磨难和屈辱比较多的，或明或暗屡遭小人陷害，还包括经历很有可能丧命的事故，却总能有惊无险。所以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幸运是还没有丢失做人原有的善良，没有变坏，没有以我的性格去打打杀杀过一种快意恩仇的生活。我创造了自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笔下的文字。若说有遗憾，既然干了写作这一行，是没有把该读的书都读完、读透，缺乏学识，因此不能把自己心里想的都能写出来，而且写得更好。我心里是有标准的，却达不到。这不只是遗憾，还很痛苦。
（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
Original 舒晋瑜 中华读书报 2021-11-27 08:52
《中华读书报》2022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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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5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新站长》算起，文坛老将蒋子龙已在江湖跋涉56年。1979年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令他一夜成名，此后《机电局长的一天》等作品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被公认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他也进入了改革文学奠基人的行列。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蒋子龙改革先锋称号，颁发改革先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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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
今年，80岁的蒋子龙陆续出版《开拓者家族》、随笔集《故事与事故》和《人间世笔记》。《人间世笔记》共有4小辑。前3辑用37篇随笔记录了当下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一幅幅人生世相，睿智深刻，练达透彻，诙谐生动；第4小辑更为精彩，记载了作家对各种人间世现象的感悟，金句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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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世笔记》，蒋子龙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
蒋子龙说，每个人活着是不断总结的，到老年系统地回顾一生，写本自传，不要把一辈子的感悟、特别是教训带走，这似乎是作家最后必须写的一本书。几年前就有朋友劝他动笔，但他至今还没有想好用一种什么表达方式。
年轻的时候，蒋子龙兴趣广泛，篮球打过团级代表队的中锋，乒乓球赢过天津工人代表队一号种子一局，吹拉弹唱能滥竽充数替补登台，也喜欢京剧、河北梆子，年轻时胆大能喊两嗓子，可是现在不敢了。他觉得，文学创作是个很“毒”的工作，自从把精神转到写作上，渐渐把其他爱好全丢弃了。现在还保留着多听多看的习惯，有外出的机会，特别是去企业、下农村，一般不会放过，朋友聚会也一定要参加，老友畅叙那是灵魂透气，一大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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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对网络文学、网络文学作家有关注吗？
蒋子龙：非常关注，佩服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中华读书报：您以前还开过博客，后来有关注过微博吗？可以看出您一直都非常接受新事物，这是不是您心态年轻的原因？
蒋子龙：我从未在意过自己的心态，也不知该怎样在意。所谓“新事物”你不接受也不行，早接受早方便，比如到市场买菜，你不用微信还攥着一把零钱，你麻烦，老板们也嫌麻烦。
中华读书报：您从1960年开始写作，1965年创作出《新站长》，当时是什么让您选择走上写作这条道路？
蒋子龙：当时我并未把写作视为一条路。在部队已超期服役，因出身富农不能升官留队，心思不再往制图业务上下工夫，利用被抽调出来替部队文艺演出队编写节目的机会，在制图大楼三楼和四楼楼梯的拐弯处，有间存放乐器的小屋，获得部队首长特批，我可以在里面开夜车，不受熄灯号限制，编好文艺节目后，捎带着写了这篇小说。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地方和军内的报纸上发表过一些篇幅短小的散文随笔。
中华读书报：通过《碎思万端》能看出您关注的特别广泛，这么多年您怎么保持这种对世界的好奇心？
蒋子龙：对知识、对世界保持好奇心，决定了作家的创作力。特别是上了年纪，关注现实世界，有助于保持甚至扩大自己的精神容量和强度。因为小说要向外部世界打开，写透人情才是小说。有好奇心才能看到和看深人情世故。能保有多大的好奇心，可能跟作家的风格、性情和身体状态有关。有作家说过，身体好才能保证在创作过程中有爆发力。我理解“爆发力”，就是想象力、神来之笔。何况写长篇不单是精神劳动，更是个体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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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的写作有很多是“碎片”式的断想和议论。
蒋子龙：凡思考者，思想总有偶尔冒火花的时候。我喜欢张潮的《幽梦影》，契诃夫的《邻居集》、邦达列夫的《瞬间》等书，三言两语、一二百字，表达一个观点，一件有意思的事或人。就像工匠劳作时剩下的边角余料，不堪大用，丢掉又可惜。我长期积累了大量这样的边角余料，就想编一本“思想断片”或“碎思录”之类的书，于是零零散散地发表了《故事与事故》《碎思万端》《葵花灯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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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与事故》，蒋子龙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
中华读书报：在《故事与事故》中，您深情地回顾了自己走上文坛的故事，结交的一批著名编辑秦兆阳、苏予、许以，以及和《当代》《十月》《小说选刊》结下的深厚感情。
蒋子龙：我很幸运遇到了那些高山仰止又古道热肠的老编辑、大编辑，亦师亦友，至今感念不已。每每想起他们心里便涌起一种温暖、一种亲切、一种感动……真的好想他们！
我写过一篇文章，称编辑是支撑文学大厦的水泥柱里的钢筋。那个时代成就作家，也成就编辑，文坛上流传着许多关于编辑的故事，比如，没有龙世辉就不会有某部名著；没有萧也牧就不可能诞生曾轰动一时的某部长篇小说。
中华读书报：您说作家分两种：一种是把自己当宝贝，一种是把自己丢掉，又找了回来。您属于哪种？
蒋子龙：世界上有些知名作家，把自身视为自己创作的宝库。比如玛格丽特·杜拉斯，她的作品不靠外部情节推动，而是来自“内心体验的深度”，不断把生命掘深。
我自农村考到天津读中学开始，不知不觉、身不由己地开始丢失自己，随着命运漂流，报考什么学校，进什么工厂，当什么样的兵，什么时候复员，全都不是自己的选择。我渐渐意识到，只有手里的笔，我自己可以掌握。“文革”结束后，我因写小说被推上了批判台。挨批不是好事，却是扒掉所有外壳，认识自己的一个途径。既然认识到了，我就开始慢慢找回自己。我的写作生涯可以概括为先把生命拓宽，然后再往深处开掘。
中华读书报：《农民帝国》当年入围了茅盾文学奖。您如何评价这部作品对于您的意义？
蒋子龙：这是我最重要的一部书，凝结了我对农民命运的思考，而通过农民的命运可以解读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就是英译本的推介词所言：“不了解农民就不能了解中国。”我想有许多读者理解了我的创作初衷，不然自这部书出版十多年来，每隔一两年就要印一次，已经发行了九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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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在1976年复刊第一期《人民文学》的头条；1980年，《十月》发表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开拓者》，又让您获得首届“全国中篇小说奖”。那时您也是叱咤文坛风云的人物……
蒋子龙：好个“叱咤文坛风云”！我这一生就从未尝到过这种滋味，有时被整得太憋气，真想去当土匪“叱咤”一番。1976年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人民文学》编辑部奉文化部指令要我写检查，我写了一稿没过关便口出狂言：一不写检查，二从此不写小说，顶不济就在车间继续被监督劳动！编辑部为保我，由副主编李希凡代我起草检查，李带着替我写好的检查稿来天津，先将检查读给市委一位领导听，领导同意，当即下令派人找我在检查上签字，不签字也甭想再回工厂了。那意思很明显，我不签字就要被关或被抓了。
当天晚上九点多钟，妻子刚生下女儿，我回家熬了一暖瓶小米粥，那时这就是女人产后最好的营养品了。我把七岁的儿子反锁在屋里，骑车往南开医院送粥，到医院门口被一男子拦住，传达了上述市委领导的意见，叫我立刻跟他去市里签字。他既然在医院门口堵我，就知道我妻子刚生产，我心里的火往上撞，让他闪开道，说今晚你不带警察来我不会跟你走，你不知道我老婆刚生完小孩儿，还什么都没吃哪！他说我们有个女同志正在产房做你爱人的工作。我突然大怒，吼道：你不知道产后受惊吓就不下奶了！说着就往医院里跑，他还要阻拦，我抡起手里的暖瓶向他砸过去，疯了一样跑进产房，指着那个女人一个“滚”字刚骂出口，她一见我的神色，慌忙溜出了产房。
我两手空空，看着脸色煞白的妻子，情绪渐渐冷静下来，开始心疼那一暖瓶小米粥，小米是用粮票托车间里家在农村的工人好不容易给买来的，只好再回家重熬。妻子拉住我说，压压你那臭脾气，不行你先跟他们去一趟，你若被抓进去，家里锁着一个，我们娘俩还在医院里，这个家怎么办？我宽慰她说，放心吧市里不会因为我脾气坏抓我，我下狠心了，不管李希凡写成什么样，我都会在检查上签字。其实李希凡也被骗了，我签字后，检查也公开发表了，对我的批判却升级了。各地的批判文章不算，不久竟有三个从内蒙来的造反派，身穿绿军装，要把我揪到内蒙去，由于他们态度狂傲，惹恼了工厂的造反派，手持铁器把他们挡在厂门口以外。他们在大门外闹腾了三天，却始终进不了厂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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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的名字已经和《乔厂长上任记》连在一起。这部作品被公认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当年这部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反响一定超出了您的预料吧？今天您怎么看待这部小说？
蒋子龙：“文革”前我是厂长秘书，再加上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小说和文章，便是“炮制大毒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笔杆子”的帽子，押送锻压车间监督劳动。“文革”结束后我不想回厂部，就留在车间管生产。由于我在生产第一线干了近十年，对车间的状况非常熟悉，还因为“文革”前我给厂长当过秘书，知道真正的厂长是怎样管理一个万人大厂的，可“文革”后等我当了车间主任跟当下的厂长一打交道，才知道什么叫积重难返。
那时“文革”形式上结束了，在人们的思想上还未结束，上边换了领导，却没有换脑子，只管给我下任务，什么责任也不担，车间有问题应该上边给解决的，也推来挡去，每个头头都满身黄油，一碰一滑溜。下边的工人派性闹了十来年，人的样子没变，却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机器设备年久失修，也不是原来的设备了，加上“文革”砸烂了所有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偏偏我喜欢自己的工作，厂里有位老师傅就曾说我天生是大工匠的料，落实政策后又想大干一番，给上边一些草包看看，于是就做梦般地把满腹牢骚用理想主义的方式表达出来：假若我当厂长就这么干，一个重机行业的大厂就该这么干——这就是《乔厂长上任记》。
小说出来后的反响，即便我真做梦也想象不到，陷我于冰与火的夹击之中，北京、上海的大报“欢迎乔厂长上任”，天津市委机关报连续发表14块版的文章批判……“官司”一直打到中央，直到总书记胡耀邦表态，乔厂长风波才算平息，但批乔者们心里的毒火并没有发完，此后又延续了许多年，一有机会就对我烧烤一番。有人说我是“硬汉”，只有我自己心里有数，表面的“硬”皮不过是被不断烧烤烤出来的，即所谓的外焦里软。人被逼到那个地步，不硬一点早就趴下，撑不过来了。
现在看，乔厂长不过碰巧站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人心等几条线的交汇点上，如同引爆了炸药，炸开了人们被十年“文革”封住的神经。说他是为社会开放趟地雷的，不算过分。
中华读书报：您来珠海几年了？是否已经习惯？
蒋子龙：已经有五六年了，每到冬季来珠海。我似乎有一颗没有家或找不到家的灵魂，到哪里都适应。在珠海不与外界联系，没有朋友，更安静，更适于阅读和写作。
中华读书报：回顾这八十年，您最幸运的是什么？有什么遗憾吗？
蒋子龙：我可能是同年龄的人中经受磨难和屈辱比较多的，或明或暗屡遭小人陷害，还包括经历很有可能丧命的事故，却总能有惊无险。所以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幸运是还没有丢失做人原有的善良，没有变坏，没有以我的性格去打打杀杀过一种快意恩仇的生活。我创造了自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笔下的文字。若说有遗憾，既然干了写作这一行，是没有把该读的书都读完、读透，缺乏学识，因此不能把自己心里想的都能写出来，而且写得更好。我心里是有标准的，却达不到。这不只是遗憾，还很痛苦。
（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